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重壓下 澳洲年輕人暖心之舉讓人淚目
2026 年 5 月 30 日
南非政府片面要求台灣代表處遷處期限已過，台灣外交部1日表示，位於南非首都普利托利亞的駐處目前正常對外營運，呼籲南非政府切勿單方破壞兩國於1997年達成的協議。 據中央社報導，南非政府1月下旬再度致函台灣駐南非代表處，要求3月底前遷離首都普利托利亞，南非外交部（DIRCO）更在雙方磋商之際，於3月5日在官方網站將台灣代表處名稱自「台北聯絡代表處」（Taipei Liaison Office）更改為「台北商務辦事處」（Taipei Commercial Office）。 台灣外交部1日舉行例行記者會，亞西及非洲司副司長陳詠博表示，台灣位於南非首都普利托利亞的駐南非代表處，目前仍正常對外營運。 陳詠博說明，目前仍持續就台非雙邊關係法律架構可能的修正方向，及雙方談判的時間、地點、人員組成與協議簽署方式等細節，與南非外交部討論。 陳詠博強調，南非作為今年G20峰會主辦國，更應注重並嚴格遵守國際規範。南非近期違反國際規範的作法，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包括美國在台協會（AIT）及國務院皆已對此作出回應。
4月28日下午，病毒學家張永振的航班，降落在上海虹橋T2航站樓。 本來團隊成員陳燕玫準備開車來接他，但她沒有出現。這位研究員正被關在張教授團隊的實驗室里。張教授的其他學生，則被攔在實驗室門外。 在此前的25號那天，實驗室所在地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一名副院長，帶著保衛科長及幾名中心幹部，通知所有工作人員有急事兒，要開個會。 領導在會上宣布，這裡的實驗室要進行改造裝修，必須在2天內全部搬離。在現場的一名研究員說： 整個通氣會一共開了1分鐘。 領導們隨後匆匆離開，留下一臉懵逼的眾人。 一個超過500平方米的實驗室，器材、設備、冰箱、樣本數量都沒統計的實驗室，要如何在2天內搬完，大家不知道。 陳燕玫在釘釘上詢問，得到的回復是，要他們暫時搬去另外一名教授那裡。 陳燕玫有點蒙。且不說2天的時間太短，他們做的是病毒研究，新的實驗場所符不符合要求，是不是應該提前詢問一下當事人的意見？ 已經沒人回復她了。 恰逢張永振出差廣州，陳燕玫決定老師回來之前，都住在實驗室里。出乎意料，兩天的期限一到，實驗室大門立即被關閉了。 出差回到上海的張永振開車來到實驗室門口。和保安對話無果後，這位馬上60歲的著名病毒學家做了個決定： 睡在實驗室門口。 一堆紙殼，一床被子，一個枕頭。紙殼是學生們在中心裡收集的，被子和褥子是陳燕玫從實驗室樓的縫隙遞出來的。 夜色中，只有實驗樓外昏暗的燈光閃爍。保安們用手機刷著抖音，聲音很大。上海開始下起了雨，張永振想向有遮擋的方向靠近一點，也不不容易。 那晚，他的被子濕掉了。 實驗室門口，張永振躺了3天2夜。期間，公衛中心的領導來過一次，讓張永振回去，別躺了，其他什麼也沒說。 輿論發酵後，4月30日晚，張永振拿回了門禁卡。5月1日早上，學生們也回到了實驗室。 我問這位2020年《Nature》雜誌年度自然科學領域十大人物，躺實驗室門口時想了些什麼？他搖了搖頭，說一夜難眠： 但沒關係，這幾年也都睡得不好。 1 能成為《Nature》雜誌年度十大自然科學領域人物，還得從四年前另一個夜晚說起。 2020年1月5日凌晨2點，正準備睡覺的張永振接到學生陳燕玫從北京昌平打來的電話。她告知張永振，武漢送來的樣本數據經過分析： 發現了類冠狀病毒的序列。 張永振一直在關注肺炎。他曾經參加抗擊非典疫情，一直認為經呼吸道傳播的疾病，一定會成為人類世界的大威脅。 因此，2014年前後，張永振就和武漢疾控中心、武漢中心醫院建立了合作關係。當有不明原因肺炎出現時，對方就會將樣本送往張永振的實驗室進行檢測。 12月中旬，張永振就聽說武漢出現了不明原因肺炎。但彼時恰逢妻子去世，張永振還沒精力關注。 之後，上海中山醫院又發生了不明原因的腹瀉，張永振被指定進行研判。因此在疫情爆發的初期，他和新冠病毒擦肩而過。 時間到了1月3號，剛過完生日的張永振收到武漢市疾控中心的生物樣本，及武漢市中心醫院呼吸科醫生們採集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灌洗液樣本。 兩名助手宋志剛和吳凡開始進入p3實驗室處理樣本和核酸。其他人開始建立文庫，進行高通量測序。北京的陳燕玫，則負責進行數據分析。 5號的凌晨，他接到了陳燕玫的電話。那天凌晨，張永振讓陳燕玫別睡了，連夜把全部基因序列都做出來，並讓一名在北京的同學趕去給陳燕玫幫忙。 第二天早上，張永振團隊就獲得了新病毒的基因組序列。分析後大家發現，這是一種人類尚未發現過的全新病毒。 張永振立刻給自己的合作夥伴，武漢中心醫院呼吸內科的主任打去一個電話，詢問病患情況。結合合作夥伴的反饋，張永振得出了判斷： 這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經呼吸道傳播； 致病性和公共衛生風險高於高致病性禽流感。 同時他建議，公共場所採取防控措施，臨床上使用抗病毒治療。 一夜沒睡的張永振馬上上報。他找到時任上海市公衛中心的負責人朱同玉，告訴他這件事非同小可，請求他馬上通過最高渠道上報。 而後，他又通過各種渠道，向上海市政府和國家疾控和衛生部門進行彙報。 這一天，他也為新病毒註冊了GenBank。 次日，張永振回到北京，為剛剛去世的妻子選好墓地，又將總結好的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論文投給了《Nature》。 1月8號，張永振親自去了一趟武漢，到武漢中心醫院和一線醫生了解情況。這更加深了他的判斷和憂慮。 9號，他接到了《Nature》編輯打來的電話，問他能不能公開序列並發表文章預印版。張永振怕被人說搶發論文，拒絕了預印版。公開序列則表示自己要考慮一下。 張永振想了很久。11號，他臨登上飛往北京的飛機前，再次接到合作夥伴打來的電話。對方告訴他，香港等地已經出現了疑似病例，希望他能儘快公開序列。 張永振用了不到一分鐘時間來思考，最終決定授權合作對象在網路上公開全部序列。 這一分鐘，挽救了這座星球上無數人的生命。 後來推動研發出新冠mRNA疫苗的德州大學教授麥克米倫這樣評價張永振的工作： 公布基因組序列的那一刻，發令槍就響了。 2 2020年2月，國家疾控中心傳染病所收到一份來自上海公衛中心的商調函，希望將該單位的研究員張永振，調往上海公衛中心全職工作。 張永振2018年就在公衛中心兼職工作了。根據當時的合作協議，張永振將和公衛中心展開合作，為期5年。 公衛中心當時的領導朱同玉和盧洪洲非常看重張永振的工作。儘管他沒有院士這種閃耀的頭銜，但沒辜負兩位領導的期望——從2018年到2020年，張教授帶領團隊以公衛中心的名義，在《Cell》和《Nature》上各發表了3篇文章。 2020年，張永振決定接受兩位領導邀請，前往上海公衛中心全職工作。 當年10月，張永振出現在上海公衛中心擬錄用的公示名單中。國家疾控中心也辦理了張永振教授的調離手續。 彼時張永振受到了公衛中心的禮遇。主任朱同玉將自己辦公室讓出來給張永振。無論是實驗室改造，還是招收學生，申請宿舍，張永振都得到全力支持。 但兩位領導從公衛中心離職後，張永振覺得氣氛有一些微妙了。 他的人事關係被卡在了半空，公衛中心遲遲不為他辦理入職。學生們發現自己的實驗開始變得並不順利。申請材料、宿舍等小事開始屢屢受阻。 就合作協議到期時間及勞務費等問題，公衛中心也和張永振產生了爭議。公衛中心認為協議開始於2017年10月，到2022年10月就已經終止了。現任領導說： 張永振就是賴著不走。 張永振卻認為，協議實際簽署於2018年3月，實際到期時間應該是2023年的3月： 我2018年4月才辦的銀行卡，用來收勞務費。 當初的協議，雙方都沒有寫明日期。 公衛中心依舊按2022年10月的日期，在此之後停了張永振的OA許可權。隨後，上海公衛中心向國家疾控中心退回了張永振的檔案，但檔案被拒收了。 因為到期時間的爭議，協議中規定的勞務及研究費用也停發。張永振認為公衛中心欠了團隊近千萬勞務費和實驗經費。 拋開合作協議額，張永振認為自己明明是事業編製，人事調動是公對公行為。結果乾了幾十年，快60歲了： 編製莫名其妙沒了。 因為曾患有甲狀腺癌，張永振每天都需要服用藥物。此外，他還患有嚴重的靜脈曲張，也一直拖著沒去醫院做手術。因為編製沒了，他的醫保停了，社保也停了。 至於實驗室改造，按照張永振的說法，實驗室根本不需要改造，因為整個實驗室落成是在2020年，這才過去幾年？ 在他的實驗室同一棟樓里，還有一個P3（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P3實驗室剛剛才通過國家認可委專家現場評審測試。這又需要改造什麼？ 一句「賴著不走」，讓張永振心寒。他說如果不是檔案和勞務費等問題，他早想離開這裡。但這些問題，一直沒人出面和他溝通。 3 張永振很簡樸。 一條已經磨掉色的皮帶，一塊戴了10年的手錶，一雙已經磨掉底的皮鞋。 他幾乎沒有什麼個人愛好，唯一愛好就是工作。每天張永振都會在8點前趕到實驗室，然後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點，再回家。 每一個學生的實驗，張永振都會親自把關。學生們說，在張教授的實驗室，除了春節： 沒有休假、沒有雙休。 按理說，這種遠比996強度還大的實驗室，很難讓現在的年輕人呆得住。 但奇怪的是，張永振似乎有種獨特的魅力。陳燕玫是中山大學為了吸引他幫他招收的研究生，一路跟著他從國家疾控中心到了上海。 宋志剛原本是公衛中心的正式員工，卻跟著一個「兼職」教授走到最後。 還有很多學生來自復旦。這些天，這些學生都一直跟陪在張永振左右。 有位復旦生命科學院的在讀博士本來不打算讀碩博的，直到遇到張教授。 這位博士說，很多團隊都是什麼火做什麼。但像張永振這樣一直在病毒學領域深耕多年的，非常少。 和很多教授不一樣，張永振沒有任何留洋經歷。本科是石河子農學院，學的畜牧專業。畢業後又在新疆兵團做了6年的行政工作，甚至管過拖拉機。 1998年，張永振博士畢業。但直到2005年才發出自己第一篇SCI。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的實驗室連台像樣的PCR機器都沒有： 唯一一台進口PCR儀器，還是從別人那裡借來的。 但張永振之後在全球病毒學界享有盛譽。他曾帶著團隊發現了5500多種新病毒，多次在全球頂級期刊上表論文。國家疾控中心評價他的工作： 填補了病毒進化上的主要空缺，改變了病毒學的傳統觀念。 儘管沒有任何留洋經歷，但張永振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他那間小辦公室里的桌子上放著一本牛津英漢詞典。 這位土生土長的中國科學家，有著濃厚的家國情懷。 當初《Nature》將他評選為年度十大科學人物時，他曾有過一段不能明言的抗爭，在個人榮譽和國家形象面前，堅定選擇了後者。 他記得自己第一次出國時，在澳大利亞看到現代化畜牧業的震撼。當地一雙皮鞋也要幾十澳元。而他當時的工資，也就100塊錢。後來他才知道，一個剪羊毛的女工： 一天就能掙80。 這麼多年來，他始終記得這種差距，有一種強烈想追上發達國家的迫切感。 張永振說，最大的遺憾，是自己的科研工作被耽誤。 他躺在實驗室門口的照片，像一幅油畫。江湖夜雨，昏暗的燈光，若無其事的保安，拍照的學生，及躺在紙板上的張永振。 他要守護的，是他的生物安全實驗室和樣本，作為病毒實驗室，室內要處於負壓。 一旦壓力增大，內部氣體泄露出來，那就要出大問題了。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獸樓處
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暮春的凄風冷雨中，國際知名病毒學家張永振在一眾保安的環伺下席地而睡，在自己領導的生物實驗室門口成了一名無家可歸的「流浪研究員」。 網路圖片 上海公衛中心聲明稱，要對部分實驗室進行改造升級，已妥善安排張永振他和研究團隊搬到其它實驗室，又因為安全原因必須封閉施工，所以才不讓人進入。 網路圖片 而根據張永振老師的說法，上海公衛中心用1分鐘時間通知了他P3實驗室改造的決定，勒令團隊在2天內搬離，卻不允許任何人進去拿走私人物品，也沒有讓團隊參與搬遷實驗樣品。 網路圖片 我們不知道上海公衛中心和張永振團隊之間到底有著怎樣難以調和的糾紛，才讓局面走到如此難堪的境地。 但我知道，這一出科研狗血劇如果處理不當，隨時有可能演變成地動山搖的災難劇。 網路圖片 沒有在生物實驗室工作過的人們可能很難想像，要給一座運行中的生物實驗室搬家是多麼複雜，以及，多麼危險的一件事。 光是那些零下七八十度的冰箱，斷電1小時就可能毀掉5個博士的3年青春。動輒價值數百萬的精密儀器，磕碰一下導致讀數不準，有時還得請國外廠家派人來檢修。 網路圖片 更別說生物實驗室里那些你永遠不想沾上一丁點的生物樣品和有毒致癌試劑……搬遷？如果不是科研人員自己動手，哪位貨拉拉師傅敢接？ 而要在2天時間內搬遷一座P3級別的，研究病毒的實驗室…… 網路圖片 范小紅主任，有話咱好好說，別玩兒命行嗎？！ 首先，P3級別的生物實驗室其實是「無法搬遷」的。 所謂P3級別實驗室，因為新冠疫情期間新聞反覆轟炸的緣故，很多人都有所了解，它指的是是一個生物安全防護級別。涉及到高度敏感的未知病原體實驗，涉及到對潔凈度要求極高的疫苗研發等實驗，必須要在P2以及P3以上級別的實驗室才能開展。 網路圖片 正是在張永振老師領導的這座P3實驗室里，他們團隊全球第一個測出了新冠病毒的RNA序列。假如此刻中國某家醫院發現新的不明病原體，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還是往張老師的實驗室里送樣本。 達到P3級別的生物實驗室，全上海只有4座。至於P4級別的實驗室，上海沒有，是的，一座都沒有。張老師所在的P3實驗室就是上海安全防護等級最高的實驗室。 P3實驗室涉及到一整套生物安全控制標準，不是簡單把儀器設備人員搬走就行的，換個空間環境，所有的評估認證都得重頭來一遍，等於是異地重建一座。 因此，上海公共衛生中心讓張永振的團隊搬個地方，實質上就是拆除撤銷這座P3實驗室。 然後，P3實驗室的變動必須要得到科研團隊的配合。 話說回來，也不是說P3實驗室級別高數量少就拆不得撤不掉。作為主管的科研單位，上海公共衛生中心當然有權做總體規劃調整，也有權撤銷這座實驗室。 但前提是，在這個過程中你得保障公共安全的底線，不能拿上海三千萬市民的健康開玩笑，不能拿全球80億人的安穩生活做賭注。 這就必須得保證實驗室的搬遷過程有著周密的計劃，細緻的執行，以及最重要的，在原有科研團隊的支持配合下開展搬遷工作。 幾十個液氮罐里保存的不同生物樣品，你要怎麼處置？負壓實驗室要對外開放，你知道消毒重點在哪裡？通風櫥里一塊96孔板，你知道它做過什麼實驗，該如何安全廢棄處理嗎？ 一座運轉中的生物實驗室，可能同時有數十個項目、數百項實驗、上千種樣品同時在這個空間里，除了本科研團隊的人員，還有誰能實現「安全有序」的搬遷？ 一旦因錯誤處置造成危險病原體泄露、珍貴實驗樣品滅失，這責任要幾顆腦袋才擔得起？ 最後，但凡還有一點點溝通的空間，張永振老師也不至於把自己變成席地而睡的流浪漢。 科學家，尤其是像張永振研究員這樣的頂級科學家是最不怕失業的。但凡他願意，全世界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會恭恭敬敬地奉上護照和工作。換到國內其它的大學或科研院所，也一樣能拿到教職。 張永振獲評《自然》雜誌2020年度十大科學人物 如果只是他自己幹得不開心，如果只是他自己被領導穿小鞋，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走就是了。 但團隊里還有年輕的老師，還有科研之路剛剛起步的碩士生博士生們，TA們也要被「掃地出門」，這才是張永振老師於心不忍的牽掛。 網路圖片 我沒法為張永振的人品做擔保，但我可以確信，放任局面走到這一步的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領導，對公共安全沒有絲毫敬畏之心。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萬聖書園把開業重張定在了2023年的最後一天。這次它搬進了商場里——新店是上下兩層的格局，面積更大，空間和視野也更開闊，位於三層的店面擁有一整面朝東的落地窗。萬聖書園夾在兩家服裝店之間，大約十米之外，有一家電玩城。 書店暫停營業的日子裡，書商們從各地趕來支援，幫著把一架架的書打包、裝車、運輸，再重新上架；在年輕人聚集的社交平台上，用戶自發分享的圖片、視頻夾雜著文字，雪片般湧入信息流。 一家書店搬遷為什麼如此受人關注？就像莎士比亞書店之於巴黎，城市之光書店之於舊金山，在北京，萬聖書園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地標，也是這座城市的公共客廳。不確定的日子裡，人們來這裡找尋某種答案或慰藉。 書店開了30年，幾度遷址，並屢屢在挑戰中存活下來，並且「活得還算體面」。在一切都變得速朽的年代，這幾乎可以視作奇蹟。 告別日 每年的10月31日是萬聖書園最熱鬧的日子。一撥又一撥的作家、學者、出版人會在這天擁進書店，三三兩兩地湊在緊鄰的醒客咖啡，或站或坐，熱情交談。書店取名「萬聖」，原本沒有什麼深長的意味，只是淺顯的巧合——老闆劉蘇里的生日恰逢萬聖節前夜，書店也在這一天誕生。 不同於往年店慶，今年10月31日是萬聖書園創辦30周年，也是它在成府路59號的最後一天。12月，它將搬進一公里外的購物中心。 人們趕在最後一夜來告別。狹窄的過道里擠滿了人，排隊買書的隊伍從收銀台一直延伸到廁所門口。氣氛並不傷感。店裡掛滿南瓜色紙燈籠、鬼臉和蜘蛛形狀的紙拉花，溫暖明亮。醒客咖啡一進門的長桌上鋪著印有黑貓「平安」畫像的橘色桌布，上面擺著蠟燭、蛋糕、葡萄酒和各種水果。在場的大多是熟面孔，他們天南地北地聊，時而哈哈大笑，時而又擺出端莊的姿勢，拉著劉蘇里拍照。老闆娘張煥萍在一旁來回走動，挨個跟剛進門的朋友打招呼、擁抱，嘴角一直沒放下來。她個子不高，嗓門清脆，身穿一件大紅色襯衫，配一條黑色絲絨長裙。實在累了，就倚在門口，悄悄脫下一隻高跟鞋，踩在刻有「萬聖書園」字樣的石磚上休息。 作為書店經營者，劉蘇里和張煥萍早就過了法定退休年齡，但比起書店那隻出名的黑貓「平安」——今年18歲，相當於一位80多歲的老人——夫妻倆還很年輕。每天出門前，張煥萍都會把「平安」抱在懷裡，臉貼住它的額頭，輕聲囑咐：「好好的，等媽媽回來」——她怕天黑回到家，「平安」就離開了。於是她一邊在心裡默默告別，一邊又計劃著，新店開業那天，要讓「平安」去跟新老讀者和店員們，再打個照面。 創辦於1993年的萬聖書園有種強烈的「old school」氣質。在這裡，書是真正的主角。店裡有八萬多種書，但其中超過一半的情形是，兩到三年才能賣掉一本。因為主營人文社科類圖書，萬聖書園也被視為中國當代學術思想的風向標。 光顧這裡的讀者多是知識分子和廣泛的精英階層。季羨林、何兆武、吳良鏞、楊振寧、湯一介、樂黛雲、沈昌文、羅新、劉擎、周濂、劉瑜、羅翔、梁文道、馬家輝、許知遠……耳熟能詳的名字多得一口氣念不完。日子久了，醒客員工都了解了楊振寧喝咖啡的口味，見他走進來，就直接端一杯espresso過去。 書店最早開在北三環西路三義廟，附近高校林立，人大、北理工、北外都在步行範圍內。而它真正成型是在成府街。這是一條東西向的小巷子，連通了北大東門和清華西門。書店搬到這裡，打通了與北大、清華的「血脈聯繫」。再往後遷至成府路，背靠的藍旗營小區，是北大清華的教師宿舍。兜兜轉轉，萬聖書園始終沒有脫離自己的目標人群。 雖然開在學校邊上，但它幾乎從不打折。圖書品牌「甲骨文」的創始人董風雲上大學那幾年，每周末都會騎著自行車逛書店。路線一般是從人大一路向北，先經過海淀圖書城，再到萬聖。大部分時間裡，他去萬聖只是看，偶爾也買，「有些貴的，就跑到海淀圖書城去買打折的。」董風雲隱約記得，「後來大概買到100塊錢，有個九五折，反正最低好像就是九折。」 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王強是在萬聖買書最多的讀者之一。1996年他從美國回來創業，驚喜地發現北京出現了一批接近國外獨立書店概念的民營書店，「我記得有三味書屋、風入松、萬聖，離我最近的就是萬聖。」打那起，他就成了萬聖的常客。剛開始騎著自行車去，後來開車去，像逛shopping mall一樣，每次都能一口氣買滿兩大袋子，塞進後備廂。 在他的認知里，好像去書店就等於去萬聖。 「流動的盛宴」 或許可以這樣說，萬聖之於讀者就如同巴黎之于海明威：假如你有幸在年輕時到過這裡，那麼此後一生中不論你去到哪裡，它都與你同在。從這個意義上說，萬聖是一席「流動的盛宴」。幾乎每一年，都有新讀者變成老讀者，老讀者變成好朋友。 書店開在三義廟那會兒，作家李靜還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有天她在校園裡騎車，迎面碰上教日本文學的老師，「他說他去萬聖，北京最好的學術書店。」那是李靜第一次知道萬聖，「那時候店面不是很大，書也擺得很樸素。」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濂對萬聖最初的記憶則是一輛中巴車。一個周末的下午，他去北大著名的三角地，遠遠地就看到一輛中巴車，門口放著一塊廣告牌，上面寫著一些書名。他好奇地鑽了進去。中巴車不大，裡面放滿了書，大多是學術著作，年輕的周濂買了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白底黃皮。」 後來，萬聖搬到了成府街的一處小平房。「當時到萬聖看書的窮學生多得要死。」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說，年輕時有些書買不起，只能站在店裡看，「別的書店可能看你老不買書就會趕你走，蘇里他們絕不會。」萬聖開了30年，他在萬聖看了28年書。1995年，蕭瀚辭掉在老家的工作到北京考研，就住在北大東門外的成府街上，離當時的萬聖只有50米。「那時候年輕，精力也充沛，雖然準備考試的東西我沒什麼興趣，但是看別的書，我的興趣高得要死。」幾乎每天，他都會去萬聖看書。時間久了，劉蘇里忍不住跟他開玩笑：「你究竟是來考研的，還是研究考研的？」 沒有收入的日子裡，去不去萬聖也需要進行一番思想鬥爭——去呢，兜里沒錢，看到想買的書又不敢買，「感覺很不好」；不去呢，又擔心錯過那些好書，「書店跟菜市場不一樣。菜市場的菜每天都有，甚至可能是一樣的。但是書店裡的書，每種可能只進幾本，今天不買，明天就沒有了。」有一次，蕭瀚攢了好幾天才去，一進門冷不丁碰上了剛出版的《國史大綱》，他咬著牙買了一套，「當時覺得用不了一天，別人就會把它買光了。」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成府街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和文化氣息。萬聖對面的雕刻時光咖啡館，經常會放些小眾新潮的電影，與萬聖一牆之隔的「閑情偶寄」，每周舉辦學術沙龍。 出了這條街，整個北京還是灰濛濛一片。1997年，董風雲從雲南大理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他回憶，當時的北京風沙很大，人大東側的白頤路還沒有改造成後來的中關村大街，沒有高樓大廈，「都是平房，樹木也不像現在這麼多」。雖然校園生活很美好，學生們的願景很豐滿，但整個社會還處在上一個時代的審美和氣氛之中，色調是灰暗的。 萬聖在這個特殊時期進入董風雲的視野。「這不就是我們一直在找的東西嗎？」他強烈地感覺到，這家書店有別於當時整個的社會風氣和生活氛圍，「是超前的，活色生香的」，「首先它有一個不一樣的小鬼Logo，進去以後完全像是一個書屋，一眼望去什麼書都想買，買完書還可以蓋一個藍色的章。」有時候他不買書，也願意去萬聖泡著。 那時候中關村一帶湧現出好幾家洋溢著人文氣息的書店。除了萬聖，還有國林風、風入松。風入松是北大哲學系教授王煒開辦的，周濂記得很清楚，那是個地下室，走進書店門口，抬頭就是海德格爾的名言，「人，詩意地棲居。」 但在董風雲的記憶里，最好的書店就是成府街那家萬聖的樣子。「可能因為我們年輕時是那樣過來的，我們對那個時代的回憶，我們的青春，所有美好的東西，都留在了那間小平房裡。」 「偏執」的老闆 作為城市公共客廳，萬聖書園接待過的人既包括早年蕭瀚、董風雲這樣的窮學生，也不乏何兆武、吳良鏞、楊振寧這樣的老先生。「許知遠自己開書店，可他老在我這兒買書。」劉蘇里說，萬聖之外，他們是名人、是網紅。但在萬聖，所有人精神層面都是平等的，「都是萬聖的讀者。」 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劉蘇里家有五萬冊左右的藏書，每一本書都是從萬聖買回來的。王強問過他，擁有一家書店還用買書嗎？劉蘇里的回答是肯定的。作為恪守商業規則的書店經營者，他需要把公私分清楚。 但在王強的印象里，劉蘇里一直不太像書店老闆，而更像是一個資深讀者。他經常看到劉蘇里戴著厚厚的眼鏡，在書店最深處的書架前翻一本哲學或是政治學著作，「你很少見到一個書店老闆是這樣的。」王強覺得，劉蘇里就和書店那隻著名的黑貓一樣，「老是在書堆里扎著，很有雕塑感。」 作家梁文道在文章中說，他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去萬聖報到，而且從來沒在那裡找不到自己要找的書，「很奇怪，它擺出來的書恰巧就是我想看的，而我不想看的，一本也見不著。」 「蘇里自己就是個瘋狂看書的人，所以他知道市面上哪些書該看，哪些書不需要看但你得知道，還有哪些書付你錢你也不能看。」總的來說，蕭瀚覺得這位書店老闆還是寬容的，「他可能看不上這個人的書，甚至覺得這個人的學術、品格都不行」，但出於思想上的平衡和體系上的完善，有些書哪怕「只具有零部件的意義」，也會被選入萬聖的書架。 李敖的書是個例外。蕭瀚問過劉蘇里，萬聖為什麼一本李敖的書都沒有，得到的回答讓他至今記憶猶新，「我非常討厭他，就是不賣他的書。」印象里，這是蕭瀚唯一一次聽到劉蘇里親口說自己不賣誰的書，語氣還很嚴肅，「他可能不喜歡李敖的文風——不厚道——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喜歡，否則到不了這個地步。」 在蕭瀚眼裡，這是劉蘇里骨子裡非常固執的一面。「萬聖能夠走到今天，有這樣的名聲、規模和象徵性地位，都跟蘇里的性格連在一起。他遠不只是個賣書的，你說他偏執也好，堅持也好，總之他賦予了萬聖一個非常特別的靈魂。」 大多數人對劉蘇里的第一印象都是嚴肅。他講話慢條斯理，配上東北漢子的高大身形，不怒自威。接受採訪時，劉蘇里一落座就表明態度，「老問題我是不回答的。」 可真正聊起天來，他又像個憨態可掬的老頭。因為出生在烏蘇里江畔，父母給他取名劉蘇里。他是虎林這個縣級市第一個考到北京的大學生。高考時，他原本填報的志願是淮北煤炭師範學院，沒想到放榜後收到一份教育部電報，說他的分數能上北大——那一年，他考了黑龍江省第13名，雖然數學只有40分。 他前面的題都沒看，就做最後一道題，寫了三頁紙，最後給求證出來了，直角等於直角。熟悉劉蘇里的人在一旁打趣，「估計老師也看煩了，給40分吧。」 排行榜 從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後，劉蘇里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政治學和公共行政學。儘管沒有成為一名著作等身的學者，但他一直在和書打交道。 李靜記得，萬聖開在成府街那會兒，有一天她去買書，看到劉蘇里坐在門口，嚴肅又語重心長地跟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說話，「語氣很像一位嚴師，內容挺學術」。那時候她還不認識劉蘇里，只覺得這是一個「精神上自我定位超乎書店老闆的人」。 開書店的人大多都有幾分理想主義氣質。劉蘇里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對書有著極其敏銳的判斷力。大部分書，他只需要掃一眼作者、選題和目錄，再翻翻前言，幾分鐘就可以決定這本書能不能賣。 很多書都是這樣從萬聖走出去的。比如《歷史深處的憂慮》，這是作家林達「近距離看美國」系列的第一部作品。當時印出來七八千冊，三聯書店發行部的負責人找到劉蘇里，「你幫著看看這書能賣嗎？」劉蘇里翻了十來分鐘，說，「這是好書！這個作者太厲害了！」他當場採購了200本——1997年，這筆錢讓書店背負了不小的壓力。但劉蘇里沒猶豫，「後來林達火到什麼程度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學者李碩的《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這部歷史學著作在去年10月出版，是萬聖當月推薦的新書之一。過去一年裡，它多次登上萬聖月排行的榜首，唯一一次沒上榜，是因為去年12月書店關門——當時萬聖的員工幾乎全員感染了新冠。 在出版業，萬聖的月排行和「年度圖書」具有極高權威性。「月排行是嚴格按照銷售量排序來的。」劉蘇里唯一可以做調整的空間，是當銷量出現並列的情況，「比如第20名，可能有六七本書，我可以從中選一本。」算下來，書店老闆的個人意志大概佔10%-15%，剩下的「都是讀者投票」。李靜還補充了這樣一個細節：如果是作者到萬聖買自己的書，無論買多少本，都只算一本。在萬聖，買榜是不可能的。 「早期免不了會夾帶私貨。」劉蘇里有些不好意思，「張總（指張煥萍）接手管理之後已經杜絕這種現象了。」至於賣什麼書不賣什麼書，既不是追隨市場潮流的結果，也不是劉蘇里個人趣味能左右的，更多是「看學科需不需要」。他像搭建築一樣，為書店搭建了一套「產品體系」。 中間也不是沒有動搖過——有一兩年，學術思想類圖書「賣得不好」，劉蘇里解釋，「實際上不是賣得不好，是因為你開始想賣別的品類的書了，沖淡了，資源分配就是那麼一個格局。我們不會追著讀者的興趣走，也不會不照顧讀者的興趣。與其說是照顧讀者的興趣，不如說是把著社會的脈搏。後來還是張總意識到，學術思想類的圖書依然是剛需，因為各方面形勢越來越差，人們想要從書中找答案。」 最近幾年，一些不易察覺的變化正在書店裡上演：有兩類圖書的銷量越來越突出。一類是科學人文，比如《量子物理如何改變世界》，老上榜。另一類是以《秋園》為代表的寫實類作品，「這些書替代了原來的那些時事評論。」劉蘇里一一列舉，像《張醫生與王醫生》《鹽鎮》，包括羅新的《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漫長的餘生》，「9個月連續上榜，都排在前10名，有好幾個月都在第一第二，嚇死了。」 「總指揮」 書店30周年店慶前，夫妻倆把1994年以來的年度圖書和2001年以來的月排行做成了一本紀念冊。「哎喲，看到有一些書上榜，我都替它不好意思。」劉蘇里撇撇嘴，「沒辦法，那就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 紀念冊下印廠那天，張煥萍往微信群里丟了幾張成品照片。周濂轉述梁文道的話，「印象中只有美國的一家獨立書店干過這事，國內絕無僅有。」在萬聖，印紀念冊這種大大小小的事務性工作，基本都是張煥萍在張羅。 劉蘇里打了個比喻，「萬聖就像是一個樂團，張總是樂團里的總指揮。」 工作很繁瑣，但張煥萍也有方法。她從來不召集員工開會，「有事說事，開什麼會啊。」在萬聖，員工會用最直接的方式彙報工作——每天早上老闆娘一進店，負責打掃衛生的員工就走到犄角旮旯，伸出手抹一下，再把手放在老闆娘面前，輕輕喊一聲「張總」，一句多餘的話沒有。張煥萍笑著回應，「好，可以」。 萬聖的員工學歷都不高，來的時候十八九歲，高中或中專畢業。張煥萍雖然要求嚴格，但很少發脾氣。員工犯了錯只要能舉手承認，就不算錯。她也不允許員工阿諛奉承，萬聖因此沒有所謂的辦公室政治。私下裡，沒有她不管的事。員工生病、談婚論嫁、生小孩、父母去世，甚至是家裡人被抓了，她都跟著操心打點。大部分正式員工一干就是十五六年，離職的員工則會在每年10月31日準時回來看看。有員工離開北京回了老家，張煥萍年年春節給對方打錢買豬崽。 對大多數萬聖員工來說，老闆劉蘇里更像是一個模糊的精神象徵。張煥萍或許沒那麼耀眼，沒那麼名聲在外，但誰都知道，離了這位老闆娘，萬聖無法成為今天的萬聖。 劉蘇里也承認，萬聖活到今天，活得還算體面，張煥萍功不可沒。比如，很多人都認為是醒客咖啡一直養著萬聖，「其實它從開業第一天就沒掙過萬聖。」醒客開業之前，張煥萍就提出來，書店和咖啡是兩門生意，各養各的。二者之間恐怕唯一的聯繫是在給咖啡取名這件事上——方法很簡單，從萬聖月排行里挑一些好聽的書名，比如周濂《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搬到醒客的菜單上就叫「裝睡」，「如果周濂、劉瑜（兩口子）的書都在上面，買兩杯就打折。」 在朋友們眼中，張煥萍直爽、幹練、熱情，能說會道且幽默風趣，總之是一個活潑的人。她給劉蘇里嚴肅、深沉的世界開了一扇窗。紀念冊里，劉蘇里原本寫了一些「煽情」的、對妻子表示感謝的話，最後都被張煥萍刪掉了。她說自己不需要誇獎。「萬聖是一棵樹，我就負責好好澆灌它。」她對自己的定位是職業經理人，做著自己喜歡的事，不習慣也不願意「以萬聖的名義」說話，「我沒那麼大能量，就跟蘇里打架時勁頭足，哈哈哈。」 兩人都有主見，也難免有爭執，但絲毫沒影響感情。韓國出版家金彥鎬在《書店東西》一書中，摘錄了一段張煥萍2014年12月31日的日記： 「夫妻店好開也不好開，二十四小時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夫妻，凡不抓狂的，或是有暖男，或是有憨妻。我們倆的性格都強。劉蘇里一身的大男子氣，我這個被逼出來的『沒頭腦』，經歷了多少隱忍，那就不提了。好在蘇里是有反省力的人。比如當他發現他管不好錢時，就對錢再也不過問。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因為性格都太強而吵嘴，但是奇了，在工作上，在對待公共事務上，我倆很少分岐。我們有明確分工，他管採購和『外宣』，其他的事我管，且互不干涉內政。劉蘇里和我都認為，萬聖的『勝』和『盛』都在書，我們只懂書，不能做別的。所以萬聖走到今天，書仍是如此豐盛。」 總有人正年輕 「貓吃晚飯了嗎？」告別日的晚上，10歲的布穀關心起書店裡的貓。她是周濂和劉瑜的女兒，眼睛大大的，扎著兩條麻花辮，身高快要追上一旁的劉瑜。就在剛剛，大家分蛋糕的工夫，新任店貓叢叢懶洋洋地鑽出桌子，從布穀腳邊溜走了。 在萬聖書園，貓的元素無處不在——印在桌布和帆布包上、掛在牆上，張煥萍的微信頭像也是一隻思考的貓。 黑貓「平安」是萬聖書園最著名的貓之一。它來的時候只有兩個月大。那天剛好是平安夜，張煥萍脫口而出給它起名「平安」。之後的日子，「平安」長得比別的貓都快，大家就開始叫它「大平安」。 張煥萍的日記里提到過一個細節，「和蘇里到店後一般我在收銀台看數據，他到辦公室開電腦。我當然會先撫摸書台上的平安，告訴它：『去看看爸爸吧，爸爸來了。』平安便常常輕啊一聲，踱著貓步款款地，穿過長長的書架通道去辦公室視察。它知道爸爸來店裡要做訂書單，長年累月地堅持，也挺辛苦的。它知道給人以安慰，更知道這種時候它去比媽媽去更管用。常常會聽到從蘇里辦公室傳出：『哎呀，我們平安來啦，爸爸的大平安呢！』多少艱難與煩惱，都雲散了。」 艱難和煩惱不是沒有過。疫情期間，人出不了門，書店的讀者也少。最難的日子裡，劉蘇里心生退意。兩年前，朋友們約著去郊外「放風」，晚上大家聚在院里燒烤，他大概是說了幾句喪氣話。「我們當時都力勸他不可以關門，這麼多讀者這麼多年跟著你，再難也要堅持下去。如果資金上有問題，我們可以眾籌。」周濂記得，劉蘇里當時態度很堅決，眾籌是不可能眾籌的，「這不是一個很健康的書店和讀者之間的關係。」 「平安」退休後，接班的是一隻長得像海盜的小花貓「叢叢」。它更年輕，也更懶，用劉蘇里的話說，「懶到家了」。搬遷前一晚，收銀台前排隊的讀者一直沒有斷過，接近午夜，徘徊不肯走的大多是附近學生。而此刻叢叢已經癱倒在地，任由店員隨意撫摸、擺弄。 營業時間早就過了，還有人往書架前面沖。那是個年輕女孩，一頭淺綠色長發，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張煥萍在門口叫住她，抱歉地說，「不好意思，閉店了」。女孩怔了一下，轉身走開，過了一會兒又舉著手機跑回來，像是急得快要哭出來，「我就找一下這本書可以嗎？」張煥萍心一軟，「進去吧」，並招呼店員幫女孩找書。 年輕讀者越來越多。這種變化始於書店上一次搬遷。當時為這事，王強沒少在背後奔走牽線——前一個店址租約到期，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去處，最壞的打算是關門。王強聽了，當即在飯桌上表態，「我雖然不開書店，但是看看能不能做點什麼。」之後他便想辦法託人幫忙，2012年年底，書店向東挪了198步，從成府路123號搬到了59號。 那兩年正好碰上全國範圍內獨立書店的倒閉潮，很多書店都以「尋求新地址」為由歇業，但很少真的會重張。怕讀者擔心，張煥萍就在微博上「直播」搬家過程，隔些日子發幾張照片，報告裝修進展。「那時候微博還是最熱鬧的，那些所謂的大V帶動了一批以前不知道萬聖的新讀者。」 自那以後，萬聖40歲以上的讀者比重從七成掉到了三成，而30歲左右、掙到錢的高級白領、職業經理人和IT創業者一躍成為這家書店的主力客群。2016年，自媒體作者小西受當時的單位委派，到北大進修。一天傍晚，他被同學帶到萬聖，燈光昏黃，書架通天，他甚至能聞到書散發出來的氣味，「像木頭的香味」。小西覺得自己像是走進了《哈利·波特》中的「奧利凡德魔杖商店」。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伽利略的《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一口氣讀了下去。 「我當時覺得這本書就是我的魔杖。」那是小西第一次意識到，伽利略不僅是一個天文學家，還是一個「相當偉大的文學創作者」。之後每到周五，他都要去一趟萬聖，「隨便看哪本書，總會有點啟發」。有時候只是粗略地逛一圈，「接觸一下最前沿的（學術思想）潮流」。小西覺得，這是圖書館提供不了的視角。 「信息時代的主題是揀選，要從大量龐雜的信息中選擇有效的信息和知識，如果碰到懂行的書店老闆，幫你過濾一些書，會大大節省你的時間。」在小西看來，關於「人們是否還需要實體書店」這個問題，萬聖給出了答案。 最近這段時間，萬聖書園陸續在一些新興的社交平台上開了賬號。10月份，劉蘇里還做了三場直播。 劉蘇里說，他們一直想找一條有萬聖特點的賣書渠道——既不想學傳統電商，「據說傳統電商現在已經落後了，屬於外婆級的」；又不想去吆喝，「像一些小商家就靠打折」。這樣看來，新興社交平台的出現就成了契機，「轉悠了幾天了，我發現它的玩法有點像微博，這個我有經驗啊。」他嘿嘿一笑，「還得再觀察觀察。」 眼下他最放心不下的是貓。新店開在購物中心，書店裡養貓或許不再可行，「這可能是最終最大的遺憾，還在交涉。」至於書店的未來，他覺得沒什麼好擔心的。成府路59號最後一夜，將近零點，門口還聚集著些許年輕人，遲遲不願離去。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據英媒報導，中國政府之前決定將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由倫敦東部搬遷到東部的陶爾哈姆萊茨自治市，此舉引來了該區的居民大量抗議。這些居民表示，如果香港和新疆的問題尚未解決之時，永遠不可能贊同他們遷入。 據蘋果日報引用英國衛報報導，中國政府決定將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由倫敦東部搬遷到東部的陶爾哈姆萊茨自治市（Tower Hamlets），並計畫翻新舊的英國皇家鑄幣廠來建立新的中國駐英外交使館。 但是此舉卻引發了當地居民和議員的抗議，並表示不歡迎中國的駐英大使館到此。原因可能跟當地有高達40%在英國的穆斯林人口，該區同時也是英國穆斯林比例最高的社區。 報導稱，9月30日，陶爾哈姆萊茨區舉行年度會議，該區的自由民主黨和保守黨市議員要求在會議上緊急討論此問題。該市的自由民主黨議員拉賓娜•可汗（Rabina Khan）稱：「我們呼籲所有區議員聯手給中國使館去一封信，表示雖然其駐英國使團將在本區開館，但是我們區議會譴責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族人的人權迫害， 同時支持香港的民主和抗議者。」 美國國務院和聯合國曾就新疆出台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在新疆囚禁了超過100萬名以上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穆斯林，並強迫他們勞動、強迫女性絕育、強逼嫁給漢人或改變生活習慣等。 中國政府在新疆對少數民族的迫害同樣引發當地居民的不滿。 一位居民拉基布（Mo Rakib）表示：「我對中國為甚麼想這麼多穆斯林的地區建設新的中國駐英大使館感到十分不解。」 他還說：「不論我們來自世界何方，只要是信仰穆斯林的社會聯繫都很緊密。基於共同的價值觀與信仰，新疆的維吾爾族人也是這個穆斯林社會的一員。」 在該區開禮品店的貝恩斯（Mark Baynes）表示， 2018年的時候，我聽說中國政府準備將其駐英使館遷至該區時，曾經一度非常支持這一舉措，因為可以增加遊客的數量。但「最近我了解到中國政府對香港和新疆做了什麼事情之後，我完全不這麼想了」。 陶爾哈姆萊茨市的一位發言人稱：中國駐英使館雖然開始就遷館事宜與規劃部門討論。可是在他們提交正式的規劃申請相比，我們還有相當長的時間可以阻止他們的進入我們的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