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加入法國核威懾倡議
2026 年 9 月 15 日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7日突襲以色列，規模、時機、地點、手段皆震驚全球，美國尤其。一方面，長期以來對以色列的支持，正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標誌；二方面，至2020年統計，猶太裔人口已約佔美國的2.4%，不只人口數達750萬，他們更透過商業、媒體、政治和學術，相當程度反過來形塑了今日美國（一般多認為是正面的）。大多數美國人對以色列老弱婦孺遭哈瑪斯的野蠻攻擊自然非常憤慨。 哈瑪斯的恐怖行徑並非一天兩天，除了極端反猶太主義，很難有人會合理化他們的行為，但論及「巴勒斯坦」本身和以色列的交鋒，美國民間、學界確實也不乏同情巴勒斯坦的一方。當2014年以色列宣布要在東耶路撒冷大規模建造新住房，並不斷透過武力擴展「猶太人定居點」，連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凱瑞都曾將中東和談裹足不前，歸咎以色列「對土地胃口的不滿足」。而那段期間，也曾發生哈瑪斯（又是哈瑪斯）公然綁架和殺害以色列青少年，還表現出非讓以色列徹底消失的態度，以色列同樣是以空襲回敬。今天的衝突畫面，彷彿一路以來雙方爭鬥的增強版。 從1948年以色列建國，到1967年「六日戰爭」，到2014年定居點衝突，兼及巴勒斯坦極端組織不為文明世界接受的種種暴力，兩方人民恩怨已是糾纏不清，而美國方面無論支持以色列或同情巴勒斯坦（非哈瑪斯），其實是心知肚明，要以、巴兩方共存在毫無有效屏障的緊鄰土地（加薩邊境六英里內的以色列社區小學、醫院和民宅都在哈馬斯火箭射程範圍），先天上即是十分高難度。不只宗教，舉凡一個人出生後的家庭教養、價值觀到生而為人的目的，他們簡直就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進而過去才有「看到兩方人口愈成長，和平愈無望」的感嘆，因為不管如何，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一部分孩子就這樣長成了哈瑪斯。 根據1922年英國託管巴勒斯坦時期所做人口普查，巴勒斯坦人口最初約75萬，其中78%是穆斯林，11%是猶太教（人），10%是基督徒。25年後，也就是在1947年聯合國劃分巴勒斯坦託管地之前，當地人口已增長到近180萬，但宗教信仰人口略有變化，穆斯林降至60%，猶太教（人）則增加到31%，另8%是基督徒。之後，猶太人在大規模移民（主要來自前蘇聯）和高出生率下，讓以色列建國從一開始的130萬人，一路攀升到20世紀末的600萬人，比同一時期的300萬巴勒斯坦人還多一倍。 猶太人因為二戰屠殺陰霾而相當看重「增產報國」，這也促成以色列生育率長期能維持在1.8%左右，遠超過歐美水準，人口平均年齡曾僅有30歲，一家五口（父母和三名子女）的組成相當常見，直到今天都還是如此，讓大多數已開發國家望塵莫及。 而今，以色列人口已堂堂超過930萬，一世紀前，此地猶太人（信仰猶太教）不過8萬餘人。另方面，巴勒斯坦人當然也有「人數」上的壓力。這又反映在巴勒斯坦更勝以色列的生育率，巴勒斯坦近年靠著2.4%的生育率不斷追趕以色列，以色列每名婦女平均生三名子女，巴勒斯坦婦女則是四個。當以色列平均人口年齡為30歲時，巴勒斯坦則有一半以上人口未滿18。 偏偏雙方歷史傷痕並沒有因為一代一代新生而化解，反而愈結愈深，在人口快速增長的同時，有多少孩子是在迴避不了的恨意下成長。最主要原因，無非在既有土地上，「兩個世界的人口」不斷增加，然後在雙方几無緩衝地帶的現實條件下，衝突、刺激只有進一步堆疊，我的人愈多，表示「我恨你」的人也愈多，其中再有部分就這樣被倒向極端暴力行動，對方亦復如是。這就是「兩方人口愈成長，和平愈無望」的來由。 倘若以、巴衝突能給台灣和中國些許警示，或在台灣人、中國人雖有本質上價值信仰的矛盾，卻尚不至出現以、巴之間那般血海深仇，和彼此「從沒住在一起」，誰也不需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受辱高度相關（西藏、新疆則否）。兩地人民過去長達70餘年各行其是，至少不必擔心出門聽場音樂會就被死敵綁架、機槍掃射和遊街示眾，再多的厭惡感，和眼睜睜看著自己親人血肉模糊死在懷裡，感受當是天壤之別。1949年，台灣人口從600萬增長到2300萬，中國則從5億餘激增到14億，雙邊人民日常維持「相安無事」，沒有翻個牆、拐個彎就碰上遭遇戰的壓力，如此不知幸運地避開了多少血淚，要像以、巴兩國每個人身上都背著椎心刺骨的家仇，那還得了。過去曾有一說：「台灣和中國之間最可貴的是那道台灣海峽」，今日以、巴衝突再又顯得這句話確實意味深遠。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當年毛澤東與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及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的悲慘境遇都已經因為習近平對鄧小平的否定而苦盡甘來。習近平親自指令讓李訥事實上享受到了副國級退休待遇的同時，也把鄧小平生前最疼愛的長外孫女鄧卓芮的夫婿抓進監獄……，一愛一憎，分明無比！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已經替毛澤東後代成功向鄧家復仇》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到了從1976年10月毛澤東去世導致毛夫人江青及其一票政治追隨著因「反革命罪」被關進大牢之後，罪犯家屬之一，即毛澤東和江青的唯一後代，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李訥被「分配」進中央警衛局「宿舍」長達五年時間……。 1981年，隨著汪東興親自向李訥宣布「審查」結束，「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重新安排工作」之後，李訥開始了她相對自由的平民生活。之所以說相對自由，是因為她的「江青女兒」的特殊身份，決定了她的當時對外聯繫都是要被批准才可以進行的。 相信許多人都知道正是毛澤東當年的衛士長李銀橋和當年在延安為江青和李訥使用過的保姆韓桂馨夫妻的相助，才有了李訥維持至今的二婚生活。而曾經在中國內地得以公開發表的韓桂馨的親筆回憶文章中也是不經意地透露了他們夫婦為造訪李訥，也還需要「設法」，最終是李銀橋憑自己當年中南海鏢頭的老資格才打通了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的關節，得以成行。 當時，已經被毛澤東趕在「文革」前安排到天津工作的李銀橋被中央警衛局推薦為毛澤東紀念堂管理局的副局長。回北京後的李銀橋和韓桂馨第一次見到李訥的地點，居然是北京遠郊區昌平縣的醫院。 韓桂馨回憶文章中描述的原話是：「……平房，房子不好，病房裡只有床和硬板凳。李訥一眼就認出我們來了，很熱情，叫我小韓阿姨，叫他銀橋叔叔。我們就在病房走廊的長椅上坐下，簡單談了幾句話。」 如上這幾句得以在中國內地通過審查、公開發表的回憶內容，看似輕描淡寫，但我們至少可以從中得出的判斷之一是當時的李訥是被監控的，所以連毛澤東曾經的衛士長和她李訥曾經的保姆雖然被恩准到遠在昌平的醫院裡看望李訥一次，也只能「簡單談了幾句話」，和探監無異！ 韓氏的回憶文章中還說：「李訥回北京後，住在太僕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她日子過得難，身體不好，主要是婦科病、膽結石。獨自帶一個孩子，家不像家，買了糧食拿不回來，就買個小車推回來，母子倆再把糧抬上樓。我看到這情景，心裡很難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澤東身邊時的往事……「 十幾年前中國內地公開發表的《「紅色公主」李訥生平》一文中透露：「一個時期，李訥的工資才70多元，日子過得很緊。每天只買一毛錢肉，兒子長得很瘦。家裡的被子，一人一條，一半鋪一半蓋。日子最緊時，李訥忍痛把一些用不著的書賣給舊書店，用以應急。後來中辦對她的生活給予補貼，李訥的日子才好過一些。」 而這裡說的中辦對李訥生活的「補貼」是由何而來，還要從事情的源頭說起。 話說李訥在父親去世之後的頭五年里，雖說是被變相監禁，沒有自由，但卻也和當時正在秦城監獄裡的生母江青一樣待遇，不但衣食無憂，看病住院也是一切公費。 宣布審查結束，被當時的中辦中央辦公廳就地安排中辦下屬的秘書局資料圖書處工作後，雖然工作是無比輕閑，甚至是完全無事可做，但醫療費用上卻出了問題。 從昌平醫院回到北京同時也就結束了醫療全部免費的待遇到一九九一年五月江青自殺前,李訥因為多種慢性病需要同時治療和保養,前後花了數千元醫療費。她自以為所謂「公費醫療」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仍然沒有被他父親的叛逆者取消,所以開始並沒有著急。但到「單位」報銷時，單位會計向她出示有關財務規定，說明她的藥費中有一大部分屬於「公費醫療」制度規定不能報銷的「自費藥品」…… 當時的李訥眼看已經因為看病欠債,萬般無奈,只好硬著頭皮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詢問她父親毛澤東生前的財產,尤其是稿費,她自己是否有權繼承一部分。她表示自己不敢奢望多要,只希望如果能同意她從父親過去的稿費中支取數千塊錢,彌補因治病而欠下的虧空,她即感恩不盡,相信她父親之後的「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對她恩重如山了。沒成想 報告交到鄧小平處後,鄧小平冷漠地說了一句:毛澤東生前的財產,都是黨和國家的財產,任何個人都不能隨便支取。 我們從局外人的角度客觀評價鄧小平當時的這個表態，至少從邏輯上是站得住腳的。既然鄧小平在接受法拉奇採訪時即已經明確表示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是因為毛澤東思想是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集體智慧的結晶」，那麼毛澤東生前數以億計人民幣的稿費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毛澤東選集》的稿費，理論上當然應該是歸「集體」所有，毛澤東的後代自然沒資格繼承。 李訥要求提取父親毛澤東生前稿費積蓄一事被鄧小平拒絕後，通過自己北京大學歷史系同班同學，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向楊尚昆求救，楊尚昆對自己家人說了一句「小平同志在對待主席後代的問題上太不厚道」。 說起來這個楊紹明曾經是毛澤東和鄧小平兩個前後「第一家庭」的御用攝影師，從少不更事時起就與李訥以姐弟相稱， 考進北大歷史系後還因為李訥的因病休學兩年而與其成為同班。 但是，就是當年在鄧小平手下貴為「九千歲」的楊尚昆和他當時進出鄧府與出入自家門一樣方便的長公子楊紹明，也沒能勸動鄧小平對待毛澤東和江青後代 「得饒人處且饒人」，足見鄧小平生前對毛澤東和江青的內心仇恨之刻骨。 也正是因為深知鄧小平的內心所願，當然也不排除是當年已經兼任中辦副主任的時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和鄧辦主任王瑞林的暗中指使，李訥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長期一直被中辦系統暗中刁難。以至和王景清的結婚申請都被壓了好長時間，才被自己所在處的處長給催辦出來。 顯然是因為擔心惹惱鄧大人，所以李訥二婚時楊尚昆和楊紹明竟然不敢到場。一時間內心愧疚的楊尚昆想起巧克力糖曾是李訥的最愛——在那全中國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都從未聽說過「巧克力」這個辭彙的年代裡，於是便遣部下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巧克力糖豆和一床大紅色被面，算是賀喜。 筆者曾經在過去發表過的相關內容的文章中分析過：鄧小平自執掌中共實際領導權後,不但一直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反而還在其「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後面補充一句「毛澤東思想」。但事實上鄧小平這樣做不過是為了在中國大地上借毛澤東之屍來還共產黨之魂，而從其內心世界來講，他鄧小平實在是恨透了毛澤東。上面這則小故事充分證明了當年的鄧小平對毛澤東的仇恨確實是已經到了無已復加的地步。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已經替毛澤東後代成功向鄧家復仇》在文學城網站轉載之後，有網友留言道：「我看老鄧其實並不壞， 三起三落還不是老毛害的， 提著腦袋給毛幹了大半輩子， 還要住監房，煤球廠幹活。 老鄧給毛一些報復是合理的， 並沒有走極端， 沒有學著漢武帝司馬懿朱元璋那樣抄家滅族。背後的邏輯就是你不殺我我也不殺你，你折騰我我也折騰你。」 此話有理！想當年,毛澤東因為自己的長子死在朝鮮戰場而遷怒於彭德懷，終於趁「文化大革命」的機會讓這位「共和國元帥」落到了死無葬身之地的地步。日後，鄧小平因為自己的長子在毛澤東夫婦發動的「文革」中成了終於不能再站立起來的殘疾人而遷怒於毛澤東的後代,終於讓風雲一時的「共和國第一公主」一度落魄到了無錢治病的可憐地步……。 再繼續說當年鄧小平一句話即斷絕了李訥對毛澤東財產的合法繼承權之後，,因看病欠錢無力償還的李訥為此仰天長嘆,終於明白了什麼叫冤冤相報，什麼叫世態炎涼。無辦法好想的時候也曾打過生母江青的主意，無奈江青入獄後精神一直處於半瘋癲狀態。每次探監李訥還沒有張口，江青就教導不要忘記父親關於「艱苦樸素」的教誨。幸好不久江青去世，有關部門通知李訥，她自然是江青遺產的合法繼承人，江青生前的存款可以由她辦好手續後領走。 實際上，江青留給李訥的存款就是一九八零年中共宣判江青等人時公開對外宣傳的，江青在毛澤東生前通過張玉鳳簽字才要到的那三萬塊錢。 按照中共當年的公開宣傳，江青當時要到了那三萬塊錢後,還大吵大嚷嫌太少。毛澤東為此非常傷心，當著張玉鳳的面淚流滿面。日後如果毛澤東的在天之靈知道了當時他不情願給江青的那三萬塊錢最終竟成了自己親生女兒的救命錢，也許就會原諒江青了。 一九七三年，毛澤東曾給一個福建蒲田縣的小學教師回過一封信並從自己稿費中拿出三百塊錢送他。信中說:「……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與之相比，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李訥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所得的這三萬元也算是筆不小的數字了。 這筆錢可能就是《「紅色公主」李訥生平》一文中所說的當年中辦給李訥的所謂「生活補貼」了。 回想筆者三十年前寫作《中共太子黨》一書的那個時段，當時雖然「六四」鎮壓才過去了三幾年，但當時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相比如今的習近賓士下，可謂寬鬆得太多太多了。僅舉一例，那就當時敢於用寫信、發郵件，或者電話上直接談論方式向筆者提供信息的知情者有很多，根本無需擔心筆者將他們提供的信息在海外公開發表會給他們帶來什麼不利的政治後果。現如今，他們中的一部分已經陸續不在人世，在世的即使身在國外或者香港者，居然都不敢再對筆者多說什麼。至於仍在國內的幾位，恐懼到了乾脆把筆者的微信拉黑的地步。 如上這些人中的某一位也是中共元老的後代，也是中共高幹子女中最早在美國定居的那批人之一。去年才在美國去世。她三十年前就曾對筆者說過，她所知道的鄧小平拒絕李訥繼承毛澤東稿費的背景是當時的鄧家上下正在謀劃鄧朴方的婚姻大事。 一九九一年八月初鄧朴方到香港時是第一次攜妻同行,向外界證實了他已經結婚的消息。他的妻子叫高蘇寧。婚前是北京市民政局衛生所的醫生,,比鄧朴方年輕八歲左右，有過婚史。 而按照中國內地作者權延赤《鄧朴方與「康華」》一書中的描述,鄧朴方在建立了殘聯，成立了康華期間即對身邊朋友表示了結婚的意願。他表示:我現在的身體情況,生活無法自理,每天都要擦身,要清理大便、尿袋,總得有個人照顧。現在老爺子還在,怎麼都好說,老爺子不在了怎麼辦?誰照顧更合適?只有愛人才行……。 也就是在這個為鄧朴方考慮特殊的婚姻大事期間，毛澤東和江青所生的女兒提出要繼承毛澤東的稿費，怎麼可能不在鄧小平處碰壁？ 不過呢，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大地再次乾坤倒轉，如今的李訥和毛澤東家族的所有在世者都已經經濟上徹底翻身，政治上更是揚眉吐氣。欲知詳情的讀者聽眾，請到自由亞洲網站查找筆者過去的文章《「習近平大哥是毛遠新最好的朋友」》、《鄧小平的階下囚，習近平的座上賓》等，對照閱讀。 本月3日，我們自由亞洲網站刊登了《”私營經濟退出”論後再有奇文 毛派人物促”凍結私企財產”》一文，正是此文中所介紹的毛左領軍人物張宏良，曾於2016年6發表《習總比我們傳說中所做得更多》一文，文中說：2013年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習總設家宴宴請毛主席的女兒李敏李訥，還有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習總夫婦站在寒風中親迎毛主席的女兒前來赴宴。吃飯過程中習總得知，李訥夫婦由於身體不好，經常吃不上飯，第二天便派去了一位廚師，專門為李訥服務。此舉讓許許多多的毛派群眾感動不已，春節時紛紛把習主席的畫像和毛主席的畫像一起請回家中，以示景仰。 昨天下午和這位毛家後人聊天中才知道，習總做得我們傳說中的更多。當時習總不僅派去了一位廚師，同時還派去了一位司機兼秘書，以及兩名保衛，一位負責外出保衛，一位負責家庭保衛。如此一來，李訥的生活算是有了著落，全國毛派群眾心裡也算是有了著落。 要知道，公派廚師、內衛和外勤雙警衛，再加司機和秘書，這是中共政權副國級的退休待遇。如此超規格地優待毛澤東和江青的後代的同時，習近平卻是把鄧小平生前最疼愛的長孫女鄧卓芮的夫婿吳小暉打入天牢，同時完全剝奪了鄧家第四代中的老大吳鄧卓的安邦公司億萬資產的唯一繼承權。這是何等的愛憎分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的話題是日經新聞最近的一篇報道引起的，但我希望讀者超越那篇報道來理解拙文。 這篇由《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中澤克二撰寫的報道稱，習近平在今夏北戴河會議上遭到中共元老們的斥責，這是習近平不能出席在印度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的原因。作者引述「消息人士」說，中共元老在北京郊區的一次聚會中達成共識，認為不可任由當前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持續下去，否則將危及中共統治，並派曾慶紅到北戴河嚴厲批評了習近平的施政方針。 報道一出，輿論嘩然。大多分析人士認為，出現上述事態發展的可能性不高。不過，本文的關注焦點，不在於對這一報道做出某種事實判斷，而在於探討某種傳播現象。 中共政治黑箱的信息苦果 稍有記性的讀者，不妨回憶一下去年這個時候，當時網路輿論上最為熱門的中國政治話題之一，就是所謂習下李上。散播消息者言之鑿鑿，說習近平將在中共二十大上失去權力，李克強會取而代之。那時的傳言中也有不少是涉及中共的所謂元老們的，有消息稱105歲的宋平出面強力阻擊了習近平。 這些說法的可信性如何，答案早就揭曉了。當然，我無意苛求新聞記者和社交媒體傳播者在報道中共高層政情的時候一定要給出事實確鑿的消息。為什麼難以苛求呢？原因很簡單：中共政治一貫是黑箱作業，高層政治更是黑幕重重，外界難以得到確實消息。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後來被證明為並不確實的消息，其實是中共黑箱政治送給這個世界的信息苦果。最近，無國界記者組織舉辦了捍衛中國民眾知情權的討論會，就是針對這個黑箱與這類苦果的。在這個高度信息化的時代，中國民眾和世界輿論都無法知道關於中國的一些基本信息，特別是那些執掌公共權力、決定民眾命運的高層政治人物的相關信息。僅此一點，也就顯示出當今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荒謬了。 其實，中共政治不僅具有信息封鎖的特點，它還具有製造虛假信息的巨大能力。以洗腦為目的的中共宣傳所散布的信息，很多都是虛假的，真相被扭曲，歷史被篡改。以剛剛過去的三年新冠大疫情為例，中國究竟因為疫情死了多少人？中國的抗疫舉措是怎樣展開的？這些舉措的社會經濟後果是什麼？中國政府不僅不公布相關的真實數據，反而還編造了一系列虛假數據來蒙蔽民眾與世界。對於老百姓的事情它都這麼干，涉及高層政治那就可想而知了。 散布虛假信息，與造謠相去不遠。我對中共的政治傳播的研究發現，中共本身就是一架巨大的謠言機器。美軍士兵強姦北大女生沈崇，這是中共1940年代的謠言傑作之一；造謠說天安門抗議者在1989年6月3日暴動並殺害中共軍隊官兵，這是中共為製造六四屠殺而精心策劃的陰謀。中共以謠言來對付它認定的敵人，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同理，如果中共在關於其高層政治的信息傳播中也故意造謠，那恐怕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反轉利用政治黑箱的信息優勢？ 再次強調，我並不是說前述傳播關於中共高層政治傳言的人都是幫著造謠的中共喉舌。事情遠遠沒有這麼簡單。中共善於借口傳聲，這在歷史上也是有很多實例的。沒有中共內部的消息人士，外界連關於中共高層政治的謠言也無法得知。於是乎，中共從自己的政治黑箱中反而獲得了一種信息優勢：只要它露一絲信息出來，外界都如獲至寶；加上包括新聞界在內的人們都無法驗證這些信息是真是假，中共就可能因此獲得某種輿論主導權。尤其是當傳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大體類似的情節，而且是在這類情節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證明是虛假的之後依然改頭換面傳出，這就更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了。 客觀上，關於高層權力和治國路向之爭、元老批評習近平、習近平要被趕下台等這類「內部消息」，對中共有至少兩大好處。 第一，這有助於轉移人們對關乎民眾生存的重大事務的關注，特別是在災害發生、官府爆出醜聞、社會經濟政策失敗等的背景下。這些年，拿個歌星、藝人做祭品來轉移輿論焦點的做法屢屢發生。不過這大體只對國內輿論有效，國際輿論誰知道、誰在乎那些只會撈錢的中國歌星和藝人啊？還是高層權力鬥爭這個戲碼抓眼球。再說，關於這類戲碼的信息一旦出口轉內銷，那就更有價值了。中國自古以來有喜歡談論宮幃秘事的傳統，本來沒有任何參與這類事情的可能的小民們那麼談上一番，似乎就有了「參與」朝廷內幕的意思，應該是很能提升幸福感滴。 第二，有助於增加人們對於中共政權的希望。不難發現，相關傳言中有個一以貫之的調子，那就是總能在中共高層找到什麼人物被視為解決當今中國政治困局的希望所在。這些人物的實際政治傾向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於是李克強、宋平、曾慶紅，乃至薄熙來、劉亞洲，都能被賦予「挽救國家挽救黨」的神威。說來說去，過去是「四人幫」作惡，如今是習近平混蛋，而解決問題還是要靠中共這個黨。既然人們對高層某些人抱了希望，來自社會層面對目前當政者的壓力也就相應減輕：不需咱們反抗，人家宋平、曾慶紅已經看到了問題並在發力，「我們黨「從來都是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的哈！等你知道實際結果不是李克強替代了習近平，而是習近平踢走了李克強，黃瓜菜早就涼了呢！那好吧，一年之後」消息人士「告訴你現在還有個曾克強。如此循環並回復，黨的江山萬萬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周潤發在韓國釜山電影節榮獲「亞洲電影人獎」，出席記者會時，他讚歎韓國電影題材廣闊，想像豐富，創作人什麼也敢拍，可能因為韓國政府支持，自由度大。 另一方面，周潤發講了關於香港電影現況的大實話，直指今天是艱難時期，因為中國的審查要求繁多，劇本須經不同部門審批，諸多限制，又提及1997年後，電影人要留心政府指令，否則難以取得資金，末了也不忘說，「我們會盡最大努力，製作具有香港精神的電影。」 發哥關於審查制度的批評，儘管在Facebook洗版，但中國大陸媒體卻隻字不提，主流港媒亦輕輕帶過（如果有提的話）。其實周潤發所講的，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只是極少業界人士夠膽開腔而已。今日大家瘋傳的，說穿了，不是周潤發的言論，而是他的態度。 若說周潤發「敢言」，則香港演藝圈中比他敢言者，大有人在。但要是他害怕得罪什麼人，那麼整段關於中國審查的話，也是完全可以迴避的。縱橫演藝圈五十年的老江湖周潤發，當然知道此言一出，必有代價，但他依然選擇說了，我想，驅使他直言不諱的，並非勇氣，而是明理。 有人說過，人生有三層境界：一是活著，二是得體地活著，三是明白地活著，而周潤發已活出第三個境界。我不認識發哥本人，但看過一篇他談拍照片的訪問，覺得若非神思清澈的明白人，是決計講不出那些攝影道理的。 原來對周潤發來說，拍戲是工作，拍照才是生活。他不光是影帝，也是一流的攝影師。近廿年來，周潤發特別喜歡用大片幅相機拍黑白照，彷彿標誌著他的人生已褪盡繁華，由絢爛歸於平淡。你是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愛好，反之亦然。鍾情攝影的發哥，原來在追求一種錢買不到的「期待」與「未知」。 他喜歡用重量十足的大相機拍照，然後在暗房內無日無夜沖印，他笑著對訪談者解釋： 「我喜歡未知的東西。在按下快門完成拍攝後只完成了拍攝中的一部分而已，進到暗房裡把照片做出來之前，你並不會知道照片呈現出來會是什麼樣子的。而數碼相機不但可以立刻看到，還可以立刻刪除掉剛剛拍攝到的影像。加上拍攝數碼很難會有對影像的那種期待，按快門可能也不會太謹慎。」 周潤發認為拍照的關鍵，不在拍攝對象的美，而在攝影者的「構圖及感受功力」，世界許多美好，是要「由第三隻眼去感應的」。由於他用的不是數碼相機，每拍一張照片，發哥都要深思熟慮，不到最美的一刻也不按快門。 在攝影中，發哥大概學懂三件事：用心、耐心和隨心。用心，才觀察到事物的美好；耐心，才等待到動人的瞬間；隨心，才不會強求某個沖印出來的效果，而能順其自然，領會意外的喜悅。攝影如是，人生又何嘗不然？瞭然於前者的周潤發，當然也明白後者。 人真的不能沒有嗜好。生命若一無寄託，就只能與世浮沉，終其一生，貪權逐利；就算有所寄託，若鑽研不深，未臻至道，仍不免是大俗人。 發哥則不然，他明白攝影，也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快樂，那是免費、無價，且自足的。無求於人，自然就不必討好誰，亦不怕得罪誰，說話便可以從心所欲，生活亦能逍遙自在。由此可見，人一定要有足以廢寢忘餐的愛好，才能具備拋卻名韁利鎖的資本，從而活得獨立，活得從容，活得快樂。（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西方政商精英，皆入吾彀中 澳大利亞學者、公共知識分子克萊夫·漢密爾頓在出版了研究中共滲透西方的專著《無聲的入侵》之後，又與長期研究中共大外宣問題的學者馬曉月合作完成了《黑手：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一書。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憲法保障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西方，此類著作的寫作與出版卻面臨愈來愈大的、有形無形的壓力。中共的滲透無遠弗屆，讓多家出版社知難而退；中共更是利用西方左派標榜的「政治正確」，將此類研究扣上「種族歧視」的帽子，而吹捧中共的言論卻暢通無阻。 這兩位學者在著述和出版過程中，親身體驗到種種困境和阻礙，他們沒有屈服，如聖經中的大衛一樣勇敢迎戰似乎力大無窮的巨人歌利亞，他們深知，中國雖然是巨人，卻是泥足巨人。 《黑手》一書結合了詳盡的素材與獨特的洞見，揭穿中國共產黨試圖顛覆世界、一統天下的計劃，以及中共政權對民主自由世界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脅——這一威脅超過了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及蘇聯東歐共產黨集團。《民主期刊》評論說：「我們應該感謝兩位作者的勇氣，把自由世界的民主國家從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自滿以及不了解當中給戳醒。」兩位作者指出：「當前的情勢突顯了我們在《黑手》中的主張——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進行鬥爭，乃是一場理念的鬥爭。這個世界已陷入意識形態的競爭。一邊是坐擁龐大經濟實力的一黨專政體制，另一邊是把自由視為理所當然的民主國家所組成的鬆散聯盟。」 本書指出，中國透過與西方國家、全球南方國家等對象間的關係，建立各國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長、民意代表、非政府部門與中國的「友好」，加上政治獻金、境外代理人等策略，得以漸進地影響各國朝野對中國的態度。各國企業、媒體、大學、學術機構、智庫、文化交流，乃至國際組織，越來越向中國卑躬屈膝。比如，歐洲議會有一個「歐中友好小組」，英國有一個「四十八家集團」，加拿大前駐華大使麥家廉幫北京政府講話而非捍衛加拿大的利益，瑞典駐華大使林戴安助紂為虐、替中國擺平身為瑞典公民的中國良心犯的家人，曾在美國多屆政府擔任要職的趙小蘭拒絕承認中國對美國造成任何威脅，美國億萬富翁、前紐約市長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彭博公然宣稱「習近平不是獨裁者」，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在中美關係處於最低潮時高調訪問中國並與習近平相談甚歡…… 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在川普執政之前的數十年間，「幾乎所有華府人士及其他重量級人士都相信『中國和平崛起』的口號和『建設性交往』的價值」。 中共對付西方的手段不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也就是金元外交。 中國的手段很簡單，軟硬兼施、恩威並施，聽話就有糖吃，不聽話就吃板子。既然中國有金山銀山，西方政治、經濟領域的精英紛紛趨利避害，成為中國的裙下臣。各國總統、總理的家族，大都在中國有龐大的生意，由此中國將這些人牢牢掌控在手中。中國史書中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典故。 典出五代時王定保的《唐摭言》：「（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弓箭；彀中，指箭能射及的範圍，比喻牢籠、圈套。西方世界的政治領袖和億萬富豪，爭先恐後地淪為中共的囊中物，直到川普政府斷然扭轉對華政策。本書作者對川普有很多批評，但誠實地承認這一事實：「他是第一個挺身反制中國影響力的美國總統。」 全球媒體，都來姓黨 中國對西方的滲透，媒體是一個重災區。經濟學者何清漣早在二十一世紀初就對此議題展開研究，她發現，中國用重金購買外國媒體版面，甚至直接在國外設立據點喬裝成「外國媒體」報道中國新聞。但其研究報告被一家著名人權機構封存八年之後，才以《紅色滲透》為名在台灣出版。出版後居然被台灣的旺中集團告上法庭，而作者引用的全部是公開資料，這些資料足以證明旺中集團確實是「紅媒」。 二零二三年春，台灣知名媒體人簡余晏也出版了《入侵編輯台》一書，書中指出，時至今日，中國在台灣的媒體領域完全建立掌控的系統，透過這套機制推播有利中共的訊息，建立媒體的「產銷生態控制」。一位廣播人透露，中方是透過「台灣代理人」來電台聯繫，資金經中間人無違法之虞，經費充裕所以節目做得精緻，甚至直接招待台灣青年去福建遊樂參訪。中國透過生意、補助、金錢遊戲影響媒體老闆，傳媒生態鏈則從代理人到現在可直接指揮，甚至記者主動配合噤聲。進一步，通過網紅直播贊助資金，只要內容傾中就有聲量與收入。中國利用民主社會的便利多元，以此干預新聞自由。作者舉例指出，在共軍單日出動九十一架次軍機擾台的二零二三年四月這一天，竟有多家台灣媒體採用中國官媒《央視》的內容角度來報道此新聞。 《黑手》一書中也分析了中共在海外實施宣傳戰的諸多方式：比如，所謂「借船出海」，典型的例子是給西方主流報刊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巨額廣告費，將其宣傳品——《中國日報》出版的特刊《中國觀察》——像廣告那樣夾在正刊中傳播。所謂「買船出海」，比如通過香港商人買下美國雜誌《福布斯》，然後停掉經常撰寫批評中國文章的專欄；又比如馬雲買下香港老牌媒體《南華早報》之後，該報紙的獨立性逐漸喪失，很多采編人員被迫離職。作者指出，在北京高度指揮之下，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中文媒體都受中共直接或有效控制。中共出錢出人組建「世界華文大眾傳媒協會」，有超過一百六十家海外中文媒體參加，這些媒體的老闆和高管經常被邀請到中國享受紅地毯、警車開道、五星級酒店和山珍海味等高規格接待，並接受中國使館的補助。 最為可怕的，是西方主流媒體在報道中國議題時，逐漸開始自我審查——無論是納粹德國還是共產蘇俄，都不可能對西方主流媒體指手畫腳，中國卻成功做到這一點。彭博社封殺記者傅才德對習近平家族財富的調查報道，與此同時，該媒體卻對美國總統做出最尖銳批評。這一對比耐人尋味。 擁有更大影響力的社交媒體更是如此，臉書老闆的扎克伯格試圖討好中國，在辦公室擺上習近平的著作；推特老闆馬斯克的特斯拉電動車在中國生產和銷售，多次發表諂媚中國的講話。在臉書、推特、油管等平台上，若談及六四、藏獨、疆獨、港獨、台獨等議題，都可能「被黃標」，導致不易觸及受眾，更遑論盈利。用戶無不小心翼翼，率先自我審查。只有少數知名人物在受到言論審查和管制後奮起反擊，形成輿論壓力，讓巨無霸企業暫時退讓。居住在德國的異議作家廖亦武，因在臉書上發表一張西藏僧人自焚抗議的照片，被臉書封號，遂在傳統媒體撰文抗議，得到各界人士聲援，臉書罕見地收回處罰。 當全球媒體姓黨之時，也就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成為冷酷荒涼的現實之際。現在反擊，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若繼續開門揖盜，就是坐以待斃。 大學與智庫，分食殘羹冷炙？ 大學與智庫，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基石，是為國家發展戰略提供方向的重鎮。而學術自由是現代大學和智庫的生命。 德國教育家洪堡指出：「高等學術機構是學術的頂峰……其全體成員必須服膺於純科學的觀念。因此，在這一圈子中，孤獨和自由便成為支配性原則。」柏林大學第一任校長、哲學家費希特在《論學術自由唯一可能遇到的干擾》一文中論述了學術自由的核心精神：「這所大學的教學和科研以追求真理為主旨……這所大學是以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以人類進步和人的完善發展，以自由探索真理為辦學的主旨。」 然而，「人權觀察」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世界上許多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學院和大學，或是有大量中國學生的高等學府，都沒有準備好系統地解決極權中國對學術自由的威脅。有些中國學生在課堂上的發言導致他們在國內的家人受到威脅。有些中國學者詳細說明中國官員如何在海外直接威脅他們，使他們不敢在課堂或其他場合批評中國政府。還有人述說中國學生在課堂上保持沉默，因為害怕發言被其他中國學生記錄下來，向中國當局打小報告。一位在美留學的中國學生總結他對課堂監控的擔憂說：「這不是一個自由的空間。」與此同時，隨著一些美國大學與中國大學的合作，在中國境內開分校也成為棘手問題。美國高等學府為了躋身中國教育市場而不惜自我審查，對某些歷史、文化和所謂「敏感」話題避而不談。紐約大學為了讓在上海的分校順利運作，提前終止流亡人權活動家陳光誠的訪問學者計劃。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的學生都要上毛澤東思想等必修的政治課程——紐約大學校方對此熟視無睹。喬治·梅森大學國家安全研究所在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滲透西方大學的手段包括通過讓特務學生和學者進入西方校園、為留學生提供學費、使用外國研究發展軍民融合科技、僱用頂級外國專家、利用學術外交打造軟實力、以及利用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對中國學生的意識形態進行監控。 《黑手》一書的兩位作者，一一梳理了中國對西方大學和智庫的種種滲透手段。他們發現，研究中國議題的各國學者，如未能幫助「講好中國故事」，面臨的恐怕是各種威嚇、脅迫，或直接拿不到簽證，根本進不了中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因批評中共發動「六四」屠殺，「六四」之後三十多年都得不到去中國的簽證。國際學術合作上最著名爭議之一便是孔子學院。這個機構表面上教授中文、推廣中國文化，實際上卻是宣揚中國模式和中國專制主義，它如同一處法外之地，明目張胆地實施學術審查、打壓言論自由。書中還點名批評布魯金斯研究所這個美國最大、最知名的智庫，它自稱不分黨派，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仰賴其研究成果，實際上明顯傾向左派並親中。其中國研究的經費來自一位知名的「中國之友」、前高盛總裁約翰·桑頓。此人也是香港絲路金融公司董事長，該公司專門幫中資進入「一帶一路」國家。由於他對中國做出的貢獻，曾獲頒中國政府給外國人的最高榮譽「友誼獎」。 紅頂商人沈棟在《紅色賭盤》一書中也披露了他如何打入西方一流智庫和大學，與西方學術界交往，影響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他與前妻段偉紅是溫家寶家族的白手套，因與孫政才關係密切而被習近平整肅，段偉紅於二零一七年被秘密逮捕後下落不明，身在海外的沈棟出書揭露部分內幕。 沈棟在書中透露，二零零三年，他被一位身兼商業夥伴、作家和政府顧問的朋友拉莫（《北京共識》的作者，著名洋五毛）介紹加入阿彭斯研究所，並利用阿彭斯研究所亨利·克朗學人的身份，認識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紅得發紫的左派學者），然後向哈佛大學捐獻數百萬美元，設立獎學金，資助研究中國歷史、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研究生。由此，他與段偉紅成為第一對捐贈哈佛大學的中國商人夫婦。 溫家寶家族及中共的髒錢通過此一渠道染紅了哈佛大學。 十多年後，段偉紅被捕，哈佛大學一直對此沉默似金。哈佛大學等常青藤名校也成為技術流失的重災區，哈佛大學已有多名教授因向中國出賣技術而被捕並被判有罪。 海外華人是中共牽線的風箏？ 作家哈金寫過一首詩：「多少年來我四處流浪，/像一隻風箏，從你手上掙脫/那根靈活的線。 /無數次我的翅膀折斷，/被雨水浸蝕，被風吹垮。然而，我仍然直衝浮雲，/尋找一個面孔，以把我腦海中的火花/變成燦爛的詩行。/我懷著一顆沸騰的心在空中/飛翔，追逐一片壯美的迷霧。」哈金本人奮力掙脫那根線以及拉著那根線的人，飛向至高的天際，擁有了求完整的自由。 但是，大部分海外華人卻安於做風箏的命運，願意與拉著那根線的主人建立某種利益共同體關係。他們離開了中國，從未考慮過回中國定居，卻將中國當做一處淘金的風水寶地，他們的鄉愁是半真半假的，他們需要的是衣錦還鄉的感覺，這種感覺只有中國政府才能給予。因為中國有發財的機會，他們對中國的「忠誠」超過對移居國的忠誠。如果說海外華人是對移居國最少忠誠度的少數族裔，這種說法可能會被扣上以種族來劃線的帽子，但毋庸諱言，海外華人中的親共的乃至甘當中共走狗、間諜、辯護者的名流賢達比比皆是，其比例遠遠高於其他族裔。移居美國的越南裔，普遍對越共政權深惡痛絕，但移居美國的中國裔人士，卻有很多人心甘情願地充當中共政權的馬前卒，甚至當年拿六四綠卡（也是血卡）留在美國定居的人也是如此。 《黑手》一書指出，全世界約有五千萬到六千萬華人，相當於英國的人口數。中國的統戰工作原本是以中國國內非共產黨組織和群體為對象，最近三十多年，其工作範疇已擴大到海外華人社群。 從事這一工作的，除了駐外使館，還有統戰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形形色色的部門和機構。這是中共體制的一個特點，並不讓一個部門或機構完全掌控某一領域，而是讓若干部門和機構共同參與，以此形成某種競爭機制。這樣，即便一個部門或機構受挫，其他部門和機構就能迅速填補空缺，中共就像是九頭蛇，砍掉一個頭，很快就有另一個頭長出來。 《黑手》一書中專門列出海外華人參政的一些案例，中共通過華人參政來培育其代理人，讓這些代理人進入西方國家的核心部門。作者以英國為例，描述了兩名在英國多財善賈、長袖善舞的親共華人掮客或政客。其中，巾幗不讓鬚眉的李貞駒，在北京、香港、廣州和倫敦都有律師事務所，二零零六年創辦「英國華人參政」計劃。她是中國駐倫敦大使館首席法律顧問，也是國僑辦法律顧問，還應邀列席全國政協會議。在英國，她是英國國會跨黨派中國小組的秘書，曾給工黨重要議員、布萊爾政府的部長加迪納捐過二十萬英鎊政治獻金——後者出任「英國華人參政」計劃主席，李家駒的兒子為該機構副主席，另一個兒子則在加迪納的辦公室工作。此人可謂中英兩國兩邊通吃，風光無限：中國黨媒《人民日報》高度讚揚她「帶人挨家挨戶鼓勵華人投票」，黨的喉舌很關心英國華人投票權，卻從不敢直面中國人從沒有投票權的事實，推動基層選舉、自己出馬競選區人大代表的人權律師許志永被投進了監獄。另一方面，英國首相梅伊頒發「光點獎章」給李貞駒，肯定其對英國社會的「巨大貢獻」。 另一名代表人物是一九八九年移居英國的李雪琳——在這一年移居英國，拿的是不是「六四」綠卡，暫且存疑。後來，她在英國從事房地產致富，成為全國僑聯的海外委員。她的先生貝茲是保守黨上議院議員，當過副部長，是英國政界親共政客的代表人物，受到過習近平的親口讚揚。李雪琳給每個首相都捐款，成為唐寧街十號的座上客，不僅給唐寧街十號門口貼上春聯，還為室內裝飾各種中國擺設，以營造英國首相也過中國新年的氛圍。這對夫婦在訪問中國時，曾獲得中共宣傳部副部長頒發的「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獎」。 我很喜歡看「零零七」系列電影，對「零零七」及其服務的英國軍情六處深為佩服。然而，在《黑手》提及的案例中，英國的國安和情報部門似乎全都缺席，任由中共對政治核心部門施展美人計，侵門踏戶，為所欲為。 中共的邪惡在於，它非常善於利用人性的弱點（如貪財好色），以及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漏洞，對內殘酷鎮壓，對外野蠻擴張。 中共的目標是將地球上所有陸地和海洋都變成其殖民地，與之相比，希特勒當年的狂想，真是小巫見大巫。 西方民主國家在保持開放社會特質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民主的防禦和反擊機制，乃是其當今面臨的最大挑戰。 事關人類文明的存亡，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皆不可等閑視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年毛夫人江青被判處死緩關進秦城之後，反革命罪犯家屬李訥被安置進中央警衛局「宿舍」長達五年，期間毛澤東的第一個孫輩王效芝的窮困潦倒與同齡的鄧小平的第一個孫輩眠眠的無限幸福堪稱地獄與天堂之別。不過隨著習近平的上台，在安排毛澤東的後代們重新過上幸福生活的同時，也還安排了鄧小平的孫女婿，也就是這個眠眠（鄧卓芮）的丈夫吳小暉到監獄裡去體會江青的牢獄之苦。與此同時，更是剝奪了鄧小平家族第四代中的老大，眠眠和吳小暉唯一的愛情結晶「吳鄧卓」對吳小暉曾經擁有的萬億資產的唯一合法繼承權。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已經回顧到了從一九八零年年末開始的兩、三個月時間裡，當時的鄧小平只關心兩件事情，一件是鄧朴方在加拿大的手術和術後恢復情況，另一件便是對江青等人的審判。在如何處置江青的問題上，他鄧小平不可能不把在這件事情上的決策與自己兒子的「文革」遭遇及殘疾現狀聯繫在一起。 話說1980年12月24日上午，「置個人生死與度外」的江青口若懸河地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演講。其中最震動鄧小平的內容是 ：「現在你們是把一個無罪的人硬要變成所謂的罪犯，這是對你們這個法律的極大諷刺。毛主席早就對我說過，要警惕劉少奇、鄧小平、陸定 一、楊尚昆以及周揚、田漢、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動，他們肯定是要翻案的，這是一條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一條預見，由於華國鋒這個壞傢伙和叛徒的出賣，你們暫時地得逞了。但是，有一點我要告訴你們，你們不要高興得太早了。中國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經過繼續革命的鍛煉的，你們這些修正主義分子，人民將來是不會放過的，我在這裡正告你們！」 日後有中國內地公開媒體報道說：鄧小平看了審判江青的電視錄像後，氣憤地對彭真說：你看這個白骨精多麼的刁滑，到 了這個地步還是如此頑固，可見不殺此人不足以平民憤！」 一九八一年元旦，鄧小平親自召見「特別法庭」的庭長江華和「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等人，提醒他們：「你們先說對待江青怎麼辦？這個人要是死不了，就沒有要死的人了，因為誰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這十名被告裡面最惡劣的一個傢伙，全國人民都說可殺的人……。「 當年參與審判的法官之一王文正日後發表的公開文章中回顧說：「雖然對於罪犯的量刑有不同看法，但有一點大多數人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張將江青和張春橋兩名罪大惡極、頑固不化的首犯殺掉。 王文正還回顧道：（當時的）黨中央、國務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也向法庭轉告了他們的意見，這其中包括當時的領導人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開始也都在一些場合發表過自己的個人看法，對於「四人幫」的量刑都提出了不同意見，最集中的一點就是主張對其中的首惡必須判以死刑，否則不足以平民憤。」 在這次審判之前，鄧小平對採訪他的義大利知名女記者法拉奇這樣評價江青：「你看，我告訴你毛主席有很多錯誤，我也包括了江青這個錯誤。她是個很壞很壞的女人，壞到你說她再壞的事都不過分。如果你讓我給她打分，就像我們喜歡乾的，我會告訴你，我打不了，因為對江青，無法進行評分，她是一千乘一千倍的負數。而毛主席讓她掌握權力，形成一個派系，利用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建立政治資本，拿毛主席的名聲為她謀私利，即使是後來他們已經分居了，是的，分居。你不知道毛主席和他妻子江青不住在一起嗎？雖然他們分居了，毛主席一次也沒有干預，哪怕是阻止江青使用他的名字。」 這就是為什麼在審判江青等人期間，鄧小平率先表態「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並在政治局會議上宣讀了當時的「著名民主黨派代表」、國民黨降將屈武給他的「主殺信」，說是「江青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如不處以死刑……則將鑄成大錯。……事關重大，故敢直言」。 接下來發生的就是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的，政治局為此事議了兩天，最終決定把江青和張春橋判處死緩，其實是用陳雲和徐向前等人的「刀下留人」，否定了鄧小平和另外幾個「主殺派」的意見。 當年為採訪鄧小平的義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擔任現場翻譯的施燕華回憶說：法拉奇問：「（您被下放江西勞動）當時您是否非常氣憤，希望報仇？」 鄧小平笑說：「我這個人從來不大喜歡氣憤。因為這是政治問題，沒有氣憤的必要，氣憤也不解決問題。」 但事實卻是鄧小平在沒有達到把江青直接砍頭的目的，仍然復仇之心不死。終日看著自己兒子坐在輪椅上的那付樣子，對毛氏夫婦的冤讎肯定還要被時時勾起。沒有機會便罷，只要一有機會，他鄧小平還是按捺不住他與毛氏夫人的這段私仇。於是，報複目標自然轉到了毛澤東與江青的後代身上。 也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前後腳，鄧小平成功搬倒了華國鋒，中國的「第一家庭」從此正式被鄧家取代。緊接著改革開放開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員迅速開始了「帶頭致富」的過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訥和他的獨生子同時也開始了他們這一生最慘淡的時光。其生活境遇竟然比當時大多數的城市普通老百姓還要艱難。 眾所周知，毛澤東的兩個女兒之中只有李訥是江青所生，文革中自然受益最大。 1967年1月中，李訥曾組織「革命造反突擊隊」，貼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內容是 「揭批」時任新華社代理社長，全軍文革小組成員胡痴及其他解放軍報領導人。三天後林彪即簽署了《給解放軍報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肯定李訥的這一行動「在報社內部點起了革命火焰」，毛澤東則立刻批示「同意，這樣答覆好」。 於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被分配至解放軍報才半年的李訥立即直升《解放軍報》總編領導小組組長（代替總編輯，相當於當時的副大軍區級）。 幾天後，毛澤東又把李訥調到自己身邊當聯絡員，專門負責了解北京各大專院校的情況。。江青和陳伯達 隨之也將李訥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負責人。自此，文革第一階段的事實上的總指揮便成了毛澤東、江青夫婦加上他們兩人的女兒。雖然這段歷史持續時間不長，但毛澤東駕崩導致江青下獄後，李訥立刻被要求「將這段醜惡歷史交待清楚 」。 於是，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親自通知李訥，中辦已經給她在中央警衛局安排了新的「宿舍」。 日後看來，中共政權對付黨內政敵或者「腐敗分子」的所謂「雙規」—-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待問題，就是從李訥開始的。 正應了中國人「落了架的鳳凰不如雞」那句老話。從一九七六年十月開始，李訥在中央警衛局的「宿舍」里一住就是五年，而她和已經離婚的第一任丈夫徐寧所生的兒子，也就是毛澤東的唯一外孫徐小寧(後隨繼父姓王，現名王效芝，後文中統稱王效芝)，從五歲開始即被迫跟著一位「阿姨」度過了五年無父無母的凄慘生活……。 曾已何時，毛澤東和江青夫婦曾使鄧小平一個完好的家庭肢離破碎，令鄧家數名子女在饑寒交迫中哀嚎，令鄧家最寄厚望的長公子永遠喪失了正常人的大部分生理功能。而毛家的公主李訥卻二十六歲便成為副大軍區級的《解放軍報》負責人，繼而被江青當成親生兒子的毛家子侄毛遠新年紀輕輕便躍升大軍區政委，後又擔任「毛澤東同志聯絡員」……，毛夫人江青更是驕狂不可一世。 而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同時，鄧小平成功搬倒了華國鋒，中國的「第一家庭」從此正式被鄧家取代。緊接著，改革開放開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員迅速開始了「帶頭致富」的過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訥和他的兒子「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則一直持續到江澤民上台之後才略有改觀。鹹魚翻身則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 當年鄧小平復出並訪美歸國，在機場上就迫不及待地給外孫女眠眠(鄧楠和夫君張宏的獨生女兒)打開禮品盒時，眠眠的同齡人，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與眠眠都是生於一九七二年)正跟著「阿姨」在北京街頭尋找最便宜的「堆兒菜」(當時北京人稱菜市場里賣不出去便不再過秤，幾分錢一堆處理的大陸菜為「堆兒菜」)。此時的鄧小平外孫女已經對國產糖果和國產玩具不屑一顧，而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則學會了看到菜市場櫃檯下面有被人扔掉的菜葉，趕緊撿進「阿姨」的提籃里。當菜市場售貨員用憐惜的目光注視著這個還未滿入學年齡的鼻涕孩子時，打死她也不敢相信這個孩子竟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和江青的親外孫。 當迎接鄧小平出訪歸來的專車隊在長安街上呼嘯而過，車裡坐著的眠眠把爺爺從美國帶給她的「洋娃娃」貼在車窗上向外炫耀時，居住在西單商場附近一套普通民宅里的被指定代李訥看管孩子的那個「阿姨」，卻不敢讓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走近這所商場的玻璃櫥窗，因為那裡面陳列的巧克里糖果對這孩子極不現實。 當鄧小平的醫護團隊給整個「第一家庭」制定了嚴格的營養食譜，特別告誡不懂事的小孩子們「營養過剩對身體有害」的時候，一日三餐麵條碗里漂浮的青菜葉就是毛澤東外孫必須接受的生活事實。 王效芝自己回憶說: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的年代裡，他剛剛開始記事，所以他學會的人生第一課便是「看人臉色」。「那時，我覺得自己是個老出錯的孩子，因為人家老瞪我。」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隨著鄧、毛兩人的孫輩一同步入少年時期，鄧家外孫、外孫女幾年間已經乘專列游遍了中國最好玩的地方，而且也已經跟隨父母去過了美國的迪斯尼樂園，而毛澤東的外孫卻被母親要求入讀了為飯店培養侍應生的職業高中。 一九九一年，鄧家上下開始討論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庭大事，府上最年長的孫輩眠眠已經高中畢業，眼看陳雲、王震、聶榮臻的孫子輩都已出國留洋，而且有的乾脆就是在美國、加拿大等地讀了洋人的私立中學，鄧家人自然心動。於是便為鄧家外孫女應該在哪裡接受高等教育的事情爭論不休。在這種事情上從來不拿主意的鄧小平雖然親自參加了這個家庭會議，但卻靜看子女們各執己見，臉上堆滿了得意、滿意和快意的微笑。而此時此刻，前「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已經恢復了自由之身的李訥也暫時忘記了經濟上的窮困含淚微笑，因為她的兒子，毛澤東的外孫已經職業高中畢業，如願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五星級合資飯店當侍者。 男孩子分配到飯店工作，第一崗位必須是大廳門外。當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身著服務生制服，在凜洌寒風中為賓士驕車中走出的貴賓開門時，他可能沒有想到這些貴賓不過是鄧朴方殘聯的康華公司的一群僱員，他們來此五星飯店是為了宴請一個正在北京做「慈善」日本汽車商。觥籌交錯之間，向中國殘聯「贈與」N輛日本汽車的簽字同時進行。，而大廳門外的王效芝則正在向一位即將去日本出差的同事央求，別忘了給他撿幾本人家不要的汽車雜誌回來，而後又特別叮囑一句「千萬不要買新的。」 汽車曾是王效芝的人生最愛，當年的他做夢時都在想著何年何月自己能夠買得起一輛汽車。萌生這一念頭的起因再簡單不過，因為他從母親恢復自由之後起便經常看到不得不搭公共汽車去看病的母親被擁擠的人群推來搡去；他從懂事起便看到偶而有機會搭乘某位出於憐憫之情的官員的小卧車時，母親那付誠惶誠恐的樣子……。 需要向聽眾和讀者們強調的是，如上的故事都是發生在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 隨著習近平的上台，無論是李訥還是毛遠新都已經「重新過上了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無論本意是否是要為李訥和他的兒子在鄧小平時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復仇，事實上習近平已經親自把鄧小平的孫女婿，鄧卓芮的丈夫吳小暉投入大牢。 這個鄧卓芮就是前文說過的那個眠眠，是鄧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回想當年鄧小平落難江西時，獲准與一個叫張宏的同學結婚，並於一九七二年從陝西漢中的勞改處到江西探望父母的鄧小平二女兒鄧楠留在當地生下了女兒眠眠，鄧卓芮的名字是鄧小平親自取的。 中國內地的許多描寫鄧小平江西生活的文章都形容這個眠眠「成為當時鄧小平精神支柱」。恨不能形容成如果沒有這個眠眠的及時出生，鄧小平就不可能頑強地苦撐到被毛澤東「諒解」返回北京的那一天。網上現在也能查到「鄧小平在江西懷抱孫女眠眠」的照片。 所以說，這個眠眠也就是鄧卓芮對於鄧家的意義是何等的重要，習近平比我們外面的人一定體會得更為深刻。更何況，鄧卓芮與吳小暉的獨生子吳鄧卓（？），也是鄧家第四代中的老大，本是吳小暉曾經擁有的萬億人民幣資產的唯一合法繼承人。 僅此就足以見出習近平下令把吳小暉投入大牢，並把他的萬億資產全部收歸「國有」的背後政治考量是多麼的陰毒。更詳細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恆大巨額債務》、《中國恆大申請在美國破產》、《碧桂園無法償付到期債務》、《中國地產股大跌》… 這些是近來國際媒體對中國房產市場的通報，顯現出風險四散的動能。 中國樓市的困境並不是最近三個月才開始顯現。 幾年前，網路上曾瘋傳一段短視頻，廣東清遠老業主大鬧售樓廳，原因是半年之內樓價從90萬跳水到不足40萬，降幅超過50%。 今天，地產商已經開始雞飛狗走，房價連連跳水，但業主抗議的聲音卻聽不見了。 也許是業主抗議的力氣都用盡了，更可能的是他們的嘴被貼上了膠帶。 國際人權機構《自由之家》日前發布了2023年各國自由狀態評估報告（含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個人權利三大項），中國再次蟬聯不自由國家幫主。 業主已經不能說話了。 風險訊號卻越來越明顯。 讓我們來一起回顧昨天被忽視了的警示，分析今天的危險，並為明天的風暴做準備。 幾年前的廣東清遠事件，無論是企業規模和波及範圍，都稱不上房產業的大事件。 真正為中國樓市帶來第一波衝擊的，是中國恆大。 這衝擊不是它近幾個月的資不抵債和美國破產申請，而是它在三年前的一系列操作。 來自恆大的第一個、也是最明顯的一個樓市警號，是它在2020年9月發布了一則公告，要在全國範圍內七折售房30天。 當時人們的買房熱情仍舊如日中天、政府的任何限購令都無法使樓市降溫、所有樓盤看上去都是供不應求的搶手貨。 在全國住宅普遍零折扣火爆熱銷的大環境下，恆大無端巨幅讓利的背後必定有難與人說的隱情。 對於購屋者，恆大的這個隱情必將成為購屋者今後的隱憂。 但是，當時沒有人有時間有耐心去想想這個隱憂。 時隔半個月後的2020年9月24日，資金緊缺的恆大向廣東政府求救。 被揭露的求救信在網路上瞬間傳開。 恆大求救信的標題是：《關於懇請支持重大資產重組計畫的情況報告》。 信中有關資產重組的迫切性有如下的描述： 「恆大地產資本金大幅減少，如不能按時完成重組……，可能導致恆大地產現金流斷裂。」 恆大求救信迫在眉睫的風險描述如下： 「…若恆大地產現金流斷裂引發恆大集團陷入危機，將直接影響331萬人的穩定就業，… 204萬業主面臨工程爛尾或無法收樓的風險…」 從這封求救信的內容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恆大由於資金危機已經命懸一線，如果資產重組不能火速完成，全面爛尾已經不可避免。 自從這封求救信曝光至今天，恆大資產重組一事鮮有被媒體或恆大自己提及。 事實是，恆大的資產重組擱淺，政府無力施救，因而恆大地產全國範圍內陷入爛尾也就是一個符合預期的結局。 關於這個結局，恆大已經提前數年對市場做了直白無誤的透露。 但從2020年9月到2023年9月這三年之間，在如此明確的危險信號頻繁閃爍的情況下，仍有無數工薪家庭透支自己未來的財富，一頭撲進恆大的資金黑洞。 面對危險訊號，他們原本有機會遠離危險或至少是及早脫身；但是他們都選擇了對危險視而不見。 他們對中國政府的盲目信任，在這當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以爛尾樓盤數和境內外債務違約的頻繁度來衡量，恆大無疑是中國樓市問題之最。 如果恆大資金斷煉僅是地產開發行業的一個孤例，那些由於誤判而在錯誤的時間、從錯誤的開發商手中購入錯誤的房產的業主們本不應過度自責。 但事實是，因資金斷煉而無法正常運營，早已是中國地產開發業的常態。 恆大集團的發展模式是中國地產開發的通用模式：透過高槓桿拿地建房、透過預售回籠資金、透過線上線下真假混雜的促銷手段擴大市場份額，透過市場份額和反覆抵押向銀行 套取貸款，透過爛尾全身而退。 恆大是整個產業的走向示範。 另一個較重要的較早案例是，2021年2月，華夏幸福爆出消息，因現金短缺，故而無法按時償付價值52億元的銀行貸款利息和信託貸款利息。 華夏幸福的年銷售額超過千億，是中國十大房企之一。 然而，緊接著恆大求救信之後的華夏幸福資金暴雷，也同樣沒有喚起購屋者的警覺。 在所有關於樓市現況的資料中，最具視覺衝擊效果的，莫過於2021年8月底昆明一舉爆破拆除15棟高層住宅大樓的場面。 拆除的建築，是已停工七年的爛尾樓群。 爛尾工程從2011年拿地到2021年拆除的10年間轉手五次，在建工程中的一部分早已售出。 網路上流傳的音像顯示，爆破現場圍觀者無數。 而現場和網路上的評論，多數是驚嘆15棟高層樓盤同時爆破的壯觀場面，很少有人思考爛尾樓爆破背後的風險涵義。 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這場大規模爆破拆除樓盤的實際效應，將會影響到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每一個普通大陸家庭：有房族將眼看著他們的房產價值縮水速度超過貨幣貶值； 無房者將發現，因為地產崩盤導致經濟蕭條，手中的存款不但永遠不夠支付買房的首付，就連應付日常不時之需都成問題。 其實，早在2016年初，以敢說驚人之語著稱的任志強就曾經對樓市做過準確的判斷。 他認為，當時的樓市庫存已經達到難以消化的程度。 為了避免海量庫存衝擊房價，政府和開發商最後只能透過炸毀已建樓房來達到去庫存穩房價的目的。 今天，任志強七年前的預言變成了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去庫存的常規手段。 這從側面證明了，目前的住房存量已經達到了無法透過正常手段維持的超高水準。 自2017年以來，房產業主權益事件越來越頻繁。 這些維權者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供需關係嚴重失衡的情況下盲目入市的購屋者。 雖然包括恆大在內的大小開發商們在資金周轉方面早已險象叢生，但是每一次事件都沒能被業主和潛在的房產買家認真看待。 為什麼如此明確無誤的樓市警號會被幾乎全體購屋者忽略。 是什麼原因使得一般購屋者把自己推入目前的困境？ 雖然中國官方對新聞嚴格審查，但在網路無處不及的中國社會，及時得到來自各地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資訊，對大多數人來說並不困難。 因此，如何理解這些資訊的真正意義，就成為影響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 儘管中國的購屋者中的絕大多數都認為房價過高難以持續，但是他們也同樣認定，政府不會聽任房價崩盤，自己也絕不會成為最後一棒接盤俠。 他們把自己希望房價只漲不跌的願望，當成了現實世界的鐵律，而把偶爾從資訊審查中漏網的一星半點的市場警告，看成是「狼來了」的假警報。 他們把自己一生的積蓄、甚至是自己家庭三代的積蓄，交給政府和開發商。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邏輯。 他們相信，開發商不會捨得蝕本降價賣房。 他們也相信，政府不會聽任樓市崩盤而不作為。 他們更相信政府有能力救樓市。 現在，他們相信的第一條已經證明是錯的。 開發商既炸樓也瘋狂降價，因為開發商真正賺到的大錢不是靠賣房得來的。 他們很快就會看到，他們相信的第三條也相信錯了。 中國政府的錢都用在了國外的一帶一路和國內的維穩上。 政府不是不想救樓市，而是實在無錢無力救市。 只有第二條他們是相信對了。 但是政府民間都沒錢了，政府無論嘴上再怎麼作為，都於事無補。 所有的人都曾相信，只要政府的調控手還在，押寶在樓市上的家庭財富就安全無恙。 現在，雖然政府的手還在，但樓市財富卻開始蒸發了。 中國樓市正急速現出原形，就如同中國的整體經濟。 一直以來被中共最得心應手地操控的房地產眼看就要倒塌了，中共卻束手無策了。 中國房地產業的崩盤，戳破了中共和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灌輸給中國大眾和國際社會的假象。 中共並非像它所宣稱的那麼強大，永遠有能力抵抗正常的市場法則。 而中共一旦失守，它所曾經擁有的民眾信心資源也將隨之灰飛煙滅。 這將傾的大廈，絕不僅僅是中國的樓市和經濟。 （※作者為政治、經濟分析評論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恆大集團創辦人許家印被抓，在海內外引發轟動。有關許家印及恆大帝國的諸多秘聞如潮湧現。目前最吸人眼球的，可能是恆大美女歌舞團和總部神秘的「42層」。 美女歌舞團和總部神秘的「42層」 許家印組建了恆大民族歌舞團，看著是公司演出的一個團體，歌舞團都是美女，許多人質疑，沒有演出的時候，她們會幹什麼呢？據媒體報導，這個歌舞團曾幫助許家印「公關」了很多難點。也有人說，許家印養的這個恆大歌舞團，性質與朝鮮金正恩的「歡樂組」差不多。 另有中國自媒體踢爆，許家印在恆大深圳總部大樓還有個神秘的「42層」，出入都是「小姐姐」，不是誰都可以上去。據說許夫人丁玉梅有所聽聞後，曾特意去過一次42樓，然後是「黑著臉出來」的。該爆料者不便明說的是，「42層」即是遠比賴昌星當年的紅樓高檔的多的恆大紅樓。 無論是對許家印養歌舞團的質疑還是對這個「42」層的質疑，都是合理的。因為中共官員對商人開的私人會所趨之若鶩，已是公開的事實。近年落馬的官員，多被通報涉違規出入私人會所。會所實際上已成為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的方便之地。儘管官方稱一批會所已整改轉型，但還有許多隱秘會所悄然奢靡，屢禁不絕。 筆者早些年在一家上市民企工作過，老闆也是財大氣粗，海港泊有遊艇，自家樓頂有段時間還停直升機。公司雖沒有許家印的歌舞團，卻有一大幫漂亮的女員工兼職公關，每有官員到會所吃飯，她們就是「全陪」，這在公司是公開的秘密。老闆有時也會請「外援」，比如有一次招待中科院某院士，就是從外邊請了兩個更懂服務的女子，將該院士搞得服服貼貼，在項目立項上大力支持。 縱情聲色的中共「紅樓」 出入私人會所，時常是落馬官員其中一條罪名。習近平以此作為處理對他不忠的官員的借口。 這類場所往往由民企開設。一是因為國企可能被盯得緊，官員腐敗需要找到安全通道；二是因為在「國進民退」的政治風向下，民企發展艱難，需要攀附權貴拿項目，所以會想各種辦法討好他們。 這種涉色私人會所，在官媒報導中，能盤點到不少，最早的當是賴昌星的廈門紅樓。 1999年，案值高達人民幣530億元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被引爆。賴昌星所建位於廈門湖裡區的華光路的「紅樓」，其特供官員淫亂的內幕曝光。「紅樓」因而也成為這類由商人專供高官權貴淫亂的場所代名詞。 中共央行前行長戴相龍的女婿、數字王國實際控際人車峰，也被曝曾在北京巨額投資裝修秘密會所，並在舞蹈學院，電影學院藝術學院等高校招聘美貌女大學生，專門侍候省長部長與銀行行長，以換取利益回報。 財新網曾報導，前江蘇省委常委趙少麟之子趙晉在北京所開的豪華會所有多處，其中一處位於北京北京高檔小區緣溪堂，其會所有如賴昌星之紅樓，以色情服務，供各路顯達尋歡鬼混。他們一律被錄音錄像作為要挾證據。 據中紀委下屬官媒報導，趙晉在北京開的豪華會所，特供前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前天津市公安局長武長順、前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前濟南市委書記王敏等人進京時居住、玩樂。而原濟南市委書記王敏落馬，就是因為被從錄像中認出來。 涉周永康案的曹永正，2016年7月8日被判刑7年。據《新京報》報導，昔日曹永正控制的隱秘政商帝國北京年代公司的總部是北京前馬廠衚衕60號院。該院子前方為2號樓據稱是客房，曾有多位美女服務員，接待形形色色的官員以及希望接觸官員的人。因為周永康人稱「百雞王」，曹永正的這一私密場所，周可能也是常客。 財新網2016年9月20日披露，所謂中國「首善」陳游標掌控的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辦公所在地，是一棟名為「南京黃埔防災減災培訓中心」的大樓。據多位江蘇黃埔內部人士透露，樓內還有豪華的總統套房，供接待官員使用。 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曾多次出入白雲山風景區品雲觀景餐廳」。香港媒體曾披露，該會所除常規享樂設施還有美女表演，多二三十歲，樣貌嬌艷。據指，萬被捕後交代去會所事，稱每周都去，最多一周四次，山珍海味不在話下，至少要兩位美女作陪。 中共新華社記者周方在新浪博客揭露，有宣傳部門高官當年參加一位大老闆在京城某高檔會所的宴會時，不僅跟著喝人奶，而且還做了「很過分的事」。港媒《蘋果日報》援引新華社內部人士披露，原中共網信辦主任魯煒當年有份參加企業招待的「人奶宴」。 位於北京故宮附近、被視為中共權貴俱樂部的「茅台會」，近日被曝人去樓空。「茅台會」實際操盤人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賈慶林女婿李伯潭。這裡也是太子黨交集地。「茅台會」背後有沒有色情操作，目前不得而知。 國企也不例外，2015年3月16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原總經理廖永遠被立案審查。財新網報導引述知情人士稱，廖永遠在北京有一個秘密據點，只有與他極其親近的人才能去縱情聲色。 中紀委曾盤點過有問題的九個知名私人會所，包括湖北十堰樓盤軍茂商城七樓、廣州華南碧桂園豪華別墅、珠海環球金融中心37樓、合肥宜和世家、合肥琥珀山莊逸園、廣州白雲山風景區品雲座、珠海華髮會館、北京趙氏父子會所，以及天津山寨「水立方」會所等。 此外，江蘇泰興人趙富強在上海楊浦「小紅樓」圈養性奴，傳聞「小紅樓」有不少高官出入，2019年案發，前年案情被翻炒。趙的發跡時間，主要是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任內。後來被抓捕判刑的只有13名官員，最大的官只不過是楊浦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盧焱。但有消息指，至少韓正下邊還有一大幫馬仔牽涉在內。 習近平或繳獲許家印持有的權貴淫亂錄像 前邊所提及的接待中共權貴的色情會所，許多被曝光會對來玩樂的官員偷偷錄音錄像，作為要挾證據。恆大許家印的美女歌舞團和總部神秘的「42層」，或許也有這樣的安排。許家印不知把多少中共官員拖下了水。習近平抓了許家印，那些人都在盼著許早死… 近30年間，許家印生意做到這麼大，後台確實不會是一般人物，也不會是一兩個人，而是一大群人。傳聞許家印背靠中共高層多派權貴，包括好色的江派曾慶紅、曾慶淮兄弟和賈慶林家族。當然，因為恆大在全國開發樓盤，許家印更多的可能是結交下邊省部級的官員。 至於許家印能夠在2021年中共黨慶日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應該也是獲得了時任中宣部長黃坤明，乃至主管黨建和宣傳的時任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的青睞。 如今習近平找准機會，拿下許家印，應該也是對他身後的各路權貴的敲打。 關鍵是，習近平透過掌管中紀委的親信李希，可能已經查抄了恆大總部神秘的「42層」的監像錄像。一眾權貴吃喝鬼混的狀態，以及美女歌舞團不堪入目的特殊服務，令人咋舌。 如此，許家印作為中共的恆大黨委書記，日後如果被官方通報開除黨籍，扣上「搞錢色交易」、「拉攏黨內腐敗官員」、「政治品行極為卑劣，投機鑽營」，甚至更罕見罪名，也不奇怪。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