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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9 月 15 日
熬过至暗时刻，终将迎来满天星光 十九世纪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写道：“后世的人能够了解、能够估价我们生存的一切恐怖，一切悲惨方面吗？……呵，让后世的人徘徊在我们长眠其下的墓石之前，去默想，去凭吊吧；我们是值得他们去凭吊的呵！” 一八二五年冬，新登基不久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在克里姆林宫外竖起高高的绞刑架。身为贵族的赫尔岑誓言推翻沙皇暴政，这名十五岁的少年与友人奥加辽夫一起登上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我们当著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我们所选定的理想献出我们的生命”。赫尔岑常常在梦中与杀人如麻的沙皇对峙：“我设想了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我怎样对尼古拉讲话，他以后怎样把我送到矿山或者处死。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幻想的收场都是西伯利亚或者死刑，几乎没有胜利的结局。难道这是俄国人的想像方式？不然就是彼得堡用它的五座绞架和苦役劳动在年轻一代身上产生的效果。”二十六年以后，在流亡路上风尘仆仆的赫尔岑，深情回忆当年在麻雀山上发誓的那一幕：“想起它，还感动得流泪；它是极其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就可以为它作证。” 投身失败的命运，却在反抗中永生，这是俄罗斯精神中最宝贵的部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反对的敌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们进行了战斗。那个力量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害，可是它并没有完全打败我们，不管它怎样打击我们，我们并没有投降。……我们无畏地、自豪地前进，我们慷慨地响应每一个号召，我们真诚地为了每一次的热情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们挑选的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我们负了伤，受到损害，我们仍然前进，也没有人追过我们。”反抗者前赴后继，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索忍尼辛到伊恩-拉钦斯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主席，“纪念”已被普京政权查封）……他们都以失败者的名义，收获抗争者的荣耀。 鲁迅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去世后，好友郁达夫感叹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那么，这片号称神州的土地，真是一个“可悲的奴隶之邦”吗？这群号称“龙的传人”的族群，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吗？ 我们不必绝望。协助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成功逃离天罗地网的江苏女教师何培蓉后来披露说，她接到陈光诚的电话后，从北京驱车六个小时到山东临沂，将其接到北京，然后送到美国大使馆。陈光诚一路逃亡过程中，得到很多好心人帮忙，很多人之前没有见过他，帮助他时还有些提心吊胆，但没有一个人将他“供出去”。可见，尽管中国的民气屡遭摧残，但民间社会对于基本的是非善恶，还是有一定的分辨力。 在当代中国，即便在至暗时刻，仍有一群有名或无名的反抗者挺身而出。并非所有人都自愿为奴，并非所有人都心甘情愿或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韭菜”或“人矿”的终局。反抗者如普罗米修斯，盗火照亮夜路；如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以呐喊驱散魑魅魍魉，在霜刀雪剑中矢志不渝。他们如此热爱自由，却宁愿以失去自己的自由而为他人争取自由。他们在监狱中，或走出小监狱又进大监狱。他们在流亡路上，乃至妻离子散，如断肠人在天涯。官方媒体和官修史书上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被层层过滤的“敏感词”。他们被定罪为“国家的敌人”，被丑化为“境外势力”，被误解、冷漠、辱骂所包围，以至于千夫所指、谤满天下。但他们仍然在黑暗中发光，他们深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天上那颗亮晶晶的星辰。 思想史和抗争史上，有多少“被失踪者”？ 邱吉尔在二战胜利后的大选中意外败落，却举重若轻地表示“Ungrateful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nation”（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特点）。在公平竞争的民主制度下，他仅仅是暂时落选，几年后就东山再起。在他的国家，民意如流水，英雄却不会被永远妖魔化。 反观华语文化圈，英雄的厄运绝不止于此——明末，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犹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皇帝（党魁或政府），反之亦然。杀害英雄的，绝非暴君一人，谁的手上没有沾上英雄的鲜血？谁又没有向英雄扔出那块石头？在这个幽暗国度，英雄的命运常常是“世人皆欲杀”，而“吾人独怜才”之“吾人”又在哪里呢？不过，即便在这个至为悲惨的故事中，仍存有一抹正义的微光：曾为袁崇焕部下的佘姓义士，冒死盗取袁崇焕的首级并埋在自家后院，更让后世帮袁将军守墓，一守就是十八代人、延续三百八十年。这也是一种与权力和不公不义对抗的、自我书写历史的方式。 历史学者印红标写过一本名为《失踪者的足迹》的专著，记述从红卫兵运动到“上山下乡”、再到“四五”运动的青年思想者和青年思潮。一批优秀的青年思想者因思想问题遭迫害、关押，甚至被剥夺生命——因批判“血统论”被害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因思想探讨和批评林彪被害的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三青年鲁志立、吴述达和吴述樟，因替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害的长春青年史云峰，因批判左倾的方针政策被害的上海青年王申酉……还有更多无名英雄湮灭在历史尘埃中。印红标指出：“这些令人痛心的悲剧说明了思想专制的残酷狰狞，也使人们坚定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和言论权利的决心。” 思想史学者朱学勤写过一本《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感叹说，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与历史学的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他无比同情和敬重那些思想史的上失踪者，他们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馀数’？” 一九九零年代，中国思想界对顾准和林昭的重新发现，犹如欲说还休的“知识考古学”——就在发现他们的同时，发现者却又遭遇“被失踪”的命运：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胡杰被供职的新华社除名，在课堂上播放这部纪录片的大学教师卢雪松遭学生告密后被校方开除，更多前往林昭墓地致意的异议人士被捕并入狱。这一可怕的历史循环尚未被打破，暴政还在，加害者还在逍遥自在、张牙舞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仍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人生选择。 毛泽东时代，被誉为“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四九年到文革结束中国惟一一个思想家”的顾准，被打成右派，发配劳改，妻子服毒自杀，五个子女与之断绝关系。在患癌症去世前夕，他想见子女一面，却遭到一致拒绝，“恩断义绝，一至于此”。女儿顾秀林在最后一封信中雪上加霜地写道：“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女）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著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因此，拯救与发掘思想史和抗争史上的“被失踪者”，乃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让英雄像种子，有生根发芽的土壤 面对谎言与暴政，面对屠戮与白骨，面对朱门与酒肉，面对镰刀与斧头，你如何回应、如何选择，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其实真相是“两千年不文明史”）的华语文化圈，津津有味地吃人血馒头的庸众与看客络绎不绝、如蚁附膻。反之，愿意为真理付出生命的勇士和英雄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而人们对他们却知之甚少。 经济学家杨小凯（杨曦光）在《牛鬼蛇神录》中记载了文革时代坐牢的经历，狱友中很多是“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成员，由此他发现了不为书斋中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知的“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在文革中曾经非常活跃”的事实。因组建“民主党”被枪决的粟异邦在临刑前公开宣称：“我反共产党，却不反人民，反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人们反对你们！”并在公开处决他的广场上对著十几万人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士兵用枪刺插入其嘴中，然后将其虐杀。革命青年刘凤翔在二十岁就当上浏阳县县长，后被打成右派，由此认识到毛独裁者的本质，得出“毛泽东把我们带向死亡”的结论，惹来杀身之祸。杨小凯写道：“一九七○年杀他的理由完全是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共产党政权的几大威胁。”身为“劳动党”成员的侯湘风，在林彪事件刚一发生就敏锐地指出：“当然是毛先想杀林，林只是不愿坐以待毙，而企图反守为攻。”中国劳动党一案，由于四个核心人物都被杀，“这个知识分子密谋团体的很多细节也许对世人永远是个秘密，没有人可能全部搞清这个团体的整个故事”。 鲁迅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卡缪说过：“反抗，让人摆脱孤独状态，奠定人类首要价值的共通点。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在二零二二年冬天的“白纸抗议”期间，一首名为《孤勇者》歌曲在线下和线上广为流传，听者无不泪流满面：“你的斑驳与众不同/你的沉默震耳欲聋/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爱你来自于蛮荒/一生不借谁的光/你将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英雄可能会殉道，但英雄的事迹、思想和精神必须被记载、被传唱、被承续。在资讯被封锁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中国，小丑和奴才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愿为奴的抗争者却不为人所知——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刻，都在孤独和绝望中抗争、前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若有与志同道合者相逢、相知的时刻，必定是其生命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因此，在此一看似积讹成蠹、比屋可诛的黑暗时代，尤其需要一部“英雄列传”来启发、激励和引领人心。 不能让英雄只能相遇在狱中。英雄值得拥有其支持者、社团、政党乃至更宏大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英雄与英雄之间必然惺惺相惜，但一名英雄未必知晓其他英雄的存在，而芸芸众生甚至茫然不知其貌不扬的英雄就生活在他们身边。如果说英雄像种子一样，那么种子必然离不开让其生根发芽的土壤。你若成不了英雄，就成为英雄的土壤吧——“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大众谋福利者，不可使其孤军奋战；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不再对英雄冷嘲热讽，不再对英雄冷若冰霜，释放出一点点的善意，阅读并转发一两句英雄的话语，这既是对英雄的支持，也是人们的自我拯救。 告别“资治通鉴”，迎来这个时代的“英雄史”和“英雄谱” 这片土地，正被一个什么都没有穿的小丑皇帝和一个比纳粹更加纳粹的独裁政党领向“为奴之地”。若是沿用梁漱溟当年的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今天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圣经中记载，索多玛和蛾摩拉这两个城市罪恶深重，声闻于耶和华，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亚伯拉罕求问上帝，城中如果有五十个义人，也要毁灭城市吗？上帝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继续请求，把数字降到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上帝都答应不毁城，最后上帝允诺：“如果索多玛城中有十个义人，为这十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今天，没有人是亚伯拉罕，没有人有资格哀求上帝不要毁灭这国。然而，只要我们记录的义人（英雄）足够多，这个罪孽深重、苦难亦同样深重的国族，必然有重生和自由的那一天。关于义人（英雄）的人数，当年的亚伯拉罕不断做减法；今天的我们却不断做加法——当我们寻找时，就寻见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过：“毫无疑问，一小群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公民能够改变整个世界。”是的，在十多亿人中，这类公民虽是少数（极少数），却如同酵母之于面粉、星辰之于天幕，必不可少。即便他们尚未从整体上扭转中国沉沦之趋势，但其努力、付出和牺牲，绝非徒然。 今天，最迫切的一项工作，是打造一座通往云端的彩虹，让英雄彼此握手、互相激励，更让英雄得到民众的肯定与支持。故而，我们借用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名作《当代英雄》，来命名黑暗时代的“反共英雄谱”，形成一张群星璀璨的星象图，以证明“吾道不孤”。 “当代英雄”，就时间而言，是从“六四”到当下；就空间而言，包括中国本土、图博、东突厥斯坦、南蒙古、香港、台湾和海外华语圈。凡是此一特定时空中的反共的抗争者们，都是本书记录和表彰的对象。以世代划分，从一九二零年代生人一直到二零零零年代生人，最年长者与最年轻者几乎相差八十岁。其中，有大学教授、作家、记者、律师、艺术家、医生、前官员及各类专业人士，亦有学生、农夫、工人、保安、残障人士；有一诺千金的好男儿，也有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有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族裔；有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等不同宗教信仰者。他们不是见到秦始皇出巡而激发出“吾可取而代之”野心的刘邦和项羽，不是大言不惭、铁石心肠的列宁式的职业革命家，也不是以恶抗恶、以共产党的方式反抗共产党的“黑武士”。他们关注的是权利而非权力，他们有赤子之心并爱人如己。他们以思想、言论和行动等各种不同的方式展开反抗，并承受极权政府的雷霆打压，他们无怨无悔。他们的言行和经验值得被记录、传承和学习。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他对史家的最高期许。这两句诗分别来自两个典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宣公二年》：“鲁宣公二年，晋赵穿弑灵公于桃源。赵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太史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以身殉史的史官，让历史真相被记载并代代相传。 华人向来自诩以历史为信仰，然而，中国的历史却大都为帝王将相之家史，以及充满孙子兵法与厚黑学的“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不必也不能重复。要诞生自由中国、民主中国、宪政中国乃至许志永所说的“美好中国”，首先就要有一部自由的历史、英雄的历史、勇敢者的历史、抗争者的历史。多卷本的《当代英雄：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的写作与出版，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盼望更多的朋友们加入其中，正如作家冉云飞所说：“我们有很多灾难，不少灾难可谓惨绝人寰，本该有最为发达的见证文学，却至今没有诞生过像经历过犹太大屠杀后而不懈见证过去苦难的作家威塞尔，自然无法创作出像《夜》这样不朽的见证文学。历经苦难不能缄默，否则会变成一种继续奴役，而要变成一种争取自由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在更高层面上看，苦难就变成了自由的助产士，变成了民主之嚆矢。你不敢当司马迁，怕去掉大势，因为那很痛，那样便不能享受性福生活，但你可以给司马迁留下史料啊，让那些焚书坑儒的人在历史的真实里无处藏身。” 这将是一部多卷本的“抗争者列传”，也是一部自由人的心灵史。当然，它所记录的抗争者，只是沧海一粟、挂一漏万——若要记录全部的反共英雄，必将形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最为浩瀚的文献宝库。我们竭尽所能地以公正与谦卑的心态，记录下当代英雄的故事，有他们的存在，“中国”这个词语就不再是地狱的同义词，“中国”这个词语就首先是一种责任而非一种命运。它的未来，是全盘崩溃，还是凤凰涅槃，不仅关乎此一国族，亦关乎“世界会变好吗”的大哉问。 所有的反抗和牺牲都有其价值，都应当被铭记。我们记载抗争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祈愿孤勇者不再孤勇，抗争者健康、平安、幸福、将痛苦和牺牲减轻到最小、不再受苦受难、不再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价。如圣经所说，在自由的乐土上，“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日 美利坚合众国维吉尼亚共和国费郡绿园群樱堂 （※本文为《当代英雄：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第一卷）》（主流出版社，作者：余杰）作者自序。全文转自上报）
华为Mate 60 Pro搭载的麒麟9000S处理器将公众视线聚焦到了国产芯片制造之上。 跑分软件读取的数据、第三方拆解报告等诸多线索交叉显示，麒麟9000S是一颗7nm工艺芯片，它的产地清楚的标注这中国大陆，然而专用于生产7nm芯片的EUV早就于2019年对中国出口管制，中国的芯片代工企业只能获取到193nm光源的DUV光刻机，且这个出口管制的口子仍在不断收紧。日前，荷兰光刻机制造商ASML确认，到2024年将无法向中国客户交付DUV光刻机。 问题来了，这颗7nm芯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7nm工艺麒麟9000S的出现，大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国产EUV光刻机实现突破，另一种是芯片制造商在DUV上，采用了特殊“魔法”，变相生产出了7nm工艺芯片。 从客观情况来看，后一种推测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前一种，这一点在《中国芯片，只缺光刻机？》这篇文章中我也提到过，我们不单纯是缺光刻机，也包括它的配套，基础研究等突破，且即便EUV光刻机完成研发，到用于商用芯片的大规模量产，这个过程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本篇文章，我们将着重聚焦讲解用来生产28nm芯片DUV光刻机，为什么能够生产7nm芯片？以及顺便聊一聊为什么又说7nm，28nm这些工艺节点的命名是一个文字游戏。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们先从铺垫一下芯片制造相关的知识点，包括光刻原理、光刻流程。 01 重识光刻 用193nm的DUV（深紫外）光刻机，覆盖的是28nm及以上工艺节点，用DUV制造7nm工艺的芯片，这听起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商用的DUV光刻机光源的最短波长为193nm，与7nm有28倍的差距，看似无法突破，但业界确实用DUV制造出了7nm芯片，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光刻的基本原理，红色为光刻胶，黄色为金属层，灰色为晶圆（衬底），图3上方为掩膜版（网络图片）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光刻机的原理和芯片生产的光刻流程。光刻的原理跟传统胶片电影放映有点相似，放映电影是把图案从电影胶片透射到银幕上，而光刻则是将图案从掩膜版透射到晶圆表面，从而在晶圆表面上加工出特定的图案和线条（如上图）。 具体来说，首先是制作光刻所需的掩膜版，这相当于胶片。这需要将芯片版图用金属铬刻蚀到一种特殊的玻璃上，做出掩膜版。然后用紫外光透过掩膜版照射到下方的晶圆上。 掩膜版上的图案（也就是镀铬的部分）遮挡了一部分光线，而没有被遮挡的图案可以将光线透过去，这样电路图案就转移到了晶圆表面。而晶圆表面预先涂覆了光刻胶，被照射到的光刻胶发生化学反应，被化学溶液腐蚀清洗掉，露出了下方的晶圆，能被后续的工序刻蚀掉，从而在晶圆上加工出对应的图案和线条。 这样就可以一层一层加工出晶体管、金属互连线等芯片结构。 为了加工更小尺寸的晶体管，需要缩短紫外光的波长，这样照射在光刻胶上加工出来的线条才会更精细。 早期的紫外光的波长为436nm的g线，能加工工艺尺寸500nm以上的晶体管。随着晶体管尺寸继续缩小，光刻机上的紫外光源的波长缩短到了405nm的g线和365nm的i线。当晶体管工艺尺寸缩小到了250nm以下，对应需要紫外光源的波长缩短到248nm和193nm，也就是深紫外光（DUV）的范围。 02 “7nm”的文字游戏 其次要和大家强调一下，芯片制造商工艺节点的概念，也就是7nm、14nm、28nm等等，是晶圆制造厂为了标识芯片加工技术所起的一个名字或者规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工艺节点是芯片厂能实现的晶体管栅极最小长度(线宽)，简称栅长。但是现在的7nm工艺节点不真正等于数学上的7nm，在7nm工艺芯片上的每个晶体管尺寸都远大于7nm，“7nm”只是一个“标签”。 7nm之所沦为一个标签，离不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半导体制造商制定的命名规范。 按照摩尔定律和登纳德缩小规则，每过一代栅长就缩小为上一代的70%，如果上一代晶体管的栅长是1微米，那么下一代是0.7微米，这样每个晶体管的面积刚好减半，或者让元件数量翻倍。 到了2005年，半导体制造厂发现，栅长无法按照每代减小为70%的节奏继续缩短，因为栅长越短，漏电流就越大，芯片过热问题就越严重。可是业界已经习惯了每次升级就乘以0.7的做法，于是半导体制造商不管下一代的栅长是否能缩小为70%，就直接将上一代工艺节点乘以0.7作为新的工艺节点，所以我们有了32nm、22nm、14nm、10nm、7nm等工艺节点名称。 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CPP=57nm，MMP=40nm（网络图片） 既然工艺节点无法真实地反映晶体管尺寸，那么业界用什么尺寸来表示晶体管大小呢？实际上，业界会用工艺栅间距（CPP）和金属间距（MMP）用两个尺寸来共同表示（如上图），它们相当于一个长方形的长和宽，二者的乘积决定了晶体管的面积。例如，台积电的7nm工艺栅间距（CPP）等于57nm，金属间距（MMP）是40nm。三星也差不多，这两个数据分别是54nm和36nm，都远远大于半导体制造厂所标称的7nm。 主要芯片制造商在不同节点上，对应的晶体管密度，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10nm节点，对应每平方毫米上的晶体管数量分别为106万、53万和52万。 过去英特尔比较实在，习惯用沟道长度（比栅长小）来定义节点，有说法是为了紧扣摩尔定律，不论原因如何，命名上总比竞争对手们吃亏。 网络图片 比如，英特尔的10nm，晶体管密度比台积电和三星的7nm还要多（如上图），但从营销的逻辑来说，别人都说7nm，英特尔说自己是10nm，吃了个“没文化”的亏，所以后来英特尔也跟着对手们，改用intel 4、intel 3这样的节点命名方式。 上面阐释的这些，只是想告诉你，节点的命名，就是一个文字游戏，7nm工艺对应的最小金属间距在36nm-40nm左右。 有了这个认知，我们就可以来讲讲前面提到的193nm DUV光刻机，和要制造的7nm芯片之间的关系。或者这样说，DUV生产7nm芯片，实际上是利用193nm光源的光刻机，生产金属间距36nm-40nm的芯片。 193nm光源，和36nm的金属间距中间，差5倍左右，如何跨越这个差距？这里就不得不提DUV干式光刻机到DUV浸没式光刻机的迭代了。 DUV光刻机的光源波长虽然为193nm，但是光在水中会发生折射，波长则会缩短。193nm的紫外光在水中的折射率为1.44，波长为134nm。根据这一原理，林本坚在1987年提出了浸没式光刻，即在晶圆表面和透镜之间增加一层超纯水，让紫外光折射，从而将波长降低为134nm，2003年荷兰的ASML基于这项研究，第一个实现了浸没式光刻机。 从DUV干式光刻机到DUV浸没式光刻机，从193nm光源波长到134nm波长的紫外光，这与36nm的金属间距的差距再度缩小至4倍。 03 多重曝光搞定“最后一公里” 浸没式光刻机的出现，再次缩小了和“7nm”工艺的差距，但行业仍无法直接用这种光刻机加工出大家口中的“7nm”芯片，如果芯片制造商真要制造传闻的7nm麒麟9000S，双重曝光和多重曝光必不可少。 为了解释双重曝光技术，让我们举一个照相的例子。假设你是一个摄影师，要拍摄一幅运动会队列的照片，这个队列只有20个人，按照2米的间距站开，显得非常稀疏，怎么拍出40个人的感觉？你有一种解决方案，先拍完第一张，然后再让每个人平移1米，拍出另一张，随后通过软件，将两张照片合成在一起。 双重曝光技术也可以如法炮制。使用一组掩膜版，加工出间隔134nm的线条，再使用另外一组掩膜版，平移一段距离加工出另外一组间隔134nm的线条，二者组合起来，就有了间隔67nm的线条，这距离36nm又前进了一步。从22/20nm开始，业界开始导入双重曝光技术。 为了实现双重曝光技术，业界开发出了LELE法（光刻-刻蚀-光刻-刻蚀），它需要涂两次光刻胶，曝光两次，第一次曝光在硬掩膜上复制图形，第二次曝光在光刻胶上复制出最小线宽图案。但是由于使用两次曝光设备，大大推高了制造成本，花费的时间也更久。要知道光刻占整个制造时间的50%左右，增加一倍的曝光会大大延长整个制造时间。 为此，业界又开发出了效率更高的自对准双重图形化法（SAPD），这种方法将两次涂光刻胶减少到了一次，它利用化学气相沉积（CVD）技术将氧化硅沉积在第一次涂的光刻胶周围，自然地形成了对准后的加工位置，从而能实现第二次图形加工。 有了这些技术，双重曝光就能加工出67nm的金属间距，不过这距离36nm还差了两倍，怎么去突破最后的这2倍的差距？ 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再做一次双重曝光，总共做四重曝光，就能再一次将67nm减半，加工出最小34nm的线条，刚好符合加工7nm所需的36nm的金属间距。 不过这个方法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曝光时间是单重曝光的4倍，需要制备更多的掩膜版，每次曝光都需要更多的配套工序（光刻胶涂覆、软烘烤、对准、显影、甩干、硬烘烤、图形检测等），所需的全部制造工序从几百道增加到上千道，大大增大了制造的时间成本和物力成本。此外，曝光时间的增加会使镜头发热增大，温度升高又会导致镜头光路变形，套刻精度更难以控制，与之匹配的薄膜和刻蚀工艺难度也大大增加。还有，以上的计算没有考虑数值孔径（NA）对光刻精度的影响（这部分不涉及多重曝光的理解，故本文不对套刻精度、数值孔径详细展开）。为了提高数值孔径，还需要把镜头做得更大。 基于多重曝光技术，台积电于2016年6月开始用DUV生产7nm芯片（N7），三星则于2018年开始用DUV量产7nm芯片（7LPP）。至此，用DUV实现7nm工艺才成为现实。 一句话总结，虽然可以通过多重曝光的手段，利用193nm光源的DUV，生产7nm芯片，但时间、材料、人力成本都会大大增加，且由于工序极大的增加，良率也会受到影响。 作为对比，EUV的波长只有13.5nm，一次曝光就能做出7nm芯片，只不过EUV吊足了晶圆厂的胃口，直到2020年才正式在5nm工艺上使用。在此之前GlobalFoundry失去了耐心，宣布由于高昂的成本停止7nm技术的开发。 04 DUV能突破5nm工艺吗？ 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除了多重曝光技术，用DUV加工7nm工艺还需要很多技术的配合才能实现，包括相位移模板（PSM）、离轴光照、光学临近校正（OPC）、优化光圈和光刻图形（SMO）等，这几项技术催生了一门新的子学科：计算光刻。它所需的庞大数据使得英伟达的GPU芯片也成为了计算所需的工具,其推出cuLitho软件加速库，宣称可以将计算光刻的用时提速40倍。 之所以需要计算光刻，是因为当掩膜版上的线条变得很小时，紫外光通过掩膜版时会产生偏差，让光刻图形畸变。为此研究人员想到了一个方法，预先计算出掩膜版上可能的畸变，从而逆向地设计光刻所需的掩膜版的最佳形状，提前抵消这些畸变，这叫做逆向光刻计算，而这需要非常庞大的计算量，普通的计算机根本无力承担，研究人员不得不使用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又将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算法应用到计算光刻上来。新一代的卷积人工神经网络被应用于光刻工艺模型、掩模优化、SEM数据处理等方面，而训练数据又需要庞大的GPU芯片组。除了器件层面的优化，研究人员甚至还将电路设计中要考虑的因素也融入到器件制造中来，在电路设计阶段就考虑对制造和光刻的影响，这叫做DTCO（设计与工艺技术协同优化），而这又需要EDA厂商升级算法和软件。 可以说，为了让DUV能制造出7nm工艺芯片，业界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下一步如果继续采用DUV制造5nm工艺芯片，四重曝光也不够了，需要6-8重曝光，以及更多的掩膜版，更长的光刻时间，更高的物力成本，这已成为不堪忍受之重。所以5nm芯片出来时，刚好EUV光刻机也准备好了，才将业界从繁琐的多重曝光下解脱出来，而7nm工艺也成为目前业界使用DUV制造出来的最后一代工艺。 关于作者： 《芯片简史》 作者：汪波 2023出版 ，*作者汪波博士是芯片研究专家，科普作家，在华为公司、法国里昂纳米国家实验室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有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经验，著有《芯片简史》、《时间之问》和《时间之问·少年版》，其中《芯片简史》入选2023年“南国书香节”十大好书榜，探照灯好书、第三期“新发现·科普书单”、百道网2023上半年影响力图书、中国传媒出版商报2023二季度影响力书单。 （全文转自36氪，原文已被删除）
李强接手中国总理半年了。然而，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反在继续恶化。这估计出乎他的预料。对他来讲，如何在年终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是一大考验。 疫情三年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不只在于社会面，人们行动的受限和对未来前景的覆灭；也在于或者更在于经济面。经济的萧条会导致一系列严峻后果，乃至动摇中共统治。党或许并不在乎人民对它的评价和所谓的人心向背，但是，经济一旦出了严重问题，不但会直接减少人们的收入，而且会造成国库的空虚，党国这架庞大机器的运转，单单它几千万甚至上亿规模的干部和行政管理队伍，就需要庞大经费的支出，这还不论它那些宏大目标都需要钱作支撑。在经济出现停滞的状态下，要维持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和目标的实现，只能是搜刮民脂民膏，竭泽而渔，可如此一来，又担心引发民变。正是在此意义上，党把经济的不断增长，看作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 经济未见开门红，李强能力受质疑 不过，眼下一时半会还不至于让党国的国库空虚，民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事情暂时不会出现，毕竟有过去30多年高增长打下的底子，存量还在。然而，这并不表明习近平和李强就可以轻松片刻：一是因为经济好转的迹象尚未有明显表现；二是对习李这师徒俩，他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倘若年底不能实现年初定下的5%的增长目标，这届政府的“开门红”就没有做好，大众就有理由质疑，习二十大组建一个亲信权力班子特别是挑选李强这个因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诟病的争议性人物做总理，理由何在，两人如何向国人交代。 中国人讲究“开门红”，讨头彩，开局不好，会落下一个心理阴影，如果经济未达预期目标，人们就会把李强看作是个无能的总理，把这届政府看作是个无能的政府，以后的工作就更不好做。这对习近平特别是李强会构成很大压力，因为习还可以把责任推给李强，但是李不能把责任推给他的副手。习之所以挑选李做总理，原本以为师徒同心，可以放心使用，把经济搞上去，然而，半年过去，现在再回头看，显而易见，外界和党国内部，包括李强自己，对清零废除后中国经济的韧性一度有些乐观，低估了疫情对经济的重创程度，认为三年疫情压抑了人们的需求，疫情放开后，消费和投资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头两月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这种趋势，可紧接着，重陷萧条，市场的信心依然低迷。这就说明，此轮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单纯是由疫情造成的，它实际是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和系统性危机的共振结果。 中国经济萧条，三种问题的结合 周期性指的是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种危机的规律性，过去中国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市场经济确实每隔一段时间会来一场或大或小的危机，以缓解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但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没有遇到像样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特别健康，而是它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会拖延危机的发生，但不可能消灭危机本身，所以，三年疫情终于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指的是在所谓升级换挡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中国经济要摆脱过去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低端水平，向中高级阶段转换，并克服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实体经济空虚化以及金融泡沫化，这个方向没错，错就错在习近平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手段过于粗暴，不讲究经济规律，简单地用政治指令和工具达成目的，致使经济内在的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并伤及市场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心。 系统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经济的各个子系统出现了严重故障，尤其表现在房地产、金融和地方债务方面；二是经济和社会及政治的联动，经济影响到社会和政治，后两者也反馈到经济，出现一个联动反应，特别是习近平第二任期以来在政治上的一系列反自由和资本的极权做法，严重挫伤了国民对他的信任，疫情三年对国民的控制更是走向一个极端，再加上外部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友好，终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出现。 可以说，中国经济此轮危机，是这三者的共振，并在疫情三年达到顶点，然而，疫情解除后并没有让情况得以缓解，反而在社会回归正常状态后全面爆发出来。个中原因就在于，疫情不是这轮危机的起源，它只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即便没有疫情，这种状况也不可能持久，危机还是会出现。此亦党国在上半年出台那么多经济扶持措施，进行信心喊话，却收效不大的根源。因为危机的根源特别具有政治性，根本上是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信任危机，在这种信任危机面前，如果不在政治上下手，单纯就经济救经济，哪怕力度很大，也难以起到应有效果。 激活民众信心，李强该怎么做 李强通过这半年的“当家”，应该体验到了这点，但是他不能对习近平点破，所以外界看到，他不断对外资对民企信心喊话，出台了在政治上把民企提到更高程度的“新31条”和鼓励外商投资的“24条”文件，几乎将习近平过去的经济政策悉数修正或放弃。然而，这或许是习能够容忍的最大限度，再进一步就触碰到政治红线，因此，李强必须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在不引起习疑虑的情况下，说服他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放松政治控制，做出某些让民间和社会产生良好联想的政治宣示，以重建市场信心。 习会不会这样做，外界不知道。一个可以观察的点是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出台一个深化改革开放的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曾经出台了一个这样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一扫之前社会对习会走回头路的担忧，尽管习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文件确立的改革路径去做。今天的情形当然和8年前大不同，人们对习几乎完全丧失信心，可对李强来说，或许他会认为，今秋召开的三中全会如能再次就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认真回应社会和市场的关切，人们对党国的信心也许会再次激活。 比如，三中全会的文件如能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改为私有经济和私有企业，重新定义民营经济的私有性质，并载入宪法和法律，让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这两个词成为历史；同时明确宣布对历年企业家的案件进行审查和甄别，该减刑的减刑，该平反的平反，该赔偿的赔偿，市场信心焉有不恢复之理？ 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必须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否则，从当下的状况来看，神仙也救不了中国经济。但对李强，这是一个比经济困境更大的难题。然而，如果他不去说服习近平这样做，不仅他本人将成为一个平庸的总理，而且也基本可以确定，中国社会会进一步失去活力，很可能会北朝鲜化，经济则是半死不活，至少出现失落的十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日经亚洲”(Nikkei Asia)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撰文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夏北戴河会议期间，因国家走向而受到元老们斥责。有分析认为，中共元老们已经被严加看管，不可能有机会聚在一起妄议中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缺席二十国集团(G20) 领导人峰会，引起国际舆论揣测。曾经担任“日经亚洲”中国分社社长的中泽克二撰文写道，中国国内政治出现动荡迹象，今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似乎是个前兆。尽管北戴河会议召开从未正式披露，但今年闭门会谈的细节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文章称，现今的中国经济，遭遇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衰退，同时青年失业率恶化到中国停止发布数据的程度。此外，两名火箭军高级将领遭到整肃解职的消息7月曝光后，军队陷入骚乱。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因不明原因被免职，外界对外交部长的疑虑仍余波荡漾。“这场动荡让许多在中国经济崛起期间领导共产党的元老们感到担忧。”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上个月底习近平在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后，并未直接返回北京，而是直奔新疆考察。习近平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 还大谈反恐、反分裂斗争，相较之下，前一年习近平到新疆谈的是“民族团结一家亲”，再对照今年的谈话可以印证，“习近平执政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受到挑战，经济的下行的确影响社会稳定， 还影响他个人执政乃至中共政权的稳定。” 曾庆红仍有影响力？ 中泽克二引述所谓的消息人士称，北戴河会议前，党内元老们已先行召开会议，总结他们的意见，之后只有几位元老前往北戴河，向习近平传达他们的共识，“如果政治、经济、社会动荡持续下去，没有采取有效因应措施，中共可能失去公众支持，对其统治构成威胁。”报导指，这群元老的核心人物是中国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旅美评论人士陈破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曾庆红跨越了各个派系，他既是江派也是红二代太子党龙头人物。如果这项消息属实，说明20大是在江派或江派残余势力帮助下，成功将团派团灭。他提到在20大胡锦涛强行被架离时，现场笼罩在惊恐的气氛中，习近平在会后却跟曾庆红谈笑风生。 陈破空：“现在报道出来是曾庆红有发言权可以说话，那他应该会表达，他扶持了习近平的权力，又支持他连任，但是习干得一塌糊涂。曾庆红就可以批评习。” 不过，陈破空对此消息保持半信半疑。他认为，如果此说成立，曾庆红还能发挥作用；如果消息不正确，估计20后政治老人已经全面出局，现在是习近平一派独大。 “曾庆红是有影响力、有话语权，但是现在曾庆红没有能力挑战习的地位。”旅美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中共的元老在过去十年多数已经被清洗、禁锢，私下发牢骚也许有可能，但是不可能让他们集体发声。 “习近平过去靠中央警卫局，名义上保护元老们的安全，实际是监视他们的行动。现在又增加特勤局，属于贴身保镖性质，对副国级以上都严加看管，哪能发表对习不利的言论。”蔡慎坤补充说道。 中国经济由盛转衰 习近平缺席G20 该报道指出，习近平在意外遭到元老严厉批评后，向他提拔的亲信表达不满，并将箭头指向3位前任-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 日经报导指，习近平表示：“前三位领导人留下的所有问题都落在我的肩上”。 “过去十年我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但仍然没有解决。我该受责备吗？”报导称，G20会中可能讨论中国经济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习近平很可能是为了避免丢面子，而选择缺席。 陈破空说，习近平缺席G20非常罕见。除了近期中国推出新版地图，中印关系欠佳等表面原因外，出席金砖峰会可看出身体健康可能出状况。另一方面，在习近平任内中国从崛起到衰落，让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受挫。过去那个要向世界指点方向的他，缺席G20峰会也显示退出国际舞台减少影响力。
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遭受迫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富农。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我们还必须提到地富的子女。尽管在毛时代，家庭出身歧视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其间仍有轻重之分。身在农村的地富子女无疑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有些地方，地富子女在老的地富死去后被“接班顶替”，沦为专政物件，其悲惨固不待言，就是在其他地方，地富子女也是准专政物件。各种好事，如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统统没有他们的份。他们和别的农民相比，同工而不同酬，犯同样的过错则罪加一等。在婚姻问题上更是备受歧视，尤其是男性，有多少地富家的小伙子，又结实又能干，却老是娶不著媳妇，只好长期打光棍。在各种二代中·，地富二代身处最下层。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最先富起来的人，竟然有很大一批就是地主富农的后代。 上海学者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里写道，他沿著黄河考察，发现，在农村，先富起来的人，主要是地富后代。 曹锦清写道：“乡村地主之子代，或孙代，在集体化时期，政治上受到全面压制。在农村改革开放浪潮中，这些绝了政治爬升之望的地主子孙在工商领域里率先致富者往往而有。其中致富者与他们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数比起来，有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我在江浙一带调查时已发现这一现象，如今在北方农村再次听到这一情况。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是一个十分有趣且普遍的现象呢？如果是一个普遍现象，就必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原因；这或许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对改变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会地位，有著更强烈的冲动。改革开放虽向一切人提供了人身自由与经济机会，但他们更早、也更强烈地利用这一机会。二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在城市里有较多的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缺少可资利用的城市社会关系资源的村民，单凭自己的努力，是难以在工商领域内发迹的，这是一个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第72页） 我们知道，中共第一部描写土改的红色经典是作家周立波写于1948年的《暴风骤雨》。这部小说描写了东北一个叫做元茂屯的村子的土改全过程。半个多世纪后的2004年，两位纪录片导演蒋樾和段锦川，到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黑龙江尚志县元宝屯，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在第二年《云之南》纪录片影像展推出。纪录片讲述了元宝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有一处，画外音说：“从1984年开始，元宝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农民。经过20年的发展，当年那些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慢慢归拢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在纪录片里，元宝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张宝金说：现在干得好的那些大户，还是原先那些成份不好的（即地富），干的是最好的。剩下一般的，还是中农成份的，也有咱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转引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郭建教授《五部〈暴风骤雨〉中的土地改革》，《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卷，第467页。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19年） 西方学术界也注意到这一现象。 2020年9月17日，《经济学人》发表文章称地主后代收复失地。文章说，毛泽东带领下的革命狂潮，中国的地主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之一，历经1949年建国前后多次群众斗争几至体无完肤。然而根据一份由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学者所共同进行的工作研究报告指出，当年地主的后代很大部分已经“收复失地”，重享他们家族在解放之前的特权。相对于其他家庭，他们大多都有较好的教育和富有。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取向，均与1949年之前社会地位低微的后代们有所分别。社会的不公似乎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较有生意头脑，更支持市场经济，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以及相信勤奋可致富。 这群学者对旧社会上层的后代很快地收复失地有如下的解释，他们的亲属在海外帮助他们收藏了一笔财富，但更重要者就是这些家庭在大陆国内仍然维系了一个有力的网路。报告指出，这群得以翻身的后代，大多都出身于一个强力的家族架构，尤其是农村背景的。研究指出，尽管他们的长辈历经毛泽东翻天覆地的年代，但上一代的高层次想法和概念，却灌输给下一代。因此之故，毛泽东逝世才45年，一度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上层阶级，得以再度夺取社会金字塔的顶层。 2022年6月9日《经济学人》再次发文，说“中国革命前的精英们的孙子们异常富有”。文章说，在毛时代进行了历史上最彻底的改革，地主的土地被拿走分给贫穷的农民，数十万地主被杀害。在很长一段时期，地主的后代接受教育的机会比一般人少，收入比一般人低。但是后来发生了逆转。根据一个国际学术团体收集的资料，后来，老精英们的后代接受的教育比一般人多，收入比一般人高，甚至比共产党员的收入还高。研究人员发现，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的后代相比，老牌精英的孙子们更有进取心，工作时间更长。虽然精英阶层的资本在70年前被摧毁，但他们的社会资本却经久不衰。 我当过知青，我也问过当过知青的一些朋友，在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后来是哪些人富起来了。回答几乎一样，都说是地主后代富起来的占很高比例。其实用不著我们现在去询问，就凭当年我们的印象我们几乎就可以推断，那些地主后代多半——当然不是全部——会是先富起来的一批，因为在当年我们就发现他们多半比别人更勤劳更能干。 为什么深受压迫的地主后代能够收复失地？按照曹锦清和BBC报导中学者的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较好的家庭教育，一是有较好的社会关系。 我认为这两个原因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先说家庭教育，在毛时代，有几个地主敢在家里实行自己那一套的教育？有几个地主在子女面前还有家长的威信？再说社会关系，较好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只有地主家才有，也不是家家地主都有。就是有较好社会关系的地主家庭，由于在毛时代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关系是被压抑因而很淡薄很疏离，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未必马上就变得很热络很有力，因此对地主后代的帮助也是有限的。 在我看来，地主后代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基因遗传的力量。中共统治中国这几十年，好比做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实验，其时间之长，样本之多，边界条件之确定，都使得其结果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地主后代这个群体，受到了长达30年的打压，外部环境之恶劣超过任何其他群体。然而一旦他们获得了和其他群体同等的机会，便立刻脱颖而出。这证明了基因遗传的力量。 文革初期，老红卫兵提出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为反动的血统论。一时间声名狼藉。如今有不少人说，现在看来，这副对联其实没错啊。不对，这副对联确实是错的。因为这副对联强调的并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的影响。因为革命和反动是政治理念的问题，而政治理念，如同宗教信仰，都是后天形成的，不是先天遗传的。现在爱说红色基因，但我们知道，红色不是基因，没有红色基因。人的智力、人的性格，是可以遗传的，但人的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是不可能遗传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说的是父与子在性格、智力上的相似，说的是人的性格、智力，如同人的体貌，可以遗传，但不是说政治理念或宗教信仰可以遗传。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 （※作者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全文转自光传媒）
两个多月来，一个话题在国际媒体上吵来吵去，此起彼伏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这就是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传说中的政变。正当反俄的媒体欢呼政变的时候，瓦格纳的头头在朋友的劝说下，投降了，撤退了。把大家闹了个不知所措。 作为普京的亲信，又在俄乌战争中所向披靡，有点儿发飘也很正常。作为体制外的雇佣军，和正规军有矛盾也很正常。但是争宠争到用哗变来威胁上级，就不正常了。这时候有个朋友出面点醒他，他马上就明白撒娇撒得过分了，于是在一天之内就改变了主意。这说明他并没有想真的政变，是一场闹着玩的假政变。 但是普京可不能容忍这种过分，否则权威丧失，比打了一场败仗还严重。普里戈津可以闹着玩，别人如果有样学样可不一定就是闹着玩了。独裁者靠的是奴才们无条件地服从来维持权威，连亲信都被允许随便搞政变，这个榜样是对独裁结构的最大破坏。所以大家都估计普京不会放过普里戈津，无论如何表忠心都已经晚了。 现在普里戈津已经死了。普京正在展开他老练的手段，把可能发生的余波消弭在无声之中。虽然普里戈津的最高层班子被团灭了，但中下层人员不一定就服气，别的野心家也可能以此为借口煽动造反。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反政府起义，就是假借死亡多年的沙皇的名义发动的。当人们想造反的时候，不会仔细辨别借口是否合理。鱼肚子里藏个纸条就足够了。普京应该熟悉东方人的这套历史把戏。 这场热闹蔓延到中国就更有意思了。一些用中文的人士们立刻开始炒作林彪事件，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吓得习近平神经兮兮的，出访南非还带上了一个警卫营，给约翰内斯堡带来一笔不小的旅游收入。会议期间他显得疲惫不堪，给媒体竞猜家们创造了新鲜的话题。 其实林彪事件和这次俄罗斯的虚惊一场完全不同。那是一场反对独裁专制的真实的未遂政变。第一目标是阻力最小的设计，杀死毛泽东之后顺理成章地改变政策方向。不成功后前往广州另立中央，那儿都是林彪的嫡系部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另立中央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以当时大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四人帮，甚至反对毛泽东本人的民意来看，广州的中央与北京的中央分庭抗礼，是大概率的事情。华国锋的成功就是后车之鉴。 遗憾的是纯粹的军人玩不过特务政治。周恩来利用特务手段的操作，使得改革开放延迟了十年左右。没有历史上最高水平伪君子的操作，中国人民要少受很多的苦难。没有七六年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海洋，也不足以看清中国人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可怜样。毛泽东的判断还是蛮准确的，人群中混有大量真想造反的大小反革命分子。这是提醒华国锋集团可以政变的明确信号。 虽然俄罗斯没有政变的民意基础，但是中国还确实处在政变最适合的环境之中。就像华国锋当年所依靠的各种条件一样，上下各阶层，包括统治阶级内部对最高当局的不满，已经充分成熟。经济足够的糟糕，外交也足够的孤立，就像熟透了的果子一样，等待着瓜熟蒂落的那个偶然的机会了。 需要注意接受两个历史教训。首先是普里戈任的教训，政变不是开玩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其次是林彪的教训和华国锋的经验，谨防特务机关从中作梗，谋事要密，下手要狠。真政变可不是开玩笑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早几年就被中国网民封为“总加速师”，现在看来，这一封号乃实至名归。当习近平强行跨入第三个任期之后，中国经济加速滑坡，地方财政加速恶化，房地产加速爆雷，外资外企加速撤离，对外关系加速恶化，民众财富加速缩水，社会戾气加速累积…… 但习近平还在加速撒钱（中国网民所说的大撒币），这回在南非，为了“给金砖峰会指明方向”，他又大手笔撒下140亿美元：其中，40亿用作“全球合作和南南发展基金”；100亿用作落实习近平自己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他还为此撂下大话：“不让任何一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俨然要包办各国的发展。 转头，针对中国人民，却在中共内部会议上放话：“不学西方福利主义养懒人。”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给陷入疫情困境的中国人民发钱补贴。同一时期，包括美国、日本、台湾、欧洲各国在内的民主国家都给国民发放现金赈济。非但如此，习近平顽固推行极端清零、极端封城，让中国人民经受三年浩劫的同时，直接制造了中国经济灾难，造成如今难以挽回的败局，烂摊子。 中国出了个习近平，这对中国、中共和中国人民而言，是福还是祸？大多数人或以为，答案很简单：是祸！少数遭洗脑者可能回答：是福！甚至以为“习近平在反腐”云云。其实，答案或没那么简单。古人早就有智慧的辩证总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对中共而言，改革开放是一个中间状态，介于极端专制和民主宪政之间的中间状态，其中，不仅有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还有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具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双重设计。高层默认派系共治，达到一定程度的权力平衡。 但习近平复辟，废除领导人任期制、复辟领导人终身制；废弃集体领导制、复辟个人独裁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名存实亡，市场经济遭到拆毁，重回计划经济和党管经济。让中共重置于极端专制状态、个人专断之下。 如果说，上述那个中间状态，即改革开放，曾经让中国共产党相对稳定下来，如当今的越南共产党那般；那么，可以说，习近平的极端专制复辟，必使中共再次处于高危状态，随时可能发生崩塌式、毁灭状的事变，即，习近平每每口称的“灰犀牛”、“黑天鹅”、“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等等。即便习政权竭尽全力维持局面，做到表面上不出大事，但它所付出的成本势必极度高昂，非十倍、百倍的剧增所能估量。 习时代，财富产出大规模减少的同时，维稳成本却大规模增加，这已经是眼见的现实。这一减一增，足以耗光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国家和社会财富，根本动摇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必然地，也将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说到这里，道理渐明：习近平当政，对中共而言，并非福音，而是祸大于福。那么，习近平当政，对中国人民而言，是否不利？表面上看来如此。从短期看，中国人民正遭受大苦大难，工厂倒闭，失业加剧，不要说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就连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一毕业就失业。年轻人中，啃老族比比皆是。以至于，在公布了今年六月年轻人失业率攀升至21.3%之后，习当局就拒不再公布年轻人失业率，到此为止。即便对中产阶级而言，房地产贬值，家庭财富缩水，荷包吃紧，也不敢再放手消费。而对端铁饭碗的公务员阶层，也面临一波接一波的减薪潮、解聘潮…… 然而，往长远看，往深层看，变数正埋于此。习近平不仅把他的个人私利和权欲置于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上，也把他的个人私利和权欲置于共产党之上，正严重危害他们念兹在兹的“党的利益”。如果中共、尤其中共高层，无法阻挡习近平的折腾，那么，他的折腾、加速折腾，反而可能是搞垮这个党的动力。尽管，习近平复辟和折腾的主观意图，并非要搞垮共产党，但他复辟和折腾的客观效果，却很可能如此。 如果他真能搞垮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专制大党，即便中国陷入暂时的动荡，但这个国家和民族却极可能获得浴火重生的机会，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言，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幸事 ？当下局势，对习家军而言，福兮祸所伏；但对中国人民而言，未尝不是祸兮福所倚。辩证法正在于此。国内外中国人或怨声载道，或忍气吞声，似乎也不必绝望，到应该看看习近平复辟和折腾的最后结局究竟是什么？正如西彦所云：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He who laughs last laughs best.）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人人学习习近平著作的时刻已然来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的中国畅销书排行榜前二十名显示，排名第一的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二名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三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是《中共二十大报告》，第五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在社会科学类图书销售排行榜中，前十名销量均为习近平著作和习近平思想专题摘编。 原来，习近平才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和最畅销的作家，那些大文豪、大思想家都在他面前甘拜下风。胸无半点墨的独裁者，终于可以雪耻了——当年负责考察、选拔习近平的中共开明派元老、中组部副部长李锐，临终前评价说，“他就是小学生水平”。如今，习近平可以理直气壮地摘掉这顶帽子。他的著作的销量已然超过太祖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贫弱，官员贪腐方式和程度有限，即便是家天下的毛泽东，也没有办法像今天的太子党红色家族那样，通过倒卖土地和批文点石成金。毛的最大财富是稿费，尽管他的文章大都是秘书班子集体创作，稿费却归他一人所有。他拿钱给江青花，或资助章士钊等当年于他有恩的前辈，都是从这笔天文数字般的稿费中支取。如今，据彭博社记者调查，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早已富可敌国，习近平不是贪图这点稿费，只是为了满足独裁者的虚荣心——习近平思想能像当年的毛泽东思想，让十四亿人入心入脑入魂、如醉如痴，才是其最大成就。就连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都要靠抄写习近平语录来换取吃香喝辣的地位，不是斯文扫地又是什么呢？ 习近平的著作在中国畅销不奇怪，政府部门用公款消费，没有人心疼。但习近平的著作居然卖到台湾，就是台湾安全的重大漏洞。早在二零一四年，习近平所著的《摆脱贫困》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就进入台湾图书市场。在第五届台北书展开幕式上，福建新华发行集团与台湾天龙文创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将由该公司和五南出版机构全面代理这两本书的岛内发行。该公司总经理沈荣裕说：“我们很看好这两本书在台湾的市场，绝对会热卖！”中共喉舌环球网报道，福建参展团团长吴志明告诉记者，习近平的书籍是本届书展的最大亮点，现场销售情况很好。“预计在台湾一年销售两万本没有问题。 如果台湾民众需要，我们还可以考虑推出繁体版本。”记者采访市民林一明，他说，他从台北回台南老家过新年，随身带着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准备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当医生的哥哥。记者登陆博客来网站，发现畅销榜上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旁边，标注着“已抢购一空，目前无法购买”。博客来文化事业部部长张静如告诉记者，“我们很希望赶紧有书补充进来。 我们的排行榜天天更新。这本书断货好几天了，还能在排行榜上，可见它之前销量很可观”。 经过几代仁人志士的奋斗牺牲，台湾才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化，成为民主国家阵营的成员，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民主自由的灯塔。然而，台湾对中国的红色渗透如此放任自流，任习近平的独裁专制思想潮水般涌入，岂不是羊入虎口的自杀行为？ 勃列日涅夫和齐奥塞斯库为习近平做出了好榜样 习近平不是第一个兼职当作家的独裁者。他的老师有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独裁者大都没有原创性，独裁者与独裁者之间如此相似：愚蠢、专横、僵化、狂妄。 苏联经济学家阿尔巴托夫曾经帮助几代苏共最高领导人撰写经济报告，对他们有贴身观察和分析。他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对勃列日涅夫有如下描述：勃列日涅夫是当时上层政治菁英的典型，他形式上具有高校毕业文凭，实际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多少学问。其人能力平平，文化不高。如果说他有喜爱阅读的什么东西，通常就是那本《马戏》杂志。他最大的弱点是：几乎完全缺乏经济知识；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这些描述用在习近平身上，如同量身定做，毫无违和感。 阿尔巴托夫指出，勃列日涅夫从未写过文章，但他身边的阿谀奉承之徒和宣传官员为了讨好他，召集了一群颇具文学才华的笔杆子，为其操刀创作自传体小说《小地》、《垦荒地》、《复兴》。这些作品发表后，获得精心组织的、震耳欲聋的捧场和叫好，成为党的教育系统的必读书。作家协会立马将其提名候选列宁奖金，这笔奖金匆匆被授予了。不少有名气的作家发表书评，颂扬这几本由别人代劳的赝品。阿尔巴托夫评论说：“在我们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内，无一例外地都深信，这几部‘文艺杰作’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 这就是一个现实版的《皇帝的新装》。 为了满足勃列日涅夫个人的虚荣心，苏联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全民演出了一处荒诞可耻的戏，不论演员还是观众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是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为我们为之付出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 在罗马尼亚，长期掌权的“小号版的勃列日涅夫”是齐奥塞斯库——他拥有罗共总书记兼罗马尼亚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兼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甚至还包括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和名誉院长等头衔（其头衔之多还是比不上习近平）。作家袁凌写道，有一天他在地摊上发现一本中文版的《齐奥塞斯库选集》，这是从煌煌三十一卷的齐奥塞斯库著作集中精选出来的文章——齐奥塞斯库著作的规模，超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习近平要赶上他，必须让秘书班子废寝忘食、奋笔疾书。这本书具有特殊的体例，在齐氏历次会议讲话正文中，附有与会者的鼓掌和欢呼。全书第一页以鼓掌始，末页以鼓掌终，共记录鼓掌八百次。看到这些记载，可想见当时会场情形，齐氏每讲一段的话音还未落下，就淹没在会场狂热的鼓掌声里。只是，后来人们在齐奥塞斯库被处决时的掌声，更加热烈和持久，如袁凌所说：“正是齐奥赛斯库当初亲自制造出来的掌声，最终制造了他的死亡。 这个爱好掌声的独裁者一生，终究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齐奥塞斯库全盛时期，多么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今天的习近平也是有样学样。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不无鄙夷地描述说：“我们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么？在这张变形的面具下，没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们的反面。……这个暴君：无数次的背信弃义、讲究而可笑的服装、一阵阵野兽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伤而幼稚的低语、发情野猪的顿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我们身边这个可怜的小丑：他那些自封的可笑的夸张头衔，他用嘶哑、做作的声音没完没了地演讲，那些演讲充满陈词滥调，从头到尾都是单调的抨击和愚蠢的语法错误。恐惧让他变得更疯狂，尔后是拼命地掩饰疯狂。他说话结结巴巴，举止呆板得像木偶。他一意孤行，勤勉得几乎病态。 面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或是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马内阿很早就预见到小丑式的暴君覆亡的命运。我在二零一三年写作并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也提前对习近平做出了盖棺论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梁朝伟获颁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其实不是新闻，因为消息早在三月尾已经宣布（当时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已第一时间扑出来发公告祝贺），只是前日才于威尼斯举行颁奖礼。在各地影迷一片祝贺声中，也有网友重提梁朝伟2002年所讲的“支持镇压六四”言论，并问有多少人记得。 我自己是记得的，不但记得，更在《苹果日报》熄灯前两星期于名采版专栏写过，该文题为“梁朝伟谈六四”——不是刻意挖他疮疤，只因当时适逢“六四”周年，我想从另一角度谈谈港人六四记忆而已。后来《苹果》消失，此文亦随风而逝。 今年四月初，我得悉梁朝伟获奖后，就在Patreon写了篇文，记录某位老人家与梁的小故事，呈现梁比较鲜为人知的一面，文末附上〈梁朝伟谈六四〉全文。关于梁朝伟的过去，我已写过了，今天只想谈谈他的致谢词。 梁朝伟这次领金狮奖，堪称人生另一高峰，但致谢词却很短：一半是感谢颁奖的李安、威尼斯电影节、太太刘嘉玲、亲朋戚友和各地影迷，另一半则感谢香港及过去41年合作过的电影伙伴，“我得以在香港成长，其后受香港电影界栽培，由此展开我的演艺事业，实在非常感恩（I am so grateful to have been raised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being nurtured later by the Hong Kong movie industry in general, where my acting career began）。” 梁朝伟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他本人的努力外，确实跟香港有莫大关系。金狮奖的耀眼光辉似乎令人忘记了，梁朝伟在香港电影黄金时期（即八九十年代），就算不是“票房毒药”，也从未有过像周星驰、周润发那种令片商趋之若鹜的叫座力。九十年代由梁朝伟担正男主角的电影，大多不过千万票房。只是到了2000年后，“双周一成”日渐减产，梁朝伟叫座力才渐渐提升，代表作自然是《无间道》和《色戒》了（后者狂收的原因也不言而喻吧）。 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正因为梁朝伟从来不是最当红的明星，这反而免却他的票房包袱，让他有机会参演不同类型、不同国家的电影，包括侯孝贤、王家卫等导演的“冷门文艺片”。相比之下，扛着庞大票房压力的周星驰，戏路就有很大限制（他当年破格拍两套《西游记》就惨遭票房滑铁卢了，遑论拍“离地”的艺术电影），极其量只能在《国产凌凌漆》梳梳头，恶搞一下《阿飞正传》的梁朝伟。 威尼斯影展总监Alberto Barbera是这样评价梁朝伟的：“梁朝伟所演的角色，不仅横跨多种类型，且在不同纬度上架起了电视、流行文化和艺术电影的桥梁。正因为他长期与有名望的得奖导演合作，令他名声鹊起（His reputation is strictly tied to his long-term collaboration with 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王家卫《花样年华》中令人难忘的演出，让他在坎城影展封帝。” 可见梁朝伟得金狮奖，关键是他长期参演艺术片，而当中也涉及很多偶然。因为当年全港追看“双周一成”，一线尾的梁朝伟才有空间胡乱闯荡，跑去跟着“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拍票房惨淡的艺术片，由是阴差阳错造就今天的成就。至于Alberto Barbera提及的另一点，即梁朝伟“架起了电视、流行文化和艺术电影的桥梁”，我觉得除了从前的香港，确实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 梁朝伟令洋人惊叹的“多才多艺”——拍电视剧，演不同类型电影，还当过流行歌手——在当年香港其实非常普遍（连周润发也是“歌影视三栖”），因为大家的心态是什么都试、什么都敢，思想（甚或道德）没有界线，很多“奇迹”就是在各种随机尝试中碰撞出来，王家卫如是，周星驰也如是。梁朝伟只是比其他同行多做一步：连艺术片都“捞埋”（混在一起）。 想起一句老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梁朝伟的故事也许给我们一个启发：做些跟别人不同的事，就算没有即时成果，只要默默坚持下去，最后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除了当年香港，哪里还有培育梁朝伟的土壤呢？拍大陆片《捉妖记2》、《无名》之类，尽管也很多元化，却不大可能让他得到外国影展青睐。看到梁朝伟获奖，我觉得最唏嘘的是，若非命运弄人，站在那台上的人，会不会也可能是张国荣？（本文授权转载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