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全家突然失聯？華為總部現武警傳聞引熱議
2026 年 9 月 15 日
熬過至暗時刻，終將迎來滿天星光 十九世紀的俄國思想家赫爾岑在回憶錄《往事與隨想》中寫道：「後世的人能夠了解、能夠估價我們生存的一切恐怖，一切悲慘方面嗎？……呵，讓後世的人徘徊在我們長眠其下的墓石之前，去默想，去憑弔吧；我們是值得他們去憑弔的呵！」 一八二五年冬，新登基不久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鎮壓了十二月黨人起義，在克里姆林宮外豎起高高的絞刑架。身為貴族的赫爾岑誓言推翻沙皇暴政，這名十五歲的少年與友人奧加遼夫一起登上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我們當著整個莫斯科發誓，要為我們所選定的理想獻出我們的生命」。赫爾岑常常在夢中與殺人如麻的沙皇對峙：「我設想了一百種不同的方式，我怎樣對尼古拉講話，他以後怎樣把我送到礦山或者處死。奇怪的是，所有這些幻想的收場都是西伯利亞或者死刑，幾乎沒有勝利的結局。難道這是俄國人的想像方式？不然就是彼得堡用它的五座絞架和苦役勞動在年輕一代身上產生的效果。」二十六年以後，在流亡路上風塵僕僕的赫爾岑，深情回憶當年在麻雀山上發誓的那一幕：「想起它，還感動得流淚；它是極其真誠的，我們的整個一生就可以為它作證。」 投身失敗的命運，卻在反抗中永生，這是俄羅斯精神中最寶貴的部分——「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所反對的敵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們進行了戰鬥。那個力量使我們受到很大的損害，可是它並沒有完全打敗我們，不管它怎樣打擊我們，我們並沒有投降。……我們無畏地、自豪地前進，我們慷慨地響應每一個號召，我們真誠地為了每一次的熱情獻出自己的一切。我們挑選的並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可是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它；我們負了傷，受到損害，我們仍然前進，也沒有人追過我們。」反抗者前赴後繼，從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索忍尼辛到伊恩-拉欽斯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主席，「紀念」已被普京政權查封）……他們都以失敗者的名義，收穫抗爭者的榮耀。 魯迅在<華蓋集·這個與那個>中寫道：「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魯迅去世後，好友郁達夫感嘆說：「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隸之邦，一個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則是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那麼，這片號稱神州的土地，真是一個「可悲的奴隸之邦」嗎？這群號稱「龍的傳人」的族群，真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嗎？ 我們不必絕望。協助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成功逃離天羅地網的江蘇女教師何培蓉後來披露說，她接到陳光誠的電話後，從北京驅車六個小時到山東臨沂，將其接到北京，然後送到美國大使館。陳光誠一路逃亡過程中，得到很多好心人幫忙，很多人之前沒有見過他，幫助他時還有些提心弔膽，但沒有一個人將他「供出去」。可見，儘管中國的民氣屢遭摧殘，但民間社會對於基本的是非善惡，還是有一定的分辨力。 在當代中國，即便在至暗時刻，仍有一群有名或無名的反抗者挺身而出。並非所有人都自願為奴，並非所有人都心甘情願或心不甘情不願地接受「韭菜」或「人礦」的終局。反抗者如普羅米修斯，盜火照亮夜路；如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以吶喊驅散魑魅魍魎，在霜刀雪劍中矢志不渝。他們如此熱愛自由，卻寧願以失去自己的自由而為他人爭取自由。他們在監獄中，或走出小監獄又進大監獄。他們在流亡路上，乃至妻離子散，如斷腸人在天涯。官方媒體和官修史書上不會出現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名字是被層層過濾的「敏感詞」。他們被定罪為「國家的敵人」，被醜化為「境外勢力」，被誤解、冷漠、辱罵所包圍，以至於千夫所指、謗滿天下。但他們仍然在黑暗中發光，他們深知：與其詛咒黑暗，不如讓自己發光。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天上那顆亮晶晶的星辰。 思想史和抗爭史上，有多少「被失蹤者」？ 邱吉爾在二戰勝利後的大選中意外敗落，卻舉重若輕地表示「Ungrateful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nation」（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特點）。在公平競爭的民主制度下，他僅僅是暫時落選，幾年後就東山再起。在他的國家，民意如流水，英雄卻不會被永遠妖魔化。 反觀華語文化圈，英雄的厄運絕不止於此——明末，袁崇煥被崇禎皇帝凌遲處死，「百姓怨恨，爭啖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猶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剮者也……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啖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有什麼樣的百姓，就有什麼樣的皇帝（黨魁或政府），反之亦然。殺害英雄的，絕非暴君一人，誰的手上沒有沾上英雄的鮮血？誰又沒有向英雄扔出那塊石頭？在這個幽暗國度，英雄的命運常常是「世人皆欲殺」，而「吾人獨憐才」之「吾人」又在哪裡呢？不過，即便在這個至為悲慘的故事中，仍存有一抹正義的微光：曾為袁崇煥部下的佘姓義士，冒死盜取袁崇煥的首級並埋在自家後院，更讓後世幫袁將軍守墓，一守就是十八代人、延續三百八十年。這也是一種與權力和不公不義對抗的、自我書寫歷史的方式。 歷史學者印紅標寫過一本名為《失蹤者的足跡》的專著，記述從紅衛兵運動到「上山下鄉」、再到「四五」運動的青年思想者和青年思潮。一批優秀的青年思想者因思想問題遭迫害、關押，甚至被剝奪生命——因批判「血統論」被害的北京青年遇羅克，因思想探討和批評林彪被害的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三青年魯志立、吳述達和吳述樟，因替劉少奇鳴不平而被害的長春青年史雲峰，因批判左傾的方針政策被害的上海青年王申酉……還有更多無名英雄湮滅在歷史塵埃中。印紅標指出：「這些令人痛心的悲劇說明了思想專制的殘酷猙獰，也使人們堅定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和言論權利的決心。」 思想史學者朱學勤寫過一本《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他感嘆說，一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習慣性流產史」。「與歷史學的其它部類一樣，思想史從來是也只能是文字記載的歷史。它歷來勢利，只認變成鉛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聾又啞，聽不見也看不見曠野里的呼喚。所謂思想史的長河，只不過是一條狹長的小溪。在這條小溪的兩邊，是望不見盡頭的無字黑暗。」他無比同情和敬重那些思想史的上失蹤者，他們迷失在思想史這一邊或者那一邊的黑暗裡，不會引起思想史長河的一聲嘆息。「思想史上大規模、小規模、集體性、個人性的失蹤事件，幾乎每一代都發生過，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以致我時常懷疑我所操持的這一行當，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還是思想的暗殺者？被它暗殺的思想，也許比被它保存的思想還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數，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殺過多少除不盡的『餘數』？」 一九九零年代，中國思想界對顧准和林昭的重新發現，猶如欲說還休的「知識考古學」——就在發現他們的同時，發現者卻又遭遇「被失蹤」的命運：拍攝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的胡傑被供職的新華社除名，在課堂上播放這部紀錄片的大學教師盧雪松遭學生告密後被校方開除，更多前往林昭墓地致意的異議人士被捕併入獄。這一可怕的歷史循環尚未被打破，暴政還在，加害者還在逍遙自在、張牙舞爪。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仍是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人生選擇。 毛澤東時代，被譽為「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四九年到文革結束中國惟一一個思想家」的顧准，被打成右派，發配勞改，妻子服毒自殺，五個子女與之斷絕關係。在患癌症去世前夕，他想見子女一面，卻遭到一致拒絕，「恩斷義絕，一至於此」。女兒顧秀林在最後一封信中雪上加霜地寫道：「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麼一般的父子（女）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決不能跟著顧准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採取了斷絕關係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 因此，拯救與發掘思想史和抗爭史上的「被失蹤者」，乃是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 讓英雄像種子，有生根發芽的土壤 面對謊言與暴政，面對屠戮與白骨，面對朱門與酒肉，面對鐮刀與斧頭，你如何回應、如何選擇，決定了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在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其實真相是「兩千年不文明史」）的華語文化圈，津津有味地吃人血饅頭的庸眾與看客絡繹不絕、如蟻附膻。反之，願意為真理付出生命的勇士和英雄寥若晨星、屈指可數，而人們對他們卻知之甚少。 經濟學家楊小凱（楊曦光）在《牛鬼蛇神錄》中記載了文革時代坐牢的經歷，獄友中很多是「民主黨」、「勞動黨」、「反共救國軍」成員，由此他發現了不為書齋中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所知的「多如牛毛的地下政黨在文革中曾經非常活躍」的事實。因組建「民主黨」被槍決的粟異邦在臨刑前公開宣稱：「我反共產黨，卻不反人民，反共產黨是為了人民，人們反對你們！」並在公開處決他的廣場上對著十幾萬人高呼「打倒共產黨！」、「打倒毛澤東！」士兵用槍刺插入其嘴中，然後將其虐殺。革命青年劉鳳翔在二十歲就當上瀏陽縣縣長，後被打成右派，由此認識到毛獨裁者的本質，得出「毛澤東把我們帶向死亡」的結論，惹來殺身之禍。楊小凱寫道：「一九七○年殺他的理由完全是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共產黨政權的幾大威脅。」身為「勞動黨」成員的侯湘風，在林彪事件剛一發生就敏銳地指出：「當然是毛先想殺林，林只是不願坐以待斃，而企圖反守為攻。」中國勞動黨一案，由於四個核心人物都被殺，「這個知識分子密謀團體的很多細節也許對世人永遠是個秘密，沒有人可能全部搞清這個團體的整個故事」。 魯迅說過：「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卡繆說過：「反抗，讓人擺脫孤獨狀態，奠定人類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在二零二二年冬天的「白紙抗議」期間，一首名為《孤勇者》歌曲在線下和線上廣為流傳，聽者無不淚流滿面：「你的斑駁與眾不同/你的沉默震耳欲聾/愛你孤身走暗巷/愛你不跪的模樣/愛你對峙過絕望/愛你來自於蠻荒/一生不借誰的光/你將造你的城邦/在廢墟之上……致那黑夜中的嗚咽與怒吼/誰說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英雄可能會殉道，但英雄的事迹、思想和精神必須被記載、被傳唱、被承續。在資訊被封鎖得「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中國，小丑和奴才們你方唱罷我登場，不願為奴的抗爭者卻不為人所知——他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刻，都在孤獨和絕望中抗爭、前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若有與志同道合者相逢、相知的時刻，必定是其生命中最幸福、最快樂的時刻。因此，在此一看似積訛成蠹、比屋可誅的黑暗時代，尤其需要一部「英雄列傳」來啟發、激勵和引領人心。 不能讓英雄只能相遇在獄中。英雄值得擁有其支持者、社團、政黨乃至更宏大的生命共同體和價值共同體。英雄與英雄之間必然惺惺相惜，但一名英雄未必知曉其他英雄的存在，而芸芸眾生甚至茫然不知其貌不揚的英雄就生活在他們身邊。如果說英雄像種子一樣，那麼種子必然離不開讓其生根發芽的土壤。你若成不了英雄，就成為英雄的土壤吧——「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於風雪；為大眾謀福利者，不可使其孤軍奮戰；為自由開路者，不可使其困頓於荊棘。」不再對英雄冷嘲熱諷，不再對英雄冷若冰霜，釋放出一點點的善意，閱讀並轉發一兩句英雄的話語，這既是對英雄的支持，也是人們的自我拯救。 告別「資治通鑒」，迎來這個時代的「英雄史」和「英雄譜」 這片土地，正被一個什麼都沒有穿的小丑皇帝和一個比納粹更迦納粹的獨裁政黨領向「為奴之地」。若是沿用梁漱溟當年的追問——「這個世界會好嗎？」今天的答案又是什麼呢？ 聖經中記載，索多瑪和蛾摩拉這兩個城市罪惡深重，聲聞於耶和華，耶和華要毀滅這城。亞伯拉罕求問上帝，城中如果有五十個義人，也要毀滅城市嗎？上帝說：「我若在索多瑪城裡見有五十個義人，就為他們的緣故，饒恕那地方的眾人。」亞伯拉罕繼續請求，把數字降到四十五個、四十個、三十個、二十個，上帝都答應不毀城，最後上帝允諾：「如果索多瑪城中有十個義人，為這十人的緣故，我也不毀滅那城。」 今天，沒有人是亞伯拉罕，沒有人有資格哀求上帝不要毀滅這國。然而，只要我們記錄的義人（英雄）足夠多，這個罪孽深重、苦難亦同樣深重的國族，必然有重生和自由的那一天。關於義人（英雄）的人數，當年的亞伯拉罕不斷做減法；今天的我們卻不斷做加法——當我們尋找時，就尋見了。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說過：「毫無疑問，一小群有思想、有責任感的公民能夠改變整個世界。」是的，在十多億人中，這類公民雖是少數（極少數），卻如同酵母之於麵粉、星辰之於天幕，必不可少。即便他們尚未從整體上扭轉中國沉淪之趨勢，但其努力、付出和犧牲，絕非徒然。 今天，最迫切的一項工作，是打造一座通往雲端的彩虹，讓英雄彼此握手、互相激勵，更讓英雄得到民眾的肯定與支持。故而，我們借用俄國詩人萊蒙托夫的名作《當代英雄》，來命名黑暗時代的「反共英雄譜」，形成一張群星璀璨的星象圖，以證明「吾道不孤」。 「當代英雄」，就時間而言，是從「六四」到當下；就空間而言，包括中國本土、圖博、東突厥斯坦、南蒙古、香港、台灣和海外華語圈。凡是此一特定時空中的反共的抗爭者們，都是本書記錄和表彰的對象。以世代劃分，從一九二零年代生人一直到二零零零年代生人，最年長者與最年輕者幾乎相差八十歲。其中，有大學教授、作家、記者、律師、藝術家、醫生、前官員及各類專業人士，亦有學生、農夫、工人、保安、殘障人士；有一諾千金的好男兒，也有不讓鬚眉的巾幗英雄；有漢族，也有其他少數族裔；有基督徒、伊斯蘭教徒、佛教徒等不同宗教信仰者。他們不是見到秦始皇出巡而激發出「吾可取而代之」野心的劉邦和項羽，不是大言不慚、鐵石心腸的列寧式的職業革命家，也不是以惡抗惡、以共產黨的方式反抗共產黨的「黑武士」。他們關注的是權利而非權力，他們有赤子之心並愛人如己。他們以思想、言論和行動等各種不同的方式展開反抗，並承受極權政府的雷霆打壓，他們無怨無悔。他們的言行和經驗值得被記錄、傳承和學習。 文天祥在<正氣歌>中寫道：「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這是他對史家的最高期許。這兩句詩分別來自兩個典故——《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宣公二年》：「魯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於桃源。趙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太史董狐直書『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以身殉史的史官，讓歷史真相被記載並代代相傳。 華人向來自詡以歷史為信仰，然而，中國的歷史卻大都為帝王將相之家史，以及充滿孫子兵法與厚黑學的「資治通鑒」。這樣的歷史不必也不能重複。要誕生自由中國、民主中國、憲政中國乃至許志永所說的「美好中國」，首先就要有一部自由的歷史、英雄的歷史、勇敢者的歷史、抗爭者的歷史。多卷本的《當代英雄：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的寫作與出版，就是這樣的一種嘗試。盼望更多的朋友們加入其中，正如作家冉雲飛所說：「我們有很多災難，不少災難可謂慘絕人寰，本該有最為發達的見證文學，卻至今沒有誕生過像經歷過猶太大屠殺後而不懈見證過去苦難的作家威塞爾，自然無法創作出像《夜》這樣不朽的見證文學。歷經苦難不能緘默，否則會變成一種繼續奴役，而要變成一種爭取自由不可缺少的精神資源，在更高層面上看，苦難就變成了自由的助產士，變成了民主之嚆矢。你不敢當司馬遷，怕去掉大勢，因為那很痛，那樣便不能享受性福生活，但你可以給司馬遷留下史料啊，讓那些焚書坑儒的人在歷史的真實里無處藏身。」 這將是一部多卷本的「抗爭者列傳」，也是一部自由人的心靈史。當然，它所記錄的抗爭者，只是滄海一粟、掛一漏萬——若要記錄全部的反共英雄，必將形成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龐大、最為浩瀚的文獻寶庫。我們竭盡所能地以公正與謙卑的心態，記錄下當代英雄的故事，有他們的存在，「中國」這個詞語就不再是地獄的同義詞，「中國」這個詞語就首先是一種責任而非一種命運。它的未來，是全盤崩潰，還是鳳凰涅槃，不僅關乎此一國族，亦關乎「世界會變好嗎」的大哉問。 所有的反抗和犧牲都有其價值，都應當被銘記。我們記載抗爭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祈願孤勇者不再孤勇，抗爭者健康、平安、幸福、將痛苦和犧牲減輕到最小、不再受苦受難、不再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價。如聖經所說，在自由的樂土上，「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日 美利堅合眾國維吉尼亞共和國費郡綠園群櫻堂 （※本文為《當代英雄：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一卷）》（主流出版社，作者：余傑）作者自序。全文轉自上報）
華為Mate 60 Pro搭載的麒麟9000S處理器將公眾視線聚焦到了國產晶元製造之上。 跑分軟體讀取的數據、第三方拆解報告等諸多線索交叉顯示，麒麟9000S是一顆7nm工藝晶元，它的產地清楚的標註這中國大陸，然而專用於生產7nm晶元的EUV早就於2019年對中國出口管制，中國的晶元代工企業只能獲取到193nm光源的DUV光刻機，且這個出口管制的口子仍在不斷收緊。日前，荷蘭光刻機製造商ASML確認，到2024年將無法向中國客戶交付DUV光刻機。 問題來了，這顆7nm晶元是如何生產出來的？ 7nm工藝麒麟9000S的出現，大致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國產EUV光刻機實現突破，另一種是晶元製造商在DUV上，採用了特殊「魔法」，變相生產出了7nm工藝晶元。 從客觀情況來看，後一種推測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前一種，這一點在《中國晶元，只缺光刻機？》這篇文章中我也提到過，我們不單純是缺光刻機，也包括它的配套，基礎研究等突破，且即便EUV光刻機完成研發，到用於商用晶元的大規模量產，這個過程也不是一兩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本篇文章，我們將著重聚焦講解用來生產28nm晶元DUV光刻機，為什麼能夠生產7nm晶元？以及順便聊一聊為什麼又說7nm，28nm這些工藝節點的命名是一個文字遊戲。為了幫助大家理解，我們先從鋪墊一下晶元製造相關的知識點，包括光刻原理、光刻流程。 01 重識光刻 用193nm的DUV（深紫外）光刻機，覆蓋的是28nm及以上工藝節點，用DUV製造7nm工藝的晶元，這聽起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商用的DUV光刻機光源的最短波長為193nm，與7nm有28倍的差距，看似無法突破，但業界確實用DUV製造出了7nm晶元，這是怎麼實現的呢？ 光刻的基本原理，紅色為光刻膠，黃色為金屬層，灰色為晶圓（襯底），圖3上方為掩膜版（網路圖片） 首先簡要介紹一下光刻機的原理和晶元生產的光刻流程。光刻的原理跟傳統膠片電影放映有點相似，放映電影是把圖案從電影膠片透射到銀幕上，而光刻則是將圖案從掩膜版透射到晶圓表面，從而在晶圓表面上加工出特定的圖案和線條（如上圖）。 具體來說，首先是製作光刻所需的掩膜版，這相當於膠片。這需要將晶元版圖用金屬鉻刻蝕到一種特殊的玻璃上，做出掩膜版。然後用紫外光透過掩膜版照射到下方的晶圓上。 掩膜版上的圖案（也就是鍍鉻的部分）遮擋了一部分光線，而沒有被遮擋的圖案可以將光線透過去，這樣電路圖案就轉移到了晶圓表面。而晶圓表面預先塗覆了光刻膠，被照射到的光刻膠發生化學反應，被化學溶液腐蝕清洗掉，露出了下方的晶圓，能被後續的工序刻蝕掉，從而在晶圓上加工出對應的圖案和線條。 這樣就可以一層一層加工出晶體管、金屬互連線等晶元結構。 為了加工更小尺寸的晶體管，需要縮短紫外光的波長，這樣照射在光刻膠上加工出來的線條才會更精細。 早期的紫外光的波長為436nm的g線，能加工工藝尺寸500nm以上的晶體管。隨著晶體管尺寸繼續縮小，光刻機上的紫外光源的波長縮短到了405nm的g線和365nm的i線。當晶體管工藝尺寸縮小到了250nm以下，對應需要紫外光源的波長縮短到248nm和193nm，也就是深紫外光（DUV）的範圍。 02 「7nm」的文字遊戲 其次要和大家強調一下，晶元製造商工藝節點的概念，也就是7nm、14nm、28nm等等，是晶圓製造廠為了標識晶元加工技術所起的一個名字或者規格。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工藝節點是晶元廠能實現的晶體管柵極最小長度(線寬)，簡稱柵長。但是現在的7nm工藝節點不真正等於數學上的7nm，在7nm工藝晶元上的每個晶體管尺寸都遠大於7nm，「7nm」只是一個「標籤」。 7nm之所淪為一個標籤，離不開20世紀90年代以來半導體製造商制定的命名規範。 按照摩爾定律和登納德縮小規則，每過一代柵長就縮小為上一代的70%，如果上一代晶體管的柵長是1微米，那麼下一代是0.7微米，這樣每個晶體管的面積剛好減半，或者讓元件數量翻倍。 到了2005年，半導體製造廠發現，柵長無法按照每代減小為70%的節奏繼續縮短，因為柵長越短，漏電流就越大，晶元過熱問題就越嚴重。可是業界已經習慣了每次升級就乘以0.7的做法，於是半導體製造商不管下一代的柵長是否能縮小為70%，就直接將上一代工藝節點乘以0.7作為新的工藝節點，所以我們有了32nm、22nm、14nm、10nm、7nm等工藝節點名稱。 台積電的7納米工藝：CPP=57nm，MMP=40nm（網路圖片） 既然工藝節點無法真實地反映晶體管尺寸，那麼業界用什麼尺寸來表示晶體管大小呢？實際上，業界會用工藝柵間距（CPP）和金屬間距（MMP）用兩個尺寸來共同表示（如上圖），它們相當於一個長方形的長和寬，二者的乘積決定了晶體管的面積。例如，台積電的7nm工藝柵間距（CPP）等於57nm，金屬間距（MMP）是40nm。三星也差不多，這兩個數據分別是54nm和36nm，都遠遠大於半導體製造廠所標稱的7nm。 主要晶元製造商在不同節點上，對應的晶體管密度，英特爾、台積電和三星10nm節點，對應每平方毫米上的晶體管數量分別為106萬、53萬和52萬。 過去英特爾比較實在，習慣用溝道長度（比柵長小）來定義節點，有說法是為了緊扣摩爾定律，不論原因如何，命名上總比競爭對手們吃虧。 網路圖片 比如，英特爾的10nm，晶體管密度比台積電和三星的7nm還要多（如上圖），但從營銷的邏輯來說，別人都說7nm，英特爾說自己是10nm，吃了個「沒文化」的虧，所以後來英特爾也跟著對手們，改用intel 4、intel 3這樣的節點命名方式。 上面闡釋的這些，只是想告訴你，節點的命名，就是一個文字遊戲，7nm工藝對應的最小金屬間距在36nm-40nm左右。 有了這個認知，我們就可以來講講前面提到的193nm DUV光刻機，和要製造的7nm晶元之間的關係。或者這樣說，DUV生產7nm晶元，實際上是利用193nm光源的光刻機，生產金屬間距36nm-40nm的晶元。 193nm光源，和36nm的金屬間距中間，差5倍左右，如何跨越這個差距？這裡就不得不提DUV乾式光刻機到DUV浸沒式光刻機的迭代了。 DUV光刻機的光源波長雖然為193nm，但是光在水中會發生折射，波長則會縮短。193nm的紫外光在水中的折射率為1.44，波長為134nm。根據這一原理，林本堅在1987年提出了浸沒式光刻，即在晶圓表面和透鏡之間增加一層超純水，讓紫外光折射，從而將波長降低為134nm，2003年荷蘭的ASML基於這項研究，第一個實現了浸沒式光刻機。 從DUV乾式光刻機到DUV浸沒式光刻機，從193nm光源波長到134nm波長的紫外光，這與36nm的金屬間距的差距再度縮小至4倍。 03 多重曝光搞定「最後一公里」 浸沒式光刻機的出現，再次縮小了和「7nm」工藝的差距，但行業仍無法直接用這種光刻機加工出大家口中的「7nm」晶元，如果晶元製造商真要製造傳聞的7nm麒麟9000S，雙重曝光和多重曝光必不可少。 為了解釋雙重曝光技術，讓我們舉一個照相的例子。假設你是一個攝影師，要拍攝一幅運動會隊列的照片，這個隊列只有20個人，按照2米的間距站開，顯得非常稀疏，怎麼拍出40個人的感覺？你有一種解決方案，先拍完第一張，然後再讓每個人平移1米，拍出另一張，隨後通過軟體，將兩張照片合成在一起。 雙重曝光技術也可以如法炮製。使用一組掩膜版，加工出間隔134nm的線條，再使用另外一組掩膜版，平移一段距離加工出另外一組間隔134nm的線條，二者組合起來，就有了間隔67nm的線條，這距離36nm又前進了一步。從22/20nm開始，業界開始導入雙重曝光技術。 為了實現雙重曝光技術，業界開發出了LELE法（光刻-刻蝕-光刻-刻蝕），它需要塗兩次光刻膠，曝光兩次，第一次曝光在硬掩膜上複製圖形，第二次曝光在光刻膠上複製出最小線寬圖案。但是由於使用兩次曝光設備，大大推高了製造成本，花費的時間也更久。要知道光刻占整個製造時間的50%左右，增加一倍的曝光會大大延長整個製造時間。 為此，業界又開發出了效率更高的自對準雙重圖形化法（SAPD），這種方法將兩次塗光刻膠減少到了一次，它利用化學氣相沉積（CVD）技術將氧化硅沉積在第一次塗的光刻膠周圍，自然地形成了對準後的加工位置，從而能實現第二次圖形加工。 有了這些技術，雙重曝光就能加工出67nm的金屬間距，不過這距離36nm還差了兩倍，怎麼去突破最後的這2倍的差距？ 有一個簡單粗暴的方法，就是再做一次雙重曝光，總共做四重曝光，就能再一次將67nm減半，加工出最小34nm的線條，剛好符合加工7nm所需的36nm的金屬間距。 不過這個方法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曝光時間是單重曝光的4倍，需要製備更多的掩膜版，每次曝光都需要更多的配套工序（光刻膠塗覆、軟烘烤、對準、顯影、甩干、硬烘烤、圖形檢測等），所需的全部製造工序從幾百道增加到上千道，大大增大了製造的時間成本和物力成本。此外，曝光時間的增加會使鏡頭髮熱增大，溫度升高又會導致鏡頭光路變形，套刻精度更難以控制，與之匹配的薄膜和刻蝕工藝難度也大大增加。還有，以上的計算沒有考慮數值孔徑（NA）對光刻精度的影響（這部分不涉及多重曝光的理解，故本文不對套刻精度、數值孔徑詳細展開）。為了提高數值孔徑，還需要把鏡頭做得更大。 基於多重曝光技術，台積電於2016年6月開始用DUV生產7nm晶元（N7），三星則於2018年開始用DUV量產7nm晶元（7LPP）。至此，用DUV實現7nm工藝才成為現實。 一句話總結，雖然可以通過多重曝光的手段，利用193nm光源的DUV，生產7nm晶元，但時間、材料、人力成本都會大大增加，且由於工序極大的增加，良率也會受到影響。 作為對比，EUV的波長只有13.5nm，一次曝光就能做出7nm晶元，只不過EUV吊足了晶圓廠的胃口，直到2020年才正式在5nm工藝上使用。在此之前GlobalFoundry失去了耐心，宣布由於高昂的成本停止7nm技術的開發。 04 DUV能突破5nm工藝嗎？ 不過，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 除了多重曝光技術，用DUV加工7nm工藝還需要很多技術的配合才能實現，包括相位移模板（PSM）、離軸光照、光學臨近校正（OPC）、優化光圈和光刻圖形（SMO）等，這幾項技術催生了一門新的子學科：計算光刻。它所需的龐大數據使得英偉達的GPU晶元也成為了計算所需的工具,其推出cuLitho軟體加速庫，宣稱可以將計算光刻的用時提速40倍。 之所以需要計算光刻，是因為當掩膜版上的線條變得很小時，紫外光通過掩膜版時會產生偏差，讓光刻圖形畸變。為此研究人員想到了一個方法，預先計算出掩膜版上可能的畸變，從而逆向地設計光刻所需的掩膜版的最佳形狀，提前抵消這些畸變，這叫做逆向光刻計算，而這需要非常龐大的計算量，普通的計算機根本無力承擔，研究人員不得不使用超級計算機和雲計算。 與此同時，研究人員又將人工智慧的機器學習演算法應用到計算光刻上來。新一代的卷積人工神經網路被應用於光刻工藝模型、掩模優化、SEM數據處理等方面，而訓練數據又需要龐大的GPU晶元組。除了器件層面的優化，研究人員甚至還將電路設計中要考慮的因素也融入到器件製造中來，在電路設計階段就考慮對製造和光刻的影響，這叫做DTCO（設計與工藝技術協同優化），而這又需要EDA廠商升級演算法和軟體。 可以說，為了讓DUV能製造出7nm工藝晶元，業界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下一步如果繼續採用DUV製造5nm工藝晶元，四重曝光也不夠了，需要6-8重曝光，以及更多的掩膜版，更長的光刻時間，更高的物力成本，這已成為不堪忍受之重。所以5nm晶元出來時，剛好EUV光刻機也準備好了，才將業界從繁瑣的多重曝光下解脫出來，而7nm工藝也成為目前業界使用DUV製造出來的最後一代工藝。 關於作者： 《晶元簡史》 作者：汪波 2023出版 ，*作者汪波博士是晶元研究專家，科普作家，在華為公司、法國里昂納米國家實驗室和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有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學經驗，著有《晶元簡史》、《時間之問》和《時間之問·少年版》，其中《晶元簡史》入選2023年「南國書香節」十大好書榜，探照燈好書、第三期「新發現·科普書單」、百道網2023上半年影響力圖書、中國傳媒出版商報2023二季度影響力書單。 （全文轉自36氪，原文已被刪除）
李強接手中國總理半年了。然而，中國經濟非但沒有好轉，反在繼續惡化。這估計出乎他的預料。對他來講，如何在年終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績單，是一大考驗。 疫情三年對中國造成的傷害，不只在於社會面，人們行動的受限和對未來前景的覆滅；也在於或者更在於經濟面。經濟的蕭條會導致一系列嚴峻後果，乃至動搖中共統治。黨或許並不在乎人民對它的評價和所謂的人心向背，但是，經濟一旦出了嚴重問題，不但會直接減少人們的收入，而且會造成國庫的空虛，黨國這架龐大機器的運轉，單單它幾千萬甚至上億規模的幹部和行政管理隊伍，就需要龐大經費的支出，這還不論它那些宏大目標都需要錢作支撐。在經濟出現停滯的狀態下，要維持這樣一支幹部隊伍和目標的實現，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澤而漁，可如此一來，又擔心引發民變。正是在此意義上，黨把經濟的不斷增長，看作維繫其統治的合法性。 經濟未見開門紅，李強能力受質疑 不過，眼下一時半會還不至於讓黨國的國庫空虛，民眾走投無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暫時不會出現，畢竟有過去30多年高增長打下的底子，存量還在。然而，這並不表明習近平和李強就可以輕鬆片刻：一是因為經濟好轉的跡象尚未有明顯表現；二是對習李這師徒倆，他們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倘若年底不能實現年初定下的5%的增長目標，這屆政府的「開門紅」就沒有做好，大眾就有理由質疑，習二十大組建一個親信權力班子特別是挑選李強這個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詬病的爭議性人物做總理，理由何在，兩人如何向國人交代。 中國人講究「開門紅」，討頭彩，開局不好，會落下一個心理陰影，如果經濟未達預期目標，人們就會把李強看作是個無能的總理，把這屆政府看作是個無能的政府，以後的工作就更不好做。這對習近平特別是李強會構成很大壓力，因為習還可以把責任推給李強，但是李不能把責任推給他的副手。習之所以挑選李做總理，原本以為師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經濟搞上去，然而，半年過去，現在再回頭看，顯而易見，外界和黨國內部，包括李強自己，對清零廢除後中國經濟的韌性一度有些樂觀，低估了疫情對經濟的重創程度，認為三年疫情壓抑了人們的需求，疫情放開後，消費和投資會有一個報復性的反彈。 頭兩月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這種趨勢，可緊接著，重陷蕭條，市場的信心依然低迷。這就說明，此輪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單純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實際是周期性危機、結構性危機和系統性危機的共振結果。 中國經濟蕭條，三種問題的結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場經濟本身具有的某種危機的規律性，過去中國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經常出現周期性經濟危機，一定程度上是對的，市場經濟確實每隔一段時間會來一場或大或小的危機，以緩解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矛盾。但中國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沒有遇到像樣的危機，不是因為中國經濟特別健康，而是它不是一個正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政府對經濟的高度干預會拖延危機的發生，但不可能消滅危機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終於導致經濟出現周期性危機。 結構性指的是在所謂升級換擋過程中出現的危機。中國經濟要擺脫過去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級階段轉換，並克服在此過程中出現的實體經濟空虛化以及金融泡沫化，這個方向沒錯，錯就錯在習近平採取的經濟政策和手段過於粗暴，不講究經濟規律，簡單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達成目的，致使經濟內在的各種比例關係失調，並傷及市場特別是民營企業的信心。 系統性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指經濟的各個子系統出現了嚴重故障，尤其表現在房地產、金融和地方債務方面；二是經濟和社會及政治的聯動，經濟影響到社會和政治，後兩者也反饋到經濟，出現一個聯動反應，特別是習近平第二任期以來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資本的極權做法，嚴重挫傷了國民對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對國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個極端，再加上外部地緣政治環境的不友好，終導致系統性危機的出現。 可以說，中國經濟此輪危機，是這三者的共振，並在疫情三年達到頂點，然而，疫情解除後並沒有讓情況得以緩解，反而在社會回歸正常狀態後全面爆發出來。箇中原因就在於，疫情不是這輪危機的起源，它只起到一個催化劑的作用，即便沒有疫情，這種狀況也不可能持久，危機還是會出現。此亦黨國在上半年出台那麼多經濟扶持措施，進行信心喊話，卻收效不大的根源。因為危機的根源特別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對習近平和中共政權的信任危機，在這種信任危機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單純就經濟救經濟，哪怕力度很大，也難以起到應有效果。 激活民眾信心，李強該怎麼做 李強通過這半年的「當家」，應該體驗到了這點，但是他不能對習近平點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斷對外資對民企信心喊話，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條」和鼓勵外商投資的「24條」文件，幾乎將習近平過去的經濟政策悉數修正或放棄。然而，這或許是習能夠容忍的最大限度，再進一步就觸碰到政治紅線，因此，李強必須找到一種恰當的方式，在不引起習疑慮的情況下，說服他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放鬆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讓民間和社會產生良好聯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場信心。 習會不會這樣做，外界不知道。一個可以觀察的點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出台一個深化改革開放的文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曾經出台了一個這樣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一掃之前社會對習會走回頭路的擔憂，儘管習後來並沒有按照這個文件確立的改革路徑去做。今天的情形當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們對習幾乎完全喪失信心，可對李強來說，或許他會認為，今秋召開的三中全會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認真回應社會和市場的關切，人們對黨國的信心也許會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會的文件如能將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改為私有經濟和私有企業，重新定義民營經濟的私有性質，並載入憲法和法律，讓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這兩個詞成為歷史；同時明確宣布對歷年企業家的案件進行審查和甄別，該減刑的減刑，該平反的平反，該賠償的賠償，市場信心焉有不恢復之理？ 中國的經濟問題從來不只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必須經濟問題政治解決，否則，從當下的狀況來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國經濟。但對李強，這是一個比經濟困境更大的難題。然而，如果他不去說服習近平這樣做，不僅他本人將成為一個平庸的總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確定，中國社會會進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會北朝鮮化，經濟則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現失落的十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日經亞洲”(Nikkei Asia)社論撰稿人中澤克二撰文稱，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今夏北戴河會議期間，因國家走向而受到元老們斥責。有分析認為，中共元老們已經被嚴加看管，不可能有機會聚在一起妄議中央。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缺席二十國集團(G20) 領導人峰會，引起國際輿論揣測。曾經擔任「日經亞洲」中國分社社長的中澤克二撰文寫道，中國國內政治出現動蕩跡象，今年夏天北戴河會議似乎是個前兆。儘管北戴河會議召開從未正式披露，但今年閉門會談的細節已經開始浮出水面。 文章稱，現今的中國經濟，遭遇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衰退，同時青年失業率惡化到中國停止發布數據的程度。此外，兩名火箭軍高級將領遭到整肅解職的消息7月曝光後，軍隊陷入騷亂。中國外交部長秦剛因不明原因被免職，外界對外交部長的疑慮仍餘波盪漾。「這場動蕩讓許多在中國經濟崛起期間領導共產黨的元老們感到擔憂。」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上個月底習近平在結束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後，並未直接返回北京，而是直奔新疆考察。習近平強調，「要始終把維護社會穩定擺在首位，」 還大談反恐、反分裂鬥爭，相較之下，前一年習近平到新疆談的是「民族團結一家親」，再對照今年的談話可以印證，「習近平執政的合法性與權威性受到挑戰，經濟的下行的確影響社會穩定， 還影響他個人執政乃至中共政權的穩定。」 曾慶紅仍有影響力？ 中澤克二引述所謂的消息人士稱，北戴河會議前，黨內元老們已先行召開會議，總結他們的意見，之後只有幾位元老前往北戴河，向習近平傳達他們的共識，「如果政治、經濟、社會動蕩持續下去，沒有採取有效因應措施，中共可能失去公眾支持，對其統治構成威脅。」報導指，這群元老的核心人物是中國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旅美評論人士陳破空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表示，曾慶紅跨越了各個派系，他既是江派也是紅二代太子黨龍頭人物。如果這項消息屬實，說明20大是在江派或江派殘餘勢力幫助下，成功將團派團滅。他提到在20大胡錦濤強行被架離時，現場籠罩在驚恐的氣氛中，習近平在會後卻跟曾慶紅談笑風生。 陳破空：「現在報道出來是曾慶紅有發言權可以說話，那他應該會表達，他扶持了習近平的權力，又支持他連任，但是習幹得一塌糊塗。曾慶紅就可以批評習。」 不過，陳破空對此消息保持半信半疑。他認為，如果此說成立，曾慶紅還能發揮作用；如果消息不正確，估計20後政治老人已經全面出局，現在是習近平一派獨大。 「曾慶紅是有影響力、有話語權，但是現在曾慶紅沒有能力挑戰習的地位。」旅美時事評論人士蔡慎坤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表示，中共的元老在過去十年多數已經被清洗、禁錮，私下發牢騷也許有可能，但是不可能讓他們集體發聲。 「習近平過去靠中央警衛局，名義上保護元老們的安全，實際是監視他們的行動。現在又增加特勤局，屬於貼身保鏢性質，對副國級以上都嚴加看管，哪能發表對習不利的言論。」蔡慎坤補充說道。 中國經濟由盛轉衰 習近平缺席G20 該報道指出，習近平在意外遭到元老嚴厲批評後，向他提拔的親信表達不滿，並將箭頭指向3位前任-鄧小平、江澤民及胡錦濤。 日經報導指，習近平表示：「前三位領導人留下的所有問題都落在我的肩上」。 「過去十年我一直在解決這些問題，但仍然沒有解決。我該受責備嗎？」報導稱，G20會中可能討論中國經濟及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習近平很可能是為了避免丟面子，而選擇缺席。 陳破空說，習近平缺席G20非常罕見。除了近期中國推出新版地圖，中印關係欠佳等表面原因外，出席金磚峰會可看出身體健康可能出狀況。另一方面，在習近平任內中國從崛起到衰落，讓他在北戴河會議上受挫。過去那個要向世界指點方向的他，缺席G20峰會也顯示退出國際舞台減少影響力。
在中共專制下的中國，有一個群體：他們遭受迫害的時間最早，受迫害所持續的時間最長，受害的人數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沒有得到平反，更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他們的苦難也被遺忘得最徹底。——這個群體就是地主和富農。 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我們還必須提到地富的子女。儘管在毛時代，家庭出身歧視是一個普遍現象，但其間仍有輕重之分。身在農村的地富子女無疑是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後被「接班頂替」，淪為專政物件，其悲慘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准專政物件。各種好事，如升學、招工、參軍、提干，統統沒有他們的份。他們和別的農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樣的過錯則罪加一等。在婚姻問題上更是備受歧視，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夥子，又結實又能幹，卻老是娶不著媳婦，只好長期打光棍。在各種二代中·，地富二代身處最下層。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改革開放後的農村，最先富起來的人，竟然有很大一批就是地主富農的後代。 上海學者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里寫道，他沿著黃河考察，發現，在農村，先富起來的人，主要是地富後代。 曹錦清寫道：「鄉村地主之子代，或孫代，在集體化時期，政治上受到全面壓制。在農村改革開放浪潮中，這些絕了政治爬升之望的地主子孫在工商領域裡率先致富者往往而有。其中致富者與他們的那個階級出身的人數比起來，有一個相當高的比例。我在江浙一帶調查時已發現這一現象，如今在北方農村再次聽到這一情況。這在全國範圍內是不是一個十分有趣且普遍的現象呢？如果是一個普遍現象，就必然存在一個普遍性的原因；這或許是這一階級的子孫對改變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會地位，有著更強烈的衝動。改革開放雖向一切人提供了人身自由與經濟機會，但他們更早、也更強烈地利用這一機會。二是這一階級的子孫在城市裡有較多的可資利用的社會關係。缺少可資利用的城市社會關係資源的村民，單憑自己的努力，是難以在工商領域內發跡的，這是一個普通農民都懂得的道理。」（第72頁） 我們知道，中共第一部描寫土改的紅色經典是作家周立波寫於1948年的《暴風驟雨》。這部小說描寫了東北一個叫做元茂屯的村子的土改全過程。半個多世紀後的2004年，兩位紀錄片導演蔣樾和段錦川，到小說《暴風驟雨》的原型黑龍江尚志縣元寶屯，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在第二年《雲之南》紀錄片影像展推出。紀錄片講述了元寶屯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變遷。有一處，畫外音說：「從1984年開始，元寶村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重新分配給了農民。經過20年的發展，當年那些地主富農的後代，將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買，又將土地重新慢慢歸攏起來，形成了產糧大戶。」在紀錄片里，元寶村現任黨支部書記張寶金說：現在幹得好的那些大戶，還是原先那些成份不好的（即地富），乾的是最好的。剩下一般的，還是中農成份的，也有咱貧下中農，可是比較少。（轉引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郭建教授《五部〈暴風驟雨〉中的土地改革》，《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下卷，第467頁。宋永毅主編，香港田園書屋，2019年） 西方學術界也注意到這一現象。 2020年9月17日，《經濟學人》發表文章稱地主後代收復失地。文章說，毛澤東帶領下的革命狂潮，中國的地主是無產階級的主要敵人之一，歷經1949年建國前後多次群眾鬥爭幾至體無完膚。然而根據一份由美國、英國和中國的學者所共同進行的工作研究報告指出，當年地主的後代很大部分已經「收復失地」，重享他們家族在解放之前的特權。相對於其他家庭，他們大多都有較好的教育和富有。他們的價值觀以及取向，均與1949年之前社會地位低微的後代們有所分別。社會的不公似乎對他們影響不大，他們較有生意頭腦，更支持市場經濟，更傾向於個人主義以及相信勤奮可致富。 這群學者對舊社會上層的後代很快地收復失地有如下的解釋，他們的親屬在海外幫助他們收藏了一筆財富，但更重要者就是這些家庭在大陸國內仍然維繫了一個有力的網路。報告指出，這群得以翻身的後代，大多都出身於一個強力的家族架構，尤其是農村背景的。研究指出，儘管他們的長輩歷經毛澤東翻天覆地的年代，但上一代的高層次想法和概念，卻灌輸給下一代。因此之故，毛澤東逝世才45年，一度被斗得死去活來的上層階級，得以再度奪取社會金字塔的頂層。 2022年6月9日《經濟學人》再次發文，說「中國革命前的精英們的孫子們異常富有」。文章說，在毛時代進行了歷史上最徹底的改革，地主的土地被拿走分給貧窮的農民，數十萬地主被殺害。在很長一段時期，地主的後代接受教育的機會比一般人少，收入比一般人低。但是後來發生了逆轉。根據一個國際學術團體收集的資料，後來，老精英們的後代接受的教育比一般人多，收入比一般人高，甚至比共產黨員的收入還高。研究人員發現，與那些社會地位較低的人的後代相比，老牌精英的孫子們更有進取心，工作時間更長。雖然精英階層的資本在70年前被摧毀，但他們的社會資本卻經久不衰。 我當過知青，我也問過當過知青的一些朋友，在當年插隊落戶的地方，後來是哪些人富起來了。回答幾乎一樣，都說是地主後代富起來的占很高比例。其實用不著我們現在去詢問，就憑當年我們的印象我們幾乎就可以推斷，那些地主後代多半——當然不是全部——會是先富起來的一批，因為在當年我們就發現他們多半比別人更勤勞更能幹。 為什麼深受壓迫的地主後代能夠收復失地？按照曹錦清和BBC報導中學者的分析，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有較好的家庭教育，一是有較好的社會關係。 我認為這兩個原因缺乏足夠的解釋力。先說家庭教育，在毛時代，有幾個地主敢在家裡實行自己那一套的教育？有幾個地主在子女面前還有家長的威信？再說社會關係，較好的社會關係並不是只有地主家才有，也不是家家地主都有。就是有較好社會關係的地主家庭，由於在毛時代的政治環境下，這種關係是被壓抑因而很淡薄很疏離，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後未必馬上就變得很熱絡很有力，因此對地主後代的幫助也是有限的。 在我看來，地主後代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的程度上，應歸功於基因遺傳的力量。中共統治中國這幾十年，好比做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大實驗，其時間之長，樣本之多，邊界條件之確定，都使得其結果具有無可爭議的權威性。地主後代這個群體，受到了長達30年的打壓，外部環境之惡劣超過任何其他群體。然而一旦他們獲得了和其他群體同等的機會，便立刻脫穎而出。這證明了基因遺傳的力量。 文革初期，老紅衛兵提出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被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批為反動的血統論。一時間聲名狼藉。如今有不少人說，現在看來，這副對聯其實沒錯啊。不對，這副對聯確實是錯的。因為這副對聯強調的並不是先天的遺傳，而是後天的影響。因為革命和反動是政治理念的問題，而政治理念，如同宗教信仰，都是後天形成的，不是先天遺傳的。現在愛說紅色基因，但我們知道，紅色不是基因，沒有紅色基因。人的智力、人的性格，是可以遺傳的，但人的政治觀點或宗教信仰是不可能遺傳的。「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句話，說的是父與子在性格、智力上的相似，說的是人的性格、智力，如同人的體貌，可以遺傳，但不是說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可以遺傳。這一點是需要說明的。 （※作者為《北京之春》榮譽主編，全文轉自光傳媒）
兩個多月來，一個話題在國際媒體上吵來吵去，此起彼伏地吸引著大家的注意力。這就是俄羅斯的瓦格納集團傳說中的政變。正當反俄的媒體歡呼政變的時候，瓦格納的頭頭在朋友的勸說下，投降了，撤退了。把大家鬧了個不知所措。 作為普京的親信，又在俄烏戰爭中所向披靡，有點兒發飄也很正常。作為體制外的僱傭軍，和正規軍有矛盾也很正常。但是爭寵爭到用嘩變來威脅上級，就不正常了。這時候有個朋友出面點醒他，他馬上就明白撒嬌撒得過分了，於是在一天之內就改變了主意。這說明他並沒有想真的政變，是一場鬧著玩的假政變。 但是普京可不能容忍這種過分，否則權威喪失，比打了一場敗仗還嚴重。普里戈津可以鬧著玩，別人如果有樣學樣可不一定就是鬧著玩了。獨裁者靠的是奴才們無條件地服從來維持權威，連親信都被允許隨便搞政變，這個榜樣是對獨裁結構的最大破壞。所以大家都估計普京不會放過普里戈津，無論如何表忠心都已經晚了。 現在普里戈津已經死了。普京正在展開他老練的手段，把可能發生的餘波消弭在無聲之中。雖然普里戈津的最高層班子被團滅了，但中下層人員不一定就服氣，別的野心家也可能以此為借口煽動造反。俄羅斯歷史上最大的反政府起義，就是假借死亡多年的沙皇的名義發動的。當人們想造反的時候，不會仔細辨別借口是否合理。魚肚子里藏個紙條就足夠了。普京應該熟悉東方人的這套歷史把戲。 這場熱鬧蔓延到中國就更有意思了。一些用中文的人士們立刻開始炒作林彪事件，說得有鼻子有眼的，嚇得習近平神經兮兮的，出訪南非還帶上了一個警衛營，給約翰內斯堡帶來一筆不小的旅遊收入。會議期間他顯得疲憊不堪，給媒體競猜家們創造了新鮮的話題。 其實林彪事件和這次俄羅斯的虛驚一場完全不同。那是一場反對獨裁專制的真實的未遂政變。第一目標是阻力最小的設計，殺死毛澤東之後順理成章地改變政策方向。不成功後前往廣州另立中央，那兒都是林彪的嫡系部隊。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另立中央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以當時大多數人都不同程度地反對四人幫，甚至反對毛澤東本人的民意來看，廣州的中央與北京的中央分庭抗禮，是大概率的事情。華國鋒的成功就是後車之鑒。 遺憾的是純粹的軍人玩不過特務政治。周恩來利用特務手段的操作，使得改革開放延遲了十年左右。沒有歷史上最高水平偽君子的操作，中國人民要少受很多的苦難。沒有七六年天安門廣場的花圈海洋，也不足以看清中國人讓人賣了還幫人數錢的可憐樣。毛澤東的判斷還是蠻準確的，人群中混有大量真想造反的大小反革命分子。這是提醒華國鋒集團可以政變的明確信號。 雖然俄羅斯沒有政變的民意基礎，但是中國還確實處在政變最適合的環境之中。就像華國鋒當年所依靠的各種條件一樣，上下各階層，包括統治階級內部對最高當局的不滿，已經充分成熟。經濟足夠的糟糕，外交也足夠的孤立，就像熟透了的果子一樣，等待著瓜熟蒂落的那個偶然的機會了。 需要注意接受兩個歷史教訓。首先是普里戈任的教訓，政變不是開玩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其次是林彪的教訓和華國鋒的經驗，謹防特務機關從中作梗，謀事要密，下手要狠。真政變可不是開玩笑的。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早幾年就被中國網民封為「總加速師」，現在看來，這一封號乃實至名歸。當習近平強行跨入第三個任期之後，中國經濟加速滑坡，地方財政加速惡化，房地產加速爆雷，外資外企加速撤離，對外關係加速惡化，民眾財富加速縮水，社會戾氣加速累積…… 但習近平還在加速撒錢（中國網民所說的大撒幣），這回在南非，為了「給金磚峰會指明方向」，他又大手筆撒下140億美元：其中，40億用作「全球合作和南南發展基金」；100億用作落實習近平自己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他還為此撂下大話：「不讓任何一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掉隊。」儼然要包辦各國的發展。 轉頭，針對中國人民，卻在中共內部會議上放話：「不學西方福利主義養懶人。」以此為借口，斷然拒絕給陷入疫情困境的中國人民發錢補貼。同一時期，包括美國、日本、台灣、歐洲各國在內的民主國家都給國民發放現金賑濟。非但如此，習近平頑固推行極端清零、極端封城，讓中國人民經受三年浩劫的同時，直接製造了中國經濟災難，造成如今難以挽回的敗局，爛攤子。 中國出了個習近平，這對中國、中共和中國人民而言，是福還是禍？大多數人或以為，答案很簡單：是禍！少數遭洗腦者可能回答：是福！甚至以為「習近平在反腐」云云。其實，答案或沒那麼簡單。古人早就有智慧的辯證總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對中共而言，改革開放是一個中間狀態，介於極端專制和民主憲政之間的中間狀態，其中，不僅有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還有集體領導制和領導人任期制，具有經濟意義和政治意義上的雙重設計。高層默認派系共治，達到一定程度的權力平衡。 但習近平復辟，廢除領導人任期制、復辟領導人終身制；廢棄集體領導制、復辟個人獨裁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名存實亡，市場經濟遭到拆毀，重回計劃經濟和黨管經濟。讓中共重置於極端專制狀態、個人專斷之下。 如果說，上述那個中間狀態，即改革開放，曾經讓中國共產黨相對穩定下來，如當今的越南共產黨那般；那麼，可以說，習近平的極端專制復辟，必使中共再次處於高危狀態，隨時可能發生崩塌式、毀滅狀的事變，即，習近平每每口稱的「灰犀牛」、「黑天鵝」、「風高浪急」、「驚濤駭浪」，等等。即便習政權竭盡全力維持局面，做到表面上不出大事，但它所付出的成本勢必極度高昂，非十倍、百倍的劇增所能估量。 習時代，財富產出大規模減少的同時，維穩成本卻大規模增加，這已經是眼見的現實。這一減一增，足以耗光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所積累的國家和社會財富，根本動搖中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地位，必然地，也將動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說到這裡，道理漸明：習近平當政，對中共而言，並非福音，而是禍大於福。那麼，習近平當政，對中國人民而言，是否不利？表面上看來如此。從短期看，中國人民正遭受大苦大難，工廠倒閉，失業加劇，不要說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就連大學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一畢業就失業。年輕人中，啃老族比比皆是。以至於，在公布了今年六月年輕人失業率攀升至21.3%之後，習當局就拒不再公布年輕人失業率，到此為止。即便對中產階級而言，房地產貶值，家庭財富縮水，荷包吃緊，也不敢再放手消費。而對端鐵飯碗的公務員階層，也面臨一波接一波的減薪潮、解聘潮…… 然而，往長遠看，往深層看，變數正埋於此。習近平不僅把他的個人私利和權欲置於國家、民族和人民之上，也把他的個人私利和權欲置於共產黨之上，正嚴重危害他們念茲在茲的「黨的利益」。如果中共、尤其中共高層，無法阻擋習近平的折騰，那麼，他的折騰、加速折騰，反而可能是搞垮這個黨的動力。儘管，習近平復辟和折騰的主觀意圖，並非要搞垮共產黨，但他復辟和折騰的客觀效果，卻很可能如此。 如果他真能搞垮中國共產黨這個百年專制大黨，即便中國陷入暫時的動蕩，但這個國家和民族卻極可能獲得浴火重生的機會，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而言，又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幸事 ？當下局勢，對習家軍而言，福兮禍所伏；但對中國人民而言，未嘗不是禍兮福所倚。辯證法正在於此。國內外中國人或怨聲載道，或忍氣吞聲，似乎也不必絕望，到應該看看習近平復辟和折騰的最後結局究竟是什麼？正如西彥所云：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He who laughs last laughs best.）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人人學習習近平著作的時刻已然來臨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發布的中國暢銷書排行榜前二十名顯示，排名第一的是《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第二名是《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第三是《中國共產黨章程》，第四是《中共二十大報告》，第五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六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殊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 在社會科學類圖書銷售排行榜中，前十名銷量均為習近平著作和習近平思想專題摘編。 原來，習近平才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偉大和最暢銷的作家，那些大文豪、大思想家都在他面前甘拜下風。胸無半點墨的獨裁者，終於可以雪恥了——當年負責考察、選拔習近平的中共開明派元老、中組部副部長李銳，臨終前評價說，「他就是小學生水平」。如今，習近平可以理直氣壯地摘掉這頂帽子。他的著作的銷量已然超過太祖毛澤東。 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貧弱，官員貪腐方式和程度有限，即便是家天下的毛澤東，也沒有辦法像今天的太子黨紅色家族那樣，通過倒賣土地和批文點石成金。毛的最大財富是稿費，儘管他的文章大都是秘書班子集體創作，稿費卻歸他一人所有。他拿錢給江青花，或資助章士釗等當年於他有恩的前輩，都是從這筆天文數字般的稿費中支取。如今，據彭博社記者調查，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早已富可敵國，習近平不是貪圖這點稿費，只是為了滿足獨裁者的虛榮心——習近平思想能像當年的毛澤東思想，讓十四億人入心入腦入魂、如醉如痴，才是其最大成就。就連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都要靠抄寫習近平語錄來換取吃香喝辣的地位，不是斯文掃地又是什麼呢？ 習近平的著作在中國暢銷不奇怪，政府部門用公款消費，沒有人心疼。但習近平的著作居然賣到台灣，就是台灣安全的重大漏洞。早在二零一四年，習近平所著的《擺脫貧困》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就進入台灣圖書市場。在第五屆台北書展開幕式上，福建新華髮行集團與台灣天龍文創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將由該公司和五南出版機構全面代理這兩本書的島內發行。該公司總經理沈榮裕說：「我們很看好這兩本書在台灣的市場，絕對會熱賣！」中共喉舌環球網報道，福建參展團團長吳志明告訴記者，習近平的書籍是本屆書展的最大亮點，現場銷售情況很好。「預計在台灣一年銷售兩萬本沒有問題。 如果台灣民眾需要，我們還可以考慮推出繁體版本。」記者採訪市民林一明，他說，他從台北回台南老家過新年，隨身帶著一本《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準備作為新年禮物送給當醫生的哥哥。記者登陸博客來網站，發現暢銷榜上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旁邊，標註著「已搶購一空，目前無法購買」。博客來文化事業部部長張靜如告訴記者，「我們很希望趕緊有書補充進來。 我們的排行榜天天更新。這本書斷貨好幾天了，還能在排行榜上，可見它之前銷量很可觀」。 經過幾代仁人志士的奮鬥犧牲，台灣才結束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實現民主化，成為民主國家陣營的成員，被國際社會譽為亞洲民主自由的燈塔。然而，台灣對中國的紅色滲透如此放任自流，任習近平的獨裁專制思想潮水般湧入，豈不是羊入虎口的自殺行為？ 勃列日涅夫和齊奧塞斯庫為習近平做出了好榜樣 習近平不是第一個兼職當作家的獨裁者。他的老師有蘇聯的勃列日涅夫和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獨裁者大都沒有原創性，獨裁者與獨裁者之間如此相似：愚蠢、專橫、僵化、狂妄。 蘇聯經濟學家阿爾巴托夫曾經幫助幾代蘇共最高領導人撰寫經濟報告，對他們有貼身觀察和分析。他在《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對勃列日涅夫有如下描述：勃列日涅夫是當時上層政治菁英的典型，他形式上具有高校畢業文憑，實際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沒有多少學問。其人能力平平，文化不高。如果說他有喜愛閱讀的什麼東西，通常就是那本《馬戲》雜誌。他最大的弱點是：幾乎完全缺乏經濟知識；對新生事物簡直就是個過敏反應症患者。這些描述用在習近平身上，如同量身定做，毫無違和感。 阿爾巴托夫指出，勃列日涅夫從未寫過文章，但他身邊的阿諛奉承之徒和宣傳官員為了討好他，召集了一群頗具文學才華的筆杆子，為其操刀創作自傳體小說《小地》、《墾荒地》、《復興》。這些作品發表後，獲得精心組織的、震耳欲聾的捧場和叫好，成為黨的教育系統的必讀書。作家協會立馬將其提名候選列寧獎金，這筆獎金匆匆被授予了。不少有名氣的作家發表書評，頌揚這幾本由別人代勞的贗品。阿爾巴托夫評論說：「在我們這一幅員遼闊的國家中，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內，無一例外地都深信，這幾部『文藝傑作』中沒有一頁是勃列日涅夫親手動筆寫作的。」 這就是一個現實版的《皇帝的新裝》。 為了滿足勃列日涅夫個人的虛榮心，蘇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全民演出了一處荒誕可恥的戲，不論演員還是觀眾都並不信以為真。這大大加深了人們對政權的不信任感，加強了不關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極風氣，腐蝕了人們的是思想和靈魂。從象徵的意義上說，這個插曲猶如為我們為之付出很大代價的這段可悲的時期樹立了一塊墓志銘。這是名副其實的停滯時期。」 在羅馬尼亞，長期掌權的「小號版的勃列日涅夫」是齊奧塞斯庫——他擁有羅共總書記兼羅馬尼亞總統、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總司令兼愛國衛隊總司令、經濟和社會發展最高委員會主席、社會主義民主和團結陣線全國委員會主席、全國勞動人民委員會主席、甚至還包括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和名譽院長等頭銜（其頭銜之多還是比不上習近平）。作家袁凌寫道，有一天他在地攤上發現一本中文版的《齊奧塞斯庫選集》，這是從煌煌三十一卷的齊奧塞斯庫著作集中精選出來的文章——齊奧塞斯庫著作的規模，超過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習近平要趕上他，必須讓秘書班子廢寢忘食、奮筆疾書。這本書具有特殊的體例，在齊氏歷次會議講話正文中，附有與會者的鼓掌和歡呼。全書第一頁以鼓掌始，末頁以鼓掌終，共記錄鼓掌八百次。看到這些記載，可想見當時會場情形，齊氏每講一段的話音還未落下，就淹沒在會場狂熱的鼓掌聲里。只是，後來人們在齊奧塞斯庫被處決時的掌聲，更加熱烈和持久，如袁凌所說：「正是齊奧賽斯庫當初親自製造出來的掌聲，最終製造了他的死亡。 這個愛好掌聲的獨裁者一生，終究是一部失敗的著作。」 齊奧塞斯庫全盛時期，多麼躊躇滿志、趾高氣揚，今天的習近平也是有樣學樣。羅馬尼亞流亡作家諾曼·馬內阿不無鄙夷地描述說：「我們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麼？在這張變形的面具下，沒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們的反面。……這個暴君：無數次的背信棄義、講究而可笑的服裝、一陣陣野獸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傷而幼稚的低語、發情野豬的頓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我們身邊這個可憐的小丑：他那些自封的可笑的誇張頭銜，他用嘶啞、做作的聲音沒完沒了地演講，那些演講充滿陳詞濫調，從頭到尾都是單調的抨擊和愚蠢的語法錯誤。恐懼讓他變得更瘋狂，爾後是拚命地掩飾瘋狂。他說話結結巴巴，舉止呆板得像木偶。他一意孤行，勤勉得幾乎病態。 面對任何有生命的東西，或是遇到計劃之外的事情，他總是茫然不知所措。」馬內阿很早就預見到小丑式的暴君覆亡的命運。我在二零一三年寫作並出版《中國教父習近平》，也提前對習近平做出了蓋棺論定。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梁朝偉獲頒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獎，其實不是新聞，因為消息早在三月尾已經宣布（當時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已第一時間撲出來發公告祝賀），只是前日才於威尼斯舉行頒獎禮。在各地影迷一片祝賀聲中，也有網友重提梁朝偉2002年所講的「支持鎮壓六四」言論，並問有多少人記得。 我自己是記得的，不但記得，更在《蘋果日報》熄燈前兩星期於名采版專欄寫過，該文題為「梁朝偉談六四」——不是刻意挖他瘡疤，只因當時適逢「六四」周年，我想從另一角度談談港人六四記憶而已。後來《蘋果》消失，此文亦隨風而逝。 今年四月初，我得悉梁朝偉獲獎後，就在Patreon寫了篇文，記錄某位老人家與梁的小故事，呈現梁比較鮮為人知的一面，文末附上〈梁朝偉談六四〉全文。關於梁朝偉的過去，我已寫過了，今天只想談談他的致謝詞。 梁朝偉這次領金獅獎，堪稱人生另一高峰，但致謝詞卻很短：一半是感謝頒獎的李安、威尼斯電影節、太太劉嘉玲、親朋戚友和各地影迷，另一半則感謝香港及過去41年合作過的電影夥伴，「我得以在香港成長，其後受香港電影界栽培，由此展開我的演藝事業，實在非常感恩（I am so grateful to have been raised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being nurtured later by the Hong Kong movie industry in general, where my acting career began）。」 梁朝偉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他本人的努力外，確實跟香港有莫大關係。金獅獎的耀眼光輝似乎令人忘記了，梁朝偉在香港電影黃金時期（即八九十年代），就算不是「票房毒藥」，也從未有過像周星馳、周潤發那種令片商趨之若鶩的叫座力。九十年代由梁朝偉擔正男主角的電影，大多不過千萬票房。只是到了2000年後，「雙周一成」日漸減產，梁朝偉叫座力才漸漸提升，代表作自然是《無間道》和《色戒》了（後者狂收的原因也不言而喻吧）。 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於，正因為梁朝偉從來不是最當紅的明星，這反而免卻他的票房包袱，讓他有機會參演不同類型、不同國家的電影，包括侯孝賢、王家衛等導演的「冷門文藝片」。相比之下，扛著龐大票房壓力的周星馳，戲路就有很大限制（他當年破格拍兩套《西遊記》就慘遭票房滑鐵盧了，遑論拍「離地」的藝術電影），極其量只能在《國產凌凌漆》梳梳頭，惡搞一下《阿飛正傳》的梁朝偉。 威尼斯影展總監Alberto Barbera是這樣評價梁朝偉的：「梁朝偉所演的角色，不僅橫跨多種類型，且在不同緯度上架起了電視、流行文化和藝術電影的橋樑。正因為他長期與有名望的得獎導演合作，令他名聲鵲起（His reputation is strictly tied to his long-term collaboration with 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王家衛《花樣年華》中令人難忘的演出，讓他在坎城影展封帝。」 可見梁朝偉得金獅獎，關鍵是他長期參演藝術片，而當中也涉及很多偶然。因為當年全港追看「雙周一成」，一線尾的梁朝偉才有空間胡亂闖蕩，跑去跟著「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拍票房慘淡的藝術片，由是陰差陽錯造就今天的成就。至於Alberto Barbera提及的另一點，即梁朝偉「架起了電視、流行文化和藝術電影的橋樑」，我覺得除了從前的香港，確實很難在別的地方找到。 梁朝偉令洋人驚嘆的「多才多藝」——拍電視劇，演不同類型電影，還當過流行歌手——在當年香港其實非常普遍（連周潤發也是「歌影視三棲」），因為大家的心態是什麼都試、什麼都敢，思想（甚或道德）沒有界線，很多「奇蹟」就是在各種隨機嘗試中碰撞出來，王家衛如是，周星馳也如是。梁朝偉只是比其他同行多做一步：連藝術片都「撈埋」（混在一起）。 想起一句老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梁朝偉的故事也許給我們一個啟發：做些跟別人不同的事，就算沒有即時成果，只要默默堅持下去，最後還是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的。 除了當年香港，哪裡還有培育梁朝偉的土壤呢？拍大陸片《捉妖記2》、《無名》之類，儘管也很多元化，卻不大可能讓他得到外國影展青睞。看到梁朝偉獲獎，我覺得最唏噓的是，若非命運弄人，站在那台上的人，會不會也可能是張國榮？（本文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