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2024年即将过去，世界正在高速骤变，川普回归全力改造美国，乌克兰与中东两场战争仍在持续，叙利亚独裁政权一夕崩解，尹钖悦遭到弹劾停职，而在中国，习近平整天忙著开会指明方向，两个月内出台一系列的刺激方案，希望为低迷的中国经济找到活路。 上一周，九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敲定了来年经济的大方向，1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聚焦具体方案的部署，然而引颈期盼的中国股民，却兜头对习近平泼了一盆冷水，深沪、香港股市重挫超过2%，这说明了中共一连串的利多话术，已经产生了抗药性。 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充斥晦涩玄乎的词汇，所谓“加强超长规逆周期调节”、“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云云，都是空洞的形容词，缺乏可靠的科学数据，不管企业或个人，都只能凭想像力脑补，用白话来说，就是政府大量举债，投入无效益的面子工程，央行则无节制的无锚印钞，其最终结果，一定是货币贬值带动恶性通胀。 综合各方脑补得出的结论，习近平救经济的妙策，可以总结出一个套路，那就是要搞大水漫灌，企图掩饰结构性矛看累积的弊病，而这个套路，其实早在习近平上台后，就已开启了无锚印钞模式，一发不可收拾了。 中国的GDP规模号称120兆人民币，外汇存底约3.2兆美元（约23兆人民币，下同），2023年中国财政收入约21.6兆，公共支出约27.4兆，赤字预算约5.8兆，占GDP的4.8%，还在可控的范围。然而，到2024第三季为止，财政收入巨幅滑落，公共支出却有增无减，这迫使地方政府加强非税收入盘剥，在人民身上拔毛，甚至以跨境执法、远洋捞捕、合法抢劫，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难题，习近平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大量印钞放水，简单说就是财政部大发超长期国债，央行印钞认购，然后低利放水给商业银行，而银行又把资金投入国债套取利差，根本没有流入实体经济活动运行，资金经过一轮击鼓传花的游戏，最终还是要由人民卖力工作缴税来买单。 可怜的中国人民省吃俭用几十年，家庭财富七成套在房市泡沫上，2020李克强爆料中国有６亿人月入不过一千元，经过疫情蹂躏三年之后，经济学者李迅雷最近在〈第一财经〉发表文章，题为“上山容易下山难”，引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指出，2021年中国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口约为9.64亿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年收入不足9180人民币为贫困人口，习近平不管印了多少钞票，都与这9亿多人无关。 历史经验证明，毫无节制的印钞和野蛮加税，是朝代覆亡的两大征兆，高盛估计中国地方债超过95兆人民币，如果加计企业及家庭负债，2023年中国的债务规模约为GDP的2.87倍，人行再放水十兆，将近十亿人民却仍然穷得响叮当，这个政权离崩解大概就不远了，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和亚就是前车之鉴。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2024年即将过去，世界正在高速骤变，川普回归全力改造美国，乌克兰与中东两场战争仍在持续，叙利亚独裁政权一夕崩解，尹钖悦遭到弹劾停职，而在中国，习近平整天忙著开会指明方向，两个月内出台一系列的刺激方案，希望为低迷的中国经济找到活路。 上一周，九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敲定了来年经济的大方向，1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聚焦具体方案的部署，然而引颈期盼的中国股民，却兜头对习近平泼了一盆冷水，深沪、香港股市重挫超过2%，这说明了中共一连串的利多话术，已经产生了抗药性。 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充斥晦涩玄乎的词汇，所谓“加强超长规逆周期调节”、“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云云，都是空洞的形容词，缺乏可靠的科学数据，不管企业或个人，都只能凭想像力脑补，用白话来说，就是政府大量举债，投入无效益的面子工程，央行则无节制的无锚印钞，其最终结果，一定是货币贬值带动恶性通胀。 综合各方脑补得出的结论，习近平救经济的妙策，可以总结出一个套路，那就是要搞大水漫灌，企图掩饰结构性矛看累积的弊病，而这个套路，其实早在习近平上台后，就已开启了无锚印钞模式，一发不可收拾了。 中国的GDP规模号称120兆人民币，外汇存底约3.2兆美元（约23兆人民币，下同），2023年中国财政收入约21.6兆，公共支出约27.4兆，赤字预算约5.8兆，占GDP的4.8%，还在可控的范围。然而，到2024第三季为止，财政收入巨幅滑落，公共支出却有增无减，这迫使地方政府加强非税收入盘剥，在人民身上拔毛，甚至以跨境执法、远洋捞捕、合法抢劫，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难题，习近平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大量印钞放水，简单说就是财政部大发超长期国债，央行印钞认购，然后低利放水给商业银行，而银行又把资金投入国债套取利差，根本没有流入实体经济活动运行，资金经过一轮击鼓传花的游戏，最终还是要由人民卖力工作缴税来买单。 可怜的中国人民省吃俭用几十年，家庭财富七成套在房市泡沫上，2020李克强爆料中国有６亿人月入不过一千元，经过疫情蹂躏三年之后，经济学者李迅雷最近在〈第一财经〉发表文章，题为“上山容易下山难”，引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指出，2021年中国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口约为9.64亿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年收入不足9180人民币为贫困人口，习近平不管印了多少钞票，都与这9亿多人无关。 历史经验证明，毫无节制的印钞和野蛮加税，是朝代覆亡的两大征兆，高盛估计中国地方债超过95兆人民币，如果加计企业及家庭负债，2023年中国的债务规模约为GDP的2.87倍，人行再放水十兆，将近十亿人民却仍然穷得响叮当，这个政权离崩解大概就不远了，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和亚就是前车之鉴。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召开会议，当中指出明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领导人在这场会议发出讯号，明年将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来提振内需。 报导指出，会议承诺明年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还誓言要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提振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 报导分析，这场会议代表10多年来中国决策者在货币政策立场上的首次转变，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暗示2025年将颁布更多货币宽松政策。 报导进一步指出，经济学家表示，会议提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表明，中国政府可能会在明年3月的人大会议上安排更高的财政赤字率。新华社日前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中央财政明年还有比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在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官方的通稿表示，中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将顺利完成。报导说，这表明中国最高领导层相信，中国2024年约5%的经济成长目标将会实现。 报导指出，随著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将上任，中国正在为贸易紧张局势升温做准备。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的会议召开几天后将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计届时中国领导人将确定政策重点并讨论明年的经济成长目标。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召开会议，当中指出明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领导人在这场会议发出讯号，明年将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来提振内需。 报导指出，会议承诺明年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还誓言要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提振内需，稳定房地产市场。 报导分析，这场会议代表10多年来中国决策者在货币政策立场上的首次转变，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暗示2025年将颁布更多货币宽松政策。 报导进一步指出，经济学家表示，会议提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表明，中国政府可能会在明年3月的人大会议上安排更高的财政赤字率。新华社日前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中央财政明年还有比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在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官方的通稿表示，中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将顺利完成。报导说，这表明中国最高领导层相信，中国2024年约5%的经济成长目标将会实现。 报导指出，随著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将上任，中国正在为贸易紧张局势升温做准备。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的会议召开几天后将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计届时中国领导人将确定政策重点并讨论明年的经济成长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年度经济会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2月8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了2024年经济工作，这意味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 按照惯例，中国每年12月上旬或中旬会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部署下一年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任务。 自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的这个年度压轴经济大会一直是最受外界关注的会议之一。 然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受关注，因为： 中国经济下行波及全球，全世界都翘首关注北京将出台哪些刺激举措复苏经济。 原本能供外界感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风向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看似今年异常缺失。（1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依旧未宣布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 以下是有关这次经济大会你需要了解的信息。 什么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国最高级别的年度经济会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一年经济工作任务，为来年经济政策定下基调。 由中共总书记主持，国务院总理发表重要讲话。中央及省级的党、政机构官员与会。 每年12月上中旬举行，极少数在下旬。持续2-4天。 在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2-9天内召开，政治局会议因此被视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闭门会议。闭幕后通常由新华社发布会议公报。 今年会议看点 中国经济正面临多项挑战：历史性规模的房地产危机、影子银行危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外资加速撤离、消费者信心史低、青年失业率史高、全球增长放缓以及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紧张，等等。 这些因素让中国经济深陷泥沼，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速度和力度均逊于外界预期。中国政府已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但至今尚未扭转态势，反弹乏力。 近几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实施了小幅降息，并发放更多现金以支持经济增长。 10月份宣布将在年底前增发1万亿元国债支援地方政府。 由此，中国2023年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原先的3%提升至3.8%——这是北京10多年来首次在“两会”之外修改预算。 9月份宣布将降低首套和二套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要求，并下调存量房贷款利率。 9月份宣布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减轻“一老一小”抚养赡养负担等等。 不少经济专家认为，中国的刺激举措还远远不够。甚至有专家认为，中国至今尚未出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刺激措施。 “（目前这些措施）只是权宜之计，”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首席亚洲经济分析师姚伟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表示。 “即使是这额外发行的1万亿债务，如果你把这个数字与房地产波动所造成的土地销售收入损失相比较，这根本不够，”她说。 与往年一样，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阐明中国2024年度的财政、货币和各种产业政策。 背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政府干预经济最主要的两种工具。 财政政策：政府通过开支和税收来影响经济的政策。通常由税收政策、财政支出政策和预算政策组成。 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宽松的财政政策，即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增加社会总需求。常用于经济萧条、内需疲软时期。 紧缩性财政政策：通过减少政府支出来降低社会总需求，常用于经济过热致通货膨胀时期。 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影响经济的政策。 扩张性货币政策：又称积极的货币政策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利率降低，通常用于经济萧条、通货紧缩的时期。 紧缩性货币政策：削减货币供应，利率升高，常用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时候。 风向：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2024年经济工作 12月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会”。24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在会议上称，中国将在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的政治局会议公报中说。 会议的总体基调与外界先前的猜测一致，即中国明年将设立更积极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刺激举措。 “会议措辞更加重视发展，意味着防范风险置于次要地位，经济增长更为重要，这对经济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彭博社周五对政治局会议的报道中说。 对比稍早的表述，有何变化—— 货币政策删除“有力”一词 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 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财政政策增加“适度”一词 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 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措辞中去掉“有力”一词暗示着北京对于全面的刺激措施将采取更谨慎的态度，更倚重针对性局部发力的刺激工具。澳新银行资深中国策略师邢兆鹏告诉彭博社，中国明年降息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幅度可能会小于2023年。 经济学家预测2024，且看会议释放何种信号 GDP增长率：仍维持在5%，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等机构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民均如此预测，彭博社报道说。但考虑到中国2022年因严厉清零措施等因素导致经济基数低，所以明年要在2023年的基础上实现5%的增长率，其实是一个更高的目标。 财政赤字与GDP比率：从3.8%进一步提升至4%，摩根大通如此预测。因为中国明年预计将持续发行更多债券支持经济，扩大内需。 货币政策：相对宽松。“中国央行很可能需要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和流动性状况，以适应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环境，”彭博社援引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路易·卢的简报报道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具体措施可能包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能够让金融机构有更多资金购买政府债券。中国人民银行也可能再次启用抵押补充贷款，即央行向商业银行以抵押的方式提供利率优惠、期限较长的大额贷款。中国央行过去多次开放抵押补充贷款以支持金融机构向房地产等大项目提供资金。 房地产政策：为防止房市崩塌，北京可能支持进一步放松购房条件，进一步资助社会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以及翻新和建设内陆城市等等。习近平11月底考察上海市时，曾到访闵行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了解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情况，被外界视为中央将对此类项目释放更多支持的信号。
就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我提出十个问题，与经济学界、广大社友共探讨。 一问：当前经济核心问题是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到底是投资需求不足，还是消费需求不足？ 总需求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以及宏观政策高度重视投资需求，而容易忽视消费需求。历史上，几乎每一轮总需求不足，都是通过刺激投资来处理的。 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经典解释是，以政府“投资诱导”促进私人投资需求复苏，带动家庭收入及消费增长，最终烫平经济周期【1】。若国家自由市场中，竞争性政府的债务和货币受刚性约束，逆周期调节政策可以作为私人用品纳入经济学的一般解释。 但是，当下软约束时代，公共债务与投资过度扩张，推动名义价格上涨，难以提振家庭的有效需求和真实收入，反易造成通胀、债务风险和资源浪费。弗里德曼用真实价格、卢卡斯用理性预期理论揭穿了这层面纱。 实际上，总需求不足，表面上是投资需求不足，根本上是消费需求不足，更准确说是普通家庭购买力不足。投资扩张最终依靠消费来化解，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当出口下降、内需疲弱，大规模扩张投资的结果是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经济下行、债务高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因此，当下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核心矛盾，关键不在继续刺激投资，而是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需求。 二问：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到底是在扩张，还是在收缩？ 今年一季度社融开门红、信贷创纪录，宏观经济政策表面上是扩张的，但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收缩的。从两个指标来判断： 指标一，利率下降速度跑输通胀率，即利率下降幅度比通胀率下降幅度更小，相当于真实利率上升、货币收缩。 今年，中期借贷利率没有下降，LPR也没有下降，但是CPI快速下降，下降了2个百分点左右，真实利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涨，相当于加息1-2个百分点；真实融资成本反而增加，真实偿债负担、房贷压力反而增加。可见，今年的货币政策表面上是扩张的或结构性是扩张的，但是在市场中实际效果是收缩的。 通常，通胀稀释债务，实际偿债下降，而通缩推高偿债负担和融资成本。一般，美联储抗通胀，联邦基金利率要跑赢通胀率；抗通缩，则相反操作。弗里德曼在其《美国货币史》中论证了大萧条蔓延的原因：不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而是美联储实施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加速收缩货币供给【2】。 美联储过度紧缩政策“额外”地加剧了流动性紧张，加速价格下跌，增加偿债负担，恶化债务风险，导致正在艰难出清的市场陷入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螺旋”。 指标二，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跑输GDP ，即广义财政支出增速比GDP 增速更低，说明财政在收缩。 去年，GDP同比增长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2.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还是跑赢了GDP增速，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特点。 今年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1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只有0.6%，远低于同期的GDP同比增速4.5%。5月末，专项债发行规模约1.9万亿，发行进度50%，低于去年同期的56%。5月城投债净融资额转负，进入收缩区间。 以上两个指标说明今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表面上在扩张，但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收缩。核心问题是，决策者对当下的经济复苏界定为顺周期还是逆周期。若逆周期，是否继续扩张投资，还是调整思路？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当前低通胀、高利率反推真实利率和债务负担反升，需要避免正在艰难出清的市场陷入“债务-通缩螺旋”。 三问：今年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受约束，到底过度举债问题，还是难以纳入经济学一般性原理解释的问题？ 今年社融开门红，投资却弱开局。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弱于往年同期，同时投资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 当前，政府投资受多重约束：一是地方政府债务；二是房地产泡沫风险和债务风险；三是出口下降和家庭购买力不足；四是上游产能过剩；五是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 在多重约束之下，财政和货币扩张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流动性陷阱，大量货币在银行里空转；二是公共支出乘数效应下降，不少债务融资借旧还新。 辜朝明在其《大衰退》中指出，当资产负债表衰退，货币政策失效，财政需发力【3】。当前，LM曲线斜率趋平、右移惰化，但债务投资为主的财政扩张受约束，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力度明显下降。 宏观经济政策受多重约束、效果下降，是施策中过度举债务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还是难以获得经济学基本原理支撑的问题？ 四问：当前这轮价格下跌，是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所致，还是下游家庭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不足？ 这轮从上游到下游的价格下跌正冲击而来，导致整条产业链利润下降，抑制了投资信心恢复。企业忙着清库存、出售亏本业务、甩卖劣质资产、修复资产负债表，减少贷款、投资和雇佣，进入“白忙”模式。这是今年投资疲弱、就业不振的原因之一。 这轮价格下跌的原因：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与下游普通家庭消费不足构成双重“夹击”。前者是投资刺激所致的短期因素，后者是家庭购买力不足积累的长期因素。 每一轮刺激政策退潮后，经济便进入价格下跌周期。当前这轮价格下跌源自全球疫情刺激政策：刺激性政策并未增加家庭的真实购买力，而价格扭曲引致企业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去年四季度开始，外需出口回落，国内需求又无法消化产能，企业主动降库存、价格出清。 这轮价格下行周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家庭购买力长期不足积累的消费需求疲弱。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率，更能反映普通家庭的真实购买力。核心通胀率近一年没有超过1%，5月份只有0.6%，说明家庭购买力不足。 今年消费复苏呈口红效应和分化效应：需求弹性弱的日常消费、低价消费反弹，需求弹性强的可选消费、大类消费依然低迷。家庭收入和失业没有明显改善，日常消费和旅游消费抢占了家庭购买力，汽车、手机、家电等大类消费更难。 只有提振家庭收入及购买力，才能彻底走出价格下行周期。 五问：长期低通胀格局与广义货币快速增长是否构成矛盾，对国民经济是好是坏？ 广义货币近十年增加170万亿，近三年增加80万亿，货币投放持续加速，但GDP逐步减速，CPI维持低位波动，核心通胀率呈疲软态势。CPI近十年均在2%上下小幅波动，核心通胀率近三年未超过1.5%，与PPI、GDP走势相关性明显走弱。 这种长期稳定却未充分反馈经济周期的价格，对国民经济与消费福利是好是坏？ 弗里德曼在其论文《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中重新论述货币数量论，此后他大量分析美国金融历史数据后得出结论：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物价水平。其对通胀的通俗解释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4】。 不过，美国2008年-2019年、日本1990年-2022年、中国2012年-2023年，大规模货币扩张与长期低通胀格局共存，货币主义遭受挑战。其实，只需将货币供应量调整为货币流通量，一切皆可解释。 涓滴效应和反向涓滴效应失灵，到底是科斯定理、经济学的失败，还是现实经济的失灵？ 货币供应量扩张与长期低通胀格局的背离，说明经济结构性日趋固化。大量货币在流入金融、房地产、基建等结构性市场，资产价格通胀或资源浪费，而下游消费市场、家庭部门成为货币匮乏部门，长期紧缩。这就是结构性通胀（通缩），投资部门通胀，消费部门紧缩。 所以，长期货币扩张下的低通胀格局，经济结构趋于固化，价格机制趋于钝化，而价格不张则易弱化对供需的调节，无法警示与调节风险。只有打破货币、财政、产业体制及其政策构筑的货币“藩篱”，才能充分释放价格活力与货币力量。 六问：只有救房地产才能救经济吗？ 房地产周期似乎决定着经济周期。拯救房地产意味着拯救家庭资产、地方债务和私人投资，降低银行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过度衰退。 但是，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风险巨大，刺激性政策只会押后然后快速放大风险。如此，房地产陷入救与不救的“两难”境地。 有人试图找新产业、新市场，如新能源、新制造、新基建，替代房地产来托举与拉动国民经济。 其实，房地产市场陷入“两难”，本已说明问题。试图将资源集中在一个产业以带动经济狂奔、资产膨胀，此产业思维乃计划思维。若找到第二个替代产业，狂奔几年后定然也是债务高企、进退失据。 实际上，最大的市场是消费市场。若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比提升至80%，以14亿人之购买力，足以拉动大量产业快速增长，消费福利和经济规模均大增。国民经济便从房地产是解脱出来，进入内生动力的正反馈、正循环。 换一个思路，从计划经济到自发秩序，一切阔然开朗。 七问：这轮人民币汇率下跌对降息操作的影响有多大，是增加风险还是释放风险？ 今年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其原因是内外金融周期不同，利差扩大推动资本流动。那么，这轮人民币贬值是否对市场期盼的降息操作产生影响？ 今年以来，通胀率下跌2个百分点至零附近，而存量房贷利率并未下降，市场利率下降速度跟不上通胀率，这意味着市场真实利率上升、偿债成本上升。价格下行周期叠加真实利率上升，债务-通缩螺旋机制或得以强化。 通常央行需降息应对之，然而利率按兵不动，是否有降息拖累汇率的担忧？如今，是担心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 东亚模式的历史经验显示，在国家转型早期，国内资本匮乏，资产价格低迷，政府选择压低汇率价格以吸引投资、刺激出口。当国家逐步接手“世界工厂”，国内资本日渐富余，甚至央行外汇占款和商业银行信贷软约束引致资本过剩，资产价格膨胀，并在特定的汇率机制中累积成“堰塞湖”。而原本低汇率刺激出口的模式，反成了资本外流与泄洪的风险因子。当汇率被动快速下跌时，降息降准的外部空间被压缩。于是，特定机制下的汇率陷入“两难”。 可否效仿日本央行：放弃保汇率或将汇率风险置于债务风险之后，坚持宽松到底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以提振需求和刺激出口，避免宏观经济陷入“债务-通缩螺旋”、金融市场出现“戴维斯双杀”。 去年，日本金融遭遇美元大涨和石油危机的双核冲击，日元汇率崩溃式下跌；今年，在经历山穷水复后，似有柳暗花明之势，持续货币“输血”最终得以提振通胀，日股开启牛市。 然而，中国今日之金融条件，与日本完全不同。 在泡沫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三轮暴力去杠杆、极限挤泡沫后，日本央行在资产价格超低周期中开启量化宽松和负利率之“魔盒”。同时，日本在90年代末实现了汇率自由化。此后，日元汇率作为一种有效的国际价格机制，持续地调节国际收支，不断地释放宽松政策累积的资产价格风险。 当前，中国处于资产价格与债务之巅峰，非自由汇率并未有效地警示与释放风险，若放弃保汇率而大规模降息，以保债务、保资产与保增长，后果可能是股债汇楼“四杀”。 那么，汇率约束到底是好是坏？是增加风险还是释放风险？ 蒙代尔在其论文《固定与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与稳定政策》中阐释了开放条件下货币与财政之策【5】，后被克鲁格曼概括为“不可能三角”。但“不可能三角”误人不浅。从价格理论来看，“三选其二”为伪命题，浮动汇率机制可以更有效地警示、释放和调节资产累积风险，同时约束货币和财政过度扩张。 所以，汇率“两难”格局，如地方债、房地产，既增加了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性，又增加了其迫切性。 八问：A股长期过度“稳定”，到底是股票市场本身的问题、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的问题，还是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问题？ 与美国股市明显的周期性不同，A股更多体现结构性。那么，A股到底是充分反映了基本面，还是一直走“独立行情”？ 其实，当经济基本面进入景气周期时，A股对这一信息并未充分反馈，周期性波动不大，但结构性颇为明显；当经济基本面进入非景气周期时，A股相对有效地反馈这一信息，但仍存明显的结构性。 其中的原因在于，最近十多年的名义经济增长，部分源自宏观政策层面从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的资金传导，进而形成结构性涨势，股市最终呈现结构性的反馈。可见，A股还是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只是其反馈的重点不在周期性上而在结构性上。 除了经济基本面，A股的前景对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股票上市、退市以及定价完全由市场做主，投资者“用脚投票”。全面注册制改革旨在将选择权、定价权下放到市场，而这次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实现交易所的市场化。 当前金融市场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投资银行、直接融资较弱。这种金融市场是否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经济效率？ 作为一种重要的直接投融资市场，股票市场一边为中产家庭提供理财渠道，另一边为企业尤其是技术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股票市场、投资银行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难题，与当前的金融市场结构是否有关系？能否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实现更加充分的金融竞争？ 九问：强投资、强出口经济模式为何没有转化为“强消费”，该经济模式还能否延续？ 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一条成功的经验是，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出口制造业，通过出口创汇获得更多资本，国内资本逐步从匮乏到富余，家庭收入提高、消费福利提升，最终构筑形成经济的内生动力与内外一体化。 萨缪尔森在其《国际贸易和要素价格均衡》等多篇论文中，基于赫克歇尔、俄林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萨缪尔森认为，只要存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两国就会继续开展贸易，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两国产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相等【6】。 林毅夫借此理论推测，只要持续对外贸易，国内资本逐渐富余，中国劳动力价格与美国趋于均等化，家庭收入逐步跟近美国。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资本匮乏价格高，劳动力丰富廉价，美国则相反，资本富余廉价、工资高，要素价格差驱动两国贸易，美国对华投资，中国对美出口。结构性的要素均等化确实在两国之间发生。随着外资与外汇大量进来，国内资本快速富余，与美国资本价格趋于均等化；同时，国内劳动力价格有所提高，与美国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 然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的速度，远低于资本均等化的速度。换言之，资本快速增长为何没能推动家庭收入快速增长？ 该理论建立在要素完全自由流通的基础上，相当于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交易费用越低时，出口创汇带来的财富增量，转为劳动者工资、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就越多。在2001年到2008年贸易腾飞的时代，这个趋势颇为明显。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一趋势。此后三轮扩张性的刺激政策，以及上游非竞争性资源型经济体和下游银行、电力、电信等基础服务经济体，愈加强化了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市场的结构性。 如此，强出口换取丰富的资本以及货币扩张创造的名义货币，大量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更少流入家庭部门和消费领域。当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跑输资本扩张的速度，“强投资、强出口”无法转化为“强收入、强消费”，经济内生动力和家庭消费福利不足。 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43%左右，近些年略有下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0%。其中，美国超过80%，成功转型的日本接近60%。 如今，宏观经济依然是强投资、强出口与弱消费的结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40%，远高于国际普遍水平的20-30%；消费占比只有50%多，低于国际普遍水平的70-80%。 所以，调整经济结构，从强投资转向强消费，将强出口换取的富余资本、无效投资节省的大量资本转移到家庭部门和消费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十问：走出当前宏观经济困境的有效办法，是继续实施以投资刺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到了十字路口上，是时候考虑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路。 基于“强投资、弱消费”的经济结构性，以及扩张性政策强化的杠杠率与弱化的内生性，建议启动国民收入计划，实施一系列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的微观经济政策，替代过去以投资刺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 国民收入计划包括：一是通过国企利润、增发国债、节省基建投资三种方式，直接给普通家庭无差异发放现金，考虑每年1万亿，连续三年；二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三是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给中小企业减税，给低收入家庭提供税收补贴；四是大力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大幅度提高农村家庭的养老金额度。 国民收入计划，旨在短期内直接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缓解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必须上升到制度改革层面。 当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上，是否降息、是否增发国债、是否拯救房地产，而忽视财政、货币以及经济制度的改革。 布坎南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中，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将人们对公共政策失效的关注点，从政策层面上升到公共选择的过程、逻辑以及与之形成的制度【7】。换言之，与政策调整相比，更需要关注制度改革及其程序。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改革开放。 例如，地方债务风险，是债务扩张性政策的结果，还是跟地方债务软约束和银行信贷软约束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收缩和过度的债务抑制政策，是抑制风险，还是可能诱发风险？ 地方债、房地产和汇率的“两难”，说明政策空间更加狭小，亟需通过改革来突破。比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比“以时间换空间”更有效的是，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利率、汇率、土地、商业银行以及国有企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的税收收入改革，从基建投资转向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改革，等等。 以上“十问”，抛砖引玉，旨在共同探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以增进国民经济、家庭收入及消费福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
据每日电讯报报导，澳联储最新的会议记录显示，如果Delta疫情恶化并导致澳洲经济复苏遭受 “更重大的挫折”，它准备介入并采取更多措施支持经济。 经济学家表示，该声明暗示澳联储将放弃下个月将其购债目标从每周50亿澳元缩减到每周40亿澳元。 澳联储董事会将于9月7日召开会议决定利率和购债规模。董事会成员表示，为帮助封锁地区的企业和员工维持生计，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支持是 “更合适”的工具。但 “如果健康方面的坏消息导致经济复苏遭受更严重的挫折，则准备采取行动”。 目前的病毒爆发和封锁中断了澳洲的经济复苏进程，许多家庭和企业面临困难。 澳新银行周二(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周日（15日）的一周内，其客户的银行卡消费已经降至去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全国处于封锁状态。悉尼的消费额比大流行前的水平下降了27%，而墨尔本则下降了33%。 澳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Adelaide Timbrell表示，与去年不同的是，这次封锁期间减少的支出并没有被去年远程工作的大规模支出所抵消。 然而，Timbrell女士说，她预计会看到“随着限制放松，支出会再次出现高峰”，因为劳动力市场保持弹性，家庭储蓄增加，人们手上的钱多了，儅他们可以重新进入商店时，就会增加消费。 澳联储预计在截至9月的三个月内澳洲GDP将出现1%的萎缩——远远低于德勤公司分析师现在预期的超过2.7%的GDP萎缩。 会议纪要还显示，澳联储董事会成员判断，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和限制的放松，今年年底活动的反弹将为 “2022年恢复强劲增长”铺平道路。 澳联储预计，任何额外的债券购买都会在那个时候产生最大的效果，鉴于这些考虑，董事会重申了之前宣布的债券购买率的变化：也就是说，债券购买计划将继续根据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进行审查。 澳联储的“基准情景”假设是，大悉尼地区的封锁将延续到9月底，但未来几个月疫苗推广加速将削减“封锁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表示，如果疫情之后经济复苏停滞不前，世界各地的银行可能会“措手不及”，因为它们已经注销了去年的一些坏账准备金。 据太阳先驱报报导，被称为央行俱乐部的国际清算银行（BIS）日前发布年度报告称，围绕大流行的经济迷雾还没有完全散去，全球疫苗接种计划进展 “不均衡”，而且有可能出现新的传染波。虽然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将继续面临何时以及多大程度撤出刺激措施的抉择，但关键是要使经济激励措施更有针对性。 BIS认为，三个因素是决定未来的关键——财政政策及其影响，特别是美国 “大手笔“的经济刺激计划；消费走势，目前消费已经强劲反弹；潜在的信贷损失规模，因为众所预期的破产潮尚未到来。 BIS在年度报告说：“未来不会如此整齐划一，各个国家将经历不同的变化。” 报告中提出了三种最可能的走出疫情的方案。 在中心方案中，复苏相对平稳，随着消费的持续扩张，疫情稳步得到控制。 企业部门的损失仍然有限，部门之间的资源重新分配将顺利进行，金融条件不会大幅收紧。 第二种情况是基于经济更强劲的增长，通货膨胀超过预期，金融条件收紧。 货币政策会更快、更强烈地收紧，这源自于疫情得到更好的控制。 国际清算银行说：“货币政策紧缩的规模可能是巨大的，参与的银行可能会乱了阵脚。” “长期以来市场上盛行的激进的冒险行为增加了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 第三种情况是经济复苏停滞不前，如果COVID-19疫情被证明更难控制，对疫苗有抵抗力的毒性更强的病毒变种菌株反复出现，导致更严格的经济封锁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可能财政刺激政策都达不到预期效果，企业破产数激增。 报告中称，虽然在中心方案中产生的信贷损失是可控的，但这取决于在必要的时间内是否有政策支持。如果政府过早收回政策，企业的损失可能与金融危机期间的损失相当。银行也会感到坏账压力。 BIS表示，一系列可能的结果为近期的政策调整带来了挑战。 如果经济复苏停滞不前，政策挑战将与迄今为止面临的挑战相似——各国的应对能力将受到进一步考验。 报告中说：“那些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已经捉襟见肘的国家将面临更严重的困难。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处于第一线。” “当然，由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将保持宽松，全球货币金融条件可能会保持支持性；即便如此，一些经济体可能已经用完政策空间，金融政策迫使提前收紧，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外部援助。” “在政策回旋余地较为有限的情况下，谨慎行事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