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泛濫之際 澳前首席科學家開創「真人認證平台」
2026 年 6 月 4 日
9月13日，網傳廣東高院正在審理的黃雪琴、王建兵案二審遭「秘密宣判」，涉嫌嚴重程序違法。 網路圖片 有關於雪琴的記憶湧上來的時候，我就想起被訊問的時刻——你怎麼認識的黃雪琴，通過誰，她有沒有做什麼事。那是一段會閉口沉默的記憶，當我離開那個空間，才後知後覺地知曉雪琴的失聯。我們的證供，是不是被編織成完全不一樣的雪琴。 第一次見到雪琴的時候，還是多年前的反性騷擾活動，她戴著圓圓的草編帽子走進來，講起她在事件後的追問和思索，言語熱切，是記者氣質。隨後幾年，遠遠見證了她在這個議題上的不斷深入和紮實調查，中國記者的反性騷然調查報告，北航Metoo的連續報道，那個冬天的最光耀時，她站在塞滿許多人的公共錄影棚中演講直播，聚光燈投在她身上，我在台下看她。這條路，雪琴走得一發不可收拾，她的書案小小的，身上好像有無盡的熱情，很多個Metoo案例也在中國爆發得不一發不可收拾，我知道她一直在努力。 她開始從記者路，跨向了法律，為此勤奮地異地求學，然而很快因為外界阻力而終止。她失聯了兩次，再出現時，還是一樣熱切。第二次的失聯，直到如今。我常常想起她，以不同的心情。目擊雪琴這些年的生活與遭遇，我曾經感受到巨大的浪費，多麼好的一個人，她本可以為這世界帶來許多東西。無形的系統卻浪費她的心意，努力，才能，意志堅定的時間和生命，換來被暴力對待，被壓抑被噤聲被限制自由，同樣也不得不與創傷們共存的每個日夜，還要分出力氣來處理沉默和恐懼。雪琴因嚮往公正而學法律，如今又遭遇的秘密審判不公，導致二審訴訟駁回，像一個巨大的諷刺。 與雪琴相連的那些瞬間，是很具體的追問：在此刻的世界裡，我們怎樣才能不浪費自己？我們會選擇過什麼樣的生活？我們要在什麼地方站穩和相信？我們會迎來怎樣的世界？ 文章來源：網易
中國知名女權活動人士黃雪琴及勞工權益工作者王建兵不服被判煽動顛覆罪成立，7月提起上訴，但廣東高院秘密宣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黃雪琴的辯護律師徐凱日前發公開信指，廣東高院程序違法，將堅決予以控告。黃雪琴表示，她會「昂首挺胸、骨里有氣」。 綜合媒體報導，中國MeToo運動重要推手黃雪琴與勞工權益工作者王建兵此前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6月在廣州中級人民法院遭裁定罪成，黃雪琴獲刑5年，王建兵獲刑3年半。 中國檢方起訴書指控稱，黃雪琴2019年起多次在外網發表歪曲、詆毀政府的言論，並在2020年參與非暴力運動網課培訓；王建兵也同樣接受過該網訓，並透過境外通聯軟體討論社會話題，「煽動他人對政權不滿」。 黃雪琴與王建兵2021年9月遭警方抓捕至一審判刑，被羈押逾千日。外界將兩人的案件合稱為「雪餅案」。該案引發海內外輿論高度關注，成為中國公民社會的標誌性案件之一。 律師：嚴重程序違法 兩人不服判決，7月3日提起上訴。維權網9月13日消息指，黃雪琴二審辯護律師徐凱發布公開信指，他12日會見黃雪琴時，震驚於得知廣東高院12日上午已向黃送達二審裁判文書，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徐凱指，他12日下午才致電承辦法官吳俊，要求二審開庭。因為他本周向法院補充了3份證人證言，並申請這3位證人出庭作證，廣東高院已經簽收，因此致電法官說明這些新證據與該案定罪量刑高度相關，按照法律規定，應當開庭審理。 公開信函顯示，法官吳俊告訴徐凱，已經收到證人證言與出庭申請書，合議庭會考慮，但完全沒有向徐凱提及二審已經判下並送達。該案其他3位辯護律師也都沒有被告知，更沒有看到裁判文書。 徐凱批評，這是嚴重的程序違法，中國「刑事訴訟法」指出，「宣告判決，一律公開進行」，且「判決書應當同時送達辯護人、訴訟代理人」。他說，「在這種情況下，法院秘密下判，嚴重剝奪和損害我們的辯護權」，「對於這樣的程序違法行為，將堅決予以控告。」 徐凱又指，會面時黃雪琴表示，「我很驚訝，收到這樣一份匆忙、不公的判決，尤其是在知道我的律師做了如此多的努力，提交了新的證據，申請了證人出庭，還如此的草率，我覺得是對不起歷史的判決。」 黃雪琴說，她在獄中研讀許多法律書籍，對法律存有敬畏之心，然而「昨天的判決又給了我重重的一棒！」 她說，「我知道這可能就是一個走過場，但是我的辯護律師和我，都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希望推動法律的公平與正義。我們的力量或許渺小，但是堅持的本身，就是意義重大。我相信有一天，真相真實和公義會顯現出來。即便我個人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我也無怨無悔。」 黃雪琴：我會昂首挺胸 腳底有力 骨里有氣 9月15日，維權網再發布律師徐凱探望黃雪琴的情況通報指，黃雪琴不服判決，希望律師向外界轉達：「在這麼強大的國家機器的輾壓之下，我沒有粉身碎骨，是因為有你們的愛和支持，在我身邊圍起了無形的盾牌，讓我維持住了內心的小火光，因此我還鮮明地活著。即便心有千斤重，我也希望我們能更輕盈地生活，活出我們自己的模樣。因為這段經歷，讓我意識到，所有的痛苦、折磨和挫折，都是讓我更好地保持本心，要有愛，要有理智，要有良善，要有公義，我覺得我活出了自己所喜歡的樣子。即便有時候頭破血流，但我想，在人們心裡，會引起迴響。」 黃雪琴還表示，「我時常想起，肖申克的救贖中的一句話：拒絕坐牢心態，拒絕麻木獃滯。我也嘗試繼續保持拒絕服從，拒絕規訓的勇氣我會昂首挺胸，腳底有力，『骨里有氣』，心裡有愛，眼裡有光，穿上自由的衣裳。」
女足世界盃（FIFA Women’s World Cup）冠軍領獎台上一個似乎是強行發生的親吻，和其後引發的廣泛反響，在過去一周已經蔓延成為撼動西班牙體育界乃至全社會的事件——西班牙政府官員指，這應該成為這個國家的「MeToo」時刻。 據法廣報導，8月20日，在西班牙女足國家隊奪得世界盃冠軍並接受頒獎的光榮一刻，西班牙足協主席路易斯·魯維亞萊斯（Luis Rubiales，）在頒獎台上疑似強行親吻一名球員的嘴唇。事件當事人、33歲的球員珍妮·埃爾莫索（Jenni Hermoso，艾莫素）在之後公開表示，那次親吻並非她自願。 據德國之聲報導，周一（8月28日）晚上，西班牙足協要求魯維亞萊斯（Luis Rubiales）辭去主席職務。不過，魯維亞萊斯近期多次表示拒絕下台，引發了國內外的憤怒。 在剛剛過去的周末，許多球員和球迷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埃爾莫索的支持，「我們是珍妮」和「我們與你同在」的標語在西班牙男女足球聯賽看台上出現。 曾入選西班牙男足國家隊的前鋒博爾哈·伊格萊西亞斯（Borja Iglesias）則發出聲明表示，只要魯維亞萊斯繼續擔任足協主席，他不會再為西班牙隊效力。 男足國家隊主教練路易斯·德拉富恩特（Luis de la Fuente，迪拉富安迪）也在《阿斯》（AS）報訪問中批評魯維亞萊斯的行為。 目前，世界足球管理機構國際足聯（FIFA）已經暫停魯維亞萊斯的職務。西班牙女足國家隊多名球員及教練組成員上周已宣布停止訓練和比賽，直至他不再擔任足協主席。 法廣報導稱，事件引發的反響廣泛蔓延，在過去一周進一步激起了全西班牙由來已久的關於女性權利的紛爭。包括政府官員在內各界人士均呼籲對2018年上任足協主席的魯維亞萊斯採取行動。 據悉，西班牙體育法庭（TAD）也在周一（28日）開會討論西班牙政府要求對魯維亞萊斯停職的請求，目前尚未公布決定。在此之前，西班牙檢察官已展開初步調查，以確定親吻事件是否構成性侵犯罪行為。
台灣各政黨要員近日紛紛被指控「性騷擾」，其中之一的總統府資政顏志發6月6日向總統請辭資政一職。 綜合中央社報導，被「小英之友會」前員工指控性騷擾的總統府資政顏志發，此前一天說他已提刑事訴訟，盼能釐清案件真相，讓正義得以伸張，但他6日聲明表示，即日起先行撤回誹謗告訴，稱所謂的「性騷擾」是莫須有，他將全力配合性平調查，務求事實曲直終得公斷；另為免有心人政治操作，混誤真相焦點，他已向總統請辭資政一職。 綠營洪智坤 監察院長陳菊擔任高雄市長時的辦公室主任洪智坤，5日被女導演指控性騷擾。女導演在臉書發文指控，2010年接受民進黨H姓政治人物請託，拍攝高雄市長選舉影片，對方卻以開會名義，讓司機將她載到汽車旅館，對方「要抱我，有摸到我，有摸到胸部。」 洪智坤5日深夜在臉書發文稱，「給人不好的感受，一定是我的錯誤，我沒有任何職務，也與任何人無關，我只有真誠道歉，改進並且彌補過錯。」 陳菊6日對此表示難過與愧疚，認為這是嚴重的性騷擾，不是洪智坤所謂的「不好的感受」，不可原諒，要給予最嚴厲譴責。 藍營傅崐萁 鏡文學總經理董成瑜日前指，她曾在8年多前的一場餐會中遭前花蓮縣長、國民黨立委傅崐萁性騷，並指前台北市長郝龍斌也在場。郝龍斌表示，他確實沒有清楚的記憶，但他認為沒有得到許可的碰觸，讓對方不舒服的言行，都不適當，國民黨應啟動調查，傅崐萁也要坦然面對，清楚說明。 國民黨5日表示，即刻啟動黨內性平調查機制，秉持勿枉勿縱精神，深入調查了解相關情況，會依照事實及證據妥適處理。 藍營曾柏文 多名女性指控曾遭國民黨智庫特約副研究員曾柏文性騷擾。曾柏文5日透過臉書表示，他要為過去曾因為他分寸失當而感到被冒犯的女性道歉。台北市勞動局同日表示，已發文給國民黨及曾柏文曾任職的「端傳媒」，要求5天內回報處理情形。 台灣政壇近日陷入性騷擾醜聞，最早曝光的是，民進黨前黨工遭性騷擾，控時任婦女部主任許嘉恬未妥善處理，接連又爆發一連串性騷案件，至少6名黨工、幕僚、支持者出面控訴遭性騷擾，甚至吃案，民進黨主席賴清德兩度公開道歉。 民進黨接連爆出性騷案後，國民黨與民眾黨也相繼傳出性騷案。此外，兩名清大校友日前在臉書指控就讀清大時，遭當時任教的民運人士王丹性騷擾。
中國央視前主持人朱軍性騷案8月10日在北京二審開庭。原告弦子在法院外公開二審自述，質問當局她沒有錄音錄像，沒有與對方反抗扭打，她能如何證明自己被性騷擾，是否她只能忍受這一切，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 弦子公開二審自述 綜合法新社、德國之聲報導，北京第一中院警方10日上午封鎖了人行道，記錄過往行人的詳細信息。當天下午，弦子親自出庭，但未見被告人朱軍的身影。二審法院仍以證據不足為由維持原判，弦子依然敗訴。 庭審結束後，弦子在法院外向前來支持的民眾，公開念出她在庭上的自述：「在2014年報警的時候，警察告訴我的父母，因為朱軍的社會地位，我應該放棄報警。在2020年本案第一次開庭的時候，法院告訴我卷宗里的監控錄像、筆錄都無法調取。在2021年的判決書里，法院說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而我提供的證據不足。」 她表示，她已在法庭上反覆陳述過事實，這一次，她想問法院：「在封閉空間遭遇性騷擾的女性，她沒能預料到性騷擾的發生，沒有錄音錄像，沒有與對方反抗扭打。那她要怎麼證明自己遭遇過性騷擾？她能否只能忍受這一切，假裝這一切沒有發生？」 弦子說，「我沒能預料到性騷擾，沒提前錄音錄像，不敢在央視大樓里反抗朱軍，沒能立刻呼救，報警後，我再也不能回到央視，無法獲取監控記錄。我要怎樣提供自己被性騷擾的證據？」 「我無法自證自己的誠實，自證自己的痛苦。」弦子說，她21歲（2014年）時選擇報警，25歲（2018年）時選擇起訴，是因為她相信作為一個公民，理應獲得公平。 弦子說，「司法系統並不天然具有權威，法院的判決並不一定就等於真相。」「權力應該讓弱者得到幫助，否則就不足為正義。」「失敗的結果固然使人痛苦，但需要接受審問的並不僅僅是我。」 弦子公開指控朱軍性騷擾 2018年7月，周曉璇以網名「弦子」在微博發文，指控央視前主持人朱軍2014年對她性騷長達50分鐘，在央視化妝室里強吻、猥褻她。弦子向法院狀告朱軍，要求朱軍公開道歉，並賠償5萬元人民幣。 現年58歲的朱軍通過律師否認相關指控，自始至終未公開露面回應。但事件發酵後，朱軍從央視屏幕上消失。 2020年12月，朱軍性騷擾案首次開庭，引發輿論廣泛關注。當天，弦子的一些支持者在法院外聲援她，前往採訪的外媒，包括法新社的記者，被警察拖走。 2021年9月14日，北京市海淀區法院進行不公開一審，以弦子提交的證據不足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庭審當天朱軍未到庭。當時，不少支持、聲援弦子的微博號與微信公眾號被禁言或封號。 弦子因公開自己的經歷成為中國版#MeToo運動代言人。儘管受到當局施壓，她一直堅持公開發聲，並公布官司進展。
兩年前，源自歐美的反性騷擾MeToo運動延燒至中國，多位知名或無名女性公開自曝被性騷擾，其中最著名的是央視實習生弦子控告央視著名主持人朱軍對其性騷擾並將朱軍告上法庭。時隔兩年，此案於十二月二號在北京海淀區法院開庭，無獨有偶，就在該案開庭信息遭網路封殺的檔口，又爆出著名黨媒《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遭同事舉報與報社兩名女下屬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的消息，而這一勁爆是否牽涉性騷擾再度引發輿論關注。 回到弦子朱軍訴訟案，開庭當天，當事人朱軍並未出庭，庭審持續十小時，海淀區法院門外聚集了大量聲援弦子的年輕人，他們打出的標語是「我們一起向歷史要答案」。 一篇題為《昨夜我們不只是弦子的朋友，我們也是彼此的朋友》的網文描述了開庭當天的情況，文章這樣寫道：「今天1點我到達海淀區法院的時候，門口已經聚滿了來支持弦子的人。主要是年輕人，其中有很多都是男性。人多得幾乎佔滿了整條街，卻出奇安靜。直到弦子出現，人群也只是有一些響動，卻沒有任何喧嘩。大家整齊地豎起標語，有人上去遞花，有陌生的女孩過去跟弦子耳語，然後擁抱在一起，更多人只是默默地開始抹眼淚。面對人群，弦子說很怕自己「搞砸了」會辜負大家，但她相信「歷史也許會重複，但一定會向前」。人群的安靜，襯托出警察們「維護秩序」聲音的響亮。他們驅趕人群到馬路上並拉起警戒線，還以「檢查採訪資格」為由，非常粗暴地扣押了一名外國記者。 我陪弦子走到進口。她的手心有些冷汗，手掌卻是溫熱的。我難以想像那麼瘦弱的她，是帶著怎樣的勇氣和決心，一個人走進這樣一個未知的建築物中，去面臨這樣一場勝負難料的訴訟。我想她一定告訴自己，她不是為了自己一個人，才能走到今天。 開庭以後，一部分支持弦子的小夥伴在附近酒店找了個會議室避寒，同時等待結果。其實很多人互相都不認識，但就是互相信任著一起去了。 除了少部分人是她親近的朋友，更多的人都是「被她鼓舞」或「她幫助過的人」。大家在一起為她錄視頻、寫小紙條，在沒有媒體能報道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渴望發出一份哪怕微弱的聲音。同時，外地不能趕來的朋友送來了奶茶、炸雞，向大家表示支持。除了現場的微信群以外，線上支持弦子的微信群已經加滿了五個。每個群里的人都在給遠方的朋友同步現場情況，同時給現場的朋友點熱飲、手套、糖葫蘆……外賣已經不知道收件人到底是誰 ，每一個外賣都是「給弦女士的朋友」，然後大家說：「我們都是」。 截止我寫下這些字，已經過去了10個小時，弦子還沒有出來。進去之前她就已經腸胃炎發作，不知道她這10個小時是怎麼面對那些漫長的舉證、屈辱的程序和無望的等待的。但我只知道，這10個小時，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10個小時。我見到了活生生的善良、堅定、柔軟又理性的人群。沒有人高呼什麼口號，沒有人有什麼居心，沒有人想出什麼頭逞什麼能。只是在場，只是等待，只是陪伴。在那條北京冬夜裡冰冷的街道上，堆滿了熱騰騰的食物和鮮花，還有無數個無法被磨滅的靈魂。如果你和我一樣，見過這樣的一群人，那你一定會和我一樣，不會再覺得任何黑夜遙遙無期。 一篇題為《「熱搜」突然消失, 誰在阻攔中國式反性騷擾? 》 的網文這樣寫道： 「性騷擾」在當前中國處在一個曖昧不清的位置上。一方面，在公共討論中，反對、抨擊性騷擾行為，很大程度已經達成原則上的共識；另一方面，「性騷擾」在日常生活中依舊層出不窮，不同群體對「性騷擾」的定義、邊界和類型也爭執不下。儘管2005年中國政府已經頒布法律，禁止性騷擾行為，但在細則的制定上，仍然進度遲緩。由此，重新審視「性騷擾」這一觀念背後的理論基礎就顯得尤為重要。即使在兩三年前，我們也很難預料，幾樁性騷擾事件能在網路公共空間激起持續而強烈地反響，特別是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中間。 自2018年「#MeToo」（我也是）」反性騷擾運動在中國掀起後，北航「知名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被多名受害者實名舉報，與之肩隨，北美的王敖教授又實名揭發著名策展人徐鋼多年來利用職務之便實施性侵和性騷擾。有關「性騷擾」的法律界定和政策制定有待專家和行政機器後續介入，但是這一系列事件已成為中國社會的痛點和言論交鋒之地帶，很快將要或已經開闢一個新的話語空間，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很大程度上，這些事件亦是多面的稜鏡，不僅映折出當下女性主義意識的興起和性別關係的改變、性規範和性道德話語的變遷，還曝露了高校系統的生態和邏輯，以及背後的權力關係，和廣義上國家—社會關係、公—私界限的微妙變化。不過，在諸多意氣聲討或理性分析當中，有兩個重要的關節往往被忽略了。 當一個專職群體系統性地放棄了公共價值，其社會權威受損也在所難免，其成員行為缺乏約束也絕非孤例，這一群體的椓喪也是可期的。職場壓榨、性騷擾甚至性侵、無節制地與下屬發生親密關係等等，已成為聽眾最願意相信的談資、批評的對象，因這一職業已被當作權力系統的一部分，也被認為分享了權力濫用的醜惡。所以，在近日開庭的央視某主持人涉嫌性侵案事件中，最令人震驚的部分也許並不是一個性侵疑犯的所作所為，而是一個代表國家「精氣神」的公眾人物如何利用了自己的職業權力滿足私慾，事後又輕鬆逃脫了共同體的裁判，並得到了權威背書。事情的這一面，已經超越了狹義的男權問題。 此外，還有一個被忽略的關節是，在這一系列性騷擾事件經網路短暫發酵之後，也許事實本身還未經全面調查驗證，但當事人所在機構往往出於聲譽的考慮，在短時間內已經作出了最終的行政決定。這種草率的行政應對方式，一旦成為不成文的慣例，偏蔽和遺害只多不少。其一是對疑犯本身的巨大不公，其二是反成網路暴力的助焰。此後，性騷擾也許很快就是一件丟在大街上的武器，人人得以取而用之。在這種情況下，性道德問題和性行為規範極有可能創造一種權力的幻覺，並成為一種權力補償的非制度性渠道。機構內部的人事鬥爭和派系傾軋，也一定不憚於使用這種新近舶來的趁手工具，從而把作為職業道德的性騷擾問題高度政治化。最終，性騷擾的問題泛化，不免又加強了行政系統予取予奪的權力，再一次確認了行政權力作為職業內道德資源的來源和行為規範最終裁判者的地位。 從19世紀開始，歐洲與美國的大眾政治有一個顯著區別，即勞工運動在政治上取得極大進展，早在一戰後對勞工的政治和社會權力就多有承認與保護，到了二戰後，多個歐洲國家更是建構了全面的社會福利制度。因此，反性騷擾最終動員的「總括性話語框架」是1976年歐盟層面的「平等待遇指令」：這一由歐盟委員會通過的行政指令，旨在保護不同社會群體的公民都享有平等就業、升遷、職業培訓機會。當性騷擾被建構為勞工平等待遇議題，性騷擾就不再是美國式的「性別歧視」，而是對於勞動者普遍尊嚴的侵犯以及對其心理健康的危害。如是，性騷擾影響的是全體勞動者，而不僅僅是一個性別權力的問題，它關乎普遍的人權。反騷擾不光保護女性，還保護男性和非異性戀者的受害者；與基於其他原因，比如族裔、宗教等的騷擾同等對待。 中國未來當然需要一部獨立的反性騷擾法，正如2015年出台的《反家暴法》一樣。但長期來看，如果停留在這一目標，是否會「遮蔽婦女作為階級、族群、國家中的一員獲得更具有歷史縱深度的解放」？為了部分解決這兩種模式之間的張力，歐洲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轉向了「性別主流化」，值得中國借鑒：這一新的理念，力圖在所有政府部門和所有政策環節，都融入性別平等的考量，而不是抽象地把女性作為弱勢群體提供「積極行動」。 反性騷擾的政策精神，亦可在勞動法、教育法、政府組織法等多方面得以體現，將之作為政治的一個基本原則，而非對特殊群體的額外保護，並適用於男性和多元性向的受害者。 有關性騷擾的具體司法定義，還需建立在廣泛深入的政策研究之上，決不能簡單照搬美國標準。實際上，歐洲的政策參與者時常批評美國清教文化對性別交往規範的規訓 。在實踐中，考慮到中國的社會情境，法律條例的制定需要建立在廣泛的調研和一般性案例研究上，政策研究不僅需要性別研究和性學研究者的參與，也需要社會學、政治學和公共政策領域的加入。 （全文轉自法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