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梨榮光聯誼會第二十二屆理監事交接典禮暨餐會圓滿舉行
2026 年 8 月 6 日
防止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已经成为当下各国都开始认真注意的问题。香港过去25年来，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个案，说明这种渗透是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本来自由的社会变成一个专制的社会。我们作为香港沉沦过程的目击者，有责任把这个过程记载下来并让它广为人知，以警惕世人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辙。 一、甚么是“白蚁精神”？ 中共在夺权全国政权之后不久，就忙不迭地计划要“取得全世界”。1966年，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组团到北京，提出提前“解放香港”的要求。为使这些地下党安心在香港长期工作，周恩来总理派他的助手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接见这个团，向他们解释中共不急于解放香港的原因。根据中共一份“绝密”级别的文件《国务院外事办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对港澳工人谈话（1966）记录》，吴荻舟说：“英国人想长期在香港⋯⋯他们在香港有油水，我们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维持现状这点上有一致的语言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从香港多拿几个钱，一年拿几十万。我们呢，要拿整个世界”。 如何透过香港拿到整个世界呢？吴荻舟就要求在香港的地下党要学习“白蚁精神”。所谓“白蚁精神”是周恩来的发明。根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前途解密30后》第1集（2014年8月11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外错综复杂，对内百废待兴，但香港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领导人的棋盘。周恩来便提出了“白蚂蚁政策”。资深中共党员（背影录音）：“白蚂蚁政策就是后来不知哪一年周总理去西双版纳参观，视察工作，那个植物研究所的人，带他去看一棵大树，推一推之后倒了，周总理觉得很奇怪，原来他说这棵树被白蚂蚁蛀通了，但它实际上仍像平时一样，即是说共产党要渗透到房子是完好的，在香港也要做白蚂蚁”。后来周恩来就把这个政策称为“白蚁政策”，要中共地下党学习“白蚁精神”。 根据吴荻舟上述绝密文件，他向地下党员提出要学习“白蚁精神”。他要求地下党：“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要学习白蚁的精神。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学做白蚁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同志说的⋯⋯你们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联系群众，生活上朴素。生活困难一些，为了世界革命，准备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二、“白蚁”有甚么优势？ 中共提出用“白蚁精神”来“拿整个世界”，那么“白蚁政策”有甚么优势呢？笔者个人的理解，周恩来以“白蚁”来形容中共渗透全世界的政策，是因为“白蚁”运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隐蔽性：白蚁的工作方式比较隐蔽，人们难以从表面看出屋子是否已经被蛀蚀。 2. 数量多：蚂蚁的特点是多，粤俚“蚁多唠死象”，即使庞然大物也最终会败于数量庞大的对手。 3. 时间长：蚂蚁不能一天之内摧毁敌人，所以地下党也要立足于长期打算。 4. 无声息：蚂蚁是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工作，故不容易被人察觉。 5. 侵蚀性：蚂蚁是一点点的蛀蚀它所寄居的建筑物，直至把它摧毁，它不会使寄居物轰然下塌（因而会引起人注意），却会使它弱不禁风（表面上丝毫无损，必要时可以轻便地摧毁它）。 周恩来是中共特工工作的始祖，在中共尚未夺取全国政权前，他已经发明了“布闲棋、放冷子”的渗透策略。“白蚁政策”，正是他的“闲棋冷子”渗透政策的另一个模式。所以，了解“布闲棋、放冷子”的策略，就有助于人们对白蚂蚁政策的认识。 根据熊向晖（一个周恩来亲自联系的地下党）的回忆：董必武对他说：“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域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与此相关，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住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1941年夏，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而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见熊向晖：《周恩来的魅力》，载《周恩来的宰相生涯》中国当代秘史系列之2，香港文汇出版社1992年，页35）。 从熊向晖这段表白可以看出，周恩来在1949年前以“闲棋冷子”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之后，就已经部署“白蚁政策”来“拿整个世界”，则中共的野心和阴谋一也。 三、“白蚁”从何而来？ “白蚁政策”要成功的话，则这些“白蚁”在数量上一定要足够地多才能奏效。中共有那么多“白蚁”足以去渗透、蛀蚀别人吗？有。不要忘记，中共有“打人民战争”的传统，连真枪实弹的热战场都可以发动群众参与，更何况没有直接生命危险的情报战冷战场。所以，据笔者所了了解，中共的情报工作有所谓“专群结合”的传统，“专”是指专业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 情报工作实行“专群结合”的原则，笔者在《香港文汇报》工作期间就有听闻。我入职时（1974年），《文汇报》的总编辑廖蔼文是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个处长，负责收集有关香港的情报，为了工作方便调来香港，挂上《文汇报》总编辑的职务。为了掩护真正身份，他也落手落脚处理编务，并负责“看大样”（报纸付印前的所谓“蓝样”）。廖总告诉我，我们（指中共）的情报工作是走“专群结合”的路线，“专”是指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群众性”的情报人员，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情报工作中的体现”。 “专群结合”的情报工作原则，就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大范围地铺开而不受经费和人力的限制，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具备“面广点多、深入社区、不存在死角”的特点和优势，动员群众为中共收集情报，在情报工作上大打“人民战争”，这是西方情报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更是西方反间谍工作无法杜绝的优势。 这种“专群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传统，最近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强调。2023年8月1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提到反间谍工作“不仅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它强调：“在工作原则上，明确反间谍工作要坚持‘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在法律义务上，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防范、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同时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援，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间谍行为’”。虽然这里提及的只是反间谍工作，但间谍工作显然也是走“专群结合”的原则和路线。这就说明，中共的对外渗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非专业的“群众性”情报人员。 了解中共情报工作是“专群结合”后，就可以解答数量庞大的“白蚁”从何而来。据笔者接触所及，“白蚁”，也即是“群众性情报人员”的来源大概有以下几种： 商人（大陆、香港、台湾、其他国家） 各种原因出国人士 大陆出国留学生 中共派出的媒体工作者 所在国的亲共媒体 在目的国的上流社会 在目的国的各式店主、店员 在目的国各类文职人员 在目的国各类社会活跃分子 在目的国流氓地痞 这十类人是笔者实际接触到的人而根据其职业及身份特征罗列出来的，当然还有其他笔者无法接触到的就难以述说了。 他们所获得的情报大都是非机密性的，例如： 一般政情、社情、民情、商情、 重要机构、重要公司的人事动态 知名社会人士的动态、家庭、社交及事业背景 重大社会运动的脉络、沿革、领导人底细 各个国家重要的科技发明及进展 这种“群众性情报人员”的好处是：人数多、网点广、隐蔽易（不易被察觉），较安全（出了事难以入罪）。 四、“白蚁”穴在哪里？ 数量庞大的白蚁必须有它们的洞穴，那么这些白蚁的“蚁穴”在哪里呢？笔者尝试以香港的具体经验，分析这些“蚁穴”的所在。 1.隐蔽的地下党组织 中共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对于仍然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部署了“四条线”。根据当时广东省长叶剑英的部署，这“四条线”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线：公开的（也称“红线”），指打正旗号的左派组织如工会、学校、报纸、书店、电影制片、国货公司、银行、贸易公司、航运交通等； 第二线：半公开的（也称“灰线”），不打正亲共旗号，但实际是共产党组建的外围组织； 第三线：隐蔽的，分散在各行各业，政府部门，他们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相关人员是所谓“白皮红心”，其成员可以是党员或名义上的“非党员”； 第四线：极其隐蔽，藏在敌人核心部位，与组织靠单线联系，数量极少（即周恩来眼中的“闲棋冷子”）。 （根据卢荻：《叶剑英情系港澳》，广东叶剑英研究会，2017-6-23，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P11转引此文已经无法在互联网找到）。 笔者必须说明，此文发表时，只提及“四线”，并没有具体解释每条线的内容，笔者是根据实际接触所得，把四条线的具体内容注释如上。笔者并不是凭空臆测，而是有所依据：1949年开始就在香港部署的“四条线”，到了1967年左派发动暴动时，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几乎把所有中共几条线的特工都曝露了，逼使周恩来要紧急叫停。 根据上文吴荻舟女儿吴辉整理出来的吴荻舟一份文件《香港1967补充资料之一》，1967年6月7日，吴荻舟传达了周恩来三点指示： 1.这次斗争还要注意长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来，都使用上去，三线的力量不要暴露出来，不要使用。 2.已经打进港英要害部门的力量，不要动，比如飞机场已安上的点子，或在港督身边的点子，不要动。 3.安在美国机构和船上的点子不要动⋯⋯下略。 （资料来源：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35 引用） 笔者分析，第一点提出的“三线力量不要曝露”，就是指分布在各行各业的“白皮红心”人士，而第二、三两点提出的，应该就是所谓“四线”人物，位处“敌人”的关键部门，更不能动。 根据当年中共通过建立“四条线”的情报结构来渗透香港的历史经验，则今天中共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多层次的渗透机制就不出奇了。 如果按照“四条线”的思路，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架构： 第一线：各亲共社团（由中共直接组建的、打正红旗的机构、媒体等）； 第二线：各“中美友好”组织，通过“美方”组织者身份来淡化亲共色彩（相当于香港的“灰线”组织）； 第三线：进入美国权力机构的美国“友共政客”（联邦及各州的参众议员），各亲共智库组织，各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华尔街、好莱坞、矽谷、波音等“友共” 商人及商团； 第四线：打入美国极高层权力核心的、与中共单线接触的人士。在这方面请注意中共一位教授的得意忘形的“自白”：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在2020年11月28日的一场公开演讲中讲述，中国当局在过去几十年中利用“美国权势核心圈内的老朋友”来影响美国政治和对华政策。翟东升这番话就证明了中共在美国部署了足以影响极高权力架构的“第四条线”（按：翟东升讲话全文见附录）。 2.公开的各类社团、学术团体 上述四条线，都有可能成为白蚁藏身的蚁穴，但毕竟能够有独立能力做外国人工作的仍然是少数，大量的白蚁是藏身在公开的社团的。根据香港的经验，社团工作是中共渗透香港社会的利器，也是能够最大量让白蚁得到藏身掩护并发挥其蛀蚀所在地的蚁穴。 2.1 数量庞大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在“社团注册署”登记的社团数目是8,695多家。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飙升至52,386多个，增幅约6倍。这个对比说明，港英统治香港150多年积存下来的社团不到9000个，但“回归”后在港共统治下的短短20年里这个数字就急升好几倍。这批数目庞大的社团绝大多数是亲共的组织，它们成为中共培植的香港基层力量。 何以见得新兴起的社团都是具有中共背景的呢？这可从1997年前后香港社团的发展速度可以看出。香港社团的真正发展是在1945年战后开始的。从1945-1995 这50年间，形成社团8695个，平均每年174个，也就是说，这是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但1997-2017这2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200个，远远超过1997年前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则显然新的增长是有来自中共的“助力”。 2.2 种类繁多 这批社团，种类繁多，笔者尝试以“六同”来归纳它们：同乡、同姓、同学、同业、同好，同区，无法以“同”分类的，就以“其他”归纳，见下表： 五、中共对社团工作的最高要求 中共要求把社团打造成为一支“呼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体制外的“政治—暴力”混合体呢？ 作为中共的“外围”斗争力量，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样化的： 在平常状态时，他们以“蛇斋饼糭”的形式，与反对派“争夺群众”； 在表决政策时，他们会根据中共对某一政策的态度，采取支持或否决政府的政策； 在地区选举时，他们会动员力量支持中共属意的候选人； 在政治动荡时，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援中共的观点和立场； 在斗争激烈时，他们会替中共出手以暴力威吓或直接殴打反对派。 香港的这些经验，在美国也是似曾相识。社团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战斗意识强这三个特点，美国的华人圈子都能够感受得到。白蚁在这些社团里栖身，既得到掩护，也能够发挥腐蚀主流社会的作用。 说到白蚁渗透术，不能不提中共的地下党组织。1949年中共在香港部署了两个互不隶属的党组织，一个是半公开的“中共香港工委”（披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外衣），另一个是保密的“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完全保密）。“工委”作为一个半公开的组织，统领中共在香港的各种机构兼负责中共在香港的“外事活动”（主要是与港英政府以及各国驻香港领事的关系），而“城工委”的秘密工作是在做好随时接管香港的准备（虽然早在1949年时中共已经决定暂不收回香港，但为了应付万一，它还是在默默地做好随时接管香港的可能性）。由于后者的保密，外界一般都只知道有“工委”，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城工委”的存在。笔者也是在解读吴荻舟的笔记时才知道有后者（见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00 首次提“工、城两委”，详细分析见该书第四章《六七暴动的指挥和组织机制》，页65-94）。 根据民主党领袖李柱铭的回忆，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后，李柱铭担心港英会提前撤离，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经告诉他，中共可以随时接管香港。他说：“有一次，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告诉我不要太担心。北京已经把大约五万人输送到了香港，在各行各业工作——行政部门、职业领域。如果英国在交接之前撤走，他说，这些人就会顶上”。从这点可以证实，“城工委”的存在应该是持续到1997年为止。至于1997年回归之后还是否存在则笔者无从了解。 那么中共在美国有没有建立它的地下组织呢？笔者敢肯定地说有，只是不知道底蕴。事实上中共已被曝光在美国的校园里建立“党组织”。那么全美国单是在校园里会有多少这样的“党组织”呢？我们不妨组略计算一下。 按照中共党员总数量（接近一亿）与全国人口（14亿）相比，党员占全国人口7%。中共在美国有30万留学生，假设留学生中党员比例同党员／全国人口比例一样（7%），则30万留学生中应该有2. 1万个中共党员。按照中共党章规定，每3个党员可以成立一个党小组，则理论上2. 1万个党员可以生成7,000个党小组。假设比较正常的党小组规模是10人左右， 则这2.1万个党员可以形成2,000个党小组。 这仅仅是我们可以合理估算出来的中共在美国的党组织数目，而且仅仅局限于美国大学校园，还有很多领域我们无法估算的，例如各类在美国营运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他们都会组建自己的党组织而这些组织，这些组织都构成白蚁的蚁穴。 所以，要防止中共对美国或其他西方社会的渗透，就要慎防无处不在的白蚁。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前《文汇报》 副总编辑，驻京办主任。《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特派员。全文转自上报）
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当中共的“东升”、“崛起”转化成军备扩张之后，中国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至于因为冷战而彻底消失。与此同时，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事实上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 一、21世纪全球安全格局的变化 如果说，上个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相互较量，牵连到北半球许多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本世纪的美中关系已经变成了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从中国在2020年初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演习开始，中国持续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意图日益明显，加上中国不断出动海空军围绕台湾四周海域展开威胁，一场由中共点燃的冷战，事实上已经形成。 中共的意图不仅仅是企图统一台湾而已，也不仅仅是设法控制南海、为威胁美国的战略核潜艇构造“深海堡垒”，它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岛国，包括试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靠近澳大利亚的达鲁岛修建永久性海军基地。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对外扩张意图，在东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也展开了相应的应对型部署。虽然双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战这个词汇，但是，一种类似上个世纪美苏冷战的新世界格局已经出现，把相关国家的关注点陆续吸引到这个方面。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国防预算，加强了对日本的西南列岛之防卫措施；随后，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开始合作建造潜艇，以应对中国从南海出发、日益活跃的潜艇活动；接下来，韩国开始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合作，菲律宾也加强了美菲防务配合。种种迹象表明，过去几年来，中共紧锣密鼓的扩军备战，已经改变了越南战争后从东亚到南太平洋长达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时也改变了美中两国自建交以来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国不得不投入军力，来防范任何可能动摇东亚及南太平洋和平稳定的企图。 而另一方面，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它逐步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并且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现了全球的“世界工厂”称号。那么，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究竟会有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还是经济全球化会间接地帮助中国实现其对外扩张的野心？或者两问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存在冲突 本世纪的美中关系与上个世纪的美苏关系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是，经济全球化之下，美中两国之间出现了互相的经济依存。过去几年来，虽然在区域防务方面，美中两国的军事对垒从不停步，经济技术方面，中国大规模盗窃美国技术的攻防也持续演进，但在投资和贸易领域，两国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似乎始终存在。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美中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这不仅是相关国家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也是在中国的外企和希望对中国大量出口的外国企业不得不担忧的问题。 当年的美苏冷战，是双方基本上在经济隔离状态下的对抗，美国选择应对方法比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新的格局，但新格局并不总意味着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直接冲突，而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发生了某些矛盾。 当中共的武力扩张和对外强势姿态让周边国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时候，他们担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军事威胁，也担心区域关系紧张，可能导致海上货运的中断；此外，与中国有经济来往的国家，也会担心出口减少和本国公民在中国的处境。但中共似乎并不介意周边国家的这些担忧，北京事实上曾表现出一种“绑架”经济全球化布局的企图。 数年前，中国的媒体经常强调，“世界工厂”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国如果想继续获得“中国制造”的产品，或者让“世界工厂”购买各国的矿物和农产品，就必须顺从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场，否则会在经济上吃大亏。这种“绑架”经济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为了报复澳大利亚政府对北京的批评，曾经一度禁止澳大利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北京试图用经济压力来展现自己的强势。 中共习惯于用物质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却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布局本身对低风险的高度要求。中共误以为，外企和外国政府都只在意一时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这种利益考量当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杠杆”来利用。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布局是跨国公司决策的产物，而这些决策最关心的不是一、两年内的利润，而是供应链的稳定、货源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制造的东亚不安全局面，构成了动摇经济全球化布局的客观效果。 三、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原来确实是以“世界工厂”为重心；而过去十多年来却陆续发生了成本导向的产业链外移和风险导向的产业链重新布局。如果说，17年前的外企撤资，主要是成本驱动的，那么，过去几年来的外企撤资，则与风险飙升直接相关。 早在十七年前，由于工资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制造企业（比如制鞋、服装、玩具等）开始迁出中国。当时中国政府提出的应对方针是“腾笼换鸟”，希望继续引进高科技外企来继续强化“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但最近几年外企撤资的动因，成本已经不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回避供应链风险，却成了重点考量，因为中共的对外扩张战略使东亚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当中共把经济崛起与军事崛起直接挂钩时，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风险自然就会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总统大幅度提高中国对美出口的关税，本来是想要通过施压，来改变中国低价倾销商品、又频频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的做法。这种策略并非真正的经济对抗，其实可以在协商谈判中解决双方的分歧。但是，中共采取了软泡硬磨的办法，始终不肯承认并终止盗窃美国技术的大规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的美国跨国公司，对白宫施压，逼美国行政当局放弃关税制裁；而美国公司那时也希望继续维持中国供应链。可以讲，关税问题并没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布局。 然而，当中共摆出了增强武力、威胁台湾的强硬姿态之后，跨国公司终于意识到，在商业上把中国视为长期盟友的战略，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因为，一旦中共的军力增强以后，跨国公司不得不随时面对中共制造紧张局势情况下自己的供应链可能被切断的严重困境。所以，以出口为主的跨国公司，现在纷纷在筹划替代供应链，也就是供应链分散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关闭在中国的工厂；但是，这些公司也在其他国家组建同类产品的生产线，一旦建成，跨国公司的订单就会从“世界工厂”分流转移。这就是中国的出口持续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间相互经济依存的质变 美中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经济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经认为，西方国家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因此，中国可以予取予求，即使军事和外交上摆出强硬姿态，西方国家也只能妥协让步。这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论的思考逻辑。但是，当“东升”、“崛起”落实到军备扩张之后，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必然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许多外企为了自身商务活动的安全，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 此外，中国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中南海对国内经济架构四大板块（财政、银行、企业、家庭）严重的债务负担估计不足，而不少企业（比如恒大、碧桂园等）濒临破产时无法偿还外债，势必严重动摇中国的国际金融信誉，结果吓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资者。 在美中经济关系当中，双边贸易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西方投行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以及大企业在中国设立技术研发中心，曾经是两国相互经济依存的重要环节。但是，随着美中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对立日益明显，以中共作为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感受到了高风险，因此开始逐步关闭它们设在中国的研发机构；而中国经济衰退造成了民营企业拖欠外债和无力偿还，让从事对华金融投资的西方投行看到了严重亏损的高风险，因此，它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迅速收紧。 这就使得中国在出口下滑的同时，又失去了来自西方的巨额金融投资（参见笔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国金融外资断流》（上篇与下篇））。这两大因素的影响叠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动人民币贬值的推手。虽然中国的央行可以让商业银行抛出库存的外汇储备来买进人民币，却只能短期内暂缓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因为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所余不多，缺乏长期支撑人民币汇率的能力。 从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国投入了一万三千亿美元的证券投资；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汇来源，人民币汇率也不过五年内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为止，人民币汇率已经从2021年的高点贬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将日渐趋紧，拉抬人民币汇率的力道会越来越弱。可以想象一下，今后人民币还会有升值空间吗？对外企来讲，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将压缩外企在中国经营的盈利空间，这会进一步产生“汇率驱离外资”之效。 华尔街对中国市场的金融依存逐渐终止，以及大企业对中国高科技研发的利用逐渐撤除，意味着美中经济的相互依存开始发生质变：“推手”离场，只剩下以中国内销为主要经营目的之外企继续在中国维持下去，如此便出现了商场上的“西撤东衰”。不过，美中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并不会终止，它只是从举足轻重渐渐变成聊胜于无。 五、21世纪美中关系的实质是经济依存中的对峙 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会因为冷战态势而彻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冷战被启动后就存在着不可逆趋势；而经济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结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国公司对中国销售市场的依赖，当这样的跨国公司看清了冷战可以制止热战的本质之后，它们会尽可能长久地利用中国市场，其利用长度取决于利润空间。但是，每当中共在境外制造一次局部冲突，这些留在中国的外企就会受到一次震动；而它们对自身财产和利润汇出的担忧，也无时无刻不在干扰着它们的神经。 另一方面，中共摆出了对外威胁的架势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就不得不做好应对。事实上，中共除了加紧练兵以外，还在加快其核武库的扩充，试图用核威胁增强自己对美国的战略恐吓。这样，美国也只能加强防范北京核威慑的防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尤其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与北京保持沟通，以避免任何突发事件造成的冲突升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战双方都需要随时保持外交沟通，越是局势动荡，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测对方的最终意图。当年美苏冷战从未引起双方的交火，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美苏都明白，彼此某种程度的信任之建立与维持，是各自国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准备上压制对手，则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当1969年中苏双方军队发生边界战争之后，苏联曾经考虑用核武器打击北京，但最后仍然主动派出总理柯西金，以途径北京的名义，与中共展开机场谈判，设法降低双方军事冲突的热度。这就是苏联从美苏冷战中学会的冲突防范策略之运用。中共虽然点燃中美冷战不过几年，现在也在学着使用这样的策略。 就美国而言，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同时也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中共在经济衰退大势既定的情势下，经受不起脱离经济全球化的沉重压力，因为中国已经无法依靠本国资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铁矿石这些基础战略资源以及饲料和油料这样的重要农产品，都必须依赖进口。所以，中共会希望保留现存的对外经济依存关系，同时也依然寄希望于西方投资的重新进入。正是这样复杂的国际关系，将决定未来美中之间那既谈判又威胁、既冷战又经济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九月中旬，习当局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称为“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在这个历时两天的会议上，主要讲话人是身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同时传达习近平的指示。 蔡奇和习近平称赞各级政府和党委的办公厅、秘书长、秘书，“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党委和政府办公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经受了许多大战考验，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督促检查”、“大战考验”等词句，暗示秘书帮在监视各级官员、帮助习派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证实，习近平夺权，果然使用了斯大林手段：通过安排安插专职秘书、专职司机、专职厨师、专职护理等，监视监控其他高级领导人和政治老人，把秘书帮变成习派的眼线或卧底。 于是，这回的“全国党委和政府秘书长会议”，蔡奇和习近平试图把相关经验推广到全国，令秘书帮进一步把全国各级官员都监视监控起来。明确要求他们：胸怀“国之大者”（指习近平），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习），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习当局保持一致）。要强化政治担当，要提升政治能力，要落实政治责任，云云。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倚重秘书帮，明确由他们来监控各级官员和将领，既是习派的一贯做法，也有当前的权斗背景。习近平强行进入第三任之后，反习、叛习事件不断，且愈演愈烈。除了外交系统的弃暗投明（秦刚大案），更有军方的弃暗投明，包括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国防部、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等高层（如李尚福大案），尽都涉嫌所谓“里通外国”，即弃暗投明。证明习时代党心、军心不稳，官员党员口服心不服，普遍离心离德。 近期有各方报道，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秘书告密，告他有反心或里通外国。习近平闻讯，急忙行动，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包括李玉超（火箭军司令员）、徐忠波（火箭军政委）、魏凤和（前国防部长、火箭军首任司令员）、张振中（火箭军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刘光斌（火箭军副司令员）、吴国华（火箭军首任副司令员，自杀身亡）等火箭军高层全体覆没，竟毁在一个小秘书手上。 说到秘书帮，其实，蹿升高位的习家军中，出身秘书者甚多。诸如蔡奇、李强、丁薛祥等，尽都当过习近平的秘书，竟齐齐高升到政治局常委层面；但在习近平面前，他们的实际地位低微，如跟班、如仆从、如跑腿的办事员，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让秘书当眼线，类似历代专制王朝的监军；但秘书帮更类似历代王朝的宦官阶层，因为，他们既不是领兵的将领，也不是行政的官员，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竟成为朝廷中的第三势力，偶尔还凌驾于文武大臣之上。多代王朝出现宦官当政，往往预示王朝没落、走向毁灭。诸如秦二世时，朝廷大权落入太监赵高之手，秦朝也亡于赵高之手；东汉末年，出现“十常侍”（十大宦官）把政，朝廷内乱不止，演变成天下大乱；明朝后期，有太监魏忠贤专政，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覆灭的分水岭。 习近平和蔡奇公开起用、重用、倚重秘书帮，其实质，就是太监政治的复活、宦官政治的复辟。表明，饱经专制政治的沉疴和演绎，红朝也终于走到这一步：太监当道，宦官把政。不仅从现实危机上、也从理论逻辑上证明，当今的习时代，极可能就是共产红朝的末期，正步入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的最后时期。 一党专政的中国，曾经历改革开放，曾实行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任期制，竟遭习近平一手破坏、一夕复辟，重新搞起一人独裁。习近平复辟轻易成功，本身就是红朝气数将尽的症兆。一人成功而全党失败，共产中国或正加速逼近它的终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因为秦刚﹑李尚福及火箭军高层接连出事，甚至牵连到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关于中共高层内部路线斗争之说，又甚嚣尘上。传说曾庆红在北戴河发难攻击习近平，近日又冒出迟浩田坐阵助威的消息，中共内部路线斗争，已趋于白热化。 先前我提到中共红二代及老人帮们有反习倾向，很多人嗤之以鼻，现在看来，这种倾向不但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习近平如权倾天下，不可能自已动手翦除自己的党羽，秦刚是他提拔，张又侠是他儿时玩伴，李尚福是张又侠马仔，翦除秦刚张又侠，等于折损自己的统治实力，习近平不会蠢到咁交关。 如相信习近平权倾天下，又怎么会发生外交与国防大地震这种灾难性后果？这是说不通的，一定有一种习近平不可抵抗的政治力量，迫使他走到这一步。 中共百年大党，几番病危几番复活，不是浪得虚名的，他们有一套自我求生的密诀。最高领导权一代代更替，若每一届各干各的，在组织架构上没有任何分权与制约的安排，那中共也不可能挨到今日。在中共最高层，一定有一些内部机制，规定好权力边界，到关键时刻有现成的规则可以引用，避免党栽倒在一个人手中。 把最高权力交给习近平，既要放手让他用权管理党政军，又要防他一手，以免他滥权胡来，刚愎自用，损害党的根本利益。因为党的利益就是红二代与老人帮的利益，党受损就是他们利益受损。 这种监察与节制的机制，一定有严格的分寸，不能造成垂帘干政，不能事事过问，导致集中领导被削弱，从根本上损害党的统一与长远的利益。习近平做了十年，形格势禁，迫使老人帮同意他修改宪法，废除换届之设，让他“再接再励”完成中共社会主义复兴之路。 这是习近平得以全权组班﹑尽揽旧部﹑任人唯亲的原因。政治局常委全是追随他多年的部属，政治局委员除各路诸侯外，只有个别不同派系的人，军中高层几乎清一色换成他的亲信，遂形成党政军一把抓的格局，风头一时无两。 不难想像，在习近平与老人帮之间，有一些既定的规则是彼此必须遵守的，这些规则划定一些红线，不过红线，一切由习自行定夺，过了某些红线，权限就归到老人帮手上，那时习近平即使不愿与不服，也得依规则行事。若非如此，曾庆红凭什么发难？ 中共省部级人事都由习近平拍板，但不管谁犯下严重政治错误，为党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甚至出卖国家机密，结党营私搞小集团，那时老人帮就可依规则干政。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人独断专行，包庇内奸，中共变成习近平的小朝廷，老人帮只能同归于尽。 中共百年大党，有老毛老邓这些盖世枭雄奠基，这些人中枭雄都叱咤风云，有阴鸷防人心态，诡计多端，深谋远虑，他们必然为他们身后的党留下一些“护身符”，一些保证党正常运作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暗中运作，外界无从得知，习近平表面指点江山，享受崇拜，但他并非一手遮天，党内对他的约束与监察，自有一套不见天日的机制。 这便可以解释，习近平在内忧外患之际，竟然动手翦除自己的党羽，破坏个人威望，打残亲信部队，损折内部士气。此后，他如何重整队伍，重建威望，都变成是他一人的难题了。 如果秦刚李尚福们触犯了政治底线，证据确凿，历朝定下的规则又不可抵抗，习近平也只能挥泪斩马谡。先办了秦刚，又扯出火箭军，再牵连李尚福，最终又把张又侠搭上了。 整顿了外交部与国防部，政治局常委还原封不动，习近平的权力基础还在，但因此番受挫，习的政治路线备受质疑，他被迫调整美中关系，算是作了一点让步。大陆内部的政治压迫，对台武统的威胁，这些都是老人帮们无法否定的，对外放软手脚，对内严加镇压，经济救不起来，统一做不下去，现在就成了不死不活之局。 以习的虚骄强横，当然吞不下这口气，但形势比人强，最高规则不能一脚踢翻，这一场斗争，使党内老人帮趁势崛起，更涉及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共的路线斗争，到最后都是你死我活之争，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始。 老人帮有没有能力扳倒习近平？在没有谈扳倒之前，先要谈何人足以代之。遍观政治局常委与委员一级，已不见扛鼎之智勇者，交到一个不济的人手上，中共会死得更快。说到底，今日国事蜩螗，难就难在这里，迟也迟在这里：一个党的末路，就是从人才凋零开始的。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依据“新华社”9月26日报导，2023年是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10周年。为全面介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生动实践，增进国际社会了解和理解，凝聚广泛共识，更好与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的抄袭与剽窃 如果“以掲谎代替批判，以事实颠覆宣传”来讨论这份白皮书。在我看来，这是一篇长达2.2万字的白皮书，堪称21世纪的“鸿文废论、旷世渣文”。因为白皮书宣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时空的、普及宇宙的，是为人类未来命运“指引明灯”的，但是，全篇没有一个字是真话！看起来应该是“全国征文比赛”选拔出来的“肉麻冠军作品”，目的是对习近平表忠、献媚、跪奴，为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宣传造势。 必也，正名乎？“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由前总统李登辉在1992年以后多次提出来的，当时主要称为“生命共同体”。李前总统是在以“以台湾主体性”(Taiwanese subjectivity)为核心理念而重建“台湾认同”的脉络中提出来的。作为一种“概念丛结”(conceptual complex)，李登辉的“生命共同体”是与“社区共同体”、“国家生命共同体”、“新中原”、“心灵革命”…..等等概念一起使用的。所以，习近平抄袭了李登辉。如果中共要骂李登辉是台独份子，那么习近平也是一个台独份子。 而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词语，是由现今流亡在阿根廷的中国作家李陨石(Li Yun Shi)，于2006年3月发表的一篇《大同宣言》的文章中提出来的。所以习近平也是抄袭李陨石的。换言之，习近平的抄袭，表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抄袭主义”。 告别中国，世界才有出路 这份白皮书说，“10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目的就是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为彷徨求索的世界点亮前行之路，为各国人民走向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共用繁荣的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方案”。 实际上，这份空大无边、满纸荒唐的白皮书，除了展现“义和团”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气势之外，全篇都在浓妆艳抹、欺世盗名。实际上，中共的体制早已恶名昭彰，人权纪录的排名吊在世界车尾。依据纽西兰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评量倡议”(HRMI)最新的一份报告，中国在多项指标上都是世界上人权纪录最差的国家；在免于公民滥捕方面，只比哈萨克斯坦略胜一筹。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肮脏纪录”，证明中共完全没有资格和地位，来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也没有资格“为彷徨求索的世界点亮前行之路”！实际上，人类的真正方向只有“告别中国”、“远离中国”，世界才有出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人类烂尾共同体” 习近平通常以“一带一路”作为他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代表作。实际上，“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以高利息贷款给一些发展中国家，然后由中国企业承包基础建设，雇用的是中国的移工(境外务工)，协助这些接受贷款国家兴建机场、港口、公路，还包括酒店、赌场等等，。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企业承包的工程要不就是工程烂尾、破坏生态、经济效益不彰而亏损，要嘛就是这些受援国家无力偿债而陷入债务深渊。依据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中国与全球发展倡议”(GCI)计画所发布的论文，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下对非洲的投资总额已跌至20亿美元以下；2022年更跌至9.9亿美元，创中国近20年来对非洲借贷的最低纪录。换言之，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人类烂尾共同体”！ 实际上，中国早已陷入“塔西陀陷阱”，也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人会相信！因此，所谓“中国方案”，只是一项“适合中国人自己去执行的方案”；没有人会相信，“中国方案”可以成为“世界方案”! 是“风雨同舟”？还是关押滥捕？ 白皮书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然而，最近证实一个消息是，失踪六年(自2017年自新疆前往北京之后就音讯渺茫)的国际知名维吾尔“民族志”学者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已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在此之前的2014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维吾尔族经济学家、对中国新疆政策持谨慎批评态度的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也被中共以分裂国家罪被判处终身监禁。这种对维吾尔族人的“文化灭绝”恶行，又怎么解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段说辞？这种在我称之为“系统性的中国特色的种族灭绝”政策，又如何解释“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这段鬼话！？ 最近的消息也证实，积极在“中国#MeToo（#我也是）”运动中宣扬保护“女性受害者”的独立记者黄雪琴，以及她的朋友、劳工维权人士王建兵，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在此之前，今年4月，中国最著名的两位人权律师许志永和丁家喜分别被判处14年和12年监禁等等。这些劣行恶迹，又怎么解释“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冠冕之词呢？ 中国唯我独尊的霸权行径 白皮书说：“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实践稳步推进，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打破了个别国家唯我独尊的霸权思维，反映出中国对人类发展方向的独到见解，对于推动各国团结合作、共创人类美好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这段话其实就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斥责美国。所谓“利己主义”就是指控美国的“单边主义”，所谓“保护主义”就是抨击美国的贸易战和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南海军事化，最近更在黄岩岛海域附近设置“浮动屏障”，公然阻却海上航道，严重违反国际法，更侵犯了菲律宾渔民正当的捕鱼权，试问，是谁在搞“唯我独尊的霸权”？是谁肆意妄为的在搞利己主义的冲突与对抗？ 超时空、全宇宙的漫天大谎 白皮书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实践，已经在国际上凝聚起团结合作的广泛共识，汇聚起应对挑战的强大合力。展望未来，这一理念必将焕发出愈发鲜明的真理力量、更为彰显的引领作用和超越时空的思想伟力，为人类社会开辟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持续繁荣的美好愿景”。 如前所述，“一带一路”已经被国际社会看成“制造世界各国‘债务陷阱’和‘烂尾基建’的新殖民主义”！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中共已被视为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共犯”；中共最近公布的“新版地图”，把90%的南海划为中国领土，已被视为“21世纪主权圈地运动”；中共在台湾海峡不断加大军机扰台的武力威胁，已被国际视为“天天都想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如此行径，又如解释“为人类社会开辟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持续繁荣的美好愿景”这种“超时空、全宇宙”的漫天大谎？。 2万2千个废话 白皮书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美好愿景，也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只要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行天下大道，向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一起来规划，一起来实践，一点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够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是21世纪最恶心的作文比赛冠军作品。全文虽然洋洋洒洒2万2千字，但却是“2万2千个废话”！读完之后，鸡皮疙瘩掉满地，而且扫也不完！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杭州正轰轰烈烈举办亚运会，据网上消息，中共花费三千亿巨资来办这一场国际赛事。视频中看到，整个杭州城修成一个未来城市，到处是标新立异的建筑，到处是高科技的城市奇观，开幕式也搞得如梦如幻。 亚运是地区性的赛事，规模与奥运不可同日而语。2008年胡锦涛办奥运时中共如日中天，美俄等大国领袖俾面出席，豪华程度令全世界瞠目。到习近平办冬奥，国势江河日下，场面已寒酸很多，这一次杭州亚运，来凑热闹的元首小猫三四只，失礼死人，还要花巨资装点门面。国势日薄西山之际，搞这么一场大龙凤，只是聊补年来的落寞心态而已。 为这场亚运，政府不惜工本大投入，连厕所都以高科技装潢门面，供饮宴的场馆，将江南山水搬上餐桌，志在让亚洲各国来的土包子，见识盛世中国的奢华。 与此同时，比赛场馆观众席上，却全是召募而来的国企员工，普通市民只好在家里看转播。就连为朝鲜队打气的啦啦队，都不是朝鲜人，而是中国人扮的。 有两个东北老乡自费去看亚运，坐地铁时才发现整列地铁只有他们两个乘客，原因是杭州人都被命令老老实实呆在家里。 外面交通要道上，五步一个警卫，车辆都被限行，整个杭州城，与其说在办一场体育盛事，不如说正在实行戒严。 一面是对外炫富，一面是与民为敌，这样的体育赛事，不是为杭州人办的，也不是为中国人办的，也不是为亚洲人办的，只是为习近平一人办的，让他过瘾而己。 这完全颠倒了体育运动的初衷，失去全民参与﹑提高竞技水平﹑增强国民体质的正常目的。当杭州人被禁锢在家里，不能现场观赛，不能提振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这场花三千亿打造的亚运，只供习近平一天“自嗨”。 三千亿志在炫富，这种爆发户嘴脸，正是自卑与浅薄的表现。把人民拒于赛事外面，证明主办亚运只是习近平打造国家体面的政绩工程，与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样的体育盛事，完全颠倒了我们对运动与竞赛的认知，而场上参与赛事的选手，也只是党妆点门面的工具。 为什么一场花巨资打造起来的体育竞赛，不能让民众参与？莫非全城热烈投入，场场门票卖清光，街头巷尾万众同乐，政府反而失望？其实也不是，地方官防民如防贼，只是担心一个不小心出什么差错，上头怪罪下来，自己官位不保。只要整场赛事平安渡过，没有发生死人坍楼的事故，那三千亿就值回票价了。 中共之土豪奢华，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讲究大排场﹑大花费。在西安就打造一座仿唐宫殿在餐桌上，在杭州就打造一个江南水乡在餐桌上，在北京就打造一个黄河长江的国土在餐桌上。餐桌上没有壮丽河山，就不成其为国宴。 世上有什么人吃饭饮酒，要对著一桌假山水才有胃口？一张餐桌大到无伦，同时进餐的宾客连彼此五官都看不清楚，侍应把食物送到每个人面前，每个人把食物送入自己嘴里，如此的饮宴类似体罚，完全颠倒了饮宴原有的放松自在﹑亲善交流的目的。 饮宴的目的颠倒了，基建的目的也颠倒了，竞赛的目的也颠倒了，假的当作真，丑的当作美，恶的当作善，这正是刀郎《罗刹海市》描绘的景象：“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这个国家的一张皮，剥下来又剩了什么？ 亚运不过一个月热闹，曲终人散后，所有的场馆设施都只能留著喂蚊子，江南水乡的大餐桌转眼变成废园，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裁员减薪方兴未艾，经济疲不能兴，崩溃之说甚嚣尘上，最近堂堂天津市政府因为财困，竟然要去向寺庙方丈化缘——三千亿办亚运，不如拨一百个亿给天津，以救无米之炊？ 炫富是一种心理病，真正有钱人家是不屑于炫富的，他们讲究生活已成习惯，不需要靠表面摆设去医治自卑感，我们几曾见过美英法日这些早已发达的国家炫富？杭州亚运奢华无度，令人想起河北涿州灾民的餐风宿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记唐之盛，不提唐之衰，历史铁律昭昭明甚，正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从本世纪开始，中共当局悄悄地逐步改变对外国策，从“卧薪尝胆”渐渐变成了对外扩张；它除了扩军备战之外，还在地图上作出扩界修改。今年8月28日中国的自然资源部公布了《2023年版标准地图》，这是以往多年来中共当局一系列擅自修改地图、变更国界行为的延续。这次修改国界，分陆界和海界两部分。在中国军力不断威胁东南和西南邻国之国家安全的背景下，这次中共更新标准地图，不仅引来了陆地接壤国印度的抗议，俄国也强调，应以两国已有的划界条约为准；而南海海域的相关国家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汶莱和尼泊尔则纷纷抗议。 修图扩界，若偶尔为之，犹可酌议；倘频频不断，便疑窦丛生。中共建政以来，玩弄国界争议和擅赠国土之事，其实屡屡发生。那今年的这张官版地图，疑点何在？这是第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次，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为何有疆无界？这个问题乃是如今中国边界争议的根源。再次，中共多年来又是如何玩弄领土政策的？剖析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共当局对国土和边界政策的真正意向。最后，中共圈占南海的所谓“九段线”，它符合国际法吗？为何中共当局把这条U型虚线，先从“十一段线”变成“九段线”，现在又变成了“十段线”，国界能如此随意地乱画吗？本文逐一加以分析。 一、中国的2023版新地图，疑点何在？ 中国官方最新颁布的《2023年版标准地图》，将钓鱼台、南海诸岛、黑瞎子岛以及中印有争议的藏南和阿克赛钦地区，都纳入其版图内，中国的国土面积大幅成长，超越了加拿大而成为全球仅次于俄国的国土第二大国。即便不考虑历史上中国与邻国未解决的领土争议，单纯就事论事地分析这张新地图，起码可以看出两个基本的疑点，即中国的国土为何出现了新面积，新领土又从何而来？ 首先，这张新地图计算出来的国土面积，突然多了85万平方公里，其从何来？第二，这张新地图是中共与相关国家签订新的边界协议的结果吗，哪个国家突然让给中国一大块领土呢？实际上，过去几年中，中共并未与任何周边国家达成边境划界协议，没有任何国家出让国土给中国；相反，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边界纠纷，双方甚至动用棍棒，大打出手。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讲，中国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这是建政初期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当时的地图计算出来的。那现在多出来的85万平方公里是怎么回事？中共官媒的解释是，1992年中共通过卫星测绘，得到了更精准的国土面积数据，所以就多出来了这么多国土面积。1992年的测绘结果，为什么20多年前不及时公布呢？这有两种可能，或者是1992年的测绘结果不过是个托词而已；或者，中共在1992年时觉得国际形势不利，不愿公布，现在中共自认是“东升西降”，于是连国土面积也自我夸大了。 中共关于1992年的测绘结果这个解释当中，还隐藏了两个不肯交代的细节。其一，中共有很多尚未划定的边界，这些地区与邻国之间其实没有准确的、双方正式认可的边界，只有双方实际控制区，比如与印度的边界地区就是这样。中共这次讲，新的国土面积是精准的，这一说法其实并没有与邻国之间边界协议那样的国际法上的可信度，因为不少边界地段的交界区如何划分，双边在各说各话。 其二，中共过去70多年中，与一些国家划定了边界，其中有的地方，中共得到了一点领土，有的地方中共放弃了一些领土。既然中共不交代它放弃了多少领土，就没办法讲清楚，为什么现在中共宣称的领土只增不减。举一个中国领土减少的例子，1962年中国和蒙古划界的时候，中共放弃了历史条约所规定的35,500平方公里领土，而这个数字以前从未从960万平方公里扣除。 这张2023版新地图上，中国多出来的领土，其实是中国政府单方面自行划界，强行把与某些邻国之间有争议的土地，在地图上圈定为自己的领土。这样的做法自然加剧了中国与邻国的矛盾，中印关系就是如此。 二、为何中国会”版图略定，国界未决”？ 中国的地图有一个特点，它虽然有版图，但很多地段与邻国的边界都是虚线。所谓的虚线，就是“未定界线”。“未定界线”的含义是，国界两边的国家虽然有一个大致的疆界共识，但国界具体的地理标识未经双方勘定，更没有精确的经纬度地标。因此，这样的所谓国界，其实有待双边政府友好协商，逐步勘定并设立界标。 这种状况是历史的产物。清朝承续了中国的儒家文化，皇帝的“天下观”即《诗经》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天朝观念里，皇帝只看重边疆的藩属是否归顺天朝，却轻视疆土之划分，因此皇朝往往是有疆无界。而近代以来，外国利用了清朝的这个疆域特点，不断蚕食清朝及其藩属国的疆土，用国际条约割走了大片领土。而这样的领土条约，往往都是大致在地图上划一条线，并没有沿线的精确坐标，因此给中华民国留下了大量的边界纠纷。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先有军阀割据，后有中共内乱，国民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处理边疆划界的复杂问题。二战结束后，苏联策动外蒙古独立，并造成了中国北方疆域大范围的未定边界问题。而印度与中国的边界也未曾完全界定，中共建立政权后，地图上西藏与印度的交界地区一直用虚线，即“未定界线”。 中共最近几年擅自把中国与印度有争议的部分地区，直接划入中国边界之内，在地图上采用了实线标注，即“确定界线”。这样的做法其实不自今年始，2016年就这样做了。这说明，过去差不多十年来，中共开始逐步实施对外扩张战略之后，它就越来越藐视邻国，也不在乎邻国对领土争议的态度，完全采取了霸权主义式的一意孤行态度。 那中共对周边邻国的态度，是不是一贯都采取霸权主义姿态呢？其实不是。中共建政以来的领土政策究竟是什么？所谓的“祖国领土，寸步不让”，那只是欺骗国人的，中共长期以来对边疆地区国界划定的方针，简单来讲，就是势利主义。所谓的势利主义方针，即划界服务于政治需要，“看人下菜碟”。 中共刚建立政权时，完全仰赖苏联的援助和保护。所以，老毛做任何事，都要看苏联的颜色行事，对苏联的其他仆从国也非常客气。当时中共的邻国一共是12个，其中4个属于苏联阵营，即苏联、北韩、蒙古、越南，其他8个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共的领土政策是，对苏联集团的国家，领土问题完全回避不碰；对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了，哪个国家对中共不太买账，中共就会制造领土争端，甚至发生武力冲突，跟印度就是这样的。 三、中共如何对北方大国玩弄领土政策？ 在斯大林时代，虽然北洋政府与苏联有边界条约，但在新疆北部、蒙古西部，中共建立政权后与苏联的国界，实际上有些地段是三条线。中苏边界全长约7,600公里，东段4,200多公里，西段3,300多公里；但北洋政府与苏联的边界条约，完全无法约束苏联，从北洋时期到中共建政，中苏在西北的边界一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三条线”。所谓的“三条线”，第一条是指历史“条约文件”划定的边界线，深入苏联；第二条是苏方提出“历史形成线”，稍微靠近中国的范围；第三条是“苏军实际守卫线”，那是中苏之间实际上的界限，却远离历史上边界条约规定的疆界。 那这三条线之间有多宽呢？从“条约文件”划定的“第一条”边界线，到现实的“苏军实际守卫线”，中间最宽的距离是一千多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上海。原来，苏军从边界条约规定的“第一条”边界线，把“中国控制区”挤压到这么远；而“第一条”边界线与第三条“苏军实际守卫线”之间，便是“条约文件”上划定的中国“领土”上、被中共默认的“苏方实际控制区”。中共一直对国人隐瞒这个真相，因为建国初期它怕得罪苏联。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老毛与苏联的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地位，双方翻脸，1964年中共才开始提出，与苏联要“核定边界线”。中苏双方对照各自的边界地图，确定了19块争议地区，面积达3.4万平方公里。彼此确定争议地区以后，本可进一步展开讨论，但老毛的“政治头大症”发作了。 这次谈判在中苏东段边境的划定方面进展更大，已就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的4,200公里边界线基本上达成一致。1964年6月底苏方代表团向莫斯科报告，建议草签协议。但7月10日老毛突然决定，外交上要对苏联“采取攻势”，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边界谈判，不谈拉倒；于是他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表示，要算算沙皇俄国“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都划过去”的旧账。他当然知道，这个“旧账”扯不清，“新帐”的谈判自然会被推翻。但老毛不在乎国界划界是否能推进，他要的是自己“出风头”。这次边界划定谈判，就这样被老毛“玩”没了。 如今中共和俄国的关系变成相互依赖了，中共又开始有点“得瑟”了。这次中共公布的新地图，就把俄罗斯的一小块领土划到中国境内了。2022年的中共官版地图上，中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界，用的还是代表“未定界”的虚线；但2023年的新版地图就把这段界线改成了实线，即“确定界线”，尽管过去一年里中俄两国并没签订新的边界条约。所以，那段未定边界被中共擅自篡改了。按照中共的新地图，在中俄边界的东北角的黑瞎子岛，按2004年中俄双边签署的《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其主权一分为二，中俄各一半；现在中共的新地图把这个岛属于俄罗斯的那一半也划到中国国界里了。这就是中共又在“玩”领土政策了。 四、南海海域U型线到底有几段？十一段还是九段线？ 中国的中学生上地理课时，都知道南海有个U型海疆线，西到越南近海，南到马来西亚近海、东到菲律宾近海，其中的袋型海域被9段虚线，圈成了中国“领海”,俗称“九段线”。其实，“九段线”源自中华民国1946年在地图上画的“十一段线”。 1946年中华民国内政部方域司聘用西北大学地理系郑资约教授，以内政部专门委员的身份，考察南海岛屿国界的划定，郑资约是在地图上南海的范围里，用“U”形的11段虚线，圈了上述海域。当时郑资约所用的地图属于小比例尺地图，整个南海在图上面积不大，所以他用11段虚线就圈出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如果地图是办公桌那么大的大比例尺地图，就可能要用100多段虚线了。郑资约画的这种粗略的图上标示，没有经纬度坐标，实际上无法明确虚线所代表的精确位置。当时没有国际海洋法，南海周边各国尚未独立，它们的宗主国不关心海上边界问题，因此中华民国用“U”形虚线在南海上圈出主权海域，并没发生国际争议。 这“十一段线”的概念，被中共建国后接收；然后，中共宣称，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海；其实，中华民国内政部1946年开始采用“十一段线”的地图标识，到现在才77年。然而，1965年之后，中国的地图上，“十一段线”偷偷地变成了“九段线”。这是因为，中共这一年悄悄地把海南岛西面的白龙尾岛，连同岛上的中国居民，送给了北越，其目的是，收买北越当局为中共攻打南越。白龙尾岛原归广东省管辖，岛上居民从民国六年开始从海南岛陆续移居过去；1934年广东省政府还派专员到该岛视察，写成一份调查报告，发表在广东省政府的出版物上。 白龙尾岛位于海南岛和越南的中间，大致上就在“十一段线”上，当这个岛被老毛送给北越之后，白龙尾岛以西直到越南的海域，就变成了越南领海。这样，中共相当于把“十一段线”上靠近越南的两段线所代表的岛屿和海域，都送给了越南。这个阴暗交易，中共从没告诉国际社会，更不告诉国人，它只是把官版地图上的“十一段线”的那“U”型左半边最上面的两段偷偷抹掉了。在中共的词典里，从此再也不存在“十一段线”了，只剩下“九段线”。 不过，“十一段线”也好，“九段线”也好，从1994年起就在国际上作废了。因为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中国是签字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这个公约与南海归属权有两点相关：一，领土外12海里为一国之领海；二，涨潮时会被淹没、不适合长期居住的礁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因此，国际海洋法公约事实上否定了中华民国1946年用“十一段线”把南海300多平方公里海域圈为领海的企图；而中共继承的中华民国内政部1946年自行宣布的南海主权，也相应失效了。换言之，南海的大部分海域，除了西沙海域少数几个有渔民长期居住的岛屿及其领海之外，其余海域1994年以后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就成了公海。 中共对国与国之间的领土和边界问题，采用的是势利主义方针，中共对国际法也同样如此。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时，中共还很弱，所以它随大流投票支持这一公约。而十年前中共觉得它羽翼丰满了，就开始公然践踏国际海洋法公约，筹划控制南海，以作军事用途，在南海的7个暗礁上大规模建造了人工岛和海军基地。菲律宾2016年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出国际司法仲裁，当年7月12日国际常设仲裁庭就南中国海案做出裁决，否决了中国的领海主张。国际法庭认为，国际海洋法公约1994年生效之后，这个国际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否定了中国关于南海主权的说法；中国对“U”形虚线（中共称为“九段线”）范围内海域拥有主权的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无论争端方是否参与，法庭的裁决都具有确定性和约束性。 今年中共又通过新版地图，在国际法方面玩弄它的一贯伎俩，把从1994年开始就失效的“九段线”改成了“十段线”，特地把台湾的东部海域，圈进了中共的海域。本来中华民国内政部1946年在地图上画“十一段线”时，还没有国际海洋法，而“十一段线”只是用来圈南海水域的；但中共现在把来源于“十一段线”的“九段线”改成了“十段线”，就变成是圈太平洋海域了。这不仅偏离了“九段线”原本的含义，也成为在地图上乱画定界的劣行。这是中共的势利主义领土领海政策的又一次表演。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下时刻，应该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尴尬的时刻。他亲自提拔、亲自任命的亲信和心腹高官，竟被一一证实为反贼。二十大之后、尤其今年以来，中共政坛持续震荡，高层人物接连翻车，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出事，从火箭军高层到战略支援部队高层；清洗，从国防部到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失踪，从外交部长秦刚到国防部长李尚福。政局之极度混乱和惊人动荡，惊呆世人，惊悚世界，至今没有停息的迹象。 此时此刻，对习近平来说，不只是尴尬，也陷入两难：清洗还是不清洗？如果不清洗，他毫无安全感。他早就认定，如果他不干掉别人，别人就会干掉他。如果清洗，大清洗，却有碍观瞻，丑闻不断，政权形象不堪，尤其国际形象败坏到极点。让党内外看惊悚剧，让国际社会看笑话。习王朝或习政权，几乎天天都有高层人物玩失踪，岂非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稍具政治常识者都可以看出，中共乱了，习政权乱了。即便那些曾经竭力为习近平辩护的海内外人士，也都已经词穷到不知如何再为他辩护了。其中有的人甚至开始倒戈相击。比如近年从中共体制内流出到海外的若干亲习学者，他们一度以为，去年中共二十大召开，既然已经实现一人独裁、一派独大（尽管笼罩在舞弊和政变的阴影下），中共政局可能走向稳定，即便是那种僵化的稳定，如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所谓停滞的十八年。然而，二十大政治后果之严重，连这种僵化的稳定都未能显现，反而呈现剧烈震荡。颇令这些亲习学者们意外。 习政权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持续震荡犹如地震不断？用中共改革开放初期的话语，习近平违反了规律。他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客观规律，因而遭到了规律的惩罚。 规律之一，个人独裁早已过时。王沪宁和习近平等人居然认为此法可以复制、复辟，视之为红朝“复兴”的要素。殊不知，历经数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个人独裁早已遭人唾弃、臭不可闻。所有围绕个人崇拜的宣传、围绕一人天下的设计，都只能起到反作用，遭到客观规律的反噬。在民间遭反感，在党内遭怨言。尤其在党内，要么百官不服，要么百官口服心不服，几乎人人心存怀疑和反叛意识。中共二十大，习派联手江派残余，把团派全部排挤出局，所谓团派团灭，在党内开创了打破派系平衡的最恶劣先例。失去最起码的党内派系制衡，政局必然失稳。 规律之二，战争或战争威胁不合时宜。一战、二战之后，尤其冷战结束之后，和平理想深入人心。偏偏有一些活在旧时代的人物，如普京或习近平等人，居然还梦想当什么“大帝”，竟然沉迷领土扩张、侵略战争，梦想当什么“统一之父”。普京发动的侵乌战争，已经让俄罗斯和他自己陷入不可自拔的深重泥潭。习近平正在煽动的攻台战争，逻辑不合时宜，后果不堪设想。这正是中共军方震荡的由来，从西部战区到火箭军、再到战略支援部队，众将领因普遍恐战、惧战、畏战、避战的心理规律而发展出一系列背叛和反叛行为：里通外国，提供情报；弃暗投明，为自己或家人留后路。 规律之三，反美反西方不得人心。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原本已走上改革开放之路，重新获得发展机会。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改革开放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之路；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数十年间，中国之崛起，在于美国和西方的帮助和引领。习近平独揽大权之后，竟然以反美反西方为核心意识形态，以矮化和瓦解改革开放为能事，其必然演绎，就是毁弃改革开放的成果，招致中国经济的垮塌。从中国崛起到中国衰落，这就是习近平的道路，或曰，习近平的中国之路。 而习政权反美反西方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不仅重创、重伤了中美关系 – 历届中共领导层认为的最重要关系、称之为“重中之重”，而且激起体制内外普遍的反感、反抗和反叛。即便那些曾自命为“我不关心政治”、“我只关心钱”的“岁月静好”派们，也尽都失望、绝望、乃至愤怒。试想，连补课都不让补了，连英文都不让学了，连留学和移民的大门都堵上了，爱子如命、“只有儿孙忘不了”的中国“岁月静好”派们，即便能忍气吞声牺牲自己的前途和幸福，又怎甘心牺牲自己儿孙的前途和幸福？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四十年前的邓朴方曾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他一手成立的残疾人基金会，大批中共太子党成员聚拢于此令人相信他邓朴方是在开办”黄埔”。可惜除了俞正声等少数几个，当年的邓朴方的追随者中的大部分都因为康华公司的声名狼藉而再无政治前途可言。 本专栏上周五播出《让邓朴方销声匿迹，习近平报了五年前的一箭之仇》一文之后，此话题在海外中文网媒上又持续发酵了好几天，除了“去邓抬习”说，还有“剑指太子党”说和“财产清算”说等等，不一而足。比如有政评人士认为“因为习当局现在缺钱，动邓朴方，目的是要动康华公司的钱。一些主要的几个太子党的大公司恐怕都要动。” 习近平废邓朴方的动机肯定不单纯，但肯定不是出于“动康华公司的钱”的目的，因为这个曾经有过多少资产连邓朴方本人也从来没有搞清楚过的“康华公司”，已经关门歇业三十多年了。 不过，正所谓“成也康华，败也康华”，邓朴方和他的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是如何因康华公司而辉煌并很快又因康华公司而声名狼藉的故事，确实也值得重温。 邓朴方小学就读于北京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八一小学(后改名“八一学校”)。比他年轻九岁的习近平进入这所学校时，邓朴方早已离开了这里，已经在北京十三中学就读高中一年级了。 邓朴方的小学同班同学是百分之百的高干和军干子女，,包括江青的前夫黄敬之子俞敏生、王宏坤(前中共海军副司令员、第二政委,上将)之子王新中、郑位三(曾任中共中原局代理书记等职)之子郑非迟、王延春(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子王晓光、林接标(曾任中共空军政治部主任)之子林延、刘友光(曾任中共国防科工委政委)之子刘基辅、严俊(曾任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之子严安、李中权(曾任中共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之子李新石、滕代远(曾任中共铁道部长)之子滕小林等。这些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聚集在邓朴方门下,大都在邓朴方的康华公司里担任过重要角色。 一九八三年三月,邓朴方和王树声大将的儿子，因车祸高位截瘫的王鲁光两人一起去拜会了时任中共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和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提出在北京市筹建中国大陆第一个康复中心,两部长当即表示支持。但考虑到经费来源和全国更多的残疾人,他们建议创建一个基金会。 考虑到从事这项事业需要更多的人手,邓朴方自然想到了他中、小学的那帮高干子弟哥们儿。于是,前文提到那批邓朴方八一小学“发小”，以及前国家计委主任贾拓夫之子贾宏生等，都纷纷表示要为邓朴方的事业尽自己所能。另外一些与邓朴方没有同过学，但也曾先后效命邓朴方的基金会和康华公司者，后面还会继续介绍。 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当时设在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一百一十六号大院的解放军总政治部招待所。由于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本人也是个残疾人—-中共著名的几位独臂将军之一,自然对邓朴方的事业大力相助,为他的基金会免费提供了办公场所。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了成立大会。当时的中共最高层人物，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以及彭真、王震、余秋里、王平、段君毅、胡子昂、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荣毅仁、李鹏、杨静仁、赵朴初等人均有到会。会上宣布由王震担任基金会名誉董事长,邓朴方、王鲁光任副董事长。 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一年，当时的邓朴方从加拿大动手术回国后，他的大学同宿舍同学何维凌曾力劝他以“太子”身份办一所改革人才的“黄埔军校”。邓朴方当时表示对这条思路很赞成,但对能否实现有顾虑。他说,党内高层决策方式一贯是封闭的,党的纪律也不允许搞公开的智囊团。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对能否说服父亲没有信心。不过邓朴方以后的一系列动作,表明他实际上当时确实是有意要把他基金会办成小型“黄埔军校”的。 但是，因为该基金会办了康华公司之后，手下的大多数都财迷心窍，把邓朴方动员他们干一番“事业”的初衷完全抛在脑后，以至当年被陆续网罗到邓朴方麾下的太子党们在政治上最终成“器”的，只有小猫三两只。主要有日后官至正国级的俞正声、日后担任过内蒙古政府副主席和劳动部副部长的林用三(林伯渠之子)、日后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和中共中央601办公室主任的刘京等。 这个刘京在被邓朴方栽培之后的政治经历可是非常特殊，值得特别介绍一下。 此人的生父名韩钧， 战争年代是薄一波的老部下，1949年初国民党降将傅作义把北平城拱手让给中共后，这个韩钧出任了中共北平市委秘书长兼解放军北平市军管会秘书长，但任职没几天便“因过度劳累而病‘逝“。死前将儿子托付给了山西同乡刘岱峰的妻子，所以刘京就随养父姓了刘。 刘京的养父刘岱山峰战争年代也是薄一波下属，中共建政之后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后进入国务院担任经委、建委副主任，仍受薄一波领导。 因为生父和养父都是“老革命”，所以以“根红苗正”为傲的刘京在文革之初居然和另外一个太子党成员谭力夫一同发表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口号…… 日后在邓朴方的手下，与其他太子党成员相比，刘京的地位并不算高，但离开邓朴方的残疾人基本会后，也是邓朴方“小黄埔”里较早升任副省部级者之一，接替了他养父曾经的职务，云南省副省长。 初到云南时，刘京只是省外贸厅厅长。不过到任不久即在回北京探亲期间赶上了一个能让自己升迁的好机会，那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找到他和俞正声两人，希望他们两人帮助江总书记游说邓朴方到“老爷子”那里离间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 一九九二年十月邓小平同意让杨家兄弟在十四大上解除军权之后，刘京在云南的职务很快得到升迁，担任副省长几年后即奉调回京，出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副书记。在此职务上过度两年后即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自此开始享受正部长级待遇。 自二零零一年九月开始，刘京又被升任610办公室主任和党组书记，然后就连任了两届中央委员，直到六十八岁才退休。 除了如上几位，当年邓朴方的“小黄埔”里还培养出过一个叫唐若昕的重要干部。他是中共文化名人唐弢之子，当年和俞正声一同离开邓朴方的基金会，出任中共秦皇岛市委副书记，后又担任过邯郸市市长、河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副部长级）等职。 这期间，邓朴方圈子里的小兄弟们都相信唐若昕已经是是国务院外经贸部长的接班人选了，没成想他却因受贿罪被判了十四年有期徒刑。虽然在法庭上宣布被落实受贿金额只有区区三百五十五万，但因为使“国家”遭受了三亿多元的重大损失，所以被打成了从重处理贪官典型。 其实，无论是俞正声还是刘京、林用三，当年都是因为只是效力过邓朴方的残疾人基金会，而基本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涉足恶名昭彰的康华公司，这才在日后的中共政坛上混得一席之地。而邓朴方麾下的大部分太子党成员们，都是因为在康华公司鼎盛——甚至已经被形容为“康华共和国”期间胆大包天，为所欲为，被老邓认为是坏了小邓的名声而被过早淘汰了。 查俞正声的官方简历，其中一段是：1984－1985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负责人、副理事长、党组成员（其间：1984.12明确正司局级，1985.01－1985.03康华实业公司代总经理）；1985－1987年 山东省烟台市委副书记。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俞正声当时只代理了两个月时间总经理职务的那个“康华实业公司”，是谓“小康华”，而当年在中国官场和中国商场上搅起惊涛骇浪的是所谓的“大康华“，虽然至今也没有人说得清”大康华“成立后，”小康华“是他的分公司还是独立公司，反正是”大康华”的规模曾经是“小康华”的千倍不止。而俞正声正是因为“大康华”这个怪胎还在被邓朴方孕育阶段即已经及时逃离了邓朴方麾下，所以日后才被江泽民夸了一句“出污泥而不染”。 所谓“大康华”的全称是“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据知情者称,自一九八六年下半年起,邓朴方、王鲁光、贾虹生(基金会秘书长,后任大康华副总经理)和黄大树(小康华总经理)等人分头游说从中顾委到国务院各部委的老头们,希望将“小康华”扩大为“大康华”,即扩张权力和业务范围,组建一家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同级的国营的部级公司。 一九八七年,“大康华”正式注册成立,其宗旨是这样写的:在国务院领导下以民间形式对外,通过经济活动,为残疾人福利事业筹集资金,交由残疾人基金会用于残疾人保障事业。 大康华公司的正副董事长均用政府机关的行政极别,由原石油工作部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原煤炭工作部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总经理韩伯平是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正省部级)。全公司有部长级干部四人,还有司局级干部六十多人,高官之多至今在中共政权所有部级官办公司中仍是独一无二。而如此级别的“大康华”仅仅是邓朴方的残疾人基金会的下属企业,所以当时有人讥讽说“邓朴方这下成了副总理了!” 二零一八年十月，中国内地的民族复兴网曾刊登《康华”：中国官倒与腐败的始作俑者》一文，说是1988年3月正式拿到营业执照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康华”便取得了令人惊叹，也令人愤懑的成就……。 邓朴方曾“欣慰的回顾”“康华”曾经著名于海内外。当时，“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集团”、“中国工商开发总公司”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并称中国的五大公司。 当时的“康华”短短几个月内就疯狂扩张：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深圳，处处有“康华”;上海7家、武汉4家、广州7家、南京5家、一个江苏省就有35家“康华”。 当时国务院的多数工业部委都把自己的企业和厂子拉出单子和计划，想在“康华”里搞一块自己的天地。高扬文更是雄心勃勃，与空军谈判，想把“联航”划入“康华”。 一时间，美国来了高级经济代表团，同“康华”谈判，想把C130飞机的全套生产设备迁来中国…… 日本也来了高级代表团，找“康华”谈判，想在中国投资,再建一座规模相当于“宝钢”的大钢厂…… 香港的甘维珍咨询公司也来找“康华”，介绍美国最大的IAB保险公司，想同“康华”合作，打开该保险公司在中国大陆的一统天下的局面。 日本伊滕忠商社主动来找“康华”，主动表示愿提供10亿美元贷款，年利率4.5%，大大低于当时英国8%左右的莱波尔利率。 美国的最早与苏联做生意的哈默公司也来找“康华”谈生意。据说哈默见过列宁，这次提出想见邓小平。在“康华”公关部副经理杨壮生陪同下，他如愿以偿地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康华”的魄力是如此吸引人。仅打开半扇门，二级公司便从7个一下子猛增到60多个。“康华”的副业是如此兴旺发达：这60多个“鸡娃子”，有“自生”，没“自灭”，反而都在令人惊愕的极短时间里“长大了”，又“下了鸡蛋”，“还能孵出鸡娃子”。以至于“康华”总公司自己也闹不清有多少孙子辈的“康华”?以至于全国上惊呼：“你们这不成了康华共和国了么!” 接下来发生的康华公司遭到清算的经历十分复杂，仅是把所有被清算的康华子公司和孙公司的名字念一遍就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这里只能总结一句，那就是康华的总公司已经不得存在 ，其子公司们则分门别类地被归并于各个国有公司。 而在被关门清算之前，邓朴方和他的康华总公司在“六四”期间的政治表演，将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股市是经济橱窗，已经得到学理与实务验证，因为人们也许会为了政治正确而作出违心之论，但他们绝不会拿自己的钞票开玩笑。 习近平的第三任期，才刚满半年，不仅政治动荡斗争不休，国防外交两大重臣同时折肱，经济数据更是大滑坡，逼得统计局把青年失业率也盖牌。中共对政府掌控的资讯也许可以弄虚作假，但是对于公开交易市场释出的讯号，则无能为力。 观察中国现状犯不著打口水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数字来说话。由于房地产与内需消费己成为两大软肋，中共只好以举债扩大公共投资，债务危机急骤升高，又埋下了金融地雷，拜登也认为，焦头头烂额的习近平根本无犯台，但他大撒币折腾的本性不改，杭州亚运打肿脸充胖子就是显例，豪砸了三千亿人民币，却只换来叙利亚独夫阿塞得站台。江、胡两代累积的家底，已被他挥霍得差不多了，从以下两个证券交易市场的惨状，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 到今年的六月三十日，〈港版国安法〉实施届满三周年，黎智英还关在拘留所里候审，香港的金融命脉却已经奄奄息。港股的天价32887点是在2018年元月创下的，2019年反送中运动风起云涌，恒生指数从29699点一路盘跌，2020年七月一日国安法上路，港股已经跌到24595点，高点至此跌了8292点，跌幅为25%。这还不是最惨的，到2022年十月一日，港股最低跌到14687点，跌掉了18200点，跌幅高达55%，全球最惨，没有之一。 之后中国进场救市，恒生一度反弹到21842点，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到今年的九月一日，恒生再下挫至17655点，仍在腰斩边缘。而同一期间，美股道琼涨到三万五，台股也表现不俗，历经疫情考验仍然撑在17000点上下。 光看大盘只见舆薪，还要看秋毫之末，港股最惨的是成为一潭死水。僵尸股密布，据统计，至9月15至21曰的一周之内，在2960支挂牌港股中，有926支个股连续出现零成交，占比约31%，成交额在一万港元以下的有1207支，占比约40%，换句话说，七成港股都成了僵尸股。而成交额超过一亿港元的只有113支，占比仅4%。 你以为港股只是特例就错了，习近平亲自部署的两大烂尾工程之一的“北京证交所”（另一为耗资六千亿人民币的雄安新区），开张两年以来门可罗雀，中共党媒只字不提假装没看见。“北交所”是习近平一拍脑袋下令成立的，目的是将创业板拉到天子脚下好加强监管，一来摆脱江、曾家族掌控的沪深股市，另一个目的则是再割散户一把韭菜，问题是这些人早已被刨断了根，一分油水都挤不出来了。 从2021年11月开市至今，两年不到，日成交量已从95亿元人民币萎缩日均量2.95亿元，“北交所”收到的手续费，恐怕连缴水电都不够，而台股上柜市场的日均量约为700亿元。 习近平爱折腾不是浪得虚名，港版国安法把香港整得奄奄一息，连北京上海深圳也一起拖下水，他若敢孤注一掷发动战争，韭菜小粉红会愿意舍命相陪吗？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