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電子中國戰略生變？官方公眾號進入註銷期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國日前公布已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向民眾徵求意見，其中處罰「傷害中華民族感情」行為者的相關條款引發熱議，短期湧進多達數萬抗議條目，也有學者專家甚至官媒質疑將導致政府嚴重濫權，讓惡劣的中國人權現狀雪上加霜，甚至恐懼文革惡夢重現——這條法律還沒通過，「中華人民感情」恐怕就已經受到不小傷害。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近期引起輿論大嘩的中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新增第34條的第二、第三款規定，「在公共場所或者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誌」行為，最高可被處以15日拘留，並處人民幣5000元罰款。 惡法傷害「中華人民感情」 此草案內容引發輿論強烈質疑，認為有關「傷害中華民族感情」表述範圍過大、定義不清，難以明辨違法，而有關「製作、傳播、傷害中華民族精神」則是侵害公民基本權益、剝奪公民表達自由權利，違反所謂中國憲法精神。 該草案並未具體定義「傷害中華民族感情」或者「有損中華民族精神」的行為，導致在中國網路上遭質疑可能演變成中國俗稱的「口袋罪」——意指法律中界定不清、用意模糊以至於難以判定，「一個口袋什麼都能裝」的罪名——連體制內的知名法律學者也公開表達擔憂，例如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華東政法大學憲法學教授童之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宏等等。 勞東燕在網路平台表示「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概念內涵極為模糊，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將其作為處罰標準容易被濫權、任意擴張行政處罰，更可能激化警民矛盾，不利社會穩定。此外，國家權力直接干預公民日常穿著，顯有過度干預之嫌，可能刺激極端民族主義，惡化公共輿論環境，並且「可能加劇與一些國家的對立情緒，導致外交上的被動。」 童之偉也批評，所謂「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感情」該由誰來確認？按照甚麼程序確認？這都是「幾乎無法循法治原則操作」的問題，必將造成揣摩上意抓人定罪的後果。 趙宏則撰文示警「如果公職人員可以憑個人偏好和觀念信條，隨意擴張解釋和適用法律，我們距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就不遠了。」——雖然中共建政以來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蠻橫專製作風早已是常態。 不少中國網民也嘲諷此「玻璃心法條」，諸如「穿個衣服就損害民族感情啦，這感情也太容易破損了。」「穿西服打領帶算不算？馬克思也是西方來的，算傷害民族感情嗎？」「以後只要說國外好就是傷害中華民族感情」「中華民族的感情不是應當很強壯和具有韌性的嗎？為什麼很輕易地就被一件服飾給傷害了？」「什麼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感情，一個管理治安的員警叔叔能說了算嗎？」 網民警告「中共正在納粹化！」 身在海外，因為曾在推特大量轉播「白紙運動」相關消息而多次被中共調查的「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則直言該法規恐將賦予中國警察更廣泛的執法權，因為理論上任何時間吃日式食物、穿著日本品牌、扮演日本動漫角色、喜歡日本文化，甚至針對核廢水發表不同看法，以及和西方文化生活相關的行為，都可能被視為傷害中華民族感情、有損中華民族精神。 也有網民對此現象所代表的中國局勢感到消極且無奈，認為「都知道很荒誕，但是反對有用嗎？中共沒有法律難道就收拾不了你了嗎？這條法律出來之前就有很多案例，比如蘇州穿和服女孩事件。」 《美國之音》指出，去年8月10日一名穿日本和服的中國女子在蘇州淮海街拍照，想模仿日本漫畫場景，遭到當地公安呵斥「是中國人卻穿一身和服！」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強行把女子帶走。女子被拘留5個多小時，被接受「教育」、刪照片、寫下書面檢討、沒收和服，事件經傳網路引起網民群起抗議「怎麼穿個和服也犯罪了？」「你也不應該穿西服，難道忘了祖宗被歐洲列強欺壓？」最後公安迫於輿論壓力，約十日之後到當事女子家登門表達關心並歸還衣物，但是沒有道歉。 民意喧騰之際，中國網民日前發現，1935年納粹德國《帝國刑法典》第一條規定「違背本民族健康情感（gesundes Volksempfinden）的行為應當受到處罰」，由於「健康情感」一詞包羅萬象，並成為納粹司法機構的基本法律概念，賦與執法機關巨大的自由裁量權，使得許多德國公民因此遭到起訴、拘捕。網民呼籲世人關注「中共正在納粹化！」 此事在維基百科等資料有所記載，被廣傳後引來紛紛議論，批評中共是「直接抄作業」「這下充分暴露本質了！」「果然同類型國家做起事來也如出一轍。」並且警告「即使不是抄襲，獨裁國家最終也會走向相同的路。」 雖然中共當局對此風波暫時做出貌似圓融的回應，強調「真誠歡迎」公眾提出意見，官方將提出完善修改建議。然而中共昭然野心已是路人皆知，下次偷偷上下其手夾帶惡法是不是這麼容易被揪出？「中華人民」可能要多碰碰運氣了。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曾任網路與投資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與國際覺醒》。台大政治系畢業、美國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因半月未公開露面被傳正在接受軍事當局調查，一位曾在美國政府工作的朋友看了我發於美國之音的文章後問我，李的腐敗如落實，對習近平的國內外政策會產生什麼影響，中國連接兩位國務委員出問題，會不會引發中國的社會穩定。我把朋友的這兩個問題也發於推特，其中一個線民的回答很有代表性，該線民說，沒有任何影響，因為中國的政策制定是從上到下，本來就不是出自他們，而是由習決定的。 一般地說，這樣回答大體是對的，但是，如果像秦剛和李尚福這種處於關鍵崗位的官員出問題而換人，對習的內外政策多少還是會產生一些影響，有些做法或者規矩會調整或改變，至於調整的幅度，取決這個官員在這個崗位上曾經的行政力度或者這個官員的某些特殊情況。 以李為例，他曾在解放軍裝備部部長任上因採購俄羅斯的防空武器而遭美國制裁，在他今年三月升國防部長後，為開展美中兩國防長的對話，拜登曾一度想取消對李的個人制裁，因遭美國務院反對而作罷。中國亦以李受制裁而拒絕美方一再的對話要求。假設拜登政府不取消對李的制裁，在五年內兩國防長就沒法對話，軍方高層的聯繫管道難以建立起來，若在此期間出事，就不能得到妥善處理，這正是美國防長奧斯丁一直急著施壓中國要見李尚福的原因。然而，制裁李是美國國會做出的，在目前美國整體反華的背景下，拜登也不願去處理這個問題。 就北京而言，李被制裁固然可以看作某種「恥辱」，但是北京也反手打這張牌，把它作為一種不對稱的策略用來威嚇美方。因為北京知道，奧斯丁急著要同李恢復對話，目的是為了管控兩軍發生某種意外，建立空中和海上相遇的行為準則。美軍頻繁對中國進行抵近偵察，派軍艦穿越南海和台海以宣示航行自由，而解放軍也不示弱，派軍機和軍艦進行監視和攔截，這種情況下很可能會出現某種意外。今年5月以來，就分別在南海和台灣海峽出現了中國軍機和軍艦的不專業攔截行為，險些釀成相撞事件。兩國防長會談，美國就是要在美軍和解放軍之間重建一套空中和海上相遇行為準則，以後雙方可以遵循這個準則和程式來處理某種意外事件，而這套準則和程式美國認為當然要由它來主導。 北京清楚這點，所以不願意兩國防長見面討論這個問題。因為沒有這套空中和海上相遇準則，解放軍就可按照自己方式去監視和攔截美國的軍機和軍艦，這極易引發擦槍走火，並由此點燃兩軍的某種衝突，但美軍或者說拜登政府現在並不想在南海或台海同中國開戰，因此需要避免這種意外情況。北京拿捏到了拜登政府這點，你想和我討論行為準則規則，我偏不和你討論。但不討論必須找個能夠說得過去的理由，李尚福被制裁就是現成的。我的國防部長被你制裁，反過來還要求配合你同你的國防部長開會，這不就證明你的制裁是合理的？因此，傻瓜才會答應你的見面要求。 可以說，習近平其實也不願美國取消對李的制裁，取消了制裁，他就找不到這麼好的理由去拒絕美方兩國防長的見面要求。中國軍事專家直言不諱地講過，如果美國不取消制裁，兩國防長不可能會談，損失最大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拜登政府自然也明白北京的小心思，可是受制於美國的國內政治，也沒辦法。故取消李被制裁這個事情只得擱著。 現在李出問題，如果他被換掉，另一個人做防長，拜登的這個難題自然就解決了，這是美方獲得的一個意外禮物。沮喪的是習，原本一個可用的工具不能用了。習會不會找其他的理由繼續拒絕兩國防長見面，我看很難。若兩國防長恢復對話，這是李尚福事件影響習對外政策的一個方面。 對解放軍本身的影響，可能會在武器採購方面，強化流程管理，或者增加一些監督環節，具體會怎麼改正武器採購暴露出的問題，外界並不清楚。但改正是一定的。當然，這算不上解放軍大的政策的改變，只是在某個具體事情和做法上的改變。然而，大的政策是要落實到一個一個的具體事情和做法上的，沒有一個抽象的政策，原則性的政策最後都要從具體的事情做起。 相對而言，秦剛的去職對習的外交政策的影響就不如李尚福在國防政策方面這樣來得直接和明顯。但假如像坊間傳言的，他的下台是因為在外交理念上和習不同，那麼，他被免外長依然對中國外交會產生某種影響。不過，由於他在外長任上只有半年，無論是在外交的風格還是人事上都還未成形，因此，即使有影響也是很弱的。 由此說明，某位高官因為不正常原因而去職，對習的內外政策的影響是因人和職位的重要程度而定，不能一概論之。 當然，這種影響都是在具體的某個方面，而不是在國家的發展和走向上，除非出問題的的是某個政治局常委。可即便是常委，也要看他負責分管的領域以及在黨內和國家的決策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權重。總的來講，在黨和國家的決策大權都集於習一人之手，由習一人定奪下，其他高官的權力被削弱，決策受限，尤其在關於國家發展方向和大政方針以及某些重要的政策等方面，那是習親自掌舵的，基本不受人事更替的影響，但在每個具體的政策領域，在發生因為腐敗或其他政治問題而導致的人事更替後，多多少少會有影響。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最近一部法律的修訂在其徵求意見階段引發了網民的極大爭議，並遭到法學界人士的普遍反對。這部法律即是《治安管理處罰法》，其中爭議最大和反對最激烈的是34條新增第二、三款：「在公共場所或者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誌的」和「製作、傳播、宣揚、散布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論的」行為。 《治安管理處罰法》被民間視為一部「惡法」，臭名昭著的「尋釁滋事罪」可能最早就來自該法。現在新增的「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和「傷害中華民族感情」這兩款內容最大的問題在於它沒有精準的定義，什麼樣的言行和物品屬於「有損中華民族精神」或者「傷害中華民族感情」，因而該受處罰不清楚，如果一部法律要規範的行為內涵本身模糊籠統，在執法實踐中就很容易淪為「口袋罪」，只要執法者看著不順眼的行為，都可以往裡裝，像「尋釁滋事罪」一樣。 比「尋釁滋事罪」更惡劣 實際上，這兩款內容果真變成法律，對大眾造成的打壓後果可能會比「尋釁滋事罪」更惡劣。因為後者在一般民眾看來，似乎要有一些出格言行，而「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和「傷害中華民族感情」，更多是一個主觀評價的問題，沒有相對明確的客觀標準，對不同的人來說，某個行為是否「有損中華民族精神」或者「傷害中華民族感情」，感受和體驗可以完全不同。不僅如此，一個時期大眾認可的行為換了一個時空，一部分人就變得不會接受。 比如，過去穿著日本人的和服出現在公共場所，大眾不但不反感，還很欣賞，甚至會效仿，但今天倘若還有人敢穿著和服走在諸如公園之類的場所，會遭到相當多人的謾罵，乃至舉報，認為傷害了他們的民族感情。這就是國內政治狀況的變化導致穿和服之類本是非常正常的個體行為被放大成一種涉及民族精神和情感的政治現象。而當下，恰恰就是這樣一個評價標準被高度政治化的混亂時代。 有鑒於此，人們擔憂《治安管理處罰法》這兩款內容會導致執法中的個人偏好和行政裁量權的擴大，不無道理，正如有法學教授批評的，「『中華民族精神』由誰確認，按什麼程序確認？『中華民族感情』由誰體認，按什麼程序體認和確定？這都是極大的、幾乎無法循法治原則操作的問題。」現代法律，尤其是針對公民言行的法律，很大程度可以說，執法的程序規範決定了法律的內容和對公民權利的保護程度，一個在實踐中無法按法治原則操作的法律，必定會有利執法者而不利廣大民眾。這就是法學界人士普遍反對以及大眾質疑它們的緣由。 公開徵求意見有利立法當局作秀 不過，如果以為《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的這兩款條文只有反對意見沒有支持者或者支持者寡，那就錯了。像歷次有爭議的舉動一樣，這次官方的徵求意見亦引起民眾的兩極反應，持民族主義立場的大眾無條件支持它的修訂，持自由主義立場的民眾則極力反對。根據一些網站的調查，截止目前，贊成此次修訂草案的民眾要多於反對的民眾，但兩者的比率相差不大，從而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立法當局是否預料到了現在這種情況，雖然知道反對的人很多，特別是法學界的普遍反對，但認為支持它的人更多，因此要借徵求意見來展示當局的所謂「全過程人民民主」；還是壓根沒料到從反對的比率來看，有接近四成的人不贊成這兩款內容，特別是法學教授的公開反對出乎其意外？ 出台法案前，向公眾徵求意見已成中國立法部門的一種作秀，以示當局在法律的制定過程中有一定的公開和透明性。儘管不能說在每一件法律的制定中官方都不會吸收公眾部分合理的意見或建議，但總的來講，這種公開性和透明性是很差的，外界並不能看到立法者的立法過程和程序，尤其是立法者之間對法律草案是如何辯論的。因此，在事關公民權利和當局執法權之間的平衡上，最後出台的法律基本上無例外地偏向和保護當局的執法權，即使有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往往也是原則性的規定，缺乏程序和細節。這同樣體現在《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草案上。 法學界反對聲音當局始料未及 故立法當局這次很可能認為，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下，法學界人士不會公開起來反對這部法律的修訂，特別是將反對的矛頭指向「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和「傷害中華民族感情」這兩款新增條文，民間雖然會有一部分人不支持，但態度也不至激烈。現在這種情形當局應始料未及。從全國人大法律草案徵求意見列表看，在「正在徵求意見」的五個法律草案中，《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的參與人數和意見條數都遠超其他四部法律草案，後者不過是區區幾百人，而前者的參與人數高達八萬多，意見條數更是超十萬。幾百的參與徵求意見的人數和意見條數在立法部門看來，才是一種「正常」現象，而大眾對《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如此超高「人氣」的關注，是不正常的，顯然，它是由兩款新增內容帶來的。 事已至此，立法當局會不會索性藉此來宣傳習近平的「全過程民主」？因為對當局來說，這看起來是個合適時機，反對的人很多，但支持的人更多，讓兩派在輿論場「吵架」，正好可以顯示當局聽取不同意見，「不偏不倚」的態度，而非通過打壓反對意見來達到立法目的，如果立法當局最後出台的修訂法案原封不動保留了這兩款內容，或者改動不大，它可以宣稱，沒有違背民意。 然而，即便立法當局有此用意這樣去做，這樣一個材料未必適合展示習的「全過程民主」。因為這回的反對人數和反對意見並不能讓當局可輕易以支持人數更多從而體現了民意，來對自己的立法目的作辯護。在一個反對和支持的比率相差不大的情況下，假如立法真正要體現民主，尊重民意，就要在法律中顯示這部分反對的民意，而如果最後出台的法律還是草案原樣或者只有小改動，就談不上照顧這部分民意。 立法目的實際為了維穩 重要的還在於，反對者的意見是因為這個「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規定如果變成了法律，是對公民基本人權的限制，而這會讓人們廣泛懷疑立法當局的目的不是要真的維護「中華民族精神和感情」，而是另有企圖，即當局出於維穩目的，變相出台一個法律工具來打壓它看不順眼的行為和民眾。最後的結果，雖然當局因支持法案人數更多如願以償通過了法案，但其代價是進一步削弱民眾對當局的信任，而眼下恰恰是當局最需要民眾對它的信任。故而，外界看到，連胡錫進都發文表示理解對這兩款法律草案的擔憂，主張立法當局對它的內容做進一步完善，針對疑義做出細化，同時在法案正式出台後，公安部門要準確把握立法初衷，不要因為機械和過度執行而觸發公眾情緒，引發違背立法本意的負效應。 胡錫進的提醒對立法當局可能不會管用，《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應該不會在有太大改動下獲得通過。這其實是一樁非常好的觀察個案，假如當局擺出一副問計於民的樣子以表演它的「全過程民主」，但最後又踐踏反對它的民意，這表示它並不顧忌民意，那麼，對那些想潤的人，還是趕快出去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被老百姓俗稱為金三胖的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今天來到了俄羅斯城市海參崴，將要和俄羅斯領導人普京總統討論互相幫助，對付美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默不作聲，內心可能五味雜陳。 雖然西方的觀察家們惴惴不安地談論著三國結盟的危險，但沒有人注意到這三家之間各懷鬼胎、爾虞我詐的真實狀況。他們能結盟嗎？他們自己說不是結盟。那我們就來看看它們之間的真實狀況吧。 中國和俄國都是大國，一旦結盟就將無所匹敵。二十世紀中葉曾經短暫結盟，造成了世界格局的巨變，也就是冷戰成型。美國地位下降，和蘇聯集團平起平坐了。現在中國在美國的幫助下幾乎和美國平起平坐，經濟實力世界第二。如果再加上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的窮大國俄羅斯，世界格局確實值得大家擔心。 但他們能結盟嗎？我看不能。習近平對普京說什麼無上限互相支援，促使普京下定最後決心發動烏克蘭戰爭。在戰爭遇到挫折的時候習近平卻坐山觀虎鬥，沒有給普京所需要的互相幫助，僅僅廉價購買了石油和糧食，對抵制西方制裁幫助不大。不但普京，俄羅斯人民怎麼看，這個應該不難了解。 中國一百多年來受到俄羅斯的侵略，至今仍有大片根據不平等條約被侵佔的領土，多次說歸還，困難一旦過去就沒那麼回事兒了。這個雙方都心知肚明，各懷鬼胎暗中防範。所以雙方都說只是互相幫助，不是結盟。也就是說幫不幫助隨時可變，到時候再說。 金家政權起源於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東北，勝利後還得到了中國援助的幾萬軍隊，創建了金家政權。早期依靠蘇聯的援助鞏固了統治，蘇聯沒錢了又靠著鄧小平的幫助過著不錯的小日子。但中共把朝鮮當作對付美國的籌碼，朝鮮人覺得很屈辱。幾年前傳出口號：美國是百年仇敵，中國是千年仇敵。這表現了朝鮮人真實的心態。 但朝鮮人擺脫不了中共的輸血這個現實，現在可以拿庫存的武器換取俄羅斯的石油和糧食。這是擺脫中國控制的機會。中國如何應對，至少現在默不作聲。這幾年又是核試驗又是核潛艇的，三胖折騰得不善。有了俄羅斯的資源撐腰，極度膨脹的金家王朝可能不滿足於現有的領土。是向南折騰韓國，還是對付千年仇敵的北方，尚未可知。中國老百姓又多了一個同志加兄弟的、鮮血凝成的敵人。 半個多世紀前的朝鮮戰爭，中國出兵幫助老金保住了政權，隨後有奶便是娘的朝鮮就投靠了蘇聯，迫使中共的勢力退出了朝鮮。中國人民對這些年來花大價錢援助這個千年的仇敵，是什麼感受呢？支持和反對中共暴政的多數人，都沒什麼好話可說。中共繼續違反聯合國的制裁豢養著白眼狼，給自己找麻煩，大家都覺得是個愚蠢的行為。 現在是否還會重演半個多世紀前的戲碼，投靠俄羅斯與中國為敵？以金家政權有奶便是娘的習性，和鄉村土秀才的野心和自信，換個主子折騰是大概率事件。雖然是西方大學培養的，但金三胖看上去和他的長輩沒多大區別。他可能更多一些冷酷無情，連推舉他上台的親姑父都可以虐殺，忘恩負義是小菜一碟。 這三個各懷鬼胎的暴君之間，會演繹出怎樣的故事，雖然很難預測，但也可知沒什麼好戲，兒童和善良的人不宜觀看。普京拉攏小金對中國實行報復和壓制，是最大的可能。小習和他的一幫廢物點心正在忙於內鬥，正好給了三胖普京以可乘之機。這可能也是中共沒有預料到的另一個巨大的危機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每有中國高官被抓，總有人要引伸出權力鬥爭之說，硬給弄出一個黨內高層反習同盟。但李尚福被抓，真與權力鬥爭無關，只因軍火採購這條食物鏈極其腐敗，影響到中國軍隊戰力，這不需要「熟悉官場的某內部消息人士」告知世界，據公開資訊就可以梳理出大致梗概。 習近平「軍事強國」重在治軍與軍事現代化 習近平在軍隊的「鐵腕反腐」一以貫之，在他第一個五年任期內，中國軍隊共立案審查4000多起，給予紀律處分1.3萬餘人，至少69名軍級以上「老虎」落馬，涉及中央軍委，原總部單位，原七大軍區，軍校與研究機構，各個軍兵種以及武警部隊。最初確實是清理江系人馬，反腐也不算誣陷，因為軍隊從上到下都爛透了，等郭伯雄、徐才厚這兩位軍委副主席一系獄一在審查中病死，接下來被抓的就各有因由，其中不少是習近平任期內被提拔上來的。本文只談這輪清理李尚福-軍工集團的來龍去脈。 習近平多次談過軍事裝備的現代化，每次涉及軍隊現代化的講話中，必談「武器裝備現代化」，2017年9月，時任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副部長的李尚福接替張又俠出任部長，算是委以重任。李任部長期間，中央軍委曾於2021年4月開展過一輪軍工反腐，海軍少將原副參謀長宋學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罷免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宋學曾擔任海軍裝備部副部長，與軍工系統有著長期接觸，握有採購大權。此外還有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原黨組書記、董事長尹家緒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審查和監察調查。在此之前，原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鬍問鳴退休近兩年後被查。 習近平的「軍事強國」思想還體現在國務院副總理的任命上。中國國務院現有四位副總理丁薛祥、何立峰、張國清、劉國中，其中，張國清和劉國中具有在軍工企業任職的背景。公開資料顯示，張國清碩士畢業後，進入軍工企業中國北方工業公司，從專案經理起步，曾長期參與該公司在中東地區的業務；歷任該公司駐伊朗德黑蘭代表處總代表助理，駐中東地區處長；後出任北方公司副總裁。另一位副總理劉國中於1978年在華東工程學院炮彈系觸發引信設計與製造專業學習，1982年任軍工企業（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哈爾濱建成機械廠幹部，其後在哈爾濱工業大學金屬材料及工藝系壓力加工專業讀碩士研究生。這兩位都算是軍工產業的內行，無論是與國防部協調，還是與軍工集團協調，都有經驗。習近平一心一意要打造僅次於美國、俄羅斯的「第三軍事強國」，必須先用對人。 軍工採購歷來是腐敗重災區 放眼全世界，軍事採購都會出現極為嚴重的腐敗現象。近年來印度頻繁曝出國防採購腐敗案，採購官員在軍事採購過程中為獲取巨額利潤，將採購來的武器裝備以次充好，導致品質不過關，百億美元軍購訂單效能大打折扣。2019年美國國防部的雲計算項目「聯合企業防禦基礎設施」（JEDI），被懷疑存在不當或腐敗行為，於8月被凍結。這些曝光的只是同類案件的少數，有研究結果顯示，被查處的腐敗案不到真實腐敗的8-10%，90%成為「腐敗黑數」。 中國軍隊腐敗本來就相當嚴重，在軍事採購這快肥肉面前，群狼圍嚙並非意料之外。習近平將李尚福放在軍備發展部部長這個位置上，應該是出於信任。李的「軍工反腐成績」強化了這一信任，得以今年3月出任國防部長，兩人都沒想到一個月後就進入「東窗事發」階段。 今年4月11日，習近平到廣東湛江視察南部戰區海軍後，發表講話，除了強調「加快轉型建設」，「全面提高部隊現代化水準」等之外，具體提到「推動新裝備新力量加快形成實戰能力」；「深入破解短板弱項」。連續幾個提高，當時就讓我猜疑，視察結果無論是戰力還是軍事裝備，令他很不滿意。習近平並非軍備內行，大概率應該是演習時發生了令習切齒的烏龍事件。 習近平回京後大概就悄悄布置人馬調查。7月26日，隸屬於中國軍委裝備發展部的全軍武器裝備採購資訊網在其微信公眾號發布了「關於徵集全軍裝備採購招標評審專家違規違紀線索的公告」，公告提到「為營造裝備採購招標評審良好生態，將開展裝備採購招標評審專家違規違紀清查整肅治理活動」，追溯自2017年10月以來違規違紀的裝備採購招標行為。公告稱，公眾若在過去六年間發現以下情況，包括操守缺失、拉幫結派、主動泄密、監管缺失等問題行為，應向該部提供線索——這日期正好與李尚福上任日期相吻合，公告公布之時，應該是調查中掌握了大量軍事採購方面的腐敗證據，準備收網了。 該公告非常具體，稱軍委裝備發展部長期以來尋求消除內部貪污腐敗，曾在2019年的軍用資訊系統裝備招標採購代理業務工作座談培訓會上強調過「嚴格規範招標採購管理秩序」，且已在每個專案成立監督組監督招標工作開展；談判詢價環節錄音錄影以備案備查；暢通投標單位反映問題管道，以促進公正採購。緊接著，軍隊採購網在7月27日公布了十項評標專家違規問題記錄，內容主要包括評標專家評審失誤，讓不應通過符合性審查的企業通過了審查、或者應該廢標不廢標，不用廢標卻強制廢標等問題。還有9位評標專家未曾報告企業的圍串標行為（三家企業共用同一個MAC位址和加密鎖）而被警告處罰。 李尚福被抓捕的時間應該是8月30日至9月3日之間，他最後一次露面是8月29日在北京與非洲國家舉行的安全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9月3日，中國通知越南，中國國防部取消了李尚福對越南的訪問，李原定於9月7日至8日出席中越兩國年度防務會議。就在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消失兩個星期，被查傳聞越演越烈之際。前大陸媒體人趙蘭健在社交媒體X（即Twitter）上爆料，多位中共軍工要員被抓，包括劉石泉（中國兵器集團董事長）、袁潔（中國航太科工集團董事長）、陳國瑛（中國兵器裝備集團總經理）、譚瑞松（原中國航空工業集團董事長書記，2023年3月被罷免）。各種猜疑等路透社9月15日報導「李尚福及軍委裝備發展部8官員因採購遭調查」一出，稱「據兩名與中國軍方有直接聯繫的人士稱，李尚福在2017年至2022年期間領導的中國軍方採購部門（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的八名高級官員也在接受調查」，傳言落地。 無獨有偶的是，今年7月中國火箭軍高層指揮官出現重大人事變更後，8月份，中國國防部首次公開提及對軍內領導人的反腐調查。因為這是軍內調查，詳情如何，大概率不會對外公布。 對台灣來說，這是一條好消息，因為軍隊戰力的建設並非短期可成，電子時代的戰爭講究一擊而中，快速高效，沒有十成把握時最好不要冒險。再結合「福建對台21條」的頒布，說明近五年之內，大陸對台是「文攻（滲透拉攏）武嚇」策略為主，只要台灣不自亂陣腳，保持現狀應該能夠做到。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也算是巧合，貴州茅台近日因聯名咖啡「醬香拿鐵」熱銷之際，多個與茅台酒有關的官場故事湊在一起了： 9月11日，港媒曝北京的「高級政商俱樂部」「茅台會」被曝人去樓空。 9月11日，一度顯赫的茅台前老總袁仁國，在貴州獄中傳出死訊。 9月12日，習近平早年會見袁仁國，自曝嗜飲茅台，李強一旁吹捧的舊事曝光。 在今年4月青海黨校夜飲喝死高官後，近日各地官場髮禁酒令… 從這些新聞或舊事中疏理得到的信息是，儘管形勢變幻，不變的是中共紅朝權貴延續的豪喝茅台酒的傳統，哪管民生多艱？ 前朝權貴風流雲散，「茅台會」人去樓空 落馬被囚的貴州茅台前董事長袁仁國已去世。位於天安門南池子菖蒲河公園內的「茅台博物館」近日已免費開放。當年的「茅台會」逐漸人去樓空。 「茅台會」是北京國酒茅台文化研究會旗下的會所。2009年12月茅台的興盛，集結了一眾政商權貴，據說會員六百餘人，都是各界頭面人物。當年「茅台文化研究會」在北京大會堂舉行成立大會，時任貴州茅台董事長季克良、總經理袁仁國分別擔任茅台會首屆正副理事長。名譽會長包括原鳳凰衛視主席劉長樂、中信集團原董事長孔丹，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也是首屆理事會副理事長。 參者者還有原空軍司令員喬清晨、總政治部原副主任劉永治、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朱啟，還有原外交部副部長喬宗淮、原中國人壽保險集團董事長楊超、富力地產主席張力等。 我們知道，這些人物中，除了袁仁國下獄後日前猝死，劉長樂已失勢，馬雲被習近平打壓過後變得低調，張力官司纏身。 2015年，茅台會副理事長、央行前行長戴相龍女婿車峰被中紀委帶走，至今杳無音信。 「茅台會」真正的操盤人，是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女婿李伯潭。賈慶林在京城勢力深厚。 習近平2014年怒批吃喝腐敗，點名部分私人會所。但北京茅台會一直暗中運作，因為後台「很硬」。賈慶林是前黨魁江澤民的鐵杆盟友。 中國女富商段偉紅前夫沈棟的《紅色賭盤》一書，揭露了大量紅朝權貴的秘辛。沈棟說，有一次他走進茅台會，遇到了一個男孩，是新面孔，他自稱是阿爾文（Alvin）。後來才知道，他是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 根據貴州茅台集團的公告，李伯潭2014年12月擔任貴州茅台的獨立董事，2020年12月才辭職。 茅台集團本身經過大清洗，除了原董事長袁仁國因受賄1.1億人民幣被判無期徒刑。之後還有茅台兩任原總經理劉自力、喬洪，原副總經理高守洪、房國興、譚定華，茅台集團電子商務原董事長聶永等。貴州茅台酒銷售公司董事兼總經理曾祥彬，於2021年12月在家中4樓墜樓身亡。 據財經網報導，袁仁國被查與貴州前副省長王曉光和貴州前省委副書記王三運的落馬有關。「袁仁國走的就是官場路線，給官員上供，也養官員，『養』就是幫官員行賄使其高升。」 不少落馬高官牽涉到茅台腐敗。江蘇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書記楊衛澤自述說：「就喜歡吃茅台，就喜歡吃年份茅台。」甘肅省委原書記王三運據稱酷愛喝酒，只喝茅台，且酒量驚人。 茅台酒收藏最多的則可能是中共軍隊原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谷俊山落馬後，在其河南濮陽老家抄出了1,800多箱茅台年份酒。 茅台酒在近年反腐運動中成為官場不祥之物，但紅色權貴家族似乎被網開一面。 李伯潭和袁仁國共同開創茅台會，兩人還合著《紅色茅台》一書，大肆推廣茅台。但袁仁國落馬，對李伯潭看來沒有多少影響。 美國著名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去年9月6日刊登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長文，指1990年代擔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的賈慶林曾經接受習母的請託，幫助習近平崛起。後來習近平掌權後，賈慶林家族安然度過習的反腐運動。 習近平嗜飲茅台的故事 袁仁國傳出在獄中死亡之後，社交平台X（原推特）帳號「中日政經評論」9月12日發出一張書冊內頁照片，是2005年6月30日的《茅台酒報》記者杜艷的報導《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接見季克良、袁仁國一行》。 當中記述：6月20日，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西湖國賓館接見並宴請了茅台集團董事長、總工程師、黨委副書記季克良，黨委書記、總經理、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袁仁國一行。袁仁國向習介紹了茅台酒的發展情況。在談到茅台酒能喝出健康來時，習接過話說，他一直非常喜歡喝茅台酒，去年（2004年）還用八十年的茅台酒接待了江澤民夫婦一行，到現在還能說出八十年茅台酒的零售價。 這時坐在一旁的秘書長（應是李強，李強2004年11月任浙江省委秘書長）打趣說，「我們習書記的身體這麼健康，都是長期喝茅台酒的緣故，不僅有國酒的醇香，更有習書記對茅台集團和諧發展，以及對人文、綠色、健康理念的關注。」 以袁仁國和習近平的交集，應該說相互印象不錯，日後也有互相支持，少不了中間有些權錢交易。在全黨腐敗的機制下，袁仁國腐敗是必定的了，但是可能他不經意得罪了習。問題就出在2005年6月30日的《茅台酒報》這篇報導，記錄了習的好酒。當年習還是省委書記好說，當習近平成為中南海一哥，一上台就要打擊舌尖腐敗，還要在官場禁酒，茅台這篇報導等於是對習的負面宣傳。 有關習近平好酒，旅澳知名學者袁紅冰6月曾在《菁英論壇》節目，披露他當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時，和習近平成為酒友的故事。 1980年代末期北京大學的青年教師們，能接觸省部級以上的官員，包括國家一級的官員和司局級幹部，也有像習近平這種一個外地邊遠地區的副市長。 袁紅冰說習近平是一個酒鬼，每次來都要找胡德平喝酒，胡德平本身是不怎麼愛喝酒，所以胡德平不勝其擾，就說我也給你找一個酒鬼吧，於是就把袁介紹給了習近平。這樣袁和習就開始了八個月以上的酒友關係。 「每次去北京，就是他帶兩瓶茅台酒，一般的情況下是他出酒，我出這個飯菜了，大多數是在北大西南校門外的那個長征食堂那裡，一塊喝酒談話。我從內蒙來的嘛，我在年輕的時候自認為自己酒量無敵，但是在習近平面前，我有的時候還是覺得不如他了，兩瓶茅台酒，我們兩個人一人一瓶，自斟自飲，幾乎是同時喝完。習近平的特點是什麼？在喝酒的前半段，他基本不說話，就是很憨厚，很沉默寡言，但是只要這茅台酒喝不過一半以上，他的話匣子就滔滔不絕地打開。」 李強說習近平喝茅台才健康，習自己也肯定認為「酒是個好東西」。但自從他上台後，確實多次批官員飲酒，2014年講過「整天喝得醉醺醺，舒服嗎？」這些話從習的口中說出來，令人有些懷疑是否真話。 酒是不是好東西，身體最能說明問題。2019年3月習近平訪問法國時「腳步不穩」，6月習參加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經濟論壇，在離場時突然跌倒，幸好俄方保鑣馬上將他扶住。 網傳習近平可能痛風，從醫學方面說，喝酒的確和痛風關係極大。 官場酗酒頻出事，首先因為習自己 中共官場頻頻出現酗酒死亡醜聞。去年年底，青海省舉辦高級幹部學習二十大精神培訓班，省政府秘書長師存武與5名高官在黨校宿舍豪飲，導致一名藏族州委書記醉死。這宗醜聞在今年4月才獲官方通報，震驚全國，各地開始整肅黨校。 近日，湖南省紀委監委也通報了湘西州11名領導幹部在學習二十大精神集中輪訓期間違規吃喝問題。指他們白天上課，晚上約酒。 一干人等「官帽」紛紛掉落，是不是徹底「醒酒」了？不是，這說明這個酒不是官帽被摘就能夠嚇阻的。 軍中酗酒也一直屢禁不絕，出過不少事。2015年底，中共國防部證實26軍軍長張岩在軍部與39軍兩位原部下喝酒，致一人死亡。張岩後被撤正軍、降至副軍免職。2017年9月，東海艦隊052D型導彈驅逐艦南京號的政委黃紅飛，醉酒窒死。 前述醜聞中，官方都沒有說前邊違規的官員喝什麼酒，但要說他們最頂級的追求，自然也是茅台了。 自古酒色禍國。據說習近平曾痛斥中共高官，「你們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習看著官場處處酒池肉林，眼看著這個黨就要爛掉垮台，不得不急。 不過，中共現在根本禁不了酒，正因為習近平自己也是個酒鬼，如果不是因為有中南海保健醫生，在酒場又有親信護駕，這樣喝下去，他也可能倒下。至於日後如果習的身體喝出大問題，那是會亡黨亡國的事。 茅台酒今成官場禍水，還因為有紅色傳統 香港《星島日報》9月11日報導說，記者到訪位於天安門南池子菖蒲河公園內的「茅台博物館」，一進門就看到一幅周恩來總理桌前擺著茅台酒的照片。 確實，1949年至今，茅台酒一直是中共所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最愛，是中共國宴用酒。中共高層即便在艱難時期也有飲食特供。其中周恩來好飲茅台最有名。 2001年2月14日的《新民晚報》第11版《酒仙謝晉》記錄，即使百姓哀鴻遍野，中共總理周恩來還暢飲茅台。 文章說：「60年代的自然災害（註：中共將實為人禍的大饑荒說成自然災害）中，文藝界在北京開會，周總理請大家去西山休息幾天，最後請大家聚餐加點營養。那天總理來到西山賓館，對夏衍說：『今天我要喝點酒。』於是謝晉、于洋等幾個會喝酒的人被推派與總理同桌。總理請大家喝的是茅台，代表們很興奮，你一杯我一杯地向總理敬酒，總理談笑風生，一杯接一杯。不知不覺中，幾桌人喝下了好幾瓶茅台酒，總理也喝下七兩左右的茅台，……」 據香港《明報》報導，馬英九的《八年執政回憶錄》第十二章提到，2015年11月在新加坡登場的「習馬會」上，習近平透露，中共前總理周恩來酒量是一斤茅台，每當喝到一斤，身為副手的習仲勛就要「上陣」，晚上常踉蹌著回家，他一度不能理解，直到長大了些，「才懂得這是父親的工作」。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俞正聲真可能是習近平最要提防的太子黨成員 前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被官宣落馬之後，許多媒體人自然就聯想起了這個孫志剛當年在湖北省委服伺了四年的俞正聲。畢竟日後的俞正聲曾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退休老常委的現實政治地位加上他的特殊家庭背景和在中共太子黨圈內的特殊人脈，決定了習近平對他真可能是不能不防，不敢不防！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貴州省委書記里出的貪官多，黨和國家領導人更多》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至今，歷任貴州省委書記里雖然先後出了劉正威、劉方仁和如今正在「接受審查」的孫志剛三個大貪官，但也先後出了七個黨和國家領導人。而這七個黨和國家領導人里，目前在任的有兩位，一個是孫志剛擔任貴州省長期間的時任省委書記，如今已經是連任兩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現任天津市委書記陳敏爾，另外一位就是孫志剛擔任貴州省委書記期間在他手下擔任省長，繼而在接替孫志剛貴州省委書記職務之後僅兩年即步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的即是少數民族代表又是女性代表的諶貽琴。 現如今，陳敏爾的第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才坐了不到一年，諶貽琴的國務委員職務更是才坐了剛剛半年，分別擔任過他們兩人在貴州的下級和上級的孫志剛的倒台，就已經令外界評論把此三人勾連成一個腐敗團伙，證據之一就是陳敏爾曾經的大秘，跟隨陳敏爾從貴州到了重慶之後，仍然與孫志剛的妻子在貴州省大肆賣官鬻爵的犯罪行為不但已經牽連到了陳敏爾，甚至連孫志剛貴州省委書記的接棒人諶貽琴都難脫干係。 截止今日，孫志剛的主要犯罪內容和涉案金額中紀委專案組還在與孫志剛本人及其他涉案人核實，但根據已經實錘的犯罪內容，中紀委對孫志剛的內部通報中已經認定他在貴州任職期間 「嚴重破壞了貴州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不過也正如本專欄上篇文章結尾處的分析，筆者並不認為習近平如今犧牲孫志剛是在為打擊陳敏爾和諶貽琴做準備，殺雞儆猴而已！ 本專欄正在繼續進行的關於孫志剛案系列分析文章的首篇中即已經介紹過：孫志剛被官宣落馬後，有一些媒體，特別是境外媒體，紛紛從孫志剛曾經在不同崗位、不同地點、不同時間裡先後侍奉過的幾位中共政壇上的重量級高官，聯想到了習近平要查處或者威脅孫志剛背後重要人物的可能性。比如《北京青年報》旗下微信公眾號「政知圈」消息，就把報道重點放在了「孫志剛在宜昌任職期間與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俞正聲共事」。新唐人的《習近平這是在警告俞正聲？孫志剛家人4月已被帶走》一文，除了重點介紹孫志剛的「俞正聲背景」，更是因為孫志剛曾經的國務院醫改辦主任的職務，把時任總理李克強也扯了進來。 另有一篇標題為《打孫志剛震紅二代，習近平很（狠）敲鄧朴方好友俞正聲》的境外分析文章，特別推介海外時評人蔡慎坤的看法，說是過去十年，習近平對鄧、江、胡勢力的清洗中，一直對「紅二代」、「太子黨」網開一面，只是剪除了他們的羽毛和爪牙，這也是過去十年反腐的策略，盡量不觸碰紅色家族的財富和利益，以此換取他們閉嘴，對孫志剛的查處，很有可能也是為了警告俞正聲。 這位蔡慎坤在社交平台上發文介紹說：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至2007俞正聲擔任湖北省委書記期間，孫志剛得到俞正聲的信任，得以調任湖北省委常委、秘書長、省直機關工委書記，擔任俞正聲大秘整整4年。俞正聲是公認的鄧小平家族前台政治代言人。曾是鄧朴方殘疾人基金會下屬康華公司大總管。 蔡慎坤的文章中詳細追述說：俞正聲和鄧朴方關係非同一般，兩人自小相熟。鄧朴方1968年5月因受鄧小平連累，醫院因其父親是「臭名昭著」的鄧小平不敢收留，從河北工廠回家探親的俞正聲出面周旋醫院才收治，此舉為俞日後與鄧家的緊密關係打下基礎。上世紀80年代，鄧朴方組建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拉俞入會做副理事長，並授官正局級。鄧朴方創辦的康華實業公司，委任俞正聲做總經理，直至1989年學運爆發，學生矛頭直指太子黨腐敗，鄧小平遂下令鄧朴方收手，以免貽人口實。 商海打拚之後，俞正聲有心向仕途發展。靠著鄧家關係，安排到山東煙台任副書記，不料1986年俞正聲胞兄、時任國家安全部北美司長俞強聲，突然叛逃美國，出賣了潛伏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金無忌，胞兄叛逃令俞正聲仕途蒙上陰影。雖然鄧朴方一再寬慰他不要灰心，但俞正聲的仕途仍原地踏步。直到1989年江澤民入京，江與當時的軍頭楊尚昆、楊白冰發生矛盾，江澤民、曾慶紅請俞正聲出面找鄧朴方，成功遊說父親將楊氏兩兄弟剝奪軍權，江順利掌控軍隊坐穩大位，也為俞正聲迎來仕途的第二春……。 習近平拋出孫志剛的真實目的，或者說目的之一，是否就是針對他當年在湖北的舊主俞正聲「殺雞儆猴」、「打狗震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聽眾和讀者們自有判斷。而筆者在本文里首先要介紹的是，當年的俞正聲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在中共「太子黨」成員中的強烈影響力，曾令當時政治羽翼未豐的習近平倍感嫉妒。 首先，俞正聲特殊的家庭背景，是當年的習近平在俞正聲兄弟們面前深感「自愧不如」的主要原因。 關於俞正聲的家庭背景，以及他當年與鄧朴方之間的關係，以及他曾經是江澤民主政電子工業部期間的「重點培養對像」等內容，筆者早在三十年前出版的《中共太子黨》及二十多年前出版的《中國第一家族》等幾本書里都有過詳細的介紹。雖然這些介紹內容也不是直接與鄧朴方和俞正聲本人面對面採訪所得，便依據的資料大都是從當時的中國大陸的公開出版物中得到佐證，有一部分較為關鍵的更是從鄧朴方或俞正聲的身邊人士的口中得到證實，所以自認為相對真實。其中與如上蔡慎坤文章中有些出入的，日後會有補充介紹。 多年之前，筆者在自由亞洲主持的《讀書聲》節目里，先後播講了筆者所著《中共太子黨》、《中國第一家族》等，其中不少篇章都有關於俞正聲的內容。但因為時間久遠，在自由亞洲網站上已經查找不到。不過，自2019年9月初開始，筆者在本專欄先後播發了《與毛主席和蔣委員長都沾親帶故的中共叛逃特工俞強聲》、《俞強聲和俞正聲兄弟的生父黃敬活活被毛澤東嚇死》、《習近平和王歧山都是當年黃敬真正死因的知情人》、《說俞強聲之父是被毛澤東恐嚇至死確有依據》、《黃敬曾致信毛夫人江青「你是我心中的太陽」》、《黃敬親屬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鄧小平到死沒有原諒的中共情報頭子凌雲》、《中共一向視內部叛徒為「最危險敵人」》等系列文章，其中的詳細內容不再在這時複述。有興趣的讀者和聽眾可以進入自由亞洲網站查以找對照本文。 四年前如上系列文章刊登和播出後，筆者二十多年前寫作《中國第一家族》期間採訪過的一一位久居美國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後代又向筆者提供了更多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對筆者如上文章之一《習近平和王歧山都是當年黃敬真正死因的知情人》內容的補充。 該人士介紹說，你書里所說的「太子黨」其實大至分為兩個年齡段，前一個年齡段是有幸趕在文革前已經進入大學的一批，以鄧朴方、俞敏聲、俞正聲、陳元等為代表。後一個年齡段就是「知青」一代，即薄熙來、劉源、王歧山和習近平他們這一批。而這後一批里，當時就屬薄熙來最不知天高地厚，而當時表面上顯得最為謙卑的反而是如今簡直就和希特勒一樣不可一世的習近平。 這位仁兄接著介紹說，你文章里說的俞正聲的父親「被毛澤東活活嚇死」的故事雖然是被李志綏的書里首先對外披露的。但其實早在毛澤東還沒死的時候，就已經在北京赴陝北的「知青」里小範圍流傳。到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的「幹部子弟」圈子裡就已經被傳得人所共知了。而傳播這些「內幕」的源頭應該就是習近平和王歧山他們。 2015年底，筆者在本專欄發表過《「習主席的安排」是劉源接陳元的班？》一文，其中一段說的是當年習近平還只是一個中央軍委辦公廳的普通秘書時，曾經自願和王歧山、薄熙來、劉源等人聚攏中共理論左王胡喬木的兒子胡石英門下，每月都會按時出席胡石英任班主任的「紅色接班人政治學習班」的討論活動。「活動「中，少不了貶低其他」幹部子弟「的內容， 也包括習近平和王歧山添油加醋地用當年黃敬「被毛主席一句話嚇得醜態百出」，挖苦當時已經被「太子」鄧朴方重用的俞正聲。最為他們所樂道的故事之一就是「文革之初的俞正聲永遠是斜挎一個軍綠色挎包，除了別人挎包里都有的毛主席語錄，他則多裝了一本王亞南翻譯的，1966才最新修訂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而且時常向人介紹這個譯本與之前譯本的區別所在。 說起來，所謂的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裡，習近平的父母至少比王震之流的文化檔次要高一些，父親習仲勛「投身革命」之前讀過8年左右時間的初小和高小；母親齊心當年去延安之前已經是北平第一女子中學二年級學生。在當年的「革命隊伍里」，擁有他們夫婦的這等「學歷」者，已經是為數不多。但是與俞正聲的父親黃敬以及黃敬的前妻江青和黃敬的後妻，也就是俞正聲兄弟們的生母範瑾相比，那就差著好幾個檔次了。特別是黃敬和范瑾，不但本人學歷高，既有才又有貌，而且還全都是出身當年中國的名門望族。 眾所周知，共產黨從1949年開始就在整個中國大陸上消滅了貴族—-「名門望族」，但是其「革命隊伍」里仍還倖存了個別以黃敬和范瑾為代表的貴族後代。而黃敬和范瑾的後代們，無論是俞正聲還是他的哥哥俞敏聲，骨子裡多少還保存著一些「工農幹部」的後代們所不具備的「貴氣」。而這正是被習近平所內心嫉妒，表面上卻假裝看不起的。 如果篇幅允許，我們日後的文章里可能會對俞正聲父親和母親的兩個家族進行較為詳細的介紹，這裡只概括一句，那就是俞氏家族和俞正聲母親的范氏家族的主系、旁系遠親及姻親，囊括了中國的近代史上的大部分名門望族。 關於江青和毛澤東的故事人所共知，而被筆者採訪過的那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後代對毛澤東當年之所以「力排眾議「，堅決要娶黃敬的前妻江青的原因，自有一番獨到的分析，認為湖南鄉下「秀才」出身的毛澤東對城裡，特別是大城市裡所有名門望族內心懷有強烈的妒恨。江青本人不但是十里洋場的演員出身，其城裡人的洋氣和作派足令毛澤東在井岡山上從佔山為王的土匪手中搶來的「壓寨夫人」賀子珍無地自容，更是黨內名門望族出身的大才子黃敬的前妻，所以他毛澤東能夠與江青結合，可以得到生理和心理的雙重快感。 習近平也是一樣，口口聲聲以「梁家河大學」畢業為榮的他其實心深處也懷有一種毛澤東式的「自卑「，這就是他為什麼一定要給自己弄一個」在職博士「的文憑，為什麼一定要二婚一個」藝術家「為妻的心理原因。 據說鐵凝在以中國文聯主席身份榮獲副國級待遇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職務之後，受寵若驚，趕緊上書中央書記處，請求在自己本屆文聯主席任滿之後交棒給年輕自己7歲的現任副主席之一彭麗媛。 當然，當年習近平對俞正聲的家庭背景曾經有過的嫉妒也好，羨慕也好，都是基於他本人當年在太子黨圈子裡的卑微，這一點筆者在本專欄2013年9月發表的那篇《習近平自幼就敬畏薄熙來的故事》里有過詳細的分析。當年的薄熙來能夠在自己的老婆面前把已經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準備接班總書記的習近平譏諷為「習阿斗」，證明曾經的習近平在中共太子黨圈內是多麼得被人小覷。 那麼現如今這一切雖然都已經是過去時，但俞正聲的特殊家庭背景，以及他與鄧小平家族的特殊關係， 再加上他是所有目前健在的太子黨成員里唯有的兩位享受正國級退休待遇者之一（另一位是習近平的政治死黨王歧山），決定了如果說太子黨成員里確實存在著一群對他習近平心懷不滿者， 俞正聲可能就是他們中間最有影響力、最有號召力里一個。 從這個角度推測，他習近平對俞正聲可能真的是不能不防。進一步的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再敘。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貴州省先後落馬的省委書記不是靠”脫貧”發財，就是對脫貧造假。而包括三位落馬貪官在內的前後十二任貴州省委書記里，居然產生了總共七位黨和國家領導人。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前腐後繼的貴州省委書記們》中介紹了前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如今正在秦城監獄裡等著他貴州省委書記崗位上的晚輩孫志剛同志的到來。 與孫志剛親屬有交往的人士介紹說，雖然因為經濟犯罪進了監獄的中共大小貪官中的大部分都不會服滿所判刑期，未等服滿一半刑期即恢復自由之身者也大有人在，但不幸被關進秦城監獄的大貪官們反而很難享受到減刑，特別是大幅度減刑的待遇。一是因為公安部監獄，確實管得太嚴，二是因為這些大貪官們入獄之後也很難有所謂「重大立功表現」。 以無期徒刑的孫志剛的為例。眾所周知，中共政權的「無期徒刑」和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有的「終身監禁」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按照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相關條目：無期徒刑罪犯在刑罰執行期間，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服刑二年以後，可以減刑。減刑幅度為：確有悔改表現，或者有立功表現的，一般可以減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無期徒刑罪犯經過一次或幾次減刑後，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能少於十三年，起始時間應當自無期徒刑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如此說來，2004年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劉方仁，理論上最早可以在2017年恢復自由之身。但事實上因為他沒有所謂的「重大立功表現」，同時也因為沒有「積極退贓」，所以2007年下半年才被從無期徒刑「依法」減為22年有期徒刑。從改判22年有期徒刑至今，雖說也已經服刑了16年，但期間只被減刑1年。所以他劉方仁的秦城生活應該還會再持續數年之久。 如上與劉方仁親屬有接觸的人士曾告訴筆者，雖然秦城監獄裡的大貪官們獲得減刑的機會反而比普通監獄裡的中小貪官們難了許多，但具體到劉方仁，至今只被減刑1年，更有一層家屬不願配合繼續退贓的因素。 在中共司法處理大小貪官的具體操作上，無論是所判刑種和刑期，都和退贓是否積極，以及是否能夠全部退贓有直接關係。未能全部退贓者，日後在服刑期間甚至不能享受使用私人款項在獄中購買生活必須品的待遇。因為理論上講，其所有私人款項首先是應該用於繼續退贓。而在服刑期間繼續退贓者，則是「確有悔改表現」的最有力證明。 但是，劉方仁當年在位期間的所有受賄款項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沒有令自己家人受益，而是花在了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的那個髮廊小姐鄭四妹身上。所以，落馬之後的劉方仁居然因為「囊中羞澀」而無力完成退贓指標。入獄後，倍感受辱的原配夫人當然不會替他湊錢繼續退贓，而他的兒子更因為父親與髮廊妹的「愛情故事」感覺「丟不起那個人」，從此拒絕往來。可憐劉方仁受刑前「以權謀私」的作為之一就是為他的易姓兒媳大搞利益輸送，受刑之後兒子卻不願為老爸早日恢復自由之身而出資半毛錢。 當然，凡事皆有例外，我們本專欄曾經詳細介紹過的中共前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一級大法官沈德詠在接受中紀委調查階段即已經在夫人和女兒的全力配合下「退還全部違法所得」，但卻沒有獲得從寬處理。 回過頭來繼續劉方仁的話題。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當年劉方仁在被宣布雙開之後，未被判刑之前，中共新華就迫不急待地播發《貪財好色 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落馬」始末》，其中的小標題之一是《就這樣拜倒在髮廊妹的裙下》，說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省委書記，竟會勾搭上髮廊妹，上演了一出髮廊里的『愛情故事』」。 更諷刺的是，這位時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兼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還是中共政權「法德兼治」口號的首創者。通常都是晚上和髮廊妹睡在這個髮廊妹的另外一個姘夫陳某親自安排的高級酒店，白天則在人大常委會或者市委常委會議上高談闊論共產黨人的法制觀念和道德情操如何高度統一的「理論探討」。他當時的著名論斷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要依靠法律的權威性、強制性——依法治國，也需要依靠人的道德自律。『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德治國』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法治與德治缺一不可。」 好一個「有恥且格「？難怪當時的劉方仁的如此一番理論很快受到了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的注意，並囑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和副主任王滬寧在」法德兼治「問題上做好理論功課。 繼而，正是在劉方仁的「『以德治國』有法律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啟發下，江澤民於2000年6月召開的那次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德治」概念，繼而又在次年1月的全國宣傳部長工作會議上提出所謂「以德治國」 方略，聲稱」『法治、與』德治『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 。」 習近平上台之後，對劉方仁首創的所謂「法德兼治」十分重視，把如上江澤民的講話內容稍作修改，稱之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從此成了習近平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所以在中共內部早有人揶揄說，雖然說劉方仁確實是因為太過缺德才進了秦城，但仍然還得承認他是中共政權「法德兼治」理論的「創始人」。如今他劉方仁被關在秦城監獄裡不予減刑，就是擔心他一經恢復自由便會就「法德兼治」理論向江澤民和習近平討要「專利權」。 說劉方仁是因為太過缺德才進了秦城，主要還不是因為他在位期間與髮廊妹之間演繹出過「愛情故事」。在這個問題上，用中紀委辦案人員的話說，只不過是女方的「社會地位」過低，中央領導人都驚訝他劉方仁身為一個省委第一書記居然如此「不挑不揀」。 而與其他貪官相比，劉方仁當年最缺德的行為是大發「扶貧」財。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提及了2004年05月18日及日後幾天，一票中國內地網站競相轉載了《貪官「軍團司令」：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省委書記》一文，文章開篇就介紹了有著貴州「貪官軍團」司令之稱的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帶領」著一大批貪官，在「貪」途努力地開墾著。在這個貧瘠的西南省份出現這麼多貪官，且經濟數額巨大，令人觸目驚心……。 眾所周知，貴州省的人均收入長期處於全國倒數第一。劉方仁主政貴州期間，曾經在多種場合誓言讓貴州脫貧，2002年的夏天，劉方仁在接受中央媒體採訪時曾吹牛說他本人1993年剛剛上任時，面對的是1000萬貧困人口，在當地政府的努力以及世界銀行的幫助下，到1999年底，已經有了713萬人越過了溫飽線，貧困人口占農業人口的比例也由35%下降到10%……。並在此基礎上拍胸脯說「我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干好一天，到2010年，全省農村實現小康！」 但事實上當時的劉方仁經濟犯罪的主要進項就是大大小小的「扶貧項目「的承包人的賄賂款，誰給他進貢進得多，誰給他的兒媳送錢送得多，誰就能夠」中標「國家甚至世界銀行專款資助的」扶貧「工程或者獲得巨額扶貧貸款。 在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了劉方仁之前的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和閆明復日後都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而劉方仁在2002年落馬後，貴州省委書記先後經歷了錢運錄、石宗源、栗戰書、趙克志、陳敏爾、孫志剛、諶貽琴和目前在任的徐麟等7人。7個人里竟然有5個都先後晉陞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但貴州的脫貧，不但沒有在劉方仁吹噓過的2010年完成，又過了整整十年，到孫志剛在位時的2020年底，才對外聲稱「即將全面甩掉了貧困省份的帽子「，但立刻受到了國內外，特別是貴州省境內官民們的強烈質疑。 日前孫志剛被宣布「接受調查」之後，海外時評人岳山撰文總結了孫志剛落馬的可能原因。並認為「孫志剛是幫習近平完成脫貧造假的『功臣『「。 岳山認為：要說孫志剛在貴州的最大「政績」，應該說是幫助習近平完成了全國脫貧攻堅的關鍵一步，但事涉造假。按中共官方自己的說法，貴州是所謂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貧困人口最多、貧困程度最深、脫貧難度最大」。孫志剛在貴州主政五年的主要任務是「脫貧攻堅」，2020年11月20日他在卸任省委書記的全省幹部會議上聲稱，貴州「即將徹底撕掉絕對貧困標籤」。 2020年11月23日，貴州省宣布最後9個貧困縣退出貧困縣序列，全部實現脫貧。隨即中共官媒宣布，全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 當然，脫貧造假雖然可能不是習近平親自指使，但為了完成習近平2020年底實現全國脫貧的「硬指標」，孫志剛當時的造假作為即使被舉報到習近平那裡，肯定也不會成為孫志剛如今被追查的主要原因。 本月初筆者在本專欄發表的《貴州省委前書記孫志剛突然被查的前因後果》一文中已經揭示了孫志剛此次被查的起始原因只能從兩個角度追索，一是陳敏爾前大秘顏偉在中紀委專案組「坦白從寬，立功受獎」的威逼利誘下所交待的孫志剛妻子的巨額索賄；二是孫志剛本人在貴州擔任政、黨一把手期間，是如何「嚴重破壞了貴州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關於這個顏偉，筆者今年6月19日在本專欄發表的《蔡奇意外上位，五年後的陳敏爾還有戲嗎？》一文說曾介紹過「另外一個曾被認為直接影響陳敏爾『入常『的因素就是他對自己秘書顏偉的錯誤重用。」 顏偉是1973年9月生人，比陳敏爾年輕13歲。浙江大學研究生畢業後就被分配到當時陳敏爾主持的浙江省委宣傳部任職。陳敏爾調貴州後，顏偉追隨前住，先是任貴州省人民政府應急管理辦公室副主任(正處長級)，繼而升任貴州省政府副秘書長，官至副廳級。 陳敏爾升任貴州省委書記後，又於2017年4月將顏偉提升為貴州省委常務副秘書長，官至正廳局級。是當時貴州省最年輕的正廳局級幹部。 2017年7月陳敏爾調任重慶市委書記，3個月後進入中央政治局，隨又將顏偉調到身邊，委以重慶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持常務工作的副廳長。兩年後又將他安排為重慶市南岸區委書記兼重慶經開區黨工委書記。自此，重慶市委內盛傳即將在二十大上「入常」的陳敏爾已經在著手培養自己重慶市委書記的接班人了。 2021年初，海外傳出了時任重慶市長唐良智揭發顏偉替陳敏爾收受巨額賄賂，顏偉被中紀委抓走的消息。雖然此消息至今仍沒有得到證實，但此消息出來之前，顏偉已經被從重慶市南岸區委書記兼重慶經開區黨工委書記的位置上降為「國企領導人」，被宣布擔任重慶保稅港區開發管理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充其量是個副廳局級。所以當時的重慶市在宣布這一消息時，還此地無銀三百兩式地強調了一句「正常人事變動」。更證明這個顏偉已經在仕途上栽了跟頭。 孫志剛被宣布「接受調查」之後，本來已經於去年底被中紀委官員當面告之「結束調查」，可以回去上班的顏偉今年4月間還在重慶市政府會見過外商，但最近有傳聞說已經被再次要求「配合調查」，而且是被孫志剛專案組請到了江西省會接受問訊。因為孫志剛本人也是被押解到這裡名曰「異地留置」。 暫時無法得到證實的說法是，我們在本月初的《貴州省委前書記孫志剛突然被查的前因後果》一文中所開列的那一長串近期內先後落馬的貴州省副廳局級以上級別貪官中，有好幾個都是涉嫌向孫志剛本人或者孫志剛妻子花錢買官，而居間的牽線人就是當時已經在重慶任職的顏偉。孫志剛和妻子夥同顏偉在貴州省大肆賣官鬻爵的犯罪行為不但已經牽連到了陳敏爾，甚至連孫志剛貴州省委書記的接棒人，如今已經是國務院國務委員的諶貽琴都難脫干係。更多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為了鞏固軍權，上台以來一邊整肅軍隊，一邊以軍改之名從地方奪去武裝力量的控制權。習近平繳了地方諸侯的槍，也許防了政變，卻給救災這類地方事務留下問題。 「戎裝常委」變遷與習近平「繳槍」 9月6日，中共官方宣布，張弓少將接替周河任廣東省委常委。今年7月，張弓已接替周河任廣東省軍區司令員。張弓是最新獲任命的所謂「戎裝常委」，這是中共官場很特別的職位。 所謂的「戎裝常委」是中共各省級黨委領導班子內的軍方代表，一般由各省軍區政委或司令員擔任。按照官方的說法，其主要作用是「加強地方與軍隊的溝通」。反過來，省委書記也是名義上的省軍區第一書記。這兩個職務的設置，目前形式仍然沿續，但實際上有所變化。 「戎裝常委」設立始於2007年，當時是胡錦濤掌軍，但是眾所周知的是，他被前任軍委主席江澤民的兩名親信——徐才厚和郭伯雄架空。當時「戎裝常委」的出現，其實是地方諸侯從中央瓜分軍權的表現，體現出胡的弱勢。 2016年年底大陸14個省級地方政府開完黨代會時，各省常委名單中無一「戎裝常委」。直至2017年底和2018年初再度集體回歸，到2019年初全部到位。 這期間，習近平透過軍改，將地方首長對軍隊的權力收回，「戎裝常委」所主管的省級軍區的實際權力也被掏空。 首先，在軍改前，中共七大軍區各轄若干集團軍和省軍區；軍改之後，大軍區撤銷，集團軍劃歸陸軍總部領導，省軍區則歸屬新組建的軍委國防動員部管理。 其次，省軍區職能和機構縮編。除北京衛戍區、新疆軍區、西藏軍區保留在陸軍野戰部隊序列外，其他省級軍區已經裁撤了參謀部、政治工作部、裝備部和後勤保障部，實務掏空，成為一種協調機關。省級軍區原有的海防部隊也全部轉隸陸軍。 習近平要重整省級軍區和「戎裝常委」，明面上的理由可能是反腐需要。因為郭伯雄、徐才厚掌軍時，各省級軍區的戎裝常委是他們兩人賣官的重災區。省級軍區人浮於事，很多戎裝常委天天盤算如何「盤活」省軍區所屬土地，與開發商進行對接發財。許多軍用土地被以「置換」的方式用來開發軍產房，再低價銷售。地方軍區還打著擁軍旗號，不時向地方政府要錢要項目要土地。 過去的「戎裝常委」由於同時受省級一把手領導，且省軍區有成套人馬，容易被有野心的地方主政者所拉攏，共謀大事。傳聞涉政變的薄熙來，就曾在重慶召集成都、四川、西藏、雲南、貴州、重慶警備區參與進行士兵演習。成都軍區副司令員楊金山、原四川省「戎裝常委」、軍區原政委葉萬勇均因深度捲入了薄氏政變而落馬。 在省級軍區中，習近平還直接控制了北京衛戍區。軍改前，北京衛戍區屬北京軍區建制，同時是中共北京市委的軍事工作部門和北京市政府的兵役工作機構，受北京軍區和北京市黨委、政府的雙重領導。軍改後，北京衛戍區收歸習近平直接控制，直屬中央軍委。 習近平的另一收權動作是將武警收到軍委，過去武警由地方政府使用，領導體製為由軍事系統和公安機關雙重領導。自2018年1月1日零時起，地方無權調動武警部隊。 省級軍區的預備役部隊管理許可權也被陸軍統一收回。2020年6月，原本由「軍地雙重領導」的預備役部隊也改為由中央軍委，習近平進一步侵蝕地方政府的涉軍權力。 重整軍權影響「救災」 習近平透過軍改重整軍隊，並進一步強調落實軍委主席負責制，保證軍權不旁落。這當然是吸取了胡錦濤的教訓。胡溫時期，郭伯雄、徐才厚實控軍隊，但他們只聽前黨魁江澤民的，沒把時任軍委主席胡錦濤放在眼內。 胡錦濤和溫家寶經常在災情最嚴重時到災區，這是和習近平時代最大的不同。但還有一個與習近平的不同，是胡溫竟然出現無法調動軍隊救援的情況。 2008年汶川地震，溫家寶在災區打電話調動軍隊受阻，氣得摔電話。後來有中共軍委總參謀長陳炳德在題為《憶汶川大地震救災的日子》一文披露，在汶川地震發生後的的三天時間裡，軍方的一切行動都要經過「軍委首長」（江澤民）的批准。 習近平全面收攏軍權之後，解決了地方軍政勾連問題，掌控了調兵權，軍隊只聽他指揮。但卻留下了另一隱患，就是在搶險救災部分。 過去的省級軍區有成套架構，獨立性較強，且有實權，同時往往因為與地方有利益勾連互動，地方需要救災時也能馬上行動，除非軍政關係鬧掰。 習近平進一步卸掉了地方政府的權力，所有的武裝，哪怕就是作為準武裝力量的預備役部隊，都收到中央軍委。預備役部隊是以退役軍人、民兵為基礎、少數現役軍人為骨幹，戰時能夠迅速轉化為現役部隊。在改編前，預備役雖然受軍隊和地方政府的雙重領導，但實際上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財政供養，向來也承擔搶險救災等地方工作。習近平收權的同時，也削弱了這支武裝力量參與社會救災搶險的功能。 現在省軍區歸屬新組建的軍委國防動員部管理，且手頭沒有什麼人馬，而掌軍大隊人馬的各戰區則要聽習近平的指令行動，即便災情危急，也要層層請示，習近平不一定能第一時間處理。加上習可能認為軍隊要用來打仗，根本不想軍隊參與救災搶險，故此往往軍隊行動會遲緩。由軍委領導的武警部隊也一樣。 今年7月底8月初，華北、東北先後爆發洪災，中共七常委躲到北戴河休假，直到8月17日開常委會時，卻聲稱「解放軍、武警部隊緊急馳援」。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事實上，7月底8月初河北洪災最嚴重時，民眾被洪水圍困命懸一線，從流出海外的影片和海外媒體採訪可知，軍人介入較少。即便從官方報導看，看到最多的是民間救援隊。 《河北日報》8月4日報導也顯示，第一時間趕往河北災區支援的主要是民間救援力量。據報，保定涿州發生汛情後，藍天救援隊、公羊救援隊等近百支民間救援力量已經抵達保定涿州等地。初步統計，共有270餘支隊伍6811人參與涿州現場救援，其中解放軍和武警部隊1487人，綜合性消防隊伍1317人，森林草原消防隊伍200人，社會力量3636人，中國安能171人。 前述報導顯示，軍隊和武警參與的只有較少的一部分。 過去中共軍隊，被作為抗洪的主要力量。胡錦濤時期，官媒的報導是「全軍和武警部隊全力抗洪救災」，是全軍、全力抗洪；另一報導是「解放軍指戰員、公安武警消防官兵、民兵預備役人員……現場抗洪搶險」，軍方排在前位。 習近平時代，官媒報導是，「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衝鋒在前，解放軍、武警部隊緊急馳援，中央企業和社會力量勇挑重擔。」意思很明白，軍方只是「馳援」，要靠社會力量「勇挑重擔」。 習在洪災期間都不去災區視察，可能是怕暗殺。但習從機制上使軍隊保守支援以及延緩支援，是有意之失還是見死不救呢？ 「親自指揮」與「救災」擺拍 8月初的河北洪災中，從官媒披露的信息看，地方與軍隊在「合作」上關係微妙。 據《天津新聞聯播》消息，8月8日，天津市委書記陳敏爾、市長張工分別與中部戰區司令員黃銘、政治委員徐德清，武警部隊副司令員朱文祥一行到靜海區大清河右堤檢查會商天津市防汛抗洪救災工作。 報導提到，陳敏爾、張工代表天津市委、市政府和中部戰區部隊和武警官兵「表示衷心感謝」。陳敏爾還吹捧軍方能夠落實習近平「重要指示」，「聽黨指揮」。黃銘、徐德清則表示，將落實習主席重要指示，朱文祥也有類似表態。 8月5日，黑龍江省委書記許勤、省長梁惠玲，在哈爾濱與北部戰區中將副司令員付國強一行就共同做好防汛救災工作進行會商。許勤、梁惠玲吹捧北部戰區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第一時間投入搶險救災，云云。 這些間接捧習的官話，背後的潛台詞，就是軍方參與救援，全靠習的所謂「親自指揮」和「重要指示」，而陳敏爾作為地方大員，即便是政治局委員，也只有感激的份。 中共軍隊救災不力，卻佔據官方救災的新聞畫面。當洪水逐漸消退後，大批軍警湧入災區，進行各種擺拍、偽造救災現場，被網民一一拆穿。 8月7日，中共軍網宣傳軍人在抗洪一線救災的圖片，齊胸的「洪水」幾乎靜止狀態，一群士兵卻裝模作樣的站到水中充當「人牆」。 網傳的一段影片中，一群軍警在郊外的一片平地上，偽造扛沙袋固河堤的場景。拍攝現場的民眾說：「哎……啥都能造假啊。」 8月5日，洪水退下，河北武警部隊全面接管當地災區維穩，民間救援隊被要求撤離。有涿州市民披露，官方害怕災區真相曝光，怕民眾抗議。之後，河北確實發生了多起災民抗議官媒造假宣傳，以及補償不公的事件。 中共黨衛軍本質大曝光 今年的河北洪災，當局人為泄洪保政績工程雄安新區，水淹涿州製造人禍，已飽受詬病。其實中共治下的歷次天災，都有人禍的因素。而儘管軍方在救災方面不力，但在參與維穩方面，卻很賣力，是習近平口中的「備戰打仗」之外的另一要務。 習近平在2022年兩會曾要求，除了全軍抓緊「備戰打仗工作」，軍隊要協助地方維穩，並及時「處置各種突發情況」。比如2022年上半年上海的新冠疫情大爆發，當局封城時，就有來自陸軍、海軍、聯勤保障部隊所屬7個醫療單位進城，變相武裝接管上海。軍隊介入，可能還有一個關鍵原因，就是掩蓋大量死亡的實情，因為軍隊是有火速處理屍體的機制和設施的。 中共軍隊、武警，還有預備役，全部收歸習近平控制，全面轉入備戰，兼介入維穩，參與對人民的鎮壓；同時在過往全力參與的救災搶險方面卻退縮，在機制上反應緩慢。這是中共武裝力量的黨衛軍本質的大曝光。 但這並非說習之前的領導人如何愛民，只是他們更善於表演，做秀，以掩飾黨的陰暗本質，就像鄧小平為保黨搞「改革開放」，一度為中共遮蓋人權劣跡一樣。而中共到了習近平時代，陰暗處全部都掩蓋不住，乾脆也懶得演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英國勛爵阿克頓的這句名言，證之中共，亦絕對適用。 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已兩周多未出現在官方媒體，雖然在他今年3月當選防長後，也有過兩周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然而，根據報道，他上周本應造訪越南出席中越年度防務會議，和越南國防部高官會面，但中國政府突然以「健康」為由，告知越方李不出席會議。由於前段時間被免職的外交部長秦剛在十多天沒露面後官方亦對外宣稱其「健康」有問題，此報道一出，讓人聯想李是否和秦剛一樣，是「被生病」，實則被軍事當局調查，可能涉腐。 李尚福、魏鳳和遭火箭軍腐敗案牽連？ 我從北京消息靈通人士也得知，李尚福問題嚴重，正在配合調查，同時正處於隔離審查的還有李的前任，三月離任的前防長魏鳳和。兩人均涉火箭軍高層的貪腐案。今年7月，當局解除了火箭軍司令和政委兩位高級將領的職務，但沒有公開說明原因。有關火箭軍高層腐敗的傳聞此前就不脛而走，據悉習近平正在大力整頓軍方高層，多個從火箭軍系統出來的軍方高官被帶走接受調查。 如果李尚福與魏鳳和這前後兩任防長受火箭軍高層腐敗案牽連，也不奇怪。李長期在解放軍裝備部門工作，也曾任職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兼參謀長。裝備部門掌管中國軍隊的武器採購，是解放軍最肥缺的部門之一，也是腐敗最嚴重的部門。戰略支援部隊和火箭軍有業務交叉。魏在做防長前，亦做過火箭軍司令，一個說法是，火箭軍高層的腐敗案就是由魏的離任審計引出的。 解放軍高層的腐敗已不新鮮。十九大期間，兩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軍委總部和多個戰區的高層先後被查，不過，假使李涉貪腐，還是有相當的震撼性。因為郭、徐二人雖職務比李高，但他們是在卸去軍職後才落馬的，魏也是在離任後因審計出問題的，而李正在任上，且接任防長只有半年。更重要的，是李乃習在二十大後提拔重用的。二十大習一手遮天，在黨政軍各關鍵部門和權力中樞——政治局任用自己的親信，本來是想用得放心，不料前有外長秦剛過不了男女關，傳出婚外情；後有防長李尚福過不了金錢關，傳出腐敗。二人還都是國務委員，屬於副國級領導人，這和一般的部長出事性質有些不同，說明習的用人大有問題，起碼對高級幹部的審查工作沒做好。 腐敗是中共之癌，無法根治。毛時代由於物質相對貧困，腐敗更多是一種制度性的特權腐敗，即腐敗以特權的形式表現出來。毛之後的改革時代，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一部分特權腐敗還保留，尤其在高層，但腐敗的主要形式表現為權錢交易，官員用手中權力換取各種非法利益。中共此時段腐敗之嚴重，從習近平上台後落馬官員的數量可見一斑。根據當局的披露，在去年二十大前，立案審查調查的中管幹部553人，處分廳局級幹部2.5萬多人、縣處級幹部18.2萬多人，當中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前成員郭、徐以及孫政才。二十大後到現在，又不到一年，有42名中管幹部被查，其中兩名正部級。這些官員遍及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群團、國企、高校、宣傳、政法、金融、體育和醫院、軍隊和武警等各領域和系統，每個省市都有主要領導幹部落馬，很多地方和部門還是塌方式腐敗，一鍋端，前仆後繼。 習反腐為何越反越腐？ 如果說江、胡時期因高層反腐不力，導致腐敗猖獗，還有可解釋的原因，習上台後即展開大規模、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也查處了相當多的高級領導幹部，但從二十大後的落馬高官來看，數量並未減少，此中根子，就在於不受約束和制衡的絕對權力。每一級官員，尤其是主要領導幹部，除了受上級的弱監督，在同級內部和管轄的領域，幾乎擁有絕對權力，制度形同虛設。一個理想、道德和主義都虛無的時代，唯有權力、利益和金錢才是實在的，滿足感官慾望的。因此，作為一種理性動物的中共官員，不把權力用到極致、想方設法貪腐才怪。 這並非是要對習發動的反腐一棍子打死。雖然習的反腐頗多讓人詬病之處，但公允而言，反腐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某種程度上甚至也可說相當大的效應——無論對習個人抑或這個黨。假使習也像江、胡那樣溫吞吞地去打貪，可以想見，今天的中國，必定是一個在腐敗上烏煙瘴氣的國家。習至少抓了一、二百萬大小貪官——這其中幾乎沒有幾個是冤枉的，若嚴格按照當局文件上定義的腐敗來說。這使得眾多想貪腐的官員，在此種嚴厲的反腐運動面前，不敢像以前那樣明目張胆大搞腐敗，在起了貪腐念頭前，會先想想有無可能被抓，也許很多「膽小」的官員就此真的收手不敢去貪了。 既如此，二十大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官員被查？這就要說到中共腐敗的「存量」。如果以十八大為時間線劃為前後兩個階段，十八大前的腐敗可稱為「存量腐敗」，十八大後的腐敗則為「增量腐敗」。「存量腐敗」的意思，是指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國由於高速發展和黨紀鬆弛而積累的腐敗，這個數字無法精確計算，但以中國官員之多，每個官員多多少少都有腐敗嫌疑，上到廟堂之上的權力寡頭，包括習自己，下到不入品的芝麻村官，估算起來幾千萬是有。「增量腐敗」是指十八大後還在大搞腐敗的官員，用當局的話說，仍「不收斂、不收手」的。過去十年所抓的一、兩百萬大小官員，他們的腐敗行為多發生在之前的30年，在這十年里，確有很多官員因「不收斂、不收手」而被查，但絕對量要比前30年少很多。特別是最近幾年被抓的官員，在現職務上還在大搞腐敗的不多，問題多半發生在過去幾年，甚至十幾年前，有些退休二十多年還被倒查的。 反腐是習維繫權力威嚇和官員忠誠的手段，所以當局強調，反腐永遠在路上，習也不會改變反腐的模式，減輕反腐力度，這樣，一個官員很可能要為他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腐敗行為買單，從而對當局來說，要抓的官員仍然會有很多，總數量或不會比十八大前少。 反腐浪潮席捲親信，習脫不了干係 然而，習透過反腐讓官員提心弔膽、對他臣服的同時，也意味著對他自己會產生一種政治和道德的風險。原因在於，既然官員人人都免不了腐敗嫌疑，這種對過去歷史的倒查，每個官員都有可能會被牽連到，理論上除習外的所有官員都是不安全的，包括中南海習的政治盟友。而當某個官員在被查後，為了減輕刑責，會供出其他官員，習的親信就可能被牽連進去。李尚福大概率是當局在查火箭軍高層案子的時候被某個官員供出的。 這對習意味著什麼？假如二十大後被查處的高官與他沒有直接的派系色彩，即便再多，當局還可自吹，習是從嚴治黨，從嚴治官，不放過每個腐敗分子。可是，眼看著一手提拔的兩個國務委員，在半年時間內先後出事，當局再怎麼辯解，習都脫不了干係，黨內會質疑他重用的都是些什麼人。 秦剛的下台已衝擊到習二十大組建親信班子的合法性，倘若再來一個李尚福，人們特別是黨內怎麼相信習和他的權力班子有能力帶領中共去挑戰「驚濤駭浪」，像習宣稱的引領中國走向復興？因為你的權力班子成員本身就在製造政治的「驚濤駭浪」，從而對習所剩不多的政治權威構成又一次打擊。 問題還沒完，「存量腐敗」的窟窿之多，讓習防不勝防，今天是國務委員觸生活作風和腐敗的雷區，明天可能輪到某個政治局委員觸別的什麼雷區。在所謂反腐敗越來越深入的情況下，這並非不可能出現，它是由權力不受控制和習的反腐模式共同決定的。人們就等著看戲好了，它有可能毫無預警地突然上演，也有可能要耐心等待一段時間。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