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之城，在海港之夜重现
2026 年 6 月 4 日
活着，还是死去，对五毛不是一个问题 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有一个天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但对五毛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四月四日，中共御用学者郎咸平在社交媒体上说：“今天，上海，两千五百万，全民核酸，各地驰援，全国一盘棋，这就是中国力量。”一个星期之后，他却在网上哀嚎：“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很悲痛，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妈妈年纪很大了，九十八岁，这次我妈妈的肾脏有一点衰竭，按照过去的诊断，只要打一针就好了。只是因为上海严格规定，必须要做核酸后才能就医，我妈妈在三甲医院当场做的核酸竟然四个小时都没有出结果，我深感震惊。我妈妈在医院急诊室等待了四个小时候，永远离开我而去了。我想去见妈妈最后一面，但由于小区封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有关部门沟通才允许我去医院。站在马路上，叫不到滴滴，因为封城了，所以我也没有见到我妈妈最后一面，我希望这个悲剧不要再发生。” 如果郎咸平真的希望这个悲剧不要再发生，就该挺身谴责不把人当人看的中共暴政。然而，他妈妈的头七还没有过，他立刻变脸兴高采烈了：“祝贺神州十三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安全返回，近期唯一值得高兴的事。”看来，他老妈的死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奴在心者”的奴才而言，高兴的事情、可以冲喜的事情还会有很多。党国最擅长的，就是将丧事当作喜事来办。 郎咸平（左）。（Public Domain） 武汉封城期间，《蜗居》的作者、作家六六曾跳出来辱骂揭露武汉真相的作家方方，后来还参加宣传部门组织的“深入生活”体验团，到武汉采访可歌可泣的抗疫英雄，说再不去就迟了，誓言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党领导全国人民抗疫的大戏。然而，歌功颂德的大戏还未写出来，一出更精彩的戏就在她和她的家人身上上演了。 六六在社交媒体上哀叹说：“我的父母听党的话，在家闭门不出十七天后，阳了。他们没有抢菜，没有到处走，只有在测核酸时才下楼。四月三号我爸阳，症状轻微，五天后转阴。我妈四月五号被传染到，因为过敏体质，没打疫苗，症状略重些，三至四天后也无恙。但因天天被居委会吓唬，要拖到方舱，终于心脏病发作，打了120电话无回应，打医院要排队。每天被居委会骚扰，要求她去方舱，现在状况已经很危急了。……眼见她好一点，居委会再打电话要接她走，她就又不行了，活在无限恐惧和绝望中，有病不得救治。下午我已经转阴的爹冲到门口去拿硝酸甘油，这个救命药要吃完了，被居委会追着骚扰，说因为他出门了，所以我妈今晚必须拖走。他不出门，我妈心脏就不行了，这在封城之前，是好好一条命啊！我妈妈隔壁小区，今天就有一位阳性因为发烧两天得不到救助，死在居委会门口。我妈一直哭，在视频里跟我们告别。” 六六发了很多牢骚，不过她是那种“过于聪明的中国人”，她的批评只针对居委会，不敢针对上海当局和北京中央，不敢说出问题的症结所在——造成这一切的，是习近平的独裁之恶，亦是中共极权体制之恶。而她本人，作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的一部分，也曾为这无边的邪恶添砖加瓦，如今她品尝的是自己酿造的一杯苦酒。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圣经中的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这对说谎的夫妻的故事。使徒保罗对撒非喇说：“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这就是六六唯一的结局。 暴风雨来袭，没有一个人不被淋湿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人祸中，过去的名声、地位、财富，突然进入“过期作废”状态。 《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的作曲者朱践耳的夫人舒群，患病被多家医院拒收，延误六小时入院，最终身亡。因太平间爆满，她的遗体只能被放在地上，场面凄凉。朱践耳五年前已去世，否则若亲眼目睹夫人的遭遇，不知会不会重新写一首《唱支丧歌给党听》？ 其实，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者田汉的下场又好到哪里去呢？文革期间，田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受尽折磨，被迫趴在地上喝自己的尿，惨死于一九六八年，死去时用的是“李伍”的化名；死后还被打成叛徒，“永久开除党籍”。 评论人邓恺披露，《观察者网》的创始主编余亮被关进方舱医院，让他颇为惊讶。因为“单论对党国的重要性，他作为内容农场背后真正的理论大脑，恐怕不亚于胡舒立，抵得上十个在推特做麻醉者意见领袖的安替或者是五毛意见领袖的沈逸等，抵得上一百个在财新做阉党喉舌的前台北市长秘书徐和谦”。邓恺继而分析说：“疫情让这些人也无法幸免，余亮这样的人尽管重要，却没有匹配自身对党国可利用价值的身份和特权。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该被夜壶还是夜壶，恐怕这才是这群人心情不好、崩溃的来源。” 更多小人物、小五毛干脆就鬼哭狼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很多中国人鼓掌欢迎，有一位被熊腰虎背、风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的普京大帝感动得“当场排卵”的中国女子，一个月后却在上海被饿到停经。她在微信上说：“大姨妈晚了十多天。大活人真要被饿死了。”可惜，她心仪的普京大帝没有亲自率领“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开到上海来英雄救美。 微博昵称“乖乖咙滴董”的纳仕国际社区的居民，二零一九年八月时转发“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的内容，四月初自己面临暴力执法，愤怒地贴出警察打人影片，痛批“这就是上海人民警察，张江纳仕国际小区警察打人！他们要征用我们的小区作为隔离点！”如今，打他的并非他口中的“卖国贼”，而是他景仰的警察叔叔，他终于被上海警察“完成心愿”，打到没有家。 网名“草莓教授”的年轻女子，此前对香港逆权运动恨之入骨，宣称：“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香港人立刻马上原地暴毙，快别占用你爹的医疗资源了。”话音刚落，她却发现党国的铁锤打倒自己身上，她咬牙切齿地骂起来。我引用她的话，稍稍略去泼妇骂街般的脏话：“我一孕晚期的孕妇，因为楼里有阳（已拉走），所以健康码是红的，要去产检，医院不收红码孕妇，有问题要拉去金山卫这种地方看。还生什幺小孩。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口中的‘极端女权’，结个屁的婚，生个屁的小孩。反正怀孕时候不被保障，生了国家也不帮养。快点进入少子化吧，累了。” 我不会对这些五毛和粉红有一丝一毫的同情与怜悯，无论他们彻底躺平，还是倒地打滚，他们并没有站起来成为大写的人。对于他们如今的遭遇，我只有一个词送给他们，那就是活该。用四川话来说，就是“背时”；用香港话来说，就是“抵死”。当年那些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今天那些让习近平成为习近平的中国人，也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中共的老祖宗恩格斯谈到普鲁士政府时曾经指出：“尽管它恶劣，它仍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同样的道理，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是分不开的，当年的红卫兵，今天的白卫兵，不都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吗？ 当上海人乃至所有中国人，都用语言和行动来表达对刘晓波和张展的敬意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什么是自由与尊严，他们才配得上拥有自由和尊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海封城一个多月，在食物供应紧张、病患求医无门等人道悲剧之外，严厉的封控措施又对民众的精神健康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呢？近期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上海居民呈现出抑郁情绪；而求助心理热线的人数爆增，其中绝大部分又都与疫情相关。这里我们就不妨来听一听这些上海民众的心声。 “等到我自己阳了以后呢，恐惧、恐怖、绝望，我差点已经跳楼了。”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焦躁，每天到下午的时候就会坐立不安”，“这实际上某种程度就是一个更严酷的监狱啊。” “我现在怀疑，这样关法，心理医生的心理也有问题了。” “这个如果看比较远的话，是会造成以后社会不稳定吧。” ……以上是一些身在上海的民众在接受本台记者关于心理问题的采访时所讲的话。 上海封城一个多月，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网络上，不断有民众抑郁求助，以及自杀跳楼的消息与视频。上周，上海《文汇报》年轻记者童薇菁忽然去世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有消息说，她最近一直精神反常，无法入眠，最终造成突然跳楼后离世。如果消息属实，显然她已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网络图片 近期，微信公众号“照路明”公布了一份针对1021名上海市民所作的疫情心理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四月份，上海人处于身心紧绷状态，心烦指数达到3.7，超过了2020年初疫情刚开始爆发时的3.42；焦虑指数3.6，虽低于两年前的3.97，但仍是两年来第二高。同时，自四月以来，超过四成的上海居民呈现出抑郁情绪，表现为频繁地感到低落无望，以及凡事缺乏兴趣的状态。 对此，住在上海市区的汪先生告诉本台，情绪抑郁的实际人群比例可能远高于此：“百分之四十？我说百分之八十差不多。（大家）都有一股怨气，脑子都有点不正常了。我看我们小区，象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一样，都关傻了。”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与治疗门诊部主任仇剑崟在接受官媒央视节目采访时证实，四月份，她们收到的心理热线来电量几乎比过去的单月三千个翻了三倍，其中百分之八十与疫情相关。 自三月底全面封城以来，上海民众普遍经历了食物短缺、就医困难、反复核酸检测、抗原检测等困扰，还有的被强制送方舱，“封门硬隔离”，“入室消杀”等极端经历。种种压力之下，很多上海人都感到身心疲惫。 “看病叫救护车也要居委会开证明，还要写承诺书。人家生病着急，你还要什么证明不证明？火气很大。”汪先生告诉本台，他所在的小区属于低收入区，疫情下的看病困难和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是人们的最大焦虑。 “这个小区大都是做临时工的，如果停下来就没有工资的。如果解封了，谁赔偿我们一个多月的损失？你叫私人老板，都是小老板怎么赔你？他自己都倒闭了，我去找谁去啊？”他说。 中产阶层: “这种环境不抑郁都很难” 在大型外企公司就职的李先生虽然没有太多生活压力，但长期封控下，他也不得不寻求心理咨询，以缓解因孤独而造成的内心压力。 “就好像给你关禁闭，一关就是两个月。长时间失去自由，就会有很多负面情绪，最主要的就是愤怒吧。”他说。 疫情前就已辞职的王先生和家人、小孩住在浦西。谈到自己的焦虑情绪，他说前段时间主要就是担忧食物和就医，尤其是小孩子的食物：“大人还可以吃一些速冻食品，但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没有什么牛奶喝，水果也没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焦虑。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要盘算着这瓶950毫升的牛奶要分几天把它给喝完，然后后面怎么办？！” 虽然暂时没有工作，但比起那些在岗在职的同事，王先生却感到还算幸运，因为他们普遍比王先生更焦虑。 “我刚刚还在看，我以前的旧同事跟我抱怨说又要参加视频会议，然后转头还要抢菜，又要参加抗原，又要参加核酸，还要跟（孩子）学校的老师做沟通。她也是快要疯了。”他说。 王先生原本就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两三周前还去咨询过，但后来就不忍心再打扰这位医师了：“我发现，其实我这个医生他所处的这个小区，比我们这里（封控）更严格，他下不了楼。我已经不想再去烦他了，因为我觉得他也在承受着巨大、巨大的压力。” 谈到自己的负面情绪，王先生认为，这可能和他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舆论普遍关注的消息有关，而现实却比网上看到的情况则更为残酷。他说，总不能让自己“每天都活在新闻联播里”吧。 “我们隔壁小区，就上周也有跳楼的。几乎我每天都能够看到别人发过来的跳楼的消息，还不光是语言或文字上的表述，很多都是带视频的这种，给心理的冲击力就更大。这种环境下，不抑郁我觉得都很难。”他说。 “阴”“阳”颠倒为了啥？ 在上海静安区，刚刚被送入方舱的孙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了她最近一度心理崩溃的经历。 她和自己一位家人同住，早在5月1日，她就知道自己出现病毒感染症状，但核酸检测报告却迟迟没有出来，令她处于恐惧绝望的情绪之中。相关人员原本说好6日再派人来给她做核酸，但又没来。而与她同住的家人却已出现发烧被感染的症状，抗原结果也显示呈阳性。 “6日晚上我真的疯了！我打了120，打了很多电话。我真的疯了，我失控了。如果120救护车不来，我真的冲到社会上去了。如果你们让我去放毒，我就传播病毒了！” 就在孙女士的情绪几乎崩溃之际，120终于派车来把她和家人送入了方舱进行隔离。不过，这一事件令孙女士怀疑，检测公司是在故意拖延不出报告，直到更多的人受到感染。 “象我就是典型的案例嘛，我5月1日做核酸,肯定是阳性，我知道，症状很明显的。但我的报告迟迟不出来，到现在都没出，等到我的家人也变阳了，好啦一起拉方舱。”她说。 日前，上海一家核酸筛查公司“中科润达”被黄埔区居民揭发，出具多份假阳性报告。话题一度登上百度热搜，受到舆论炮轰。孙女士认为，防疫中的这类怪相都是背后有人操作，方式不同，但目标一致。 “阳性说你阴性，阴性说你阳性，目的就是一个，为了增加阳性病例，然后他们可以不断地检测，不断地扩大他们的利益。”她说。 困守宿舍与在家网课 学生心理状况堪忧 从三月初疫情爆发，上海六十多所高校就开始陆续进入全封闭管理模式。在总共七十二万在校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生活状况又是如何呢？ 日前，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在微博爆料,校方提供的餐点里面不但夹杂各种昆虫与寄生虫,猪肉上还有没剃干净的猪毛,及类似猪乳头的不明斑点。另外，包括同济在内的多所高校还要求学生上厕所要预约，上完厕所甚至不让洗手，说是为了防疫。更有学校不允许学生洗澡。 在上海某大学教授心理学的陈先生告诉本台，严厉的封控措施和饮食不良等生活条件，导致很多学生心理抑郁。他举了一个实际案例：“有个学生本来是神经性厌食症，从三月初就困在学校，在寝室里面这个病症就复发了。吃也吃不下，精神状态也很不好，想要回家，学校这边又不肯放人；后来动用关系，花了八千元的车资才把她从上海送回家乡。” 陈教授说，虽然目前部分学校向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但这并不能根本上解决精神健康的问题：“心理上，这些老师当然可以提供他们一些建议，但是在大环境无法改变之下，可能也只是暂时性的。” 另一位在上海某国际中学担任心理辅导的老师Serene告诉本台，近两个月，她们的学生都已经回家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但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人数比之前反而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主要是) 亲子之间的冲突，以及疫情后（远程教学），学习上遇到更大的困难；另外，缺乏同辈的交往以及社会上的一些支持。” Serene表示，原本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在疫情下更容易产生情绪波动，或者旧病复发。而在这段重要的成长时期，他们却得不到社会的关怀，尤其是同伴的支持。 “我的学生中有一个就是在人际交往中比较有困难，但是他在疫情前勇敢迈出了第一步，去和别人建立了同伴关系。但是很快就迎来了疫情，这让他感到特别受挫。他跟我说，他觉得自己又没有办法再去重新交朋友了。”她说。 两位心理工作者都认为，当前封城措施带来的心理创伤，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都会产生长久的负面影响。 “封”与“不封”之间反复折腾 实际上，在3月28日鸳鸯火锅式的全面封城之前，很多上海人就已处于断断续续的被封控状态下，至今已有两个月。其间，当局的政策一会儿是全面封控，一会儿是分区、分类差异化防控；一会儿又是“社会面清零”和“社会面基本清零”的不同划分；一会儿是部分地区“微解封”，一会儿又进入了所谓的“静默期”。 很多居民说，官方的朝令夕改反复折腾，让他们生活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中，这是造成精神崩溃的一个主因。 “今天开始，每家每户可以出去一个人，一次不超过四小时。我跟我父亲‘斗争’了半天，因为他也想出去，我也想出去。” 浦西的王先生说，最后他终于出去了，到附近超市买回很多东西。这还是一个多月来，他第一次走出小区。 “刚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快要流眼泪了，回来还挺高兴的。”他说，“但今天晚上他们就说又要进入静默期，不给你出去了。所以这个心啊，上上下下的起伏，变成了提线木偶。这个政府，它现在是想怎么玩你，就怎么玩你！” 灾难根源：权力过分集中又无有效制约 “我知道这个病毒它是能够治愈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祸。上海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是人为造成的！” “它现在压根就不是一个病毒的问题。就完全是反人类，反常识，反常理！” “好多事情，我觉得不应该发生在上海的，它发生了在我的身边，我不能够接受；一贯的这个防疫的政策，我也不能够接受。” “老百姓反正就像木偶一样，听他们指挥，他们想干嘛就干嘛！我估计现在没法收场吧。” ……以上是很多上海民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 对于这次疫情当中种种乱象发表的看法。 过去一个多月，上海为因应新冠疫情而实施严格封控措施，导致出各种次生灾难，精神疾病乃至自杀事件频发。 针对上海的强制性防疫手段，律师刘大力日前发文，紧急请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审查新冠密接者全部隔离这种防疫措施的合法性和适当性；并讨论如何在防疫的同时，保障市民的民生权利不被侵犯。 法律学者童之伟也发文批评当局对居民使用强制手段送方舱隔离的做法违法，应立即停止。 但是随即，俩人的公开信被当局相继封杀，他们的微博账号等也被关闭。 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也罕见对中国的防疫政策提出批评，明确指出中国的所谓“清零”策略“不可持续”。但这位“国际友人”的相关言论，在中国同样被下架清零。 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对本台表示，从社会心理学上讲，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环境的产物：“现在这么一个大城市突然就给封了，很多人就诱发了精神病，或者原来就有现在诱发了，这就是必然的。其总病根就是邓小平的那句话：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有效制约。”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明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总方针，而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出于安全原因， 本文中的上海受访者均未具全名或采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