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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4 日
鶴崗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網紅小城市，一個烏托邦式的泡沫，或者自我欺騙。 最新靠這個城市走紅的是一個年輕女孩。花一萬五買一套房，4萬塊裝修，每個月花一千塊請一個保姆，過上了「理想生活」。 對生活在北上廣深的年輕人來說，這種生活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它的核心是「真正擁有了自己」——一套房，完全不用做家務，只需要花很少的錢。 接受媒體採訪時，這個女孩表達了她的自豪：自己本來就是「社恐」，平常也不喜歡和人玩，工作是畫畫，目前靠畫畫一個月可以掙一萬多。在鶴崗的小房子里，她白天睡覺晚上工作，阿姨會過來做家務。 在視頻網站上，「生活在鶴崗」已經是一個常見的主題，他們全部都很幸福，當然都是在視頻中，而且是在短視頻中。「短」是關鍵，我猜，沒有誰可以真正在當地生活下去，過上一兩年。 鶴崗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花一點點錢，就實現北上廣不能實現的買房夢想；不受資本家剝削，也沒有996，因為根本不用上班；遠離父母和原生家庭，也沒有社交帶來的困擾，真正治好了內耗。 當然，這樣的生活，並非沒有代價。不管如何，你得有10萬塊錢，花幾萬塊錢買房，再花幾萬塊錢在那裡生活。那裡沒有真正的就業機會，因為當地人連一個月3000塊都掙不到，年輕人都跑到外地去打工。 有跡象表明，那裡正在創造出某種「新經濟」。鶴崗沒有星巴克，但是已經有一家咖啡館，美式咖啡和拿鐵都賣到30元一杯，這不是為當地人服務的，而是瞄準了帶著10萬元來鶴崗的年輕人。 這有點像20年前的大理和麗江。所不同的是，大理麗江提供的是「美好的大自然」（蒼山洱海、玉龍雪山），是古城這樣的異域風情，而鶴崗則是「工業廢墟」，那裡曾經是一個工業城市，現在則從繁華跌落了。 大城市的青年當然不可能消費或者擁有當地的工業遺產，他們去到那裡唯一的原因是因為它房價最便宜。 網路圖片 在房地產經濟的語境下，房價最便宜幾乎等於「毫無希望」。或許這正是鶴崗真正的意義所在。 我們無法用當下的主流眼光來看那些「逃到鶴崗」的人。在那裡買房，有沒有升值空間？小孩讀書怎麼辦？有沒有好的醫療資源？——這種「世界觀」，是過去二十年城市化塑造出來的，把生命看成一種資源，把自我看成商品，期待「自我」升值，其內核是一種連續性的時間觀。 他們去鶴崗，恰恰是想從這種價值觀中逃離出來，要逃得乾乾淨淨，什麼新一線、准一線城市，都不夠徹底，而是要逃到「城市之外」。當然，他們不會逃往不適宜人生活的荒漠或者高原，他們離不開「現代社會」的基本框架，需要電、網路和馬桶，甚至需要保姆。 他們渴望的，仍然是都市。 現實中的都市，已經高不可攀，而鶴崗則滿足了這種想像：它是反都市的「都市」，它既是城市（過去的工業繁榮），又不是城市（沒有發展和希望），它甚至不像大理那樣可以成為「詩和遠方」。大理式的夢想，是屬於文藝青年的，說到底它依然是一種「夢想」，而鶴崗則是「反夢想」，只有物理意義的「遠方」，沒有詩。 它是一個「治療中心」。人們帶著在大城市受的傷，花幾萬塊錢去鶴崗住上一段時間，而且還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在最初的視頻里，人們盡情表達自己的幸福，但這個幸福可能和鶴崗無關，而是和「逃離」有關。 只有活在一種對比中，鶴崗才是有價值的。「鶴崗式」生活的悖論在於，你在那裡，不能產生「世俗的」希望。你想房子升值，想找一個好工作，想「融入社會」，想去創造，鶴崗的魅力就消失殆盡。你只有保持著絕望感，帶著對大城市和自己過往生活的批判，才能感到「幸福」。 但是，如果真的根除希望、困惑、慾望、壓力和挫折，生活的意義又在哪裡？鶴崗不是庇護所，也不是現實的飛地。想一想，它可能就是另一個汝州——一個14歲女孩被隔離後發燒無法送醫而死亡，家長也無法發出聲音的小城——它也會有種種小城市病。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
一、報警人和報警時間： 威海警方通報：2020年8月12日18時許，榮成市公安機關接岳某顯的妻子李某英報警，稱其兒子岳某仝(時年19歲，在當地務工)於當日9時許失蹤。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岳某：我本來還在出海打魚，當月15號，就趕緊回到家找孩子。我在當地派出所報警。（備註：「當地派出所」的「當地」具體是哪裡，未明確解釋。或是威海榮成市成山鎮派出所？） 二、兒子岳某仝丟失時間： 威海警方通報：榮成市公安機關接岳某顯的妻子李某英報警，稱其兒子岳某仝(時年19歲，在當地務工)於當日9時許失蹤。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岳某：未提及。 三、警方什麼時候開始查找工作的？ 威海警方通報：未提及。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岳某：事情過了三個月才立案。 我認為，在我兒子剛走丟的那幾天里，要是給定位的話，就找到了。 當時，我老婆在派出所門口哭了兩天，他們置之不理，所長說話還很難聽。 四、查找工作具體由何地警方負責的？ 威海警方通報：榮成市公安機關。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岳某：我在當地派出所報警。 後來我到威海市公安局，威海市公安局把這個案子又推回榮成市公安局。我又到山東省公安廳，又到北京。 五、查找工作具體怎麼進行的？ 威海警方通報：公安機關通過調取監控、軌跡追蹤、走訪調查、發布尋人啟事等方式開展查找工作，經調查未查到其下落，也未發現有價值線索，後將岳某仝列為失蹤人員進行調查。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岳某：我在當地派出所報警，想讓他們定位我兒子手機、調監控找人，他們說這是成年人，不給定位手機，兩三天後，我兒子的手機就沒電關機了；至於調監控，他們說只管車，不管人，也不給調。 六、警方查找工作具體進行了多久？ 威海警方通報：2020年8月26日，榮成市公安機關接群眾報警，在當地一水塘內，發現一具高度腐敗的男性屍體，經現場勘查、屍體檢驗和外圍調查，未發現有犯罪事實存在，不符合立案條件。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岳某：未提及。 七、 屍體什麼時候發現的？ 威海警方通報：2020年8月26日。（備註：距兒子岳某仝走失過去了14天。）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岳某：未提及。 八、**什麼時候要岳某前往認屍的？** 威海警方通報：未提及。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岳某：2021年10月12日，他們看我上訪，說有個屍體是我兒子，讓我去榮成市第二醫院認屍。 這個死屍剛被發現的時候，我就問過派出所，他們說不是我的兒子。 九、怎麼判定是/否岳某仝的？ 威海警方通報：榮成市公安局採集兵某顯夫妻血樣進行DNA鑒定比對，並經威海市公安局複核，確定為岳某仝。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岳某：這個死屍剛被發現的時候，我就問過派出所，他們說不是我的兒子。我一上訪，他們為了結案，就說是我的兒子。 我看到那個人，臉看不清，很胖，圓臉。我兒子身高1米74，很瘦，長臉。我就覺得不是我兒子。 十、 屍體情況如何？ 威海警方通報：發現一具高度腐敗的男性屍體。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岳某：我看到那個人，臉看不清，很胖，圓臉。 十一、 誰要求進行DNA鑒定的？ 威海警方通報：榮成市公安局採集兵某顯夫妻血樣進行DNA鑒定比對。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岳某：我說要化驗屍體的骨頭，他們也不願意。一開始說去威海市公安局做實驗，得要幾十天，後來又說法醫出差了，又過半個月，給我打電話，說你別煩我了，別給我添加負擔了。 十二、 什麼時候進行的DNA鑒定？ 威海警方通報：未提及。 中國新聞周刊採訪岳某：一開始說去威海市公安局做實驗，得要幾十天，後來又說法醫出差了，又過半個月，給我打電話，說你別煩我了，別給我添加負擔了。 以下為威海警方通報透露的單方面信息 一、怎麼判定「不符合立案條件」的？ 經現場勘查、屍體檢驗和外圍調查，未發現有犯罪事實存在。 二、屍體怎樣、什麼情況下、什麼時間出現在水塘內的？ 未提及。 三、報警群眾怎麼發現屍體的？ 未提及。 四、屍體如何處置的？ 現遺體存放於當地殯儀館未火化。 情況通報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西朝鮮舊聞)
16年前，我還在廣州當警察的時候，經手了一單手段很惡劣的搶劫、殺害性工作者的案件。三個在髮廊中工作的姑娘，兩死一傷。這個案子偵辦期間，我去醫院專門看望倖存下來的那個姑娘，想了解一些細節的東西，寫一篇案情分析。 但是這個只有17歲的姑娘卻沒有跟我談案情。她無力的躺在病床上，緩緩的給我說起她窘迫的人生經歷——在西北五線小縣城長大，為了幾十塊的書本費輟學，為了幾塊錢的飯錢被人嫌棄，一百多塊的城中村房租都交不起只能去了髮廊工作……等等。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但對於當時也很年輕的我來說，很難聽進去，近似於一種職業麻木，覺得她言不及義——因為這不是案情分析的內容。 她也察覺到了我不太在意的眼神，失望的說： 「你沒有窮過，永遠不懂貧窮的感覺。」 我當時確實不懂，但卻記住了這句話。很多年之後已經飽經滄桑成了中年大叔的我某天突然想起她的話，感到非常難過。很抱歉時過境遷、白雲蒼狗，我才完全理解。 想起這個故事是因為幾天前看到《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那個來自山東威海的一個人養全家老少6口的父親，為了謀生，18天中往返於20多個不同的地點和工地，而且還經常工作至凌晨。說這樣的底層人生像狗可能狗都不同意——只能說是不如。 更讓人唏噓的是，他如此賣命打工的最大動力，就是尋找自己2020年8月失蹤的兒子，他去派出所報案，希望警方能通過手機定位、視頻監控找到兒子，結果處處碰壁，老婆在派出所門口哭了兩天，人家根本置之不理。來回推諉中，事情過了三個月才立案。至今無果。 疫情中的大數據已經精準到可以把他18天中的生活、工作軌跡事無巨細的挖出來，在哪停留和誰接觸幹了什麼甚至都可以精確到幾點幾分，卻找不到也沒有人去找他失蹤15個月的兒子。 如果不是因為在權貴集中的北京染疫，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樣一個底層民工的存在，也不會有人關心他的生活軌跡，他的掙扎和痛苦，除了引發同樣掙扎的人群的共鳴，恐怕並不會為他帶來更多的希望。 我們也許沒有奔命到他那樣的程度，也許還沒有丟過孩子，但是這一次，我們都能讀懂。 如果我能夠做一些補充的話，那就是一個如此勤勞的人，為什麼還是如此的貧窮？導致他貧窮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或者，即便他某天不貧窮了，那麼不在流調關注中的他，能不能順利的找回兒子？ 前天我的朋友圈中有位遠在科羅拉多的女士發了一個動態，恰好是關於美國的底層的。她是護士，她有一個叫做Tracy的女同事，想從全職工作改為兼職，徵求她的意見。 Tracy因為丈夫亡故，她帶著一個兒子，政府給了每月3200美元的補助，確保她在低收入的情況下依然可以衣食無憂。但一旦她的收入超過了某個限度，這個補貼就不能領了。而因為疫情，護士是目前美國工資漲幅前列的職業，全職收入非常可觀，甚至超過醫院管理人員。所以Tracy如果全職，她的收入肯定就會超過標準，如果兼職，則不僅能輕輕鬆鬆保證一部分收入，還可以繼續享受政府的高額補貼…… 一個美國的孤兒寡母，不是想怎麼掙扎著活下去，而是想的是怎麼好好躺平，生活怎麼安逸怎麼來…… 也許這兩個故事沒有什麼關聯，但我總是忍不住把那個狗都不如的中年父親和美國單親聯繫起來。論勤勞論智慧，那個中年人一點不差，可命運就是如此不同，那麼到底命運差在了哪裡？投胎技術嗎？ 我今天啰嗦一下，再講一個故事。 振奎是貴州畢節的一個農民。文革中，他的妻子某夜急病，他趕著馬車拖著妻子連夜趕路70里到縣城求醫。醫院看人已經幾近休克，覺得也救不活，乾脆關門拒診。 振奎是個老實巴交的生活在鄉下的底層農民，一輩子也沒有接觸過縣城人物，哪怕是一個小幹部。他不忍心看妻子就此死去，就把馬車趕到了縣政府門口，等了大半天，運氣很好，恰好等到了縣長來上班。振奎開始並不知道他是縣長，見了來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抓住，苦苦求情。縣長開始很難為情，後來隨口問了一下振奎的家庭情況，振奎就說有一個兒子正在部隊當兵，是個連長。縣長當即打電話給醫院安排就診。 振奎的妻子就此得救。 這個故事是我聽振奎說的。因為他是我爺爺。那個在部隊當連長的，是我的父親。 爺爺生前給我說這個故事的時候總是感謝縣長，我當時很難過，忍住了一句話不想講：如果你沒有提你的兒子在部隊當連長，恐怕故事就不是這樣了。 底層之悲，概莫能外。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