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英賢：將嚴厲打擊「高風險」外國交易
2026 年 6 月 4 日
港府官員日前承認今年度的財政赤字恐逾千億港元。財經界有人擔心，若香港財政儲備進一步惡化，將動搖運作40年的聯繫匯率制度。 自由亞洲電台10月27日報導，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7日坦言，疫情後香港經濟復甦的速度比想像中慢，財政赤字可能超過1,000億港元，高於原本的預算500多億港元。 他稱，目前港府的財政儲備有數千億，可以支持香港在經濟較差時挺過去，短期內在稅收等方面，暫時按兵不動。 港府為振興股市、房市，日前提出減少股票印花稅，放鬆針對樓市「抄家」作出的系列調控措施。今年的賣地收入也大幅減少。庫房還要應付特首李家超《施政報告》提出的新措施。 聯繫匯率制度穩定港元幣值 香港最近6年（含今年）有4年出現財政赤字，今年還很可能第3次出現逾千億虧損。 前香港有線財經台台長、財經評論員顏寶剛表示，香港財政儲備已跌破警戒水平，估計港府很可能加稅，更讓人擔心的是，財政儲備和外匯基金下跌將影響香港的信貸評價，以及聯繫匯率的穩定性。 中國與英國80年代初針對香港前途問題開啟談判。地緣政治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加上1981年香港爆發股災，港元被大量拋售，兌美元一路大跌。為了穩定幣值，港府1983年推出聯繫匯率制度，並持續至今。 在該制度下，香港金管局承諾透過買賣港元的方式使港幣兌美元掛鉤，匯率穩定在7.8：1上下。 若港元與美元脫鉤，顏寶剛說，港元有可能與人民幣或一籃子貨幣掛鉤，屆時資產水平若用美元計價，可能出現較大波動。香港有很多產品靠外來輸入，若港元突然貶值，除港人消費受影響，資產價格大幅下跌，也會影響消費、置業和其他資產安排。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認為，若香港不能發揮「一國兩制」與西方聯繫的功能，會影響到財政收入。 李兆波說：「在目前的氛圍下，不少國家金融機構正逐步撤出香港或縮減在香港的投資規模。這將導致職位和開支減少，從而影響到港府的稅收。」 李兆波表示，目前香港的財政儲備仍處於安全水平，但若進一步惡化，可能需要考慮像中國大陸那樣實施公務員降薪。
中國政府財政吃緊，南京、天津以及山東等地的政府公務員，繼去年被降薪之後，又被拖薪。吉林就連退休金也被停發。甚至有政府向寺院借錢，武漢有慈善機構人員披露，上級叫他們做好自謀出路的準備。 「八個月沒發工資了，我們要發工資，我們要生存」。近期，廣西桂林市廣電局門口，三十多人在拉橫幅，討要工資的一段視頻流出。對此，本周四，桂林網信辦通過桂林廣播電台微信公眾號發出《關於網傳桂林廣電系統職工限入財務困境，半年未發工資的闢謠》，但是未解釋視頻中的請願者是誰，更奇怪的是官方為廣電系統職工「財務困境」闢謠，而不提廣電系統的財務狀況。 自由亞洲電台就此致電桂林市廣播電視局，但電話始終無法接通。 另外，本周一（4日），吉林省九台市眾多退休教師因為領不到每月一日發放的退休金，集體到市政府上訪。現場視頻中，退休教師要求當局立即給一個說法。 剛從山東回到山西的退休公務員周先生，周四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他在山東的同學告訴他，濱州各區政府，部分公務員就連八月的工資都沒發放：「濱州公務員，那些在崗在職的體制內公務員都發不出工資了，上個月開始拖欠工資。原來是某一個區政府拖欠工資，現在大部分區到現在一個多月還沒發工資，再加上事業單位。現在政府工具箱（措施）里都沒工具了。」 天津市有區政府據稱向寺院借錢 天津居民告訴自由亞洲電台，該市河北區等至少4個區政府部門財政吃緊，很多部門的公務員已被拖欠工資達數個月。據網民稱，有官員到當地大悲寺院向主持借錢，結果寺院也哭窮，拒絕了借錢的要求。 山東膠州居民張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台，膠州市多個鄉鎮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員工被停發工資已經數個月：「青島、濰坊、高密，我們當地好幾個鄉鎮，春節後到鄉鎮，公務員工資沒有發或者發一部分。公務員發不出工資，政府財政出現赤字的情況，現在有很多。」 南京市財政吃緊區政府相互借錢 據網民披露，今年8月份開始，南京市高淳區政府大部分公務員未領到工資。最終在南京市政府的協調下，由江寧區政府動用財政，借錢給高淳區政府。此外，溧水區政府也出現財政緊張。南京網民告訴本台，當地許多工程停頓，各行業近乎靜默狀態。 截止目前，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並未發現大批公務員因領不到工資，上訪維權的現象。對此，張先生解釋，許多公務員有灰色收入，加上之前幾年，政府通過賣地收入賺了不少。他說：「公務員幾個月不發工資，沒有人去造反，他們的灰色收入就夠生活了。另外，他們有退休和醫療保障，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 武漢慈善機構員工被告知政府「沒錢」 武漢市江岸區一慈善機構的前工作人員李女士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區政府已經停止向慈善機構撥款。她說，區政府要員工自己解決生活問題：「慈善機構他們專門募集資金，然後捐給貧困或者殘疾兒童，屬於政府機構，叫社區服務中心，他們的工資原來也是政府撥款，現在沒有款撥給他們了。區里跟他們講要他們自己解決。」 李女士說，此前，當地許多社區的募捐，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但現在中美關係惡化，加之外國民間機構的捐助在中國《反間諜法》7月生效後，近乎歸零。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經濟成了全球關注焦點，我在上期專欄文也說，中國經濟有可能構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緣政治風險。不過，中國經濟的不振與社會情緒有著直接關聯，後者的普遍消沉影響了市場信心。 社會情緒可以視作一個國家的人民對它的政府的評價。中國的社會情緒當前處於一種負面狀態，反映民眾對中共特別是習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極其失望和不滿。 習背離改革開放，不滿聲音遍及各階層 這種失望和不滿由來已久。習10年前上台時，民眾曾對他懷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領導下，中國能夠擺脫胡錦濤時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狀態，同時政府清廉。隨後開展的大力度反腐讓他贏得了相當大的民心，也逐漸樹立起個人權威。當時只有極少部分人預見到了他會把中國帶向今天的局面。 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締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讓中國擺脫了積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受惠於經濟成長，一個初具規模的中產階級從無到有，逐步發展壯大起來。比起經濟成就，改革開放更重要的是帶給人們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變，中國和世界接軌，融入全球化，與現代文明親密接觸，這些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然而習近平扭轉了中國發展的軌跡，背離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儘管官方仍然高舉改革旗號。這個過程既是漸進的，但又帶有一種突變性。在此過程中對他不滿的人越來越多，而引起中產階級特別是國內自由派普遍不滿的，則是他第一任期結束後對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人們從這一舉動中警覺到他可能要謀取終身制的野心，這破壞了此前奠定的總書記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政治傳統，然而，黨已經無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習個人專權的大爆發。如果說，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權，對言論和思想的打壓，以及在經濟上限制私營經濟的做法得罪了黨內的開明派、社會的自由派和企業家階層，但其實行的強硬的民族主義路線也為他獲得了底層和中產階級中那些希望中國強大的人群支持；那麼，三年疫情，習實行嚴格的清零政策，野蠻封城，強制剝奪個人自由，無處不在的對民眾的監控，幾乎把中國社會所有階層，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都得罪了。在現代社會出現這種現象，極其罕見。 上海封城-最後一根稻草？ 然而，這中間民意也有一個變化。疫情初期，由於未能有效應對，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來的最低谷，但隨著疫情向全球擴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時間，由於中國在主要大國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時經濟得到恢復，政府改寫了疫情敘述，將之描繪成得益於習的英明領導和指揮，民意出現有利中共的轉變，習從而迎來權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進入後半段，隨著多數國家逐漸解封，中國卻再次封控，特別是上海的封城，終於擊潰了人們對他的最後一點耐心，並在11月，釀成席捲中國多個城市的青年反抗運動。假使中國政府不在隨後宣布解封，更大規模的社會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現的。 目前中國的社會情緒已到達某種臨界點，民眾的信心已然崩潰，對現政權的不滿就像瘟疫一樣到處蔓延。這不是誇張的說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實的描述。儘管在中國沒有可信的民意調查，然而，中國自媒體每天轉發的海量負面信息和大眾低落的情緒，讓對國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這決不是誇大其辭，故意抹黑中國。 大眾——從底層到中產階級，從黨外到黨內，從知識階層到企業家，從普通公務員到中高級官員，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焦慮，既看不到個人前途，也看不到國家的希望。失業的威脅，收入的下降，養老金的減少，沉重的房貸，這就是多數中國人每日都要提心弔膽面對的現實。對官員而言，這個現實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和對領導人的忠誠測試以及反腐的壓力。對企業家而言，這個現實是沒有好的投資項目和破產的威脅。對知識分子而言，這個現實是苦於不能說話。人們厭倦了官方虛假的宣傳和意識形態，想改變命運的，要麼移民，要麼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眾通過「走線」進入美國，創改革以來最高；不想改變命運的，則被迫或自覺內卷與躺平。 社會情緒大爆發何時到來？ 時下中國出現的狀況類似於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後的幾年，那時人們對政權極度不滿，對現狀極度沮喪，想改變現實卻又自覺沒有能力，苦悶彷徨，看不到個人和國家的前景。說中國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夜是恰當的，但絕望也孕育著希望，不滿也孕育著反抗，如果這種民情持續若干年，越過人們所能承受的心理臨界狀，屆時因某個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觸發系統性社會危機，導致社會情緒的大爆發，變革也就不期而致。 儘管當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強大的維穩機制下，社會變革不會很快到來。一是因為這種最壞的情況更多是人們的一種心理感受和悲觀主義意識所致，從社會財富的角度來說，多數人的實際生活水平還是要好於文革末期和六四後幾年，也就是說，社會財富的積累機制雖然中斷，但財富存量還在；二是因為中國政府也在試著調整和改變，呼應和照顧人們的社會情緒；三不能不說到的一個因素是人性的弱點，由於當局多年來的物質鼓勵和價值觀的虛無化，社會的主體已被改造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願也不敢公開出來反對當局。 不管社會變革會不會到來以及何以到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要人們做馴服工具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了。無論多麼完美的極權，都做不到這點。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近日，江西文化廳取消了劇團退休人員的編製和銀行賬戶，取消編製的意思就是取消了公務員的身份和待遇，退休後的養老金較低，而且除養老金之外也不再有公務員享有的其他福利。 江西政府門外聚集了很多抗議的退休人員，有的人手中拿著寫有紅色字的白紙，上面寫著劇團的名稱，包括京劇團、雜技團、話劇團和木偶劇團。示威者默默站著或坐著表達抗議，現場沒有人發生衝突，但是中共當局派出了執法人員，同時播放廣播警告示威人群儘快解散，否則將對其執法，並可能抓捕示威者。 疫情三年經濟下滑，財政支出加大，縮編背後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地方政府沒錢了。江西政府停發公務員養老金、縮減編製的舉措，凸顯了地方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危機的嚴重性，而財政危機的爆發預示著中國整體經濟面臨的挑戰。 中國大部分省份目前都是債務累累，財政收入處於負增長狀態。中國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11月，全國地方債務餘額為35萬億元人民幣，約為4.91萬億美元；截至2021年底，中央政府內債和外債的餘額累計為23.3萬億，約3.27萬億美元，所以全國的顯性債務餘額為58.3萬億元，約為8.18萬億美元。 這裡解釋一下，債務餘額等於總負債減去已償付部分。中國地方政府借新債還舊債，是種帳面上的數字遊戲。這些數字還只是明面債務，不包括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借貸的隱性債務。如果包括隱性債務，遠高於此數。 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在中國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方面具有關鍵作用，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已經成為中國金融系統的「黑洞」，它被用來填補地方政府的收入與開支的缺口。 據彭博社報道，美國智庫榮鼎公司研究了205個中國城市和2892家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數據後發現，2022年，半數城市的政府償債成本超過財政總收入的10%或更多，反映地方政府面臨償債困難。對比之下，2021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城市面臨此困難。 研究人員認為，償債義務在總收入中的佔比如此之高，顯然已經跨入難以管控債務償還的門檻。 投資銀行高盛估計，包括政府官方借貸、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以及政策性銀行持有的債務在內，中國地方債總額約為23萬億美元，相當於其GDP的126％。 據大陸媒體統計，截至2022年末，中國各省債務率皆是上升狀態，其中又以黑龍江、新疆、天津、貴州債務率上升最為明顯，均超過400%，負債率越滾越大，導致地方政府無力償還。 我們之前視頻提到過能以人民幣數萬元的價格購置一套房子的黑龍江省鶴崗，在1年多前成為中國首個財政重整地級市時，其負債高達其財政收入的2倍多。 當地人深刻感受到財政緊縮的衝擊，寒冬暖氣不足、計程車收到更多交通罰單、公立教師擔心被裁員、環衛工人被拖欠2個月工資。 鶴崗只是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冰山一角。綜合大陸媒體報道，中國目前財政自給率低於50%的有7個城市，除黑龍江哈爾濱之外，還有青海西寧40.52%、吉林長春40.62%、四川重慶42.81%、廣西南寧45.4%、寧夏銀川45.45%和內蒙古呼和浩特49.82%。中國35個大城市中，只有浙江杭州財政自給率超過100%。 而財政收支缺口超過千億元的城市有6個，分別是四川重慶2,799億元（約402.7億美元）、北京1,292億元（約185.9億美元）、天津1,228億元（約176.7億美元）、廣州1,192億元（約171.5億美元）、湖北武漢1,177億元（約169.3億美元），以及上海1,056億元（約151.9億美元）。 4月11日，貴州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網站發文稱，近期，該研究中心財稅金融研究處先後赴貴陽貴安、遵義、畢節、六盤水等地，發現債務問題已成為擺在各地政府面前「重大而又亟需解決的問題」。但受制於「財力有限」，「化債工作推進異常艱難」，僅依靠自身能力已經無法得到有效解決，接下來將向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爭取「智力支持」，為化解貴州地方債務提出可行建議。此舉等同向國務院總理李強喊話，期盼獲得中央支持、提供金援。 據貴州省財政廳統計資料，截至2022年底，貴州省債務餘額近1.25萬億元人民幣，約13.57億美元，這還不包括隱性債務。 中國地方債務危機現骨牌效應，繼貴州省公開向中共中央政府求援後，雲南多個縣市也相繼發聲「喊窮」。 Wind數據顯示，2022年雲南永平縣負債率45.59%，債務率991.01%，財政自給率15.66%。據云南省2022年地方財政預算執行情況，永平縣地方政府債務餘額34.40億元，約4.83億美元，其中一般債餘額6.20億元，約為8700萬美元，專項債餘額28.20億元，約3.96億美元。 最近，雲南省昆明市兩家城市投資公司債務會議紀要泄露，居然暴露出來昆明之前發行的地方專項債，基本上都被挪用去還債了；不僅如此，昆明政府還在考慮要挪用民眾的社保基金和公積金去還債；並且，雲南政府的幾大城投平台公司，都幾個月沒發工資了。可見政府的財務狀況有多麼驚人。 湖北省武漢市同樣墜入了債務陷阱，近日，武漢市財政局居然破天荒登報，要求259家企業和單位償還截至2018年年末尚未償還的欠款。這種做法讓許多觀察家頗感意外。 在259家企業和單位中，欠款最低者只欠一萬多元人民幣（約合1447美元），而欠款最多者為武漢東風輕型汽車公司，欠款本金高達2354萬元人民幣（約合341萬美元）。這些企業和單位合計欠款總額達到三億元人民幣（約合4342萬美元）。 特別令人意外的是，除了企業欠債外，武漢財政局轄下的多個區財政局居然也成榜上有名的「老賴」，其中包括武漢市漢南區財政局等五個區財政局單位。其中欠款最多的是江夏區財政局，欠款總額為1252萬元人民幣（約合181萬美元）。 除此之外，中國東北三省的地方政府負債率高，且人口減少，經濟發展面臨困境。2022年的信息顯示，2022年末，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地方政府債務餘額分別為1.9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7168億元、7291億元，排在全國第14、24、25名。 由於東北三省GDP規模有限，所以遼寧、吉林、黑龍江地方政府負債率分別達到37.9%、54.8%、45.9%，在全國排名靠前，分別拍第12、第3、第7位。 吉林、黑龍江財政高度依賴中央補助，遼寧對中央財政的貢獻與收到的中央補助基本抵消。 美國智庫MacroPolo中國經濟專家Houze Song說，許多城市將在幾年後變得像黑龍江鶴崗一樣，中央政府或許可以透過要求銀行對地方政府的債務進行展期，藉此在短期內保持穩定。若不提供展期，現實是將近70%的地方政府將無法按時償債。 過去3年的「清零政策」掏空了地方財政，中國地方政府年度預算報告顯示，中國各省份2022年僅在疫情防控方面，就至少花費了3520億元人民幣，約合506.9億美元。 土地出讓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但近幾年中共當局遏制房地產發展，資產價格不漲反跌，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等因素，導致稅收和土地銷售收入減少，都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償債壓力。一些城市的償債成本，如甘肅蘭州和廣西桂林，超過了當地去年的財政總收入。 債台高築的地方政府將不得不削減開支，或從促進增長的項目中挪用資金，以繼續償還債務。 目前，停車場或停車位特許經營權正成為中國中西部地方政府熱賣「產品」。經濟觀察報近日引述數據報道，去年1至5月，總計11個地方政府主體出讓停車位經營權，而今年1至5月，這個數字接近40個。 招標停車位特許經營權的地方政府主要集中在貴州、雲南、陝西、湖南、甘肅、四川以及河北等中西部地區，以縣區級為主。 從事政府投融資人士指出，地方政府若不轉讓停車位經營權，只能逐年收停車費，轉讓之後，即可一次性收取25或30年的經營收入。 據透露，現在很多地方正面臨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的壓力，急需盤活存量資產，減緩財政壓力，而停車位資產較易獲得，也較易轉讓。 除了轉讓停車位經營權之外，中國高校也紛紛調漲學費，有些學校被迫二十年來首次調漲學費，還有些學校的學費調漲幅度甚至超過50%。 中國絕大多數大專院校都是公辦，而經費也一直都是以從中央到地方相關各級政府財政撥款為主，學費收入為輔。但是地方政府深陷債務危機，無力出資支持高校辦學。 據路透社報道，位於上海的華東理工大學，將即將入學的理工體科類新生一學年學費調漲54%，達到7700元人民幣（約合1082美元），而即將入學的文科新生一年學費則調漲30%。 在中國人口密度相當大的西南四川省和東北的吉林省，不同院校的不同科系也調漲了學費。四川省高校調漲學費的幅度最高為41%。 報道稱，很多中國地方政府目前連支付債務利息的能力都沒有，給高校的經費支持自然也要縮減。高校為了保證學校的正常運轉不得不上調學費，增加收入。 時事評論人士傑森博士在其Youtube節目《傑森視角》中表示，中共通過所謂「轉移支付」均衡各地財政收支不平衡的問題，將富裕省份的收支結餘「轉移支付」到入不敷出的貧困省份，從而形成中國大部分地區對中共中央財政上的依賴和依附。 傑森表示，維持這種動態平衡的前提是每年要有入大於出的盈餘省份。而在過去兩年，這個動態平衡狀態已經崩潰。全國31個省級地區的債務全面進入不可逆轉的深度惡化，而中共卻沒有辦法幫助解決這些地方財政的問題。 傑森指出，中共中央不得不在地方債務問題上徹底「躺平」，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中央真的是沒錢了；另一個是中央知道，目前這樣的地方債務危機遍地都是，一旦在一個地方開了先例，全國各地都會立刻效仿，用爆雷來威脅中央進行財政救助。
面對不太樂觀的經濟形勢，習近平會不會因此擔心呢？假使中國經濟真地崩盤，習近平的連任、繼續統治，乃至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否會因此而動搖呢？ 中國經濟確實不樂觀。《華爾街日報》6月16日報道：「中國財政部6月1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5個月財政收入同比增速連續第十二個月放緩，自然口徑下更呈連續兩個月負增長，而且降幅明顯擴大，進一步凸顯全國疫情防控尤其是上海封城兩個月對經濟帶來的重大影響。」 《紐約時報》6月8日報道說：「中國經濟增速將大幅下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近幾十年來世界大部分地區日益繁榮的引擎，預計其增速將從2021年的8.1%降至4.3%。」 《紐約時報》5月27日的報道說（《李克強警告清零政策已引發經濟放緩》）：「今年前三個月，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4.8%，低於5.5%的官方年度目標。」報道還說，「經濟增長放緩也引發了其他問題。就在應屆畢業生達到創紀錄的1100萬時，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已達到18.2%。」 《日經亞洲》資深記者中澤克二2022年6月2日報道說，「很多聽過李克強講話的官僚私下裡表示，總理對當前形勢的診斷比官方媒體報道的還要嚴峻。 根據泄露的李克強講話備忘錄，談話的核心內容是避免負增長和扭轉急劇上升的失業率。……如果當前的經濟形勢確實比病毒爆發的最初幾天更可怕，那將意味著經濟顯然處於負面區域。2020年1月至3月季度，中國經濟實際收縮 6.8%。」 另外根據網上各種消息，中國各地的公務員的收入從去年開始減少，「江蘇、浙江、廣東、福建以及上海等省市公務員都相繼收到減薪通知，降幅約為兩至三成」。 經濟情況不好是現實 中國事務專家程曉農博士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但是問題是，經濟不會好，這必然糟糕的。他已經走進入這個經濟困境當中，不是現在，是2015年，疫情前三年、四年就已經進入困境了。中國不是有個詞，高層用的詞叫「新常態」嗎？「新常態」就是實際上，翻譯成普通的大眾的大白話，就是經濟進入滑坡階段。這滑到哪裡？我們不知道，因為統計國家統計局可以造假的，所以它不告訴你滑到哪兒了。但是我們看得見的就是最大的一個現實，就是失業率。我…寫過一篇文章，我寫到了這個大概現在比較靠譜一點真實失業率在城市裡頭，城鎮失業率大概是18%-20%，而且會迅速的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你不能再說經濟好了。」 但是面對不佳的經濟狀況，習近平會如何為自己自圓其說呢？中國事務專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對美國之音記者表示：「經濟搞壞了，那你上層有沒有人拿這個問題做文章，拿這個問題發難啊？如果你沒人拿這個問題發難，做文章。習近平當然可以自己吹噓了，說經濟發展取得偉大成就，形勢一片大好是吧。」 中國事務專家高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不但危及不到習近平本人，也危及不到，基本上危及不到整個中國政權。道理很簡單，中國人的奴才文化和中國共產黨官員的宦官文化已經讓中國共產黨把它發揮到極致。通過共產黨從1949年走到現在發揮到極致之後，整個中國大陸你已經不好想像有百姓造反和官員謀反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中國事務專家程曉農博士認為，即使經濟情況確實不好，可能不僅不會影響到習近平連任，可能效果正好相反。 他說：「會造成共產黨最高層領導層的危機感。那麼這個時候他可能是反而更要連任，就是原來他連任的假如說是95%的動力的話，那就會變成100%了。因為他知道很清楚，他連任，替罪羊是別人；他不連任，替罪羊就是他。」 程曉農博士表示，如果習近平不肯放手權利還要連任，經濟情況糟糕無非是找替罪羊罷了。 他說，「就跟老毛一樣。老毛當時是把這個老天算做替罪羊了，說這3000萬人餓死那是天災，所以有『三年自然災害』，這個是捏造出來災害。然後劉少奇說了幾句真話，老毛馬上盯上他，接著用文革把他給幹掉，報復掉。那麼今天也是一樣，如果說中國真的經濟情況到了和上個世紀60年代接近的情況的時候，那麼習近平找一個替罪羊不難，比方講李克強就是現成的。你身為總理把經濟搞成這樣，你來承擔責任就完了。所以李克強在今年3月份的10萬人大會上，人家已經說的很明白了，我這是最後一次開記者招待會了，意思是這個位置咱們拜拜了，我也不想幹了。」 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金德芳也認為，儘管經濟不好，習近平總是可以把它歸咎於其他原因。 她說：「他總是可以將其歸咎於新冠肺炎病毒。或者，當然，美國及其盟國也是非常方便的目標。中國善於將問題歸咎於他人，而且由於對媒體的控制，很多人容易認同這種觀點。」 金德芳教授認為，儘管黨內潛在的反習勢力不會認同習近平的這種借口，但是他們不會冒著坐牢或者結束職業生涯的風險去把真相講出來。 中國事務專家高新的觀點同金德芳教授的觀點不謀而合。高新說：「無論從橫向對比角度，從縱向對比角度，習近平的宣傳能力，或者說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能力都有辦法把它粉飾太平。這是第一。第二，單從中國大陸的縱向對比的角度，習近平政權或者說習近平本人和習近平手下這些宣傳爪牙們完全可以使用出太多的手段來粉飾太平。我這裡說的是經濟角度的太平，這是第一。第二，就算剛才你講的官方在羞羞答答的前提下承認了一些中國經濟目前遇到的暫時的困難，那麼他同時也會像習近平，無論在國內場合還是國際場合，經常掛在嘴邊的叫做長期向好，這是第一。第二，可以歸咎於國際形勢。第三，更可以歸咎於目前的新冠疫情。」 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史宗瀚2022年5月29日在經濟雜誌《連線中國》（The Wire China）發表文章，《Is there Inner Party Push Back to Xi』s Economic Policies?》也提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發生的那場大饑荒。 他寫道：「目前的情況與『大躍進』後中國發生的情況相類似，當時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後期激進的農業政策導致大約3000-5000萬中國人死亡。儘管當時一些高層領導人直接批評了毛澤東，但大多數人都集中在提出另一種政策願景，即堅持對經濟能力進行更現實的評估，而不是烏托邦式地估計高農業產出。劉少奇等領導人引入了更多集體討論的決策方式，並在制定政策之前徵求了更廣泛的官員和專家的意見。他和鄧小平當時並沒有挑戰毛澤東的權威，通常最終還是屈服於毛澤東的意願。但他們仍然向普通黨員表明，黨內可能有不同的領導風格。可以肯定的是，今天中國的局勢與六十年代初降臨中國的災難相去甚遠。不過，近幾個月來李克強的行為中還是可以看到劉少奇的影子。 史宗瀚寫道：「歷史表明，其他表現出另類領導風格的人可能會被解讀為企圖篡奪習近平迄今為止無可置疑的權威。就毛澤東而言，這種懷疑最終演變為1965年和1966年的一系列高層清洗，掀起了動蕩的文化大革命。人們希望歷史不會重演。」 領袖夢的前景未必光明 觀察人士認為，習近平的獨裁已經形成了他必須連任的必要性。中國事務專家、《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說：「你要說黨內有多少人反對他，這個太自然了，這個我們不用去看小道消息，你想他上台以來整肅了那麼多人，以反腐敗的名義清除異己，然後嫉賢害能，任人唯親。」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記者蕭邦2022年1月17日的一篇分析報道（《分析：為什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了生存必須要繼續任期？》）說：「隨著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繼續進行，而且已經有超過十萬名黨內官員受到指控，一種更為廣泛的觀點認為，習近平必須繼續執政，以防他下台後被那些自己擊敗的對手報復。他會盡其所能保持對權力的控制。如果他不這樣做的話，他很容易遭到報復，前途未卜。」 在習近平通過各種途徑牢牢控制了軍隊和武警之後，中國事務專家林和立認為，在今年舉行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會獲得「領袖」的稱號。多數中國事務專家和觀察人士也都認為，除非習近平自己的健康出問題，否則他在中共二十大上連任或者保持最高權力，幾乎是確定無疑的。 在中共的歷史上，獲得「領袖」稱號的人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個人，就是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儘管當年曾經被歡呼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在文革以後，他受到了中共黨內一定的批評，在中共黨外和中國的國內外，毛澤東甚至被列為與前蘇聯獨裁者斯大林齊名的惡魔。即使在今天的中國，對於毛澤東，「四個偉大」的稱呼也並不多見了。 同時，觀察人士也指出，所有的獨裁專制政權都有突然垮台的可能性，他們把這種突然垮台稱為「脆斷」，這種例子不勝枚舉。蘇聯、東歐當年的巨變，「阿拉伯之春」，貌似強大的獨裁專制政權頃刻之間灰飛煙滅。在中國，這種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