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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情危機

「微信網文」:三河書記被免職,「媒治」勝利不值得歡呼

因為強令店鋪門匾改綠色鬧出輿情危機,河北三河市委書記被免職,消息瞬間在社交平台刷屏。 是免職,不是撤職。儘管如此,不少網民仍難抑興奮,連呼「解氣」,油然生出納稅人的快意。 回顧整個事件歷程,以自媒體為主的輿論力量對真相不斷追問與質疑,三河官方或緘默或閃爍其詞,二者不斷博弈,最終以民意步步為營、當地官方節節敗退而告一段落。 與近些年來掀起網路風暴的其他輿情事件一樣,三河事件仍沿襲這樣一種路徑:行政作為肇始→問題冒頭→輿情關注→官員被追責。 在這種事件處理模式中,網路輿情監督推動公共事件的解決進程,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對於三河事件,網路輿情強勢的滲透力和影響力,再度讓整個社會意識到「第四種權力」的巨大能量。 網路媒介工具在監督權力和干預公共事務方面的價值凸顯,這本身不是壞事,但可能強化公眾「媒治比法治靠譜」的認知。 事實上,「媒治」倒逼出來的公權糾錯,往往表現為一種危機管理下的應急處置,而非公平正義的理性回歸。 在「我喜歡什麼色就是什麼色」的邏輯之下,公共權力在三河展現出的蕩然肆志,作為小概率事件「不幸」進入公共輿論視野,並成為新聞事件。 這說來也是「隔牆扔磚頭,砸中三河市」。 三河事件顯現出的「媒治」表徵,凸顯民眾對於自由、平等、公正的深切渴望和深度訴求。而這些價值正是法治的內核所在。 三河事件問題的本質,並不在於法律本身不完善或缺少法律,而是法治不彰。「媒治」本質上只是「權利監督權力」的一種效應,現有法律機能則未得彰顯——否則何須消耗如此之大的輿論注意力資源。 在此過程中,法治權威、權力對權利的尊重、政府公信力均受到重創。 公共事件暴露的問題不由法律制度發力解決,而由網路媒體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倒逼推動。三河事件也一樣,只要能引發民意強烈反響,才可能被揭開蓋子,甚至促成秩序重組。 這種情況勢必強化一種印象:規模化的網路輿情是「萬能工具」和唯一可以信賴的對象。 反之,如果沒有得到網路輿論的充分響應和參與,則再簡單、再離譜的問題也難有進展、不了了之。比如三河市,相反的方向會是「一綠到底」、「無處不綠」、「綠災泛濫」。 「媒治」被認為是最有利於解決問題的方式,會誘導社會對網路輿論形成進一步的依賴,使得「媒治」發展成為一種治理常態。法治幹什麼去了? 必須看到,法律監督是一種剛性監督機制,往往具有威懾力,是社會監督體系的主力;網路輿情監督作為一種外部監督機制,是一種柔性監督,它通過形成輿論壓力以迂迴和間接方式制約權力濫用。 「媒治」作為一種自發散亂的道德約束力量,雖然可能影響網路輿情事件的發展走向,其積極意義值得充分肯定,但其本身不具有強制性、持久性、確定性等社會治理方式必不可少的常態特性,不足以擔負統領社會治理的重任。 或者說,網路輿情監督的自發性、偶然性和非強制性等特點,使其註定不能成為社會監督體系的主宰力量。 當民眾的權利保障,都系在「媒治」這根麻繩上時,其權益能有多大的確定性? 「媒治」之於民眾,更多的是聯歡意義和道義功能。避免三河市式問題再度上演,最終要靠法治化的正常治理。 對於三河「綠災」鬧劇,不能因為「媒治」的階段性勝利而畫上休止符。 必須繼續保持追問姿態,展開有效的共同討論,敦促當地相關方面深入解剖這隻「麻雀」,在此基礎上依法嚴厲查辦追責。 使大大小小的公職人員,將這一標誌性個案引領至「制度性痛覺」的高端,引申出法治層面的治理效能,這才是值得歡呼的。 為防失聯,請長按以下二維碼關注《老蕭雜說》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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