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最富区已从新州转移至维州
2026 年 6 月 24 日
自9月29日开始，韩国试行大陆团体游客免签入境。这一政策引发韩国民众不满，在首尔举办抗议活动。韩国总统李在明在10月2日发出指示，要求严厉打击抗议活动。不过，韩国国内反中情绪不跌反增。韩媒民调指出，有高达66.3%的韩国人对大陆持负面态度。 9月29日，韩国开放大陆团体游客免签入境，希望今年的外国观光客能够突破2000万人次。但这一政策却在国内引发强烈不满。 10月1日，韩国民众在首尔举行集会，反对政府开放大陆团客免签。示威者在街头进行“反中游行”；为表达不满，有人挥舞着韩国太极旗与美国星条旗；还有民众高举着写有“天灭中共”的标语，揭露中共暴政。 不过，民众的反对并未动摇韩国政府的决定。10月2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主持首席辅佐官会议时称，韩国应坚决消除此类“有损国家利益和形象”的行为，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对策，根除相关行为。 中央社称，李在明虽未直说，但他提到的“个别团体”指的可能就是反中示威游行。此前，路透社曾在报导中提到，李在明一系曾下令严厉打击“反中”集会。 据公开资料，自今年9月29日至明年6月30日，韩国政府对中国团体游客试行免签入境政策。在该政策试行期间，中国三人以上的团体游客，可以免签进行韩国，并停留15天。济州地区与以前的政策相同，个人和团体游客都可免签入境，并停留30天。 近几年，韩国民众对大陆的反感持续增加，美国皮尤智库在2018年的调查报告中显示，大约有60%的韩国人不喜欢大陆。今年韩国“中央日报”的调查显示，对大陆持负面观感的韩国人有66.3%，比去年上升了2.5个百分点。
9月25日，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在最开始，民众抗议的理由是政府频繁的停电停水，但到夜间，抗议演变为暴力。大批商场、商店被抢劫，暴徒们四处纵火，华人商铺也未能幸免。据称，有华人商店被洗劫焚烧，损失高达5、6千万（人民币）。 据陆媒报导，在马达加斯加经商的丁先生称，他从2018年起就到非洲做生意，最近一年在马达加斯加经营。他称，在他看来，马达加斯加还算是一个稳定的国家，上次发生大规模暴乱是在2009年。他说，自己也没有想到，才到马达加斯加一年，就赶上了暴乱。 丁先生表示，为了抗议马达加斯加政府经常停电停水，让平民们无法正常生活，一群年轻人在25日举行游行。白天的游行是正常的，但到了晚上，当地的“反动派”混入其中后，趁着夜色到处打砸抢，局势开始变得混乱。 丁先生称，因为一开始游行是和平的，大家以为是正常游行，就没有防范。他说，他们虽然没有参加游行，但挺支持的，毕竟经常停水停电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但在后来，他们被暴乱打了个措手不及。 丁先生指出，首都的商场、商店被波及，各国商人们损失惨重。靠近游行区域的一家中国人开的商场，在被抢劫后，被大火付之一炬，其损失高达5、6千万。 丁先生介绍，自己居住的地方有一百多位华人，因为这里有中国人开的商店和小店，为了安全，这块地方用很高的围墙围起来了。发生骚乱后，中国人组织起来，联系地方的警察局和军队，花钱请他们来做保镖。26日中午，有暴徒前开袭击，被军警打退了。现在，骚乱虽未完全平息，但暴徒已不再大规模地聚集，而是零 星滋扰。社区有人巡逻，如果有事，就在群里汇报，让军警过来。他说，他们现在很安全。一些散居在其他地方的华人，担心自身安全，也会搬到他们小区和大家一起居住。目前，已有部分华人返回中国，等局势稳定后再回来。
中国最近的疫情全面反弹，每天的感染人数接近4万，地方政府的处理又回到常态核酸检测加封控状态，前不久出台的清零二十条基本沦为一纸空文。但是民众对政府的防疫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不满加剧，耐心耗尽，在广州封控区出现了多次冲卡，郑州富士康园区发生员工集体抗议，乌鲁木齐的民众走向政府表达不满，上海的抗议人群甚至在街头公开喊出习近平下台，现在抗议已经蔓延到北京、武汉、南京、成都、重庆等校园。 上周六，我在推特上发了一则推文，大意是官方对疫情处理的反反复复，进进退退，百姓情绪已忍耐到极点，感觉这样下去一场民变在发酵。推文引发了很大关注。我知道人们的兴奋点在民变。在大量的留言中，多数人认为民变不会发生，所举理由可以归结为五方面，（1）支持清零的基本盘还在，（2）人们对封控已经麻木，（3）中国人是斯德哥尔莫综合症患者，习惯了被奴役，（4）现在还没到最坏时候，（5）百姓没有枪炮，造不了反。还有人举毛时期三年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民众也没起来反抗。这些说法都有道理，还可举出更多的理由来证明这一点，例如，政权对大众的监控已到一个绵密无死角的地步，然而，由此断言民变不会在今天发生，恐怕早了点。 首先要纠正对民变的一种错误理解，以为像传统社会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之类造反行动，才算得上民变，这样的民变在如今这个时代，如果不说绝迹，概率也非常、非常低。我说的民变指的是一个政权民心尽失，大众由不满而绝望，产生反抗的动力，并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抗议风潮。在这个意义上，也可把它理解成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至于它是否发展成全国性的抗议风潮，出现有组织、纲领和代表性人物，不是关键，但是必须有影响，对政权产生冲击。 按照这个界定，民变要出现有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对政权的普遍不满已经形成，且这种不满到了忍无可忍之程度；二是社会出现了成群的抗议浪潮，或者单次抗议的人群达到相当规模；三是政权对民众的不满丧失了感知能力，对事件的处理和民众的反抗不知如何应对，一味采取强压乃至暴力手段。 清零之下，民变是否会发生，取决这三个条件的满足程度。第一个条件已经具备。习的清零搞得天怒人怨，对此无须去做统计学意义上的调查，即使那些支持清零的人，也不会喜欢现在这种非正常的状态。有谁愿意天天生活在核酸检测和随时有可能被封控的状态？即使生命能够得到保护，但人的基本自由被剥夺，而且面临失业或者已经失业，生活失去来源的困境。不仅如此，清零之下，人人都是下一个受害者，因为病毒是不讲政治的，不会因一个人拥有特权、财富和声望就不会光顾他。现在这种习氏防疫，不但民众无法容忍，体制中的官员，尤其处于一线的地方官员和防疫人员，也疲于奔命，面临极强的精神压力，早已不耐烦，只是不敢发作。可见，当一项政策或做法，既得罪民众也得罪官员，几乎令所有人都成为受害者时，已经具备发生民变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性。 有人会说，大众的不满主要针对清零，很多人未必会把它上升到对政权邪恶性质的认识角度。多数人没有这种自觉性可能会削弱反抗的力度，然而，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发生后，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从发生学来看，社会抗议是受从众心理驱使的。再说，清零政策本身反映了习近平专制政权的极端荒谬性，是其反人性的集中暴露。人们不会只记着清零，而会由清零中的种种限制人性的做法联想到过去十年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本来，习政权在许多人那里已经丧失了它的合法性，人们对它的信任降到了冰点。经过三年疫情的折腾，它让社会更多的人看清了其反人性的本性，对它的厌恶有增无减，希望它倒台恐怕是多数人的心理。 民变的第三条也已经满足。习政权对社会的躁动和不安情绪完全失去了感知和回应能力。尽管从个人看，当局有许多官员早知这个政权病得不轻，民众对它有非常深的怨恨情绪，但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和政权，丧失了此种敏感性，对大众的不满变得非常迟钝，更别说有效回应了。原因在于，中共领导体制的极化，权力高度垄断在习一人手里，必然会使得以往存在于体制中的唯权是瞻现象也跟着极化，信息传递被阻滞，从而导致普遍的坐等上令的现象出现，组织系统中处理事故的机制早已失灵。每个官僚都不想担责，也担不了责，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责任往上和往外推，让别人去承担。当官僚集团中大多数官员都按此原则行事，普遍的不作为和无人负责的局面就会形成。故一旦某个事情发生，政权只能用行政命令去解决，这又会进一步强化体制弊端，导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强，为下一次事故埋下祸根。 习试图让官员听闻民意，贴近民情，疏解民冤，然而，体制的这种极化现象恰恰阻断了和民众的联系，官员们根本不关心百姓是怎么想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早已公开化、显性化，哪怕一个最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可体制却无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无所作为。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今天才出现，习之前的中共政权也存在，但习政权走向了极端。过去十年，当局只知用高压来对付不同意见和反对力量。特别是对疫情的处理，从来不是按科学原则进行，而是根据习的意志。习钟爱动态清零，地方也就把民众像小白鼠一样关起来，一封了之，简单粗暴，层层加码，民众的情绪在官吏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如此施政，当把政权的活力抽干，民变也就悄然来临。 现在民变第二条尚不成熟。虽然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抗议，但主要在校园，而且规模都不大，程度也不激烈。不过，既然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特别是上海的抗议直指习近平，具有一定政治性，如果封控继续进行，让民众看不到解封尽头，接下来很可能抗议会连片出现，并且带有更明确的政治指向，甚至出现有指标性的抗议事件和人物。不妨假设，目前的清零再延长半年或者一年，中国民众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以下情形大概率会出现：一方面，民众的耐心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耗尽；另一方面，经济因封控而继续恶化，失业大面积出现，当局的财政尤其地方财政出现枯竭在，导致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那么，由愤怒驱动的反抗会像泉水般涌出，民众会踊跃加入反抗的行列。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世卫组织明年初宣布世界大流行结束而中国继续处于封控，当局还能以什么理由说服民众坚持清零？群众抗议势必会风起云涌。 事实上，就民心而言，巨变早已发生。清零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现在到处是干柴烈火，民变只差一个引擎。乌鲁木齐火灾死人事件是否构成引擎，有待观察。但有一点非常清楚，清零的时间拖得越久，民变出现的概率越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乌鲁木齐火灾死了10个人。 看到一段视频，消防车在那里喷水。一个女子焦急的声音：“喷不上呀，他是不是根本没发现喷不上？” 有一些当地居民发出了疑问。尽管官方通报这是一个低风险（疫情）社区，但是仍然有栏杆阻挡，消防车赶到后无法靠近，接下来是手忙脚乱拆除栏杆——最终据说花了2小时，才真正有效灭火。 或许这10个人本不必死？ 因为防控锁死、封堵消防通道，最终会带来风险，这就是大家最担心的事。现在，它还是发生了。 那些封控的人，抱有侥幸心理。发生火灾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到时候再打开吧。”但是历史上有大量证据表明，著火后再梳理消防通道，不可能做到“及时”。 在兰州和郑州，我们看到了救护车不能及时到达，最终让两个婴幼儿死亡的新闻。兰州的120总是打不通，郑州120把孩子转移到非常远的医院。 消防和急救，119和120，几乎是城市“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者”，现在都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大量封控一定会阻挡消防车，而医护人员即便奋战到死，也无法解决电话过多接不过来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是大量人不能自由出门看病，只有通过社区打120求救。 我们的城市正在死去。当然，农村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河南，因为农民无法去田里劳动，大量蔬菜即将烂在田里，有关部门采取各种办法，帮助农民收菜、卖菜。 这些困难本来不会存在，让农民到自己田里劳动，让货车司机奔波在道路上，让小摊主像往常那样，在凌晨5点赶到批发市场。让人们劳动，他们就能够养活自己。 现在，人们不得不做很多本来不需要的、多馀的事，还要包装成“人间大爱”进行宣传，但是，农民明年的生活到底会怎样，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看广州、石家庄、郑州各地的新闻，都有一种新趋势，他们正在允许、鼓励甚至逼迫打工者回到原籍——这不仅为“原籍”制造困难，也在斩断很多人好不容易才建立的与城市的连接。 那位在体育场方舱上吊的女子，既“不习惯”方舱里的生活，也不敢回道家乡，她担心回湖北老家过年，因为老公和自己的“阳性”，人们会“说闲话”。她代表著我们中大多数的生存状态：在城乡之间，身心悬而未决。 她微信里还有3万块钱，物质上没有到上穷水尽的地步，但是在精神上，她却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 城市和农村一样面临著荒芜的可能。上半年上海外滩长草的照片传遍网路，上海有关部门安排一个记者雨中在外滩走了几公里，想证明外滩没有长草——因为对城市太说，水泥地面长出野草，就意味著真正的衰落。 在过去两年，即便是以“烟火气”著称的成都，城市也呈现出衰落的一面。环卫工人不能像往常那样工作，很多小店不得不倒闭、转让，都让城市失去“生气”。而这些“生气”的获得，可能是几代人的努力。 不想传递这种丧的情绪。我的做法是，在能出门的时候尽量出门，走进那些还开著的店铺，去酒吧里喝一杯，和朋友在现实中聊天——昨天，成华区通知酒吧、健身房等密闭空间关门三天，我还感叹，今天只有去锦江区的酒吧里看球，但是上午接到通知，锦江区酒吧也暂停营业了。 我们需要相互鼓励，也需要有所作为。至少要下楼看一看，消防通道是否被人关了，做一些投诉的尝试，这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自己一命。现在，只有自己去守住“生命线”。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原文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