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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5 日
「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海寧查氏是中國歷史上江南的名門望族之一。康熙帝曾御筆親書楹聯「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匾額「敬業堂」、「嘉瑞堂」以褒獎海寧查氏的厚德門風。查氏近代名人有王國維、蔣百里、徐志摩、查良釗、金庸、穆旦等。 跋涉：從清華到西南聯大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穆旦」為名是將其姓氏「查」字拆為「木旦」，後用「慕旦」，再固定為「穆旦」。金庸（查良鏞）也採取叔伯哥哥的方式拆「鏞」作其筆名。 1935年，穆旦考入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1937年抗戰爆發，他隨清華師生一起遷到長沙繼續學業。不久，再次啟程，與兩百多名師生組成「步行團」，隨曾昭掄、李繼桐等教授，歷時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長途跋涉抵達雲南昆明西南聯大。 遠征：歷史走過留下英靈 1942年，穆旦已是西南聯大的助教。這年，日軍在緬甸戰場投入重兵，勢如破竹，中國唯一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脈面臨被切斷危險。應盟軍要求，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2月，穆旦報名參加遠征軍，在第五軍司令部任中校翻譯官。在軍中，穆旦受到杜聿明的禮遇，在作戰間隙，他會作詩活躍氣氛、鼓舞士氣。 從中國軍隊入緬算起，中緬印大戰歷時3年零3月，中國投入兵力總計40萬人，傷亡近20萬人。這是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首次出國作戰，與盟軍一同立下戰功，中國遠征軍用鮮血和生命書寫了抗戰史上極為悲壯的一筆。 1942年4月，盟國英軍作戰失利，遠征軍的戰略防衛目標消失，被迫後撤。穆旦隨第五軍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熱帶雨林。 「那是1942年的緬甸撤退。他從事自殺性的殿後戰。日本人窮追。他的馬倒了地。傳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給死去的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著。在熱帶的豪雨里，他的腿腫了，疲倦得從來沒有想到人能夠這樣疲倦，放逐在時間—幾乎還有空間—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陰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援了，帶著一種致命性的痢疾，讓螞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這一切之上，是叫人發瘋的飢餓，他曾經一次斷糧達八日之久。但是這個24歲的年輕人在五個月的失蹤之後，結果是拖了他的身體到達印度……」（王佐良《一個中國詩人》） 對於這段歷史，詩人穆旦寫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森林：歡迎你來，把血肉脫盡。」「祭歌：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榦而滋生。」 旅美：快樂卻短暫的時光 1946年，穆旦結識了燕京大學才女周與良。周與良在後來的回憶中寫道，（當時良錚給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講話有風趣，很文靜，談起文學、寫詩很有見解，人也漂亮。」 1948年，周與良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穆旦隨後也旅美進入芝大就讀。1949年底，穆旦和周與良在美國佛州結婚，婚後住在芝大校園附近的公寓。當時和他們夫婦來往的朋友很多，周末大家聚會、打橋牌、跳舞。 提到那段快樂的歲月，周與良懷念道：「我們的家總是那麼熱鬧。」巫寧坤回憶說：「1948年3月，我從美國印第安納州曼徹斯特學院畢業後，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趙蘿蕤、周鈺良（周與良的哥哥）、查良錚等人，他們都是國內英語界的菁英。」 回國：費盡周折當頭一棒 1950年，穆旦開始辦理回國手續，但辦理過程十分曲折。「當時美國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許讀理工科博士畢業生回國，文科不限制。良錚為了讓我和他一同回國，找了律師，還請我的指導教師寫證明信，證明我所學與國防無關。」（周與良《永恆的思念》） 1951年，穆旦夫婦收到台灣大學和印度德里大學的的邀請函，邀請他們就職任教。但是，夫婦二人終於選擇了回國。後來發生的一切，是當年急於回國的他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1952年，美國移民局終於批准他們回香港的申請。1953年1月，他們未抵香港，幾經輾轉，由深圳到廣州，再到上海，最後抵達北京。5月，穆旦被分配到南開大學外文系任副教授。 1954年3月到年底，穆旦高質高效翻譯出版了普希金的系列作品，一時聲名鵲起。但穆旦譯詩的「黃金時代」轉瞬即逝。 1954年底，著名的南開「外文系事件」爆發。隨後，穆旦因「中國遠征軍」和芝大留學經歷，被歸為需要「專政」的對象。1958年，穆旦被正式劃為「歷史反革命份子」，降職降薪，被逐出課堂，並被判處3年勞教，強迫在南開圖書館和洗澡堂接受管制勞動，自此失去寫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 1962年，管制解除。穆旦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計劃，翻譯英國浪漫詩人拜倫的長篇敘事詩《唐璜》。歷經三載，穆旦白天體力勞動和思想彙報，晚上回家悄悄伏案，終於，16,000多行的嘔心譯著完成初稿。還未經喘歇，運動再至。 牛棚：文革中的凄苦歲月 1966年，文革開始，穆旦再因「遠征軍」和「旅美」歷史被抄家、揪斗，被剃成「陰陽頭」。所幸的是，支撐穆旦精神的《唐璜》譯稿未遭到紅衛兵焚毀。令人難過的是，這位曾經以錚錚鐵骨遠征抗戰，從野人山走出的英烈，與大批當年死裡逃生的遠征軍官兵（他們或是職業軍人，或是青年師生）一起，在江山易色後，幾乎全部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或抑鬱而終，或被折磨至死。 1968年，穆旦全家被「掃地」出門，夫妻天各一方，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穆旦進「牛棚」，周與良成了「美國特務嫌疑」，被隔離審查。1969年，一個漫天飄雪的冬日，穆旦悄悄跑了幾十里路去看久無音訊的妻子周與良。 「他帶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幾塊一分錢一塊的水果糖。幾個月沒見面，他又黃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總會弄清楚的』……我看到他眼中含著淚水，臉色非常難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務，應該受到懲罰。』說了幾句話，他準備走了，要走幾十里才能回到住處。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幾塊糖留下，我堅持不要。互道保重後，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時。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遠了，才回村。從後面看，良錚已經是個老人了……」（周與良《永恆的思念》） 掃廁：窒息在難懂的夢裡 1972年，穆旦結束勞改，回到南開，主要工作仍是十幾年前就開始的掃廁所和打掃澡堂。其餘的時間，穆旦終於得以埋頭於新的翻譯和修改從前的譯著。在凄苦歲月的夜深人靜時，是穆旦伏於斗室的身影。如此，他竟還向世人奉上了普希金、拜倫、雪萊、濟慈、艾略特等詩人的譯著作品二十餘部。 1973年4月，在南開打掃廁所的穆旦，接到校方通知，在有關人員「陪同」下，到天津第一飯店去見了美籍數學家、西南聯大同學王憲鍾。這是20年來第一位從美國來訪的老友。 1976年初，穆旦騎車為孩子們打聽招工信息、尋找生路時，在黑暗中跌入深坑，右腿骨折。1977年，住進醫院準備接受傷腿治療的穆旦，突發心臟病去世。 在最後的日子裡，穆旦或許思考了很多，在《冥想》一詩中，他寫道：「為甚麼萬物之靈的我們，遭遇還比不上一棵小樹？……為甚麼由手寫出的這些字，竟比這隻手更長久，健壯？……我傲然生活了幾十年，彷彿曾做著萬物的導演，實則在它們長久的秩序下，我只當一會小小的演員。」 中國遠征軍人、詩人穆旦在自己的詩句中被「壓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最終「窒息在難懂的夢裡」…… ………………………………………… 野獸(早期作品） 黑夜裡叫出了野性的呼喊， 是誰，誰噬咬它受了創傷？ 在堅實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溝渠，血的溝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銅樣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蹟，從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躍起， 風在鞭撻它痛楚的喘息。 然而，那是一團猛烈的火焰， 是對死亡蘊積的野性的兇殘， 在狂暴的原野和荊棘的山谷里， 像一陣怒濤絞著無邊的海浪， 它擰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隨著一聲凄厲的號叫， 它是以如星的銳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復仇的光芒。 1937年11月 詩四首（中期作品） １ 迎接新的世紀來臨！ 但世界還是只有一雙遺傳的手， 智慧來得很慢：我們還是用謊言、詛咒、術語， 翻譯你不能獲得的流動的文字，一如歷史 在人類兩手合抱的圖案里 那永不移動的反覆殘殺，理想的 誕生的死亡，和雙重人性：時間從兩端流下來 帶著今天的你：同樣雙絕，受傷，扭曲！ 迎接新的世紀來臨！但不要 懶惰而放心，給它穿人名、運動或主義的僵死的外衣 不要愚昧一下抱住它繼續思索的主體， 迎接新的世紀來臨！痛苦 而危險地，必須一再地選擇死亡和蛻變， 一條條求生的源流，尋覓著自己向大海歡聚！ ２ 他們太需要信仰，人世的不平 突然一次把他們的意志鎖緊， 從一本畫像從夜晚的星空 他們摘下一個字，而要重新 排列世界用一串原始 的字句的切割，像小學生作算術 飢餓把人們交給他們做練習， 勇敢地求解答，「大家不滿」給批了好分數， 用麵包和抗議製造一致的歡呼 他們於是走進和恐懼並肩的權力， 推翻現狀，成為現實，更要抹去未來的「不」， 愛情是太貴了：他們給出來 索去我們所有的知識和決定， 再向新全能看齊，劃一人類像墳墓。 ３ 永未伸直的世紀，未痊癒的冤屈， 秩序底下的暗流，長期抵賴的債， 冰里凍結的熱情現在要擊開： 來吧，後台的一切出現在前台； 幻想，燈光，效果，都已集中， 「必然」已經登場，讓我們聽它的劇情— 呵人性不變的表格，雖然填上新名字， 行動的還佔有行動，權力駐進迫害和不容忍， 善良的依舊善良，正義也仍舊流血而死， 誰是最後的勝利者？是那集體殺人的人？ 這是歷史令人心碎的導演？ 因為一次又一次，美麗的話叫人相信， 我們必然心碎，他必然成功， 一次又一次，只有成功的技巧留存。 ４ 目前，為了壞的，向更壞爭鬥， 暴力，它正在兌現小小的成功， 政治說，美好的全在它臟污的手裡， 跟它去吧，同志。陰謀，說謊，或者殺人。 做過了工具再來做工具， 所有受苦的人類都分別簽字 製造更多的血淚，為了到達迂迴的未來 對壘起「現在」：槍口，歡呼，和駕駛工具的 英雄：相信終點有愛在等待， 為愛所寬恕，於是錯誤又錯誤， […]
在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最為成功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在民國時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戰時期的教育；在抗戰時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奪目的是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全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她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之中，與抗日戰爭相始終，前後只有8年多的歷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聯大「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築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碑文中語），培育了眾多國家級乃至世界級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創造了中國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偉大奇蹟，不但成為馳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學，而且，雖身處邊陲，卻引領思想，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絢爛的一頁。由於她的存在，使當時的雲南昆明這一邊陲之地成為抗戰時期中國的文化中心。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甚至認為「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西南聯大之所以能贏得如此美譽，是因為在她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剛毅堅卓」的民族精神，彰顯了一種現代中國的新的道統，那就是：愛國，民主，科學。 一、西南聯大的歷史首先是一部關於「氣節」的歷史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伴隨著宛平城外激烈的槍聲，北平告急！天津告急！華北告急！ 國難當頭，當時全國最為著名的三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慘遭摧殘。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遷湖南，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1937年11月1日，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開始上課。但不到兩個月，南京又陷入敵手，武漢、長沙為之震動。長沙臨時大學被迫再度南遷昆明，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這個中國教育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由此誕生。 南遷的過程充滿了艱難險阻。大部分師生經廣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轉滇越鐵路進入雲南。另有250多名同學組成步行團，在聞一多、黃子堅、曾昭掄、吳征鎰等11位教師組成的輔導團帶領下，櫛風沐雨，徒步行軍3,500里，歷時68天，幾乎用雙腳橫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見的遠征。 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振興國家的強烈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使聯大師生在被日軍摧毀的殘垣斷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書寫了一個個感動千古的真實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彰顯了「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崇高民族氣節。 西南聯大這批學者，基本上都是帶著真摯的愛國情感和救國使命感離開古都的。學生也是這樣。清華大學董樹屏先生在轉移到昆明的過程中，承擔了把清華教學器材運往南方的任務。當時既要騙過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難民一塊兒爭船爭火車。他想了很多辦法，才把器材保護下來，完整地運到了昆明。這使得西南聯大的工學院成為設施最好的學院。 曾經就學於西南聯大的汪曾祺在回憶中談到，當時同學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區，有一個河南的同學是從老家一步一步走來的，一個西康的同學是買了一頭驢一路騎過來的，可見戰時上大學，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說：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和智慧的。後來成為著名詩人和翻譯家的穆旦當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西南聯大教學條件之艱苦是今天的人們所難以想像的。學生們幾十人擠在鐵皮屋頂（鐵皮屋頂最後還因為經濟困難換成了茅草屋頂）、土坯牆的教室和宿舍里，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裡面放了一些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這種椅子的好處是不固定，可以從這個教室到那個教室任意搬來搬去。 名師、教授們的生活同樣異常艱辛，聞一多、華羅庚兩家一度十幾口人共居一室，中間用布簾隔開，形成「布東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價飛漲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賣衣、賣字、賣書、治印維持生計。為躲避轟炸，教授們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幾十里外的遠郊，步行來上課，周培源先生騎自養的馬上課，都是從不遲到。 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連一件布棉衣都無力縫製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氣異常寒冷，體質本來就很差的朱自清為了禦寒，只好在趕街的日子去買了一件雲南當地馬幫里的窮苦趕馬人穿的那種廉價披風，既當被褥，又當外衣用。 為一日三餐奔波的遠不止普通教員，校長梅貽琦的日子也過得十分拮据。他有四個孩子正就讀於聯大，家庭負擔確實不輕。但梅貽琦卻從不讓自己的孩子領取聯大發給學生的生活補貼，而是把錢盡量滿足那些更需要補貼的貧困學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傳統和「剛毅堅卓」（聯大校訓）的頑強精神支撐著聯大師生在物質生活極為艱困的日子裡激情不減，弦歌不輟。無怪乎林語堂上世紀40年代初路過昆明作演講時發出這樣的驚嘆：「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46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落成。在這塊由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中國文學系聞一多教授篆額、中國文學系主任羅庸教授書丹的紀念碑上，鐫刻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共834人。據說，實際從軍人數遠大於留名數。 二、西南聯大的歷史是一部堅守現代大學精神的歷史 聯大奇蹟的出現固然植根於師生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和歷史擔當精神，更有賴於正確的辦學思想和原則，有賴于堅守了大學之所以成其為大學的現代大學精神。 西南聯大在昆明正式誕生後，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共主校務。聯大分理、工、文、法、師範五學院，共26個系，兩個專修科，1個先修班；學生總數3,000人，規模之大，在抗戰時期堪稱全國第一。 聯大不但彙集了一大批著名專家、學者、教授，師資充實，人才濟濟，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並蓄」之風，清華的「嚴謹求實」之風和南開的「活潑創新」之風，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辦學思想和原則，這就是：「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築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碑文中語）； 更具體地說，就是「堅持學術獨立、思想民主，對不同思想兼容並包。校方不干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學生在課外從事和組織各種社團活動。」對此，美國弗尼吉亞大學約翰．伊瑟雷爾教授做過中肯的評論：「聯大素負盛名的教師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戰時最優秀的學生。除了虎虎有生氣的文化學術活動以外，聯大還成為中國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學。 ……在不到半個世紀以前，就能產生一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大學，這所大學的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 86歲的張瑞蕃老人1939年就讀於西南聯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難忘聯大民主的學風：「老師從不強迫學生學甚麼」。教師開課都是按自編教材講授，一般不受干擾。與此同時，相當多的教授主張「通才教育」，認為打好「博」的基礎才易於求專求精。課時安排上，讓學生有充分自學的時間，去獨立思考，自覺鑽研，鼓勵學生勤學勤思，不讀死書，不死讀書。 在西南聯大，教授之間，對立的觀點爭奇斗絕，蔚成風氣。如哲學系的賀麟教授欣賞陸象山、王陽明的「心外無理」說，反對理在心外，而馮友蘭先生的在這方面的思想觀點則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賀先生還是馮先生，都受到了學生的尊重。旁聽在西南聯大蔚然成風，不僅學生旁聽老師的課，而且老師之間互相旁聽之事，也經常有之。聞一多與沈有鼎，兩人同開「易經」課，經常互相旁聽。旁聽意味著自由選擇，意味著開闊視野，意味著學術對話。 在西南聯大，最可貴的是當時師生之間存在著一種平等、誠摯、親切、和諧的關係和教學相長的風氣。聯大實行「自由教育」。有時候一門相同的課，由二三個教師同時擔任，各講各的，各有特色，這叫「唱對台戲」。每個教授必須擔任三門課，而且上課時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講自己的專長和研究心得。平時師生可以隨時談天，討論問題，甚至為某個科學論據和學術觀點爭吵起來。但正是在「唱對台戲」這些不經意的學校生活中，「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在學生的心靈里悄然紮根，而這，正是一所現代大學的靈魂。 還有，就是聯大師生雖然身處邊陲之地，但他們的學術視角卻始終瞄準世界學術的制高點。楊振寧先生離開聯大後到美國留學，他說，我們一到美國甚麼普林斯頓等一流大學，根本就沒有感到我們有甚麼落後，我們在美國都是最傑出的學生。 趙忠堯先生是我國最早研究原子能的，「兩彈一星」元勛里很多是他的學生。他當時是國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參觀美國比基尼導彈、原子彈爆炸的，參觀完以後，他當時就到處籌資想買一些基本的實驗器材，帶回國來教我們自己的學生實驗。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1949年的政權更迭，但他一直在買這些器材，用教學生的薪酬去買，想法集資去買，最後在朝鮮戰爭爆發前期帶著器材回國了。 正是有了這樣的學術視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學術著作在硝煙中問世：華羅庚完成了開創性的著作──《堆壘素數論》；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光譜及結構》被視為該領域的經典；還有張青蓮的《重水之研究》、趙九章的《大氣之渦旋運動》、孫雲鑄的《中國古生代地層之劃分》、馮景蘭的《川康滇銅礦紀要》、馬大猷的《建築中聲音之漲落現象》、聞一多的《楚辭校補》、馮友蘭的《新理學》、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湯用彤的《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論著。而同樣在那艱苦卓絕的環境中，楊振寧在兩位導師的輔導下，完成了對他一生科研事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學士論文；李政道讀完了他的物理學業，為日後的成就奠定了至為關鍵的基礎。 三、西南聯大留給我們的另一筆寶貴財富 當面對強敵入侵或國家陷於災難時，自然需要整個民族步調一致，這時往往會產生國家主義，強制主義或者專制，會以國家和愛國的名義來抹殺個性，剝奪個人權利和自由。而西南聯大有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就是當國難當頭的時候，整個知識份子群體既保持了一致性—堅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敵愾；同時它又能夠容忍和保全學者們和學生們的個性；既未因為需要統一而走向國家主義，又未因為堅守自由而無視民族大義。他們彰顯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作為一個文化群體，它留給我們的這一寶貴財富，給我們現在的大學該怎麼辦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借鑒。它告訴我們，中國的知識份子在民族大義面前從來都是以大局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同時他們也懂得在甚麼時候甚麼問題上需要堅守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懂得愛國不等於國家主義，統一不等於專制和獨裁。他們決不能容忍打著國家的旗號搞甚麼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在西南聯大，政治氣氛和學術氣氛一樣濃重。聯大的師生大都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究和書獃子，而是心憂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們又從來不忘記自己作為學人的職分。在這裡，德先生與賽先生似乎友情依舊，往往攜手同行。 學者的個性是自身學術個性和個人生活細節的慣性，在西南聯大都受到了應有的尊重和保護，原來的三所大學的個性也得到了很好的傳承。比如原來北大的「兼容並包」，清華的「厚德以載物」和南開的務實精神，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反而更加和諧的融在一起，創造了新的學風，新的人際關係和更加開放的氛圍。 在聯大，吳宓先生的個性很有代表性。吳先生講「英詩」，多離不開一，一也離不開多。他認為，美就是講的多樣性的統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諧。吳先生為人耿直，放蕩不羈。教學卻嚴謹認真。他講西洋文學史，卻重中國經典；愛《紅樓》，卻崇奉孔子。吳先生本人就是一個「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吳先生這樣的人，在西南聯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聯大很讚賞這樣的人，因為這是西南聯大自由之風的一個標誌。畢業於聯大的張世英教授認為，西南聯大這個學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學府。政治思想方面：進步的，保守的，中間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 在學校里，學術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愛國、民主、科學，教育獨立、教育救國、知識報國，反對專制和獨裁是聯大師生共同的價值追求。 當然，聯大的學者教授們也並非聖人、道德君子，不同類型的學者在觀念上的衝突也十分常見。 前面提及，西南聯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學府。所謂「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聯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 （編者按：因篇幅原因，本文保留主線，刪去了細節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