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480萬機密文件曝光 海外分行被指替北京辦事
2026 年 9 月 15 日
香港劉夢熊先生8月21日在《聯合早報》上發文《問題在經濟 根子在政治》，以他的身份，文中對現狀的批判堪稱痛快淋漓，言之切，憂之深於字裡行間處處可見。唯有一條，他談到中美友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並以越南為榜樣，稱其與美俄等都維持良好關係，希望中國放棄戰狼外交，中美繼續友好。這可能只是劉先生的期望，且不說中國不是越南那種小國弱國，目前美中兩國行政當局其實都希望繼續在經濟層面合作，但因形格勢禁，無法走上回頭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當年中美交好實占「天時」（美國冷戰要孤立蘇聯）兼地利（中美當時沒有地緣利益衝突），這兩點尤其是第一點談得很多，但更重要的「人和」卻少有人談。 中國對美戰略本來就是權變之策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等老一輩中共領導人認識到：中國要實現現代化，一定要搞改革開放；而開放和引進的主要對象是美國。因此，所謂大國外交，其實只有一個物件國即美國。而美國也非常慷慨，確定的對華政策是「接觸、合作、影響、改變」，從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貿易待遇到支援中國加入WTO，對中國開放市場，大量進口中國商品；美國企業大規模投資中國；向中國輸出尖端科技；每年為中國培養大量留學人材。柯林頓甚至還設立了對華法律援助專案，這個專案的美方實施者成為中國「依法治國」的領路人。 但是，即使在中美關係最密切（美國稱之為蜜月）之時，鄧小平那句「韜光養晦」還是道出了中國對美友好是權宜之計，等到中國強大之後，與美國一爭雄長是必然的。也因此，美國的對華政策一到「影響、改變」（NGO大量進入中國）這個層面，中國就毫不猶豫地開始「反顏色革命」（2005年）。 這裡必須說明，美方並不是沒注意到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之說，老一代「中國通」的漢學相當不錯，他們當然懂得這話的內涵：弱小時潛藏爪牙；等到強大時再展示力量。但是美國老一代中國通經歷過二戰，對於戰爭的毀滅性有著深刻的感受與記憶，他們還經歷（甚至推動）了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轉換過程，觀察並經歷了中國從文革時代到改革開放時代的轉換歷程。第一代「中國通」費正清、鮑大可、施樂伯等大都在中國長期生活過，與中國有著特殊的情緣。其後的基辛格、奧克森伯格、何漢理、李侃如、蘭普頓等人既有深厚的研究積澱，且多是在參與美國對華決策過程中逐步成長起來的，對中國問題有著較為全面的認識，因此他們主張與中國合作共贏，維持世界和平。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正是這批中國問題專家在美國當令時期，有了這批中國問題專家的力主，才有幾代美國總統與中國的「接觸、合作」，加上中方需要美國，只能容忍「影響」。一直維持到歐巴馬時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實賴有此「人和」。 奧巴馬前後兩套外交班子各有對華政策 中國自2005年在國際社會宣稱「和平崛起」之後，美國智庫開始有人討論G2（中美兩國集團）這一概念，到奧巴馬上任之初，這個說法流行一時。開始有人以為這是奧巴馬的想法，後來美國智庫人士澄清，這一概念來自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不過，當時中國並未回應這個想法，中國人大多數也認為當時的中國並無與美國對等的綜合國力。 奧巴馬是美國第一個有全球化成長背景的總統，對於中國這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變化有著自己的認識，他曾多次公開表示：「21世紀的美國要做什麼，是從領導者變成一個夥伴」，「我們要意識到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變化。「在對華關係上，他多次說過「美國歡迎中國崛起」並強調「美中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關係」。 上述所有言論表明，奧巴馬時期其實是在艱難地尋找中美關係新定位。儘管中方2009年在APEC夏威夷峰會上提出」中國不再是國際規則的被動遵守者，今後要主導國際規則的制訂」，美國也在希拉里任國務卿時實施「重返亞太」戰略，但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克里任國務卿，他的重心是中東事務，中美關係在他任期內基本無所作為。 這段時期對中國來說有三個特別重要的信號：一是中國在2011年成為排名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二是美國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兩國不斷升級經濟合作與戰略夥伴對話機制，進行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等；三是擴展了兩國人文交流機制，從「十萬強」到「百萬強」計畫、美國對中國護照實行首次10年免簽。中國這時推出的「千人計畫」，意在通過人才的吸納公開染指美國的各種研究成果，美國也未做出強烈反應。 所有這些美國對中國的重視，都讓中國感到自己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如果要說有衝突，那就是奧巴馬時期希拉里任國務卿時推進的重返亞太戰略引發中國嚴重不滿——中國一直將亞太地區當作自己的准勢力範圍，認為美國此舉是扼制自己。還有在舉辦京奧時，中國刻意炫耀國力，讓世界尤其是美國深感中國的咄咄逼人，認為中國崛起，但並不和平。 由於老一代中國通——「擁抱熊貓派」當時還年富力強，多以一流大學教授身份出任政府的關鍵位置，歐巴馬第二任期中美關係雖然時有齷齪，並未發生大礙。 川普對華政策急轉彎 2016年世界最大的政治意外，就是川普贏得了大選，成為美國總統。美歐媒體中常見的字眼是「狂人上台」「美國變天」，一直力反川普的《紐約時報》在川普正式執政之後不斷批評川普，在其發表的社論中，稱其挑戰了「美國政治的每一條準則」。 本文只分析中美兩國與「人和」有關係的政策。中美「人和」由兩部分，一賴中國多年統戰美國老一代「中國通」，二賴華人科技精英對母國的報效之心。實言之，中國官方一開始並未加入美歐「黑川」大合唱，VOA 2017年1月17日發表消息 《川普政府將審查美國援外專案》，稱新總統和國務卿將仔細審查所有援外項目，很可能優先考慮把援助提供給那些努力加強產權、法治和打擊腐敗的國家。中國方面對此只領會了一半意思，很高興地發了一篇《川普終止美國顏色革命》，稱「日前，川普宣布即將停止向海外負責顏色革命的團伙輸送資金。並明確表示，美國繼續推行錯誤的民主之春和顏色革命，沒有實際意義，歐巴馬此舉大肆浪費納稅人的錢，不僅是極其錯誤的，而且會招來全世界對美國的仇恨，將正式終止『一切聯邦財政開支的民主款項』」。但不久之後。川普政府下令美國情報機構，將接受中國政府資助採取的文化、學術、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列為中國對美國紅色滲透的調查目標，中國才意識到，中國政府的好朋友「擁抱熊貓派」已經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國家安全的特別壓力下，「擁抱熊貓派」佔主流的美國中國研究學界被迫發布了《胡佛報告》，承認整個研究界對中國誤判，進入式微狀態。 2018年，美國司法部加強了鮮為人知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執行力度，一直隱秘活動的外國遊說人員和施加影響的人因此必須披露他們的活動。在歐巴馬時期大行其道的「千人計畫」與間諜掛起鉤來，此舉無異於釜底抽薪，結束了中國通過計畫參與者攜科研成果「合作」的「巧搭便車」行為，中國製造2025不得不在中美貿易戰開始後另起爐灶，曾與中國來往密切的華人科技精英多人接受FBI調查，有的最後只好終止在美國的科研生涯，回到中國。 這些前哨站打完，2019年3月，川普正式宣布開展對華貿易戰，一是對中國製造增加關稅，以減少美國對華巨額貿易逆差；二是嚴厲打擊中國對美智慧財產權的侵奪活動，此舉導致世界物理學界最大損失——斯坦福大學那位離諾貝爾物理學獎最近華人物理學家張首晟自殺。 更詳細的情況，我在《2018年：中國緣何失去了美國》（上報）系列中系列文章中有過分析。 拜登時期的新一代中國通對華並不友好 在中美貿易戰開展後，中國採取「以拖待變」的禁買美國大豆打擊川普票倉的方針，並以各種方式干預美國大選，希望拜登上台後中美關係有所緩和。這個願望落空的原因，是中國在美國政壇失去了「人和」，老一代中國通因年齡等原因陸續退休後，新一代中國通對華態度與老一代完全不同。 2019年8月17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篇題為《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呈現「代際衝突」》。該文記述，川普對華貿易戰5個月後，由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主辦的「21世紀中國中心首屆中國論壇」（the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s inaugural China forum）上，美國外交戰略界持續進行的對華政策大辯論正產生逐漸清晰的代際分野，美國新生代中國問題專家在對華認知問題上更趨負面，在對華政策主張上比老一代更強硬、也更趨攻擊性。 當時擔任美國安全中心執行副總裁的伊利·拉特納（Ely Ratner）表示：「一個更具競爭力的美國將成為一股穩定力量」「美國必須採取對抗措施——在資訊運營、智慧財產權盜竊、新疆再教育營中拘留了至少一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這些方面。」 2019年的拉特納雖然只有42歲，但資歷頗豐。他在歐巴馬時期擔任副總統喬·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目前在拜登政府中擔任負責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從他 2011 年至 2012 年在國務院中國和蒙古事務辦公室任職開始，已經有十多年政府工作經驗。多年來，他一直主張美國的戰略「不應只是接觸或遏制」，而是要競爭對抗。他的主張如今就體現在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上，與拉特納同樣年輕的中國問題學者和前實踐者，被稱為「年輕一代」，以與老一代中國通相區別。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可以說，中美關係走到今天，既與中美兩國國勢變化、兩國的國際地位有關，是國際政治內在邏輯的必然產物。但是在兩國行政當局都想在競爭狀態下有限合作的狀態下，多次接觸談判難有寸進，實與「人和」有關，這就是中國方面感嘆「如果現在要有傅高義那樣的中國專家就好了」的內在原因。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也不過才一年前，郭台銘與他昵稱「叔叔」的侯友宜交情如膠似漆，據稱倆人在去年11月的地方選舉前還曾三度私下密會，達成「總統你選我就不選」的共識承諾，一定要拉下民進黨。雙方勾肩搭背好交情，現在看來實在格外地諷刺。 倆人決裂的導火線在去年11月26日九合一大選投票結果。當時，中央執政的民進黨史無前例的慘敗，點亮藍營重返執政的光明燈，原本聊備一格的國民黨總統提名權，一下子變得炙手可熱。郭侯倆人都知道對方是自己總統路上最大的障礙，彼此鉤心鬥角，互放冷箭。從「你選我就不選」，到「憑什麼是你」，說穿了，就是人的貪念。 藍營的人會有貪念，綠營的人也會有貪念；貪念人人都會有，但為什麼這在國民黨特別容易成為問題？這其中，第一個關鍵是制度。 藍綠兩黨的政黨結構高度相似，都是仿自列寧式民主集中制，只是，雙方制度的明確性與拘束力都不可同日而語。民進黨主席由黨員直選，但真正的權力機關其實在中執會，黨主席代表民進黨，免不了有其「超額權力」，但派系共治的中執會卻能依不同派系的不同利益對黨主席形成相當程度的制衡；據此，黨做出的決策總是能面向選民，進而拘束黨員，即使出錯也能很快地進行調整。 從民進黨的經驗出發，很難想像明明郭台銘與侯友宜明明已經相持不下，為何國民黨中常會把提名權交由黨主席朱立倫徵召？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朱立倫根本已經控制了國民黨中常會。而朱立倫主動引進郭台銘投入「類初選」，形似在牽制侯友宜，其思維又與4年前吳敦義引進韓國瑜牽制當時的朱立倫一模一樣。朱吳倆人都想從其中的縫隙找出自己突圍（他們都也想選總統）的機會，又或者至少能成為「造王者」，得以延續他們日後的政治生命。如今藍營分裂成真，不管過程中誰說話不算話，當初一手主導這場徵召大戲的朱立倫都無從卸責。 要解決黨主席權力無限膨脹的問題，最好的方法是黨內民主化，讓中常會、中執會等黨的權力機構同樣擁有更普遍的民意基礎。問題在於，國民黨的黨員結構又與選民結構落差太多，使得國民黨想建構制度化的決策格外困難；而隨著國民黨黨員持續老化，年輕人根本不願加入這個政黨，這個沈痾在國民黨內幾乎無解。 國民黨難以團結的第二個關鍵是欠缺理念。 理念很抽象，但理念卻是驅動政治的最重要來源。若問起泛綠支持者投票的動力是什麼？10個人有9個人會說，「珍惜台灣的民主自由」、「反對共產黨的掠奪」、「保護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基於這樣的確信，所以他們支持這個政黨，任何公職不團結在這個旗幟之下的，很快地會被他昔日的選民所拋棄。 國民黨也說他們是個有理念的政黨，例如他們的總理孫文就曾說：「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只是，那是100年前想要改變中國的國民黨，不是現在的台灣國民黨。若要問國民黨人信奉什麼？紅統的人會說「要統一」，深藍的人會說「我就是不滿現狀」，經濟藍會說「我要賺大錢」，地方派系會告訴你「我在跟民進黨爭地盤」，10個人恐怕會有11種答案。 這些支持國民黨的理由每每匯聚在「反對民進黨執政」的訴求上，但「反對╳╳╳執政」只是一種手段，並不是一種信仰。誤把手段當信仰，所以當柯文哲有機會贏的時候，支持民眾黨也可以；當侯友宜不如己意時，郭台銘同樣可以成為寄託的對象。既然取代民進黨是最重要的事，那由侯友宜來做，或交給柯文哲、郭台銘來完成，差別是什麼？ 早在今年5月國民黨正式提名總統參選人之前，前國民黨黨管會劉泰英就看好賴清德即將勝出，「我對國民黨本質非常了解，國民黨的天性就是不團結」。的確，國民黨不團結是它的「黨性」，這樣的「黨性」不僅來自於這個政黨沒有制度，更源自於它欠缺理念信仰。一個無法透過信仰產生力量的政黨，再也無從遮蔽政客的貪婪，所以放眼望去，儘是這些短視近利的跳樑小丑。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將在下周一開始舉行的中共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第五次會議上會有何種何類人事議項，頗受矚目。在不會再次食言的前提下，會有哪一個或者哪幾個才當了五個多月的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會在下月一日被宣布「終止其人大代表資格」呢？ 本月21日中共新華社對外公布;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委員長會議決定，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8月28日至9月1日在北京舉行。 委員長會議建議，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將審議的內容有：行政複議法修訂草案……；國務院關於今年以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等等，不一而足。 不過，如上所引和從略的十多項內容都沒有引起外界的外注。讓外界感興趣的只是如下兩項：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審議有關任免案等。上個月被熱炒至高潮，在本月里已經趨冷的火箭軍「窩案」和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的婚外亂性和美國私生子案，藉此又被拿出來說事。 發表後立刻被多家外媒轉載的香港「明報新聞網」上刊登的文章《人大常委會議 又有任免事項》如此分析說：秦剛被免去外長職務快一個月，但其去職原因及未來命運仍是未解之謎。下周一全國人大又將召開常委會議，議題包括「審議有關任免案等」，再引發對秦剛去向的關注。 上月28日，筆者在本專欄發表 了《秦剛被罷官是因為”間諜和間諜，不能搞破鞋”？》一文。文中介紹了按照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時行使職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一般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時候，可以臨時召集會議。 常委會會議一般在雙月的下旬召開。會期一般為5天左右。」 所以，在今年6月底剛剛結束了十四屆全人大第三次常委會議之後才一個月，即於今年7月底召開的第四次人大常委會會議，雖然對外的解釋沒有說是「臨時召集（的）會議」，但事實上月球人都知道完全是因為外長職務無法長期空缺的原因。 不過，如上明報新聞網文章進一步分析說：「上月的會議，只是免去秦剛的外長職務，卻未免去其國務委員職務。」而近期國務院多次重要會議，如上周三的第二次全體會議和本周一的第三次集體學習會，都未見秦剛身影。「有猜測下周的人大常委會議上，他（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可能亦將不保。」 該文章還寫道：其實，下周一人大常委會議還有一項議程，更值得關注，即「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一般這類議程，多是意味有現任全國人大代表因出事或工作變動「如出任政府職務」被取消資格。近期傳說出事的幾名軍隊高級將領如火箭軍前司令李玉超、火箭軍前政委徐忠波、軍委聯參部副參謀長張振中等人，都是全國人大代表，若有人涉及黨紀政紀處分甚至刑事調查，其代表資格或會不保……。 如上文章的分析和預測是否會在幾天後被這次的人大常委會會議兌現，容筆者先在本文分析和介紹幾個人大代表被「終止資格」的可能性。 去年1月才晉陞火箭軍司令員並獲授上將軍銜的李玉超在去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大上已經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晉陞委員，繼而又在今年三月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出席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徐忠波是2020年7月晉陞火箭軍政治委員並被習近平授予上將軍銜，然後和李玉超一樣，去年十月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晉陞二十屆中央委員，今年三月以全國人大解放軍代表團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現如今，雖然李玉超和徐忠波兩人還暫時沒有被宣布在黨內撤銷中央委員職務，但其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被罷免或者終止都是早晚的事，如果內部已經決定了要把撤銷此二人的中央委員職務的議程安排在今年十月左右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出台，那麼趕在8月底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先罷免或者說終止他們全國人大代表身份是有可能的。 至於前火箭軍副司令員，現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振忠，本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但在二十大上未能連任候補中委，更未獲得晉陞。不過，他還是以在位的副大軍區級職務和中將軍銜被安排為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如果不「犯事兒」的話，他雖然在明年會因為年滿63歲被退役，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將會堅持到2028年3月的下屆全國人大召開。 那麼，多的不說，就說如上三人是否會在本月底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被宣布終止其人大代表資格呢？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第四章第三十二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許可，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 所以，如果當局已經決定對李玉超及其他人的處理上升至司法處理層面的話，那麼其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是早晚的事情。即使上升不到司法處理層面，只要受到了黨紀和軍紀處分者，終止其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也是一種行政處分。 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根據中共相關「國法」條文及今年1月17日印發的《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內容，由於所有「政紀」均已成為國家法律，政務處分是對違法公職人員的懲戒措施，實現黨紀與國法的有效銜接，並以其代替「政紀處分」，適用範圍擴大到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使政務處分匹配黨紀處分、銜接刑事處罰。 黨員嚴重違紀涉嫌犯罪的，原則上先做出黨紀處分決定，再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也就是說，對於黨員幹部（公職人員）處分的次序一般是先黨內，再行政，再司法。即黨紀處分在先，事實上就是在黨紀處分的同時由黨來決定政務處分的輕重以匹配黨紀處分的程度，同時也是由黨決定是否要上升到「移送司法」。 同樣，對於軍內的黨員幹部的處分，多數情況下也是先黨紀、再軍紀、再司法。 但是，特別是在對軍內幹部的處分過程中，如果內定只給「輕處分」的話，那麼被處分者如果是全國人大代表的話，就有可能是終止其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處理被「依法」進行之前和之後，黨紀和軍紀的具體處理內容都不對外公布。 我們不妨以前國防大學校長、解放軍上將王喜斌為例子。據新華社報道，2017年2月24日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終止王喜斌、虞海燕等人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 報道中具體介紹說：根據《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由解放軍選出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國防大學原校長王喜斌，因涉嫌職務犯罪，本人提出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2016年12月28日，國防大學選舉委員會決定接受其辭職。由甘肅省選出的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甘肅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長虞海燕，因涉嫌嚴重違紀，被責令辭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2017年1月25日，甘肅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決定接受其辭職……。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王喜斌、虞海燕……的代表資格終止。 請注意，如上兩人雖然都被宣布「代表資格終止」 ，但區別在於一個是「本人提出辭去」而後被「接受」，另一個則是「被責令辭去」。 王喜斌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之前和之後，對他的黨紀和軍紀處分內容始終都沒有對外公布，估計只是個黨內警告之類加上軍內待遇下降，比如降為副大軍區級待遇。 至於當時的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虞海燕因為「涉嫌嚴重違紀」被宣布「接受組織調查」的過程是，2017年1月11日，先由中紀委網站上宣布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虞海燕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 6 天后由新華社發布「據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人證實」的消息，就是「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虞海燕涉嫌嚴重違紀，中央已決定免去其領導職務，現正在按程序辦理。」 然後就是先後由甘肅省和全國人大進行的對此人的行政職務和人大代表資格的處理程序。 通過如上比較，可以判斷出我們本文中列舉的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中的李玉超等三人，或者是他們中的一個或兩個，如果是在下月1日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結束當天確實被宣布終止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也還有個是他們「本人提出辭去」，還是「被責令辭去」的區別。如果是後者，那麼日後他們所要接受的黨紀和軍紀處分肯定嚴重。特別是已經被以對外公開新任命的他們兩人職務的接替者的形式宣布了對他們兩人的撤消軍職的處分的李玉超和徐忠波兩人都是二十屆中央委員。未來即使能夠保住黨籍，不給他們兩人撤銷中央委員職務的黨紀處分的可能性很小。 當然，可能性較大的是如上二人都將面臨開除黨籍、軍籍並交付軍事法庭審判的下場。此乃後話。 分析至此，需要重複一下本文開頭一段中的兩句關鍵內容，本月28日至9月1日舉行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審議有關任免案等。」 同樣的表述曾出現在今年2月16日的新華社報道中，報道中說：栗戰書主持召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百三十三次委員長會議 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九次會議2月23日至24日在京舉行……。委員長會議建議的常委會第三十九次會議議程還有：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十三屆全國人大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審議有關任免案等。 但莫名其妙的是，12天後後宣布的這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九次會議的結果只有司法部長更替任免案事項，對《十三屆全國人大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的審議卻沒了下文。是根本沒有審議還是審議了沒有通過？或者是栗戰書在委員長會議上宣布並昭告天下之後黨中央或者習總書記本人又突然下令不予「審議」了？ 不過呢，如果再往前追尋的話，中共政權的這枚橡皮圖章也不是次次食言。比如新華社報道中說的去年10月13日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百二十六次委員長會議上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七次會議10月26日至10月30日在北京舉行。根據栗戰書委員長的提議，會議將審議《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就被兌現了。 新華社半月之後，即去年10月30日對外宣布的該次常委會會議審議這項報告的結果被如期公布，包括了對「涉嫌違紀違法的李晉平、王誠、麥教猛、鄧小剛、戴世宏等人的」代表資格終止「。 那麼，如今下周一就要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如果不食言的話，《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中的「個別「兩字，可以只是一個，也可以被理解為幾個直至十幾、二十個。或者更多？畢竟全國人大代表的總數近三千人。 當然，十四屆全國人大從閉幕至今也才5個月，所以一時間應該還湊不出十個以上的嚴重違法亂紀代表，而已經被外界曝光並大肆炒作了一番的，也只有本文重點介紹的三個軍內高級將領。即使他們三人不會全都被在這次人大常委會會議上除名，其中的一、兩個先被除名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至於這次會議上必定會有的人事任免事項，是否會包括了國務委員秦剛的「免「和某人的」任「呢？請靜待本專欄下周一的文章內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將於9月1日對外公布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或者下次、下下次的常委會會議上的「決定」內容如果包括對秦剛國務委員職務的處理，那麼無論是免職還是撤職，表面上看是在履行習近平版的全國人大的《組織法》的職責，實則是違反了中共憲法的相關規定。 今天是8月28日。我們上周五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中共政權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從今天開始舉行。不過是次會議所有議程中最為外界關注的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和審議有關任免案的結果，正常情況下都是要等9月1日，也就是已經宣布的是次會議的最後一天下午才會對外公布。 眾所周知，中共十四屆人大的一次會議召開之後才五個多月的時間。五個多月前，總共近三千名代表在與會期間都還是健康狀況良好，與會之前也都已經被進行了嚴格的政治審查，而且是按照習近平的要求，和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以及中紀委委員在產生過程中的政治審查標準一樣，「絕不能帶病上崗」。 所謂「絕不能帶病上崗」，是去年中共籌備召開二十大時習近平在召見籌備組人員時的訓誡內容之一，意思是在綜合考慮每個具體人選的德、能、勤、績、廉表現情況過程中，特別要嚴把廉潔關。習近平聲稱「這是選人用人的底線要求」。習近平要求：在廉潔問題上必須「零容忍」，不能把有硬傷、暗傷的人選進來。 接下來，無論是籌備十四屆人大還是十四屆全國政協，籌備組都將習近平的這一要求應用在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名單的產生過程中。 照理說，既然都在廉潔問題上「零容忍」了，所以無論是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產生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及中紀委委員，還是今年三月出席「兩會」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們，在廉潔問題上都是應該是杠杠的，誰成想，居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陸續暴露出了一匹又一匹「害群之馬」，有軍隊的，也有政府的，更有地方的。 軍隊系統率先冒出的面臨被除名的幾個全國人大代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至少包括了去年1月才晉陞火箭軍司令員並獲授上將軍銜，繼而又在去年十月二十大「當選」上中央委員，並成為十四屆人國人大代表的李玉超， 2020年7月晉陞火箭軍政治委員並被習近平授予上將軍銜，然後和李玉超一樣，去年十月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晉陞二十屆中央委員，今年三月以全國人大解放軍代表團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徐忠波，以及前火箭軍副司令員，現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張振忠。 此三人日前都已經失去了軍內職務，應該都正處在被軍紀委「留置」調查階段。 未來對他們的最終處理會是什麼程度，我們無法預測，但即使是被給以黨內和軍內的「輕量級處分」，不至於被「雙開」再加移交軍事法庭，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是遲早的事。 也正如我們上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樣，如果9月1日公布出來的被中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個別代表」中包括了如上三人中的前兩個，那麼幾乎可以是肯定是在為今年十月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宣布開除他們兩人的黨籍並逐出中央委員會做準備。 至於外界更為關心的現任國務委員，但已經被先行免去了外交部長部長職務的秦剛是否會被「從快」處理，快到今年十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上就被逐出中央委員會的地步，我們外界也是無法預測。但是如果習近平當局已經內定了要在一個多月，最多兩個月內就一定會召開的三中全會上處理秦剛，那麼目前現在舉行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就有可能對他的國務委員職務下手。 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具有對副國級領導職務的處理許可權，一直都是一個在中共政權自己的法律條文中相互矛盾的問題。 我們在過去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2018年2月24日，趕在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開幕的前10天，，中共新華社「受權發布」了《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撤銷楊晶同志的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決定》。 沒成想當月下旬就有細心的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人大代表在分組討論時指出，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國務委員楊晶的撤消職務決定是違反憲法的。 我們知道，中共現行憲法是2018年3月最新出籠的習氏憲法。其中的第六十二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提名，決定國務院總理的人選；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 其中的第六十三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下列人員：（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二）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 其中的第六十七條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人事方面的）職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部長、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人選。 也就是說，按照憲法的規定，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其常委會在涉及國務院的人事方面的「決定」權，只到正部級。具體來說，如果嚴格按照憲法行事，那麼當初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只有權決定當時的楊晶的國務院秘書長職務的任免，但沒有權力決定他的與副總理同級別的國務委員職務的去與留。 正是因為有全國人大代表指出了這一點，所以當時的習近平當局「從諫如流「，下令」修法「。於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的決定》出台，並宣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這個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我們不妨簡稱為習近平版的《組織法》。這裡只分析其中的用當時中共全國人大發言人的話所形容的 「健全全國人大常委會人事任免權」部分。 具體說來，這個習近平版《組織法》中的第三十一條和第三十二條，都是新增加的。包括：：第三十一條：「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可以決定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任免；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名，可以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組成人員的任免。」 第三十二條：「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根據委員長會議、國務院總理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國務院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根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 其中所謂「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等於是把總理之外的副總理和國務委員全都包括進去了。 請注意，這個習近平版的《組織法》的出台是在楊晶被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撤消及國務委員職務的兩年之後。也就是說，當時對楊晶的撤消國務委員職務的「決定「，完全是無法可依。 那麼，有了這個習近平版的《組織法》為法律依據之後，如今的十四屆全國人大的第五次常委會會議或者是日後第N次常委會會議，就貌似有了撤消國務院某個副國級領導人，比如撤消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的決定權，聽上去完全合法。但深究下去，卻發現如此規定完全是違憲。因為現行憲法中沒有賦予習近平版《組織法》中新增加的如上兩條人事權。此其一。 其二，現行的習氏憲法和習近平版《組織法》中也存在的矛盾之處還有，憲法中對國務院領導人只有任命和罷免，根本就沒有「撤消「一說。所以習近平版的《組織法》中的」撤消「二字就是與憲法相抵觸的。 事實上，中共政權自一九八二年頒布區別於毛時代的新憲法之後，憲法中規定的屬於全國人大任命許可權的所有正、副國級領導人，在時任國務委員楊晶之前，就從來沒有出現過一例中途被罷免的情況。當然出現過主動辭去職務的情況，但都是以第某屆全國人大第某次會議通過接受其辭職的決定的形式完成操作，而不是以某屆全國人大的第N次常委會會議同意的形式。 當然也出現過在兩屆全國人大之間增補副總理或者國務委員的情況，但進行方式也都是按照憲法的規定，在某屆全國人大的某次全體會議上完成操作，而不是由人大常委會越俎代庖。 也就是說，從1982年以來中共當局就從來沒有啟動過憲法中所規定的對某項職務擔任人的罷免程序。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李先念等人曾向鄧小平要求通過全國人大罷免時任副總理吳學謙，但遭到鄧小平的拒絕。 鄧小平採取的辦法是把吳學謙留在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上閑置，同時趕在1991年4月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將時任外交部長錢其琛「增補」為國務委員。這次會議上還增補了鄒家華、朱鎔基為國務院副總理。 總之，2018年2月對楊晶國務委員職務的所謂「撤消」處分，根本就是沒有憲法依據的「新發明」。而事後才出籠的以修改為名，事實上是另起爐灶的全國人大習近平版《組織法》中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根據委員長會議、國務院總理的提請，可以決定撤銷國務院其他個別組成人員的職務……」這部分內容，雖然可以成為「撤消」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的「法律依據」，但因為是和現行憲法的相關條文有直接衝突，所以絕對屬於違憲操作。 當然，在習近平版《組織法》還沒有問世的時候，習近平政權即已經毫無顧忌地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形式，宣布了對楊晶的國務委員職務的「撤消」決定，如今對秦剛也如法炮製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正如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分析過的那樣，到本文截稿為止，秦剛也不過才「失蹤」了兩個月零三天，而上個月底為他的「特殊原因」而臨時召開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免去他的外長職務，只是因為在他秦剛「失蹤」之後王毅「以黨代政」不為西方國家所認同，再加之外交部發言人每天都被問及秦剛的去向已經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這才採取的在最終決定對秦剛施以何類何等處分之前的權宜之計。而對他秦剛的最終處理決定的出台，勢必是要待到中紀委的調查組先完成調查報告，中紀委常委會才會「先拿出意見」，然後才是習皇發話。而這個過程能夠在短短兩個月里就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筆者持謹慎懷疑態度。 當然，筆者對此事沒有任何「內部消息」的前提下，也拿不出過硬反駁外界媒體關於正在召開的這個全國人大第五次常委會議將會對秦剛進行「發落」的說法，但假如9月1日的新華社關於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結束的報道內容中出現了秦剛的名字，那就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免去」秦剛的國務院委員職務 ，第二種和楊晶一樣，只是被「撤消」了國務委員職務。而無論是免去還是撤消，與此同時，大概率也會把王毅的名字替換上去。因為目前的王毅雖然已經「回鍋」外交部，但他仍然還只是黨的領導人，而不是國家領導人。在對外交往，特別是對西方國家交往的過程中，名不正而言不順。 另外，雖然在我們已經分析過了中共政權的全國人大的習近平版《組織法》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擴權」是與憲法規定相抵觸的，但這個《組織法》新賦予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對「國務院其他組成人員」的「生殺大權」，也只是「任免」和「撤消」。 我們假設習近平突然決定對某個在位的國務院副職領導人施以開除黨籍和移送司法的嚴肅處理，那麼此人的行政職務，無論是副總理還是國務委員，都只會被全國人大在某次會議上宣布「罷免」，而不是被人大常委會宣布「免去」或者「撤消」。 分析到此，我們的結論是，無論是正在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還是下次或者下下次會議上，如果只是決定「免去」秦剛的國務委員職務，那就證明已經在內部決定對他「不予追究」了。如果是「撤消」他的國務委員職務，那麼下場就是和楊晶一樣，保留黨籍，行政降級。 如果人大常委會的幾次會議上都沒有拿秦剛說事，那麼他秦剛在明年三月的十四屆全四人大二次會議上被「罷免」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 至於正在召開的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如果不會涉及秦剛的前提下，有所謂的「人事任免」事項純屬常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恆大爆雷，碧桂園爆雷。股市低迷，人民幣貶值，金融一團死水。外企一家接一家地撤離。企業經營困難，失業節節攀升。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同時熄火。中國經濟究竟怎麼了？儘是壞消息。而今夏，禍不單行的還有，洪水滔天（實為人為泄洪），淹了華北，又淹了東北，毀了無數家園，敗了無數農田，死亡數字更是一個無底洞。舉世公認，中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連帶拖累世界經濟。 為何中國經濟一敗再敗？或曰：為何習政權一敗再敗？鑒於二十大之後形成一派獨大，習家軍全面上位，習近平一人掌權，故而，如今的中國政府，只能稱為習政權；如今的中共，只能成為習記中共。習政權一敗再敗，在於習近平的性格。性格決定命運。 習近平的性格特點，總結起來，至少有三點突出之處。其一，權欲重，私心重，生怕失去權力，一切布局和工作以他個人權力為首要顧忌，故而凡事需要「親自」：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其二，疑心重，不信任任何人，哪怕他自己的親信；聽不進任何人的意見，而稍有意見不同，則懷疑對方有二心、心懷異志。其三，固執，頑固，固步自封，冥頑不化，且頭腦陳舊，思維落後，整個精神狀態停滯在舊時代，與新世紀格格不入。 基於他的第一個性格特點：權欲重、私心重， 不肯分權或下放任何權力，必然造成龐大的官僚集團停擺。各級官員遇事不敢做主、也不願做主，只等上令，等習令。愈加滋長了官場懶政、怠政、墮政之風。人浮於事，效率低下。 基於他的第二個性格特點：疑心重，聽不進任何人意見。於是，他更多的聽到阿諛奉承、吹牛拍馬、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不僅聽不到任何真實情況，甚至聽不到任何建設性的意見。即便他身邊那些親信大臣，諸如蔡奇、李強、丁薛祥、李希等人，伴君如伴虎，動輒得咎，也終日誠惶誠恐、膽戰心驚、不敢越雷池一步。 基於他的第三個性格特點：固步自封，執著於舊思維。始終用舊腦筋應對新世紀。面對複雜紛紜的內政外交，他的手法卻簡單粗暴，那就是，生搬硬套舊時代的手段，敷衍應付新時代的變局，用舊藥方對付新疾病。用主觀慾念代替客觀現實，凡事想當然。總是力不從心，卻又認識不到問題所在。實際上，他本身缺乏當今時代的常識、以及正常的感知和認知能力，與多數人、尤其與年輕一代的感知和認知相去甚遠、甚至格格不入。 上述三個性格特點加在一起，必然形成錯誤決策-死不認錯-錯上加錯的惡性循環。性格決定命運，習記中共，焉有不敗之理？ 有人或反駁：說習近平處處失敗，卻為何能夠在權力鬥爭中取勝、且一再取勝？以至於一舉打破任期制、輕鬆復辟終生制，在二十大奪權之後，儼然「黃袍加身」，成為新的帝王，紅朝皇帝。 要解釋這一點，其實並不難，正在於：習近平的舊腦筋暗合一黨專政的舊制度。他充分而狡詐地利用了那個龐大而陳舊的黨機器，為他個人集權服務，不止充分利用密布全國的軍警特，還充分利用龐大而無所不包的宣傳機器，終日為他造勢造神。 換言之，習近平得以集權和復辟，仍是一黨專政的產物。其實，這也是鄧小平時代留下的漏洞：只有經濟改革、空缺政治改革的鄧時代，留下巨大的歷史漏洞，最後，竟讓習近平輕易地鑽了空子。 在一黨專政制度下，當某人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後，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只要他有意獨裁、精心運作、狡詐使力，先憑籍手中掌握的人事大權，不斷換人，任人唯親，安插親信於權力要津，最後全面掌控軍警特；只要他唯我獨尊、六親不認、心狠手辣，憑籍他手中掌控的軍警特工具，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展開大清洗，清除異己，同時製造恐懼；借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迫使黨內官員在恐懼中臣服，哪怕是口服心不服。 然而，回到治國理政，則是一敗塗地、一地雞毛。何也？還是筆者那句老話：一人成功，全國失敗（諸如毛澤東、斯大林、普京等，例子比比皆是。）一個獨裁者的成功，必伴隨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失敗。或者說，獨裁者的成功，本身就建立在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犧牲、為代價的基礎上，這是獨裁的巨額成本、超級成本。專制和獨裁的本質，就是禍國殃民。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傳統的北戴河休假結束了，北戴河的戒嚴和熱鬧也結束了，如今已經恢復了靜悄悄的本來面貌。往常北戴河靜悄悄了，國內外媒體就開始熱鬧了：各種新聞評論和猜測，以及港台媒體的小道消息，就開始充斥著大小媒體。可是如今卻仍然靜悄悄地就像一潭死水，這就不正常了。 這個不正常其實很符合規律。什麼規律呢？就是當中共內部的所謂民主，已經無法糾正錯誤進一步滑向深淵的時候，大家就只能鴉雀無聲了。各部門的問題一大堆，而且互相矛盾，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小習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跳著腳罵人了。這一次的北戴河會議，估計就是這種狀況。 什麼是魚，什麼是熊掌呢？比如說緩和中美關係，是挽救快速下滑的經濟所必須的條件。這個大家都心知肚明，小習也不是傻瓜。可是有一幫人就不能接受了，小習也不太情願。因為負責維穩的黨棍們，更加傾向於戰狼外交，配合一場局部戰爭來化解國內矛盾。這就需要支援俄羅斯繼續烏克蘭戰爭。 怎麼辦？以習近平善於內鬥而不善於治國的特點，不知道該幫誰說話才對了。幫誰都錯，只能罵人。你放了秦剛緩和中美關係，王毅和戰狼派不幹。你放了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國防部長和軍隊主戰派不幹。如何魚與熊掌兼得，不是小習的智慧範圍內能解決的。互相爭論上升為臉紅脖子粗，除了跳腳罵人還能怎麼辦呢？真難為習近平同志了。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這是規律，不可違逆。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的根本矛盾，發展到如今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不得不改頭換面了。這個根本矛盾，就是既要吃市場經濟這條魚，又捨不得放棄一黨專制這盤熊掌。結果就是深度中毒，命不久矣。 有沒有解藥呢？有兩種。一種是小習同志的英明策劃，回到二點零版的毛澤東，斯大林時代。一方面靠現代技術優勢，強化維穩鎮壓；一方面把人民的經濟命脈重新抓在自己手裡。形象地說就是，國有化加上人工智慧的全面監控。把任何反抗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 結果就是這些年產生的資本家們不能適應，正在靜悄悄的配合外國資本家們用腳投票。中產、小資產階級也不能適應，不斷暴雷被割韭菜已經擴大了窮人的隊伍。生活水平已經接近剩餘價值理論的大多數老百姓，只剩下造反一種選擇了。這種危機，北戴河會議的諸公們看得比我們清楚。 平時不敢說話，怕會被整肅。這時候再不說話，誰也逃不過後果自負。至少名義上北戴河還是自由發牢騷的機會，於是所有的責任都集中到了一尊的身上。誰讓你把權力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呢？權力和責任好像真的不能分開了，馬屁精們不會幫你承擔責任。 還有一個解藥：就是徹底改革政治體制，用多黨制約的政治體制，保障法律的正常實施。用法律保障的市場經濟，來實現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這是一條在世界範圍內，被證明行之有效的解藥。但卻是和一黨專政的利益集團相抵觸的解藥。利益集團們能夠捨棄自身短期利益，為全社會謀求這個長遠的利益嗎？ 我無法判斷。歷史上，古今中外兩種先例都有。比較明智的統治集團也可能放棄不可靠的短期利益，為全社會謀求長遠利益。否則就是暴力改朝換代。也許無法實現不流血的革命，就只能等待一場血流成河的革命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中共二十大習家軍全面上位，中國已進入堪稱「逢迎政治」主宰的「新時代」，中共政權也進入了「滅」的沒落時期。 李強引領中共「逢迎政治」 官員講話必提最高領導人指示、精神，歷來是中共官場的標配。但在實際工作中，一直到李克強任總理的時期，中共國務院還有一定的獨立性。到了習近平大秘出身的總理李強上任，他對習近平極盡逢迎，成為開啟「逢迎政治」新時代的標誌。 8月21日，中共國務院進行第三次專題學習，李強稱，習近平總書記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 8月16日，李強主持國務院第二次全體會議，稱在「習核心」領導下，「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回升向好」。儘管中國經濟已呈現哀鴻遍野。 近期華北、東北地區洪水滔天，習近平再次未如前任領導人一樣現身災區，引起不少議論。8月8日，李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卻稱「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牽掛各地受災群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親自部署、親自指揮」。 李強7月31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稱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經濟形勢的科學判斷」。 李強是習近平主政浙江時的大秘，他在上海奉習指令封城防疫搞得天怒人怨，結果照樣被抬上國務院總理大位。以李強的秘書黨思維，他掌握國務院，基本行為準則當然就是服務好習近平，當好「太監」。 3月14日，李強在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說，新一屆政府要以「習近平思想」為指導，國務院定位首先是「政治機關」，要「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實」。 之後，李強制訂了新《國務院工作規則》，減少國務院常務會議次數，同時建立學習習近平講話的制度。這是將「逢迎政治」制度化。 今年5月，李強還罕見以總理身份，陪習視察雄安新區。而過去的總理是不會這麼做的。 李強表面上是為了更好地執行習中央指令，避免政令不暢，但實際上執行的更多是政治指令。而更關鍵的是，作為「一尊」的習近平，並不是全能的，甚至可能是低能。 「全能的習近平」 早在2016年，就有外媒關注到習近平一連串的掛任頭銜。在當時，他不但任黨政軍一把手，而且已身兼7個領導小組負責人，分別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以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這些機構後來基本上已改成了委員會。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文章稱習近平是「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 但習近平真的不是「全能」的，他當全面主席，又號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更可能是因為不放心。 「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習近平在2018年第一次連任國家主席時這樣說。習近平自己就是黨，他什麼都要管，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權力欲，但主要還是他不放心，不安心，不得已。 過去的政治局常委中還有江派、團派人物，他們和習不太協調。現在常委們雖然都是習家軍，但連習近平都公開承認他們是「外行領導」，習有另一種不放心。 不過，習近平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未必是人們想像的事必親躬、勵精圖治的勤政表現，從他在洪災期間，連災區都不去看一眼，就可見一斑。 「逢迎政治」之禍 從李強開始，整個官場表面上都不敢對習有微詞，一味逢迎附和。但搞「逢迎政治」是有後果的。 習近平前三年防疫大搞動態清零，官方也稱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即便體制內外質疑聲音不絕，人道災難不斷，但習自己一直不鬆口，堅持說搞動態清零是「生命至上」。而主管衛生的高官和官媒都一直附和習的說法，維護動態清零，結果一朝潰敗，在去年12月政策大逆轉。 在當局放棄動態清零之前，發生了反封控的「白紙運動」。去年12月1日，習近平也曾對來訪的歐盟官員提到，中國出現抗議，原因是「在疫情流行三年後遇到了問題，大學裡的學生或青少年感到沮喪」。這個消息透過大外宣媒體披露。 習可能只是為自己找個台階下而已。真正讓他低頭的原因是他自己撞到了南牆。因為決策失誤，經濟受重創，政治上官員躺平，社會上民怨沸騰，原來的僵化防疫政策已經走不下去，最後歸因於「白紙運動」，以示他還是聽一點民意的。 最近的洪災也一樣，中共為保北京，向河北泄洪，為保習的政績工程雄安新區，涿州等地被淹，災情慘重。其時中共高層在北戴河休假，網上則流傳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等前領導人在任時到災區視察的視頻。 習近平事後專門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自己聲稱防汛抗洪救災取得了「重大成果」，這和各地災民抗議形成對照，而這種抗議過去是沒有的。 有意思的是，在華北洪災之前，中共官方7月19日曾出版「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關於治水的重要論述」。 官媒指習近平「親自擘畫、親自部署、親自推動」治水事業。中共水利部長李國英更為此書撰寫序言說，習近平關於治水的論述，「在中華民族治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共的水利部長簡直把習近賓士水捧到了「大禹治水」的高度。 這本書在洪災期間遭到不少民眾譏諷，有網友暗諷習是「專業專精的全才型領導」、「全才大將」、「當代大禹，治水有功在千秋」、「文武全才」、「百科全材」。 如果水利部是提前預製這次「高級黑」，李強在網路一片罵聲之際，仍聲稱習「親自指揮」救災，這其實是一種甩鍋。 習近平的治水思想，只是他「無所不包」的思想體系的一部分。我們看過的還有：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習近平強軍思想、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生態思想、習近平文藝思想…… 2021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黨媒刊文，吹捧習近平外交思想，稱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外交工作。然而，外交系統聽從習的「敢於鬥爭」指示，結果四面樹敵。 最近中辦、國辦印發文件，要求將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領導幹部「重要必修課程」，做「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模範實踐者」。 說習近平有經濟思想沒有錯，無非就是國進民退的一套，外交思想也有，就是惡狼外交的鬥爭一套。但要說習有法治思想，就很荒唐，人們都知道中共黨大於法，以黨代法，根本無人權和法治。 習近平既然有這麼多思想，不是靠御用文人搗弄出來就可以的，必須有逢迎者的宣導。 2017年中共十九大後，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內的研究機構，陸續建立了10個「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現在這種所謂的研究中心，在全國至少有18個。 今年4月，中共在全國發動學習「習思想」的運動，習的頭號親信蔡奇負責操盤。而習近平也不避嫌，親自開會下指示。這些都是「逢迎政治」的產物。 在經濟上的逢迎帶來的損害更大，因為習近平大腦思維都是陳舊的計畫經濟元素。當今中國的各類經濟指標幾乎無一點亮色，潛伏著各種灰犀牛和黑天鵝，中國的經濟繁榮落幕已是外界共識。這不是當局禁止唱衰，聲稱形勢大好，就能解決的。習近平為什麼一再強調安全？他如今惶惶不可終日，睡不安枕。 1978年之前，中共搞計畫經濟造成災難，1978年之後中共不得不轉變路線，但仍是由黨來決定市場的配置，本身就是瞎指揮，中共永遠無法「改革」形成真正的市場經濟。到了習近平「新時代」，也只是將九龍治水變成定於一尊。但由於最高層僵化低能，又沒有制衡，更容易朝令夕改，政策前後矛盾。 對於習近平折騰導致的政治黑暗、經濟爛透，沒人敢提異議。況且李強他們還要搞「逢迎政治」，讓朝廷瀰漫諂媚之風。 「新時代」就是「最後一代」 當然，也不能全怪身邊人坑習近平，因為習近平自己也確實聽不進別人一點刺激性的言論。所以他才會一上台就搞了個「妄議中央」的罪名。習近平成了名符其實的「習禁評」。 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紅二代、房產大享任志強質疑當局防疫不力。他罵習近平的文章，2020年3月在網上流傳，同年9月他被以貪腐罪名判刑18年。 中國歷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是能聽忠言的古代明君典範，他說過這樣一句話：「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不忘隋朝滅亡的教訓。他經常說：「百姓好比是水，帝王好比是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還認可魏徵所說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因為他知道自己並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 以馬列主義為宗、本質上與中華為敵的中共政權，本身來路不正，當然不能和中國正統的朝代相比。另外，中共也沒有民主社會良好的自動糾錯、修復功能，它即便有天大的錯誤，製造了多少人道災難，仍然會自吹偉大、光榮、正確。但作為統治者本人，本來有棄惡政、行善政的機會，善政會令統治長久，反之則短促，不論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道理是相通的。 如此，中共到了習時代，在各領域的折騰，只會加速其潰敗。而李強配合習打造的以「逢迎政治」為特色的「新時代」，其實是「爛時代」。去年上海封城時，年輕人躺平對抗中共，誓言做「最後一代」。如今到習近平這一代，其實也到了中共的「最後一代」。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最近，中國經濟接連呈現敗象，引起國際媒體的諸多關注。但中國的金融外資斷流這個更大的事件，卻基本上未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本文分成上下兩篇，試圖說明，投入中國的金融外資，曾經幫助中國挺過了疫情期間的經濟困難，但金融外資最後仍然斷流了，這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將導致中國經濟進一步出現越來越大的困境。本文的上篇業已刊出，下篇著重說明，中國的金融外資斷流，對中國的經濟前景構成多大的衝擊。 一、金融投資：福兮禍兮？ 西方的巨量金融投資投進中國，當然是想在中國的泡沫經濟中「分一碗羹」；客觀上，的確給中國2015年以來正逐漸衰弱的經濟，打了一針強心劑。外商金融投資的高峰年份是2019年和2020年，兩年內達到7,930億美元，相當於同期中國外貿順差的83%。也就是說，中國全國上下拼出口，賺來的貿易順差只不過比似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拿到的金融投資略多一點而已。 對中國而言，外商的金融投資相當於一大筆從天而降的外匯收入，這些資金會被中國的銀行賣給央行，補充到中國的外匯儲備當中去，或者留在銀行的手中運用。外商的金融投資，畢竟是中國的企業借來的錢，其中的債券投資是要連本帶利償還的；而私募基金投資的項目一旦成功，外商投資者作為股東，則會出讓股權，套現走人。 無論是哪一種金融投資，當外商回收金融投資時，集中管理外匯的中國政府就需要支出相應的外匯。從外匯管理的角度看，外商的金融投資其實是國家的負債。借來外資用一用，雖然短期內是好事，但從長期來說，終有一還；而一旦經濟泡沫破滅，中國的企業倒賬不還了，所有借錢給中國企業的西方投行都會睜大眼睛盯著中國，看中國政府是否幫助中國的企業償還國際債務。這就是最近幾個月以來，華爾街的媒體幾乎每天都在報道中國經濟種種亂象的原因，因為華爾街從中聞到了投資變成壞賬的味道。 如果中國經濟的大勢向好，那麼，外商的金融投資會產生向上的助推作用；若中國經濟滑坡難免，則外商的金融投資就會成為致命的外匯負擔。而更加致命的是，當中國的經濟已習慣於外商金融投資的潤滑作用時，中國房地產業的領頭羊又由於國內原因而一蹶不振，那麼，只要外商的金融投資被倒賬，就會激出西方的金融投資斷流和外企撤資潮。而外商的金融投資斷流，對下滑中的中國經濟大勢，必然成為向下的助推力，這就是當下和今後中國面臨的局面。 二、外商金融投資的經濟與非經濟作用 對中共而言，從華爾街吸金，顯然比拼出口容易得多了。那這樣巨額的金融投資到底產生了什麼效果呢？2019和2020年，中國的GDP一共增加了8百億美元；也就是說，這兩年里，西方的金融投資是中國GDP增量的10倍。這些金融投資基本上對中國經濟沒有明顯的拉動作用，但客觀地講，對穩定中國經濟卻有重要幫助，所以我用潤滑劑來形容西方的金融投資。正因為有了華爾街的巨額金融投資，中國經濟在2019年和2020年才勉強維持住了；換言之，如果沒有這些金融投資，中國經濟早在三年前就大滑坡了。中共很清楚，國外金融投資已經取代外企建廠開店，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重要資金來源，但中共從來不讓其國人知道這一點。 西方的金融投資還產生了另一個非經濟的作用，那就是，它成了維繫美中關係的最後一根紐帶。過去幾年來，由於中共擴軍備戰、大量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美中關係每況愈下，但中共在美中關係的國際政治和軍事對抗方面，始終十分強硬，老神在在，因為中共覺得，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越多，中共手中的底牌就越好，不怕美國翻臉，因為對華爾街來說，美中翻臉的經濟代價太大。 而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美中關係需要「去風險化」，不能受制於中共。這裡所講的風險，包括技術、軍事、金融等多個層面。這就回到了本文上篇提到的，華爾街金融投資給自己「埋雷」這個問題了。由於華爾街通過私募基金對中國初創企業的投資，四分之一都與中國的軍工需要相關，因此，這些投資實際上意味著，華爾街對中國的的金融投資，增大了美國面臨的中國風險。 事實上，中共只是在利用華爾街的金融投資來開發中國需要的各種軍用科技，但絕不可能讓華爾街了解這些初創企業真正的研發進展，因為那是中共的科技絕密。如果這些初創企業不成功，華爾街的私募基金投資自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若中國的初創企業用美國的資金取得了研發進展，中共則會輕鬆地安排中國的初創企業「金蟬脫殼」。這樣的設想，只是金融全球化過程當中，美中金融的往來不發生突變時的場景；但是，突變還是發生了。 三、拜登限制對華金融投資 今年8月9日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宣布將限制美國的私募股權、風險投資以及合資企業對中國的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和半導體這三大敏感科技領域的投資。對此，國際社會反響很大，雖然這項行政命令只是直接將三個與中共軍用科技相關領域的美國金融投資斷流，它實際上波及的是整個華爾街的對華金融投資。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所用標題是，《美國對華投資禁令將進一步推動美中脫鉤》。這篇報道指出了一個前景，即拜登的這個行政命令，關係到美中經濟關係脫鉤；而這樣的脫鉤會讓美國和中國都會受到很大衝擊，當然也關係到世界經濟格局的未來大變。 拜登的禁令並非無的放矢，據PitchBook Data的數據，自2016年以來，美國投資者參與了700多個中國初創企業在AI和半導體領域的合資項目。此禁令生效以後，中國政府會儘快把這些企業變形成它可以主導的項目，並直接或間接地把華爾街的私募基金投資留在被空殼化的初創企業里，令這些私募基金項目的美方投資者血本無歸。而後，白宮的該行政令對華爾街的金融投資自然會產生重大的寒蟬效應，何況先前的投資可能都變成了「肉包子打狗」。 從拜登的禁令宣布之後的反應來看，華爾街並未表現出非常震驚的態度。其實，這道禁令已經醞釀很久了，白宮一直投鼠忌器，害怕傷到華爾街。現在華爾街在禁令公布後似乎比較淡定，顯然是因為，華爾街已經知道，先前總共約兩萬億美金的對華金融投資，由於中國方面的原因，本來就已經難以回收了；而白宮的禁令不過是在「傷口」上貼上了「創可貼」，防止今後再發生類似的投資損失。 所以，無論是從商業風險的角度去考慮，還是從美國政府對中共的金融制裁來看，華爾街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今後無疑將會斷流。華爾街從完全信任中共，到徹底拋棄中共，在短短五年中出現了180度的大轉變；而過去幾年裡維繫美中經濟關係的最後紐帶—對華金融投資，即將被切斷。金融投資是經濟全球化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過去幾年裡，金融全球化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即資金投入變成以中國為重心，其規模遠遠超出對華實體投資的規模。這個金融遊戲的突然中止，當然對全球金融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四、金融全球化的中國命運 對華金融投資的斷流，是一個意外嗎？其實不是。當今世界上，信任中共、喜歡中共的，多多少少都有點象迂腐的「東郭先生」，甚至可能比東郭先生還迂腐。它們把中共這頭狼看成了可愛的「寵物」，那不過是幾十年里留下來的陳舊印象。 美國在尼克松時代把中國發展成了對抗蘇聯的冷戰盟友，因此，幾十年里美國的歷屆政府一直信任中共，開放技術和投資，還把美國的市場給中共用來積累財富，中國才得以繁榮起來。過去，中共只是個「狼仔」，又小又弱，於是被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商人當成了「寵物」；然而，「小狼」被餵飽了，長壯了，它就要咬人了，那是它的本性。 和中國做生意，誰都希望國際環境穩定，中國與國際社會也保持和諧，這樣中國的經濟穩定繁榮，外商的生意才能順利。但是，世界各國的企業家都被經濟全球化所蒙蔽，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中國不是民主國家，是共產黨執政，共產黨一旦有了一點力量，它就會試圖擴大統治範圍，破壞和平。這與其領導人姓什麼，其實沒有多大關係。姓鄧的以前戴牛仔帽、姓江的當年跳草裙舞，是因為中共還是「狼仔」，要討好「飼養員」；而姓習的如今玩航母編隊、擴大核武器裝備，是因為自認已長成「頭狼」了。 中美關係最近幾年來的逐漸惡化，破壞者都是中共。當中共不斷擴大對美貿易順差，卻對西方國家設立市場限制時，當中共大規模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時，川普用加關稅的辦法，試圖逼中共坐到談判桌上，結果中共寸步不讓、針鋒相對；當中共在美國的間諜活動日益猖獗時，川普關閉了中共在美國的休斯頓領事館，同時加大力度打擊中共在美國收買的技術間諜，中共並未收手；中共威脅台灣，美軍不得不頻頻發出警告，並開始調整部署，應對中共的軍事威懾；中共經濟開始下滑時，曾誘使西方送去金融投資，之後拜登才決定要斬斷中共對華爾街資金的覬覦之心。 凡是忽視中共真正戰略意圖的人，都不願意麵對以下四個基本事實：一，2020年初中共派海軍艦隊到中途島美國海軍基地去挑釁，宣稱「劍指珍珠港」；二，在南海強行霸佔公海，造島建七個海軍基地，構建對美髮射核飛彈的「深海堡壘」；三，不斷擴大核武庫數量，準備把核飛彈打到美國全境；四，最近與俄國一起派艦隊到美國阿拉斯加州外海演習，進一步威脅美國。中共所做的這些一再說明，共產黨政權從來不放棄統治周邊地區乃至全球的國際野心，它現在正威脅東亞的和平與安全，這並不是一個國際社會可以信任的政權。 從華爾街金融投資的失敗當中，至少可以看到四條教訓。第一，不能假定中共會信守商業誠信，金融全球化延伸到中國之後吃了虧，即為典型案例；第二，中國的經濟繁榮本來是個大泡沫，現在已經到了泡沫破裂的時刻；第三，看不到經濟全球化會養肥中共這頭「狼」，那是國際戰略上的重大誤判；第四，自由世界早晚會遇到中共對外霸權的威脅，這是經濟全球化將重點移師中國的必然結果。 五、金融外資斷流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 要判斷中國金融外資斷流對中國經濟有什麼影響，可以有兩種觀察角度。從小局看，似乎微波不驚；而從大局看，則非同小可。 所謂的微波不驚，是指很多人緊盯著人民幣匯率。這個匯率會不會隨著拜登的禁令應聲大跌呢？很可能不會。原因就埋藏在筆者7月27刊登在本站專欄的文章里，這篇題為《中國的金融命脈日漸枯竭》的文章介紹了一件事，2016年起，中國所有商業銀行的外匯頭寸被央行「清零」了。這個外匯儲備統計上的變化，從此再也沒改回來。而此後幾年，華爾街金融投資蜂擁進入中國之時，上萬億美元的金融投資，並沒讓央行的外匯儲備明顯增加。 很顯然，這裡面有蹊蹺。但是，稍微想一下就明白了，央行不把金融投資納入自己的外匯儲備，其實是有道理的。如果外匯儲備突然躍增，不僅暴露了巨額金融投資的注入和外債劇增的真相，而且也讓先前「清零」商業銀行外匯頭寸的造假之舉，被公諸於世了。為避免這些不利於中共形象的真相曝光，中國的央行讓商業銀行把這些金融投資帶來的外匯留在各自的手裡。這就方便了中共現在運用商業銀行手中過去幾年裡積累的外匯頭寸，來干預國際市場，設法減慢人民幣貶值的速度。所以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肯定趨於下降，但中共不會讓它大幅度快速跌落，因此，短期內匯率可能是微波不驚。 但是，金融外資斷流，從中國經濟的大局看，卻是非同小可之重大事件。這次拜登對中國的投資禁令，實際上關掉了華爾街對中國金融投資的閘門，這也是對全世界金融界的一個嚴重警告。 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早已惡化，其中的三個層面分別是貿易、技術轉讓和金融外資，現在後兩個方面基本上關閘了，唯一還保存的，就是「世界工廠」剩下來的大半個供應鏈體系的產品出口，依目前動態來看，已屬每況愈下。因此，美中經濟關係對美國對華政策的羈絆變得越來越小了，而相應地，中共對美政策的迴旋餘地也越來越窄。美中關係影響全球，其格局之變，各國豈會漠然視之？ 金融外資斷流之後，中共還面臨一個國際金融政策上的重大考驗，那就是，是否公然吞掉華爾街那兩萬億金融投資。美國金融界現在正拭目以待，中共果若一吞了之，那就觸犯了天下大忌，讓全球商界都看透了中共蔑視國際商業規則的真實嘴臉，那時，中共的對外開放就算被它自我毀滅了。 拜登的這個禁令切斷了中共從國際金融界獲取投資的管道，今後中國的經濟將會進一步惡化。與此同時，全球供應鏈還會繼續調整格局，避開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美中經濟關係因此清晰化了，美國在切割對中國的經濟關係方面，把金融這個最重要的部分切斷了。不過，金融外資斷流，對中國國內的投資規模影響不大。現在中共雖然不斷擴大貨幣投放，試圖刺激投資來拉動經濟，但企業面對日益蕭條的市場，缺乏投資意願，而居民面對房價趨於下跌的房地產市場，也不願意貸款買房。所以，今年7月的金融數據顯示，貸款和社會融資的增量斷崖式下滑，這個「印鈔機卡死」的趨勢將會持續下去。中國民眾期待經濟重現活力的期望，似乎是落空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中國最大的房企碧桂園出現危機，人民幣匯率也開始再度開始下滑，引起諸多關注。但是，一個直接導致此事的更大事件，中國的金融外資斷流，卻基本上未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本文就來分析，何謂金融外資斷流，為何會斷流，以及金融外資斷流將對中國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嚴重後果。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幾乎牽涉到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一篇短文難以釐清，所以分成上下兩篇。上篇主要介紹，外國的金融投資如何成為中國的外資主力，以及以華爾街為主的金融投資在中國遇到了哪些麻煩。下篇則分析，華爾街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被迫斷流，將在多大程度上構成對中國經濟的重大衝擊。 一、外商投資的兩條路徑 通常所說的外資，實際上是兩種，一種即大家熟悉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又稱「綠地投資」），這是指外商投資實體企業，建廠房、租店面，開廠開店。而另外一種外企投資的規模更大，動輒上億美元，那就是金融投資（又稱「證券投資」）。但是，中國的很多人往往以為，吸引外資只是接納外商的直接投資，而對外企的金融投資不甚了了，甚至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也如此認知。 一般來講，西方國家的企業對發展中國家投資，往往主要是直接投資，辦廠開店，因為發展中國家國力有限，金融市場不發育，不具備吸納外國金融投資的吸引力。但是，當被投資國是中國這樣的大國時，因為國家規模大，經濟體量大，一旦其國內金融市場成長起來以後，就可能會吸引西方的金融投資者。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長期以來，外商投資都是以直接投資為主，所以中國官方公布的外商投資只包括這個部分。但去中國的外企投資，其實早就悄悄地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從2016年開始，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已悄悄地變成以金融投資為主了。 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以美國為主，因為美國的國力基礎堅實，金融實力雄厚，而且，世界級的全球金融中心也在美國，即紐約的華爾街。對中國的外商證券投資，主要來自美國的華爾街。所謂的證券投資，包括兩個部分，即債券和股權。其中所謂的債券，主要是外商購買中國的公司債券，比如投資恆大、碧桂園在香港發行的美元債券；而所謂的股權，指外商投資給中國的私募基金。 二、金融投資成為中國的外資主力 講清楚金融投資的類別和特點以後，就可以進一步來介紹，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金融投資，是如何變成外資主力的。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一直到2004年底，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累計為3,690億美元（以下數據均為美元），證券投資累計數是968億，後者僅為前者的四分之一；而到了2021年底，當直接投資累計數上升到36,238億時，證券投資累計數則躍升到21,554億。對比這兩類外商投資的累計數（存量），可以看出，證券投資對中國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了。但這樣的存量數據對比，還不能從動態上清晰展現出外商的證券投資活動是何時開始活躍起來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分析外商的證券投資活動跳升的那些年份的流量數據（即當年投資額，而不是累計數額）。這些數據無法從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中找到，因為國家統計局不掌握這些情況。中國負責掌握外國金融投資動態的機構是國家外匯管理局，該局年報中有一份「國際投資頭寸表」，從中可以找到每年金融投資的數據。 從最新的外匯管理局年報里可以看到，從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中國一共拿到13,071億外國證券投資；而同期外商的直接投資才8,687億。五年中全部外商投資里，證券投資佔六成，而直接投資只佔四成，很明顯，過去幾年來，金融外資已經成為中國的外資主力了。若從金融投資的動態來看，最集中的年份是2019和2020年，這兩年里，證券投資佔三分之二。如果看2017到2021年的投資流量，五年里的證券投資當中，45%的資金購買了中國的公司債券，55%的資金都投在私募基金上了。 三、私募基金的雙重風險 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是一個許多人不熟悉的金融領域。它是指美國的投資銀行與中方合作者簽下投資某些中國初創企業的合資協議；西方投資者是合股人，不管初創企業前景如何，投資者十年內不能撤股。 投資初創企業，一般是面向高科技研發的風險投資，如果投資者錯判了初創企業的技術實力和市場前景，可能因為初創企業研發失敗而血本無歸。但是，如果投資者所選的投資對象在技術研發中獲得成功，並在市場上站穩了腳跟，將來成功的初創企業上市之後，西方投資者的股權可以隨股價上漲而獲得很高倍數的利潤，那時投資者就能通過轉讓該公司的股份，而收回投資和所獲利潤。 所以，投資私募基金後，需要等初創公司技術研發成功、佔領市場後，這樣的公司或上市或被收購，那華爾街的投資者作為股東，才可以將股權出售給其他買家，從中獲利。華爾街的投行對中國國情的理解是，要想投在私募基金上的錢不泡湯，最好中國的初創企業有官方背景，那樣就比較可靠。但這官方背景恰恰就埋下了華爾街今天被迫「割肉」的「地雷」。8月11日《華爾街日報》披露，華爾街在中國參與的私募基金項目將近3千個，四分之一與軍工相關。這個「地雷」問題，也就是西方投行「下注」中國私募基金的風險之一，我將在下篇介紹。 而私募基金的另一重風險則是，企業的投資人不但不能退股，而且連要錢都不如借錢給企業的人地位優先。在私募基金項目里，外商投資者是股東，一旦所投資的企業經營失敗、破產清盤時，企業的剩餘資產如何清算，股東的排序不能優先，反而是排序在後。以今年3月恆大公司的資產重組為例，它把境外債務分為A組和C組，A組債務包括優先擔保票據和債券、貸款，將優先全額賠償；而C組債務是私募基金，股東作為債權人，只能「差額索償」，也就是看恆大剩餘財產之多少，得到部分的賠償。 四、華爾街的錯判 為什麼華爾街這麼熱衷於對中國做金融投資？2005年以前，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並不多；最近幾年金融投資才熱起來了。其實，這場對中國的金融投資熱，基本上建立在對中國經濟形勢的誤判之上。 中國經濟早在2015年就出現了明顯的泡沫化徵兆，當時中國國內都在講，經濟正在「脫實向虛」，其最大的特點是，從地方政府到民眾，都拚命借錢炒房地產，房價則迅速飆高。但那時中共仍然在吹噓中國經濟穩定向好。 雖然華爾街各投行都僱傭了不少精通數學模型的高學歷人才，但是，數學模型只能用歷史數據來模擬和外推，卻很難把握不透明的中國經濟之內核。偏偏在中國的經濟被房地產畸形發展的泡沫淹沒在一片迷霧當中的時候，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誤以為，投資中國的最佳時刻來了。他們不相信中國的房地產泡沫會破滅，反而以為，中國政府會力挺並保護房地產業這根中國經濟的支柱，因此爭相充當中國房地產公司美元債券的「接盤俠」。 與此同時，中共高層2015年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催動了「晶元大躍進」，這又讓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以為，他們到中國去玩自己熟悉的私募基金項目，是一個乘東風的大好機會。於是，大批金融投資便搶進中國。 這就是華爾街精英決策擴大對中國的金融投資的第一個錯誤判斷；在投資中國的公司債券和私募基金這兩個方面，都錯判了中國經濟泡沫化的大趨勢。 投資中國的公司發行的美元債券，多少還可以根據公司公開的財務報告來跟進其業務，了解這些公司經營狀況的變化。那投資私募基金，就沒有公開資訊可以參考了，因為私募基金投資的對象是初創公司，它們的運營基本上是個黑箱，外人根本不知道這些中國的初創公司運轉是否良好。於是，華爾街精英們為了讓自己投資的初創公司取得成功，會為這些公司送去初創公司所急需的專業知識和信息，這正好掉進了中共的「藉資本引入知識」的陷阱。此乃華爾街精英的第二個錯誤判斷。 華爾街精英的第三個錯誤判斷則是，他們忽視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即中國初創公司的政府背景恰恰是外國投資者的致命傷，對美國的華爾街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中國在針對美國擴軍備戰，華爾街的私募基金項目有四分之一卻投資到中共的軍工研發項目，其後果，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而言，十分具有威脅性。 五、恆大、碧桂園美元債券倒賬：「多米諾骨牌」啟動 華爾街在中國的金融投資被「割肉」，始於2021年9月。彼時，中國排名第二的房地產公司恆大集團爆發債務危機；拖到2021年12月，恆大宣布，無法履行債務責任，即賴賬不還了。恆大除涉及巨額國內負債之外，還欠下了大筆美元債券，境內外總債務高達2萬億人民幣，另外還有大量隱性負債。而恆大的外債當中，就有華爾街購買的大筆無法得到償還的美元債券。 今年3月恆大終於明確擺出了賴賬到底的姿態，它與境外債主達成債務重組協議，舊債到期不還，用新債代替舊債，推遲償付時間。今年4月末，除了重組的境內外債券之外，恆大還累積了近3千億人民幣的到期未能清償的債務。債主們現在只能被迫接受恆大倒賬這個現實，號稱「世界級」的中國次大房企恆大，現在成了世界級的「老賴」。 今年8月上旬中國房地產公司崩盤的「多米諾骨牌」倒下了第二塊，排名第一的碧桂園公司也進入了賴賬階段。碧桂園證實，無法支付兩筆共計大約2,250萬美元的美元債券到期利息。這兩筆債券的面值一共是10億美元，連利息都付不出，本金恐怕也還不了了。 到了8月17日，恆大終於宣布，已經在紐約申請破產保護。這樣做的目的是，防止部分債權人在恆大重組之後於美國提起民事訴訟，導致恆大最有價值的資產被扣押。申請破產保護，是企業走向破產清算之前的最後手段；如果難以起死回生，企業將最後被迫進入破產清算程序，終止營業。恆大走向破產，對境外投資者是一個嚴重的警號。恆大的2.44萬億人民幣總負債當中，借款的27.3%是以美元和港幣計價的，其境外債務規模約1千億美元，償債能力十分可疑。華爾街的一批美國的銀行因此股價下跌，香港股市則跌入了熊市。 六、美國對中經濟、金融：「去風險化」 很多醉心於經濟全球化、又缺乏國際眼光的人，現在還在懷念昔日全球產業鏈的擴展和繁榮。但是，這樣的看法現在已經落伍了，那什麼是現今最新的國際經濟思維呢？ 美國華府有一個專註於技術政策的機構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最近，在這個機構任職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官員Liza Tobin講了一段話，很有代表性。她說：「多元化、去風險、脫鉤、脫離——你喜歡哪個詞就隨便選哪個——這種話題確實已在華盛頓深入人心，越來越多地進入矽谷，而且確實也在向華爾街傳播」。她的意思是，以前，關於美中經濟脫鉤，只是在華府政策圈裡討論，然後矽谷這樣的高科技中心也開始關心這個問題，最後，連華爾街都不得不坐下來討論這個前景了。 確實，與華爾街相關的金融媒體，最近都非常關注中國的經濟新聞，並且根據這些動態，不斷做出反應。比如，不久前，中共下令中國最大的幾家官辦銀行向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貸款，以幫助地方財政克難，而且要求貸款必須長達25年，前4年不付利息。華爾街立刻聞到了危險的「味道」，因為這樣的銀行貸款將無法償還，必然成為銀行的壞賬，並危及這些銀行的生存。於是，這幾家中國最大的銀行在國際證券市場上的評級，馬上被調到最低，華爾街的投行建議其客戶，賣掉這些銀行在中國境外發行的股票。 雖然商界喜歡講「在商言商」，就算他們可以暫時不理會中共的擴軍備戰，但華爾街不得不關注自己投在中國的巨額金融投資的安危。當中國接二連三地出現危及這些金融投資的經濟警號時，華爾街再也不能無動於衷了。當它們想到血本無歸的可能而不寒而慄時，就不會對中國投放任何新的金融投資了。 可以講，華爾街現在對中國金融市場的熱衷和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憧憬，已經被中國當前經濟敗象百出的狀況擊得粉碎，它們剩下的無可奈何的選擇，只能是「去風險化」。華爾街先前對中國狂熱的金融投資，事實上幫助了中國經濟泡沫的擴大；而如今華爾街金融投資的斷流，則會加快中國經濟的滑坡。筆者將在本文的下篇具體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