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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航

 漫長航班MH370,以及乘客家屬經歷的十年。 無論貧富 2014年3月8日,是MH370改變航線的那一天——這架凌晨從吉隆坡起飛載有239人的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飛機,中途關閉通信系統,在南中國海擅自調頭,飛至南印度洋時離奇消失——也是許多人命運航線被改變的那一天。 MH370有中國籍乘客154人。他們代表著社會的不同層面:一群來自江蘇的頗有聲望的畫家,一個京籍老年人組成的商務旅遊團,若干在新加坡從事勞務輸出的年輕人,以及不同職業、身份的遊客與公派出差者。只因為一張印著同一個登機口的機票,他們的家屬從此命途相連。 噩運的雨點無差別落在他們身上。窮人,富人,苦難里長大的人,蜜罐里長大的人。 當年25歲的石家莊人魏守厚在墨爾本即將就讀金融學碩士課程。開學前,父母來澳洲,他們旅遊了半個月。這是一段難得的家庭時光,「非常開心,非常難忘」。年輕人雄心勃勃,想著畢業後在「西方各方面比較成熟的金融體系」長長見識,闖出一番事業。父母踏上回程,他們將在馬來西亞中轉。兒子此前在中澳間往返,多次乘坐這趟航班。轉機前,他們通了電話,兒子才去睡覺。等他醒來時,原來的世界破碎了。 1952年出生、曾經的手錶車間工人包蘭芳感覺前半生吃了很多苦。當老師的愛人在「文革」中受到父親的波及,被學校開除,下放到邊疆。夫妻兩地分居了很多年。她不斷努力,終於在1985年把愛人調回了北京的廠里。一家住在北京二環的衚衕,她把兒子培養成了工程師。以後都是好日子了,她曾那麼以為。兒子一家三口上了那架飛機。 「我說不清我這一輩子有多難,肉體的苦,也有精神的苦,」包蘭芳說,「我不知道我以後還有多難。」 網路圖片 那一天,白栓富是在黑暗中出發的,早上5點半,他和女兒就出門了,開車奔機場而去。妻子是個攝影愛好者,經常背著長槍短炮出國旅遊,每次回來,丈夫都會在機場接她。這一趟她去了尼泊爾,回程從馬來西亞轉機,預計在6點半抵達北京。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白栓富盯著大屏幕,妻子乘坐的MH370一直顯示處於延誤狀態。到了後來,屏幕沒有字了。他沒有等到她,那一天是在黑暗中結束的。 家屬被安排在麗都酒店等消息,他們在那裡度過了50餘天。消息混亂矛盾,飛機卻始終蹤影全無。他們只是一群普通人,面對如此災禍,表現出的也是普通人的樣子。酒店裡到處都是爭吵聲。家屬跟馬航工作人員吵,跟酒店服務員吵,跟志願者吵。「咱這話說得可能難聽點,他們當時仗著我是受害者,遭遇了這樣大的痛苦,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向任何人發泄我心中的怨念。」有年輕家屬說。 一位家屬回憶,與馬方的溝通會上,有人在某些次要環節糾纏。「這麼關鍵的提問場合,他說我幾點鐘去飯堂吃飯,沒有給我飯。當時我們就覺得特別可笑。」她說。但姜輝不同。他通訊專業畢業,在一家通訊公司擔任中層,擁有與飛機通訊有關的背景知識。「姜輝是唯一能站起來問一些比較專業的問題的,算是比較理性的。」姜輝的母親在那架飛機上。 網路圖片 記者蜂擁而來,機緣巧合下,權義成了其中最特殊的那個。他30歲出頭,面相病怏怏的,但卻是個死磕派。記者無法進入的會議,他總在門口蹲守第一時間的消息。一個家屬看他面熟,給了他一張房卡。他從此有了「通行證」,得以搬進麗都,全天候混在家屬里。漸漸地,他們熟悉起來。他所在的新聞機構也給了他足夠大的支持,允許他一直留在麗都,即便到了後期,消息逐漸沉寂,大量媒體撤離。他每天都在寫稿。 那個時期,記者採訪家屬,常有在不同世界穿梭的感覺。有時,你身在麗思卡爾頓酒店的頂樓會所,桌上擺著果盤與小吃。有時,你趕至市郊一個沒有暖氣的棚戶房裡,月租50元,門外就是臭水溝。但破解馬航謎團,社會地位與金錢毫無用武之地。為了方便與各方溝通,頭幾年,很多外地家屬在北京租了房子。對於江蘇農民夫婦馮至善、謝修萃來說,那間棚戶房就是他們能負擔得起的少數選項之一了。 最初一兩年,家屬間常有飯局,一兩周一次,他們總能找到各種理由。白栓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闆,戴百達翡麗的手錶,他從未想過隱藏什麼。「你穿的衣服,你平常抽的煙,你的消費習慣,這些東西你藏是藏不住的。」他說,「你有多少實力,或者你有多少社會地位,在這塊上沒有高低的區別,大家一個共同的名字叫馬航家屬。」但他需要過的內心一關是,作為一個一貫威嚴、內斂的企業家,他害怕讓所有人看到他醉酒後的狼狽。後來他意識到,藏起來才是更痛苦的。自此,他每喝必醉,醉酒成了一種短暫的解脫。 網路圖片 權義也常被喊去聚會,他是到場唯一與機上乘客無親屬關聯的人。報道停下來,他與家屬的友誼卻日漸深厚。趙本山接受他採訪,送了他一幅親筆字畫,他扭臉就送了白栓富。家屬里的河北邯鄲農民栗二友送了他一袋山藥,他反而感到比字畫更珍貴。一次,白栓富醉了,無處安置,權義把他帶回出租屋,自己去睡沙發,讓出房間給他。次日,白栓富醒來直罵,「你他媽這個床太差了,年輕人你怎麼混成這樣了。」 權義腦里閃過的卻是另一個念頭。栗二友睡西客站時,他也邀請他來家裡睡。「一個富豪,一個老百姓,不是同睡我一張床嘛,有什麼區別呢。」權義想,「命運都是一樣的。」 網路圖片 停滯與分化 事發16天後,權義見證過一次家屬們集體的情緒崩潰。那天,馬方宣布飛機終結於南印度洋。上百家屬從會議室里衝出來,「又砸又搶,還有要打人,要打那些安保,失去理智了呀。」權義說。 但他理解,他報道過多次災難性事件,他知道應激創傷意味著什麼。之前那些事件發生後,調查結論和追責總會到來,那也是報道結束的時刻。「飛機不可能平白無故地消失嘛。一個月不出來,倆月不出來,仨月、四個月總得有一個結果。」他想,一切終將明朗。 但到了今天,我們已知道故事如此發展:MH370依然是一個龐大、徹底的謎題。那幾片殘骸並不能證明發生了什麼,一些疑點始終無法解釋,而圍繞殘骸的發現,又衍生出更多的疑點,其真實性也並未得到家屬群體的普遍認可。 早在麗都酒店,家屬們成立了家委會,有著不同分工,組織有序。律協在家委會建立過程中甚至給予相關指導。後來家委會不再運作,通過微信群,家屬聯繫緊密。 家屬訴求一致,他們常用的一個詞是,「找人」。無論是去空港中心開會,向有關單位反映訴求,走法律程序,或者熬夜研讀資料,都是為了把人找回來。在這個意義上,家屬們的聚合,不止是一個互相扶持的情感療愈會,也是一個持續進軍的行動隊。 網路圖片 家屬們前期提出的問題,集合起來有47頁A4紙。看到這些問題,你將感受到家屬為此下了多少苦功。一些問題看起來像特稿的採訪提綱,聚焦細節——「馬爾地夫居民撿到的滅火器屬於哪個航班?」「從衛星的數據來看,有兩次的電話呼叫過程,當時使用的電話網路是公共通訊還是獨立的海事衛星電話?具體型號是什麼?呼叫地點在哪裡?」 一些像庭審詢問,關注證據鏈條——「納吉布總理說通訊系統被人為關閉,證據支撐是什麼?」「請馬方提供中期報告第 6-7 頁涉及到的二次和一次雷達錄像。請馬方再次協調印尼當局,公布 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的雷達錄像,而不是簡單說沒看到(飛機)。」 還有一些像產品說明書,有著我完全看不懂的技術術語——「在 MH370 Comms文件第 40 頁,提到 GES ID(octal) 是301,請問這個號碼代表哪裡的地面衛星站?」「之前搜索的 12 萬平方公里區域是基於 2:40(MYT)的首次衛星電話BFO 推測飛機已轉南。有分析人員提出,那時飛機不是水平飛行,馬方技術人員怎麼看?是否仍然認為飛機已轉南?」 一些當時以為的階段性成果,事後看來只是某種自我安慰。比如登機錄像,家屬向馬方提了兩年多要求,最終通過其他途徑得到了(其實那只是安檢錄像),對真相揭開並無幫助。 清單上的一些小問題解決了。但那些凝聚公共輿論焦點的大問題還晾置著。「為什麼馬方明知折返,還在南海搜救了八天,因此耽誤了寶貴的救援時間?」「波音公司作為飛機製造商也是搜索策略小組成員,為什麼沒有解釋過MH370是否涉及產品質量與設計缺陷?」 一個問題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問題。所有問題可以化為一個問題。MH370在哪裡? 最初,大家都認為這個問題一定有答案。2015年的春節,事發後的第一個春節,家屬群流行發紅包。白栓富出手闊綽,一發就是188元。「沒有由頭,不高興就發,高興也發,跟神經病似的。」母親在飛機上的徐京紅回憶。她發的金額沒有那麼大,但粗略算下,發出去也總計有一萬六。他們約定,搶到紅包尾數為6的要接著發20元,接龍不斷。搶紅包常常到半夜還在進行。後來有人想起,不由感到諷刺,紅包製造了一種喜慶的感覺,大家彷彿刻意狂歡,預祝劫難儘早結束,卻不知漫長的日子還在後面。 2015年7月29日,一塊屬於MH370機型的襟副翼殘骸在留尼旺島被發現,為此前搜索無果的航空懸案提供了新的線索,也在家屬內部攪起極大波瀾——如果相信乘客還活著,這片殘骸意味著什麼? 網路圖片 家屬們開始分為兩派。一派否認殘骸的存在,認為那是陰謀論的一部分。重點還是「找人」。他們繼續督促政府的外交交涉、質問馬航。另一派更理性,他們知道,殘骸如果屬實,完整迫降的希望泡泡就被戳破了。 為了證實殘骸的真實性,姜輝投以行動。當年10月,他與另外兩位家屬自費奔赴留尼汪島,找到了那位發現殘骸的海岸清潔員,與他交談並在海邊勘探後,姜輝確認,這的確是一個普通人意外地發現了一塊飛機殘骸,不存在陰謀,也與任何組織無關。到了2017年,20餘塊的同機型殘骸在世界範圍內被發現(其中3塊通過零件編碼,可以100%確認來自MH370),姜輝還在馬達加斯加親手找到一塊。 否認殘骸存在的一派被激怒了。他們認為姜輝等人這樣做是轉移輿論的關注,迎合謊言。一個叫文萬成的山東大爺成為姜輝的首要批評者,他的獨子在飛機上。一些舊事也被翻了進來,其中還包括2015年春節,20幾位家屬用群體捐款去馬來西亞抗議,大家為省錢睡通鋪,姜輝卻以攜帶很多設備為由,給自己安排了單間。雙方從觀點不同變為個人恩怨,在姜輝單獨提起的對馬航及其代理律師的名譽權訴訟中,文萬成向對方提供了偷錄下的不利於姜輝的視頻證據。 2016年,新的分化再一次出現。在兩年訴訟時效屆滿前,訴訟與和解的選擇擺在了家屬面前。 選擇訴訟的人,首要目的不是為了賠償。往前看,他們是為了追責。往後看,是為了國際航空公約得到真正履行,搜索和人道關懷不要停止。訴訟也是一種爭取關注的手段,如果沒有人的持續行動,家屬擔心,MH370就被人遺忘了。 當時,根據馬航提出的和解協議,和解金有252萬元(原定金額為250萬元,因為這個數字像是一種侮辱,被家屬否決),由德國安聯保險公司賠付。和解後,對家屬最大的不利在於,要放棄真相浮現後的一切追責。 沒有人認為這是公平的,但選擇接受的人各有苦衷:有的因為失去家裡支柱而產生的經濟窘迫,有的因為無力維繫下去的精神損耗,有的因為不便言說的外部壓力。但在一些拒絕和解的人眼裡,這是對乘客和家屬群體的背叛。 和解成了一個敏感話題,親近的家屬之間也不會彼此打聽。但當文萬成把一份不知從哪裡收集到的和解名單扔到群里後,深海炸彈爆炸了。猜忌在滋生。有人說了傷人的話。漸漸的,一些人淡出了。聚會變成了小圈子。 網路圖片 媒體的關注也逐漸流失。2017年,我到吉隆坡參加MH370事件3周年集會,是唯一到場的國內作者。對於這個有多國家屬參加、以放飛和平鴿與氣球謝幕的活動,一名當地華裔記者告訴我,這個集會在馬來西亞引起的反響,遠比《中國好聲音》跨國海選要低。 最早報道馬航的那批記者大多轉行了。不計成本長期追蹤一個新聞的媒體越來越少。至於家屬們的老朋友權義,轉去經營管理崗,他內心依然認為,「我骨子裡就是個新聞人,我不需要你認可我。」 家屬與警察的關係也在改變。2014年,衝突時有發生,不少家屬被拘留過。到了現在,他們和一些警察成老熟人了,懂得互相體諒。最近一次開庭,警方還配合開闢一處場地允許外媒採訪。一位警察向姜輝轉述,他母親知道他的任務後對他說,不把這些家屬照顧好了,回來扇你耳光。「我們把警察都熬退休了好幾個了。」姜輝說。 回到當下,MH370失聯10周年,新的書寫由頭出現了。但約訪家屬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想談這個話題,實際情況和十年前沒什麼兩樣。」我托權義在一個家屬小群里傳達,也沒有得到什麼回應。 後來見到我時,徐京紅再次提起同樣發生在十年前的另一起悲劇——2014年7月,馬航MH17航班被導彈擊中墜毀,她認為,在某種程度上,MH17的乘客家屬是幸運的。因為事件有一個終局。「他們的痛可能沒有我們長。」 「我們好像完全還在2014年3月8號那一天,沒有任何的改變。」徐京紅說。「繞了好大的圈,一直在那兒,一直在原點。」 網路圖片 不止悲傷 通常在不幸事件中,事故出現的那一天,就是新聞當事人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一天。但MH370不同。真正的痛苦並不是在那天發生的,那只是痛苦的開始。 梳著一頭利落短髮、高個子的徐京紅是個直言不諱的人,某些角度看,也是個憤世嫉俗的人。去年11月,家屬索賠訴訟起訴7年後終於在北京開庭,一輪報道刊出,她在家屬與媒體的400多人的溝通群里發了一張報道截圖,質問其中字詞使用——描述家屬對終於盼到開庭的感受時用了「開心」一詞。「哪位媒體大佬給解釋解釋?哪位家屬挺開心的?為什麼開心?又到了可以消費家屬的時刻了?真服了你們了。」 其實,這是姜輝受訪時的原話。「苦中作樂吧,否則也活不到十年了。」他在群里解釋。 有家屬打圓場:「用詞不當,『安慰』或者『欣慰』比較合適。」 誤會解除了,但徐京紅並不打算就此停止。「事到如今既不欣慰也不安慰,除了無語之外還是無語!不想罵髒話可是真的沒啥可說的,我們這群人都沒了,這一代當事人都沒了,就成了!」 能感覺她對媒體的抵觸。「我很討厭那種一到裉節拿我們炒兩天熱度,完成你們的業績,拿我們當盤黃瓜炒炒,放涼了又扔了的感覺。不是沒有啊,你別不承認。」她直勾勾地盯著我,抱怨隨時傾倒而出。但她同樣擔心事件被遺忘,「又怕別人過度消費我們,又怕別人不消費我們」。 她不想被「馬航家屬」的標籤貼一輩子,但這由不得她。那些感受無時無刻不在湧現。開庭時坐在法庭上,她感到自己像一個小丑,想像著別人的內心台詞:「這些人就是370的家屬,你看他們多可憐。」以至於法官讓家屬逐個闡述,輪到她時,她腦子空白,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與我見面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出於對失控的恐懼,她請求權義陪同),她仍然難以逃脫那種被審視的感受:「傷口結痂了嗎?快來讓我們看看,還沒好呢。」 網路圖片 當MH370事件懸停在一片混沌里,世界一分為二,身在其中的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看到一些MH370報道下評論諸如「那會兒我還小呢,我現在都工作了」,明知網友沒有惡意,徐京紅也渾身不舒服。家屬們都聽不得旁人勸慰時說感同身受,沒有親歷,怎麼可能感同身受?有次,一位官員會見家屬,用了這個詞,一些人的情緒被引爆了,要求他撤回這句話。「走出傷痛,重新開始」這類通常適用的勸慰話語用在他們身上會起到反效果。一些人也反感別人鼓勵要堅強,「我就是一個受害者啊,你們憑什麼讓我們堅強起來?」朋友問徐京紅:「你們那個事情怎麼樣啊,處理完了嗎?」她咬著牙答:「沒結果呢。」心裡想的卻是,「什麼叫處理完了嗎?」 「(我是)被迫地成為一個集體裡面的一員。」徐京紅說。「有一陣我特別特別的恨。」常有無名怒火湧起。任何有370的字元都會刺激到她,開車看到前面的車牌號,「恨不得追尾」。她不斷地退家屬群又被拉回來,不斷拉黑別人又放出來。有時因為一句不愛聽的話,有時只是因為腦子裡的胡思亂想,或者乾脆沒有理由。 她的暴躁會波及到生活中的人。到了節點,家裡氣氛變得緊張,大家都假裝把它當成普通一天。沒人敢惹她。情緒化過後,又是無盡的愧疚。朋友何其無辜,孩子何其無辜,她想。MH370消失的3月8日,恰逢她的結婚紀念日,這十年來從未慶祝過,「有時候我覺得對我先生很不公平」。她感到她的負能量扯了其他家屬的後腿,愈發不敢在群里說話了。 事發一年後,她把標註著MH370的飛機紋在手臂上。那是一個衝動決定。丈夫看到後暴怒,認為她在傷害自己。她連解釋都懶得開口,直接回道:「你管得著嗎?」每次洗澡都是一道提醒,她被反覆刺痛著。小兒子有次看見,問她疼不疼,她只是告訴他,不可以效仿,就哭得難以自控。懂事的大女兒見狀急了,把弟弟拉出去罵了一頓。他們從未討論過馬航相關的話題。 網路圖片 馬航事件像個黑洞,把她的能量源源不斷地吸走。她曾經是一名翻譯,事件發生不久,她無力工作而辭職。她忍不住點開家屬群里的每一條消息去看。明知道看完心情會變得糟糕,明知道即使划過去也不會錯過什麼,將之屏蔽又不甘心。看完的消息,她馬上手動刪除,好像唯有那樣做才能減輕一點負擔。 她想,相比有信仰的外國家屬,中國家屬更難,因為無所寄託。家屬集體去雍和宮祈福時,她一步也不邁入,那裡明明掛著「六道輪迴」的匾額,「你不是希望你們家屬是活著的嘛」。 她認為這個事件改變了她的世界觀,「我一度以為全世界都是好人,所有人都是善良的,但通過370,我甚至覺得這個世界充滿惡意」。她說,「我寧可去關愛流浪動物,我都不關愛人。我覺得不值得,人間不值得。」 這當然有著氣話成分。實際上,她是個溫柔、慷慨、易於相處的人。總請大家吃飯,在不和的家屬間調和矛盾。與我談起權義時,她首先站在他的角度,因為大量的相處與情感投入,「其實他很受傷」。 但MH370事件該恨誰呢?徐京紅找不到對象。 事發後,機長扎哈里劫機的猜測甚囂塵上。但經過調查展開,對他不利的證據排除了。3周年集會,我見到了扎哈里的朋友同時也是他公開的辯護者張福明,他並未遭到其他家屬的排斥。馬航(MAS)在2015年破產重組,馬來西亞通過國內立法(即765法案),新馬航(MAB)不繼承債務。國內的辦公地址從北京搬去上海,負責人員都換了。徐京紅紋在手臂上的MH370,作為航班編號被永遠取消了。某種意義上,實體的「敵人」憑空消失了。 事件後續處理上,家屬對馬方有許多指摘,他們懇求得到一些起碼的仁慈,訴求被回應,疑問被解答,一些措施能夠更人性化(馬方提供的調查報告沒有中文版本)。但國際與國內的相關力量也沒有強勢介入。一封封請願信石沉大海。 悲傷當然是一種壓倒性的情緒。但家屬們的痛苦,從來不止悲傷。他們擁有世界上最孤獨的感受,找不到群體之外的同病相憐的難友。徐京紅只是其中一個樣本。 網路圖片 鬥士 聽姜輝講述這些年的故事,你很容易被他的執著與勇敢所打動。他用最輕鬆的話語描述那些最艱難的歷程。說到在非洲搜索殘骸時,太陽曬得沙地發燙,他只能「腳尖蹦著走,但是那個活血呀,化瘀」。在樹樁下休息,遇到毒蛇,「栗二友說跑,我們倆撒丫子就跑回來了。」這些年我對他做過多次採訪,從未見他哭過。即使談論著傷心的事,他嘴角也時而浮現出笑容。唯一的波動是,他承認,每次採訪前,他都會失眠。 有時,是某種天真。他曾告訴我,想通過眾籌,在南印度洋做漂流測試,沿著專家預測飛機落點的一片弧形海域拋下信標,看看到底能漂到哪裡。他還想發起網路籤名,請求白宮公布軍事基地的雷達信號,以了解MH370的飛行軌跡。我不會理解為這是他的某種大話。他做了大量細節部署。這些計劃最終都流產了。 他是那個試圖托起所有人的人。權義記得,2015年7月第一片殘骸被發現的那天,所有家庭極為悲痛。那晚,徐京紅喝得爛醉,姜輝把她送回家,安頓好,騎著一輛自行車走了。看著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權義想:「他們倆都是一樣的身份,他得要承受一個多大的能量啊。」 「我覺得他挺能隱忍的,很克制。一直保持那份理智,是很難受的,發泄出來會好一些。」徐京紅說,「他一定是有內傷的,他自己消化,不會讓別人知道。」 法律是姜輝的武器。美國、馬來西亞的訴訟他均有參與,還在中國先後提起五六個馬航相關的官司,其中對馬航代理律師的名譽權訴訟,僅索賠154元,而翻譯和公證費就花了近萬元。目前已有結果的訴訟,都失敗了。 按照他目前的說辭,他有新的武器,他人永遠無法奪走、弱者也平等擁有的武器:時間。「媒體、法律和政府不是我們能掌握的,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支配的。時間才是我們唯一的武器,所以堅持下去才是一個最優的選擇。」 網路圖片 壞消息越多,他狀態越樂觀。近幾年,我數次見到他在社交媒體說到諸如此類的話:「否極泰來,今後再有任何消息,都是好消息了。」談論任何一個話題,姜輝都能找到一個積極角度,甚至對MH370被人慢慢遺忘都不感到恐懼,這時,他的論述會突然轉向宏大:「人類能夠繁衍到現在,出於兩點:一個是好奇心,一個是愛心。分析這事到底怎麼著,你好奇不好奇啊,好奇吧。它一定會推動這個事情發展。」 我問他的樂觀從何而來,他卻給了我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向:「如果只有一條路可選的情況下,不管悲觀跟樂觀,都要走這條路。你是願意樂觀地走,還是願意悲觀地走?」 一些改變的發生,是因為他在行動。在他要求下,家屬的接待工作從國家信訪局的窗口轉到外交部。2018年馬方擬發布《最終調查報告》,他提前收到消息,發現如果使用這個名稱,按蒙特利爾公約,國際調查組隨後將順理成章解散。經他抗議,報告名稱改成《安全調查報告》。這是一個無人注意的小小勝利。不過,這個改名並未改變調查組解散的結果。 作為兒子,姜輝無可指摘,但作為父親和丈夫,姜輝是讓人擔心的。他在2015年被公司辭退(官司打了幾年,他最終獲得一筆賠償),再也沒有工作。「坐吃山空唄」,他半開玩笑。他告訴我,後來這些年靠積蓄做投資,但據權義說,姜輝也做過一些在家的兼職,比如把家裡變成拼多多的一個自提站點,比如客服。 有意無意地,他會貶損從前的工作。如果MH370事件從未發生,他說,他大概還在那家公司,「可能職位更高一點,但是還過的那種牛馬不如的生活,跟生產線上的工人是一樣的,你是一輩子在那打螺絲呢。」在他看來,現在過的才是有意義的人生。 身為職業經理人時,他年年要用最新款手機,現在手上這台六年沒換了。「原來很在意的東西,排場、面子、人際關係,現在我不在意了。」他說。但他也強調,家人的生活標準並沒有降低。他有了大量時間在家裡陪女兒。 但怎麼可能沒有虧欠呢?「出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花自己的時間?他的時間是家庭的,對嗎?不是他一個人的。更可怕的是他是不自知的。」徐京紅說。 2014年,姜輝的女兒只有5歲。她一天天長大,他們從未談過馬航的話題,他也從未向她解釋,自己到底在做什麼。但有一天,她卻突然跟他提了一句:「爸爸,你是不是該工作了?」 「你爸不工作也有錢拿啊。」他向我轉述他的回答。「面子不能丟,但是具體的事咱也不能說太細。」 我向他講起一位叫郭利的新聞當事人,因為曠日持久的較真式維權,失去妻女的理解,與他切斷聯繫。姜輝說他在避免這種結局的發生,也有兜底的舉措,「給我閨女買了好多保險,有沒有我,她成人之後都會有一筆收入。」但郭利的故事顯然擊中了他,隨後一段時間,他表達有些混亂,當話題轉向其他地方,他又主動拉回來。「你剛才跟我說的那個郭利,讓我覺得很難受。」值得,不值得,哪些輕,哪些重,他反覆自顧自嘟囔著。這是他極其偶然流露出的一個脆弱時刻。 網路圖片 在媒體眼中,他是馬航家屬代言人,有相關專業背景。其實,他搭建了某種濾鏡。他在通訊公司工作,但是在銷售而非技術崗位。大學所學的理論,離搜索飛機的具體實務相距萬里。「他是後學的,各種技術、參數,(飛機)到哪,洋流……」權義說。 「我覺得他有被架上去下不來的嫌疑,被大家捧得太高了,他都無法脫身,這對他很不公平。」徐京紅說。姜輝卻說,他選擇的路與群體並無關係,「我敢對我自己說,我一個人我也能走到今天。」 他認為沒有人是天生的鬥士,或者說,「每個人實際上都是一個鬥士」,在特定條件下,被激發出能量。驅動他前進的動力其實很簡單,要給機上的母親一個交代。但他也是孤獨的。當我問他,還有哪位家屬像他一樣,至今還在不懈做著研究、調查,他只提到了一個名字:文萬成。儘管他們至今彼此嫌惡。 但即便執著如文萬成,十年的時間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早些年,文萬成與其他家屬的格格不入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誰與他理念不同,他就攻擊誰。他還曾說,「我要找兒子,誰要是阻止我找兒子我就殺了誰。」 到了第十年,許多堅硬的東西重新變得柔軟。曾經,年輕一代談論重組家庭的可能性,引起老一代的不解與抵觸。「妯娌之間的,父母跟兒媳之間,堆成了很多仇恨。」權義說。但最近一次電話中,文萬成告訴我,他甚至勸過兒媳婦:「你的老公,我的兒子,回來的可能性不大了,你看你再找一個吧。」 元宵節,他和親家吃了頓團圓飯。「兒媳婦,你知道我現在花錢,花的誰錢嗎?」他對她說。 「花的你的錢。」兒媳答。 […]

25歲規培女醫生之死

2月23日20點47分,25歲的規培醫生曹麗萍走進了湖南省人民醫院醫生值班休息室,大約3小時後,她在電腦上提交了最後一份出院病歷,走進休息室內的衛生間,把自己反鎖在裡面,選擇用刎頸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23點59分,提前在QQ空間寫好並設置了定時的遺書發出。「我真的好累,想回去休息了……世上本就沒有公平,怪我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馬,熬不下去了。對不起爸媽,生養之恩,來世再報。」她寫道。 遺書 曹麗萍的父親是在2月24日凌晨2:40接到電話的。電話里,自稱是湖南師範大學醫學院的老師告訴他,曹麗萍自殺了,剛在搶救,但沒搶救過來,目前已經沒有脈搏。 曹麗萍爸爸一下子沒反應過來,他想問清楚發生了什麼,對方說:「要等你們過來了,我現在什麼都不能透露。」 20分鐘後,妹妹曹雨蝶和父母搭車,從湘西瀘溪縣趕往長沙。車外正下著雪,路面結冰,車開不快,曹雨蝶一直在哭,她不相信三姐曹麗萍會自殺。 從瀘溪縣到長沙350公里 ,車開了一整夜,直到24日中午,他們才趕到殯儀館。曹雨蝶看到曹麗萍的屍體——姐姐滿臉是血,眼睛好像腫了,頸部有一道四五厘米的口子。 根據警方調取的醫院監控顯示,23日20點47分曹麗萍進入醫生值班休息室,之後就再沒出來,直至24日0點30分,當天值班的另外一名學生髮現衛生間有異常,聯繫了住院醫生。0點40分,住院醫生及保安人員破門進入衛生間,隨後報警。1點10分,警方趕到現場。 據法醫鑒定和警方判斷,曹麗萍被發現時已死亡,身體左頸部有切口,身旁有手術刀,衛生間的門被反鎖。 鑒於此,警察認定曹麗萍屬自殺,並向曹雨蝶及其父母出示了「排除他殺承認書」,曹雨蝶死活不願意承認姐姐是自殺,直到她從警察手裡接過姐姐的手機,看到了遺書。 加班 「沒日沒夜的加班,既然早晚要猝死,那就讓我自己選擇方式吧。」根據曹麗萍的遺書,有關加班的描述貫穿始終——「大年初六起,連上三十多個小時班,不眠不休;加班到凌晨後回住處休息,早上六點半起床打車,七點多趕到科室繼續加班;請了假仍要加班,加班事情也做不完。」 自殺前,曹麗萍輪轉到神經內科,33個月的規培生活已至尾聲。多位受訪的規培生表示,這個科室的病人多,工作強度大,到了腦血管疾病高發的冬季更是如此。在自殺之前,曹麗萍已心臟不適數日。根據曹雨蝶在姐姐手機上查到的聊天記錄,2月19日,她向老師申請請假,「她跟老師說心跳不舒服,這一周心跳都在120以上,有心悸胸悶的問題,她說她快堅持不住了,熬不下去了,問可不可以調回之前的科室。」 曹雨蝶覺得,這意味著姐姐已經在向老師求救。隨後老師回復:「你辛苦了,這個月科室缺人,下個月給你升副班。」 曹麗萍的微信朋友圈顯示,她於2月19日和21日更新了內容,文字分別為「救救孩子吧,真的快不行了」「應該全病房也找不到一個比我(心率)更快的了」,並附上了佩戴指脈氧儀的照片,心率都在150以上。 「我替你們試過了,心率120會胸悶,130會氣促,140、150會胸痛,頭暈,黑蒙。」在遺書中她還提到,因為胸悶,她連內衣都不敢穿。 「這個強度的工作,就像你在跑步機上一直跑,一直處於那種高度緊張、腎上腺素大量分泌的狀態,你能堅持幾天?」曹麗萍的本科同學黎曉天表示,「那種情況下,人可能會失去理智。」 黎曉天目前在湖南省的另一家三甲醫院規培。她告訴深一度,學醫的都知道,頸動脈是全身供血最多的血管之一,如果沒有及時壓迫止血,「人幾分鐘就沒了」。 路迅是湖南省另一所醫院的規培生,讀醫科數年間,醫學生自殺的事件他偶有聽聞,但曹麗萍選擇刎頸這種方式,仍然讓他感到震驚,「一個人要多絕望才會選擇這種方式。」他告訴記者,割頸動脈基本不可能被救活,選擇這種方式說明曹麗萍完全沒給自己留後路。 曹麗萍的遺書中寫道:「請了假又怎樣,病歷還是沒寫完,還是得我寫,請了假然後再加班,加班事情也做不完,多麼可笑啊。」 這樣的描述在警察給家屬提供的監控視頻中得到印證。曹麗萍在22號和23號請了假,但這兩天,她在醫院門口有頻繁的出入刷臉記錄。「警察給我們的證據說明,她都是在醫院的。」曹雨蝶說。 與工作強度相比,曹麗萍在遺書中提到的收入是「一天七十幾的工資」。補貼微薄在醫學生規培過程中是普遍現象,據路迅介紹,很多規培生一個月只有800至1000元的補貼,因此,他認識的規培生都需要向家裡要錢以維持日常開銷。 曹麗萍出生於瀘溪縣的農村,家裡姐妹四人,她排老三,曹雨蝶告訴記者,姐姐大學時就兼職做導購、銷售賺錢,最近一年,她都不要家裡給她打生活費,「每次我媽打電話過去,她都說我有錢用。」曹雨蝶說,「不僅如此,她還存了錢,帶我媽去長沙做了身體檢查,還帶我爸媽旅遊。」 規培證 後來,曹雨蝶去曹麗萍的宿舍收拾遺物,她的東西少得可憐,只有一小堆衣服。抱著姐姐的衣服,曹雨蝶才突然意識到,姐姐是真的徹底從自己的生活中離開了。 兩個月前,曹雨蝶還來長沙見過姐姐,本來曹麗萍計劃要帶她出去「搓一頓」,然後去馬王堆景點參觀,但當天曹麗萍告訴她,自己下午要加班,就在醫院食堂請她吃了頓飯。曹雨蝶還半開玩笑地發了朋友圈,「誰請客請吃食堂的?」 當時,曹雨蝶覺得姐姐表現得很正常,吃飯時有說有笑,她沒想到那是她們的最後一面。「春節時,姐姐還打電話讓媽媽給她縫鞋墊,寄臘肉。」曹雨蝶說。 曹麗萍去世十多天以來,曹雨蝶和父母就住在長沙的酒店中處理她的後事,媽媽每天哭,翻來覆去看女兒的照片和視頻。 姐姐在別人眼中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悲痛中,曹雨蝶一個個找姐姐生前的同學、朋友詢問。姐姐本科時一位劉姓同學說:「我覺得她很堅強,她打過寒暑假工,是能夠自己賺錢補貼家用和生活的人。」另一名好友震驚於曹麗萍的自殺,「感覺不像她的風格,以前我覺得她是一個比較直爽的人,有啥說啥。」 曹麗萍曾照顧過的一個住院患者向記者回憶,「她是一個很溫柔的人,我找她問什麼事情,她都很耐心,基本上都是幾分鐘內就放下手上的事,來解答我的問題。」在這名患者的觀察中,整個病房裡曹麗萍是最忙的醫生,「反正別的醫生做的她都做了,別的醫生沒做的,她也做了,我看她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在遺書里,曹麗萍提到了對於被卡規培證的擔憂:「可怕的是,請了假還不知道這個月會不會以各種借口不讓過規培」以及「想拿規培證,就得服從」。 黎曉天表示,曹麗萍的自殺可能與即將到來的規培結業考試有關。作為規培醫學生,他們既要在就讀的學校完成實驗課題,達到學校的畢業要求,又要在規培醫院完成33個月的臨床輪轉,每天下了臨床,又要馬不停蹄地奔去實驗室,天天熬夜。 黎曉天稱,規培的目的是為了培養醫學生的臨床實踐能力,但實踐中他們同時要完成許多事務性的工作。除了寫病歷、開醫囑、換藥、送病人手術這些常規工作,還經常要幫醫生做講課的PPT,甚至幫他們拿外賣。 負責規培的醫院並不會與規培生們簽署勞動合同,但規培生們在研二拿到執醫證後,會被登記成為該醫院的住院醫生。根據醫院的說法,這意味著他們要承擔相應的醫療責任,也就是說如果病人出現了任何問題,醫院會向管床的規培生追責。 作為醫學生,他們未來想要走上工作崗位,必須「四證合一」——即學歷證、學位證、規培證和執醫證必須都拿到手。而學歷證、學位證和規培證被「攥」在規培醫院手上,但凡缺一個證,他們八年的努力都會白費。 黎曉天告訴深一度,今年的規培結業考試在五月。如果曹麗萍沒有自殺,三個月後,她可以帶著執醫證、學位證、學歷證和規培證,延續曾經對未來的憧憬,成為一名真正的醫生。 而22歲的曹雨蝶,在一次次與醫院的協商和一次次的簽字中,慢慢觸摸到了親人故去的真實感。她少了一個永遠支持她的人。曹家四個姐妹,三個姐姐都成績優異,只有她這個小妹叛逆些,不愛學習,現在在做市場營銷類的實習工作。大姐和二姐總是責怪她當初沒好好學習,導致現在不穩定,只有三姐認可她的選擇,鼓勵她「你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人這一輩子開心最重要」。 曹家孩子多,從小到大,四姐妹沒過過生日,曹麗萍卻每年都會給小妹準備生日禮物。曹雨蝶曾經追星,曹麗萍就定製了一個明星抱枕送她。曹雨蝶說,「現在沒有人會帶我去檢查身體,也沒有人會叫我減肥了。」 據知情人透露,事發後,曹麗萍在神經內科的帶教老師被安排下鄉支援。此外,在湖南省人民醫院規培的同學告訴黎曉天,醫院給規培生召開心理健康講座,要求他們簽署保證書。 3月13日中午,記者聯繫湖南省人民醫院,醫院值班室工作人員稱,此事醫院方面已經處理完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

MH370十年,失去子女的父母們仍在原地

馬航MH370失聯距今10年了。2014年3月8日,這座巨型客機在深夜驟然消失,機上227名乘客里包括了154名中國人。10年里,失聯者的家屬們飽含希冀地等待、尋找又絕望,苦海翻滾,有人掙錢養家、結婚生子,有人贍養老人、照顧孩子。 失去子女的父母們是家屬中最為特殊的一批人。目前已有3名老人在等待中去世。絕大多數父母們停留在了飛機消失的那刻,他們維持著孩子還在時的生活原貌,往返於追查真相和心理門診之間,在一個個春天裡老去。 習慣動作 栗二有不再和榛子樹說話了,只遙遙地望向它們。一條公路隔斷了他耕種了幾十年的田地,肅冬,殘存的土地一片荒蕪,只在角落、側坡上冒出六棵枝椏雜亂的榛子樹。 九年前,他像養孩子一樣細心種養了100多棵榛子樹,日夜向這些樹苗訴說自己對兒子的想念。村裡其他人都只種小麥和玉米,他們好奇地問栗二有為什麼種榛子樹,栗二有告訴他們:等榛子樹開花結果,他的兒子就會回家。 聽到這個帶有奇幻色彩的希望, 村民們總是目光真誠地回以祝願。 生活在河北省邯鄲市下轄的峰峰礦區,栗二有自稱是「老農民」,他性格憨直,遇到不平的事時習慣質問對方「是不是中國人」。八九十年代,為了供養三個孩子,他也下過煤窯幹活。三個孩子里,排行老二的兒子是唯一的大學生,畢業後在中興公司上班,2013年時就能拿到將近2萬元的月薪。 2014年春節後,栗二有的兒子被外派到馬來西亞工作。3月8日,他乘坐馬航MH370暫時回國,飛機在中途失聯,機身連同乘客至今下落不明。 網路圖片 栗二有66歲了,頭頂的發茬花白,原本瘦小的身體在近年出現腰腹發胖。他臉上的皺紋不算密,一對半圓形的眼袋稍顯突出,平時他說話連利,看起來和普通老人別無二致。 「破綻」出現在談話三十分鐘後。持續說話,尤其當情緒有波動時,栗二有突然開始氣喘,他默然背過身吸入氣霧劑,幾輪呼吸後才讓自己緩和下來。不說話的時候,他的呼吸粗重,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 飛機失聯後,他成了重度吸煙者,積年累月,在2023年確診了慢阻肺。曾經他的拇指和食指都被煙熏得焦黃,在他因生病戒煙後它們才恢復正常。 栗二有與其他農民不同的地方還在於他的智識。為尋找兒子,他一次次研讀晦澀的航空專業信息。他的書架上還放著《百年孤獨》和《切爾諾貝利的悲鳴》。十年來為了緩解悲痛,他對寫作產生了興趣,陸續寫了幾千首關於馬航和思念兒子的詩,和幾十萬字記錄馬航家屬故事的小說。 網路圖片 在峰峰礦區北胡村,栗二有和妻子劉雙鳳居住的村屋保留著幾十年前時興的裝修款式,門廳里掛著一面巨大的鏡子。鏡子中間懸有一塊白板,上面寫著「MH370失聯」幾個字,下面是用泡沫板做成的彩色數字「3340」。 3340天。這個數字已不準確。2014年事發後,栗二有與妻子去北京、馬來西亞尋人未果,回家後他做了這個牌子,從垃圾堆附近撿來一些泡沫板做成立體數字,每天更換貼在板上。起初,記錄是出於期盼,他想讓兒子回家後鮮明地看到父母已在家渴盼了這麼多天。 那時他沒想到,一等就是十年,數字從兩位數到三位數再到四位數,增加的數字板已經裝了小半塑料袋。每天更換數字的動作,逐漸變成一種不帶感情色彩的重複。2016年,大雨澆漏了栗二有的村屋,再加上村裡開始限制燒煤,供暖變得困難,他和妻子搬離了村莊,到城裡和小女兒一家居住。 他們會定期回村照料房後的那片榛子樹,給它們澆水除蟲。一回家,他們就更換計數板上的數字,再把兒子的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兒子的所有物品都裝在兩個行李箱中,一箱是上學時的舊物,還有一箱是從馬來西亞寄回來的。時不時地,母親劉雙鳳會把這些物品拿出來重新整理擺放,把衣服抖一抖、晾一晾。 兒子喜歡吃豬肉大蔥餡的餃子,每逢中秋和春節,他們都會包格外多的餃子,晚餐時單獨為兒子盛出一盤放在餐桌上,餘下的凍進冰箱。有一年餃子做得過於多,之後的一整年都沒有吃完。栗二有的小外孫打開冰箱,看到凍了一年的餃子皮變得僵硬發白,奇怪地問姥爺為什麼冰箱里有「紙餃子」。 他們堅持給兒子打電話。起初是每天一次,後來改成每周六晚上撥打,栗二有覺得這個時間不會影響兒子工作。電話那頭總會傳來「無法接通」或「已關機」的提示音,栗二有會在那之後繼續跟兒子說幾句關心的話。最近幾年,失望累積下他們不再設固定時間,但如同肌肉記憶一般,劉雙鳳一有空就會掏出手機給兒子打一個電話。 每年兒子生日前夜,栗二有和劉雙鳳會坐上凌晨從邯鄲啟程到北京的綠皮火車,坐一夜硬座,在天剛放亮時到北京,輾轉地鐵到達首都機場,在T3航站樓的接機口徘徊一整天,到天黑再回去。 接機當天,夫妻倆幾乎不說話,就一直默默坐著,偶爾起身到平台上眺望不遠處起飛降落的飛機。無數次,他們看到極似自己兒子的身影,卻在距離拉近後清醒那不過又是一場幻覺。明知道會無功而返,每年他們都重複著這一行程,就是為了「萬一」兒子回來了,可以第一時間接他回家。 習慣被疫情打破。疫情三年,他們沒再去機場,回村的次數銳減,鏡子上的計數板也因此停在一個不準確的日期上。 馬航MH370上有154名中國乘客。那些失去孩子的老年家屬們,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大抵都是這樣圍繞著「尋找」與「思念」展開。家屬群里,有母親每天一早就會在家屬群里發祈福信息,祈願全體乘客平安回家。 馬航失聯事件在2014年曾受到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與關注,所有人都想知道這座巨大客機到底消失於何處。2015年,馬來西亞民航局代表馬來西亞政府正式宣布航班失事,墜落於南印度洋。但因為缺少完整的證據鏈條,猜測飛機出事的前因後果的推論層出不窮,有「機長劫機論」、「外星人劫持論」、「平時行空穿越論」,還有牽扯到大國間政治博弈的「陰謀論」——飛機沒有墜毀,乘客們被轉移到了某個地方。 陰謀論這個名字聽起來帶有不可信的意味,卻在多年來備受老年家屬擁護。並非老年人愚昧,而是在這一推論下,飛機上的乘客至今生還的可能性最高。 堅信自己的孩子還活著,為此不斷尋找飛機和人的下落,這是十年來許多老年家屬活下去的唯一支撐。他們維持著孩子出事前生活環境的原貌,隨時準備好迎接他們回家。 一對北京老倆口的女兒和外孫都在飛機上。十年來,他們每個月都會去孩子家裡打掃衛生,做一頓飯吃了再回去,就為了讓屋子保持「人氣」。最近幾年意識到尋找孩子的「戰鬥」曠日持久,為保持健康,這位70歲的父親痴迷健身,堅持游泳、跑步,在公園鍛煉。一口氣,他能做四五個單杠引體向上。只是日漸年邁的身體經不住過度的消耗。去年,他因骨骼受損做了手術。 他們的親家夫妻則是多年來每逢初一、十五都會去寺廟為飛機乘客敬香,祈禱他們平安歸來。 失聯事發後,馬航在北京順義空港物流園建立了家屬支持中心,最初是每周三次召開家屬見面會,後來次數遞減直至取消。許多老年家屬幾乎不錯過每一次見面會,儘管難以獲悉實質性的進展。一次見面會上,有媒體捕捉到一個鏡頭: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在流著淚吃泡麵。這位老人後來被稱為「泡麵爺爺」,他就是那對定期去寺廟敬香的夫妻中的丈夫。 「泡麵爺爺」多年來身體硬朗,一直和妻子一起騎自行車參加家屬活動,卻在2023年的一天正吃著晚飯就從椅子上摔倒,住院治療後沒多久就去世了。與他熟識的家屬姜輝為他送行那天,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泡麵爺爺走了,多家醫院都沒查出任何病因,但我們都知道原因!」 馬航取消家屬見面會後,生活在北京的家屬們開始定期與外交部、民航局的工作人員開聯席會議。「泡麵爺爺」夫妻和親家,還有曾經雷打不動參加每次見面會的老年父母們聚集在這裡繼續追查飛機下落。這群家屬中,最年輕的姜輝50歲,他的母親在飛機上。十年來,他一直走在家屬前列四處追查真相,與多方溝通,維護著家屬間的聯繫。 每周四,老人們從北京各區坐公交車到外交部開會。會議室由傳達室改造,一個10平米左右的房間,放著橫豎兩排椅子。冬天,姜輝坐在屋裡感覺不到暖氣的存在,他身邊的老人各個都裹著羽絨服,戴著帽子和口罩,有的連手套都不摘。 這還不是最冷的地方。以前開會的場所還有不停跑風的酒店大堂,和曬不到陽光的露天小院。 房間冷,但時不時地氣氛火熱。正月十三,過年後第一次開會,姜輝照例提出家屬們的訴求:要求馬航恢復舉辦家屬見面會,恢復給家屬提供心理援助,要求馬來西亞政府給家屬賠償,重新啟動對飛機的搜索工作。老年家屬們會在姜輝發言之後詢問工作人員每項訴求的進展。 進度總是很緩慢。這天,家屬提出想要外交部要求馬來西亞政府出具一份關於搜尋馬航進展的「中期調查報告」。馬來西亞政府已經有五年沒有按規定每年發布報告了。 工作人員卻對家屬們說,這件事應該找民航局。 家屬們登時就急了。此前的文件中,曾明確規定外交部負責處理對外聯繫的事宜。「這不是把我們當球踢嗎!」一時間,幾個老太太同時提高音量,語速飛快地指責起工作人員。在一旁的幾個男家屬忙拉住她們,勸她們消消氣。 姜輝說,這樣的場景經常出現。有時他希望這些老太太能在吵架中發泄出憋悶已久的情緒,但也怕她們過於生氣,傷了身體。 栗二有的兒子初中起就在外住校,大學畢業後工作繁忙,每年只有過年期間回家幾天。劉雙鳳好像已經習慣了兒子常年不在身邊的感覺。她覺得母子連心,以前兒子在外感冒,她在家會突然覺得一陣揪心。2014年兒子坐飛機出事,她提前沒有一點預感。這十年來,她一次都沒有夢到過兒子。 如果沒有旁人提起,日子這樣過著,她時常覺得兒子沒有失聯,一直都在外地工作。 擦亮希望的火柴 飛機出事的第一年,栗二有和劉雙鳳的生活徹底失常了。 事發時,家屬被聚集在北京麗都酒店,他們在那裡住了將近兩個月,期間只有不斷拉長的空等和懵然降臨的噩耗。3月24日,馬來西亞總理在酒店召開發布會,宣布飛機墜海,終結於南印度洋。在台下一聽到這個消息,劉雙鳳就暈倒在了地上。家屬們的憤怒情緒被引爆,擁擠著衝上街頭。栗二有在人流中護住妻子,一遍遍撥打救護車電話。 栗二有不相信這個結果,只覺得馬來西亞總理是在詛咒他的兒子。 5月2日下午,栗二有在麗都酒店二樓的過道上看到一則告示,上面寫著請家屬在晚上六點半之前撤離酒店。直到凌晨,其他所有家屬都走了,劉雙鳳和栗二有仍在酒店的旋轉門前徘徊。栗二有心裡只覺得,若是這時輕易離開,就找不回孩子了。 在家鄉官員的勸說下,他才同意回家。走之前,他撕下酒店柱子上貼著的思念馬航乘客的歌詞海報,帶回家貼到了客廳的鏡子上。 網路圖片 兩人回家後就一直守在兒子房間里,栗二有坐在兒子的書桌前,沒黑沒白地看著網上關於馬航的信息,他不受控地抽煙,房間里的煙熏味快要像失火一樣重。劉雙鳳蹲坐在床邊的板凳上,斷斷續續地嗚咽。她會突然把手機摔在地上,事後神情恍惚,意識不到自己的異常。 她的精神變得異常敏感,聽到什麼聲響都會以為是孩子回來了。因此,栗二有不敢使用洗衣機,很久沒洗的臟衣服和擦眼淚的皺紙巾堆滿房間。「她把所有東西都和孩子聯繫上了。」栗二有說,妻子不讓他在屋裡掛蚊帳,說這會影響兒子回家。天氣熱了以後,蚊蟲滿屋衝撞。 村裡的醫生告訴栗二有,吃「安定」片可以緩解劉雙鳳的情況,一次吃兩片即可,多了會損害身體。一段時間過後,劉雙鳳的身體有了耐藥性,得一次吃三五片才管用。8月,栗二有帶她去醫院,醫生診斷她為重度抑鬱症,治療的藥物20多天一療程,要400多元。難以負擔葯價,她開了兩次葯就沒有再吃了。 失序的生活里,唯一的念想就是坐火車去北京參加家屬見面會。劉雙鳳總是在會上哭,栗二有則一有機會就鑽進吸煙室,縮在角落裡一根接著一根地抽煙。他知道自己抽得太多了,咳嗽得喘不上氣來,卻仍不斷重複點煙的動作。 2015年3月至6月,馬航為家屬在見面會上提供心理諮詢援助。栗二有夫妻和許多家屬起初都對心理諮詢師抱有抵觸,認為他們會偏向馬航。劉雙鳳也不想被人發現自己有抑鬱症。在農村,人們普遍對情緒病不理解,會將其歸為「精神病」「瘋子」。 漸漸地,家屬們發現諮詢師很多時候只是關心地遞來一張紙巾、一杯水,在家屬哭泣時上前擁抱。開始有人走進諮詢室,吐露痛苦。 栗二有猜想,自己和妻子的農民打扮與虛弱的狀態引來了心理諮詢師的關懷。他們與其中一位諮詢師有了真心的交流。馬航解散心理諮詢團隊後,那位諮詢師仍經常邀請栗二有夫妻到家裡吃飯,勸慰他們要保重身體。 聽聞栗二有以務農為生,諮詢師和丈夫驅車從北京到瀋陽運了100多棵優質榛子樹苗,在清明節前夜冒著雨夾雪把它們送到了栗二有的村裡。 栗二有記得,第二天一早,女人和丈夫到地里一棵一棵把樹苗種下,手把手教栗二有挖坑、填土的技巧。站在田地上,女人看向栗二有夫妻,叮囑他們一定要照顧好樹苗,等三五年後榛子樹開花結果,孩子就會回家了。 在栗二有的印象里,妻子自出事一年多來都是神情抑鬱,那天在地里也是頭髮亂蓬蓬,未洗過的臉上掛著淚痕,聽到諮詢師的話後臉上卻像放光一樣,第一次有了笑意。當時栗二有覺得,不管孩子能不能回來,妻子能狀態轉好就足夠欣慰。他自己的心也因有了盼望而安慰。 網路圖片 之後的生活有了支點。劉雙鳳想讓樹苗快快長成,催著栗二有去鎮上買澆水的長水管。他們從院子里接通200米的水管,隔三差五一起端著水管去地里澆水。 春夏交替之際,樹上開始長蟲。那是一種晝伏夜出的蟲子,白天在土裡睡覺,晚上出動,能把樹葉啃個乾淨。為徹底除蟲,栗二有除了噴洒農藥,還會在天黑後和劉雙鳳到地里捉蟲。一開始他們面對蠕動的蟲身不敢下手,想著為了讓樹早日開花結果,抓蟲的動作越發嫻熟。一邊抓,他們一邊說著之後等兒子回家,一定要把這些事都講給他聽。 捉來的蟲子被存在罐子里。白天,他們到硬地上把蟲子倒出來,快步將它們踩死。這成了壓抑生活中的一場發泄。 樹苗成片地長起來後,栗二有想出了將希望擴大的計劃。他白天扎在地里,把一些樹的根枝修剪下來移栽到土裡,擴大了樹苗的數量。他想著,榛子樹越多,孩子回家的希望就越大。 實際上,關於榛子樹的希望並不是諮詢師給的。那位心理諮詢師說,自己從未跟栗二有夫妻說過「榛子樹結果,孩子就會回家」這樣的話,心理諮詢師不會用非事實性的信息安慰人。 大概像是在絕境中擦亮火柴,栗二有為自己和妻子種下了榛子樹的希望,並在十年來無數次的敘述中對其加固。滋養這個希望的,是人在遭受重擊後堅韌的生命力,以及作為父母的愛與決心。 坐在兒子的書桌前一根根抽煙時,栗二有浮想起與兒子的往事。兒子讀中學時,父子倆就坐在這張桌前討論小說《魯濱遜漂流記》的劇情,當時兒子說他讀了英文原著,以後想去探索世界上是否有這樣的小島。命運就像提前書寫好的一般。 這同樣是一個他為自己堅定立下的希望。他讓自己相信,兒子也許一直就在某個島上生活。 許多老年家屬和栗二有一樣,在任何關於飛機去向的推測都難以被證實或證偽的情況下,他們願意去想像自己的孩子毫髮無損,只是被關押在某個地方。 「飛機殘骸」的出現將家屬的希望之網撕開了洞。2015年7月29日,第一片疑似MH370的飛機殘骸在法屬留尼汪島被發現,隨後在印度洋群島陸續有殘骸出現,一部分被專業機構鑒定為MH370的殘骸。 栗二有在網上看到關於殘骸的信息時心也沉底了。他第一次陷入絕望,開始相信飛機真的出事了。那段時間,家屬群里升騰起關於殘骸的紛爭,有人堅決否認殘骸的真實性,認為它們都是被刻意放置在海灘的,有人想要探索個究竟,捕捉關於殘骸的種種疑竇。 一個新的希望把栗二有從深淵裡拉了上來。在他如今已經模糊的記憶里,大約是在2016年中秋節前夕的一個晚上,栗二有照例給兒子打電話,依舊聽到「無法接通」的提示音。像往常一樣,他在掛斷電話前兀自說了些關心的話,還叫兒子方便的時候給他發個定位。 栗二有說,沒過多久,他聽到電腦傳來「嘀嘀」一聲,亮起屏幕,竟看到兒子在QQ上給他發了一個「在」字。 他跟許多媒體都說起過這件事。有記者提出,可能是他兒子的QQ號被盜了,他卻有堅固的解釋。兒子失聯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經常催促兒子戀愛結婚,兒子聽得厭煩,總是回應簡短的一個字:「嗯」、「好」、「中」。栗二有覺得,這個「在」字和兒子一貫口吻契合。如果是盜號者,怎麼能精準地把握他兒子的習慣?他也曾拜託在騰訊工作的媒體人去幫忙查找發這條消息時兒子賬號的ip地址,卻沒有得到結果。這讓他更加相信,兒子是被困在某個地方,出於種種原因,真相不能公開。 一個「在」字給了他恆定的信念,兒子還活著,「飛機殘片」也就不再恐怖。他捕捉起人們對殘片真實性的質疑:有人說同一家媒體拍的同一殘骸的兩張照片上飛機的序列號不同,有人提出殘骸上的附著物不符合其所在海域的環境。他將這些信息都轉發到自己的朋友圈、微博上。 2016年12月,栗二有借了錢,和幾位中外家屬一同前往馬達加斯加尋找飛機殘骸。他在心裡不認可殘骸的存在,只覺得要盡全力完成「尋找兒子」的動作。 網路圖片 一上島,他就去吞吃野果,躺在地上感受沙子滾燙的溫度。他想去求證,如果自己能在這惡劣的環境下生存,那兒子也一定可以。 在沙灘上走了十多公里,一股衝動下,栗二有爬上一座被海浪衝擊的礁石,對著海面用撕裂的聲音大喊:「孩子,你在哪裡,我們找你找得好辛苦」。 就在他放聲高喊後不久,姜輝在附近的沙灘上發現了一片蜂窩狀的板子,疑似是飛機殘片。他叫栗二有下來看,栗二有不相信。 寥落的隊伍 剛開始種樹那幾年春天,從樹皮發青那天起,栗二有總會整晚不睡覺,就坐在地里跟榛子樹說話,觀察它們的生長。他是老莊稼人,以前種玉米時,他能在夜裡聽到玉米生長時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榛子樹沒有聲響,但栗二有能看到一夜之間枝葉顏色的細小變化。 從土黃到鵝黃,從嫩綠到青綠,每每看到小樹有了新的變化,他的心底就會湧起一股震撼。 生命生長的感覺。這種感覺在他的生活里已經罕見。兒子生死未卜,尋找蹤跡的進展亦是緩慢得與靜止無異。 當年因同一目標聚在一起的家屬隊伍,也在緩慢的折磨中逐漸變得寥落。 十年來為了兒子四處奔走時,栗二有拍了許多照片,他把它們洗出來,收錄成一本厚厚的相冊。大部分照片攝於事發頭幾年,低像素的畫面里成群的家屬們呼喊、跪倒、掩面而泣。 網路圖片 翻到一張照片,一排中老年家屬舉著「堅決抗議」的牌子合影,栗二有湊近看,認出其中幾人已經「和解」了。  事發後的頭兩年,大約有40名家屬選擇了與馬航和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非認同「飛機失事」的判定,而是困於家境或是自身的公職人員身份。與栗二有同在河北,生活在定州的一批農民工在前往新加坡務工後搭上了MH370,栗二有從家屬那裡得知,這些務工者把辛苦掙來的工錢現金縫在了內褲上,和人一起留在飛機上了。這些本就貧窮的家庭,最終都選擇了領取和解賠償金。 栗二有不願意和解。2015年12月31號,有律師打電話給他,說自己免費為家屬奔走,跟承保MH370的安聯保險公司談到了250萬元的賠償金。栗二有聽罷沉下聲問律師:「你是中國人不是?」 律師不解地問他什麼意思,栗二有依舊重複著那個問題,直到律師答了「是」,栗二有再問:「你知道二百五是什麼意思嗎?」律師再度困惑,栗二有說,「二百五」是罵人的話。 他告訴律師,自己縱使缺錢,也不願受這樣的羞辱。 當天深夜,律師給他打電話說,自己又爭取來了2萬元。栗二有覺得如此容易的談判背後,可能有貓膩。 和解協議曾引發家屬間的矛盾衝突。一些拒絕和解的家屬堅持認為,領了和解就相當於承認自己的親人去世,他們因此指責和解的家屬「要錢不要人」。 但對於許多家屬來說,「和解」過後的日子,痛苦沒有減輕分毫。栗二有夫妻和一位生活在濟南的單身母親多年熟識,這位母親簽署了和解協議後依然時時為飛機上的兒子揪心。 她是生活在城市裡的退休工人。一次會面時她跟栗二有夫妻說,自己買了一把鋤頭,每天一早坐車到郊區,在一塊土坡上用盡全身力氣種地,到晚上才回家。栗二有以為她想自己種菜吃,女人告訴他,自己只有在奮力揮動鋤頭的時候,才能夠忘記那些讓她難受的事情。 一度,家屬見面會是栗二有夫妻的精神支撐。栗二有排斥旁人對他說「感同身受」,他覺得沒有親身經歷的人根本無法感同身受,只有家屬們才能真正理解彼此。有一年的3月8號,栗二有夫妻計划去北京參加家屬見面會,在火車站卻被攔下了。劉雙鳳趁著一個人上廁所的機會,甩開了阻攔他們的人,獨自買票去了北京。在那之前她從未獨自出過遠門,那天她還沒有帶手機。到北京後,她憑記憶坐地鐵去了外交部,趕到時家屬見面會已經結束了。儘管如此,她始終覺得非去不可。當時她下定決心,就算買不到火車票,走也要走到北京。 2018年11月14日,馬航在第42次家屬見面會上提出將解散調查團隊。在那之後不久,有家屬撐不下去領了和解金,還有一位生活在河南的母親發病去世了。栗二有記得,那段時間裡,希望變得稀薄,不安的情緒在家屬中蔓延,它像病毒一樣會傳染。他也很害怕。他怕自己也產生放棄的念頭。 他給自己和家屬們打氣。他在家屬群里分享了自己和榛子樹的故事,說自己在夜裡與它們對話,他講到近期的苦惱,榛子樹給了他堅定的迴音,支撐他繼續等下去。有人覺得他出現了幻覺,他說自己相信榛子樹是通人性的。他鼓勵家屬們一定要等到結果,就像這榛子樹,每到冬天葉子凋零,熬過年照樣會長出綠芽。樹猶如此,何況是擁有理性的人呢?  漫長的等待終究是過於磨人。近年來,大約又有40名左右的家屬選擇了和解。馬航自2015年起開始減少舉辦家屬見面會的頻次,最終在2018年取消了見面會。姜輝發現,老年家屬的精神狀態在這之後每況愈下。以往許多外地家屬都會定期來北京參加活動,固定見面會取消後,時隔數月再見面,姜輝發現一些老年家屬看起來變得神情遲滯、沉默寡言,有的還需要家中小輩攙扶照料著前往。 網路圖片 馬航許諾對家屬提供的心理諮詢也僅維持了2015至2016一年。一位心理諮詢師在這一年裡發現,許多家屬的狀態始終在惡化,飯量變小、睡眠減少、哭泣的次數增多。在得到最終確定的結果之前,他們無法「走出來」,心理諮詢師的傾聽與安慰很多時候只是起到一時的緩痛。 心理諮詢能帶來的幫助有限,但它的缺位造成的影響同樣明顯。姜輝說,一位內蒙古的家屬如今已經住在治療精神疾病的醫院,需要靠大量藥物和外界干預來保障生命,還有一位天津的家屬有了自殺傾向,家人給窗戶都焊上欄杆,請了專人看護。光是姜輝熟識的幾十個家庭里,這十年來有六七位家屬患上了癌症。雖然沒有明確的科學研究,但他覺得家屬中如此高的患癌率與他們常年的情緒壓抑有強烈的聯繫。 與姜輝一起在北京定期追查搜索進度的十幾位老人中,已有三位去世。 疫情三年,家屬們見面的機會更加稀疏。解封后的一次見面活動上,栗二有見到一位故人,令他內心揪痛。那是一個生活在天津的母親,老伴多年前就已過世,女兒在飛機上。女兒出事之前,曾把家裡唯一的房產過戶給了女婿。 栗二有的印象里,女人長得高大魁梧,性格很洒脫。2015年的一次見面會上,家屬們哭作一團。女人朗聲說,哭有什麼用?要是哭能把孩子哭回來,我給你們哭。話音剛落,她就放聲哭了起來。栗二有在一旁看得驚奇。疫情後再次見面,他看到女人已經瘦得脫相。交流後得知,她的女婿已經再婚。 栗二有問女人現在住哪裡,女人說她也不知道。「怎麼能不知道呢?」栗二有追問,女人告訴他,自己在姐姐家住過一段時間,最近住在社區的義工房裡。 他難以想像,一個沒有房產的獨身老年女性未來要如何生活。倘若生活在農村,人情緊密,還有親戚鄰居幫扶,而女人住在城市,更有可能遇到孤立無援的境地。 談起對兒子的思念時,栗二有不曾落淚,只是偶爾眼眶泛紅。說起對其他老年家屬的擔憂時,他哭了。哽咽後,他又苦笑了起來。他想把家屬的故事都記錄下來,但苦惱於自己表達能力不足。 2018年冬天,媒體到訪栗二有家時,拍下了大片蒼黃色的榛子樹林。雖然已不住在鄉下,每次從北京回來後栗二有總要去村裡看看榛子樹是否需要澆水、打蟲葯。他記得就在馬航宣布解散調查團隊那次會議之後,他在地里看到真的有幾棵榛子樹結出了果實。他剝開一顆,嘗到一股濃郁的奶香味。他在欣喜中期待,等第二年整片榛子樹都結果,便是孩子回家時。 最終,栗二有沒有等來滿地的榛子樹開花結果,他的土地現在一眼望去光禿禿的。他告訴我,大約是在2019年的冬天,他獨自回從女兒家回村,想回舊屋翻找一本曾經的詩集。走到房後的田邊,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凹陷,原先茂密的榛子樹林消失了,地上空留推土機的車轍。他去問鄰居,才知道是因為土地流轉,地被整個碾平了。 悲憤中,他接連幾日在地里來回踱步,感覺消失的榛子樹就像失聯的孩子一樣,自己拚命付出一切,卻在突然之間全數落空。給予他希望與庇護的精神世界,最終在現實里被剷平了。  2021年在面對媒體拜訪時,栗二有講了另一個版本的故事。他說,常年在外奔波,自己對榛子樹疏於照料,地漸漸荒了。2020年,村裡提出土地流轉,栗二有夫妻向村長解釋榛子樹是孩子回家的希望,但最後還是服從於集體意志。村民鏟走了樹,栗二有躲在屋裡不敢看。 如今目力所及,他的土地中間修起一條公路。冬日裡幾乎沒有來往的車輛,乾淨的路面上只有兩側留有未融的殘雪。 網路圖片 時間撕扯靈魂 劉雙鳳很難說清自己從什麼時候、因為什麼而變得「正常」,只能將一切歸為時間的作用。最近兩三年,她感覺自己情緒穩定了許多。她甚至可以容下兒子已不在人世的可能性。長久的呼喊沒有迴音,時間長了,她忍不住想如果孩子真的生活在荒島,不知道能不能抗住飢餓。 「人給不了我,給塊骨頭也行,我也認可。」她的語氣維持著驚人的平靜。 網路圖片 栗二有的改變發生在疫情後。那三年,他深深意識到人對抗不確定性時的無力。最困難的時候,家裡買不到鹽,連著幾天吃沒有滋味的飯菜。2023年初,他看到石家莊前一天還在嚴格防疫,第二天就響應國家號召實行了「放開」。他感慨世事無常,隨即買了啟程去深圳的車票,打算到兒子的公司索取工傷賠償。 以前他不想接受任何賠償,眼見著日漸蒼老,他意識到自己必須得為現實生活考慮。 […]

武漢大學法學博士隔離點猝死 家屬維權遭威脅

近日有知情人士透露,武漢大學教授徐祥於2月14日從武大中南醫院就診後出院,當時醫院核酸檢測呈陰性,但他依然被武漢大學和社區要求隔離。徐翔又於2月17日晚自行駕車到隔離點麗豐酒店進行隔離,幾個小時後便傳出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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