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遭囚逾2千日 无国界记者：死于狱中风险增
2026 年 6 月 24 日
古有大禹治水，方法是疏濬，今有大习“滞水”，方法是截堵，妄图把城市变海绵，思维不同，命运殊异。在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认命，不管多么荒唐的怪事，都可以解释为“存在就是合理”，就如同习近平的治水宏论一样，该弃谁保谁，就在他一念之间，哪怕是逆天，也没有人敢于质疑或挑战。 毛邓时代，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责任推给老天，说是自然灾害，天安门镇压屠杀学生，又说是为了换得三十年安定发展，到了习近平时代，更是豪情大爆发，全球大撒币，整肃民营企业，动态清零扼杀民生活力，凡此都是伟大复兴的手段，悉数由他一拍脑袋说了算。 尽管中共竭力掩饰，大量翻墙资讯已经证实，华北东北这波水患严重，从京津冀到黑龙江一片泽国，景象惨不忍睹，以保定辖下的涿州为例，六十万人的城市泡在十米深的水里，官方只承认死了几十人，水退后泥泞满目，牛羊横尸遍地，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要保首都北京与雄安鬼城所付出的代价。 大水漫灌，原因只有两个，一是雨下得太急，二是因应得太慢，前者是天灾，后者是人祸。中共建政之后师法苏联模式，全境建了九万座大小水坝，出发点是攫取资源而非防洪，水可以灌溉，可以发电，是地方政府的一笔财源，大雨来前舍不得放，一旦满溢就有溃坝之虞，于是集中泄洪造成灾难。百姓埋怨泄洪没有预警通报，以为是官僚无能，殊不知这是刻意为之，因为不通报就可以归咎于天灾，通报了就需要花钱补偿，官方岂肯割肉。 顶不住压力泄洪时，什么时候泄？在哪里泄？也是一门大学问，通常都在漆黑熟睡的夜里，地点当然是从最不值钱的地方下手。涿州海拔比北京雄安高，一个是京城，一个是千大计，当然是不容闪失，于是涿州就成了替死鬼。雄安新区位于白羊淀，顾名思义，是天然的低地蓄洪区，是宋代抵抗金辽骑兵入侵的水长城。习近平相信人定胜天，偏要在这里砸四千亿人民币搞一个千年大计，目的在疏散首都低端人口，于是就搞出一个千年一见的豪华鬼城。 杜苏芮酿灾，有人视为天启，是老天给习近平的警告，讽刺的是，早在半个月前＜人民日报＞郑重出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极力吹捧习自十八大以来“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治水大业”，吹嘘他引领中国“治水事业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此华夏无水患。”油墨未干，就被老天爷重重打脸。 水患以来习近平行方不明，据信是在北戴河度假开会，解放军按兵不动，七常委也消声匿迹，只逼出一个李强说套话空话，启动官媒摆拍粉饰太平，而灾民也只能呼天抢地求救无门。习近平钦定“弃涿州、保雄安”，据悉由蔡奇下达密旨，因为老百姓祁求的或许是长命百年，但习大帝追求的可是千年大业，蝼蚁必须对大象让路，谁教老百姓天生就是韭菜命呢？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多地出现暴雨引发水灾，灾情严重。当中引发了各种各种民怨小细节，对“了解真实现状”的参考价值，可能比中外经济数字还要有用。 中国上一次群众运动是白纸运动，那是由于乌鲁木齐一间卡拉OK意外大火烧死人，但群众认为是僵化的防疫政策引致悲剧，进而引发全国多地示威，要求尽早取消“动态清零”。 这做法当然是打蛇随棍上，但可能也是“表达诉求”的少数有效方法，即“炒作新闻”作为引起外界关注的手段，让感觉孤立的人，感觉不再孤立。可以利用的新闻是层出不穷，所有人在中国经济出问题之后，生活累积的压力才是源头。这东西存在，抗议就会以不同形式现身。 2023年的水灾，这种民众乘乱喊话、打游击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河北霸州灾民到政府举横额示威，他们大致的不满是，当地受洪水破坏，明明是因为泄洪，是当地的蓄滞洪区要承接北京的大清河洪水，而央视新闻却报道：“ 8 月 2 日，受降雨影响，河北霸州市霸州镇部分村庄出现约 0.4 米到 4 米左右的积水”，等于无视他们的牺牲，把锅甩给老天。现场是有肢体冲突。最后在网民群起痛骂质疑之后，新闻下架，政府官员好言相劝，承诺加大赔偿。 救灾问题，在中国总是兹事体大。在重灾区河北涿州，媒体人郑硕发现自携物资进去捐赠，竟然受阻，重话批评当地官员完全不做实事：“禽兽不如，天灾远不如人祸”。 然后是捐款问题，到了今年，臭名昭著的红十字会，因为收到大量人民币 0.01 “恶意捐款”而改动系统，堵塞漏洞。这就是网民在正言若反，用捐款来抗议。这也不是今天才出现。2022 年 5 月至 6 月，上海浦东红十字会曾经为 COVID 受害者筹钱，也有大量“抗议捐款”，一律为 3.28 元。3 月 28 日是当局“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开展新一轮核酸筛查”的日子，重提似乎是表达对于封城和普筛的反感。 中国近日捐赠 1000 万医疗物资予内战中的非洲国家苏丹，也引来各种“阴阳怪气”，不患寡而患不均，从援助苏丹到大学的黑人国际生待遇，都引来不满，充满了嘲讽。 这样怨气冲天的中国，在几年前完全无法想像。用 2019 年作为基准去对比，可以见到两个世界。2019 年香港有“逃犯条例修订”引起的内部大对立，当时中国经济表面上还未有大问题，所以对很多中国网民，就算并不非常受网络“仇港”文宣影响，对香港的事多少有点隔岸观火，不觉会影响自身。很多人关心当时到香港会不会行程受阻，会不会被示威者波及之类。 2019 之后，中西关系恶化，COVID 和动态清零先后来到，外资生产线不断撤走，经济动力一落千丈，有失业大军，人口也病死了不少。市面全是坏消息。之前之后，可以感受到整个时代精神已不再一样。大家的口袋都损失了钱，前景不明朗，心情也自然坏，对未来的打算都有所改变。这些怨气可能是早就有的，但是历史走过了某个临界点，它们就找到空间浮出水面。 从香港的汇市已经能看到，在过去很多年，人民币价值比港元高，这使中国资金热衷涌到香港，香港资产和水货十分受欢迎，但今年人民币兑港元已经跌回接近 1：1。在本年初，香港各界其实是憧憬重开旅游业之后，中国游客可以救香港市面经济，但最后发现，理想与现实不符。COVID 之后，中国菁英和口袋深的人，已经不来香港，他们转到了新加坡或更远的地方。 至于来香港的中国游客，花的钱已没19年之前多，不少劣化到希望“穷游香港”，甚至不在香港留多几天，而是到邻近地区如澳门珠海过夜，连酒店费也省了它。“小红书”亦充满了中国陆红惊叹香港寸金尺土、买一支水也很贵的物价，但我仍能记得上一批中国游客是挥金如土，根本不在乎这些。现在反而是深圳某些区的居民在抱怨，太多香港人来消费，把他们的物价都扯高了。这是十年前香港发生的东西，反了过来。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中国陷入经济不景和混乱，会成为世界的问题，但一个时代确实是过去了。 （※作者为香港评论者／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世界各大媒体都广为报导中国火箭军高层被清洗之事。与每次发生这种事件一样，各种猜测不胫而走，终极指向自然是习近平政权不稳，这次清洗为其埋下了炸药包之类。那么，中国火箭军内部发生了什么？ 习近平这次清洗火箭军高层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其实，只要留心有关中国火箭军的相关报导，很容易明白火箭军高层那些倒楣蛋栽倒在什么坎上。 确切的清洗事实 中国突然宣布更换解放军火箭军的两名领导人，引发有关北京对这一掌管中国核武器的精英部队进行清洗的猜测。 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晋升王厚斌、徐西盛为上将，62岁的王厚斌来自海军，被任命为火箭军司令员；59岁的徐西盛来自空军，被任命为政治委员。这间接证实“失踪”数月的原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和政委徐忠波上将已经离职。这是近十年来中国军方领导层最大一次意料之外的改组。 李玉超在2022年1月升任火箭军司令员，任职仅仅一年半，新晋升的王厚斌和徐西盛都从未在火箭军服役。 此外，在过去一个月，有关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去世的消息一直在中国社交媒体流传。一份7月25日发出、署名“吴国华同志治丧办公室”的讣告写道，吴国华7月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6岁。但是死因却有两个版本，官方版本是这名中将“因病医治无效”而在7月4日去世，另一版本是在家中浴室上吊自杀。直至7月30日，吴国华女儿“小贝”在网上以仿骈四骊六古文体发文，悼念其父，反驳对其父的各种谣言，上吊自杀的传言才算止息。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还报导，军委装备发展部正在开展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清查整肃治理活动，征集自2017年10月以来在装备采购招标评审活动中专家违规违纪问题的线索。但在几个小时后该报导被删除。 所以， 中共军队内部高层发生什么，外界只能依靠猜测，无论是对与错，中方不会回应。最后如果对外公布处理原因，那也只是中共当局认为最合适向外公布的原因。因此，猜测游戏永远可以继续，外界无法验证这种猜测是否押对题，听众、读者多数也就图个热闹，对真实感兴趣的毕竟寥寥。 清洗火箭军，意在反谍 这件事情，我正好关注过一条旧闻。美国2022年10月24日美国空军大学(U.S. Air University)辖下的中国航空航太研究所(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公布了一份《解放军火箭军报告》，紧接著，10月27日五角大楼公布了《美国国防战略》公开版本，以及新的《核态势评估》和《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美国国防部认为，虽然俄罗斯发动了在乌克兰的战争，但是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来自北京的威胁将决定美国军队将如何添置装备及规划未来。 这份《解放军火箭军组织》报告全文长达255页，摘要共12页，至今仍然挂在网上。据该文披露，中国火箭军目前辖下共有9处基地，其中6处负责各类弹道导弹作战。各基地座标亦标识清晰。这份报告从中国火箭军各单位的指挥官是谁、驻地地址到经纬度座标都一一掌握并完全公开，虽然该报告强调，所有资讯都取自公开来源，座标则是依据谷歌地图标示。虽碍于中国法律规定，谷歌所显示之座标恐有100公里左右的误差。最注目的是：该报告对火箭军的各层人事任命列有姓名职务等详细内容。 这份报告公布之时，对台湾战争担忧甚深的台湾自然十分关心。2022年11月1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讯研究所所长苏紫云接受VOA采访时分析，美军搜集到中国导弹情资，除采用网路公开信息和传统的人工情报外，应还参考了如RC-135侦察机所搜集到的电磁信号，而美军在太空布建多达450枚人造卫星所组成的“星座”，更可具体掌握解放军的基地位置及发射车的机动路线。 这一点我也相信，因为中国自从2015年设立了火箭军这个军种之后，为了表明中国军力正在迅速提升，有不少报导与文章，仅以知乎为例，随便一搜，大量有关火箭军的文章，日期大都早于美国发布《解放军火箭军报告》的2022年10月，其中有些内容还比较具体。因为多年以前就发生过美国根据中国某些领域的专家发表专业论文而猜出中国正在研究制作什么的事情，加上火箭军从成立之后，中国的军迷们经常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知乎的相关专题上发表各种文章，加上美国超一流的卫星侦察技术，没人怀疑美国这篇报告不真实。 中国“反间谍”历来法网密织 但在中国高层看来，这事没那么简单，且不说保密工作自认做得不错，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解释不了以下事实：火箭军各层级军官姓名职务，再好的卫星扫描也扫描不到军官们的姓名职务、再大嘴巴的知乎、强国论坛军迷，也没人公布过任职军官的姓名职务，更何况据称是所有军官的姓名职务。 中国军队高阶军官泄密有先例，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正军级，少将刘连昆，1992年成为台湾间谍，多次向台提供了大量的重要军事情报，其中提供了1996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大陆军事演习的情况，因台湾方面“哑弹论”、“十八套剧本说”，导致刘连昆被捕1999年以注射毒针的方式被处死。 中国向来对间谍问题都很敏感，因为本身也向外大量派遣间谍，深知这是对外情报战的题中应有之义。美国CIA招聘中国线人，是个半公开活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严密监控公民行动的国度，掌握这种情报不是太难。更何况，从毛时代开始，中国的反间谍工作养成一个“人民战争”模式，城市居委会、农村以村为单位，对陌生人以及邻里的可疑行为让群众参与监测。北京朝阳区的“朝阳大妈”成为中国基层组织居委会监测的标准模本，中国网友戏称是仅次于世界四大王牌情报机构CIA、KGB、MOSSAD（以色列摩萨德），MI6（英国军情六处）的第五大情报机构BJCYQZ（北京朝阳群众的中文拼音首字组合）。 群众举报当然有效，但肯定有大批被冤枉成间谍的人。中国采取广撒网，细筛选的方式，凡发现破坏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从严从重处置。2017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中国处死或监禁多名CIA线人，美国在华谍网被毁》一文，称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政府监禁或杀死了18-20名美国中情局CIA 的线人，系统性地捣毁了中情局在中国大陆的间谍网，让美国之后多年的情报收集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美国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把那次在中国的情报员的损失描述为数十年来最糟糕的，中国当然认为是重大反谍胜利。 综上所述，概括几点： 1、这次火箭军换帅，主要是军队反谍需要。只因还未锁定具体物件，需要广泛筛查。如果说这是中了美国那份《解放军火箭军报告》的反间计，对于习近平来说，这种可能性并非没考虑过。但面对内鬼泄密这类事情，哪怕只有1%的可能，也不惜大动干戈严密排查，因为熟悉中共军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共治军的基本原则。 2、中国发生军人政变，几乎在组织控制这一环就杜绝了可能性。在党政军情等四大部门中，中共历来将军队看作命根子，军队实施党管军队、支部建在连上，就是为了加强控制。有人评论说，火箭军换帅显示习近平在军队中权力根基不稳，这也是过度解读。习近平反腐，军中少将以上一百多人被抓、少数自杀，但基本无人反抗，说明这些军人并无造反的能力。 习近平会背许多毛语录，我相信在他成为中共掌门人之后，那条“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排在第一。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持续一年多，双方伤亡人数以十万计。这场战争显示，只要极权或威权帝国存在，战争就不会终结。三十多年前，苏联解体之际，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发出“历史的终结”的乐观宣告，如今看来，何其幼稚可笑。在人类历史上，和平未必是常态，战争未必是偶然。 乌克兰领土上发生的血腥战争，离台湾并没有地理上和空间上那样遥远。对台湾而言，必须直面“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情形比“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更加恐怖和惨烈。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半年之后，中国在二○二二年八月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声称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强调北京寻求“和平统一”的同时，也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虽然该主张早已存在，基本是老调重弹，但在俄乌开战后这段时间内，北京当局明显将威胁不断升高，特别是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展开一系列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期间发射飞弹飞越台湾上空，并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恐吓意图相当明显。 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没有其他外国领袖，比习近平更密切注视普京在乌克兰的经验、战事的发展。从许多方面来说，习近平的所见令他不安而趋审慎。我们最基本的判断是，习近平与他的军方干部今日对于中国能否达成侵台任务存有疑虑。”但是，若乌克兰战况稍有变数，若西方厌战情绪进一步发酵（《华尔街日报》指出，在俄乌战争打了一年之后，这场冲突在很大程度“已经变成西方自己的战争”。如果乌克兰最后未能挫败普丁的野心，对于美国的国际声望与西方联盟的未来都是一大打击；西方如今对于乌克兰的大规模军事援助，本身也存在风险），习近平必然会觉得可浑水摸鱼，而对台湾蠢蠢欲动乃至放手一搏。 乌克兰战争的硝烟，短期之内不会散去。俄军遭遇重挫，但尚未溃败，普京政权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若放任俄国在乌克兰予取予求，恐进一步使中国获得鼓舞，进而形成“与目前极为不同且我们将无法接受”的国际秩序，“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若不被制止，会使相同情况发生在包括亚洲的任何地区”。遗憾的是，台湾对乌克兰战争的相关性与后遗症的关注与思考，反倒不如日本那么紧迫。部分统派群体认为，拥抱中国就可以发大财，如同当年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不愿承受“出埃及”的阵痛，宁愿过有肉汤的为奴生涯；部分独派群体则饥不择食、急不择路地从西方引入若干左派社会议程，自以为进步，却加剧社会分裂，困扰了抗中的主轴；而更多“两耳不闻岛外事”的小清新、小确幸，以为如同鸵鸟一样将头埋藏在沙堆中，就可太平无事、岁月静好。超市里面短缺了三五天的鸡蛋，就要呼天抢地，若是共军打来了，岂不就只能举手投降，乖乖排队走进集中营——就好像通宵排队去吃一碗日本拉面一样？ 每一次战争，总是在被侵略者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就打响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凌晨四点二十分，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波兰中部小城维隆首先遭到纳粹德国的空军的轰炸。美国历史学家提摩西·史奈德评论说：“德军挑选了一个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地点来进行恐怖的实验。”波兰的三十九个师、九十万人的正规军，只坚持了三十五天就溃不成军。波兰官兵中不乏英勇之士，但他们骑著高头大马，使用中世纪的战术，向纳粹的装甲部队发起的冲锋，注定了不会有丝毫的胜算。波兰政府以为得到英法的保证，自己就能免于被德国和苏联侵占。战争爆发后，英法遵守条约，对德国宣战，却没有出兵波兰，此后数月，英法联军一直龟缩在西线，维持一种“假战”状态。承诺保护波兰的欧洲大国法国，几个月后也步波兰后尘，遭遇灭顶之灾。 波兰和乌克兰的前车之鉴，台湾不可熟视无睹。此刻，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为我所爱的台湾写一本“警世通言”。此前，我阅读了大量中国、美国和台湾以及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撰写的关于台海问题的著作，对我有一定的启发和刺激（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但是，我却觉得这些著作皆有其局限性：中国学者当然知中，美国学者当然知美，台湾学者当然知台，但他们对于外在于自身的其他两处的政治经济和民情秩序大都颇为陌生。而拥有多重身份及三地生活经验的我，恰好可以弥补这些欠缺，并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九年，从四川到北京求学，之后成为异议作家和政治评论家，与刘晓波一起捍卫人权和批判中共极权主义统治，对中共政权的本质有较为深切的认识。二○一二年，我逃离如同“动物庄园”一般野蛮残暴的中国，流亡美国，六年之后入籍成为美国公民。我生活在美国，不是“旅居”，将美国当做生根发芽之地，进而研究美国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我居住在华府郊区，常常接触华府的智库、大学、媒体及独立学者，搜集到第一手资讯，撰写了多部关于美国的著作。而我从二○一六年开始就曾访问台湾，近年来更是每年必定到台湾访问数月，走遍台湾的每个县市包括外岛，写下五卷本的《台湾民主地图》系列及《从顺民到公民：与民主台湾同行》等多部著述，在非出生于台湾的华语写作者中，我是屈指可数的知台派和爱台派，亦将台湾当做第二故乡。我的以上三重身份及生命经历，让我知中、知美且知台，知道三国各自优劣、长短、攻守的幽微之处，故而写这部中、美、台的“新三国演义”可谓得心应手。 本书第一章从台湾与中国的“准战争状态”写起：“中华民国台湾”已然民主转型，两岸关系仍是国共内战之延续。中国不放弃吞并台湾的野心以及用武力实现这一野心的企图，对台湾实施认知战、经贸战及军机扰台，“红色渗透”在台湾如入无人之境。我认为，中共侵略台湾有三个时间节点：习近平统治末期，权力巩固，自信膨胀；习近平退休或死亡，中共高层陷入内斗；中共统治终结，但中国民主转型失败。这三个危险的时间节点分别对应三场可以类比的战争：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之战、阿根廷侵略福克兰群岛之战及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第二章至四章，是本书的重心所在，分别论述中国对台动武的三种方式：武力封锁、攻打外岛及占领本岛。书中既追溯过去数百年来在台湾发生的若干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如施琅“打台湾，先打澎湖”的战术、国军保卫金门的古宁头之役以及毛泽东虎头蛇尾的“八二三炮战”；亦分析二战后期美军为何以“跳蛙”战术绕过台湾；更引用近期英国和美国战略专家的兵演精粹，由此探讨这三种侵台方式的可行性以及台湾的应对策略。 第五章则梳理中共建政后的四场对外战争（武装冲突）的胜负得失——韩战、中印边境战争、中苏珍宝岛冲突及中越战争——并从中总结出六条规律，此六条规律可以用以预测中共未来的行为方式。 第六章分析习近平和解放军的特质及实力。爱穿军装的习近平没有能力指挥一场战争，解放军的腐败已无药可救，习近平此前推动的军改未能“强军”反倒“弱军”。而且，解放军不是国防军，而是党卫军；不是党指挥枪，而是党魁指挥枪。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西方都高估了俄罗斯军队的实力，战力远不如俄军的解放军的实力更是长期被高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习近平和解放军都是“纸老虎”。 第七章，针对台湾岛内似是而非、三人成虎的“疑美论”和“反美论”，指出美国必定会为台湾与中国一战，因为仅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言，若坐视中国侵占台湾，即意味著“美利坚治世”的终结。本章也分析了中国与美国的国力和军力的巨大差距，以及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弱点及美国如何克服这些弱点。美国出兵台湾，必然是一场攻击中国本土的、如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面战争。 第八章，对照中国与台湾的国际形势——中国失道寡助、台湾得道多助。天下之大，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盟友，而且中共将民众当做最大的敌人，维稳费比军费多。对比之下，台湾的盟友则是多多益善，此处特别指出打造“自由彩虹”的日本是台湾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盟友，而尝过共产党统治恐怖滋味的东欧国家则对台湾最为友善。 第九章，为台湾的的军事及民事两方面的抵抗做出诚挚建言：“不战而降”不是台湾的正确选项，对中国示弱和让步也换不来和平及中国的友善。所以，在军事上，台湾应当采取刺猬战略或豪猪战略，持续培养不对称战力，让中国知难而退，即便中国铤而走险，也可让其付出无法承受的惨痛代价。在民事上，全民皆兵是台湾唯一的选项，台湾人要为保卫台湾而战，一个不愿捍卫自身自由的国族，是得不到任何外援及同情的。台湾必须洗涤和祛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家毒素及西方左派伪善的和平主义（其实是绥靖主义、投降主义），承续李登辉那一代“伟大的台湾人”的勇武精神，在推动转型正义和民主巩固的同时，完成一场文艺复兴。 台湾也是我家园：我的最多的著作在台湾出版，我在台湾拥有最多的读者和朋友，我在台湾体验过（并将继续体验）无与伦比的美食、美景与良善的人情。因此，台湾的自由、台湾的安全，与我息息相关。我以此书作为给台湾的一份礼物，它虽然不是刀枪与飞弹，但我期盼它能成为台湾自由思想武器库中的一砖一瓦。 （※本文摘自《中国如何攻打台湾》（大是文化出版）作者自序。全文转自上报）
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洪灾肆虐之际，中共本已陷入多事之秋，外交部、军方丑闻扑朔迷离。当中的主角为习近平的军中重器火箭军，还有已被罢官的外长秦刚。而国安系统近期颇为高调，公开宣传其“隐蔽战线”。于此之际，习亲信蔡奇赴北戴河，宣告北戴河休假开始。 北戴河休假式会议或牵涉秦刚和火箭军 中共新华社8月3日消息称，受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日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与蔡奇同行到北戴河的高官，包括中组部部长李干杰，国务委员谌贻琴，全国政协副主席姜信治。 过去历年，当主管组织人事的中共高层现身北戴河慰问，就被视为传统的北戴河休假式会议的开始。尽管河北洪水滔天，中共七常委无一人现身灾区，党媒记录的最新的国内活动，是习近平和李强在8月1日对于洪灾的批示。他们大有可能已携家属前往北戴河。 过去中共前后任高层会在北戴河发生围绕人事决斗。笔者上月已有文章指出，尽管政经陷乱局，天怒人怨，现在不管哪派的政治老人都不敢对习“妄议”，今年的北戴河将是无会、没戏。加上许多中共元老或已死亡或老病。在胡锦涛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架出场后，没有人会想像谁还能干习近平的政。但中共内斗形式会有另外的表现。 中共现在内部麻烦不少。在党内斗争方面，比如被免外长的秦刚，其国务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下一步要不要被拿掉；火箭军被免的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都是中央委员，要不要除名处理。这些问题当然可以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但因为比较棘手，也大有可能利用北戴河休假时抽空讨论解决。 7月31日，新任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政委徐西盛晋升上将军衔。原司令李玉超和政委徐忠波的去职，外界认为坐实此前爆出的火箭军高层向美国泄露机密情报，多人被查的传闻。 另一桩引发国际轰动的事件，是中共外长秦刚消失一个月后，7月25日被免职，只剩国务委员空衔。秦刚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受习近平赏识的秦刚，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成为最受关注的政坛新星。56岁的他直接晋升中央委员，同年底打破惯例提前出任外交部长。今年3月，秦刚更兼任副国级的国务委员。 关于秦刚突然失势的原因，最初传出是生活作风问题，传说他在某大外宣媒体任职的情妇本身就是“双面间谍”。然而也有指与他在驻美大使任内未能阻止李玉超之子泄密有关。据称秦刚与火箭军高层过从甚密。 秦刚情妇是否“双面间谍”虽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作为驻外记者，其供职于中共“隐蔽战线”是有极大可能的。而秦刚如果和军方有勾连，却不同寻常。 “特工”秦刚 秦刚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早已被认为是中共“职业特工”出身。 简称“国关学院”的北京国际关系学院（UIR）创建于1949年，当时叫“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归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1950年改编为外事干部学校，1955年归中共中央调查部管。1961年，该校与现外交学院合并，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之后扩建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的国际关系学院。 1964年，基于该校作为特种作战人员训练基地的重要地位，国关学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起被列为“重点高校”。但到1978年，这家学校被悄悄地从“重点高校”名单中剔除。 1983年7月，原中共中央调查部整体、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部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分单位、国防科工委部分单位合并成立国家安全部（下称国安部）。国关学院自然归国安部，但是对外称受教育部管理。 国关学院地处北京市西郊，被外界称为“特务大学”，但其实也分有特务专业和非特务专业。 今年1月15日，美国退休外交官谭慎格（John J.Tkacik,Jr.）撰文提醒美台当局要注意中共“特务外交”，因为新任外长秦刚是从事“情报”工作出身。 谭慎格表示，美国和澳洲的几位学者都证实了国关学院与中共国安系统的关系。其中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一份报告警告，国关学院“因为与中国国内情报机构国安部有从属关系，而被认定为风险极高”。 秦刚毕业后被分发到国安部管辖的“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DSB）任职，并被派往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北京分社工作。 谭慎格说，他曾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境内各地领事馆工作过，与“外交人员服务局”及其省级分支机构指派来的年轻毕业生共事。他发现这些人总是早到晚退，渴望尽可能地了解美方办公室的动态。而美方驻本地雇员中的政治和经济“研究员”，都是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提供的。 谭慎格写道，“他们非常高明而且不动声色地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报导的有趣发展。这些外交人员服务局安排的雇员，都是在国安部的指导下工作，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国安部的现职官员。” 四年严格的见习工作后，秦刚以外交官身份进入外交部工作。谭慎格认为，秦刚以“外交掩护”从事情报工作。 谭慎格的文章提及，秦刚两度被派往英国担任新闻官员，也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过，他和中共国安部外交人员服务局安插在所有外国外交公共事务部门以及所有外国媒体驻北京分社里的线民，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中共“隐蔽战线”选人内幕 新上线的中共国安部微信公众号8月1日发文强调搞反间谍“全社会动员”。不少观察者认为，这是打著维护国安旗号的政治整肃运动。 此前，7月14日，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曾在国安系统会议上，则要求各地方支持隐蔽战线工作。 所谓中共的隐蔽战线由来已久，早期有地下党，中共特务打进国军高层，近年国安机构在中共各个驻外机构的外交官，新闻记者，商务人员和留学生群体中，都安插或发展有特务，他们都算是非专职的。 中共国安特务有布局早、埋藏深的特点，国安系统到相关高校挑选人员已是惯例。当事人如果在参加工作前就被国安选中，一日受训，终身不能脱离国安。 国关学院只是中共国安部招募人员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共国安部也在其他大学寻找合适人选。 主导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法外机构中央“610”办公室的副主任彭波，就有国安隐秘身份。 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2021年3月14日在推特上披露，彭波有一个秘密身份——国安部人员。吴仁华说，彭波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77级学生，与自己曾是宿舍室友。彭波在1982年春大学毕业时，被中共国安部（当时国安部未正式成立，或指其前身）选中，并在国安部接受了两年的“专业培训”。 资深媒体人郭军曾撰文谈到他当年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同事彭波，也指彭在大学毕业时曾受过特务训练。 事实上，这些有其它身份的特务或特工，后来多数都是非专职的，他们有社会上的表现更像相应的社会成员，别人基本看不出来。 笔者在大陆有位老朋友，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先进入北京国安局，随后外派西藏神秘部门，后又转到广东的合资企业作为中方代表，再任市属企业老总。他本身就是国安人员。 从他口中，我知道了这种非专职国安特工的一点内幕：在社会上各行业，都安插有国安人员。比如国内有个很有名的民营网际网路平台企业大老板就是。甚至街上开出租车的、摆摊的，也有被国安早年就收罗的人员，只是编制和待遇不同。这类人一日进入狼窝，终生必须随时服从特殊任务安排，特别是党国认为的非常时期。 “隐蔽战线”的特工可以转为公开身份的职业外交官，如秦刚。中共外交部、中联部、统战部和国安部的官员，甚至联参部情报局、战略支援部队网路系统部、政治工作部联络局（军改前称总参二部、三部和总政联络部），以及公安的政保局，经过习近平挂帅的国安委的特别审核，他们之间的人员也可以会相互调配。 国安内斗掀下秦刚？ 火箭军一帮高层出事，特别是前军方情报头目吴国华自杀，是否与同样有特工背景的秦刚有关，目前还不得而知。秦刚到底是因为性丑闻被内部人举报，还是因为卷入间谍案，也不清楚。但是，中共各大情报部门之间的内斗也一定存在，只是更加扑朔迷离。 中共国安内斗过去在习近平和主要是江派的敌对派系之间进行。比如习上台后拿下了曾分管国安的周永康，又拿下亲曾庆红的国安副部长马建。今年3月，中共国安部强调要“全面彻底肃清马建、孙力军等流毒影响”。 今年1月，中共国安部原党委委员、中纪委驻国安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刘彦平也被判死缓。刘彦平之前落马当天，中共国安部曾开会，强调国安机关把讲忠诚作为第一标准。 自习近平两届任期过去，中共二十大上习家军全面上位，以及其它派系人马被收编，现在国安系统一边在清理前朝不忠的人马，但更多的是效忠于习的人搞窝里斗。 今年1月28日，赴国安部上任不久的习近平亲信陈一新，要求整治国安官员“五不”问题，其中对习的“不忠”排在第一位。陈一新6月在党媒发文，强调要设专门机构，盯紧隐蔽战线“加强监督”，实际上就是为了及时发现不忠者。 中共媒体整天讲打击“两面人”，习近平整天在防范有人反习，那些习家军为他四处布防。但习近平这些身边人，自己也随时会出事，秦刚就是一例。习近平不可能自打脸，自己去揪秦刚的问题，秦刚很可能是被隐蔽战线的“战友”收集黑料搞下台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2020美国总统大选让不少民调专家吓出一身冷汗，甚至有评论认为“民调机构已如一片废墟，应该被炸毁”。用词会这么激动，正因为选前多份民调都没有掌握川普的支持度居然和拜登拉得这么近，明显错估拜登对川普的领先优势。前《华邮》专栏作家还特别写了篇文章，题为：“我们对这次选举仍知之甚少——除了媒体和民调再次搞砸之外”，主要就是在批评选举民调失准。 那段时间，美国老字号民调机构皮耶研究中心也做了检讨，对比了选前最后阶段的民调和最后结果，落差最高者竟差了约8个百分点（选前民调──拜登胜川普12个百分点，选举结果──拜登赢川普4个百分点）。这样的差距，在美国民调圈来说，已到很难接受的地步，当然引来诸多对民调是否已很难反映实情的怀疑。 例如，虽然美国两党红蓝板块仍旧非常明显，但川普支持群众多半被低估，原因之一在白人民主党支持者的表态率一直都高于白人共和党支持者，这已有可能让民调形成误判。另外，在现代选举愈加复杂化和愈加极化下，一党实际支持者人数、不同议题发声权等等，也都会直接影响民调的准确性。 民调准确与否，牵涉到新的社会型态、调查模型、问卷设计和受访媒介，但终究可以找到更适切表现民意的科学发法，“失准”至多是让之前“好的民调”因为未能如实反映现实，而变成一个“坏的民调”，只要经过技术性修正调整，还是有可能重新成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好的民调”。 问题就在当下“好的民调”和“坏的民调”之外，其实还有“丑陋的民调”。这是之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迪翁（E.J. Dionne）所做的分类。其实不只迪翁，美国政媒圈早有发现，在过去选举中，一些“民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反映民意，而是为了操纵民意，它们确实会刻意利用诱导式的问题，去获得特定人想要得到的答案，当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委托民调公司，对受访者发出诱导式问题，从而回收“科学证据”，以证明公众意见和他们一致时，就是直接在贬损民调的公正信，进而在“好的民调”和“坏的民调”之外，又创造出“丑陋的民调”。 “丑陋的民调”最显著表现，就是同时操纵调查的提问和结果，并以此呈现出一种并不存在的趋势，好满足特定人群的想法和需求。当政治问题一再被充满误导性的民调掩盖真实公众意见，民调公信力受损还在其次，直接遭到挫败的就会是建设很困难，但却很容易被破坏的民主审议。任何有心维护民主制度者，都会认为这种现象兹事体大。 过去，美国不乏倡议民调可信度的组织，不断提醒民众如何判断民调的可信度，例如某机构公布某份民调，除了其结果，也应该要理解这个民调机构“怎么问问题”（通常这是刻意误导的第一步）？以及它的“抽样方法”是什么？民调“目标群”是谁？最后，就是“谁资助这份民调”，尤其当资助团体和竞选活动相关人有利害关系，这样的民调如何取信大众？ 台湾正值总统大选，各机构民调发布相当频繁，近期则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出所谓“国民党内参民调”，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已经追上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紧追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然后，很快再有媒体人说亦有另一份“内参民调”，其中侯友宜和对手的差距原来非常大。若依照民调可信度判断准则，则上述仅仅提供“说法”的民调，或已完全无参考价值。 另外就是“两岸圆桌论坛”理事长张显耀近日也发布总统大选民调，指柯文哲以34.4%支持率，赢过赖清德的27.2%和侯友宜的12.3%。在谁最有能力维持两岸和平、避免战争提问中，柯文哲则以33.6%持续居冠，之后是赖清德23.2%、侯友宜19.1%。有媒体曾经报导，由“张显耀创设的圆桌论坛协会，在北京举办首届两岸民间圆桌论坛（2018年），此平台得到（中国）国台办大力支持，并与大陆商务部、发改委等多部门对接…”则无论张本人一路以来“显耀的政治背景”和他所代表的“圆桌论坛协会”，皆具有高度特定政治色彩，这对民调可信度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双重否定？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北京遭遇140年来、持续70小时的最强降雨，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灾情比北京更严重的是河北的涿州，城市和农田被淹，房屋倒塌，河道公路桥梁冲毁，到处断垣残壁，好比一场战争劫难。 洪灾让习的“治水事业”现原形 讽刺的是，在这场超强降雨之前几天，官方出版了水利部编写的“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一书，称习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中国的治水事业，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确立了国家“江河战略”，谋划了国家水网等重大水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为新时代治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官方塑造下，习俨然成了当代“大禹”。然而，一场“杜苏芮”台风，让习的所谓“治水事业”现了原形。 北京和涿州的水患固然有某种客观因素，如北方常年干旱导致水利设施老化和人们防洪意识薄弱，还有极端超强豪雨加剧了防洪困难。然而，在指出客观因素的同时，更不能回避其中的人为因素。坊间流传，涿州本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水患，皆因要保北京和雄安而被泄洪。官方其实间接承认了这点。水利部长在部署防洪工作时强调，必须确保北京和雄安的绝对安全。河北省委书记亦表态，河北要做好北京的护城河，有序启用蓄滞洪区，减轻北京和雄安的防洪压力。不言而喻，保护首都和领袖“千年大计”的城市安全，让两地免受洪水威胁，是作为河北的政治任务，故可怜的涿州只能被牺牲。至少，泄洪加剧了其灾情。 尽管任何体制下都不排除官员懈怠而导致灾难的可能性，可像中国这样出于政治考量而造成的洪灾，在大多数国家都罕见，恐怕算作中国“特产”。然而，在此次北京特别是涿州的灾情中，出于政治考量的泄洪只是人为因素之一，比政治泄洪更值得关注的是“坐等上令”。因百年不遇而须泄洪的决策毕竟是个小概率事件，可坐等上令的情形在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却很常见，平时它也许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在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场合，却是会要人命的。 以此次水灾为例，据报道，外地民间专业救援队要去涿州支援救灾，但按规定，跨省救援需向事发地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申请邀请函，随后再向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备，得到批准方可出发。政府出台这个规定也许是出于规范救援行业的目的，可非常时刻囿于该规，就会让一些救援队因得不到当地管理部门的邀请函而不能去救援。再如，保定泄洪区民众深夜被要求撤离，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仍设卡收费，造成车队绵延数公里，工作人员对此回应称，没有接到上级免费通行的通知。 “坐等上令”要人命 相比泄洪一事来，这两起事看起来都不大，然而，它在危险时刻可能导致的后果，一点也不会小。涿州这次水灾，十几万民众被困于洪水，急需专业的救援队去救援。抢险拼的就是时间和速度，需最快进入现场，最早把人救出来，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上述做法只会耽误救援时间。同样，高速路设卡收费，无疑会延迟民众的撤离时间。试想，如果在此过程中洪水爆发，几公里长的车队不正好浸泡在水中，又会造成多少人命？故事虽小，在紧急关头却攸关生命。 类似上述两起事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遇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坐等上令”，即等着上面发号施令。政府日常管理，确实要有一套作业程序，否则会乱套。规则和程序，是现代国家区别前现代国家的一个标志。这并非是指前现代国家没有规则和程序，而是说，它的规则和程序易受权力和人情的干扰，而现代国家的进步，在于规则和程序受国家法律保护，非必要，不受长官意志和人情的干扰和破坏。这是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在对待规则和程序方面的差别，从而在这个差别中体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文明水准。 然而，任何情况都有“例外”——亦即紧急和危险的时刻或场合，在这种时候，就不能被动等待领导或者上级指令，机械按作业程序办事，而需要管理者有相机处理的灵活性。这不是不尊重规则和程序，但任何规则和程序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因此，特殊情形下，管理者有相机决断的权力。当然，强调一下，特定时刻只限于人命关天或者会造成重大损失的极少数状况。 “坐等上令”不只表现为死板地执行规则和程序，这个词本身表明，对属下官员或者办事人员来说，上面的命令具有绝对性，服从和执行上令是惟一的使命，上面如果没有发话，哪怕天塌下来，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能越雷池半步。故而，在“坐等上令”下，表面上看，政府部门也有一套规范，按作业程序办，可这个规则和程序如果和“上令”发生冲突，以“上令”为主，实际上，等同于规则和程序是虚的，可有可无的，上面的权力和意志才是真正的规则，一切服从上令，一切遵从上令。 习治下，“坐等上令”成“坐等习令” 中国传统上是个官本位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不用说高高在上的皇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共产党统治，非但没有消灭官本位，反在国家治理中将这一现象推到极致。然而，坐等上令不是一般的官本位或官僚主义，后者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以官为本，官员实际主导和支配社会的运行，但坐等上令比官僚主义严重得多，它是一种极端的政治现象，即没有上面的同意和许可，尤其没有来自最高领袖的旨意，制度所具有的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做，否则就违反了政治纪律。在这个意义上，坐等上令是一种绝对的等级本位制。 在中共统治的多数时期，坐等上令的情况虽也存在，但不很普遍，更多表现的还是一般的官本位现象。尤其胡锦涛做总书记的十年，一方面在广大的基层，官本位现象照样存在；另一方面在高层，则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来自中南海的“训示”省市大员可听可不听，看对地方的利益而定。“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典型反映总书记的地位受到地方诸侯的挑战。有鉴于此，习近平才要集权，他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习而言，只要出自他的政令，无论对错，地方和部门都要无条件落实，不能打折。可以说，在习时代，坐等上令才真正成为一种官场现象。 习实行严格的等级制统治，用各种党内规矩和法律条文约束官员，从而完全压缩了官员的主观能动性，把他们变成一群政治机器人。官员不敢、不愿也不必负责，一切听从上面的指令就好了，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让做就是该做的也不能做。每一级都听从上一级，最上面的那级当然是习近平，这样下去，坐等上令就变成了坐等习令，习的命令成为裁判一切行政合法性的依据。逻辑的结果必然如此。 “坐等习令”可能冲击中共政权 此种政治文化在习时代变成官员的信条，在日常管理中，或许不会显示太大危害，最多是造成百姓办事的不便，让他们抱怨几声，但如遇突发事件或危险时刻，像这次涿州的大水，十几万人等着救援，外地救援队却还要请示省厅同意，涿州本地政府无权决定，其代价就是让当地民众更多受到洪水威胁。 从对习的统治来说，坐等上令因其维护的是中共严格的等级制和习的无上权威，表面看似乎有利他的政权稳固，但这同时也在为政权掘墓，因为此种僵硬的体制和政治文化很难适应变动的世界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如果说，分洪决策因事关重大需要慎重权衡，坐等上令则因其已内化为日常行政管理而不为人注意，可它在危险时候产生的后果及连锁反应，很可能对一个政权造成严重冲击，甚至导致政权的崩塌。这样的事例不是没有，某个官员对某个规定的僵硬坚持让民众生命和利益受损，从而让民众对政权积蓄已久的不满发泄出来，掀起反抗运动，致使政权垮台。 习近平其实也明白坐等上令的危害，号令官员要敢于负责敢于任事，然而它根本不可能得到改正，因为这植根于政权统治的内在需要，就此而言，坐等上令是比政治泄洪更严重的政权危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如今的秦刚已经没有可能被“放生“。而所谓“轻饶”的可能，应该会是类比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的下场，被宣布”撤销国务委员职务“。而重处的可能就是在被宣布“双开”前提下，由全国人大对其副国级领导职务宣布罢免！继而就是到秦城与薄熙来等人相伴。 本专栏的上个周一发表的文章中断言“要么下基层，要么进秦城，秦刚复出已无半点可能“。结果文章发出的次日，中共当局即对外发布了秦刚的外交部长已经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的消息。请各位听众和看官注意，这里说的是“免去“，而不是”免除”，更不是“撤销”或者“罢免”。之间的区别后面会有分析。 本专栏这个周一发表的文章中讽刺了自秦刚“失联”之后，他一日不被宣布离开外交部部长位置，不说别的，单说外交部发言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堂妹毛宁就随时面临被 那些穷追不舍、穷追猛打的外国驻华记者们逼疯的危险。 结果，文章刊发和播出的第二天，中共外交部干脆对外宣布例行记者会歇业两个星期，理由是放“暑假“。 宣布之后，有记者问及此安排是否正常，发言人的回答是按照惯例，只是“例假”，请勿过度解读。 说是“例假”到也不是撒谎，事实上在秦刚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也曾在暑期休会过两个星期。这次的例假要持续到8月14日才重新开张，一位驻北京“外记”告诉笔者，他每天都在查看和比对外交部网站是否有关键的更新内容，就等着8月14日再“恶意炒作”一下秦刚“到底当没当过外交部长”的问题。 关于秦刚被宣布免去外交部长职务的几个小时之后，外交部站上就把秦刚的全料资料清空的消息曾被外界热炒，两天后改头换面的外交部网站上的”部长活动“栏里除了加进了王毅的最新内容，也依时间顺序恢复了的秦刚当部长期间的公开活动内容。在该网站”资料“栏目的”讲话全文“子项里也依时间顺序恢复了秦刚曾经的讲话、致辞内容。但是，如果你进入该”资料“栏目的”外交人物“子项里，却发现”历任外交部长“里，依然没有秦刚的名字恢复回去。 该栏目截止笔者今日截稿的内容是： 历任外交部长 周恩来 陈 毅 姬鹏飞 乔冠华 黄 华 吴学谦 钱其琛 唐家璇 李肇星 杨洁篪 王 毅 到王毅后面就没了。事实本身应该是王毅的后面是秦刚，秦刚的后面又成了王毅。是为“回锅肉“。 外交部网站何以为此，笔者也是一头雾水。遮羞也不应该是这个遮法。 有注意到这一细节的评论人认为“这证明秦刚的事儿还没有完“。 秦刚的“事儿“当然还没有完，但即便是先后被中共当局处以重刑的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孙政才这些比秦刚的实际政治地位还高半格的中共前领导人，以及比他秦刚的政治级别高出一格半的周永康，他们的名字也没有被分别从中共十四、十六、十七和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消失啊？ 所以呀，“秦刚到底当没当过外交部长“的问题，还是等”外记“们在毛宁处要回答吧。这里出现在中共”历任外交部长“栏目中的首席，被称为新中国外交创始人周恩来的名字，到是令笔者想起了中国大陆曾经流传的周总理名言“外交无小事”。 一位中共前驻美使馆馆员退休回国前赶上了秦刚上任驻美大使后主持的首次馆员大会，在其“就职演说”中还特别强调了周恩来“外交无小事”这句话。 不过中共党史界近来已经考证出来“外交无小事”并非周恩来原话，“而是后人根据周总理在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新中国的外交》这一重要讲话当中，‘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应该加倍谨慎‘等一些言论整理出来的。”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初版的《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周恩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记载的周恩来原话是： “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 秦刚无疑是把他们周总理的谆谆告诫抛在脑后，冲动乱搞，无纪律乱出马，令习近平的所谓“大好外交局面”严重受损。 想当年敬爱的周总理，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落下一个断子绝孙的晚境凄凉都无怨无悔，现如今作为周总理新中国外交事业接班人的秦刚有妻有子还不满足，竟敢在驻美大使任上在美国境内育出私生子。对比之下，他秦刚但凡还有点“党性“余存，都应该会自行到中南海里”负荆请罪“。 我们在本专栏已经刊发和播出的文章中曾提到过因为有外界媒体“报料“秦刚涉嫌利用自己元配林彦女士”家乡风味月饼“的手艺到习主席夫人彭丽媛副主席处”跑官、买官“ 在先，继而就衍生了关于秦刚日后下场的“猛料”，即所谓彭丽媛建议“放生”，习近平主张“轻饶”。 （注：彭丽媛在军内已经是退役少将，目前的官衔是全国文联副主席） 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被先行免去之后，“放生”的说法没了市场，但因为他秦刚目前还是副国级领导人。在习近平的“主席令”中，措辞非常严谨的表达是：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所以笔者在本文里所要着重讨论的就是习近平是否会对秦刚“轻饶”。 先说明一句，笔者所说的“轻饶”就是只对秦刚仅仅施以党纪和政纪处分，即笔者过去文章中所形容的“下基层”，而不至于安排他进秦城——即在党内的处理公报中就宣布他在某某问题上“涉嫌犯罪”。 本专栏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先把秦刚的外交部长实职免掉只是习近平政权的应急措施。笔者所引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的诸多条款他秦刚都已经明显触犯，而其中的第六十六条又是习近平最不能容忍的，那就是：“ 在涉外活动中，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 笔者可以断言，未来某天出台的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对秦刚的处分通报中，无论是否会把他的“严重违纪”上升到“涉嫌犯罪”， “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这段描述一定会被套在他秦刚身上。 当然，仅仅是违犯了这第六十六条党规，被处分结果也还是分为“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以及“开除党籍”。 本专栏前面的节目中也已经分析过了，如果是开除党籍的话，那么大概率，甚至说极大概率是同时被宣布“涉嫌犯罪”，未来的前景就是到秦城里与薄熙来和令计划等人凑桌打麻将了。至于 “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的可能性同样存在，可以类比的就是前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 2018年2月24日，赶在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的前10天，，中共新华社“受权发布”了“（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杨晶同志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决定”。内容是：“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根据委员长会议的提请，决定撤销杨晶同志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职务。”。 请注意这其中的两处重点，一是“委员长会议提请”，二是对杨晶职务的处理是“撤销“，而不是免去或者免除，也不是罢免。 也就是在“受权发布“杨晶的行政免职被”撤销“的前几个小时，新华社先”转引“了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网站的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杨晶同志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廉洁纪律，长期与不法企业主、不法社会人员不当交往，为对方利用其职务影响实施违法行为、谋取巨额私利提供便利条件，其亲属收受对方财物。在审查中，杨晶同志能够认错、悔错。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杨晶同志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部长级，按程序办理。“ 这里的所谓“程序“，就是人大方面的”民主过场“，是习近平”有中国特色的全过程民主“的重要体现。 而对杨晶的党纪处理之所以没有与“留党察看”合并列入“撤销党内职务”，是因为这纸处分是中共十九大开过之后才下达的。而杨晶在筹备十九大的过程中即已经因为处于“接受调查阶段”而未被安排进入十九届中委预选建议名单，自然也不会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连任他当时的党内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内职务已经是零。 需要提醒的是，杨晶“罪状”中的所谓违反廉洁纪律是经济层面的，而作风层面的，从搞破鞋至私生子也是中共党纪归类于“廉洁纪律”的。 根据中共相关“国法”条文及今年1月17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内容，由于所有“政纪”均已成为国家法律，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有效衔接，并以其代替“政纪处分”，适用范围扩大到 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 党员严重违纪涉嫌犯罪的，原则上先做出党纪处分决定，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也就是说，对于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处分的次序必须是先党内，再行政，再司法。即党纪处分在先，事实上就是在党纪处分的同时由党来决定政务处分的轻重以匹配党纪处分的程度，同时也是由党决定是否要上升到“移送司法”。 2020年6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明列政务处分的种类为（一）警告；（二）记过；（三）记大过；（四）降级；（五）撤职；（六）开除。 其中开除一项与党纪处分的开除党籍匹配，即所谓“双开”。继而便是“移交司法”了。而杨晶的被撤销职务就是其中的第五项“撤职”。 请注意，如上政务处分的种类里并没有“免职”或者“免去职务”，因为免职并非处分。也就是说，截止目前对秦刚的外交部长职务的“免职”，并不是处分。 因为中纪委和监察委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以及中央政治局的批准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为了中共外交工作不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受到“严重干扰和影响”，中共当局的被动作法也只能是先行免去秦刚外交部长实职，将其国务委员空衔保留的真实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等待匹配党纪处分的程度，决定从政务处分角度对秦刚的政务处分是罢免还是撤职。如果是留党察看加撤消党内职务，那么是在撤消其国务委员党组成员职务的同时，由人大某次常委会宣布撤消其国务委员职务。如果是开除党籍，那么就要等待明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才能宣布罢免他的国家领导人—-国务委员职务。 再强调一遍， “免去”某项职务不是处分。不过行政上被宣布免去某项职务的党员干部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犯了“小错”或者“中错”，在内部还是被宣布了党内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但日后无论是改任他职还是直接退休，都不会被降低原待遇，正部长还是正部级，副部级还是副部级。 但是，笔者坚信对秦刚的处分最轻也是与杨晶等同，完全没可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说，他的国务委员职务面临的要么是被撤销，要么是罢免，只是被“免去”的可能性应该没有。 至于对秦刚的党内处理意见何时出台，不妨也参照一下对杨晶的处理过程。 事实上中共十九大闭幕哪天，杨晶以上届中央领导人身份与众人一起受到习近平等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的次日，便再也没有公开活动的信息了。与此同时，他的党内职务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也被宣布被肖捷取代。可见，至迟这个时段，对杨晶的调查即已经启动了。 依次类推，对秦刚的调查和处理意见的形成的过程一共需要三、五个月，也是十分正常的。 当然，如果最终会被“数罪并罚“的话，那么结案的时间也许会更长，详细的分析留待下篇文章再叙。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人类自古就和水灾作斗争，变害为利是古往今来人们的理想。这里边有两个概念，最早出现的是利益，简单说就是水利灌溉。有记载最早的是苏美尔人的水利设施，灌溉农田，造福社会，使得远古的苏美尔人很快就富强起来。 中国先秦时代就有了很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灵渠等等至今仍然在使用。经过了几千年的进步，现在的工程能力是古代不能比的，现代的气候观测也是古代不能比的。预测丰水年和缺水年的准确性，更是古人不能比的。怎么反而中国的水灾倒比古代还严重了呢？ 1975年河南舞阳水灾，水库垮坝淹了淮河流域几十个县。最近的华北水灾又淹了大片土地，几十个城镇危机。人民流离失所，财产损失严重。人们不禁要问，那么多年兴修水利，建了那么多水库水渠，怎么水灾反倒更严重了呢？没错，已经暴雨成灾了，水库还要放水泄洪，淹没中小城市以保大城市，难道只有大城市的人命是人命吗？ 专家学者们对此有很多的研究和评论，但都不如大人物们的私心更重要。中国的水灾反而加重，我认为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主要还是指导思想，或者说目的出了问题。水库这个新技术的出现，新的运作方式不正确，是导致水灾加重的根本原因。水库不是从时间线上调节水量的容器，主要成了发电赚钱的工具。结果发的那些电不足以补偿水灾的损失，得不偿失。 但是官方的账不是这么算的。发电赚的钱是政府的钱，水灾损失的是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发点儿救灾款给各级官吏们贪污就过去了。老百姓的损失谁在乎呀？老百姓喊冤由谁来管呀？当然，可以去找那个当摆设的信访局。 这就是指导思想的问题。自从水利工程可以发电赚钱之后，整个指导思想和制度就都变了味了。干旱季节水库蓄水，以致河流干枯，湖泊见底。暴雨季节水库放水泄洪，加重水灾，人或为鱼鳖。因为发电有指标，而水位升高，每一立方米水的发电量就增加。于是水利干部们就有奖金，政府就有收入。 难道就没办法了吗？有办法而且很简单，那就是改变指导思想和制度。防灾为主，灌溉第二，发电为辅。也就是在每年的春季需要灌溉的时候尽量放水灌溉。放空库容准备雨季防灾。这样可以有效提高灌溉面积，增加农业收入。放空的库容可以有效调节雨季的水流量，防止或者减轻水灾。 两方面变害为利，只是减少了发电量。全社会得利只是减少了官员们的收入，这才是自古以来兴修水利的本来宗旨。没那么复杂也很简单有效，何乐而不为呢？只是百姓乐官家不乐，在官本位的专制政权管理之下，就不好办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兴修和管理水利设施的资金，谁来负担。共产党时代，水利工程一大半是由老百姓无偿付出，政府出少量资金。赵紫阳时代甚至改为由老百姓事后交水费负担。现在更上一层楼，连自然水流都要农民付钱。这种敲骨吸髓的做法，还说是什么大兴农业，退林还耕。真是脑子进水了。 中国古代朝廷税收很低，一般都是三十税一，有时还减免。全国财政收入不过每年几千万两白银，还要拿出几十甚至几百万两的白银用于水利工程。自古以来水利就是国家工程，国家出钱，从税收里补齐。现在难道税收就只能用来养官员，搞些形象工程吗？ 兴修水库这种现代化的手段，用好了是水利，用坏了就是制造水灾。大家看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