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9月13日，网传广东高院正在审理的黄雪琴、王建兵案二审遭“秘密宣判”，涉嫌严重程序违法。 网络图片 有关于雪琴的记忆涌上来的时候，我就想起被讯问的时刻——你怎么认识的黄雪琴，通过谁，她有没有做什么事。那是一段会闭口沉默的记忆，当我离开那个空间，才后知后觉地知晓雪琴的失联。我们的证供，是不是被编织成完全不一样的雪琴。 第一次见到雪琴的时候，还是多年前的反性骚扰活动，她戴着圆圆的草编帽子走进来，讲起她在事件后的追问和思索，言语热切，是记者气质。随后几年，远远见证了她在这个议题上的不断深入和扎实调查，中国记者的反性骚然调查报告，北航Metoo的连续报道，那个冬天的最光耀时，她站在塞满许多人的公共录影棚中演讲直播，聚光灯投在她身上，我在台下看她。这条路，雪琴走得一发不可收拾，她的书案小小的，身上好像有无尽的热情，很多个Metoo案例也在中国爆发得不一发不可收拾，我知道她一直在努力。 她开始从记者路，跨向了法律，为此勤奋地异地求学，然而很快因为外界阻力而终止。她失联了两次，再出现时，还是一样热切。第二次的失联，直到如今。我常常想起她，以不同的心情。目击雪琴这些年的生活与遭遇，我曾经感受到巨大的浪费，多么好的一个人，她本可以为这世界带来许多东西。无形的系统却浪费她的心意，努力，才能，意志坚定的时间和生命，换来被暴力对待，被压抑被噤声被限制自由，同样也不得不与创伤们共存的每个日夜，还要分出力气来处理沉默和恐惧。雪琴因向往公正而学法律，如今又遭遇的秘密审判不公，导致二审诉讼驳回，像一个巨大的讽刺。 与雪琴相连的那些瞬间，是很具体的追问：在此刻的世界里，我们怎样才能不浪费自己？我们会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要在什么地方站稳和相信？我们会迎来怎样的世界？ 文章来源：网易
中国知名女权活动人士黄雪琴及劳工权益工作者王建兵不服被判煽动颠覆罪成立，7月提起上诉，但广东高院秘密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雪琴的辩护律师徐凯日前发公开信指，广东高院程序违法，将坚决予以控告。黄雪琴表示，她会“昂首挺胸、骨里有气”。 综合媒体报导，中国MeToo运动重要推手黄雪琴与劳工权益工作者王建兵此前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6月在广州中级人民法院遭裁定罪成，黄雪琴获刑5年，王建兵获刑3年半。 中国检方起诉书指控称，黄雪琴2019年起多次在外网发表歪曲、诋毁政府的言论，并在2020年参与非暴力运动网课培训；王建兵也同样接受过该网训，并透过境外通联软件讨论社会话题，“煽动他人对政权不满”。 黄雪琴与王建兵2021年9月遭警方抓捕至一审判刑，被羁押逾千日。外界将两人的案件合称为“雪饼案”。该案引发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标志性案件之一。 律师：严重程序违法 两人不服判决，7月3日提起上诉。维权网9月13日消息指，黄雪琴二审辩护律师徐凯发布公开信指，他12日会见黄雪琴时，震惊于得知广东高院12日上午已向黄送达二审裁判文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凯指，他12日下午才致电承办法官吴俊，要求二审开庭。因为他本周向法院补充了3份证人证言，并申请这3位证人出庭作证，广东高院已经签收，因此致电法官说明这些新证据与该案定罪量刑高度相关，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开庭审理。 公开信函显示，法官吴俊告诉徐凯，已经收到证人证言与出庭申请书，合议庭会考虑，但完全没有向徐凯提及二审已经判下并送达。该案其他3位辩护律师也都没有被告知，更没有看到裁判文书。 徐凯批评，这是严重的程序违法，中国“刑事诉讼法”指出，“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且“判决书应当同时送达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法院秘密下判，严重剥夺和损害我们的辩护权”，“对于这样的程序违法行为，将坚决予以控告。” 徐凯又指，会面时黄雪琴表示，“我很惊讶，收到这样一份匆忙、不公的判决，尤其是在知道我的律师做了如此多的努力，提交了新的证据，申请了证人出庭，还如此的草率，我觉得是对不起历史的判决。” 黄雪琴说，她在狱中研读许多法律书籍，对法律存有敬畏之心，然而“昨天的判决又给了我重重的一棒！” 她说，“我知道这可能就是一个走过场，但是我的辩护律师和我，都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希望推动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我们的力量或许渺小，但是坚持的本身，就是意义重大。我相信有一天，真相真实和公义会显现出来。即便我个人需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我也无怨无悔。” 黄雪琴：我会昂首挺胸 脚底有力 骨里有气 9月15日，维权网再发布律师徐凯探望黄雪琴的情况通报指，黄雪琴不服判决，希望律师向外界转达：“在这么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辗压之下，我没有粉身碎骨，是因为有你们的爱和支持，在我身边围起了无形的盾牌，让我维持住了内心的小火光，因此我还鲜明地活著。即便心有千斤重，我也希望我们能更轻盈地生活，活出我们自己的模样。因为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所有的痛苦、折磨和挫折，都是让我更好地保持本心，要有爱，要有理智，要有良善，要有公义，我觉得我活出了自己所喜欢的样子。即便有时候头破血流，但我想，在人们心里，会引起回响。” 黄雪琴还表示，“我时常想起，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话：拒绝坐牢心态，拒绝麻木呆滞。我也尝试继续保持拒绝服从，拒绝规训的勇气我会昂首挺胸，脚底有力，‘骨里有气’，心里有爱，眼里有光，穿上自由的衣裳。”
女足世界杯（FIFA Women’s World Cup）冠军领奖台上一个似乎是强行发生的亲吻，和其后引发的广泛反响，在过去一周已经蔓延成为撼动西班牙体育界乃至全社会的事件——西班牙政府官员指，这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MeToo”时刻。 据法广报导，8月20日，在西班牙女足国家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并接受颁奖的光荣一刻，西班牙足协主席路易斯·鲁维亚莱斯（Luis Rubiales，）在颁奖台上疑似强行亲吻一名球员的嘴唇。事件当事人、33岁的球员珍妮·埃尔莫索（Jenni Hermoso，艾莫素）在之后公开表示，那次亲吻并非她自愿。 据德国之声报导，周一（8月28日）晚上，西班牙足协要求鲁维亚莱斯（Luis Rubiales）辞去主席职务。不过，鲁维亚莱斯近期多次表示拒绝下台，引发了国内外的愤怒。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许多球员和球迷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埃尔莫索的支持，“我们是珍妮”和“我们与你同在”的标语在西班牙男女足球联赛看台上出现。 曾入选西班牙男足国家队的前锋博尔哈·伊格莱西亚斯（Borja Iglesias）则发出声明表示，只要鲁维亚莱斯继续担任足协主席，他不会再为西班牙队效力。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路易斯·德拉富恩特（Luis de la Fuente，迪拉富安迪）也在《阿斯》（AS）报访问中批评鲁维亚莱斯的行为。 目前，世界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FIFA）已经暂停鲁维亚莱斯的职务。西班牙女足国家队多名球员及教练组成员上周已宣布停止训练和比赛，直至他不再担任足协主席。 法广报导称，事件引发的反响广泛蔓延，在过去一周进一步激起了全西班牙由来已久的关于女性权利的纷争。包括政府官员在内各界人士均呼吁对2018年上任足协主席的鲁维亚莱斯采取行动。 据悉，西班牙体育法庭（TAD）也在周一（28日）开会讨论西班牙政府要求对鲁维亚莱斯停职的请求，目前尚未公布决定。在此之前，西班牙检察官已展开初步调查，以确定亲吻事件是否构成性侵犯罪行为。
台湾各政党要员近日纷纷被指控“性骚扰”，其中之一的总统府资政颜志发6月6日向总统请辞资政一职。 综合中央社报导，被“小英之友会”前员工指控性骚扰的总统府资政颜志发，此前一天说他已提刑事诉讼，盼能厘清案件真相，让正义得以伸张，但他6日声明表示，即日起先行撤回诽谤告诉，称所谓的“性骚扰”是莫须有，他将全力配合性平调查，务求事实曲直终得公断；另为免有心人政治操作，混误真相焦点，他已向总统请辞资政一职。 绿营洪智坤 监察院长陈菊担任高雄市长时的办公室主任洪智坤，5日被女导演指控性骚扰。女导演在脸书发文指控，2010年接受民进党H姓政治人物请托，拍摄高雄市长选举影片，对方却以开会名义，让司机将她载到汽车旅馆，对方“要抱我，有摸到我，有摸到胸部。” 洪智坤5日深夜在脸书发文称，“给人不好的感受，一定是我的错误，我没有任何职务，也与任何人无关，我只有真诚道歉，改进并且弥补过错。” 陈菊6日对此表示难过与愧疚，认为这是严重的性骚扰，不是洪智坤所谓的“不好的感受”，不可原谅，要给予最严厉谴责。 蓝营傅崐萁 镜文学总经理董成瑜日前指，她曾在8年多前的一场餐会中遭前花莲县长、国民党立委傅崐萁性骚，并指前台北市长郝龙斌也在场。郝龙斌表示，他确实没有清楚的记忆，但他认为没有得到许可的碰触，让对方不舒服的言行，都不适当，国民党应启动调查，傅崐萁也要坦然面对，清楚说明。 国民党5日表示，即刻启动党内性平调查机制，秉持勿枉勿纵精神，深入调查了解相关情况，会依照事实及证据妥适处理。 蓝营曾柏文 多名女性指控曾遭国民党智库特约副研究员曾柏文性骚扰。曾柏文5日透过脸书表示，他要为过去曾因为他分寸失当而感到被冒犯的女性道歉。台北市劳动局同日表示，已发文给国民党及曾柏文曾任职的“端传媒”，要求5天内回报处理情形。 台湾政坛近日陷入性骚扰丑闻，最早曝光的是，民进党前党工遭性骚扰，控时任妇女部主任许嘉恬未妥善处理，接连又爆发一连串性骚案件，至少6名党工、幕僚、支持者出面控诉遭性骚扰，甚至吃案，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两度公开道歉。 民进党接连爆出性骚案后，国民党与民众党也相继传出性骚案。此外，两名清大校友日前在脸书指控就读清大时，遭当时任教的民运人士王丹性骚扰。
中国央视前主持人朱军性骚案8月10日在北京二审开庭。原告弦子在法院外公开二审自述，质问当局她没有录音录像，没有与对方反抗扭打，她能如何证明自己被性骚扰，是否她只能忍受这一切，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弦子公开二审自述 综合法新社、德国之声报导，北京第一中院警方10日上午封锁了人行道，记录过往行人的详细信息。当天下午，弦子亲自出庭，但未见被告人朱军的身影。二审法院仍以证据不足为由维持原判，弦子依然败诉。 庭审结束后，弦子在法院外向前来支持的民众，公开念出她在庭上的自述：“在2014年报警的时候，警察告诉我的父母，因为朱军的社会地位，我应该放弃报警。在2020年本案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法院告诉我卷宗里的监控录像、笔录都无法调取。在2021年的判决书里，法院说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我提供的证据不足。” 她表示，她已在法庭上反复陈述过事实，这一次，她想问法院：“在封闭空间遭遇性骚扰的女性，她没能预料到性骚扰的发生，没有录音录像，没有与对方反抗扭打。那她要怎么证明自己遭遇过性骚扰？她能否只能忍受这一切，假装这一切没有发生？” 弦子说，“我没能预料到性骚扰，没提前录音录像，不敢在央视大楼里反抗朱军，没能立刻呼救，报警后，我再也不能回到央视，无法获取监控记录。我要怎样提供自己被性骚扰的证据？” “我无法自证自己的诚实，自证自己的痛苦。”弦子说，她21岁（2014年）时选择报警，25岁（2018年）时选择起诉，是因为她相信作为一个公民，理应获得公平。 弦子说，“司法系统并不天然具有权威，法院的判决并不一定就等于真相。”“权力应该让弱者得到帮助，否则就不足为正义。”“失败的结果固然使人痛苦，但需要接受审问的并不仅仅是我。” 弦子公开指控朱军性骚扰 2018年7月，周晓璇以网名“弦子”在微博发文，指控央视前主持人朱军2014年对她性骚长达50分钟，在央视化妆室里强吻、猥亵她。弦子向法院状告朱军，要求朱军公开道歉，并赔偿5万元人民币。 现年58岁的朱军通过律师否认相关指控，自始至终未公开露面回应。但事件发酵后，朱军从央视屏幕上消失。 2020年12月，朱军性骚扰案首次开庭，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当天，弦子的一些支持者在法院外声援她，前往采访的外媒，包括法新社的记者，被警察拖走。 2021年9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进行不公开一审，以弦子提交的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庭审当天朱军未到庭。当时，不少支持、声援弦子的微博号与微信公众号被禁言或封号。 弦子因公开自己的经历成为中国版#MeToo运动代言人。尽管受到当局施压，她一直坚持公开发声，并公布官司进展。
两年前，源自欧美的反性骚扰MeToo运动延烧至中国，多位知名或无名女性公开自曝被性骚扰，其中最著名的是央视实习生弦子控告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对其性骚扰并将朱军告上法庭。时隔两年，此案于十二月二号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庭，无独有偶，就在该案开庭信息遭网络封杀的档口，又爆出著名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遭同事举报与报社两名女下属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消息，而这一劲爆是否牵涉性骚扰再度引发舆论关注。 回到弦子朱军诉讼案，开庭当天，当事人朱军并未出庭，庭审持续十小时，海淀区法院门外聚集了大量声援弦子的年轻人，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我们一起向历史要答案”。 一篇题为《昨夜我们不只是弦子的朋友，我们也是彼此的朋友》的网文描述了开庭当天的情况，文章这样写道：“今天1点我到达海淀区法院的时候，门口已经聚满了来支持弦子的人。主要是年轻人，其中有很多都是男性。人多得几乎占满了整条街，却出奇安静。直到弦子出现，人群也只是有一些响动，却没有任何喧哗。大家整齐地竖起标语，有人上去递花，有陌生的女孩过去跟弦子耳语，然后拥抱在一起，更多人只是默默地开始抹眼泪。面对人群，弦子说很怕自己“搞砸了”会辜负大家，但她相信“历史也许会重复，但一定会向前”。人群的安静，衬托出警察们“维护秩序”声音的响亮。他们驱赶人群到马路上并拉起警戒线，还以“检查采访资格”为由，非常粗暴地扣押了一名外国记者。 我陪弦子走到进口。她的手心有些冷汗，手掌却是温热的。我难以想象那么瘦弱的她，是带着怎样的勇气和决心，一个人走进这样一个未知的建筑物中，去面临这样一场胜负难料的诉讼。我想她一定告诉自己，她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才能走到今天。 开庭以后，一部分支持弦子的小伙伴在附近酒店找了个会议室避寒，同时等待结果。其实很多人互相都不认识，但就是互相信任着一起去了。 除了少部分人是她亲近的朋友，更多的人都是“被她鼓舞”或“她帮助过的人”。大家在一起为她录视频、写小纸条，在没有媒体能报道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渴望发出一份哪怕微弱的声音。同时，外地不能赶来的朋友送来了奶茶、炸鸡，向大家表示支持。除了现场的微信群以外，线上支持弦子的微信群已经加满了五个。每个群里的人都在给远方的朋友同步现场情况，同时给现场的朋友点热饮、手套、糖葫芦……外卖已经不知道收件人到底是谁 ，每一个外卖都是“给弦女士的朋友”，然后大家说：“我们都是”。 截止我写下这些字，已经过去了10个小时，弦子还没有出来。进去之前她就已经肠胃炎发作，不知道她这10个小时是怎么面对那些漫长的举证、屈辱的程序和无望的等待的。但我只知道，这10个小时，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10个小时。我见到了活生生的善良、坚定、柔软又理性的人群。没有人高呼什么口号，没有人有什么居心，没有人想出什么头逞什么能。只是在场，只是等待，只是陪伴。在那条北京冬夜里冰冷的街道上，堆满了热腾腾的食物和鲜花，还有无数个无法被磨灭的灵魂。如果你和我一样，见过这样的一群人，那你一定会和我一样，不会再觉得任何黑夜遥遥无期。 一篇题为《“热搜”突然消失, 谁在阻拦中国式反性骚扰? 》 的网文这样写道： “性骚扰”在当前中国处在一个暧昧不清的位置上。一方面，在公共讨论中，反对、抨击性骚扰行为，很大程度已经达成原则上的共识；另一方面，“性骚扰”在日常生活中依旧层出不穷，不同群体对“性骚扰”的定义、边界和类型也争执不下。尽管2005年中国政府已经颁布法律，禁止性骚扰行为，但在细则的制定上，仍然进度迟缓。由此，重新审视“性骚扰”这一观念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即使在两三年前，我们也很难预料，几桩性骚扰事件能在网络公共空间激起持续而强烈地反响，特别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间。 自2018年“#MeToo”（我也是）”反性骚扰运动在中国掀起后，北航“知名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被多名受害者实名举报，与之肩随，北美的王敖教授又实名揭发著名策展人徐钢多年来利用职务之便实施性侵和性骚扰。有关“性骚扰”的法律界定和政策制定有待专家和行政机器后续介入，但是这一系列事件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痛点和言论交锋之地带，很快将要或已经开辟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很大程度上，这些事件亦是多面的棱镜，不仅映折出当下女性主义意识的兴起和性别关系的改变、性规范和性道德话语的变迁，还曝露了高校系统的生态和逻辑，以及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广义上国家—社会关系、公—私界限的微妙变化。不过，在诸多意气声讨或理性分析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关节往往被忽略了。 当一个专职群体系统性地放弃了公共价值，其社会权威受损也在所难免，其成员行为缺乏约束也绝非孤例，这一群体的椓丧也是可期的。职场压榨、性骚扰甚至性侵、无节制地与下属发生亲密关系等等，已成为听众最愿意相信的谈资、批评的对象，因这一职业已被当作权力系统的一部分，也被认为分享了权力滥用的丑恶。所以，在近日开庭的央视某主持人涉嫌性侵案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部分也许并不是一个性侵疑犯的所作所为，而是一个代表国家“精气神”的公众人物如何利用了自己的职业权力满足私欲，事后又轻松逃脱了共同体的裁判，并得到了权威背书。事情的这一面，已经超越了狭义的男权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关节是，在这一系列性骚扰事件经网络短暂发酵之后，也许事实本身还未经全面调查验证，但当事人所在机构往往出于声誉的考虑，在短时间内已经作出了最终的行政决定。这种草率的行政应对方式，一旦成为不成文的惯例，偏蔽和遗害只多不少。其一是对疑犯本身的巨大不公，其二是反成网络暴力的助焰。此后，性骚扰也许很快就是一件丢在大街上的武器，人人得以取而用之。在这种情况下，性道德问题和性行为规范极有可能创造一种权力的幻觉，并成为一种权力补偿的非制度性渠道。机构内部的人事斗争和派系倾轧，也一定不惮于使用这种新近舶来的趁手工具，从而把作为职业道德的性骚扰问题高度政治化。最终，性骚扰的问题泛化，不免又加强了行政系统予取予夺的权力，再一次确认了行政权力作为职业内道德资源的来源和行为规范最终裁判者的地位。 从19世纪开始，欧洲与美国的大众政治有一个显著区别，即劳工运动在政治上取得极大进展，早在一战后对劳工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就多有承认与保护，到了二战后，多个欧洲国家更是建构了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因此，反性骚扰最终动员的“总括性话语框架”是1976年欧盟层面的“平等待遇指令”：这一由欧盟委员会通过的行政指令，旨在保护不同社会群体的公民都享有平等就业、升迁、职业培训机会。当性骚扰被建构为劳工平等待遇议题，性骚扰就不再是美国式的“性别歧视”，而是对于劳动者普遍尊严的侵犯以及对其心理健康的危害。如是，性骚扰影响的是全体劳动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性别权力的问题，它关乎普遍的人权。反骚扰不光保护女性，还保护男性和非异性恋者的受害者；与基于其他原因，比如族裔、宗教等的骚扰同等对待。 中国未来当然需要一部独立的反性骚扰法，正如2015年出台的《反家暴法》一样。但长期来看，如果停留在这一目标，是否会“遮蔽妇女作为阶级、族群、国家中的一员获得更具有历史纵深度的解放”？为了部分解决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张力，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转向了“性别主流化”，值得中国借鉴：这一新的理念，力图在所有政府部门和所有政策环节，都融入性别平等的考量，而不是抽象地把女性作为弱势群体提供“积极行动”。 反性骚扰的政策精神，亦可在劳动法、教育法、政府组织法等多方面得以体现，将之作为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而非对特殊群体的额外保护，并适用于男性和多元性向的受害者。 有关性骚扰的具体司法定义，还需建立在广泛深入的政策研究之上，决不能简单照搬美国标准。实际上，欧洲的政策参与者时常批评美国清教文化对性别交往规范的规训 。在实践中，考虑到中国的社会情境，法律条例的制定需要建立在广泛的调研和一般性案例研究上，政策研究不仅需要性别研究和性学研究者的参与，也需要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加入。 （全文转自法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