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日前，一部在推特（Twitter）上廣泛流傳的視頻，看來令人驚訝。影片中顯示在中國廣西靖西市，幾個違規罪犯被官員遊街示眾的案件。據《法廣》報導，視頻中可見四、五個穿著白色隔離衣的人，雙手被人以擒拿姿勢抓住，排隊在大街上遊街示眾，街頭兩邊還有成排的警察監督，罪犯胸前掛著大字報，印有各自照片，沿途還可聽到要求嚴守防疫措施的廣播。 祖宗家法？封建回魂？ 乍看之下，還以為是防疫演習或恐怖電影拍攝現場，然而，影片內容流出之後，可謂國際圍觀、笑盡天下。不僅中國境內愛國網民以「文革再現」表達驚駭不已，有人質疑法律哪條寫有「遊街示範」的規定而心酸嘲諷，國際社會也以「笑料一則」視之。總之，這場「遊街示眾」的荒誕戲碼，道盡了中國社會封建舊習遺毒猶存，更是21世紀人類文明一種「反進化」的奇聞怪事。 在中國傳統的封建宗法體制中，最為普遍且具心理震撼的懲戒手段就是「羞恥文化」，無論是宗長調停或公堂判案，「丟人現眼」最為眾人所懼怕。例如，把「姦夫淫婦」的木牌掛在胸前，送上街頭，最具道德懲戒作用，把極惡重犯斬首示眾，懸掛高梁，最收殺雞儆猴效果。然而，人類已進化至21世紀，中國境內依然還有藉助如此祖宗家法懲治犯人，乃至運用文革時期的「群眾公審」來教化人民，真不知是歷史回魂？還是古法復辟？ 法治荒原，人權掃地 不勝唏噓的是，一方面中共運用尖端科技，通過臉部辨識和生物數據，對人民進行數位監控，一方面又沿用封建古法，以遊街示眾對犯人施以羞辱懲罰，一邊是「老大哥」，一邊是「老祖宗」，這種「超前」與「返古」的巨大反差，驗證了中國社會的法治荒涼、人權掃地。 現代法治社會，採行罪刑法定主義，即使犯人也有人權。犯罪嫌疑人的處置莫不經由「法庭」而非「街道」進行審理，司法案件必須經過立案、調查、起訴，再經控辯雙方言詞辯論之後，若無罪則當庭釋放，有罪則發監入獄。中國大陸自江、胡時代以來，法治教育、依法治國已宣導多年，即使法治荒原，也非寸草不生。廣西執法者畢竟離古代社會相距甚遠，即使法治思想薄弱如絲，也難以想像傳統古法竟能隔世再現，對自己人民禽獸以待；然而，此一遊街示眾既非法令宣傳的街頭劇場，也非嘉年華化妝遊行，如此荒誕，必有原因。 「新毛澤東主義」─歷史回潮 按理，廣西遊街示眾事件應屬少數，人們不應以偏概全，是否應該看成與新疆維吾爾相同的「再教育事件」？或許，遊街示眾地區位於靖西市安寧鄉，鄰近沿邊公路，地處中越邊界，時有走私偷渡，屢罰不聽、屢禁不止，如今越界染疫，地方政府不得不嚴刑峻罰，重懲警告。或許因為中共對於疫情防控堅持採取「清零」政策，地方政府壓力重大，必須法上加法、罰上加罰；或許對廣西地方政府而言，西安千萬人口尚且一夜封城，區區幾人遊街示眾不過「小巫」一件。 但實際上，中共最高公檢法早在1988年就已公布堅決制止犯人遊街示眾的通知，迄今也已堅決了三十多年，然而，面對外界質疑，靖西市公安部門12月28日發布消息，宣稱四名遊街示眾的嫌疑犯，違反了靖西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十個一律」的懲戒措施，對於違法者，必須在其生活之公共場所張貼公告，並通過媒體宣傳通報曝光。當地政府甚至認為這是一種「現場懲戒警示活動」，是按要求處罰，「遊街示眾」舉措並無不當。如此看來，地方政府不僅視中央法令為無物，知法犯法，甚至振振有詞宣稱合理合適。顯然，法治觀念蕩然無存。 既然中國今日已非清朝，與其說遊街示眾是封建古法復辟，不如說是歷史記憶的溫故，文革歷史的回潮。自習近平執政以來，厲行的是避走改革開放、逆反黨內民主的「新毛澤東主義」。儘管習近平讓「中國強起來」，但在諸多習近平的「治國理政」之中，看到的是文革遺風、毛式治國、領袖威權、個人崇拜。幾年的造神運動下來，若說文革記憶再度復現，革命行動再次復活，人民的思維出現歷史倒退，其實既不誇大，也不稀奇。 辛辛苦苦三十載，一夕回到文革年 既然被鄧小平宣稱災難深重的「十年文革」，可以被習近平改調變成「歷史征程」，一時之間，文革變成「黨的歷史遺產」，那文革之法豈不便宜好用？文革舊規豈不合理正當？歷史倒錯、記憶重返，難道真是辛辛苦苦三十載，一夕回到文革年？從中國東南沿海至西疆邊境，隨地儘是懸掛習近平的畫像或看板，從大街鬧區到市井小巷，到處可見習近平的視頻播放或宣傳講話，當人們看到的習主席像似「毛主席附身」之時，是想，文革時代與今日有何差異？「習主義」與「毛主義」有何不同？人民耳濡目染、習以為常之下，不覺之中回到文革盛世，腦中記憶自動回魂。如此看來，廣西遊街示眾運動，豈不都是自然現象、理所當然？ 既然政治上講階級鬥爭，與西方反華國家不得和平共處，在疫情治理上採取一隻病毒都不放過的「清零」政策，封城、鎖路、橫木釘死患者家門、關押報導疫情實況的公民記者、乃至搶劫醫用防護物資、制定「健康碼APP」、對疫情受害家屬的維權訴訟不予審理、疫情稍緩即強制復工，以及今日違反防疫者街頭懲戒等等，豈不與「文革思想」前後連通、一脈相承？這種「運動型防控」與文革時期「打倒資產階級走資派」，豈不邏輯連貫、歷史傳承？ 中央數位侵權，地方人身踐踏 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如果中央可以數位監控侵犯人權，地方何以不能人身踐踏、羞辱犯人？同樣都是中國人，中央可以關押異議份子，地方為何不能欺負平凡百姓？但是，試問，如果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羞恥文化」懲戒人民，那中共高層的「無恥文化」(例如包養央視情婦、張高麗性侵事件)是否也應送上街頭？ 即使認定廣西遊街示眾應屬少數事件，但全國地方政府濫權行為可是多如牛毛。例如湖南省永興縣「大頭娃娃」事件，是地方政府勾結無良廠商，誇大宣傳一種含有「倍氨敏」的嬰兒配方奶粉，導致幼兒出現體重下降、頭骨變形等現象；同樣事件也發生在廣州，近60名家長控訴10 多家醫院推薦「貝兒呔」、「敏兒舒2號」兩款問題奶粉，導致幼兒出現營養不良、成長遲緩現象。面對這些侵害事件，地方政府和法院從頭到尾置若罔聞、不理不睬！ 實際上，中央的數位監控旨在「維穩保共」而非「維權護民」，地方政府深諳個中「針對性含義」，當然就不怕欺壓百姓會構成違逆中央。換言之，中央對異議份子的監控密不透風，但地方政府的失職怠惰，包括這次廣西以防疫為借口而濫權，只要不是疏於「打擊異己」，中央也會開窗透風，不致遭到上級的懲罰。換言之，異己不打將受懲，侵害人民無所謂，凡是懲罰妨礙中共統治威權之人，即使踐踏人權也是合情合理，同理，一般尋常百姓因為無力反對政府，即使遊街示眾也無傷大雅。在此「人權不是問題」的政治標準下，地方政府違法濫權之事自然堆積如山。 中國社會的「反進化」 廣西遊街示眾事件，不是駭人聽聞，而是社會百態，即使官方宣稱是一種具有群眾教育作用的「現場懲戒警示活動」，實質卻是一種人格羞辱、傷害人性的激越行為，反映出中國一個法治薄弱、人權低落，缺乏正當法律程序的非文明國家，反映出中國一個政治高於法律、法律為政治服務的「政法社會」，甚至反映出一種封建遺風、文革回潮、人性倒退的「反進化」現象。常聽大陸人如此說：在中國，要嘛有錢，要嘛有勢，要嘛政治正確，要嘛不問是非；若非如此，平民不值錢，百姓不是命，人權不足惜！ （※作者為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我父親很小就離開家。抗戰的時候，17歲就開始逃亡，到西南聯大當了流亡學生，在大二的時候自願退學，去替飛虎隊做翻譯。 來美國以後跟著飛虎隊又是幾年，之後去念書，加在一起在美國八年。中共建政後，燕京大學一再向他發出邀請，請他回去任教。當時他就是很愛國，覺得在這個戰亂之後的國家，他想回去幫著建設。 當時李政道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李政道說，他不願意回去被洗腦，我爸覺得很滑稽，根本就不相信真的會有1984這種事情，最後我爸去意已決，李政道就幫他收拾行李，在他的行李箱上寫上 「北京燕大 巫寧坤」。 回去以後，很快他就發現自己和周遭格格不入。不到一年，燕大就解散了。 肅反運動開始後，我爸在學校里被批鬥。他有一個姓閻的同事，參加批鬥會看到他被批鬥的樣子，嚇得回家，當天夜裡就自殺了。 反右運動時他被劃為 「極右分子」 。他在自傳《一滴淚》里講了很多，當時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幾千萬人。 老百姓什麼事也沒有的都是餓死，他們在牢里更是餓得不行。他的所謂的工作就是去埋死屍。大炕上睡幾十個犯人，可能今天是睡在你左邊的，明天是睡在你右邊的，早上起來就是一個死屍。一天的工作就是把那一晚上死掉的人拉了去埋。 那時候我爸就覺得差不多，他也快了，已經餓得浮腫，隨時都可以倒下去。他就給我媽發了一個電報，說「速來見最後一面」。我媽形容說，見到他的時候，他的耳朵是透明的。 這個人一點點油水都沒有，真正的皮包骨了。 他是58年4月17號給抓起來的。我爸被抓起來以後，學校就跟我媽說，你要跟他劃清界限。你必須離婚，如果不離婚，你就必須辭職，準備去要飯去吧。當時我哥哥兩歲，我還在我媽媽肚子里。我媽媽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她是一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媽就說：你們迫害巫寧坤，就像當年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有罪的不是他，是你們！我辭職。 我是6月3號出生的。直到三歲生日那天，我才在勞改營里第一次見到父親。他那時候的樣子肯定是很可怕的，衣衫襤褸、餓得要死的樣子，後來我媽媽告訴我，叫我喊爸爸，我不叫，就哭，就鬧。當時覺得很恐懼，這是人是鬼啊？ 我自己開始有意識覺得和別人不一樣是在上小學的時候。文革剛開始，二三年級的時候，上學的話就打你啊，你就是一個小右派，那個學校裡面你走在路上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很多就是 「打倒巫寧坤」啊、「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巫寧坤就是一個紙老虎」。上學都不敢走正門，磚牆上挖一個洞，就這樣爬進爬出。我從小就有這種樂觀的精神，我還給它起了個名字，說這是我的「月亮門」。 那時候批鬥，在大禮堂，他在台上站著，掛個牌子，「牛鬼蛇神巫寧坤」，喊口號。每天都是大喇叭，高音喇叭，早上起來， 「東方紅，太陽升」（唱），這一天就開始了。「勒令極右分子巫寧坤到大禮堂，受革命群眾批判」，你就得去啊，還要自己準備袖章啊，牌子啊。 那種年代啊，一般人都是跟你劃清界限，你是右派，又是美國特務，又是國民黨殘渣餘孽，躲還來不及呢。我那時候就說要跟這個爸爸躲遠一點，我還改了名字。我這個 「一毛」惹麻煩吶。人家說，你居然用偉大領袖的姓給你女兒起名字，這也是他的罪。 文革的時候講 「三忠於四無限」嘛。我就改了名字，我叫李忠。 【 編註：巫一毛所說的「三忠於四無限」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流行的政治術語，強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三忠於」指的是 「忠於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四無限」指的是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都要「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當時中國各地流行跳 「忠字舞」、對毛主席 「早請示、晚彙報」。文革結束後，這種說法受到中國官方的批判。】 上學的路上有學生攔著我，跟我說：「你要造反，你要革你爸爸的命。你要給你爸寫大字報。」我說：「我不會寫啊。」他們說：「不會寫沒關係，我們教你寫。」他們就這樣把著我的手，毛筆就寫：打倒巫寧坤，反革命這一類的。我說：「我還是不想寫，我寫了回家爸爸會打我的。」他們說：「不怕不怕，你爸爸打你，我們打你爸爸。」 覺醒的瞬間來得也很快。文革開始後不久，也就8、9歲吧，有一天我去買菜。兩毛錢買了一個西瓜，四分錢買了一張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親密戰友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彩色畫像。那天我不知是感冒還是發燒，頭疼得不得了。我就路邊上坐下來。 那時候毛主席檢閱紅衛兵嘛，整天都是「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 」，「毛主席的像看一眼渾身有力量」。我想，我來看一眼我們偉大領袖的像吧，馬上我的頭就可以不疼了。 打開來一看，頭還疼，再打開一看，頭還疼。我就知道了，毛主席是壞人，就這麼簡單。小孩子的直覺，一下子就想通了。那時候已經不上學了，整天武鬥、死人、開槍已經是家常便飯。看到了很多很荒唐的事情，所以就有這種直覺。就覺得還是爸爸對，毛主席不對。 2007年我也出版了一本自傳，被翻譯成很多文字，賣得最好的是德國，他們管我叫」中國的安妮·弗蘭克」。在德國演講時，有一次一個老先生顫巍巍地向走過來。走到我跟前的時候，真是欲語淚先流啊，不是一兩滴眼淚，嘩嘩嘩地眼淚就下來，嘴裡嘰里咕嚕說著一大堆我也聽不懂的德文。翻譯告訴我，他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這個時候，語言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我們的靈魂已經碰撞。我給他一個擁抱，陪著他一起哭。共產黨和納粹的這種迫害是一樣的。 延伸閱讀：萬古雲霄一羽毛 巫寧坤，1920年生人，江蘇揚州人，美籍華裔翻譯家，代表譯作包括《了不起的蓋茨比》。抗日戰爭期間就讀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期間中斷學業，為美國飛虎隊擔任翻譯，後赴美留學。 1951年受紅色中國感召，回到燕京大學任教。在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嚴厲批判，被劃為「極右分子」，在勞改農場九死一生。文革結束後獲得平反，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重執教鞭。晚年赴美定居，發表以英文寫就的他一家人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與億萬中國人受難的回憶錄《一滴淚》，該回憶錄後被譯成多種文字，但在中國國內至今仍是禁書。2019年在美國去世。 巫一毛，1958年生於北京，出生前七個星期，父親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發配北大荒。她也因此成為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中最小的受害者之一。 據歷史研究者丁抒統計，當年約有150萬中國人在這場運動中受迫害，其中80%以上是知識分子。 文革結束後，中共承認當年錯劃55萬右派，並宣布除五人外全部平反。 當年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職務堅決貫徹毛澤東指示的鄧小平後來堅稱，「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只是 「擴大化了」。 1981年巫一毛赴美留學，2006年出版英文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 》，用細膩的筆觸講述了一個被殘暴、荒誕的政治碾壓的家庭的女兒在動亂年代掙扎求生的故事。 她在自傳的前言中寫道：「經歷革命風暴，我僥倖活下來。數千萬受難者，包括許多孩子，沒能逃過厄運。那些天真無辜的孩子中，有好幾個我的朋友。希望這本自傳能夠為歷史存照，為那些在動亂中失去生命的孩子們立碑。」 採訪中，巫一毛笑中帶淚地回憶往事。她說，現在好多了，早年間談起這些，常常泣不成聲。她告訴美國之音，長大後的她也曾埋怨父親：「你當年為什麼要回中國，害我們幾個孩子也跟著受罪？」父親總是樂呵呵地答：」我要是不回來，也就不會有你們啦。」巫一毛說，正是這種樂觀、豁達的精神和一家人的不離不棄，讓父親在經歷了這麼多苦難之後，還能以99歲的高齡走完自己的人生。
1958年，在巫一毛出生前的幾個星期，她的父親被定為「極右分子」，發配北大荒勞改。母親因為拒絕和父親劃清界限，也失去了工作，行乞街頭。 直到３歲生日，聽聞父親重病，為了讓女兒見父親一面，母親帶著她千里迢迢去了北大荒，父女才第一次見面。 此後巫一毛和媽媽被下放安徽農村，時值大饑荒，媽媽怕她餓死，就把年幼的她送回了天津外婆家。頂著右派子女的帽子，巫一毛的童年飽經凌辱。 她上學不能走正門，只能鑽為黑五類準備的小門洞；課桌被放入糞便；多次被揪斗、毆打，遍體鱗傷。由於無人照顧，孤苦伶仃的巫一毛曾經被扔進暗無天日的孤兒院，目睹人間種種慘況。年僅８歲獨自一人去看病的途中被一個軍人以像章為誘餌強暴，９歲又被父親的前同事再次強暴……10歲的時候已經要獨自照顧年幼的弟弟。數次因病瀕臨死亡，全是自己硬挺過來。轉學到合肥高中時還打赤腳，學校要求穿鞋。她萬般無奈，去一家廢品站，將粗長髮辮剪掉賣錢買雙塑料鞋，方才入學。 很多年後她才鼓起勇氣，跟父親講這些悲慘往事的時候，同樣歷盡苦難的父親都不願相信。 她的父親巫寧坤，是大名鼎鼎的翻譯家。我們熟悉的名著《了不起的蓋茨比》就是巫寧坤翻譯的。他曾就讀於西南聯大外文系，抗戰期間中斷學業志願擔任大名鼎鼎的「飛虎隊」的翻譯。後又赴美擔任在美受訓的國軍飛行員的翻譯。抗戰勝利後在美求學，就讀於芝加哥大學，專門研究英美文學。 當年在芝加哥大學，巫寧坤的同學幾乎後來都是學界泰斗——李政道、楊振寧、穆旦。他們還成立了「研究中國問題小組」。 1951年7月，在燕京大學的盛情邀請下，巫寧坤放棄了馬上到手的博士學位，準備啟程回國。但李政道和楊振寧卻堅決不歸。李政道把巫寧坤送上船的時候，巫寧坤極為不解的問：你為什麼不回去呢？ 李政道淡然一笑：我不願被人洗腦。 很多年後巫寧坤才明白這句話。1957年因在雙百運動時批評時政，後在反右運動時被劃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發配北大荒改造。1962年返回安徽大學當臨時工。1966年開始繼續受到各種批鬥，被關「牛棚」。1979年才得以平反。在他之後回國的芝加哥大學同學穆旦則沒有熬到平反那天…… 在巫寧坤平反那年，同學李政道以諾貝爾獎得主的身份衣錦還鄉，被奉為上賓。剛剛獲得平反的巫寧坤以「極右分子」的滄桑倦容前往相見，感慨萬千： 「我驀然意識到，我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中，其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1951年的那次別離，讓他們的人生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急速駛離，再無交匯。 1991年，兜兜轉轉40年後，巫寧坤還是又踏上了赴美的旅程。1993年他以英文撰寫的回憶錄《一滴淚》（A Single Tear）在紐約出版，迅速登上暢銷書榜，並被翻譯成日、韓、瑞典文等語言相繼出版。 對於巫寧坤「自曝家醜」的舉動，他退休前所在的單位極度惱怒，當年沒收了其住房，停發退休金，甚至直接抄家。沒有退路的巫寧坤無路可退，從此定居美國，直至2019年以98歲的高齡去世。 巫一毛早在父親之前已80年代初便赴美留學，從此定居。她繼承了父親的天賦，在2007年也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暴風雨中一羽毛》，揭開了自己童年不為人知的傷疤。父女倆的著作，雖然寫的都是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家庭，卻是不同的視角和磨難。如果說巫寧坤的回憶是「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那麼巫一毛的回憶就是鮮血淋漓、慘不忍睹的暗黑童年。 巫寧坤為女兒取名源自杜甫的名句：「萬古雲霄一羽毛」，是誇諸葛亮的。回頭看看父女的人生，一滴不忍卒讀的眼淚，一片被風撕裂的羽毛，勾畫出一個中國家庭的悲涼史詩。 這滴淚、這片羽，幸而最終都落在了屬於他們的土地之上。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