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門店收到「一路走好」花圈 現場肢體衝突視頻熱傳
2026 年 6 月 24 日
古有大禹治水，方法是疏濬，今有大習「滯水」，方法是截堵，妄圖把城市變海綿，思維不同，命運殊異。在中國，人民已經習慣了認命，不管多麼荒唐的怪事，都可以解釋為「存在就是合理」，就如同習近平的治水宏論一樣，該棄誰保誰，就在他一念之間，哪怕是逆天，也沒有人敢於質疑或挑戰。 毛鄧時代，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責任推給老天，說是自然災害，天安門鎮壓屠殺學生，又說是為了換得三十年安定發展，到了習近平時代，更是豪情大爆發，全球大撒幣，整肅民營企業，動態清零扼殺民生活力，凡此都是偉大復興的手段，悉數由他一拍腦袋說了算。 儘管中共竭力掩飾，大量翻牆資訊已經證實，華北東北這波水患嚴重，從京津冀到黑龍江一片澤國，景象慘不忍睹，以保定轄下的涿州為例，六十萬人的城市泡在十米深的水裡，官方只承認死了幾十人，水退後泥濘滿目，牛羊橫屍遍地，而這一切，都是因為要保首都北京與雄安鬼城所付出的代價。 大水漫灌，原因只有兩個，一是雨下得太急，二是因應得太慢，前者是天災，後者是人禍。中共建政之後師法蘇聯模式，全境建了九萬座大小水壩，出發點是攫取資源而非防洪，水可以灌溉，可以發電，是地方政府的一筆財源，大雨來前捨不得放，一旦滿溢就有潰壩之虞，於是集中泄洪造成災難。百姓埋怨泄洪沒有預警通報，以為是官僚無能，殊不知這是刻意為之，因為不通報就可以歸咎於天災，通報了就需要花錢補償，官方豈肯割肉。 頂不住壓力泄洪時，什麼時候泄？在哪裡泄？也是一門大學問，通常都在漆黑熟睡的夜裡，地點當然是從最不值錢的地方下手。涿州海拔比北京雄安高，一個是京城，一個是千大計，當然是不容閃失，於是涿州就成了替死鬼。雄安新區位於白羊淀，顧名思義，是天然的低地蓄洪區，是宋代抵抗金遼騎兵入侵的水長城。習近平相信人定勝天，偏要在這裡砸四千億人民幣搞一個千年大計，目的在疏散首都低端人口，於是就搞出一個千年一見的豪華鬼城。 杜蘇芮釀災，有人視為天啟，是老天給習近平的警告，諷刺的是，早在半個月前＜人民日報＞鄭重出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關於治水的重要論述》，極力吹捧習自十八大以來「親自擘畫、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治水大業」，吹噓他引領中國「治水事業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從此華夏無水患。」油墨未乾，就被老天爺重重打臉。 水患以來習近平行方不明，據信是在北戴河度假開會，解放軍按兵不動，七常委也消聲匿跡，只逼出一個李強說套話空話，啟動官媒擺拍粉飾太平，而災民也只能呼天搶地求救無門。習近平欽定「棄涿州、保雄安」，據悉由蔡奇下達密旨，因為老百姓祁求的或許是長命百年，但習大帝追求的可是千年大業，螻蟻必須對大象讓路，誰教老百姓天生就是韭菜命呢？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多地出現暴雨引發水災，災情嚴重。當中引發了各種各種民怨小細節，對「了解真實現狀」的參考價值，可能比中外經濟數字還要有用。 中國上一次群眾運動是白紙運動，那是由於烏魯木齊一間卡拉OK意外大火燒死人，但群眾認為是僵化的防疫政策引致悲劇，進而引發全國多地示威，要求儘早取消「動態清零」。 這做法當然是打蛇隨棍上，但可能也是「表達訴求」的少數有效方法，即「炒作新聞」作為引起外界關注的手段，讓感覺孤立的人，感覺不再孤立。可以利用的新聞是層出不窮，所有人在中國經濟出問題之後，生活累積的壓力才是源頭。這東西存在，抗議就會以不同形式現身。 2023年的水災，這種民眾乘亂喊話、打游擊的現象已經司空見慣。河北霸州災民到政府舉橫額示威，他們大致的不滿是，當地受洪水破壞，明明是因為泄洪，是當地的蓄滯洪區要承接北京的大清河洪水，而央視新聞卻報道：「 8 月 2 日，受降雨影響，河北霸州市霸州鎮部分村莊出現約 0.4 米到 4 米左右的積水」，等於無視他們的犧牲，把鍋甩給老天。現場是有肢體衝突。最後在網民群起痛罵質疑之後，新聞下架，政府官員好言相勸，承諾加大賠償。 救災問題，在中國總是茲事體大。在重災區河北涿州，媒體人鄭碩發現自攜物資進去捐贈，竟然受阻，重話批評當地官員完全不做實事：「禽獸不如，天災遠不如人禍」。 然後是捐款問題，到了今年，臭名昭著的紅十字會，因為收到大量人民幣 0.01 「惡意捐款」而改動系統，堵塞漏洞。這就是網民在正言若反，用捐款來抗議。這也不是今天才出現。2022 年 5 月至 6 月，上海浦東紅十字會曾經為 COVID 受害者籌錢，也有大量「抗議捐款」，一律為 3.28 元。3 月 28 日是當局「以黃浦江為界分區分批開展新一輪核酸篩查」的日子，重提似乎是表達對於封城和普篩的反感。 中國近日捐贈 1000 萬醫療物資予內戰中的非洲國家蘇丹，也引來各種「陰陽怪氣」，不患寡而患不均，從援助蘇丹到大學的黑人國際生待遇，都引來不滿，充滿了嘲諷。 這樣怨氣衝天的中國，在幾年前完全無法想像。用 2019 年作為基準去對比，可以見到兩個世界。2019 年香港有「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內部大對立，當時中國經濟表面上還未有大問題，所以對很多中國網民，就算並不非常受網路「仇港」文宣影響，對香港的事多少有點隔岸觀火，不覺會影響自身。很多人關心當時到香港會不會行程受阻，會不會被示威者波及之類。 2019 之後，中西關係惡化，COVID 和動態清零先後來到，外資生產線不斷撤走，經濟動力一落千丈，有失業大軍，人口也病死了不少。市面全是壞消息。之前之後，可以感受到整個時代精神已不再一樣。大家的口袋都損失了錢，前景不明朗，心情也自然壞，對未來的打算都有所改變。這些怨氣可能是早就有的，但是歷史走過了某個臨界點，它們就找到空間浮出水面。 從香港的匯市已經能看到，在過去很多年，人民幣價值比港元高，這使中國資金熱衷涌到香港，香港資產和水貨十分受歡迎，但今年人民幣兌港元已經跌回接近 1：1。在本年初，香港各界其實是憧憬重開旅遊業之後，中國遊客可以救香港市面經濟，但最後發現，理想與現實不符。COVID 之後，中國菁英和口袋深的人，已經不來香港，他們轉到了新加坡或更遠的地方。 至於來香港的中國遊客，花的錢已沒19年之前多，不少劣化到希望「窮游香港」，甚至不在香港留多幾天，而是到鄰近地區如澳門珠海過夜，連酒店費也省了它。「小紅書」亦充滿了中國陸紅驚嘆香港寸金尺土、買一支水也很貴的物價，但我仍能記得上一批中國遊客是揮金如土，根本不在乎這些。現在反而是深圳某些區的居民在抱怨，太多香港人來消費，把他們的物價都扯高了。這是十年前香港發生的東西，反了過來。 這不是一個好消息，中國陷入經濟不景和混亂，會成為世界的問題，但一個時代確實是過去了。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世界各大媒體都廣為報導中國火箭軍高層被清洗之事。與每次發生這種事件一樣，各種猜測不脛而走，終極指向自然是習近平政權不穩，這次清洗為其埋下了炸藥包之類。那麼，中國火箭軍內部發生了什麼？ 習近平這次清洗火箭軍高層的真實原因是什麼？ 其實，只要留心有關中國火箭軍的相關報導，很容易明白火箭軍高層那些倒楣蛋栽倒在什麼坎上。 確切的清洗事實 中國突然宣布更換解放軍火箭軍的兩名領導人，引發有關北京對這一掌管中國核武器的精英部隊進行清洗的猜測。 7月31日，中共中央軍委宣布晉陞王厚斌、徐西盛為上將，62歲的王厚斌來自海軍，被任命為火箭軍司令員；59歲的徐西盛來自空軍，被任命為政治委員。這間接證實「失蹤」數月的原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上將和政委徐忠波上將已經離職。這是近十年來中國軍方領導層最大一次意料之外的改組。 李玉超在2022年1月升任火箭軍司令員，任職僅僅一年半，新晉陞的王厚斌和徐西盛都從未在火箭軍服役。 此外，在過去一個月，有關火箭軍前副司令員吳國華去世的消息一直在中國社交媒體流傳。一份7月25日發出、署名「吳國華同志治喪辦公室」的訃告寫道，吳國華7月4日在北京逝世，終年66歲。但是死因卻有兩個版本，官方版本是這名中將「因病醫治無效」而在7月4日去世，另一版本是在家中浴室上吊自殺。直至7月30日，吳國華女兒「小貝」在網上以仿駢四驪六古文體發文，悼念其父，反駁對其父的各種謠言，上吊自殺的傳言才算止息。 與此同時，官方媒體還報導，軍委裝備發展部正在開展裝備採購招標評審專家違規違紀清查整肅治理活動，徵集自2017年10月以來在裝備採購招標評審活動中專家違規違紀問題的線索。但在幾個小時後該報導被刪除。 所以， 中共軍隊內部高層發生什麼，外界只能依靠猜測，無論是對與錯，中方不會回應。最後如果對外公布處理原因，那也只是中共當局認為最合適向外公布的原因。因此，猜測遊戲永遠可以繼續，外界無法驗證這種猜測是否押對題，聽眾、讀者多數也就圖個熱鬧，對真實感興趣的畢竟寥寥。 清洗火箭軍，意在反諜 這件事情，我正好關注過一條舊聞。美國2022年10月24日美國空軍大學(U.S. Air University)轄下的中國航空航太研究所(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公布了一份《解放軍火箭軍報告》，緊接著，10月27日五角大樓公布了《美國國防戰略》公開版本，以及新的《核態勢評估》和《導彈防禦評估》報告。美國國防部認為，雖然俄羅斯發動了在烏克蘭的戰爭，但是中國仍然是美國最大的安全挑戰，來自北京的威脅將決定美國軍隊將如何添置裝備及規劃未來。 這份《解放軍火箭軍組織》報告全文長達255頁，摘要共12頁，至今仍然掛在網上。據該文披露，中國火箭軍目前轄下共有9處基地，其中6處負責各類彈道導彈作戰。各基地座標亦標識清晰。這份報告從中國火箭軍各單位的指揮官是誰、駐地地址到經緯度座標都一一掌握並完全公開，雖然該報告強調，所有資訊都取自公開來源，座標則是依據谷歌地圖標示。雖礙於中國法律規定，谷歌所顯示之座標恐有100公里左右的誤差。最注目的是：該報告對火箭軍的各層人事任命列有姓名職務等詳細內容。 這份報告公布之時，對台灣戰爭擔憂甚深的台灣自然十分關心。2022年11月1日，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訊研究所所長蘇紫雲接受VOA採訪時分析，美軍搜集到中國導彈情資，除採用網路公開信息和傳統的人工情報外，應還參考了如RC-135偵察機所搜集到的電磁信號，而美軍在太空布建多達450枚人造衛星所組成的「星座」，更可具體掌握解放軍的基地位置及發射車的機動路線。 這一點我也相信，因為中國自從2015年設立了火箭軍這個軍種之後，為了表明中國軍力正在迅速提升，有不少報導與文章，僅以知乎為例，隨便一搜，大量有關火箭軍的文章，日期大都早於美國發布《解放軍火箭軍報告》的2022年10月，其中有些內容還比較具體。因為多年以前就發生過美國根據中國某些領域的專家發表專業論文而猜出中國正在研究製作什麼的事情，加上火箭軍從成立之後，中國的軍迷們經常在人民網強國論壇與知乎的相關專題上發表各種文章，加上美國超一流的衛星偵察技術，沒人懷疑美國這篇報告不真實。 中國「反間諜」歷來法網密織 但在中國高層看來，這事沒那麼簡單，且不說保密工作自認做得不錯，更重要的是這種說法解釋不了以下事實：火箭軍各層級軍官姓名職務，再好的衛星掃描也掃描不到軍官們的姓名職務、再大嘴巴的知乎、強國論壇軍迷，也沒人公布過任職軍官的姓名職務，更何況據稱是所有軍官的姓名職務。 中國軍隊高階軍官泄密有先例，原解放軍總後勤部軍械部部長，正軍級，少將劉連昆，1992年成為台灣間諜，多次向台提供了大量的重要軍事情報，其中提供了1996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大陸軍事演習的情況，因台灣方面「啞彈論」、「十八套劇本說」，導致劉連昆被捕1999年以注射毒針的方式被處死。 中國向來對間諜問題都很敏感，因為本身也向外大量派遣間諜，深知這是對外情報戰的題中應有之義。美國CIA招聘中國線人，是個半公開活動，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嚴密監控公民行動的國度，掌握這種情報不是太難。更何況，從毛時代開始，中國的反間諜工作養成一個「人民戰爭」模式，城市居委會、農村以村為單位，對陌生人以及鄰里的可疑行為讓群眾參與監測。北京朝陽區的「朝陽大媽」成為中國基層組織居委會監測的標準模本，中國網友戲稱是僅次於世界四大王牌情報機構CIA、KGB、MOSSAD（以色列摩薩德），MI6（英國軍情六處）的第五大情報機構BJCYQZ（北京朝陽群眾的中文拼音首字組合）。 群眾舉報當然有效，但肯定有大批被冤枉成間諜的人。中國採取廣撒網，細篩選的方式，凡發現破壞國家安全的間諜行為，從嚴從重處置。2017年《紐約時報》曾發表《中國處死或監禁多名CIA線人，美國在華諜網被毀》一文，稱在2010年至2012年期間，中國政府監禁或殺死了18-20名美國中情局CIA 的線人，系統性地搗毀了中情局在中國大陸的間諜網，讓美國之後多年的情報收集工作處於癱瘓狀態。美國的現任和前任官員把那次在中國的情報員的損失描述為數十年來最糟糕的，中國當然認為是重大反諜勝利。 綜上所述，概括幾點： 1、這次火箭軍換帥，主要是軍隊反諜需要。只因還未鎖定具體物件，需要廣泛篩查。如果說這是中了美國那份《解放軍火箭軍報告》的反間計，對於習近平來說，這種可能性並非沒考慮過。但面對內鬼泄密這類事情，哪怕只有1%的可能，也不惜大動干戈嚴密排查，因為熟悉中共軍史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共治軍的基本原則。 2、中國發生軍人政變，幾乎在組織控制這一環就杜絕了可能性。在黨政軍情等四大部門中，中共歷來將軍隊看作命根子，軍隊實施黨管軍隊、支部建在連上，就是為了加強控制。有人評論說，火箭軍換帥顯示習近平在軍隊中權力根基不穩，這也是過度解讀。習近平反腐，軍中少將以上一百多人被抓、少數自殺，但基本無人反抗，說明這些軍人並無造反的能力。 習近平會背許多毛語錄，我相信在他成為中共掌門人之後，那條「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排在第一。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已持續一年多，雙方傷亡人數以十萬計。這場戰爭顯示，只要極權或威權帝國存在，戰爭就不會終結。三十多年前，蘇聯解體之際，日裔美國政治學者福山發出「歷史的終結」的樂觀宣告，如今看來，何其幼稚可笑。在人類歷史上，和平未必是常態，戰爭未必是偶然。 烏克蘭領土上發生的血腥戰爭，離台灣並沒有地理上和空間上那樣遙遠。對台灣而言，必須直面「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可能性——儘管這種情形比「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更加恐怖和慘烈。在俄國入侵烏克蘭半年之後，中國在二○二二年八月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聲稱台灣自古就是中國一部分，強調北京尋求「和平統一」的同時，也表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雖然該主張早已存在，基本是老調重彈，但在俄烏開戰後這段時間內，北京當局明顯將威脅不斷升高，特別是美國眾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展開一系列針對台灣的軍事演習，期間發射飛彈飛越台灣上空，並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恐嚇意圖相當明顯。 雖然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表示，「沒有其他外國領袖，比習近平更密切注視普京在烏克蘭的經驗、戰事的發展。從許多方面來說，習近平的所見令他不安而趨審慎。我們最基本的判斷是，習近平與他的軍方幹部今日對於中國能否達成侵台任務存有疑慮。」但是，若烏克蘭戰況稍有變數，若西方厭戰情緒進一步發酵（《華爾街日報》指出，在俄烏戰爭打了一年之後，這場衝突在很大程度「已經變成西方自己的戰爭」。如果烏克蘭最後未能挫敗普丁的野心，對於美國的國際聲望與西方聯盟的未來都是一大打擊；西方如今對於烏克蘭的大規模軍事援助，本身也存在風險），習近平必然會覺得可渾水摸魚，而對台灣蠢蠢欲動乃至放手一搏。 烏克蘭戰爭的硝煙，短期之內不會散去。俄軍遭遇重挫，但尚未潰敗，普京政權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若放任俄國在烏克蘭予取予求，恐進一步使中國獲得鼓舞，進而形成「與目前極為不同且我們將無法接受」的國際秩序，「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的行為若不被制止，會使相同情況發生在包括亞洲的任何地區」。遺憾的是，台灣對烏克蘭戰爭的相關性與後遺症的關注與思考，反倒不如日本那麼緊迫。部分統派群體認為，擁抱中國就可以發大財，如同當年在埃及為奴的猶太人，不願承受「出埃及」的陣痛，寧願過有肉湯的為奴生涯；部分獨派群體則飢不擇食、急不擇路地從西方引入若干左派社會議程，自以為進步，卻加劇社會分裂，困擾了抗中的主軸；而更多「兩耳不聞島外事」的小清新、小確幸，以為如同鴕鳥一樣將頭埋藏在沙堆中，就可太平無事、歲月靜好。超市裡面短缺了三五天的雞蛋，就要呼天搶地，若是共軍打來了，豈不就只能舉手投降，乖乖排隊走進集中營——就好像通宵排隊去吃一碗日本拉麵一樣？ 每一次戰爭，總是在被侵略者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時候就打響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凌晨四點二十分，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波蘭中部小城維隆首先遭到納粹德國的空軍的轟炸。美國歷史學家提摩西·史奈德評論說：「德軍挑選了一個沒有任何戰略意義的地點來進行恐怖的實驗。」波蘭的三十九個師、九十萬人的正規軍，只堅持了三十五天就潰不成軍。波蘭官兵中不乏英勇之士，但他們騎著高頭大馬，使用中世紀的戰術，向納粹的裝甲部隊發起的衝鋒，註定了不會有絲毫的勝算。波蘭政府以為得到英法的保證，自己就能免於被德國和蘇聯侵佔。戰爭爆發後，英法遵守條約，對德國宣戰，卻沒有出兵波蘭，此後數月，英法聯軍一直龜縮在西線，維持一種「假戰」狀態。承諾保護波蘭的歐洲大國法國，幾個月後也步波蘭後塵，遭遇滅頂之災。 波蘭和烏克蘭的前車之鑒，台灣不可熟視無睹。此刻，我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要為我所愛的台灣寫一本「警世通言」。此前，我閱讀了大量中國、美國和台灣以及其他國家的專家學者撰寫的關於台海問題的著作，對我有一定的啟發和刺激（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但是，我卻覺得這些著作皆有其局限性：中國學者當然知中，美國學者當然知美，台灣學者當然知台，但他們對於外在於自身的其他兩處的政治經濟和民情秩序大都頗為陌生。而擁有多重身份及三地生活經驗的我，恰好可以彌補這些欠缺，並提供新的視角與思路。我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九年，從四川到北京求學，之後成為異議作家和政治評論家，與劉曉波一起捍衛人權和批判中共極權主義統治，對中共政權的本質有較為深切的認識。二○一二年，我逃離如同「動物莊園」一般野蠻殘暴的中國，流亡美國，六年之後入籍成為美國公民。我生活在美國，不是「旅居」，將美國當做生根發芽之地，進而研究美國的歷史、文化與政治，我居住在華府郊區，常常接觸華府的智庫、大學、媒體及獨立學者，搜集到第一手資訊，撰寫了多部關於美國的著作。而我從二○一六年開始就曾訪問台灣，近年來更是每年必定到台灣訪問數月，走遍台灣的每個縣市包括外島，寫下五卷本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及《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等多部著述，在非出生於台灣的華語寫作者中，我是屈指可數的知台派和愛台派，亦將台灣當做第二故鄉。我的以上三重身份及生命經歷，讓我知中、知美且知台，知道三國各自優劣、長短、攻守的幽微之處，故而寫這部中、美、台的「新三國演義」可謂得心應手。 本書第一章從台灣與中國的「准戰爭狀態」寫起：「中華民國台灣」已然民主轉型，兩岸關係仍是國共內戰之延續。中國不放棄吞併台灣的野心以及用武力實現這一野心的企圖，對台灣實施認知戰、經貿戰及軍機擾台，「紅色滲透」在台灣如入無人之境。我認為，中共侵略台灣有三個時間節點：習近平統治末期，權力鞏固，自信膨脹；習近平退休或死亡，中共高層陷入內鬥；中共統治終結，但中國民主轉型失敗。這三個危險的時間節點分別對應三場可以類比的戰爭：伊拉克吞併科威特之戰、阿根廷侵略福克蘭群島之戰及俄國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第二章至四章，是本書的重心所在，分別論述中國對台動武的三種方式：武力封鎖、攻打外島及佔領本島。書中既追溯過去數百年來在台灣發生的若干次戰爭的經驗教訓，如施琅「打台灣，先打澎湖」的戰術、國軍保衛金門的古寧頭之役以及毛澤東虎頭蛇尾的「八二三炮戰」；亦分析二戰後期美軍為何以「跳蛙」戰術繞過台灣；更引用近期英國和美國戰略專家的兵演精粹，由此探討這三種侵台方式的可行性以及台灣的應對策略。 第五章則梳理中共建政後的四場對外戰爭（武裝衝突）的勝負得失——韓戰、中印邊境戰爭、中蘇珍寶島衝突及中越戰爭——並從中總結出六條規律，此六條規律可以用以預測中共未來的行為方式。 第六章分析習近平和解放軍的特質及實力。愛穿軍裝的習近平沒有能力指揮一場戰爭，解放軍的腐敗已無藥可救，習近平此前推動的軍改未能「強軍」反倒「弱軍」。而且，解放軍不是國防軍，而是黨衛軍；不是黨指揮槍，而是黨魁指揮槍。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前，西方都高估了俄羅斯軍隊的實力，戰力遠不如俄軍的解放軍的實力更是長期被高估——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習近平和解放軍都是「紙老虎」。 第七章，針對台灣島內似是而非、三人成虎的「疑美論」和「反美論」，指出美國必定會為台灣與中國一戰，因為僅從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而言，若坐視中國侵佔台灣，即意味著「美利堅治世」的終結。本章也分析了中國與美國的國力和軍力的巨大差距，以及面對中國的挑戰，美國的弱點及美國如何克服這些弱點。美國出兵台灣，必然是一場攻擊中國本土的、如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全面戰爭。 第八章，對照中國與台灣的國際形勢——中國失道寡助、台灣得道多助。天下之大，中國沒有一個真正的盟友，而且中共將民眾當做最大的敵人，維穩費比軍費多。對比之下，台灣的盟友則是多多益善，此處特別指出打造「自由彩虹」的日本是台灣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盟友，而嘗過共產黨統治恐怖滋味的東歐國家則對台灣最為友善。 第九章，為台灣的的軍事及民事兩方面的抵抗做出誠摯建言：「不戰而降」不是台灣的正確選項，對中國示弱和讓步也換不來和平及中國的友善。所以，在軍事上，台灣應當採取刺蝟戰略或豪豬戰略，持續培養不對稱戰力，讓中國知難而退，即便中國鋌而走險，也可讓其付出無法承受的慘痛代價。在民事上，全民皆兵是台灣唯一的選項，台灣人要為保衛台灣而戰，一個不願捍衛自身自由的國族，是得不到任何外援及同情的。台灣必須洗滌和祛除「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儒家毒素及西方左派偽善的和平主義（其實是綏靖主義、投降主義），承續李登輝那一代「偉大的台灣人」的勇武精神，在推動轉型正義和民主鞏固的同時，完成一場文藝復興。 台灣也是我家園：我的最多的著作在台灣出版，我在台灣擁有最多的讀者和朋友，我在台灣體驗過（並將繼續體驗）無與倫比的美食、美景與良善的人情。因此，台灣的自由、台灣的安全，與我息息相關。我以此書作為給台灣的一份禮物，它雖然不是刀槍與飛彈，但我期盼它能成為台灣自由思想武器庫中的一磚一瓦。 （※本文摘自《中國如何攻打台灣》（大是文化出版）作者自序。全文轉自上報）
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洪災肆虐之際，中共本已陷入多事之秋，外交部、軍方醜聞撲朔迷離。當中的主角為習近平的軍中重器火箭軍，還有已被罷官的外長秦剛。而國安系統近期頗為高調，公開宣傳其「隱蔽戰線」。於此之際，習親信蔡奇赴北戴河，宣告北戴河休假開始。 北戴河休假式會議或牽涉秦剛和火箭軍 中共新華社8月3日消息稱，受習近平委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3日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專家。與蔡奇同行到北戴河的高官，包括中組部部長李干傑，國務委員諶貽琴，全國政協副主席姜信治。 過去歷年，當主管組織人事的中共高層現身北戴河慰問，就被視為傳統的北戴河休假式會議的開始。儘管河北洪水滔天，中共七常委無一人現身災區，黨媒記錄的最新的國內活動，是習近平和李強在8月1日對於洪災的批示。他們大有可能已攜家屬前往北戴河。 過去中共前後任高層會在北戴河發生圍繞人事決鬥。筆者上月已有文章指出，儘管政經陷亂局，天怒人怨，現在不管哪派的政治老人都不敢對習「妄議」，今年的北戴河將是無會、沒戲。加上許多中共元老或已死亡或老病。在胡錦濤二十大閉幕式上被強架出場後，沒有人會想像誰還能幹習近平的政。但中共內鬥形式會有另外的表現。 中共現在內部麻煩不少。在黨內鬥爭方面，比如被免外長的秦剛，其國務委員和中央委員職務，下一步要不要被拿掉；火箭軍被免的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都是中央委員，要不要除名處理。這些問題當然可以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但因為比較棘手，也大有可能利用北戴河休假時抽空討論解決。 7月31日，新任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政委徐西盛晉陞上將軍銜。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的去職，外界認為坐實此前爆出的火箭軍高層向美國泄露機密情報，多人被查的傳聞。 另一樁引發國際轟動的事件，是中共外長秦剛消失一個月後，7月25日被免職，只剩國務委員空銜。秦剛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受習近平賞識的秦剛，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成為最受關注的政壇新星。56歲的他直接晉陞中央委員，同年底打破慣例提前出任外交部長。今年3月，秦剛更兼任副國級的國務委員。 關於秦剛突然失勢的原因，最初傳出是生活作風問題，傳說他在某大外宣媒體任職的情婦本身就是「雙面間諜」。然而也有指與他在駐美大使任內未能阻止李玉超之子泄密有關。據稱秦剛與火箭軍高層過從甚密。 秦剛情婦是否「雙面間諜」雖沒有什麼具體證據，但作為駐外記者，其供職於中共「隱蔽戰線」是有極大可能的。而秦剛如果和軍方有勾連，卻不同尋常。 「特工」秦剛 秦剛是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國際政治專業畢業，早已被認為是中共「職業特工」出身。 簡稱「國關學院」的北京國際關係學院（UIR）創建於1949年，當時叫「外交知識和外交事務培訓班」，歸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1950年改編為外事幹部學校，1955年歸中共中央調查部管。1961年，該校與現外交學院合併，更名為外交學院分院。之後擴建為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的國際關係學院。 1964年，基於該校作為特種作戰人員訓練基地的重要地位，國關學院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起被列為「重點高校」。但到1978年，這家學校被悄悄地從「重點高校」名單中剔除。 1983年7月，原中共中央調查部整體、公安部政治保衛局部分、中共中央統戰部部分單位、國防科工委部分單位合併成立國家安全部（下稱國安部）。國關學院自然歸國安部，但是對外稱受教育部管理。 國關學院地處北京市西郊，被外界稱為「特務大學」，但其實也分有特務專業和非特務專業。 今年1月15日，美國退休外交官譚慎格（John J.Tkacik,Jr.）撰文提醒美台當局要注意中共「特務外交」，因為新任外長秦剛是從事「情報」工作出身。 譚慎格表示，美國和澳洲的幾位學者都證實了國關學院與中共國安系統的關係。其中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報告警告，國關學院「因為與中國國內情報機構國安部有從屬關係，而被認定為風險極高」。 秦剛畢業後被分發到國安部管轄的「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DSB）任職，並被派往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北京分社工作。 譚慎格說，他曾在美國駐北京聯絡處、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和中國境內各地領事館工作過，與「外交人員服務局」及其省級分支機構指派來的年輕畢業生共事。他發現這些人總是早到晚退，渴望儘可能地了解美方辦公室的動態。而美方駐本地僱員中的政治和經濟「研究員」，都是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提供的。 譚慎格寫道，「他們非常高明而且不動聲色地將我們的注意力導向他們認為我們應當報導的有趣發展。這些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排的僱員，都是在國安部的指導下工作，我個人認為他們都是國安部的現職官員。」 四年嚴格的見習工作後，秦剛以外交官身份進入外交部工作。譚慎格認為，秦剛以「外交掩護」從事情報工作。 譚慎格的文章提及，秦剛兩度被派往英國擔任新聞官員，也在外交部新聞司工作過，他和中共國安部外交人員服務局安插在所有外國外交公共事務部門以及所有外國媒體駐北京分社裡的線民，始終保持密切聯繫。 中共「隱蔽戰線」選人內幕 新上線的中共國安部微信公眾號8月1日發文強調搞反間諜「全社會動員」。不少觀察者認為，這是打著維護國安旗號的政治整肅運動。 此前，7月14日，中共政法委書記陳文清曾在國安系統會議上，則要求各地方支持隱蔽戰線工作。 所謂中共的隱蔽戰線由來已久，早期有地下黨，中共特務打進國軍高層，近年國安機構在中共各個駐外機構的外交官，新聞記者，商務人員和留學生群體中，都安插或發展有特務，他們都算是非專職的。 中共國安特務有布局早、埋藏深的特點，國安系統到相關高校挑選人員已是慣例。當事人如果在參加工作前就被國安選中，一日受訓，終身不能脫離國安。 國關學院只是中共國安部招募人員的主要來源之一。中共國安部也在其他大學尋找合適人選。 主導迫害法輪功的中共法外機構中央「610」辦公室的副主任彭波，就有國安隱秘身份。 歷史文獻學者吳仁華2021年3月14日在推特上披露，彭波有一個秘密身份——國安部人員。吳仁華說，彭波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1977級學生，與自己曾是宿舍室友。彭波在1982年春大學畢業時，被中共國安部（當時國安部未正式成立，或指其前身）選中，並在國安部接受了兩年的「專業培訓」。 資深媒體人郭軍曾撰文談到他當年在中國青年報社的同事彭波，也指彭在大學畢業時曾受過特務訓練。 事實上，這些有其它身份的特務或特工，後來多數都是非專職的，他們有社會上的表現更像相應的社會成員，別人基本看不出來。 筆者在大陸有位老朋友，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先進入北京國安局，隨後外派西藏神秘部門，後又轉到廣東的合資企業作為中方代表，再任市屬企業老總。他本身就是國安人員。 從他口中，我知道了這種非專職國安特工的一點內幕：在社會上各行業，都安插有國安人員。比如國內有個很有名的民營網際網路平台企業大老闆就是。甚至街上開計程車的、擺攤的，也有被國安早年就收羅的人員，只是編製和待遇不同。這類人一日進入狼窩，終生必須隨時服從特殊任務安排，特別是黨國認為的非常時期。 「隱蔽戰線」的特工可以轉為公開身份的職業外交官，如秦剛。中共外交部、中聯部、統戰部和國安部的官員，甚至聯參部情報局、戰略支援部隊網路系統部、政治工作部聯絡局（軍改前稱總參二部、三部和總政聯絡部），以及公安的政保局，經過習近平挂帥的國安委的特別審核，他們之間的人員也可以會相互調配。 國安內鬥掀下秦剛？ 火箭軍一幫高層出事，特別是前軍方情報頭目吳國華自殺，是否與同樣有特工背景的秦剛有關，目前還不得而知。秦剛到底是因為性醜聞被內部人舉報，還是因為捲入間諜案，也不清楚。但是，中共各大情報部門之間的內鬥也一定存在，只是更加撲朔迷離。 中共國安內鬥過去在習近平和主要是江派的敵對派系之間進行。比如習上台後拿下了曾分管國安的周永康，又拿下親曾慶紅的國安副部長馬建。今年3月，中共國安部強調要「全面徹底肅清馬建、孫力軍等流毒影響」。 今年1月，中共國安部原黨委委員、中紀委駐國安部紀檢監察組原組長劉彥平也被判死緩。劉彥平之前落馬當天，中共國安部曾開會，強調國安機關把講忠誠作為第一標準。 自習近平兩屆任期過去，中共二十大上習家軍全面上位，以及其它派系人馬被收編，現在國安系統一邊在清理前朝不忠的人馬，但更多的是效忠於習的人搞窩裡斗。 今年1月28日，赴國安部上任不久的習近平親信陳一新，要求整治國安官員「五不」問題，其中對習的「不忠」排在第一位。陳一新6月在黨媒發文，強調要設專門機構，盯緊隱蔽戰線「加強監督」，實際上就是為了及時發現不忠者。 中共媒體整天講打擊「兩面人」，習近平整天在防範有人反習，那些習家軍為他四處布防。但習近平這些身邊人，自己也隨時會出事，秦剛就是一例。習近平不可能自打臉，自己去揪秦剛的問題，秦剛很可能是被隱蔽戰線的「戰友」收集黑料搞下台的。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2020美國總統大選讓不少民調專家嚇出一身冷汗，甚至有評論認為「民調機構已如一片廢墟，應該被炸毀」。用詞會這麼激動，正因為選前多份民調都沒有掌握川普的支持度居然和拜登拉得這麼近，明顯錯估拜登對川普的領先優勢。前《華郵》專欄作家還特別寫了篇文章，題為：「我們對這次選舉仍知之甚少——除了媒體和民調再次搞砸之外」，主要就是在批評選舉民調失准。 那段時間，美國老字號民調機構皮耶研究中心也做了檢討，對比了選前最後階段的民調和最後結果，落差最高者竟差了約8個百分點（選前民調──拜登勝川普12個百分點，選舉結果──拜登贏川普4個百分點）。這樣的差距，在美國民調圈來說，已到很難接受的地步，當然引來諸多對民調是否已很難反映實情的懷疑。 例如，雖然美國兩黨紅藍板塊仍舊非常明顯，但川普支持群眾多半被低估，原因之一在白人民主黨支持者的表態率一直都高於白人共和黨支持者，這已有可能讓民調形成誤判。另外，在現代選舉愈加複雜化和愈加極化下，一黨實際支持者人數、不同議題發聲權等等，也都會直接影響民調的準確性。 民調準確與否，牽涉到新的社會型態、調查模型、問卷設計和受訪媒介，但終究可以找到更適切表現民意的科學發法，「失准」至多是讓之前「好的民調」因為未能如實反映現實，而變成一個「壞的民調」，只要經過技術性修正調整，還是有可能重新成為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好的民調」。 問題就在當下「好的民調」和「壞的民調」之外，其實還有「醜陋的民調」。這是之前《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迪翁（E.J. Dionne）所做的分類。其實不只迪翁，美國政媒圈早有發現，在過去選舉中，一些「民調」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反映民意，而是為了操縱民意，它們確實會刻意利用誘導式的問題，去獲得特定人想要得到的答案，當別有用心的利益集團委託民調公司，對受訪者發出誘導式問題，從而回收「科學證據」，以證明公眾意見和他們一致時，就是直接在貶損民調的公正信，進而在「好的民調」和「壞的民調」之外，又創造出「醜陋的民調」。 「醜陋的民調」最顯著表現，就是同時操縱調查的提問和結果，並以此呈現出一種並不存在的趨勢，好滿足特定人群的想法和需求。當政治問題一再被充滿誤導性的民調掩蓋真實公眾意見，民調公信力受損還在其次，直接遭到挫敗的就會是建設很困難，但卻很容易被破壞的民主審議。任何有心維護民主制度者，都會認為這種現象茲事體大。 過去，美國不乏倡議民調可信度的組織，不斷提醒民眾如何判斷民調的可信度，例如某機構公布某份民調，除了其結果，也應該要理解這個民調機構「怎麼問問題」（通常這是刻意誤導的第一步）？以及它的「抽樣方法」是什麼？民調「目標群」是誰？最後，就是「誰資助這份民調」，尤其當資助團體和競選活動相關人有利害關係，這樣的民調如何取信大眾？ 台灣正值總統大選，各機構民調發布相當頻繁，近期則有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提出所謂「國民黨內參民調」，指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已經追上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緊追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然後，很快再有媒體人說亦有另一份「內參民調」，其中侯友宜和對手的差距原來非常大。若依照民調可信度判斷準則，則上述僅僅提供「說法」的民調，或已完全無參考價值。 另外就是「兩岸圓桌論壇」理事長張顯耀近日也發布總統大選民調，指柯文哲以34.4%支持率，贏過賴清德的27.2%和侯友宜的12.3%。在誰最有能力維持兩岸和平、避免戰爭提問中，柯文哲則以33.6%持續居冠，之後是賴清德23.2%、侯友宜19.1%。有媒體曾經報導，由「張顯耀創設的圓桌論壇協會，在北京舉辦首屆兩岸民間圓桌論壇（2018年），此平台得到（中國）國台辦大力支持，並與大陸商務部、發改委等多部門對接…」則無論張本人一路以來「顯耀的政治背景」和他所代表的「圓桌論壇協會」，皆具有高度特定政治色彩，這對民調可信度來說，難道不是一種雙重否定？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北京遭遇140年來、持續70小時的最強降雨，造成生命財產重大損失。災情比北京更嚴重的是河北的涿州，城市和農田被淹，房屋倒塌，河道公路橋樑沖毀，到處斷垣殘壁，好比一場戰爭劫難。 洪災讓習的「治水事業」現原形 諷刺的是，在這場超強降雨之前幾天，官方出版了水利部編寫的「習近平關於治水的重要論述」一書，稱習親自擘畫、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中國的治水事業，明確了「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治水思路，確立了國家「江河戰略」，謀划了國家水網等重大水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戰略，為新時代治水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官方塑造下，習儼然成了當代「大禹」。然而，一場「杜蘇芮」颱風，讓習的所謂「治水事業」現了原形。 北京和涿州的水患固然有某種客觀因素，如北方常年乾旱導致水利設施老化和人們防洪意識薄弱，還有極端超強豪雨加劇了防洪困難。然而，在指出客觀因素的同時，更不能迴避其中的人為因素。坊間流傳，涿州本來不會有這麼嚴重的水患，皆因要保北京和雄安而被泄洪。官方其實間接承認了這點。水利部長在部署防洪工作時強調，必須確保北京和雄安的絕對安全。河北省委書記亦表態，河北要做好北京的護城河，有序啟用蓄滯洪區，減輕北京和雄安的防洪壓力。不言而喻，保護首都和領袖「千年大計」的城市安全，讓兩地免受洪水威脅，是作為河北的政治任務，故可憐的涿州只能被犧牲。至少，泄洪加劇了其災情。 儘管任何體制下都不排除官員懈怠而導致災難的可能性，可像中國這樣出於政治考量而造成的洪災，在大多數國家都罕見，恐怕算作中國「特產」。然而，在此次北京特別是涿州的災情中，出於政治考量的泄洪只是人為因素之一，比政治泄洪更值得關注的是「坐等上令」。因百年不遇而須泄洪的決策畢竟是個小概率事件，可坐等上令的情形在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卻很常見，平時它也許不會造成什麼危害，但在突發事件或者危險場合，卻是會要人命的。 以此次水災為例，據報道，外地民間專業救援隊要去涿州支援救災，但按規定，跨省救援需向事發地省級應急管理部門申請邀請函，隨後再向屬地的應急管理部門報備，得到批准方可出發。政府出台這個規定也許是出於規範救援行業的目的，可非常時刻囿於該規，就會讓一些救援隊因得不到當地管理部門的邀請函而不能去救援。再如，保定泄洪區民眾深夜被要求撤離，高速公路管理部門仍設卡收費，造成車隊綿延數公里，工作人員對此回應稱，沒有接到上級免費通行的通知。 「坐等上令」要人命 相比泄洪一事來，這兩起事看起來都不大，然而，它在危險時刻可能導致的後果，一點也不會小。涿州這次水災，十幾萬民眾被困於洪水，急需專業的救援隊去救援。搶險拼的就是時間和速度，需最快進入現場，最早把人救出來，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而上述做法只會耽誤救援時間。同樣，高速路設卡收費，無疑會延遲民眾的撤離時間。試想，如果在此過程中洪水爆發，幾公里長的車隊不正好浸泡在水中，又會造成多少人命？故事雖小，在緊急關頭卻攸關生命。 類似上述兩起事情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經常遇到，它們有一個共同特徵——「坐等上令」，即等著上面發號施令。政府日常管理，確實要有一套作業程序，否則會亂套。規則和程序，是現代國家區別前現代國家的一個標誌。這並非是指前現代國家沒有規則和程序，而是說，它的規則和程序易受權力和人情的干擾，而現代國家的進步，在於規則和程序受國家法律保護，非必要，不受長官意志和人情的干擾和破壞。這是現代國家和前現代在對待規則和程序方面的差別，從而在這個差別中體現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和文明水準。 然而，任何情況都有「例外」——亦即緊急和危險的時刻或場合，在這種時候，就不能被動等待領導或者上級指令，機械按作業程序辦事，而需要管理者有相機處理的靈活性。這不是不尊重規則和程序，但任何規則和程序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保護人的生命和財產。因此，特殊情形下，管理者有相機決斷的權力。當然，強調一下，特定時刻只限於人命關天或者會造成重大損失的極少數狀況。 「坐等上令」不只表現為死板地執行規則和程序，這個詞本身表明，對屬下官員或者辦事人員來說，上面的命令具有絕對性，服從和執行上令是惟一的使命，上面如果沒有發話，哪怕天塌下來，該做什麼還做什麼，該怎麼做還怎麼做，不能越雷池半步。故而，在「坐等上令」下，表面上看，政府部門也有一套規範，按作業程序辦，可這個規則和程序如果和「上令」發生衝突，以「上令」為主，實際上，等同於規則和程序是虛的，可有可無的，上面的權力和意志才是真正的規則，一切服從上令，一切遵從上令。 習治下，「坐等上令」成「坐等習令」 中國傳統上是個官本位社會，官大一級壓死人，更不用說高高在上的皇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共產黨統治，非但沒有消滅官本位，反在國家治理中將這一現象推到極致。然而，坐等上令不是一般的官本位或官僚主義，後者指的是一個社會的價值導向以官為本，官員實際主導和支配社會的運行，但坐等上令比官僚主義嚴重得多，它是一種極端的政治現象，即沒有上面的同意和許可，尤其沒有來自最高領袖的旨意，制度所具有的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做，否則就違反了政治紀律。在這個意義上，坐等上令是一種絕對的等級本位制。 在中共統治的多數時期，坐等上令的情況雖也存在，但不很普遍，更多表現的還是一般的官本位現象。尤其胡錦濤做總書記的十年，一方面在廣大的基層，官本位現象照樣存在；另一方面在高層，則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來自中南海的「訓示」省市大員可聽可不聽，看對地方的利益而定。「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說法，典型反映總書記的地位受到地方諸侯的挑戰。有鑒於此，習近平才要集權，他不允許這種現象的存在。對習而言，只要出自他的政令，無論對錯，地方和部門都要無條件落實，不能打折。可以說，在習時代，坐等上令才真正成為一種官場現象。 習實行嚴格的等級制統治，用各種黨內規矩和法律條文約束官員，從而完全壓縮了官員的主觀能動性，把他們變成一群政治機器人。官員不敢、不願也不必負責，一切聽從上面的指令就好了，上面讓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讓做就是該做的也不能做。每一級都聽從上一級，最上面的那級當然是習近平，這樣下去，坐等上令就變成了坐等習令，習的命令成為裁判一切行政合法性的依據。邏輯的結果必然如此。 「坐等習令」可能衝擊中共政權 此種政治文化在習時代變成官員的信條，在日常管理中，或許不會顯示太大危害，最多是造成百姓辦事的不便，讓他們抱怨幾聲，但如遇突發事件或危險時刻，像這次涿州的大水，十幾萬人等著救援，外地救援隊卻還要請示省廳同意，涿州本地政府無權決定，其代價就是讓當地民眾更多受到洪水威脅。 從對習的統治來說，坐等上令因其維護的是中共嚴格的等級制和習的無上權威，表面看似乎有利他的政權穩固，但這同時也在為政權掘墓，因為此種僵硬的體制和政治文化很難適應變動的世界以及危機四伏的環境。如果說，分洪決策因事關重大需要慎重權衡，坐等上令則因其已內化為日常行政管理而不為人注意，可它在危險時候產生的後果及連鎖反應，很可能對一個政權造成嚴重衝擊，甚至導致政權的崩塌。這樣的事例不是沒有，某個官員對某個規定的僵硬堅持讓民眾生命和利益受損，從而讓民眾對政權積蓄已久的不滿發泄出來，掀起反抗運動，致使政權垮台。 習近平其實也明白坐等上令的危害，號令官員要敢於負責敢於任事，然而它根本不可能得到改正，因為這植根於政權統治的內在需要，就此而言，坐等上令是比政治泄洪更嚴重的政權危機。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如今的秦剛已經沒有可能被「放生「。而所謂「輕饒」的可能，應該會是類比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的下場，被宣布」撤銷國務委員職務「。而重處的可能就是在被宣布「雙開」前提下，由全國人大對其副國級領導職務宣布罷免！繼而就是到秦城與薄熙來等人相伴。 本專欄的上個周一發表的文章中斷言「要麼下基層，要麼進秦城，秦剛復出已無半點可能「。結果文章發出的次日，中共當局即對外發布了秦剛的外交部長已經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免去的消息。請各位聽眾和看官注意，這裡說的是「免去「，而不是」免除」，更不是「撤銷」或者「罷免」。之間的區別後面會有分析。 本專欄這個周一發表的文章中諷刺了自秦剛「失聯」之後，他一日不被宣布離開外交部部長位置，不說別的，單說外交部發言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堂妹毛寧就隨時面臨被 那些窮追不捨、窮追猛打的外國駐華記者們逼瘋的危險。 結果，文章刊發和播出的第二天，中共外交部乾脆對外宣布例行記者會歇業兩個星期，理由是放「暑假「。 宣布之後，有記者問及此安排是否正常，發言人的回答是按照慣例，只是「例假」，請勿過度解讀。 說是「例假」到也不是撒謊，事實上在秦剛擔任外交部發言人期間，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也曾在暑期休會過兩個星期。這次的例假要持續到8月14日才重新開張，一位駐北京「外記」告訴筆者，他每天都在查看和比對外交部網站是否有關鍵的更新內容，就等著8月14日再「惡意炒作」一下秦剛「到底當沒當過外交部長」的問題。 關於秦剛被宣布免去外交部長職務的幾個小時之後，外交部站上就把秦剛的全料資料清空的消息曾被外界熱炒，兩天後改頭換面的外交部網站上的」部長活動「欄里除了加進了王毅的最新內容，也依時間順序恢復了的秦剛當部長期間的公開活動內容。在該網站」資料「欄目的」講話全文「子項里也依時間順序恢復了秦剛曾經的講話、致辭內容。但是，如果你進入該」資料「欄目的」外交人物「子項里，卻發現」歷任外交部長「里，依然沒有秦剛的名字恢復回去。 該欄目截止筆者今日截稿的內容是： 歷任外交部長 周恩來 陳 毅 姬鵬飛 喬冠華 黃 華 吳學謙 錢其琛 唐家璇 李肇星 楊潔篪 王 毅 到王毅後面就沒了。事實本身應該是王毅的後面是秦剛，秦剛的後面又成了王毅。是為「回鍋肉「。 外交部網站何以為此，筆者也是一頭霧水。遮羞也不應該是這個遮法。 有注意到這一細節的評論人認為「這證明秦剛的事兒還沒有完「。 秦剛的「事兒「當然還沒有完，但即便是先後被中共當局處以重刑的陳希同、陳良宇、薄熙來、孫政才這些比秦剛的實際政治地位還高半格的中共前領導人，以及比他秦剛的政治級別高出一格半的周永康，他們的名字也沒有被分別從中共十四、十六、十七和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中消失啊？ 所以呀，「秦剛到底當沒當過外交部長「的問題，還是等」外記「們在毛寧處要回答吧。這裡出現在中共」歷任外交部長「欄目中的首席，被稱為新中國外交創始人周恩來的名字，到是令筆者想起了中國大陸曾經流傳的周總理名言「外交無小事」。 一位中共前駐美使館館員退休回國前趕上了秦剛上任駐美大使後主持的首次館員大會，在其「就職演說」中還特彆強調了周恩來「外交無小事」這句話。 不過中共黨史界近來已經考證出來「外交無小事」並非周恩來原話，「而是後人根據周總理在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會上的《新中國的外交》這一重要講話當中，『外交不能亂搞，不能衝動，』應該加倍謹慎『等一些言論整理出來的。」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初版的《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周恩來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記載的周恩來原話是： 「不要冒昧，不要輕敵，不要趾高氣揚，不要無紀律亂出馬，否則就要打敗仗」；「外交不能亂搞，不能衝動」。 秦剛無疑是把他們周總理的諄諄告誡拋在腦後，衝動亂搞，無紀律亂出馬，令習近平的所謂「大好外交局面」嚴重受損。 想當年敬愛的周總理，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落下一個斷子絕孫的晚境凄涼都無怨無悔，現如今作為周總理新中國外交事業接班人的秦剛有妻有子還不滿足，竟敢在駐美大使任上在美國境內育出私生子。對比之下，他秦剛但凡還有點「黨性「餘存，都應該會自行到中南海里」負荊請罪「。 我們在本專欄已經刊發和播出的文章中曾提到過因為有外界媒體「報料「秦剛涉嫌利用自己元配林彥女士」家鄉風味月餅「的手藝到習主席夫人彭麗媛副主席處」跑官、買官「 在先，繼而就衍生了關於秦剛日後下場的「猛料」，即所謂彭麗媛建議「放生」，習近平主張「輕饒」。 （註：彭麗媛在軍內已經是退役少將，目前的官銜是全國文聯副主席） 秦剛的外交部長職務被先行免去之後，「放生」的說法沒了市場，但因為他秦剛目前還是副國級領導人。在習近平的「主席令」中，措辭非常嚴謹的表達是：免去秦剛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所以筆者在本文里所要著重討論的就是習近平是否會對秦剛「輕饒」。 先說明一句，筆者所說的「輕饒」就是只對秦剛僅僅施以黨紀和政紀處分，即筆者過去文章中所形容的「下基層」，而不至於安排他進秦城——即在黨內的處理公報中就宣布他在某某問題上「涉嫌犯罪」。 本專欄前面的文章中已經分析過，先把秦剛的外交部長實職免掉只是習近平政權的應急措施。筆者所引述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的諸多條款他秦剛都已經明顯觸犯，而其中的第六十六條又是習近平最不能容忍的，那就是：「 在涉外活動中，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惡劣影響，損害黨和國家尊嚴、利益」。 筆者可以斷言，未來某天出台的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對秦剛的處分通報中，無論是否會把他的「嚴重違紀」上升到「涉嫌犯罪」， 「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惡劣影響，損害黨和國家尊嚴、利益」這段描述一定會被套在他秦剛身上。 當然，僅僅是違犯了這第六十六條黨規，被處分結果也還是分為「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以及「開除黨籍」。 本專欄前面的節目中也已經分析過了，如果是開除黨籍的話，那麼大概率，甚至說極大概率是同時被宣布「涉嫌犯罪」，未來的前景就是到秦城裡與薄熙來和令計劃等人湊桌打麻將了。至於 「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的可能性同樣存在，可以類比的就是前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 2018年2月24日，趕在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幕的前10天，，中共新華社「受權發布」了「（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撤銷楊晶同志的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決定」。內容是：「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根據委員長會議的提請，決定撤銷楊晶同志的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職務。」。 請注意這其中的兩處重點，一是「委員長會議提請」，二是對楊晶職務的處理是「撤銷「，而不是免去或者免除，也不是罷免。 也就是在「受權發布「楊晶的行政免職被」撤銷「的前幾個小時，新華社先」轉引「了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網站的消息：」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十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審查。 經查，楊晶同志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廉潔紀律，長期與不法企業主、不法社會人員不當交往，為對方利用其職務影響實施違法行為、謀取巨額私利提供便利條件，其親屬收受對方財物。在審查中，楊晶同志能夠認錯、悔錯。 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決定給予楊晶同志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降為正部長級，按程序辦理。「 這裡的所謂「程序「，就是人大方面的」民主過場「，是習近平」有中國特色的全過程民主「的重要體現。 而對楊晶的黨紀處理之所以沒有與「留黨察看」合併列入「撤銷黨內職務」，是因為這紙處分是中共十九大開過之後才下達的。而楊晶在籌備十九大的過程中即已經因為處於「接受調查階段」而未被安排進入十九屆中委預選建議名單，自然也不會在十九屆一中全會上連任他當時的黨內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黨內職務已經是零。 需要提醒的是，楊晶「罪狀」中的所謂違反廉潔紀律是經濟層面的，而作風層面的，從搞破鞋至私生子也是中共黨紀歸類於「廉潔紀律」的。 根據中共相關「國法」條文及今年1月17日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內容，由於所有「政紀」均已成為國家法律，政務處分是對違法公職人員的懲戒措施實現黨紀與國法的有效銜接，並以其代替「政紀處分」，適用範圍擴大到 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使政務處分匹配黨紀處分、銜接刑事處罰。 黨員嚴重違紀涉嫌犯罪的，原則上先做出黨紀處分決定，再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也就是說，對於黨員幹部（公職人員）處分的次序必須是先黨內，再行政，再司法。即黨紀處分在先，事實上就是在黨紀處分的同時由黨來決定政務處分的輕重以匹配黨紀處分的程度，同時也是由黨決定是否要上升到「移送司法」。 2020年6月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中明列政務處分的種類為（一）警告；（二）記過；（三）記大過；（四）降級；（五）撤職；（六）開除。 其中開除一項與黨紀處分的開除黨籍匹配，即所謂「雙開」。繼而便是「移交司法」了。而楊晶的被撤銷職務就是其中的第五項「撤職」。 請注意，如上政務處分的種類里並沒有「免職」或者「免去職務」，因為免職並非處分。也就是說，截止目前對秦剛的外交部長職務的「免職」，並不是處分。 因為中紀委和監察委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意見以及中央政治局的批准過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為了中共外交工作不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持續受到「嚴重干擾和影響」，中共當局的被動作法也只能是先行免去秦剛外交部長實職，將其國務委員空銜保留的真實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等待匹配黨紀處分的程度，決定從政務處分角度對秦剛的政務處分是罷免還是撤職。如果是留黨察看加撤消黨內職務，那麼是在撤消其國務委員黨組成員職務的同時，由人大某次常委會宣布撤消其國務委員職務。如果是開除黨籍，那麼就要等待明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才能宣布罷免他的國家領導人—-國務委員職務。 再強調一遍， 「免去」某項職務不是處分。不過行政上被宣布免去某項職務的黨員幹部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因為犯了「小錯」或者「中錯」，在內部還是被宣布了黨內警告和行政記過處分，但日後無論是改任他職還是直接退休，都不會被降低原待遇，正部長還是正部級，副部級還是副部級。 但是，筆者堅信對秦剛的處分最輕也是與楊晶等同，完全沒可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說，他的國務委員職務面臨的要麼是被撤銷，要麼是罷免，只是被「免去」的可能性應該沒有。 至於對秦剛的黨內處理意見何時出台，不妨也參照一下對楊晶的處理過程。 事實上中共十九大閉幕哪天，楊晶以上屆中央領導人身份與眾人一起受到習近平等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見的次日，便再也沒有公開活動的信息了。與此同時，他的黨內職務國家機關工委書記也被宣布被肖捷取代。可見，至遲這個時段，對楊晶的調查即已經啟動了。 依次類推，對秦剛的調查和處理意見的形成的過程一共需要三、五個月，也是十分正常的。 當然，如果最終會被「數罪併罰「的話，那麼結案的時間也許會更長，詳細的分析留待下篇文章再敘。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人類自古就和水災作鬥爭，變害為利是古往今來人們的理想。這裡邊有兩個概念，最早出現的是利益，簡單說就是水利灌溉。有記載最早的是蘇美爾人的水利設施，灌溉農田，造福社會，使得遠古的蘇美爾人很快就富強起來。 中國先秦時代就有了很多大規模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靈渠等等至今仍然在使用。經過了幾千年的進步，現在的工程能力是古代不能比的，現代的氣候觀測也是古代不能比的。預測豐水年和缺水年的準確性，更是古人不能比的。怎麼反而中國的水災倒比古代還嚴重了呢？ 1975年河南舞陽水災，水庫垮壩淹了淮河流域幾十個縣。最近的華北水災又淹了大片土地，幾十個城鎮危機。人民流離失所，財產損失嚴重。人們不禁要問，那麼多年興修水利，建了那麼多水庫水渠，怎麼水災反倒更嚴重了呢？沒錯，已經暴雨成災了，水庫還要放水泄洪，淹沒中小城市以保大城市，難道只有大城市的人命是人命嗎？ 專家學者們對此有很多的研究和評論，但都不如大人物們的私心更重要。中國的水災反而加重，我認為不僅僅是技術問題，主要還是指導思想，或者說目的出了問題。水庫這個新技術的出現，新的運作方式不正確，是導致水災加重的根本原因。水庫不是從時間線上調節水量的容器，主要成了發電賺錢的工具。結果發的那些電不足以補償水災的損失，得不償失。 但是官方的賬不是這麼算的。發電賺的錢是政府的錢，水災損失的是老百姓的生命財產，發點兒救災款給各級官吏們貪污就過去了。老百姓的損失誰在乎呀？老百姓喊冤由誰來管呀？當然，可以去找那個當擺設的信訪局。 這就是指導思想的問題。自從水利工程可以發電賺錢之後，整個指導思想和制度就都變了味了。乾旱季節水庫蓄水，以致河流乾枯，湖泊見底。暴雨季節水庫放水泄洪，加重水災，人或為魚鱉。因為發電有指標，而水位升高，每一立方米水的發電量就增加。於是水利幹部們就有獎金，政府就有收入。 難道就沒辦法了嗎？有辦法而且很簡單，那就是改變指導思想和制度。防災為主，灌溉第二，發電為輔。也就是在每年的春季需要灌溉的時候盡量放水灌溉。放空庫容準備雨季防災。這樣可以有效提高灌溉面積，增加農業收入。放空的庫容可以有效調節雨季的水流量，防止或者減輕水災。 兩方面變害為利，只是減少了發電量。全社會得利只是減少了官員們的收入，這才是自古以來興修水利的本來宗旨。沒那麼複雜也很簡單有效，何樂而不為呢？只是百姓樂官家不樂，在官本位的專制政權管理之下，就不好辦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興修和管理水利設施的資金，誰來負擔。共產黨時代，水利工程一大半是由老百姓無償付出，政府出少量資金。趙紫陽時代甚至改為由老百姓事後交水費負擔。現在更上一層樓，連自然水流都要農民付錢。這種敲骨吸髓的做法，還說是什麼大興農業，退林還耕。真是腦子進水了。 中國古代朝廷稅收很低，一般都是三十稅一，有時還減免。全國財政收入不過每年幾千萬兩白銀，還要拿出幾十甚至幾百萬兩的白銀用於水利工程。自古以來水利就是國家工程，國家出錢，從稅收里補齊。現在難道稅收就只能用來養官員，搞些形象工程嗎？ 興修水庫這種現代化的手段，用好了是水利，用壞了就是製造水災。大家看我說的是不是這個道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