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新代言费全归她自己？网传分账说法引热议
2026 年 8 月 7 日
许家印在美国申请破产，中国经济大厦已可以听到呃呃倒塌之声。许家印的恒大是中国房地产巨头，这个巨头实际上早已破产了，如同消耗医疗资源，无可挽救的植物人，拖得时间再长，也有到头的一天。 中国的房地产是中国血色经济的一部分，是一个从头到脚都渗透血汗的行业，圈地圈田后是强拆强迁，建房造屋奴役民工，炒价卖屋，让购房者终其一生成为房奴。而地产商获百倍暴利，官员分脏盆满钵溢。现在楼市下滑，百姓资产缩水，甚至成了负资产，可怜见的是交了钱，房子成了烂尾楼的买家，人财二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寒士俱欢颜，变身为惨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寒士尽落泪。 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百分之二十多的份额，被称为建筑狂魔的中国地产商，这些年在中国建了九亿多套房子，平均一个多人就有一套，虽然早已严重过剩，但仍然压着房价不降，居民不是掏尽积蓄，就是望房兴叹。于此同时，造房运动仍然方兴未艾，造房子就是GDP，就是政府的政绩，就是收入。地产商则反正造房是银行的钱，卖得出卖不出一样赚钱。这样一种官商勾结坑蒙拐骗，打家劫舍式的建房卖房，一直持续到资金链断裂。 恒大在美申请的破产是保护性破产，也就是说这个破产一当被批准，中国的债权人无权获得赔偿。恒大在海外的债务有千亿美元之巨，是由中国银行联名担保的，拿不出钱就要拿中国银行的资产抵债。也就是说恒大把中国债务赖掉的同时，海外的债务还要中国偿还。许家印的高借债，高扩张所造成的灾难全由中国民众买单。许家印看似地产巨擘，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骗子。他作为私企党委书记，曾经说过“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说得好，他就是一个人鬼不分的党徒恶棍，他的命运与党的命运也必然绑缚在一起。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庞大的官僚机构，穷兵黩武的军费开支，镇压百姓的维稳费用，穷奢极欲的生活，海外的大撒币大都靠地产经济。现在这个产业崩盘了。其它经济领域也都处在前所未有的萧条之中。中共政权财政的危机是超级的，无解的危机。中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也是世界上最富，可以任意收割税款与挥霍的政府，现在财政枯竭，政权也难以维持下去了。 最近习近平号召大家要过苦日子，要有风险意识，对付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的挑战。但他的政治意志“中国梦”依然我行我素，军费开支不减反升，撒币的钱也不能少，维稳经费更是动不得，没有钱就收刮，收刮不到就抢。普通韭菜被收割得躺平了，收高级韭菜，现在已收割到医生头上，负有巨额债务的地方政府也不得不开始对公务员实行减薪，当实施行政命令的公务员都被减薪，都要躺平，这个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许家印的恒大破产，因着中国的政治被人为的推迟了，中共政权这个罪大恶极早该崩溃的政权，也因着中国特有的政治拖到现在，今天终于看到他处在崩溃的倒计时。当这个作恶已尽的庞然大物崩溃时，只要还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其惨烈的程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王朝覆灭的历史可以参考比拟。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中国近期爆发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金鸡母”中融信托爆雷事件，震惊中外金融市场，甚至被喻为中国版金融海啸雷曼风暴，然而此比喻是否公允？恐怕没如此简单。 中融信托是中国中央企业，据悉由央企经纬纺织机械公司控股，持股比例37.47%。号称民营实际仍由中共掌控的中植企业集团（中植）也持股高达32.99%。中植是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近年宣称管理资产规模逾兆人民币，员工逾万名，对中融信托影响力甚大，中融信托是中植旗下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堪称集团“金鸡母”。 中植集团“金鸡母”中融爆雷 中国所谓中央企业，意即中央直属企业，简称央企，是指由中国国务院或其授权的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等机构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企。2022年12月31日中国国务院国资委所发布资料显示现有央企98家。 中植集团业务包括金融、投资、财富管理、新金融等领域，旗下金融平台有中融信托、恒天财富、新湖财富、大唐财富、高晟财富以及数十家大规模私募股权基金。2021年底创办人暨掌门人解直锟竟在60岁壮年意外死亡，成为近年轰动中国金融江湖的悲剧。 近期中国多家龙头房企爆发债务违约，恒大集团承认资不抵债，中国最大民营房企碧桂园以及富力相继违约，中植连带深陷违约困境，旗下中融信托爆出暂停兑付，部分分析人士指出此事件非同小可，仿佛“中国版的雷曼风暴”，中国各产业将出现挤兑与倒闭等骨牌效应，不会仅限于金融投资领域。 中国媒体报导，8月10日开始关于“中融信托产品暂停兑付”的消息在中国网路平台疯传，声称至少已有3500亿人民币信托商品暂停兑付，涉及规模恐怕高达6000亿人民币，迅速波及多家金融公司。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随著中国多家大型房企、银行与地方政府深陷财务危机，终于严重冲击中植资金链断链，中国国务院为避免连锁效应已经成立危机小组，对传媒下封口令，并对受害人采取维稳与拖延措施。 中国《财联社》8月11日指出，中融信托暂停兑付消息近日已在网路上疯传，至少已有三家上市企业（咸亨国际、金博股份、南都物业）坦承受到波及。此前中植集团“恒天财富”员工也披露该集团于六月首度违约，至少冲击十五万名投资人与五千家企业。 《财联社》引述中植旗下大唐财富前员工指出，中植集团四大财富公司销售的中融信托投资组合商品已暂停兑付，四家公司发行的特定企业相关信托商品也已停兑，前者规模约一千亿人民币、后者高达两千五百亿人民币，还不含中融信托商品，停兑金额已达六千亿人民币。 在中植旗下恒天财富工作七年的理财顾问梁炬亮发文指出，六月发生因为大量应收款未能到位，造成逾期兑付违约，为免风险扩大，7月19日起暂停集团债权类商品募资与兑付，该文强调当时事件涉及二千三百亿人民币，中国“将出现建国以来史无前例的大型债权违约事件，被迫进入通过债务重组来偿还投资人权益的流程中”。 中国《证券时报》也指出，中融信托兑付危机早有迹象，中国上市公司咸亨国际8月5日曾经公告，由于中融信托部分商品逾期兑付，导致公司收到上交所寄发的监管工作函。 近两个月来尽管传言甚嚣网上，但中植集团讳莫如深，中国官方也迟未表态，犹如“躺平”，直至近日中国上市公司陆续公告因为投资中植集团理财商品“踩雷”，终于纸包不住火，中植恐怕早已深陷财务危机。 引喻失义只是简化危机 中融信托这只爆雷怪兽是如何长大的？中国财经媒体《财新》指出，2008年（当时全球正深陷次贷危机金融风暴）中共所谓“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付诸实施，中国基础建设与房地产投资等计画大量开张，信托行业爆量成长。然而近年经济下行，房地产业急速下行，加上中共当局实施“去杠杆”，整治P2P行业、影子银行、第三方理财市场乱象，市场急遽收缩。 然而当时中植却依然逆势扩张，旗下四大财富管理公司存量资产管理规模合计数兆人民币，理财商品数万种。中植投资策略公然违背官方房市调控政策，例如中国当局曾于2016年开始几度喊出“去杠杆”、“画红线”，开始调控打房，中融信托的房地产资产却从2017年开始大幅飙升直至2020年，例如中融信托房地产业务占比，2017年至2020年分别为6.61%、10.99%、17.65%、18%。 不料2021年创办人解直锟突然离世，富可敌国的中植集团动荡不安，加上疫情冲击以及后疫情时代经济仍旧凋敝，叠加之下致使中植集团“拆东墙补西墙”，陷入类似庞氏骗局之恶性循环，终至爆雷。 中国《澎湃新闻》与《中国房地产报》指出，中植集团是中国众多房企背后“金主”，近年在中共当局“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下，房企从银行贷款受限，中植旗下中融信托等公司竟成新融资管道。近年中国房企不景气、违约事件频传，曾与中融信托合作的“朋友圈”相继爆雷，例如恒大集团、融创、华夏幸福、阳光城、蓝光集团、泰禾集团。如今部分分析认为，中植爆雷恐让中国陷入类似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雷曼风暴危机。 喻为“中国版的雷曼风暴”是否公允？值得商榷。2007年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金融机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深陷其中，股价崩盘到不到一美元，于2008年9月15日在美国财政部、美国银行及英国巴克莱银行相继放弃收购后，申请破产保护，其发行的连动债价值暴跌，投资者损失惨重。雷曼兄弟公司负债高达6130亿美元，其破产被认为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指标案例，而这场约莫15年前的金融风暴所造成全球损失，迄今更是难以估计。 眼前的中植爆雷危机，不论体制、成因、规模、背景、金融市场环境，以及透明度、媒体舆论国会等监督力量，都跟次贷危机乃至雷曼风暴当时不可同日而语，雷曼涉及的股权结构简单得多，更严重的是监管者中国官方对此处理态度几乎“躺平”，论者倘若对此危机引喻失义继而模糊焦点，恐怕简化问题、曲解问题，当然也难断解方。 总之，中植爆雷再次凸显中共执政失能与不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国际与中国市场经济脱钩（decoupling）的重要性，纵使国际政治碍于现实只能警告到所谓“去风险”（de-risking）的程度，但残酷的事实终究会说话，对于中国一再发生的市场风险，投资者最好别再视而不见、执迷不悟。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从7月开始据称为期一年的医疗腐败诊治，被三座大山之一”看不起病”压迫多年的中国公众本应叫好，但结果却出人意外，国内网络因为受控于官方，海外中文网络却出现了为受惩治者抱不平的声音。作为关注中国腐败治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者，无论如何不认为这对中国社会是种福音。 在此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习近平整治房地产市场与教辅市场的情况，这样便于理解整治医疗腐败的现状。 反腐：官媒叫好，民间与海外奚落 早在1990末，我就说过，中国三大行业的腐败，将导致整个社会无可救赎： 一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这个被赋予维护社会公正使命的法律共同体（民间称为“黑蛇”，因法袍黑色得名）；二是教育行业，这个行业被称为“塑造人类灵魂”（得名“眼镜蛇”）；三是医疗行业，这个行业的使命是治病救人（因医护人员着白大褂得名“白蛇”）。 中国的法律共同体腐败，从法院一系来看，已经有三位原最高法院副院长贪腐受贿案（2009年黄松有案、2017年奚晓明案、2022年沈德咏案）作为本时代法官腐败的铁证。这个共同体腐败难以惩治，原因在于权力太大，而且“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舆论监督太空，纪委监督太晚”。医疗、教育两大行业则早在世纪之交就成为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当中的两座（另一座是住房）。 按道理，民怨集中之行业受到整肃，应该出现“小民鼓掌，咸与称庆”。但从习近平当政以来，所有的反腐反行业腐败垄断行动，舆论基本上两张皮：国内媒体一律叫好，国外媒体则从权力斗争、打击政敌等方面评价，基本无视腐败本身，最后还莫名其妙地出现同情腐败者声浪。到了习近平“反新三座大山”的行动，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不过，看起来一样的负面评价，内里原因却很不相同。 整治房地产意在抑房价，百姓痛惜家庭财富缩水 大概从2020年开始，习近平将执政主题调整为解决民生，整治给老百姓带来沉重压力的“新三座大山”，先从房地产入手。 房价收入比证明中国的房价确实太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到2019年，中国平均的城市房价收入比已上升至9.1。据加拿大城市改革研究所(Urban Reform Institute)和公共政策中心(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一份报告，201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四倍，而澳大利亚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六倍。许多城市家庭因购房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基于此，习近平发话：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炒的，想通过打击炒房让房地产市场降温并降价，让人们买得起房子。 但是，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相当高，抑制房价就伤害到房屋拥有者的家庭财富帐面资产。2019年10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住房拥有率达到96%。德邦证券2022年7月报告《迎接存量房时代：中国住房供需十年变动》中称，2020 年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为 73.8%；任泽平团队2018年报告《中国住房存量测算：过剩还是短缺》，中国城镇居民约70%居住在自有住房。这三组数据均高于全球主要大国，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率堪称全球第一。 根据全球经济指标网的数据，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大部分在60%左右，截止2017年年底，日本为61.9%，加拿大为66.5%，英国为64.2%，法国为64.9%。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底美国住房自有率为65.1%。 上述数据说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兴盛，其实不是依靠城市居民的居住要求，而是炒房需求。这种自有住房率偏高的情况，再加上住户对政府征收房地产税的预期，压抑炒房，必然压抑需求，导致房价下降。这一来，必将导致大部分城市居民不满，因为据2017-2021的历年《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居民家庭房产净值占家庭人均财富的70%左右，房价下跌，导致家庭帐面资产缩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买房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居住，其次是为了保值，更何况许多人的房子是掏空了六个钱包（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才买上的，一旦房产贬值，对人的心理影响极大。 以上就是习近平近年针对第一座大山——房地产市场的打击导致中国人严重不满的原因。毕竟，在市场萧条期买房的是少数人，他们也不见得感谢中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更重要的是，地方财政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不会因整治这个市场而消失。 至迟从去年开始，中国各地政府又开始专注发展房地产，为振兴房地产经济鼓与呼的文章时常见于媒体。 整肃教辅系统，最后整出了地下市场 中国教育这30年当中经历了巨大变化，但其中教育供给远远跟不上教育需求的变化。一二三线城市基本都有政府长期倾斜投入养成的少数优质公立学校，大城市与省会城市一般也有优质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实行考试择优录取，以保证生源质量。家长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都会投入大量金钱，让孩子接受课外辅导，这就导致课外教辅事业非常发达。其结果就是有势力有钱家庭的孩子，占用了学校内外几乎全部优质教育资源。习近平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于2021年开始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和“公民同招”（公办与私立学校同招，实际上是禁止私立学校提前招生“掐尖”）。实行两年后，教育界人士表示，受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各地的优质民办中学，因为新政策下，这些学校不得以任何考试为依据招生，原则上也不能跨区招生，实际意味着不能再公然争夺优质生源了。 这个“就近入学、公民同招”确实有利于普通市民，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影响极为深刻的中华文化中，就算社会精英们有意见，但对这条教育改革，还真没法多批评。但清华、北大、复旦等优质高校招生有限，在正规教育之外，家庭竞争还体现在按钱提供质量的教辅上。上海消费者保护组织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有4至17岁孩子的家庭中，78.4%参加过课外辅导，只是按质论价，根据费用多寡提供不同质量的教辅。习近平治下教辅行业遭遇团灭，这就是无视社会需求分层需要，过于一刀切了。即使在美国，也是纳税人供养的公立学校保证教育公平，私立学校保证质量。 中国家长的人生目标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课外辅导遭遇团灭，这无异于彻底消灭教育的阶层差异，在一个事实上的等级社会当中，很难获得掌声。中国的教育是举家体制，没有倾家集中资源供养，仅凭公立教育很难进入Top10的大学，优质公立学校附近的普通市民人数有限，这种受益还需要孩子努力，因为目前的教育竞争，学校教育最多决定一半，另一半在于课外辅导的投入。 基于上述因素，尽管中国政府宣称整顿教辅行业的目的一是为家庭减轻负担，为过度疲劳的学生和面对辅导费用的家长减负。二是为了遏制这个规模曾高达1000亿美元教育行业中被认为的“资本无序扩张”，但在社会上升管道依旧的状态下，无法扼止对教辅的需求。结果适得其反， 不合理的事情终须矫正。教辅行业虽然受到打击，但庞大需求仍然存在，据彭博社今年7月在《中国教辅行业整顿效果存疑 地下辅导班费用水涨船高》（China’s $100 Billion Tutoring Ban Backfires, Spawning Black Market）这篇报道中所言，通过对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几位家长的采访发现，许多家庭在课外辅导方面的支出实际上是增加了，面对面辅导课现在的开销比以前最多高出了50%。尤其是暑假开始以来，今年这个暑假是中国取消防疫措施之后的第一个暑假。急切想让孩子在学习上领先的家长们表示，只要高中和大学的升学制度还在，就绝对没有办法实现减负。 在习近平为中国人搬掉“新三座大山”的战斗中，对前两座大山——房地产市场与教辅市场的整治，最后整了一个寂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夏，中国洪水滔天。当局人为泄洪，加重华北和东北灾情。哀鸿遍野，哭喊震天。无数民众受难，轻则失去家园和财产，沦为灾民；重则家破人亡，无数生命消失于官方统计数字之外。形成对照的是，整个洪灾期间，习近平和中共高层（七常委）集体隐身，无一人现身勘灾，犹如集体失踪。就连重灾区涿州，其市委书记和市长也双双失踪，以至于，当地民众不得不发出寻人启事，要寻找他们的“父母官”。 此时此刻，中共党媒党报竟呈现完全相反的另一幅图景，对洪水轻描淡写，对根本不存在的领导人活动却浓墨重彩，接连发表令人啼笑皆非的头版头条。比如： 8月5日，党媒头版头条刊登文章，题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副标题：风雨同心，人民至上。民众连领导人的影子都没有见着，何来“坚强有力指挥”？该篇作文5000字，搜肠刮肚，极尽胡吹乱捧。声言：“早在7月上旬，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大都市，要经受得住这场考验。” 然而，所谓北京经受住的考验，就是北京八座水库同时泄洪，外加永定河泄洪，牺牲河北广大地区，包括涿州、霸州、高碑店、保定等地，尽都沦为汪洋泽国。该文标题锁定北京，不提河北、华北，更不提东北，似有言外之意：习中央只要保北京，红色首都（加上副首都雄安），习自己和“党中央”的所在地。 该文配套的相片中，多张被网民揭穿具有摆拍和造假的明显痕迹。尤其所谓“部队抗洪救灾”图片。洪水泛滥之时，没有部队的影子；倒是洪水退后，军警或开着坦克、或手持盾牌警棍，威风八面地开进，前来镇民维稳。 领导人拒不现身、救灾无能无力倒也罢了，竟然用大量荒谬可笑的摆拍和造假来代替。央视的假新闻甚至首次引发民众抗议。河北霸州人民打出横幅，群起抗议：“还我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却说降雨所致！” 莫非，拥有“四大发明”之称的中国，又诞生了第五大发明？造假。纵观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或世界各国，确无任何一朝一国，能似当今共产中国这般，依靠摆拍和造假，就能维持政权和统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算得上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吗？有趣。 更有趣的是，8月9日，党媒头版头条刊登文章，题为《人民领袖|实干家习近平》，给习近平加封新头衔“实干家”。公然说“海内外舆论高度评价，习近平是位实干家。”文中还举例“河北雄安”，是习近平实干的例子。 众所周知，习近平是首个拒不现身天灾人祸现场的中共领导人，竟然成了实干家？倒是他关于治水理论的单行本，成了这次水灾的最大笑话：治水理论刚出版（7月19日），十天后就在泄洪的实践中呛水、沉没。说到海内外舆论，正是这些舆论，尤其海外舆论，对习近平劣评如潮，他成为1949年中共建政后被评价最低的领导人。而习近平头脑发热、亲自拍板的雄安，所谓副首都，更是这次洪灾的最大诟病：为保住并无多少人烟、地处最低洼的雄安、习的面子工程和金字招牌，竟不惜以人为泄洪的手段牺牲百万人口的涿州市、以及河北省广大地区。党媒的这篇作文，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更为有趣的是，8月10日，党媒头版头条刊登文章，题为《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总书记的用典智慧》。文章从习近平自己讲话中曾引用的古典句子“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开始，列举春秋战国中的齐国、卫国故事，以及宋朝故事，都是大臣进谏君王：君王和朝廷应该做出榜样，正人先正己，为官勤廉，节俭；遇事能身先士卒、奋勇当先，示范天下。 随后，文章反问：“如果自己都做不到躬身力行、率先垂范，又怎能让他人真心信服、甘愿跟随呢？”这对隐身、躲避、绝不现身灾难现场的习近平，简直就是对号入座！ 文章语带奉劝：“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先不做，而且时时刻刻给他人作出表率。”“无论是在上面要求人还是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当下，干事创业攻难关，都需要领导干部有‘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的觉悟，不仅要跟大家干在一起，还要干在最前头。喊一声‘跟我上‘与吼一声’给我上‘，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党媒的这篇作文，从引用习近平的讲话开始，巧妙转折，分明把习近平本人摆在了被问责、被问罪的主位上。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以毒攻毒。按照中共的斗争术语，这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党媒这些有趣的头版头条，对习近平究竟是赞还是黑？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其客观效果不言自明。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被吹捧为“临危受命”的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新官上任没不得及点着“三把火”，整个中共政权面临的金融败绩便接踵而来。虽无人相信习近平政权面临的日益恶性化的金融是潘功胜的责任，但在“一切错在美国”的愚民宣传越来越难以奏效之后祭出“人事变动”牌安抚人心的情况可能就快要发生了。 最近几天，中共政权面临的金融局势可谓败绩连连，险象环生：中共央行银行上周五（8月11日）发布7月份的金融数据四大数据全线回落，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3459亿元，同比少增3498亿元；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282亿元，同比少2703亿元。 自由亚洲为此新闻刊发的及时报道的标题中将其形容为“断崖式下滑”…… 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5日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二季度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为 49 亿美元，同比下降 87%，这是自 1998 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 中国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惊传爆雷的消息传出后，被港台媒体形容为“大陆版’雷曼风暴’上演”。 该中植集团有“中国版黑石”之称，是中国最大、也是非常神秘的金融巨头，业务涉及信托公司、私募股权和财富管理……。按照中国内地行家之一单仁行的说法，现在就到了投资人血本无归的时刻了。中国最大的民营资产管理集团“中植系”爆雷，涉及资金不亚于恒大亏损的钱……。这又是一个堪比恒大的雷，恒大起码还有一批没交付的房子，中植系可能是真正的血本无归。 …… 如上上种种，都是在短短几天之内接连发生的。令中共政权才被任命了半个月时间的央行“新当家”潘功胜接应不暇。人家都是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潘大官人却是新官上任，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阴雨。 中国大陆的金融险象很可能如同刚刚过去的中国大陆的华北洪灾：台风过去是暴雨，暴雨过后是洪灾，洪灾过后则是家破人亡、颗粒无收…… 话说在半个月前，英国BBC才为中国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发表专文《潘功胜接棒中国央行行长意味着什么》。文中说：60岁的潘功胜接任这一职位时，中国正在继续应对后疫情时代的许多重大经济挑战……。潘功胜的晋升表明中南海认识到为了应对经济问题，需要一位具有危机管理经验的经济学家来协助引导。 文中引述策纬咨询(Trivium China)分析师陈昕然的话说：中国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自己手上缺乏受过良好培训的金融技术官员。“潘功胜被认为是一位能干、优秀且直言不讳的技术官员，他在危机时刻会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决策层提出政策建议。” 该新闻中称赞潘功胜在国有银行工作期间取得了声誉，被认为在2016年的货币危机中有积极作为。在担任中央银行副行长期间，潘功胜加强了管控房地产投机行为的规定，并警告即将出现的房地产泡沫，这个问题现在正在损害中国经济。 该文章中也引述香港恒生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丹的话说：潘功胜以处理金融监管和合规问题闻名：“他非常重视控制金融风险。” 这位王丹表示：“我毫不怀疑，中国货币政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现重大转变。保持经济稳定仍然至关重要。我们将看到更多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不会过于激进。” 类似如上溢美之词，也曾出现在其他一些西方媒体上。相比较而言，前一阶段看衰他潘功胜的评论文章不是没有，但至少可以说不是主流评价。 可时间才过了半个多月，即使外界评论都会众口一词地强烈认为这一切都不是央行央长的责任，笔者本人当然也百分之百认为如上种种都是整个中共政权必须面对的整体经济形势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而不应该由事实上只负责数钱的央行和它的会计专业出身的新任行长潘功胜负主要责任，但这等形势持续发展下去，暂时还能靠“一切都是美国的错”之理由忽悠中国屁民的习近平和李强，迟早是要拿“人事调整”来安抚民心的。届时，主管金融的副总理何立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习近平问责的。倒霉的不是他潘功胜还能是谁？ 说到“一切都是美国的错”，这里穿插几句题外话。中国大陆目前流传一个讽刺段子：“一辈子没出过村儿，一提美国就恨得咬牙切齿”。 因此令笔者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习近平把个中国经济搞成如今这个样子，也许真的不是因为他的小学毕业加“二百斤担子”的无能，而是从北韩金小弟暴政加穷民的统治术中得启发，从而有样学样！ 习近平虽然从不去灾区但却能从电视上看到为保雄安而面临家破人亡的受灾民众站在齐腰深的洪水里打出感谢共产党，感谢习主席的大字横幅，个个都是热泪盈眶。此情此景，更令他习近平坚信中国的经济形势越糟，就越能让他习近平有甩锅美国及西方列强的理由；中国的老百姓越能感受到经济危机，就越有利于他习近平凝聚中国人民的对美国和西方的同仇敌忾！进而在他习近平一旦下决心对外转移内部危机时，能够让中国老百姓对他加倍拥戴！ 回过头来再说中国的金融危机与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是否有因与果的关系。无论事实上有与无，说起来，这位潘功胜是中共央行的第13任行长，在不久的将来不幸成为中共政权最短命的行长的可能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屎盆子被一股脑扣到他潘功胜一个人头的好戏也许很快就会上演。 笔者有较充足的理由相信，在中国大陆刚刚出了一个最短命的外交部长秦刚之后，下一个“最短命”的，很可能就是新任央行行长了。 本专栏过去的相关节目中已经介绍和分析过，因为此前在中共二十大上未进中委，所以易纲在今年三月被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再度出任新一届央行行长后，外界一度惊讶。但惊讶之余却也没有人会猜到这个易纲的第二任行长职务只担任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时任外交部长秦刚必须去职的“紧急需要”，一般双月的下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例会原定是本月底举行的，也就是说潘功胜在被宣布接替了郭树清的央行党委书记之后，易纲与潘功胜之间的行政职务的正式交接，原应该是要等到本月底才会进行的。 不知道易纲和潘功胜他们本人是否想过，如果不是因为秦刚的“紧急需要”，本文开始所列举出的一连串的金融形势恶化，就都是发生在他易纲的离任之前。也就是说，如果“按部就班”地等到本月底再进行易纲与潘功胜之间的央行行长的行政交接，本文开头并没有列出全部的这几十天里接连涌现的金融败相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在此前提下，岂不更能突显出他潘功胜的“临危受命”？ “临危受命”是中国内地对潘功胜寄以厚望的评论文章中所使用的原话。 一篇来自微博网页版的文章这样描述：潘功胜虽然是安徽安庆人，但因为其毕业于浙江，往往在业内被认为是一个聪明的学霸，“典型的浙江人”。 1980年，17岁的潘功胜考录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后留校的他不甘于平庸，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一路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请注意这位潘行长的初期学历。所谓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14年在浙江省宁波市创办的“宁属县立甲种商业学校”。中共建政之后这所中等专科学校多次改制易名，1978年易名为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并开始提供大学专科层次的教育培训，学制三年。当年的潘功胜不远千里，从安乡安徽安庆考到浙江进入这所刚刚从中专升格为可招收大专生的专门为冶金部门培养会计的学校，只能证明他当年的高考分数实在是有点低了。他在这所学校的会计系当年同窗回忆说：潘功胜在算盘专业课上从来都是成绩第一，算盘都打出花来了。 确实，当年的潘功胜在校学习了三年之后直接被留校任教，还是能证明他与这所会计专科学校的同窗们相比，在校成绩还是不错的。 也就是在担任专科学校财会专业的助教期间，他潘功胜考上了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硕士生。从进入人大硕士班继而再进入博士班，前后6年时间他潘功胜都是全日制脱产生。公正地说，这和同时期的习近平清华“在职博士”是有本质区别的。 如上中国内地吹捧潘功胜的文章中还介绍说：潘学霸于1997年以博士后访问学者身份，前往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学系、商学院学习。2003年，潘学霸再一次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录取，此时的他已凑齐人大、剑桥、哈佛，中英美最顶尖的三份录取通知书。 当他满怀激动的去找时任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审批时，姜董说，你博士也读了，留学也留过了，别去了，留下来跟我搞股改。 这句话，将一个学霸，变成了一个全球顶级的财神爷……。 文章中吹捧说：在姜建清这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银行家的带领下，潘学霸出任工行股份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战略管理与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主持工行的路演工作。 2006年，潘学霸以董秘的身份，推动完成了工行的“世纪招股”，以219亿美元的数字，创下了全球资本规模最大的IPO。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国有大行中最后的农业银行上市受阻，潘学霸临危受命，被提拔为农行副行长，分管股改与IPO工作。 彼时，由于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接连爆发，农行甚至一度准备停止路演，但是在“懂外语”的潘学霸带领下，引入“绿鞋”机制，设计了一套西方听得懂的“县域经济蓝海”故事。 最终，农行仅用了百余天的时间，就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完成了登陆资本市场，成功的路演为农行募集到了221亿美元，再次破了自己的记录，创下了当时全球最大的IPO。 2011年，在完成了两笔“全球最大IPO”之后，潘学霸终于拿着录取通知书，赴他梦想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完成那场2003年的约定。 2012年，学成归来的潘学霸，被任命为当时央行最年轻的副行长，分管金融市场司、金融稳定局、国库局、调统司等部门，2016年，接替易纲担任外汇管理局局长。如今，“双非”的潘学霸再次临危受命！ 如上所述如果被姜建清读到会是什么感想这里不做猜测。如上列举的潘功胜的“丰功伟绩”是否就是习近平看中他的主要原因我们外界也无从判断。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有人讽刺说习近平其实是看中了潘功胜基础学历的“会计大专”，央行行长不过是他习近平政权的总出纳员而已。 这里需要指正的是关于“凑齐人大、剑桥、哈佛，中英美最顶尖的三份录取通知书”的说法有严重误导读者之嫌。 先说人大，特别是人大的劳动人事学院，是否是中国“最顶尖”？应由清华、北大等等也有经济门类各系的中国境内真正顶尖的毕业生们评论。 至于剑桥和哈佛，当然分别属于英国和美国的顶尖，但当时的潘功胜前后从这两所学校拿到的并不是什么“录取通知书”，而是接受他为“访问学者”的“聘书”。 说句不好意思的话，笔者当年也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第一年有“资助“，第二、三年“续约”为自费。 记得当年第一次进入哈佛某研究所与另外一位学者（现为中国国内知名教授）共用的办公室时，这位学者介绍他自己是耶鲁博士毕业，到哈佛当博士后是为了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出版。介绍完自己之后，这位老兄又接了一句：访问学者阿猫阿狗都能当！ 笔者回顾这个故事，绝对不是想把当年的潘功胜类比于和本人一样的“滥竽充数”，只是想强调把在美国或西方某大学当过访问学者说成是在某校学习，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在这些学校里拿了某个学位。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里针对境外有文章在对潘功胜寄以“厚望”时，把他的所谓“国际背景”过分强调了，并把他潘功胜与易纲和刘鹤的国际背景作了比较。 易纲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本科未毕业即考试通过为官派留学生，到美国读博完成后又拿到了美国某大学的终身教职，所以从“镀金”的角度形容，他易纲可谓被美国大学给加了一层挺有厚度的金壳。 刘鹤除了在美国当过访问学者，还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所以，他刘鹤可以被形容为被美国的大学给镀了一层金皮。 相比如上二人，仅仅当过肯尼迪政府学院访问学者的潘功胜，不过是被涂了一层金粉而已。其所谓“国际背景” 确实是非常有限。 事实上，在易纲退出之后的中共央行领导层子里，其真正的“国际背景”完全可以与易风相媲美的是目前在央行副行长中排名靠后的宜昌能。详细的介绍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每到中共北戴河时刻，都会传出习近平被软禁或者大权旁落之类的“谣言”，去年如此，今年亦这样。这类“谣言”都有着千篇一律的元素，不值一论，不过，对习近平的权力现状，有必要认真探讨。 今年的北戴河休假，因为正值华北大水，北京、河北涿州等地的洪灾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但是人们看到在中共高层，出现在抗洪一线的高官，只有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当局特意强调他是受习委派来指导抗洪的。其他高官集体隐身不见，这引发了民间的强烈非议。在此情形下，总理李强8月8日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北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有理由认为，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在北戴河召开的，因为此后几天官媒再未报道李的任何消息，其他领导人亦继续隐身。当然也不排除李强为召开这次常务会议专门回了一趟北京，会议一结束就又去北戴河了。 按惯例，北戴河休假一般两周，7月底到8月15日结束。外交部7月30日已预告例行记者会将休会两周。这个例行记者会基本每天都会举行，但从8月1日到现在，尚未举行一次。假如李强因华北的洪灾而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中南海北院处理政务，至少国务院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同时返京，不可能只李强一人回。但现在这些人都未现身，由此可见，对中南海的要员们来说，哪管外面洪水滔天，在北戴河自岿然不动，照样享受着阳光、沙滩、海浪的逍遥日子。 只要习仍在位，中国经济困境难解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好心情享受这番美景，他正面临着一大堆麻烦事要处理。首要的还不是洪灾，而是经济。洪灾短期内就能过去，但今年来的经济非常不理想，几乎所有的警报都响起来了，他要好好想想，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利用这个难得的十多天休假，把思路厘清，所以宁愿背负不去抗洪现场的百姓骂名，召集他的幕僚思虑对策。 但是他将很难找到“解”，因为造成中国经济一落千丈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由于他大权独揽，政令己出，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扰乱了经济规律，让中国经济彻底熄火。虽然当局使出了千般手段要把经济搞上去，密集发布各类政策，几乎把过去压制资本的做法推倒重来，然而效果依然不彰，市场依然低迷，民众信心依然脆弱，根源在于，习对经济、社会和这个党伤害太大，只要他还稳坐在高台上，资本就会继续选择用脚投票，不愿用脚投票的，就选择躺平。这已经成了中国民众一种习惯性的反应。 习的幕僚们应该清楚这点，但是他们不敢去提醒他，担心会被他认为怀有二心。习是否知道自己就是那个问题之源，外界不清楚，然而，即便他了解，现在也是骑虎难下，因为这个时候他只要放下一点权力，或者有放下一点权力的表示，外界就造谣，说他不行了，已被控制或拿下，很多人就想对他跃跃欲试寻“仇”——哪怕是心理上的。过去10年，他结下的冤太多，几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阶层，而在疫情三年，他又把草根阶层得罪，所以如今坐在中南海的龙庭之上，用权力层层来确保他的政策和人身安全。对此他倒有自知之明。 秦刚、火箭军事件伤了习权威 最近的秦刚事件和火箭军领导集体的一锅端传闻证明亲信也是不可靠的。如果说，秦刚虽贵为外长兼国务委员，可只是一个文职官员，对他构不成挑战，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上将那帮军头，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他构成威胁的。秦刚事件——不论基于何因被罢免外长，他对习的伤害是软性的，但反过来说，秦刚没有按照习的要求去改造和纯洁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以致现在出了问题，从权力的角度看，也就是没有紧跟他，对他的权威是一个伤害。 相比秦刚，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不论因贪腐还是涉儿子的涉密案，对习的威胁更大。这种威胁既有软性的一面，也可能有物理的一面。李或许对习并非不忠，然而，假如他爱财——这种可能性更大，在习三令五申不准贪腐的情况下仍然大把大把捞钱，本质上已经背叛了习和习的事业。习把火箭军这么重要的职位交给他，原本指望他能够看管和发展好这个重要军种，他却只想着在这个岗位上捞钱，或者以前一直在捞钱，又会有多少心思用于火箭军或其他军种的建设？这是对习软性伤害的一面。物理伤害的一面表现在，不排除李一旦发觉腐败东窗事发，会先采取某种极端手段自保，从而直接或间接威胁到习。林彪和毛曾是生死之交，两人关系远非李习关系可比，可当两人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林彪起了另立中央之心，他即使不想暗害毛，他的儿子却招募了敢死队，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暗杀计划，由此来看，焉知李玉超或他的同党对习没动类似心思？ 总之，在政敌四面环伺下，习会觉得自己不安全。也许除了极少数亲信，他连他挑选的人都不会信任。这是历史上所有独裁者普遍遭遇的困局。而就现在的政治言，他的集权独裁程度又罕见。从过往的案例看，对独裁者人身威胁最大的不是他的反对派，而是他高度倚赖的、拥有专政手段和能力的强力部门，尤其是军队将领。军队独特的环境，对忠诚的强调，当一个高级将领起了暗杀之心，他是有实施工具和能力的。这就是独裁者要死死掌控军队甚至建立私家护卫队的原因。 习二十大在党的政治局和关键部门与岗位，全部启用自己人马，达到了他权力的巅峰。表面上，任何人奈何他不得，想对他搞小动作，难上加难。但如上所述，大权在握不表明他就有非常的安全感，对全局的掌控就已经做到万无一失。毛的极权是中国亦是世界极权史的极致，可连毛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都有大权旁落之忧虑。习的极权由于有现代科技特别是大数据的相助，在统治工具上比毛时期来得更精细和先进，然而，习没有毛之大才和胆识，官员们服膺他不是因为尊崇他，而是害怕他，这跟官员对毛的权威的真诚认同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后者也有很大的宣传造神所导致的成分。 今年的北戴河比往年更不平静 今天当局对习的造神也是不遗余力，可效果差强人意，甚至许多人包括党内高层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把他当作一个笑话，虽然表面上他们对习恭恭敬敬，恭维有加。可以说，官员比起一般民众，高级官员比起中下级官员来，在对习的认识上，会更真实，更不可能去崇拜他，因为他们能透过萦绕在习头顶上的那套光环，知道他有几斤几两，看清他的底细，对他是畏而不敬。 习的亲信则更进一步，因为他们近距离接触他，当局刻意塑造的那种距离的神秘感，对他们完全不起作用，他们只是出于前途利益的考虑自觉和习捆绑在一起，做出一副无限忠于习，维护习的权威的样子，好让习对他们放心。但是他们也做好了随时准备跳船的心理准备，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习，会留一个心眼。原因在于他们太了解这个政权的真实状况，名为世界老二，实则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哪一个漏洞出现泉涌，都有可能导致决堤。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不会为了一个所谓的理想和信仰而对习死忠。习当然也知道他的高级干部队伍里这种情况，对他们同样不放心，一旦外界有风吹草动，他就要观察他的亲信会如何反应，有没有背叛他的迹象。不排除火箭军一锅端遭整肃不只是出于腐败原因，而是忠诚出现了松懈。 客观评估，尽管出现了秦刚特别是火箭军的事件，习近平的权力仍然强大和牢固，但是，二十大刚过半年就几乎同时发生这两起事情，说明他亲手筑起的权力大厦开始在松动。对独裁者来说，倒塌起于亲信心理出现背叛这个青萍之末。中国社会和党内对习的不满早已累积到一定程度，他的亲信也早就感知到这点。因此，今年的北戴河休假注定会比往年更不平静，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怀鬼胎也一定会加剧，从而使得习确实要好好想想，如何在这个大变局的年代，为自己保得一个平安。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李嘉诚七折卖楼（房），引起全世界震荡。有人说，李嘉诚贱卖新盘，是因为香港过去楼市升得太厉害，李嘉诚调低售价，只是预防香港楼市过热的措施。 我还从没见过地产商主动抑制楼价的事，楼市过热，吃亏的永远都是小业主，地产商趁楼市热大赚，即使楼市冷下来，他也已经赚够了。我不知道李嘉诚手上还有没有其他楼盘，如果有，甩卖只是倒自己米，如果没有，他不是要给其他地产商骂死？ 李嘉诚此举只有一个出发点，就是他对香港未来投一张不信任票，这不是一个楼市信号，也不是一个经济信号，这是一个政治信号。 自中共国安法公布，特区政府秉承中共意旨，实施严酷管控，香港的法治一路衰败，港人的自由一路削弱，香港的政治环境恶劣，营商环境恶化，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由排名68，暴跌至148；而一项人类自由指数，香港由全球第3跌至34。近年香港人移居外国的人数有四十万人之多，其中大部份都是专业精英；香港与中国签定货币互换协议，香港库房成为中共的提款机；中共战狼外交得罪全世界，香港也从万人迷变成乞人憎。 政治环境的恶化，导致不少跨国公司将总部迁移至新加坡，外资大行也大量裁员以适应未来暗淡的前景。 香港的政治环境不妙，因为香港政府只是提线木偶，中联办与港澳办是特区政府的太上皇，国安公署成为香港警察的顶头上司。从前政府依法办事，商人可据理力争，此后商家们只是中共砧上肉。 经济环境变，是因为政治与文化环境变，香港前景之不妙，建基于中国前景之不妙。李嘉诚七折卖楼，基于他对全局判断的悲观预期。 美中关系恶化，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在外贸﹑科技﹑外交﹑军事上的制裁与围剿永无止境，中共内部经济处处爆雷，社会问题丛生，最致命的是政府束手无策。习近平对现状绝望，对未来悲观，全部心思只用在清理门户与准备战争，已无心内政外交。 经济恶化带来民生困顿，社会不稳，民变四起，中国的政治大动荡正在酝酿之中，中共一旦崩溃，香港无以置身事外，到时天下大乱，地方割据，难民蜂涌而至，香港将成为失防的孤城。 对香港未来的悲观，基于对大陆未来的悲观，对大陆未来的悲观，基于内外局势不可救药，李嘉诚七折卖楼，出于他高度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他在灾难来临之前预为之谋，走得快好世界（比世界快），原因正是他对世局的认知比一般人更宏观更前瞻。 李嘉诚一生勤奋用功，对知识如饥似渴，有过人的胆识，做生意进退有据，判断政治动向和时代潮流高人一筹，他每每敢为人先，又能在危机来临之前安全撤退。早在2013年，李嘉诚就抛售大陆地产项目，当年官方媒体以“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对他施加压力，李嘉诚不为所动；多年来李嘉诚也先后抛售一些香港的项目，不过做得低调而已。面对社会舆论质疑，他顾左右而言他，多做事少说话，往往又在关键时刻快刀斩乱麻，我行我素。 李嘉诚长袖善舞，他与中共及特区政府维持体面交往，中共有求于他从不推托，但他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做卖笑争宠的事，不做中共的跟班。中联办为梁振英助选，李嘉诚票偏偏票投唐英年；反送中运动初期，特区政府暴力镇压，李嘉诚公开呼吁“对接班人手下留情”，冒被中共报复之险为香港说情，他爱惜香港又特立独行，因为有主见有底气，不作墙头草。 他在香港发达，没有香港就没有他的一切，但这个香港主要是港英时代的香港，香港优良的制度，香港人的拥戴，造就他恢宏的事业。他对香港感恩，眼看香港在中共手上一路沦落，难免有不忍之痛，这是不问可知的。 李嘉诚七折卖楼，与其说是他在收拾细软准备逃命，不如说是他在对香港人发出政治预警，提醒我们来日大难，早作打算，不管他有心无心，我们都不要低估他的政治智慧。想走不想走，能走不能走，大家都多预留一点回旋馀地，以免灾难临头时慌不择路。 有人又会笑我想多了，我的人生哲学是宁肯想多不要想少。李嘉诚此举有异，引人深思，以上推测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天灾常有，世界上到处可见；而人祸却因各地政治制度的不同而程度、后果等有很大不同。七月末以来，一场天灾出现在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在台风杜苏芮作用下，那里相继连降暴雨，各地多有房屋倒塌、财物毁坏、人员伤亡的情况。接下来，就是人祸了。人祸不一而足，这里限于篇幅只能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当局渎职，人祸种种 第一个例子是河北涿州。那里的灾情特别严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采取的排水路线所造成的，从根本上讲则是当局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错误决策所带来的后果之一。雄安新区是习近平的所谓千年大计，不知出于什么盘算而选址在白洋淀地区。这里自来就是太行山东麓洪水下行的汇聚之地，因此才有了这么个白洋淀。雄安新区可以借白洋淀的水景，但它却也毁掉了白洋淀的聚洪功能；如果白洋淀如常聚洪，雄安新区也就被淹掉了。涿州恰恰地处北京之南、雄安之北；洪水一到，当局为了上保北京、下保雄安，涿州就成了最方便的牺牲品，成了两个强邻的沟壑。因此，涿州这次的大水灾，至多三分天灾，至少七分人祸。 第二件事，是当局对待水灾的态度。这往轻处说是不闻不问，往重处说是草菅人命，按法律说是涉嫌犯有严重渎职罪。从到处指明方向的最高当局，到一层层蜂营狗窦般的党政机关，本来每天都要在新闻报道中显示自己的存在和权威，忽然一下子全都不露面了，难道被杜苏芮台风吹去了罗刹国不成？不露面你就不露面吧，相信也不会有太多人怀念你们的，可是背地里黑招却是不少。这包括下令泄洪但不给泄洪区居民事先通知，也包括组织人偷偷挖开河堤以实现当局既定的排水路线——既然是偷偷地挖，当然也就是打算着宁愿把河堤下的居民们悄悄淹没到洪水之中。至于压制相关报道，隐瞒水灾实情，到了灾情稍退之后又一个个出来弄姿作秀，这本来就都是这个政权的日常功课和中共官员的一贯作为了。 你掌握着公共权力却不来应对公共灾难，也还罢了，偏偏还要在天灾之际用自己手中的公共权力来刁难、阻碍、甚至镇压民间的救灾行动，这也太没有半点儿人味儿了吧？据报道，有人呼喊救灾，却被当局拘捕。又据报道，外地到涿州救灾，需要有涿州当地政府的邀请函，不然不让靠近灾害现场。这样一来，前些年在西方社会影响和国际组织带动下开始在中国形成的民间志愿救灾，也就难以发挥作用了。这可以说是人祸的第三个例证吧。 专制政治是最大的祸水 所有这些人祸的源头，很明显，在于中共政权的基本性质，那就是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的决策，包括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都是专制者可以任性做出的；他可以不在乎自然规律，不在乎民众利益，更不在乎什么专家意见。他有他的一盘大棋，说穿了其实不过是从自己的权力出发，落脚到巩固、维护和强化自己的权力。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这样，一盘大棋下出来的结果是持续数年的大饥荒，上千万人饿死；习近平的雄安新区也是这样，从起意到策划，从选址到建设，亲自指挥，一意孤行，尚未建成即已经在为祸民众了。 专制主义的施政，排除并打压民众的参与，因此不受民众意愿的制约，惟上级是从，惟权力是从，惟官员私利是从。这一点，相信中国民众每日每时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类似这次的水灾只不过是把这种政治真相以更加戏剧化、更加悲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已。平日里，为了所谓“岁月静好”，很多人选择对专制主义施政的种种荒唐行径视而不见，在遭遇了其人祸灾难后也往往宁愿忘记，就像前两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强力封控、“大白”肆虐等这些玩意儿如今好像都不曾出现过一样。但是，专制政治这玩意儿，不是你想看不见就能看不见的，不是你想忘掉就可以忘掉的。它的蛮横就在于可以肆意侵入并控制民众的生活，不断地制造新的灾难。 专制主义还有更其蛮横之处，那就是既不容许民众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也不容许民众之间相互帮助来克服困难。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你能解决自己的事情了，你就不再依赖专制政权了，专制主义也就缺少社会基础了；民众之间相互帮助，则会形成集体行动，那有可能挑战专制政权，这不正是专制政权最为害怕的事情吗？ 在民众力量羸弱、自组织能力也差的情况下，专制主义政治容易兴起。天灾之际，受害者都处于弱势，渴望得到帮助，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机关是能够帮助人们的。在关于政治专制主义的研究中，就有那么一种说法，见于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源于治水，其功能首先是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这一观点在学界备受争议，但也是一家之言。一般中国读者不难首先想起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中国政治中“家天下”的制度也正是从大禹传位给儿子开始的。 数千年过去，世界早就天翻地覆了。尽管中国还在专制政治统治之下，但很明显，专制政治也早就严重退化，原来在治水、救灾这类事情中还能表现出来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些好处，已经不复存在，但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坏处，如上所述，太多太多了。就算历史上真的有过“水利专制主义”，这次的杜苏芮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专制主义就是“水祸专制主义“。大大小小的天灾到处都有，专制政治却会把天灾扩展为大大的人祸；专制政治就是中国所遭受的最大祸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