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性別歧視專員語驚四座：生理男性有「潛在懷孕」可能
2026 年 5 月 31 日
幾天前，網上傳出一條消息稱，上海將從明年初開始，未婚媽媽也可以申請生育金和育兒補貼。消息一出，輿論嘩然。於是，上海官媒今天迅速闢謠，稱系空穴來風。 這一幕似曾相識。 3年前，南京大學教授劉志彪和張曄公開鼓吹設立生育基金制度，向育齡人士徵收生育金，而此後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胡繼曄更是向前推了一步，稱應向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費。 這橋段也因此被網民譏為「不交配，就交稅！」，只是因輿論反彈太大，最後不了了之。 這次關於是否應讓未婚媽媽合法化，黨國沒敢公開用「托」，網上一試水溫，太燙，就溜了。雖然挨罵，但無須背鍋。 但無論是「不交配就交稅」，還是這次放風「不婚媽媽」，原因都只又一個——韭菜不夠，黨真的急了。 只要想一下就知道，在中國這個想法就很天真！ 如果她生活在城市，住房、上學、醫療三座大山隨時都可能壓垮一個由兩代人數十年的積蓄、且夫妻共同支撐的家庭，試圖讓一個單身媽媽獨立克服孩子的高價入托、天價的中小學擇校、接送、看病，外加上養活自己、孩子和父母？這玩笑有點讓人不寒而慄。 如果她是一個來自農村的普通女孩，首先就別想了，因為她自己在絕大多數時候，她要麼是蝸居在城中村隔斷房中的底層務工者，僥倖沒有被燒死，就是在寒風中戰慄的被驅逐的低端人口。 當然，如果她貌美如花，又受過教育，也有一部分可能以另一種方式成為未婚媽媽，比如，成為官員或富商包養的對象。 而從迄今為止官方通報的成千上萬落馬官員的資訊中，只要是有點實權的科級官員，婚外情，通姦基本是標配。跟情婦養私生子、甚至多個私生子的也不在少數。最近的實錘是上屆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 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一貫套路，未婚媽媽合法化到底會給那些人帶來實際的好處，黨國官員們自己門兒清，所以，他們羞答答地試了試水溫，發現因性比例嚴重失衡而深陷性饑荒的底層線民對他們的套路葉門兒清，就溜了。 儘管如此，也不要將他們的羞答答視為是甚麼自我良心發現。 生育率急降，勞動力急劇萎縮，各省財政入不敷出。至少4000多萬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4000多萬人浮於事的國企人員，外加百萬軍隊、數百萬體制臨時工嗷嗷待哺。 在這種背景下，黨國清楚地知道，他們的那些權貴者的二房、三房、甚至是四房們，卻從來只產鐮刀不種韭菜。萬一當不了鐮刀，甚至是當不了最鋒利的鐮刀，他們都會毫不猶豫地把孩子放在海外。 其次，黨國從血污中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一邊殺人越貨欺男霸女，一邊高高地舉著真理和道德的牌坊。至於床上那點事，他們更是動不動就拿來作為污名化對手的利器。 但正如那句「又當又立」的俗語，即便是黨國親手毀滅人倫久矣，但他們還是覺得給女性、哪怕是被他們凌辱和性壓榨的女性有限的身體自主權，會砸了黨國的牌坊。於是，這就成了難題。 雖然黨國毫無疑問的遇到了韭菜短缺的難題，今天，一些天真的讀書人就覺得可以就此讓黨國反思、甚至問責血腥計生的責任人，比如，最不濟，先把山東那個「百日無孩運動」的始作俑者、原冠縣一把手曾昭起抓起來等等。 在我看來，這又是記吃不記打的天真！到今天，那個餓死、打死數千萬人的魔頭還在天安門城樓上俯瞰眾生！ 根據黨的慣常手段，無論是丁克稅，還是女性的子宮被強制性淪為黨國的生育工具，其實都只是看得見的事情，都不需要借用未婚媽媽的馬甲。他們唯一會做的事，就是把人流鉗改成助產鉗。不從？再來一次扒房牽牛。 我甚至可以再次腦補那種對話：你說，咱民怨沸騰，怕不？他說，咱槍在手，怕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出台，三胎新政策提上日程，這是中國人口、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重大決策。 面對新政策出台，將前些年的一些梳理和思考放在這裡，以期引起更多的討論： 曾幾何時，計劃生育工作是各項社會治理中最困難的任務，尤其是農村地區。我是長期以來做農民、農村研究的。從進入鄉村田野開始，就深知農民當時最怕的兩項治理就是要錢，要命，前者是指徵收稅費，計有「三提五統」；後者就是「計劃生育」。 計劃生育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最早的計劃是由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先後下發《機關部隊婦女幹部打胎限制辦法》和《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那是在鼓勵生育的背景下對節育和人工流產做出限制的文件。 有人概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史，可大致分為如下階段： 1、1950年代至1960年代：提倡節育 1955年，中共中央在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批示中指出：「我們黨是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的」。1956年周恩來在《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適當地提倡節制生育」。毛澤東也曾說過：「我看人類對自己最不會管理，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都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提議設一個委員會，節育委員會」（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在1957年10月9日中共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提出：「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計劃。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 2、1970年代：晚、稀、少（最多兩個） 到了1970年代，衛生部提出「晚、稀、少」的人口政策設想；1973年7月國務院設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強制結紮、強制墮胎甚至殺嬰等成為常用手段。 3、1980年代：一胎化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除部分少數民族外，在全國城鄉全面實施了嚴厲的一胎政策。1982年2月9日中央發布的11號文件《關於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把政策表述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確定「實行計劃生育，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1982年12月通過的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第四十九條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4、整個的1990年代至21世紀，各地推行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並達到極低生育率 5、2010年代：緩慢放鬆的階段 2011年開始實行「雙獨兩孩」政策；2013年各地陸續實施「單獨兩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決議，全面實行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 在嚴苛的計劃生育制度下，各地都有不少令人瞠目結舌的標語口號，堪稱絕對的中國特色。有人專門就此做了收集整理，試舉幾例： 雲南楚雄某農村的標語：「一人超生，全村結紮！」 四川某鄉路邊的農舍上用白漆刷著：「該扎不扎，見了就抓。」 四川還有地方公然寫著：「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在山東菏澤地區，計劃生育的標語竟然是：「寧可家破，不可國亡。」 江蘇農村多處可見：「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 湖北陽新地區計劃生育中的一條標語：「通不通，三分鐘；再不通，龍捲風！」 福建某地計生標語：「嚴密監視兩囡戶，深挖猛揭大肚皮！」 看似荒唐又粗鄙的口號並非僅僅停留在話語層面，在農村，「扒房牽牛」，搶奪財物，強制結紮、引產，甚至引發血案的並不鮮見。即便在城市一些做法也令人啼笑皆非。以親身經歷為例：1990年我進入工作單位，很快就有辦公室人員前來詢問「你用什麼方式避孕？」這樣隱私性的問題在大庭廣眾下如何回答？見不答遂發放安全套等避孕工具。時過未久，又有負責計劃生育的領導來對我說，「你馬上向居住地家委會申請一個生育指標」，我說：「我沒打算要孩子，為啥要申請生育指標？」領導說：「那也必須申請，否則如果你萬一懷孕就是計劃外的，會影響全單位的計劃生育工作！」我驚呆。 過了不久，單位開展「二婚主動放棄二胎指標獎勵」工作，即再婚夫妻一方已經有孩子的可以再生育一胎，如主動放棄單位可獎勵1千元。傳達此政策時我與著名性社會學專家李銀河老師商量，我們一胎指標都放棄了，應該獎勵至少2千元才對。於是我們跑到院里找相關部門提出上述要求，對方楞了一會兒，說：「以前從未遇到這類問題，需要領導研究後答覆」。他們研究了幾個月後回答我們：「你們這樣高智商高學歷的不生，農村卻多生超生，這很不利於國家的人口素質，絕不能鼓勵和獎勵！」 時過境遷。到了2018年的8月，忽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認為：「未來不僅可以設立生育基金制度來鼓勵生育，還要對丁克家庭徵收社會撫養稅」。還扯上了文化：「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為逐步形成了『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文化，生育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一個載體，首先從文化上，我們要進行鼓勵」。還連上了歷史：「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如果一個家族中的男性沒有孩子，是進不了祠堂的」。 曾幾何時，我們還在「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這世道變化太快。相比於前面的計生標語，教授的表達貫通古今，真有文化。相比於「扒房牽牛」，暴力計生，徵稅的做法和平、「文明」，但不知從制度和社會層面看，這麼巨大的鴻溝是怎麼一步跨越的？生？還是不生？由誰做主？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於華看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