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480万机密文件曝光 海外分行被指替北京办事
2026 年 9 月 15 日
香港刘梦熊先生8月21日在《联合早报》上发文《问题在经济 根子在政治》，以他的身份，文中对现状的批判堪称痛快淋漓，言之切，忧之深于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唯有一条，他谈到中美友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以越南为榜样，称其与美俄等都维持良好关系，希望中国放弃战狼外交，中美继续友好。这可能只是刘先生的期望，且不说中国不是越南那种小国弱国，目前美中两国行政当局其实都希望继续在经济层面合作，但因形格势禁，无法走上回头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当年中美交好实占“天时”（美国冷战要孤立苏联）兼地利（中美当时没有地缘利益冲突），这两点尤其是第一点谈得很多，但更重要的“人和”却少有人谈。 中国对美战略本来就是权变之策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所谓大国外交，其实只有一个物件国即美国。而美国也非常慷慨，确定的对华政策是“接触、合作、影响、改变”，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到支援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开放市场，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美国企业大规模投资中国；向中国输出尖端科技；每年为中国培养大量留学人材。克林顿甚至还设立了对华法律援助专案，这个专案的美方实施者成为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 但是，即使在中美关系最密切（美国称之为蜜月）之时，邓小平那句“韬光养晦”还是道出了中国对美友好是权宜之计，等到中国强大之后，与美国一争雄长是必然的。也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一到“影响、改变”（NGO大量进入中国）这个层面，中国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反颜色革命”（2005年）。 这里必须说明，美方并不是没注意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之说，老一代“中国通”的汉学相当不错，他们当然懂得这话的内涵：弱小时潜藏爪牙；等到强大时再展示力量。但是美国老一代中国通经历过二战，对于战争的毁灭性有著深刻的感受与记忆，他们还经历（甚至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观察并经历了中国从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转换历程。第一代“中国通”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大都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与中国有著特殊的情缘。其后的基辛格、奥克森伯格、何汉理、李侃如、兰普顿等人既有深厚的研究积淀，且多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对中国问题有著较为全面的认识，因此他们主张与中国合作共赢，维持世界和平。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正是这批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当令时期，有了这批中国问题专家的力主，才有几代美国总统与中国的“接触、合作”，加上中方需要美国，只能容忍“影响”。一直维持到欧巴马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赖有此“人和”。 奥巴马前后两套外交班子各有对华政策 中国自2005年在国际社会宣称“和平崛起”之后，美国智库开始有人讨论G2（中美两国集团）这一概念，到奥巴马上任之初，这个说法流行一时。开始有人以为这是奥巴马的想法，后来美国智库人士澄清，这一概念来自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不过，当时中国并未回应这个想法，中国人大多数也认为当时的中国并无与美国对等的综合国力。 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个有全球化成长背景的总统，对于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变化有著自己的认识，他曾多次公开表示：“21世纪的美国要做什么，是从领导者变成一个伙伴”，“我们要意识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在对华关系上，他多次说过“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并强调“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 上述所有言论表明，奥巴马时期其实是在艰难地寻找中美关系新定位。尽管中方2009年在APEC夏威夷峰会上提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今后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美国也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时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但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克里任国务卿，他的重心是中东事务，中美关系在他任期内基本无所作为。 这段时期对中国来说有三个特别重要的信号：一是中国在2011年成为排名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美国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两国不断升级经济合作与战略伙伴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三是扩展了两国人文交流机制，从“十万强”到“百万强”计画、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中国这时推出的“千人计画”，意在通过人才的吸纳公开染指美国的各种研究成果，美国也未做出强烈反应。 所有这些美国对中国的重视，都让中国感到自己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如果要说有冲突，那就是奥巴马时期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推进的重返亚太战略引发中国严重不满——中国一直将亚太地区当作自己的准势力范围，认为美国此举是扼制自己。还有在举办京奥时，中国刻意炫耀国力，让世界尤其是美国深感中国的咄咄逼人，认为中国崛起，但并不和平。 由于老一代中国通——“拥抱熊猫派”当时还年富力强，多以一流大学教授身份出任政府的关键位置，欧巴马第二任期中美关系虽然时有龌龊，并未发生大碍。 川普对华政策急转弯 2016年世界最大的政治意外，就是川普赢得了大选，成为美国总统。美欧媒体中常见的字眼是“狂人上台”“美国变天”，一直力反川普的《纽约时报》在川普正式执政之后不断批评川普，在其发表的社论中，称其挑战了“美国政治的每一条准则”。 本文只分析中美两国与“人和”有关系的政策。中美“人和”由两部分，一赖中国多年统战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二赖华人科技精英对母国的报效之心。实言之，中国官方一开始并未加入美欧“黑川”大合唱，VOA 2017年1月17日发表消息 《川普政府将审查美国援外专案》，称新总统和国务卿将仔细审查所有援外项目，很可能优先考虑把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产权、法治和打击腐败的国家。中国方面对此只领会了一半意思，很高兴地发了一篇《川普终止美国颜色革命》，称“日前，川普宣布即将停止向海外负责颜色革命的团伙输送资金。并明确表示，美国继续推行错误的民主之春和颜色革命，没有实际意义，欧巴马此举大肆浪费纳税人的钱，不仅是极其错误的，而且会招来全世界对美国的仇恨，将正式终止‘一切联邦财政开支的民主款项’”。但不久之后。川普政府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将接受中国政府资助采取的文化、学术、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列为中国对美国红色渗透的调查目标，中国才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好朋友“拥抱熊猫派”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国家安全的特别压力下，“拥抱熊猫派”占主流的美国中国研究学界被迫发布了《胡佛报告》，承认整个研究界对中国误判，进入式微状态。 2018年，美国司法部加强了鲜为人知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力度，一直隐秘活动的外国游说人员和施加影响的人因此必须披露他们的活动。在欧巴马时期大行其道的“千人计画”与间谍挂起钩来，此举无异于釜底抽薪，结束了中国通过计画参与者携科研成果“合作”的“巧搭便车”行为，中国制造2025不得不在中美贸易战开始后另起炉灶，曾与中国来往密切的华人科技精英多人接受FBI调查，有的最后只好终止在美国的科研生涯，回到中国。 这些前哨站打完，2019年3月，川普正式宣布开展对华贸易战，一是对中国制造增加关税，以减少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二是严厉打击中国对美智慧财产权的侵夺活动，此举导致世界物理学界最大损失——斯坦福大学那位离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自杀。 更详细的情况，我在《2018年：中国缘何失去了美国》（上报）系列中系列文章中有过分析。 拜登时期的新一代中国通对华并不友好 在中美贸易战开展后，中国采取“以拖待变”的禁买美国大豆打击川普票仓的方针，并以各种方式干预美国大选，希望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这个愿望落空的原因，是中国在美国政坛失去了“人和”，老一代中国通因年龄等原因陆续退休后，新一代中国通对华态度与老一代完全不同。 2019年8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呈现“代际冲突”》。该文记述，川普对华贸易战5个月后，由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主办的“21世纪中国中心首届中国论坛”（the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s inaugural China forum）上，美国外交战略界持续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正产生逐渐清晰的代际分野，美国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在对华认知问题上更趋负面，在对华政策主张上比老一代更强硬、也更趋攻击性。 当时担任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总裁的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表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美国将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美国必须采取对抗措施——在资讯运营、智慧财产权盗窃、新疆再教育营中拘留了至少一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方面。” 2019年的拉特纳虽然只有42岁，但资历颇丰。他在欧巴马时期担任副总统乔·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目前在拜登政府中担任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从他 2011 年至 2012 年在国务院中国和蒙古事务办公室任职开始，已经有十多年政府工作经验。多年来，他一直主张美国的战略“不应只是接触或遏制”，而是要竞争对抗。他的主张如今就体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与拉特纳同样年轻的中国问题学者和前实践者，被称为“年轻一代”，以与老一代中国通相区别。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可以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既与中美两国国势变化、两国的国际地位有关，是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但是在两国行政当局都想在竞争状态下有限合作的状态下，多次接触谈判难有寸进，实与“人和”有关，这就是中国方面感叹“如果现在要有傅高义那样的中国专家就好了”的内在原因。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也不过才一年前，郭台铭与他昵称“叔叔”的侯友宜交情如胶似漆，据称俩人在去年11月的地方选举前还曾三度私下密会，达成“总统你选我就不选”的共识承诺，一定要拉下民进党。双方勾肩搭背好交情，现在看来实在格外地讽刺。 俩人决裂的导火线在去年11月26日九合一大选投票结果。当时，中央执政的民进党史无前例的惨败，点亮蓝营重返执政的光明灯，原本聊备一格的国民党总统提名权，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郭侯俩人都知道对方是自己总统路上最大的障碍，彼此钩心斗角，互放冷箭。从“你选我就不选”，到“凭什么是你”，说穿了，就是人的贪念。 蓝营的人会有贪念，绿营的人也会有贪念；贪念人人都会有，但为什么这在国民党特别容易成为问题？这其中，第一个关键是制度。 蓝绿两党的政党结构高度相似，都是仿自列宁式民主集中制，只是，双方制度的明确性与拘束力都不可同日而语。民进党主席由党员直选，但真正的权力机关其实在中执会，党主席代表民进党，免不了有其“超额权力”，但派系共治的中执会却能依不同派系的不同利益对党主席形成相当程度的制衡；据此，党做出的决策总是能面向选民，进而拘束党员，即使出错也能很快地进行调整。 从民进党的经验出发，很难想像明明郭台铭与侯友宜明明已经相持不下，为何国民党中常会把提名权交由党主席朱立伦征召？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朱立伦根本已经控制了国民党中常会。而朱立伦主动引进郭台铭投入“类初选”，形似在牵制侯友宜，其思维又与4年前吴敦义引进韩国瑜牵制当时的朱立伦一模一样。朱吴俩人都想从其中的缝隙找出自己突围（他们都也想选总统）的机会，又或者至少能成为“造王者”，得以延续他们日后的政治生命。如今蓝营分裂成真，不管过程中谁说话不算话，当初一手主导这场征召大戏的朱立伦都无从卸责。 要解决党主席权力无限膨胀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党内民主化，让中常会、中执会等党的权力机构同样拥有更普遍的民意基础。问题在于，国民党的党员结构又与选民结构落差太多，使得国民党想建构制度化的决策格外困难；而随著国民党党员持续老化，年轻人根本不愿加入这个政党，这个沈疴在国民党内几乎无解。 国民党难以团结的第二个关键是欠缺理念。 理念很抽象，但理念却是驱动政治的最重要来源。若问起泛绿支持者投票的动力是什么？10个人有9个人会说，“珍惜台湾的民主自由”、“反对共产党的掠夺”、“保护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基于这样的确信，所以他们支持这个政党，任何公职不团结在这个旗帜之下的，很快地会被他昔日的选民所抛弃。 国民党也说他们是个有理念的政党，例如他们的总理孙文就曾说：“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只是，那是100年前想要改变中国的国民党，不是现在的台湾国民党。若要问国民党人信奉什么？红统的人会说“要统一”，深蓝的人会说“我就是不满现状”，经济蓝会说“我要赚大钱”，地方派系会告诉你“我在跟民进党争地盘”，10个人恐怕会有11种答案。 这些支持国民党的理由每每汇聚在“反对民进党执政”的诉求上，但“反对╳╳╳执政”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一种信仰。误把手段当信仰，所以当柯文哲有机会赢的时候，支持民众党也可以；当侯友宜不如己意时，郭台铭同样可以成为寄托的对象。既然取代民进党是最重要的事，那由侯友宜来做，或交给柯文哲、郭台铭来完成，差别是什么？ 早在今年5月国民党正式提名总统参选人之前，前国民党党管会刘泰英就看好赖清德即将胜出，“我对国民党本质非常了解，国民党的天性就是不团结”。的确，国民党不团结是它的“党性”，这样的“党性”不仅来自于这个政党没有制度，更源自于它欠缺理念信仰。一个无法透过信仰产生力量的政党，再也无从遮蔽政客的贪婪，所以放眼望去，尽是这些短视近利的跳梁小丑。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将在下周一开始举行的中共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五次会议上会有何种何类人事议项，颇受瞩目。在不会再次食言的前提下，会有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才当了五个多月的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会在下月一日被宣布“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呢？ 本月21日中共新华社对外公布;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8月28日至9月1日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将审议的内容有：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如上所引和从略的十多项内容都没有引起外界的外注。让外界感兴趣的只是如下两项：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上个月被热炒至高潮，在本月里已经趋冷的火箭军“窝案”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的婚外乱性和美国私生子案，借此又被拿出来说事。 发表后立刻被多家外媒转载的香港“明报新闻网”上刊登的文章《人大常委会议 又有任免事项》如此分析说：秦刚被免去外长职务快一个月，但其去职原因及未来命运仍是未解之谜。下周一全国人大又将召开常委会议，议题包括“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再引发对秦刚去向的关注。 上月28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 了《秦刚被罢官是因为”间谍和间谍，不能搞破鞋”？》一文。文中介绍了按照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时行使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委会会议一般在双月的下旬召开。会期一般为5天左右。” 所以，在今年6月底刚刚结束了十四届全人大第三次常委会议之后才一个月，即于今年7月底召开的第四次人大常委会会议，虽然对外的解释没有说是“临时召集（的）会议”，但事实上月球人都知道完全是因为外长职务无法长期空缺的原因。 不过，如上明报新闻网文章进一步分析说：“上月的会议，只是免去秦刚的外长职务，却未免去其国务委员职务。”而近期国务院多次重要会议，如上周三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和本周一的第三次集体学习会，都未见秦刚身影。“有猜测下周的人大常委会议上，他（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可能亦将不保。” 该文章还写道：其实，下周一人大常委会议还有一项议程，更值得关注，即“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一般这类议程，多是意味有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因出事或工作变动“如出任政府职务”被取消资格。近期传说出事的几名军队高级将领如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火箭军前政委徐忠波、军委联参部副参谋长张振中等人，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若有人涉及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调查，其代表资格或会不保……。 如上文章的分析和预测是否会在几天后被这次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兑现，容笔者先在本文分析和介绍几个人大代表被“终止资格”的可能性。 去年1月才晋升火箭军司令员并获授上将军衔的李玉超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已经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委员，继而又在今年三月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徐忠波是2020年7月晋升火箭军政治委员并被习近平授予上将军衔，然后和李玉超一样，去年十月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二十届中央委员，今年三月以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现如今，虽然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还暂时没有被宣布在党内撤销中央委员职务，但其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被罢免或者终止都是早晚的事，如果内部已经决定了要把撤销此二人的中央委员职务的议程安排在今年十月左右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出台，那么赶在8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先罢免或者说终止他们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是有可能的。 至于前火箭军副司令员，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忠，本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在二十大上未能连任候补中委，更未获得晋升。不过，他还是以在位的副大军区级职务和中将军衔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如果不“犯事儿”的话，他虽然在明年会因为年满63岁被退役，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将会坚持到2028年3月的下届全国人大召开。 那么，多的不说，就说如上三人是否会在本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被宣布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章第三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所以，如果当局已经决定对李玉超及其他人的处理上升至司法处理层面的话，那么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是早晚的事情。即使上升不到司法处理层面，只要受到了党纪和军纪处分者，终止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也是一种行政处分。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根据中共相关“国法”条文及今年1月17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内容，由于所有“政纪”均已成为国家法律，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有效衔接，并以其代替“政纪处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 党员严重违纪涉嫌犯罪的，原则上先做出党纪处分决定，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也就是说，对于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处分的次序一般是先党内，再行政，再司法。即党纪处分在先，事实上就是在党纪处分的同时由党来决定政务处分的轻重以匹配党纪处分的程度，同时也是由党决定是否要上升到“移送司法”。 同样，对于军内的党员干部的处分，多数情况下也是先党纪、再军纪、再司法。 但是，特别是在对军内干部的处分过程中，如果内定只给“轻处分”的话，那么被处分者如果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话，就有可能是终止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处理被“依法”进行之前和之后，党纪和军纪的具体处理内容都不对外公布。 我们不妨以前国防大学校长、解放军上将王喜斌为例子。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2月24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终止王喜斌、虞海燕等人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报道中具体介绍说：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由解放军选出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国防大学原校长王喜斌，因涉嫌职务犯罪，本人提出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2016年12月28日，国防大学选举委员会决定接受其辞职。由甘肃省选出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虞海燕，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责令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2017年1月25日，甘肃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喜斌、虞海燕……的代表资格终止。 请注意，如上两人虽然都被宣布“代表资格终止” ，但区别在于一个是“本人提出辞去”而后被“接受”，另一个则是“被责令辞去”。 王喜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之前和之后，对他的党纪和军纪处分内容始终都没有对外公布，估计只是个党内警告之类加上军内待遇下降，比如降为副大军区级待遇。 至于当时的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的过程是，2017年1月11日，先由中纪委网站上宣布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6 天后由新华社发布“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的消息，就是“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然后就是先后由甘肃省和全国人大进行的对此人的行政职务和人大代表资格的处理程序。 通过如上比较，可以判断出我们本文中列举的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李玉超等三人，或者是他们中的一个或两个，如果是在下月1日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结束当天确实被宣布终止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也还有个是他们“本人提出辞去”，还是“被责令辞去”的区别。如果是后者，那么日后他们所要接受的党纪和军纪处分肯定严重。特别是已经被以对外公开新任命的他们两人职务的接替者的形式宣布了对他们两人的撤消军职的处分的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都是二十届中央委员。未来即使能够保住党籍，不给他们两人撤销中央委员职务的党纪处分的可能性很小。 当然，可能性较大的是如上二人都将面临开除党籍、军籍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下场。此乃后话。 分析至此，需要重复一下本文开头一段中的两句关键内容，本月28日至9月1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同样的表述曾出现在今年2月16日的新华社报道中，报道中说：栗战书主持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三十三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2月23日至24日在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但莫名其妙的是，12天后后宣布的这个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结果只有司法部长更替任免案事项，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的审议却没了下文。是根本没有审议还是审议了没有通过？或者是栗战书在委员长会议上宣布并昭告天下之后党中央或者习总书记本人又突然下令不予“审议”了？ 不过呢，如果再往前追寻的话，中共政权的这枚橡皮图章也不是次次食言。比如新华社报道中说的去年10月13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六次委员长会议上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10月26日至10月30日在北京举行。根据栗战书委员长的提议，会议将审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就被兑现了。 新华社半月之后，即去年10月30日对外宣布的该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这项报告的结果被如期公布，包括了对“涉嫌违纪违法的李晋平、王诚、麦教猛、邓小刚、戴世宏等人的”代表资格终止“。 那么，如今下周一就要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如果不食言的话，《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中的“个别“两字，可以只是一个，也可以被理解为几个直至十几、二十个。或者更多？毕竟全国人大代表的总数近三千人。 当然，十四届全国人大从闭幕至今也才5个月，所以一时间应该还凑不出十个以上的严重违法乱纪代表，而已经被外界曝光并大肆炒作了一番的，也只有本文重点介绍的三个军内高级将领。即使他们三人不会全都被在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除名，其中的一、两个先被除名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至于这次会议上必定会有的人事任免事项，是否会包括了国务委员秦刚的“免“和某人的”任“呢？请静待本专栏下周一的文章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将于9月1日对外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或者下次、下下次的常委会会议上的“决定”内容如果包括对秦刚国务委员职务的处理，那么无论是免职还是撤职，表面上看是在履行习近平版的全国人大的《组织法》的职责，实则是违反了中共宪法的相关规定。 今天是8月28日。我们上周五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中共政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从今天开始举行。不过是次会议所有议程中最为外界关注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审议有关任免案的结果，正常情况下都是要等9月1日，也就是已经宣布的是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才会对外公布。 众所周知，中共十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召开之后才五个多月的时间。五个多月前，总共近三千名代表在与会期间都还是健康状况良好，与会之前也都已经被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而且是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和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中纪委委员在产生过程中的政治审查标准一样，“绝不能带病上岗”。 所谓“绝不能带病上岗”，是去年中共筹备召开二十大时习近平在召见筹备组人员时的训诫内容之一，意思是在综合考虑每个具体人选的德、能、勤、绩、廉表现情况过程中，特别要严把廉洁关。习近平声称“这是选人用人的底线要求”。习近平要求：在廉洁问题上必须“零容忍”，不能把有硬伤、暗伤的人选进来。 接下来，无论是筹备十四届人大还是十四届全国政协，筹备组都将习近平的这一要求应用在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名单的产生过程中。 照理说，既然都在廉洁问题上“零容忍”了，所以无论是去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大上产生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及中纪委委员，还是今年三月出席“两会”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在廉洁问题上都是应该是杠杠的，谁成想，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陆续暴露出了一匹又一匹“害群之马”，有军队的，也有政府的，更有地方的。 军队系统率先冒出的面临被除名的几个全国人大代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至少包括了去年1月才晋升火箭军司令员并获授上将军衔，继而又在去年十月二十大“当选”上中央委员，并成为十四届人国人大代表的李玉超， 2020年7月晋升火箭军政治委员并被习近平授予上将军衔，然后和李玉超一样，去年十月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二十届中央委员，今年三月以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徐忠波，以及前火箭军副司令员，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张振忠。 此三人日前都已经失去了军内职务，应该都正处在被军纪委“留置”调查阶段。 未来对他们的最终处理会是什么程度，我们无法预测，但即使是被给以党内和军内的“轻量级处分”，不至于被“双开”再加移交军事法庭，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是迟早的事。 也正如我们上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如果9月1日公布出来的被中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个别代表”中包括了如上三人中的前两个，那么几乎可以是肯定是在为今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开除他们两人的党籍并逐出中央委员会做准备。 至于外界更为关心的现任国务委员，但已经被先行免去了外交部长部长职务的秦刚是否会被“从快”处理，快到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就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的地步，我们外界也是无法预测。但是如果习近平当局已经内定了要在一个多月，最多两个月内就一定会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处理秦刚，那么目前现在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就有可能对他的国务委员职务下手。 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具有对副国级领导职务的处理权限，一直都是一个在中共政权自己的法律条文中相互矛盾的问题。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2018年2月24日，赶在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的前10天，，中共新华社“受权发布”了《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杨晶同志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决定》。 没成想当月下旬就有细心的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在分组讨论时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委员杨晶的撤消职务决定是违反宪法的。 我们知道，中共现行宪法是2018年3月最新出笼的习氏宪法。其中的第六十二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其中的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 其中的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人事方面的）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也就是说，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其常委会在涉及国务院的人事方面的“决定”权，只到正部级。具体来说，如果严格按照宪法行事，那么当初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权决定当时的杨晶的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任免，但没有权力决定他的与副总理同级别的国务委员职务的去与留。 正是因为有全国人大代表指出了这一点，所以当时的习近平当局“从谏如流“，下令”修法“。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出台，并宣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这个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我们不妨简称为习近平版的《组织法》。这里只分析其中的用当时中共全国人大发言人的话所形容的 “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权”部分。 具体说来，这个习近平版《组织法》中的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都是新增加的。包括：：第三十一条：“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可以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 第三十二条：“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其中所谓“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等于是把总理之外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都包括进去了。 请注意，这个习近平版的《组织法》的出台是在杨晶被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撤消及国务委员职务的两年之后。也就是说，当时对杨晶的撤消国务委员职务的“决定“，完全是无法可依。 那么，有了这个习近平版的《组织法》为法律依据之后，如今的十四届全国人大的第五次常委会会议或者是日后第N次常委会会议，就貌似有了撤消国务院某个副国级领导人，比如撤消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的决定权，听上去完全合法。但深究下去，却发现如此规定完全是违宪。因为现行宪法中没有赋予习近平版《组织法》中新增加的如上两条人事权。此其一。 其二，现行的习氏宪法和习近平版《组织法》中也存在的矛盾之处还有，宪法中对国务院领导人只有任命和罢免，根本就没有“撤消“一说。所以习近平版的《组织法》中的”撤消“二字就是与宪法相抵触的。 事实上，中共政权自一九八二年颁布区别于毛时代的新宪法之后，宪法中规定的属于全国人大任命权限的所有正、副国级领导人，在时任国务委员杨晶之前，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例中途被罢免的情况。当然出现过主动辞去职务的情况，但都是以第某届全国人大第某次会议通过接受其辞职的决定的形式完成操作，而不是以某届全国人大的第N次常委会会议同意的形式。 当然也出现过在两届全国人大之间增补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的情况，但进行方式也都是按照宪法的规定，在某届全国人大的某次全体会议上完成操作，而不是由人大常委会越俎代庖。 也就是说，从1982年以来中共当局就从来没有启动过宪法中所规定的对某项职务担任人的罢免程序。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李先念等人曾向邓小平要求通过全国人大罢免时任副总理吴学谦，但遭到邓小平的拒绝。 邓小平采取的办法是把吴学谦留在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上闲置，同时赶在1991年4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将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增补”为国务委员。这次会议上还增补了邹家华、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 总之，2018年2月对杨晶国务委员职务的所谓“撤消”处分，根本就是没有宪法依据的“新发明”。而事后才出笼的以修改为名，事实上是另起炉灶的全国人大习近平版《组织法》中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这部分内容，虽然可以成为“撤消”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的“法律依据”，但因为是和现行宪法的相关条文有直接冲突，所以绝对属于违宪操作。 当然，在习近平版《组织法》还没有问世的时候，习近平政权即已经毫无顾忌地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宣布了对杨晶的国务委员职务的“撤消”决定，如今对秦刚也如法炮制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正如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到本文截稿为止，秦刚也不过才“失踪”了两个月零三天，而上个月底为他的“特殊原因”而临时召开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他的外长职务，只是因为在他秦刚“失踪”之后王毅“以党代政”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同，再加之外交部发言人每天都被问及秦刚的去向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这才采取的在最终决定对秦刚施以何类何等处分之前的权宜之计。而对他秦刚的最终处理决定的出台，势必是要待到中纪委的调查组先完成调查报告，中纪委常委会才会“先拿出意见”，然后才是习皇发话。而这个过程能够在短短两个月里就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笔者持谨慎怀疑态度。 当然，笔者对此事没有任何“内部消息”的前提下，也拿不出过硬反驳外界媒体关于正在召开的这个全国人大第五次常委会议将会对秦刚进行“发落”的说法，但假如9月1日的新华社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结束的报道内容中出现了秦刚的名字，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免去”秦刚的国务院委员职务 ，第二种和杨晶一样，只是被“撤消”了国务委员职务。而无论是免去还是撤消，与此同时，大概率也会把王毅的名字替换上去。因为目前的王毅虽然已经“回锅”外交部，但他仍然还只是党的领导人，而不是国家领导人。在对外交往，特别是对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名不正而言不顺。 另外，虽然在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中共政权的全国人大的习近平版《组织法》给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扩权”是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但这个《组织法》新赋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对“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生杀大权”，也只是“任免”和“撤消”。 我们假设习近平突然决定对某个在位的国务院副职领导人施以开除党籍和移送司法的严肃处理，那么此人的行政职务，无论是副总理还是国务委员，都只会被全国人大在某次会议上宣布“罢免”，而不是被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或者“撤消”。 分析到此，我们的结论是，无论是正在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还是下次或者下下次会议上，如果只是决定“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那就证明已经在内部决定对他“不予追究”了。如果是“撤消”他的国务委员职务，那么下场就是和杨晶一样，保留党籍，行政降级。 如果人大常委会的几次会议上都没有拿秦刚说事，那么他秦刚在明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四人大二次会议上被“罢免”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至于正在召开的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如果不会涉及秦刚的前提下，有所谓的“人事任免”事项纯属常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恒大爆雷，碧桂园爆雷。股市低迷，人民币贬值，金融一团死水。外企一家接一家地撤离。企业经营困难，失业节节攀升。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同时熄火。中国经济究竟怎么了？尽是坏消息。而今夏，祸不单行的还有，洪水滔天（实为人为泄洪），淹了华北，又淹了东北，毁了无数家园，败了无数农田，死亡数字更是一个无底洞。举世公认，中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连带拖累世界经济。 为何中国经济一败再败？或曰：为何习政权一败再败？鉴于二十大之后形成一派独大，习家军全面上位，习近平一人掌权，故而，如今的中国政府，只能称为习政权；如今的中共，只能成为习记中共。习政权一败再败，在于习近平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习近平的性格特点，总结起来，至少有三点突出之处。其一，权欲重，私心重，生怕失去权力，一切布局和工作以他个人权力为首要顾忌，故而凡事需要“亲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其二，疑心重，不信任任何人，哪怕他自己的亲信；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而稍有意见不同，则怀疑对方有二心、心怀异志。其三，固执，顽固，固步自封，冥顽不化，且头脑陈旧，思维落后，整个精神状态停滞在旧时代，与新世纪格格不入。 基于他的第一个性格特点：权欲重、私心重， 不肯分权或下放任何权力，必然造成庞大的官僚集团停摆。各级官员遇事不敢做主、也不愿做主，只等上令，等习令。愈加滋长了官场懒政、怠政、堕政之风。人浮于事，效率低下。 基于他的第二个性格特点：疑心重，听不进任何人意见。于是，他更多的听到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不仅听不到任何真实情况，甚至听不到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即便他身边那些亲信大臣，诸如蔡奇、李强、丁薛祥、李希等人，伴君如伴虎，动辄得咎，也终日诚惶诚恐、胆战心惊、不敢越雷池一步。 基于他的第三个性格特点：固步自封，执着于旧思维。始终用旧脑筋应对新世纪。面对复杂纷纭的内政外交，他的手法却简单粗暴，那就是，生搬硬套旧时代的手段，敷衍应付新时代的变局，用旧药方对付新疾病。用主观欲念代替客观现实，凡事想当然。总是力不从心，却又认识不到问题所在。实际上，他本身缺乏当今时代的常识、以及正常的感知和认知能力，与多数人、尤其与年轻一代的感知和认知相去甚远、甚至格格不入。 上述三个性格特点加在一起，必然形成错误决策-死不认错-错上加错的恶性循环。性格决定命运，习记中共，焉有不败之理？ 有人或反驳：说习近平处处失败，却为何能够在权力斗争中取胜、且一再取胜？以至于一举打破任期制、轻松复辟终生制，在二十大夺权之后，俨然“黄袍加身”，成为新的帝王，红朝皇帝。 要解释这一点，其实并不难，正在于：习近平的旧脑筋暗合一党专政的旧制度。他充分而狡诈地利用了那个庞大而陈旧的党机器，为他个人集权服务，不止充分利用密布全国的军警特，还充分利用庞大而无所不包的宣传机器，终日为他造势造神。 换言之，习近平得以集权和复辟，仍是一党专政的产物。其实，这也是邓小平时代留下的漏洞：只有经济改革、空缺政治改革的邓时代，留下巨大的历史漏洞，最后，竟让习近平轻易地钻了空子。 在一党专政制度下，当某人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只要他有意独裁、精心运作、狡诈使力，先凭籍手中掌握的人事大权，不断换人，任人唯亲，安插亲信于权力要津，最后全面掌控军警特；只要他唯我独尊、六亲不认、心狠手辣，凭籍他手中掌控的军警特工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展开大清洗，清除异己，同时制造恐惧；借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迫使党内官员在恐惧中臣服，哪怕是口服心不服。 然而，回到治国理政，则是一败涂地、一地鸡毛。何也？还是笔者那句老话：一人成功，全国失败（诸如毛泽东、斯大林、普京等，例子比比皆是。）一个独裁者的成功，必伴随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失败。或者说，独裁者的成功，本身就建立在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牺牲、为代价的基础上，这是独裁的巨额成本、超级成本。专制和独裁的本质，就是祸国殃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传统的北戴河休假结束了，北戴河的戒严和热闹也结束了，如今已经恢复了静悄悄的本来面貌。往常北戴河静悄悄了，国内外媒体就开始热闹了：各种新闻评论和猜测，以及港台媒体的小道消息，就开始充斥着大小媒体。可是如今却仍然静悄悄地就像一潭死水，这就不正常了。 这个不正常其实很符合规律。什么规律呢？就是当中共内部的所谓民主，已经无法纠正错误进一步滑向深渊的时候，大家就只能鸦雀无声了。各部门的问题一大堆，而且互相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小习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跳着脚骂人了。这一次的北戴河会议，估计就是这种状况。 什么是鱼，什么是熊掌呢？比如说缓和中美关系，是挽救快速下滑的经济所必须的条件。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小习也不是傻瓜。可是有一帮人就不能接受了，小习也不太情愿。因为负责维稳的党棍们，更加倾向于战狼外交，配合一场局部战争来化解国内矛盾。这就需要支援俄罗斯继续乌克兰战争。 怎么办？以习近平善于内斗而不善于治国的特点，不知道该帮谁说话才对了。帮谁都错，只能骂人。你放了秦刚缓和中美关系，王毅和战狼派不干。你放了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国防部长和军队主战派不干。如何鱼与熊掌兼得，不是小习的智慧范围内能解决的。互相争论上升为脸红脖子粗，除了跳脚骂人还能怎么办呢？真难为习近平同志了。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规律，不可违逆。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的根本矛盾，发展到如今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不得不改头换面了。这个根本矛盾，就是既要吃市场经济这条鱼，又舍不得放弃一党专制这盘熊掌。结果就是深度中毒，命不久矣。 有没有解药呢？有两种。一种是小习同志的英明策划，回到二点零版的毛泽东，斯大林时代。一方面靠现代技术优势，强化维稳镇压；一方面把人民的经济命脉重新抓在自己手里。形象地说就是，国有化加上人工智能的全面监控。把任何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结果就是这些年产生的资本家们不能适应，正在静悄悄的配合外国资本家们用脚投票。中产、小资产阶级也不能适应，不断暴雷被割韭菜已经扩大了穷人的队伍。生活水平已经接近剩余价值理论的大多数老百姓，只剩下造反一种选择了。这种危机，北戴河会议的诸公们看得比我们清楚。 平时不敢说话，怕会被整肃。这时候再不说话，谁也逃不过后果自负。至少名义上北戴河还是自由发牢骚的机会，于是所有的责任都集中到了一尊的身上。谁让你把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呢？权力和责任好像真的不能分开了，马屁精们不会帮你承担责任。 还有一个解药：就是彻底改革政治体制，用多党制约的政治体制，保障法律的正常实施。用法律保障的市场经济，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这是一条在世界范围内，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解药。但却是和一党专政的利益集团相抵触的解药。利益集团们能够舍弃自身短期利益，为全社会谋求这个长远的利益吗？ 我无法判断。历史上，古今中外两种先例都有。比较明智的统治集团也可能放弃不可靠的短期利益，为全社会谋求长远利益。否则就是暴力改朝换代。也许无法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就只能等待一场血流成河的革命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中共二十大习家军全面上位，中国已进入堪称“逢迎政治”主宰的“新时代”，中共政权也进入了“灭”的没落时期。 李强引领中共“逢迎政治” 官员讲话必提最高领导人指示、精神，历来是中共官场的标配。但在实际工作中，一直到李克强任总理的时期，中共国务院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到了习近平大秘出身的总理李强上任，他对习近平极尽逢迎，成为开启“逢迎政治”新时代的标志。 8月21日，中共国务院进行第三次专题学习，李强称，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8月16日，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称在“习核心”领导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尽管中国经济已呈现哀鸿遍野。 近期华北、东北地区洪水滔天，习近平再次未如前任领导人一样现身灾区，引起不少议论。8月8日，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却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各地受灾群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李强7月3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称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 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大秘，他在上海奉习指令封城防疫搞得天怒人怨，结果照样被抬上国务院总理大位。以李强的秘书党思维，他掌握国务院，基本行为准则当然就是服务好习近平，当好“太监”。 3月14日，李强在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说，新一届政府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国务院定位首先是“政治机关”，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 之后，李强制订了新《国务院工作规则》，减少国务院常务会议次数，同时建立学习习近平讲话的制度。这是将“逢迎政治”制度化。 今年5月，李强还罕见以总理身份，陪习视察雄安新区。而过去的总理是不会这么做的。 李强表面上是为了更好地执行习中央指令，避免政令不畅，但实际上执行的更多是政治指令。而更关键的是，作为“一尊”的习近平，并不是全能的，甚至可能是低能。 “全能的习近平” 早在2016年，就有外媒关注到习近平一连串的挂任头衔。在当时，他不但任党政军一把手，而且已身兼7个领导小组负责人，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这些机构后来基本上已改成了委员会。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文章称习近平是“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 但习近平真的不是“全能”的，他当全面主席，又号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更可能是因为不放心。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在2018年第一次连任国家主席时这样说。习近平自己就是党，他什么都要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权力欲，但主要还是他不放心，不安心，不得已。 过去的政治局常委中还有江派、团派人物，他们和习不太协调。现在常委们虽然都是习家军，但连习近平都公开承认他们是“外行领导”，习有另一种不放心。 不过，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未必是人们想像的事必亲躬、励精图治的勤政表现，从他在洪灾期间，连灾区都不去看一眼，就可见一斑。 “逢迎政治”之祸 从李强开始，整个官场表面上都不敢对习有微词，一味逢迎附和。但搞“逢迎政治”是有后果的。 习近平前三年防疫大搞动态清零，官方也称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即便体制内外质疑声音不绝，人道灾难不断，但习自己一直不松口，坚持说搞动态清零是“生命至上”。而主管卫生的高官和官媒都一直附和习的说法，维护动态清零，结果一朝溃败，在去年12月政策大逆转。 在当局放弃动态清零之前，发生了反封控的“白纸运动”。去年12月1日，习近平也曾对来访的欧盟官员提到，中国出现抗议，原因是“在疫情流行三年后遇到了问题，大学里的学生或青少年感到沮丧”。这个消息透过大外宣媒体披露。 习可能只是为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真正让他低头的原因是他自己撞到了南墙。因为决策失误，经济受重创，政治上官员躺平，社会上民怨沸腾，原来的僵化防疫政策已经走不下去，最后归因于“白纸运动”，以示他还是听一点民意的。 最近的洪灾也一样，中共为保北京，向河北泄洪，为保习的政绩工程雄安新区，涿州等地被淹，灾情惨重。其时中共高层在北戴河休假，网上则流传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等前领导人在任时到灾区视察的视频。 习近平事后专门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自己声称防汛抗洪救灾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和各地灾民抗议形成对照，而这种抗议过去是没有的。 有意思的是，在华北洪灾之前，中共官方7月19日曾出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 官媒指习近平“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中共水利部长李国英更为此书撰写序言说，习近平关于治水的论述，“在中华民族治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共的水利部长简直把习近平治水捧到了“大禹治水”的高度。 这本书在洪灾期间遭到不少民众讥讽，有网友暗讽习是“专业专精的全才型领导”、“全才大将”、“当代大禹，治水有功在千秋”、“文武全才”、“百科全材”。 如果水利部是提前预制这次“高级黑”，李强在网路一片骂声之际，仍声称习“亲自指挥”救灾，这其实是一种甩锅。 习近平的治水思想，只是他“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我们看过的还有：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思想、习近平文艺思想…… 2021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党媒刊文，吹捧习近平外交思想，称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外交工作。然而，外交系统听从习的“敢于斗争”指示，结果四面树敌。 最近中办、国办印发文件，要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领导干部“重要必修课程”，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 说习近平有经济思想没有错，无非就是国进民退的一套，外交思想也有，就是恶狼外交的斗争一套。但要说习有法治思想，就很荒唐，人们都知道中共党大于法，以党代法，根本无人权和法治。 习近平既然有这么多思想，不是靠御用文人捣弄出来就可以的，必须有逢迎者的宣导。 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研究机构，陆续建立了10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现在这种所谓的研究中心，在全国至少有18个。 今年4月，中共在全国发动学习“习思想”的运动，习的头号亲信蔡奇负责操盘。而习近平也不避嫌，亲自开会下指示。这些都是“逢迎政治”的产物。 在经济上的逢迎带来的损害更大，因为习近平大脑思维都是陈旧的计画经济元素。当今中国的各类经济指标几乎无一点亮色，潜伏著各种灰犀牛和黑天鹅，中国的经济繁荣落幕已是外界共识。这不是当局禁止唱衰，声称形势大好，就能解决的。习近平为什么一再强调安全？他如今惶惶不可终日，睡不安枕。 1978年之前，中共搞计画经济造成灾难，1978年之后中共不得不转变路线，但仍是由党来决定市场的配置，本身就是瞎指挥，中共永远无法“改革”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也只是将九龙治水变成定于一尊。但由于最高层僵化低能，又没有制衡，更容易朝令夕改，政策前后矛盾。 对于习近平折腾导致的政治黑暗、经济烂透，没人敢提异议。况且李强他们还要搞“逢迎政治”，让朝廷弥漫谄媚之风。 “新时代”就是“最后一代” 当然，也不能全怪身边人坑习近平，因为习近平自己也确实听不进别人一点刺激性的言论。所以他才会一上台就搞了个“妄议中央”的罪名。习近平成了名符其实的“习禁评”。 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红二代、房产大享任志强质疑当局防疫不力。他骂习近平的文章，2020年3月在网上流传，同年9月他被以贪腐罪名判刑18年。 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是能听忠言的古代明君典范，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不忘隋朝灭亡的教训。他经常说：“百姓好比是水，帝王好比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还认可魏徵所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以马列主义为宗、本质上与中华为敌的中共政权，本身来路不正，当然不能和中国正统的朝代相比。另外，中共也没有民主社会良好的自动纠错、修复功能，它即便有天大的错误，制造了多少人道灾难，仍然会自吹伟大、光荣、正确。但作为统治者本人，本来有弃恶政、行善政的机会，善政会令统治长久，反之则短促，不论是何种性质的政权，道理是相通的。 如此，中共到了习时代，在各领域的折腾，只会加速其溃败。而李强配合习打造的以“逢迎政治”为特色的“新时代”，其实是“烂时代”。去年上海封城时，年轻人躺平对抗中共，誓言做“最后一代”。如今到习近平这一代，其实也到了中共的“最后一代”。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中国经济接连呈现败象，引起国际媒体的诸多关注。但中国的金融外资断流这个更大的事件，却基本上未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本文分成上下两篇，试图说明，投入中国的金融外资，曾经帮助中国挺过了疫情期间的经济困难，但金融外资最后仍然断流了，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导致中国经济进一步出现越来越大的困境。本文的上篇业已刊出，下篇着重说明，中国的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构成多大的冲击。 一、金融投资：福兮祸兮？ 西方的巨量金融投资投进中国，当然是想在中国的泡沫经济中“分一碗羹”；客观上，的确给中国2015年以来正逐渐衰弱的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外商金融投资的高峰年份是2019年和2020年，两年内达到7,93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中国外贸顺差的83%。也就是说，中国全国上下拼出口，赚来的贸易顺差只不过比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的金融投资略多一点而已。 对中国而言，外商的金融投资相当于一大笔从天而降的外汇收入，这些资金会被中国的银行卖给央行，补充到中国的外汇储备当中去，或者留在银行的手中运用。外商的金融投资，毕竟是中国的企业借来的钱，其中的债券投资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而私募基金投资的项目一旦成功，外商投资者作为股东，则会出让股权，套现走人。 无论是哪一种金融投资，当外商回收金融投资时，集中管理外汇的中国政府就需要支出相应的外汇。从外汇管理的角度看，外商的金融投资其实是国家的负债。借来外资用一用，虽然短期内是好事，但从长期来说，终有一还；而一旦经济泡沫破灭，中国的企业倒账不还了，所有借钱给中国企业的西方投行都会睁大眼睛盯着中国，看中国政府是否帮助中国的企业偿还国际债务。这就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华尔街的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中国经济种种乱象的原因，因为华尔街从中闻到了投资变成坏账的味道。 如果中国经济的大势向好，那么，外商的金融投资会产生向上的助推作用；若中国经济滑坡难免，则外商的金融投资就会成为致命的外汇负担。而更加致命的是，当中国的经济已习惯于外商金融投资的润滑作用时，中国房地产业的领头羊又由于国内原因而一蹶不振，那么，只要外商的金融投资被倒账，就会激出西方的金融投资断流和外企撤资潮。而外商的金融投资断流，对下滑中的中国经济大势，必然成为向下的助推力，这就是当下和今后中国面临的局面。 二、外商金融投资的经济与非经济作用 对中共而言，从华尔街吸金，显然比拼出口容易得多了。那这样巨额的金融投资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呢？2019和2020年，中国的GDP一共增加了8百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两年里，西方的金融投资是中国GDP增量的10倍。这些金融投资基本上对中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客观地讲，对稳定中国经济却有重要帮助，所以我用润滑剂来形容西方的金融投资。正因为有了华尔街的巨额金融投资，中国经济在2019年和2020年才勉强维持住了；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金融投资，中国经济早在三年前就大滑坡了。中共很清楚，国外金融投资已经取代外企建厂开店，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但中共从来不让其国人知道这一点。 西方的金融投资还产生了另一个非经济的作用，那就是，它成了维系美中关系的最后一根纽带。过去几年来，由于中共扩军备战、大量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美中关系每况愈下，但中共在美中关系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方面，始终十分强硬，老神在在，因为中共觉得，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越多，中共手中的底牌就越好，不怕美国翻脸，因为对华尔街来说，美中翻脸的经济代价太大。 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中关系需要“去风险化”，不能受制于中共。这里所讲的风险，包括技术、军事、金融等多个层面。这就回到了本文上篇提到的，华尔街金融投资给自己“埋雷”这个问题了。由于华尔街通过私募基金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四分之一都与中国的军工需要相关，因此，这些投资实际上意味着，华尔街对中国的的金融投资，增大了美国面临的中国风险。 事实上，中共只是在利用华尔街的金融投资来开发中国需要的各种军用科技，但绝不可能让华尔街了解这些初创企业真正的研发进展，因为那是中共的科技绝密。如果这些初创企业不成功，华尔街的私募基金投资自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若中国的初创企业用美国的资金取得了研发进展，中共则会轻松地安排中国的初创企业“金蝉脱壳”。这样的设想，只是金融全球化过程当中，美中金融的往来不发生突变时的场景；但是，突变还是发生了。 三、拜登限制对华金融投资 今年8月9日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将限制美国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以及合资企业对中国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这三大敏感科技领域的投资。对此，国际社会反响很大，虽然这项行政命令只是直接将三个与中共军用科技相关领域的美国金融投资断流，它实际上波及的是整个华尔街的对华金融投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用标题是，《美国对华投资禁令将进一步推动美中脱钩》。这篇报道指出了一个前景，即拜登的这个行政命令，关系到美中经济关系脱钩；而这样的脱钩会让美国和中国都会受到很大冲击，当然也关系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未来大变。 拜登的禁令并非无的放矢，据PitchBook Data的数据，自2016年以来，美国投资者参与了700多个中国初创企业在AI和半导体领域的合资项目。此禁令生效以后，中国政府会尽快把这些企业变形成它可以主导的项目，并直接或间接地把华尔街的私募基金投资留在被空壳化的初创企业里，令这些私募基金项目的美方投资者血本无归。而后，白宫的该行政令对华尔街的金融投资自然会产生重大的寒蝉效应，何况先前的投资可能都变成了“肉包子打狗”。 从拜登的禁令宣布之后的反应来看，华尔街并未表现出非常震惊的态度。其实，这道禁令已经酝酿很久了，白宫一直投鼠忌器，害怕伤到华尔街。现在华尔街在禁令公布后似乎比较淡定，显然是因为，华尔街已经知道，先前总共约两万亿美金的对华金融投资，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本来就已经难以回收了；而白宫的禁令不过是在“伤口”上贴上了“创可贴”，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投资损失。 所以，无论是从商业风险的角度去考虑，还是从美国政府对中共的金融制裁来看，华尔街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今后无疑将会断流。华尔街从完全信任中共，到彻底抛弃中共，在短短五年中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而过去几年里维系美中经济关系的最后纽带—对华金融投资，即将被切断。金融投资是经济全球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过去几年里，金融全球化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资金投入变成以中国为重心，其规模远远超出对华实体投资的规模。这个金融游戏的突然中止，当然对全球金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四、金融全球化的中国命运 对华金融投资的断流，是一个意外吗？其实不是。当今世界上，信任中共、喜欢中共的，多多少少都有点象迂腐的“东郭先生”，甚至可能比东郭先生还迂腐。它们把中共这头狼看成了可爱的“宠物”，那不过是几十年里留下来的陈旧印象。 美国在尼克松时代把中国发展成了对抗苏联的冷战盟友，因此，几十年里美国的历届政府一直信任中共，开放技术和投资，还把美国的市场给中共用来积累财富，中国才得以繁荣起来。过去，中共只是个“狼仔”，又小又弱，于是被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商人当成了“宠物”；然而，“小狼”被喂饱了，长壮了，它就要咬人了，那是它的本性。 和中国做生意，谁都希望国际环境稳定，中国与国际社会也保持和谐，这样中国的经济稳定繁荣，外商的生意才能顺利。但是，世界各国的企业家都被经济全球化所蒙蔽，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是共产党执政，共产党一旦有了一点力量，它就会试图扩大统治范围，破坏和平。这与其领导人姓什么，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姓邓的以前戴牛仔帽、姓江的当年跳草裙舞，是因为中共还是“狼仔”，要讨好“饲养员”；而姓习的如今玩航母编队、扩大核武器装备，是因为自认已长成“头狼”了。 中美关系最近几年来的逐渐恶化，破坏者都是中共。当中共不断扩大对美贸易顺差，却对西方国家设立市场限制时，当中共大规模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时，川普用加关税的办法，试图逼中共坐到谈判桌上，结果中共寸步不让、针锋相对；当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日益猖獗时，川普关闭了中共在美国的休斯顿领事馆，同时加大力度打击中共在美国收买的技术间谍，中共并未收手；中共威胁台湾，美军不得不频频发出警告，并开始调整部署，应对中共的军事威慑；中共经济开始下滑时，曾诱使西方送去金融投资，之后拜登才决定要斩断中共对华尔街资金的觊觎之心。 凡是忽视中共真正战略意图的人，都不愿意面对以下四个基本事实：一，2020年初中共派海军舰队到中途岛美国海军基地去挑衅，宣称“剑指珍珠港”；二，在南海强行霸占公海，造岛建七个海军基地，构建对美发射核飞弹的“深海堡垒”；三，不断扩大核武库数量，准备把核飞弹打到美国全境；四，最近与俄国一起派舰队到美国阿拉斯加州外海演习，进一步威胁美国。中共所做的这些一再说明，共产党政权从来不放弃统治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野心，它现在正威胁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这并不是一个国际社会可以信任的政权。 从华尔街金融投资的失败当中，至少可以看到四条教训。第一，不能假定中共会信守商业诚信，金融全球化延伸到中国之后吃了亏，即为典型案例；第二，中国的经济繁荣本来是个大泡沫，现在已经到了泡沫破裂的时刻；第三，看不到经济全球化会养肥中共这头“狼”，那是国际战略上的重大误判；第四，自由世界早晚会遇到中共对外霸权的威胁，这是经济全球化将重点移师中国的必然结果。 五、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要判断中国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可以有两种观察角度。从小局看，似乎微波不惊；而从大局看，则非同小可。 所谓的微波不惊，是指很多人紧盯着人民币汇率。这个汇率会不会随着拜登的禁令应声大跌呢？很可能不会。原因就埋藏在笔者7月27刊登在本站专栏的文章里，这篇题为《中国的金融命脉日渐枯竭》的文章介绍了一件事，2016年起，中国所有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被央行“清零”了。这个外汇储备统计上的变化，从此再也没改回来。而此后几年，华尔街金融投资蜂拥进入中国之时，上万亿美元的金融投资，并没让央行的外汇储备明显增加。 很显然，这里面有蹊跷。但是，稍微想一下就明白了，央行不把金融投资纳入自己的外汇储备，其实是有道理的。如果外汇储备突然跃增，不仅暴露了巨额金融投资的注入和外债剧增的真相，而且也让先前“清零”商业银行外汇头寸的造假之举，被公诸于世了。为避免这些不利于中共形象的真相曝光，中国的央行让商业银行把这些金融投资带来的外汇留在各自的手里。这就方便了中共现在运用商业银行手中过去几年里积累的外汇头寸，来干预国际市场，设法减慢人民币贬值的速度。所以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肯定趋于下降，但中共不会让它大幅度快速跌落，因此，短期内汇率可能是微波不惊。 但是，金融外资断流，从中国经济的大局看，却是非同小可之重大事件。这次拜登对中国的投资禁令，实际上关掉了华尔街对中国金融投资的闸门，这也是对全世界金融界的一个严重警告。 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早已恶化，其中的三个层面分别是贸易、技术转让和金融外资，现在后两个方面基本上关闸了，唯一还保存的，就是“世界工厂”剩下来的大半个供应链体系的产品出口，依目前动态来看，已属每况愈下。因此，美中经济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羁绊变得越来越小了，而相应地，中共对美政策的回旋余地也越来越窄。美中关系影响全球，其格局之变，各国岂会漠然视之？ 金融外资断流之后，中共还面临一个国际金融政策上的重大考验，那就是，是否公然吞掉华尔街那两万亿金融投资。美国金融界现在正拭目以待，中共果若一吞了之，那就触犯了天下大忌，让全球商界都看透了中共蔑视国际商业规则的真实嘴脸，那时，中共的对外开放就算被它自我毁灭了。 拜登的这个禁令切断了中共从国际金融界获取投资的管道，今后中国的经济将会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还会继续调整格局，避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美中经济关系因此清晰化了，美国在切割对中国的经济关系方面，把金融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切断了。不过，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国内的投资规模影响不大。现在中共虽然不断扩大货币投放，试图刺激投资来拉动经济，但企业面对日益萧条的市场，缺乏投资意愿，而居民面对房价趋于下跌的房地产市场，也不愿意贷款买房。所以，今年7月的金融数据显示，贷款和社会融资的增量断崖式下滑，这个“印钞机卡死”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中国民众期待经济重现活力的期望，似乎是落空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国最大的房企碧桂园出现危机，人民币汇率也开始再度开始下滑，引起诸多关注。但是，一个直接导致此事的更大事件，中国的金融外资断流，却基本上未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本文就来分析，何谓金融外资断流，为何会断流，以及金融外资断流将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几乎牵涉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一篇短文难以厘清，所以分成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外国的金融投资如何成为中国的外资主力，以及以华尔街为主的金融投资在中国遇到了哪些麻烦。下篇则分析，华尔街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被迫断流，将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中国经济的重大冲击。 一、外商投资的两条路径 通常所说的外资，实际上是两种，一种即大家熟悉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又称“绿地投资”），这是指外商投资实体企业，建厂房、租店面，开厂开店。而另外一种外企投资的规模更大，动辄上亿美元，那就是金融投资（又称“证券投资”）。但是，中国的很多人往往以为，吸引外资只是接纳外商的直接投资，而对外企的金融投资不甚了了，甚至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如此认知。 一般来讲，西方国家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往往主要是直接投资，办厂开店，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力有限，金融市场不发育，不具备吸纳外国金融投资的吸引力。但是，当被投资国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时，因为国家规模大，经济体量大，一旦其国内金融市场成长起来以后，就可能会吸引西方的金融投资者。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长期以来，外商投资都是以直接投资为主，所以中国官方公布的外商投资只包括这个部分。但去中国的外企投资，其实早就悄悄地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从2016年开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已悄悄地变成以金融投资为主了。 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以美国为主，因为美国的国力基础坚实，金融实力雄厚，而且，世界级的全球金融中心也在美国，即纽约的华尔街。对中国的外商证券投资，主要来自美国的华尔街。所谓的证券投资，包括两个部分，即债券和股权。其中所谓的债券，主要是外商购买中国的公司债券，比如投资恒大、碧桂园在香港发行的美元债券；而所谓的股权，指外商投资给中国的私募基金。 二、金融投资成为中国的外资主力 讲清楚金融投资的类别和特点以后，就可以进一步来介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金融投资，是如何变成外资主力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2004年底，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累计为3,690亿美元（以下数据均为美元），证券投资累计数是968亿，后者仅为前者的四分之一；而到了2021年底，当直接投资累计数上升到36,238亿时，证券投资累计数则跃升到21,554亿。对比这两类外商投资的累计数（存量），可以看出，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了。但这样的存量数据对比，还不能从动态上清晰展现出外商的证券投资活动是何时开始活跃起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外商的证券投资活动跳升的那些年份的流量数据（即当年投资额，而不是累计数额）。这些数据无法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中找到，因为国家统计局不掌握这些情况。中国负责掌握外国金融投资动态的机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该局年报中有一份“国际投资头寸表”，从中可以找到每年金融投资的数据。 从最新的外汇管理局年报里可以看到，从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中国一共拿到13,071亿外国证券投资；而同期外商的直接投资才8,687亿。五年中全部外商投资里，证券投资占六成，而直接投资只占四成，很明显，过去几年来，金融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的外资主力了。若从金融投资的动态来看，最集中的年份是2019和2020年，这两年里，证券投资占三分之二。如果看2017到2021年的投资流量，五年里的证券投资当中，45%的资金购买了中国的公司债券，55%的资金都投在私募基金上了。 三、私募基金的双重风险 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是一个许多人不熟悉的金融领域。它是指美国的投资银行与中方合作者签下投资某些中国初创企业的合资协议；西方投资者是合股人，不管初创企业前景如何，投资者十年内不能撤股。 投资初创企业，一般是面向高科技研发的风险投资，如果投资者错判了初创企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前景，可能因为初创企业研发失败而血本无归。但是，如果投资者所选的投资对象在技术研发中获得成功，并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将来成功的初创企业上市之后，西方投资者的股权可以随股价上涨而获得很高倍数的利润，那时投资者就能通过转让该公司的股份，而收回投资和所获利润。 所以，投资私募基金后，需要等初创公司技术研发成功、占领市场后，这样的公司或上市或被收购，那华尔街的投资者作为股东，才可以将股权出售给其他买家，从中获利。华尔街的投行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是，要想投在私募基金上的钱不泡汤，最好中国的初创企业有官方背景，那样就比较可靠。但这官方背景恰恰就埋下了华尔街今天被迫“割肉”的“地雷”。8月11日《华尔街日报》披露，华尔街在中国参与的私募基金项目将近3千个，四分之一与军工相关。这个“地雷”问题，也就是西方投行“下注”中国私募基金的风险之一，我将在下篇介绍。 而私募基金的另一重风险则是，企业的投资人不但不能退股，而且连要钱都不如借钱给企业的人地位优先。在私募基金项目里，外商投资者是股东，一旦所投资的企业经营失败、破产清盘时，企业的剩余资产如何清算，股东的排序不能优先，反而是排序在后。以今年3月恒大公司的资产重组为例，它把境外债务分为A组和C组，A组债务包括优先担保票据和债券、贷款，将优先全额赔偿；而C组债务是私募基金，股东作为债权人，只能“差额索偿”，也就是看恒大剩余财产之多少，得到部分的赔偿。 四、华尔街的错判 为什么华尔街这么热衷于对中国做金融投资？2005年以前，对中国的金融投资并不多；最近几年金融投资才热起来了。其实，这场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热，基本上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误判之上。 中国经济早在2015年就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化征兆，当时中国国内都在讲，经济正在“脱实向虚”，其最大的特点是，从地方政府到民众，都拼命借钱炒房地产，房价则迅速飙高。但那时中共仍然在吹嘘中国经济稳定向好。 虽然华尔街各投行都雇佣了不少精通数学模型的高学历人才，但是，数学模型只能用历史数据来模拟和外推，却很难把握不透明的中国经济之内核。偏偏在中国的经济被房地产畸形发展的泡沫淹没在一片迷雾当中的时候，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误以为，投资中国的最佳时刻来了。他们不相信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破灭，反而以为，中国政府会力挺并保护房地产业这根中国经济的支柱，因此争相充当中国房地产公司美元债券的“接盘侠”。 与此同时，中共高层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催动了“芯片大跃进”，这又让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以为，他们到中国去玩自己熟悉的私募基金项目，是一个乘东风的大好机会。于是，大批金融投资便抢进中国。 这就是华尔街精英决策扩大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的第一个错误判断；在投资中国的公司债券和私募基金这两个方面，都错判了中国经济泡沫化的大趋势。 投资中国的公司发行的美元债券，多少还可以根据公司公开的财务报告来跟进其业务，了解这些公司经营状况的变化。那投资私募基金，就没有公开资讯可以参考了，因为私募基金投资的对象是初创公司，它们的运营基本上是个黑箱，外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中国的初创公司运转是否良好。于是，华尔街精英们为了让自己投资的初创公司取得成功，会为这些公司送去初创公司所急需的专业知识和信息，这正好掉进了中共的“借资本引入知识”的陷阱。此乃华尔街精英的第二个错误判断。 华尔街精英的第三个错误判断则是，他们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中国初创公司的政府背景恰恰是外国投资者的致命伤，对美国的华尔街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在针对美国扩军备战，华尔街的私募基金项目有四分之一却投资到中共的军工研发项目，其后果，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十分具有威胁性。 五、恒大、碧桂园美元债券倒账：“多米诺骨牌”启动 华尔街在中国的金融投资被“割肉”，始于2021年9月。彼时，中国排名第二的房地产公司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拖到2021年12月，恒大宣布，无法履行债务责任，即赖账不还了。恒大除涉及巨额国内负债之外，还欠下了大笔美元债券，境内外总债务高达2万亿人民币，另外还有大量隐性负债。而恒大的外债当中，就有华尔街购买的大笔无法得到偿还的美元债券。 今年3月恒大终于明确摆出了赖账到底的姿态，它与境外债主达成债务重组协议，旧债到期不还，用新债代替旧债，推迟偿付时间。今年4月末，除了重组的境内外债券之外，恒大还累积了近3千亿人民币的到期未能清偿的债务。债主们现在只能被迫接受恒大倒账这个现实，号称“世界级”的中国次大房企恒大，现在成了世界级的“老赖”。 今年8月上旬中国房地产公司崩盘的“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第二块，排名第一的碧桂园公司也进入了赖账阶段。碧桂园证实，无法支付两笔共计大约2,250万美元的美元债券到期利息。这两笔债券的面值一共是10亿美元，连利息都付不出，本金恐怕也还不了了。 到了8月17日，恒大终于宣布，已经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部分债权人在恒大重组之后于美国提起民事诉讼，导致恒大最有价值的资产被扣押。申请破产保护，是企业走向破产清算之前的最后手段；如果难以起死回生，企业将最后被迫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终止营业。恒大走向破产，对境外投资者是一个严重的警号。恒大的2.44万亿人民币总负债当中，借款的27.3%是以美元和港币计价的，其境外债务规模约1千亿美元，偿债能力十分可疑。华尔街的一批美国的银行因此股价下跌，香港股市则跌入了熊市。 六、美国对中经济、金融：“去风险化” 很多醉心于经济全球化、又缺乏国际眼光的人，现在还在怀念昔日全球产业链的扩展和繁荣。但是，这样的看法现在已经落伍了，那什么是现今最新的国际经济思维呢？ 美国华府有一个专注于技术政策的机构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最近，在这个机构任职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官员Liza Tobin讲了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她说：“多元化、去风险、脱钩、脱离——你喜欢哪个词就随便选哪个——这种话题确实已在华盛顿深入人心，越来越多地进入硅谷，而且确实也在向华尔街传播”。她的意思是，以前，关于美中经济脱钩，只是在华府政策圈里讨论，然后硅谷这样的高科技中心也开始关心这个问题，最后，连华尔街都不得不坐下来讨论这个前景了。 确实，与华尔街相关的金融媒体，最近都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新闻，并且根据这些动态，不断做出反应。比如，不久前，中共下令中国最大的几家官办银行向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贷款，以帮助地方财政克难，而且要求贷款必须长达25年，前4年不付利息。华尔街立刻闻到了危险的“味道”，因为这样的银行贷款将无法偿还，必然成为银行的坏账，并危及这些银行的生存。于是，这几家中国最大的银行在国际证券市场上的评级，马上被调到最低，华尔街的投行建议其客户，卖掉这些银行在中国境外发行的股票。 虽然商界喜欢讲“在商言商”，就算他们可以暂时不理会中共的扩军备战，但华尔街不得不关注自己投在中国的巨额金融投资的安危。当中国接二连三地出现危及这些金融投资的经济警号时，华尔街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当它们想到血本无归的可能而不寒而栗时，就不会对中国投放任何新的金融投资了。 可以讲，华尔街现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热衷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憧憬，已经被中国当前经济败象百出的状况击得粉碎，它们剩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只能是“去风险化”。华尔街先前对中国狂热的金融投资，事实上帮助了中国经济泡沫的扩大；而如今华尔街金融投资的断流，则会加快中国经济的滑坡。笔者将在本文的下篇具体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