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對中國在西藏殘暴的殖民統治熟視無睹 二零二二年九月五日，在成都全城封控的「白色恐怖」中，我的堂兄、中國建筑西南設計院高級工程師余馳攜家人成功潤到美國。出行時，他兩度遇險：先是在駕車駛出封控小區時，在繞城高速公路路口被警察攔下，警察告知，沒有防疫特別通行證不得出城，經過他的百般解釋和哀求，才被放行；在機場安檢時，正好遇到四川發生六點八級地震，安檢機器險些傾倒，航班差點被取消。他們從成都飛到香港，再飛首爾，最後順利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 余馳比我年長兩歲，一九八九年夏天考入重慶大學，他還記得六四的時候，在中學當老師的父親夜不成寐、長吁短嘆、痛罵鄧小平。他很小就充滿叛逆精神，小學時在課間操場上大喊「打倒毛澤東」，嚇壞了班主任。但真正讓他深刻認識中共暴政的，是他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國建筑西南設計院，再被派到西藏工作，參與西藏黨政軍機關及重要企業供暖系統的設計施工。從二零零四年開始，他在西藏工作生活多年，乘飛機出入西藏六十多次，駕車出入西藏十多次，足跡遍布西藏數十個城市和鄉鎮，由此看到了一般中國民眾全然不知的真實的西藏。 余馳曾經為當時的西藏自治區主席、後來升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白瑪赤林以及西藏軍區政委、司令、副司令和各地駐軍高級將領的住宅設計、安裝新式供暖系統。他親身觀察到各級官僚的專橫任性、頤指氣使，極少聽取專業人士意見，自以為是，胡亂指揮，浪費大量勞力和金錢。他們極度腐敗，普通公家單位使用的設備，標準被降低，施工質量也很差，以此中飽私囊；而他們自己家中的設備，卻全都選用進口名牌。西藏的很多高級官員，不僅在拉薩擁有堂皇的官邸，還在林芝等地擁有度假別墅，同樣極盡奢華。在高級官員家中施工時，他看到其家中堆滿名畫古董——他特別提到一個具有西藏特色的細節：很多高高官和將軍家中儲藏室擺滿一麻袋一麻袋的蟲草，蟲草這種只產於西藏的珍貴藥材，市麵價格超過十萬元一斤，一麻袋蟲草少說也價值數百萬元。白瑪赤林是典型的「藏奸」，他曾聲稱，自治區內沒有任何居民、僧人與尼姑自焚，卻又譴責「達賴集團煽動自焚是不道德、不人道的行為」。很多高級官員從西藏離任時，人們送給他們的是「十億某某」的稱號。 余馳利用工作餘暇走訪了很多寺廟和普通藏族人家。他發現，儘管北京聲稱每年都給西藏大筆援建資金，但這些錢大部分都被到西藏淘金的漢族官商據為己有，藏人得到的實惠很少。他去過很多藏人家中，完全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根本達不到脫貧的標準。許多藏人家中唯一的財產就是放牧的氂牛，這些氂牛隻能讓他們得到基本的溫飽。從西藏到四川康巴藏區，大量青壯年藏族人實際上都是處於失業狀態，賴以生存的技能非常有限，對中共經濟上的竭澤而漁和充滿種族歧視的殖民統治敢怒而不敢言。他們尊崇達賴喇嘛，盼望達賴喇嘛早日回到西藏，很多人家中珍藏著達賴喇嘛的照片。除了白瑪赤林這樣的高級官員，他從未聽過任何藏人說達賴喇嘛的壞話。有一次，他來到西藏與尼泊爾的邊境地帶，當地藏人指著不遠處的雪山告知，那邊有幾條小路，可通往尼泊爾，再進入印度，然後到達蘭薩拉，他們的很多親友就是如此逃亡到藏人心中的新聖地。看來，中共半個多世紀以來對達賴喇嘛的妖魔化文宣並未收到什麼效果。 藏人的厄運已然拷貝到所有中國人身上 二零零八年三月，中共血腥鎮壓了藏人的抗議活動，當時正在西藏的余馳親眼目睹了鎮壓的慘狀，他沒有趕上六四屠殺，但作為攝影愛好者，這次悄悄用鏡頭拍攝了大量中共軍警鎮壓和抓捕和平示威民眾的場景。基於安全原因，他不敢公開表達對藏人的支持和對中共的反對，卻用這種方式記錄下即將被中共迅速歪曲和改寫的歷史真相。 從二零零八年起，尤其是二零一一年陳全國主政西藏之後，採取鐵腕政策治藏，在拉薩市內，每幾百米就設立一個警察崗亭，裡面安排武警、警察、協警及社區工作人員，嚴密監控周邊動靜。原本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些大型寺廟門口，都設置武裝檢查站，有狼牙棒式的圍欄，甚至在旁邊建立軍營。布達拉宮前的廣場，原來提供給從各地前來朝聖的信徒頂禮膜拜，如今只划出一小塊區域給朝聖者使用，警察仔細盤查朝聖者的身份證件並予以訓斥羞辱。就連普通的加油站，也重重設防，必須出示身份證件才能加油。即便是偏遠地區的小寺廟也設置了所謂的工作組，凌駕於寺廟原有的管理系統之上，僧侶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剝奪，連人身自由也受到嚴格限制。 余馳也親眼目睹陳全國出行的大陣仗，多輛警車開道，用警笛和高音喇叭驅趕道路上的普通車輛和行人，這種場景在中國其他省份也很難看到，其他省份的封疆大吏大都不敢如此張揚。陳全國正是靠著殘酷和殺伐，得到習近平的賞識，從西藏調任新疆，將在西藏的高壓政策變本加厲地拿到新疆使用，打造出一套超過納粹集中營和蘇聯古拉格的鎮壓系統，囚禁數百萬維吾爾人。 余馳結束在西藏的工作之後，回到成都的家中，卻發現極權主義的陰影已然籠罩在中國每一片土地上——他想去參加成都的家庭教會，卻發現秋雨聖約教會等家庭教會遭到打壓與掃蕩，成都基督徒的命運跟西藏佛教徒的命運並無二致。在他工作的大型央企中國建筑西南設計院，他身為高級工程師和樓宇公司副總經理，是唯一非共產黨員的高管，曾對永無休止、裝腔作勢的黨組會議公開表達意見——黨的會議不應佔用正常的辦公時間和辦公地點，更不應當強迫非黨員參加。由此，他受到上級的斥責和打壓。 余馳不願意成為一個失去不服從能力的「組織人」。用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心理學家弗洛姆的話來說，納粹屠夫艾希曼就是一個「組織人」的代表，是一個異化的官僚，對他來說，男女老少僅僅是一串數字，人們可以從艾希曼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甚至都意識不到自己正在服從的事實。在與納粹德國愈來愈相像的中國，余馳身邊的人們都對西藏和新疆正在發生的種族迫害和種族滅絕視而不見。 然而，大部分中國人沒有想到，陳全國模式或者說習近平模式，很快從西藏複製到新疆，再從西藏、新疆複製到全中國，包括被中國重新劣質殖民的香港。在香港，連出版一本兒童繪本都會被捕入獄。而在習近平以防疫為名開展的清零封城暴政中，很多人終於意識到，藏人、維吾爾人、香港人的厄運，也會在自己身上重演，正像英國詩人約翰·多恩所說：「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沒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總是社會全體的一部分。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 為了將自己拍攝的關於西藏鎮壓的真相帶到自由世界發表、傳播，為了揭穿中共的謊言和暴力，也為了自己與家人能過上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生活，五十齣頭的余馳決定放棄在中國看似成功的職業和事業，全家逃離中國，與極權政府決裂。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一旦做出這個決定，他立刻變得無比輕鬆。他說，在美國做一個空調修理師或卡車司機，比在中國做一個帶著面具的高級工程師和公司總經理幸福。他是如今已經潤出中國或正要潤出中國的優秀人才中的一員。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如弗洛姆所說：「人類究竟是否有未來，文明究竟是否會終結，端賴我們是否能秉持懷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從的能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