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2024年即將過去，世界正在高速驟變，川普回歸全力改造美國，烏克蘭與中東兩場戰爭仍在持續，敘利亞獨裁政權一夕崩解，尹鍚悅遭到彈劾停職，而在中國，習近平整天忙著開會指明方向，兩個月內出台一系列的刺激方案，希望為低迷的中國經濟找到活路。 上一周，九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敲定了來年經濟的大方向，11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聚焦具體方案的部署，然而引頸期盼的中國股民，卻兜頭對習近平潑了一盆冷水，深滬、香港股市重挫超過2%，這說明了中共一連串的利多話術，已經產生了抗藥性。 中國的政治話語體系，充斥晦澀玄乎的辭彙，所謂「加強超長規逆周期調節」、「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云云，都是空洞的形容詞，缺乏可靠的科學數據，不管企業或個人，都只能憑想像力腦補，用白話來說，就是政府大量舉債，投入無效益的面子工程，央行則無節制的無錨印鈔，其最終結果，一定是貨幣貶值帶動惡性通脹。 綜合各方腦補得出的結論，習近平救經濟的妙策，可以總結出一個套路，那就是要搞大水漫灌，企圖掩飾結構性矛看累積的弊病，而這個套路，其實早在習近平上台後，就已開啟了無錨印鈔模式，一發不可收拾了。 中國的GDP規模號稱120兆人民幣，外匯存底約3.2兆美元（約23兆人民幣，下同），2023年中國財政收入約21.6兆，公共支出約27.4兆，赤字預算約5.8兆，佔GDP的4.8%，還在可控的範圍。然而，到2024第三季為止，財政收入巨幅滑落，公共支出卻有增無減，這迫使地方政府加強非稅收入盤剝，在人民身上拔毛，甚至以跨境執法、遠洋撈捕、合法搶劫，搞得怨聲載道民不聊生。 為了解決入不敷出的難題，習近平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大量印鈔放水，簡單說就是財政部大發超長期國債，央行印鈔認購，然後低利放水給商業銀行，而銀行又把資金投入國債套取利差，根本沒有流入實體經濟活動運行，資金經過一輪擊鼓傳花的遊戲，最終還是要由人民賣力工作繳稅來買單。 可憐的中國人民省吃儉用幾十年，家庭財富七成套在房市泡沫上，2020李克強爆料中國有６億人月入不過一千元，經過疫情蹂躪三年之後，經濟學者李迅雷最近在〈第一財經〉發表文章，題為「上山容易下山難」，引述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調查數據指出，2021年中國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口約為9.64億人。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年收入不足9180人民幣為貧困人口，習近平不管印了多少鈔票，都與這9億多人無關。 歷史經驗證明，毫無節制的印鈔和野蠻加稅，是朝代覆亡的兩大徵兆，高盛估計中國地方債超過95兆人民幣，如果加計企業及家庭負債，2023年中國的債務規模約為GDP的2.87倍，人行再放水十兆，將近十億人民卻仍然窮得響叮噹，這個政權離崩解大概就不遠了，阿薩德統治下的敘和亞就是前車之鑒。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2024年即將過去，世界正在高速驟變，川普回歸全力改造美國，烏克蘭與中東兩場戰爭仍在持續，敘利亞獨裁政權一夕崩解，尹鍚悅遭到彈劾停職，而在中國，習近平整天忙著開會指明方向，兩個月內出台一系列的刺激方案，希望為低迷的中國經濟找到活路。 上一周，九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敲定了來年經濟的大方向，11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聚焦具體方案的部署，然而引頸期盼的中國股民，卻兜頭對習近平潑了一盆冷水，深滬、香港股市重挫超過2%，這說明了中共一連串的利多話術，已經產生了抗藥性。 中國的政治話語體系，充斥晦澀玄乎的辭彙，所謂「加強超長規逆周期調節」、「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云云，都是空洞的形容詞，缺乏可靠的科學數據，不管企業或個人，都只能憑想像力腦補，用白話來說，就是政府大量舉債，投入無效益的面子工程，央行則無節制的無錨印鈔，其最終結果，一定是貨幣貶值帶動惡性通脹。 綜合各方腦補得出的結論，習近平救經濟的妙策，可以總結出一個套路，那就是要搞大水漫灌，企圖掩飾結構性矛看累積的弊病，而這個套路，其實早在習近平上台後，就已開啟了無錨印鈔模式，一發不可收拾了。 中國的GDP規模號稱120兆人民幣，外匯存底約3.2兆美元（約23兆人民幣，下同），2023年中國財政收入約21.6兆，公共支出約27.4兆，赤字預算約5.8兆，佔GDP的4.8%，還在可控的範圍。然而，到2024第三季為止，財政收入巨幅滑落，公共支出卻有增無減，這迫使地方政府加強非稅收入盤剝，在人民身上拔毛，甚至以跨境執法、遠洋撈捕、合法搶劫，搞得怨聲載道民不聊生。 為了解決入不敷出的難題，習近平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大量印鈔放水，簡單說就是財政部大發超長期國債，央行印鈔認購，然後低利放水給商業銀行，而銀行又把資金投入國債套取利差，根本沒有流入實體經濟活動運行，資金經過一輪擊鼓傳花的遊戲，最終還是要由人民賣力工作繳稅來買單。 可憐的中國人民省吃儉用幾十年，家庭財富七成套在房市泡沫上，2020李克強爆料中國有６億人月入不過一千元，經過疫情蹂躪三年之後，經濟學者李迅雷最近在〈第一財經〉發表文章，題為「上山容易下山難」，引述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調查數據指出，2021年中國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口約為9.64億人。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年收入不足9180人民幣為貧困人口，習近平不管印了多少鈔票，都與這9億多人無關。 歷史經驗證明，毫無節制的印鈔和野蠻加稅，是朝代覆亡的兩大徵兆，高盛估計中國地方債超過95兆人民幣，如果加計企業及家庭負債，2023年中國的債務規模約為GDP的2.87倍，人行再放水十兆，將近十億人民卻仍然窮得響叮噹，這個政權離崩解大概就不遠了，阿薩德統治下的敘和亞就是前車之鑒。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召開會議，當中指出明年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國領導人在這場會議發出訊號，明年將採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來提振內需。 報導指出，會議承諾明年將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還誓言要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提振內需，穩定房地產市場。 報導分析，這場會議代表10多年來中國決策者在貨幣政策立場上的首次轉變，從「穩健」轉向「適度寬鬆」，暗示2025年將頒布更多貨幣寬鬆政策。 報導進一步指出，經濟學家表示，會議提到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表明，中國政府可能會在明年3月的人大會議上安排更高的財政赤字率。新華社日前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表示，中央財政明年還有比較大的舉債空間和赤字提升空間。 在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根據官方的通稿表示，中國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將順利完成。報導說，這表明中國最高領導層相信，中國2024年約5%的經濟成長目標將會實現。 報導指出，隨著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即將上任，中國正在為貿易緊張局勢升溫做準備。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的會議召開幾天後將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預計屆時中國領導人將確定政策重點並討論明年的經濟成長目標。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召開會議，當中指出明年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國領導人在這場會議發出訊號，明年將採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來提振內需。 報導指出，會議承諾明年將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還誓言要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提振內需，穩定房地產市場。 報導分析，這場會議代表10多年來中國決策者在貨幣政策立場上的首次轉變，從「穩健」轉向「適度寬鬆」，暗示2025年將頒布更多貨幣寬鬆政策。 報導進一步指出，經濟學家表示，會議提到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表明，中國政府可能會在明年3月的人大會議上安排更高的財政赤字率。新華社日前在一篇評論文章中表示，中央財政明年還有比較大的舉債空間和赤字提升空間。 在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根據官方的通稿表示，中國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將順利完成。報導說，這表明中國最高領導層相信，中國2024年約5%的經濟成長目標將會實現。 報導指出，隨著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即將上任，中國正在為貿易緊張局勢升溫做準備。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的會議召開幾天後將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預計屆時中國領導人將確定政策重點並討論明年的經濟成長目標。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中國最高級別的年度經濟會議。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12月8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重點討論了2024年經濟工作，這意味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在即。 按照慣例，中國每年12月上旬或中旬會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系統部署下一年經濟政策和經濟工作任務。 自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全球化不斷深入，中國的這個年度壓軸經濟大會一直是最受外界關注的會議之一。 然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加受關注，因為： 中國經濟下行波及全球，全世界都翹首關注北京將出台哪些刺激舉措復甦經濟。 原本能供外界感知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風向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看似今年異常缺失。（12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依舊未宣布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 以下是有關這次經濟大會你需要了解的信息。 什麼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中國最高級別的年度經濟會議，判斷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一年經濟工作任務，為來年經濟政策定下基調。 由中共總書記主持，國務院總理髮表重要講話。中央及省級的黨、政機構官員與會。 每年12月上中旬舉行，極少數在下旬。持續2-4天。 在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後2-9天內召開，政治局會議因此被視作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定調會」。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閉門會議。閉幕後通常由新華社發布會議公報。 今年會議看點 中國經濟正面臨多項挑戰：歷史性規模的房地產危機、影子銀行危機、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外資加速撤離、消費者信心史低、青年失業率史高、全球增長放緩以及與西方的地緣政治緊張，等等。 這些因素讓中國經濟深陷泥沼，新冠疫情後的經濟復甦速度和力度均遜於外界預期。中國政府已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但至今尚未扭轉態勢，反彈乏力。 近幾個月，中國人民銀行實施了小幅降息，並發放更多現金以支持經濟增長。 10月份宣布將在年底前增發1萬億元國債支援地方政府。 由此，中國2023年預算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從原先的3%提升至3.8%——這是北京10多年來首次在「兩會」之外修改預算。 9月份宣布將降低首套和二套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要求，並下調存量房貸款利率。 9月份宣布提高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贍養老人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標準，減輕「一老一小」撫養贍養負擔等等。 不少經濟專家認為，中國的刺激舉措還遠遠不夠。甚至有專家認為，中國至今尚未出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刺激措施。 「（目前這些措施）只是權宜之計，」法國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首席亞洲經濟分析師姚偉對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表示。 「即使是這額外發行的1萬億債務，如果你把這個數字與房地產波動所造成的土地銷售收入損失相比較，這根本不夠，」她說。 與往年一樣，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闡明中國2024年度的財政、貨幣和各種產業政策。 背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政府干預經濟最主要的兩種工具。 財政政策：政府通過開支和稅收來影響經濟的政策。通常由稅收政策、財政支出政策和預算政策組成。 擴張性財政政策：又稱積極的財政政策或者寬鬆的財政政策，即通過增加政府支出來增加社會總需求。常用於經濟蕭條、內需疲軟時期。 緊縮性財政政策：通過減少政府支出來降低社會總需求，常用於經濟過熱致通貨膨脹時期。 貨幣政策：中央銀行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來影響經濟的政策。 擴張性貨幣政策：又稱積極的貨幣政策或者寬鬆的貨幣政策，即增加貨幣供應，利率降低，通常用於經濟蕭條、通貨緊縮的時期。 緊縮性貨幣政策：削減貨幣供應，利率升高，常用於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的時候。 風向：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2024年經濟工作 12月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定調會」。24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在會議上稱，中國將在明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中國官媒新華社發布的政治局會議公報中說。 會議的總體基調與外界先前的猜測一致，即中國明年將設立更積極的經濟增長目標和經濟刺激舉措。 「會議措辭更加重視發展，意味著防範風險置於次要地位，經濟增長更為重要，這對經濟來說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彭博社周五對政治局會議的報道中說。 對比稍早的表述，有何變化—— 貨幣政策刪除「有力」一詞 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穩健的貨幣政策精準有力。」 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 財政政策增加「適度」一詞 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貨幣政策措辭中去掉「有力」一詞暗示著北京對於全面的刺激措施將採取更謹慎的態度，更倚重針對性局部發力的刺激工具。澳新銀行資深中國策略師邢兆鵬告訴彭博社，中國明年降息和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幅度可能會小於2023年。 經濟學家預測2024，且看會議釋放何種信號 GDP增長率：仍維持在5%，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等機構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朱民均如此預測，彭博社報道說。但考慮到中國2022年因嚴厲清零措施等因素導致經濟基數低，所以明年要在2023年的基礎上實現5%的增長率，其實是一個更高的目標。 財政赤字與GDP比率：從3.8%進一步提升至4%，摩根大通如此預測。因為中國明年預計將持續發行更多債券支持經濟，擴大內需。 貨幣政策：相對寬鬆。「中國央行很可能需要維持相對寬鬆的貨幣和流動性狀況，以適應相對寬鬆的財政政策環境，」彭博社援引牛津經濟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路易·盧的簡報報道說。 中國人民銀行的具體措施可能包括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政策利率。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能夠讓金融機構有更多資金購買政府債券。中國人民銀行也可能再次啟用抵押補充貸款，即央行向商業銀行以抵押的方式提供利率優惠、期限較長的大額貸款。中國央行過去多次開放抵押補充貸款以支持金融機構向房地產等大項目提供資金。 房地產政策：為防止房市崩塌，北京可能支持進一步放鬆購房條件，進一步資助社會保障性租賃住房項目以及翻新和建設內陸城市等等。習近平11月底考察上海市時，曾到訪閔行區新時代城市建設者管理者之家了解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情況，被外界視為中央將對此類項目釋放更多支持的信號。
就當前經濟形勢以及深層次的經濟結構問題，我提出十個問題，與經濟學界、廣大社友共探討。 一問：當前經濟核心問題是總需求不足，總需求不足到底是投資需求不足，還是消費需求不足？ 總需求作為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分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但是，中國宏觀經濟學家以及宏觀政策高度重視投資需求，而容易忽視消費需求。歷史上，幾乎每一輪總需求不足，都是通過刺激投資來處理的。 凱恩斯在其《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的經典解釋是，以政府「投資誘導」促進私人投資需求復甦，帶動家庭收入及消費增長，最終燙平經濟周期【1】。若國家自由市場中，競爭性政府的債務和貨幣受剛性約束，逆周期調節政策可以作為私人用品納入經濟學的一般解釋。 但是，當下軟約束時代，公共債務與投資過度擴張，推動名義價格上漲，難以提振家庭的有效需求和真實收入，反易造成通脹、債務風險和資源浪費。弗里德曼用真實價格、盧卡斯用理性預期理論揭穿了這層面紗。 實際上，總需求不足，表面上是投資需求不足，根本上是消費需求不足，更準確說是普通家庭購買力不足。投資擴張最終依靠消費來化解，不管是外需還是內需。當出口下降、內需疲弱，大規模擴張投資的結果是產能過剩、價格下跌、經濟下行、債務高企。消費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消費還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因此，當下解決總需求不足的核心矛盾，關鍵不在繼續刺激投資，而是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費需求。 二問：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到底是在擴張，還是在收縮？ 今年一季度社融開門紅、信貸創紀錄，宏觀經濟政策表面上是擴張的，但在市場上的實際效果卻是收縮的。從兩個指標來判斷： 指標一，利率下降速度跑輸通脹率，即利率下降幅度比通脹率下降幅度更小，相當於真實利率上升、貨幣收縮。 今年，中期借貸利率沒有下降，LPR也沒有下降，但是CPI快速下降，下降了2個百分點左右，真實利率不僅沒有下降反而上漲，相當於加息1-2個百分點；真實融資成本反而增加，真實償債負擔、房貸壓力反而增加。可見，今年的貨幣政策表面上是擴張的或結構性是擴張的，但是在市場中實際效果是收縮的。 通常，通脹稀釋債務，實際償債下降，而通縮推高償債負擔和融資成本。一般，美聯儲抗通脹，聯邦基金利率要跑贏通脹率；抗通縮，則相反操作。弗里德曼在其《美國貨幣史》中論證了大蕭條蔓延的原因：不是凱恩斯所說的流動性陷阱，而是美聯儲實施了錯誤的貨幣政策——加速收縮貨幣供給【2】。 美聯儲過度緊縮政策「額外」地加劇了流動性緊張，加速價格下跌，增加償債負擔，惡化債務風險，導致正在艱難出清的市場陷入歐文·費雪的「債務-通縮螺旋」。 指標二，財政支出增長速度跑輸GDP ，即廣義財政支出增速比GDP 增速更低，說明財政在收縮。 去年，GDP同比增長3%，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同比增長6.1%，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同比下降2.5%，廣義財政支出增速還是跑贏了GDP增速，體現了逆周期調節的特點。 今年一季度，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同比增長6.8%，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同比下降15%，廣義財政支出增速只有0.6%，遠低於同期的GDP同比增速4.5%。5月末，專項債發行規模約1.9萬億，發行進度50%，低於去年同期的56%。5月城投債凈融資額轉負，進入收縮區間。 以上兩個指標說明今年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表面上在擴張，但在市場上的實際效果卻是收縮。核心問題是，決策者對當下的經濟復甦界定為順周期還是逆周期。若逆周期，是否繼續擴張投資，還是調整思路？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當前低通脹、高利率反推真實利率和債務負擔反升，需要避免正在艱難出清的市場陷入「債務-通縮螺旋」。 三問：今年宏觀經濟政策擴張受約束，到底過度舉債問題，還是難以納入經濟學一般性原理解釋的問題？ 今年社融開門紅，投資卻弱開局。前4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明顯弱於往年同期，同時投資的拉動作用明顯下降。 當前，政府投資受多重約束：一是地方政府債務；二是房地產泡沫風險和債務風險；三是出口下降和家庭購買力不足；四是上游產能過剩；五是人民幣匯率快速下跌。 在多重約束之下，財政和貨幣擴張呈現兩大特點：一是流動性陷阱，大量貨幣在銀行里空轉；二是公共支出乘數效應下降，不少債務融資借舊還新。 辜朝明在其《大衰退》中指出，當資產負債表衰退，貨幣政策失效，財政需發力【3】。當前，LM曲線斜率趨平、右移惰化，但債務投資為主的財政擴張受約束，宏觀經濟政策擴張力度明顯下降。 宏觀經濟政策受多重約束、效果下降，是施策中過度舉債務問題、經濟結構問題，還是難以獲得經濟學基本原理支撐的問題？ 四問：當前這輪價格下跌，是上游原材料市場出清所致，還是下游家庭消費需求和購買力不足？ 這輪從上游到下游的價格下跌正衝擊而來，導致整條產業鏈利潤下降，抑制了投資信心恢復。企業忙著清庫存、出售虧本業務、甩賣劣質資產、修復資產負債表，減少貸款、投資和僱傭，進入「白忙」模式。這是今年投資疲弱、就業不振的原因之一。 這輪價格下跌的原因：上游原材料市場出清與下游普通家庭消費不足構成雙重「夾擊」。前者是投資刺激所致的短期因素，後者是家庭購買力不足積累的長期因素。 每一輪刺激政策退潮後，經濟便進入價格下跌周期。當前這輪價格下跌源自全球疫情刺激政策：刺激性政策並未增加家庭的真實購買力，而價格扭曲引致企業過度投資、產能過剩。去年四季度開始，外需出口回落，國內需求又無法消化產能，企業主動降庫存、價格出清。 這輪價格下行周期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家庭購買力長期不足積累的消費需求疲弱。 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通脹率，更能反映普通家庭的真實購買力。核心通脹率近一年沒有超過1%，5月份只有0.6%，說明家庭購買力不足。 今年消費復甦呈口紅效應和分化效應：需求彈性弱的日常消費、低價消費反彈，需求彈性強的可選消費、大類消費依然低迷。家庭收入和失業沒有明顯改善，日常消費和旅遊消費搶佔了家庭購買力，汽車、手機、家電等大類消費更難。 只有提振家庭收入及購買力，才能徹底走出價格下行周期。 五問：長期低通脹格局與廣義貨幣快速增長是否構成矛盾，對國民經濟是好是壞？ 廣義貨幣近十年增加170萬億，近三年增加80萬億，貨幣投放持續加速，但GDP逐步減速，CPI維持低位波動，核心通脹率呈疲軟態勢。CPI近十年均在2%上下小幅波動，核心通脹率近三年未超過1.5%，與PPI、GDP走勢相關性明顯走弱。 這種長期穩定卻未充分反饋經濟周期的價格，對國民經濟與消費福利是好是壞？ 弗里德曼在其論文《貨幣數量論—重新表述》中重新論述貨幣數量論，此後他大量分析美國金融歷史數據後得出結論：長期來看，貨幣供應量決定了物價水平。其對通脹的通俗解釋是「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4】。 不過，美國2008年-2019年、日本1990年-2022年、中國2012年-2023年，大規模貨幣擴張與長期低通脹格局共存，貨幣主義遭受挑戰。其實，只需將貨幣供應量調整為貨幣流通量，一切皆可解釋。 涓滴效應和反向涓滴效應失靈，到底是科斯定理、經濟學的失敗，還是現實經濟的失靈？ 貨幣供應量擴張與長期低通脹格局的背離，說明經濟結構性日趨固化。大量貨幣在流入金融、房地產、基建等結構性市場，資產價格通脹或資源浪費，而下游消費市場、家庭部門成為貨幣匱乏部門，長期緊縮。這就是結構性通脹（通縮），投資部門通脹，消費部門緊縮。 所以，長期貨幣擴張下的低通脹格局，經濟結構趨於固化，價格機制趨於鈍化，而價格不張則易弱化對供需的調節，無法警示與調節風險。只有打破貨幣、財政、產業體制及其政策構築的貨幣「藩籬」，才能充分釋放價格活力與貨幣力量。 六問：只有救房地產才能救經濟嗎？ 房地產周期似乎決定著經濟周期。拯救房地產意味著拯救家庭資產、地方債務和私人投資，降低銀行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宏觀經濟過度衰退。 但是，房地產泡沫和債務風險巨大，刺激性政策只會押後然後快速放大風險。如此，房地產陷入救與不救的「兩難」境地。 有人試圖找新產業、新市場，如新能源、新製造、新基建，替代房地產來托舉與拉動國民經濟。 其實，房地產市場陷入「兩難」，本已說明問題。試圖將資源集中在一個產業以帶動經濟狂奔、資產膨脹，此產業思維乃計劃思維。若找到第二個替代產業，狂奔幾年後定然也是債務高企、進退失據。 實際上，最大的市場是消費市場。若家庭可支配收入佔比提升至80%，以14億人之購買力，足以拉動大量產業快速增長，消費福利和經濟規模均大增。國民經濟便從房地產是解脫出來，進入內生動力的正反饋、正循環。 換一個思路，從計劃經濟到自發秩序，一切闊然開朗。 七問：這輪人民幣匯率下跌對降息操作的影響有多大，是增加風險還是釋放風險？ 今年人民幣匯率快速下跌，其原因是內外金融周期不同，利差擴大推動資本流動。那麼，這輪人民幣貶值是否對市場期盼的降息操作產生影響？ 今年以來，通脹率下跌2個百分點至零附近，而存量房貸利率並未下降，市場利率下降速度跟不上通脹率，這意味著市場真實利率上升、償債成本上升。價格下行周期疊加真實利率上升，債務-通縮螺旋機制或得以強化。 通常央行需降息應對之，然而利率按兵不動，是否有降息拖累匯率的擔憂？如今，是擔心人民幣貶值，還是升值？ 東亞模式的歷史經驗顯示，在國家轉型早期，國內資本匱乏，資產價格低迷，政府選擇壓低匯率價格以吸引投資、刺激出口。當國家逐步接手「世界工廠」，國內資本日漸富餘，甚至央行外匯占款和商業銀行信貸軟約束引致資本過剩，資產價格膨脹，並在特定的匯率機制中累積成「堰塞湖」。而原本低匯率刺激出口的模式，反成了資本外流與泄洪的風險因子。當匯率被動快速下跌時，降息降準的外部空間被壓縮。於是，特定機制下的匯率陷入「兩難」。 可否效仿日本央行：放棄保匯率或將匯率風險置於債務風險之後，堅持寬鬆到底和財政赤字貨幣化，以提振需求和刺激出口，避免宏觀經濟陷入「債務-通縮螺旋」、金融市場出現「戴維斯雙殺」。 去年，日本金融遭遇美元大漲和石油危機的雙核衝擊，日元匯率崩潰式下跌；今年，在經歷山窮水復後，似有柳暗花明之勢，持續貨幣「輸血」最終得以提振通脹，日股開啟牛市。 然而，中國今日之金融條件，與日本完全不同。 在泡沫危機、亞洲金融危機、互聯網泡沫危機三輪暴力去槓桿、極限擠泡沫後，日本央行在資產價格超低周期中開啟量化寬鬆和負利率之「魔盒」。同時，日本在90年代末實現了匯率自由化。此後，日元匯率作為一種有效的國際價格機制，持續地調節國際收支，不斷地釋放寬鬆政策累積的資產價格風險。 當前，中國處於資產價格與債務之巔峰，非自由匯率並未有效地警示與釋放風險，若放棄保匯率而大規模降息，以保債務、保資產與保增長，後果可能是股債匯樓「四殺」。 那麼，匯率約束到底是好是壞？是增加風險還是釋放風險？ 蒙代爾在其論文《固定與彈性匯率下的資本流動與穩定政策》中闡釋了開放條件下貨幣與財政之策【5】，後被克魯格曼概括為「不可能三角」。但「不可能三角」誤人不淺。從價格理論來看，「三選其二」為偽命題，浮動匯率機制可以更有效地警示、釋放和調節資產累積風險，同時約束貨幣和財政過度擴張。 所以，匯率「兩難」格局，如地方債、房地產，既增加了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風險性，又增加了其迫切性。 八問：A股長期過度「穩定」，到底是股票市場本身的問題、以商業銀行間接融資為主體的金融市場的問題，還是宏觀經濟基本面的問題？ 與美國股市明顯的周期性不同，A股更多體現結構性。那麼，A股到底是充分反映了基本面，還是一直走「獨立行情」？ 其實，當經濟基本面進入景氣周期時，A股對這一信息並未充分反饋，周期性波動不大，但結構性頗為明顯；當經濟基本面進入非景氣周期時，A股相對有效地反饋這一信息，但仍存明顯的結構性。 其中的原因在於，最近十多年的名義經濟增長，部分源自宏觀政策層面從貨幣-財政-產業政策的資金傳導，進而形成結構性漲勢，股市最終呈現結構性的反饋。可見，A股還是能夠反映經濟基本面，只是其反饋的重點不在周期性上而在結構性上。 除了經濟基本面，A股的前景對金融市場化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股票上市、退市以及定價完全由市場做主，投資者「用腳投票」。全面註冊制改革旨在將選擇權、定價權下放到市場，而這次改革的難點在於如何實現交易所的市場化。 當前金融市場以商業銀行、間接融資為主，投資銀行、直接融資較弱。這種金融市場是否有利於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提升經濟效率？ 作為一種重要的直接投融資市場，股票市場一邊為中產家庭提供理財渠道，另一邊為企業尤其是技術企業提供直接融資渠道。股票市場、投資銀行以及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難題，與當前的金融市場結構是否有關係？能否在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之間，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實現更加充分的金融競爭？ 九問：強投資、強出口經濟模式為何沒有轉化為「強消費」，該經濟模式還能否延續？ 以日韓為代表的東亞模式，一條成功的經驗是，以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吸引外資和技術，發展出口製造業，通過出口創匯獲得更多資本，國內資本逐步從匱乏到富餘，家庭收入提高、消費福利提升，最終構築形成經濟的內生動力與內外一體化。 薩繆爾森在其《國際貿易和要素價格均衡》等多篇論文中，基於赫克歇爾、俄林的研究進一步論證了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薩繆爾森認為，只要存在產品價格的差異，兩國就會繼續開展貿易，但最終的結果將是兩國產品價格、生產要素價格相等【6】。 林毅夫藉此理論推測，只要持續對外貿易，國內資本逐漸富餘，中國勞動力價格與美國趨於均等化，家庭收入逐步跟近美國。 改革開放前二十年，中國資本匱乏價格高，勞動力豐富廉價，美國則相反，資本富餘廉價、工資高，要素價格差驅動兩國貿易，美國對華投資，中國對美出口。結構性的要素均等化確實在兩國之間發生。隨著外資與外匯大量進來，國內資本快速富餘，與美國資本價格趨於均等化；同時，國內勞動力價格有所提高，與美國工資收入差距在縮小。 然而，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勞動力價格均等化的速度，遠低於資本均等化的速度。換言之，資本快速增長為何沒能推動家庭收入快速增長？ 該理論建立在要素完全自由流通的基礎上，相當於假設交易費用為零。交易費用越低時，出口創匯帶來的財富增量，轉為勞動者工資、家庭收入和消費福利就越多。在2001年到2008年貿易騰飛的時代，這個趨勢頗為明顯。 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中斷了這一趨勢。此後三輪擴張性的刺激政策，以及上游非競爭性資源型經濟體和下游銀行、電力、電信等基礎服務經濟體，愈加強化了固定資產投資和貨幣市場的結構性。 如此，強出口換取豐富的資本以及貨幣擴張創造的名義貨幣，大量轉化為固定資產投資，更少流入家庭部門和消費領域。當家庭收入增長速度跑輸資本擴張的速度，「強投資、強出口」無法轉化為「強收入、強消費」，經濟內生動力和家庭消費福利不足。 數據顯示，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在43%左右，近些年略有下降，低於全球平均水平60%。其中，美國超過80%，成功轉型的日本接近60%。 如今，宏觀經濟依然是強投資、強出口與弱消費的結構。投資佔GDP的比重超40%，遠高於國際普遍水平的20-30%；消費佔比只有50%多，低於國際普遍水平的70-80%。 所以，調整經濟結構，從強投資轉向強消費，將強出口換取的富餘資本、無效投資節省的大量資本轉移到家庭部門和消費領域，是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十問：走出當前宏觀經濟困境的有效辦法，是繼續實施以投資刺激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現在的宏觀經濟政策到了十字路口上，是時候考慮改變宏觀經濟政策的思路。 基於「強投資、弱消費」的經濟結構性，以及擴張性政策強化的杠杠率與弱化的內生性，建議啟動國民收入計劃，實施一系列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費福利的微觀經濟政策，替代過去以投資刺激為核心的宏觀經濟政策。 國民收入計劃包括：一是通過國企利潤、增發國債、節省基建投資三種方式，直接給普通家庭無差異發放現金，考慮每年1萬億，連續三年；二是降低存量房貸利率；三是提高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給中小企業減稅，給低收入家庭提供稅收補貼；四是大力劃撥國有資產充實社保基金，大幅度提高農村家庭的養老金額度。 國民收入計劃，旨在短期內直接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緩解當前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而解決深層次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必須上升到制度改革層面。 當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貨幣、財政和產業政策上，是否降息、是否增發國債、是否拯救房地產，而忽視財政、貨幣以及經濟制度的改革。 布坎南在其著作《同意的計算》中，以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將人們對公共政策失效的關注點，從政策層面上升到公共選擇的過程、邏輯以及與之形成的制度【7】。換言之，與政策調整相比，更需要關注制度改革及其程序。不論從邏輯上，還是從歷史上，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靠改革開放。 例如，地方債務風險，是債務擴張性政策的結果，還是跟地方債務軟約束和銀行信貸軟約束有關？宏觀經濟政策收縮和過度的債務抑制政策，是抑制風險，還是可能誘發風險？ 地方債、房地產和匯率的「兩難」，說明政策空間更加狹小，亟需通過改革來突破。比政策調整更重要的、比「以時間換空間」更有效的是，啟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包括利率、匯率、土地、商業銀行以及國有企業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從間接稅轉向直接稅的稅收收入改革，從基建投資轉向家庭福利的財政支出改革，等等。 以上「十問」，拋磚引玉，旨在共同探討如何解決實際問題，以增進國民經濟、家庭收入及消費福利。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智本社）
據每日電訊報報導，澳聯儲最新的會議記錄顯示，如果Delta疫情惡化並導致澳洲經濟復甦遭受 「更重大的挫折」，它準備介入並採取更多措施支持經濟。 經濟學家表示，該聲明暗示澳聯儲將放棄下個月將其購債目標從每周50億澳元縮減到每周40億澳元。 澳聯儲董事會將於9月7日召開會議決定利率和購債規模。董事會成員表示，為幫助封鎖地區的企業和員工維持生計，聯邦和州政府的財政支持是 「更合適」的工具。但 「如果健康方面的壞消息導致經濟復甦遭受更嚴重的挫折，則準備採取行動」。 目前的病毒爆發和封鎖中斷了澳洲的經濟復甦進程，許多家庭和企業面臨困難。 澳新銀行周二(1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在截至周日（15日）的一周內，其客戶的銀行卡消費已經降至去年4月以來的最低水平，當時全國處於封鎖狀態。悉尼的消費額比大流行前的水平下降了27%，而墨爾本則下降了33%。 澳新銀行高級經濟學家Adelaide Timbrell表示，與去年不同的是，這次封鎖期間減少的支出並沒有被去年遠程工作的大規模支出所抵消。 然而，Timbrell女士說，她預計會看到「隨著限制放鬆，支出會再次出現高峰」，因為勞動力市場保持彈性，家庭儲蓄增加，人們手上的錢多了，儅他們可以重新進入商店時，就會增加消費。 澳聯儲預計在截至9月的三個月內澳洲GDP將出現1%的萎縮——遠遠低於德勤公司分析師現在預期的超過2.7%的GDP萎縮。 會議紀要還顯示，澳聯儲董事會成員判斷，隨著疫苗接種率的提高和限制的放鬆，今年年底活動的反彈將為 「2022年恢復強勁增長」鋪平道路。 澳聯儲預計，任何額外的債券購買都會在那個時候產生最大的效果，鑒於這些考慮，董事會重申了之前宣布的債券購買率的變化：也就是說，債券購買計劃將繼續根據經濟條件和健康狀況進行審查。 澳聯儲的「基準情景」假設是，大悉尼地區的封鎖將延續到9月底，但未來幾個月疫苗推廣加速將削減「封鎖的頻率和嚴重程度」。
總部設在瑞士的國際清算銀行表示，如果疫情之後經濟復甦停滯不前，世界各地的銀行可能會「措手不及」，因為它們已經註銷了去年的一些壞賬準備金。 據太陽先驅報報導，被稱為央行俱樂部的國際清算銀行（BIS）日前發布年度報告稱，圍繞大流行的經濟迷霧還沒有完全散去，全球疫苗接種計划進展 「不均衡」，而且有可能出現新的傳染波。雖然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將繼續面臨何時以及多大程度撤出刺激措施的抉擇，但關鍵是要使經濟激勵措施更有針對性。 BIS認為，三個因素是決定未來的關鍵——財政政策及其影響，特別是美國 「大手筆「的經濟刺激計劃；消費走勢，目前消費已經強勁反彈；潛在的信貸損失規模，因為眾所預期的破產潮尚未到來。 BIS在年度報告說：「未來不會如此整齊劃一，各個國家將經歷不同的變化。」 報告中提出了三種最可能的走出疫情的方案。 在中心方案中，復甦相對平穩，隨著消費的持續擴張，疫情穩步得到控制。 企業部門的損失仍然有限，部門之間的資源重新分配將順利進行，金融條件不會大幅收緊。 第二種情況是基於經濟更強勁的增長，通貨膨脹超過預期，金融條件收緊。 貨幣政策會更快、更強烈地收緊，這源自於疫情得到更好的控制。 國際清算銀行說：「貨幣政策緊縮的規模可能是巨大的，參與的銀行可能會亂了陣腳。」 「長期以來市場上盛行的激進的冒險行為增加了出現這種結果的可能性。」 第三種情況是經濟復甦停滯不前，如果COVID-19疫情被證明更難控制，對疫苗有抵抗力的毒性更強的病毒變種菌株反覆出現，導致更嚴格的經濟封鎖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更有可能財政刺激政策都達不到預期效果，企業破產數激增。 報告中稱，雖然在中心方案中產生的信貸損失是可控的，但這取決於在必要的時間內是否有政策支持。如果政府過早收回政策，企業的損失可能與金融危機期間的損失相當。銀行也會感到壞賬壓力。 BIS表示，一系列可能的結果為近期的政策調整帶來了挑戰。 如果經濟復甦停滯不前，政策挑戰將與迄今為止面臨的挑戰相似——各國的應對能力將受到進一步考驗。 報告中說：「那些貨幣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已經捉襟見肘的國家將面臨更嚴重的困難。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將處於第一線。」 「當然，由於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將保持寬鬆，全球貨幣金融條件可能會保持支持性；即便如此，一些經濟體可能已經用完政策空間，金融政策迫使提前收緊，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外部援助。」 「在政策迴旋餘地較為有限的情況下，謹慎行事尤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