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育儿日记（1980—1987）（二十二）
2026 年 6 月 4 日
港府官员日前承认今年度的财政赤字恐逾千亿港元。财经界有人担心，若香港财政储备进一步恶化，将动摇运作40年的联系汇率制度。 自由亚洲电台10月27日报导，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7日坦言，疫情后香港经济复苏的速度比想像中慢，财政赤字可能超过1,000亿港元，高于原本的预算500多亿港元。 他称，目前港府的财政储备有数千亿，可以支持香港在经济较差时挺过去，短期内在税收等方面，暂时按兵不动。 港府为振兴股市、房市，日前提出减少股票印花税，放松针对楼市“抄家”作出的系列调控措施。今年的卖地收入也大幅减少。库房还要应付特首李家超《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 联系汇率制度稳定港元币值 香港最近6年（含今年）有4年出现财政赤字，今年还很可能第3次出现逾千亿亏损。 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表示，香港财政储备已跌破警戒水平，估计港府很可能加税，更让人担心的是，财政储备和外汇基金下跌将影响香港的信贷评价，以及联系汇率的稳定性。 中国与英国80年代初针对香港前途问题开启谈判。地缘政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加上1981年香港爆发股灾，港元被大量抛售，兑美元一路大跌。为了稳定币值，港府1983年推出联系汇率制度，并持续至今。 在该制度下，香港金管局承诺透过买卖港元的方式使港币兑美元挂钩，汇率稳定在7.8：1上下。 若港元与美元脱钩，颜宝刚说，港元有可能与人民币或一篮子货币挂钩，届时资产水平若用美元计价，可能出现较大波动。香港有很多产品靠外来输入，若港元突然贬值，除港人消费受影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也会影响消费、置业和其他资产安排。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认为，若香港不能发挥“一国两制”与西方联系的功能，会影响到财政收入。 李兆波说：“在目前的氛围下，不少国家金融机构正逐步撤出香港或缩减在香港的投资规模。这将导致职位和开支减少，从而影响到港府的税收。” 李兆波表示，目前香港的财政储备仍处于安全水平，但若进一步恶化，可能需要考虑像中国大陆那样实施公务员降薪。
中国政府财政吃紧，南京、天津以及山东等地的政府公务员，继去年被降薪之后，又被拖薪。吉林就连退休金也被停发。甚至有政府向寺院借钱，武汉有慈善机构人员披露，上级叫他们做好自谋出路的准备。 “八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要发工资，我们要生存”。近期，广西桂林市广电局门口，三十多人在拉横幅，讨要工资的一段视频流出。对此，本周四，桂林网信办通过桂林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发出《关于网传桂林广电系统职工限入财务困境，半年未发工资的辟谣》，但是未解释视频中的请愿者是谁，更奇怪的是官方为广电系统职工“财务困境”辟谣，而不提广电系统的财务状况。 自由亚洲电台就此致电桂林市广播电视局，但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另外，本周一（4日），吉林省九台市众多退休教师因为领不到每月一日发放的退休金，集体到市政府上访。现场视频中，退休教师要求当局立即给一个说法。 刚从山东回到山西的退休公务员周先生，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在山东的同学告诉他，滨州各区政府，部分公务员就连八月的工资都没发放：“滨州公务员，那些在岗在职的体制内公务员都发不出工资了，上个月开始拖欠工资。原来是某一个区政府拖欠工资，现在大部分区到现在一个多月还没发工资，再加上事业单位。现在政府工具箱（措施）里都没工具了。” 天津市有区政府据称向寺院借钱 天津居民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该市河北区等至少4个区政府部门财政吃紧，很多部门的公务员已被拖欠工资达数个月。据网民称，有官员到当地大悲寺院向主持借钱，结果寺院也哭穷，拒绝了借钱的要求。 山东胶州居民张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胶州市多个乡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被停发工资已经数个月：“青岛、潍坊、高密，我们当地好几个乡镇，春节后到乡镇，公务员工资没有发或者发一部分。公务员发不出工资，政府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现在有很多。” 南京市财政吃紧区政府相互借钱 据网民披露，今年8月份开始，南京市高淳区政府大部分公务员未领到工资。最终在南京市政府的协调下，由江宁区政府动用财政，借钱给高淳区政府。此外，溧水区政府也出现财政紧张。南京网民告诉本台，当地许多工程停顿，各行业近乎静默状态。 截止目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并未发现大批公务员因领不到工资，上访维权的现象。对此，张先生解释，许多公务员有灰色收入，加上之前几年，政府通过卖地收入赚了不少。他说：“公务员几个月不发工资，没有人去造反，他们的灰色收入就够生活了。另外，他们有退休和医疗保障，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 武汉慈善机构员工被告知政府“没钱” 武汉市江岸区一慈善机构的前工作人员李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区政府已经停止向慈善机构拨款。她说，区政府要员工自己解决生活问题：“慈善机构他们专门募集资金，然后捐给贫困或者残疾儿童，属于政府机构，叫社区服务中心，他们的工资原来也是政府拨款，现在没有款拨给他们了。区里跟他们讲要他们自己解决。” 李女士说，此前，当地许多社区的募捐，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但现在中美关系恶化，加之外国民间机构的捐助在中国《反间谍法》7月生效后，近乎归零。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成了全球关注焦点，我在上期专栏文也说，中国经济有可能构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不过，中国经济的不振与社会情绪有着直接关联，后者的普遍消沉影响了市场信心。 社会情绪可以视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它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极其失望和不满。 习背离改革开放，不满声音遍及各阶层 这种失望和不满由来已久。习10年前上台时，民众曾对他怀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能够摆脱胡锦涛时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状态，同时政府清廉。随后开展的大力度反腐让他赢得了相当大的民心，也逐渐树立起个人权威。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预见到了他会把中国带向今天的局面。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摆脱了积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惠于经济成长，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比起经济成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变，中国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习近平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背离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尽管官方仍然高举改革旗号。这个过程既是渐进的，但又带有一种突变性。在此过程中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引起中产阶级特别是国内自由派普遍不满的，则是他第一任期结束后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人们从这一举动中警觉到他可能要谋取终身制的野心，这破坏了此前奠定的总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传统，然而，党已经无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习个人专权的大爆发。如果说，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以及在经济上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得罪了党内的开明派、社会的自由派和企业家阶层，但其实行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也为他获得了底层和中产阶级中那些希望中国强大的人群支持；那么，三年疫情，习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野蛮封城，强制剥夺个人自由，无处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几乎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都得罪了。在现代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上海封城-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这中间民意也有一个变化。疫情初期，由于未能有效应对，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来的最低谷，但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时间，由于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时经济得到恢复，政府改写了疫情叙述，将之描绘成得益于习的英明领导和指挥，民意出现有利中共的转变，习从而迎来权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进入后半段，随着多数国家逐渐解封，中国却再次封控，特别是上海的封城，终于击溃了人们对他的最后一点耐心，并在11月，酿成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反抗运动。假使中国政府不在随后宣布解封，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到达某种临界点，民众的信心已然崩溃，对现政权的不满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实的描述。尽管在中国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然而，中国自媒体每天转发的海量负面信息和大众低落的情绪，让对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这决不是夸大其辞，故意抹黑中国。 大众——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前途，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就是多数中国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对官员而言，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的压力。对企业家而言，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破产的威胁。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现实是苦于不能说话。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众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创改革以来最高；不想改变命运的，则被迫或自觉内卷与躺平。 社会情绪大爆发何时到来？ 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那时人们对政权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有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说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恰当的，但绝望也孕育着希望，不满也孕育着反抗，如果这种民情持续若干年，越过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状，届时因某个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也就不期而致。 尽管当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一是因为这种最坏的情况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和悲观主义意识所致，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要好于文革末期和六四后几年，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但财富存量还在；二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试着调整和改变，呼应和照顾人们的社会情绪；三不能不说到的一个因素是人性的弱点，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的主体已被改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当局。 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何以到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人们做驯服工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无论多么完美的极权，都做不到这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近日，江西文化厅取消了剧团退休人员的编制和银行账户，取消编制的意思就是取消了公务员的身份和待遇，退休后的养老金较低，而且除养老金之外也不再有公务员享有的其他福利。 江西政府门外聚集了很多抗议的退休人员，有的人手中拿着写有红色字的白纸，上面写着剧团的名称，包括京剧团、杂技团、话剧团和木偶剧团。示威者默默站着或坐着表达抗议，现场没有人发生冲突，但是中共当局派出了执法人员，同时播放广播警告示威人群尽快解散，否则将对其执法，并可能抓捕示威者。 疫情三年经济下滑，财政支出加大，缩编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地方政府没钱了。江西政府停发公务员养老金、缩减编制的举措，凸显了地方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危机的严重性，而财政危机的爆发预示着中国整体经济面临的挑战。 中国大部分省份目前都是债务累累，财政收入处于负增长状态。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月，全国地方债务余额为35万亿元人民币，约为4.91万亿美元；截至2021年底，中央政府内债和外债的余额累计为23.3万亿，约3.27万亿美元，所以全国的显性债务余额为58.3万亿元，约为8.18万亿美元。 这里解释一下，债务余额等于总负债减去已偿付部分。中国地方政府借新债还旧债，是种帐面上的数字游戏。这些数字还只是明面债务，不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贷的隐性债务。如果包括隐性债务，远高于此数。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中国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黑洞”，它被用来填补地方政府的收入与开支的缺口。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智库荣鼎公司研究了205个中国城市和2892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据后发现，2022年，半数城市的政府偿债成本超过财政总收入的10%或更多，反映地方政府面临偿债困难。对比之下，2021年只有三分之一的城市面临此困难。 研究人员认为，偿债义务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如此之高，显然已经跨入难以管控债务偿还的门槛。 投资银行高盛估计，包括政府官方借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政策性银行持有的债务在内，中国地方债总额约为23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26％。 据大陆媒体统计，截至2022年末，中国各省债务率皆是上升状态，其中又以黑龙江、新疆、天津、贵州债务率上升最为明显，均超过400%，负债率越滚越大，导致地方政府无力偿还。 我们之前视频提到过能以人民币数万元的价格购置一套房子的黑龙江省鹤岗，在1年多前成为中国首个财政重整地级市时，其负债高达其财政收入的2倍多。 当地人深刻感受到财政紧缩的冲击，寒冬暖气不足、计程车收到更多交通罚单、公立教师担心被裁员、环卫工人被拖欠2个月工资。 鹤岗只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中国目前财政自给率低于50%的有7个城市，除黑龙江哈尔滨之外，还有青海西宁40.52%、吉林长春40.62%、四川重庆42.81%、广西南宁45.4%、宁夏银川45.45%和内蒙古呼和浩特49.82%。中国35个大城市中，只有浙江杭州财政自给率超过100%。 而财政收支缺口超过千亿元的城市有6个，分别是四川重庆2,799亿元（约402.7亿美元）、北京1,292亿元（约185.9亿美元）、天津1,228亿元（约176.7亿美元）、广州1,192亿元（约171.5亿美元）、湖北武汉1,177亿元（约169.3亿美元），以及上海1,056亿元（约151.9亿美元）。 4月11日，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网站发文称，近期，该研究中心财税金融研究处先后赴贵阳贵安、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发现债务问题已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重大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受制于“财力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接下来将向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争取“智力支持”，为化解贵州地方债务提出可行建议。此举等同向国务院总理李强喊话，期盼获得中央支持、提供金援。 据贵州省财政厅统计资料，截至2022年底，贵州省债务余额近1.25万亿元人民币，约13.57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隐性债务。 中国地方债务危机现骨牌效应，继贵州省公开向中共中央政府求援后，云南多个县市也相继发声“喊穷”。 Wind数据显示，2022年云南永平县负债率45.59%，债务率991.01%，财政自给率15.66%。据云南省2022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永平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4.40亿元，约4.83亿美元，其中一般债余额6.20亿元，约为8700万美元，专项债余额28.20亿元，约3.96亿美元。 最近，云南省昆明市两家城市投资公司债务会议纪要泄露，居然暴露出来昆明之前发行的地方专项债，基本上都被挪用去还债了；不仅如此，昆明政府还在考虑要挪用民众的社保基金和公积金去还债；并且，云南政府的几大城投平台公司，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可见政府的财务状况有多么惊人。 湖北省武汉市同样坠入了债务陷阱，近日，武汉市财政局居然破天荒登报，要求259家企业和单位偿还截至2018年年末尚未偿还的欠款。这种做法让许多观察家颇感意外。 在259家企业和单位中，欠款最低者只欠一万多元人民币（约合1447美元），而欠款最多者为武汉东风轻型汽车公司，欠款本金高达2354万元人民币（约合341万美元）。这些企业和单位合计欠款总额达到三亿元人民币（约合4342万美元）。 特别令人意外的是，除了企业欠债外，武汉财政局辖下的多个区财政局居然也成榜上有名的“老赖”，其中包括武汉市汉南区财政局等五个区财政局单位。其中欠款最多的是江夏区财政局，欠款总额为1252万元人民币（约合181万美元）。 除此之外，中国东北三省的地方政府负债率高，且人口减少，经济发展面临困境。2022年的信息显示，2022年末，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1.9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7168亿元、7291亿元，排在全国第14、24、25名。 由于东北三省GDP规模有限，所以辽宁、吉林、黑龙江地方政府负债率分别达到37.9%、54.8%、45.9%，在全国排名靠前，分别拍第12、第3、第7位。 吉林、黑龙江财政高度依赖中央补助，辽宁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与收到的中央补助基本抵消。 美国智库MacroPolo中国经济专家Houze Song说，许多城市将在几年后变得像黑龙江鹤岗一样，中央政府或许可以透过要求银行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展期，借此在短期内保持稳定。若不提供展期，现实是将近70%的地方政府将无法按时偿债。 过去3年的“清零政策”掏空了地方财政，中国地方政府年度预算报告显示，中国各省份2022年仅在疫情防控方面，就至少花费了3520亿元人民币，约合506.9亿美元。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但近几年中共当局遏制房地产发展，资产价格不涨反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等因素，导致税收和土地销售收入减少，都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一些城市的偿债成本，如甘肃兰州和广西桂林，超过了当地去年的财政总收入。 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削减开支，或从促进增长的项目中挪用资金，以继续偿还债务。 目前，停车场或停车位特许经营权正成为中国中西部地方政府热卖“产品”。经济观察报近日引述数据报道，去年1至5月，总计11个地方政府主体出让停车位经营权，而今年1至5月，这个数字接近40个。 招标停车位特许经营权的地方政府主要集中在贵州、云南、陕西、湖南、甘肃、四川以及河北等中西部地区，以县区级为主。 从事政府投融资人士指出，地方政府若不转让停车位经营权，只能逐年收停车费，转让之后，即可一次性收取25或30年的经营收入。 据透露，现在很多地方正面临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压力，急需盘活存量资产，减缓财政压力，而停车位资产较易获得，也较易转让。 除了转让停车位经营权之外，中国高校也纷纷调涨学费，有些学校被迫二十年来首次调涨学费，还有些学校的学费调涨幅度甚至超过50%。 中国绝大多数大专院校都是公办，而经费也一直都是以从中央到地方相关各级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学费收入为辅。但是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无力出资支持高校办学。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上海的华东理工大学，将即将入学的理工体科类新生一学年学费调涨54%，达到7700元人民币（约合1082美元），而即将入学的文科新生一年学费则调涨30%。 在中国人口密度相当大的西南四川省和东北的吉林省，不同院校的不同科系也调涨了学费。四川省高校调涨学费的幅度最高为41%。 报道称，很多中国地方政府目前连支付债务利息的能力都没有，给高校的经费支持自然也要缩减。高校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不得不上调学费，增加收入。 时事评论人士杰森博士在其Youtube节目《杰森视角》中表示，中共通过所谓“转移支付”均衡各地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将富裕省份的收支结余“转移支付”到入不敷出的贫困省份，从而形成中国大部分地区对中共中央财政上的依赖和依附。 杰森表示，维持这种动态平衡的前提是每年要有入大于出的盈余省份。而在过去两年，这个动态平衡状态已经崩溃。全国31个省级地区的债务全面进入不可逆转的深度恶化，而中共却没有办法帮助解决这些地方财政的问题。 杰森指出，中共中央不得不在地方债务问题上彻底“躺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央真的是没钱了；另一个是中央知道，目前这样的地方债务危机遍地都是，一旦在一个地方开了先例，全国各地都会立刻效仿，用爆雷来威胁中央进行财政救助。
面对不太乐观的经济形势，习近平会不会因此担心呢？假使中国经济真地崩盘，习近平的连任、继续统治，乃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会因此而动摇呢？ 中国经济确实不乐观。《华尔街日报》6月16日报道：“中国财政部6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速连续第十二个月放缓，自然口径下更呈连续两个月负增长，而且降幅明显扩大，进一步凸显全国疫情防控尤其是上海封城两个月对经济带来的重大影响。” 《纽约时报》6月8日报道说：“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下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大部分地区日益繁荣的引擎，预计其增速将从2021年的8.1%降至4.3%。” 《纽约时报》5月27日的报道说（《李克强警告清零政策已引发经济放缓》）：“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8%，低于5.5%的官方年度目标。”报道还说，“经济增长放缓也引发了其他问题。就在应届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1100万时，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已达到18.2%。” 《日经亚洲》资深记者中泽克二2022年6月2日报道说，“很多听过李克强讲话的官僚私下里表示，总理对当前形势的诊断比官方媒体报道的还要严峻。 根据泄露的李克强讲话备忘录，谈话的核心内容是避免负增长和扭转急剧上升的失业率。……如果当前的经济形势确实比病毒爆发的最初几天更可怕，那将意味着经济显然处于负面区域。2020年1月至3月季度，中国经济实际收缩 6.8%。” 另外根据网上各种消息，中国各地的公务员的收入从去年开始减少，“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以及上海等省市公务员都相继收到减薪通知，降幅约为两至三成”。 经济情况不好是现实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但是问题是，经济不会好，这必然糟糕的。他已经走进入这个经济困境当中，不是现在，是2015年，疫情前三年、四年就已经进入困境了。中国不是有个词，高层用的词叫“新常态”吗？“新常态”就是实际上，翻译成普通的大众的大白话，就是经济进入滑坡阶段。这滑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因为统计国家统计局可以造假的，所以它不告诉你滑到哪儿了。但是我们看得见的就是最大的一个现实，就是失业率。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写到了这个大概现在比较靠谱一点真实失业率在城市里头，城镇失业率大概是18%-20%，而且会迅速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再说经济好了。” 但是面对不佳的经济状况，习近平会如何为自己自圆其说呢？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经济搞坏了，那你上层有没有人拿这个问题做文章，拿这个问题发难啊？如果你没人拿这个问题发难，做文章。习近平当然可以自己吹嘘了，说经济发展取得伟大成就，形势一片大好是吧。” 中国事务专家高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不但危及不到习近平本人，也危及不到，基本上危及不到整个中国政权。道理很简单，中国人的奴才文化和中国共产党官员的宦官文化已经让中国共产党把它发挥到极致。通过共产党从1949年走到现在发挥到极致之后，整个中国大陆你已经不好想象有百姓造反和官员谋反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认为，即使经济情况确实不好，可能不仅不会影响到习近平连任，可能效果正好相反。 他说：“会造成共产党最高层领导层的危机感。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是反而更要连任，就是原来他连任的假如说是95%的动力的话，那就会变成100%了。因为他知道很清楚，他连任，替罪羊是别人；他不连任，替罪羊就是他。” 程晓农博士表示，如果习近平不肯放手权利还要连任，经济情况糟糕无非是找替罪羊罢了。 他说，“就跟老毛一样。老毛当时是把这个老天算做替罪羊了，说这3000万人饿死那是天灾，所以有‘三年自然灾害’，这个是捏造出来灾害。然后刘少奇说了几句真话，老毛马上盯上他，接着用文革把他给干掉，报复掉。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如果说中国真的经济情况到了和上个世纪60年代接近的情况的时候，那么习近平找一个替罪羊不难，比方讲李克强就是现成的。你身为总理把经济搞成这样，你来承担责任就完了。所以李克强在今年3月份的10万人大会上，人家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开记者招待会了，意思是这个位置咱们拜拜了，我也不想干了。” 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也认为，尽管经济不好，习近平总是可以把它归咎于其他原因。 她说：“他总是可以将其归咎于新冠肺炎病毒。或者，当然，美国及其盟国也是非常方便的目标。中国善于将问题归咎于他人，而且由于对媒体的控制，很多人容易认同这种观点。” 金德芳教授认为，尽管党内潜在的反习势力不会认同习近平的这种借口，但是他们不会冒着坐牢或者结束职业生涯的风险去把真相讲出来。 中国事务专家高新的观点同金德芳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高新说：“无论从横向对比角度，从纵向对比角度，习近平的宣传能力，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能力都有办法把它粉饰太平。这是第一。第二，单从中国大陆的纵向对比的角度，习近平政权或者说习近平本人和习近平手下这些宣传爪牙们完全可以使用出太多的手段来粉饰太平。我这里说的是经济角度的太平，这是第一。第二，就算刚才你讲的官方在羞羞答答的前提下承认了一些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暂时的困难，那么他同时也会像习近平，无论在国内场合还是国际场合，经常挂在嘴边的叫做长期向好，这是第一。第二，可以归咎于国际形势。第三，更可以归咎于目前的新冠疫情。”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瀚2022年5月29日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发表文章，《Is there Inner Party Push Back to Xi’s Economic Policies?》也提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发生的那场大饥荒。 他写道：“目前的情况与‘大跃进’后中国发生的情况相类似，当时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后期激进的农业政策导致大约3000-5000万中国人死亡。尽管当时一些高层领导人直接批评了毛泽东，但大多数人都集中在提出另一种政策愿景，即坚持对经济能力进行更现实的评估，而不是乌托邦式地估计高农业产出。刘少奇等领导人引入了更多集体讨论的决策方式，并在制定政策之前征求了更广泛的官员和专家的意见。他和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挑战毛泽东的权威，通常最终还是屈服于毛泽东的意愿。但他们仍然向普通党员表明，党内可能有不同的领导风格。可以肯定的是，今天中国的局势与六十年代初降临中国的灾难相去甚远。不过，近几个月来李克强的行为中还是可以看到刘少奇的影子。 史宗瀚写道：“历史表明，其他表现出另类领导风格的人可能会被解读为企图篡夺习近平迄今为止无可置疑的权威。就毛泽东而言，这种怀疑最终演变为1965年和1966年的一系列高层清洗，掀起了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希望历史不会重演。” 领袖梦的前景未必光明 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独裁已经形成了他必须连任的必要性。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你要说党内有多少人反对他，这个太自然了，这个我们不用去看小道消息，你想他上台以来整肃了那么多人，以反腐败的名义清除异己，然后嫉贤害能，任人唯亲。”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萧邦2022年1月17日的一篇分析报道（《分析：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了生存必须要继续任期？》）说：“随着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继续进行，而且已经有超过十万名党内官员受到指控，一种更为广泛的观点认为，习近平必须继续执政，以防他下台后被那些自己击败的对手报复。他会尽其所能保持对权力的控制。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很容易遭到报复，前途未卜。” 在习近平通过各种途径牢牢控制了军队和武警之后，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认为，在今年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会获得“领袖”的称号。多数中国事务专家和观察人士也都认为，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健康出问题，否则他在中共二十大上连任或者保持最高权力，几乎是确定无疑的。 在中共的历史上，获得“领袖”称号的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就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尽管当年曾经被欢呼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文革以后，他受到了中共党内一定的批评，在中共党外和中国的国内外，毛泽东甚至被列为与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齐名的恶魔。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对于毛泽东，“四个伟大”的称呼也并不多见了。 同时，观察人士也指出，所有的独裁专制政权都有突然垮台的可能性，他们把这种突然垮台称为“脆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苏联、东欧当年的巨变，“阿拉伯之春”，貌似强大的独裁专制政权顷刻之间灰飞烟灭。在中国，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