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記者採訪
中國的改革開放方針會發生變化嗎?其實,已經變了,其標誌就是今年三月全國人代會期間,會議結束時慣常的總理記者問答會被取消。這件事發生後,世界各國媒體基本上都是從兩會報道的角度去觀察分析的;然而,從中美冷戰的戰略關係來理解,這件事也可以被理解為,中共在對美冷戰中已經拉下了「鐵幕」。 一、當年趙紫陽打破領導人不接觸記者的慣例 中共安排總書記和總理與記者見面或答記者問,始於趙紫陽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提法。這一新說法與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1986年提出來的政治改革口號有一點相似。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口號是「政治開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譯意為openness),這個口號意味著,鬆動共產黨傳統的「鐵板一塊」式統治。 1987年鄧小平指定趙紫陽從總理改任總書記,十三大通過的趙紫陽對大會的報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體制改革,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中共的國家體制和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所謂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顧名思義,全國人大的地位高於國務院,國務院受全國人大監督。而在現實政治中,全國人大這個憲法上寫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上面還有一個憲法上沒寫的「國家更高權力機關」,即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一樣,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揮之下,分工負責,各管一攤;而且,全國人大對國務院工作的監督,只不過是「演戲」而已。 那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分別在中南海的南區和北區辦公,全國人大在人民大會堂南樓辦公。中南海與人民大會堂、釣魚台、玉泉山這幾個地方,平常是完全對外封閉的,連電話系統也是專用的(即39局,電話號碼開頭兩位數是39)。 所謂的「領導機關活動開放」,並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領導機關對外開放參觀。事實上,從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之後,1980年起中南海南區毛澤東文革前的住處豐澤園,早已內部開放供參觀,但參觀票只發給政府機關。豐澤園的西面就是總書記的辦公地點勤政殿,參觀豐澤園的遊客可以走到勤政殿東側小會議室的窗外;遊客們不知道窗內有什麼人,但會議室里開會的人,可以聽到窗外遊客們清晰的聊天聲。 趙紫陽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實際上是指政治意義上的總書記、總理與中外記者接觸,為的是借中外媒體記者的報道,讓讀者對中共黨政領導人有一個初步的了解。這個措施打破了此前記者無法直接接觸中共黨政領導人的慣例。 二、總理記者會的由來 作為中共中央這個領導機關活動開放的舉措,十三大閉幕當天,趙紫陽作為新任總書記,首度帶著政治局常委與各國記者見了面;他在記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國記者的好評。此後,新任總書記與記者的見面會就成了慣例。而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這兩個領導機關便也要有所安排,以顯示其「活動開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會結束時,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召開了新任總理李鵬的記者問答會,四百多名中外記者參加。 從中共建立政權到1986年,人代會開會期間,從來沒有總理召開記者問答會這樣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之後的幾年裡,因為六四的關係,有四年沒有舉辦;1993年以後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總理記者問答會。中國媒體對這樣的記者會的稱呼是記者招待會,其實並沒有任何招待,故筆者稱其為記者問答會。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強調這是個記者「問答」會,是因為「問答」當中有玄機。 總理記者會並非由總理整場都即興答問,而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雖然收到記者問答會請柬的外國記者很多,但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跑龍套」的,不管舉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為記者會主持人「眼拙」,「看不見」這些「龍套」們。真正能開口提問並得到總理答覆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兒」。 國內有媒體為總理記者會的「假戲真演」緩頰稱,「1998年朱鎔基讓一身紅裝的鳳凰衛視記者吳小莉提問,之後的總理記者見面會,女記者們都會精心打扮,力求『醒目』獲得提問機會」。其實,女記者們無論怎麼打扮,都是瞎耽誤功夫;誰是「角兒」,人大辦公廳新聞局的記者會「劇本」上有「出場順序」,早就寫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吳小莉的「一身紅裝」,也是寫在「劇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劇場表演一樣,總理記者會這「劇場演出」,偶爾也有「小穿幫」。有一次,記者會主持人按照腳本念,第幾排那位穿深色西裝的先生請提問,結果是一個身穿白襯衫的外國記者站起來回應。原來,那天天熱,這位記者把西裝脫掉了;而主持人點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於是,站起來的人所穿衣服跟腳本上寫好的不一樣。如此之「劇場演出」,其中之假,中國記者當然不敢揭穿;外國記者則害怕失去駐京機會,也會十分配合。 很多「跑龍套」的記者認為,中國的總理記者會越辦越開放,會有記者問一些像總理的個人心境之類的問題,然後像溫家寶就引古詩作答,顯得既高雅又輕鬆。其實,那些內容都是腳本里事先寫好的,並非總理出口成章。 三、總理記者會的「劇場演出」 編寫總理記者會的「問答」腳本,始於第一次總理記者問答會,乃出於李鵬的需要。他是陳雲、鄧穎超等人提拔起來的技術官僚,在蘇聯接受過電力工程方面的技術教育;然而,李鵬不但完全不懂市場經濟,連計劃經濟的概念和辭彙都不懂。陳雲安排此人擔任總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經濟的特點,這樣就可以讓陳雲的親信、保守派副總理姚依林實掌經濟大權,從而按照陳雲的意圖,捍衛計劃經濟制度。 由於李鵬比較笨,反應慢,他怕記者自由提問時會答不出來或講錯話,所以記者問答會,就變成了事先安排好的總理與記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綵排」,其具體程序是,會前由外交部新聞司選幾家中共官媒記者和外國記者,事先讓記者把問題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修改好記者提問的問題後,再把改過的問題發回給記者;同時,按照這些中央領導機關事先準備好的問題,給總理準備好回答的腳本。 記者問答會召開時,被指定的記者要坐到事先規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顏色的服裝。記者問答會的主持人則按照預先擬定好的提問順序,假裝從許多舉手提問的記者當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個顏色西裝的中國或境外記者提問。被內定安排的那個記者被點到之後,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問題來提問。而總理則按照桌子上放著的答問腳本,假裝即興答問。 李鵬之後的總理們可能覺得,自己不像李鵬那麼笨,不願意完全照稿「演」,有時會即興發言,講幾句腳本上沒寫的話。這樣一來,對外國記者來說,新聞就來了;即興講的話里,可能找得到寫新聞的由頭。面對「鐵桶般封閉」的中共高層,外國記者當然非常看重這樣的機會,因為,總理答問中的即興講話,畢竟是一個了解中共高層政治的難得之「窗口」。 四、「最高權力機關」被下屬指揮 如果說,人代會後的總理記者會只是一場假戲真作的「劇場演出」,那人代會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劇場演出」了。而全國人大的「劇場演出」過程中,還體現出「權力」的顛倒。 筆者在這裡寫的最高權力機關被顛倒的「權力」,首先是指,少數被上面圈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代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其次,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沒有權力,指揮他們的,實際上是名義上為他們服務的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因此,實際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是掌握在全國人大下屬的辦公機構手裡的。 每年一度,中共會召開所謂的「兩會」,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大會。全國人大有所謂的參政議政任務,全國政協只不過是陪襯,讓政協委員們發表一點不痛不癢的意見,提一點無傷大雅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只開一次全體大會,為期約一到兩周,自然無法經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全國人大的常務委員們,每兩個月左右開一次會,真正經常議論國事的,其實是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名義上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常務機構是人大常委會;但事實上這兩個機構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會名下的辦公廳,其實才是真正的管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部門。 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廳實際上不是聽命於人大常委會委員們的集體意志,而是直接聽命於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過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達人代會或人大常委會按期通過某項法律的指令,國務院分管的業務,從來都是每年人代會時,拿總理工作報告、財政預算決算報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最高檢、最高法的報告來,讓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會和人大常委會並沒有正式的質詢程序。對這些報告,人大代表開會時,名義上是分組審議,但代表們發言中往往都會說,學習了總理工作報告,有哪些體會。所以,人代會開會必然是沉悶的,外國記者找不到新聞。 從本質上講,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其實也像總理的記者問答會一樣,從來都是按照辦公廳事先編好的「腳本」,中規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員」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憲法規定的全國人大這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它不僅是中共手裡的「橡皮圖章」,甚至這些代表們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手裡的「橡皮圖章」。因此,外國媒體就算能採訪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會委員,也很難獲得什麼有價值的新聞線索。 五、中共拉下「鐵幕」是「刺蝟戰術」 中國每年的人代會,包括總理記者會,既然本來就像一場排練過的「劇場表演」,其實新聞價值不大,那為什麼外國記者還是特別期待呢?因為,總理記者會總算是一個「封閉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開一次。即便外國記者問不出什麼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這「窗口」還會打開;而打開「窗口」本身的象徵意義是,中共或許還不至於取消趙紫陽「提高領導機關活動開放」這個說法。儘管從李鵬開始,這個「開放」就變了味兒,記者們唯一的指望,只能是總理們的即興講話。 然而,今年習近平把這個「窗口」關掉了,這個舉動表明,中共要對外取消極為有限的所謂「透明度」,相當於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拉下了隔離中國的「鐵幕」,恢復「鐵板一塊」的共產黨統治。趙紫陽當年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其本意是為了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任。那這一次習近平為什麼這樣做?因為,中共面對的時勢變了,中共感覺到「透明度」傷到自己了。 中國面對的局勢之變,起源於中共2020年初點燃的中美冷戰。自此,多年的「韜光養晦」結束了,而張牙舞爪、對外樹敵、破壞國際秩序和東亞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來了。這樣,中國的國際關係便日益惡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繼續戴著「熊貓」面具了。 而美國作為中美冷戰中被中共瞄準的假想敵,不得不開始加緊備戰,同時不斷升級對中國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軍用裝備的高科技能力;美國還在進一步防堵中共繼續盜竊美國的各項技術的明裡暗裡的花招,防範中共的黑客對美國民用供水、供電系統的入侵。 中共領導人、中國軍方以及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美國的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謂的「冷戰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蘇冷戰時代的幾十年里積累起來的經驗。對美國來說,重新啟用這套程序,並不複雜;比較難一點的是,如何引導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調整布局,實現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拘束了美國的戰略決策。 從中共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挑釁開始,到中共高調宣布,要佔領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對美髮射洲際核導彈的「深海堡壘」,它自以為得計,是所謂的「東升西降」。其實,這樣的動作,下意識里全都是套用蘇聯當年在蘇美冷戰中玩過的把戲,只是換了個地理空間罷了。 中共顯然對「冷戰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沒想到,點燃冷戰之後,會要面對美國的「冷戰程序」,因此也就毫無準備。一開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層外交官的談判桌上厲言訓話;同時又加快航母艦隊的建設,升高武力對抗的態勢。這是毛澤東當年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當中用過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過時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後再找機會說明。 隨著美國加快「冷戰程序」的實施,中共感覺到了明顯的壓力,於是就本能地採用了國際政治上的「刺蝟戰術」,即「團成一團,以一身刺來防範」,拉下「鐵幕」就是「刺蝟戰術」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鐵幕」的背後 「鐵幕」這個詞是美蘇冷戰時代的歷史名詞;而在亞洲,美蘇冷戰時期對應於鐵幕的名稱是竹幕。所謂的「鐵幕」是一個比喻,它意味著政治上對西方的高度封閉,同時收緊邊境的自由出入,軍事上則與西方展開持續的軍備競賽。鐵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產黨國家民眾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們的腳,蘇聯集團就是這樣來維持統治的。其實,可以講,共產黨國家面對自己點燃的冷戰,它也有「冷戰程序」,那就是拉下「鐵幕」,同時加緊擴軍備戰。因此,冷戰一旦開啟,就不會中止,因為雙方的核威脅始終存在。 二戰後的德國,按照盟軍各國的協議,分別由蘇、美、英、法四國駐軍佔領。當時,蘇聯佔領區建立了共產黨政權,而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則組建了跨佔領區的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於是就形成了東德和西德兩大塊。德國舊都柏林市也分為東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圍被東德所包圍。 本來,這樣的行政劃界並不必然造成東德和西德之間、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的隔絕,因為戰後在東西德之間、東西柏林之間,邊界是開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東德的人,因為嚮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東德的技術和文化精英越來越少,象德國前總理默克爾的父親特地從西德搬到東德去住,那是少數。 為了阻止東德人的逃離,蘇聯當年拉下「鐵幕」的第一個動作就是修築柏林牆。東德修築了柏林牆,再把這樣的邊界隔離設施延伸到東西德之間所有的邊界上。但這仍然擋不住東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參觀柏林牆博物館,就可以看到,東德人被柏林牆擋住以後,挖空心思,想了各種辦法外逃,有造氣球載人飛過去,有挖地道鑽過去的,還有從界河的水下潛水游過去的。 就這樣,蘇聯集團和西歐國家的邊界上,出現了鐵絲網、地雷帶和機槍自動射擊帶,崗樓林立。這一切全都建在東德邊界靠內的一側,目的是防止東德人外逃。而西德這一側,則沒有圍牆、關卡,更沒有哨兵或地雷陣。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採訪,並在視頻節目中提供了一些東德邊界和柏林牆的照片。 從此,蘇聯集團的民眾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當局還用電訊干擾西歐的廣播節目,查禁來自西歐的出版物,既封鎖資訊外傳,也防範外部資訊傳入。美蘇冷戰時期,亞洲的共產黨國家與非共產黨國家之間,人員往來和資訊流通也基本上斷絕了。中共雖然保留了一個窗口香港,但民眾除了偷渡,無法進入香港,中國境內也基本上很難獲得外部資訊了。 中共會為了生存而改革開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會拉下鐵幕,隔離內外,以圖存活。因此,改革開放並非不可逆的歷史進程,中共拉下「鐵幕」之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會越來越疏離,越來越對立。面對一個躲在鐵幕背後龜縮著的紅色政權,國際社會了解它的難度會大大增加,但鐵幕內的政權之存活難度也大大增加了。 當年蘇聯的「鐵幕」圍牆最終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放棄了冷戰;另一個原因則純屬偶然,東德共產黨當局一時口誤,開放了柏林牆,馬上東德人就衝到西德去狂歡,東德便垮了,然後其他東歐的紅色政權也垮了。鐵幕救得了共產黨政權一時,卻救不了共產黨政權長久,這就是歷史事實。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關於《不止不休》,網上有條評論,認為這部電影原本沒有準備上院線,所以一直擱了兩年,直到張頌文《狂飆》後爆紅,才借勢推出。 導演王晶聽我轉述了這個說法後,微信上回復說,陰謀論的一大便利,就是讓任何人都掌握了對某事件的解釋權,即便他們對真相一無所知。他既然拍這部片子,肯定一開始就是沖著院線。 之所以延宕兩年,是有一些無法抗拒的原因。「我難道幾年前就找個算卦的,能算出來張老師今年會大紅?」 《不止不休》是王晶第一次當導演,題材又偏文藝和理想主義。對他來說,坊間的一些猜測與其說是輕浮,不如說是殘忍。 而這,本就是理想主義者——比如《不止不休》中白客和張頌文飾演的那群人的宿命。形格勢禁,被道德綁架,被群眾猜疑。蝸居在輿論的地下室里,像白客和女朋友一樣,小心翼翼地伺候頭頂的髒水。 因此評判這部電影,就不得不超越票房,從斑駁的光影里,辨析出更多的身形與人心。畢竟,這很可能是對紙媒黃金年代最後一次描摹。 最高仿的編輯部 在服裝、道具和美術方面,《不止不休》中的紙媒編輯部,絕對稱得上國產影視劇的極致。與其相比,前不久《狂飆》中對媒體和記者的描述,近乎兒戲。 《不止不休》召集了一大群媒體人——或許應該叫前媒體人參與創作,他們能提供的幫助,任何專業編劇和美工都無法企及。 最觸動我的,是男一韓東(白客)與男二黃江(張頌文)在編輯部首次見面時,黃江的面目和裝束跟我一位老朋友完全一樣:鬍子拉碴,大冬天的,套著一件春秋裝的軍綠風襯衫。 2015年夏天,這位朋友因為抑鬱症去世。——去世前大概十天,他去外地採訪,吃光了抗抑鬱藥物。 送走他4個月後,我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他,篇名就叫《豈曰無衣》,講的是,2010年夏天,他坐動車怕被空調凍著,我就送了他一件厚襯衫避寒,他非常喜歡這件衣服,以至於冬天也經常穿著充當外套。 影片中,黃江和韓東調查礦難時,特意爬伏到地上,蹭了一身灰。這很接地氣。記者為了隱藏身份,借工服甚至順走醫生的白大褂穿,在礦難和其他事故現場都不鮮見。 導演告訴我,這個創意來自一位老記者的講述:在他完成調查返回北京後,一個人走在長安街上,陽光照著他的舊衣裳,舊衣裳又一直散揚著從現場帶回的塵土。 老記者感覺,「能有這一刻,做什麼都值得」。 事實上,《不止不休》也是這群老記者的作品。電影院里,我看到字幕上閃過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多年前,這些名字都被列印在報刊的版權頁和標題下方。時空重置,離散的人又重逢,只是變了角色。 他們之中還在做記者的,已十不存一。男主角韓東的原型,跟我在南方某報社曾同事五年。至今,他離開媒體也已經有七八年了。 為一億人表達反歧視主張的記者,多年後還是要復歸世俗,在十四億人中謀一個安身立命的位置。 《不止不休》中,先後有一支筆和一份報紙在北京的大氣層中漂浮。電影沒有交代它們的歸宿,但誰都知道,它們飄到最後,一定會被地心引力收編。 捉襟見肘的真相 與高仿的內景相比,《不止不休》的外景就有些捉襟見肘。影片在2019年底開拍,距離韓東與黃江邂逅,已有16年之久。北京大部分的街景,早已不是舊日面目。 《不止不休》用大量特寫鏡頭,竭力貼近那個時代那群人。走出編輯部,就用更多的遠景和虛焦,躲閃這個時代的人和景。在不合時宜中,難免無奈和擰巴。 我沒有看過內部觀摩版以院線版來看,《不止不休》最大的BUG,是對都市報權力架構,以及由該架構決定的編髮流程,處理得過於簡單,甚至隨意。 最扎眼的,是黃江的角色。如果照影片所說,他是一個記者,要下一線採訪。這樣的職務,並沒有權力參與報紙的後期編輯,更沒有權力撤稿,還是頭版頭題——這在任何一家都市報,都必須副總編輯以上。 《不休不止》對此的處理,過於粗糙。不過平心而論,如果不迴避報社的科層級管理,不繞開都市報的風控體系,不將黃江升級為整個報社的人格化載體,故事便無法推動。 而在此之前,黃江和韓東供職的京城時報,已經凌空蹈虛。與現實能匹配給它的權力和職責比,它更接近新聞教科書對「媒體」的定位。 在現實與劇情的夾縫之中,不難看出《不止不休》一直在努力留存一些東西。比如韓東被派出所拷在暖氣管上留置的細節,就是一次小小的控訴。 我們不要忘了,那可是2003年冬天。這一年春天,湖北青年孫志剛因為沒有暫住證,被打死在強制收容機構里。這一年夏天,國務院出台新規定,廢止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 所以問題來了,按理說,韓東和黃江在討論此事時必然會提及的孫志剛事件,在電影中銷聲匿跡。 更讓人沮喪的是,韓東的原型記者在報道反乙肝歧視之後,轉到南方某報社。在入職體檢時,應該還是要檢查乙肝。 我確信,因為我在他之後入職。已經是2010年11月初,我的入職體檢定點在廣州天河區一家醫院,當時還有乙肝三項的檢測。因為這不符合國家規定,所以在抽血前,我還必須在一張承諾書上簽名,表示是我自願主動。 《不止不休》中韓東從實習生轉記者入職,甚至連體檢都沒做。整部片子停留在一個光明的尾巴上,韓東永遠年輕,永遠熱血澎湃,這如何不讓人羨慕。 現實比想像更遠 《不休不止》還有一些細節值得商榷,我一併點一下: 京城時報的報頭,用的是宋體字,而報社門口的招牌上,報名用的是行楷,兩者不一樣,在現實中很少見; 對礦難的報道,標題起得過於隨意。更符合業務標準的,應該是「山西某某市礦難死多少人被瞞報」,即便電影中《被掩埋的真相》的主標題可以用,那麼副標題「兆家溝煤礦」前,至少也應該加上「山西」以點出省別; 彪哥家門口貼的封條,印的是「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少了一個「市」; 影片結尾,北京西站站前廣場,出現了一塊被虛化成馬賽克的彩色大屏幕,那應該不是2003年的物件…… 除了這些無傷大雅之處,《不止不休》中礦難家屬領封口費的橋段,其實更欠缺推敲。 一條礦工的人命20萬元,在當年確實是那個價格,隨著國家越來越重視礦難,在2008年左右,一條人命已經漲到了60萬元到100萬元。 像電影中那麼輕鬆地突破封鎖,進入家屬群居的賓館,在現實中太需要運氣了。 首先,礦難發生後,處置方不僅僅包括礦老闆,也必然有當地礦業管理部門、警方以及宣傳部門,他們遠不像片中的「賈科長」那樣好糊弄。 這些地方勢力聯手,需要應付的也不僅是家屬,更包括各路真假記者。這些「記者」中,真正和韓東一樣挖掘真相的,估計連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他都是沖著封口費而來。 在中部某省,就曾發生過幾百名「記者」在礦難後排隊領錢的盛況。一個「記者」能領多少錢,取決於其背後招牌的大小,以及掌握信息的多寡。 在這樣的利益格局中,韓東想見到家屬,會容易嗎? 即使他突破門禁,接觸到死者家屬,家屬在拿到錢後,也基本不會像電影中那麼配合。這時候,他們已經和礦老闆達成共識。 礦難有個慣例,在親人被困井下後,家屬首先想到的是救人。得知死訊後,就是談錢。拿到錢後,媒體就會成為礦老闆和死者家屬共同提防的對象。 我知道這些,因為我曾輾轉數地,被好幾家礦難死者家屬驅趕,其中有個家屬還抽下挑水的扁擔,作勢要揮到我頭上。 現實的弔詭離奇,任何編劇窮盡想像力也無法企及。 在韓東進入《京城時報》實習一個月前,我進入河南一家都市報實習。第二年夏天,我大學畢業進入另一家都市報,沒過幾天就遇到一件慘劇。 一位礦工被困井下,人們在井口處還能聽到他用工具敲擊管道的聲音。但因為救援他的難度和開支都太大,礦方最終說服家屬接受一個他們無法拒絕的價碼,放棄了救援。 19年後,《不止不休》讓我想起了這位礦工在地下數百米的敲擊聲。這部以理想之名逆流的誠意之作,恐是一場最後的祭奠。 散場後,被作為原型並客串出場的媒體人,以龍套或其他身份登上字幕的媒體人,都不得不繼續從事「轉型」後的工作,投身俗常的生活。 更多故事,將永不得流傳。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賣杏花)
唐山燒烤店的打人事件仍在發酵。6月21日,官方通報了唐山打人案件的細節,卻反而引起更多質疑。 質疑一:受害女孩只有「輕傷」? 首先,最廣受質問的是受害女孩們的真實情況。通報寫到,根據司法鑒定科學研究院,其中兩位傷者遠某、李某為「輕微傷」,經醫院檢查無需留院治療自行離開。另外兩位王某某、劉某某則為二級「輕傷」,「在普通病房住院治療,傷勢已好轉。" 「我看到被打得最嚴重的那位女性也是輕傷,其實還挺意外的,雖然我是一名法律從業者,也常常處理刑事案件,但真的沒想到才輕傷二級。"在四川的刑事律師湯弘揚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觀察。他解釋,雖然法律上對輕傷、重傷的定義與日常有點不同,但從他處理過的案件來看,他對輕傷認定也感到意外。「現在的問題是,既然傷情鑒定結果已經是輕傷,如果單是按照故意傷害罪來量刑,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這個誰能接受呢?" 現居美國的前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兼任教授滕彪認為,中國司法鑒定機構的不獨立、調查過程的不透明也是官方通報難以平息外界質問的原因。 「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法律術語上的輕傷,跟普通民眾理解的輕傷是不一樣的。第二個問題,中國這些鑒定機構、法醫,不是獨立的,不完全是依照科學標準來鑒定。在這種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做出損傷級別鑒定的人們很難有獨立性,上面說是什麼結論,他就是什麼結論,或至少會受到干涉。” 質疑二:出警花了三十分鐘? 惡勢力有「保護傘」? 外界還質疑當地警方的出警速度。根據通報,唐山打人事件發生在6月10日凌晨2點40分,一分鐘後就有人報警了,但直到3點9分警察才抵達現場。 派出所與燒烤店的距離不到兩公里,打人事件發生後十五分鐘,120就已經抵達現場接走傷者,但警察卻花了近三十分鐘。 「在中國很多地方都存在,這至少有兩種現象,一種是中國的警察瀆職不盡業,歸根到底是對誰負責的問題。中國沒有民眾監督、沒有選舉、也沒有媒體、公民社會的監督,所以它的不作為、疏忽,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得不到追究。 另一種情況,無論唐山、或其他地方這種警黑勾結,黑社會勢力很多都有保護傘,大多數所謂的黑社會犯罪集團都有官方保護傘,可能是公安局、可能是地方政府。」滕彪說。 《中國青年報》21日報道,河北省紀檢監察機關已針對唐山案涉嫌違紀違法的公職人員展開調查,包含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局長馬愛軍在內的多位警察都正在接受調查。 質疑三: 受害者與家屬為什麼沒有發聲? 「我們老百姓想知道她們是否平安,就哪怕你家屬出來說一句話。一句話都沒有,這意味著什麼?巷子裡邊監控視頻哪去了?明明有監控錄像,不會又壞了吧?就這麼剛巧,一到正經事視頻就壞?我就想問我們質疑這些有什麼問題嗎?還是說這件事就象網傳一樣早就已經解決了?」住在河北的李先生一直在關注唐山打人事件,一談起案件他連提出了好多疑問,他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官方通報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他最不明白的是,受害者的聲音哪裡去了? 質疑四:燒烤店被拆? 記者不得入唐山? 網路傳言發生打人事件的唐山老漢城燒烤店被拆除。不過,河北省公安廳政治部副主任20日晚間在微博號回應,他了解到的情況是裝修,短期內店主無法經營。 此外,連日來已有多位包含鳳凰網、貴州電視台等官方記者分享進入唐山卻被阻擾,甚至被無端扣留、暴力執法的經歷。幾位記者還分享在唐山火車站被要求乘坐指定計程車、人車合影后才能離開等嚴格的防疫規定。
河北省唐山市燒烤店打人事件發生後,大陸多家外省媒體前往唐山採訪,遭到當地警方無端扣留、暴力執法等對待,引關注。日前,湖北一高校女教授發文批評地方記者在敏感區域搞暗訪被扣查,應該反思自己的問題。其言論立即引髮網民的炮轟。 唐山打人事件發生後,《濟南日報》旗下新媒體「新黃河」記者、貴州廣播電視台的記者及鳳凰網一名編輯先後在唐山採訪也遭到警方的阻攔,有的被要求寫保證書,還有人被唐山警方扣留8個小時並錄口供。 6月18日,湖北民族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柳倩月批評上述媒體的行為。她在實名認證的「今日頭條」賬號中發帖稱,「在任何情況下,跨省區採訪,首先應該主動向目的地主管部門報備,尤其是採訪涉及重大案件方面的信息時」。 她表示,記者證並不是萬能的通行證。「在央視記者都還沒現身的特殊狀況下,某地方台記者,您去敏感區域搞暗訪,被扣查。難道您只感覺得到受到委屈,而不反思一下自己也存在問題嗎,您基本的職業規範感在哪裡去了呢?」 她還稱,為了完成工作任務,該記者應該「忍」這48小時。她還自稱,「這個記者得要自己這種高人來教一教他!」 柳倩月的言論引發大陸各界的炮轟。逼於輿論壓力,6月19日,她已刪除了帖子。 6月19日,大陸微信公眾號「人格志」發文批評,柳倩月專業水平已經低劣到嚴重禍害學生的素質能力,認知能力已經對國家新聞法律政策造成嚴重的「高級黑」,既丟醜於學界,又污損於業界。 文章表示,在記者本就混得灰頭土臉的今天,柳倩月這種觀點,完全就是在落井下石,殘害新聞人。她公然將記者「跨省採訪」行為定性為違法違規,開這樣歷史先河的,竟然會是一位新聞學界教授。 網友也紛紛表達不滿:「認證為湖北民族大學教授的柳倩月,這樣評價貴州電視台記者唐山採訪遭扣留事件。這樣的教授得多誤人子弟?」、「新聞還分地方與中央嗎?記者採訪許可權還分大小嗎?記者採訪還需帶隨從嗎?嚴重懷疑這位叫獸是如何獲得的職稱。」、「柳倩月,你還有一丁點知識分子的良心嗎?面對殘暴傷害女人的事件,你卻站在國人的對立面說風涼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