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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日前，一部在推特（Twitter）上广泛流传的视频，看来令人惊讶。影片中显示在中国广西靖西市，几个违规罪犯被官员游街示众的案件。据《法广》报导，视频中可见四、五个穿着白色隔离衣的人，双手被人以擒拿姿势抓住，排队在大街上游街示众，街头两边还有成排的警察监督，罪犯胸前挂着大字报，印有各自照片，沿途还可听到要求严守防疫措施的广播。 祖宗家法？封建回魂？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防疫演习或恐怖电影拍摄现场，然而，影片内容流出之后，可谓国际围观、笑尽天下。不仅中国境内爱国网民以“文革再现”表达惊骇不已，有人质疑法律哪条写有“游街示范”的规定而心酸嘲讽，国际社会也以“笑料一则”视之。总之，这场“游街示众”的荒诞戏码，道尽了中国社会封建旧习遗毒犹存，更是21世纪人类文明一种“反进化”的奇闻怪事。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体制中，最为普遍且具心理震撼的惩戒手段就是“羞耻文化”，无论是宗长调停或公堂判案，“丢人现眼”最为众人所惧怕。例如，把“奸夫淫妇”的木牌挂在胸前，送上街头，最具道德惩戒作用，把极恶重犯斩首示众，悬挂高梁，最收杀鸡儆猴效果。然而，人类已进化至21世纪，中国境内依然还有借助如此祖宗家法惩治犯人，乃至运用文革时期的“群众公审”来教化人民，真不知是历史回魂？还是古法复辟？ 法治荒原，人权扫地 不胜唏嘘的是，一方面中共运用尖端科技，通过脸部辨识和生物数据，对人民进行数位监控，一方面又沿用封建古法，以游街示众对犯人施以羞辱惩罚，一边是“老大哥”，一边是“老祖宗”，这种“超前”与“返古”的巨大反差，验证了中国社会的法治荒凉、人权扫地。 现代法治社会，采行罪刑法定主义，即使犯人也有人权。犯罪嫌疑人的处置莫不经由“法庭”而非“街道”进行审理，司法案件必须经过立案、调查、起诉，再经控辩双方言词辩论之后，若无罪则当庭释放，有罪则发监入狱。中国大陆自江、胡时代以来，法治教育、依法治国已宣导多年，即使法治荒原，也非寸草不生。广西执法者毕竟离古代社会相距甚远，即使法治思想薄弱如丝，也难以想像传统古法竟能隔世再现，对自己人民禽兽以待；然而，此一游街示众既非法令宣传的街头剧场，也非嘉年华化妆游行，如此荒诞，必有原因。 “新毛泽东主义”─历史回潮 按理，广西游街示众事件应属少数，人们不应以偏概全，是否应该看成与新疆维吾尔相同的“再教育事件”？或许，游街示众地区位于靖西市安宁乡，邻近沿边公路，地处中越边界，时有走私偷渡，屡罚不听、屡禁不止，如今越界染疫，地方政府不得不严刑峻罚，重惩警告。或许因为中共对于疫情防控坚持采取“清零”政策，地方政府压力重大，必须法上加法、罚上加罚；或许对广西地方政府而言，西安千万人口尚且一夜封城，区区几人游街示众不过“小巫”一件。 但实际上，中共最高公检法早在1988年就已公布坚决制止犯人游街示众的通知，迄今也已坚决了三十多年，然而，面对外界质疑，靖西市公安部门12月28日发布消息，宣称四名游街示众的嫌疑犯，违反了靖西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十个一律”的惩戒措施，对于违法者，必须在其生活之公共场所张贴公告，并通过媒体宣传通报曝光。当地政府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现场惩戒警示活动”，是按要求处罚，“游街示众”举措并无不当。如此看来，地方政府不仅视中央法令为无物，知法犯法，甚至振振有词宣称合理合适。显然，法治观念荡然无存。 既然中国今日已非清朝，与其说游街示众是封建古法复辟，不如说是历史记忆的温故，文革历史的回潮。自习近平执政以来，厉行的是避走改革开放、逆反党内民主的“新毛泽东主义”。尽管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但在诸多习近平的“治国理政”之中，看到的是文革遗风、毛式治国、领袖威权、个人崇拜。几年的造神运动下来，若说文革记忆再度复现，革命行动再次复活，人民的思维出现历史倒退，其实既不夸大，也不稀奇。 辛辛苦苦三十载，一夕回到文革年 既然被邓小平宣称灾难深重的“十年文革”，可以被习近平改调变成“历史征程”，一时之间，文革变成“党的历史遗产”，那文革之法岂不便宜好用？文革旧规岂不合理正当？历史倒错、记忆重返，难道真是辛辛苦苦三十载，一夕回到文革年？从中国东南沿海至西疆边境，随地尽是悬挂习近平的画像或看板，从大街闹区到市井小巷，到处可见习近平的视频播放或宣传讲话，当人们看到的习主席像似“毛主席附身”之时，是想，文革时代与今日有何差异？“习主义”与“毛主义”有何不同？人民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之下，不觉之中回到文革盛世，脑中记忆自动回魂。如此看来，广西游街示众运动，岂不都是自然现象、理所当然？ 既然政治上讲阶级斗争，与西方反华国家不得和平共处，在疫情治理上采取一只病毒都不放过的“清零”政策，封城、锁路、横木钉死患者家门、关押报导疫情实况的公民记者、乃至抢劫医用防护物资、制定“健康码APP”、对疫情受害家属的维权诉讼不予审理、疫情稍缓即强制复工，以及今日违反防疫者街头惩戒等等，岂不与“文革思想”前后连通、一脉相承？这种“运动型防控”与文革时期“打倒资产阶级走资派”，岂不逻辑连贯、历史传承？ 中央数位侵权，地方人身践踏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中央可以数位监控侵犯人权，地方何以不能人身践踏、羞辱犯人？同样都是中国人，中央可以关押异议份子，地方为何不能欺负平凡百姓？但是，试问，如果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羞耻文化”惩戒人民，那中共高层的“无耻文化”(例如包养央视情妇、张高丽性侵事件)是否也应送上街头？ 即使认定广西游街示众应属少数事件，但全国地方政府滥权行为可是多如牛毛。例如湖南省永兴县“大头娃娃”事件，是地方政府勾结无良厂商，夸大宣传一种含有“倍氨敏”的婴儿配方奶粉，导致幼儿出现体重下降、头骨变形等现象；同样事件也发生在广州，近60名家长控诉10 多家医院推荐“贝儿呔”、“敏儿舒2号”两款问题奶粉，导致幼儿出现营养不良、成长迟缓现象。面对这些侵害事件，地方政府和法院从头到尾置若罔闻、不理不睬！ 实际上，中央的数位监控旨在“维稳保共”而非“维权护民”，地方政府深谙个中“针对性含义”，当然就不怕欺压百姓会构成违逆中央。换言之，中央对异议份子的监控密不透风，但地方政府的失职怠惰，包括这次广西以防疫为借口而滥权，只要不是疏于“打击异己”，中央也会开窗透风，不致遭到上级的惩罚。换言之，异己不打将受惩，侵害人民无所谓，凡是惩罚妨碍中共统治威权之人，即使践踏人权也是合情合理，同理，一般寻常百姓因为无力反对政府，即使游街示众也无伤大雅。在此“人权不是问题”的政治标准下，地方政府违法滥权之事自然堆积如山。 中国社会的“反进化” 广西游街示众事件，不是骇人听闻，而是社会百态，即使官方宣称是一种具有群众教育作用的“现场惩戒警示活动”，实质却是一种人格羞辱、伤害人性的激越行为，反映出中国一个法治薄弱、人权低落，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非文明国家，反映出中国一个政治高于法律、法律为政治服务的“政法社会”，甚至反映出一种封建遗风、文革回潮、人性倒退的“反进化”现象。常听大陆人如此说：在中国，要嘛有钱，要嘛有势，要嘛政治正确，要嘛不问是非；若非如此，平民不值钱，百姓不是命，人权不足惜！ （※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我父亲很小就离开家。抗战的时候，17岁就开始逃亡，到西南联大当了流亡学生，在大二的时候自愿退学，去替飞虎队做翻译。 来美国以后跟着飞虎队又是几年，之后去念书，加在一起在美国八年。中共建政后，燕京大学一再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回去任教。当时他就是很爱国，觉得在这个战乱之后的国家，他想回去帮着建设。 当时李政道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李政道说，他不愿意回去被洗脑，我爸觉得很滑稽，根本就不相信真的会有1984这种事情，最后我爸去意已决，李政道就帮他收拾行李，在他的行李箱上写上 “北京燕大 巫宁坤”。 回去以后，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和周遭格格不入。不到一年，燕大就解散了。 肃反运动开始后，我爸在学校里被批斗。他有一个姓阎的同事，参加批斗会看到他被批斗的样子，吓得回家，当天夜里就自杀了。 反右运动时他被划为 “极右分子” 。他在自传《一滴泪》里讲了很多，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 老百姓什么事也没有的都是饿死，他们在牢里更是饿得不行。他的所谓的工作就是去埋死尸。大炕上睡几十个犯人，可能今天是睡在你左边的，明天是睡在你右边的，早上起来就是一个死尸。一天的工作就是把那一晚上死掉的人拉了去埋。 那时候我爸就觉得差不多，他也快了，已经饿得浮肿，随时都可以倒下去。他就给我妈发了一个电报，说“速来见最后一面”。我妈形容说，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耳朵是透明的。 这个人一点点油水都没有，真正的皮包骨了。 他是58年4月17号给抓起来的。我爸被抓起来以后，学校就跟我妈说，你要跟他划清界限。你必须离婚，如果不离婚，你就必须辞职，准备去要饭去吧。当时我哥哥两岁，我还在我妈妈肚子里。我妈妈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妈就说：你们迫害巫宁坤，就像当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罪的不是他，是你们！我辞职。 我是6月3号出生的。直到三岁生日那天，我才在劳改营里第一次见到父亲。他那时候的样子肯定是很可怕的，衣衫褴褛、饿得要死的样子，后来我妈妈告诉我，叫我喊爸爸，我不叫，就哭，就闹。当时觉得很恐惧，这是人是鬼啊？ 我自己开始有意识觉得和别人不一样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文革刚开始，二三年级的时候，上学的话就打你啊，你就是一个小右派，那个学校里面你走在路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很多就是 “打倒巫宁坤”啊、“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巫宁坤就是一个纸老虎”。上学都不敢走正门，砖墙上挖一个洞，就这样爬进爬出。我从小就有这种乐观的精神，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说这是我的“月亮门”。 那时候批斗，在大礼堂，他在台上站着，挂个牌子，“牛鬼蛇神巫宁坤”，喊口号。每天都是大喇叭，高音喇叭，早上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唱），这一天就开始了。“勒令极右分子巫宁坤到大礼堂，受革命群众批判”，你就得去啊，还要自己准备袖章啊，牌子啊。 那种年代啊，一般人都是跟你划清界限，你是右派，又是美国特务，又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躲还来不及呢。我那时候就说要跟这个爸爸躲远一点，我还改了名字。我这个 “一毛”惹麻烦呐。人家说，你居然用伟大领袖的姓给你女儿起名字，这也是他的罪。 文革的时候讲 “三忠于四无限”嘛。我就改了名字，我叫李忠。 【 编注：巫一毛所说的“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流行的政治术语，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三忠于”指的是 “忠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指的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都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当时中国各地流行跳 “忠字舞”、对毛主席 “早请示、晚汇报”。文革结束后，这种说法受到中国官方的批判。】 上学的路上有学生拦着我，跟我说：“你要造反，你要革你爸爸的命。你要给你爸写大字报。”我说：“我不会写啊。”他们说：“不会写没关系，我们教你写。”他们就这样把着我的手，毛笔就写：打倒巫宁坤，反革命这一类的。我说：“我还是不想写，我写了回家爸爸会打我的。”他们说：“不怕不怕，你爸爸打你，我们打你爸爸。” 觉醒的瞬间来得也很快。文革开始后不久，也就8、9岁吧，有一天我去买菜。两毛钱买了一个西瓜，四分钱买了一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彩色画像。那天我不知是感冒还是发烧，头疼得不得了。我就路边上坐下来。 那时候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整天都是“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 ”，“毛主席的像看一眼浑身有力量”。我想，我来看一眼我们伟大领袖的像吧，马上我的头就可以不疼了。 打开来一看，头还疼，再打开一看，头还疼。我就知道了，毛主席是坏人，就这么简单。小孩子的直觉，一下子就想通了。那时候已经不上学了，整天武斗、死人、开枪已经是家常便饭。看到了很多很荒唐的事情，所以就有这种直觉。就觉得还是爸爸对，毛主席不对。 2007年我也出版了一本自传，被翻译成很多文字，卖得最好的是德国，他们管我叫”中国的安妮·弗兰克”。在德国演讲时，有一次一个老先生颤巍巍地向走过来。走到我跟前的时候，真是欲语泪先流啊，不是一两滴眼泪，哗哗哗地眼泪就下来，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一大堆我也听不懂的德文。翻译告诉我，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这个时候，语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灵魂已经碰撞。我给他一个拥抱，陪着他一起哭。共产党和纳粹的这种迫害是一样的。 延伸阅读：万古云霄一羽毛 巫宁坤，1920年生人，江苏扬州人，美籍华裔翻译家，代表译作包括《了不起的盖茨比》。抗日战争期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期间中断学业，为美国飞虎队担任翻译，后赴美留学。 1951年受红色中国感召，回到燕京大学任教。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被划为“极右分子”，在劳改农场九死一生。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重执教鞭。晚年赴美定居，发表以英文写就的他一家人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与亿万中国人受难的回忆录《一滴泪》，该回忆录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但在中国国内至今仍是禁书。2019年在美国去世。 巫一毛，1958年生于北京，出生前七个星期，父亲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她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中最小的受害者之一。 据历史研究者丁抒统计，当年约有150万中国人在这场运动中受迫害，其中80%以上是知识分子。 文革结束后，中共承认当年错划55万右派，并宣布除五人外全部平反。 当年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职务坚决贯彻毛泽东指示的邓小平后来坚称，“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只是 “扩大化了”。 1981年巫一毛赴美留学，2006年出版英文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 》，用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被残暴、荒诞的政治碾压的家庭的女儿在动乱年代挣扎求生的故事。 她在自传的前言中写道：“经历革命风暴，我侥幸活下来。数千万受难者，包括许多孩子，没能逃过厄运。那些天真无辜的孩子中，有好几个我的朋友。希望这本自传能够为历史存照，为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生命的孩子们立碑。” 采访中，巫一毛笑中带泪地回忆往事。她说，现在好多了，早年间谈起这些，常常泣不成声。她告诉美国之音，长大后的她也曾埋怨父亲：“你当年为什么要回中国，害我们几个孩子也跟着受罪？”父亲总是乐呵呵地答：”我要是不回来，也就不会有你们啦。”巫一毛说，正是这种乐观、豁达的精神和一家人的不离不弃，让父亲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还能以99岁的高龄走完自己的人生。
1958年，在巫一毛出生前的几个星期，她的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发配北大荒劳改。母亲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也失去了工作，行乞街头。 直到３岁生日，听闻父亲重病，为了让女儿见父亲一面，母亲带着她千里迢迢去了北大荒，父女才第一次见面。 此后巫一毛和妈妈被下放安徽农村，时值大饥荒，妈妈怕她饿死，就把年幼的她送回了天津外婆家。顶着右派子女的帽子，巫一毛的童年饱经凌辱。 她上学不能走正门，只能钻为黑五类准备的小门洞；课桌被放入粪便；多次被揪斗、殴打，遍体鳞伤。由于无人照顾，孤苦伶仃的巫一毛曾经被扔进暗无天日的孤儿院，目睹人间种种惨况。年仅８岁独自一人去看病的途中被一个军人以像章为诱饵强暴，９岁又被父亲的前同事再次强暴……10岁的时候已经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弟弟。数次因病濒临死亡，全是自己硬挺过来。转学到合肥高中时还打赤脚，学校要求穿鞋。她万般无奈，去一家废品站，将粗长发辫剪掉卖钱买双塑料鞋，方才入学。 很多年后她才鼓起勇气，跟父亲讲这些悲惨往事的时候，同样历尽苦难的父亲都不愿相信。 她的父亲巫宁坤，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我们熟悉的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巫宁坤翻译的。他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抗战期间中断学业志愿担任大名鼎鼎的“飞虎队”的翻译。后又赴美担任在美受训的国军飞行员的翻译。抗战胜利后在美求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专门研究英美文学。 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巫宁坤的同学几乎后来都是学界泰斗——李政道、杨振宁、穆旦。他们还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 1951年7月，在燕京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巫宁坤放弃了马上到手的博士学位，准备启程回国。但李政道和杨振宁却坚决不归。李政道把巫宁坤送上船的时候，巫宁坤极为不解的问：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李政道淡然一笑：我不愿被人洗脑。 很多年后巫宁坤才明白这句话。1957年因在双百运动时批评时政，后在反右运动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改造。1962年返回安徽大学当临时工。1966年开始继续受到各种批斗，被关“牛棚”。1979年才得以平反。在他之后回国的芝加哥大学同学穆旦则没有熬到平反那天…… 在巫宁坤平反那年，同学李政道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衣锦还乡，被奉为上宾。刚刚获得平反的巫宁坤以“极右分子”的沧桑倦容前往相见，感慨万千： “我蓦然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其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1951年的那次别离，让他们的人生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急速驶离，再无交汇。 1991年，兜兜转转40年后，巫宁坤还是又踏上了赴美的旅程。1993年他以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在纽约出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榜，并被翻译成日、韩、瑞典文等语言相继出版。 对于巫宁坤“自曝家丑”的举动，他退休前所在的单位极度恼怒，当年没收了其住房，停发退休金，甚至直接抄家。没有退路的巫宁坤无路可退，从此定居美国，直至2019年以98岁的高龄去世。 巫一毛早在父亲之前已80年代初便赴美留学，从此定居。她继承了父亲的天赋，在2007年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揭开了自己童年不为人知的伤疤。父女俩的著作，虽然写的都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家庭，却是不同的视角和磨难。如果说巫宁坤的回忆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那么巫一毛的回忆就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暗黑童年。 巫宁坤为女儿取名源自杜甫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是夸诸葛亮的。回头看看父女的人生，一滴不忍卒读的眼泪，一片被风撕裂的羽毛，勾画出一个中国家庭的悲凉史诗。 这滴泪、这片羽，幸而最终都落在了属于他们的土地之上。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