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記者

曾在1987年至1995年擔任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首任北京分社社長的齊邁可(Mike Chinoy)日前出版新書《報導中國：在人民共和國的美國記者口述歷史》 (Assignment China: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該書通過對100多位曾報道過中國的美國新聞記者的採訪，講述自1945年中國國共內戰直到當下這70多年來美國媒體對中國報道的變遷。 齊邁可在擔任CNN北京分社社長期間全程報道了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6月4日凌晨北京當局對示威學生和民眾的血腥鎮壓，並因此獲得了CableACE、杜邦和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s)。他目前是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的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齊邁可在《報導中國》一書中說，幾乎所有曾經報道中國的外國記者都面臨著這樣一個共同的挑戰—在一個龐大而複雜、歷史悠久且對外界不信任的國家裡尋找真相。他寫道，「這個國家長期以來不信任外來者，有著一個秘密且專制的政治制度，對新聞記者深度懷疑，而且毫無顧忌地故意撒謊或扭曲現實以適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需要。」 齊邁可也表示，如何應對中國一直是美國一個重要且爭議不斷的問題，美中關係從二戰中的盟友到冷戰時的敵人，從聯手應對蘇聯到擁抱市場的「可愛共產主義者」，再到崛起的經濟超級大國和戰略競爭對手。在這些起起伏伏當中，美國的新聞記者深刻影響了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以及歷屆美國政府的政策。此外，由於美國新聞機構的全球影響力，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也塑造了整個世界對中國的看法。 美國之音就這本書專訪了齊邁可。他表示，他希望通過這本書讓觀眾和讀者了解美國的新聞記者是如何在面臨巨大困難和艱巨挑戰下發掘中國的新聞線索，並最終將其呈現出來。他說，講述出這些幕後的故事不僅有助於人們對中國的理解，而且有助於他們在看到有關中國的新聞報道時思考評估其所讀到的和所看到的內容。 齊邁可說，隨著近年來美中關係的惡化，美國記者對中國的報道越來越困難，特別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當局驅逐了一批美國主流大報的記者，並通過官媒不斷抹黑外國記者，將他們形容為間諜、敵人或反華分子。 由於習近平主政的十年里中國政治環境的惡化，很多美國新聞機構不得不將記者撤離，他們只能從台北、首爾甚至是紐約報道中國。這與1949年中共贏得內戰奪取在大陸政權後的情形何其相似，當時很多美國記者撤離中國大陸，只能從外部觀察中國。齊邁可認為，這種狀況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記者無法與民眾交談，對中國的報道將更多地聚焦在高層政治和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造成對中國的報道中人性色彩的缺失。但他否認美國記者是帶著反華議程來到中國的，他們並非帶有意識形態上對中國的偏見，有的僅僅是作為記者的天性對事物抱有懷疑的態度，不屈服權威，這與共產黨的新聞觀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他說，新聞記者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給黑暗之處帶去光明，追究強權的責任，公開強大利益集團不希望被公開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政府不喜歡新聞媒體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維護新聞自由是一場持久的鬥爭。 齊邁可也否認美國記者對中國高層的報道是得益於中共內鬥或者是有人向外媒泄露了一些機密內部文件。他說，《紐約時報》記者張大衛(David Barboza)對溫家寶家族隱秘財富的報道和前彭博社記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對習近平家人財富的報道都是源自於記者對公開信息的發掘，而非政治對手的爆料。 以下是本次專訪的主要內容。 記者：請您首先介紹一下您寫這本書的初衷？ 齊邁可：《報導中國》是根據我對100多位為美國媒體報道中國的人士的採訪寫成的，從20世紀40年代末的中國國共內戰期間開始，一直到今天。這本書的前提是，美國乃至全世界的許多人對中國的了解大都來自於他們從媒體上看到的。幾十年來，美國媒體在塑造對中國的看法方面，其影響非常大。但大多數新聞消費者並不真正了解他們正在閱讀或觀看的新聞是怎麼來的。正如任何記者會告訴你的那樣，我做了30年的駐外記者，新聞的採集過程，人們決定報道什麼，與誰交談，去哪裡，他們在傳輸他們的報道時所面臨的挑戰，往往是在困難的條件下，他們面臨的來自不同政府、官方機構以及老闆的壓力，都會影響你這個新聞消費者看到什麼。因此，我認為這將是非常有趣的，特別是考慮到中國是多麼重要，試圖有效地講述那些講中國故事的人的故事。他們是誰？他們是如何開始報道中國的？如果你是1948年美聯社駐南京的記者，當共軍開進南京的時候是什麼感受？當你無法進入中國大陸時，試圖從香港報道文化大革命又是什麼感受？開設第一家美國媒體駐中國分社去報道天安門廣場鎮壓的感受是什麼？報道中國的崛起，試圖弄懂習近平的發跡，報道新冠疫情的爆發，以及所有這些背後的、幕後的敘述，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不僅有助於人們對中國的理解，也有助於他們在看到有關中國的新聞時思考他們所讀到的和看到的。 記者：您能否給我們講一些您擔任CNN北京分社社長時鮮為人知的故事？ 齊邁可：1987年，我為CNN開設了北京分社。當時，我認為，特別是對美國人來說，中國還是一個未知的地方。對我而言，在某種程度上，我的整個（駐華）經歷中最有意思和最令人滿意的部分不是那些高層政治，而是試圖向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電視觀眾傳達一種感受，因為在所有其他競爭對手到來之前，CNN作為全球電視網路的領先者，越來越多地在世界各地提供服務，就是在這麼多年的冷戰敵對之後，普通中國百姓的生活是什麼樣的，讓中國更人性化。也就是日常生活，大家都做些什麼，他們如何處理那些世界各地人們面臨的共同問題和挑戰，這是非常有意思的。 當然後來爆發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由於歷史的偶然，CNN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個偶然的背景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獲邀來北京與鄧小平舉行首腦峰會，從而結束中蘇衝突。這是件大事，中國當局希望國際媒體廣泛給予報道。因此，他們允許CNN和其他國際廣播公司攜帶衛星天線和各種非常花哨、昂貴的大型設備進行轉播，目的是報道戈爾巴喬夫的訪問，但後來示威者者佔據了天安門廣場本應為中蘇峰會搭建的舞台。 正因為我們能夠把這些設備帶進來，這使得提供現場報道成為可能。今天，你可以用iPhone在世界任何地方進行直播。因此，人們往往很容易忘記，從中國這樣一個國家的中心地帶進行電視直播是多麼大的突破，對許多美國人和其他西方人來說，這個國家似乎仍然非常遙遠，是神秘的未知領地。因此，這的確是一個里程碑，不僅是在中國歷史上，因為我們所知道的這場危機、鎮壓和隨後產生的政治變化。 但就新聞界、新聞史而言，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在今天，人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你可以看到來自任何地方的現場視頻。但當時並非如此。在報道方面，這確實是一種開拓性的突破。作為CNN北京分社的社長，我很幸運地見證了這一切。 記者：報道中國一直是困難且有挑戰性的。但正像您在書中所描述的那樣，在過去的70多年裡，美國記者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有所不同。您能否介紹一下美國記者在報道中國時面臨挑戰的變遷？ 齊邁可：報道中國一直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原因有很多，但正如我在《報導中國》一書中所記錄或採訪的人所敘述的那樣，這些挑戰在某些層面上是不同的，但在其他方面卻又是相似的。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有將近30年的時間，中國對美國媒體是個禁區，除了極少的例外。因此，對中國的報道其實主要是從香港發展起來的，有幾代被稱為是「中國觀察家」的記者，他們處在中國大陸之外，試圖通過研究官媒的內容，通過採訪偶爾出差的中國人，通過採訪難民，通過與外交官的交談，與情報人員的交談，把線索放在一起，嘗試拼湊出一個景象。 但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去中國變得容易了一些。然後隨著1979年中美關係的正常化，美國新聞機構被允許在北京開設分社。然而，真正的挑戰是在實地。美國和其他外國記者面臨的問題一直是他們希望到各地採訪，不受限制地與普通人接觸，衝破中國共產黨為控制有關中國的敘事而豎起的那道保密牆，而事實上，中共決心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因此，這一直是一種持續的緊張關係。在不同的時期，限制和約束時緊時松。這取決於中國國內的政治氣候，也取決於中美關係的狀況。 但總是有這樣的經歷，一茬又一茬的記者想去某個地方，想和某些人交談，想看某些東西，而當局不希望他們這樣做，於是記者們採取了各種手段、策略和戰術來繞過這些限制。有時他們成功，有時他們失敗。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變得更加國際化，並遵循一些國際規範，比如股票IPO和商業合作，這為記者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因為現在中國公司發布了招股說明書和年度報告，並有國際投資。所以這對記者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你提到的張大衛(David Barboza)，他在為《紐約時報》工作時，通過揭露溫家寶總理親屬的隱秘財富而獲得了普利策獎，當時有很多猜測，說一定是有人向他泄露了一些內部的機密文件。 而事實上，他是從現有的公開記錄中得到了這一切。他只是了解如何研究這些信息，並能夠把這些碎片拼湊起來。在最近幾年，雖然政治氛圍變得更加糟糕，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的國內管控全面收緊，這也包括對記者的待遇。因此，對於記者來說，到處採訪以及與人交談變得越來越困難。獲取信息更加受限。 當然，在新冠疫情初期，近二十名來自《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被驅逐。同時，中國官方媒體對美國和西方記者進行了一系列譴責。這樣一來，許多普通中國人也接受了這種宣傳，因此，很少有記者能夠在採訪中遇到友好的人或者願意與他們交談的人，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害怕政府，而是因為他們已經接受了這種宣傳，他們也將西方記者視為間諜、敵人或反華分子。所以這變得非常具有挑戰性，也非常不幸。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新聞消費者來說是不幸的，他們得到的信息更少。我認為這也損害了中國的利益，因為不允許記者到各地旅行，並獲得在十年或二十年前是可能的信息渠道，這意味對中國的報道將更加聚焦於高層政治和中美緊張關係等方面，而沒有關注到中國這個有著14億人作為獨立個體的國家，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希望、夢想、願望和挑戰。這對於記者想要報道的人性化視角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現在這些都已經缺失了。 記者：誠如您剛才所說的，外國記者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特別是近年來，他們的人身安全甚至受到威脅。然而，這些記者們仍然熱愛他們在中國的工作和生活，並克服困難發回報道。您能否介紹一下，駐華外國記者是如何頂住壓力開展工作的？ 齊邁可：在某種程度上，壓力、威脅和風險是新聞業的天性，並不是中國獨有的。實際上，在世界上許多地方，記者們都面臨著法律訴訟和人身危險。 我的朋友瑪麗亞·雷薩(Maria Ressa)曾與我在CNN工作多年，她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她在菲律賓面臨多個法庭案件，如果被定罪有可能入獄多年。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你只能接受這是你所冒的風險之一。但是，如果你重視新聞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理念，認為公民應該得到信息以便自己做出決定而不是被告訴該如何思考，那麼你會覺得這是值得的。但確實在中國生活的壓力正變得非常大。這種情況會因時期而異。我在北京住了八年，從1987年到1995年，我在那裡的前幾年，也就是80年代末期，中國非常開放和放鬆。然後是天安門事件的鎮壓，情況變得非常緊張，之後的一年半時間幾乎不可能採訪任何人或做什麼事情。 但在鄧小平南巡之後，情況又發生了變化，經濟改革和增長開始了，中國變得更加開放。所以這是波動的。我認為不幸的是，在過去六年左右的時間裡，記者面臨的情況變得更加惡劣，人們所面臨的總體環境更加嚴峻，與外國記者接觸的中國人所承擔的風險也變大了。近年來，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調查一再顯示，記者們發現自己面臨人身威脅，他們想採訪的對象受到恐嚇，他們計劃的會議或採訪被迫取消。 這只是這個行業的特性。如果在某個時刻你覺得無法處理這些問題，那麼你就離開。這的確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挑戰。但是，中國是如此重要，對中國的準確理解是如此關鍵，特別是在今天。我認為仍然留在那裡的記者會覺得承受所有這些壓力是值得的。我知道，很多被迫離開或驅逐出境的記者會非常高興再次回去，儘管會面臨壓力，但還是會再去。 記者：我們在坊間時常能聽到一些說法，認為有的外媒對中國的報道是某些反華陰謀的一部分，是外國媒體配合西方國家政府對中國的「信息戰」，事實是這樣嗎？ 齊邁可：有一些人，特別是在中國或者支持中國政府的人，傾向於認為很多中國報道都是反華的或者是陰謀的一部分。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我寫《報導中國》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給讀者提供更準確、更真實的記者工作描述。記者並沒有參與與任何陰謀，他們每天都在尋找什麼是有意思的話題，什麼是新鮮的，什麼能揭示中國的運作方式。他們努力獲取信息並將其變成新聞報道發布出來，以便讓讀者和觀眾可以理解。他們受到各種力量的衝擊，當然有很多人試圖影響和塑造記者的報道內容。但是一位優秀的駐華外國記者，我必須說，報道中國的美國記者中絕大多數都是非常有經驗、睿智和老練的。他們都理解這些。但我認為，人們必須明白的是，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新聞的本質是什麼。在美國，新聞報道的宗旨是給黑暗之處帶去光明，追究當權者的責任，公開強大利益集團不希望被公開的事情，這與在中國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擔任駐外記者的角色一致。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政府不喜歡新聞媒體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維護新聞自由是一場持久的鬥爭。 所以外國記者並不是帶著反華議程來的，說我來中國就是想說中國的壞話。事實上，大多數像我這樣在中國工作的記者，已經花了多年時間去學習語言。他們喜歡這個國家，喜歡這裡的人們，甚至願意舉家搬到這裡生活。他們這麼做不是因為討厭這個地方 ，而是因為對它感興趣，有同情心並且想更好地了解它。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成為政府的喉舌或任何特定團體的代言人。他們會尋找那些解釋事實真相的議題，不是宣傳，而是反映社會和體制如何運轉的真相。所以，我認為才會有《紐約時報》的張大衛起底中國高層領導人隱秘財富的報道，還有彭博社傅才德(Michael Forsyth)揭露習近平親屬如何積累數百萬美元的商業利益並在香港購買別墅等事實真相的報道，等等。 這就是事實，如果有文字記錄，那麼就會成為一篇報道。我認為，記者的標準是，這是否有趣、新鮮，是否能讓人們了解中國社會、政府和制度運作的現實情況，這並不是出於任何意識形態上的偏見，而是西方媒體記者和美國記者在本性上就傾向於持懷疑態度、不信任權威、想要親眼見證事情的真相，並對那些試圖告訴他們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的人感到非常憎惡。但這不僅是中國的情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這樣。但這的確是一種文化上的衝突，與中國共產黨看待新聞工作的方式完全不同。 記者：由於美中關係的惡化，美國記者報道中國變得越來越困難。您的這本書最後兩個章節分別是「驅逐」和「大門關上」，反映了這種變化。在習近賓士下的當代中國，美國記者如何報道中國，完成他們的任務？ 齊邁可：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報導中國》一書有這樣一個敘事弧，它始於外國記者和美國記者在中共贏得政權後被迫離開中國，在之後的許多年裡，大家從外部觀察中國。然後中國開放了，接觸變得容易了，駐中國記者的人數也大大增加。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情況幾乎已經回到了最初始的狀態，成了一個輪迴。雖然仍有一些記者留在中國，並且仍在努力完成他們的工作，但是越來越多的中國報道是在中國以外完成的，就像多年前從海外觀察中國那樣。在《報導中國》的早期章節中我採訪的記者所述，現在你會感到這種狀況已經完整地回到了最初的狀態。今天記者越來越多地不得不使用舊的觀察中國的工具。現在有很多記者駐紮在台北等地，還有少數人留在香港，但也很少了，因為香港的國安法使新聞報道變得更加複雜，在韓國、美國等地也有很多記者。人們在使用同樣的方式查閱中國媒體以尋找線索，就像我在70年代中期開始作為中國觀察員時我們所做的那樣。但現在還有其他的工具，當時是沒有的，包括中國的互聯網，即使它被嚴密控制，它仍然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資源。商業衛星圖像也是很有意義的方式，在揭密維吾爾人在新疆被關押的拘留營的報道中，衛星圖像是至關重要的。當中國放棄「清零」政策時，很多衛星圖像被用來揭示不斷激增的死亡人數。甚至還有人使用人工智慧，有幾個西方人在香港辦了一份通訊，利用人工智慧程序來追蹤中國媒體中特定詞語的使用。 還有就是中國的國際參與以及中國官員和其他人士在中國以外的活動也為報道中國提供了條件。這是整體情況的一部分。這就是現在許多報道的情況。但是，我認為遺憾的是，由於記者無法在中國各地旅行採訪，與普通人交談，你會錯過這個層面，錯過一個機會，使人們了解中國人的複雜性和人性化，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日益加劇的時候。但不幸的是，這是中國政府決定大大限制駐華外國記者和美國記者數量，並嚴格規定他們可以去哪裡和與誰見面的後果。這很不幸，但我們必須找到出路，盡量在這些困難的情況下儘可能得到最完整的中國景象。 記者：從您在中國的報道經歷和多年來對中國的觀察，您能否展望中國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的？ 齊邁可：經過多年的記者生涯，我學到的一件事是，預測中國的未來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難題，很容易出錯。我第一次去中國是在1973年，當我從香港過境到深圳時，那裡還只是一個小村莊。如果我當時說，25年後深圳將滿是摩天大廈，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中心，人們可能會以為我瘋了。有鑒於此，中國的未來是難以預測的。我認為中國現在非常強大，但我不認同中國崛起不可阻擋的理論，因為我認為在這種力量之下有一種脆弱性。習近平已經撤銷了許多過去三、四十年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政策，他取消了鄧小平為確保領導穩定而制定的政策，那些政策不允許出現一個一人獨大的全能領導人。習近平已經70歲了，如果他出現問題，又沒有指定的繼任者，也沒有指定的繼任程序。因此，這是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中國經濟表現並不好。中國的國際關係也很緊張。你看看過去幾年，中國與很多國家的關係都變得越來越緊張，包括韓國、日本、印度、歐盟、美國、澳大利亞。此外，中國還有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在今後十年里，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齡將超過60歲。中國沒有一個能夠照料這些人的社會保障網。華北地區在未來某些時候也可能出現缺水的危險。 我認為所有這些因素意味著，雖然中國目前被許多人看作是正在崛起的強國，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但所有這些因素都引發了非常根本的問題，即這種崛起是否是可持續的。中國政府、中共都有著雄厚的資源，他們已經掌權很長時間了，也有很多非常聰明和有能力的人，但是上述問題會讓局面變得比表面看起來更加脆弱。所以說，除了這些，誰知道呢？但這就是我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