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長

最近，年富力強的天津市長廖國勛猝逝，享年59歲，正是政治人物的黃金年華。廖國勛之死引來自殺、他殺的閑言碎語，莫衷一是。我由此想到文革初期轟動一時的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之死。  1966年夏，毛澤東回到北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對劉鄧展開政治反擊，毛澤東號召革命群眾打倒各級走資派即癱瘓劉鄧官僚體制。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順理成章地被定為天津市萬（曉塘）張（淮三）反黨集團的頭子。 1966年9月，萬曉塘猝逝，享年50歲，正是政治人物的黃金年華。天津當局的說法是心肌梗塞，組織五十萬人參加萬曉塘追悼會，而民間傳說是服安眠藥自殺；其時，新中宣部長陶鑄雖然貴為第四號人物，卻不肯盲目追隨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陶鑄授意新華社、人民日報超規格地報道萬曉塘之死；而天津市當時只不過是河北省的省會城市，與今日石家莊相若。  毛澤東大為慍怒，痛批這是以死人壓活人（少年畢汝諧暗忖：毛澤東不是說要給每一個革命同志開追悼會嗎）；萬曉塘之死造成了一系列顯性和隱性的政治後果：陶鑄因大力保護中央和地方的大小當權派，被定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毛澤東輕飄飄的一句話陶鑄這個人不老實，便使陶鑄淪為階下囚。毛澤東因萬曉塘之死警覺天津的重要性，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說天津要成為直轄市，天津便成為中國第三個直轄市，直接歸於毛澤東江青的掌控；正值文革亂世，連全國人大這一橡皮圖章都省了。 今次廖國勛之死是不是萬曉塘之死的歷史輪迴？廖國鈞之死將造成怎樣的政治後果？讓我們拭目以待。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