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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參選人黨內初選,多少可以弭補我們對民主選舉的負面觀感,因為它確實是在民主機制下,對參選人進行的多輪試煉,每一回和競爭者的交戰,都有助日後面對更現實、殘酷的大選,比較過程,無論是知難而退,還是不耐打被刷了下來,其實都不委屈。 回顧2020年,民主黨一度有29人宣布角逐總統門票,創歷來人數最多,老將、新秀齊聚,背景族裔還非常多元。初期,幾位領先群的參選者,好感度且不分上下,其中黑馬當屬政治素人、亞裔的楊安澤,他因為提出「自由紅利」,主張政府每月發給每人1000元,讓人耳目一新,曾在初選辯論擊敗一眾資深州長,可惜後繼乏力,驚奇之旅結束於2020年2月底。 參選總統一來當然要提出願景,二者,他主要必須證明自己有洞察和解決當下問題的本事。辯論就是你的成績單。而2020年2月一場初選辯論,也可以看作拜登漸漸和其他人拉開差距的轉捩點。當時辯論主題聚焦於川普的外交政策(當時是美國很重要的討論議題)。包括拜登、桑德斯、沃倫等等(楊安澤尚未退選),彼此意見可謂相當分歧。「分歧」的意義之一,代表參選者沒有被所謂的黨內政治正確綁死,而是可以陳述己見,再讓選民評斷好壞。 例如,在朝鮮問題上,桑德斯、沃倫和楊安澤都說自己如果當選,會延續川普「總統外交」的方式和金正恩保持互動。但拜登則說不會,他尤其強調川普的作法是在支持獨裁,只會助長朝鮮核武擴張。 另外,桑德斯和沃倫表示他們會對美國軍援以色列設定更嚴苛的條件,以迫使以色列無法并吞約旦河西岸,泰爾斯也說他會推翻川普將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的計畫。至於拜登,他在辯論會上提出了將考慮使用武力,去確保石油供應的自由運輸。至於楊安澤和沃倫反對以武力遏制朝鮮、伊朗核武測試的理由,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對美國本土構成威脅…那麼,同不同意川普下令刺殺伊朗聖城旅指揮官?沃倫是屬於明確拒絕的一方,桑德斯則是藉反問來回答:「問題不在他是一個壞人嗎,而是暗殺能讓美國人更安全嗎?」 經過諸如此類外交、軍事議題攻防辯論,拜登的民調開始走升,並逐漸拉開和桑德斯的差距,其他參賽者的出線希望更是愈顯渺茫。 當然,外交政策不會是參選總統者唯一評量指標,但選民確實得以因此更清楚一個參選者的價值取向,是熱衷單邊主義?是人權優先?抑制他國核武的方式和保護油品供應的手段有無衝突?美國於全球安全動見觀瞻,美國的外交政策又深受總統世界觀、價值觀左右,選民當然會希望知道台上參選者的實際想法。就像當沃倫在答覆中國問題時說:「我們需要與中國合作,推進我們最優先考慮的國家利益,包括解決氣候危機…但我們的價值觀不能用作討價還價的籌碼…」馬上有評論回應:「眼前那位是柯林頓嗎?」 初選的作用,就是要證明自己比「同黨」中人更行,不是只靠大聲批判共和黨或川普就能獲得青睞。簡單來說,參選者每次的應答,都是在表現自己到底有料、沒料,以及有多少料,是準備好了,還是原來是在越級打怪,以為微笑、放空、閉嘴就能矇混過關。 所以,針對「是否考慮使用武力,對伊朗或朝鮮的核彈試射威脅先發制人」,拜登、桑德斯都說會(多數都會),沃倫和楊安澤都說不會,這就是在替選民提供有意義的判斷。因為上述問題並不是抽象、假設的提問,而是無論柯林頓、布希、奧巴馬任內都曾直接面臨的重大抉擇。進而,當時參選者之一的美國企業家斯提爾(Thomas Fahr Steyer)以不置可否閃躲,便註定讓他無法受到關注,也確實,他在花了近2億美金投入初選後,很快即因為對國政議題見解欠缺高度,早早就被迫退出比賽。 參選總統就是打算領導國政,當時每個民主黨政客、支持者,無不恨川普恨得牙痒痒,成天喊著「下架川普」,但倘若拜登讓人感覺他只是想當總統,卻不知道總統是什麼,光是恨川普,民主黨應該不會這麼快就等到翻盤這一天。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在堅持「動態清零」政策不動搖近三年後,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去年12月來了個180度政策急轉彎,在各地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放棄「清零」,隨之而來的新冠疫情「海嘯」席捲到中國各個角落。習近平標誌性的「清零」政策以這種混亂無序的方式收場無疑會使這位中共領導人的威望受到打擊,就像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搞「大躍進」後的三年大饑荒對毛的權威帶來打擊一樣。習近平的遇挫對世界意味著什麼? 三年清零草草收場,令西方驚訝不解 就在兩三個月前,外界還在猜測中國的「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習近平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結束他的「動態清零」防疫政策,當時習近平剛剛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慣例,獲得自己的第三個五年任期,並在中共的最高權力機構里幾乎全部安插了自己的親信和盟友。「動態清零」是習近平主抓的最重要政策之一,他一直執拗地相信「清零」展示了中國的制度優於西方,是中共治理能力的典範。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直到去年11月中,也就是中共二十大落幕,習近平如願拿到第三個任期後,他仍然沒有打算取消「清零」。但到11月底,包括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國幾個最大城市爆發了反對清零的「白紙運動」,再加上多個政府部門緊急請求,才促使習近平最終改變立場。12月7日,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公布了被稱為「新十條」的優化防控措施,基本上放棄了動態清零。今年1月8日起,中國全面放開出入境管制措施,標誌清零政策正式結束。 但從超嚴格的封控到毫無預警地放開將中國推向一場公共衛生危機之中。中國各地新冠病例呈爆炸性激增,醫療系統不堪重負,殯儀館和火葬場「屍」滿為患。隨著農曆新年的臨近,公共衛生專家預計,疫情將會在醫療水平欠發達的廣大農村地區繼續大肆蔓延。 中國國家衛健委流出的一份12月21日的會議紀要顯示,從12月1日至20日,中國累計感染人數近2.5億,僅北京市2200萬常駐人口中就有約一半被感染。華爾街日報核實了這份紀要的真實性。專家預估,中國本輪疫情可能會造成100-150萬人死亡。 《危險地帶:與中國即將發生的衝突》(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書作者之一、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副教授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在無準備情況下突然放棄清零令華盛頓困惑不解,但也進一步認識到在習近平個人專權下中共政權的任意性。 「我的感覺是,至少在華盛頓的領導層,無論是國會、白宮還是官僚機構的人,普遍的看法是對此感到有些困惑不解,」他說,「這加深了(美國)對這個政權的看法,它可以迅速反轉,並願意讓中國人民為此付出慘重代價。我認為這是有些可怕的,因為這是一個如此出人意外的決定。就在你認為你了解中國的決策方向時,這個政策突然出現了急轉彎。」 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法學院教授、世界衛生組織公共衛生法暨人權協調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Larry Gostin) 上月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曾指出,毫無章法的退出清零將是習近平所謂高效治國下的一個「重要污點」。「很驚訝地看到中國退出清零的策略如此混亂,沒有明確的計劃來防止衛生系統負擔過重。」他說。 余茂春:習近平集中力量辦蠢事 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國中心主任兼高級研究員、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的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常常講,要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現在看來是集中力量辦了蠢事。 「清零也好,突然放開也好,這都是黨中央來計劃的,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習近平最喜歡說的,」他說,「就是他們有制度優勢,就是共產黨把全中國的資源都壟斷起來,所以他們可以說集中力量辦大事,結果是太集中,集中在領導人的意志上面,結果都是以集中力量辦蠢事和傻事而告終的。」 清零政策下的頻繁封控重創了中國經濟。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僅為3%,不及2021年8.1%增長率的一半,遠低於政府設定的5.5%的增長目標,而實際情況可能更糟。中國曾是世界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之一,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的十年,中國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為7.7%。有分析認為,經濟超預期的大幅度放緩才是促使習近平放棄清零的更深層次的關鍵因素。 但放鬆疫情管控措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經濟反彈目前還難以判斷。經歷了三年的「清零」後,中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已跌入30多年來的最低水平。2023年元旦長周末假期,中國國內旅遊出行人次與上年相比增長了0.4%,旅遊支出增加4%。疫情封控導致的大批企業倒閉和工作崗位流失可能仍需數月甚至更長時間才能恢復。 貝克利:習近平形象受損,與其打交道或更難 這個星期,中國政府派出即將退休的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前往瑞士滑雪度假地達沃斯出席年度世界經濟論壇。劉鶴在他的演講中把中國描述成一個依然值得做生意的好地方。他說:「如果我們作出足夠的努力,我們有信心中國經濟成長2023年很可能恢復到正常的勢頭,中國經濟將會有重大的改善。」他也表示,中國將繼續對外開放,並堅持市場經濟。他說:「有的人說中國要搞計劃經濟,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西方商界對劉鶴的講話反響較為積極。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本周發布的一份報告認為,劉鶴的講話是對市場友好的,有助於恢復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這家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跨國投資機構將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提升到5.5%。 但政界和長期關注中國的觀察家則對中國表示警惕。《危險地帶:與中國即將發生的衝突》一書的作者之一貝克利說,至少政策制定者們更加現實和清醒,這倒讓習近平看起來顯得非常無能,他的一連串失誤,從偏執地堅持清零毀掉中國經濟,搞得民怨四起,到毫無準備的放開,這讓外界對他的印象大打折扣。 「很多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曾把他看成是一個地緣戰略大師,我認為這個想法已經被拋到窗外了,就像他們曾經認為普京是個輝煌戰略家的神話一樣,通過他在入侵烏克蘭這件事的糟糕表現來看,那種看法也已被拋到了窗外。」他說。 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則表示,中共雖會迫於形勢而做出一些政策上的調整,但並不會真正從自己的錯誤中汲取教訓。 「劉鶴說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這是充滿了滑稽和諷刺意味的,」他說,「這次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是第一次沒有中國的民營資本家像馬雲這樣的人物參加,因為他們都被打跑了。」在經歷了「清零」的瞎折騰和毫無準備的突然放開後,余茂春說,習近賓士下的中共正丟掉它的國際信用。 但在另一方面,塔夫茨大學的貝克利說,習近平的獨斷專權加大了與他共處的難度,從清零到一夜之間的混亂放開令人感到你正在與一個可能反覆無常的國家打交道。 他說:「這強化了那種印象,即在獨裁政權里,一個人的突發奇想可以支配整個國家的政策。這正是我們要處理的情況,而這讓人不放心。它使我們很難建立任何形式的戰略信任,因為如果你把這種決策模式帶到美中關係領域,你怎麼知道你與這個政權達成的任何形式的協議會持久下去, 即使那些看起來符合中華民族(the Chinese nation)利益的事情也可能被拋出窗外,如果這個政權在任何時間決定這不是它想做的事情。」 裴敏欣:受挫的習近平更危險 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學者、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裴敏欣也認為,習近平作為一個政治強人在新冠清零政策上遭遇的挫敗可能會讓他更加危險,世界應為此做好準備。 他最近在彭博社(Bloomberg)發表的評論文章將習近平與1960年代初毛澤東時代的三年大饑荒相比較。當毛澤東意識到「大躍進」導致的饑荒破壞了他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時,他並沒有認輸或放棄,而是開始策劃一場大規模的清洗,後來成為文化大革命,使國家陷入了十年的混亂。 「習近平可能不會成為另一個毛澤東,」裴敏欣寫道,「然而,與他的前任一樣,如果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他幾乎肯定會變得更加不可預測,更加難以對付。」
中國最近在外交方面的一些舉措發出了要改善與他國日漸惡化的關係的信號,在提拔溫和派外交官的同時貶職強硬派。讓外界紛紛猜測中國是否重新調整了外交策略,放棄「戰狼外交」。 但這樣的積極信號里也夾雜負面的迴音,例如停止發放簽證給日韓公民作為報復;一些中國外交官和官媒依然發表「戰狼」言論。外交領域專家大多認為,現在就中國是否拋棄「戰狼外交」下結論還為時過早。 中國試圖用友善外交改變形象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本周早些時候調任邊界與海洋事務司副司長,被認為是中國調整外交戰略的最明顯信號。這位擔任了三年發言人、時常攻擊西方國家與媒體並散布陰謀論的外交官是中國「戰狼外交」的首要代表人物之一。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副主編詹姆斯·帕爾默(James Palmer)在本周的新聞簡報里寫道:「近幾個月來,中國領導人似乎意識到『戰狼外交』對中國的國際形象來說是一個問題。中國正有意地試圖說服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中國現在願意友善地參與外交。」 帕爾默先前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所面臨的疫情爆發和經濟擔憂也是迫使其放棄戰狼外交的因素。 最有可能促成趙立堅調職的是中國外交部新部長秦剛。12月30日上任的秦剛被認為是中國外交官中較為溫和的一位。在此前擔任駐美國大使期間,他據報曾多次表示自己並非「戰狼」。 英國《金融時報》本周也引用匿名中國官員和政府顧問的話報道說,北京方面正在整合新的外交政策來改善與別國已經惡化的關係,並希望能給低靡的經濟注入活力。 「在國際政治上,如果中國想要打造公共支持的話,放棄『戰狼外交』會是有幫助的,」耶魯大學政治學副教授丹·馬丁利(Dan Mattingly)告訴美國之音,「因為『戰狼外交』行不通,有時還會起反作用。」 在去年11月聯合發表的一篇論文里,馬丁利發現當中國發出強調友誼和援助等正面外交信號時,外界對於中國的好感會上升。而攻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戰狼外交」幾乎不帶來任何幫助,有時甚至會對中國形象帶來負面影響。 儘管趙立堅的調職可以被理解為中國正在遠離「戰狼外交」,但馬丁利指出,趙立堅言論的攻擊性遠超其他大多數中國外交官。從這一點上看,趙立堅其實是中國外交官里的少數。而馬丁利表示,他無法從趙立堅的遭遇得到中國外交語調會巨變的結論。 「這的確象徵著有改變方向的需要,但這個變化是大還是小依然有待觀察,」他說。 中國外交部的信號正負夾雜 中國最近因其他國家對中國旅客採取的新冠限制措施而批評他們「不講科學」,並反制韓國與日本,停止為他們的公民發放中國簽證。有觀察人士指出,這與中國放棄「戰狼外交」的猜測衝突。 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研究員愛迪恩·蘇拉(Etienne Soula)告訴美國之音,「中國外交部的新領導層正在降低『戰狼』言論,但並沒有完全放棄。」 他指出,中國外交最近釋放的信號正負夾雜。 新上任的駐歐盟使團團長傅聰12月底在接受《南華早報》的採訪時表示,他的首要任務包括保持和恢復中歐各層級接觸交往、加強在例如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增進人文交流等。 去年10月底,中國任命了新駐東盟使團團長,替代了原本擔任該職的鄧錫軍。鄧也是「戰狼」外交官之一,多次在推特上就阿富汗戰爭、軍事開銷、公共設施等批評美國。 但同時,面對自己國內病毒感染擴散和失準的國內統計數據,中國最近幾天卻多次要求美國公布其疫情信息,制止病毒擴散。 蘇拉認為,中國目前外交信號相對溫和或許和正在經歷疫情爆發有關。這種溫和之中依然時不時透露出「戰狼」的原貌。 「中國外交官遠沒有展現出嚴格防守的姿態,並可能在中國的疫情改善後繼續發出攻擊性的信息,」他說。 國內壓力或導致「戰狼」延續 「戰狼」一詞最初來源於中國民族主義電影系列《戰狼》。過去五年多來,「戰狼外交」是中國外交風格中的主流。前外交部長王毅、發言人華春瑩、耿爽、趙立堅等人都因媒體高曝光率成為「戰狼」的代表性人物。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們也採用這樣的攻擊性語言風格。 「戰狼外交」的崛起正值美中關係開始惡化的時期。2018年,美中在貿易問題上產生糾紛,並升級為以關稅為武器的「貿易戰」。2020年,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後,中國一時間要面對來自世界的質疑。 「中國方面特別希望增加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從這個角度來講,『戰狼』只是增強話語權的一種說法,」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告訴美國之音。 「不管中國方面繼續堅持不堅持『戰狼』這個說法,實際上中方現在也不太願意用這個說法了,但是中方希望增加自己在國際社會的、尤其在外交方面的話語權肯定是不會變的。」 美中關係在近幾個月出現了一些緩和。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去年11月舉行了兩人作為國家元首的首次峰會,雙方都表示有意改善兩國關係現狀。 周三(1月11日),美中氣候問題大使會面。中國方面稱雙方一致同意後續將進一步保持溝通,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預計將很快訪問中國。 楊大利指出,隨著中國放下疫情管控和旅行限制,美中兩國的領導人和官員們將有更多的機會舉行會面,應對或化解矛盾。 「疫情本身是外交的話題,是國際衝突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但疫情也造成了某種特別的氛圍,」 他說,「使得外交更多地成了在網上打嘴仗,而不是雙方的外交官通過私下交流、非正式場合、各種各樣其他渠道來化解一些矛盾。」 不過,耶魯大學的馬丁利認為,來自內部的政治因素將幫助「戰狼」式的強硬語調繼續下去。 「中國外交部體制內的外交官、領館、大使們依然會受到來自國內的激勵,繼續試圖以一種堅決的方式維護他們所認為的北京的利益,」他說。
習近平執政十年,中國政府愈加頻繁地使用民族主義話語為其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辯護,在輿論間引起普遍擔憂。中國民族主義是如何走到了今天?是否有其合理性,又帶來了怎樣的危害? 「你如果穿漢服來,我絕對不會這樣說;但你穿的是和服,作為一個中國人來說,你是中國人!」8月中旬,江蘇蘇州街頭一名警察對身穿日式浴衣的女子高聲咆哮的視頻迅速傳遍中文社媒。 延伸閱讀:【習近平這十年】之二: 中國公民社會從覺醒走向肅殺 「你是中國人」 同樣身在江蘇的張建平敏銳地捕捉到當事警察的口吻,「明顯地你從這個執法警察的態度,就能看到他具有極端的民族主義的態度。」 張建平的這種敏銳與他的一段痛苦經歷有關。2006年,身為殘疾人的張建平因為維權事件接受外媒採訪,被當地警方帶到了派出所,「當時把我帶過去,是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傳喚的,然後那個警察也是與這個蘇州警察一樣,就說,『張建平,你是中國人,你怎麼能接受外媒採訪?』」 兩句前後相隔十六年的「你是中國人」讓張建平體味到官方話語中一以貫之的民族主義腔調。更讓他困擾的是,近幾年民族主義話題已在中國社會成泛濫之勢,「這幾年,民族主義以及愛國主義的宣揚,有些過度了,顯得無厘頭,已經讓人感到很難適從,就連正常的社會批評都會被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所壓制。」 張建平的無奈凸顯了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氛圍與公正社會體制之間的矛盾。民族主義似乎可以碾壓一切,這個社會的公正與體面似乎都可以不顧。8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中國社媒上洋溢著濃厚的反美氛圍。《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公開在社媒上說,應該擊落佩洛西的座機。而海外的中文推特上還不時出現這樣的貼子說:如果讓中國人自由投票,一定會推動武統台灣。言下之意,中國民眾已經被充分動員,多數傾向於武力解決台海問題。 但看似烈火烹油般的輿情背後卻有著各種冷眼旁觀。今年4月才「潤」到美國的令狐昌冰感覺,這種所謂普遍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真實,「我的觀察來看,中國人沒有他們說的那麼糟糕,並不是大家都是民族主義的。他們受環境的影響,可能會自私自利,但他們中大多數人不會說向民族主義看齊。」 今年22歲的令狐在中國內陸地區度過了整個青少年時期,他初中輟學,多年來一直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他說,周圍多數人並不關心官方媒體宣揚的民族主義等政治話題,「他們都不大願意討論這些事情,只要是和政治搭邊的事情,我的朋友和周邊的人,現實生活中的人,他們都不感興趣,不想聊這個。」 「趙家人」的民族主義 雖然不同群體態度不同,但隨著民族主義話題在中國輿論場的不斷凸顯,外界對中國民族主義走向的擔憂也顯而易見。 民族主義本質上解決的是我是誰的問題,一般是指一個民族追求自身獨立、自由和發展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可以是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但也可能在利益的驅使下,被導向狹隘、專斷,變得危險。 知名法國漢學家、現在在香港浸會大學擔任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的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告訴本台, 中國的大眾民族主義正在變得危險,「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向更加民主、開放和包容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敞開的窗口正在收窄,現在佔主導的是更加具有攻擊性的民族主義,是它們佔據著媒體。」 他分析說,這與中國共產黨對民族主義的操控有關,「在中共看來,把黨和社會粘連在一起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採用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顯然是以中共為核心的,它的話語結構是自上而下的,包括它的敘事和宣傳都是如此。」 張建平則認為,官方操縱的這種民族主義實際只是一個幌子,「嚴格來說,它不是民族主義,甚至連愛國主義都說不上,它就是『趙家人』的一個姿態,就是一個愛黨,對黨忠誠。」 習近平的中國夢 在習近平執政的這十年中,張建平口中的「趙家人」的民族主義似乎越來越展現出其狹隘、激進的一面。 習近平在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上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初就提出了所謂「中國夢」。習近平自己對中國夢解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 中共十九大之後,習近平又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說,藉此強調所謂西方衰退、中國崛起的局面。到2021年初,習近平自己又把「變局」的提法具體化為「東升西降」。 與這種飽含零和思想的民族主義表述方式相一致,中國政府常常展現出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也因此時常被其他國家詬病。澳門大學榮休教授郝志東分析說,這些現象體現出中國發展了以後想當世界領袖,「而且你自己說的,……所謂太平洋之大,可以容下中美兩國。什麼意思呢?就是要一起統治太平洋嘛,對不對?而且你是要給世界提供發展的中國道路。」 郝志東認為,習近平的對外政策在多方面表現出中國政府對世界的企圖,「在經濟上,像『一帶一路』,你也是想在經濟上當世界領袖嘛;政治上,你在聯合國,還有其他地方,你『團結』了一些國家,用經濟利益把這些國家收買,讓他們替你說話。你這也是想自己搞一套,當世界領袖,這是很明顯的。」 以反美為主 不僅如此,在中國一系列激進的民族主義表現中,反美已成為其最重要的主題。從新疆問題,到新冠疫情,再到台海問題,華春瑩、趙立堅等外交部發言人常常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把美國的對華政策作為首要的抨擊對象。 張建平認為,現在官方常常把「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掛在口中,恰恰反映出這種民族主義就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因為它混合了統治者的大一統思想,「大一統的思想裡邊有民族主義,但並不完全屬於民族主義,就是有民族主義,也是屬於不恰當的民族主義,它是為了統治者的開疆拓土來服務的。」 但有不少人認為,中國近年來抬高民族主義的腔調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自然反應。《環球時報》、《紐約時報》等中美媒體都曾刊文,批評前總統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具有民族主義色彩。 目前身居美國的《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向自由亞洲電台分析說,美國的一些做法的確刺激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除本次佩洛西訪台之外,還有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政府時期的一些做法,「蓬佩奧之前就說過,台灣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後來又推動美國與台灣建交。」 高敬文教授則認為,這種看法是把前後順序顛倒了,美國的民族主義整體上是應對式的,是為了應對幾十年來中國等亞洲國家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氛圍,「中國因為其經濟實力的增長,軍事力量的上升,及其在國際舞台上影響力的擴張,他們感覺自己應該在國際社會得到更大的空間、更高的地位。中國實際是一個修正主義強權,想挑戰現存的國際秩序。」 習近平時代的港台和邊疆 習近平時代激進的民族主義也表現在中國政府對待港台和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政策上。 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自由民主空間的一再擠壓,中國軍方自去年以來不斷加大對台海周邊的軍事威懾等等,都讓世界不少國家為之側目。 台灣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吳叡人對本台分析說,習近平對港台採取的高壓政策很容易在歷史上找到參照,「我在看習近平處理香港和台灣問題的方式,我心裏面想的是乾隆,或者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就是一種平定邊疆的意思。他對台灣完全是一個非常冷酷的、現實主義的權力考量。」 在民族政策上,新疆地方政府對上百萬無辜的穆斯林民眾的集中關押,以及中國政府藏區強推的「藏傳佛教中國化」等等,讓少數民族的生存空間日益逼仄。 目前身居美國紐約的回族穆斯林馬聚總結說,習近平這十年對少數民族的控制和歧視性政策是以前從未有過的。馬聚在2011年就舉家離開了中國,但直到2017年之前還經常回國。他明顯感覺,習近平相比於之前的主政者進一步強化了漢族的主體地位,「上一個十年,胡錦濤時期是所謂的『大中華主義』思想比較昌盛的時期。……但到了習近平時代,可以說,他把它收窄到了以漢文化為主的民族主義,這實際上是強制推行漢文化的大沙文主義。」 民族主義政黨 習近賓士下不斷強化的民族主義政策與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民族主義屬性脫不開關係。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濫觴於晚清時期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衝突中。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有上百年的時間持續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成為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國政治的主題,「百年屈辱」等關鍵詞也寫入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基因。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都是在民族救亡的氛圍中成長,並且深受康有為、梁啟超等民族主義者的影響。中國共產黨也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對抗日本侵略的過程中才積蓄了力量,成為中國的主要政黨。知名華裔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在世時曾接受採訪說,中國共產黨起來就是靠民族主義,但口號講的是國際主義。他實際在暗示,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民族主義政黨。 想像的共同體 中國民族主義起過積極的作用。靠著民族主義的動員和外界的幫助,中國曾先後戰勝了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重新獲得獨立自主的地位。但中國民族主義也存在諸多悖論。 「從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以及蔣介石,一直到毛澤東,所建構起來的中華民族意識形態,裡面有非常多的虛構,」吳叡人強調,中國流行的「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本身就包含很多的虛構。 中國官方習慣以他們敘述的歷史來認定民族,認為民族是歷史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和共同文化的共同體。他們強調這種歷史的客觀性,並常常以「中華民族」的歷史來論證其對港台、疆藏的政策。但吳叡人教授認為,對民族的認定同樣應重視主觀性,即公民的意願。 吳叡人2003年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生於中國的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政治學名著《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作者主張民族是一種「現代」的想像以及政治與文化建構的產物,它是由社會成員共同認知同屬於一個團體而形成的共同體。 「事實上這是現在西方、台灣、日本和韓國等主流學界的一個認識」,吳叡人在介紹台灣的經驗時指出,有大批台灣民眾並不太認同中國官方強調的「中華民族」的說法,「從這個角度講,大家(台灣民眾)知道習近平在說什麼,但不大可能接受。第一個是歷史經驗不同,第二個是因為學術、言論各方面的發展,使我們得到了有關民族主義的批判性理解和認識」。他解釋說,台灣民眾和中國大陸從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不同,1895年至1945年台灣是處於日本的統治下,1949年後台灣也沒有接受中國大陸政府的統治。 《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則認為,固然台灣的治權不在中國政府手中,但也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言下之意,「中華民族」的敘事在台灣仍有其歷史基礎。他還強調,在這個問題上要參考國際法,「你只要面對一個現實,就是全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與中國建交的所有國家都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件事情沒有辦法,因為這是由現實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體制決定的。」 民族主義的復興 《想像的共同體》中文版在中國大陸出版已有二十年時間,在某種意義上,它也見證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朝著與其主張相悖的方向走向激進的過程。 學界多認為,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中共政權面臨合法性及意識形態的嚴重危機,從馬列主義轉而擁抱民族主義,試圖以此凝聚民心,並形成一股反西方的力量。中國大陸學者陳學明2006年發表文章《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研究綜述》指出,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從1990年開始復興,並在1995年之後迎來了高潮。 在鄧小平掌權的80時代,中國曾強調向西方學習,但他之後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等都刻意強調要讓中華民族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消失多年的黃帝陵祭祀儀式重新登場,論調激進的《中國可以說不》在1996年出版等事件,都被認為是民族主義重新崛起的標誌。 但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官方主導的民族主義又被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海外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觀察到,「當年那部《戰狼》電影里的一句話,『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在國際上表現出一種霸氣,那種心態在鄧江胡時代都很少見到的。」 權力的需要 但這種霸氣的民族主義所展現的並非向世界開放的氣象,而是一種越來越封閉的傾向,與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相背離。 瑞典研究機構瑞典國立中國中心(Swedish National China Centre)7月份發布的一項報告揭示,自2016年以來,從耐克(Nike)到海恩斯莫里斯(H&M),至少有78個國際品牌因為牽涉台灣、香港或新疆、西藏等問題而遭到中國民眾的抵制。 不僅如此,這種民族主義也難以與中國內部的不同民族相溝通。台灣中研院的吳叡人教授分析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正在陷入一種自我的歷史觀中,「九零年代以來的一波民族主義,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它沒有能力去理解國內的少數民族,邊陲地區,或者是香港、台灣,而是一廂情願地去相信一種通過虛構構築起來的歷史觀。」 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這種封閉傾向,吳叡人教授分析說,除了習近平自身就是這種信仰之外,歸根結底是中共政權面臨危機,想穩固自身的權力,「習近平政權面臨的內外危機,使得他把民族主義這類意識形態抬出來,這是徹底的馬基雅維利現實主義政治,是有著高度計算的。」他補充說,這些危機的總根源在於1989年之後,中國政府經濟上改革,但政治上不改革,導致了政經失衡。 可以參照的是,出於對政權穩固的擔憂,中國維穩費用近年來一路走高,到2020年已經高達2100億美元,高出同年軍費7%。 澳門大學的榮休教授郝志東則認為,習近平上任以來推動民族主義上揚,可能也是為了適應中共官場的權力規則,「其實共產黨的文化一直就是寧左勿右,左的方向是很容易讓人上升的,右的話就很難,因為右要考慮個人利益,而左就不用考慮個人利益,只要考慮國家利益,革命的利益,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採取任何手段。」 民族主義的貽害 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站在習近平連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時間關口,無論是中國社會,還是世界,都正承受著日益極端化的民族主義帶來的危害或威脅。 十年前(2012年),在習近平上任前夕,西安日系車主被極端民族主義者用U型鎖砸傷。那起事件似乎是對未來十年的某種預演。這十年來,因民族主義所起的街頭暴力事件雖並不多見,但相關的網路暴力卻層出不窮,不斷衝擊著社會政治倫理的底線。7月份,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被刺殺的消息傳出後,中國央視有關報道頁面的留言一片歡呼,微博、朋友圈類似的帖子更是刷屏。 到8月份,隨著佩洛西訪台,中國社媒上的民族主義叫囂也是此起彼伏。這次甚至連當政者似乎都擔憂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過於強烈,司馬南等愛國大V 8月中旬一度在中國遭到全網封殺。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的戰狼外交和日益敵視西方的態度,持續撕裂著中西方之間的關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去年上任之初就在聯合國的一次會議上警告說,民族主義在抬頭、壓迫在上升,這些都威脅到當今的世界秩序。外界認為布林肯的說法影射了中國、俄羅斯等國家。 佩洛西本次訪台在中方引起的激烈反應讓世界為之側目。前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鑒,不少國家擔憂民族主義會否驅使中國走上俄羅斯的道路,讓台灣毀於戰火? 表面上,趨於極端化的民族主義最大的受益者或許是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政權。各種曖昧不清的民族主義訴求暫時遮蔽了對這個政權合法性的質疑。但在這枚硬幣的反面是,掌權者徘徊在權力的溫柔鄉,拖延其改革的動力,對抗民主、自由的呼聲,最終可能只是延遲了全面危機的到來。
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旋風式訪問台灣之後發生的解放軍大規模實彈演習和北京對台政策變化造成了新的台海危機。這一危機明顯加劇了海峽兩岸緊張關係,並使美中關係再次墜入谷底。觀察人士認為,背離了鄧小平時代確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韜光養晦」政策的「戰狼外交」和北京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嚴重誤判,使得習近平政權進一步深陷內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共北戴河會議期間給黨內其他派系帶來挑戰習近平及其領導地位和政治挂帥路線的重要契機,使這位在國際社會到處樹敵的鐵腕領導人謀求長期連任的努力變數大增。 南希.佩洛西議長不顧北京一再警告和恫嚇成功訪問台北之後,中國軍隊在台灣島周邊大舉展開實彈軍演和連續數日咄咄逼人的封鎖,發射的11枚導彈中有5枚落入日本經濟海域,引發日方的嚴重抗議,美國和七國集團其他成員一致要求北京克制,停止這場危害區域和平穩定和升高緊張態勢的軍演活動。 北京輿論攻勢遭挖苦 在此之前,北京當局展開了激烈輿論攻勢。前黨媒小報總編輯、環球時報特約評論員胡錫進提議派軍機「伴飛」,甚至揚言擊落佩洛西座機,擊沉美國航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聲稱佩洛西若訪問台灣,中國軍方不會坐視不管,將嚴陣以待。 網路作者蘆笛在評論佩洛西訪台的文章中表示,懷疑胡錫進、趙立堅這些人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高級黑」。 文章寫道:「習近平就是再蠢,也蠢不到這個份上吧?何況他正值謀求連任的關鍵時刻,怎麼還會希望挑起大戰?唯一合乎理性的解釋就是,這些人都是傳說中的『反習勢力』,故意把他放在火爐上烤,成心看他的笑話。」 一些觀察人士指出,這場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切的台海危機與北京一些鷹派文人的高調威脅和聲稱 「東升西降」、提倡鬥爭的習近平外交思想密切相關。 網路作者項棟樑近日發表批評中國戰狼外交的博文指,「外交工作從根本上就是反戰爭的,任何國家都沒理由要設置一個鼓吹戰爭的外交部,打仗那是國防部的事。」 外界正在密切注視習近平近期的動向,對其在中共20大後的去留傳聞、揣測不斷,眾說紛紜。 魏京生:北京一再誤判,美中關係又墜谷底 流亡美國的著名中國異議人士魏京生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對形勢的一再誤判導致許多極端民族主義的五毛和愛國粉紅精神崩潰,如喪考妣,預示著一個朝代行將滅亡的必然趨勢。 這位資深民運領導人指出,此次台海危機正趕上北戴河會議,對這位中共總書記爭取連任的圖謀很不利。 他說:「這對於那些反對習近平的人是個好機會。所以,在北戴河會議,我估計,他們就開始發難了。然後20大上,習近平的力量可能會被削弱很多,他想連任本身就有點不合理不合法,他連任的希望可以說降低了。就因為他連續的誤判,他憤怒的出兵的做法,給他帶來的實際上就是20大上連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馮崇義:封鎖台海國際通道不可接受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學者馮崇義對美國之音表示,台海局勢和中美關係乃至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對都急劇惡化,引起了民主世界的強烈反彈和憂慮。 馮崇義分析指出,中共軍隊在台海軍演不過是演戲,而且虎頭蛇尾,但是凸顯了習近平蓄意以武力踏平台灣來實現其統一大業的野心,然而封鎖國際商業航行通道,或武統台灣,無論就經濟利益還是國際秩序而言,都是美歐日澳等經濟體和海洋國家完全不可接受的。 這位中國問題專家說:「美國、歐洲、日本、澳大利亞都把台海關係的緊張、劍拔弩張狀態歸咎於中共。在它們眼中都把保持現狀是國際社會的基本訴求。可是中共現在把武統台灣這步棋公開說出來,這對它們是個很大的衝擊。使用武力拿下台灣,這個在國際社會是不可接受的。」 新版對台政策白皮書口氣強硬 長期以來,北京一直宣稱台灣是一個有待與中國大陸統一的省,並提出將以「一國兩制」模式將為統一後的台灣提供更多自治權。 8月10日,中國國台辦發布第三份白皮書,仍然稱願意繼續「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但又表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況下作出的最後選擇。」 白皮書稱台灣民進黨當局的謀獨行徑擠壓了和平統一空間,是必須要清除的障礙,並稱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以台制華」的企圖註定會失敗。 觀察人士還注意到,新版對台政策白皮書中沒有像以往那樣承諾不會在統一後向台灣派駐軍隊或行政人員。 這份白皮書被認為中國大陸方面「圖窮匕首見」,開始磨刀霍霍,幾乎將武統台灣搬到檯面。 北京外交影響 美中官員解讀各不同 新的台海危機把中共的戰狼外交再次與隨著中國崛起而產生的國際威脅聯繫起來。有評論認為,習近平奉行的對外強硬路線挑戰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破壞誠信,把全世界人都推向它的對立面。 2021年1月11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到訪美國之音華盛頓總部並發表講話指出,中國對西方核心觀念構成獨特威脅。他再次強調,對於中國,「不管他們說什麼,我們都必須不信任並加以核實」。 外界視為「頭號戰狼」的中國外長王毅近日發文對習近平表忠心(也有評論認為是「甩鍋」),稱「習近平總書記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設計師……為新時代中國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為解決全球重大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為推動人類發展與進步凝聚了共識與合力。「 王毅還寫道:外交戰線「重點圍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政策體系,為履行中國的大國責任和國際義務提供行動指南。」 新近出現的一份網傳帖子對習近平上台執政十年來的各項工作予以歸納總結,其中包含7項涉外涉港台決策的失誤: 一帶一路:斯里蘭卡破產,政府被推翻,巴基斯坦瀕臨破產。 無疾而終亞投行:大量減免國際債務,血本無歸。 千人計劃:被當做間諜名單。 香港:失去國際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地位。 台灣問題:和平統一已無可能。 國際關係:歐美日印澳成為敵對關係。 快去看新聞聯播消毒! 轉【十年匯總】 pic.twitter.com/LRBkcnrc8g — 章立凡 Zhang Lifan (@zhanglifan) August 11, 2022 評論:內政外交都搞砸 跟全球發達國家翻臉 馮崇義在一篇評論習近平「新時代」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指出,這位中共領導人在兩個基本面上向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回歸。 文章說,一個基本面是政治挂帥、狂妄無知地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代價爭當世界領袖;另一個基本面是將時勢歸結為「東升西降」(毛澤東時代的表述是「東風壓倒西風」),進而與發達的民主世界為敵、與獨裁政權以及怨恨西方的第三世界國家結盟,以營造有利於中國極權黨國生存發展的國際環境和秩序。 文章繼續寫道:從這樣的荒唐立場出發,習近平政權散布民族危亡的論調不斷推高民族情緒;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南海進行大規模的填海造島工程及相應的軍事部署,以便向太平洋延申中國的海軍力量並控制重要國際海運航道;通過「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機制,組建以中國為中心的投資和貿易體系;摧毀國際條約和承諾強行將香港大陸化,並且不斷派遣軍艦和戰機擾台而使台灣海峽劍拔弓張;將中國的國運與俄羅斯和朝鮮等流氓國家捆綁在一起而得罪文明民主世界;肆意違反國際規則和契約並明目張胆地偷竊西方先進技術,通過「戰狼外交」的惡言惡語搶奪國際話語權,操控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組織,通過統戰手段腐蝕和削弱西方世界的核心價值和制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因為如此,馮崇義指出,「民主世界重新集結,對中共黨國進行圍堵。」 評論:爛牌沒打好反而打得更爛 一些觀察人士指出,目前看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堅持國內動態清零和解決台海關係問題上進行兩場豪賭。 魏京生認為,習近平文化水平不高,起用的外交班子也沒水平。而且這位不斷折騰的中共領導人把從主張「不折騰」的胡錦濤手裡接過的一把不怎樣的爛牌打得更爛。 這位民運領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說,習近平可能是中共的末代皇帝,華國鋒式體面下台、退休是他可能得到的最好也是代價最小的結局。 眾多中國問題分析人士認為,當前的國際局勢與10年前大不相同,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形象與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相比遙不可及,經歷了香港劇變和武漢爆發新冠疫情的北京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開戰前夕宣稱「不是盟友,勝似盟友」的中俄關係「上不封頂」,關鍵時刻站錯隊,催生了當今世界的「天下圍共」局面。
外交政策 拜登的首要任務會全力修補一些外交關係,尤其是美國與北約的關係。他大概也會帶領美國重返世界衛生組織,嘗試領導全球應對新冠疫情。拜登的競選平台將這個任務描述成拯救美國被損害的國際形象。 但立場保守的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副主席普萊特卡(Danielle Pletka)認為,拜登的行動不會有實際效果,因為川普雖然看似霸道,但他在國際平台其實取得許多成果。 普萊特卡認為,美國在國際上失去一些朋友, 「但川普政府有失去過去70年來重要權力和影響力嗎?沒有」。 氣候變化 拜登的另一個首要任務可能是重返巴黎氣候變化協議。 拜登在這個議題上的看法與川普完全相反:川普認為對抗氣候變化會損害經濟,因此取消國內許多環保法規。 但拜登聲言他會花2兆美元,令美國能夠達成巴黎氣候協議的減排目標。他指自己會建立一個以清潔能源驅動的經濟,同時提供超過上百萬個就業職位。 伊朗政策 拜登說,他會重新加入美國與伊朗簽訂的核協議。 川普政府在2018年宣布退出這個協議,批評協議規範的範圍太陝窄,無法限制伊朗發展核武。川普政府也重新實施制裁,並繼續施加經濟壓力。 但拜登認為,它導致緊張局勢顯著升級,美國的盟友也拒絕接受這個政策。 拜登說,如果伊朗重新嚴格遵守協議,他將再次加入核協議,但他明言到那時才會取消制裁。然後,拜登將進行談判。 葉門內戰 拜登將停止在葉門衝突中支持沙特的做法。 拜登認為嚴重的平民傷亡已經使該黨左翼和越來越多的國會議員強烈反對美國介入。 沙烏地阿拉伯是川普最親密的阿拉伯盟友,是反伊朗聯盟的基石。分析人士形容,拜登將會摒棄川普對沙特君主制的不加批判的擁抱。 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 拜登對川普總統對以色列和阿聯酋之間達成的協議表示歡迎。拜登與許多民主黨人一樣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該黨的外交政策平台中從未針對以色列在加沙地區的行為使用「佔領」一詞。 但拜登不太可能採納川普政府對被佔領西岸的政策,例如拜登不會宣布以色列殖民點不違反國際法,以及容忍以色列單方面吞併部分領土的計劃。 民主黨總統初選前候選人桑德斯的外交政策顧問杜斯(Matt Duss)認為,民主黨左翼與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士、巴勒斯坦裔美國人和阿拉伯裔美國人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 美俄關係可能會稍微改變 拜登與川普一樣,也想結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但會在這兩個國家中保留少量的部隊來幫助打擊恐怖主義。拜登也不會削減五角大樓的預算或暫停以無人機發動攻擊的政策。 川普政府一直對俄羅斯持強硬態度,以制裁對它進行懲罰。在拜登擔任總統期間,這可能會繼續下去。 拜登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直截了當地說,他認為俄羅斯是「對手」。他承諾將對選舉干預的國家做出有力回應。一直有報導稱俄羅斯干預了美國大選。 與此同時,拜登已經明確表示,他想與莫斯科合作,以保留限制其核武庫的軍備控制條約的剩餘內容。川普曾指責俄羅斯作弊,之後退出了兩項內容。如果拜登當選,他將無條件擴大其範圍。 與中國的關係 川普近來不斷指控中國傳播冠狀病毒,又針對中國提出新的冷戰言論。川普政府已經成功說服許多國家,抵制中國通信技術。這是美國在許多方面對北京進行反擊的一部分,這令中美兩國關係降至數十年來的最低點。 而實際上,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現時都同時針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主要分歧只是如何做。 拜登將繼續川普總統的反中國政策,以反制中國「濫用經濟政策」的手段。但拜登將更積極地尋求與崛起的中國進行合作。 報導稱,川普認為要摒棄陷美國於不公平國際關係的世界,建立「美國優先」的世界。 拜登認為美國在世界的角色和利益都建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確立的制度,同時必須奉行西方世界嚮往的民主價值觀,他想恢復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