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海宁查氏是中国历史上江南的名门望族之一。康熙帝曾御笔亲书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匾额“敬业堂”、“嘉瑞堂”以褒奖海宁查氏的厚德门风。查氏近代名人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查良钊、金庸、穆旦等。 跋涉：从清华到西南联大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穆旦”为名是将其姓氏“查”字拆为“木旦”，后用“慕旦”，再固定为“穆旦”。金庸（查良镛）也采取叔伯哥哥的方式拆“镛”作其笔名。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清华师生一起迁到长沙继续学业。不久，再次启程，与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步行团”，随曾昭抡、李继桐等教授，历时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长途跋涉抵达云南昆明西南联大。 远征：历史走过留下英灵 1942年，穆旦已是西南联大的助教。这年，日军在缅甸战场投入重兵，势如破竹，中国唯一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脉面临被切断危险。应盟军要求，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2月，穆旦报名参加远征军，在第五军司令部任中校翻译官。在军中，穆旦受到杜聿明的礼遇，在作战间隙，他会作诗活跃气氛、鼓舞士气。 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近20万人。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与盟军一同立下战功，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战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 1942年4月，盟国英军作战失利，远征军的战略防卫目标消失，被迫后撤。穆旦随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 “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著。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有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援了，带著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对于这段历史，诗人穆旦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森林：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祭歌：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著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旅美：快乐却短暂的时光 1946年，穆旦结识了燕京大学才女周与良。周与良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当时良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有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 1948年，周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穆旦随后也旅美进入芝大就读。1949年底，穆旦和周与良在美国佛州结婚，婚后住在芝大校园附近的公寓。当时和他们夫妇来往的朋友很多，周末大家聚会、打桥牌、跳舞。 提到那段快乐的岁月，周与良怀念道：“我们的家总是那么热闹。”巫宁坤回忆说：“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钰良（周与良的哥哥）、查良铮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菁英。” 回国：费尽周折当头一棒 1950年，穆旦开始办理回国手续，但办理过程十分曲折。“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读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回国，文科不限制。良铮为了让我和他一同回国，找了律师，还请我的指导教师写证明信，证明我所学与国防无关。”（周与良《永恒的思念》） 1951年，穆旦夫妇收到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的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就职任教。但是，夫妇二人终于选择了回国。后来发生的一切，是当年急于回国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1952年，美国移民局终于批准他们回香港的申请。1953年1月，他们未抵香港，几经辗转，由深圳到广州，再到上海，最后抵达北京。5月，穆旦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 1954年3月到年底，穆旦高质高效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系列作品，一时声名鹊起。但穆旦译诗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 1954年底，著名的南开“外文系事件”爆发。随后，穆旦因“中国远征军”和芝大留学经历，被归为需要“专政”的对象。1958年，穆旦被正式划为“历史反革命份子”，降职降薪，被逐出课堂，并被判处3年劳教，强迫在南开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管制劳动，自此失去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 1962年，管制解除。穆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计划，翻译英国浪漫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历经三载，穆旦白天体力劳动和思想汇报，晚上回家悄悄伏案，终于，16,000多行的呕心译著完成初稿。还未经喘歇，运动再至。 牛棚：文革中的凄苦岁月 1966年，文革开始，穆旦再因“远征军”和“旅美”历史被抄家、揪斗，被剃成“阴阳头”。所幸的是，支撑穆旦精神的《唐璜》译稿未遭到红卫兵焚毁。令人难过的是，这位曾经以铮铮铁骨远征抗战，从野人山走出的英烈，与大批当年死里逃生的远征军官兵（他们或是职业军人，或是青年师生）一起，在江山易色后，几乎全部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或抑郁而终，或被折磨至死。 1968年，穆旦全家被“扫地”出门，夫妻天各一方，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穆旦进“牛棚”，周与良成了“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1969年，一个漫天飘雪的冬日，穆旦悄悄跑了几十里路去看久无音讯的妻子周与良。 “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几个月没见面，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看到他眼中含著泪水，脸色非常难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说了几句话，他准备走了，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住处。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留下，我坚持不要。互道保重后，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时。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周与良《永恒的思念》） 扫厕：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1972年，穆旦结束劳改，回到南开，主要工作仍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的扫厕所和打扫澡堂。其馀的时间，穆旦终于得以埋头于新的翻译和修改从前的译著。在凄苦岁月的夜深人静时，是穆旦伏于斗室的身影。如此，他竟还向世人奉上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艾略特等诗人的译著作品二十馀部。 1973年4月，在南开打扫厕所的穆旦，接到校方通知，在有关人员“陪同”下，到天津第一饭店去见了美籍数学家、西南联大同学王宪钟。这是20年来第一位从美国来访的老友。 1976年初，穆旦骑车为孩子们打听招工信息、寻找生路时，在黑暗中跌入深坑，右腿骨折。1977年，住进医院准备接受伤腿治疗的穆旦，突发心脏病去世。 在最后的日子里，穆旦或许思考了很多，在《冥想》一诗中，他写道：“为甚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为甚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仿佛曾做著万物的导演，实则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 中国远征军人、诗人穆旦在自己的诗句中被“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最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 野兽(早期作品） 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 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 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 然而，那是一团猛烈的火焰， 是对死亡蕴积的野性的凶残， 在狂暴的原野和荆棘的山谷里， 像一阵怒涛绞著无边的海浪， 它拧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随著一声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 1937年11月 诗四首（中期作品） １ 迎接新的世纪来临！ 但世界还是只有一双遗传的手， 智慧来得很慢：我们还是用谎言、诅咒、术语， 翻译你不能获得的流动的文字，一如历史 在人类两手合抱的图案里 那永不移动的反复残杀，理想的 诞生的死亡，和双重人性：时间从两端流下来 带著今天的你：同样双绝，受伤，扭曲！ 迎接新的世纪来临！但不要 懒惰而放心，给它穿人名、运动或主义的僵死的外衣 不要愚昧一下抱住它继续思索的主体， 迎接新的世纪来临！痛苦 而危险地，必须一再地选择死亡和蜕变， 一条条求生的源流，寻觅著自己向大海欢聚！ ２ 他们太需要信仰，人世的不平 突然一次把他们的意志锁紧， 从一本画像从夜晚的星空 他们摘下一个字，而要重新 排列世界用一串原始 的字句的切割，像小学生作算术 饥饿把人们交给他们做练习， 勇敢地求解答，“大家不满”给批了好分数， 用面包和抗议制造一致的欢呼 他们于是走进和恐惧并肩的权力， 推翻现状，成为现实，更要抹去未来的“不”， 爱情是太贵了：他们给出来 索去我们所有的知识和决定， 再向新全能看齐，划一人类像坟墓。 ３ 永未伸直的世纪，未痊愈的冤屈， 秩序底下的暗流，长期抵赖的债， 冰里冻结的热情现在要击开： 来吧，后台的一切出现在前台； 幻想，灯光，效果，都已集中， “必然”已经登场，让我们听它的剧情— 呵人性不变的表格，虽然填上新名字， 行动的还占有行动，权力驻进迫害和不容忍， 善良的依旧善良，正义也仍旧流血而死，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是那集体杀人的人？ 这是历史令人心碎的导演？ 因为一次又一次，美丽的话叫人相信， 我们必然心碎，他必然成功， 一次又一次，只有成功的技巧留存。 ４ 目前，为了坏的，向更坏争斗， 暴力，它正在兑现小小的成功， 政治说，美好的全在它脏污的手里， 跟它去吧，同志。阴谋，说谎，或者杀人。 做过了工具再来做工具， 所有受苦的人类都分别签字 制造更多的血泪，为了到达迂回的未来 对垒起“现在”：枪口，欢呼，和驾驶工具的 英雄：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 为爱所宽恕，于是错误又错误， […]
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成功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在民国时期的教育中，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战时期的教育；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中，最光彩夺目的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全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前后只有8年多的历史。但是，短短8年多，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所出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不但成为驰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虽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由于她的存在，使当时的云南昆明这一边陲之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甚至认为“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美誉，是因为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刚毅坚卓”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一种现代中国的新的道统，那就是：爱国，民主，科学。 一、西南联大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关于“气节”的历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伴随著宛平城外激烈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国难当头，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南迁的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5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几乎用双脚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联大师生在被日军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用生命书写了一个个感动千古的真实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西南联大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带著真挚的爱国情感和救国使命感离开古都的。学生也是这样。清华大学董树屏先生在转移到昆明的过程中，承担了把清华教学器材运往南方的任务。当时既要骗过日本人，又要在路上和难民一块儿争船争火车。他想了很多办法，才把器材保护下来，完整地运到了昆明。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成为设施最好的学院。 曾经就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在回忆中谈到，当时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穆旦当年也是步行者之一，他由此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西南联大教学条件之艰苦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铁皮屋顶最后还因为经济困难换成了茅草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 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在物价飞涨的年月，名教授也不得不卖衣、卖字、卖书、治印维持生计。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几十里外的远郊，步行来上课，周培源先生骑自养的马上课，都是从不迟到。 在昆明，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衣都无力缝制的地步。有一年冬天，昆明天气异常寒冷，体质本来就很差的朱自清为了御寒，只好在赶街的日子去买了一件云南当地马帮里的穷苦赶马人穿的那种廉价披风，既当被褥，又当外衣用。 为一日三餐奔波的远不止普通教员，校长梅贻琦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拮据。他有四个孩子正就读于联大，家庭负担确实不轻。但梅贻琦却从不让自己的孩子领取联大发给学生的生活补贴，而是把钱尽量满足那些更需要补贴的贫困学生。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顽强精神支撑著联大师生在物质生活极为艰困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二、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部坚守现代大学精神的历史 联大奇迹的出现固然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诞生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 联大不但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而且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原则，这就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碑文中语）； 更具体地说，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论：“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 ……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甚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在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对立的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旁听意味著自由选择，意味著开阔视野，意味著学术对话。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著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还有，就是联大师生虽然身处边陲之地，但他们的学术视角却始终瞄准世界学术的制高点。杨振宁先生离开联大后到美国留学，他说，我们一到美国甚么普林斯顿等一流大学，根本就没有感到我们有甚么落后，我们在美国都是最杰出的学生。 赵忠尧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原子能的，“两弹一星”元勋里很多是他的学生。他当时是国民政府派往太平洋去参观美国比基尼导弹、原子弹爆炸的，参观完以后，他当时就到处筹资想买一些基本的实验器材，带回国来教我们自己的学生实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49年的政权更迭，但他一直在买这些器材，用教学生的薪酬去买，想法集资去买，最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期带著器材回国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视野，一部部一流水平的学术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三、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另一笔宝贵财富 当面对强敌入侵或国家陷于灾难时，自然需要整个民族步调一致，这时往往会产生国家主义，强制主义或者专制，会以国家和爱国的名义来抹杀个性，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西南联大有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就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整个知识份子群体既保持了一致性—坚持抗日的一致，同仇敌忾；同时它又能够容忍和保全学者们和学生们的个性；既未因为需要统一而走向国家主义，又未因为坚守自由而无视民族大义。他们彰显出的是君子的“和而不同”，而不是小人的“同而不和”。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它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财富，给我们现在的大学该怎么办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它告诉我们，中国的知识份子在民族大义面前从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同时他们也懂得在甚么时候甚么问题上需要坚守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懂得爱国不等于国家主义，统一不等于专制和独裁。他们决不能容忍打著国家的旗号搞甚么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在西南联大，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重。联大的师生大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和书呆子，而是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但他们又从来不忘记自己作为学人的职分。在这里，德先生与赛先生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 学者的个性是自身学术个性和个人生活细节的惯性，在西南联大都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原来的三所大学的个性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比如原来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以载物”和南开的务实精神，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更加和谐的融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学风，新的人际关系和更加开放的氛围。 在联大，吴宓先生的个性很有代表性。吴先生讲“英诗”，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他认为，美就是讲的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有一，亦即和谐。吴先生为人耿直，放荡不羁。教学却严谨认真。他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却崇奉孔子。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因为这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毕业于联大的张世英教授认为，西南联大这个学校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 在学校里，学术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爱国、民主、科学，教育独立、教育救国、知识报国，反对专制和独裁是联大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 当然，联大的学者教授们也并非圣人、道德君子，不同类型的学者在观念上的冲突也十分常见。 前面提及，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所谓“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而不是孔子所批判的“小人”的“同而不和”。联大真正做到了“和而不同”，所以成了世界一流。 （编者按：因篇幅原因，本文保留主线，删去了细节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