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

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会发生变化吗？其实，已经变了，其标志就是今年三月全国人代会期间，会议结束时惯常的总理记者问答会被取消。这件事发生后，世界各国媒体基本上都是从两会报道的角度去观察分析的；然而，从中美冷战的战略关系来理解，这件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中共在对美冷战中已经拉下了“铁幕”。 一、当年赵紫阳打破领导人不接触记者的惯例 中共安排总书记和总理与记者见面或答记者问，始于赵紫阳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领导机关活动开放”这个提法。这一新说法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1986年提出来的政治改革口号有一点相似。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口号是“政治开放”（俄文是гласност，英文译意为openness），这个口号意味着，松动共产党传统的“铁板一块”式统治。 1987年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从总理改任总书记，十三大通过的赵紫阳对大会的报告里，第五部分是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中共的国家体制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所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顾名思义，全国人大的地位高于国务院，国务院受全国人大监督。而在现实政治中，全国人大这个宪法上写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上面还有一个宪法上没写的“国家更高权力机关”，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一样，都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之下，分工负责，各管一摊；而且，全国人大对国务院工作的监督，只不过是“演戏”而已。 那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在中南海的南区和北区办公，全国人大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办公。中南海与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玉泉山这几个地方，平常是完全对外封闭的，连电话系统也是专用的（即39局，电话号码开头两位数是39）。 所谓的“领导机关活动开放”，并不是指上述的中央领导机关对外开放参观。事实上，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1980年起中南海南区毛泽东文革前的住处丰泽园，早已内部开放供参观，但参观票只发给政府机关。丰泽园的西面就是总书记的办公地点勤政殿，参观丰泽园的游客可以走到勤政殿东侧小会议室的窗外；游客们不知道窗内有什么人，但会议室里开会的人，可以听到窗外游客们清晰的聊天声。 赵紫阳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实际上是指政治意义上的总书记、总理与中外记者接触，为的是借中外媒体记者的报道，让读者对中共党政领导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个措施打破了此前记者无法直接接触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惯例。 二、总理记者会的由来 作为中共中央这个领导机关活动开放的举措，十三大闭幕当天，赵紫阳作为新任总书记，首度带着政治局常委与各国记者见了面；他在记者群里聊天，得到了外国记者的好评。此后，新任总书记与记者的见面会就成了惯例。而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这两个领导机关便也要有所安排，以显示其“活动开放”。因此，1988年4月13日人代会结束时，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召开了新任总理李鹏的记者问答会，四百多名中外记者参加。 从中共建立政权到1986年，人代会开会期间，从来没有总理召开记者问答会这样的安排。1988年的第一次总理记者问答会之后的几年里，因为六四的关系，有四年没有举办；1993年以后才制度化了，年年都有总理记者问答会。中国媒体对这样的记者会的称呼是记者招待会，其实并没有任何招待，故笔者称其为记者问答会。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强调这是个记者“问答”会，是因为“问答”当中有玄机。 总理记者会并非由总理整场都即兴答问，而是一场假戏真作的“剧场演出”。虽然收到记者问答会请柬的外国记者很多，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跑龙套”的，不管举多少次手，都是白搭，因为记者会主持人“眼拙”，“看不见”这些“龙套”们。真正能开口提问并得到总理答复的，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角儿”。 国内有媒体为总理记者会的“假戏真演”缓颊称，“1998年朱镕基让一身红装的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提问，之后的总理记者见面会，女记者们都会精心打扮，力求‘醒目’获得提问机会”。其实，女记者们无论怎么打扮，都是瞎耽误功夫；谁是“角儿”，人大办公厅新闻局的记者会“剧本”上有“出场顺序”，早就写得一清二楚了，包括吴小莉的“一身红装”，也是写在“剧本”里的。 就像所有的剧场表演一样，总理记者会这“剧场演出”，偶尔也有“小穿帮”。有一次，记者会主持人按照脚本念，第几排那位穿深色西装的先生请提问，结果是一个身穿白衬衫的外国记者站起来回应。原来，那天天热，这位记者把西装脱掉了；而主持人点名之前忘了先看一下，于是，站起来的人所穿衣服跟脚本上写好的不一样。如此之“剧场演出”，其中之假，中国记者当然不敢揭穿；外国记者则害怕失去驻京机会，也会十分配合。 很多“跑龙套”的记者认为，中国的总理记者会越办越开放，会有记者问一些像总理的个人心境之类的问题，然后像温家宝就引古诗作答，显得既高雅又轻松。其实，那些内容都是脚本里事先写好的，并非总理出口成章。 三、总理记者会的“剧场演出” 编写总理记者会的“问答”脚本，始于第一次总理记者问答会，乃出于李鹏的需要。他是陈云、邓颖超等人提拔起来的技术官僚，在苏联接受过电力工程方面的技术教育；然而，李鹏不但完全不懂市场经济，连计划经济的概念和词汇都不懂。陈云安排此人担任总理，正是看重他不懂经济的特点，这样就可以让陈云的亲信、保守派副总理姚依林实掌经济大权，从而按照陈云的意图，捍卫计划经济制度。 由于李鹏比较笨，反应慢，他怕记者自由提问时会答不出来或讲错话，所以记者问答会，就变成了事先安排好的总理与记者一起“登台”的“演出”。此“演出”事先要“彩排”，其具体程序是，会前由外交部新闻司选几家中共官媒记者和外国记者，事先让记者把问题交上去；由外交部和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修改好记者提问的问题后，再把改过的问题发回给记者；同时，按照这些中央领导机关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给总理准备好回答的脚本。 记者问答会召开时，被指定的记者要坐到事先规定好的某排之特定位置，穿好事先商定颜色的服装。记者问答会的主持人则按照预先拟定好的提问顺序，假装从许多举手提问的记者当中，指定某排某位置穿某个颜色西装的中国或境外记者提问。被内定安排的那个记者被点到之后，就乖乖地照事先被官方修改好的问题来提问。而总理则按照桌子上放着的答问脚本，假装即兴答问。 李鹏之后的总理们可能觉得，自己不像李鹏那么笨，不愿意完全照稿“演”，有时会即兴发言，讲几句脚本上没写的话。这样一来，对外国记者来说，新闻就来了；即兴讲的话里，可能找得到写新闻的由头。面对“铁桶般封闭”的中共高层，外国记者当然非常看重这样的机会，因为，总理答问中的即兴讲话，毕竟是一个了解中共高层政治的难得之“窗口”。 四、“最高权力机关”被下属指挥 如果说，人代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只是一场假戏真作的“剧场演出”，那人代会本身就更是不折不扣的“剧场演出”了。而全国人大的“剧场演出”过程中，还体现出“权力”的颠倒。 笔者在这里写的最高权力机关被颠倒的“权力”，首先是指，少数被上面圈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其次，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其实也没有权力，指挥他们的，实际上是名义上为他们服务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因此，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是掌握在全国人大下属的办公机构手里的。 每年一度，中共会召开所谓的“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大会。全国人大有所谓的参政议政任务，全国政协只不过是陪衬，让政协委员们发表一点不痛不痒的意见，提一点无伤大雅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只开一次全体大会，为期约一到两周，自然无法经常行使其功能；因此，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们，每两个月左右开一次会，真正经常议论国事的，其实是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名义上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常务机构是人大常委会；但事实上这两个机构都不能自我做主，而人大常委会名下的办公厅，其实才是真正的管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门。 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厅实际上不是听命于人大常委会委员们的集体意志，而是直接听命于中共中央。除了中共中央通过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达人代会或人大常委会按期通过某项法律的指令，国务院分管的业务，从来都是每年人代会时，拿总理工作报告、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最高检、最高法的报告来，让人大代表同意而已。 人代会和人大常委会并没有正式的质询程序。对这些报告，人大代表开会时，名义上是分组审议，但代表们发言中往往都会说，学习了总理工作报告，有哪些体会。所以，人代会开会必然是沉闷的，外国记者找不到新闻。 从本质上讲，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其实也像总理的记者问答会一样，从来都是按照办公厅事先编好的“脚本”，中规中矩地扮演“政治演员”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不仅是中共手里的“橡皮图章”，甚至这些代表们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手里的“橡皮图章”。因此，外国媒体就算能采访到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很难获得什么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五、中共拉下“铁幕”是“刺猬战术” 中国每年的人代会，包括总理记者会，既然本来就像一场排练过的“剧场表演”，其实新闻价值不大，那为什么外国记者还是特别期待呢？因为，总理记者会总算是一个“封闭房子”里唯一的“窗口”，而且一年只开一次。即便外国记者问不出什么想知道的答案，但至少这“窗口”还会打开；而打开“窗口”本身的象征意义是，中共或许还不至于取消赵紫阳“提高领导机关活动开放”这个说法。尽管从李鹏开始，这个“开放”就变了味儿，记者们唯一的指望，只能是总理们的即兴讲话。 然而，今年习近平把这个“窗口”关掉了，这个举动表明，中共要对外取消极为有限的所谓“透明度”，相当于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拉下了隔离中国的“铁幕”，恢复“铁板一块”的共产党统治。赵紫阳当年的“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其本意是为了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那这一次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中共面对的时势变了，中共感觉到“透明度”伤到自己了。 中国面对的局势之变，起源于中共2020年初点燃的中美冷战。自此，多年的“韬光养晦”结束了，而张牙舞爪、对外树敌、破坏国际秩序和东亚和平的真面目暴露出来了。这样，中国的国际关系便日益恶化，不需要、也不可能继续戴着“熊猫”面具了。 而美国作为中美冷战中被中共瞄准的假想敌，不得不开始加紧备战，同时不断升级对中国的晶片制裁，以便阻止中共提升军用装备的高科技能力；美国还在进一步防堵中共继续盗窃美国的各项技术的明里暗里的花招，防范中共的黑客对美国民用供水、供电系统的入侵。 中共领导人、中国军方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些反制措施就是所谓的“冷战程序（cold war protocol）〞，是在美苏冷战时代的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经验。对美国来说，重新启用这套程序，并不复杂；比较难一点的是，如何引导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调整布局，实现多元化和分散化，避免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拘束了美国的战略决策。 从中共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挑衅开始，到中共高调宣布，要占领南海的大部分公海，用作对美发射洲际核导弹的“深海堡垒”，它自以为得计，是所谓的“东升西降”。其实，这样的动作，下意识里全都是套用苏联当年在苏美冷战中玩过的把戏，只是换了个地理空间罢了。 中共显然对“冷战程序”非常陌生，它根本就没想到，点燃冷战之后，会要面对美国的“冷战程序”，因此也就毫无准备。一开始，中共是在中美高层外交官的谈判桌上厉言训话；同时又加快航母舰队的建设，升高武力对抗的态势。这是毛泽东当年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当中用过的策略。然而，老毛的套路早就过时了，行不通了，其中的道理，我以后再找机会说明。 随着美国加快“冷战程序”的实施，中共感觉到了明显的压力，于是就本能地采用了国际政治上的“刺猬战术”，即“团成一团，以一身刺来防范”，拉下“铁幕”就是“刺猬战术”的典型操作。 六、躲在“铁幕”的背后 “铁幕”这个词是美苏冷战时代的历史名词；而在亚洲，美苏冷战时期对应于铁幕的名称是竹幕。所谓的“铁幕”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政治上对西方的高度封闭，同时收紧边境的自由出入，军事上则与西方展开持续的军备竞赛。铁幕的真正功能是，蒙住共产党国家民众的眼睛和耳朵，捆住他们的脚，苏联集团就是这样来维持统治的。其实，可以讲，共产党国家面对自己点燃的冷战，它也有“冷战程序”，那就是拉下“铁幕”，同时加紧扩军备战。因此，冷战一旦开启，就不会中止，因为双方的核威胁始终存在。 二战后的德国，按照盟军各国的协议，分别由苏、美、英、法四国驻军占领。当时，苏联占领区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而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则组建了跨占领区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于是就形成了东德和西德两大块。德国旧都柏林市也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西柏林的周围被东德所包围。 本来，这样的行政划界并不必然造成东德和西德之间、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隔绝，因为战后在东西德之间、东西柏林之间，边界是开放的。但很快就有大批住东德的人，因为向往西德和西柏林的民主自由，移民到西德和西柏林去了。留在东德的技术和文化精英越来越少，象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父亲特地从西德搬到东德去住，那是少数。 为了阻止东德人的逃离，苏联当年拉下“铁幕”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修筑柏林墙。东德修筑了柏林墙，再把这样的边界隔离设施延伸到东西德之间所有的边界上。但这仍然挡不住东德人逃往西德，如果去参观柏林墙博物馆，就可以看到，东德人被柏林墙挡住以后，挖空心思，想了各种办法外逃，有造气球载人飞过去，有挖地道钻过去的，还有从界河的水下潜水游过去的。 就这样，苏联集团和西欧国家的边界上，出现了铁丝网、地雷带和机枪自动射击带，岗楼林立。这一切全都建在东德边界靠内的一侧，目的是防止东德人外逃。而西德这一侧，则没有围墙、关卡，更没有哨兵或地雷阵。我多年前曾接受本台的采访，并在视频节目中提供了一些东德边界和柏林墙的照片。 从此，苏联集团的民众再也不能自由出入了，当局还用电讯干扰西欧的广播节目，查禁来自西欧的出版物，既封锁资讯外传，也防范外部资讯传入。美苏冷战时期，亚洲的共产党国家与非共产党国家之间，人员往来和资讯流通也基本上断绝了。中共虽然保留了一个窗口香港，但民众除了偷渡，无法进入香港，中国境内也基本上很难获得外部资讯了。 中共会为了生存而改革开放，但一旦遇到困境，它一定会拉下铁幕，隔离内外，以图存活。因此，改革开放并非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中共拉下“铁幕”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会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对立。面对一个躲在铁幕背后龟缩着的红色政权，国际社会了解它的难度会大大增加，但铁幕内的政权之存活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当年苏联的“铁幕”围墙最终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放弃了冷战；另一个原因则纯属偶然，东德共产党当局一时口误，开放了柏林墙，马上东德人就冲到西德去狂欢，东德便垮了，然后其他东欧的红色政权也垮了。铁幕救得了共产党政权一时，却救不了共产党政权长久，这就是历史事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