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地亞年內關5店 瑞士母公司坦言高估大陸市場
2026 年 6 月 4 日
美国总统参选人党内初选，多少可以弭补我们对民主选举的负面观感，因为它确实是在民主机制下，对参选人进行的多轮试炼，每一回和竞争者的交战，都有助日后面对更现实、残酷的大选，比较过程，无论是知难而退，还是不耐打被刷了下来，其实都不委屈。 回顾2020年，民主党一度有29人宣布角逐总统门票，创历来人数最多，老将、新秀齐聚，背景族裔还非常多元。初期，几位领先群的参选者，好感度且不分上下，其中黑马当属政治素人、亚裔的杨安泽，他因为提出“自由红利”，主张政府每月发给每人1000元，让人耳目一新，曾在初选辩论击败一众资深州长，可惜后继乏力，惊奇之旅结束于2020年2月底。 参选总统一来当然要提出愿景，二者，他主要必须证明自己有洞察和解决当下问题的本事。辩论就是你的成绩单。而2020年2月一场初选辩论，也可以看作拜登渐渐和其他人拉开差距的转捩点。当时辩论主题聚焦于川普的外交政策（当时是美国很重要的讨论议题）。包括拜登、桑德斯、沃伦等等（杨安泽尚未退选），彼此意见可谓相当分歧。“分歧”的意义之一，代表参选者没有被所谓的党内政治正确绑死，而是可以陈述己见，再让选民评断好坏。 例如，在朝鲜问题上，桑德斯、沃伦和杨安泽都说自己如果当选，会延续川普“总统外交”的方式和金正恩保持互动。但拜登则说不会，他尤其强调川普的作法是在支持独裁，只会助长朝鲜核武扩张。 另外，桑德斯和沃伦表示他们会对美国军援以色列设定更严苛的条件，以迫使以色列无法并吞约旦河西岸，泰尔斯也说他会推翻川普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计画。至于拜登，他在辩论会上提出了将考虑使用武力，去确保石油供应的自由运输。至于杨安泽和沃伦反对以武力遏制朝鲜、伊朗核武测试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那么，同不同意川普下令刺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沃伦是属于明确拒绝的一方，桑德斯则是藉反问来回答：“问题不在他是一个坏人吗，而是暗杀能让美国人更安全吗？” 经过诸如此类外交、军事议题攻防辩论，拜登的民调开始走升，并逐渐拉开和桑德斯的差距，其他参赛者的出线希望更是愈显渺茫。 当然，外交政策不会是参选总统者唯一评量指标，但选民确实得以因此更清楚一个参选者的价值取向，是热衷单边主义？是人权优先？抑制他国核武的方式和保护油品供应的手段有无冲突？美国于全球安全动见观瞻，美国的外交政策又深受总统世界观、价值观左右，选民当然会希望知道台上参选者的实际想法。就像当沃伦在答复中国问题时说：“我们需要与中国合作，推进我们最优先考虑的国家利益，包括解决气候危机…但我们的价值观不能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马上有评论回应：“眼前那位是克林顿吗？” 初选的作用，就是要证明自己比“同党”中人更行，不是只靠大声批判共和党或川普就能获得青睐。简单来说，参选者每次的应答，都是在表现自己到底有料、没料，以及有多少料，是准备好了，还是原来是在越级打怪，以为微笑、放空、闭嘴就能蒙混过关。 所以，针对“是否考虑使用武力，对伊朗或朝鲜的核弹试射威胁先发制人”，拜登、桑德斯都说会（多数都会），沃伦和杨安泽都说不会，这就是在替选民提供有意义的判断。因为上述问题并不是抽象、假设的提问，而是无论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任内都曾直接面临的重大抉择。进而，当时参选者之一的美国企业家斯提尔（Thomas Fahr Steyer）以不置可否闪躲，便注定让他无法受到关注，也确实，他在花了近2亿美金投入初选后，很快即因为对国政议题见解欠缺高度，早早就被迫退出比赛。 参选总统就是打算领导国政，当时每个民主党政客、支持者，无不恨川普恨得牙痒痒，成天喊著“下架川普”，但倘若拜登让人感觉他只是想当总统，却不知道总统是什么，光是恨川普，民主党应该不会这么快就等到翻盘这一天。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在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近三年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2月来了个180度政策急转弯，在各地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弃“清零”，随之而来的新冠疫情“海啸”席卷到中国各个角落。习近平标志性的“清零”政策以这种混乱无序的方式收场无疑会使这位中共领导人的威望受到打击，就像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搞“大跃进”后的三年大饥荒对毛的权威带来打击一样。习近平的遇挫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三年清零草草收场，令西方惊讶不解 就在两三个月前，外界还在猜测中国的“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习近平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他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当时习近平刚刚在中共二十大上打破惯例，获得自己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并在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里几乎全部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盟友。“动态清零”是习近平主抓的最重要政策之一，他一直执拗地相信“清零”展示了中国的制度优于西方，是中共治理能力的典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直到去年11月中，也就是中共二十大落幕，习近平如愿拿到第三个任期后，他仍然没有打算取消“清零”。但到11月底，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几个最大城市爆发了反对清零的“白纸运动”，再加上多个政府部门紧急请求，才促使习近平最终改变立场。12月7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了被称为“新十条”的优化防控措施，基本上放弃了动态清零。今年1月8日起，中国全面放开出入境管制措施，标志清零政策正式结束。 但从超严格的封控到毫无预警地放开将中国推向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之中。中国各地新冠病例呈爆炸性激增，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殡仪馆和火葬场“尸”满为患。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公共卫生专家预计，疫情将会在医疗水平欠发达的广大农村地区继续大肆蔓延。 中国国家卫健委流出的一份12月21日的会议纪要显示，从12月1日至20日，中国累计感染人数近2.5亿，仅北京市2200万常驻人口中就有约一半被感染。华尔街日报核实了这份纪要的真实性。专家预估，中国本轮疫情可能会造成100-150万人死亡。 《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书作者之一、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在无准备情况下突然放弃清零令华盛顿困惑不解，但也进一步认识到在习近平个人专权下中共政权的任意性。 “我的感觉是，至少在华盛顿的领导层，无论是国会、白宫还是官僚机构的人，普遍的看法是对此感到有些困惑不解，”他说，“这加深了（美国）对这个政权的看法，它可以迅速反转，并愿意让中国人民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我认为这是有些可怕的，因为这是一个如此出人意外的决定。就在你认为你了解中国的决策方向时，这个政策突然出现了急转弯。”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Larry Gostin) 上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指出，毫无章法的退出清零将是习近平所谓高效治国下的一个“重要污点”。“很惊讶地看到中国退出清零的策略如此混乱，没有明确的计划来防止卫生系统负担过重。”他说。 余茂春：习近平集中力量办蠢事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常常讲，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现在看来是集中力量办了蠢事。 “清零也好，突然放开也好，这都是党中央来计划的，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习近平最喜欢说的，”他说，“就是他们有制度优势，就是共产党把全中国的资源都垄断起来，所以他们可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结果是太集中，集中在领导人的意志上面，结果都是以集中力量办蠢事和傻事而告终的。” 清零政策下的频繁封控重创了中国经济。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3%，不及2021年8.1%增长率的一半，远低于政府设定的5.5%的增长目标，而实际情况可能更糟。中国曾是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的十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7%。有分析认为，经济超预期的大幅度放缓才是促使习近平放弃清零的更深层次的关键因素。 但放松疫情管控措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经济反弹目前还难以判断。经历了三年的“清零”后，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跌入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2023年元旦长周末假期，中国国内旅游出行人次与上年相比增长了0.4%，旅游支出增加4%。疫情封控导致的大批企业倒闭和工作岗位流失可能仍需数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 贝克利：习近平形象受损，与其打交道或更难 这个星期，中国政府派出即将退休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前往瑞士滑雪度假地达沃斯出席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刘鹤在他的演讲中把中国描述成一个依然值得做生意的好地方。他说：“如果我们作出足够的努力，我们有信心中国经济成长2023年很可能恢复到正常的势头，中国经济将会有重大的改善。”他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对外开放，并坚持市场经济。他说：“有的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西方商界对刘鹤的讲话反响较为积极。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刘鹤的讲话是对市场友好的，有助于恢复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跨国投资机构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提升到5.5%。 但政界和长期关注中国的观察家则对中国表示警惕。《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之一贝克利说，至少政策制定者们更加现实和清醒，这倒让习近平看起来显得非常无能，他的一连串失误，从偏执地坚持清零毁掉中国经济，搞得民怨四起，到毫无准备的放开，这让外界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 “很多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曾把他看成是一个地缘战略大师，我认为这个想法已经被抛到窗外了，就像他们曾经认为普京是个辉煌战略家的神话一样，通过他在入侵乌克兰这件事的糟糕表现来看，那种看法也已被抛到了窗外。”他说。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则表示，中共虽会迫于形势而做出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并不会真正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刘鹤说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充满了滑稽和讽刺意味的，”他说，“这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第一次没有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像马云这样的人物参加，因为他们都被打跑了。”在经历了“清零”的瞎折腾和毫无准备的突然放开后，余茂春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正丢掉它的国际信用。 但在另一方面，塔夫茨大学的贝克利说，习近平的独断专权加大了与他共处的难度，从清零到一夜之间的混乱放开令人感到你正在与一个可能反复无常的国家打交道。 他说：“这强化了那种印象，即在独裁政权里，一个人的突发奇想可以支配整个国家的政策。这正是我们要处理的情况，而这让人不放心。它使我们很难建立任何形式的战略信任，因为如果你把这种决策模式带到美中关系领域，你怎么知道你与这个政权达成的任何形式的协议会持久下去， 即使那些看起来符合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利益的事情也可能被抛出窗外，如果这个政权在任何时间决定这不是它想做的事情。” 裴敏欣：受挫的习近平更危险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裴敏欣也认为，习近平作为一个政治强人在新冠清零政策上遭遇的挫败可能会让他更加危险，世界应为此做好准备。 他最近在彭博社(Bloomberg)发表的评论文章将习近平与1960年代初毛泽东时代的三年大饥荒相比较。当毛泽东意识到“大跃进”导致的饥荒破坏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时，他并没有认输或放弃，而是开始策划一场大规模的清洗，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使国家陷入了十年的混乱。 “习近平可能不会成为另一个毛泽东，”裴敏欣写道，“然而，与他的前任一样，如果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他几乎肯定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更加难以对付。”
中国最近在外交方面的一些举措发出了要改善与他国日渐恶化的关系的信号，在提拔温和派外交官的同时贬职强硬派。让外界纷纷猜测中国是否重新调整了外交策略，放弃“战狼外交”。 但这样的积极信号里也夹杂负面的回音，例如停止发放签证给日韩公民作为报复；一些中国外交官和官媒依然发表“战狼”言论。外交领域专家大多认为，现在就中国是否抛弃“战狼外交”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中国试图用友善外交改变形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本周早些时候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被认为是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最明显信号。这位担任了三年发言人、时常攻击西方国家与媒体并散布阴谋论的外交官是中国“战狼外交”的首要代表人物之一。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詹姆斯·帕尔默（James Palmer）在本周的新闻简报里写道：“近几个月来，中国领导人似乎意识到‘战狼外交’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来说是一个问题。中国正有意地试图说服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中国现在愿意友善地参与外交。” 帕尔默先前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所面临的疫情爆发和经济担忧也是迫使其放弃战狼外交的因素。 最有可能促成赵立坚调职的是中国外交部新部长秦刚。12月30日上任的秦刚被认为是中国外交官中较为温和的一位。在此前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他据报曾多次表示自己并非“战狼”。 英国《金融时报》本周也引用匿名中国官员和政府顾问的话报道说，北京方面正在整合新的外交政策来改善与别国已经恶化的关系，并希望能给低靡的经济注入活力。 “在国际政治上，如果中国想要打造公共支持的话，放弃‘战狼外交’会是有帮助的，”耶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马丁利（Dan Mattingly）告诉美国之音，“因为‘战狼外交’行不通，有时还会起反作用。” 在去年11月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马丁利发现当中国发出强调友谊和援助等正面外交信号时，外界对于中国的好感会上升。而攻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狼外交”几乎不带来任何帮助，有时甚至会对中国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尽管赵立坚的调职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正在远离“战狼外交”，但马丁利指出，赵立坚言论的攻击性远超其他大多数中国外交官。从这一点上看，赵立坚其实是中国外交官里的少数。而马丁利表示，他无法从赵立坚的遭遇得到中国外交语调会巨变的结论。 “这的确象征着有改变方向的需要，但这个变化是大还是小依然有待观察，”他说。 中国外交部的信号正负夹杂 中国最近因其他国家对中国旅客采取的新冠限制措施而批评他们“不讲科学”，并反制韩国与日本，停止为他们的公民发放中国签证。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与中国放弃“战狼外交”的猜测冲突。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研究员爱迪恩·苏拉（Etienne Soula）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外交部的新领导层正在降低‘战狼’言论，但并没有完全放弃。” 他指出，中国外交最近释放的信号正负夹杂。 新上任的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12月底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时表示，他的首要任务包括保持和恢复中欧各层级接触交往、加强在例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增进人文交流等。 去年10月底，中国任命了新驻东盟使团团长，替代了原本担任该职的邓锡军。邓也是“战狼”外交官之一，多次在推特上就阿富汗战争、军事开销、公共设施等批评美国。 但同时，面对自己国内病毒感染扩散和失准的国内统计数据，中国最近几天却多次要求美国公布其疫情信息，制止病毒扩散。 苏拉认为，中国目前外交信号相对温和或许和正在经历疫情爆发有关。这种温和之中依然时不时透露出“战狼”的原貌。 “中国外交官远没有展现出严格防守的姿态，并可能在中国的疫情改善后继续发出攻击性的信息，”他说。 国内压力或导致“战狼”延续 “战狼”一词最初来源于中国民族主义电影系列《战狼》。过去五年多来，“战狼外交”是中国外交风格中的主流。前外交部长王毅、发言人华春莹、耿爽、赵立坚等人都因媒体高曝光率成为“战狼”的代表性人物。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们也采用这样的攻击性语言风格。 “战狼外交”的崛起正值美中关系开始恶化的时期。2018年，美中在贸易问题上产生纠纷，并升级为以关税为武器的“贸易战”。2020年，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后，中国一时间要面对来自世界的质疑。 “中国方面特别希望增加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来讲，‘战狼’只是增强话语权的一种说法，”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告诉美国之音。 “不管中国方面继续坚持不坚持‘战狼’这个说法，实际上中方现在也不太愿意用这个说法了，但是中方希望增加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尤其在外交方面的话语权肯定是不会变的。” 美中关系在近几个月出现了一些缓和。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1月举行了两人作为国家元首的首次峰会，双方都表示有意改善两国关系现状。 周三（1月11日），美中气候问题大使会面。中国方面称双方一致同意后续将进一步保持沟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很快访问中国。 杨大利指出，随着中国放下疫情管控和旅行限制，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和官员们将有更多的机会举行会面，应对或化解矛盾。 “疫情本身是外交的话题，是国际冲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疫情也造成了某种特别的氛围，” 他说，“使得外交更多地成了在网上打嘴仗，而不是双方的外交官通过私下交流、非正式场合、各种各样其他渠道来化解一些矛盾。” 不过，耶鲁大学的马丁利认为，来自内部的政治因素将帮助“战狼”式的强硬语调继续下去。 “中国外交部体制内的外交官、领馆、大使们依然会受到来自国内的激励，继续试图以一种坚决的方式维护他们所认为的北京的利益，”他说。
习近平执政十年，中国政府愈加频繁地使用民族主义话语为其外交政策和民族政策辩护，在舆论间引起普遍担忧。中国民族主义是如何走到了今天？是否有其合理性，又带来了怎样的危害？ “你如果穿汉服来，我绝对不会这样说；但你穿的是和服，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你是中国人！”8月中旬，江苏苏州街头一名警察对身穿日式浴衣的女子高声咆哮的视频迅速传遍中文社媒。 延伸阅读：【习近平这十年】之二： 中国公民社会从觉醒走向肃杀 “你是中国人” 同样身在江苏的张建平敏锐地捕捉到当事警察的口吻，“明显地你从这个执法警察的态度，就能看到他具有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态度。” 张建平的这种敏锐与他的一段痛苦经历有关。2006年，身为残疾人的张建平因为维权事件接受外媒采访，被当地警方带到了派出所，“当时把我带过去，是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传唤的，然后那个警察也是与这个苏州警察一样，就说，‘张建平，你是中国人，你怎么能接受外媒采访？’” 两句前后相隔十六年的“你是中国人”让张建平体味到官方话语中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腔调。更让他困扰的是，近几年民族主义话题已在中国社会成泛滥之势，“这几年，民族主义以及爱国主义的宣扬，有些过度了，显得无厘头，已经让人感到很难适从，就连正常的社会批评都会被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压制。” 张建平的无奈凸显了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氛围与公正社会体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似乎可以碾压一切，这个社会的公正与体面似乎都可以不顾。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国社媒上洋溢着浓厚的反美氛围。《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公开在社媒上说，应该击落佩洛西的座机。而海外的中文推特上还不时出现这样的贴子说：如果让中国人自由投票，一定会推动武统台湾。言下之意，中国民众已经被充分动员，多数倾向于武力解决台海问题。 但看似烈火烹油般的舆情背后却有着各种冷眼旁观。今年4月才“润”到美国的令狐昌冰感觉，这种所谓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真实，“我的观察来看，中国人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糟糕，并不是大家都是民族主义的。他们受环境的影响，可能会自私自利，但他们中大多数人不会说向民族主义看齐。” 今年22岁的令狐在中国内陆地区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他初中辍学，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说，周围多数人并不关心官方媒体宣扬的民族主义等政治话题，“他们都不大愿意讨论这些事情，只要是和政治搭边的事情，我的朋友和周边的人，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都不感兴趣，不想聊这个。” “赵家人”的民族主义 虽然不同群体态度不同，但随着民族主义话题在中国舆论场的不断凸显，外界对中国民族主义走向的担忧也显而易见。 民族主义本质上解决的是我是谁的问题，一般是指一个民族追求自身独立、自由和发展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可以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但也可能在利益的驱使下，被导向狭隘、专断，变得危险。 知名法国汉学家、现在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的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告诉本台， 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正在变得危险，“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向更加民主、开放和包容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敞开的窗口正在收窄，现在占主导的是更加具有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是它们占据着媒体。” 他分析说，这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的操控有关，“在中共看来，把党和社会粘连在一起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采用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显然是以中共为核心的，它的话语结构是自上而下的，包括它的叙事和宣传都是如此。” 张建平则认为，官方操纵的这种民族主义实际只是一个幌子，“严格来说，它不是民族主义，甚至连爱国主义都说不上，它就是‘赵家人’的一个姿态，就是一个爱党，对党忠诚。” 习近平的中国梦 在习近平执政的这十年中，张建平口中的“赵家人”的民族主义似乎越来越展现出其狭隘、激进的一面。 习近平在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初就提出了所谓“中国梦”。习近平自己对中国梦解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 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又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说，借此强调所谓西方衰退、中国崛起的局面。到2021年初，习近平自己又把“变局”的提法具体化为“东升西降”。 与这种饱含零和思想的民族主义表述方式相一致，中国政府常常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也因此时常被其他国家诟病。澳门大学荣休教授郝志东分析说，这些现象体现出中国发展了以后想当世界领袖，“而且你自己说的，……所谓太平洋之大，可以容下中美两国。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一起统治太平洋嘛，对不对？而且你是要给世界提供发展的中国道路。” 郝志东认为，习近平的对外政策在多方面表现出中国政府对世界的企图，“在经济上，像‘一带一路’，你也是想在经济上当世界领袖嘛；政治上，你在联合国，还有其他地方，你‘团结’了一些国家，用经济利益把这些国家收买，让他们替你说话。你这也是想自己搞一套，当世界领袖，这是很明显的。” 以反美为主 不仅如此，在中国一系列激进的民族主义表现中，反美已成为其最重要的主题。从新疆问题，到新冠疫情，再到台海问题，华春莹、赵立坚等外交部发言人常常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把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为首要的抨击对象。 张建平认为，现在官方常常把“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挂在口中，恰恰反映出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因为它混合了统治者的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的思想里边有民族主义，但并不完全属于民族主义，就是有民族主义，也是属于不恰当的民族主义，它是为了统治者的开疆拓土来服务的。” 但有不少人认为，中国近年来抬高民族主义的腔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自然反应。《环球时报》、《纽约时报》等中美媒体都曾刊文，批评前总统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民族主义色彩。 目前身居美国的《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美国的一些做法的确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除本次佩洛西访台之外，还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做法，“蓬佩奥之前就说过，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后来又推动美国与台湾建交。” 高敬文教授则认为，这种看法是把前后顺序颠倒了，美国的民族主义整体上是应对式的，是为了应对几十年来中国等亚洲国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氛围，“中国因为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军事力量的上升，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扩张，他们感觉自己应该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大的空间、更高的地位。中国实际是一个修正主义强权，想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时代的港台和边疆 习近平时代激进的民族主义也表现在中国政府对待港台和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上。 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自由民主空间的一再挤压，中国军方自去年以来不断加大对台海周边的军事威慑等等，都让世界不少国家为之侧目。 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吴叡人对本台分析说，习近平对港台采取的高压政策很容易在历史上找到参照，“我在看习近平处理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方式，我心里面想的是乾隆，或者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就是一种平定边疆的意思。他对台湾完全是一个非常冷酷的、现实主义的权力考量。” 在民族政策上，新疆地方政府对上百万无辜的穆斯林民众的集中关押，以及中国政府藏区强推的“藏传佛教中国化”等等，让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 目前身居美国纽约的回族穆斯林马聚总结说，习近平这十年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歧视性政策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马聚在2011年就举家离开了中国，但直到2017年之前还经常回国。他明显感觉，习近平相比于之前的主政者进一步强化了汉族的主体地位，“上一个十年，胡锦涛时期是所谓的‘大中华主义’思想比较昌盛的时期。……但到了习近平时代，可以说，他把它收窄到了以汉文化为主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强制推行汉文化的大沙文主义。” 民族主义政党 习近平治下不断强化的民族主义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族主义属性脱不开关系。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滥觞于晚清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有上百年的时间持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主题，“百年屈辱”等关键词也写入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因。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在民族救亡的氛围中成长，并且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对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才积蓄了力量，成为中国的主要政党。知名华裔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在世时曾接受采访说，中国共产党起来就是靠民族主义，但口号讲的是国际主义。他实际在暗示，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民族主义政党。 想象的共同体 中国民族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靠着民族主义的动员和外界的帮助，中国曾先后战胜了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重新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但中国民族主义也存在诸多悖论。 “从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以及蒋介石，一直到毛泽东，所建构起来的中华民族意识形态，里面有非常多的虚构，”吴叡人强调，中国流行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很多的虚构。 中国官方习惯以他们叙述的历史来认定民族，认为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的共同体。他们强调这种历史的客观性，并常常以“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论证其对港台、疆藏的政策。但吴叡人教授认为，对民族的认定同样应重视主观性，即公民的意愿。 吴叡人2003年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生于中国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政治学名著《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作者主张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想象以及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它是由社会成员共同认知同属于一个团体而形成的共同体。 “事实上这是现在西方、台湾、日本和韩国等主流学界的一个认识”，吴叡人在介绍台湾的经验时指出，有大批台湾民众并不太认同中国官方强调的“中华民族”的说法，“从这个角度讲，大家（台湾民众）知道习近平在说什么，但不大可能接受。第一个是历史经验不同，第二个是因为学术、言论各方面的发展，使我们得到了有关民族主义的批判性理解和认识”。他解释说，台湾民众和中国大陆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不同，1895年至1945年台湾是处于日本的统治下，1949年后台湾也没有接受中国大陆政府的统治。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则认为，固然台湾的治权不在中国政府手中，但也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言下之意，“中华民族”的叙事在台湾仍有其历史基础。他还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参考国际法，“你只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与中国建交的所有国家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由现实的政治力量和政治体制决定的。” 民族主义的复兴 《想象的共同体》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已有二十年时间，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见证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朝着与其主张相悖的方向走向激进的过程。 学界多认为，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政权面临合法性及意识形态的严重危机，从马列主义转而拥抱民族主义，试图以此凝聚民心，并形成一股反西方的力量。中国大陆学者陈学明2006年发表文章《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综述》指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从1990年开始复兴，并在1995年之后迎来了高潮。 在邓小平掌权的80时代，中国曾强调向西方学习，但他之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都刻意强调要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消失多年的黄帝陵祭祀仪式重新登场，论调激进的《中国可以说不》在1996年出版等事件，都被认为是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标志。 但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官方主导的民族主义又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观察到，“当年那部《战狼》电影里的一句话，‘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在国际上表现出一种霸气，那种心态在邓江胡时代都很少见到的。” 权力的需要 但这种霸气的民族主义所展现的并非向世界开放的气象，而是一种越来越封闭的倾向，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背离。 瑞典研究机构瑞典国立中国中心（Swedish National China Centre）7月份发布的一项报告揭示，自2016年以来，从耐克（Nike）到海恩斯莫里斯（H&M），至少有78个国际品牌因为牵涉台湾、香港或新疆、西藏等问题而遭到中国民众的抵制。 不仅如此，这种民族主义也难以与中国内部的不同民族相沟通。台湾中研院的吴叡人教授分析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陷入一种自我的历史观中，“九零年代以来的一波民族主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没有能力去理解国内的少数民族，边陲地区，或者是香港、台湾，而是一厢情愿地去相信一种通过虚构构筑起来的历史观。” 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封闭倾向，吴叡人教授分析说，除了习近平自身就是这种信仰之外，归根结底是中共政权面临危机，想稳固自身的权力，“习近平政权面临的内外危机，使得他把民族主义这类意识形态抬出来，这是彻底的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政治，是有着高度计算的。”他补充说，这些危机的总根源在于1989年之后，中国政府经济上改革，但政治上不改革，导致了政经失衡。 可以参照的是，出于对政权稳固的担忧，中国维稳费用近年来一路走高，到2020年已经高达2100亿美元，高出同年军费7%。 澳门大学的荣休教授郝志东则认为，习近平上任以来推动民族主义上扬，可能也是为了适应中共官场的权力规则，“其实共产党的文化一直就是宁左勿右，左的方向是很容易让人上升的，右的话就很难，因为右要考虑个人利益，而左就不用考虑个人利益，只要考虑国家利益，革命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民族主义的贻害 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站在习近平连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时间关口，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世界，都正承受着日益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带来的危害或威胁。 十年前（2012年），在习近平上任前夕，西安日系车主被极端民族主义者用U型锁砸伤。那起事件似乎是对未来十年的某种预演。这十年来，因民族主义所起的街头暴力事件虽并不多见，但相关的网络暴力却层出不穷，不断冲击着社会政治伦理的底线。7月份，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央视有关报道页面的留言一片欢呼，微博、朋友圈类似的帖子更是刷屏。 到8月份，随着佩洛西访台，中国社媒上的民族主义叫嚣也是此起彼伏。这次甚至连当政者似乎都担忧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过于强烈，司马南等爱国大V 8月中旬一度在中国遭到全网封杀。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战狼外交和日益敌视西方的态度，持续撕裂着中西方之间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上任之初就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警告说，民族主义在抬头、压迫在上升，这些都威胁到当今的世界秩序。外界认为布林肯的说法影射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 佩洛西本次访台在中方引起的激烈反应让世界为之侧目。前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鉴，不少国家担忧民族主义会否驱使中国走上俄罗斯的道路，让台湾毁于战火？ 表面上，趋于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最大的受益者或许是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各种暧昧不清的民族主义诉求暂时遮蔽了对这个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但在这枚硬币的反面是，掌权者徘徊在权力的温柔乡，拖延其改革的动力，对抗民主、自由的呼声，最终可能只是延迟了全面危机的到来。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旋风式访问台湾之后发生的解放军大规模实弹演习和北京对台政策变化造成了新的台海危机。这一危机明显加剧了海峡两岸紧张关系，并使美中关系再次坠入谷底。观察人士认为，背离了邓小平时代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韬光养晦”政策的“战狼外交”和北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严重误判，使得习近平政权进一步深陷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给党内其他派系带来挑战习近平及其领导地位和政治挂帅路线的重要契机，使这位在国际社会到处树敌的铁腕领导人谋求长期连任的努力变数大增。 南希.佩洛西议长不顾北京一再警告和恫吓成功访问台北之后，中国军队在台湾岛周边大举展开实弹军演和连续数日咄咄逼人的封锁，发射的11枚导弹中有5枚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引发日方的严重抗议，美国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一致要求北京克制，停止这场危害区域和平稳定和升高紧张态势的军演活动。 北京舆论攻势遭挖苦 在此之前，北京当局展开了激烈舆论攻势。前党媒小报总编辑、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胡锡进提议派军机“伴飞”，甚至扬言击落佩洛西座机，击沉美国航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佩洛西若访问台湾，中国军方不会坐视不管，将严阵以待。 网络作者芦笛在评论佩洛西访台的文章中表示，怀疑胡锡进、赵立坚这些人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级黑”。 文章写道：“习近平就是再蠢，也蠢不到这个份上吧？何况他正值谋求连任的关键时刻，怎么还会希望挑起大战？唯一合乎理性的解释就是，这些人都是传说中的‘反习势力’，故意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成心看他的笑话。”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场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台海危机与北京一些鹰派文人的高调威胁和声称 “东升西降”、提倡斗争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密切相关。 网络作者项栋梁近日发表批评中国战狼外交的博文指，“外交工作从根本上就是反战争的，任何国家都没理由要设置一个鼓吹战争的外交部，打仗那是国防部的事。” 外界正在密切注视习近平近期的动向，对其在中共20大后的去留传闻、揣测不断，众说纷纭。 魏京生：北京一再误判，美中关系又坠谷底 流亡美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对形势的一再误判导致许多极端民族主义的五毛和爱国粉红精神崩溃，如丧考妣，预示着一个朝代行将灭亡的必然趋势。 这位资深民运领导人指出，此次台海危机正赶上北戴河会议，对这位中共总书记争取连任的图谋很不利。 他说：“这对于那些反对习近平的人是个好机会。所以，在北戴河会议，我估计，他们就开始发难了。然后20大上，习近平的力量可能会被削弱很多，他想连任本身就有点不合理不合法，他连任的希望可以说降低了。就因为他连续的误判，他愤怒的出兵的做法，给他带来的实际上就是20大上连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冯崇义：封锁台海国际通道不可接受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对都急剧恶化，引起了民主世界的强烈反弹和忧虑。 冯崇义分析指出，中共军队在台海军演不过是演戏，而且虎头蛇尾，但是凸显了习近平蓄意以武力踏平台湾来实现其统一大业的野心，然而封锁国际商业航行通道，或武统台湾，无论就经济利益还是国际秩序而言，都是美欧日澳等经济体和海洋国家完全不可接受的。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说：“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都把台海关系的紧张、剑拔弩张状态归咎于中共。在它们眼中都把保持现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诉求。可是中共现在把武统台湾这步棋公开说出来，这对它们是个很大的冲击。使用武力拿下台湾，这个在国际社会是不可接受的。” 新版对台政策白皮书口气强硬 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宣称台湾是一个有待与中国大陆统一的省，并提出将以“一国两制”模式将为统一后的台湾提供更多自治权。 8月10日，中国国台办发布第三份白皮书，仍然称愿意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又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作出的最后选择。” 白皮书称台湾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挤压了和平统一空间，是必须要清除的障碍，并称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企图注定会失败。 观察人士还注意到，新版对台政策白皮书中没有像以往那样承诺不会在统一后向台湾派驻军队或行政人员。 这份白皮书被认为中国大陆方面“图穷匕首见”，开始磨刀霍霍，几乎将武统台湾搬到台面。 北京外交影响 美中官员解读各不同 新的台海危机把中共的战狼外交再次与随着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国际威胁联系起来。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奉行的对外强硬路线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破坏诚信，把全世界人都推向它的对立面。 2021年1月1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并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对西方核心观念构成独特威胁。他再次强调，对于中国，“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都必须不信任并加以核实”。 外界视为“头号战狼”的中国外长王毅近日发文对习近平表忠心（也有评论认为是“甩锅”），称“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设计师……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解决全球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人类发展与进步凝聚了共识与合力。“ 王毅还写道：外交战线“重点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政策体系，为履行中国的大国责任和国际义务提供行动指南。” 新近出现的一份网传帖子对习近平上台执政十年来的各项工作予以归纳总结，其中包含7项涉外涉港台决策的失误： 一带一路：斯里兰卡破产，政府被推翻，巴基斯坦濒临破产。 无疾而终亚投行：大量减免国际债务，血本无归。 千人计划：被当做间谍名单。 香港：失去国际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地位。 台湾问题：和平统一已无可能。 国际关系：欧美日印澳成为敌对关系。 快去看新闻联播消毒！ 转【十年汇总】 pic.twitter.com/LRBkcnrc8g — 章立凡 Zhang Lifan (@zhanglifan) August 11, 2022 评论：内政外交都搞砸 跟全球发达国家翻脸 冯崇义在一篇评论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指出，这位中共领导人在两个基本面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回归。 文章说，一个基本面是政治挂帅、狂妄无知地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代价争当世界领袖；另一个基本面是将时势归结为“东升西降”（毛泽东时代的表述是“东风压倒西风”），进而与发达的民主世界为敌、与独裁政权以及怨恨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结盟，以营造有利于中国极权党国生存发展的国际环境和秩序。 文章继续写道：从这样的荒唐立场出发，习近平政权散布民族危亡的论调不断推高民族情绪；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工程及相应的军事部署，以便向太平洋延申中国的海军力量并控制重要国际海运航道；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投资和贸易体系；摧毁国际条约和承诺强行将香港大陆化，并且不断派遣军舰和战机扰台而使台湾海峡剑拔弓张；将中国的国运与俄罗斯和朝鲜等流氓国家捆绑在一起而得罪文明民主世界；肆意违反国际规则和契约并明目张胆地偷窃西方先进技术，通过“战狼外交”的恶言恶语抢夺国际话语权，操控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通过统战手段腐蚀和削弱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因为如此，冯崇义指出，“民主世界重新集结，对中共党国进行围堵。” 评论：烂牌没打好反而打得更烂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目前看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坚持国内动态清零和解决台海关系问题上进行两场豪赌。 魏京生认为，习近平文化水平不高，起用的外交班子也没水平。而且这位不断折腾的中共领导人把从主张“不折腾”的胡锦涛手里接过的一把不怎样的烂牌打得更烂。 这位民运领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习近平可能是中共的末代皇帝，华国锋式体面下台、退休是他可能得到的最好也是代价最小的结局。 众多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与10年前大不相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与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相比遥不可及，经历了香港剧变和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的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战前夕宣称“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中俄关系“上不封顶”，关键时刻站错队，催生了当今世界的“天下围共”局面。
外交政策 拜登的首要任务会全力修补一些外交关系，尤其是美国与北约的关系。他大概也会带领美国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尝试领导全球应对新冠疫情。拜登的竞选平台将这个任务描述成拯救美国被损害的国际形象。 但立场保守的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副主席普莱特卡（Danielle Pletka）认为，拜登的行动不会有实际效果，因为川普虽然看似霸道，但他在国际平台其实取得许多成果。 普莱特卡认为，美国在国际上失去一些朋友， “但川普政府有失去过去70年来重要权力和影响力吗？没有”。 气候变化 拜登的另一个首要任务可能是重返巴黎气候变化协议。 拜登在这个议题上的看法与川普完全相反：川普认为对抗气候变化会损害经济，因此取消国内许多环保法规。 但拜登声言他会花2兆美元，令美国能够达成巴黎气候协议的减排目标。他指自己会建立一个以清洁能源驱动的经济，同时提供超过上百万个就业职位。 伊朗政策 拜登说，他会重新加入美国与伊朗签订的核协议。 川普政府在2018年宣布退出这个协议，批评协议规范的范围太陕窄，无法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川普政府也重新实施制裁，并继续施加经济压力。 但拜登认为，它导致紧张局势显著升级，美国的盟友也拒绝接受这个政策。 拜登说，如果伊朗重新严格遵守协议，他将再次加入核协议，但他明言到那时才会取消制裁。然后，拜登将进行谈判。 也门内战 拜登将停止在也门冲突中支持沙特的做法。 拜登认为严重的平民伤亡已经使该党左翼和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强烈反对美国介入。 沙特阿拉伯是川普最亲密的阿拉伯盟友，是反伊朗联盟的基石。分析人士形容，拜登将会摒弃川普对沙特君主制的不加批判的拥抱。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拜登对川普总统对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达成的协议表示欢迎。拜登与许多民主党人一样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该党的外交政策平台中从未针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行为使用“占领”一词。 但拜登不太可能采纳川普政府对被占领西岸的政策，例如拜登不会宣布以色列殖民点不违反国际法，以及容忍以色列单方面吞并部分领土的计划。 民主党总统初选前候选人桑德斯的外交政策顾问杜斯（Matt Duss）认为，民主党左翼与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士、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和阿拉伯裔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美俄关系可能会稍微改变 拜登与川普一样，也想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但会在这两个国家中保留少量的部队来帮助打击恐怖主义。拜登也不会削减五角大楼的预算或暂停以无人机发动攻击的政策。 川普政府一直对俄罗斯持强硬态度，以制裁对它进行惩罚。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这可能会继续下去。 拜登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直截了当地说，他认为俄罗斯是“对手”。他承诺将对选举干预的国家做出有力回应。一直有报导称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 与此同时，拜登已经明确表示，他想与莫斯科合作，以保留限制其核武库的军备控制条约的剩馀内容。川普曾指责俄罗斯作弊，之后退出了两项内容。如果拜登当选，他将无条件扩大其范围。 与中国的关系 川普近来不断指控中国传播冠状病毒，又针对中国提出新的冷战言论。川普政府已经成功说服许多国家，抵制中国通信技术。这是美国在许多方面对北京进行反击的一部分，这令中美两国关系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 而实际上，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现时都同时针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主要分歧只是如何做。 拜登将继续川普总统的反中国政策，以反制中国“滥用经济政策”的手段。但拜登将更积极地寻求与崛起的中国进行合作。 报导称，川普认为要摒弃陷美国于不公平国际关系的世界，建立“美国优先”的世界。 拜登认为美国在世界的角色和利益都建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制度，同时必须奉行西方世界向往的民主价值观，他想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