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講話，迫切地向台灣人民推銷其統一大業：包括「九二共識」等於統一；設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通過「政協模式」實現統一；不承諾不武力統一台灣等等方針政策。講話中，又承諾「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民眾將安居樂業，民生福祉會更好，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這種沒有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宣告，無非是甜言蜜語，軟硬兼施，威迫利誘，設計另一次騙局，引誘台灣人民上當受騙。筆者看了，不禁毛骨悚然，噁心難耐，再次想起中共一次又一次的騙局。 以下是兩次嚴重騙案的回顧： 49年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一場大騙局 作家笑蜀於1999年主編《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於2013年再版。本書收錄中共自1941年至1946年間，《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人民日報》、《黨史通訊》等內容反獨裁，要民主的社論、評論、聲明、文件和講話共157篇文章。例如： 《新華日報》1946年3 月30 日社論的標題：「一黨獨裁，遍地是災」；《解放日報》1941年10 月28 日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制，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必包攬於一黨之手」。 1944年3 月12 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的演說，他說：「我們認為，欲施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 1944年6 月12 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說： 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 1945年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問時說： 中共要的民主就是美國林肯總統定義的民主（民有、民治、民享），要的自由就是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書內文章的原作者均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章漢夫、夏衍等中共高層領導人。為了達至推翻國民政府的目的，中國共產黨不惜向全中國人民許下建立一個西方式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的承諾，引誘中國人民上當受騙。當時成千上萬的中國人的確相信中共的宣傳，前赴後繼地投奔延安，以為這是中共的莊嚴承諾。 實情是，毛澤東在1945年4 月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的而且確提出要組成民主聯合政府，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又具體建議先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經過選舉，召開國民大會，然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可是，到1949年他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己經荒腔走板變了調，除提出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也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地位，要建立中央集權體制。更主張建立由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府採取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樣，《論聯合政府》的論述己經被他改變得面目全非，更明顯地推翻先前的所謂承諾。 但是，雖然如此，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還是按計劃在北京召開。與會者包括各黨派、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海外華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選出代表國家的民主聯合政府。這樣，因為政協會議的召開，讓毛澤東在10 月1日宣布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有了合法性。 共同綱領帶有臨時憲法性質，宣布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明確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在聯合政府內，非中共人士張瀾、李濟深、宋慶齡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佔六位副主席的一半；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非中共人士佔半數；在政務院中，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擔任了副總理，政務委員及部長以上職務，真有聯合政府的格局。這樣似模似樣的政協會議，聯合政府，的確令當時的中國人更加誤信中共建立西方式民主國家的誠意，忘記了中共自成立伊始便宣稱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海外的、香港的有理想的人都信以為真，紛紛投向北京。 然後，當1953年毛澤東提前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時，事情就慢慢地起了變化。他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9 月發表〈改造資本主義必經之路〉的講話後，便開始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包括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變生產關係的性質，令大型私營工業企業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變成公私合營企業，實質是對私人商業的吞併。 到1954 年9 月，隨著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前提後，國家最高層職務完全由共產黨人擔任，實現了「黨政合一」的目的。至此，國家政權的聯合政府色彩已經消失，政治協商會議變成諮詢機構，原來這一切只不過是統戰策略。 事情的惡化並未停止，1956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決定全黨開展整風運動。4月，毛澤東發出〈關於整風運動指示〉向民主派人士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號召黨外人士鳴放，幫助中共整風。在毛澤東的部署下，許多知識分子又再信以為真，有些人還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偉大，紛紛提出批評意見。於是，毛澤東再次違背承諾，整風運動急轉為反右運動，這就是毛澤東臭名昭著的反右陽謀運動了。全國有五十五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反右給各民主黨派和政治協商制度一個徹底的重創，使民主黨派徹底成為擺設的花瓶。至此，從共同綱領到五四憲法的共和國制度建設，完全被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所取代。這個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家破人亡，犠牲生命的陰險騙局，中共僅僅用了幾年時間便宣布完成了。 97香港回歸是更加陰毒的騙局 當初，中共為安定民心，平穩過渡，於1984年12 月與英國政府簽定「中英聯合聲明」，並根據「聲明」第三段第十二條訂定「香港基本法」，向全世界人民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治港方針。香港人看在眼裡，有這樣莊嚴的聲明，又有這樣白紙黑字的承諾，很難不相信中共的誠意。於是，民主派人士提倡「民主回歸」，相信中共會遵守諾言，給予香港發展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例如三權分立，區議會、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的真普選。 筆者當時以為時代己經進化到科技電腦時代，中共無論如何不可能回到毛澤東的無法無天，翻雲覆雨時代了，便與香港人一樣相信中共的承諾而認同民主回歸。可是我錯了，當我發覺中共並沒有在回歸後把地下黨公開的計劃，而是實施以地下黨運作形式接管香港時，便斷定這是預先設計了的陰謀，所謂一國兩制實在是一場騙局。我心情沉重，憤怒莫名。 以下是摘自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的文字： 如果中共在港仍以地下形式運作，一國兩制就是一場偷天換日的騙局，這就是所謂港人治港的真相。（1997年6 月） 決定地下黨不公開，誤導港人以為真的回歸中國，而實質卻是回歸中共香港地下黨的領導，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不是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謂一國兩制只是一個騙局。（2003年8 月） 香港回歸併沒有還政於民，而是還政於黨。中共利用香港地下黨偷龍轉鳯地接收了香港政府，實在是違反了基本法的原則。（2004年4 月） 由於地下黨的繼續存在，香港沒有真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那隻不過是一場大騙局，我們再受騙了。（2007年6 月） 中共為甚麼不把地下黨公開？共產黨早有深謀遠慮的計劃，知道在基本法的規範下，他們無法公開統治香港，只有留著地下黨，潛伏於香港的各個角落，才可神不知鬼不覺地慢慢搶奪香港的控制權，地下黨的歷史任務還未完成。由開初到現在，共產黨從未打算過真的讓香港實行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只要地下黨仍在鬼鬼崇崇地活動，香港沒有真正的一國兩制，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又是另一場大騙局。（2009年） 回歸之初，中共為了實現奪取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部署了一場又一場的輿論攻勢：先是發動愛國論的討論。提出「治港者必須愛國」；「普選不一定能選出愛國者，因而不能普選」；「非愛國者不能參選」等等說法，為陰謀推翻基本法作輿論準備。筆者在文章中反駁說：把「黨」加「國」的愛國論強加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是對愛國主義的扭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管治班子的最高標準是價值、誠信、廉潔和才能，並不是甚麼愛國論。 然後，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吳邦國提出「權力論」：「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他又引述鄧少平說：「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議會制，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由愛國論到權力論的輿論戰，己經充份說明了中共計劃違反基本法，奪取香港管治權，改造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為它所用的決心。 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發表文章〈一國兩制的條件下的香港管治力量〉。他坦白挑明，回歸後香港管治力量己經變成了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這樣的言論暴露了中共管治香港的意圖及途徑，讓港人窺見中共的狼子野心。 大概是輿論戰己經打得差不多了，中共開始行動。中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 月作出決定： 否決香港在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體議員，同意於2017年香港特別行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當時的民主派人士群情洶湧，極度悲憤。筆者也無奈地認為，既然有了時間表，這仍然有希望，並且提醒香港市民，十年後中共絕對有可能再度推翻決定，十年後的這一次，無論如何必須讓中共兌現承諾。我們應該化悲憤為力量，誓把這個2017年的承諾化為香港的現實。 可是，我又再次估計錯誤了。我後來發現梁振英開始蠢蠢欲動，不斷自我宣傳，便知道，原來中共要在2012年捧出一個隱瞞身份的地下黨員出任下屆行政長官，2017年普選時間表的承諾，只是吊著市民胃口的緩兵之計，我非常憤恨，我又上當受騙。 自梁振英當上特首之後，中共強橫全面奪權的計劃，勢如破竹地展開。2014年6 月中國國務院就香港一國兩制的落實發表白皮書，表明： 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 又於同年8 月31 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831決定是之後雨傘運動直接導火線。 最後，2017年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及香港說：「要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與中央對香港澳門的全面管治權。」這樣，《中英聯合聲明》被消失，「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回歸二十年後，由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作出正式歸結。 為甚麼幾代的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及西方人總是相信中共的承諾而上當受騙？筆者認為原因有三： 一）因為我們生活在實行信譽制度（Honour System based on trust）的地方，思想上習慣性地對契約、合約、條約的尊重，正如我們常用的信用卡或房貸一樣。大家都本能地遵守所訂定的條款，也相信別人也一樣遵守。不會相信一個泱泱大國，一個一國之尊，一份國際性文件會出現違諾之事。如果有人毀約必需要有理據，也應付出代價。 二）很多人受與生俱來的愛國思想所影響，總是被一種強烈地希望為國家貢獻力量的感情所牽制，盲目的愛國情懷掩蓋了一切理智的思維。人們不知道愛國這種崇高的思想，不能用於現在這個中國上，因為中國現在的一切，包括山河、民眾和制度，全部己被中國共產黨所騎劫。山河已經變色，民眾思想人格己經淪落，愛現在的中國等於愛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兩者不能分割。所以現在的中國不能愛。 三）未能認識中共的本質和行為模式是最重要的原因，把中共的美麗的言語理解為莊嚴的承諾，是天大的誤會。中國共產黨哪裡是對人民的甚麼承諾，他們自己對過去和現在所許下過的美麗的言語，世人以為就是承諾的都不會認為是一種承諾，而只是一種策略。中共從來沒有所謂「承諾」和「守諾」的概念，他們有的只是政策和策略。那些我們以為是他們承諾的美麗言語，是政策的產物。 因應時局的需要提出足以迷惑人心，發展勢力的策略口號或權宜之計，其實是中共的傳統，一脈相承遺傳至今。因此，當他們把以前的美麗言語一筆鉤銷，隨時靈活轉換策略的時候，可以面不變色心不跳，那些黨員不會有任何抱歉心，羞恥感，因為這只不過是策略的改變。 如果我們用道德觀點去批評他違反諾言，喝令他們遵守道德規範兌現承諾，他們卻無動於衷，認為自己只是執行政策沒有承諾。你，無恥、無道、流氓、惡魔，我們就算罵他個狗血淋頭，也是搔不到癢處，摸不到中共本質要害的誤解。嚴格來說，中共並不是撒謊，也不是違諾，他們實在是一個為搶奪政權而建立，一個功利性不擇手段的黨，這就是它的本質。 辛子陵的文章：〈毛澤東的黨國體制與玩弄憲法〉引述毛澤東關於憲法的講話： 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通過以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同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起草後，毛澤東卻在中央一次會議上，作了憲法交底的講話，他說：『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的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 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甚麼程度，還是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份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這番講話充份體現了毛澤東的流氓無賴本相，也揭示了中共有公開及內部兩手操作的傳統。公開有一套政策，黨內另有一套政策。公開所講的政策並不代表黨內所定的政策，一切以黨內的指示為準則。如果黨內的說法與公開的說法相異，違反承諾時，黨員並不以之為騙，以之為恥，而是革命的、政策的需要。毛澤東的講話是示範如何蔑視憲法及一切法律的榜樣。 朋友們，我們受中共欺騙的次數實在是太多了，付出的代價也實在太大了，再也不能輕信了。 ※作者1939年出生於香港，基督徒，筆名牛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正為中國共產黨香港地下黨黨員，同時擔任學友社主席至1974年。在「六七暴動」中負責組織灰校學生斗委會及飛行集會式（即快閃）示威遊行，發展地下團員和黨員。1974年移民加拿大後脫黨，並於1997年發表第一篇關於地下黨的文章，成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旅德學者王維洛日前發表了名為《新質的五子登科》文章，將習近賓士國理政的套路歸納為緊緊抓住槍杆子、筆杆子、刀把子、錢袋子、精運算元，也就是控制了軍隊、宣傳、警特、金錢、數據。王維洛在5月3日接受了本台記者孫誠的專訪，講述了他對習近平統治模式的分析。 習近平統治模式的八個特點 記者：我看了您的那篇文章《五子登科》。很好奇的一點是，您覺得習近平的統治模式，和之前的毛、鄧、江、胡相比有什麼特點？ 王維洛：其實，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統治的模式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控制，對中國全社會的控制。如果我們具體講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三個人上台的時候，中國人民對這三個人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1949年建國的時候，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鄧小平在文革結束之後重新上台，中國老百姓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習近平上台的時候，應該說中國民眾對習近平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為習近平上台的時候有個很大的優勢，他沒有政治包袱。 記者：您在這裡提到的沒有政治包袱，指的是什麼呢？ 王維洛：第一，他可以給六四正名。第二，他可以恢復中國和台灣之間的正常關係，可以宣布不用武力統一台灣。第三，他可以改善和達賴喇嘛的關係，因為他沒有任何負擔，他可以請達賴喇嘛到中國來、回到西藏。這都是當時他所面臨的情況，他所有的政治機會。但是，最後他是錯過了這個機會。如果我們把現在和他2012年上台相比的話，現在的情況變得很糟糕，這個機會已經沒有了。從國內的政治、經濟情況來說，是越來越糟糕。中國看不到出路。你不要說現在的三中全會能拿出什麼大的措施來，他說不出。 記者：您在《新質的五子登科》這篇文章里提到，習近平緊緊抓住了槍杆子、筆杆子、刀把子、錢袋子、精運算元，也就是控制了軍隊、宣傳、警特、金錢、數據。這和之前的毛澤東、鄧小平有什麼不同呢？ 王維洛：第一，習近平沒有一個明確定義的目標，他不知道他要幹什麼。他的目標是很模糊的，不忘初心、中國夢，那是什麼東西？是沒有明確定義的，也沒有長期、中期、短期目標的區分。第二，習近平對於目前的形勢的判斷是錯誤的，他不知道現在存在著什麼問題，也許他所接受的信息是完全錯誤的。還有第三個比較明顯的區別是，習近平是在前台指揮，演一個獨角戲。其他人，包括他的六個政治局常委都是躺平的。而毛澤東、鄧小平他們兩個是不管具體事情的，特別是毛澤東根本不管，鄧小平對具體問題、經濟問題也是不管的。第四，習近平的價值觀是固化的，他認為公有制比私有制好，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好，他所認為的市場經濟其實是計劃經濟加上大數據，他認為計劃經濟的缺陷是不知道需求、供應在什麼地方，他認為有了大數據、掌握了所有數據之後可以避免計劃經濟的缺陷。所以他認為計劃經濟可以戰勝自由的市場經濟的。第五，習近平他小事情什麼都管的，但是大的事情他是不管的。 記者：習近平的這種抓小放大，您能否詳細談一談呢？ 王維洛：比如說現在中國的兩個事情，一個是糧食，習近平談糧食問題很多，但是糧食問題對於當今的世界、中國就是一件小事。而就業對於當前中國來說就是天大的大事，習近平是大事不管、小事多管，哪怕中小學生的補課他都要管。 記者：可以看到，習近平確實在這些年裡推出了各種各樣的政策。比如雄安新區就不了了之了。這是不是反映了習近平的統治，還有這種朝令夕改的特點？ 王維洛：習近平這個人做事是沒有恆心的，他往往是想一出是一出，想到一個東西做了兩下就半途而廢，有開始沒有結束。比如說「海綿城市」，他在一年裡面講了三次還是四次，到了後面就沒了。他看到不能防洪，看到問題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習近平在他的統治上有個特點，就是把責任壓到基層，要地方負責。我不知道你聽沒聽說過，他有水庫的庫長制度、河流的河長制度。他怕水庫潰壩，就提出了庫長制度，就是哪個水庫潰壩了就找庫長。所以現在只要一下雨，洪水一形成，所有庫長都怕水庫潰壩，都突然泄洪。因為這個責任壓在我的腦袋上，上面不承擔責任，也不說泄洪還是蓄洪好，都要壓到最下面那個人來承擔責任。這是習近平老是說的壓實責任，這是他的第七個特點。第八個特點，他是沒有檢討、沒有修正錯誤的機制。他就是發現這些工程錯了，像雄安新區、一帶一路，他明顯看到錯誤層出不窮，但是他不會檢討錯誤，他也沒有修正的機制。 王維洛：「習近平現在對權力的掌握在毛澤東、鄧小平之上」 記者：您在文章里也談到，習近平的統治是落實在控制上。我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習近平並沒有一個「主義」。不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他們是提出一個「主義」，讓下面的人去執行的。 王維洛：他（習近平）是有空的口號，但是他是沒有具體措施。比如說他說的房地產市場，「房住不炒」，什麼是「房住不炒」？他現在又放棄了這個「房住不炒」政策，他沒有具體的執行措施。「五子登科」說的是槍杆子、筆杆子、刀把子、錢袋子、精運算元，精運算元是他對數據的控制，我們就來講「精運算元」。以前，毛澤東是兩個，槍杆子、筆杆子，到了1950年的時候他就搞了三反五反運動，把刀把子搞上去了，加速了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進程，開始剝奪中國老百姓的財產。現在來講，中國的經濟發展不上去，是因為中國的地方政府賣地賣不出價錢了，中國的老百姓知不知道地以前是誰的？1949年以前中國的絕大部分土地都是私人的，共產黨把私人土地剝奪過來，然後到1982年通過憲法來聲稱所有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這才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量資本來源。現在經濟不好，賣地賣不出去了，其實這些地都是老百姓的。以前講的是筆杆子騙人，用筆杆子洗腦，現在他光靠筆杆子不行了，他要靠數據來騙人。所以中國人現在有句話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四大支柱，除了出口、投資、消費之外，就是國家統計局。 記者：最近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不少數據引發了很廣泛的質疑，比如對青年失業率數據的公布，就通過改變統計方式、不統計在校生，讓數字看上去變得更低了。您覺得他們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王維洛：國家統計局不斷製造虛假的信息，來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讓老百姓有所謂的信息，來支撐消費、經濟的發展。現在很多人都在戳穿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的欺騙性，就是說連正負、增長還是減少，國家統計局就是憑口亂造數據、隨便說假話。你要把數據好好排列一下，會發現中國經濟就像文革以後的現象，套上就好了。如果把真實數據攤開來說的話，就是「中國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習近平繼承了毛澤東、鄧小平的槍杆子、筆杆子、刀把子學說之後，又增加了錢袋子、增加了對數據的控制的功能，來達到對整個社會的控制。 記者：那您覺得，習近平的這種「五子登科」模式，會把中國的社會帶到什麼樣的道路上去呢？ 王維洛：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統治模式呢？我生活在德國，可以說習近平的統治模式是個人獨裁政權。可以比較的是二戰時期德國希特勒的個人獨裁政權，當時希特勒就是一個人說了算，他做的錯誤決策是沒有人敢糾正、沒有人敢提意見的，據說當時他的建設部部長施佩爾還能提一點意見。習近平身邊是沒有一個人敢對他的主張提出反對意見。要說民間，哪怕一個人對他的政權並不構成威脅，他也是不允許有不同的意見存在的。所以個人獨裁政權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你的國家是不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完全依賴於一個人的決策。如果這一個人的決策發生錯誤、偏差，那麼整個國家就會陷入一場重大危機，沒有一個制衡的機制可以修正這個錯誤。講個簡單的例子，如果習近平說2025年要武統台灣了，能阻止習近平這個決策的執行嗎？中國黨內或者國內的人，能夠阻止這場戰爭發生嗎？這是不可能的。所以，習近平現在對權力的掌握在毛澤東、鄧小平之上，是個人獨裁的政權。 記者：其實毛澤東開始，是不是就是這種人治？比如大躍進、六四都是毛澤東、鄧小平一拍板，整個方向就都被扭轉過去了。 王維洛：毛澤東當時還沒有到習近平這個地步。毛澤東當時還要開個七千人大會，在會上還要做一些檢討，他對這個檢討的最後反撲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對當時出現的餓死人的情況，毛澤東也不得不假惺惺做了個檢討。鄧小平也是一樣的，他做了錯誤的決策之後，六四之後用了江澤民，用南巡講話來修正他的錯誤，把經濟發展重新置為中國發展重點，他也有修正。習近平個人的特性來說，他是沒有這種回頭看，看看走的路是不是對的這種習慣的，用習近平自己的話來說，他是「扛兩百斤麥子，走十里山路不換肩」。他是會一直這麼走下去的。 王維洛：經濟困難是習近平遇到的客觀阻力 記者：那麼您覺得，習近平的這種模式會不會受到什麼阻力？會不會崩潰？ 王維洛：他的阻力主要會來自於中國經濟問題造成的財政困難。他沒有足夠的錢來花、來維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正常運行，可能是他實際上遇到的客觀問題，這不是由於他下面某一些人，比如說李強、丁薛祥、陳敏爾這樣的人對他的路線提出質疑、提出不同的意見，而是由於中國的經濟發生了困難，他沒有錢花、搞不下去了。這是他實際遇到的問題。 記者：談到了這麼多，您能否總結一下，習近平的統治模式是不是存在一個總體的方向和趨勢呢？ 王維洛：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上台的十多年以來，看著是左右漂浮不定，有的政策往左去，有的往右來，但他總體是往左走的。他不改變往左的趨勢的。比如說，他在房地產政策上，提出了「房住不炒」政策，現在又全都開放了，讓大家都去買。如果中國，1949年之前房地產都是屬於私人的，共產黨通過不同手段把房地產都收歸國有，然後再賣給中國人，最後用高價迫使中國人買下了房屋所謂的使用權，最後再來一次大清洗，把房價一下子殺到最低。中國人自己算一下的話，改革開放將近四十年，你勞動的所得最後就變做虛無了，因為你所買的房子是一個只有70年使用權的東西，到了70年之後是什麼也沒有了，必須收回去。中共現在的政策，是因為大量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還有將近二三十年時間，它認為這個時間到了，可以讓你重新再買一次。這個再買不但在於土地使用權的70年結束了，而且還在於中國的建築質量不能保證這個房子在70年後還能使用。所以中國人現在投了300萬、400萬、500萬、1000萬，你買的房子是你一輩子的勞動所得，但是到了最後一看，什麼也沒有了。對中國共產黨說的三中全會在房地產上提出什麼重大措施，只要不是實現土地私有化，是沒有出路的，是不能解決現在中國經濟的困局的。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獄中猝逝後，震驚全球政壇，也引發中國異議人士的反思。雖然他的死因仍有待調查，但多位中國異議人士認為，普京和俄羅斯獄方要負最大的責任。他們說，納瓦爾尼之死「很可能是謀殺」，也恐反映出獨裁者的恐懼。至於中國網民興起為普京抱不平的同情聲浪，一位異議人士說，那是中共「愚民統治下的民自愚」。 年僅47歲的納瓦爾尼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頭號政敵，正值壯年的他於獄中猝死後，引發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普京的譴責和追責聲浪，不過，中國社媒上卻有大批時評人和網民反而同情起普京，還把矛頭指向西方國家。 納瓦爾尼是遭謀殺的政治烈士? 對此，中國異議人士說，這是極權社會的特徵，尤其納瓦爾尼之死背後恐「有陰謀的」，這樣一位政治烈士之死反映的是獨裁者的恐懼。 位於澳大利亞首都悉尼的民主中國陣線澳大利亞分部監事張小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雖然納瓦爾尼的死因還有待確認，但異議反對人士在獄中遭獨裁者謀殺或凌虐致死的前例屢見不鮮，因此，外界很難不將納瓦爾尼之死朝政治陰謀聯想。 張小剛說:「這個是極權社會的一種特性。這種特性就是，第一，異議聲音是不容易發出來的。異議人士，只要你有影響力，就一定要被壓制、被想辦法給幹掉，幹掉的方式有明的、有暗的。那麼像這種在監獄裡邊突然死亡的，很可能是一種謀殺，只不過證據力很難找到。」 張小剛說，普京發動入侵烏克蘭後，已有好幾名俄羅斯大富豪傳出離奇死亡。另與普京反目成仇的前瓦格納僱傭軍首領葉夫根尼·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也於去年8月墜機身亡，致死原因到底是遭導彈襲擊、還是普京本人直指的飛機內手榴彈引爆，至今仍莫衷一是。 獨裁者的恐懼 他說，普京若為納瓦爾尼之死的幕後黑手，他之所以把頭號政敵幹掉，就是害怕這樣有影響力的少數異議人士會去影響多數的俄羅斯民眾，來推動社會的進步，並促成他的獨裁政權垮台。但這種獨裁者的恐懼和政治暗殺，以史為鑒，從未能真正成功，只能維持或長或短的政權。 張小剛說，俄羅斯雖經過政治轉型，以民主國家自居、也標榜自由選舉和新聞自由，但在普京的高壓統治下，根本和中國一樣，仍是專制極權國家。 他說，中國的政治環境比俄羅斯還嚴峻，不僅人民沒有選舉或參政權，連網路或媒體都無法見容異議言論，人民更是活在一言堂下，長期被洗腦後，自己也懶得動腦，反而以官方意見為意見，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時評人或網民這兩天一反國際主流聲浪，竟為普京抱不平，甚至無端指控美國才是幕後黑手。 中國人民的自愚愚人 張小剛說:「全民的被洗腦、愚民化的結果呢？有的人就開始自愚了，我就聽政府的，政府說什麼就是對的。(中國著名畫家)陳丹青說過一句話，他說，愚民(統治)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自愚。但民自愚的原因，實際上是官方對老百姓進行愚民教育和恐嚇結合起來，最後很多人就變成一種不加思索、就反映了(中國社媒上)這麼一種現實，當然這些是很可悲的。」 對於納瓦爾尼之死，中國官方尚未表態。不過，張小剛說，中俄的友好關係建立在利益的短暫結合，隨著普京受到西方國家制裁後、現「處於過不去的狀態」，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國內經濟衰退、黨內矛盾和外部壓力劇增下，「出問題也是隨時的事」，在此前提下，中俄夥伴關係還能維持多久，不無疑問。 對於納瓦爾尼之死，兩位中國境內的異議人士也認同西方國家對普京和獄方的追責。 一個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姓名的人權律師告訴美國之音，外界對俄羅斯國內的信息掌握太少，很難判斷，但「俄羅斯當局鎮壓政治活動人士和新聞記者也是眾所周知的。」 王全璋:普京和俄羅斯獄方應被問責 位於北京的中國知名人權律師王全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聽到納瓦爾尼這樣一位同道中人，年齡相近、同是律師出身、也有爭取民權的共同價值觀，竟不幸死於獄中，「內心很受震撼、很難受」。 他說，就法論法，俄羅斯獄方對納瓦爾尼之死要負一定的責任。 王全璋說:「任何一個人被羈押，監管機關同時就賦予了管理這個被監管人的義務，還有保證他的人、還有健康的義務。這個人在(監獄)裡邊，不管是病死的、還是其他原因死的，你(獄方)都要負一個倒置的舉證責任，如果你不能充分地說明，你對他的死沒有責任，那麼你就應該承擔責任，這是現代法學基本的舉證責任的一個分配原則。」 他還說，雖然納瓦爾尼的具體死因不明，但普京作為執政當局也應負起政治責任。 王全璋說:「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反對人士，他在文明社會裡邊不應該被這樣對待，這是最基本的，一個社會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你怎麼樣去對待你的反對者。」 王全璋說，自90年代以來，俄羅斯歷經過一系列的民主和司法的轉型，但為何仍會出現新的威權統治、或像納瓦爾尼這樣的反對人士仍持續受到迫害，讓他深感不解。 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恐比俄羅斯更嚴峻 納瓦爾尼之死也引發中國異議人士處境之艱難的反思。 但王全璋說，中俄兩國的政治文明無法類比，因為中國不僅能組織化的反對者都不存在，也未開啟任何民主的轉型進程。相反地，當局還擴大對社會的維穩控制，包括緊縮言論自由，輕則以尋釁滋事、重則以煽動或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來治罪。 王全璋說:「我們現在就是進一步地加強對民眾的控制，一步一步地加強、一點一點地收緊，無論從過去所謂的政治領域、現在到泛政治的領域，什麼教育、經濟、金融，都上升到所謂的政權安全的一個高度。」 中國於2015年7月9日對維權律師發動大抓捕，王全璋也是遭政治迫害的律師之一，他於前三年多的監禁中曾遭酷刑逼供和被迫用藥，經2018年底的秘密庭審後，他於2019年初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王全璋於2020年4月出獄後，仍持續受到國保的監控或政治報復，包括北京住所曾被無故斷水斷電、兒子被拒入學、一家三口更長達13次被迫搬家，已多次引發美國國務院的關切。 位於澳大利亞的張小剛說，中共的高壓統治只會製造一代又一代的異議人士，從早期的魏京生、王丹、劉曉波到709律師群，以及近期以其他形式反抗的年輕學子。雖然他們在中國境內受到的打壓和迫害越來越強，但來自西方國家的外部壓力若強到讓習近平感到權力受到威脅，或能為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帶來轉機。
普京頭號政敵納瓦尼2月16日猝死，西方輿論普遍指為「謀殺」，俄羅斯總統普京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法國世界報周六的社論就以「納瓦尼遭謀殺」標題。 社論說：無論納瓦尼身在何處，是自由還是在監獄，是在住院還是健康狀況良好，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他的存在已經讓普京無法忍受。納瓦尼之死說明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決心鎮壓一切形式的反對派，哪怕是完全喪失自由的反對派。 該報指出，「直接將納瓦尼之死歸咎於普京，西方領導人沒有犯錯。事實上，正是這位前克格勃軍官在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建立起來的鎮壓政權，終結了納瓦尼對俄羅斯專制制度的挑戰。」 費加羅報則指出，普京追隨列寧和斯大林的血腥統治，那些敢於反抗克里姆林宮主人的屍橫遍野。 納瓦尼在生前發出的一則信息中說，「我夢見一個自由和幸福的俄羅斯」，他深信，有一天，普京的獨裁將崩潰，俄羅斯成為自由之邦。但是，他在北極圈的一個監獄裡悲慘地死去，俄羅斯當局在 2020 年未能毒死他，隨後又用非人道的殘忍手段讓他慢慢死去。費加羅報援引分析指出，這表明俄羅斯的不幸和苦難持續存在：1917 年被布爾什維克罪惡政權綁架的俄羅斯，除了 1990 年代之外，一百年來一直無情地監禁和消滅其反對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普京的政權，是一個由獨裁者統治的罪惡的、黑手黨式的帝國資本主義，是列寧和斯大林主義的延伸。即使是勃列日涅夫集團，也不至於殺死薩哈羅夫或索爾仁尼琴（儘管索爾仁尼琴曾遭下毒）。前克格勃軍官入主克里姆林宮，你能想到在納粹政權結束九年後，前蓋世太保官員會在德國掌權嗎？普京的上位重新激起人們對 1991 年前蘇聯極權制度最殘酷時期的聯想，葉利欽曾極力想擺脫這種聯繫，但從未成功。 在普京統治的 24 年裡，那些敢於反抗克里姆林宮主人的人可謂「屍橫遍野」。如今，監獄人滿為患，僅僅因為一條反戰推特，或者佩戴彩虹色耳環就會被囚禁。雖然規模無法與蘇聯時期相比，卻更有針對性，手段複雜毒辣。但鎮壓的目的是一樣的：讓所有持不同政見者的思想和行動癱瘓。 普京 2000 年一上台就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的鎮壓。最初，鎮壓是有選擇性的，首先打擊那些質疑普京上台之謎的人，尤其針對的是那些對 1999 年 9 月普京就任總理後不久發生的致命襲擊事件（在伏爾加頓斯克和莫斯科郊區的工人階級中造成數百人死亡）進行調查的人。這些襲擊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被歸咎於所謂的 “車臣恐怖分子”，使得這位前克格勃人員得以打著 「祖國救星 」的幌子，通過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來競選總統。 2000 年，在一種集體歇斯底里的情緒中，俄羅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沉醉於復仇之中，他們投向了葉利欽向他們介紹的那位目光冰冷的年輕軍官的懷抱。試圖質疑前述襲擊慘案的罕見人物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 1999 年秋天，一位居民在Riazan市一棟公寓的地窖里發現了一些裝著無名屍體的袋子，『新消息報』總編輯尤里-舍科奇金(Iouri Chekotchikhine)決定調查，結果不幸中毒，在痛苦中死去。謝爾蓋-尤申科夫（Sergei Yushenkov）上校是一名自由反對派軍官，他剛剛註冊了一個新黨，正在對 9 月發生的襲擊事件進行調查，卻死於自家公寓門口的機槍掃射。 當時的另一位知名記者阿爾喬姆-博羅維克（Artiom Borovik）也死於直升機墜毀，他當時作為一家調查機構的負責人正在Riazan市無名屍首事件進行調查。早在 1999 年冬天就譴責伏爾加頓斯克和莫斯科郊區襲擊事件背後有 “俄羅斯勢力之手 “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州州長、亞歷山大-列別德將軍，因聲望極高有可能成為普京的替代人選，也在一次直升機 “事故 “中喪生。 普京在車臣發動了一場殘暴的戰爭，這場戰爭奪去至少 10 萬人的生命，但《新報》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ia)敲響了俄羅斯在車臣犯下的大規模罪行的警鐘。她描述了酷刑、對平民的暴行、變成死亡陷阱的過濾營，同時還幫助俄羅斯士兵的母親尋找在戰爭地獄中失蹤的兒子。她不斷警告，許多自由派精英與普京調情，嚴重低估或忽視了車臣慘案的嚴重性，車臣慘案正在催生新的俄羅斯法西斯主義。2006 年 10 月，普京生日當天，她在購物回家的途中，在莫斯科公寓的樓梯間被機槍掃射中彈身亡。 當鎮壓對象針對所有反對勢力，包括商界領袖、政黨、媒體展開時，納瓦尼也參與到反對派之中，他在 2011-2012 年的大規模示威遊行中激發了反對派的力量，但遭到了普京的暴力鎮壓。2013 年和 2014 年，在基輔顏色革命最激烈的時候，普京策划了一場反攻，吞併了克里米亞，然後在頓巴斯發動了戰爭。俄羅斯歷史學家帕斯托霍夫（Vladimir Pastoukhov）認為，這場帝國戰爭不僅是繼進攻喬治亞之後重新復辟蘇維埃帝國的第二幕，也是轉移俄羅斯民眾憤怒之火和維護其權力的一種方式。 2015年，鮑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距離克里姆林宮 100 米的地方被暗殺，這位富有魅力的自由派領導人曾公開反對戰爭，並譴責俄羅斯軍隊在頓巴斯的存在。普京希望摧毀任何可能阻止他發動戰爭的人物，這場戰爭也為追捕反對者提供了理由。 隨著對烏克蘭的大規模入侵，俄羅斯政權正以同樣的野蠻手段打擊基輔及本國的政治反對派。那些留下來試圖反抗的人一個個被投入監獄，穆爾扎（Vladimir Kara-Mourza）就是一例，他在兩次中毒後因譴責戰爭而被判處 25 年徒刑。一位俄羅斯知識分子驚恐地說：「沒有任何保障了，沒有人是安全的，他們是食人者」。這個政權不會停止。在俄羅斯、烏克蘭或其他任何地方，沒有人是安全的，”她警告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描繪了虛無主義革命者的形象，他們是秘密組織的成員，聲稱有權謀殺和侮辱。在布爾什維克統治下，數百萬人經歷了這種恐怖，而現在這種情況再次重演。 星期五，抵抗普京的知識分子之一、記者謝爾蓋-帕霍緬科(Sergueï Parkhomenko)讚揚了納瓦尼「盡自己所能，閱讀、思考、反抗強加給他的非人條件」的勇氣，但帕霍緬科痛苦地指出，在普京「慢慢謀殺」納瓦尼的三年中，西方有很多人仍然希望與這位獨裁者談判： 「他們仍然準備給他一個機會，讓他繼續下去，達成協議。如果普京繼續下去，那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有繼續下去的授權。你們什麼時候才能明白這一點」。
對美中開戰的擔憂，使美國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最近開始聽芭芭拉·圖赫曼的《八月的槍聲》的有聲書，該書講述的是歐洲在1914年如何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 《八月的槍聲》這本經典作詳細敘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從德皇威廉二世決定開戰，接下來的四年壕溝戰，到英法聯軍發起進攻以阻止德軍。書中還討論戰前和戰爭中的國際情勢、各國的戰略、作戰計劃等，是一本非常詳實的好書。 歐洲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是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發展起來的。作為當時世界金融首都的倫敦，在國際金融中扮演著中心角色。歐洲經濟體互相投資於彼此的產業和基礎設施。而鐵路和電報的建設加快貨物、人員和資訊的流動，使各國的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歐洲各國之間的聯盟和條約，如三國協約（聯接法國、俄羅斯、和英國）和三國同盟（德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之間的聯盟）還包括經濟組成部分，加強彼此間的相互依賴。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的經濟互相依賴程度如此之高，所以那時很多專家都預測經濟的因素會讓大規模戰爭成為不可能。但是他們忽略了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領土野心對政治決策的影響。大戰爆發後，昏庸的德皇威廉二世私底下對他的幕僚發出驚嘆：我的天啊，我幹了什麼好事！ 比較習近平和那時的德皇威廉二世，至少有13個雷同之處: 1.他們兩個人都活在能幹父親的陰影下，所以心理上有自以為是、沒有同理心、不能接受失敗、對世界的認知與事實不符等人格特質。 2.習近平和德皇都繼承了一個帝國，而且獨斷獨裁。中國人到現在仍在諷刺習近平是皇帝。 3.現在的中國和二十世紀初的德國都經歷快速的經濟成長。德國在一次大戰前20年經歷了所謂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累積的財富加強其對改變現狀的信心。 4.習近平和德皇兩人都野心勃勃，旁邊圍繞著許多有問題的策士，所以行事魯莽，不計後果。 5.兩人都企圖破壞現有國際秩序。中國與德國都藉由擴軍成為軍事強權的同時，不可避免的都成為軍國主義的國家。 6.現在的中國和二十世紀初的德國都鼓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普魯士在19世紀統一德國後，藉由經濟發展與擴軍強化人民自信，並透過宣傳提倡日耳曼民族主義。 7.兩國都沒有堅強的軍事同盟，外交上都相對孤立。 中國雖然有許多第三世界的小國支持，但美國在世界各地都有軍事同盟。美國的道德外交更是世界上的主流價值。 8.中國和德國都是傳統的陸權國家，但渴望成為海上霸權。所以習近平提倡建造航空母艦，而德國在第一次大戰建造排水量在兩萬噸到三萬噸之間的無畏艦二十艘。 9.兩個國家都挑戰一個現有的強權。中國要挑戰美國，德國則是大英帝國。 10.兩人都摒棄前人留下來的良好政策。習近平把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棄之如敝屣，而昏庸的德皇威廉二世則把俾斯麥建立的歐洲秩序完全破壞。 11.兩人都【沒有上限】地支持一個沒落的帝國：習近平和普京見面時，宣稱要沒有上限的支持俄羅斯。而威廉二世與奧匈帝國的約瑟皇帝則彼此心儀，被與奧匈帝國的同盟拖下水。 12.兩個國家都需要跨過一個海峽才能實現其帝國夢。習近平想跨過台灣海峽，而威廉二世儘管有無畏艦卻永不能跨過英吉利海峽。 13.兩個國家都面臨難以克服的科技障礙。中國在半導體、航空發動機、人工智慧、機器人、和其它在自由的資本主義下，無拘無束髮展的新科技領域，還是有許多無法跨越的鴻溝。而德國雖然有第二次工業革命，但是其渦輪發動機的品質還是與大英帝國相差一大截。 習近平所受的教育有限，似乎還有極度的不安全感。我們只希望他能從昏庸的威廉二世學到教訓，不要有一天早上醒來也發出驚嘆：毛主席呀，我幹了什麼蠢事？ （※作者曾任麥道航太駐台代表、戰爭學院榮譽講座。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