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新代言费全归她自己？网传分账说法引热议
2026 年 8 月 7 日
最近连续出了好几件诡异的事情，一是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突然缺席大会发言，二是河北保定突然出现大量坦克移动，三是刘梦熊突然在星州《联合早报》发表文章，剑指习近平。 刘梦熊文章没有什么新意，他只是开了建制派攻击习近平的第一枪。海外中文媒体多数将他视为建制派，其实刘梦熊与梁振英反目后坐过牢，事后已与中共分道扬镳，他的言论甚至貌似民主派。但刘梦熊与大陆官场应仍有自己的的私人交往，他这篇文章值得重视的是有没有大陆官场新动向的背景，这才是主要的。 星洲报章大都臣服中共，对中国国情报喜不报忧，这次公然反习相当不寻常，其中会不会有他们取得的某些机密情报作支持，外人无从得知，不过相信他们也不是一时头恼发热。 许成钢教授预测中共政局，第一个可能性是宫廷政变习近平下台。在大陆官场，平民出身的高官，不可能形成一股倒习势力，因为彼此心防很重，无法成气候，唯一能动摇习近平的，还是他们自己人红二代。 红二代有三种人，一种是像习近平那样占据党国高层权位的。当年陈云交代，说政权还是要交到自己后代手里保险，当时约定每个高官家庭出一人，作为接班人培养。数十年过去，官场自我淘汰，唯有习近平上到最高位，现在大多数竞争不成功的红二代都已退休（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是开国上将张宗逊的儿子），但红三代又上来了，这些人又占据哪一些权位，外界根本无从得知。 第二种红二代是趁改革之便下海经商，或占据国企最高职位，这些人捞得盆满钵满，各自经营家族庞大事业群，只要中共依旧掌权，他们就继续敛财。习近平打贪十几年，有几个红二代被查？一个任志强，一个刘亚洲，都是政治问题引火烧身。 第三种红二代是相对正派，开放后到西方接受教育，回国后做专业工作，不参与政治，也不下海经商，这些人心里很清楚，只是对中国政治已心灰意冷。笔者曾接触过几位这样的红二代，有的父辈职位相当高，他们都很有思想，只是冷眼旁观。 红二代与习近平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他们的身家性命都取决于中共的兴衰存亡。现在的问题是，中共给习近平搞到摇摇欲坠，看起来在习手上起死回生的机会渺茫，那究竟要不要扳倒习近平另起炉灶，有没有机会换个人来做情况会好转，更重要的是，一旦换人不得当，中共会不会死得更快？ 习近平不是对中共不够忠诚，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大部份都是中共党内的共识，也就是说，邓小平定下韬光养晦的国策，本来就是装孙子养肥自己后向西方反攻倒算，以共产主义中国统治全世界。只不过，邓小平没有像习近平那么轻浮，他说改革开放要管一百年，也即是说，反攻倒算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百年卧薪尝胆的耐心。可惜习近平太草包又太急躁，上台后独断专行，以大局误判为能事，应做的不做，不应做的乱做，以至短短十年时势全面倒转。 要是习近平稳住局面，红二代们会放心让他干下去，可惜习又太无能，如今民心全失，外部压力空前，习近平更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笨拙，面对政权崩溃的前景，对红二代来说，换人便会是不得已的选择。 但问题是，习近平倒腾党政十年，已经消除异己，自立山头，如今朝内都是吹须拍马之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一人是红二代，官场中有足够影响力和政治能量者，也没有红二代红三代能形成气候。对一个以领袖独裁为政治传统的党来说，没有得力领袖是致命伤。 具体操作上，首先红二代要取得共识不容易，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被习近平置于死地，抄家灭族，代价极大；其次是，即使推翻了习近平，由谁主持大局，也会吵翻天，因为没有人建立起足够权威；再次是，即使都有共识，要用什么手段才能安全过渡，那也是大问题，搞得不好，爆发全面内战，那也是死路一条；最后，真的扶持新天子上台，他又凭什么得到人民的信任和西方的支持，中共已彻底暴露自己的邪恶本质，没有人相信他可以脱胎换骨了。 最终局面便是，明知习近平会毁了党，但又找不到足以挽狂澜于既倒的治乱世之枭雄，所有的红二代红三代，各自忧心忡忡，指天望地，日日骂娘，而又无所作为。 一个政权是如何崩溃的？便是油尽灯枯，树倒猢狲散。中共崩溃是必然的，问题只是崩溃后的中国人，要遭受多大的磨难才能等来新生。（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日本于8月24日启动向太平洋排放经过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废水，在中国引发较大反响。废水开始排放的当天，中国便宣布：出于保护消费者健康的考量，“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并指责日本排放废水的行为”不负责任“。相关事件在中国民间也引发轩然大波。为了表达愤怒情绪，一些地区的民众在多个日本驻华机构作出过激表现，还有游客取消赴日旅游行程。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就核废水引发的风波以及此一事件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问：日本把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经过处理后排放海中，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陈破空：中国政府反对日本排放核废水的理由是：日本的福岛第一核电厂排的水含氚量对海洋有污染，进一步对中国的近海海洋有污染，会对人体构成危害，说日本“自私自利”，不负责任。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本身在沿海有很多核电站，它向海洋排核废水是经常发生的，甚至不通过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测，而它的含废量很大，不仅日本提出了这一点，对比之下，日本排出的这次核废水，它的含氚量是很低的标准，而中国的含氚量是日本的八倍到十倍之多。另外一点，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中国政府便悄悄地把中国跟核能有关的资料下架了，像有一个叫“2019到2022年鉴”，将中国沿海的那些核电厂如：秦山核电站、南阳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它们这些含氚量排废水的情况，有关的书籍都下架了。有些国内的专家、学者也指出了这个差别，但他们下架之后，有的专家在网上找到了残存的一些资料就证明：中国一直在向海洋排核废水，比日本的情况严重多了。 另外一点，中国政府没有向中国人民交代的就是：日本这次排核废水，不仅自己（日本方面）经过了反复的处理多年的稀释处理、降低其中的含氚量，而且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完全的同意，据鉴定说标准可以排放了，日本才开始排放的。也就是说，在联合国下属机构的合作下、得到国际公认的标准，日本才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所以日本这样的措施完全是负责任的、谨慎的，而且是经过了很大的程序。再加上当年日本发生的这一场是悲剧，2011年“311”巨大的地震、巨大的海啸，夺走了将近两万生命，还有很多人失踪，国际社会都深表同情。所以日本的核废水积压之后，到一定时候经过处理是要排放的，它不可能像其他方向排放，一般就是向海洋排放。中国政府这个时候来抗议，不仅没有对日本所遭受的灾难表示同情和理解，反而向日本的伤口上撒盐，这样的做法令国际社会都觉得很难理解，说的轻一点就是，让国际社会深为困惑。 问：中国政府不仅反对日本排放核废水，还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似乎也殃及到中国国内的水产品，这样的做法是否得不偿失？ 陈破空：没错，这个海水是流动的，海水、海洋是联系的。如果说日本排放处理过的核废水对海洋有污染的话，首先受害的是日本人民。但是，我们看到日本人民上下-除了少数的抗议和反对之外，因为日本毕竟是个民主国家-，绝大多数人都安之若素，而且是继续正常的生活，甚至是歌舞升平、一片的安静，他们自己没有任何的惊慌。 但在中国这边，由于政府开动了强大的宣传机器，结果导致中国人民抢盐，发生了恐慌的现象。反过头来，这种恐慌就蔓延到中国的水产品，因为中国政府（要求）全面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进口，那海洋的相通、海洋的流动，日本如果近海的水产品有问题，那中国近海的水产品也有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那边，就有很多的渔民哭诉，说他们的多年经营怎么办？他们怎么活下去？他们的水产品卖不掉（现在的确出现了沿海地区一些商家不愿意见水产品的情况，不愿意进海鲜），结果导致海鲜和水产品过时。看到沿海的渔民就非常痛心地把它们装进垃圾桶扔掉。又反过来，对中国的水产品、对中国的海鲜是沉重的打击。 而且比较之下，很多人以为日本是个岛国、是水产品的出口大国。其实刚好相反。日本是水产品的进口大国，大于出口。只不过日本确实有很多优质的水产品出口到中国。中国事实上是水产品的出口大国，在亚洲排第一，远高于日本。所以如果说，日本的水产品有问题，中国的水产品有问题，打击下来，中国的水产品遭受的打击比日本更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其实这个时候是“杀敌三千，自损一万”。中国的损失更大，不仅是得不偿失，按通常中国老百姓的说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现在连中国的、不仅是渔民受到冲击，商家、店家都受到冲击。很多在上海、北京开的日本料理店不得不出来声明说自己的产品来源地。但是尽管如此，生意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问：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国民间又掀起一波反日风潮，据报道中国很多民众给日本国内的店家商家打去很多骚扰电话，还给日本驻华机构投石头，扔鸡蛋，甚至取消赴日旅行团，这些做法是否让中日两国更加敌对和仇视？ 陈破空：对，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三件事情，各有各的一些做法。我们先说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民间向日本国内的商家、店家大规模地打骚扰电话。这在日本成了一个重大新闻，也是国际上的重大新闻。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严重的损害。这些打电话的人，既有可能是中国民间的一些自发行为，因为他们受了煽动、宣传之后仇视日本。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中共的五毛党。因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记者）中假装说自己不知情，然后还说要日本“反思”。就说明中国政府在这些电话的背后可能起到作用，叫五毛党去骚扰。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当局也非常害怕中日关系彻底的摊牌，所以这回有扔石头、打鸡蛋的现象，但比较少。比如在青岛，就（有）向日本人学校投石头（的做法）；在苏州，有人去扔鸡蛋。但是据说中国那边还在抓人，就还不敢大规模地让中国民众去冲击日本驻华机构，因为担心在外资、外企大量撤离的情况下，导致日本的机构或者企业大量撤离，对中国来说，那就造成经济上的更大重创。 另外还有一点，关于你提到的第三点，就是中国这些游客取消赴日旅行团。根据了解，他们并不是自己不愿意到日本去旅游，也不是说他们要参与反日风潮。其实大多数人取消（赴日旅游），是因为怕在国内被骂成“汉奸”、“亲日”，怕有危险。能够去日本旅游的，一般都是有点家底的、在中国算中产阶级或者精英阶层。但是上街闹事的，反过来是中下层的。他们有可能不仅因为被说成是“亲日分子”、“汉奸”、“卖国贼”被骂，而且有可能引起妒忌。所以他们由于害怕而取消。实际上，他们已经预定了日本10月叫“风月游”， 10月、11月，是日本景色最好的季节，实际上都已经订满、爆满了。而且中国有“十一”长假，（许多人）也准备去日本旅游。日本这方面的相关的旅行定位已经爆满。这个时候取消，对日本固然是一个损失；但对中国这些旅行团、旅行公司、还有这些游客本身，也带来不小的损失。 过去这些年，中日关系已经可以说一再地急转直下，由于政治上的冲突、地缘政治的冲突、东海的纷争、钓鱼岛的问题、还加上国际社会的演变、日本加入美国阵营对中国的围堵等等；这个已经形成了中日关系的-可以说是敌视、或者是仇视。我们都知道在国际社会的了解，各国对中国的负面观感高达70%以上，而日本是最高的、高达86%。日本对现在的中国、就是共产中国、或者习时代的中国，已经是非常的负面观感，再加上中间还有不少的冲突：比如反间谍案、随便把日本人抓起来当人质等等这些事件。这一回中国政府炒作这个核废水的事情，在中国激起了反日风潮，加上中国民间发生这么多不理性的行为，不仅败坏了中国的形象，也进一步地败坏了中日关系。本来中日关系最近面临一个转期：大瘟疫过去了，日本开放了中国的团体，中国那边也在开放，所以团体要出境。刚好在这个时候，很多的中国人首选就是去日本旅游，很多团体是安排，说这个首选超过了新、马、泰，也超过了去其他国家的旅游。 就在这个时候，偏偏中国政府又操作了这一波核废水事件，在中国民间掀起了反日风潮，使刚刚有所回暖的中日民间的交流，又一下子跌入悬崖。中日关系至今只能说经过这一步操作之后，本来已经很敌视、很仇视，那么这个关系会变得更敌对、更仇视，对中日两国都没有好处。而对日渐孤立的中国国际处境，可以说更是雪上加霜。但中国民众完全不知情，甚至在中国的党媒、党报的宣传下，还以为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他们完全不知道现在习时代的中国处于-可以说-空前孤立的国际处境，而且处于空前的-国际社会叫做-厌倦、嫌弃或者是仇视的这么一种处境。 问：面对日本排放处理后的核废水，对照之下，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是什么？ 陈破空：对。这回中国方面显得非常地孤立。因为日本排放核废水，是经过了严格的程序：不仅日本方面再三处理，而且跟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来监督，监督它排出的这个核废水中的含氚量不仅符合国际标准，而且远低于国际的下限标准，比日本制定的标准都还要低。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放行，而国际原子能机构不仅有总干事长同意，而副干事长-有个中国人叫刘华-也签字同意了。而且就在中国反日风潮最高峰的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就声明说，日本排出的核废水经过检测是合格的，对海洋无害。而周边的国家也是这样反应，像韩国。韩国本来有很深的反日情结，尽管最近韩日关系有缓和。但是，韩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有执政党、有反对党，所以反对党质问执政党：对日本排放核废水是否立场软弱？但是韩国出来抗议的人也是很少数，而韩国本身采取了海洋监测，也发现低于国际说的危害标准，认为是根本无害。另外，台湾距日本也很近，台湾也进行了自己的监测或者研究。台湾所发布的消息说，日本排放的核废水对邻近的台湾水域的危害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次中国政府闹得非常的孤立、孤单，因为以前还有个韩国跟他们一起闹一下反日情绪。但是这回都没有。甚至连北朝鲜都是静悄悄的，而北朝鲜的水域也在这里-朝鲜半岛。还有就是俄罗斯也是静悄悄。因为俄罗斯的水域也会受到影响，结果他们没有任何的反应。而稍微远一点的东南亚国家都没有反应。甚至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纷纷）声明：日本的做法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对海洋无害。所以中国这次单方面的跳脚或者是闹的话，反而突出了在国际上的一种负面的形象。我想这样一波操作，现在可以说在北京执政的习当局是非常拙劣的一招，最终损害的是已经国际形象受损，国际孤立加大。这一波操作之后，可能更进一步的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和孤立。 问：根据您的观察，这一波反日风潮会持续多久？相关事件的背后是否也反映出中日两国的政治较量？ 陈破空： 对。这次中国政府表面上是抗议日本的核废水，其实是对像日本跟美国、韩国加强联盟；日本跟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组成的联盟，针对中共围堵；还有日本跟台湾之间加强的协防关系非常不满，它也无法突破，所以就找日本的茬，达到几重目的，它除了在政治上去发泄对日本的不满、用政治问题进行一个经济操作；另一方面，也想转移国内的矛盾、转移视线。国内的河北大水、东北大水激起了民怨沸腾。还有就是中国经济每况愈下所引起的这种民怨沸腾。基于这种综合性的考虑和操作，想制造这次反日风潮。 但是，我认为这波反日风潮不会持续太久。一方面，是中国单方面的在那边闹；另一方面来说，已经倒过来影响了中国的水产业、商家、电家的运作，对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虽然日本现在有些反制措施，但是这一波反日风潮，我想中共会自动收敛，不会持续太久，它达到一定目的之后，估计会悄悄地降温，降温之后找个台阶给自己下来，也就是让中国人民把矛盾对外，情绪对外，减少他们对国内种种问题的注意力，等达到这个阶段性的目的之后，我想中共就会偃旗息鼓。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文贯中博士， 三一学院荣休教授 一、北京御用学者惊呼“四十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 最近，中国内内外外，经济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在谈论中国目前经济的大幅下滑以及外交遭遇围困的处境，中国内部的学者及各方人士纷纷上书献策，有故作镇定掩盖真相者，也有惊恐失态，声言中共面临40多年未有的恶劣形势者，诸相纷呈，构成皇城危局下的人间百态。 有一篇发表于《香港01》上的文章，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相当典型，其献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北京高层的焦虑心态和应对策略，据说是属于最近中国内部涌现的一批上书当局的“策论”之一，值得略瞥一眼。 该文指出：2022年以来，受新冠病毒、俄乌冲突、美西方围堵等多方影响，国内外局势出现了多个层面“数十年未有”的复杂状况与艰难困境。一些西方媒体与智库近年来频繁揣测甚至妄言，中国崛起进程可能被停止、中国崛起已到顶峰等。外部舆情的干扰与国内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的部分经济数据下行形成共振，使得不少人士的预期受到冲击。 它历数了中共40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我们择其要者简列于下： 他说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包括经济增速、西方围剿、供应链外迁和社会预期 等四个方面的变化，是三、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需要保持高度战略警觉。 1）经济增速问题 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中国年度、季度经济增量低于美国的现象已经出现。近年来中美差距在GDP全球占比上不断拉大。数据显示，2021年，中美GDP差距为5.2万亿美元，中国GDP占比美国GDP约77%，达到历史高点；2022年，中美GDP差距将扩大至7.47万亿美元，中国GDP占比美国GDP约70%。2023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中美差距继续拉大，仅占美国GDP约63%。这是自1976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年度增速高于中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美国总统拜登自2022年底首访亚洲后就不断大谈这个预期。近月来，笔者见过几批疫情放开后访华的美国学者，对方对美国经济的自信明显在上扬。 2）供应链外迁 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生产链和供应链向海外转移的苗头已出现。以往总体趋势是外国向中国转移、中国东部向西部转移。近年来，总体趋势却变成中国向印度、越南甚至美国转移。2015-202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保持了上涨的势头，但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FDI）总额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14.5%降至2021年的10.5%，中国新增外国投资的增速相比世界总额有相当大的减缓。2022年中国吸引外资一度回升，但2023年上半年随之骤降，甚至低于巴西。不断有西方媒体、智库、商会发声，威胁外国投资撤出，制造中国经济恐慌；中国产业链外迁的事例越来越多，例如耐克产线迁至越南，富士康在印度大建工厂并称随时随地转移生产基地，戴尔不再使用中国造芯片并扬言外迁。汽车行业中，有菲亚特、Jeep、讴歌相继退出中国，斯柯达正在考虑退出等等。尽管中国仍是全球产业链最完备的国家，但大量产业链外迁的新闻出现是40多年来未见的。 3） 西方围剿 四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美国统合西方对“中国威胁”的政治共识并全面行动的架势已出现。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北约从“脑死亡”中复活，并呈现出“亚洲化”的趋势，且多次在政治声明中提及中国。俄乌冲突仅36小时内，美国动员西方30多国统一发表声明、制裁俄罗斯，并责怪中国不配合对俄制裁。近年来，五眼联盟、四国机制、AUKUS、第一岛链军事联盟、IPEF等。近期美国首次撮合日本、韩国在戴维营会晤，甚至多次公开声明“协防台湾”等，全面布局围堵、遏制中国的完整架势已呈现。澳洲、日本等不少国家不再“两边下注”，摆着一副不惜牺牲经济利益、全面站在美国一边的姿态。这些都是自改革开放尤其是1989年中国受西方集体制裁以来首次出现的。 4） 社会预期 必须承认，在地缘冲突、贸易摩擦、疫情反复的大背景下，“东升西降”的趋势在减缓，一些欧美智库与媒体为“西方重新崛起”造势，渲染“中国崛起终结”等氛围，而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些侧面又被其捕捉并形成“舆情共振”，值得高度警惕与应对。 简评 应当说，王文所列的上述40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大体上没有讳疾忌医，算是务实的。然而没有涉及问题产生的根源。除了他所罗列的四方面问题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例如习近平执意要武统台湾而造成的天地翻覆的崩塌式后果？例如巨型房地产泡沫爆雷后可能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例如超高的青年失业率将可能引爆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例如人口老龄化和总人口减少的历史后果…..等等？ 显然，这些问题业已超出了他的奏折献计言事的底线边界了。 二、北京应对危机的药方 文中称“多年未有的危机需要祭出真招实策“，他开出的药方如下： 1）新的战略自省：崛起的长期性、艰难性和复杂性 一些舆论仍然对大国崛起的艰难程度和超长用时考虑不够充分。前些年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过于夸大“西方已完全衰弱、中国已完全崛起”的事实。面对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中国社会需要有一轮新的战略自省。直面并客观剖析中国当前逆风逆水的内外艰难形势，全面扫描当前中西国力消长的真实结构，高度自省大国崛起的长期性、艰难性和复杂性。 （以西方崛起为例，美国逐渐成为全球大国的崛起时间超过百年。从1823年发布门罗主义到1894年GDP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再到1922年一战后《五国海军条约》跃升军费全球第一，直到1944年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可以说，美国经历至少121年才真正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类似地，英国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历经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对外殖民美亚非洲等，直到19世纪真正崛起成为所谓“日不落帝国”，前后用时200多年。可见，大国崛起绝非一帆风顺，更非一蹴而就。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共产党国家的兴亡与西方国家的崛起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冷战，它是人类历史上史诗式的重大事件。它几乎是通过和平的非流血的历史进程，就使一个庞大的高度压迫性的大帝国轰然倒台了，是世界史上的奇迹。历史判决是简单清晰的，共产国家是一次性的，衰落了就死亡了。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怪胎，是一段插曲，如前苏联与东欧共产国家，不可能再生崛起。所以共产国家不可能同历史上的那些大国兴替一样，它只能是过眼烟云。 2）客观直面：美国将衰未衰、必颓未颓 中国社会需要客观直面美国将衰未衰、必颓未颓的基本事实。西方崛起须耗时百年以上，西方衰落也绝非数年之功。尽管中国高速崛起使得中美差距大幅缩小，许多经济分指标（如制造业总量、货物贸易总量等)已超过美国，且美国相对地位的确在下降，但不得不承认，在增量方面，中国仍然占据优势，而在存量方面，西方的优势仍然明显。经过数百年的殖民掠夺、上百年的科技革命、数十年的国际不平等经贸体系的铺垫，美国金融、科技、军事、教育仍保持着绝对领先的位置，且在未来一二十年仍保持相对领先的位置，如美国科研投入2022年科研总费用（6794亿美元）是中国（5511亿美元）的1.2倍；人均科研费用更是约5倍。2021年美国军费支出（7500亿美元）约中国（2370亿美元）3倍。美元国际化指数是人民币的约20倍。从种族、社会等诸多方面看，美国衰落是必然趋势，但仍需要许多年。借用老一辈革命家的说法，我们现在要战略上“平视”美国，但战术上依然要“重视”美国。——这是拉长了时限的“东升西降“，已经被中美差距之日益扩大所嘲笑。究竟是美国衰落，还是中共政权消失，让我们等待历史判决。 3）冷静面对：中国将超未超、必成未成 中国社会需要冷静面对中国将超未超、必成未成的基本现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盛况有目共睹，世所公认，然而更进一步的关键“瓶颈”并未得到真正突破。高新科技发展被“卡脖子”、思想观念冲突被“卡脑子”、国际话语权被“卡嗓子”的现象，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解决。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仅为美国人均GDP7.64万美元的16.6%，仍处于美国1980年前后水平（1.25万美元）。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拥有14亿人的中国GDP总量肯定能超过美国，但那需要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而人均要达到美国的水平，可能需要更漫长、更艰难的征程。——无需等待“更漫长“，因为不会有那一天。 4）底线防范：最坏、最恶劣场景可能发生 中国社会需要有底线地防范最坏、最恶劣场景发生的心理准备。过去30多年来，中国人基本没有经历金融风暴、没有遭遇战争洗礼、没有蒙受巨灾冲击，对未来充满着乐观情绪，对西方文明充满着“友善的想像”。只是中国崛起遏制了其“野蛮在中国暴露”的可能性。西方对2022年俄罗斯的全面绞杀，？充分说明了大国争斗的残酷与无情。近年来，为捍卫西方优势与美国霸权，不少西方右翼学者与媒体的声明更是非常极端，如对华实现“焦土战略”“中国人不配享受优质生活”等。可以想像，一旦中国与美西方最后摊牌，一定会比制裁俄罗斯更狠的招数，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想和平崛起，是中国人最良好的心愿，但一旦和平前景无望，中国社会要防范与加紧准备预案。——歪曲俄乌战争等各类冲突的真相，露出狼牙。 5）全力做大“蛋糕” 建议各项大政方针仍然要聚焦在如何全力做大经济“蛋糕”上来。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左右，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6，说明中国经济体量仍然远远不够，底层民众仍然较多、中产阶级不够强，“富起来”的人还远远不足。没有更大的经济“蛋糕”，不仅不足以阻挡西方的外部遏制，也不足以支撑更大的民族复兴伟业。——委婉批评“共同富裕”。 6）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建议检阅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项事业的激励与优惠措施的落实情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前仆后继的代代新人。老一辈革命者充满理想，值得敬佩，新中国成立后，授衔授勋。改革开放需要先行先试，鼓励一部分人先致富带后富。可见，解决“挨打”“挨饿”既需要精神激励，也需要物质激励，解决“挨骂”、实现民族复兴，同样也需要精神与物质相结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近年来中央召开人才、科技、教育、外事等多轮工作会议，但如何让各项政策落实到位，激励普及更多贡献者，直接关切到党的声誉与政府权威。建议就此可从退税、优惠贷款、个人升迁、奖励、荣誉、子女待遇等各个方面推出各项奖励措施，尽可能地激励真正为民族复兴做出真正贡献的人。——重赏？不如平反？释放孙大午，退还其财产；释放任志强，释放良心犯, 敢吗？ 7）政策向中产倾斜 建议切实推出各类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扶持和推动中国中产阶层。近年来中国对低收入人群的帮扶有目共睹。如果说低收入人群是民族复兴大厦的底座的话，那么，中产阶层是大厦的腰身。没有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扶持，复兴大厦的高度必然受限。当前中国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恶化，社会治理乏力，关键在于大中城市的生活与运行成本过高，税费偏高、房租房价高企、育儿教育成本畸高，这些成本多数由中产阶层来承担，导致结婚率和生子率偏低，民族复兴的预期下行。一个成熟的全球大国，一定是中产阶层居多的国家，推出更多对中产阶层的友好政策，是当前的迫切之需。——政策者，必多变也，关键是制度，关键是法治。制度上必须（通过选举）使中产有其政治代表。 8）大国博弈需妥协 建议对美西方的斗争须保持求稳求准、灵巧务实的态势。保持相对稳定的对美、对西方关系，仍是民族复兴伟业的基础外部环境。对此，要敢于对外斗争的同时，也不能因斗争而颠覆当前与西方的基本态势。毕竟大国博弈本身就是妥协的艺术。直面美西方将衰未衰、中国将超未超的现实，寻找既要合理斗争、又要斗中求稳的长期策略，既不逞强也不示弱。如同两位高手下棋，不能一“棋”不合就直接拳打脚踢，也不必一“棋”失误就自暴自弃。相信中国智慧，智斗、缠斗远胜蛮斗、乱斗。目前中国与西方的相处方式，最应该使用的姿态是，政治上保持战略定力、经济上保持正常贸易、外交上保持斗而不破、社会上保持正常交往、文化上保持开放自信、生活上保持宽松平和。 ——总之，作者最后认为中共需要关注如何做好自己、发展自己、和解自己，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他这里所谓“和解自己“，大概指毛邓两共路线的和解。这正是中南海内部企图力撑中共这一危厦不倒的少数”补天派“的幻想。但幻想就是幻想，他们已无力回天了。
新冠疫情结束仅仅半年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就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几乎自我实现了中国人过去几年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言。不过，与国际社会对中国越加排斥的厌恶感相比，例如德国外长贝尔伯克8月22日在一次演讲中质疑是否能与中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一些人似乎毫无觉察，对变局似乎乐观许多。 几年前，他们还在谈论中国的供应链霸权，以为可以凭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控制世界，就像新冠疫情之初以为中国生产的口罩和疫苗对世界人民来说无可替代。当从建立伊始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盟意义的金砖组织扩大到11个成员国后，他们又开始憧憬所谓“世界新秩序”，以为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半年提出的三个全球倡议可能重塑俄乌战争之后的世界秩序。 这些认知的可笑性，自然不是当事人能够意识到的。或许也因此，他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或者去理解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悄然转变。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可以用诸如中国经济的“僵尸化”、“四十年增长模式的终结”、或者“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来形容。这些从中国封闭体制传出来的声音，符合无数中国人民过去半年多以来的日常感受，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大势已去。 中国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分裂才是危机所在 然而，相较经济层面的外部脱钩和大萧条迹象，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即内部脱钩的进程已经展开，也就是在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这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且其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 所谓内部脱钩，自然比外部脱钩隐蔽的多，也不比中美、中欧之间围绕脱钩问题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掩盖，也没有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和资本限制那样可明确划分的“小院高墙”，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政治信任的丧失。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也是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 当然，这个互信的丧失，不止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也不是发生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而是过去十数年以来不断积累、强化的，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的。这种自毁型倾向，不仅以否定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和“新历史决议”体现出来，更在新冠疫情的三年“动态清零”期间充分暴露，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的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自毁倾向从何而来？ 换言之，三年“动态清零”对新冠病毒最多只能有限地阻隔传播，对中国社会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最近一些中国经济学者轻描淡写地以所谓新冠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来形容清零政策的长远后果，不过是自欺欺人。当然，如果相比苏联体制的自毁型倾向，即内生于国企模式并充满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自我耗竭倾向，如果仅仅将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的僵化与苏联1970年代后的停滞相比较，只能说这些经济学者以及相关政策是多么颟顸守旧、犹豫无能。 只要将过去十余年中国政治的复辟放在两千年的政治传统脉络中，这种自毁机制的源头和历史就很容易自动浮现出来，那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未曾改变的儒家政治内核，先后贯穿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相隔千年的变局之中。始作俑者，当然非王莽莫属。其中关键，就是号称大儒王莽的大伪品格，在今文盛行的西汉末年，以激进的复古主义话语和政策招致内政和外交、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失败。 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历史评价来看，习从古文的王莽也是中国儒家“模仿政治”的开始，甚至是今天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原型，而它如此穿越性的“完美失败”可谓前无古人，这一失败甚至带来了东亚体系的形成，例如高句丽的独立，也大大超越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或者，只有王安石身后的今日中国，以无论性质、还是规模或者颠覆性均可匹敌王莽新政的模式，重演着一场“千年变局”。 也因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里，面临着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也就是内部脱钩。其中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与王莽时期几无二致。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过去十余年中国形成的新毛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王莽式的激进复古主义。只不过，在当下中国，这种复古，是以毛泽东的文革乌托邦为范本，试图统一所谓“前后三十年”，并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内含改革开放和闭关锁国两条基本路线的矛盾，类似王莽时代的“古今文之争”，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萧条背景下愈加趋向不可调和。 其次，却是根本的，类似王莽主政时期推行的“王田”制度，中国过去十余年在“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口号指引下进行的激进国有化，正在重蹈王莽政策带来的混乱，分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和吸纳，也切断了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甚至青年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 这种控制一切、断绝协商的态度，不仅从2012年以来先后针对公民社会、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新兴社会精英，也在三年“动态清零”期间覆盖了所有人民，更表现在对外协商的贫困，对日、韩、澳、美等国视同敌国断交一般，以至于在中美贸易战、台海关系等重大问题、或者如孟晚舟、福岛核电站排放等诸多偶发问题上，都几无例外地趋向高度对抗和关系脱钩。 然而，更深层的分裂还发生在领导人和官僚集团之间，发生在强大列宁主义政党控制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如内藤湖南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但凡权力过度集中在王者身上，缺乏王权与儒家官僚集团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必然大乱。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后的大半年里，中国的官僚集团被卡在强调安全的“底线思维”与经济恶化现实的缝隙里，计无所出，近乎躺平。 结果，为稳住外资、民企、促进内需而颁布的“31条、20条、24条”，不敌一条造成精英恐慌的《反间谍法》和煽动民众恐慌的反对福岛核电站排放的宣传外交，包括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在内的几大社会集团似乎全体躺平，中国政治气氛陷入了仿佛西线无战事一般的虚假寂静。而在这一微妙僵局的背后，一场深刻的、结构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内部脱钩正在悄悄发生。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一个有法律的国家，并不一定是法治国家；那么，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为什么却要制定法律呢？配合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这段时间里中国当局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这部法律，其中透露的奥秘，也许能帮助回答上述问题。 频繁立法修法，强化习近平权力 《反间谍法》并不是一部新近制定的法律。早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不太久的201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在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修订并制定了《反间谍法》，并同时废止了1993年版的《国家安全法》。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2015年7月，中国再次制定了新的《国家安全法》。现在，距上一部《反间谍法》出台不到十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4月又修订了这部法律，于是有了7月实施的新版《反间谍法》。 从《国安法》，到《反间谍法》加《国安法》，再到新版《反间谍法》加《国安法》，十年之内动作频频，真是紧锣密鼓。据负责起草新版《反间谍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是中共二十大之后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立法，也是今年三月就任的这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第一部法律。你看，三月履新，四月修订反间谍法，可谓剑及履及，刻不容缓。当局关于《反间谍法》的宣传活动，更是在渲染一种“中国到处都是间谍”的氛围。这样看来，中国所面临的来自间谍的威胁，真是不小呢！ 就在这种氛围中，还传出了贵为副国级高官、现任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的秦刚卷入了间谍事件，至少是被美女间谍收为了裙下之臣吧。乖乖，这还不是亡党亡国的节奏？！ 实际上呢，那位负责修订《反间谍法》的官员一不小心也说出了实话。他强调，这次修订反间谍法，首先为的是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来指导立法，是要“进一步强化党中央对反间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修订后的反间谍法，第一特点就是“鲜明体现了坚持党中央对反间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他这听来好似套话、空话的车轱辘话，背后确实有一句大实话，那就是：修订反间谍法，为的是强化习近平权力。 随心所欲抓敌人，这是政治极权的必需 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很大很大了，还要怎么强化呢？习近平要进一步强化权力，为什么首先着手修订反间谍法呢？这就不能不从中共这个政权的本质上来分析了。 中共是靠斗争起家的，“斗争”二字也正是习近平近年反复强调的。斗争总是有对象的。毛的时代，中共的斗争对象有个很长的单子，概括地说是九类敌人。开初是“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后来加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然后还有一个知识分子”臭老九“。你仔细琢磨这个名单，其中是有奥妙的，一个奥妙就是越来越随心所欲地确定斗争对象。地主，这多多少少是有点儿标准的；你家没有土地，中共再恨你，也没法说你是地主。富农的标准就灵活了，但毕竟得有点儿财产。反革命分子，开始的时候，确定起来也是有些客观依据的，比如在国民党政权和军队里当过官员，但很快就变成一顶尺寸通用的帽子，看谁是敌人，就可以说他是反革命。如此类推，随心所欲的程度越来越高。到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几类敌人就都是早先的中共革命功臣了。你为中共干革命而坐过牢，”叛徒“这个标签打死你；你是中共当今掌权的高官，那就是”走资派“——不是官员还没资格当”走资派“呢！到了这时候，也就是文革时代，谁也别摆什么共党资历、革命功绩，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谁都可以是敌人，谁都可以被斗争！ 这还没说到“特务“呢——那时候通称特务，如今则叫作间谍。特务也好，间谍也好，这玩意儿的特点就是他/她是隐蔽的，头上没有标签，身上没有记号。对于”善于斗争“的中共领袖来说，好就好在这”头上没有标签，身上没有记号“，因为这不就可以随意给你贴标签、画记号了吗？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那句名言，透露了此中秘密。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立威、集权的一个重大关节点，投奔到延安加入中共的男男女女们有十分之一被作为特务抓了起来。这里的判定标准从何而来？负责这场运动的康生指着人家的鼻子说：”我看你像特务，你就是特务“。 是的，就是这么随心所欲！习近平的权力，什么时候到了这一天，也许就算达到他的理想状态了。那一天，他和他这个体制的官员们，可以随意指着某人说：你就是间谍！于是乎，你就要被抓起来，你就要坐牢，你就要被枪决。 说你是不法民营企业家，他固然可以随意定义你是守法还是不法，但你总得首先是个企业家吧？说你是腐败官员，当然哪个官员都是腐败的，但你总得大小是个官员吧？说你是间谍，这就不需要任何身份前提了！海归固然可疑，但土鳖一样不免疫。最近二三十年来，全中国上十亿人次有过出国纪录，谁敢说你不是在哪国旅游的时候被发展成“间谍“了呢？毛的时代，美女等于特务；如今呢，人人都是美女帅哥，那就人人可能是间谍哈！ 是的，抓间谍这事儿太方便了，甚至不需要证据。据说有关部门出台了某种指引，要人们提防那些喜欢谈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话题的家伙，因为他们很可能是间谍。这一来，有人马上联想到了喜欢到处“指明方向“的那一位。可惜啊，你没有”看他像间谍、他就是间谍“的权力，偏偏他有这个权力。近日网上也有个段子，说的是小学生发现爸爸妈妈在卧室里言行诡秘，于是告发爸爸妈妈是间谍。也很可惜啊，这不就妨碍了当局急于催生下茬儿韭菜的人口大计吗？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成了全球关注焦点，我在上期专栏文也说，中国经济有可能构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不过，中国经济的不振与社会情绪有着直接关联，后者的普遍消沉影响了市场信心。 社会情绪可以视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它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特别是习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极其失望和不满。 习背离改革开放，不满声音遍及各阶层 这种失望和不满由来已久。习10年前上台时，民众曾对他怀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能够摆脱胡锦涛时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状态，同时政府清廉。随后开展的大力度反腐让他赢得了相当大的民心，也逐渐树立起个人权威。当时只有极少部分人预见到了他会把中国带向今天的局面。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缔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摆脱了积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受惠于经济成长，一个初具规模的中产阶级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比起经济成就，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们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变，中国和世界接轨，融入全球化，与现代文明亲密接触，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习近平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背离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尽管官方仍然高举改革旗号。这个过程既是渐进的，但又带有一种突变性。在此过程中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而引起中产阶级特别是国内自由派普遍不满的，则是他第一任期结束后对国家主席任期制的废除，人们从这一举动中警觉到他可能要谋取终身制的野心，这破坏了此前奠定的总书记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政治传统，然而，党已经无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习个人专权的大爆发。如果说，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以及在经济上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得罪了党内的开明派、社会的自由派和企业家阶层，但其实行的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也为他获得了底层和中产阶级中那些希望中国强大的人群支持；那么，三年疫情，习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野蛮封城，强制剥夺个人自由，无处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几乎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都得罪了。在现代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极其罕见。 上海封城-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这中间民意也有一个变化。疫情初期，由于未能有效应对，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来的最低谷，但随着疫情向全球扩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时间，由于中国在主要大国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时经济得到恢复，政府改写了疫情叙述，将之描绘成得益于习的英明领导和指挥，民意出现有利中共的转变，习从而迎来权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进入后半段，随着多数国家逐渐解封，中国却再次封控，特别是上海的封城，终于击溃了人们对他的最后一点耐心，并在11月，酿成席卷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反抗运动。假使中国政府不在随后宣布解封，更大规模的社会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到达某种临界点，民众的信心已然崩溃，对现政权的不满就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实的描述。尽管在中国没有可信的民意调查，然而，中国自媒体每天转发的海量负面信息和大众低落的情绪，让对国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这决不是夸大其辞，故意抹黑中国。 大众——从底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前途，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就是多数中国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对官员而言，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对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的压力。对企业家而言，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破产的威胁。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现实是苦于不能说话。人们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想改变命运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疫情解封后，大批民众通过“走线”进入美国，创改革以来最高；不想改变命运的，则被迫或自觉内卷与躺平。 社会情绪大爆发何时到来？ 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那时人们对政权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有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说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是恰当的，但绝望也孕育着希望，不满也孕育着反抗，如果这种民情持续若干年，越过人们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状，届时因某个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也就不期而致。 尽管当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一是因为这种最坏的情况更多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感受和悲观主义意识所致，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要好于文革末期和六四后几年，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但财富存量还在；二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试着调整和改变，呼应和照顾人们的社会情绪；三不能不说到的一个因素是人性的弱点，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的主体已被改造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当局。 不管社会变革会不会到来以及何以到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人们做驯服工具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无论多么完美的极权，都做不到这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当观察家们在去年末或今年初预测2023年全球最大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时，都把注意力放在俄乌战争，美中对抗，台海失控，朝鲜半岛危机等，绝未料到中国经济。因为在去年11月底中国政府宣布清零政策退场，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后，人们普遍乐观预期，三年疫情被压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反弹，即使反弹不如预期，但也至少不会很难看；而随着年初经济的复苏，各大经济机构都把中国经济的年增长上调到5%以上，有些更乐观地认为会达6%甚至更高，3月两会中国政府亦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定在5%。 所有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6%，稍逊于预期，这可以解释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以及疫情解封不久，市场经济主体对形势的转变还有一个适应性，人们认为随着政策的明朗化，市场信心会逐步恢复，二季度经济成长会加速。二季度GDP虽达6.1%，看似比一季度高，可这是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速只有0.4%的基础上。换言之，由于去年二季度的基数太低，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至少要达8%市场才认为正常。如果用去年和今年加总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上半年只有4.4%，确实是改革以来最低的。 另外，从今年上半年看，中国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即物价涨不起来，这同欧美担心的高物价形成鲜明对比。一般来说，经济快速增长会伴随一定的物价上涨和通胀，物价起不来，经济增速就不可能很高。果然，到7月，中国经济全面走坏，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首次同时下滑，尤其进出口出现剧降，这虽然可以解释为外部需求的持续疲软所致，不单中国如此，然而，7月进出口的降幅之大，还是出乎外界和中国官方自己的预期。 拜登总统最近在一次筹款会上说，中国经济是一颗“定时炸弹”，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不仅是经济的低增长问题，同时还伴随巨型房企和信托机构的连接爆雷，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高达23%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传出的公务员降薪，以及经济界对中国是否陷入通缩之争，总之，几乎所有的信号都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7月的经济数据也说明了这点。 “定时炸弹”激怒北京，拜登究竟在担心中国什么？ 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并不为过。事实上，从中国民众和企业界的感受来看，真实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更严峻。有经济学家比如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等人就认为，中国长达30多年高增长的经济奇迹已经终结，将步日本后尘，会有一个失落的十年，甚至比当年日本还惨。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这是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鉴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深度支配，控制过着关键的资源，包括金融和信贷资源，主导战略活动，中国的经济危机不会以一种人们通常看到和理解的、教科书所描述的危机样式呈现。也就是说，中国不大可能出现西方式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只能是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展开。 中国特色的经济危机 至于中国式经济危机的定义和具体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留待研究者去进行学理的研究和概括。但它不会因为某个事件的突然爆发——像美国雷曼兄弟事件一样，而出现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崩盘。中国的经济危机会是一种散发型的，多点触发的，渗透于各方面的危机，不只限于经济的某些方面；危机还是一个逐渐累积并和社会联动的过程，比较缓慢，像温水煮青蛙，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解决某些问题，可又积累更大的问题，直到越过某个临界点，危机才会以一种显型的形式出现。 然而，危机一旦爆发，不会只是经济危机，一定是经济和社会的复合型、系统性危机，是经济、社会和人们价值观的整体崩溃。所以，就此而言，中国的经济危机还处于发展当中，目前只是危机的一个发酵阶段，距离它的总爆发或许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要看中国政府对眼下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的解决程度而定。首要的就是解除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然而，即便如此，考虑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动程度——它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它的增速的意外放缓和内部的各种严重问题，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并可能导致全球的地缘政治风险。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这一点。 第一，中国经济困局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中国政府一直自诩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引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长期超过40%，或许这是真的，但也因此，中国经济一旦失速，就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某种动荡，尤其是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和投资的国家，比如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密切联系的全球南方国家，就有非常大的可能陷入困境。因为这些国家自身调节的能力有限，也几乎不可能获得外界的帮助，它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将自己锁死在从中国经济的繁荣中受益，一旦中国繁荣不再，就不可能继续让它们享受收益。由于这些中小型经济体大都是贫困落后国家，因中国经济困难而出现的联动困难，有可能会催生它们的政局不稳和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效应不会仅仅局限在它们本国之内，而是向地区乃至全球扩散。 为转嫁危机，习对外可能更具对抗性 第二，中国经济困局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态势，为缓解国内矛盾，转嫁危机，习近平有可能寻求一条更具对抗性的对外路线。恒大和碧桂园两家大到不能倒的房企的债务危机，不断出现的金融信托机构的爆雷，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短期内拿出一套相对稳妥的解决办法，势必会联动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触发金融危机，进而引爆地方财政危机，这会是一个过程，不会马上爆发。然而，考虑地方财政的过度负债已存在多年，以前还可以依赖土地收入来缓解，但这些年土地出让收入的急剧减少让过去的循环模式中断，使地方财政早已不堪重负，处于危机状态。地方的财政危机则会导致大众福利（例如养老金支付）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出现。这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强调促增长与防风险并重的原因，但也因此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 可以说，如果不能在未来不长的时间里改善企业尤其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国的经济状况还会更加令人堪忧。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没有好的办法。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不排除习近平出于稳定自身权力和政局的考量，采取一条更加激进的和美国及西方对抗的路线，在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上主动出击，制造障碍，从而加剧地区形势的紧张和全球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让外界增强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 目前已看到中国政府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某些迹象。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出现的危机是习近平自己，他是危机之源。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不足，皆源于对习的政策和路线的不信任。但从当下中国的政局状况看，未来一段时期是无法解决习的一人统治问题的，故而，中国的经济困境可能会持续深化。世界对此需要有所准备。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香港刘梦熊先生8月21日在《联合早报》上发文《问题在经济 根子在政治》，以他的身份，文中对现状的批判堪称痛快淋漓，言之切，忧之深于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唯有一条，他谈到中美友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以越南为榜样，称其与美俄等都维持良好关系，希望中国放弃战狼外交，中美继续友好。这可能只是刘先生的期望，且不说中国不是越南那种小国弱国，目前美中两国行政当局其实都希望继续在经济层面合作，但因形格势禁，无法走上回头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当年中美交好实占“天时”（美国冷战要孤立苏联）兼地利（中美当时没有地缘利益冲突），这两点尤其是第一点谈得很多，但更重要的“人和”却少有人谈。 中国对美战略本来就是权变之策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所谓大国外交，其实只有一个物件国即美国。而美国也非常慷慨，确定的对华政策是“接触、合作、影响、改变”，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到支援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开放市场，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美国企业大规模投资中国；向中国输出尖端科技；每年为中国培养大量留学人材。克林顿甚至还设立了对华法律援助专案，这个专案的美方实施者成为中国“依法治国”的领路人。 但是，即使在中美关系最密切（美国称之为蜜月）之时，邓小平那句“韬光养晦”还是道出了中国对美友好是权宜之计，等到中国强大之后，与美国一争雄长是必然的。也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一到“影响、改变”（NGO大量进入中国）这个层面，中国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反颜色革命”（2005年）。 这里必须说明，美方并不是没注意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之说，老一代“中国通”的汉学相当不错，他们当然懂得这话的内涵：弱小时潜藏爪牙；等到强大时再展示力量。但是美国老一代中国通经历过二战，对于战争的毁灭性有著深刻的感受与记忆，他们还经历（甚至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转换过程，观察并经历了中国从文革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转换历程。第一代“中国通”费正清、鲍大可、施乐伯等大都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与中国有著特殊的情缘。其后的基辛格、奥克森伯格、何汉理、李侃如、兰普顿等人既有深厚的研究积淀，且多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对中国问题有著较为全面的认识，因此他们主张与中国合作共赢，维持世界和平。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正是这批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当令时期，有了这批中国问题专家的力主，才有几代美国总统与中国的“接触、合作”，加上中方需要美国，只能容忍“影响”。一直维持到欧巴马时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赖有此“人和”。 奥巴马前后两套外交班子各有对华政策 中国自2005年在国际社会宣称“和平崛起”之后，美国智库开始有人讨论G2（中美两国集团）这一概念，到奥巴马上任之初，这个说法流行一时。开始有人以为这是奥巴马的想法，后来美国智库人士澄清，这一概念来自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不过，当时中国并未回应这个想法，中国人大多数也认为当时的中国并无与美国对等的综合国力。 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个有全球化成长背景的总统，对于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变化有著自己的认识，他曾多次公开表示：“21世纪的美国要做什么，是从领导者变成一个伙伴”，“我们要意识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在对华关系上，他多次说过“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并强调“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 上述所有言论表明，奥巴马时期其实是在艰难地寻找中美关系新定位。尽管中方2009年在APEC夏威夷峰会上提出”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今后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美国也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时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但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克里任国务卿，他的重心是中东事务，中美关系在他任期内基本无所作为。 这段时期对中国来说有三个特别重要的信号：一是中国在2011年成为排名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美国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两国不断升级经济合作与战略伙伴对话机制，进行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等；三是扩展了两国人文交流机制，从“十万强”到“百万强”计画、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中国这时推出的“千人计画”，意在通过人才的吸纳公开染指美国的各种研究成果，美国也未做出强烈反应。 所有这些美国对中国的重视，都让中国感到自己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如果要说有冲突，那就是奥巴马时期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推进的重返亚太战略引发中国严重不满——中国一直将亚太地区当作自己的准势力范围，认为美国此举是扼制自己。还有在举办京奥时，中国刻意炫耀国力，让世界尤其是美国深感中国的咄咄逼人，认为中国崛起，但并不和平。 由于老一代中国通——“拥抱熊猫派”当时还年富力强，多以一流大学教授身份出任政府的关键位置，欧巴马第二任期中美关系虽然时有龌龊，并未发生大碍。 川普对华政策急转弯 2016年世界最大的政治意外，就是川普赢得了大选，成为美国总统。美欧媒体中常见的字眼是“狂人上台”“美国变天”，一直力反川普的《纽约时报》在川普正式执政之后不断批评川普，在其发表的社论中，称其挑战了“美国政治的每一条准则”。 本文只分析中美两国与“人和”有关系的政策。中美“人和”由两部分，一赖中国多年统战美国老一代“中国通”，二赖华人科技精英对母国的报效之心。实言之，中国官方一开始并未加入美欧“黑川”大合唱，VOA 2017年1月17日发表消息 《川普政府将审查美国援外专案》，称新总统和国务卿将仔细审查所有援外项目，很可能优先考虑把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产权、法治和打击腐败的国家。中国方面对此只领会了一半意思，很高兴地发了一篇《川普终止美国颜色革命》，称“日前，川普宣布即将停止向海外负责颜色革命的团伙输送资金。并明确表示，美国继续推行错误的民主之春和颜色革命，没有实际意义，欧巴马此举大肆浪费纳税人的钱，不仅是极其错误的，而且会招来全世界对美国的仇恨，将正式终止‘一切联邦财政开支的民主款项’”。但不久之后。川普政府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将接受中国政府资助采取的文化、学术、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合作，列为中国对美国红色渗透的调查目标，中国才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好朋友“拥抱熊猫派”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国家安全的特别压力下，“拥抱熊猫派”占主流的美国中国研究学界被迫发布了《胡佛报告》，承认整个研究界对中国误判，进入式微状态。 2018年，美国司法部加强了鲜为人知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力度，一直隐秘活动的外国游说人员和施加影响的人因此必须披露他们的活动。在欧巴马时期大行其道的“千人计画”与间谍挂起钩来，此举无异于釜底抽薪，结束了中国通过计画参与者携科研成果“合作”的“巧搭便车”行为，中国制造2025不得不在中美贸易战开始后另起炉灶，曾与中国来往密切的华人科技精英多人接受FBI调查，有的最后只好终止在美国的科研生涯，回到中国。 这些前哨站打完，2019年3月，川普正式宣布开展对华贸易战，一是对中国制造增加关税，以减少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二是严厉打击中国对美智慧财产权的侵夺活动，此举导致世界物理学界最大损失——斯坦福大学那位离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自杀。 更详细的情况，我在《2018年：中国缘何失去了美国》（上报）系列中系列文章中有过分析。 拜登时期的新一代中国通对华并不友好 在中美贸易战开展后，中国采取“以拖待变”的禁买美国大豆打击川普票仓的方针，并以各种方式干预美国大选，希望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有所缓和。这个愿望落空的原因，是中国在美国政坛失去了“人和”，老一代中国通因年龄等原因陆续退休后，新一代中国通对华态度与老一代完全不同。 2019年8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呈现“代际冲突”》。该文记述，川普对华贸易战5个月后，由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主办的“21世纪中国中心首届中国论坛”（the 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s inaugural China forum）上，美国外交战略界持续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正产生逐渐清晰的代际分野，美国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在对华认知问题上更趋负面，在对华政策主张上比老一代更强硬、也更趋攻击性。 当时担任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总裁的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表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美国将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美国必须采取对抗措施——在资讯运营、智慧财产权盗窃、新疆再教育营中拘留了至少一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方面。” 2019年的拉特纳虽然只有42岁，但资历颇丰。他在欧巴马时期担任副总统乔·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目前在拜登政府中担任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从他 2011 年至 2012 年在国务院中国和蒙古事务办公室任职开始，已经有十多年政府工作经验。多年来，他一直主张美国的战略“不应只是接触或遏制”，而是要竞争对抗。他的主张如今就体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上，与拉特纳同样年轻的中国问题学者和前实践者，被称为“年轻一代”，以与老一代中国通相区别。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可以说，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既与中美两国国势变化、两国的国际地位有关，是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但是在两国行政当局都想在竞争状态下有限合作的状态下，多次接触谈判难有寸进，实与“人和”有关，这就是中国方面感叹“如果现在要有傅高义那样的中国专家就好了”的内在原因。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也不过才一年前，郭台铭与他昵称“叔叔”的侯友宜交情如胶似漆，据称俩人在去年11月的地方选举前还曾三度私下密会，达成“总统你选我就不选”的共识承诺，一定要拉下民进党。双方勾肩搭背好交情，现在看来实在格外地讽刺。 俩人决裂的导火线在去年11月26日九合一大选投票结果。当时，中央执政的民进党史无前例的惨败，点亮蓝营重返执政的光明灯，原本聊备一格的国民党总统提名权，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郭侯俩人都知道对方是自己总统路上最大的障碍，彼此钩心斗角，互放冷箭。从“你选我就不选”，到“凭什么是你”，说穿了，就是人的贪念。 蓝营的人会有贪念，绿营的人也会有贪念；贪念人人都会有，但为什么这在国民党特别容易成为问题？这其中，第一个关键是制度。 蓝绿两党的政党结构高度相似，都是仿自列宁式民主集中制，只是，双方制度的明确性与拘束力都不可同日而语。民进党主席由党员直选，但真正的权力机关其实在中执会，党主席代表民进党，免不了有其“超额权力”，但派系共治的中执会却能依不同派系的不同利益对党主席形成相当程度的制衡；据此，党做出的决策总是能面向选民，进而拘束党员，即使出错也能很快地进行调整。 从民进党的经验出发，很难想像明明郭台铭与侯友宜明明已经相持不下，为何国民党中常会把提名权交由党主席朱立伦征召？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朱立伦根本已经控制了国民党中常会。而朱立伦主动引进郭台铭投入“类初选”，形似在牵制侯友宜，其思维又与4年前吴敦义引进韩国瑜牵制当时的朱立伦一模一样。朱吴俩人都想从其中的缝隙找出自己突围（他们都也想选总统）的机会，又或者至少能成为“造王者”，得以延续他们日后的政治生命。如今蓝营分裂成真，不管过程中谁说话不算话，当初一手主导这场征召大戏的朱立伦都无从卸责。 要解决党主席权力无限膨胀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党内民主化，让中常会、中执会等党的权力机构同样拥有更普遍的民意基础。问题在于，国民党的党员结构又与选民结构落差太多，使得国民党想建构制度化的决策格外困难；而随著国民党党员持续老化，年轻人根本不愿加入这个政党，这个沈疴在国民党内几乎无解。 国民党难以团结的第二个关键是欠缺理念。 理念很抽象，但理念却是驱动政治的最重要来源。若问起泛绿支持者投票的动力是什么？10个人有9个人会说，“珍惜台湾的民主自由”、“反对共产党的掠夺”、“保护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基于这样的确信，所以他们支持这个政党，任何公职不团结在这个旗帜之下的，很快地会被他昔日的选民所抛弃。 国民党也说他们是个有理念的政党，例如他们的总理孙文就曾说：“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只是，那是100年前想要改变中国的国民党，不是现在的台湾国民党。若要问国民党人信奉什么？红统的人会说“要统一”，深蓝的人会说“我就是不满现状”，经济蓝会说“我要赚大钱”，地方派系会告诉你“我在跟民进党争地盘”，10个人恐怕会有11种答案。 这些支持国民党的理由每每汇聚在“反对民进党执政”的诉求上，但“反对╳╳╳执政”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一种信仰。误把手段当信仰，所以当柯文哲有机会赢的时候，支持民众党也可以；当侯友宜不如己意时，郭台铭同样可以成为寄托的对象。既然取代民进党是最重要的事，那由侯友宜来做，或交给柯文哲、郭台铭来完成，差别是什么？ 早在今年5月国民党正式提名总统参选人之前，前国民党党管会刘泰英就看好赖清德即将胜出，“我对国民党本质非常了解，国民党的天性就是不团结”。的确，国民党不团结是它的“党性”，这样的“党性”不仅来自于这个政党没有制度，更源自于它欠缺理念信仰。一个无法透过信仰产生力量的政党，再也无从遮蔽政客的贪婪，所以放眼望去，尽是这些短视近利的跳梁小丑。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将在下周一开始举行的中共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五次会议上会有何种何类人事议项，颇受瞩目。在不会再次食言的前提下，会有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才当了五个多月的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会在下月一日被宣布“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呢？ 本月21日中共新华社对外公布;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8月28日至9月1日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将审议的内容有：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如上所引和从略的十多项内容都没有引起外界的外注。让外界感兴趣的只是如下两项：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上个月被热炒至高潮，在本月里已经趋冷的火箭军“窝案”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的婚外乱性和美国私生子案，借此又被拿出来说事。 发表后立刻被多家外媒转载的香港“明报新闻网”上刊登的文章《人大常委会议 又有任免事项》如此分析说：秦刚被免去外长职务快一个月，但其去职原因及未来命运仍是未解之谜。下周一全国人大又将召开常委会议，议题包括“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再引发对秦刚去向的关注。 上月28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 了《秦刚被罢官是因为”间谍和间谍，不能搞破鞋”？》一文。文中介绍了按照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时行使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委会会议一般在双月的下旬召开。会期一般为5天左右。” 所以，在今年6月底刚刚结束了十四届全人大第三次常委会议之后才一个月，即于今年7月底召开的第四次人大常委会会议，虽然对外的解释没有说是“临时召集（的）会议”，但事实上月球人都知道完全是因为外长职务无法长期空缺的原因。 不过，如上明报新闻网文章进一步分析说：“上月的会议，只是免去秦刚的外长职务，却未免去其国务委员职务。”而近期国务院多次重要会议，如上周三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和本周一的第三次集体学习会，都未见秦刚身影。“有猜测下周的人大常委会议上，他（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可能亦将不保。” 该文章还写道：其实，下周一人大常委会议还有一项议程，更值得关注，即“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一般这类议程，多是意味有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因出事或工作变动“如出任政府职务”被取消资格。近期传说出事的几名军队高级将领如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火箭军前政委徐忠波、军委联参部副参谋长张振中等人，都是全国人大代表，若有人涉及党纪政纪处分甚至刑事调查，其代表资格或会不保……。 如上文章的分析和预测是否会在几天后被这次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兑现，容笔者先在本文分析和介绍几个人大代表被“终止资格”的可能性。 去年1月才晋升火箭军司令员并获授上将军衔的李玉超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已经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委员，继而又在今年三月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徐忠波是2020年7月晋升火箭军政治委员并被习近平授予上将军衔，然后和李玉超一样，去年十月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二十届中央委员，今年三月以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代表身份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现如今，虽然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还暂时没有被宣布在党内撤销中央委员职务，但其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被罢免或者终止都是早晚的事，如果内部已经决定了要把撤销此二人的中央委员职务的议程安排在今年十月左右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出台，那么赶在8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先罢免或者说终止他们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是有可能的。 至于前火箭军副司令员，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振忠，本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在二十大上未能连任候补中委，更未获得晋升。不过，他还是以在位的副大军区级职务和中将军衔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如果不“犯事儿”的话，他虽然在明年会因为年满63岁被退役，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将会坚持到2028年3月的下届全国人大召开。 那么，多的不说，就说如上三人是否会在本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被宣布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四章第三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所以，如果当局已经决定对李玉超及其他人的处理上升至司法处理层面的话，那么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是早晚的事情。即使上升不到司法处理层面，只要受到了党纪和军纪处分者，终止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也是一种行政处分。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根据中共相关“国法”条文及今年1月17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内容，由于所有“政纪”均已成为国家法律，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有效衔接，并以其代替“政纪处分”，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 党员严重违纪涉嫌犯罪的，原则上先做出党纪处分决定，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也就是说，对于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处分的次序一般是先党内，再行政，再司法。即党纪处分在先，事实上就是在党纪处分的同时由党来决定政务处分的轻重以匹配党纪处分的程度，同时也是由党决定是否要上升到“移送司法”。 同样，对于军内的党员干部的处分，多数情况下也是先党纪、再军纪、再司法。 但是，特别是在对军内干部的处分过程中，如果内定只给“轻处分”的话，那么被处分者如果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话，就有可能是终止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处理被“依法”进行之前和之后，党纪和军纪的具体处理内容都不对外公布。 我们不妨以前国防大学校长、解放军上将王喜斌为例子。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2月24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终止王喜斌、虞海燕等人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报道中具体介绍说：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由解放军选出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国防大学原校长王喜斌，因涉嫌职务犯罪，本人提出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2016年12月28日，国防大学选举委员会决定接受其辞职。由甘肃省选出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虞海燕，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责令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2017年1月25日，甘肃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接受其辞职……。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喜斌、虞海燕……的代表资格终止。 请注意，如上两人虽然都被宣布“代表资格终止” ，但区别在于一个是“本人提出辞去”而后被“接受”，另一个则是“被责令辞去”。 王喜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之前和之后，对他的党纪和军纪处分内容始终都没有对外公布，估计只是个党内警告之类加上军内待遇下降，比如降为副大军区级待遇。 至于当时的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的过程是，2017年1月11日，先由中纪委网站上宣布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6 天后由新华社发布“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的消息，就是“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然后就是先后由甘肃省和全国人大进行的对此人的行政职务和人大代表资格的处理程序。 通过如上比较，可以判断出我们本文中列举的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李玉超等三人，或者是他们中的一个或两个，如果是在下月1日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结束当天确实被宣布终止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也还有个是他们“本人提出辞去”，还是“被责令辞去”的区别。如果是后者，那么日后他们所要接受的党纪和军纪处分肯定严重。特别是已经被以对外公开新任命的他们两人职务的接替者的形式宣布了对他们两人的撤消军职的处分的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都是二十届中央委员。未来即使能够保住党籍，不给他们两人撤销中央委员职务的党纪处分的可能性很小。 当然，可能性较大的是如上二人都将面临开除党籍、军籍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下场。此乃后话。 分析至此，需要重复一下本文开头一段中的两句关键内容，本月28日至9月1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同样的表述曾出现在今年2月16日的新华社报道中，报道中说：栗战书主持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三十三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2月23日至24日在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但莫名其妙的是，12天后后宣布的这个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结果只有司法部长更替任免案事项，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的审议却没了下文。是根本没有审议还是审议了没有通过？或者是栗战书在委员长会议上宣布并昭告天下之后党中央或者习总书记本人又突然下令不予“审议”了？ 不过呢，如果再往前追寻的话，中共政权的这枚橡皮图章也不是次次食言。比如新华社报道中说的去年10月13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六次委员长会议上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10月26日至10月30日在北京举行。根据栗战书委员长的提议，会议将审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就被兑现了。 新华社半月之后，即去年10月30日对外宣布的该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这项报告的结果被如期公布，包括了对“涉嫌违纪违法的李晋平、王诚、麦教猛、邓小刚、戴世宏等人的”代表资格终止“。 那么，如今下周一就要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如果不食言的话，《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中的“个别“两字，可以只是一个，也可以被理解为几个直至十几、二十个。或者更多？毕竟全国人大代表的总数近三千人。 当然，十四届全国人大从闭幕至今也才5个月，所以一时间应该还凑不出十个以上的严重违法乱纪代表，而已经被外界曝光并大肆炒作了一番的，也只有本文重点介绍的三个军内高级将领。即使他们三人不会全都被在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除名，其中的一、两个先被除名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至于这次会议上必定会有的人事任免事项，是否会包括了国务委员秦刚的“免“和某人的”任“呢？请静待本专栏下周一的文章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