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家属
漫长航班MH370,以及乘客家属经历的十年。 无论贫富 2014年3月8日,是MH370改变航线的那一天——这架凌晨从吉隆坡起飞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中途关闭通信系统,在南中国海擅自调头,飞至南印度洋时离奇消失——也是许多人命运航线被改变的那一天。 MH370有中国籍乘客154人。他们代表着社会的不同层面:一群来自江苏的颇有声望的画家,一个京籍老年人组成的商务旅游团,若干在新加坡从事劳务输出的年轻人,以及不同职业、身份的游客与公派出差者。只因为一张印着同一个登机口的机票,他们的家属从此命途相连。 噩运的雨点无差别落在他们身上。穷人,富人,苦难里长大的人,蜜罐里长大的人。 当年25岁的石家庄人魏守厚在墨尔本即将就读金融学硕士课程。开学前,父母来澳洲,他们旅游了半个月。这是一段难得的家庭时光,“非常开心,非常难忘”。年轻人雄心勃勃,想着毕业后在“西方各方面比较成熟的金融体系”长长见识,闯出一番事业。父母踏上回程,他们将在马来西亚中转。儿子此前在中澳间往返,多次乘坐这趟航班。转机前,他们通了电话,儿子才去睡觉。等他醒来时,原来的世界破碎了。 1952年出生、曾经的手表车间工人包兰芳感觉前半生吃了很多苦。当老师的爱人在“文革”中受到父亲的波及,被学校开除,下放到边疆。夫妻两地分居了很多年。她不断努力,终于在1985年把爱人调回了北京的厂里。一家住在北京二环的胡同,她把儿子培养成了工程师。以后都是好日子了,她曾那么以为。儿子一家三口上了那架飞机。 “我说不清我这一辈子有多难,肉体的苦,也有精神的苦,”包兰芳说,“我不知道我以后还有多难。” 网络图片 那一天,白栓富是在黑暗中出发的,早上5点半,他和女儿就出门了,开车奔机场而去。妻子是个摄影爱好者,经常背着长枪短炮出国旅游,每次回来,丈夫都会在机场接她。这一趟她去了尼泊尔,回程从马来西亚转机,预计在6点半抵达北京。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白栓富盯着大屏幕,妻子乘坐的MH370一直显示处于延误状态。到了后来,屏幕没有字了。他没有等到她,那一天是在黑暗中结束的。 家属被安排在丽都酒店等消息,他们在那里度过了50余天。消息混乱矛盾,飞机却始终踪影全无。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面对如此灾祸,表现出的也是普通人的样子。酒店里到处都是争吵声。家属跟马航工作人员吵,跟酒店服务员吵,跟志愿者吵。“咱这话说得可能难听点,他们当时仗着我是受害者,遭遇了这样大的痛苦,所以我可以做任何事,向任何人发泄我心中的怨念。”有年轻家属说。 一位家属回忆,与马方的沟通会上,有人在某些次要环节纠缠。“这么关键的提问场合,他说我几点钟去饭堂吃饭,没有给我饭。当时我们就觉得特别可笑。”她说。但姜辉不同。他通讯专业毕业,在一家通讯公司担任中层,拥有与飞机通讯有关的背景知识。“姜辉是唯一能站起来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算是比较理性的。”姜辉的母亲在那架飞机上。 网络图片 记者蜂拥而来,机缘巧合下,权义成了其中最特殊的那个。他30岁出头,面相病怏怏的,但却是个死磕派。记者无法进入的会议,他总在门口蹲守第一时间的消息。一个家属看他面熟,给了他一张房卡。他从此有了“通行证”,得以搬进丽都,全天候混在家属里。渐渐地,他们熟悉起来。他所在的新闻机构也给了他足够大的支持,允许他一直留在丽都,即便到了后期,消息逐渐沉寂,大量媒体撤离。他每天都在写稿。 那个时期,记者采访家属,常有在不同世界穿梭的感觉。有时,你身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顶楼会所,桌上摆着果盘与小吃。有时,你赶至市郊一个没有暖气的棚户房里,月租50元,门外就是臭水沟。但破解马航谜团,社会地位与金钱毫无用武之地。为了方便与各方沟通,头几年,很多外地家属在北京租了房子。对于江苏农民夫妇冯至善、谢修萃来说,那间棚户房就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少数选项之一了。 最初一两年,家属间常有饭局,一两周一次,他们总能找到各种理由。白栓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戴百达翡丽的手表,他从未想过隐藏什么。“你穿的衣服,你平常抽的烟,你的消费习惯,这些东西你藏是藏不住的。”他说,“你有多少实力,或者你有多少社会地位,在这块上没有高低的区别,大家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马航家属。”但他需要过的内心一关是,作为一个一贯威严、内敛的企业家,他害怕让所有人看到他醉酒后的狼狈。后来他意识到,藏起来才是更痛苦的。自此,他每喝必醉,醉酒成了一种短暂的解脱。 网络图片 权义也常被喊去聚会,他是到场唯一与机上乘客无亲属关联的人。报道停下来,他与家属的友谊却日渐深厚。赵本山接受他采访,送了他一幅亲笔字画,他扭脸就送了白栓富。家属里的河北邯郸农民栗二友送了他一袋山药,他反而感到比字画更珍贵。一次,白栓富醉了,无处安置,权义把他带回出租屋,自己去睡沙发,让出房间给他。次日,白栓富醒来直骂,“你他妈这个床太差了,年轻人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权义脑里闪过的却是另一个念头。栗二友睡西客站时,他也邀请他来家里睡。“一个富豪,一个老百姓,不是同睡我一张床嘛,有什么区别呢。”权义想,“命运都是一样的。” 网络图片 停滞与分化 事发16天后,权义见证过一次家属们集体的情绪崩溃。那天,马方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上百家属从会议室里冲出来,“又砸又抢,还有要打人,要打那些安保,失去理智了呀。”权义说。 但他理解,他报道过多次灾难性事件,他知道应激创伤意味着什么。之前那些事件发生后,调查结论和追责总会到来,那也是报道结束的时刻。“飞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消失嘛。一个月不出来,俩月不出来,仨月、四个月总得有一个结果。”他想,一切终将明朗。 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知道故事如此发展:MH370依然是一个庞大、彻底的谜题。那几片残骸并不能证明发生了什么,一些疑点始终无法解释,而围绕残骸的发现,又衍生出更多的疑点,其真实性也并未得到家属群体的普遍认可。 早在丽都酒店,家属们成立了家委会,有着不同分工,组织有序。律协在家委会建立过程中甚至给予相关指导。后来家委会不再运作,通过微信群,家属联系紧密。 家属诉求一致,他们常用的一个词是,“找人”。无论是去空港中心开会,向有关单位反映诉求,走法律程序,或者熬夜研读资料,都是为了把人找回来。在这个意义上,家属们的聚合,不止是一个互相扶持的情感疗愈会,也是一个持续进军的行动队。 网络图片 家属们前期提出的问题,集合起来有47页A4纸。看到这些问题,你将感受到家属为此下了多少苦功。一些问题看起来像特稿的采访提纲,聚焦细节——“马尔代夫居民捡到的灭火器属于哪个航班?”“从卫星的数据来看,有两次的电话呼叫过程,当时使用的电话网络是公共通讯还是独立的海事卫星电话?具体型号是什么?呼叫地点在哪里?” 一些像庭审询问,关注证据链条——“纳吉布总理说通讯系统被人为关闭,证据支撑是什么?”“请马方提供中期报告第 6-7 页涉及到的二次和一次雷达录像。请马方再次协调印尼当局,公布 2014 年 3 月 8 日凌晨的雷达录像,而不是简单说没看到(飞机)。” 还有一些像产品说明书,有着我完全看不懂的技术术语——“在 MH370 Comms文件第 40 页,提到 GES ID(octal) 是301,请问这个号码代表哪里的地面卫星站?”“之前搜索的 12 万平方公里区域是基于 2:40(MYT)的首次卫星电话BFO 推测飞机已转南。有分析人员提出,那时飞机不是水平飞行,马方技术人员怎么看?是否仍然认为飞机已转南?” 一些当时以为的阶段性成果,事后看来只是某种自我安慰。比如登机录像,家属向马方提了两年多要求,最终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了(其实那只是安检录像),对真相揭开并无帮助。 清单上的一些小问题解决了。但那些凝聚公共舆论焦点的大问题还晾置着。“为什么马方明知折返,还在南海搜救了八天,因此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波音公司作为飞机制造商也是搜索策略小组成员,为什么没有解释过MH370是否涉及产品质量与设计缺陷?” 一个问题可以衍生出更多的问题。所有问题可以化为一个问题。MH370在哪里? 最初,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一定有答案。2015年的春节,事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家属群流行发红包。白栓富出手阔绰,一发就是188元。“没有由头,不高兴就发,高兴也发,跟神经病似的。”母亲在飞机上的徐京红回忆。她发的金额没有那么大,但粗略算下,发出去也总计有一万六。他们约定,抢到红包尾数为6的要接着发20元,接龙不断。抢红包常常到半夜还在进行。后来有人想起,不由感到讽刺,红包制造了一种喜庆的感觉,大家仿佛刻意狂欢,预祝劫难尽早结束,却不知漫长的日子还在后面。 2015年7月29日,一块属于MH370机型的襟副翼残骸在留尼旺岛被发现,为此前搜索无果的航空悬案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在家属内部搅起极大波澜——如果相信乘客还活着,这片残骸意味着什么? 网络图片 家属们开始分为两派。一派否认残骸的存在,认为那是阴谋论的一部分。重点还是“找人”。他们继续督促政府的外交交涉、质问马航。另一派更理性,他们知道,残骸如果属实,完整迫降的希望泡泡就被戳破了。 为了证实残骸的真实性,姜辉投以行动。当年10月,他与另外两位家属自费奔赴留尼汪岛,找到了那位发现残骸的海岸清洁员,与他交谈并在海边勘探后,姜辉确认,这的确是一个普通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块飞机残骸,不存在阴谋,也与任何组织无关。到了2017年,20余块的同机型残骸在世界范围内被发现(其中3块通过零件编码,可以100%确认来自MH370),姜辉还在马达加斯加亲手找到一块。 否认残骸存在的一派被激怒了。他们认为姜辉等人这样做是转移舆论的关注,迎合谎言。一个叫文万成的山东大爷成为姜辉的首要批评者,他的独子在飞机上。一些旧事也被翻了进来,其中还包括2015年春节,20几位家属用群体捐款去马来西亚抗议,大家为省钱睡通铺,姜辉却以携带很多设备为由,给自己安排了单间。双方从观点不同变为个人恩怨,在姜辉单独提起的对马航及其代理律师的名誉权诉讼中,文万成向对方提供了偷录下的不利于姜辉的视频证据。 2016年,新的分化再一次出现。在两年诉讼时效届满前,诉讼与和解的选择摆在了家属面前。 选择诉讼的人,首要目的不是为了赔偿。往前看,他们是为了追责。往后看,是为了国际航空公约得到真正履行,搜索和人道关怀不要停止。诉讼也是一种争取关注的手段,如果没有人的持续行动,家属担心,MH370就被人遗忘了。 当时,根据马航提出的和解协议,和解金有252万元(原定金额为250万元,因为这个数字像是一种侮辱,被家属否决),由德国安联保险公司赔付。和解后,对家属最大的不利在于,要放弃真相浮现后的一切追责。 没有人认为这是公平的,但选择接受的人各有苦衷:有的因为失去家里支柱而产生的经济窘迫,有的因为无力维系下去的精神损耗,有的因为不便言说的外部压力。但在一些拒绝和解的人眼里,这是对乘客和家属群体的背叛。 和解成了一个敏感话题,亲近的家属之间也不会彼此打听。但当文万成把一份不知从哪里收集到的和解名单扔到群里后,深海炸弹爆炸了。猜忌在滋生。有人说了伤人的话。渐渐的,一些人淡出了。聚会变成了小圈子。 网络图片 媒体的关注也逐渐流失。2017年,我到吉隆坡参加MH370事件3周年集会,是唯一到场的国内作者。对于这个有多国家属参加、以放飞和平鸽与气球谢幕的活动,一名当地华裔记者告诉我,这个集会在马来西亚引起的反响,远比《中国好声音》跨国海选要低。 最早报道马航的那批记者大多转行了。不计成本长期追踪一个新闻的媒体越来越少。至于家属们的老朋友权义,转去经营管理岗,他内心依然认为,“我骨子里就是个新闻人,我不需要你认可我。” 家属与警察的关系也在改变。2014年,冲突时有发生,不少家属被拘留过。到了现在,他们和一些警察成老熟人了,懂得互相体谅。最近一次开庭,警方还配合开辟一处场地允许外媒采访。一位警察向姜辉转述,他母亲知道他的任务后对他说,不把这些家属照顾好了,回来扇你耳光。“我们把警察都熬退休了好几个了。”姜辉说。 回到当下,MH370失联10周年,新的书写由头出现了。但约访家属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想谈这个话题,实际情况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我托权义在一个家属小群里传达,也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后来见到我时,徐京红再次提起同样发生在十年前的另一起悲剧——2014年7月,马航MH17航班被导弹击中坠毁,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MH17的乘客家属是幸运的。因为事件有一个终局。“他们的痛可能没有我们长。” “我们好像完全还在2014年3月8号那一天,没有任何的改变。”徐京红说。“绕了好大的圈,一直在那儿,一直在原点。” 网络图片 不止悲伤 通常在不幸事件中,事故出现的那一天,就是新闻当事人生命中最痛苦的那一天。但MH370不同。真正的痛苦并不是在那天发生的,那只是痛苦的开始。 梳着一头利落短发、高个子的徐京红是个直言不讳的人,某些角度看,也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去年11月,家属索赔诉讼起诉7年后终于在北京开庭,一轮报道刊出,她在家属与媒体的400多人的沟通群里发了一张报道截图,质问其中字词使用——描述家属对终于盼到开庭的感受时用了“开心”一词。“哪位媒体大佬给解释解释?哪位家属挺开心的?为什么开心?又到了可以消费家属的时刻了?真服了你们了。” 其实,这是姜辉受访时的原话。“苦中作乐吧,否则也活不到十年了。”他在群里解释。 有家属打圆场:“用词不当,‘安慰’或者‘欣慰’比较合适。” 误会解除了,但徐京红并不打算就此停止。“事到如今既不欣慰也不安慰,除了无语之外还是无语!不想骂脏话可是真的没啥可说的,我们这群人都没了,这一代当事人都没了,就成了!” 能感觉她对媒体的抵触。“我很讨厌那种一到裉节拿我们炒两天热度,完成你们的业绩,拿我们当盘黄瓜炒炒,放凉了又扔了的感觉。不是没有啊,你别不承认。”她直勾勾地盯着我,抱怨随时倾倒而出。但她同样担心事件被遗忘,“又怕别人过度消费我们,又怕别人不消费我们”。 她不想被“马航家属”的标签贴一辈子,但这由不得她。那些感受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开庭时坐在法庭上,她感到自己像一个小丑,想象着别人的内心台词:“这些人就是370的家属,你看他们多可怜。”以至于法官让家属逐个阐述,轮到她时,她脑子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与我见面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出于对失控的恐惧,她请求权义陪同),她仍然难以逃脱那种被审视的感受:“伤口结痂了吗?快来让我们看看,还没好呢。” 网络图片 当MH370事件悬停在一片混沌里,世界一分为二,身在其中的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看到一些MH370报道下评论诸如“那会儿我还小呢,我现在都工作了”,明知网友没有恶意,徐京红也浑身不舒服。家属们都听不得旁人劝慰时说感同身受,没有亲历,怎么可能感同身受?有次,一位官员会见家属,用了这个词,一些人的情绪被引爆了,要求他撤回这句话。“走出伤痛,重新开始”这类通常适用的劝慰话语用在他们身上会起到反效果。一些人也反感别人鼓励要坚强,“我就是一个受害者啊,你们凭什么让我们坚强起来?”朋友问徐京红:“你们那个事情怎么样啊,处理完了吗?”她咬着牙答:“没结果呢。”心里想的却是,“什么叫处理完了吗?” “(我是)被迫地成为一个集体里面的一员。”徐京红说。“有一阵我特别特别的恨。”常有无名怒火涌起。任何有370的字符都会刺激到她,开车看到前面的车牌号,“恨不得追尾”。她不断地退家属群又被拉回来,不断拉黑别人又放出来。有时因为一句不爱听的话,有时只是因为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或者干脆没有理由。 她的暴躁会波及到生活中的人。到了节点,家里气氛变得紧张,大家都假装把它当成普通一天。没人敢惹她。情绪化过后,又是无尽的愧疚。朋友何其无辜,孩子何其无辜,她想。MH370消失的3月8日,恰逢她的结婚纪念日,这十年来从未庆祝过,“有时候我觉得对我先生很不公平”。她感到她的负能量扯了其他家属的后腿,愈发不敢在群里说话了。 事发一年后,她把标注着MH370的飞机纹在手臂上。那是一个冲动决定。丈夫看到后暴怒,认为她在伤害自己。她连解释都懒得开口,直接回道:“你管得着吗?”每次洗澡都是一道提醒,她被反复刺痛着。小儿子有次看见,问她疼不疼,她只是告诉他,不可以效仿,就哭得难以自控。懂事的大女儿见状急了,把弟弟拉出去骂了一顿。他们从未讨论过马航相关的话题。 网络图片 马航事件像个黑洞,把她的能量源源不断地吸走。她曾经是一名翻译,事件发生不久,她无力工作而辞职。她忍不住点开家属群里的每一条消息去看。明知道看完心情会变得糟糕,明知道即使划过去也不会错过什么,将之屏蔽又不甘心。看完的消息,她马上手动删除,好像唯有那样做才能减轻一点负担。 她想,相比有信仰的外国家属,中国家属更难,因为无所寄托。家属集体去雍和宫祈福时,她一步也不迈入,那里明明挂着“六道轮回”的匾额,“你不是希望你们家属是活着的嘛”。 她认为这个事件改变了她的世界观,“我一度以为全世界都是好人,所有人都是善良的,但通过370,我甚至觉得这个世界充满恶意”。她说,“我宁可去关爱流浪动物,我都不关爱人。我觉得不值得,人间不值得。” 这当然有着气话成分。实际上,她是个温柔、慷慨、易于相处的人。总请大家吃饭,在不和的家属间调和矛盾。与我谈起权义时,她首先站在他的角度,因为大量的相处与情感投入,“其实他很受伤”。 但MH370事件该恨谁呢?徐京红找不到对象。 事发后,机长扎哈里劫机的猜测甚嚣尘上。但经过调查展开,对他不利的证据排除了。3周年集会,我见到了扎哈里的朋友同时也是他公开的辩护者张福明,他并未遭到其他家属的排斥。马航(MAS)在2015年破产重组,马来西亚通过国内立法(即765法案),新马航(MAB)不继承债务。国内的办公地址从北京搬去上海,负责人员都换了。徐京红纹在手臂上的MH370,作为航班编号被永远取消了。某种意义上,实体的“敌人”凭空消失了。 事件后续处理上,家属对马方有许多指摘,他们恳求得到一些起码的仁慈,诉求被回应,疑问被解答,一些措施能够更人性化(马方提供的调查报告没有中文版本)。但国际与国内的相关力量也没有强势介入。一封封请愿信石沉大海。 悲伤当然是一种压倒性的情绪。但家属们的痛苦,从来不止悲伤。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孤独的感受,找不到群体之外的同病相怜的难友。徐京红只是其中一个样本。 网络图片 斗士 听姜辉讲述这些年的故事,你很容易被他的执着与勇敢所打动。他用最轻松的话语描述那些最艰难的历程。说到在非洲搜索残骸时,太阳晒得沙地发烫,他只能“脚尖蹦着走,但是那个活血呀,化瘀”。在树桩下休息,遇到毒蛇,“栗二友说跑,我们俩撒丫子就跑回来了。”这些年我对他做过多次采访,从未见他哭过。即使谈论着伤心的事,他嘴角也时而浮现出笑容。唯一的波动是,他承认,每次采访前,他都会失眠。 有时,是某种天真。他曾告诉我,想通过众筹,在南印度洋做漂流测试,沿着专家预测飞机落点的一片弧形海域抛下信标,看看到底能漂到哪里。他还想发起网络签名,请求白宫公布军事基地的雷达信号,以了解MH370的飞行轨迹。我不会理解为这是他的某种大话。他做了大量细节部署。这些计划最终都流产了。 他是那个试图托起所有人的人。权义记得,2015年7月第一片残骸被发现的那天,所有家庭极为悲痛。那晚,徐京红喝得烂醉,姜辉把她送回家,安顿好,骑着一辆自行车走了。看着他的背影在夜幕中消失,权义想:“他们俩都是一样的身份,他得要承受一个多大的能量啊。” “我觉得他挺能隐忍的,很克制。一直保持那份理智,是很难受的,发泄出来会好一些。”徐京红说,“他一定是有内伤的,他自己消化,不会让别人知道。” 法律是姜辉的武器。美国、马来西亚的诉讼他均有参与,还在中国先后提起五六个马航相关的官司,其中对马航代理律师的名誉权诉讼,仅索赔154元,而翻译和公证费就花了近万元。目前已有结果的诉讼,都失败了。 按照他目前的说辞,他有新的武器,他人永远无法夺走、弱者也平等拥有的武器:时间。“媒体、法律和政府不是我们能掌握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才是我们唯一的武器,所以坚持下去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网络图片 坏消息越多,他状态越乐观。近几年,我数次见到他在社交媒体说到诸如此类的话:“否极泰来,今后再有任何消息,都是好消息了。”谈论任何一个话题,姜辉都能找到一个积极角度,甚至对MH370被人慢慢遗忘都不感到恐惧,这时,他的论述会突然转向宏大:“人类能够繁衍到现在,出于两点: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爱心。分析这事到底怎么着,你好奇不好奇啊,好奇吧。它一定会推动这个事情发展。” 我问他的乐观从何而来,他却给了我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向:“如果只有一条路可选的情况下,不管悲观跟乐观,都要走这条路。你是愿意乐观地走,还是愿意悲观地走?” 一些改变的发生,是因为他在行动。在他要求下,家属的接待工作从国家信访局的窗口转到外交部。2018年马方拟发布《最终调查报告》,他提前收到消息,发现如果使用这个名称,按蒙特利尔公约,国际调查组随后将顺理成章解散。经他抗议,报告名称改成《安全调查报告》。这是一个无人注意的小小胜利。不过,这个改名并未改变调查组解散的结果。 作为儿子,姜辉无可指摘,但作为父亲和丈夫,姜辉是让人担心的。他在2015年被公司辞退(官司打了几年,他最终获得一笔赔偿),再也没有工作。“坐吃山空呗”,他半开玩笑。他告诉我,后来这些年靠积蓄做投资,但据权义说,姜辉也做过一些在家的兼职,比如把家里变成拼多多的一个自提站点,比如客服。 有意无意地,他会贬损从前的工作。如果MH370事件从未发生,他说,他大概还在那家公司,“可能职位更高一点,但是还过的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跟生产线上的工人是一样的,你是一辈子在那打螺丝呢。”在他看来,现在过的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身为职业经理人时,他年年要用最新款手机,现在手上这台六年没换了。“原来很在意的东西,排场、面子、人际关系,现在我不在意了。”他说。但他也强调,家人的生活标准并没有降低。他有了大量时间在家里陪女儿。 但怎么可能没有亏欠呢?“出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要花自己的时间?他的时间是家庭的,对吗?不是他一个人的。更可怕的是他是不自知的。”徐京红说。 2014年,姜辉的女儿只有5岁。她一天天长大,他们从未谈过马航的话题,他也从未向她解释,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但有一天,她却突然跟他提了一句:“爸爸,你是不是该工作了?” “你爸不工作也有钱拿啊。”他向我转述他的回答。“面子不能丢,但是具体的事咱也不能说太细。” 我向他讲起一位叫郭利的新闻当事人,因为旷日持久的较真式维权,失去妻女的理解,与他切断联系。姜辉说他在避免这种结局的发生,也有兜底的举措,“给我闺女买了好多保险,有没有我,她成人之后都会有一笔收入。”但郭利的故事显然击中了他,随后一段时间,他表达有些混乱,当话题转向其他地方,他又主动拉回来。“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个郭利,让我觉得很难受。”值得,不值得,哪些轻,哪些重,他反复自顾自嘟囔着。这是他极其偶然流露出的一个脆弱时刻。 网络图片 在媒体眼中,他是马航家属代言人,有相关专业背景。其实,他搭建了某种滤镜。他在通讯公司工作,但是在销售而非技术岗位。大学所学的理论,离搜索飞机的具体实务相距万里。“他是后学的,各种技术、参数,(飞机)到哪,洋流……”权义说。 “我觉得他有被架上去下不来的嫌疑,被大家捧得太高了,他都无法脱身,这对他很不公平。”徐京红说。姜辉却说,他选择的路与群体并无关系,“我敢对我自己说,我一个人我也能走到今天。” 他认为没有人是天生的斗士,或者说,“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斗士”,在特定条件下,被激发出能量。驱动他前进的动力其实很简单,要给机上的母亲一个交代。但他也是孤独的。当我问他,还有哪位家属像他一样,至今还在不懈做着研究、调查,他只提到了一个名字:文万成。尽管他们至今彼此嫌恶。 但即便执着如文万成,十年的时间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 早些年,文万成与其他家属的格格不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谁与他理念不同,他就攻击谁。他还曾说,“我要找儿子,谁要是阻止我找儿子我就杀了谁。” 到了第十年,许多坚硬的东西重新变得柔软。曾经,年轻一代谈论重组家庭的可能性,引起老一代的不解与抵触。“妯娌之间的,父母跟儿媳之间,堆成了很多仇恨。”权义说。但最近一次电话中,文万成告诉我,他甚至劝过儿媳妇:“你的老公,我的儿子,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你看你再找一个吧。” 元宵节,他和亲家吃了顿团圆饭。“儿媳妇,你知道我现在花钱,花的谁钱吗?”他对她说。 “花的你的钱。”儿媳答。 […]
2月23日20点47分,25岁的规培医生曹丽萍走进了湖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值班休息室,大约3小时后,她在电脑上提交了最后一份出院病历,走进休息室内的卫生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选择用刎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3点59分,提前在QQ空间写好并设置了定时的遗书发出。“我真的好累,想回去休息了……世上本就没有公平,怪我自己是不合格的牛马,熬不下去了。对不起爸妈,生养之恩,来世再报。”她写道。 遗书 曹丽萍的父亲是在2月24日凌晨2:40接到电话的。电话里,自称是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的老师告诉他,曹丽萍自杀了,刚在抢救,但没抢救过来,目前已经没有脉搏。 曹丽萍爸爸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想问清楚发生了什么,对方说:“要等你们过来了,我现在什么都不能透露。” 20分钟后,妹妹曹雨蝶和父母搭车,从湘西泸溪县赶往长沙。车外正下着雪,路面结冰,车开不快,曹雨蝶一直在哭,她不相信三姐曹丽萍会自杀。 从泸溪县到长沙350公里 ,车开了一整夜,直到24日中午,他们才赶到殡仪馆。曹雨蝶看到曹丽萍的尸体——姐姐满脸是血,眼睛好像肿了,颈部有一道四五厘米的口子。 根据警方调取的医院监控显示,23日20点47分曹丽萍进入医生值班休息室,之后就再没出来,直至24日0点30分,当天值班的另外一名学生发现卫生间有异常,联系了住院医生。0点40分,住院医生及保安人员破门进入卫生间,随后报警。1点10分,警方赶到现场。 据法医鉴定和警方判断,曹丽萍被发现时已死亡,身体左颈部有切口,身旁有手术刀,卫生间的门被反锁。 鉴于此,警察认定曹丽萍属自杀,并向曹雨蝶及其父母出示了“排除他杀承认书”,曹雨蝶死活不愿意承认姐姐是自杀,直到她从警察手里接过姐姐的手机,看到了遗书。 加班 “没日没夜的加班,既然早晚要猝死,那就让我自己选择方式吧。”根据曹丽萍的遗书,有关加班的描述贯穿始终——“大年初六起,连上三十多个小时班,不眠不休;加班到凌晨后回住处休息,早上六点半起床打车,七点多赶到科室继续加班;请了假仍要加班,加班事情也做不完。” 自杀前,曹丽萍轮转到神经内科,33个月的规培生活已至尾声。多位受访的规培生表示,这个科室的病人多,工作强度大,到了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冬季更是如此。在自杀之前,曹丽萍已心脏不适数日。根据曹雨蝶在姐姐手机上查到的聊天记录,2月19日,她向老师申请请假,“她跟老师说心跳不舒服,这一周心跳都在120以上,有心悸胸闷的问题,她说她快坚持不住了,熬不下去了,问可不可以调回之前的科室。” 曹雨蝶觉得,这意味着姐姐已经在向老师求救。随后老师回复:“你辛苦了,这个月科室缺人,下个月给你升副班。” 曹丽萍的微信朋友圈显示,她于2月19日和21日更新了内容,文字分别为“救救孩子吧,真的快不行了”“应该全病房也找不到一个比我(心率)更快的了”,并附上了佩戴指脉氧仪的照片,心率都在150以上。 “我替你们试过了,心率120会胸闷,130会气促,140、150会胸痛,头晕,黑蒙。”在遗书中她还提到,因为胸闷,她连内衣都不敢穿。 “这个强度的工作,就像你在跑步机上一直跑,一直处于那种高度紧张、肾上腺素大量分泌的状态,你能坚持几天?”曹丽萍的本科同学黎晓天表示,“那种情况下,人可能会失去理智。” 黎晓天目前在湖南省的另一家三甲医院规培。她告诉深一度,学医的都知道,颈动脉是全身供血最多的血管之一,如果没有及时压迫止血,“人几分钟就没了”。 路迅是湖南省另一所医院的规培生,读医科数年间,医学生自杀的事件他偶有听闻,但曹丽萍选择刎颈这种方式,仍然让他感到震惊,“一个人要多绝望才会选择这种方式。”他告诉记者,割颈动脉基本不可能被救活,选择这种方式说明曹丽萍完全没给自己留后路。 曹丽萍的遗书中写道:“请了假又怎样,病历还是没写完,还是得我写,请了假然后再加班,加班事情也做不完,多么可笑啊。” 这样的描述在警察给家属提供的监控视频中得到印证。曹丽萍在22号和23号请了假,但这两天,她在医院门口有频繁的出入刷脸记录。“警察给我们的证据说明,她都是在医院的。”曹雨蝶说。 与工作强度相比,曹丽萍在遗书中提到的收入是“一天七十几的工资”。补贴微薄在医学生规培过程中是普遍现象,据路迅介绍,很多规培生一个月只有800至1000元的补贴,因此,他认识的规培生都需要向家里要钱以维持日常开销。 曹丽萍出生于泸溪县的农村,家里姐妹四人,她排老三,曹雨蝶告诉记者,姐姐大学时就兼职做导购、销售赚钱,最近一年,她都不要家里给她打生活费,“每次我妈打电话过去,她都说我有钱用。”曹雨蝶说,“不仅如此,她还存了钱,带我妈去长沙做了身体检查,还带我爸妈旅游。” 规培证 后来,曹雨蝶去曹丽萍的宿舍收拾遗物,她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一小堆衣服。抱着姐姐的衣服,曹雨蝶才突然意识到,姐姐是真的彻底从自己的生活中离开了。 两个月前,曹雨蝶还来长沙见过姐姐,本来曹丽萍计划要带她出去“搓一顿”,然后去马王堆景点参观,但当天曹丽萍告诉她,自己下午要加班,就在医院食堂请她吃了顿饭。曹雨蝶还半开玩笑地发了朋友圈,“谁请客请吃食堂的?” 当时,曹雨蝶觉得姐姐表现得很正常,吃饭时有说有笑,她没想到那是她们的最后一面。“春节时,姐姐还打电话让妈妈给她缝鞋垫,寄腊肉。”曹雨蝶说。 曹丽萍去世十多天以来,曹雨蝶和父母就住在长沙的酒店中处理她的后事,妈妈每天哭,翻来覆去看女儿的照片和视频。 姐姐在别人眼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悲痛中,曹雨蝶一个个找姐姐生前的同学、朋友询问。姐姐本科时一位刘姓同学说:“我觉得她很坚强,她打过寒暑假工,是能够自己赚钱补贴家用和生活的人。”另一名好友震惊于曹丽萍的自杀,“感觉不像她的风格,以前我觉得她是一个比较直爽的人,有啥说啥。” 曹丽萍曾照顾过的一个住院患者向记者回忆,“她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找她问什么事情,她都很耐心,基本上都是几分钟内就放下手上的事,来解答我的问题。”在这名患者的观察中,整个病房里曹丽萍是最忙的医生,“反正别的医生做的她都做了,别的医生没做的,她也做了,我看她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在遗书里,曹丽萍提到了对于被卡规培证的担忧:“可怕的是,请了假还不知道这个月会不会以各种借口不让过规培”以及“想拿规培证,就得服从”。 黎晓天表示,曹丽萍的自杀可能与即将到来的规培结业考试有关。作为规培医学生,他们既要在就读的学校完成实验课题,达到学校的毕业要求,又要在规培医院完成33个月的临床轮转,每天下了临床,又要马不停蹄地奔去实验室,天天熬夜。 黎晓天称,规培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但实践中他们同时要完成许多事务性的工作。除了写病历、开医嘱、换药、送病人手术这些常规工作,还经常要帮医生做讲课的PPT,甚至帮他们拿外卖。 负责规培的医院并不会与规培生们签署劳动合同,但规培生们在研二拿到执医证后,会被登记成为该医院的住院医生。根据医院的说法,这意味着他们要承担相应的医疗责任,也就是说如果病人出现了任何问题,医院会向管床的规培生追责。 作为医学生,他们未来想要走上工作岗位,必须“四证合一”——即学历证、学位证、规培证和执医证必须都拿到手。而学历证、学位证和规培证被“攥”在规培医院手上,但凡缺一个证,他们八年的努力都会白费。 黎晓天告诉深一度,今年的规培结业考试在五月。如果曹丽萍没有自杀,三个月后,她可以带着执医证、学位证、学历证和规培证,延续曾经对未来的憧憬,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而22岁的曹雨蝶,在一次次与医院的协商和一次次的签字中,慢慢触摸到了亲人故去的真实感。她少了一个永远支持她的人。曹家四个姐妹,三个姐姐都成绩优异,只有她这个小妹叛逆些,不爱学习,现在在做市场营销类的实习工作。大姐和二姐总是责怪她当初没好好学习,导致现在不稳定,只有三姐认可她的选择,鼓励她“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人这一辈子开心最重要”。 曹家孩子多,从小到大,四姐妹没过过生日,曹丽萍却每年都会给小妹准备生日礼物。曹雨蝶曾经追星,曹丽萍就定制了一个明星抱枕送她。曹雨蝶说,“现在没有人会带我去检查身体,也没有人会叫我减肥了。” 据知情人透露,事发后,曹丽萍在神经内科的带教老师被安排下乡支援。此外,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的同学告诉黎晓天,医院给规培生召开心理健康讲座,要求他们签署保证书。 3月13日中午,记者联系湖南省人民医院,医院值班室工作人员称,此事医院方面已经处理完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马航MH370失联距今10年了。2014年3月8日,这座巨型客机在深夜骤然消失,机上227名乘客里包括了154名中国人。10年里,失联者的家属们饱含希冀地等待、寻找又绝望,苦海翻滚,有人挣钱养家、结婚生子,有人赡养老人、照顾孩子。 失去子女的父母们是家属中最为特殊的一批人。目前已有3名老人在等待中去世。绝大多数父母们停留在了飞机消失的那刻,他们维持着孩子还在时的生活原貌,往返于追查真相和心理门诊之间,在一个个春天里老去。 习惯动作 栗二有不再和榛子树说话了,只遥遥地望向它们。一条公路隔断了他耕种了几十年的田地,肃冬,残存的土地一片荒芜,只在角落、侧坡上冒出六棵枝桠杂乱的榛子树。 九年前,他像养孩子一样细心种养了100多棵榛子树,日夜向这些树苗诉说自己对儿子的想念。村里其他人都只种小麦和玉米,他们好奇地问栗二有为什么种榛子树,栗二有告诉他们:等榛子树开花结果,他的儿子就会回家。 听到这个带有奇幻色彩的希望, 村民们总是目光真诚地回以祝愿。 生活在河北省邯郸市下辖的峰峰矿区,栗二有自称是“老农民”,他性格憨直,遇到不平的事时习惯质问对方“是不是中国人”。八九十年代,为了供养三个孩子,他也下过煤窑干活。三个孩子里,排行老二的儿子是唯一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中兴公司上班,2013年时就能拿到将近2万元的月薪。 2014年春节后,栗二有的儿子被外派到马来西亚工作。3月8日,他乘坐马航MH370暂时回国,飞机在中途失联,机身连同乘客至今下落不明。 网络图片 栗二有66岁了,头顶的发茬花白,原本瘦小的身体在近年出现腰腹发胖。他脸上的皱纹不算密,一对半圆形的眼袋稍显突出,平时他说话连利,看起来和普通老人别无二致。 “破绽”出现在谈话三十分钟后。持续说话,尤其当情绪有波动时,栗二有突然开始气喘,他默然背过身吸入气雾剂,几轮呼吸后才让自己缓和下来。不说话的时候,他的呼吸粗重,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飞机失联后,他成了重度吸烟者,积年累月,在2023年确诊了慢阻肺。曾经他的拇指和食指都被烟熏得焦黄,在他因生病戒烟后它们才恢复正常。 栗二有与其他农民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的智识。为寻找儿子,他一次次研读晦涩的航空专业信息。他的书架上还放着《百年孤独》和《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十年来为了缓解悲痛,他对写作产生了兴趣,陆续写了几千首关于马航和思念儿子的诗,和几十万字记录马航家属故事的小说。 网络图片 在峰峰矿区北胡村,栗二有和妻子刘双凤居住的村屋保留着几十年前时兴的装修款式,门厅里挂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中间悬有一块白板,上面写着“MH370失联”几个字,下面是用泡沫板做成的彩色数字“3340”。 3340天。这个数字已不准确。2014年事发后,栗二有与妻子去北京、马来西亚寻人未果,回家后他做了这个牌子,从垃圾堆附近捡来一些泡沫板做成立体数字,每天更换贴在板上。起初,记录是出于期盼,他想让儿子回家后鲜明地看到父母已在家渴盼了这么多天。 那时他没想到,一等就是十年,数字从两位数到三位数再到四位数,增加的数字板已经装了小半塑料袋。每天更换数字的动作,逐渐变成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重复。2016年,大雨浇漏了栗二有的村屋,再加上村里开始限制烧煤,供暖变得困难,他和妻子搬离了村庄,到城里和小女儿一家居住。 他们会定期回村照料房后的那片榛子树,给它们浇水除虫。一回家,他们就更换计数板上的数字,再把儿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儿子的所有物品都装在两个行李箱中,一箱是上学时的旧物,还有一箱是从马来西亚寄回来的。时不时地,母亲刘双凤会把这些物品拿出来重新整理摆放,把衣服抖一抖、晾一晾。 儿子喜欢吃猪肉大葱馅的饺子,每逢中秋和春节,他们都会包格外多的饺子,晚餐时单独为儿子盛出一盘放在餐桌上,余下的冻进冰箱。有一年饺子做得过于多,之后的一整年都没有吃完。栗二有的小外孙打开冰箱,看到冻了一年的饺子皮变得僵硬发白,奇怪地问姥爷为什么冰箱里有“纸饺子”。 他们坚持给儿子打电话。起初是每天一次,后来改成每周六晚上拨打,栗二有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影响儿子工作。电话那头总会传来“无法接通”或“已关机”的提示音,栗二有会在那之后继续跟儿子说几句关心的话。最近几年,失望累积下他们不再设固定时间,但如同肌肉记忆一般,刘双凤一有空就会掏出手机给儿子打一个电话。 每年儿子生日前夜,栗二有和刘双凤会坐上凌晨从邯郸启程到北京的绿皮火车,坐一夜硬座,在天刚放亮时到北京,辗转地铁到达首都机场,在T3航站楼的接机口徘徊一整天,到天黑再回去。 接机当天,夫妻俩几乎不说话,就一直默默坐着,偶尔起身到平台上眺望不远处起飞降落的飞机。无数次,他们看到极似自己儿子的身影,却在距离拉近后清醒那不过又是一场幻觉。明知道会无功而返,每年他们都重复着这一行程,就是为了“万一”儿子回来了,可以第一时间接他回家。 习惯被疫情打破。疫情三年,他们没再去机场,回村的次数锐减,镜子上的计数板也因此停在一个不准确的日期上。 马航MH370上有154名中国乘客。那些失去孩子的老年家属们,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大抵都是这样围绕着“寻找”与“思念”展开。家属群里,有母亲每天一早就会在家属群里发祈福信息,祈愿全体乘客平安回家。 马航失联事件在2014年曾受到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与关注,所有人都想知道这座巨大客机到底消失于何处。2015年,马来西亚民航局代表马来西亚政府正式宣布航班失事,坠落于南印度洋。但因为缺少完整的证据链条,猜测飞机出事的前因后果的推论层出不穷,有“机长劫机论”、“外星人劫持论”、“平时行空穿越论”,还有牵扯到大国间政治博弈的“阴谋论”——飞机没有坠毁,乘客们被转移到了某个地方。 阴谋论这个名字听起来带有不可信的意味,却在多年来备受老年家属拥护。并非老年人愚昧,而是在这一推论下,飞机上的乘客至今生还的可能性最高。 坚信自己的孩子还活着,为此不断寻找飞机和人的下落,这是十年来许多老年家属活下去的唯一支撑。他们维持着孩子出事前生活环境的原貌,随时准备好迎接他们回家。 一对北京老俩口的女儿和外孙都在飞机上。十年来,他们每个月都会去孩子家里打扫卫生,做一顿饭吃了再回去,就为了让屋子保持“人气”。最近几年意识到寻找孩子的“战斗”旷日持久,为保持健康,这位70岁的父亲痴迷健身,坚持游泳、跑步,在公园锻炼。一口气,他能做四五个单杠引体向上。只是日渐年迈的身体经不住过度的消耗。去年,他因骨骼受损做了手术。 他们的亲家夫妻则是多年来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去寺庙为飞机乘客敬香,祈祷他们平安归来。 失联事发后,马航在北京顺义空港物流园建立了家属支持中心,最初是每周三次召开家属见面会,后来次数递减直至取消。许多老年家属几乎不错过每一次见面会,尽管难以获悉实质性的进展。一次见面会上,有媒体捕捉到一个镜头: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流着泪吃泡面。这位老人后来被称为“泡面爷爷”,他就是那对定期去寺庙敬香的夫妻中的丈夫。 “泡面爷爷”多年来身体硬朗,一直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参加家属活动,却在2023年的一天正吃着晚饭就从椅子上摔倒,住院治疗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与他熟识的家属姜辉为他送行那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泡面爷爷走了,多家医院都没查出任何病因,但我们都知道原因!” 马航取消家属见面会后,生活在北京的家属们开始定期与外交部、民航局的工作人员开联席会议。“泡面爷爷”夫妻和亲家,还有曾经雷打不动参加每次见面会的老年父母们聚集在这里继续追查飞机下落。这群家属中,最年轻的姜辉50岁,他的母亲在飞机上。十年来,他一直走在家属前列四处追查真相,与多方沟通,维护着家属间的联系。 每周四,老人们从北京各区坐公交车到外交部开会。会议室由传达室改造,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放着横竖两排椅子。冬天,姜辉坐在屋里感觉不到暖气的存在,他身边的老人各个都裹着羽绒服,戴着帽子和口罩,有的连手套都不摘。 这还不是最冷的地方。以前开会的场所还有不停跑风的酒店大堂,和晒不到阳光的露天小院。 房间冷,但时不时地气氛火热。正月十三,过年后第一次开会,姜辉照例提出家属们的诉求:要求马航恢复举办家属见面会,恢复给家属提供心理援助,要求马来西亚政府给家属赔偿,重新启动对飞机的搜索工作。老年家属们会在姜辉发言之后询问工作人员每项诉求的进展。 进度总是很缓慢。这天,家属提出想要外交部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出具一份关于搜寻马航进展的“中期调查报告”。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有五年没有按规定每年发布报告了。 工作人员却对家属们说,这件事应该找民航局。 家属们登时就急了。此前的文件中,曾明确规定外交部负责处理对外联系的事宜。“这不是把我们当球踢吗!”一时间,几个老太太同时提高音量,语速飞快地指责起工作人员。在一旁的几个男家属忙拉住她们,劝她们消消气。 姜辉说,这样的场景经常出现。有时他希望这些老太太能在吵架中发泄出憋闷已久的情绪,但也怕她们过于生气,伤了身体。 栗二有的儿子初中起就在外住校,大学毕业后工作繁忙,每年只有过年期间回家几天。刘双凤好像已经习惯了儿子常年不在身边的感觉。她觉得母子连心,以前儿子在外感冒,她在家会突然觉得一阵揪心。2014年儿子坐飞机出事,她提前没有一点预感。这十年来,她一次都没有梦到过儿子。 如果没有旁人提起,日子这样过着,她时常觉得儿子没有失联,一直都在外地工作。 擦亮希望的火柴 飞机出事的第一年,栗二有和刘双凤的生活彻底失常了。 事发时,家属被聚集在北京丽都酒店,他们在那里住了将近两个月,期间只有不断拉长的空等和懵然降临的噩耗。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在酒店召开发布会,宣布飞机坠海,终结于南印度洋。在台下一听到这个消息,刘双凤就晕倒在了地上。家属们的愤怒情绪被引爆,拥挤着冲上街头。栗二有在人流中护住妻子,一遍遍拨打救护车电话。 栗二有不相信这个结果,只觉得马来西亚总理是在诅咒他的儿子。 5月2日下午,栗二有在丽都酒店二楼的过道上看到一则告示,上面写着请家属在晚上六点半之前撤离酒店。直到凌晨,其他所有家属都走了,刘双凤和栗二有仍在酒店的旋转门前徘徊。栗二有心里只觉得,若是这时轻易离开,就找不回孩子了。 在家乡官员的劝说下,他才同意回家。走之前,他撕下酒店柱子上贴着的思念马航乘客的歌词海报,带回家贴到了客厅的镜子上。 网络图片 两人回家后就一直守在儿子房间里,栗二有坐在儿子的书桌前,没黑没白地看着网上关于马航的信息,他不受控地抽烟,房间里的烟熏味快要像失火一样重。刘双凤蹲坐在床边的板凳上,断断续续地呜咽。她会突然把手机摔在地上,事后神情恍惚,意识不到自己的异常。 她的精神变得异常敏感,听到什么声响都会以为是孩子回来了。因此,栗二有不敢使用洗衣机,很久没洗的脏衣服和擦眼泪的皱纸巾堆满房间。“她把所有东西都和孩子联系上了。”栗二有说,妻子不让他在屋里挂蚊帐,说这会影响儿子回家。天气热了以后,蚊虫满屋冲撞。 村里的医生告诉栗二有,吃“安定”片可以缓解刘双凤的情况,一次吃两片即可,多了会损害身体。一段时间过后,刘双凤的身体有了耐药性,得一次吃三五片才管用。8月,栗二有带她去医院,医生诊断她为重度抑郁症,治疗的药物20多天一疗程,要400多元。难以负担药价,她开了两次药就没有再吃了。 失序的生活里,唯一的念想就是坐火车去北京参加家属见面会。刘双凤总是在会上哭,栗二有则一有机会就钻进吸烟室,缩在角落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他知道自己抽得太多了,咳嗽得喘不上气来,却仍不断重复点烟的动作。 2015年3月至6月,马航为家属在见面会上提供心理咨询援助。栗二有夫妻和许多家属起初都对心理咨询师抱有抵触,认为他们会偏向马航。刘双凤也不想被人发现自己有抑郁症。在农村,人们普遍对情绪病不理解,会将其归为“精神病”“疯子”。 渐渐地,家属们发现咨询师很多时候只是关心地递来一张纸巾、一杯水,在家属哭泣时上前拥抱。开始有人走进咨询室,吐露痛苦。 栗二有猜想,自己和妻子的农民打扮与虚弱的状态引来了心理咨询师的关怀。他们与其中一位咨询师有了真心的交流。马航解散心理咨询团队后,那位咨询师仍经常邀请栗二有夫妻到家里吃饭,劝慰他们要保重身体。 听闻栗二有以务农为生,咨询师和丈夫驱车从北京到沈阳运了100多棵优质榛子树苗,在清明节前夜冒着雨夹雪把它们送到了栗二有的村里。 栗二有记得,第二天一早,女人和丈夫到地里一棵一棵把树苗种下,手把手教栗二有挖坑、填土的技巧。站在田地上,女人看向栗二有夫妻,叮嘱他们一定要照顾好树苗,等三五年后榛子树开花结果,孩子就会回家了。 在栗二有的印象里,妻子自出事一年多来都是神情抑郁,那天在地里也是头发乱蓬蓬,未洗过的脸上挂着泪痕,听到咨询师的话后脸上却像放光一样,第一次有了笑意。当时栗二有觉得,不管孩子能不能回来,妻子能状态转好就足够欣慰。他自己的心也因有了盼望而安慰。 网络图片 之后的生活有了支点。刘双凤想让树苗快快长成,催着栗二有去镇上买浇水的长水管。他们从院子里接通200米的水管,隔三差五一起端着水管去地里浇水。 春夏交替之际,树上开始长虫。那是一种昼伏夜出的虫子,白天在土里睡觉,晚上出动,能把树叶啃个干净。为彻底除虫,栗二有除了喷洒农药,还会在天黑后和刘双凤到地里捉虫。一开始他们面对蠕动的虫身不敢下手,想着为了让树早日开花结果,抓虫的动作越发娴熟。一边抓,他们一边说着之后等儿子回家,一定要把这些事都讲给他听。 捉来的虫子被存在罐子里。白天,他们到硬地上把虫子倒出来,快步将它们踩死。这成了压抑生活中的一场发泄。 树苗成片地长起来后,栗二有想出了将希望扩大的计划。他白天扎在地里,把一些树的根枝修剪下来移栽到土里,扩大了树苗的数量。他想着,榛子树越多,孩子回家的希望就越大。 实际上,关于榛子树的希望并不是咨询师给的。那位心理咨询师说,自己从未跟栗二有夫妻说过“榛子树结果,孩子就会回家”这样的话,心理咨询师不会用非事实性的信息安慰人。 大概像是在绝境中擦亮火柴,栗二有为自己和妻子种下了榛子树的希望,并在十年来无数次的叙述中对其加固。滋养这个希望的,是人在遭受重击后坚韧的生命力,以及作为父母的爱与决心。 坐在儿子的书桌前一根根抽烟时,栗二有浮想起与儿子的往事。儿子读中学时,父子俩就坐在这张桌前讨论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剧情,当时儿子说他读了英文原著,以后想去探索世界上是否有这样的小岛。命运就像提前书写好的一般。 这同样是一个他为自己坚定立下的希望。他让自己相信,儿子也许一直就在某个岛上生活。 许多老年家属和栗二有一样,在任何关于飞机去向的推测都难以被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他们愿意去想象自己的孩子毫发无损,只是被关押在某个地方。 “飞机残骸”的出现将家属的希望之网撕开了洞。2015年7月29日,第一片疑似MH370的飞机残骸在法属留尼汪岛被发现,随后在印度洋群岛陆续有残骸出现,一部分被专业机构鉴定为MH370的残骸。 栗二有在网上看到关于残骸的信息时心也沉底了。他第一次陷入绝望,开始相信飞机真的出事了。那段时间,家属群里升腾起关于残骸的纷争,有人坚决否认残骸的真实性,认为它们都是被刻意放置在海滩的,有人想要探索个究竟,捕捉关于残骸的种种疑窦。 一个新的希望把栗二有从深渊里拉了上来。在他如今已经模糊的记忆里,大约是在2016年中秋节前夕的一个晚上,栗二有照例给儿子打电话,依旧听到“无法接通”的提示音。像往常一样,他在挂断电话前兀自说了些关心的话,还叫儿子方便的时候给他发个定位。 栗二有说,没过多久,他听到电脑传来“嘀嘀”一声,亮起屏幕,竟看到儿子在QQ上给他发了一个“在”字。 他跟许多媒体都说起过这件事。有记者提出,可能是他儿子的QQ号被盗了,他却有坚固的解释。儿子失联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催促儿子恋爱结婚,儿子听得厌烦,总是回应简短的一个字:“嗯”、“好”、“中”。栗二有觉得,这个“在”字和儿子一贯口吻契合。如果是盗号者,怎么能精准地把握他儿子的习惯?他也曾拜托在腾讯工作的媒体人去帮忙查找发这条消息时儿子账号的ip地址,却没有得到结果。这让他更加相信,儿子是被困在某个地方,出于种种原因,真相不能公开。 一个“在”字给了他恒定的信念,儿子还活着,“飞机残片”也就不再恐怖。他捕捉起人们对残片真实性的质疑:有人说同一家媒体拍的同一残骸的两张照片上飞机的序列号不同,有人提出残骸上的附着物不符合其所在海域的环境。他将这些信息都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微博上。 2016年12月,栗二有借了钱,和几位中外家属一同前往马达加斯加寻找飞机残骸。他在心里不认可残骸的存在,只觉得要尽全力完成“寻找儿子”的动作。 网络图片 一上岛,他就去吞吃野果,躺在地上感受沙子滚烫的温度。他想去求证,如果自己能在这恶劣的环境下生存,那儿子也一定可以。 在沙滩上走了十多公里,一股冲动下,栗二有爬上一座被海浪冲击的礁石,对着海面用撕裂的声音大喊:“孩子,你在哪里,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 就在他放声高喊后不久,姜辉在附近的沙滩上发现了一片蜂窝状的板子,疑似是飞机残片。他叫栗二有下来看,栗二有不相信。 寥落的队伍 刚开始种树那几年春天,从树皮发青那天起,栗二有总会整晚不睡觉,就坐在地里跟榛子树说话,观察它们的生长。他是老庄稼人,以前种玉米时,他能在夜里听到玉米生长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榛子树没有声响,但栗二有能看到一夜之间枝叶颜色的细小变化。 从土黄到鹅黄,从嫩绿到青绿,每每看到小树有了新的变化,他的心底就会涌起一股震撼。 生命生长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的生活里已经罕见。儿子生死未卜,寻找踪迹的进展亦是缓慢得与静止无异。 当年因同一目标聚在一起的家属队伍,也在缓慢的折磨中逐渐变得寥落。 十年来为了儿子四处奔走时,栗二有拍了许多照片,他把它们洗出来,收录成一本厚厚的相册。大部分照片摄于事发头几年,低像素的画面里成群的家属们呼喊、跪倒、掩面而泣。 网络图片 翻到一张照片,一排中老年家属举着“坚决抗议”的牌子合影,栗二有凑近看,认出其中几人已经“和解”了。 事发后的头两年,大约有40名家属选择了与马航和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非认同“飞机失事”的判定,而是困于家境或是自身的公职人员身份。与栗二有同在河北,生活在定州的一批农民工在前往新加坡务工后搭上了MH370,栗二有从家属那里得知,这些务工者把辛苦挣来的工钱现金缝在了内裤上,和人一起留在飞机上了。这些本就贫穷的家庭,最终都选择了领取和解赔偿金。 栗二有不愿意和解。2015年12月31号,有律师打电话给他,说自己免费为家属奔走,跟承保MH370的安联保险公司谈到了250万元的赔偿金。栗二有听罢沉下声问律师:“你是中国人不是?” 律师不解地问他什么意思,栗二有依旧重复着那个问题,直到律师答了“是”,栗二有再问:“你知道二百五是什么意思吗?”律师再度困惑,栗二有说,“二百五”是骂人的话。 他告诉律师,自己纵使缺钱,也不愿受这样的羞辱。 当天深夜,律师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又争取来了2万元。栗二有觉得如此容易的谈判背后,可能有猫腻。 和解协议曾引发家属间的矛盾冲突。一些拒绝和解的家属坚持认为,领了和解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亲人去世,他们因此指责和解的家属“要钱不要人”。 但对于许多家属来说,“和解”过后的日子,痛苦没有减轻分毫。栗二有夫妻和一位生活在济南的单身母亲多年熟识,这位母亲签署了和解协议后依然时时为飞机上的儿子揪心。 她是生活在城市里的退休工人。一次会面时她跟栗二有夫妻说,自己买了一把锄头,每天一早坐车到郊区,在一块土坡上用尽全身力气种地,到晚上才回家。栗二有以为她想自己种菜吃,女人告诉他,自己只有在奋力挥动锄头的时候,才能够忘记那些让她难受的事情。 一度,家属见面会是栗二有夫妻的精神支撑。栗二有排斥旁人对他说“感同身受”,他觉得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家属们才能真正理解彼此。有一年的3月8号,栗二有夫妻计划去北京参加家属见面会,在火车站却被拦下了。刘双凤趁着一个人上厕所的机会,甩开了阻拦他们的人,独自买票去了北京。在那之前她从未独自出过远门,那天她还没有带手机。到北京后,她凭记忆坐地铁去了外交部,赶到时家属见面会已经结束了。尽管如此,她始终觉得非去不可。当时她下定决心,就算买不到火车票,走也要走到北京。 2018年11月14日,马航在第42次家属见面会上提出将解散调查团队。在那之后不久,有家属撑不下去领了和解金,还有一位生活在河南的母亲发病去世了。栗二有记得,那段时间里,希望变得稀薄,不安的情绪在家属中蔓延,它像病毒一样会传染。他也很害怕。他怕自己也产生放弃的念头。 他给自己和家属们打气。他在家属群里分享了自己和榛子树的故事,说自己在夜里与它们对话,他讲到近期的苦恼,榛子树给了他坚定的回音,支撑他继续等下去。有人觉得他出现了幻觉,他说自己相信榛子树是通人性的。他鼓励家属们一定要等到结果,就像这榛子树,每到冬天叶子凋零,熬过年照样会长出绿芽。树犹如此,何况是拥有理性的人呢? 漫长的等待终究是过于磨人。近年来,大约又有40名左右的家属选择了和解。马航自2015年起开始减少举办家属见面会的频次,最终在2018年取消了见面会。姜辉发现,老年家属的精神状态在这之后每况愈下。以往许多外地家属都会定期来北京参加活动,固定见面会取消后,时隔数月再见面,姜辉发现一些老年家属看起来变得神情迟滞、沉默寡言,有的还需要家中小辈搀扶照料着前往。 网络图片 马航许诺对家属提供的心理咨询也仅维持了2015至2016一年。一位心理咨询师在这一年里发现,许多家属的状态始终在恶化,饭量变小、睡眠减少、哭泣的次数增多。在得到最终确定的结果之前,他们无法“走出来”,心理咨询师的倾听与安慰很多时候只是起到一时的缓痛。 心理咨询能带来的帮助有限,但它的缺位造成的影响同样明显。姜辉说,一位内蒙古的家属如今已经住在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需要靠大量药物和外界干预来保障生命,还有一位天津的家属有了自杀倾向,家人给窗户都焊上栏杆,请了专人看护。光是姜辉熟识的几十个家庭里,这十年来有六七位家属患上了癌症。虽然没有明确的科学研究,但他觉得家属中如此高的患癌率与他们常年的情绪压抑有强烈的联系。 与姜辉一起在北京定期追查搜索进度的十几位老人中,已有三位去世。 疫情三年,家属们见面的机会更加稀疏。解封后的一次见面活动上,栗二有见到一位故人,令他内心揪痛。那是一个生活在天津的母亲,老伴多年前就已过世,女儿在飞机上。女儿出事之前,曾把家里唯一的房产过户给了女婿。 栗二有的印象里,女人长得高大魁梧,性格很洒脱。2015年的一次见面会上,家属们哭作一团。女人朗声说,哭有什么用?要是哭能把孩子哭回来,我给你们哭。话音刚落,她就放声哭了起来。栗二有在一旁看得惊奇。疫情后再次见面,他看到女人已经瘦得脱相。交流后得知,她的女婿已经再婚。 栗二有问女人现在住哪里,女人说她也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栗二有追问,女人告诉他,自己在姐姐家住过一段时间,最近住在社区的义工房里。 他难以想象,一个没有房产的独身老年女性未来要如何生活。倘若生活在农村,人情紧密,还有亲戚邻居帮扶,而女人住在城市,更有可能遇到孤立无援的境地。 谈起对儿子的思念时,栗二有不曾落泪,只是偶尔眼眶泛红。说起对其他老年家属的担忧时,他哭了。哽咽后,他又苦笑了起来。他想把家属的故事都记录下来,但苦恼于自己表达能力不足。 2018年冬天,媒体到访栗二有家时,拍下了大片苍黄色的榛子树林。虽然已不住在乡下,每次从北京回来后栗二有总要去村里看看榛子树是否需要浇水、打虫药。他记得就在马航宣布解散调查团队那次会议之后,他在地里看到真的有几棵榛子树结出了果实。他剥开一颗,尝到一股浓郁的奶香味。他在欣喜中期待,等第二年整片榛子树都结果,便是孩子回家时。 最终,栗二有没有等来满地的榛子树开花结果,他的土地现在一眼望去光秃秃的。他告诉我,大约是在2019年的冬天,他独自回从女儿家回村,想回旧屋翻找一本曾经的诗集。走到房后的田边,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凹陷,原先茂密的榛子树林消失了,地上空留推土机的车辙。他去问邻居,才知道是因为土地流转,地被整个碾平了。 悲愤中,他接连几日在地里来回踱步,感觉消失的榛子树就像失联的孩子一样,自己拼命付出一切,却在突然之间全数落空。给予他希望与庇护的精神世界,最终在现实里被铲平了。 2021年在面对媒体拜访时,栗二有讲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他说,常年在外奔波,自己对榛子树疏于照料,地渐渐荒了。2020年,村里提出土地流转,栗二有夫妻向村长解释榛子树是孩子回家的希望,但最后还是服从于集体意志。村民铲走了树,栗二有躲在屋里不敢看。 如今目力所及,他的土地中间修起一条公路。冬日里几乎没有来往的车辆,干净的路面上只有两侧留有未融的残雪。 网络图片 时间撕扯灵魂 刘双凤很难说清自己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而变得“正常”,只能将一切归为时间的作用。最近两三年,她感觉自己情绪稳定了许多。她甚至可以容下儿子已不在人世的可能性。长久的呼喊没有回音,时间长了,她忍不住想如果孩子真的生活在荒岛,不知道能不能抗住饥饿。 “人给不了我,给块骨头也行,我也认可。”她的语气维持着惊人的平静。 网络图片 栗二有的改变发生在疫情后。那三年,他深深意识到人对抗不确定性时的无力。最困难的时候,家里买不到盐,连着几天吃没有滋味的饭菜。2023年初,他看到石家庄前一天还在严格防疫,第二天就响应国家号召实行了“放开”。他感慨世事无常,随即买了启程去深圳的车票,打算到儿子的公司索取工伤赔偿。 以前他不想接受任何赔偿,眼见着日渐苍老,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得为现实生活考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