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

近日，以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為首的多個海外民間組織在美國紐約舉辦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和八九民運三十五周年的活動。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在活動中發表演講，分析了中共體制內民主力量的演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王允就近幾任中共高層領導的政治傾向對蔡教授進行了專訪。 江胡臨門一腳卻不敢 記者：您在演講中分析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也提到他們當時也是有改革的可能，那為什麼又縮回去了呢？ 蔡霞：對江胡的評價，我認為，在未來的中國歷史研究上，如果從比較客觀、理性的角度去看待這二十多年，江澤民十三年，胡錦濤十年，你就會知道這期間是充滿矛盾和多面性的。這兩個人他們本身是理解民主的，也是了解民主知識的，因為這是他們的知識水平決定了的。但是，他們根本的問題在哪裡？就在於，他們統治這個國家的根本立場、根本利益是他們的最大局限性。他們沒有勇氣突破這個局限性。最突出的表現，我認為是，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本來這個黨是可以往前面走的，但臨門一腳他不敢。因為他如果真的把政治改革這個門打開的話，哪怕你進一小步，中國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而他（可能顧慮）他個人未來在歷史上承擔什麼名聲，他不敢當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胡錦濤同樣如此。這種情況下決定了他們是矛盾體。一方面他們有想法給一些開放的空間，這是有可能的，不是沒有的，但另一方面，一旦觸到底線，他們就逃回來了。因此，民間似乎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就是在底層生長，在搞基層民主自治，不動搖他的政權，不觸及他的政權，他是睜一眼閉一眼的。他並不是像2010年之後對非政府組織嚴加管理、控制的那種情況，這個之前他們其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因此基層社會是有發展的。比如小區的業主委員會，就是我們共同來管理這些事務，我們怎麼去做等等。 記者：您說江胡臨門一腳卻不敢，有什麼具體表現嗎？ 蔡霞：比如三個代表。大約是2001年的時候，江澤民的提法是內部傳達的。當時有個事情是石家莊的五連環爆炸案，和那個事情是一塊兒傳達的。他的提法是，政治體制改革只做不說，或者多做少說，他說，你們媒體不要當作熱門題目來炒作。我聽下來的意思就是希望有限的改革，往前走。但他具體的方案最後也沒下來。所以，他這臨門一腳是踢不出去的。 又說胡錦濤。胡錦濤時期，他在十六屆四中全會時期有一個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通知。我的理解是，你講政治體制改革，其中否定的意味很多；但你換個角度講，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那就是往前走的意味多。所以他是迴避了「改革」的提法，但實際上他講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說白了就是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就是你怎麼領導這個國家、怎麼統治這個國家，其實就是換了個名詞的政治改革。但是，他沒能做到，黨內的阻力非常大。他的一些有限的措施在這個通知里提到了。他也說，沒有哪一個政黨是可以一勞永逸的，可以永久拿著政權的。這是一個。 到了2006年，當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往前面走的時候，中國社會的矛盾不斷積累，它表現出來就是社會群體事件、矛盾衝突不斷發生。因為經濟往前走，而政治停滯，這兩者不平衡，就造成大量的社會事件。所以後來，胡錦濤就搞了一個「中國特殊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這個大家都知道。他其實就是想，既然從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層面突不破，那麼我從化解社會矛盾的角度可不可以推進國家的發展？其實我覺得胡錦濤也是在苦心巴巴地干這個事情，但是動哪一步都會觸及到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問題。他上面有老的，常委中有保守的，這個東西他是動不了的。我們一直說九龍治水，每個人都各管一塊兒，那一塊兒就是每個人的利益王國。你動哪一塊兒，常委不同意，胡錦濤就幹不了。 記者：我們也注意到，在胡錦濤後期開始打壓公民社會，比如對「茉莉花革命」的鎮壓，後來還有些相關的舉動。胡錦濤下台後，又是習近平上台，就感覺好像是有一個順序，從江到胡，再到習，似乎是一個漸次保守的過程。那麼這是偶然形成的，還是說即使不是習上台，另外一個人上台，也會有這樣一個漸次保守的趨勢？ 胡錦濤保守傾向的秘密 蔡霞：我最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但不能說我已經思考成熟了。你看胡錦濤執政的兩個五年，第一個五年，他是相對開放的，中共黨內也一直覺得整個氛圍是比較寬鬆的，各種意見都能講。我後來問了一下媒體，他們也說，我們覺得2002年到2006年是很寬鬆的。但07年十七大以後，他就開始趨向於保守了。我覺得這個裡面是有原因的。一個原因是07年的十七大之前，十七大是07年10月召開的，這個之前的2月份《炎黃春秋》發了一篇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引起了很大的爭論。這篇文章是中共黨內的一個老人，是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他的意思就是我們應該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此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爭議。 我當時看到這個文章，就跟中央黨校黨建部的主任講，你注意觀察，這個問題會引起非常大的爭論；那場爭論，當時黨內很多保守的人就鼓動出來壓制。胡錦濤始終不壓制，他沒有壓制那場討論。這就意味著黨的頂層領導不參與，讓大家去討論。那場討論交鋒是非常激烈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它甚至可以把中國推向民主社會主義。胡錦濤沒有壓制它。但他在十七大報告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什麼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就隱含著一個意思，就是否定民主社會主義，我們不會走那條路。所以他在那個時候講了，我們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而走我們自己的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這個時候他的回答趨向於保守，為什麼？因為他突破不了這個底線，鄧小平已經劃定了理論底線，江澤民都沒敢突破，他能突破得了嗎？他在理論上比江澤民還要弱一點，江澤民好歹好有些東西。 胡錦濤為什麼在第一個五年還那麼寬鬆，還能有一些空間呢？是因為曾慶紅在當常委。曾慶紅在管黨務這一塊。當時在中央黨校內部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二十年之際，中共中央編譯局，也就是專門翻譯馬克思、毛澤東等領袖人物著作的，他們的出版社就想出一本書，就是二十年後回過頭來看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改革，它是綜合了戈爾巴喬夫身邊的人和美國等西方學者的看法，它並不是匯總中共黨內的東西。這本書能否出版，爭論非常激烈。曾慶紅就去看這本書，他就說這本書要出。他說，這本書出版以後，你可以不公開賣，就不再新華書店發行，但一定要在黨內發行。他建議黨內所有副省級以上的幹部都去看這本書，要讓大家知道，未來的政治改革要面臨多麼複雜的情況，我們應該怎麼去做？從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其實曾慶紅並不保守。 但是，為什麼胡錦濤第二個五年趨向於保守？因為常委換了，誰管黨建，誰就管意識形態，誰叫管整個黨的（思想）動態。第二個五年常委中有誰？有習近平。 記者：是習近平上台以後，黨內的保守力量自然增強了嗎？還是說，在習近平獨裁的體制下，那些高層不得不表現為保守？ 蔡霞：保守力量開始抬頭。習近平上台，對中央黨校來說就是一個信號。2007年底，他當了常委，主管中央黨校，他是中央黨校校長。2008年暑假，在中央黨校最後一個教學研究的會議上，就是教授們參加的教學總結會，我們中央黨校的副校長傳達了他的話，中央黨校姓黨，所有黨校老師講課、講話都要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誰要是覺得委屈了自己，你們要是敢隨便講話，你要自己想想辦法。當時我在台下聽著，我就是一個大炮筒，我很直，所以我就說，共產黨什麼時候變成黑幫了？怎麼聽著就跟黑幫老大威脅人一樣呢？哪能這麼說話的？從來沒有中共黨校的校長敢這麼訓過老師的。 我想告訴大家，在中央黨校我不是另類，中央黨校有一批的人是我這樣的。他們的理論比我深，他們的思考比我深。只是他們比我沉穩，他們沒說話，而我是個直性子，我就直接說了。就是這點差別。其實中央黨校那個小環境就是那樣的。 記者：但你如何看待蔡奇呢？蔡奇早年似乎還表現出一點民主的傾向。 蔡霞：這種人就是典型的以利益為導向的政治投機取巧派。我跟蔡奇還有過直接接觸。我在2006年接觸了他，我對這個人就沒有過好印象。所以我就知道他，但這個事情以後再說。 所以，習近平上台（擔任常委）以後，他來主管黨建、主管意識形態，立即就開始左轉。其實習近平上台之後，大家都知道下一任（中共總書記）就是他了。尤其像胡錦濤這樣的人，胡錦濤有一個特點。我曾經對我們黨校的副校長，他曾經在江胡時代當過高參，叫李君如，管理論的。我對李校長講，李校長，胡錦濤有些問題是沒有把住的，將來黨會出很多問題，就會栽在他頭上，讓他去承擔責任。我跟李校長他們講話也是很直，所以我就不在這裡多說了，因為沒有多少時間。李校長當時跟我講了一句話，這是他單獨和我說話。他就說，錦濤書記善於協調。我一聽這個話，什麼意思啊，就和稀泥唄。他頂不住啊，頂不住，下一任就是你（指習近平）當總書記，我也就是這一任。所以他最後五年趨向於保守，不是他的主意，而是習的主導，但誰也不能講。而且我們知道，當時是九龍治水，大家討論意見，一個人有不同意見，決議就做不了。所以，十年他沒幹什麼事。改革開放沒有向前，就是深層改革推不動。 摘桃子的人 記者：但對於習近平，大家還是有一些疑問。就像你剛才講的，他本身就是很保守的一個。但是他剛上台的時候，大家的反應是，習在沿海主政了好多年，包括上海、福建和浙江。他在沿海這麼多年對他沒有什麼影響嗎？ 蔡霞：中國共產黨提拔幹部是有訣竅的。什麼訣竅？就是這個人我認定了要提拔你，我先把你放到原來基礎比較好的地方去，讓你鍍一下金，只要你不說話，順著走，他那個地方什麼都好，經濟也好，自然就上去了。你上去了，大家可能就覺得，那個地方好，以為就是你乾的。 我是江蘇人。江蘇省要把一個幹部提拔到省部級，先會把他放到蘇州去。我就是蘇州人。蘇州那個地方多好啊，你就在那個地方，不說話，待兩年，自然就起來了。習近平到上海，到浙江，都是這樣一個狀況。2006、07年，中央黨校另外一個副校長，他帶隊去浙江搞調研，題目是科學發展觀在浙江的貫徹落實，我們有黨建組，政治組，有經濟學和社會學。我是屬於政治組和黨建組這一塊的，但我比他們去得晚。我當時在成都開會，他們直接從北京去杭州，我開完會第二天才到杭州。他們頭一天到了杭州，第二天早晨吃飯的時候，習近平跟大家吃了一頓早飯。 我是下午趕到的，習近平這次吃飯我沒有參加。當時雖然我們是不同系部的老師，但都是同一個學校的，大家都知道誰是誰。後來，我同一個小組的老師，我就問他，今天上午你們聽習書記說了什麼。他就悄悄地把我拉到一邊去，你知道他跟我說了什麼嗎？他說，一個多小時，拉拉扯扯，我們都拿著本子想記，但什麼也沒記下來。沒東西，就是沒有思路。他說，他是真沒能力呢，還是不想跟我們講，就是個禮貌，想應付我們？我說我也不知道，因為我沒見過這個人。但是回過頭來看，我就理解了。中央已經定了要把這個人提拔上去，你不得給他累計政績嗎？你就得給他往好的地方放。所以要放上海，放浙江。你只要順應就行了，活兒是下邊的人乾的。浙江那個地方，民間基礎特別好，因為我在浙江寧波、溫州、台州全都搞過調研，全部都去講過課，我知道那裡的官員、那裡的民眾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浙江是不談主義，只談賺錢的地方，官員也是思想非常的活躍，他們不會強調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所以浙江只要經濟上去了，官員的政績就出來了。所以並不是習近平在那裡幹得好，而是屬於別人幹得好，他去鍍金，他是摘桃子的人。而中央是故意讓他摘桃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