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活著，還是死去，對五毛不是一個問題 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中有一個天問：「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但對五毛來說，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四月四日，中共御用學者郎咸平在社交媒體上說：「今天，上海，兩千五百萬，全民核酸，各地馳援，全國一盤棋，這就是中國力量。」一個星期之後，他卻在網上哀嚎：「我的母親去世了，我很悲痛，悲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我媽媽年紀很大了，九十八歲，這次我媽媽的腎臟有一點衰竭，按照過去的診斷，只要打一針就好了。只是因為上海嚴格規定，必須要做核酸後才能就醫，我媽媽在三甲醫院當場做的核酸竟然四個小時都沒有出結果，我深感震驚。我媽媽在醫院急診室等待了四個小時候，永遠離開我而去了。我想去見媽媽最後一面，但由於小區封閉，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有關部門溝通才允許我去醫院。站在馬路上，叫不到滴滴，因為封城了，所以我也沒有見到我媽媽最後一面，我希望這個悲劇不要再發生。」 如果郎咸平真的希望這個悲劇不要再發生，就該挺身譴責不把人當人看的中共暴政。然而，他媽媽的頭七還沒有過，他立刻變臉興高采烈了：「祝賀神州十三號載人飛船航天員安全返回，近期唯一值得高興的事。」看來，他老媽的死對他來說不是一個問題。對於這個「奴在心者」的奴才而言，高興的事情、可以沖喜的事情還會有很多。黨國最擅長的，就是將喪事當作喜事來辦。 郎咸平（左）。（Public Domain） 武漢封城期間，《蝸居》的作者、作家六六曾跳出來辱罵揭露武漢真相的作家方方，後來還參加宣傳部門組織的「深入生活」體驗團，到武漢採訪可歌可泣的抗疫英雄，說再不去就遲了，誓言要寫出一部偉大的黨領導全國人民抗疫的大戲。然而，歌功頌德的大戲還未寫出來，一出更精彩的戲就在她和她的家人身上上演了。 六六在社交媒體上哀嘆說：「我的父母聽黨的話，在家閉門不出十七天後，陽了。他們沒有搶菜，沒有到處走，只有在測核酸時才下樓。四月三號我爸陽，癥狀輕微，五天後轉陰。我媽四月五號被傳染到，因為過敏體質，沒打疫苗，癥狀略重些，三至四天後也無恙。但因天天被居委會嚇唬，要拖到方艙，終於心臟病發作，打了120電話無回應，打醫院要排隊。每天被居委會騷擾，要求她去方艙，現在狀況已經很危急了。……眼見她好一點，居委會再打電話要接她走，她就又不行了，活在無限恐懼和絕望中，有病不得救治。下午我已經轉陰的爹衝到門口去拿硝酸甘油，這個救命葯要吃完了，被居委會追著騷擾，說因為他出門了，所以我媽今晚必須拖走。他不出門，我媽心臟就不行了，這在封城之前，是好好一條命啊！我媽媽隔壁小區，今天就有一位陽性因為發燒兩天得不到救助，死在居委會門口。我媽一直哭，在視頻里跟我們告別。」 六六發了很多牢騷，不過她是那種「過於聰明的中國人」，她的批評只針對居委會，不敢針對上海當局和北京中央，不敢說出問題的癥結所在——造成這一切的，是習近平的獨裁之惡，亦是中共極權體制之惡。而她本人，作為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的一部分，也曾為這無邊的邪惡添磚加瓦，如今她品嘗的是自己釀造的一杯苦酒。這個場景讓我想起聖經中的亞拿尼亞和撒非喇這對說謊的夫妻的故事。使徒保羅對撒非喇說：「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這就是六六唯一的結局。 暴風雨來襲，沒有一個人不被淋濕 在這場突如其來的人禍中，過去的名聲、地位、財富，突然進入「過期作廢」狀態。 《唱支山歌給黨聽》、《接過雷鋒的槍》的作曲者朱踐耳的夫人舒群，患病被多家醫院拒收，延誤六小時入院，最終身亡。因太平間爆滿，她的遺體只能被放在地上，場面凄涼。朱踐耳五年前已去世，否則若親眼目睹夫人的遭遇，不知會不會重新寫一首《唱支喪歌給黨聽》？ 其實，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者田漢的下場又好到哪裡去呢？文革期間，田漢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受盡折磨，被迫趴在地上喝自己的尿，慘死於一九六八年，死去時用的是「李伍」的化名；死後還被打成叛徒，「永久開除黨籍」。 評論人鄧愷披露，《觀察者網》的創始主編余亮被關進方艙醫院，讓他頗為驚訝。因為「單論對黨國的重要性，他作為內容農場背後真正的理論大腦，恐怕不亞於胡舒立，抵得上十個在推特做麻醉者意見領袖的安替或者是五毛意見領袖的沈逸等，抵得上一百個在財新做閹黨喉舌的前台北市長秘書徐和謙」。鄧愷繼而分析說：「疫情讓這些人也無法倖免，余亮這樣的人儘管重要，卻沒有匹配自身對黨國可利用價值的身份和特權。該怎麼樣還是怎麼樣，該被夜壺還是夜壺，恐怕這才是這群人心情不好、崩潰的來源。」 更多小人物、小五毛乾脆就鬼哭狼嚎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很多中國人鼓掌歡迎，有一位被熊腰虎背、風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傀俄若玉山之將崩」的普京大帝感動得「當場排卵」的中國女子，一個月後卻在上海被餓到停經。她在微信上說：「大姨媽晚了十多天。大活人真要被餓死了。」可惜，她心儀的普京大帝沒有親自率領「莫斯科」號導彈巡洋艦開到上海來英雄救美。 微博昵稱「乖乖嚨滴董」的納仕國際社區的居民，二零一九年八月時轉發「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們可以打我了」的內容，四月初自己面臨暴力執法，憤怒地貼出警察打人影片，痛批「這就是上海人民警察，張江納仕國際小區警察打人！他們要徵用我們的小區作為隔離點！」如今，打他的並非他口中的「賣國賊」，而是他景仰的警察叔叔，他終於被上海警察「完成心愿」，打到沒有家。 網名「草莓教授」的年輕女子，此前對香港逆權運動恨之入骨，宣稱：「就我個人而言，我希望香港人立刻馬上原地暴斃，快別佔用你爹的醫療資源了。」話音剛落，她卻發現黨國的鐵鎚打倒自己身上，她咬牙切齒地罵起來。我引用她的話，稍稍略去潑婦罵街般的髒話：「我一孕晚期的孕婦，因為樓里有陽（已拉走），所以健康碼是紅的，要去產檢，醫院不收紅碼孕婦，有問題要拉去金山衛這種地方看。還生什幺小孩。從今天起，我就是你們口中的『極端女權』，結個屁的婚，生個屁的小孩。反正懷孕時候不被保障，生了國家也不幫養。快點進入少子化吧，累了。」 我不會對這些五毛和粉紅有一絲一毫的同情與憐憫，無論他們徹底躺平，還是倒地打滾，他們並沒有站起來成為大寫的人。對於他們如今的遭遇，我只有一個詞送給他們，那就是活該。用四川話來說，就是「背時」；用香港話來說，就是「抵死」。當年那些希特勒的自願行刑者們，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今天那些讓習近平成為習近平的中國人，也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中共的老祖宗恩格斯談到普魯士政府時曾經指出：「儘管它惡劣，它仍繼續存在。那麼，政府的惡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來辯護和說明。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該有的政府。」同樣的道理，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是分不開的，當年的紅衛兵，今天的白衛兵，不都是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中國人嗎？ 當上海人乃至所有中國人，都用語言和行動來表達對劉曉波和張展的敬意的時候，他們才知道什麼是自由與尊嚴，他們才配得上擁有自由和尊嚴。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上海封城一個多月，在食物供應緊張、病患求醫無門等人道悲劇之外，嚴厲的封控措施又對民眾的精神健康造成了怎樣的衝擊呢？近期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四成的上海居民呈現出抑鬱情緒；而求助心理熱線的人數爆增，其中絕大部分又都與疫情相關。這裡我們就不妨來聽一聽這些上海民眾的心聲。 「等到我自己陽了以後呢，恐懼、恐怖、絕望，我差點已經跳樓了。」 「我有一段時間特別的焦躁，每天到下午的時候就會坐立不安」，「這實際上某種程度就是一個更嚴酷的監獄啊。」 「我現在懷疑，這樣關法，心理醫生的心理也有問題了。」 「這個如果看比較遠的話，是會造成以後社會不穩定吧。」 ……以上是一些身在上海的民眾在接受本台記者關於心理問題的採訪時所講的話。 上海封城一個多月，民眾的心理健康問題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話題。網路上，不斷有民眾抑鬱求助，以及自殺跳樓的消息與視頻。上周，上海《文匯報》年輕記者童薇菁忽然去世的消息引發輿論關注。有消息說，她最近一直精神反常，無法入眠，最終造成突然跳樓後離世。如果消息屬實，顯然她已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問題。 網路圖片 近期，微信公眾號「照路明」公布了一份針對1021名上海市民所作的疫情心理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四月份，上海人處於身心緊繃狀態，心煩指數達到3.7，超過了2020年初疫情剛開始爆發時的3.42；焦慮指數3.6，雖低於兩年前的3.97，但仍是兩年來第二高。同時，自四月以來，超過四成的上海居民呈現出抑鬱情緒，表現為頻繁地感到低落無望，以及凡事缺乏興趣的狀態。 對此，住在上海市區的汪先生告訴本台，情緒抑鬱的實際人群比例可能遠高於此：「百分之四十？我說百分之八十差不多。（大家）都有一股怨氣，腦子都有點不正常了。我看我們小區，象動物園裡面的動物一樣，都關傻了。」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諮詢與治療門診部主任仇劍崟在接受官媒央視節目採訪時證實，四月份，她們收到的心理熱線來電量幾乎比過去的單月三千個翻了三倍，其中百分之八十與疫情相關。 自三月底全面封城以來，上海民眾普遍經歷了食物短缺、就醫困難、反覆核酸檢測、抗原檢測等困擾，還有的被強制送方艙，「封門硬隔離」，「入室消殺」等極端經歷。種種壓力之下，很多上海人都感到身心疲憊。 「看病叫救護車也要居委會開證明，還要寫承諾書。人家生病著急，你還要什麼證明不證明？火氣很大。」汪先生告訴本台，他所在的小區屬於低收入區，疫情下的看病困難和對未來生活的擔憂是人們的最大焦慮。 「這個小區大都是做臨時工的，如果停下來就沒有工資的。如果解封了，誰賠償我們一個多月的損失？你叫私人老闆，都是小老闆怎麼賠你？他自己都倒閉了，我去找誰去啊？」他說。 中產階層: 「這種環境不抑鬱都很難」 在大型外企公司就職的李先生雖然沒有太多生活壓力，但長期封控下，他也不得不尋求心理諮詢，以緩解因孤獨而造成的內心壓力。 「就好像給你關禁閉，一關就是兩個月。長時間失去自由，就會有很多負面情緒，最主要的就是憤怒吧。」他說。 疫情前就已辭職的王先生和家人、小孩住在浦西。談到自己的焦慮情緒，他說前段時間主要就是擔憂食物和就醫，尤其是小孩子的食物：「大人還可以吃一些速凍食品，但是上幼兒園的小朋友也沒有什麼牛奶喝，水果也沒有的時候，真的是非常焦慮。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說，要盤算著這瓶950毫升的牛奶要分幾天把它給喝完，然後後面怎麼辦？！」 雖然暫時沒有工作，但比起那些在崗在職的同事，王先生卻感到還算幸運，因為他們普遍比王先生更焦慮。 「我剛剛還在看，我以前的舊同事跟我抱怨說又要參加視頻會議，然後轉頭還要搶菜，又要參加抗原，又要參加核酸，還要跟（孩子）學校的老師做溝通。她也是快要瘋了。」他說。 王先生原本就有自己的心理諮詢師，兩三周前還去諮詢過，但後來就不忍心再打擾這位醫師了：「我發現，其實我這個醫生他所處的這個小區，比我們這裡（封控）更嚴格，他下不了樓。我已經不想再去煩他了，因為我覺得他也在承受著巨大、巨大的壓力。」 談到自己的負面情緒，王先生認為，這可能和他在網路上經常看到輿論普遍關注的消息有關，而現實卻比網上看到的情況則更為殘酷。他說，總不能讓自己「每天都活在新聞聯播里」吧。 「我們隔壁小區，就上周也有跳樓的。幾乎我每天都能夠看到別人發過來的跳樓的消息，還不光是語言或文字上的表述，很多都是帶視頻的這種，給心理的衝擊力就更大。這種環境下，不抑鬱我覺得都很難。」他說。 「陰」「陽」顛倒為了啥？ 在上海靜安區，剛剛被送入方艙的孫女士接受本台採訪時，談到了她最近一度心理崩潰的經歷。 她和自己一位家人同住，早在5月1日，她就知道自己出現病毒感染癥狀，但核酸檢測報告卻遲遲沒有出來，令她處於恐懼絕望的情緒之中。相關人員原本說好6日再派人來給她做核酸，但又沒來。而與她同住的家人卻已出現發燒被感染的癥狀，抗原結果也顯示呈陽性。 「6日晚上我真的瘋了！我打了120，打了很多電話。我真的瘋了，我失控了。如果120救護車不來，我真的衝到社會上去了。如果你們讓我去放毒，我就傳播病毒了！」 就在孫女士的情緒幾乎崩潰之際，120終於派車來把她和家人送入了方艙進行隔離。不過，這一事件令孫女士懷疑，檢測公司是在故意拖延不出報告，直到更多的人受到感染。 「象我就是典型的案例嘛，我5月1日做核酸,肯定是陽性，我知道，癥狀很明顯的。但我的報告遲遲不出來，到現在都沒出，等到我的家人也變陽了，好啦一起拉方艙。」她說。 日前，上海一家核酸篩查公司「中科潤達」被黃埔區居民揭發，出具多份假陽性報告。話題一度登上百度熱搜，受到輿論炮轟。孫女士認為，防疫中的這類怪相都是背後有人操作，方式不同，但目標一致。 「陽性說你陰性，陰性說你陽性，目的就是一個，為了增加陽性病例，然後他們可以不斷地檢測，不斷地擴大他們的利益。」她說。 困守宿舍與在家網課 學生心理狀況堪憂 從三月初疫情爆發，上海六十多所高校就開始陸續進入全封閉管理模式。在總共七十二萬在校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來自全國各地。他們的生活狀況又是如何呢？ 日前，上海同濟大學學生在微博爆料,校方提供的餐點裡面不但夾雜各種昆蟲與寄生蟲,豬肉上還有沒剃乾淨的豬毛,及類似豬乳頭的不明斑點。另外，包括同濟在內的多所高校還要求學生上廁所要預約，上完廁所甚至不讓洗手，說是為了防疫。更有學校不允許學生洗澡。 在上海某大學教授心理學的陳先生告訴本台，嚴厲的封控措施和飲食不良等生活條件，導致很多學生心理抑鬱。他舉了一個實際案例：「有個學生本來是神經性厭食症，從三月初就困在學校，在寢室裡面這個病症就複發了。吃也吃不下，精神狀態也很不好，想要回家，學校這邊又不肯放人；後來動用關係，花了八千元的車資才把她從上海送回家鄉。」 陳教授說，雖然目前部分學校向學生提供心理輔導和諮詢，但這並不能根本上解決精神健康的問題：「心理上，這些老師當然可以提供他們一些建議，但是在大環境無法改變之下，可能也只是暫時性的。」 另一位在上海某國際中學擔任心理輔導的老師Serene告訴本台，近兩個月，她們的學生都已經回家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但出現心理問題的學生人數比之前反而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主要是) 親子之間的衝突，以及疫情後（遠程教學），學習上遇到更大的困難；另外，缺乏同輩的交往以及社會上的一些支持。」 Serene表示，原本有心理障礙的學生，在疫情下更容易產生情緒波動，或者舊病複發。而在這段重要的成長時期，他們卻得不到社會的關懷，尤其是同伴的支持。 「我的學生中有一個就是在人際交往中比較有困難，但是他在疫情前勇敢邁出了第一步，去和別人建立了同伴關係。但是很快就迎來了疫情，這讓他感到特別受挫。他跟我說，他覺得自己又沒有辦法再去重新交朋友了。」她說。 兩位心理工作者都認為，當前封城措施帶來的心理創傷，無論對於個體還是社會，都會產生長久的負面影響。 「封」與「不封」之間反覆折騰 實際上，在3月28日鴛鴦火鍋式的全面封城之前，很多上海人就已處於斷斷續續的被封控狀態下，至今已有兩個月。其間，當局的政策一會兒是全面封控，一會兒是分區、分類差異化防控；一會兒又是「社會面清零」和「社會面基本清零」的不同劃分；一會兒是部分地區「微解封」，一會兒又進入了所謂的「靜默期」。 很多居民說，官方的朝令夕改反覆折騰，讓他們生活在極大的不確定性中，這是造成精神崩潰的一個主因。 「今天開始，每家每戶可以出去一個人，一次不超過四小時。我跟我父親『鬥爭』了半天，因為他也想出去，我也想出去。」 浦西的王先生說，最後他終於出去了，到附近超市買回很多東西。這還是一個多月來，他第一次走出小區。 「剛出去的時候，我覺得我都快要流眼淚了，回來還挺高興的。」他說，「但今天晚上他們就說又要進入靜默期，不給你出去了。所以這個心啊，上上下下的起伏，變成了提線木偶。這個政府，它現在是想怎麼玩你，就怎麼玩你！」 災難根源：權力過分集中又無有效制約 「我知道這個病毒它是能夠治癒的，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禍。上海造成今天這個局面，是人為造成的！」 「它現在壓根就不是一個病毒的問題。就完全是反人類，反常識，反常理！」 「好多事情，我覺得不應該發生在上海的，它發生了在我的身邊，我不能夠接受；一貫的這個防疫的政策，我也不能夠接受。」 「老百姓反正就像木偶一樣，聽他們指揮，他們想幹嘛就幹嘛！我估計現在沒法收場吧。」 ……以上是很多上海民眾在接受本台記者採訪時, 對於這次疫情當中種種亂象發表的看法。 過去一個多月，上海為因應新冠疫情而實施嚴格封控措施，導致出各種次生災難，精神疾病乃至自殺事件頻發。 針對上海的強制性防疫手段，律師劉大力日前發文，緊急請求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依法審查新冠密接者全部隔離這種防疫措施的合法性和適當性；並討論如何在防疫的同時，保障市民的民生權利不被侵犯。 法律學者童之偉也發文批評當局對居民使用強制手段送方艙隔離的做法違法，應立即停止。 但是隨即，倆人的公開信被當局相繼封殺，他們的微博賬號等也被關閉。 而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近日也罕見對中國的防疫政策提出批評，明確指出中國的所謂「清零」策略「不可持續」。但這位「國際友人」的相關言論，在中國同樣被下架清零。 原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對本台表示，從社會心理學上講，人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環境的產物：「現在這麼一個大城市突然就給封了，很多人就誘發了精神病，或者原來就有現在誘發了，這就是必然的。其總病根就是鄧小平的那句話：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制約。」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近日主持政治局會議時明確強調，要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的防疫總方針，而這「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 （出於安全原因， 本文中的上海受訪者均未具全名或採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