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很多年後，唐愷都會做同一個噩夢。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擊的場景： 坦克過來了，聲音越來越近。坦克開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中傳來慘叫聲，原來炮筒是沖著人群的。坦克走了一個U字型，拐進了人群。解放軍打開蓋子，往外扔催淚彈。有學生跑過來說，哎呀，前面軋死人了。 「當時被撞傷的有好幾個，很多被軋爛的，腦漿啊，血啊、腸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唐愷回憶。 那天，他幫著搬運了幾名被坦克碾傷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碾斷的雙腿還在滴血，染紅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點一下現場的屍體，大約有12位死難者。 這段講述與當天其他目擊者的證詞相吻合。 六四槍響後，唐愷逃亡過，被抓過，蹲過秦城監獄，打過工，做過小生意。因為不堪國保騷擾和抑鬱症困擾，30年後，他和家人逃離中國，來到美國。 六四33周年前夕，他向美國之音獨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斜體字部分為唐愷本人的敘述。為保持敘述的簡潔連貫，記者對文字有所編輯。 我相信廣場上肯定有死人 1967年，唐愷出生在廣州一個幹部家庭。1989年北京爆發天安門運動的消息傳來時，他是深圳大學大二的學生。他和幾位同學上街募款，以此支持首都的學生。幾天後，他帶著募集的幾千塊錢北上。 「剛剛到廣場，很震撼。廣場上很多救護車閃著燈，不斷地叫。很多學生躺在廣場上，那個場面確實很催人淚下。」 募款交到廣場指揮部後，唐愷就留在了廣場。當時已是絕食後期，學生們身心俱疲。初來乍到的他加入了糾察隊，也被同學推選參加「外高聯」（外地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會議。 兩個星期後，那個血腥的夜晚降臨了。 6月3日晚，中國國家電視台播放了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唐愷和其他示威學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的台階上。 陸陸續續就看到有坦克衝到天安門廣場，後來又看到有成隊的解放軍開著槍，從長安街往裡走。坦克轟隆轟隆的，那種恐懼真是無法形容，就感覺死神來了。 天安門廣場的燈全關了。人民大會堂上面有幾個探照燈，照著紀念碑。人民大會堂的幾個大門咣的一聲打開，衝下了一批部隊。從長安街進來的部隊、軍車和坦克，只停在天安門廣場的四周，沒有進天安門廣場。進天安門廣場的是這一批從人民大會堂出來的解放軍。 他們分成兩批人，一批衝到紀念碑前圍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槍對著我們這些廣場上學生。還有一批人到了廣場中，大概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趕廣場上的人。 那些趕不走的人，我看到那個解放軍「砰」的一聲就一梭子彈，那個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說廣場有沒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因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彈那個人就趴在地上，打了好幾個人。」 當時身在廣場的台灣音樂人侯德健在紀錄片《天安門》中回憶，起初以為士兵只用橡膠子彈和木棒，但到凌晨2時，兩位醫生和學生趕來告訴他們「是真槍、真子彈」。 作為「天安門四君子」 的代表，侯德健和周舵一行人前去和戒嚴部隊談判，希望給學生留出一條撤離通道。根據歷史學者吳仁華的記述，6月4日凌晨4點30分左右，他們開始在學運之聲廣播站發表講話，呼籲學生們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 「廣播了以後呢，有一隊解放軍就衝上紀念碑的第三層。解放軍手上拿著一個大鐵棒、一把短的衝鋒槍、一把手槍，穿著空降兵的皮靴，從第三層一層一層地往下趕。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了一棒子。我就被打了一棒子，打到脖子上，非常疼。 離開廣場的時候，兩邊是裝甲運兵車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燈照著我們的眼睛，還有攝像機。這就是後來中央電視台播出來的鏡頭，說是安全撤離。」 從逃亡到被捕 撤離廣場幾個小時後，唐愷在六部口目睹了那個纏繞他多年的夢魘。之後，他和兩個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帶到中央音樂學院，那裡的學生收留了他們。住了兩三天待情緒穩定後，他們坐上南下的火車。火車在武漢長江大橋上被憤怒的市民攔下，他們只得改水路，坐船來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學住了幾天後，才繼續南下。 那時的唐愷只想著怎麼逃跑，怎麼活命，血洗北京的種種場景也讓他心情沮喪。全國大搜捕已經展開，回到廣州家中躲了幾天後，他懷著一絲僥倖返回深圳大學。 然而厄運還是降臨了。 「7月9號我到圖書館，路上有一個民工打扮的，穿得破破爛爛，一看就不是學生的人，一路跟著我。他手上拿著一頂草帽，裡面好像有一部對講機。我看書時，他就站在圖書館的大玻璃窗外。」 唐愷心神不寧地翻了一會兒書，決定還是早點回宿舍。晚上9點多，他走過教學樓前的一條小馬路。路的兩旁各停了一輛麵包車，其中一輛車的門打開著。前面站了幾個人。馬路很窄，他只好從兩輛麵包車中間穿行過去。 「有一個可能50多歲的人，他說： 「噯，唐愷」。我說： 「啊？」 我當時沒反應過來，愣了一下，就答應了。後面就有一個大個子，可能有1米8幾吧，一把抱住我的腰，我整個人都被架空了。 他把我抱起來，緊緊抱著，往麵包車裡塞。我就掙扎。我的手撐著車門，腳也頂著門。這時就有兩個人衝過來想抓我的手。我繼續掙扎的時候，前面的人往我的肋骨打了一拳，往我的小腹打了一拳。這一拳打下去以後，整個人就癱軟了，眼冒金星，然後就被塞到車裡了。車裡兩邊坐著人，門一關呼就開跑了，前後可能不到一兩分鐘的時間。想起來他們抓人的手法很專業，一下子就開到梅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一天深夜，門突然被打開了。 「提審，唐愷，你出來，」 管教說。「完了完了，你要被槍斃了，」獄友們在一旁嘆氣。 他被帶到一間黑屋子，裡面坐著幾個老人。看守所的副所長發話了。 「他說，唐愷，我們今天晚上的聊天不能告訴任何人聽，你向我保證。我說，我不告訴任何人聽。然後他說，你講真話，北京到底有沒有開槍？我說，有，死了很多人，坦克軋死很多人。他們說，啊，真的是這樣啊！ 那批人是什麼人呢？我不知道。等我從北京秦城回來以後，偶爾有一天看電視，噯，這不就是那天晚上見我的人嘛。他們是深圳市的一些領導。連他們都不知道北京到底有沒有開槍，有沒有死人。你看他們是不是一層層瞞騙。」 和江青比鄰而居的秦城監獄 在梅林看守所關了一周後，唐愷被送到廣州公安廳，當天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車。 「我們一個包廂，四個床位，兩個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還有一個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下火車以後，站台上有一個警車等著我。警車四周都蒙著黑布，我也戴著手銬，直接拉到一個地方就進去了。」 同一個號子里關了7、8個學生，包括清華大學的熊煒。他是被當局通緝的21個學生領袖之一。 唐愷說，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被關在什麼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機」。 「他有一次就跟我說，你知道你來了什麼地方嗎？我說，我不知道啊。然後他說，你看看那邊那個炮樓。我們住的那個院子周圍都是高牆，高牆的四個角就是一個高高的炮樓，和電影裡面日本鬼子的炮樓是一樣的，圓圓的。上面站著一個武警。四周都是武警。我們那個院子和另外的院子是沒聯繫的。 他說，炮樓的那一邊，牆的那一邊，那個地方是關江青的。回到號里我就跟熊煒說，哎呀，我們和江青住在一個監獄裡面了。熊煒聽了以後馬上就臉色大變，眼淚都要掉出來了。他說，完了完了完了，我們被關到秦城監獄裡面了，這是中國最高級的監獄。他說，我們這一次不是死刑也是無期了，最少要十年了。我當時才有這個概念，有個秦城監獄，是關著中國最高級的犯人的地方。」 因為參與天安門運動，同一時期也被關在秦城監獄的前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美國之音主持人陳小平證實了唐愷的說法。 「所有的人剛開始都關在204區，那是秦城監獄的一棟樓，只要是六四被抓的都往裡塞，不管你是學生、工人、老師。 204是滿的，一個房間里關了8到10個人，裝不下。確實實隔壁是江青所在的區。」他說。 冬去春來，秦城監獄院子里的蘋果樹長出新枝。放風的時候，唐愷看到幾位年長的犯人，穿著藍色的布棉襖，由武警帶著給蘋果樹剪枝。 「有一天那個管教又把我叫出去了，我又跟他聊天。我說，哎呀，你看我們這個監獄有那麼老的犯人，我們會關多久啊？那個管教跟我說，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嗎？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他們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們被關了多少年了。我想，天吶，這真是完蛋了。」 不過不久，事情發生了轉機。據唐愷回憶，在東歐發生一連串反對派推翻共產黨政權的劇變後，他們的住宿條件改善了，伙食也改善了，原來總暗示要把他們發配新疆的領導也閉口不提這事了。 9個月後，唐愷獲釋了。 我離開秦城的時候，北京公安局提審最後一次提審我。他說，給你三個紀律，你一定要遵守。第一，你要夾著尾巴做人，像狗一樣老老實實夾著尾巴做人；第二，北京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你不能告訴給任何一個人聽；第三，你要記著，我們隨時會把你逮回來。 沒想到離開中國會那麼愉快 回到南方後的幾十年里，唐愷賣過保險，做過小生意。不願趨炎附勢的他生意始終做得不大，但他還是接濟過不少89難友，這也給他帶來不勝其煩的國保騷擾。 「一個月最多的時候四、五次，少的也有一兩次。公安局見我的時候，表面上很客氣，實際上就老是威脅我，說我們隨時會抓你的。你不要說這些話呀，不要幫助誰啊。我的第一個妻子也因為這些事情經常跟我鬧矛盾，後來就離婚了。 搞得很痛苦，非常壓抑，說真的。」 2018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後，唐愷在微信上寫道，香港青年其實和八九年的學生一樣，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沒有什麼港獨。很快，國保的電話打過來。漸漸的，他覺得留在中國的風險越來越大。 2019年9月，六四慘案30周年後，唐愷和家人來到美國，在這裡申請了政治庇護。他在亞馬遜找了一份送貨員的工作。每天儘管辛苦，但心情暢快。 「我來到美國才知道，沒有了國保好舒服啊。我都沒想到離開中國會那麼愉快。哎呀， 我就後悔我離開得太晚了。」 直到今天，唐愷的母親還會念叨，假如當年你沒有參加八九學運，今天肯定是個公務員。可是唐愷覺得，一個人在年輕時代能投身那樣一場運動，敢用生命去實踐理想是一件幸事。他說，這場運動也讓他看清了中共政權的真實面目。 「像中國現在的很多行為，習近平的很多行為，我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於什麼需要，他們會做出那麼邪惡的事情。通過這場運動，自己不斷地反省，不斷地看書，才能提高到這種意識，所以我反而很榮幸自己能夠參加這場運動。」 33年過去了，還有一件小事讓唐愷念念不忘，也讓他十分感念如今已經離開人世的父親。當年他在北京街頭撿了一梭子解放軍的子彈，連同廣場上的傳單和「外高聯」糾察隊的聯絡名單一起帶回廣州。在他被關進秦城以後，他在廣場上的兩個小兄弟向審訊人員交代了這些情況。廣東省公安廳去了唐愷家，要他父母交出這些東西。 「我媽嚇得要死，就跟我爸商量。我爸是老共產黨員，老軍人。可是那次，我爸說不能交，交的話就是害了孩子。我媽就把這些東西拿到後山上燒了。省公安廳的人後來又來了好幾次，我媽堅決說沒看到。他們搜查了我所有的包，衣服，都沒查到。要是我父母老老實實交上去了，證據確鑿，我肯定得判刑了。其實我從初中開始，因為叛逆，老跟我爸鬧彆扭。那件事情之後，我還挺佩服我爸的。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怎麼說呢，就是人性戰勝黨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