許章潤

北京清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勞東燕1月29在微信公眾號「勞燕東飛」上發布題為《直面真實的世界》、長達6000字的文章。該文章僅存活了不到2個小時，就被微信平台刪除。勞東燕曾在2016年榮獲中國人文社科最具影響力青年學者、第二屆首都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她對中國的法治建設一直努力說真話，也曾聲援過被當局打壓的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以下是《直面真實的世界》全文。 一、引子  躊躇許久，仍不知道2021年的總結，要從哪裡寫起。  過去的一年於我而言，算是地過得平靜，少了明眼可見的中傷，也不復求而不得的失望。然而，內心的鬱結之處並未消散，同時迷茫之感與日俱增。  記得2019年曾讀到一句話，大意是，2019年是過去十年中最糟糕的一年，同時也是未來十年里最美好的一年。當時只道是揶揄，如今回看，倒是頗有些洞察先機的意味。  疫情之下，歲月靜好的想像終於難以維續，因為兵荒馬亂的日子，距離每個人都幾乎只有一步之遙。就在不久之前，又一個城市經歷了圍城之困。誰能保證，武漢與西安所經歷的一切，就不會降臨到我們自己的身上？即便沒有圍城之困，在經濟下行和失業降薪的風潮之下，誰又知道前方會有什麼遭遇在等著我們？  在一個到處充斥正能量話語的社會，不安感卻像潮水一樣，迅速地在全社會蔓延。在不安感的支配下，對自由的追求時常成為被譏諷的對象，而人們對於權力的漸趨集中，對於以安全為名的各式管控，對於以大數據追蹤為基礎的技術統治，日益表現出無所謂甚至是歡迎的態度。  2020年的我，憤慨與感喟都主要圍繞自身的遭遇，試著全面接納在不期然中降臨的中年心態；終究，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或遲或早地要步入中年，從生理到心理。2021年的我，似乎更多覺察到的是周遭的變化，對於周遭世界與很多事物，都被迫經歷重新認識的過程。  二、在荒謬中生活  疫情的連鎖反應，加上時局的變動，導致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此起彼伏。  發表一份記錄疫情下日常生活之種種的日記，得做好被約談的準備。聲援一下因課堂言論被開除的同行，甚至要面臨「被精神病」的遭遇；在自媒體的接力呼籲之下，好不容易從精神病院出來，最終卻只能在年關來臨之際，選擇從此別離家鄉。  冰天雪地里，懷胎八月的孕婦在醫院門外坐等流產，而突發心臟病的老人，以必須核酸檢測為由，在無情的等待中失去救治的機會。一位媽媽接到中學放假的女兒，在已通過十八輪核酸檢測的情況下，仍被卡點攔著不讓回家，在冬日的寒夜彷徨街頭直到天明。  山東的某位鎮委書記告誡上訪人員，有一百種手段「刑事」對方；河南的某位縣長更是殺氣騰騰地喊話，春節期間要對惡意返鄉者先隔離再拘留。  以上種種，多麼希望只是個例，可惜不是。那位聲稱有一百種手段「刑事」上訪人員的鎮委書記，想必不會認為自己說的內容有錯，而只會怪自己政治上幼稚，把不能說而一直在做的事說出了口，還不小心被錄了音。的確，她道出的是現實。刑法中多的是手段來對付上訪人員，包括尋釁滋事罪、敲詐勒索罪以及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罪等，都是實務中常用的罪名。  那位在冬日寒夜與女兒一起彷徨街頭的媽媽，曾這樣哭訴：「如果每一個教訓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能成為教訓的時候，這樣是不是太慘痛了？……你們是執法部門，但是天理人情呀，我們是不是把人放在了第一位？」 她的哭訴讓人潸然淚下。然而，在這起事件中，究竟誰是為惡者，誰需要對結果負責呢？答案是沒有。就像當地街道辦的工作人員回應的那樣，我們無能為力，這個事情也不能說卡點人員做得不對。  一切都是以安全或穩定為名，宣稱是為了民眾的福祉。可悲的是，無論是醫院的保安還是卡點的人員，每個人都在盡忠職守，猶如螺絲釘那樣，認真貫徹來自上面的規定，同時卻對具體個人的苦難視若無睹，甚至本身就是他人苦難的肇因。  單純人性的惡，儘管看起來觸目驚心，其實並不那麼可怕，因為但凡有正常理性的人，都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就像重慶那位男子為實現再婚目的，不惜將一對親生兒女從高樓拋下，誰都會發出惡魔在人間的斥責。然而，制度造成的惡，因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現，導致人們普遍地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傳染性。縱觀20世紀的浩劫，幾乎都是由制度性的惡所造成，惡劣的制度加持人性的黑暗，一再地釀成難以想像的悲劇。  在恍惚中，我聽到國家機器在那裡嘎吱嘎吱轉動的聲音，反應敏捷，運作有序，卻缺乏任何溫情，顯得理性而冷酷。在這樣的國家機器眼中，抽象的群體至高無上，而具體的成員毫無價值。事實上，作為群體的民眾被抬舉得越高，作為個體的成員就愈發地無足輕重。兩種理念竟能並行不悖地存在，世界就是如此的荒謬。  荒謬的不止於此。當初以自由為名而得以迅猛發展的網路與數據技術，正在成為新的統治工具，給作為社會成員的我們套上日益沉重的枷鎖。技術本身以造福於社會為名而被大力倡導，但現實中它們經常被用於監控與操縱，包括進行愚弄。  就比如，個人在朋友圈發布的信息，不時會遇到只有自己可見的情況，而發布者往往還並不知情。同時，與主流不同的聲音越來越難以發出，即便僥倖通過發布環節的審查，也會被技術迅速地捕捉。此外，在技術的統治之下，個人被大數據系統所誤傷，也經常不知道找誰理論，每個人都身不由己地陷入匿名的魔陣之中。  學生時代在王小波的書中讀到花剌子模國信使的故事，覺得匪夷所思。怎麼會有這樣的制度安排呢？凡是給國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國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壞消息難道會因為信使的不傳達而消失嗎？然而，此種類似於寓言的故事，在現實中一再地上演。  當下的社會治理中，不管什麼層級，重要的往往不是出現了相應的問題，而是相應問題是否成為了輿情事件。於是乎，不解決問題，而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成為治理中的慣常手段。把任何有影響力的事件都單純地當作輿情問題，導致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多。本來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後變成天大的事。  更為荒謬的是，很多被套上枷鎖的人，不僅不憤怒於自由的喪失，還頗為怡然自得，就像溫水中被煮的青蛙。並且，雖然自己也是被統治者，卻特別善於為統治者著想。一切都是為了大局嘛，限制自由算什麼，犧牲他人的權益更是不值一提。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普通個人為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被迫承擔越來越多的污名。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對於他人的不幸表現出不加掩飾的冷酷，甚至想方設法要從當事人的身上找出錯處來。這種下意識的言行，折射出一種頗為微妙的內在心理：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們，完全（或至少部分）是由於自身的過錯所導致，而我沒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是安全的，不幸不至於降臨到我的身上。  可以說，正是真實世界中安全感與穩定預期的嚴重匱乏，釀生了此類扭曲的自我臆想。當全社會陷入這樣的臆想，被害人有錯論的泛濫成災，也就變得容易理解。只有純潔無辜的被害人才被認為值得同情，而這樣的被害人少之又少，人們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絕施予同情。基本的同情心與同理心，在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稀缺，日漸地成為奢侈品。   三、在迷茫中忙碌  人到中年，突然發現需要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在反思自己是否有些矯情的同時，我有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惘然。直面荒謬，又時常無能為力。所以，儘管早過了不惑之年，反而愈加地困惑與迷茫。  公眾號停更一年，期間除因出版社的提議而發布過新書的訊息外，沒有專門寫過或推送過任何文章。偶爾有朋友或學生問起，多是以忙的理由來搪塞。但從內心來說，停更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迷茫。  迷茫首先表現在，但凡涉及社會性的問題，我已經完全不知道，言說的邊界究竟在哪裡，也因此不知道自己可以寫些什麼。當202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揭曉，授予菲律賓記者瑪麗亞·蕾莎與俄羅斯《新報》總編輯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時，國內報道的是「以表彰二人做出的貢獻「，而外媒的報道則是」以表彰二人為捍衛言論ZY做出的貢獻「。不知從何時起，言論ZY竟成為諱莫如深的辭彙。  迷茫還表現在，除了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之外，我不知道這樣的公共寫作有什麼意義。在公知被普遍污名化的今天，無論是民眾還是政府，包括這個時代的青年，都不怎麼歡迎指摘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我看過一段視頻，是一位年輕女孩挖苦譏諷公知的，被她點名道姓的那些人物，都曾是我們這一代年輕時頗為尊敬的知識界人物。看完之後，心裡頓覺一陣寒意，不由地想起魯迅先生的小說《葯》中的人物夏瑜。夏瑜的犧牲有什麼意義呢？大概只有作為人血饅頭的意義。他為之付出生命的民眾，就是那樣對待他的。  實際上，不止是公號文章的寫作，甚至於對學術寫作，我也開始陷於意義的迷茫之中。觀察近些年來的法律實踐，發現學術性寫作除了為個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些許本錢，原以為的推進中國法治的意義，純屬一廂情願。法學理論的研究，越來越像學界中人的自娛自樂，表面的繁盛掩蓋不了內里的空虛與犬儒。在學術日益內卷化的今天，論文寫作的意義往往只在於發表。說到底，在理論對法治的設想與實務對法制的踐行日益背道而馳的今天，也不要奢望理論能對實務產生多少影響。  更為迷茫的是，在這一年中，我試著讓自己收斂與合規，但終究發現，很多時候都會被逼到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地步。也許，是我的忍耐力不夠吧。很多事情，但凡還有一點做人的血性，我都疑惑，怎麼能忍得下來。無止境的忍耐，無原則的退讓，最終會讓自己都鄙視自己，那樣苟且地活著，真是枉稱為人。反之，不想忍耐的話，就要經常處於憤怒的狀態，還可能被認為是麻煩人物，免不了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讓人迷茫的還有，關於努力的意義。一直篤信越努力越幸運的我，突然間就陷入迷茫之中，不知道努力的意義何在。這些年來，努力前所未有地貶值，就像遭遇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所謂的「貶值」，不只意味著更多的努力換不來更高的收入，也意味著隨著階層提升渠道的收緊，拚命的努力也不見得能改變自身的命運；「貶值」還意味著，對很多社會問題所作的努力，難以獲得真正有意義的改善。  就比如，包括我本人在內的法界同行與媒體同仁，這兩年在人臉識別的問題上做了不少的努力。兩年之前北京地鐵在準備推廣人臉識別時，因遭遇輿論的反對而擱置；兩年之後北京已有五個地鐵站悄然推行人臉識別，預計很快就將全面鋪開。不止如此，小區、商場、學校等各類公共場合，借疫情防控的東風，人臉識別技術的適用都有愈演愈烈之勢。  如果所做的努力沒有意義，那我們還要繼續選擇努力嗎？然而，不努力又能如何？恐怕只會使處境更為糟糕。所以，就只能在迷茫中忙碌，在忙碌中迷茫。在努力遭遇斷崖式貶值的今天，這樣的迷茫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也無怪乎「內卷」與「躺平」，會成為具有時代標誌性的關鍵詞。  「內卷」的本意是不必要的複雜化或缺乏進步的自我重複，對於努力的貶值現象，用「馬爾薩斯陷阱」來形容可能更為準確。不過，「內卷」的字面意思直白易懂，也比較形象：既然沒法對外使力，那就只能捲入內部的過度競爭。在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的情況下，「躺平」也相應成為一種不失明智的處世立場。不再接受打雞血式的激勵，也許是年輕一代在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消極的抗爭，以部分地消解外在環境對個體的規訓吧。   四、在適應中反省  從年輕時候開始，我便認為法治在中國的實現，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只是時間的問題。然而，這種盲目的樂觀遭到了現實的痛毆。眼見著依法治國日益地變成以刑治國，法家主義的法制捲土重來，有時會有悲從中來之感。我不算悲觀的人，但仍難以完全消化外部環境的衝擊帶來的沮喪與失望。我很想兜售正能量，但在春節返鄉也要被冠以惡意的年代，實在是說不出口。在程式化的政治話語漫天飛舞的時代，作為學者，至少應該保持起碼的真誠。一味地迴避現實中的種種，終不免淪為虛偽與投機。  我始終認為，與給予虛幻的希望相比，認清與直面現實是第一位的。就像在對女兒的教育上，我選擇讓她看到世界的真實面目，不會刻意掩飾其中的醜陋與殘酷，給她一個修飾過後的美麗新世界。作為初一的學生，我推薦她看《那不勒斯四部曲》，讓她自己去思考女性命運與兩性平等的話題。前不久她主動提出要看《辛德勒的名單》，我也表示同意，陪她一起觀看，並且在看完後與她探討，為什麼這樣的影片會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所以，我的女兒雖然成績平平，在他人看來可能毫不出彩，但在我眼裡，她自有她的出色之處。她對優秀影視作品的鑒賞力與領悟力，遠超同齡的孩子，對於一些政治與社會問題的判斷，也勝過許多腦袋空空的成年人。  直面現實，接受世界殘酷的一面，是走向成熟必須要經歷的過程，不然，心理上就永遠只處於蒙昧的幼童時期。就像有句話說的，「凡是聽不得殘酷真相的人，一般都活在嬰兒階段。人的成熟，一半是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一半是對殘酷真相的接納。」  我始終不認為，將各種社會問題擱在那裡，不讓人說破，不讓大家知曉，便是所謂的正能量。如果正能量要依靠掩飾而獲得，連直面的勇氣都沒有，這樣的正能量，未免透著一股掩耳盜鈴式的虛弱。  只是，在直面現實的同時，如何讓自己不至於變得憤世嫉俗或是隨波逐流，是頗費思量的事。在外部環境變動的同時，對個人來說，勢必面臨如何調整與適應的命題。完全堅守原先的自我，會因為與外部環境格格不入而遭受痛苦；反過來，選擇成為變色龍，也終究會由於迷失自我而陷於空虛。在兩端之間怎樣平衡，如何在適應外部環境變動的同時保持獨立的自我，可能是很多人正面臨的困擾。我也是如此。  年歲漸長，終究發現，對任何個人來說，時運都是第一位的。再生猛的人，也強不過時運，中國人喜歡講天命，或許與此有關。但是，特定的時運之下，作為個人仍會有一些選擇的空間。  所謂的適應，肯定不是通過一味地扭曲與改變自身而順從於外部環境。單方面的順從，只會造就苟且的自我。就像法律一樣，作為個人，我們不僅必須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動，而且需要具備自我演進的能力，通過以我為主的選擇不斷地實現自我更新。這正是盧曼系統論所給予的啟發。  相應地，在對外部環境的變動保持敏感並調整認知的同時，需要努力培養內在的生命力，以形成更為強大的自我。一個強健的、具有內在生命力的自我，會更有能力化約外部環境帶來的衝擊，同時拒絕犬儒與投機。  所以，在得知近幾年國內位列TOP2的兩所大學，70%以上的畢業生都選擇公務員與教師等體制內職位時，我在表示理解的同時，也感到有些惋惜。表示理解是因為，我知道身邊的這些年輕人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普遍都高度地焦慮；感到惋惜則是源於，選擇體制內的職位意味著選擇了安穩，而安穩的職位通常天花板很低，風險變小的同時自然收益也少。  我特別期望，無論身處哪個年齡層，都不要因為疫情的久拖不決與經濟的低迷下滑，就放棄自己的夢想，降低自我的期待。我們需要做出調整，也需要適應外部環境，但不是通過放棄夢想與降低期待來實現。不應該讓疫情偷走自己的夢想。  就像我的一個學生對我說的，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評時，為什麼要讓高處的眼睛去就低處的雙手，而不是反過來努力抬高雙手的位置呢？因此，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評時，或許值得慶幸的是，自己至少還有「眼高」的優勢，比眼低手低總是要更勝一籌。就目前的情況來說，所能做的，就是努力讓自己的內心安靜下來，以一種「面壁十年圖破壁」的耐心，在韜光養晦的同時積蓄實力。我對自己的期望也是如此。  回看過往的研究，我關注的命題一直是，如何使包括刑法在內的法律系統適應社會外部環境的變化。反思這種研究立場，不足之處在於只關注「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的問題，其實真正需要關注的應當是「良善的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基於此，實有必要對原先的研究立場做出調整。  法律不只是一個功能系統，需要不斷適應外部的社會環境；同時它也是一個意義系統，承載著時代的價值觀與道德底線。因此，在做法學研究時，不僅需要有社會理論的視野，政治哲學的視角也不可或缺，因為後者關注的恰恰是「良善」的維度。當法律人不斷地宣稱民眾應當信仰法律時，其間的法律顯然不應當是法家主義意義上的法律。  在為人處世上，也有一些需要調整的地方。遇到不懷好意的攻訐，以往的我，下意識的選擇會是忍讓退卻與保持距離。可能多少是受了「惡人自我惡人磨」的處世哲學的影響。反思這樣的做法會發現，很多人都是像我這麼想的，總希望有別的惡人去施行懲治。也正是這樣的處世哲學，導致在中國社會吃虧的經常是君子與老實人，而小人與惡人們往往佔盡便宜。  可以說，正是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選擇忍讓退卻，才讓惡人能肆無忌憚地繼續為惡。在某種意義上，對於周遭環境的日漸惡化，選擇忍讓退卻的我們，其實都負有消極不作為的責任。這並非君子之風，而是犬儒懦弱的表現。以德報怨，那何以報德呢？在不拉低自己的前提下，是應該考慮堅決反擊的。  在微博上讀到一句話：「你真正吸引的人，永遠欣賞的是你驕傲的樣子，而不是你故作謙卑和故作討喜的樣子。」謹將這話送給此刻可能迷茫彷徨的你，也送給我自己。  「如果你選擇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去為那些沒有發言權的人發聲；如果你選擇不僅與強者為伍，還會同情幫扶弱者；如果你時刻設身處地為那些沒有像你這般地位的人著想，那麼你的存在，將不僅是你家人的驕傲，更是無數因為你的幫助而改變命運的成千上萬人的驕傲。」這是J.K.羅琳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致辭中的一段話，我特別喜歡。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願你我都能擁有這樣的正能量。  2022年1月29日 完稿於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