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親子關係
又一次,因為搶春運票,27歲的米花和媽媽吵了架。爸媽不捨得花錢,限額400塊,她焦慮得一晚上醒來幾次,還是搶不到卧鋪票。媽媽在電話里責怪,「你是不是睡過頭了,沒有用心搶啊」,最後說買站票,站30個小時。米花在電話里爆發:我們家不缺這幾百塊,你女兒沒有這幾百不會死,你再這樣我就不回家了。 春節臨近,幫父母搶票的子女總會陷入這樣的拉扯。為此苦惱的年輕人中,有不少和米花一樣,是家裡的長女和唯一的大學畢業生。金錢觀差異難以彌合,父母又不會用智能手機,她們被寄託了全家連接社會的期待。在委屈、成就感和道德綁架之間,一張火車票,承載著幽微的中國式親子關係。 我不斷表現是為什麼? 一年一度的碰撞如期而至。從寧波到貴陽,二三十個小時的普快票比10小時的高鐵票更難搶,每一年,爸媽都發來語音:還沒搶到啊,那坐回去、站回去。米花早已練出應對技巧,直接不回消息。 她一晚上要醒來好幾次,腦子裡有個聲音在喊,天要亮了,天要亮了……是不是鬧鐘沒有響?點亮手機屏幕,看看幾點了,生怕錯過搶票,定了3個鬧鐘。9:30開售,她提前10分鐘準備,捧著手機,看秒數倒數。沒搶到票,米花一整天心情不好,早上晚上都要打開12306,看看有沒人退票,候補鍵有沒有由灰變藍。 連著兩天都失敗了。原本候補成功兩張卧鋪,但不在同一個車廂,還有張是上鋪,她怕爸媽摔下來,沒付款。1月下旬的晚上,她和媽媽聊著家常,埋怨從聽筒傳出來:「又沒搶到嗎?你是不是睡過頭了,沒有用心搶啊,我們廠里的人都搶到了。」幾天沒有睡好覺,米花覺得委屈,還是耐著性子解釋——別人可能是坐票,我想搶最快的、21個小時就能到家的Z290,卧鋪比較難。 媽媽不懂,認為搶票是勝券在握的。「不知道這個世界的訊息和運行的規則」,米花理解她的困惑,但媽媽聽說沒搶到,反而說:能不能買站票? 「一怒疊著一怒,火冒三丈」,米花說自己那一刻要瘋了,氣得深呼吸——這幾年我盡量表現得可以為你們花錢,給你們更好的生活,為什麼你還是每一次都要回到最簡單的生活,那我不斷表現是為什麼? 社交平台上,一個IP地址顯示湖南的女孩說,父親不懂沒到開售時間不能買票,10多天前就開始催,不聽解釋,在家人群控訴子女不願幫忙,「被狠狠傷透心了」。另一個年輕人幫爸媽搶票十多年,每天開售前心率飆升,提前打開App,連上公司最好的WiFi,像火箭發射一樣默念10、9、8、7…… 佔座失敗,只剩下站票,又不忍心讓爸媽勞累,只好放棄。年過六旬的媽媽全然不知這些,每天問:搶到沒有,你是不是上班忘記沒有買?互聯網上,因為春運買票引發爭吵的留言不在少數。 米花給爸媽搶了8年票,查過很多攻略,知道哪個軟體更容易候補成功。她大學畢業留在廣州,在新媒體公司從事內容工作。爸媽在浙江打工,早上7點多上班,晚上加班到9點半,沒時間搶票。媽媽不識字,也不會用手機買票。 每次媽媽單獨出門,米花要全程跟進,確保她手機有電,不斷打電話問到了哪裡,怕不認識公交坐錯車,怕太多進站口、檢票口走丟……米花有時怪她不跟著抖音學,至少學學字。媽媽回答:根本沒辦法靜下心,你以為我不想學嗎?米花有些心酸,是媽媽的生活太重了。 米花從小是留守兒童,每年全家人只在過年團圓7天。爸媽先在貴陽老家做小生意,賣自製掃把,大概10年前,經熟人介紹進了浙江的工廠。過年回家,爸媽向來坐硬座,到鎮子是晚上,以前不捨得花錢坐車,他們挑著大包小包走半個小時。那時沒路燈,米花會拿手電筒去接,路過一座墳山,她害怕,走到媽媽前面,媽媽和她說:我也好害怕。 米花是家中長女,也是唯一的大學畢業生。起初幫他們買卧鋪,被罵有錢沒處花,經濟獨立後,她開始逼著父母接受卧鋪。父母打工的工廠,過年前一周才放假,那時票最難買。而且,媽媽要求票價不能超過400塊——這是米花努力說服多年後,媽媽才接受的卧鋪價格。 更不能買高鐵,除了貴,到貴陽是晚上,沒回老家的大巴了。如果她不強制要求,爸媽不可能住酒店。以前家裡窮,吃頓好的就是買塊豆腐,切成薄片,省著吃。現在節儉的弦仍綳著,沒能和物質條件一起寬鬆下來。有時爸爸說肉壞了不能吃,媽媽就罵:你還記得曾經過的苦日子嗎?你記得你以前餿了還要吃嗎?一次極特殊的情況,她和媽媽坐高鐵回到貴陽,母女在候車室的椅子上睡了一夜。 長女責任 每年春節臨近,幫父母搶票的子女都會遭遇這樣的拉扯,金錢觀的差異難以彌合,還要消化更為複雜的心理拉扯。為此苦惱的年輕人中,有不少和米花一樣,是家裡的長女和唯一的大學畢業生,被寄託了全家連接社會的期待。 1月24日下午,林小言定了開售前五分鐘的鬧鐘,12306崩了,趕緊切到攜程。有中轉的,她猶豫了一下,票又沒了。不斷刷新,最後搶到一張早上6點的中轉車。爸爸要從上海回漣水(江蘇淮安下轄縣),聽到出發時間,開始發愁怎麼才能讓同事幫忙頂班。他在保安公司上夜班,晚7到早7,全年無休。車票太早,還沒到下班時間,請假要扣工資。 這也是一個需要省錢的家。在蘇北農村,爺爺奶奶身體不好,叔叔智力殘疾,林小言有三個妹妹,二妹和小妹在讀書,老三學不進去,沒讀大學。媽媽三年前查出惡性腫瘤,做了手術。林小言24歲,本科畢業後,在上海有一份電商內容運營的工作。乾的活太雜,她在年前辭了職,最近回老家照顧爺爺——爺爺住院不捨得買吃的,她每天做點飯送去。 在她的記憶中,四五年前開通高鐵,父母不讓買票,一會兒說坐長途汽車方便,一會兒說大巴上都是老家人,路上可以聊天。「其實就是捨不得花錢」,林小言太清楚了,汽車票老顧客只要80塊,高鐵票價在200塊左右。 因為錢,林小言的爸媽沒少爭吵。前兩年,爸爸不顧勸阻,借了兩萬塊給朋友,對方賭輸了,至今沒還上。媽媽想起來就說:讓你不借你非要借。爸爸為對方辯解,媽媽氣得就吵起來。和好後,爸爸每月工資上交,朋友再來借錢吃飯,他都拒絕:老婆身體不好,父親也要看病,小孩要讀書,沒錢。 爸爸不會手機搶票。他53歲,剛開始用智能手機,是長女林小言教他打電話,發消息。現在更多是看視頻,也是林小言給他開了愛奇藝會員。保安的工資5000多,還很熬人,因為排不開工作,他4年沒回家過年了。今年爺爺身體不好,常住院,無論如何得回家陪陪老人。 當爸爸正在發愁車票,林小言候補到了2月7日下午的直達票,不用請假,不用中轉,還省了40塊。爸爸很開心,給她說,「得虧你有技術搶到了,哈哈哈。」 幫父母買票、網購、連接社會,是長女的責任之一。大學畢業後,她們在一線城市從事非體力勞動,掙更高的工資,意味著要反哺家庭,幫父母網購,給妹妹買電腦、出生活費等。除了出錢,要負的家庭責任還有很多。 甘肅女孩周薇憑藉985高校畢業生的身份,在家庭中獲得了話語權,責任也接踵而至。每年回家,爸媽一定會薅她起床,拾掇利索,去親戚家和打工的單位轉轉——填補家裡沒兒子,被村裡人看不起的窟窿。周薇讓媽媽將攀比心收一收,媽媽跳起來:那誰家兒子給他們在縣城買了房,幾天了都在吹,我好不容易找著機會還不能秀? 除此之外,爸媽吵架要找她評理。在大城市結了婚之後,上大學的妹妹要做什麼決策,爸媽也讓她來把關。周薇起初喜歡這種轉變,感覺「掌握了生殺大權」。但今年過年辦回門宴,媽媽事無巨細過問:喜糖盒不用買,「我給你撒一盆」;定禮服,要200塊連衣服帶化妝全部搞定;酒席要最低檔的,隨200塊的都不要來。周薇總結,媽媽的炫耀是要零成本的。 在貴州女孩米花的家裡,長輩們也習慣了什麼事都要問她。爺爺腰椎間盤突出,信不過鎮醫院的醫生,非要她買葯。米花到小紅書查,買回來藥膏被爺爺稱讚有效。 「我家人覺得,我是他們能夠見到的,知道最多、去過最遠地方、活得最體面的人。」米花說。搶完火車票,她會到姐妹群安排任務:大家分工合作,在爸媽回家前把衛生搞了,洗好被子……妹妹們都聽她話。 她還在努力溝通,想改掉媽媽的花錢習慣,別總嘮叨存下來結婚,買房,以後有了小孩、老了要用錢。媽媽唯一主動提出想買的東西,是護膚品。50歲去工廠面試被嫌年紀大,找了幾天工作,臉曬脫了皮。看到親戚每天不知道塗什麼,臉白白的,她求助米花,想看起來年輕些,好找工作。 但一涉及到錢,溝通常常不歡而散。今年搶票,媽媽說買站票的時候,米花在電話里爆發了:我們家不缺這幾百塊,你女兒沒有這幾百不會死,你再這樣我就不回家了。 「這就是我幾杯咖啡的錢,你們給我省了我也存不下來——有得花就花,以後我失業就沒得花了——你們這樣我沒辦法好好工作,其實是在讓我虧錢。」她會用這些話刺激父母,最後,說服他們的利器還是錢。 成就感與綁架並存 在委屈、成就感和道德綁架之間,一張火車票,也承載了幽微的中國式親子關係。 看女兒發脾氣,說不回家過年了,米花的媽媽說話變得小心謹慎。被家庭需要,米花之前也有成就感。幾年下來,她感覺自己掉進了東亞社會鼓吹的「為家庭奉獻」的陷阱,有時還會被綁架。家裡雞毛蒜皮的事都要她出面,覺得只要她讀了大學,什麼都能辦到。一個妹妹不按時吃飯,深夜不睡覺,奶奶也找她。一旦她幫不上忙,「就好像我的大學生身份失格了」。 她開始與家庭拉開一段距離,好讓自己過得舒服些,給家人花錢,也只花工資的一小部分。奶奶抱怨妹妹,她懟過去:你找我有用嗎?我還能順著網線爬過去?對爺爺,她像對客戶一般,詳細說明自己買葯的利弊,最後建議他去看醫生。她開始跟妹妹們發瘋,你們每天各種問題,我的工作又不順利,我不想活了,馬上會有懂事的妹妹跑來安慰,說家裡的事交給她。 面對家人,她感情複雜,尤其是媽媽。為了給家裡買空調和洗衣機,母女倆吵了一兩年。去年天熱的時候,米花買了空調寄回家,媽媽打電話要求退貨,說夏天快過去了。氣得米花要掛電話,再也不想管他們了。但她轉念一想,自己現在所擁有的生活,都是爸媽一分錢一分錢攢下來的。 她以前埋怨媽媽,不斷生妹妹,又養不起,一到寒暑假就讓她去貴陽幫忙帶。她在電話里大喊,「你把她送人吧」,媽媽哭了。她希望得到更多的愛、金錢和陪伴,自己可以沒有壓力繼續考研。而妹妹們都有一種不配得感,常想如果自己是男孩,家庭肯定會更好。 子女長大後,經濟實力、社會資源優於原生家庭,從而引起代際之間的權力更替,在當今中國是普遍存在的。幫爸媽搶票的男性也有同樣的困惑——在一個西北家庭中,給老人做手術,家族遷墳,大額資金支出,已經由定居北京的兒子來決定,唯獨在買火車票這件小事上,他拗不過工薪階層的爸媽,他們還是不願坐高鐵或軟卧。溝通不了,通常是子女生一肚子氣,然後妥協。 作為女兒,米花對母親又多了一分區別於兒子的心疼。媽媽心算厲害,但舅舅們上了學。媽媽對自己苛刻,卻把最好的給女兒。她自己可以買站票,但米花要戴牙套、考駕照,一次幾千塊,媽媽都很大方給,「很自我犧牲,是中國文化對母親的規訓」。 出於擺脫女性的共同困境去幫助媽媽和妹妹,是米花成就感的來源。如果僅僅依靠長女、長姐的身份,她覺得痛苦,擔心自己成為「為家庭奉獻的人,永遠出不來」。 周薇還在繼續為家庭付出,成為了無奈又難以改變的「集體主義者」,她這麼形容自己。丈夫想花一萬塊出門旅遊,但她想省下錢給父母買東西。旅遊的快樂,抵不過餘額增加一萬塊帶來的安全感。她開始變得嘮叨,念叨爸爸不要抽煙喝酒,擔心他出車禍。 給媽媽報工資和日常開銷,也故意說高一點,「讓她安心,花得多說明我過得好」。這幾年,媽媽開始嫌棄她穿得土:你看人家留在村裡的穿得多好,你好歹上班了,也穿黑色絲襪、短裙、高筒靴。絲襪拿過來,周薇一看,就是棉褲。 周薇的老家。 有時過年回家,媽媽問她路費多少,周薇說來回兩千,媽媽讓她別回了,錢都花在路上了。去年國慶去參加她的婚禮,住170塊一晚的酒店,媽媽當天就走不敢多留,「趕緊走,待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錢。」媽媽還問婆婆每月退休金、房子多少錢。 這些事都讓周薇尷尬又無奈。她常給家裡買東西,尤其是給媽媽,但買貴了被罵,太便宜的質量差也被罵, 「每一次說起來,我就想流淚」。這些不愉快瑣碎且磨人,爭吵在所難免。 米花跟媽媽吵完架沒多久,她發去想給媽媽買的衣服,問怎麼樣。米花知道,就像媽媽喊她吃飯一樣,這就是母女間的道歉方式——不會掰開來聊對錯,爭吵也有默契,互相試探對方的底線。第二天,她按時打開軟體搶票,終於搶到兩張2月5日的卧鋪票,還是挨著的中鋪。時間最短的那趟Z290,搶了8年都搶不到,這次還是只能買27小時的。 文章來源:搜狐
最近維州求助DNA檢測來驗證血緣關係的人越來越多,有的懷疑自己與父母沒有血緣關係,有的擔心自己正在撫養的孩子可能不是親生。 據《先驅太陽報》報導,澳大利亞檢測服務機構 Identilab 表示,新研究顯示越來越多的維州人擔心自己與父母或子女的關係不真實。 「對於大多數維州人來說,他們對自己的親緣關係充滿信心。然而,部分維州人卻陷入質疑浪潮中,他們對自己與父母或子女的血緣關係產生了懷疑。」Identilab創始人兼法醫學家Kate Pippia說。 Pippia指出,澳大利亞每十樁婚姻中有七樁發生過婚外情,每五名男性中有一人懷疑受騙。 她說,今年 6 月對 1000 名澳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全國有 5% 的父母和 6% 的兒童認為自己在血緣關係上受騙。 在維州偏遠地區,懷疑與孩子沒有血緣關係的父親比例比大都市地區多一倍,分別為 9%和 4%。 大都市地區懷疑自己非父母親生的比例高於偏遠地區,8%的大都市居民對此表示擔憂,偏遠地區居民的這一比例為 6%。 Pippia說,Identilab的檢測中有 92% 以上旨在確定親子關係,有些是為了使自己心安,有些是出於移民目的。 Pippia說,許多家庭都希望評估親子關係,以消除疑慮,查明真相。「我們發現親子鑒定越來越受歡迎,因為現在比以前更容易做親子鑒定了。因此,他們來找我們尋求答案。我覺得許多人都會驚訝於親子鑒定在證明關係方面的必要性。」 她估計有超過 100 萬澳人曾經懷疑自己與父母或子女無血緣關係。 Pippia還表示:「與生孩子的女性不同,男性不可能在沒有DNA檢測的情況下篤定孩子是自己親生的。」 「事實上,在那些通過 Identilab 做DNA檢測的人當中,在對與孩子的血緣關係提出質疑後,約有 21.5% 的男人被鑒定出不是孩子的親生父親。」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