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育兒日記（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湖南師大官微3月12日的「晚安體」遇到了麻煩，它引用的一段胡適語錄招惹了攻擊，攻擊者說胡適是「漢奸」，還當場舉報給網警，希望擴大聲勢。湖南師大官微隨後修改了該條博文，刪掉了胡適的名字，仍保留了語錄，換一種方式保衛「胡適」。 胡適當然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漢奸，他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後世的攻擊者能用白話文來構陷他，本身也得益於他的歷史性貢獻，這些都由別的作者做了詳細考證。這些考證當然不會讓攻擊者消停，但有助於普及常識，這是互聯網健忘的悲哀之處。 湖南師大官微編輯的修訂動作，也受到了批評，認為是不必要的屈服。考慮到這件事已經引發輿情，官微刪掉胡適名字也算是一種應對措施，關鍵在於官微沒有徹底妥協，還是保留了胡適語錄。這仍然可以理解為一種倔強，一種風骨。 攻擊者的套路很明顯，就是對湖南師大使出了一根意識形態大棒，他們明白這是大學的敏感點，很容易因此屈服，而不管具體情形。假如湖南師大刪除了那條博文，反倒是不利的，因為倒像是印證攻擊者的「有理」，去掉名字保留語錄是恰當的技術應對。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一百多年前的建議，多多少少體現在湖南師大的輿情應對中。當然，官微被迫修改絕對不是一件讓人開心的事。事實上，官微事件關係到的攻擊者與支持者，都不滿意，任何一方都無法宣布純粹的勝利。 晚安體作為官微的常備題材，本來就是一種雞湯文字，用來填補官微的素材短缺，同時體現一下存在感。對於湖南師大的官微風波，其實不用上升到意識形態鬥爭的高度，它就是一種常規的應激反應，要是無限拔高放大反而不必要地助長攻擊者氣焰。 這件事當然也可以作為一個例證，說明前些年那些「保衛社會」的說法與做法，已經有著顯著的萎靡不振，「保衛社會」這種宏大的命題，越來越集中在一些碎片化的具體衝突中。保衛「胡適」，就是保衛社會這種話題的生動體現，這是一個觀察角度。 經歷過這番折騰，也許胡適語錄乃至於他的名字，都可能成為所有大學官微的禁忌，不再被引用。這種合理推斷，有著令人沮喪的一面，可也間接地說明，據說面臨全球大敗局的文科在其精神內核上，是有一點不服的，這是文科的光榮與弱點所在。 復旦大學校長金力日前在談論復旦改革時，曾說文科在一個成熟的社會是不可或缺的。不知道這位遺傳學院士，在面對湖南師大官微風波時，會否想到這些問題：現在的社會是成熟的社會嗎？文科要是處在一個不成熟的社會，是否就並非「不可或缺」？ 經過三十多年的反覆，大學專業所預示的社會風尚似乎又回到了理工科吃香的老路上。文科遭到普遍鄙視，文科生似乎拖累了什麼了不得的事業，抬不起頭來。金校長言必稱改革的「賭一把」，同樣建立在認為文科臃腫、將文科老師視作「存量老師」的前提下。 湖南官微的小小風波，從大學改革的風險管控角度來說，或許印證了金力主持的復旦改革削弱文科的必要性，即使非金校長本意，卻也是歪打正著的。可要是看到這場風波所引發的強烈的道德情感，又會覺得復旦拿文科為改革祭旗，背叛了深層的人文情操。 文科教育的理想或許有很多，但其中一個，可能就是可以讓圍繞胡適的爭論來得更猛烈些，但一所大學不會因引用胡適而感到惶恐。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這是文科無法自保、備受苛責的大背景，至於那些以文科為代價為大學改革，反而困在了狹隘的歷史視野中。 十年前社會爭論大學改革，重點是教授治校等治理架構的改革，專業革新也有，不過是技術末節；可觀察被金力校長期許為「排頭兵」的復旦改革，文科成了擺在餐盤裡的「硬菜」。這時候再對照看湖南師大的官微風波，就會清楚地意識到，金校長的改革可能仍是「茶杯里的風暴」。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舊聞評論
什麼樣的社會成就什麼樣的知識分子，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塑造什麼樣的社會。 文人的骨氣，是靈魂的骨頭。 一個人必先有靈魂，然後才可有骨氣。 那些令人敬慕的大師們，已然遠去。 那時的他們，有知識，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講人格和品格；教學相長；不獨守三尺講台，更馳騁在廣闊的社會舞台上。 他們的風骨遺世長存，令今人汗顏無地……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蔡元培一生辭職無數次，其中僅在北大校長任上就先後多次辭職。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職，7月3日就向黎元洪總統提出辭職，抗議張勳復辟。 1918年5月22日，為抗議”中日防敵軍事協定”，又向大總統提出辭呈。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為抗議逮捕學生，於5月8日提交辭呈，9日悄然離京。這次辭職引發廣大師生挽蔡大行動，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於5月13日齊上辭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憤而辭職，次日他在《晨報》刊發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的聲明：蔡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蔡元培的幾次辭職，誕生了兩篇傑出的宣言：《關於不合作宣言》和《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前者為了正義，後者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發布的《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擲地有聲： 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制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么？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么？ 胡適：「總統，你錯了！」 安坐是屁股的儀式，由於腿的功能退居幕後，屁股的表情便更加隱蔽。客觀來說，人的屁股在嚴密的紡織品包裹之中，不露聲色，所以，屁股的真實嘴臉，有時便曲折婉轉地藉助語言和手、腳來表現。 其實，有史以來，屁股始終是不平等的。龍椅上，只供有皇帝的屁股，別人是不能染指的。當皇帝安坐在威嚴的龍椅上的時候，所有的文臣武將，都只能肅立或者下跪在一張1958年的舊照片上，我看到了兩張普通的木椅，木椅上面安坐的是兩個民國歷史上聲名顯赫的人物。蔣介石和胡適，以並肩而坐的姿勢，穿越遼闊的海峽和五十七年的漫長時光，出現在一個寫作者的眼前。 蔣介石的神情氣度保持了他一貫的嚴肅和威儀，符合一個領袖的身份，他正襟危坐，服飾嚴整，身姿端正。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胡適卻二郎腿高蹺，神情輕鬆，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 照片是真實的，但僅僅是瞬間的記錄。胡適的二郎腿和領袖的正襟危坐構成了巨大的疑問，它讓我一直思考，在威嚴如日中天，人人見而敬畏的蔣介石面前，胡適用高傲的二郎腿，難道是為了展示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 我在那幅照片的深處，終於尋覓到了胡適和他那條著名的二郎腿的真相。就在同蔣介石合影之前，胡適在「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暨第三屆院士會議上，同蔣介石發生了激烈的交鋒。胡適對會上蔣介石以領袖身份發表的講話極其不滿，他認為蔣介石要求「中央研究院」責無旁貸地擔負起複興民族文化的大任，「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吾人一切努力終將落空，因此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以及「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論述違反了學術研究的獨立原則，干涉了學術研究的自由。 胡適的答謝詞以石破天驚的憤怒開頭。「總統，你錯了！」胡適的當頭棒喝讓毫無防備的領袖眼冒金花。在蔣介石的極度錯愕中，胡適又毫不客氣地說：「我所謂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權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學說，凡是不允許人家懷疑的、批評的，我都要打倒！」 蔣介石憤怒的引信瞬間點燃了，他勃然變色，拂袖站立，若不是張群、陳誠等人拉住，他肯定會踢翻座椅，揚長而去。 照片上的蔣介石，不露聲色。照片背後的蔣介石卻一腔怒火，屈辱讓他長夜難眠。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狂人……因胡事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可安眠。」 我相信，蔣介石在同胡適的會後合影中，他憤怒的潮汐依然沒有消退，驚濤裂岸的聲音依然讓隨從們膽顫心驚。 馬一浮：”我在，但我不見你！” 孫傳芳自認東南五省聯軍統帥，駐紮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來拜訪馬一浮。馬一浮不肯會見。家人鑒於孫傳芳的權勢，覺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圓場說：”是不是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馬一浮斷然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弄得孫傳芳只好悻悻而返。 抗戰期間，馬一浮在重慶辦起複性書院。有一年，孔祥熙的母親去世，喪事辦得極為鋪張，一些附庸風雅的權貴還想要馬一浮寫一篇歌功頌德的墓志銘。他們先是派了一名副官找到馬一浮，毫不客氣地說：”孔部長的太夫人去世，請你寫一篇墓志銘，要趕快寫成。”馬一浮客氣地回絕：”老朽已經年邁，久不執筆寫文章了，請回復孔部長，恕難從命。”來人怏怏而歸。過了幾天，一位秘書又被派來。他說話客氣多了，先是頌揚馬老的道德文章，然後說明來意，說孔部長對母親如何孝順，懇請您老寫一篇墓志銘。馬一浮久不吭聲，來人又說：”孔部長絕不會讓您老白寫的，準備送您黃金若干兩。” 馬一浮聽說金錢交易，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冷冷地說：”我雖一介寒儒，但從不為五斗米折腰，你請回去復命吧！”秘書也是無功而返。 劉文典面斥蔣介石：”你看看你是個什麼東西？」 1928年，劉文典擔任安徽大學校長。當時蔣介石剛掌握大權不久，想提高自己的聲望，多次表示要到劉文典主持校務的安徽大學去視察，但劉拒絕其到校”訓話 “。後來，蔣雖如願以償，可在他視察時，校園到處冷冷清清，並沒有領袖所希望的那種隆重而熱烈的歡迎場面，因為，劉文典認為，”大學不是衙門，不需要向權貴獻媚。” 後來，安徽大學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傳令劉文典當面向他彙報。劉文典對蔣介石給教育部下達的文件里使用了”責令、責成”、”縱容學生鬧事”等詞十分不滿，自以為”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見蔣介石時，他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蔣介石衝口問：”你是劉文典么？”劉文典不僅沒叫他蔣主席，反而傲然說：”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名單，要嚴懲罷課學生。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 蔣介石氣不打一處來，拍案大罵：”劉文典，你看看自己像個什麼東西?簡直一個封建遺老! 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文典反唇相譏：”蔣介石，你看看你是個什麼東西？純粹一個封建軍閥!”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 結果，學閥擰不過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以”治學不嚴”的罪名，把劉校長關進大牢。此事在全國學術界引起了極大震動。安慶的學生舉行示威遊行，要求”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後來，經國民黨元老蔡元培等說情、力保，陳立夫又從中斡旋，蔣才以”即日離皖”為條件，釋放了劉文典。 熊十力：想讓我歌功頌德可不行 蔣介石過50歲生日時，特地讓邵力子出面請熊十力到總統府祝壽。壽宴開始時，熊十力旁若無人，毫不謙讓地坐了正席，狂飲飽食一陣後，故作瘋言醉語。酒酣之際，眾高官顯貴爭相寫賀詞為蔣歌功頌德。輪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陣後，揮毫疾書了一首《倒寶塔詩》：脖上長著癟葫蘆，不花錢買篾梳，蟣虱難下口，一生無憂，禿禿禿，凈肉！ 熊十力寫罷，又是一陣狂笑，提著褲子裝著急著解手的樣子奪門而出，揚長而去。蔣介石，面紅耳赤，哭笑不得，但對這位名重一時的”熊聖人”也無可奈何。 聞一多：我自清貧，絕交官僚 在西南聯大時，聞一多雖然生活艱難，但從無怨言，也不去求得別人的同情和幫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慶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對他表示過”關懷”，但他從不顯露自己的貧寒。他一個年輕時代的朋友抗戰前就混入官場，已經當到大學校長、教育部次長等要職，多次想拉聞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專門去看望聞一多。眼見聞一多那清貧如洗的處境，他再次提出建議說：”何苦這樣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慶休養一段時間，我負責接待。” 聞一多回答說：”論交情，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過去不分彼此，你來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棄簡陋，我願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兒我不能去！” 好友問他為什麼？他回答得很簡單：”你那兒和過去不一樣了，那是衙門，那裡有官氣！” 為了不沾這”官氣”，從此以後，聞一多毅然與這位好友斷絕了來往。 馬寅初：我不去見蔣介石，他要見我他自己來 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抗戰期間擔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兼中央大學經濟系主任，多次在公開演講中指責孔祥熙大發國難財。 一天，蔣介石召見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狠狠訓斥他：”你真糊塗，怎麼可以請馬寅初當院長？你知道他在外邊罵行政院長孔祥熙嗎？他罵的話全是無稽之談！他罵孔祥熙就是罵我。”末了，蔣介石說：”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這兒來，我要當面跟他談談。他是長輩，有是同鄉，總要以大局為重！” 校長怕碰釘子，讓侄子去向馬寅初轉達蔣介石的意思。馬寅初一聽，火冒三丈地說：”叫我去見他，我不去！讓憲兵來陪我去吧！ “又說：”文職不去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面就要吵嘴，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當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話說，就叫他來看我！” 蔣介石知道後很生氣，又無計可施，只好對校長說：”我是想同他談談經濟問題。你回去告訴他，以後有時間，隨時都可以來找我。”但馬寅初始終置之不理。孔祥熙為了拉攏馬寅初，想請他出任財政部長，也遭到他了的嚴詞拒絕。 傅斯年：翹起二郎腿，拒絕從政 傅斯年，是中華民國歷史上，尤其是抗日戰爭勝利蔣介石威望如日中天的時候，又一個敢於同領袖平起平坐，並且在領袖面前高蹺二郎腿的又一個讀書人。傅斯年，是胡適的學生，這個「五·四」學生運動的總指揮，在1919年5月4日的上午，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一直衝進趙家樓。徐百柯先生說：「這樣一個敢說敢罵的山東好漢，在台灣，人們稱他是惟一一個敢在蔣介石面前蹺起二郎腿放膽直言的人。」 傅斯年拒絕從政，一生精力投入學術和教育。這個讀書人對貪污腐敗恨入骨髓。抗戰時期，他以國民政府參政員的身份搜集行政院長孔祥熙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證據材料。時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胡適寫信，出於對學生的愛護，勸其不要惹火燒身。 為了保護孔祥熙，平息傅斯年的怒火，國家和軍隊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專門置設筵席，宴請傅斯年。 賓主落座之後，傅斯年雖然蹺起了二郎腿，但卻沒有半點不恭敬的意思。然而，接下來的對話，卻讓蔣介石顏面難堪，一眾陪客大驚失色。 蔣介石問：「孟真先生信任我嗎？」 「絕對信任！」傅斯年回答毫不猶豫。 此刻的蔣介石，滿臉輕鬆，笑容親切：「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瞬間就明白了蔣委員長設宴的目的，也明確無誤地斷定，領袖話中的「我所用的人」的所指。他突然血往上涌，斬釘截鐵地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新聞照片，不僅是現場的真實記錄，也是人物心靈的自然流露。傅斯年的二郎腿，不僅在領袖面前驕傲地展示，在作為國賓的洋人面前，他也沒有刻意地掩飾和收斂。 國民黨敗退台灣的那一年，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訪問台灣。蔣介石率領「五院院長」「三軍總司令」等政要到機場迎接這位美國的五星上將。在第二天報紙刊登的新聞照片中，蔣介石、麥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在貴賓室就座，「五院院長」等政要們垂手恭候，「三軍司令」立正挺身。傅斯年坐在鬆軟的沙發上，口銜煙斗，蹺著二郎腿，吞雲吐霧，瀟洒自若。新聞報道說：「在機場貴賓室，敢與總統及麥帥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這個讓人驚嘆的場景，引出了別人的評價，那是《後漢書》中范曄評價郭林宗的語言的借用：「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徐百柯先生說：在大陸，傅斯年一度被當作「反動史學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進而幾乎被遺忘。近年來，「回到傅斯年」漸漸成為學界的一種聲音，關於他的一些介紹文字也開始見諸媒體。有人發出這樣的感嘆：「傅斯年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學問、最有志氣、最有血性和最有修養的偉大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典範，在這個偉大知識分子幾近絕跡的世界上，也許不會有人知道，我是多麼深沉而熱烈地懷念著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而有關蔣、傅之間的談話，人們評價：「這樣的君臣對話，如此之豪傑氣，當今之士，且不說有過，又可曾夢想過？」 傅斯年猝死在台灣大學校長的位子上。臨死前的那個晚上，他深夜寫稿，他對催他休息的夫人俞大彩說，他趕寫文章是為了早點拿到稿費，好做一條棉褲，身上的單褲，已不足禦寒了。他嘆了一口氣，緩緩說道：「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多年了，沒有過幾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後，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 第二天，在「農復會」會議上，傅斯年為台大教育問題答辯，在講台上站立而死！ 有的時候，二郎腿，就是血性的一種姿勢。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塔山視界，文章有適量刪減）
上周五（10月16日），民國著名教育家胡適在上世紀初留學於美國大學期間撰寫的《胡適留學日記》，在北京進行拍賣。日記最後以1.3915億人民幣成交，被指刷新世界最貴日記的成交紀錄。不過台灣出版家認為日記可能不是真本，並舉例以前也有人偽造希特勒的日記，而且還騙倒許多專家學者。 據中新網援引拍賣行信息顯示，此次拍出的《胡適留學日記》一套十八冊，為胡適親筆手稿，且在日記手稿中隨文黏貼了諸多珍貴照片及中英文剪報。 此次獲拍的《胡適留學日記》記錄了他「打牌」「抽煙」等內容。此外，近年發現的《北京雜記》和《歸娶記》也在其中。二者為胡適1917年歸國後所寫。 《北京雜記》中許多胡適自作詩詞；《歸娶記》中則有對胡適組詩《新婚雜詩》的記載，文中詳述胡適1917年12月16日離京回績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如對江冬秀的第一印象、婚禮的參加者、行禮次序、演說、甚至結婚禮堂的平面圖，同時也揭示了胡適的婚姻觀和對中國傳統家庭制度的態度。 胡適曾於1910年至1917年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據信這份日記和札記是在這段期間所撰寫。詳細紀錄他求學、生活、社教的情形。 1920至1930年代初，胡適同意將留學日記交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出版，最早以「藏暉室札記」為名，1939年整理出版。此後，商務印書館、安徽教育、湖南嶽麓書社等多家出版社均依照「亞東版」，以「胡適留學日記」為名重印出版。 是否為真品？ 對於胡適的留學日記被如此高價拍賣，網路出現不少質疑的聲音。台灣出版家顏擇雅18日在臉書（Facebook）發文接連提問表示：看到此消息後，有兩點可疑之處，第一個疑問是，「是否為洗錢交易？」，但很快就否定這個想法，因為拍賣地點是在北京，賣家也是中國富豪，錢不太可能洗到境外。 而第二個問題是，「來源有沒有問題？」她認為：「答案是絕對有」。她提到，這次賣家應是梁勤峰，據他本人表示，該手稿是2014年在香港買到，而因賣他的人不願曝光，所以不想拿去拍賣市場。 顏擇雅質疑，這些日記可能是趁亂打劫而來的，因為1949年胡適倉皇離開北京，日記來不及帶走。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仍留在北京，應該是由胡思杜來保管這18冊日記，為何日記會流入他人手中？ 顏擇雅推論：「寶物失蹤，可能胡適兒子在1957年自殺後，拿走這18冊日記的，是路人甲，是胡思杜友人，還是參與批鬥他，逼他走上絕路的人？這就予人很大想像空間。」她並表示，拿走日記的一定是識貨的人，因為收藏的很好沒有在文革時期被焚毀，並之後帶到香港。時隔56年才在2013年時脫手。 最後，她對於日記的真偽表示懷疑，她舉例，在70年代也有人偽造希特勒日記，還騙過了一堆專家，而此次參與驗證「胡適留學日記」的專家並不多，所以她認為無法排除這個可能。
① 1957年9月21日夜晚，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歷史講師，被劃為右派的胡思杜「畏罪自殺」。他給要好的堂兄胡思孟留下一封遺書： 「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我留下的600多元錢……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1948年12月，北平已被包圍，當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胡思杜曾經可以和父母一起去台灣，但是他卻拒絕了，堅持要留在北平。他認為「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 在其後的運動中，背負著家庭負擔的胡思杜惶恐至極，積極向組織靠攏，努力改造思想。根據要求，他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和父親劃清界限、斷絕關係的文章，他直接大罵父親是國民黨的「忠實走狗」、「甘心為美國服務」、「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 但和至親割席並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好處，反而包袱越加沉重。因為成分不好，他三十好幾也結不了婚。在1957年的大鳴大放中，他為了積極表現，給所在的學校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幾條建議。沒想到轉瞬就被打成了「右派」。整個學校貼滿了罵他和他父親的大字報。 終於認清了形勢的胡思杜不可避免的產生了幻滅。失去了一切賴以生活下去的信念，自殺成了唯一的解脫。 他的父親，叫做胡適。 ② 1963年初，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郭世英，和幾個志同道合、愛好文學的同學成立了一個叫做「Ｘ詩社」的文藝組織，郭世英對社名的解釋是：「X表示未知數」。在當年高壓的社會環境中，文學上的切磋成了這群年輕人唯一的寄託，當然也免不了一些對時局的非議。 很快這個組織就被人檢舉傳播「反動思想」，忘記「階級鬥爭」。所有成員皆受牽連，部分被定罪入獄，而郭世英則因為家庭背景被下放到河南西華農場勞動改造。他很不屑於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 1965年秋，在家人的疏通下，他終於回城，進入北京農業大學重續學業。1968年3月，隨著新一輪批判狂潮的掀起，許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動學生」。有「案底」的郭世英自然首當其衝。造反派綁架了郭世英，準備繼續就當年的「Ｘ詩社事件」深挖餘罪。 在持續三天的刑訊逼供中，郭世英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但堅持不認罪。他的母親知道情況危急，請求郭世英身居高位、每日陪大人物看戲的父親去求情，救救自己的兒子。但他父親始終沒有答應。 1968年4月22日，不堪受辱的郭世英趁看守不注意，從三樓的房間裡面破窗而出，墜樓身亡。死時雙手被反捆，全身多處骨折。 他的父親，叫做郭沫若。 ③ 1956年，在風聲鶴唳的政治氛圍中，已經44歲的陳子美因為自己的家庭背景不妙，辭掉了上海的助產士工作，舉家搬到廣州避禍。她在居委會找了一個當掃盲老師的工作。 但是1966年文革開始後，陳子美的家庭背景還是被人得知，成了把柄。她作為「中國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孝子賢孫」，抄家批鬥成了家常便飯，被關進牛棚長達14個月。無休無止的羞辱讓這個年輕時代就獨自艱難生活的堅強女性不堪重負，萌生了逃港的想法。 1970年9月，為了不造成拖累，已經58歲的她先讓自己的兩個兒子先行逃離，自己請人把5個裝醬油的鐵皮桶綁在身上，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毅然跳進了波濤洶湧的大鵬灣。經過10個小時的漂流，九死一生登陸香港。如此高齡冒死偷渡，連見到她的香港警察都忍不住要和她握手。 因害怕被港英當局遣送回內地，其後陳子美帶著兒子千辛萬苦前往加拿大，最後又移居美國，並於1989年入籍美國。 晚年她聽過內地有關部門要給她的父親修墳墓的時候，她並不樂意，認為「又在花百姓錢，說不準以後還要砸」。 她的父親，叫做陳獨秀。 ④ 1946年，國民政府建設的三家中央醫院之一——貴州中央醫院遷到廣州，成了廣州中央醫院，鍾世藩任副院長。他的妻子，同樣是著名護理專家的廖月琴亦同往。夫妻二人作為北京協和的高材生，此前都有赴美留學的經歷。 1949 年，國民黨遷台前夕，時任院長的鐘世藩拒絕了上級令其攜帶醫院資金和人員遷台的命令，將醫院的移交給新政權的軍管會。 文革開始後，夫婦兩因為曾經的為舊政府服務和留學的背景，雙雙被斗。鍾世藩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只能去兒科洗奶瓶度日；而妻子廖月琴時任中山醫科大學腫瘤醫院副院長，境況更慘，因為不堪羞辱，1966 年7 月投珠江自殺死亡，時年56歲。 鍾世藩將妻子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的卧室里中，陪伴了自己整整12年。 他的兒子，叫做鍾南山。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