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州擴大支援國際野火救援行動
2026 年 8 月 7 日
防止中共對西方社會的滲透已經成為當下各國都開始認真注意的問題。香港過去25年來，為世界提供了一個近乎「完美」的個案，說明這種滲透是如何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一個本來自由的社會變成一個專制的社會。我們作為香港沉淪過程的目擊者，有責任把這個過程記載下來並讓它廣為人知，以警惕世人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轍。 一、甚麼是「白蟻精神」？ 中共在奪權全國政權之後不久，就忙不迭地計劃要「取得全世界」。1966年，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組織組團到北京，提出提前「解放香港」的要求。為使這些地下黨安心在香港長期工作，周恩來總理派他的助手國務院外事辦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接見這個團，向他們解釋中共不急於解放香港的原因。根據中共一份「絕密」級別的文件《國務院外事辦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對港澳工人談話（1966）記錄》，吳荻舟說：「英國人想長期在香港⋯⋯他們在香港有油水，我們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維持現狀這點上有一致的語言的」⋯⋯他們的目的，是要從香港多拿幾個錢，一年拿幾十萬。我們呢，要拿整個世界」。 如何透過香港拿到整個世界呢？吳荻舟就要求在香港的地下黨要學習「白蟻精神」。所謂「白蟻精神」是周恩來的發明。根據香港有線電視新聞《前途解密30後》第1集（2014年8月11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外錯綜複雜，對內百廢待興，但香港問題一直沒有離開過領導人的棋盤。周恩來便提出了「白螞蟻政策」。資深中共黨員（背影錄音）：「白螞蟻政策就是後來不知哪一年周總理去西雙版納參觀，視察工作，那個植物研究所的人，帶他去看一棵大樹，推一推之後倒了，周總理覺得很奇怪，原來他說這棵樹被白螞蟻蛀通了，但它實際上仍像平時一樣，即是說共產黨要滲透到房子是完好的，在香港也要做白螞蟻」。後來周恩來就把這個政策稱為「白蟻政策」，要中共地下黨學習「白蟻精神」。 根據吳荻舟上述絕密文件，他向地下黨員提出要學習「白蟻精神」。他要求地下黨：「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學做白蟻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央同志說的⋯⋯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聯繫群眾，生活上樸素。生活困難一些，為了世界革命，準備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 二、「白蟻」有甚麼優勢？ 中共提出用「白蟻精神」來「拿整個世界」，那麼「白蟻政策」有甚麼優勢呢？筆者個人的理解，周恩來以「白蟻」來形容中共滲透全世界的政策，是因為「白蟻」運作，有以下幾個特點： 1. 隱蔽性：白蟻的工作方式比較隱蔽，人們難以從表面看出屋子是否已經被蛀蝕。 2. 數量多：螞蟻的特點是多，粵俚「蟻多嘮死象」，即使龐然大物也最終會敗於數量龐大的對手。 3. 時間長：螞蟻不能一天之內摧毀敵人，所以地下黨也要立足於長期打算。 4. 無聲息：螞蟻是默默地、無聲無息地工作，故不容易被人察覺。 5. 侵蝕性：螞蟻是一點點的蛀蝕它所寄居的建築物，直至把它摧毀，它不會使寄居物轟然下塌（因而會引起人注意），卻會使它弱不禁風（表面上絲毫無損，必要時可以輕便地摧毀它）。 周恩來是中共特工工作的始祖，在中共尚未奪取全國政權前，他已經發明了「布閑棋、放冷子」的滲透策略。「白蟻政策」，正是他的「閑棋冷子」滲透政策的另一個模式。所以，了解「布閑棋、放冷子」的策略，就有助於人們對白螞蟻政策的認識。 根據熊向暉（一個周恩來親自聯繫的地下黨）的回憶：董必武對他說：「恩來經驗豐富，主張未雨綢繆，後發制人，先走一步，現在就著手下閑棋，布冷子。你就是恩來籌劃的閑棋冷子。如果一直閑著冷著，於大局全域無損；如果不閑不冷，於大局全局有利。這是一項特殊任務，具體要求須根據情況發展再定⋯⋯與此相關，恩來要你特別注意三點： 第一，不要急於找黨。現只恩來、南翔和我知道你負有特殊任務。我們將查明胡宗南今後的住地，設法找你聯繫，這需要一段時間，不論多長，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著急。在取得聯繫前，你絕不要離開胡宗南部隊，而應圍繞這一特殊任務，獨立決定問題。同你取得聯繫後，也許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發揮特殊作用，你都不要著急，要甘於做閑棋冷子。 第二，隱蔽黨員身份，不發展黨員，不參與服務團的領導工作，保持不左不右、愛國進步的政治面目，準備參加國民黨，要領會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以此推動胡宗南繼續抗日，有所進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於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蘿蔔，白皮紅心。即使受到進步朋友的誤解咒罵，也不要認為丟臉，急於表白，要忍耐，有韌性。 第三，在國民黨里，對人可以略驕，寧亢勿卑，卑就被人輕視，難以有所作為，但也不宜過亢。國民黨情況複雜，要適應環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論何時何地，處事絕不可驕，驕就會麻痹大意出問題，必須謹慎。謹慎不是畏縮。革命者應有勇氣，又不可魯莽。這就要發揚你肯用腦子、比較細心的長處，敢於和善於隨機應變⋯⋯1941年夏，作為周恩來兩年半前下的閑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閑不冷，因為胡宗南已追隨蔣介石進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務」也隨之明確，那就是：搞情報，而周恩來正是我黨情報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見熊向暉：《周恩來的魅力》，載《周恩來的宰相生涯》中國當代秘史系列之2，香港文匯出版社1992年，頁35）。 從熊向暉這段表白可以看出，周恩來在1949年前以「閑棋冷子」成功地奪取全國政權，在1949年之後，就已經部署「白蟻政策」來「拿整個世界」，則中共的野心和陰謀一也。 三、「白蟻」從何而來？ 「白蟻政策」要成功的話，則這些「白蟻」在數量上一定要足夠地多才能奏效。中共有那麼多「白蟻」足以去滲透、蛀蝕別人嗎？有。不要忘記，中共有「打人民戰爭」的傳統，連真槍實彈的熱戰場都可以發動群眾參與，更何況沒有直接生命危險的情報戰冷戰場。所以，據筆者所了了解，中共的情報工作有所謂「專群結合」的傳統，「專」是指專業的、受過訓練的情報人員；「群」是指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情報人員。 情報工作實行「專群結合」的原則，筆者在《香港文匯報》工作期間就有聽聞。我入職時（1974年），《文匯報》的總編輯廖藹文是廣東省公安廳的一個處長，負責收集有關香港的情報，為了工作方便調來香港，掛上《文匯報》總編輯的職務。為了掩護真正身份，他也落手落腳處理編務，並負責「看大樣」（報紙付印前的所謂「藍樣」）。廖總告訴我，我們（指中共）的情報工作是走「專群結合」的路線，「專」是指受過專業訓練的情報人員，「群」是指「群眾性」的情報人員，這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情報工作中的體現」。 「專群結合」的情報工作原則，就使中共的情報網可以大範圍地鋪開而不受經費和人力的限制，使中共的情報網可以具備「面廣點多、深入社區、不存在死角」的特點和優勢，動員群眾為中共收集情報，在情報工作上大打「人民戰爭」，這是西方情報機構無法比擬的優勢，更是西方反間諜工作無法杜絕的優勢。 這種「專群結合」、大打「人民戰爭」的傳統，最近得到進一步發揮和強調。2023年8月1日，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發布文章《反間防諜需要全社會動員！》，提到反間諜工作「不僅需要國家安全機關發揮反間諜專門機關作用，更需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共同防範，築牢反間防諜的國家安全人民防線」。它強調：「在工作原則上，明確反間諜工作要堅持『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結合』、『專門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在法律義務上，明確『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人民團體、企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都有防範、制止間諜行為，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同時要求『國家安全機關在反間諜工作中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援，動員、組織人民防範、制止間諜行為』」。雖然這裡提及的只是反間諜工作，但間諜工作顯然也是走「專群結合」的原則和路線。這就說明，中共的對外滲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賴非專業的「群眾性」情報人員。 了解中共情報工作是「專群結合」後，就可以解答數量龐大的「白蟻」從何而來。據筆者接觸所及，「白蟻」，也即是「群眾性情報人員」的來源大概有以下幾種： 商人（大陸、香港、台灣、其他國家） 各種原因出國人士 大陸出國留學生 中共派出的媒體工作者 所在國的親共媒體 在目的國的上流社會 在目的國的各式店主、店員 在目的國各類文職人員 在目的國各類社會活躍分子 在目的國流氓地痞 這十類人是筆者實際接觸到的人而根據其職業及身份特徵羅列出來的，當然還有其他筆者無法接觸到的就難以述說了。 他們所獲得的情報大都是非機密性的，例如： 一般政情、社情、民情、商情、 重要機構、重要公司的人事動態 知名社會人士的動態、家庭、社交及事業背景 重大社會運動的脈絡、沿革、領導人底細 各個國家重要的科技發明及進展 這種「群眾性情報人員」的好處是：人數多、網點廣、隱蔽易（不易被察覺），較安全（出了事難以入罪）。 四、「白蟻」穴在哪裡？ 數量龐大的白蟻必須有它們的洞穴，那麼這些白蟻的「蟻穴」在哪裡呢？筆者嘗試以香港的具體經驗，分析這些「蟻穴」的所在。 1.隱蔽的地下黨組織 中共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後，對於仍然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就部署了「四條線」。根據當時廣東省長葉劍英的部署，這「四條線」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線：公開的（也稱「紅線」），指打正旗號的左派組織如工會、學校、報紙、書店、電影製片、國貨公司、銀行、貿易公司、航運交通等； 第二線：半公開的（也稱「灰線」），不打正親共旗號，但實際是共產黨組建的外圍組織； 第三線：隱蔽的，分散在各行各業，政府部門，他們表面上沒有任何政治色彩，相關人員是所謂「白皮紅心」，其成員可以是黨員或名義上的「非黨員」； 第四線：極其隱蔽，藏在敵人核心部位，與組織靠單線聯繫，數量極少（即周恩來眼中的「閑棋冷子」）。 （根據盧荻：《葉劍英情系港澳》，廣東葉劍英研究會，2017-6-23，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P11轉引此文已經無法在互聯網找到）。 筆者必須說明，此文發表時，只提及「四線」，並沒有具體解釋每條線的內容，筆者是根據實際接觸所得，把四條線的具體內容注釋如上。筆者並不是憑空臆測，而是有所依據：1949年開始就在香港部署的「四條線」，到了1967年左派發動暴動時，由於「極左」思潮影響，幾乎把所有中共幾條線的特工都曝露了，逼使周恩來要緊急叫停。 根據上文吳荻舟女兒吳輝整理出來的吳荻舟一份文件《香港1967補充資料之一》，1967年6月7日，吳荻舟傳達了周恩來三點指示： 1.這次鬥爭還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用上去，三線的力量不要暴露出來，不要使用。 2.已經打進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不要動，比如飛機場已安上的點子，或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 3.安在美國機構和船上的點子不要動⋯⋯下略。 （資料來源：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頁335 引用） 筆者分析，第一點提出的「三線力量不要曝露」，就是指分布在各行各業的「白皮紅心」人士，而第二、三兩點提出的，應該就是所謂「四線」人物，位處「敵人」的關鍵部門，更不能動。 根據當年中共通過建立「四條線」的情報結構來滲透香港的歷史經驗，則今天中共在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建立多層次的滲透機制就不出奇了。 如果按照「四條線」的思路，我們或許可以推論中共對美國的滲透架構： 第一線：各親共社團（由中共直接組建的、打正紅旗的機構、媒體等）； 第二線：各「中美友好」組織，通過「美方」組織者身份來淡化親共色彩（相當於香港的「灰線」組織）； 第三線：進入美國權力機構的美國「友共政客」（聯邦及各州的參眾議員），各親共智庫組織，各大專院校主要負責人、華爾街、好萊塢、矽谷、波音等「友共」 商人及商團； 第四線：打入美國極高層權力核心的、與中共單線接觸的人士。在這方面請注意中共一位教授的得意忘形的「自白」：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翟東升在2020年11月28日的一場公開演講中講述，中國當局在過去幾十年中利用「美國權勢核心圈內的老朋友」來影響美國政治和對華政策。翟東升這番話就證明了中共在美國部署了足以影響極高權力架構的「第四條線」（按：翟東升講話全文見附錄）。 2.公開的各類社團、學術團體 上述四條線，都有可能成為白蟻藏身的蟻穴，但畢竟能夠有獨立能力做外國人工作的仍然是少數，大量的白蟻是藏身在公開的社團的。根據香港的經驗，社團工作是中共滲透香港社會的利器，也是能夠最大量讓白蟻得到藏身掩護並發揮其蛀蝕所在地的蟻穴。 2.1 數量龐大 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香港在「社團註冊署」登記的社團數目是8,695多家。到了2017年，這個數字飆升至52,386多個，增幅約6倍。這個對比說明，港英統治香港150多年積存下來的社團不到9000個，但「回歸」後在港共統治下的短短20年里這個數字就急升好幾倍。這批數目龐大的社團絕大多數是親共的組織，它們成為中共培植的香港基層力量。 何以見得新興起的社團都是具有中共背景的呢？這可從1997年前後香港社團的發展速度可以看出。香港社團的真正發展是在1945年戰後開始的。從1945-1995 這50年間，形成社團8695個，平均每年174個，也就是說，這是本土成長的自然趨勢。但1997-2017這20年間，平均每年增長2200個，遠遠超過1997年前本土成長的自然趨勢，則顯然新的增長是有來自中共的「助力」。 2.2 種類繁多 這批社團，種類繁多，筆者嘗試以「六同」來歸納它們：同鄉、同姓、同學、同業、同好，同區，無法以「同」分類的，就以「其他」歸納，見下表： 五、中共對社團工作的最高要求 中共要求把社團打造成為一支「呼之能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體制外的「政治—暴力」混合體呢？ 作為中共的「外圍」鬥爭力量，他們的鬥爭方式是多樣化的： 在平常狀態時，他們以「蛇齋餅糭」的形式，與反對派「爭奪群眾」； 在表決政策時，他們會根據中共對某一政策的態度，採取支持或否決政府的政策； 在地區選舉時，他們會動員力量支持中共屬意的候選人； 在政治動蕩時，他們旗幟鮮明地支援中共的觀點和立場； 在鬥爭激烈時，他們會替中共出手以暴力威嚇或直接毆打反對派。 香港的這些經驗，在美國也是似曾相識。社團數量龐大、種類繁多、戰鬥意識強這三個特點，美國的華人圈子都能夠感受得到。白蟻在這些社團里棲身，既得到掩護，也能夠發揮腐蝕主流社會的作用。 說到白蟻滲透術，不能不提中共的地下黨組織。1949年中共在香港部署了兩個互不隸屬的黨組織，一個是半公開的「中共香港工委」（披著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外衣），另一個是保密的「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完全保密）。「工委」作為一個半公開的組織，統領中共在香港的各種機構兼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外事活動」（主要是與港英政府以及各國駐香港領事的關係），而「城工委」的秘密工作是在做好隨時接管香港的準備（雖然早在1949年時中共已經決定暫不收回香港，但為了應付萬一，它還是在默默地做好隨時接管香港的可能性）。由於後者的保密，外界一般都只知道有「工委」，幾乎沒有人知道有「城工委」的存在。筆者也是在解讀吳荻舟的筆記時才知道有後者（見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頁300 首次提「工、城兩委」，詳細分析見該書第四章《六七暴動的指揮和組織機制》，頁65-94）。 根據民主黨領袖李柱銘的回憶，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屠城事件後，李柱銘擔心港英會提前撤離，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曾經告訴他，中共可以隨時接管香港。他說：「有一次，我們一起吃午飯，他告訴我不要太擔心。北京已經把大約五萬人輸送到了香港，在各行各業工作——行政部門、職業領域。如果英國在交接之前撤走，他說，這些人就會頂上」。從這點可以證實，「城工委」的存在應該是持續到1997年為止。至於1997年回歸之後還是否存在則筆者無從了解。 那麼中共在美國有沒有建立它的地下組織呢？筆者敢肯定地說有，只是不知道底蘊。事實上中共已被曝光在美國的校園裡建立「黨組織」。那麼全美國單是在校園裡會有多少這樣的「黨組織」呢？我們不妨組略計算一下。 按照中共黨員總數量（接近一億）與全國人口（14億）相比，黨員佔全國人口7%。中共在美國有30萬留學生，假設留學生中黨員比例同黨員／全國人口比例一樣（7%），則30萬留學生中應該有2. 1萬個中共黨員。按照中共黨章規定，每3個黨員可以成立一個黨小組，則理論上2. 1萬個黨員可以生成7,000個黨小組。假設比較正常的黨小組規模是10人左右， 則這2.1萬個黨員可以形成2,000個黨小組。 這僅僅是我們可以合理估算出來的中共在美國的黨組織數目，而且僅僅局限於美國大學校園，還有很多領域我們無法估算的，例如各類在美國營運的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他們都會組建自己的黨組織而這些組織，這些組織都構成白蟻的蟻穴。 所以，要防止中共對美國或其他西方社會的滲透，就要慎防無處不在的白蟻。 （※作者為資深評論人，前《文匯報》 副總編輯，駐京辦主任。《海峽時報〉駐中國首席特派員。全文轉自上報）
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當中共的「東升」、「崛起」轉化成軍備擴張之後，中國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採取了疏離中國的措施。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之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至於因為冷戰而徹底消失。與此同時，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事實上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 一、21世紀全球安全格局的變化 如果說，上個世紀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冷戰中的相互較量，牽連到北半球許多國家的國際關係，那麼，本世紀的美中關係已經變成了影響當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從中國在2020年初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演習開始，中國持續的擴軍備戰和對外擴張意圖日益明顯，加上中國不斷出動海空軍圍繞台灣四周海域展開威脅，一場由中共點燃的冷戰，事實上已經形成。 中共的意圖不僅僅是企圖統一台灣而已，也不僅僅是設法控制南海、為威脅美國的戰略核潛艇構造「深海堡壘」，它的觸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島國，包括試圖在巴布亞紐幾內亞靠近澳大利亞的達魯島修建永久性海軍基地。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的對外擴張意圖，在東亞和南太平洋地區也展開了相應的應對型部署。雖然雙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戰這個辭彙，但是，一種類似上個世紀美蘇冷戰的新世界格局已經出現，把相關國家的關注點陸續吸引到這個方面。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國防預算，加強了對日本的西南列島之防衛措施；隨後，澳大利亞與美國、英國開始合作建造潛艇，以應對中國從南海出發、日益活躍的潛艇活動；接下來，韓國開始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防務合作，菲律賓也加強了美菲防務配合。種種跡象表明，過去幾年來，中共緊鑼密鼓的擴軍備戰，已經改變了越南戰爭後從東亞到南太平洋長達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時也改變了美中兩國自建交以來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國不得不投入軍力，來防範任何可能動搖東亞及南太平洋和平穩定的企圖。 而另一方面，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它逐步加入了經濟全球化，並且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現了全球的「世界工廠」稱號。那麼，世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究竟會有助於世界和平和穩定，還是經濟全球化會間接地幫助中國實現其對外擴張的野心？或者兩問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圖與經濟全球化存在衝突 本世紀的美中關係與上個世紀的美蘇關係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異是，經濟全球化之下，美中兩國之間出現了互相的經濟依存。過去幾年來，雖然在區域防務方面，美中兩國的軍事對壘從不停步，經濟技術方面，中國大規模盜竊美國技術的攻防也持續演進，但在投資和貿易領域，兩國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似乎始終存在。這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美中關係究竟會走向何方？這不僅是相關國家政府必須優先考慮的事項，也是在中國的外企和希望對中國大量出口的外國企業不得不擔憂的問題。 當年的美蘇冷戰，是雙方基本上在經濟隔離狀態下的對抗，美國選擇應對方法比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關係是一種新的格局，但新格局並不總意味著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圖與經濟全球化直接衝突，而美國的國家安全與企業的經濟利益也發生了某些矛盾。 當中共的武力擴張和對外強勢姿態讓周邊國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時候，他們擔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軍事威脅，也擔心區域關係緊張，可能導致海上貨運的中斷；此外，與中國有經濟來往的國家，也會擔心出口減少和本國公民在中國的處境。但中共似乎並不介意周邊國家的這些擔憂，北京事實上曾表現出一種「綁架」經濟全球化布局的企圖。 數年前，中國的媒體經常強調，「世界工廠」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國如果想繼續獲得「中國製造」的產品，或者讓「世界工廠」購買各國的礦物和農產品，就必須順從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場，否則會在經濟上吃大虧。這種「綁架」經濟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為了報復澳大利亞政府對北京的批評，曾經一度禁止澳大利亞產品對中國的出口，北京試圖用經濟壓力來展現自己的強勢。 中共習慣於用物質主義的立場來理解它與其他國家的國際關係，卻忽略了經濟全球化布局本身對低風險的高度要求。中共誤以為，外企和外國政府都只在意一時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這種利益考量當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槓桿」來利用。但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布局是跨國公司決策的產物，而這些決策最關心的不是一、兩年內的利潤，而是供應鏈的穩定、貨源的確定性和及時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製造的東亞不安全局面，構成了動搖經濟全球化布局的客觀效果。 三、全球供應鏈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原來確實是以「世界工廠」為重心；而過去十多年來卻陸續發生了成本導向的產業鏈外移和風險導向的產業鏈重新布局。如果說，17年前的外企撤資，主要是成本驅動的，那麼，過去幾年來的外企撤資，則與風險飆升直接相關。 早在十七年前，由於工資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為主的勞動密集型消費品製造企業（比如製鞋、服裝、玩具等）開始遷出中國。當時中國政府提出的應對方針是「騰籠換鳥」，希望繼續引進高科技外企來繼續強化「世界工廠」的國際地位。但最近幾年外企撤資的動因，成本已經不是主要影響因素，而迴避供應鏈風險，卻成了重點考量，因為中共的對外擴張戰略使東亞地區的局勢日益緊張。當中共把經濟崛起與軍事崛起直接掛鉤時，全球供應鏈的安全風險自然就會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總統大幅度提高中國對美出口的關稅，本來是想要通過施壓，來改變中國低價傾銷商品、又頻頻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的做法。這種策略並非真正的經濟對抗，其實可以在協商談判中解決雙方的分歧。但是，中共採取了軟泡硬磨的辦法，始終不肯承認並終止盜竊美國技術的大規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從中國進口大量商品的美國跨國公司，對白宮施壓，逼美國行政當局放棄關稅制裁；而美國公司那時也希望繼續維持中國供應鏈。可以講，關稅問題並沒嚴重衝擊經濟全球化的中國布局。 然而，當中共擺出了增強武力、威脅台灣的強硬姿態之後，跨國公司終於意識到，在商業上把中國視為長期盟友的戰略，到了不得不調整的時候了。因為，一旦中共的軍力增強以後，跨國公司不得不隨時面對中共製造緊張局勢情況下自己的供應鏈可能被切斷的嚴重困境。所以，以出口為主的跨國公司，現在紛紛在籌劃替代供應鏈，也就是供應鏈分散化。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完全關閉在中國的工廠；但是，這些公司也在其他國家組建同類產品的生產線，一旦建成，跨國公司的訂單就會從「世界工廠」分流轉移。這就是中國的出口持續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間相互經濟依存的質變 美中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經濟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經認為，西方國家經濟上離不開中國，因此，中國可以予取予求，即使軍事和外交上擺出強硬姿態，西方國家也只能妥協讓步。這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論的思考邏輯。但是，當「東升」、「崛起」落實到軍備擴張之後，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必然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許多外企為了自身商務活動的安全，採取了疏離中國的措施。 此外，中國經濟開始衰退之後，中南海對國內經濟架構四大板塊（財政、銀行、企業、家庭）嚴重的債務負擔估計不足，而不少企業（比如恆大、碧桂園等）瀕臨破產時無法償還外債，勢必嚴重動搖中國的國際金融信譽，結果嚇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資者。 在美中經濟關係當中，雙邊貿易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而西方投行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以及大企業在中國設立技術研發中心，曾經是兩國相互經濟依存的重要環節。但是，隨著美中兩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對立日益明顯，以中共作為研發中心的跨國公司感受到了高風險，因此開始逐步關閉它們設在中國的研發機構；而中國經濟衰退造成了民營企業拖欠外債和無力償還，讓從事對華金融投資的西方投行看到了嚴重虧損的高風險，因此，它們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迅速收緊。 這就使得中國在出口下滑的同時，又失去了來自西方的巨額金融投資（參見筆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國金融外資斷流》（上篇與下篇））。這兩大因素的影響疊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動人民幣貶值的推手。雖然中國的央行可以讓商業銀行拋出庫存的外匯儲備來買進人民幣，卻只能短期內暫緩人民幣貶值的趨勢，因為商業銀行的外匯儲備所余不多，缺乏長期支撐人民幣匯率的能力。 從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國投入了一萬三千億美元的證券投資；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匯來源，人民幣匯率也不過五年內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為止，人民幣匯率已經從2021年的高點貶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將日漸趨緊，拉抬人民幣匯率的力道會越來越弱。可以想像一下，今後人民幣還會有升值空間嗎？對外企來講，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將壓縮外企在中國經營的盈利空間，這會進一步產生「匯率驅離外資」之效。 華爾街對中國市場的金融依存逐漸終止，以及大企業對中國高科技研發的利用逐漸撤除，意味著美中經濟的相互依存開始發生質變：「推手」離場，只剩下以中國內銷為主要經營目的之外企繼續在中國維持下去，如此便出現了商場上的「西撤東衰」。不過，美中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並不會終止，它只是從舉足輕重漸漸變成聊勝於無。 五、21世紀美中關係的實質是經濟依存中的對峙 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之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會因為冷戰態勢而徹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冷戰被啟動後就存在著不可逆趨勢；而經濟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結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國公司對中國銷售市場的依賴，當這樣的跨國公司看清了冷戰可以制止熱戰的本質之後，它們會儘可能長久地利用中國市場，其利用長度取決於利潤空間。但是，每當中共在境外製造一次局部衝突，這些留在中國的外企就會受到一次震動；而它們對自身財產和利潤匯出的擔憂，也無時無刻不在干擾著它們的神經。 另一方面，中共擺出了對外威脅的架勢之後，以美國為首的東亞國家就不得不做好應對。事實上，中共除了加緊練兵以外，還在加快其核武庫的擴充，試圖用核威脅增強自己對美國的戰略恐嚇。這樣，美國也只能加強防範北京核威懾的防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尤其需要通過外交手段，與北京保持溝通，以避免任何突發事件造成的衝突升級。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冷戰雙方都需要隨時保持外交溝通，越是局勢動蕩，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測對方的最終意圖。當年美蘇冷戰從未引起雙方的交火，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美蘇都明白，彼此某種程度的信任之建立與維持，是各自國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準備上壓制對手，則是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當1969年中蘇雙方軍隊發生邊界戰爭之後，蘇聯曾經考慮用核武器打擊北京，但最後仍然主動派出總理柯西金，以途徑北京的名義，與中共展開機場談判，設法降低雙方軍事衝突的熱度。這就是蘇聯從美蘇冷戰中學會的衝突防範策略之運用。中共雖然點燃中美冷戰不過幾年，現在也在學著使用這樣的策略。 就美國而言，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同時也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中共在經濟衰退大勢既定的情勢下，經受不起脫離經濟全球化的沉重壓力，因為中國已經無法依靠本國資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鐵礦石這些基礎戰略資源以及飼料和油料這樣的重要農產品，都必須依賴進口。所以，中共會希望保留現存的對外經濟依存關係，同時也依然寄希望於西方投資的重新進入。正是這樣複雜的國際關係，將決定未來美中之間那既談判又威脅、既冷戰又經濟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九月中旬，習當局召開了一個特別會議，稱為「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在這個歷時兩天的會議上，主要講話人是身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同時傳達習近平的指示。 蔡奇和習近平稱讚各級政府和黨委的辦公廳、秘書長、秘書，「黨的十九大以來，全國黨委和政府辦公廳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有效發揮統籌協調、參謀助手、督促檢查、服務保障等職能作用，紮實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經受了許多大戰考驗，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其中，「督促檢查」、「大戰考驗」等詞句，暗示秘書幫在監視各級官員、幫助習派奪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證實，習近平奪權，果然使用了斯大林手段：通過安排安插專職秘書、專職司機、專職廚師、專職護理等，監視監控其他高級領導人和政治老人，把秘書幫變成習派的眼線或卧底。 於是，這回的「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蔡奇和習近平試圖把相關經驗推廣到全國，令秘書幫進一步把全國各級官員都監視監控起來。明確要求他們：胸懷「國之大者」（指習近平），堅定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維護習），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習當局保持一致）。要強化政治擔當，要提升政治能力，要落實政治責任，云云。 習近平和蔡奇公開倚重秘書幫，明確由他們來監控各級官員和將領，既是習派的一貫做法，也有當前的權斗背景。習近平強行進入第三任之後，反習、叛習事件不斷，且愈演愈烈。除了外交系統的棄暗投明（秦剛大案），更有軍方的棄暗投明，包括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國防部、總裝備部（裝備發展部）等高層（如李尚福大案），盡都涉嫌所謂「裡通外國」，即棄暗投明。證明習時代黨心、軍心不穩，官員黨員口服心不服，普遍離心離德。 近期有各方報道，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秘書告密，告他有反心或裡通外國。習近平聞訊，急忙行動，來了個先下手為強。包括李玉超（火箭軍司令員）、徐忠波（火箭軍政委）、魏鳳和（前國防部長、火箭軍首任司令員）、張振中（火箭軍副司令員、副總參謀長）、劉光斌（火箭軍副司令員）、吳國華（火箭軍首任副司令員，自殺身亡）等火箭軍高層全體覆沒，竟毀在一個小秘書手上。 說到秘書幫，其實，躥升高位的習家軍中，出身秘書者甚多。諸如蔡奇、李強、丁薛祥等，盡都當過習近平的秘書，竟齊齊高升到政治局常委層面；但在習近平面前，他們的實際地位低微，如跟班、如僕從、如跑腿的辦事員，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讓秘書當眼線，類似歷代專制王朝的監軍；但秘書幫更類似歷代王朝的宦官階層，因為，他們既不是領兵的將領，也不是行政的官員，文不能治國，武不能安邦，竟成為朝廷中的第三勢力，偶爾還凌駕於文武大臣之上。多代王朝出現宦官當政，往往預示王朝沒落、走向毀滅。諸如秦二世時，朝廷大權落入太監趙高之手，秦朝也亡於趙高之手；東漢末年，出現「十常侍」（十大宦官）把政，朝廷內亂不止，演變成天下大亂；明朝後期，有太監魏忠賢專政，是明朝由盛轉衰、最終覆滅的分水嶺。 習近平和蔡奇公開起用、重用、倚重秘書幫，其實質，就是太監政治的復活、宦官政治的復辟。表明，飽經專制政治的沉痾和演繹，紅朝也終於走到這一步：太監當道，宦官把政。不僅從現實危機上、也從理論邏輯上證明，當今的習時代，極可能就是共產紅朝的末期，正步入動蕩不安和風雨飄搖的最後時期。 一黨專政的中國，曾經歷改革開放，曾實行集體領導制和領導人任期制，竟遭習近平一手破壞、一夕復辟，重新搞起一人獨裁。習近平復辟輕易成功，本身就是紅朝氣數將盡的症兆。一人成功而全黨失敗，共產中國或正加速逼近它的終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因為秦剛﹑李尚福及火箭軍高層接連出事，甚至牽連到軍委副主席張又俠，關於中共高層內部路線鬥爭之說，又甚囂塵上。傳說曾慶紅在北戴河發難攻擊習近平，近日又冒出遲浩田坐陣助威的消息，中共內部路線鬥爭，已趨於白熱化。 先前我提到中共紅二代及老人幫們有反習傾向，很多人嗤之以鼻，現在看來，這種傾向不但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習近平如權傾天下，不可能自已動手翦除自己的黨羽，秦剛是他提拔，張又俠是他兒時玩伴，李尚福是張又俠馬仔，翦除秦剛張又俠，等於折損自己的統治實力，習近平不會蠢到咁交關。 如相信習近平權傾天下，又怎麼會發生外交與國防大地震這種災難性後果？這是說不通的，一定有一種習近平不可抵抗的政治力量，迫使他走到這一步。 中共百年大黨，幾番病危幾番復活，不是浪得虛名的，他們有一套自我求生的密訣。最高領導權一代代更替，若每一屆各干各的，在組織架構上沒有任何分權與制約的安排，那中共也不可能挨到今日。在中共最高層，一定有一些內部機制，規定好權力邊界，到關鍵時刻有現成的規則可以引用，避免黨栽倒在一個人手中。 把最高權力交給習近平，既要放手讓他用權管理黨政軍，又要防他一手，以免他濫權胡來，剛愎自用，損害黨的根本利益。因為黨的利益就是紅二代與老人幫的利益，黨受損就是他們利益受損。 這種監察與節制的機制，一定有嚴格的分寸，不能造成垂簾干政，不能事事過問，導致集中領導被削弱，從根本上損害黨的統一與長遠的利益。習近平做了十年，形格勢禁，迫使老人幫同意他修改憲法，廢除換屆之設，讓他「再接再勵」完成中共社會主義復興之路。 這是習近平得以全權組班﹑盡攬舊部﹑任人唯親的原因。政治局常委全是追隨他多年的部屬，政治局委員除各路諸侯外，只有個別不同派系的人，軍中高層幾乎清一色換成他的親信，遂形成黨政軍一把抓的格局，風頭一時無兩。 不難想像，在習近平與老人幫之間，有一些既定的規則是彼此必須遵守的，這些規則劃定一些紅線，不過紅線，一切由習自行定奪，過了某些紅線，許可權就歸到老人幫手上，那時習近平即使不願與不服，也得依規則行事。若非如此，曾慶紅憑什麼發難？ 中共省部級人事都由習近平拍板，但不管誰犯下嚴重政治錯誤，為黨國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甚至出賣國家機密，結黨營私搞小集團，那時老人幫就可依規則干政。只有這樣，才能防止一人獨斷專行，包庇內奸，中共變成習近平的小朝廷，老人幫只能同歸於盡。 中共百年大黨，有老毛老鄧這些蓋世梟雄奠基，這些人中梟雄都叱吒風雲，有陰鷙防人心態，詭計多端，深謀遠慮，他們必然為他們身後的黨留下一些「護身符」，一些保證黨正常運作的基本規則。這些規則暗中運作，外界無從得知，習近平表面指點江山，享受崇拜，但他並非一手遮天，黨內對他的約束與監察，自有一套不見天日的機制。 這便可以解釋，習近平在內憂外患之際，竟然動手翦除自己的黨羽，破壞個人威望，打殘親信部隊，損折內部士氣。此後，他如何重整隊伍，重建威望，都變成是他一人的難題了。 如果秦剛李尚福們觸犯了政治底線，證據確鑿，歷朝定下的規則又不可抵抗，習近平也只能揮淚斬馬謖。先辦了秦剛，又扯出火箭軍，再牽連李尚福，最終又把張又俠搭上了。 整頓了外交部與國防部，政治局常委還原封不動，習近平的權力基礎還在，但因此番受挫，習的政治路線備受質疑，他被迫調整美中關係，算是作了一點讓步。大陸內部的政治壓迫，對台武統的威脅，這些都是老人幫們無法否定的，對外放軟手腳，對內嚴加鎮壓，經濟救不起來，統一做不下去，現在就成了不死不活之局。 以習的虛驕強橫，當然吞不下這口氣，但形勢比人強，最高規則不能一腳踢翻，這一場鬥爭，使黨內老人幫趁勢崛起，更涉及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中共的路線鬥爭，到最後都是你死我活之爭，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始。 老人幫有沒有能力扳倒習近平？在沒有談扳倒之前，先要談何人足以代之。遍觀政治局常委與委員一級，已不見扛鼎之智勇者，交到一個不濟的人手上，中共會死得更快。說到底，今日國事蜩螗，難就難在這裡，遲也遲在這裡：一個黨的末路，就是從人才凋零開始的。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依據「新華社」9月26日報導，2023年是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10周年。為全面介紹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內涵和生動實踐，增進國際社會了解和理解，凝聚廣泛共識，更好與各國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倡議與行動》白皮書。 「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的抄襲與剽竊 如果「以掲謊代替批判，以事實顛覆宣傳」來討論這份白皮書。在我看來，這是一篇長達2.2萬字的白皮書，堪稱21世紀的「鴻文廢論、曠世渣文」。因為白皮書宣稱「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超越時空的、普及宇宙的，是為人類未來命運「指引明燈」的，但是，全篇沒有一個字是真話！看起來應該是「全國徵文比賽」選拔出來的「肉麻冠軍作品」，目的是對習近平表忠、獻媚、跪奴，為即將召開的「一帶一路峰會」宣傳造勢。 必也，正名乎？「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其實最早是由前總統李登輝在1992年以後多次提出來的，當時主要稱為「生命共同體」。李前總統是在以「以台灣主體性」(Taiwanese subjectivity)為核心理念而重建「台灣認同」的脈絡中提出來的。作為一種「概念叢結」(conceptual complex)，李登輝的「生命共同體」是與「社區共同體」、「國家生命共同體」、「新中原」、「心靈革命」…..等等概念一起使用的。所以，習近平抄襲了李登輝。如果中共要罵李登輝是台獨份子，那麼習近平也是一個台獨份子。 而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詞語，是由現今流亡在阿根廷的中國作家李隕石(Li Yun Shi)，於2006年3月發表的一篇《大同宣言》的文章中提出來的。所以習近平也是抄襲李隕石的。換言之，習近平的抄襲，表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抄襲主義」。 告別中國，世界才有出路 這份白皮書說，「10年前，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目的就是回答『人類向何處去』的世界之問、歷史之問、時代之問，為彷徨求索的世界點亮前行之路，為各國人民走向攜手同心、共護家園、共用繁榮的美好未來貢獻中國方案」。 實際上，這份空大無邊、滿紙荒唐的白皮書，除了展現「義和團」神靈附體、刀槍不入的氣勢之外，全篇都在濃妝艷抹、欺世盜名。實際上，中共的體制早已惡名昭彰，人權紀錄的排名吊在世界車尾。依據紐西蘭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評量倡議」(HRMI)最新的一份報告，中國在多項指標上都是世界上人權紀錄最差的國家；在免於公民濫捕方面，只比哈薩克略勝一籌。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骯髒紀錄」，證明中共完全沒有資格和地位，來回答「人類向何處去」的問題，也沒有資格「為彷徨求索的世界點亮前行之路」！實際上，人類的真正方向只有「告別中國」、「遠離中國」，世界才有出路。 「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人類爛尾共同體」 習近平通常以「一帶一路」作為他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代表作。實際上，「一帶一路」就是中國以高利息貸款給一些發展中國家，然後由中國企業承包基礎建設，僱用的是中國的移工(境外務工)，協助這些接受貸款國家興建機場、港口、公路，還包括酒店、賭場等等，。然而，實際情況是，中國企業承包的工程要不就是工程爛尾、破壞生態、經濟效益不彰而虧損，要嘛就是這些受援國家無力償債而陷入債務深淵。依據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發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中國與全球發展倡議」(GCI)計畫所發布的論文，中國「一帶一路」項目下對非洲的投資總額已跌至20億美元以下；2022年更跌至9.9億美元，創中國近20年來對非洲借貸的最低紀錄。換言之，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人類爛尾共同體」！ 實際上，中國早已陷入「塔西陀陷阱」，也就是說什麼都沒有人會相信！因此，所謂「中國方案」，只是一項「適合中國人自己去執行的方案」；沒有人會相信，「中國方案」可以成為「世界方案」! 是「風雨同舟」？還是關押濫捕？ 白皮書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把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 然而，最近證實一個消息是，失蹤六年(自2017年自新疆前往北京之後就音訊渺茫)的國際知名維吾爾「民族志」學者熱依拉・達吾提(Rahile Dawut)，已被中共判處無期徒刑。在此之前的2014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的維吾爾族經濟學家、對中國新疆政策持謹慎批評態度的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也被中共以分裂國家罪被判處終身監禁。這種對維吾爾族人的「文化滅絕」惡行，又怎麼解釋「每個民族、每個國家、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這段說辭？這種在我稱之為「系統性的中國特色的種族滅絕」政策，又如何解釋「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這段鬼話！？ 最近的消息也證實，積極在「中國#MeToo（#我也是）」運動中宣揚保護「女性受害者」的獨立記者黃雪琴，以及她的朋友、勞工維權人士王建兵，被中共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起訴。在此之前，今年4月，中國最著名的兩位人權律師許志永和丁家喜分別被判處14年和12年監禁等等。這些劣行惡跡，又怎麼解釋「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些冠冕之詞呢？ 中國唯我獨尊的霸權行徑 白皮書說：「10年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不斷豐富和發展，實踐穩步推進，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利己主義和保護主義，打破了個別國家唯我獨尊的霸權思維，反映出中國對人類發展方向的獨到見解，對於推動各國團結合作、共創人類美好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這段話其實就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斥責美國。所謂「利己主義」就是指控美國的「單邊主義」，所謂「保護主義」就是抨擊美國的貿易戰和對中國的科技封鎖。實際上，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將南海軍事化，最近更在黃岩島海域附近設置「浮動屏障」，公然阻卻海上航道，嚴重違反國際法，更侵犯了菲律賓漁民正當的捕魚權，試問，是誰在搞「唯我獨尊的霸權」？是誰肆意妄為的在搞利己主義的衝突與對抗？ 超時空、全宇宙的漫天大謊 白皮書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和實踐，已經在國際上凝聚起團結合作的廣泛共識，匯聚起應對挑戰的強大合力。展望未來，這一理念必將煥發出愈發鮮明的真理力量、更為彰顯的引領作用和超越時空的思想偉力，為人類社會開闢共同發展、長治久安、持續繁榮的美好願景」。 如前所述，「一帶一路」已經被國際社會看成「製造世界各國『債務陷阱』和『爛尾基建』的新殖民主義」！在俄烏戰爭問題上，中共已被視為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共犯」；中共最近公布的「新版地圖」，把90%的南海劃為中國領土，已被視為「21世紀主權圈地運動」；中共在台灣海峽不斷加大軍機擾台的武力威脅，已被國際視為「天天都想以武力改變台海現狀」。如此行徑，又如解釋「為人類社會開闢共同發展、長治久安、持續繁榮的美好願景」這種「超時空、全宇宙」的漫天大謊？。 2萬2千個廢話 白皮書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一個美好願景，也是一個歷史過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實現。只要世界各國團結起來，共行天下大道，向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確方向，一起來規劃，一起來實踐，一點一滴堅持努力，日積月累不懈奮鬥，就一定能夠共同創造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 這是21世紀最噁心的作文比賽冠軍作品。全文雖然洋洋洒洒2萬2千字，但卻是「2萬2千個廢話」！讀完之後，雞皮疙瘩掉滿地，而且掃也不完！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全文轉自上報）
近日杭州正轟轟烈烈舉辦亞運會，據網上消息，中共花費三千億巨資來辦這一場國際賽事。視頻中看到，整個杭州城修成一個未來城市，到處是標新立異的建築，到處是高科技的城市奇觀，開幕式也搞得如夢如幻。 亞運是地區性的賽事，規模與奧運不可同日而語。2008年胡錦濤辦奧運時中共如日中天，美俄等大國領袖俾面出席，豪華程度令全世界瞠目。到習近平辦冬奧，國勢江河日下，場面已寒酸很多，這一次杭州亞運，來湊熱鬧的元首小貓三四隻，失禮死人，還要花巨資裝點門面。國勢日薄西山之際，搞這麼一場大龍鳳，只是聊補年來的落寞心態而已。 為這場亞運，政府不惜工本大投入，連廁所都以高科技裝潢門面，供飲宴的場館，將江南山水搬上餐桌，志在讓亞洲各國來的土包子，見識盛世中國的奢華。 與此同時，比賽場館觀眾席上，卻全是召募而來的國企員工，普通市民只好在家裡看轉播。就連為朝鮮隊打氣的啦啦隊，都不是朝鮮人，而是中國人扮的。 有兩個東北老鄉自費去看亞運，坐地鐵時才發現整列地鐵只有他們兩個乘客，原因是杭州人都被命令老老實實呆在家裡。 外面交通要道上，五步一個警衛，車輛都被限行，整個杭州城，與其說在辦一場體育盛事，不如說正在實行戒嚴。 一面是對外炫富，一面是與民為敵，這樣的體育賽事，不是為杭州人辦的，也不是為中國人辦的，也不是為亞洲人辦的，只是為習近平一人辦的，讓他過癮而己。 這完全顛倒了體育運動的初衷，失去全民參與﹑提高競技水平﹑增強國民體質的正常目的。當杭州人被禁錮在家裡，不能現場觀賽，不能提振參與體育運動的興趣，這場花三千億打造的亞運，只供習近平一天「自嗨」。 三千億志在炫富，這種爆發戶嘴臉，正是自卑與淺薄的表現。把人民拒於賽事外面，證明主辦亞運只是習近平打造國家體面的政績工程，與人民一毛錢關係都沒有。這樣的體育盛事，完全顛倒了我們對運動與競賽的認知，而場上參與賽事的選手，也只是黨妝點門面的工具。 為什麼一場花巨資打造起來的體育競賽，不能讓民眾參與？莫非全城熱烈投入，場場門票賣清光，街頭巷尾萬眾同樂，政府反而失望？其實也不是，地方官防民如防賊，只是擔心一個不小心出什麼差錯，上頭怪罪下來，自己官位不保。只要整場賽事平安渡過，沒有發生死人坍樓的事故，那三千億就值回票價了。 中共之土豪奢華，已經成為一種風氣，講究大排場﹑大花費。在西安就打造一座仿唐宮殿在餐桌上，在杭州就打造一個江南水鄉在餐桌上，在北京就打造一個黃河長江的國土在餐桌上。餐桌上沒有壯麗河山，就不成其為國宴。 世上有什麼人吃飯飲酒，要對著一桌假山水才有胃口？一張餐桌大到無倫，同時進餐的賓客連彼此五官都看不清楚，侍應把食物送到每個人面前，每個人把食物送入自己嘴裡，如此的飲宴類似體罰，完全顛倒了飲宴原有的放鬆自在﹑親善交流的目的。 飲宴的目的顛倒了，基建的目的也顛倒了，競賽的目的也顛倒了，假的當作真，丑的當作美，惡的當作善，這正是刀郎《羅剎海市》描繪的景象：「勾欄從來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滿嘴的仁義道德，滿肚子的男盜女娼，這個國家的一張皮，剝下來又剩了什麼？ 亞運不過一個月熱鬧，曲終人散後，所有的場館設施都只能留著喂蚊子，江南水鄉的大餐桌轉眼變成廢園，與此同時，全國範圍的裁員減薪方興未艾，經濟疲不能興，崩潰之說甚囂塵上，最近堂堂天津市政府因為財困，竟然要去向寺廟方丈化緣——三千億辦亞運，不如撥一百個億給天津，以救無米之炊？ 炫富是一種心理病，真正有錢人家是不屑於炫富的，他們講究生活已成習慣，不需要靠表面擺設去醫治自卑感，我們幾曾見過美英法日這些早已發達的國家炫富？杭州亞運奢華無度，令人想起河北涿州災民的餐風宿露。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只記唐之盛，不提唐之衰，歷史鐵律昭昭明甚，正是：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從本世紀開始，中共當局悄悄地逐步改變對外國策，從「卧薪嘗膽」漸漸變成了對外擴張；它除了擴軍備戰之外，還在地圖上作出擴界修改。今年8月28日中國的自然資源部公布了《2023年版標準地圖》，這是以往多年來中共當局一系列擅自修改地圖、變更國界行為的延續。這次修改國界，分陸界和海界兩部分。在中國軍力不斷威脅東南和西南鄰國之國家安全的背景下，這次中共更新標準地圖，不僅引來了陸地接壤國印度的抗議，俄國也強調，應以兩國已有的劃界條約為準；而南海海域的相關國家越南、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汶萊和尼泊爾則紛紛抗議。 修圖擴界，若偶爾為之，猶可酌議；倘頻頻不斷，便疑竇叢生。中共建政以來，玩弄國界爭議和擅贈國土之事，其實屢屢發生。那今年的這張官版地圖，疑點何在？這是第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其次，中國歷史上的疆域為何有疆無界？這個問題乃是如今中國邊界爭議的根源。再次，中共多年來又是如何玩弄領土政策的？剖析這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中共當局對國土和邊界政策的真正意向。最後，中共圈佔南海的所謂「九段線」，它符合國際法嗎？為何中共當局把這條U型虛線，先從「十一段線」變成「九段線」，現在又變成了「十段線」，國界能如此隨意地亂畫嗎？本文逐一加以分析。 一、中國的2023版新地圖，疑點何在？ 中國官方最新頒布的《2023年版標準地圖》，將釣魚台、南海諸島、黑瞎子島以及中印有爭議的藏南和阿克賽欽地區，都納入其版圖內，中國的國土面積大幅成長，超越了加拿大而成為全球僅次於俄國的國土第二大國。即便不考慮歷史上中國與鄰國未解決的領土爭議，單純就事論事地分析這張新地圖，起碼可以看出兩個基本的疑點，即中國的國土為何出現了新面積，新領土又從何而來？ 首先，這張新地圖計算出來的國土面積，突然多了85萬平方公里，其從何來？第二，這張新地圖是中共與相關國家簽訂新的邊界協議的結果嗎，哪個國家突然讓給中國一大塊領土呢？實際上，過去幾年中，中共並未與任何周邊國家達成邊境劃界協議，沒有任何國家出讓國土給中國；相反，中國和印度發生了邊界糾紛，雙方甚至動用棍棒，大打出手。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講，中國的面積是960萬平方公里，這是建政初期解放軍總參謀部根據當時的地圖計算出來的。那現在多出來的85萬平方公里是怎麼回事？中共官媒的解釋是，1992年中共通過衛星測繪，得到了更精準的國土面積數據，所以就多出來了這麼多國土面積。1992年的測繪結果，為什麼20多年前不及時公布呢？這有兩種可能，或者是1992年的測繪結果不過是個託詞而已；或者，中共在1992年時覺得國際形勢不利，不願公布，現在中共自認是「東升西降」，於是連國土面積也自我誇大了。 中共關於1992年的測繪結果這個解釋當中，還隱藏了兩個不肯交代的細節。其一，中共有很多尚未劃定的邊界，這些地區與鄰國之間其實沒有準確的、雙方正式認可的邊界，只有雙方實際控制區，比如與印度的邊界地區就是這樣。中共這次講，新的國土面積是精準的，這一說法其實並沒有與鄰國之間邊界協議那樣的國際法上的可信度，因為不少邊界地段的交界區如何劃分，雙邊在各說各話。 其二，中共過去70多年中，與一些國家劃定了邊界，其中有的地方，中共得到了一點領土，有的地方中共放棄了一些領土。既然中共不交代它放棄了多少領土，就沒辦法講清楚，為什麼現在中共宣稱的領土只增不減。舉一個中國領土減少的例子，1962年中國和蒙古劃界的時候，中共放棄了歷史條約所規定的35,500平方公里領土，而這個數字以前從未從960萬平方公里扣除。 這張2023版新地圖上，中國多出來的領土，其實是中國政府單方面自行劃界，強行把與某些鄰國之間有爭議的土地，在地圖上圈定為自己的領土。這樣的做法自然加劇了中國與鄰國的矛盾，中印關係就是如此。 二、為何中國會”版圖略定，國界未決”？ 中國的地圖有一個特點，它雖然有版圖，但很多地段與鄰國的邊界都是虛線。所謂的虛線，就是「未定界線」。「未定界線」的含義是，國界兩邊的國家雖然有一個大致的疆界共識，但國界具體的地理標識未經雙方勘定，更沒有精確的經緯度地標。因此，這樣的所謂國界，其實有待雙邊政府友好協商，逐步勘定並設立界標。 這種狀況是歷史的產物。清朝承續了中國的儒家文化，皇帝的「天下觀」即《詩經》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天朝觀念里，皇帝只看重邊疆的藩屬是否歸順天朝，卻輕視疆土之劃分，因此皇朝往往是有疆無界。而近代以來，外國利用了清朝的這個疆域特點，不斷蠶食清朝及其藩屬國的疆土，用國際條約割走了大片領土。而這樣的領土條約，往往都是大致在地圖上劃一條線，並沒有沿線的精確坐標，因此給中華民國留下了大量的邊界糾紛。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先有軍閥割據，後有中共內亂，國民政府未能及時有效地處理邊疆劃界的複雜問題。二戰結束後，蘇聯策動外蒙古獨立，並造成了中國北方疆域大範圍的未定邊界問題。而印度與中國的邊界也未曾完全界定，中共建立政權後，地圖上西藏與印度的交界地區一直用虛線，即「未定界線」。 中共最近幾年擅自把中國與印度有爭議的部分地區，直接劃入中國邊界之內，在地圖上採用了實線標註，即「確定界線」。這樣的做法其實不自今年始，2016年就這樣做了。這說明，過去差不多十年來，中共開始逐步實施對外擴張戰略之後，它就越來越藐視鄰國，也不在乎鄰國對領土爭議的態度，完全採取了霸權主義式的一意孤行態度。 那中共對周邊鄰國的態度，是不是一貫都採取霸權主義姿態呢？其實不是。中共建政以來的領土政策究竟是什麼？所謂的「祖國領土，寸步不讓」，那只是欺騙國人的，中共長期以來對邊疆地區國界劃定的方針，簡單來講，就是勢利主義。所謂的勢利主義方針，即劃界服務於政治需要，「看人下菜碟」。 中共剛建立政權時，完全仰賴蘇聯的援助和保護。所以，老毛做任何事，都要看蘇聯的顏色行事，對蘇聯的其他僕從國也非常客氣。當時中共的鄰國一共是12個，其中4個屬於蘇聯陣營，即蘇聯、北韓、蒙古、越南，其他8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當時中共的領土政策是，對蘇聯集團的國家，領土問題完全迴避不碰；對其他國家就不一樣了，哪個國家對中共不太買賬，中共就會製造領土爭端，甚至發生武力衝突，跟印度就是這樣的。 三、中共如何對北方大國玩弄領土政策？ 在斯大林時代，雖然北洋政府與蘇聯有邊界條約，但在新疆北部、蒙古西部，中共建立政權後與蘇聯的國界，實際上有些地段是三條線。中蘇邊界全長約7,600公里，東段4,200多公里，西段3,300多公里；但北洋政府與蘇聯的邊界條約，完全無法約束蘇聯，從北洋時期到中共建政，中蘇在西北的邊界一直存在著大致平行的「三條線」。所謂的「三條線」，第一條是指歷史「條約文件」劃定的邊界線，深入蘇聯；第二條是蘇方提出「歷史形成線」，稍微靠近中國的範圍；第三條是「蘇軍實際守衛線」，那是中蘇之間實際上的界限，卻遠離歷史上邊界條約規定的疆界。 那這三條線之間有多寬呢？從「條約文件」劃定的「第一條」邊界線，到現實的「蘇軍實際守衛線」，中間最寬的距離是一千多公里，相當於從北京到上海。原來，蘇軍從邊界條約規定的「第一條」邊界線，把「中國控制區」擠壓到這麼遠；而「第一條」邊界線與第三條「蘇軍實際守衛線」之間，便是「條約文件」上劃定的中國「領土」上、被中共默認的「蘇方實際控制區」。中共一直對國人隱瞞這個真相，因為建國初期它怕得罪蘇聯。 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初，老毛與蘇聯的赫魯曉夫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地位，雙方翻臉，1964年中共才開始提出，與蘇聯要「核定邊界線」。中蘇雙方對照各自的邊界地圖，確定了19塊爭議地區，面積達3.4萬平方公里。彼此確定爭議地區以後，本可進一步展開討論，但老毛的「政治頭大症」發作了。 這次談判在中蘇東段邊境的劃定方面進展更大，已就包括黑龍江、烏蘇里江在內的4,200公裡邊界線基本上達成一致。1964年6月底蘇方代表團向莫斯科報告，建議草簽協議。但7月10日老毛突然決定，外交上要對蘇聯「採取攻勢」，使赫魯曉夫「緊張一下」，邊界談判，不談拉倒；於是他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表示，要算算沙皇俄國「一百多年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地區都划過去」的舊賬。他當然知道，這個「舊賬」扯不清，「新帳」的談判自然會被推翻。但老毛不在乎國界劃界是否能推進，他要的是自己「出風頭」。這次邊界劃定談判，就這樣被老毛「玩」沒了。 如今中共和俄國的關係變成相互依賴了，中共又開始有點「得瑟」了。這次中共公布的新地圖，就把俄羅斯的一小塊領土划到中國境內了。2022年的中共官版地圖上，中俄兩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邊界，用的還是代表「未定界」的虛線；但2023年的新版地圖就把這段界線改成了實線，即「確定界線」，儘管過去一年裡中俄兩國並沒簽訂新的邊界條約。所以，那段未定邊界被中共擅自篡改了。按照中共的新地圖，在中俄邊界的東北角的黑瞎子島，按2004年中俄雙邊簽署的《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其主權一分為二，中俄各一半；現在中共的新地圖把這個島屬於俄羅斯的那一半也划到中國國界里了。這就是中共又在「玩」領土政策了。 四、南海海域U型線到底有幾段？十一段還是九段線？ 中國的中學生上地理課時，都知道南海有個U型海疆線，西到越南近海，南到馬來西亞近海、東到菲律賓近海，其中的袋型海域被9段虛線，圈成了中國「領海」,俗稱「九段線」。其實，「九段線」源自中華民國1946年在地圖上畫的「十一段線」。 1946年中華民國內政部方域司聘用西北大學地理系鄭資約教授，以內政部專門委員的身份，考察南海島嶼國界的劃定，鄭資約是在地圖上南海的範圍里，用「U」形的11段虛線，圈了上述海域。當時鄭資約所用的地圖屬於小比例尺地圖，整個南海在圖上面積不大，所以他用11段虛線就圈出了300多萬平方公里的海域；如果地圖是辦公桌那麼大的大比例尺地圖，就可能要用100多段虛線了。鄭資約畫的這種粗略的圖上標示，沒有經緯度坐標，實際上無法明確虛線所代表的精確位置。當時沒有國際海洋法，南海周邊各國尚未獨立，它們的宗主國不關心海上邊界問題，因此中華民國用「U」形虛線在南海上圈出主權海域，並沒發生國際爭議。 這「十一段線」的概念，被中共建國後接收；然後，中共宣稱，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海；其實，中華民國內政部1946年開始採用「十一段線」的地圖標識，到現在才77年。然而，1965年之後，中國的地圖上，「十一段線」偷偷地變成了「九段線」。這是因為，中共這一年悄悄地把海南島西面的白龍尾島，連同島上的中國居民，送給了北越，其目的是，收買北越當局為中共攻打南越。白龍尾島原歸廣東省管轄，島上居民從民國六年開始從海南島陸續移居過去；1934年廣東省政府還派專員到該島視察，寫成一份調查報告，發表在廣東省政府的出版物上。 白龍尾島位於海南島和越南的中間，大致上就在「十一段線」上，當這個島被老毛送給北越之後，白龍尾島以西直到越南的海域，就變成了越南領海。這樣，中共相當於把「十一段線」上靠近越南的兩段線所代表的島嶼和海域，都送給了越南。這個陰暗交易，中共從沒告訴國際社會，更不告訴國人，它只是把官版地圖上的「十一段線」的那「U」型左半邊最上面的兩段偷偷抹掉了。在中共的詞典里，從此再也不存在「十一段線」了，只剩下「九段線」。 不過，「十一段線」也好，「九段線」也好，從1994年起就在國際上作廢了。因為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中國是簽字國。國際海洋法公約於1994年11月16日生效，這個公約與南海歸屬權有兩點相關：一，領土外12海里為一國之領海；二，漲潮時會被淹沒、不適合長期居住的礁石，不屬於任何國家的領土。因此，國際海洋法公約事實上否定了中華民國1946年用「十一段線」把南海300多平方公裏海域圈為領海的企圖；而中共繼承的中華民國內政部1946年自行宣布的南海主權，也相應失效了。換言之，南海的大部分海域，除了西沙海域少數幾個有漁民長期居住的島嶼及其領海之外，其餘海域1994年以後依據國際海洋法公約，就成了公海。 中共對國與國之間的領土和邊界問題，採用的是勢利主義方針，中共對國際法也同樣如此。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時，中共還很弱，所以它隨大流投票支持這一公約。而十年前中共覺得它羽翼豐滿了，就開始公然踐踏國際海洋法公約，籌劃控制南海，以作軍事用途，在南海的7個暗礁上大規模建造了人工島和海軍基地。菲律賓2016年向海牙國際仲裁法庭提出國際司法仲裁，當年7月12日國際常設仲裁庭就南中國海案做出裁決，否決了中國的領海主張。國際法庭認為，國際海洋法公約1994年生效之後，這個國際公約關於專屬經濟區的規定，否定了中國關於南海主權的說法；中國對「U」形虛線（中共稱為「九段線」）範圍內海域擁有主權的主張，沒有國際法依據。按照國際海洋法公約的規定，無論爭端方是否參與，法庭的裁決都具有確定性和約束性。 今年中共又通過新版地圖，在國際法方面玩弄它的一貫伎倆，把從1994年開始就失效的「九段線」改成了「十段線」，特地把台灣的東部海域，圈進了中共的海域。本來中華民國內政部1946年在地圖上畫「十一段線」時，還沒有國際海洋法，而「十一段線」只是用來圈南海水域的；但中共現在把來源於「十一段線」的「九段線」改成了「十段線」，就變成是圈太平洋海域了。這不僅偏離了「九段線」原本的含義，也成為在地圖上亂畫定界的劣行。這是中共的勢利主義領土領海政策的又一次表演。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下時刻，應該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最尷尬的時刻。他親自提拔、親自任命的親信和心腹高官，竟被一一證實為反賊。二十大之後、尤其今年以來，中共政壇持續震蕩，高層人物接連翻車，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出事，從火箭軍高層到戰略支援部隊高層；清洗，從國防部到總裝備部（裝備發展部）；失蹤，從外交部長秦剛到國防部長李尚福。政局之極度混亂和驚人動蕩，驚呆世人，驚悚世界，至今沒有停息的跡象。 此時此刻，對習近平來說，不只是尷尬，也陷入兩難：清洗還是不清洗？如果不清洗，他毫無安全感。他早就認定，如果他不幹掉別人，別人就會幹掉他。如果清洗，大清洗，卻有礙觀瞻，醜聞不斷，政權形象不堪，尤其國際形象敗壞到極點。讓黨內外看驚悚劇，讓國際社會看笑話。習王朝或習政權，幾乎天天都有高層人物玩失蹤，豈非天底下最大的笑話？ 稍具政治常識者都可以看出，中共亂了，習政權亂了。即便那些曾經竭力為習近平辯護的海內外人士，也都已經詞窮到不知如何再為他辯護了。其中有的人甚至開始倒戈相擊。比如近年從中共體制內流出到海外的若干親習學者，他們一度以為，去年中共二十大召開，既然已經實現一人獨裁、一派獨大（儘管籠罩在舞弊和政變的陰影下），中共政局可能走向穩定，即便是那種僵化的穩定，如蘇聯勃列日涅夫時代，所謂停滯的十八年。然而，二十大政治後果之嚴重，連這種僵化的穩定都未能顯現，反而呈現劇烈震蕩。頗令這些親習學者們意外。 習政權到底出了什麼事？為什麼持續震蕩猶如地震不斷？用中共改革開放初期的話語，習近平違反了規律。他的所作所為，違反了客觀規律，因而遭到了規律的懲罰。 規律之一，個人獨裁早已過時。王滬寧和習近平等人居然認為此法可以複製、復辟，視之為紅朝「復興」的要素。殊不知，歷經數十年改革開放之後，個人獨裁早已遭人唾棄、臭不可聞。所有圍繞個人崇拜的宣傳、圍繞一人天下的設計，都只能起到反作用，遭到客觀規律的反噬。在民間遭反感，在黨內遭怨言。尤其在黨內，要麼百官不服，要麼百官口服心不服，幾乎人人心存懷疑和反叛意識。中共二十大，習派聯手江派殘餘，把團派全部排擠出局，所謂團派團滅，在黨內開創了打破派系平衡的最惡劣先例。失去最起碼的黨內派系制衡，政局必然失穩。 規律之二，戰爭或戰爭威脅不合時宜。一戰、二戰之後，尤其冷戰結束之後，和平理想深入人心。偏偏有一些活在舊時代的人物，如普京或習近平等人，居然還夢想當什麼「大帝」，竟然沉迷領土擴張、侵略戰爭，夢想當什麼「統一之父」。普京發動的侵烏戰爭，已經讓俄羅斯和他自己陷入不可自拔的深重泥潭。習近平正在煽動的攻台戰爭，邏輯不合時宜，後果不堪設想。這正是中共軍方震蕩的由來，從西部戰區到火箭軍、再到戰略支援部隊，眾將領因普遍恐戰、懼戰、畏戰、避戰的心理規律而發展出一系列背叛和反叛行為：裡通外國，提供情報；棄暗投明，為自己或家人留後路。 規律之三，反美反西方不得人心。習近平上台之前，中國原本已走上改革開放之路，重新獲得發展機會。不管承認還是不承認，改革開放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之路；不管承認還是不承認，數十年間，中國之崛起，在於美國和西方的幫助和引領。習近平獨攬大權之後，竟然以反美反西方為核心意識形態，以矮化和瓦解改革開放為能事，其必然演繹，就是毀棄改革開放的成果，招致中國經濟的垮塌。從中國崛起到中國衰落，這就是習近平的道路，或曰，習近平的中國之路。 而習政權反美反西方達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不僅重創、重傷了中美關係 – 歷屆中共領導層認為的最重要關係、稱之為「重中之重」，而且激起體制內外普遍的反感、反抗和反叛。即便那些曾自命為「我不關心政治」、「我只關心錢」的「歲月靜好」派們，也盡都失望、絕望、乃至憤怒。試想，連補課都不讓補了，連英文都不讓學了，連留學和移民的大門都堵上了，愛子如命、「只有兒孫忘不了」的中國「歲月靜好」派們，即便能忍氣吞聲犧牲自己的前途和幸福，又怎甘心犧牲自己兒孫的前途和幸福？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四十年前的鄧朴方曾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託於他一手成立的殘疾人基金會，大批中共太子黨成員聚攏於此令人相信他鄧朴方是在開辦”黃埔”。可惜除了俞正聲等少數幾個，當年的鄧朴方的追隨者中的大部分都因為康華公司的聲名狼藉而再無政治前途可言。 本專欄上周五播出《讓鄧朴方銷聲匿跡，習近平報了五年前的一箭之仇》一文之後，此話題在海外中文網媒上又持續發酵了好幾天，除了「去鄧抬習」說，還有「劍指太子黨」說和「財產清算」說等等，不一而足。比如有政評人士認為「因為習當局現在缺錢，動鄧朴方，目的是要動康華公司的錢。一些主要的幾個太子黨的大公司恐怕都要動。」 習近平廢鄧朴方的動機肯定不單純，但肯定不是出於「動康華公司的錢」的目的，因為這個曾經有過多少資產連鄧朴方本人也從來沒有搞清楚過的「康華公司」，已經關門歇業三十多年了。 不過，正所謂「成也康華，敗也康華」，鄧朴方和他的中國殘疾人基金會是如何因康華公司而輝煌並很快又因康華公司而聲名狼藉的故事，確實也值得重溫。 鄧朴方小學就讀於北京著名的高幹子弟學校八一小學(後改名「八一學校」)。比他年輕九歲的習近平進入這所學校時，鄧朴方早已離開了這裡，已經在北京十三中學就讀高中一年級了。 鄧朴方的小學同班同學是百分之百的高幹和軍乾子女，,包括江青的前夫黃敬之子俞敏生、王宏坤(前中共海軍副司令員、第二政委,上將)之子王新中、鄭位三(曾任中共中原局代理書記等職)之子鄭非遲、王延春(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之子王曉光、林接標(曾任中共空軍政治部主任)之子林延、劉友光(曾任中共國防科工委政委)之子劉基輔、嚴俊(曾任中共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之子嚴安、李中權(曾任中共解放軍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之子李新石、滕代遠(曾任中共鐵道部長)之子滕小林等。這些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重新聚集在鄧朴方門下,大都在鄧朴方的康華公司里擔任過重要角色。 一九八三年三月,鄧朴方和王樹聲大將的兒子，因車禍高位截癱的王魯光兩人一起去拜會了時任中共民政部部長崔乃夫和衛生部部長崔月犁,提出在北京市籌建中國大陸第一個康復中心,兩部長當即表示支持。但考慮到經費來源和全國更多的殘疾人,他們建議創建一個基金會。 考慮到從事這項事業需要更多的人手,鄧朴方自然想到了他中、小學的那幫高幹子弟哥們兒。於是,前文提到那批鄧朴方八一小學「發小」，以及前國家計委主任賈拓夫之子賈宏生等，都紛紛表示要為鄧朴方的事業盡自己所能。另外一些與鄧朴方沒有同過學，但也曾先後效命鄧朴方的基金會和康華公司者，後面還會繼續介紹。 中國殘疾人基金會當時設在北京西城區西直門內一百一十六號大院的解放軍總政治部招待所。由於當時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本人也是個殘疾人—-中共著名的幾位獨臂將軍之一,自然對鄧朴方的事業大力相助,為他的基金會免費提供了辦公場所。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國殘疾人基金會在全國政協禮堂隆重召開了成立大會。當時的中共最高層人物，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以及彭真、王震、余秋里、王平、段君毅、胡子昂、朱學范、阿沛·阿旺晉美、榮毅仁、李鵬、楊靜仁、趙朴初等人均有到會。會上宣布由王震擔任基金會名譽董事長,鄧朴方、王魯光任副董事長。 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一年，當時的鄧朴方從加拿大動手術回國後，他的大學同宿舍同學何維凌曾力勸他以「太子」身份辦一所改革人才的「黃埔軍校」。鄧朴方當時表示對這條思路很贊成,但對能否實現有顧慮。他說,黨內高層決策方式一貫是封閉的,黨的紀律也不允許搞公開的智囊團。而且,最關鍵的問題是他對能否說服父親沒有信心。不過鄧朴方以後的一系列動作,表明他實際上當時確實是有意要把他基金會辦成小型「黃埔軍校」的。 但是，因為該基金會辦了康華公司之後，手下的大多數都財迷心竅，把鄧朴方動員他們干一番「事業」的初衷完全拋在腦後，以至當年被陸續網羅到鄧朴方麾下的太子黨們在政治上最終成「器」的，只有小貓三兩隻。主要有日後官至正國級的俞正聲、日後擔任過內蒙古政府副主席和勞動部副部長的林用三(林伯渠之子)、日後擔任過雲南省副省長和中共中央601辦公室主任的劉京等。 這個劉京在被鄧朴方栽培之後的政治經歷可是非常特殊，值得特別介紹一下。 此人的生父名韓鈞， 戰爭年代是薄一波的老部下，1949年初國民黨降將傅作義把北平城拱手讓給中共後，這個韓鈞出任了中共北平市委秘書長兼解放軍北平市軍管會秘書長，但任職沒幾天便「因過度勞累而病『逝「。死前將兒子託付給了山西同鄉劉岱峰的妻子，所以劉京就隨養父姓了劉。 劉京的養父劉岱山峰戰爭年代也是薄一波下屬，中共建政之後擔任過雲南省副省長，後進入國務院擔任經委、建委副主任，仍受薄一波領導。 因為生父和養父都是「老革命」，所以以「根紅苗正」為傲的劉京在文革之初居然和另外一個太子黨成員譚力夫一同發表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口號…… 日後在鄧朴方的手下，與其他太子黨成員相比，劉京的地位並不算高，但離開鄧朴方的殘疾人基本會後，也是鄧朴方「小黃埔」里較早升任副省部級者之一，接替了他養父曾經的職務，雲南省副省長。 初到雲南時，劉京只是省外貿廳廳長。不過到任不久即在回北京探親期間趕上了一個能讓自己升遷的好機會，那就是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曾慶紅找到他和俞正聲兩人，希望他們兩人幫助江總書記遊說鄧朴方到「老爺子」那裡離間楊尚昆和楊白冰兄弟。 一九九二年十月鄧小平同意讓楊家兄弟在十四大上解除軍權之後，劉京在雲南的職務很快得到升遷，擔任副省長几年後即奉調回京，出任海關總署副署長、黨組副書記。在此職務上過度兩年後即升任公安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自此開始享受正部長級待遇。 自二零零一年九月開始，劉京又被升任610辦公室主任和黨組書記，然後就連任了兩屆中央委員，直到六十八歲才退休。 除了如上幾位，當年鄧朴方的「小黃埔」里還培養出過一個叫唐若昕的重要幹部。他是中共文化名人唐弢之子，當年和俞正聲一同離開鄧朴方的基金會，出任中共秦皇島市委副書記，後又擔任過邯鄲市市長、河北省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副總經理、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副部長級）等職。 這期間，鄧朴方圈子裡的小兄弟們都相信唐若昕已經是是國務院外經貿部長的接班人選了，沒成想他卻因受賄罪被判了十四年有期徒刑。雖然在法庭上宣布被落實受賄金額只有區區三百五十五萬，但因為使「國家」遭受了三億多元的重大損失，所以被打成了從重處理貪官典型。 其實，無論是俞正聲還是劉京、林用三，當年都是因為只是效力過鄧朴方的殘疾人基金會，而基本沒有或者說完全沒有涉足惡名昭彰的康華公司，這才在日後的中共政壇上混得一席之地。而鄧朴方麾下的大部分太子黨成員們，都是因為在康華公司鼎盛——甚至已經被形容為「康華共和國」期間膽大包天，為所欲為，被老鄧認為是壞了小鄧的名聲而被過早淘汰了。 查俞正聲的官方簡歷，其中一段是：1984－1985年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負責人、副理事長、黨組成員（其間：1984.12明確正司局級，1985.01－1985.03康華實業公司代總經理）；1985－1987年 山東省煙台市委副書記。 這裡需要解釋的是，俞正聲當時只代理了兩個月時間總經理職務的那個「康華實業公司」，是謂「小康華」，而當年在中國官場和中國商場上攪起驚濤駭浪的是所謂的「大康華「，雖然至今也沒有人說得清」大康華「成立後，」小康華「是他的分公司還是獨立公司，反正是」大康華」的規模曾經是「小康華」的千倍不止。而俞正聲正是因為「大康華」這個怪胎還在被鄧朴方孕育階段即已經及時逃離了鄧朴方麾下，所以日後才被江澤民誇了一句「出污泥而不染」。 所謂「大康華」的全稱是「中國康華髮展總公司」。據知情者稱,自一九八六年下半年起,鄧朴方、王魯光、賈虹生(基金會秘書長,後任大康華副總經理)和黃大樹(小康華總經理)等人分頭遊說從中顧委到國務院各部委的老頭們,希望將「小康華」擴大為「大康華」,即擴張權力和業務範圍,組建一家與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同級的國營的部級公司。 一九八七年,「大康華」正式註冊成立,其宗旨是這樣寫的:在國務院領導下以民間形式對外,通過經濟活動,為殘疾人福利事業籌集資金,交由殘疾人基金會用於殘疾人保障事業。 大康華公司的正副董事長均用政府機關的行政極別,由原石油工作部部長唐克任董事長,原煤炭工作部部長高揚文任副董事長,總經理韓伯平是原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正省部級)。全公司有部長級幹部四人,還有司局級幹部六十多人,高官之多至今在中共政權所有部級官辦公司中仍是獨一無二。而如此級別的「大康華」僅僅是鄧朴方的殘疾人基金會的下屬企業,所以當時有人譏諷說「鄧朴方這下成了副總理了!」 二零一八年十月，中國內地的民族復興網曾刊登《康華」：中國官倒與腐敗的始作俑者》一文，說是1988年3月正式拿到營業執照不足半年的時間裡，「康華」便取得了令人驚嘆，也令人憤懣的成就……。 鄧朴方曾「欣慰的回顧」「康華」曾經著名于海內外。當時，「中國康華髮展總公司」、「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國光大集團」、「中國工商開發總公司」和「中國農業信託投資公司」並稱中國的五大公司。 當時的「康華」短短几個月內就瘋狂擴張：北到哈爾濱，南到廣州、深圳，處處有「康華」;上海7家、武漢4家、廣州7家、南京5家、一個江蘇省就有35家「康華」。 當時國務院的多數工業部委都把自己的企業和廠子拉出單子和計劃，想在「康華」里搞一塊自己的天地。高揚文更是雄心勃勃，與空軍談判，想把「聯航」劃入「康華」。 一時間，美國來了高級經濟代表團，同「康華」談判，想把C130飛機的全套生產設備遷來中國…… 日本也來了高級代表團，找「康華」談判，想在中國投資,再建一座規模相當於「寶鋼」的大鋼廠…… 香港的甘維珍諮詢公司也來找「康華」，介紹美國最大的IAB保險公司，想同「康華」合作，打開該保險公司在中國大陸的一統天下的局面。 日本伊滕忠商社主動來找「康華」，主動表示願提供10億美元貸款，年利率4.5%，大大低於當時英國8%左右的萊波爾利率。 美國的最早與蘇聯做生意的哈默公司也來找「康華」談生意。據說哈默見過列寧，這次提出想見鄧小平。在「康華」公關部副經理楊壯生陪同下，他如願以償地受到了鄧小平的接見…… 「康華」的魄力是如此吸引人。僅打開半扇門，二級公司便從7個一下子猛增到60多個。「康華」的副業是如此興旺發達：這60多個「雞娃子」，有「自生」，沒「自滅」，反而都在令人驚愕的極短時間裡「長大了」，又「下了雞蛋」，「還能孵出雞娃子」。以至於「康華」總公司自己也鬧不清有多少孫子輩的「康華」?以至於全國上驚呼：「你們這不成了康華共和國了么!」 接下來發生的康華公司遭到清算的經歷十分複雜，僅是把所有被清算的康華子公司和孫公司的名字念一遍就需要十幾分鐘的時間。這裡只能總結一句，那就是康華的總公司已經不得存在 ，其子公司們則分門別類地被歸併於各個國有公司。 而在被關門清算之前，鄧朴方和他的康華總公司在「六四」期間的政治表演，將是我們下篇文章的內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股市是經濟櫥窗，已經得到學理與實務驗證，因為人們也許會為了政治正確而作出違心之論，但他們絕不會拿自己的鈔票開玩笑。 習近平的第三任期，才剛滿半年，不僅政治動蕩鬥爭不休，國防外交兩大重臣同時折肱，經濟數據更是大滑坡，逼得統計局把青年失業率也蓋牌。中共對政府掌控的資訊也許可以弄虛作假，但是對於公開交易市場釋出的訊號，則無能為力。 觀察中國現狀犯不著打口水戰，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拿數字來說話。由於房地產與內需消費己成為兩大軟肋，中共只好以舉債擴大公共投資，債務危機急驟升高，又埋下了金融地雷，拜登也認為，焦頭頭爛額的習近平根本無犯台，但他大撒幣折騰的本性不改，杭州亞運打腫臉充胖子就是顯例，豪砸了三千億人民幣，卻只換來敘利亞獨夫阿塞得站台。江、胡兩代累積的家底，已被他揮霍得差不多了，從以下兩個證券交易市場的慘狀，就可以看到中國的未來。 到今年的六月三十日，〈港版國安法〉實施屆滿三周年，黎智英還關在拘留所里候審，香港的金融命脈卻已經奄奄息。港股的天價32887點是在2018年元月創下的，2019年反送中運動風起雲湧，恒生指數從29699點一路盤跌，2020年七月一日國安法上路，港股已經跌到24595點，高點至此跌了8292點，跌幅為25%。這還不是最慘的，到2022年十月一日，港股最低跌到14687點，跌掉了18200點，跌幅高達55%，全球最慘，沒有之一。 之後中國進場救市，恒生一度反彈到21842點，但這只是迴光返照，到今年的九月一日，恒生再下挫至17655點，仍在腰斬邊緣。而同一期間，美股道瓊漲到三萬五，台股也表現不俗，歷經疫情考驗仍然撐在17000點上下。 光看大盤只見輿薪，還要看秋毫之末，港股最慘的是成為一潭死水。殭屍股密布，據統計，至9月15至21曰的一周之內，在2960支掛牌港股中，有926支個股連續出現零成交，佔比約31%，成交額在一萬港元以下的有1207支，佔比約40%，換句話說，七成港股都成了殭屍股。而成交額超過一億港元的只有113支，佔比僅4%。 你以為港股只是特例就錯了，習近平親自部署的兩大爛尾工程之一的「北京證交所」（另一為耗資六千億人民幣的雄安新區），開張兩年以來門可羅雀，中共黨媒隻字不提假裝沒看見。「北交所」是習近平一拍腦袋下令成立的，目的是將創業板拉到天子腳下好加強監管，一來擺脫江、曾家族掌控的滬深股市，另一個目的則是再割散戶一把韭菜，問題是這些人早已被刨斷了根，一分油水都擠不出來了。 從2021年11月開市至今，兩年不到，日成交量已從95億元人民幣萎縮日均量2.95億元，「北交所」收到的手續費，恐怕連繳水電都不夠，而台股上櫃市場的日均量約為700億元。 習近平愛折騰不是浪得虛名，港版國安法把香港整得奄奄一息，連北京上海深圳也一起拖下水，他若敢孤注一擲發動戰爭，韭菜小粉紅會願意捨命相陪嗎？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