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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月29日開始,韓國試行大陸團體遊客免簽入境。這一政策引發韓國民眾不滿,在首爾舉辦抗議活動。韓國總統李在明在10月2日發出指示,要求嚴厲打擊抗議活動。不過,韓國國內反中情緒不跌反增。韓媒民調指出,有高達66.3%的韓國人對大陸持負面態度。 9月29日,韓國開放大陸團體遊客免簽入境,希望今年的外國觀光客能夠突破2000萬人次。但這一政策卻在國內引發強烈不滿。 10月1日,韓國民眾在首爾舉行集會,反對政府開放大陸團客免簽。示威者在街頭進行「反中遊行」;為表達不滿,有人揮舞著韓國太極旗與美國星條旗;還有民眾高舉著寫有「天滅中共」的標語,揭露中共暴政。 不過,民眾的反對並未動搖韓國政府的決定。10月2日,韓國總統李在明在首爾龍山總統府主持首席輔佐官會議時稱,韓國應堅決消除此類「有損國家利益和形象」的行為,要求有關部門儘快制定對策,根除相關行為。 中央社稱,李在明雖未直說,但他提到的「個別團體」指的可能就是反中示威遊行。此前,路透社曾在報導中提到,李在明一系曾下令嚴厲打擊「反中」集會。 據公開資料,自今年9月29日至明年6月30日,韓國政府對中國團體遊客試行免簽入境政策。在該政策試行期間,中國三人以上的團體遊客,可以免簽進行韓國,並停留15天。濟州地區與以前的政策相同,個人和團體遊客都可免簽入境,並停留30天。 近幾年,韓國民眾對大陸的反感持續增加,美國皮尤智庫在2018年的調查報告中顯示,大約有60%的韓國人不喜歡大陸。今年韓國「中央日報」的調查顯示,對大陸持負面觀感的韓國人有66.3%,比去年上升了2.5個百分點。
9月25日,馬達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在最開始,民眾抗議的理由是政府頻繁的停電停水,但到夜間,抗議演變為暴力。大批商場、商店被搶劫,暴徒們四處縱火,華人商鋪也未能倖免。據稱,有華人商店被洗劫焚燒,損失高達5、6千萬(人民幣)。 據陸媒報導,在馬達加斯加經商的丁先生稱,他從2018年起就到非洲做生意,最近一年在馬達加斯加經營。他稱,在他看來,馬達加斯加還算是一個穩定的國家,上次發生大規模暴亂是在2009年。他說,自己也沒有想到,才到馬達加斯加一年,就趕上了暴亂。 丁先生表示,為了抗議馬達加斯加政府經常停電停水,讓平民們無法正常生活,一群年輕人在25日舉行遊行。白天的遊行是正常的,但到了晚上,當地的「反動派」混入其中後,趁著夜色到處打砸搶,局勢開始變得混亂。 丁先生稱,因為一開始遊行是和平的,大家以為是正常遊行,就沒有防範。他說,他們雖然沒有參加遊行,但挺支持的,畢竟經常停水停電也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意。但在後來,他們被暴亂打了個措手不及。 丁先生指出,首都的商場、商店被波及,各國商人們損失慘重。靠近遊行區域的一家中國人開的商場,在被搶劫後,被大火付之一炬,其損失高達5、6千萬。 丁先生介紹,自己居住的地方有一百多位華人,因為這裡有中國人開的商店和小店,為了安全,這塊地方用很高的圍牆圍起來了。發生騷亂後,中國人組織起來,聯繫地方的警察局和軍隊,花錢請他們來做保鏢。26日中午,有暴徒前開襲擊,被軍警打退了。現在,騷亂雖未完全平息,但暴徒已不再大規模地聚集,而是零 星滋擾。社區有人巡邏,如果有事,就在群里彙報,讓軍警過來。他說,他們現在很安全。一些散居在其他地方的華人,擔心自身安全,也會搬到他們小區和大家一起居住。目前,已有部分華人返回中國,等局勢穩定後再回來。
中國最近的疫情全面反彈,每天的感染人數接近4萬,地方政府的處理又回到常態核酸檢測加封控狀態,前不久出台的清零二十條基本淪為一紙空文。但是民眾對政府的防疫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不滿加劇,耐心耗盡,在廣州封控區出現了多次沖卡,鄭州富士康園區發生員工集體抗議,烏魯木齊的民眾走向政府表達不滿,上海的抗議人群甚至在街頭公開喊出習近平下台,現在抗議已經蔓延到北京、武漢、南京、成都、重慶等校園。 上周六,我在推特上發了一則推文,大意是官方對疫情處理的反反覆復,進進退退,百姓情緒已忍耐到極點,感覺這樣下去一場民變在發酵。推文引發了很大關注。我知道人們的興奮點在民變。在大量的留言中,多數人認為民變不會發生,所舉理由可以歸結為五方面,(1)支持清零的基本盤還在,(2)人們對封控已經麻木,(3)中國人是斯德哥爾莫綜合症患者,習慣了被奴役,(4)現在還沒到最壞時候,(5)百姓沒有槍炮,造不了反。還有人舉毛時期三年大饑荒死了幾千萬人,民眾也沒起來反抗。這些說法都有道理,還可舉出更多的理由來證明這一點,例如,政權對大眾的監控已到一個綿密無死角的地步,然而,由此斷言民變不會在今天發生,恐怕早了點。 首先要糾正對民變的一種錯誤理解,以為像傳統社會席捲全國的農民大起義之類造反行動,才算得上民變,這樣的民變在如今這個時代,如果不說絕跡,概率也非常、非常低。我說的民變指的是一個政權民心盡失,大眾由不滿而絕望,產生反抗的動力,並已經出現一定規模的抗議風潮。在這個意義上,也可把它理解成廣泛的社會抗議運動。至於它是否發展成全國性的抗議風潮,出現有組織、綱領和代表性人物,不是關鍵,但是必須有影響,對政權產生衝擊。 按照這個界定,民變要出現有三個條件:一是社會對政權的普遍不滿已經形成,且這種不滿到了忍無可忍之程度;二是社會出現了成群的抗議浪潮,或者單次抗議的人群達到相當規模;三是政權對民眾的不滿喪失了感知能力,對事件的處理和民眾的反抗不知如何應對,一味採取強壓乃至暴力手段。 清零之下,民變是否會發生,取決這三個條件的滿足程度。第一個條件已經具備。習的清零搞得天怒人怨,對此無須去做統計學意義上的調查,即使那些支持清零的人,也不會喜歡現在這種非正常的狀態。有誰願意天天生活在核酸檢測和隨時有可能被封控的狀態?即使生命能夠得到保護,但人的基本自由被剝奪,而且面臨失業或者已經失業,生活失去來源的困境。不僅如此,清零之下,人人都是下一個受害者,因為病毒是不講政治的,不會因一個人擁有特權、財富和聲望就不會光顧他。現在這種習氏防疫,不但民眾無法容忍,體制中的官員,尤其處於一線的地方官員和防疫人員,也疲於奔命,面臨極強的精神壓力,早已不耐煩,只是不敢發作。可見,當一項政策或做法,既得罪民眾也得罪官員,幾乎令所有人都成為受害者時,已經具備發生民變的客觀基礎和必要性。 有人會說,大眾的不滿主要針對清零,很多人未必會把它上升到對政權邪惡性質的認識角度。多數人沒有這種自覺性可能會削弱反抗的力度,然而,在大規模的社會抗議發生後,這一點並不重要,因為從發生學來看,社會抗議是受從眾心理驅使的。再說,清零政策本身反映了習近平專制政權的極端荒謬性,是其反人性的集中暴露。人們不會只記著清零,而會由清零中的種種限制人性的做法聯想到過去十年這個政權的所作所為。本來,習政權在許多人那裡已經喪失了它的合法性,人們對它的信任降到了冰點。經過三年疫情的折騰,它讓社會更多的人看清了其反人性的本性,對它的厭惡有增無減,希望它倒台恐怕是多數人的心理。 民變的第三條也已經滿足。習政權對社會的躁動和不安情緒完全失去了感知和回應能力。儘管從個人看,當局有許多官員早知這個政權病得不輕,民眾對它有非常深的怨恨情緒,但由個人組成的組織和政權,喪失了此種敏感性,對大眾的不滿變得非常遲鈍,更別說有效回應了。原因在於,中共領導體制的極化,權力高度壟斷在習一人手裡,必然會使得以往存在於體制中的唯權是瞻現象也跟著極化,信息傳遞被阻滯,從而導致普遍的坐等上令的現象出現,組織系統中處理事故的機制早已失靈。每個官僚都不想擔責,也擔不了責,他們能做的就是把責任往上和往外推,讓別人去承擔。當官僚集團中大多數官員都按此原則行事,普遍的不作為和無人負責的局面就會形成。故一旦某個事情發生,政權只能用行政命令去解決,這又會進一步強化體制弊端,導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強,為下一次事故埋下禍根。 習試圖讓官員聽聞民意,貼近民情,疏解民冤,然而,體制的這種極化現象恰恰阻斷了和民眾的聯繫,官員們根本不關心百姓是怎麼想的,這就是為什麼民眾對當局的不滿早已公開化、顯性化,哪怕一個最遲鈍的人也能感覺到,可體制卻無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無所作為。這種情況當然不是今天才出現,習之前的中共政權也存在,但習政權走向了極端。過去十年,當局只知用高壓來對付不同意見和反對力量。特別是對疫情的處理,從來不是按科學原則進行,而是根據習的意志。習鍾愛動態清零,地方也就把民眾像小白鼠一樣關起來,一封了之,簡單粗暴,層層加碼,民眾的情緒在官吏眼裡,根本不值一提。如此施政,當把政權的活力抽干,民變也就悄然來臨。 現在民變第二條尚不成熟。雖然在一些大城市出現了抗議,但主要在校園,而且規模都不大,程度也不激烈。不過,既然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特別是上海的抗議直指習近平,具有一定政治性,如果封控繼續進行,讓民眾看不到解封盡頭,接下來很可能抗議會連片出現,並且帶有更明確的政治指向,甚至出現有指標性的抗議事件和人物。不妨假設,目前的清零再延長半年或者一年,中國民眾會做出怎樣的選擇?以下情形大概率會出現:一方面,民眾的耐心完完全全、徹徹底底耗盡;另一方面,經濟因封控而繼續惡化,失業大面積出現,當局的財政尤其地方財政出現枯竭在,導致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那麼,由憤怒驅動的反抗會像泉水般湧出,民眾會踴躍加入反抗的行列。特別是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世衛組織明年初宣布世界大流行結束而中國繼續處於封控,當局還能以什麼理由說服民眾堅持清零?群眾抗議勢必會風起雲湧。 事實上,就民心而言,巨變早已發生。清零進一步加速了這個過程。現在到處是乾柴烈火,民變只差一個引擎。烏魯木齊火災死人事件是否構成引擎,有待觀察。但有一點非常清楚,清零的時間拖得越久,民變出現的概率越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烏魯木齊火災死了10個人。 看到一段視頻,消防車在那裡噴水。一個女子焦急的聲音:「噴不上呀,他是不是根本沒發現噴不上?」 有一些當地居民發出了疑問。儘管官方通報這是一個低風險(疫情)社區,但是仍然有欄杆阻擋,消防車趕到後無法靠近,接下來是手忙腳亂拆除欄杆——最終據說花了2小時,才真正有效滅火。 或許這10個人本不必死? 因為防控鎖死、封堵消防通道,最終會帶來風險,這就是大家最擔心的事。現在,它還是發生了。 那些封控的人,抱有僥倖心理。發生火災畢竟是小概率事件,「到時候再打開吧。」但是歷史上有大量證據表明,著火後再梳理消防通道,不可能做到「及時」。 在蘭州和鄭州,我們看到了救護車不能及時到達,最終讓兩個嬰幼兒死亡的新聞。蘭州的120總是打不通,鄭州120把孩子轉移到非常遠的醫院。 消防和急救,119和120,幾乎是城市「最後一道防線的守護者」,現在都遇到了極大的挑戰。大量封控一定會阻擋消防車,而醫護人員即便奮戰到死,也無法解決電話過多接不過來的問題——造成這一問題的,是大量人不能自由出門看病,只有通過社區打120求救。 我們的城市正在死去。當然,農村也好不到哪裡去。在河南,因為農民無法去田裡勞動,大量蔬菜即將爛在田裡,有關部門採取各種辦法,幫助農民收菜、賣菜。 這些困難本來不會存在,讓農民到自己田裡勞動,讓貨車司機奔波在道路上,讓小攤主像往常那樣,在凌晨5點趕到批發市場。讓人們勞動,他們就能夠養活自己。 現在,人們不得不做很多本來不需要的、多餘的事,還要包裝成「人間大愛」進行宣傳,但是,農民明年的生活到底會怎樣,這是一個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 看廣州、石家莊、鄭州各地的新聞,都有一種新趨勢,他們正在允許、鼓勵甚至逼迫打工者回到原籍——這不僅為「原籍」製造困難,也在斬斷很多人好不容易才建立的與城市的連接。 那位在體育場方艙上吊的女子,既「不習慣」方艙里的生活,也不敢回道家鄉,她擔心回湖北老家過年,因為老公和自己的「陽性」,人們會「說閑話」。她代表著我們中大多數的生存狀態:在城鄉之間,身心懸而未決。 她微信里還有3萬塊錢,物質上沒有到上窮水盡的地步,但是在精神上,她卻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 城市和農村一樣面臨著荒蕪的可能。上半年上海外灘長草的照片傳遍網路,上海有關部門安排一個記者雨中在外灘走了幾公里,想證明外灘沒有長草——因為對城市太說,水泥地面長出野草,就意味著真正的衰落。 在過去兩年,即便是以「煙火氣」著稱的成都,城市也呈現出衰落的一面。環衛工人不能像往常那樣工作,很多小店不得不倒閉、轉讓,都讓城市失去「生氣」。而這些「生氣」的獲得,可能是幾代人的努力。 不想傳遞這種喪的情緒。我的做法是,在能出門的時候盡量出門,走進那些還開著的店鋪,去酒吧里喝一杯,和朋友在現實中聊天——昨天,成華區通知酒吧、健身房等密閉空間關門三天,我還感嘆,今天只有去錦江區的酒吧里看球,但是上午接到通知,錦江區酒吧也暫停營業了。 我們需要相互鼓勵,也需要有所作為。至少要下樓看一看,消防通道是否被人關了,做一些投訴的嘗試,這在關鍵的時候可以救自己一命。現在,只有自己去守住「生命線」。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原文已被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