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56歲消防員遭鯊咬截肢
2026 年 9 月 15 日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於日前以低於平均壽命之年過世，他與汪洋和李源潮等同世代團派菁英，雖然他個人在政治的「七上八下」成功的安全下庄，卻挽回不了萬里在2015年過世之後，整個團派以及安徽幫也走進歷史。李克強屬於胡錦濤一系的團派，他能受到胡錦濤賞識有著安徽和團派的雙重因素，同時還隔代承接著部份元老的遺緒。然而，隨著主客觀的權力結構演變，以及近十年中國公務員系統的改變，人才的選用與流動系統更有利由中央管理，地域性或階級性的派系已難有作為。 胡錦濤世代的仕途受到鄧小平的大力提拔有關，另一位則是認同「改革開放」並且關心民生，有著萬大爺尊稱的正國級元老萬里。在文革結束之後，萬里復出於安徽擔任第一書記，對於清末以來便相對貧苦的江淮地，區有著不同於左的路線，對於農村問題和農業經濟自有看法。他將長子萬伯翱送往黃泛區歷練之外，自己也抓起安徽的糧食問題，推動包產到戶，團派的胡耀邦曾說：「包產到戶，萬里第一。」與「要米糧，找紫陽」並稱。 萬里在安徽期間在農村問題之外，還帶起了汪洋有著安徽歷練工作的團派，並且也對安徽出身的胡錦濤深為肯定，直到胡錦濤入西藏仍受到萬里的指點，因此在2015年萬里的葬禮上可見到胡錦濤真摯的身影。萬里對胡耀邦的同情也反映在「六四」，當時只有習仲勛對處理意見與其他人相左，由於當時萬里外訪美國和加拿大，回程時被迫停留上海表態，中國政局的未來可能有所不同。最後萬里以己為謀，廢除實際存在的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習仲勛則以是在深圳蘭園引退，將希望放在習近平和李克強這一世代。 在安徽幫的發展過程，以及元老的提攜和團派的背景，因而形成「團派-安徽」的堅實系統，胡錦濤也很自然的啟用汪洋、李源潮和李克強作為這一世代的核心。1982年間，李克強在胡錦濤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兩人關係很好，以「錦濤」、「克強」相稱。「團派-安徽」的系統也串連起軍方系統，萬里的兒子萬伯翱曾經實際管理中國作家協會，同時與少林將軍許世友之子許援朝維持世交，許也曾擔任安徽軍區司令。 企業界方面，基於徽商傳統情誼與身分建構，安徽人脈網路自清末的胡雪岩以來便自成一格，同時也讓「團派-安徽」能與面向海外且富庶的浙江連成一氣，直到胡錦濤執政時期成為另一股商業力量，在當時的上海幫之外自有天地。然而，有別於上海幫得到交通大學系統的技術官僚支持，「團派-安徽」則較為保守，而且缺乏外交與學術領域的光鮮外表，因此較傾向於自我保護，這也使得系統性貪腐容易發生，而且更容易被主政者視為小團體。 從階級的角度來看，團派的歷練相當於企業儲備經理人，並不是董事會接班人，這樣的小團體若是越為堅實，自然威脅了政治權力，更何況中共的天下並不是他們的父輩打下，在萬里過世之後，若只依靠「團派」自身的力量，在鬥爭的層次也低了幹部子弟一個層級。隨著中國公務員系統梯隊的來源擴大，也從下而上的排擠團派的空間，對於能在高考脫穎而出，並且層層過關進入政府系統的公務員而言，他們也不願樂見中層幹部被特定團體壟斷，由上而下的推倒團派系統自然能讓他們受益，同時反映在近幾年黨建工作上的參與和積極程度。 今日仍平安的「團派-安徽」系統不是左遷，就是退居全國政協的位置。被視為「小胡」的胡春華從中央政治局委員，被降級為中央委員是最為顯著的案例；曾任國家統計局長寧吉喆是李克強的心腹，現任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同樣也不具備任何實權；曾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黑龍江省長，以及自然資源部部長的陸昊，則調任組織規模更小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國家質檢總局副主任秦宜智被貶謫至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更是直接從侍郎降為郎中。安徽出身，前廣州軍區司令尤太忠之子，陸軍副司令員尤海濤，則轉任第十四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 另一方面，隨著李尚福的去職，軍中已無其他級幹部子弟位列上將，即使他的李紹珠與習仲勛同樣參與「抗美援朝」的工作，兩代世交也無從挽救。而今只有由陸軍轉人民武警上將王春寧是幹部子弟身分，他是前南京軍區政委王永明之子，曾多次防範大內的危難，因此有功在身。在「團派-安徽」和幹部子弟土崩瓦解之計，中共內部已無有能力集結的潛在政治菁英群體，隨著公務員梯隊的升遷之路大開，黨政人員的選拔也更具多樣性，陳吉寧這樣留洋而無背景者也能被任用。 展望下個五年任期，隨著中共各個派系的脈絡瓦解，新一代多元多地域的成員形成「眾星拱月」之局，更有利於持續鞏固執政的「習核心」，恐怕才是李克強去世最大的影響。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因廣大消費者（人口）和日益增長的購買力，過去幾十年曾讓美國企業將它視為「搖錢樹」，無論是「美國的機會在中國」，還是「本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些溢美之詞都和美國企業確實在當地賺進大把鈔票有關。但隨著投資經驗累積，過去一、二十年，他們也親身遭遇了不少「中國風險」，且每每適應了一項中國既有遊戲規則，就會再遇到新生出的挑戰。去年美國上海商會主席史坦因曾在富比世美中商業論壇上說：「我們確實看到（美企）普遍的共識是，美國公司在中國開展業務已變得愈來愈困難…」他這句話還成了當期富比世相關新聞的主標題。 關於美企赴中投資的風險評估汗牛充棟，根據警示的內容，美企的挑戰大致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一開始，他們關切的是如何突破「市場准入」和「消費者偏好」。「消費者偏好」尚且單純，主要是指當中國社會發生相當大程度的階級轉變，消費環境必然比過去更多元，因此美式商品初期在摸索中國消費者偏好上，難免有一段磨合期。至於「市場准入」，則是除了消費者購買習慣外，一來，中國市場環境起初和世界絕大多數經濟體是處於脫節狀態，另加上當地政府對外企獨有的監管體系，亦讓許多美國企業難以踏出第一步。 而後，縱然諸多美企已逐一克服了前期難關，一旦踏足中國市場，卻發現棘手問題還在後頭。一者是中國極權社會下的「官僚主義」，尤其在企業經營所需的許可證取得上，經常有超越美式經驗的繁瑣流程。另外就是和「官僚主義」一體兩面的「政府挑戰」，也曾經一度讓美企赴中投資很頭痛，即中國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不透明、腐敗和「黨領導人中飽私囊」，便讓很多美企心有戚戚。 關於後者，也解釋了為什麼過去十餘年，多有關於赴中投資的期刊、報告，不少會藉由一定的篇幅，特別說明中國政治體制的等級結構，包括分析中國官方決定政策、運作以及官員任命的細節。例如中國地方政府如何對地方經濟資源擁有實質和自由裁量權，加以，當地方官員個人晉陞和當地經濟績效（稅收）直接掛鉤時，美國企業在當地的投資，自然要懂得滿足這位關鍵官員「未來晉陞的經濟表現」，不只這樣，就算這位官員因美企成就的經濟表現高升他處，美企還得立刻投入和他繼任者的關係經營，因為在中國官場文化，一些前任官員的允諾若未得到繼任者認可，哪怕是正在進行的投資項目，也可能因為「厚此（前任）薄彼（繼任）」面臨被終止的危機。 諸如此類，常決定了在中美企（包括外企）這十幾二十年來的成功或失敗。但近年風險面向又更複雜，且不僅是關於「智慧財產權」保障、和中國本土企業競爭加劇，或當地勞工工資上漲，企業成本增加等等，更多的卻是來自政治面的影響。尤其在習近平上任後，美國企業界普遍感受到的壓力，已大幅傾向來自「北京不穩定和懲罰性的監管行為」。 疫情期間，中國以政府高壓管制手段控制企業，無不讓美企嘆為觀止，當時早有許多西方公司直言自己已把在中國的業務視為一種長期賭注，且很清楚回報會因為新增的風險而減弱。這當然是美國政府之後出面將美企技術和投資引導到其他市場的行動主因。 不容否認，儘管如此，直到今天，美國報上仍不乏像是美國汽車業特斯拉、福特，或大型製藥廠莫德納等企業繼續進軍中國的新聞，但伴隨而來，就像美國知名投資顧問公司（Dentons Global Advisors-ASG）資深顧問（Myron Brilliant）前不久在媒體上強調的：「我們不會忽視（中國）市場，但在當前這種環境下，每個人都必須更睜大眼睛。」 近日，美國各媒體無不報導了鴻海集團富士康突然遭中國查稅的消息，雖多數沒有明說，但也都點到了背後或是出於「政治動機」，也就是對郭台銘「執意參選台灣總統的警告」。這一赴中投資政治風險堪稱台灣企業所獨有，卻又直接吻合美企對「北京不穩定和懲罰性監管行為」的警覺，「富士康被查稅」之舉，雖然不在過去美企赴中投資風險教材之內，但顯然對美企也會帶來相當重要的啟示。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披露，郭台銘所屬的富士康旗下多家公司近期遭中國有關部門展開稅務稽查與用地調查，文章還指出，台資企業在中國分享發展紅利時，也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郭台銘被共產黨查稅了，這件事要大要小，恐將隨著台灣總統大選出現不同變化；只是，共產黨真是厚誣了郭台銘，被共產黨查稅的郭台銘真的很冤枉。 冤枉之一是郭台銘所提出的政見主張。郭台銘的具體政見不多，但最明確的當屬兩岸政策，這見諸於他在今年8月提出的〈金門和平倡議〉。倡議里提出8項追求和平的具體步驟，其中包括常設一個「兩岸和平協商辦公室」，以及到各大學甚至國外普設「和平講座」，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動「兩岸和平協商」。把推動兩岸和平協商（議）寫到自己的政見里，這是侯友宜、柯文哲做不到的事，也是退休後化身統派代言人的馬英九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對共產黨而言，這政見是推動兩岸和平融合了不起的大事，為什麼還要查他的稅？ 還有，郭台銘評價台灣政治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民主不能當飯吃」，意思是什麼民主、人權都沒什麼用，讓人民的吃飽喝足才是最重要的。這樣的主張，與中共這些年來不斷推出新的「惠台政策」，到處劃設「特定區」吸引台資台人，推動兩岸融合，說要讓台灣人過上好日子，可謂若合符節。其對民主的見解，也與共產黨剖析西方民主之弊，倡言中國實施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之路」，擁有「全過程人民民主」，更是遙相呼應。共產黨有如此「知音」，為什麼還要查他稅？ 郭台銘被查稅，或許與他的政見無關，而是與他硬要出來參選，讓非綠泛藍陣營一分為三有關。但這就牽涉到郭台銘的冤枉之二： 首先，台灣已經選過7次總統，扣掉民進黨還不成氣候的1996年首次總統大選，民進黨在6次總統大選里的最低得票率是2000年陳水扁的39.3％。24年過去了，民進黨現在不但是執政黨，還有更堅持台灣主體性的年輕選民不斷崛起，這代表泛綠參選的賴清德此次選舉至少從4成起跳。換言之，任一藍白總統參選人得票率必須被壓在2成以下，另一人才有一絲絲獲勝的機會。共產黨不去質疑柯文哲自創民眾黨出來攪局，不去責怪國民黨提名侯友宜這樣一個望之不似人君的總統參選人，卻怪郭台銘出來參選可能讓非綠總統參選人選不上，這還有公道嗎？ 其次，台灣的立委選舉是單一選區，郭台銘投入總統大選，不但對立委選舉沒有影響，只要操作得當，還可能進一步繃緊選情，沖高非綠候選人的選票與政黨票，如果因此成為非綠政黨國會過半的最後琺碼，郭台銘參選總統反而是大功一件。 共產黨對郭台銘下重手，其實是自己對台灣選舉的誤判。一如過去半年來藍白陣營對於執政黨沒有任何攻擊火力，卻不斷地上演藍白合不合的爛戲，其實是自知總統勝率不高，想把敗選責任推給藍白不合；中共對台系統如今開鍘郭台銘，的確不無為對台工作再次失利打預防針之用。過去10多年來，中共接收台灣政情的訊息單一，既不了解民進黨為何能從絕境中反彈，也不淸楚國民黨如何失去民心，更捉不住年輕人的脾胃，判讀台灣的政情走向屢屢失誤，此次用查稅來阻止郭台銘參選又是一例。 侯友宜平常與郭台銘稱兄道弟，柯文哲更曾與郭台銘組成准政治聯盟。但是當共產黨用查稅手段對付他們的昔日盟友時，侯柯倆人不是悶聲不吭，就是言不及義，顯然對共產黨如此明目張胆地干預台灣選舉也甘之如飴；事情發生已經兩天了，竟只有賴清德跳出來聲援郭台銘。台灣人真應該看清楚，如果連主張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嘲諷台灣民主不能當飯吃的郭台銘都能被共產黨這樣對待，未來要怎麼樣才能不觸怒中共？還要交出什麼才能保障自己的「和平」？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在中國，禁書不算什麼新聞，但這本書被下架卻鬧成大新聞，原因看書名就知道，此書早在2016年就已經出版了，原名是《崇禎往事──明帝國的最後圖景》，作者是明史專家陳梧桐，他已於今年五月去世，出版商大概為了促銷，將其改名再版，《崇禎──勤政的亡國君》因此問世，於是就闖了大禍了！ 以崇禎影射習近平也不是什麼新鮮事，這本書的內容簡介說「從財政、黨爭、軍事、用人等角度，帶領讀者看懂崇禎皇帝如何昏招迭出，走上亡國之路。」不管原作者是否有意藉古諷今，影射習近平，但出版商肯定有意引導讀者這樣聯想，書商只在書腰上加了一句宣傳詞：「昏招連連步步錯，越是勤政越亡國。」賣點全在此一頁書，卻一下子與現實有了連結，針對性實在太明顯了，習近平如果不給點顏色，豈不是被十四億子民瞧扁了？ 拿習近平和崇禎做比較，對後者也未必公平，嚴格上來說，崇禎並不是最糟糕的亡國之君，他的繼位出於偶然，自始並未被當皇儲培養，十八歲登基之後，拿下大太監魏忠賢，且有心勵精圖治，只可惜他志大才疏，而且運氣實在太壞了，他一登上皇位，拿到的就是一手爛牌，大明江山己日薄崦嵫，因逢小冰河期連年饑荒，李自成丶張獻忠相繼造反，東北女真崛起更野心勃勃，崇禎不懂軍事，卻偏偏喜歡親自部署、親自指揮，這給了闖匪坐大的機會，一發不可收拾。論起志大才疏和剛愎自用，崇禎只想中興大明，而習近平卻想領導世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指明方向，僅此就夠令人毛骨悚然了。 崇禎另一特質是高度集權，沽名釣譽，明朝已有完備的文官制度，今日之「內閣」一詞即出自明朝，首輔相當於今天的國務院總理，崇禎卻凡事親力親為，搞得群臣集體躺平，說好聽是勤政，其實是大權獨攬專斷朝綱。習近平所面對的世界，較崇禎複雜萬端，他不但黨政軍三位一體一把抓，還身兼十幾個領導小組，一人之下都是跑腿的龍套，滿朝皆為家奴，有功則攬，有過都是諸臣誤我，出了漏子就殺人卸責，不必由什麼史學家來評比，任誰都看得出來這兩人簡直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這哥倆還有一個共通點，性格上刻薄寡恩，又喜歡沽名釣譽，崇禎在位十七年換了十九個首輔，殺了兩個閣揆，十一個總督，十二個巡撫，辦了五十個內閣大學士，佔了明朝兩百七十七年的三分之一。習近平反腐打貪，號稱法辦子百萬幹部，政敵非死即投獄，即使定於一尊了，常委、部長們仍然不得安生，秦剛、李尚福就是寫照。 崇禎的很多缺點，習近平都有，但他的優點，習近平卻一個都沒有。崇禎自奉檢朴，也有納諫的雅量，六次下詔罪己。而習近平掌權十一年，大搞面子工程弄得一地雞毛，敗光了江丶胡兩朝積攢的家底，卻死不認錯路走到黑。當中東戰雲密布時，他選擇站在文明的對立面，揪了一夥邪惡軸心，大肆吹噓一帶路海市蜃樓。崇禎苦撐十七年就亡國，比他更平庸邪惡的習近平，又還能折騰幾年？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僅從習仲勛事實上是因為毛澤東欽令才被整肅了十六年之久之後卻又和夫人齊心時時處處為毛澤東開脫甚至還向毛澤東表達深切懷念甚至是感激之情的表現看，無論是習仲勛和齊心夫婦還是習近平和彭麗媛夫婦，對他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那份情感之奇葩，實在難以為常人所能理解。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活該吳小暉娶了鄧卓芮就敢怠慢鄧家貴》里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標題中所說的鄧家貴是習近平最為敬重的大姐齊橋橋的第二任丈夫兼齊橋橋以及習仲勛和齊心的第一個第三代，習近平最疼愛的外甥女，齊橋橋與第一任丈夫所生女兒張燕南的商業合伙人。 有人說習近平「定於一尊」之後，在這個世界上他就只敬重兩個人了。一個是他尚還在世的生母齊心，另一個就是習氏家族大姐大齊橋橋。這都是因為在當年的習家，除了齊橋橋輩分上的大姐大地位，更因為她是在習仲勛復出之後， 唯一一個被「組織上」安排在習仲勛身邊充當秘書角色的一位，日後在習仲勛被鄧小平中止職務，到南方休養之後又辭去武警高階警官職務，隨父到深圳和珠海定居，對習家貢獻最大，所以在習家的地位最高，習近平對她從來都是敬讓三分。她與前夫的所生女兒張燕南也因此倍受習近平的疼愛。 坊間有傳聞說習近平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他自己的女兒習明澤跟隨到杭州讀書。期間張燕南隻身到到杭州探望舅舅，習明澤見到她的第一句話就是「又來和我爭寵來了!」 按照一位齊橋橋「閨蜜」的說法，齊橋橋倍受習近尊敬且惠及她當年在內蒙古生下的女兒張燕南，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源因，就是當年在內蒙古「插場」的齊橋橋，雖然個人倍遭磨難，但仍然對自己家中大姐的責任念念不望，每月區區幾塊錢的收入到手後先想到的就是寄給在陝西插隊的大弟習近平一部分。當時的習近平倍受感動。 一說起當年所遭受的磨難，正常人都會把施難的罪責追加到毛澤東身上。但無論是齊橋橋和習近平姐弟，以及當時的習仲勛和齊心夫婦完全不是這樣。 我們的上篇文章里已經介紹過，齊橋橋對當年離京赴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時的最深印象就是母親齊心特別給她帶上了一尊一尺多高的塑料制的毛主席整身塑像。 對那個瘋狂的年代有記憶的人都知道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懷揣《毛主席語錄》是每個中國（大陸）人的強制性標配。但出門在外懷抱一尊毛澤東塑像的情景還是比較少見，更不是強制要求。 由這個細節可以看出當年的齊心和齊橋橋對「偉大領袖」的愚忠有多深。 讀者和聽眾們應該都記得，自2007年習近平在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上被立為黨國「王儲」之後，海內外輿論一度因為他的父親「曾經慘遭毛澤東迫害「而寄希望於他會成為」像他父親一樣的開明領導人」。不過當時的毛左勢力已經看得十分明白。 早在習近平登基之前的2011年3月，即已經迫不及待地以接班人身份到韶山向毛銅像致敬並參拜毛舍。這次以「王儲「的身份專程到」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參拜，已經是他習近平人生中的第四次了。第一次是他在「文革」初始」紅衛兵大串聯「運動中以」毛主席的紅衛兵「的身份，據稱是和日後成為」棋聖「的聶衛平同往。第二次是他在」文革「中入黨繼而成為一名」光榮的工農兵學員「之後。據稱同往者之一就是當時的清華工農兵學員宿舍的舍友，日後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中組部長的陳希。第三次發生在1997年。而這第四次是以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接班人身份，當然更是思緒萬千，喝退下人後獨自在青年毛澤東曾經睡過數年的竹床上端坐良久，灑淚離開時留下了一句為全體毛左們打了一針雞血的名言：「（紅軍到陝北時）沒有毛主席，我父親早就被殺害了！哪裡會有今天的我！我們一家對毛主席充滿感激！」 習近平當時如此之言的「史實」依據是習仲勛懷念毛澤東時所說的原話：……毛主席不到陝北，陝北根據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當時的毛左網站之一烏有之鄉聞風而動，當即發表了《沒有毛主席 哪有今天的我》的稱頌文章，說是習近平上韶山表明黨中央堅持捍衛毛澤東主席的地位，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中國共產黨人決不重蹈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上世紀自我否定歷史、「挖祖墳」進而自我毀滅的覆轍。 文章還說：巧合的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掀起「非毛化」思潮，有人提出徹底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當時，正是習近平的父親，因「《劉志丹》小說案」被毛澤東打倒，審查、關押、監護長達16年之久的習仲勛帶頭上韶山捍衛毛澤東。 這篇毛左文章中援引2003年第十二期《中華魂》刊登的文章《黨和國家領導人參觀韶山感言寄語》內容：「面對非難和倒行逆施，黨和人民給予有力回擊」。198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上韶山後寫道：「毛澤東思想是億萬人民革命意願和實踐的結晶，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 而當時的中共官媒《湖南日報》等則這樣描述：此刻的毛澤東廣場上，花如潮，人如海。毛澤東同志銅像巍峨聳立。習近平獻花畢走向廣場揮手向廣場上的群眾致意時，整個韶山響起的是《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的女聲演唱。毛澤東銅像前迎來了習近平副主席的鮮花，韶山民眾幸福地笑了，這笑聲同樣會感染更多的人，因為從習副主席的行動中，人們得到了「毛主席最親」的新理解與新詮釋。 有一位在湖南省委工作過的人士曾經告訴筆者，當年為迎接習近平響徹毛澤東廣場《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這首文革紅歌，是韶山方面事先派人到北京請彭麗媛親自演唱並錄製的。 這令筆者也想起坊間所謂習近平與彭麗媛的「羅曼史」。說的是兩人經「中間人」撮合安排第一次見面時，習近平首句話就是「你都唱過什麼歌呀？」。於是彭麗媛清唱了兩首最打動習近平的歌，一首是《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第二首是《山丹丹開花紅艷艷》。 這首《山丹丹開花紅艷艷》中的那句「毛主席來了晴了天」，恰恰就是指的習近平所說的「沒有毛主席，我父親早就被殺害了」的那段歷史。於是當彭麗媛卯足了嗓音唱完最後一句「毛主席領導咱打江山」後，習近平立刻就與她「知心的話兒飛出了心窩窩」。 筆者也知道這很有可能只是調侃，不過當年的毛左烏有之鄉網站確實刊登過一篇標題為《彭麗媛一曲<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震驚了考官》的吹捧文章，最初發表於習近平登基的兩年之後。內容中說「著名歌唱家彭麗媛就是憑一曲《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考入藝校的……。彭麗媛說當時最流行的就是這首歌，『戲匣子』里每天播放的都是這個曲子。」 當年《炎黃春秋》被迫停刊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曾撰文指出：「習近平上任之初，不少人對他寄予厚望。主要根據就一條：習近平是習仲勛的兒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嘛。可是《炎黃春秋》的遭遇告訴我們，偏偏是習近平這個當兒子的，最不買習仲勛的賬。習近平上任以來，不但沒有糾正他的前任們打壓言論的錯誤，反而倒進一步強化了對言論的打壓。正是在這個關鍵問題上，習近平不像習仲勛。」 不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習仲勛無論是在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期還是在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時期，其言論多有開明之處，但若單論對毛澤東的評價方面，習仲勛生前不但從來沒有半點「出格」，而且始終都是自覺自愿地極力維護毛澤東。 習近平登基的當年，有好事者特別撰文《習仲勛三次視察湖南》發表在（湘2012年第3期上）。其中一段描述是毛主席逝世時他習仲勛下放在河南，從廣播里聽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後，很想連夜趕回北京參加悼念活動，可是不能。於是就到山上采了野花紮成一個小花圈，用白紙寫上 「您培養的共產黨員習仲勛」幾個字，鞠躬致意。 習仲勛當年因為毛澤東一句「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而慘遭迫害十數年，被允許從河南流放地回京次日，見到前往探望的胡耀邦之後，向「組織上」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希望儘快到毛主席紀念堂拜祭。 1978年12月20日，正在廣東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他復出工作後的第一篇文章：《紅日照亮了陝甘高原—-回憶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的偉大革命實踐》，文中無限深情地回憶說「毛主席對下級幹部，總是那樣關懷愛護，態度謙和，十分親切。我每次見到毛主席，總要約束自己少說，但接觸到他那平易近人的態度，話也就多了；談完後，我又總是埋怨自己說多了，有些話說錯了。可是，毛主席從未責怪過。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既是我們的偉大導師，又是我們的最親愛的同志……。」 被調回北京先後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期間，習仲勛又在當時黨內黨外批毛、否毛、清算毛的強烈呼聲中逆風而行，親登韶山示範「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深厚感情」。 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曾與姐姐齊橋橋共同參與審定了《習仲勛革命生涯》一書，其中收錄的《陝甘邊根據地的革命歲月》、《冷靜清醒的領導者》、《習仲勛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日子裡》、《習仲勛關心黨史研究》等六十餘篇文章中，吹捧毛澤東的內容有很多，對於他本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則全部歸咎到「文革」前的康生，和「文革」期間的康生以及江青、林彪反黨集團身上。 於此同時，習近平的母親齊心也是利用一切機會，替毛澤東洗脫以替高崗翻案的罪名整肅習仲勛的罪責。 按照齊心本人的回憶，習仲勛對毛澤東的一片忠心從他齊心當年在延安第一次拜訪習仲勛時就深深感覺到了。當時習仲勛所住窯洞里就張掛著毛澤東寫給他的親筆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習仲勛的陝西富平老鄉，《習仲勛的革命生涯》的主編之一曹振中多次採訪 了齊心之後寫下的《深情懷念習仲勛同志——幾件往事的追憶》中記述說：大姐說，16年審查期間，他對毛主席始終沒有任何怨言，對黨的事業堅信不疑。 按照齊心的說法：1962年秋，在習仲勛身陷逆境時，是毛澤東保護了習仲勛。在毛澤東關照下，組織上安排他在中央黨校（獨居在「西宮所」）學習，1963年有人意圖是置習仲勛於死地。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第二次保護了習仲勛。1975年，毛第三次關懷習仲勛。此時習仲勛雖然被關押十幾年，但是對毛澤東卻沒有任何的怨言……。 齊心在她的回憶錄中特彆強調當年的毛澤東只是在大會上隨口念了康生遞過去的條子，，條子上寫的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 但全部事實是，當時毛澤東「隨口」念了這張紙條後，立刻就借題發揮，繼續說道：「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這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懷仁堂）》中的一部分，這在中共公開的黨史資料上都是有案可查的。那句著名的「從現在起以後要年年講階級鬥爭，月月講，開大會講，黨代會要講，開一次會要講一次」，就是由此生髮的。 另外，毛還在這次講話中說道：「請鄧小平宣布那幾個人不參加全會。政治局常委決定五人不參加。「 （於是鄧小平宣布：政治局常委決定五個同志不參加全會：彭、習、張、黃、周，是被審查的主要分子，在審查期間，沒有資格參加會議。） 這裡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宣布的五個被剝奪參加會議的人是：彭德懷、習仲勛、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也就是說，當時包括習仲勛在內的五個人都已經不在會場上。這說明審查習仲勛的決定是在康生在會場上給毛澤東遞條子之前就已經做出了。 當時的毛澤東接著說道：「因為他們的罪惡實在太大了，沒有審查清楚以前，沒有資格參加這次會議，也不參加重要會議，也不要他們上天安門……。一九五九年八屆九中全會勝利粉碎了彭反黨集團向黨的進攻。十中全會又一次揭露彭反黨活動一高饒反黨分子成員習仲勛。「 而正是毛澤東的這番講話，直接將習仲勛定性為「反黨分子「，並在會議上決定成立兩審查委員會，分別對彭德懷、習仲勛的「反黨集團」案進行審查。才令康生有了「上方寶劍」，從此在鄧小平的支持下開始狠整習仲勛。 所以，齊心的所謂毛主席在1962年保護了習仲勛的說法，純屬自欺欺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觀察以巴戰爭，會發現它與俄烏戰爭一樣，除了戰區的軍事戰之外，還有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的政治戰與輿論戰；引發的分裂則比俄烏戰爭更甚。目前，以色列-美國聯盟在軍事上完全佔壓倒優勢，但輿論戰成勢均力敵之態，西方只在主流媒體上佔優勢，社交媒體上則是穆斯林一方佔優勢。政治戰上，美國比俄烏戰爭時明顯被動很多，至今未提要召開聯合國大會，動議譴責哈瑪斯-巴勒斯坦。10月16日，聯合國召開安理會，俄羅斯呼籲在加沙實行人道主義停火未能通過，但反對停戰決議國家只有美英法日四國，支持的有俄中、阿聯酋、加彭、衣索比亞五國，其餘的國家棄權。這對美國明顯不利。 西方支持以色列，後院火星四濺 哈瑪斯所行之事仍然與過去沒有區別，非常殘暴；西方國家也未改變對哈馬斯是恐怖組織的定性；以色列的靠山仍然是美國，布林肯以美國國務卿身份表態毫無保留支持以色列之時，還特別聲明了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放在以前，哈瑪斯向以色列首先挑釁，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多數會保持沉默，兩不相幫；西方國家也不會有人膽敢上街遊行抗議，公然表達對哈瑪斯的支持。但這次以有個與以往最大的不同特點：不僅阿拉伯國家一邊倒地表態支持哈馬斯並譴責以色列，歐洲各國更出現少數民眾興起反猶太主義行動，或在網路上散布支援巴勒斯坦激進武裝組織「哈瑪斯」的言論，英美各國的大學還發生了支持哈瑪斯的簽名抗議活動，英國、法國不得不宣布，凡參加支持哈瑪斯活動的外國學生，將取消簽證，遣返回國。 在歐洲，每天都有無差別殺人事件發生。布魯塞爾發生槍擊案造成兩人死亡，比、法、意及歐盟領導人紛紛譴責該襲擊事件。 民主黨基本盤在以巴衝突中勢同水火 最戲劇化的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美國發生的事情：民主黨總統拜登、防長奧斯丁與國務卿布林肯都堅定地表示支持以色列，但他們的基本盤卻不與他們保持一致：BLM、青年學生（包括高中生）、美國的穆斯林都有人支持哈瑪斯。在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等常春藤大學，均出現了支持哈瑪斯的抗議活動。 且看巴以戰火如何灼燒美國教育界。 哈佛最先出現支持哈瑪斯的簽名活動。10月10日，由34個哈佛學生組織組成的聯盟表示，以色列該為此事件負全責。聲明強調以色列政權對巴勒斯坦人的持續壓迫，呼籲哈佛大學社區採取行動，制止對巴勒斯坦人的持續打擊。聲明的最後寫道：為了學生的安全，所有最初簽署組織的名字在此時被隱藏。 這所大學所發生的一切，在美國教育界很有代表性。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學生10月13日舉行了支持哈瑪斯的示威，參加者高呼 「一個解決方案」 以解決巴以衝突。在讚揚哈瑪斯時，一名與會者聲稱，這個恐怖組織是在「為他們的人民而戰，為他們的國家而戰」。這次集會用印有哈瑪斯滑翔傘的傳單進行宣傳。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學生們舉行了反以色列集會，參加者們高呼 「起義，起義」 （intifada, intifada），這是阿拉伯示威者經常使用的一個詞，喚起了對過去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起義的記憶。 以上僅僅只是美國大學中支持哈馬斯抗議活動的數例。就在筆者截稿之時，各大學的支持哈瑪斯活動還在此起彼伏地發生。 這種分裂也發生在高中。新澤西的Cherry Hill East高中，在高中學生當中，也響應了哈瑪斯全球憤怒日的號召，因以巴衝突發生嚴重分裂。 以上情景與中國文革初期一樣，全國大中學生（包括部分五年級以上的小學生）都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大辯論。 民主黨的最緊密基本盤BLM也出來表態。Black Lives Chicago於10月11日在X上發表了如下圖片： 推特截圖 降落傘上掛著巴勒斯坦國旗，下面寫著「我與巴勒斯坦站在一起」，引發了憤怒。BLM 全球網路基金會明確表示，它與芝加哥分支或BLM的草根組織沒有關係。金主發怒，BLM 芝加哥不得不表示反悔，刪去該帖。 以上情形，與美國民主黨這些年急劇左轉、基本盤各派政治態度（特別是在以巴的立場上）相互衝突有關。蓋洛普自今年3月以來就以巴衝突對美國人進行一項追蹤調查，民意調查發現，美國人支持以色列的逾半 ，達54%；支持巴勒斯坦人則只有31%，只有 15% 的人沒有偏好。但美國民主黨人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率為 49%，遠高於美國平均水準；對以色列的支持率僅為 38%，遠低於美國平均水準。另外兩個資料更人令人尋味：70%以上猶太人支持民主黨，共和黨的人對以色列的支持度反而高達78%。就在眾議院的民主黨議員要求白宮降低對以色列的支持度之時，美國共和黨籍的參議員科頓敦促國土安全部驅逐支持哈瑪斯的外國人。 美國猶太商界大佬紛紛對哈瑪斯支持者合上支票本 猶太人在美國的影響力非常大，早在2004年，小布希任總總統期間，曾經簽署《全球反猶太主義審查法》（Global Anti-Semitism Review Act），這部法律對何謂「反猶太主義」有非常詳細的條款，對猶太人呵護備至，如同後來對黑人的呵護一樣。 但猶太人不是黑人，不需要特別保護，在美國政界、工商界、金融界、媒體界嶄露頭角的猶太人比比皆是，創辦的企業多赫赫有名，例如高盛、花旗銀行、戴爾、摩根大通、雅詩萊黛、英特爾、谷歌、臉書、哈根達斯、時代華納、夢工廠、美國廣播公司、迪士尼集團、哥倫比亞廣播公司、Viacom、CNN、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星巴克、唐恩都樂、甲骨文、喀爾文·克萊文、玩具反斗城、孩之寶、達索軍工、羅斯柴爾德銀行、滙豐銀行、推特、埃克森美孚石油、BP石油、海灣石油、葛蘭素史克、輝瑞製造、強生、拉菲、杜邦、美高梅、孟山都、雪佛龍、微軟（比爾蓋茨母親是猶太人）等等。許多中國知名科技企業都有猶太人的入股。 猶太富商一直是美國各大學慷慨的捐助者。大學發生的哈馬斯支持抗議活動終於引發美國商界大佬們的強烈反彈。畢業於哈佛的億萬富翁、對沖基金首席執行官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和其他幾位商界領袖要求哈佛大學公布學生姓名。阿克曼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發表支持恐怖分子行動的聲明時，一個人不應該躲在盾牌後面。」 到目前為止，至少有十幾位企業高管支持比爾·阿克曼拒絕僱用哈佛學生團體成員的呼籲，其中包括沙拉連鎖店 Sweetgreen 的首席執行官喬納森·紐曼 （Jonathan Newman）等，一致表示不會聘用這些哈瑪斯支持者。 可能的「黑名單」給學生們極大壓力。據哈佛校報Harvard Crimson報導，在反對聲日益高漲之後，截至10月11日下午，最初34個簽署該聲明的學生組織中，至少已有8個撤回了在聲明上的簽名。哈佛大學校長Claudine Gay和包括 15 名院長在內的高級領導層10月12日發表聲明稱，他們「對哈馬斯本周末針對以色列公民的襲擊造成的死亡和破壞感到心碎」 。但聲明避免直接提及這封學生信或對此的反應。 哈佛校方的態度讓其重要捐助者億萬富翁、維多利亞的秘密的創始人列斯利·韋克斯納（Leslie Wexner）的不滿，他在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中正式切斷了與哈佛大學的所有聯繫和財務支持，這封信的開頭稱哈佛大學為「哈瑪斯哈佛」（Hamas Harward），直言「哈佛大學領導層未能針對以色列無辜平民被野蠻謀殺採取明確、明確的立場，這讓我們感到震驚和噁心。」 哈佛大學是美國政界最有影響力的大學，培養了八位前總統和九位現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四位大法官，因為在以巴衝突中支持了哈瑪斯，立刻被捐款人拋棄；其他的學校也難免遭受這種待遇，前美國駐華大使、曾任猶他州州長的洪博培（Jon Huntsman ）抗議賓州大學在以色列遭受哈馬斯攻擊後表現的沉默，說近年來賓大已變得面目全非，他的家族基金會將對賓大「合上支票本」。洪博培一這家三代都是賓大畢業，給賓大的最大一筆捐款是1998年向賓大沃頓商學院捐助的四千萬美元。 Leberial立場的網刊The Free Press發表《捐助者的反抗能拯救美國大學嗎？》 https://thefp.com/p/can-the-donor-revolt-save-american-universities… 一文，列舉了美國大學出現支持哈馬斯的抗議之後，商界大佬們用合上支票本、停止聘用、開列聘用黑名單等方式表達憤怒的多個事例之後，提出是Woke毒害了美國大學。這個反思迴避了Liberial自身的責任，如果不是Liberial的代表人物喬姆斯基、羅琳等類人物在美歐社會的持續推進，美國大學不會被極左Woke（覺醒主義）佔領。極左從2020年開始拋棄了這些Liberial，不代表Liberial就與大學的極左化脫離了干係。 目前，以巴衝突正在發酵，10月16日，加沙人員密集的阿赫利浸信會醫院（Al-Ahli Hospital）遭到襲擊，被夷為平地，人員幾乎全部喪生，這在巴勒斯坦和中東引起巨大波瀾。這類新的人道事件如果再度發生，世界分裂還會繼續擴大。美國拜登政府不僅要面對世界分裂，還得面對本黨分裂，處置不當，還會失去不少猶太金主的金錢支持。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當年的安邦集團總裁吳小暉在陳小魯為他成功牽線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之後，因為又攀上了更高的「高枝」鄧家格格鄧卓芮而冷落了習家姐夫鄧家貴。這可能是習近平下決心收拾他吳小暉的重要因素。 本專欄上周一和周五刊發和播出的《習近平讓毛澤東後代經濟上翻身，政治上揚眉吐氣》、《鄧小平的最恨就是習近平的最愛》兩篇文章中，主要介紹了因為截然相反的對待毛澤東和針鋒相對的對待文革的實際態度，決定了對李訥和毛遠新之類在文革中犯有罪行的毛家後代，鄧小平的恨有多深，習近平的愛就有多切。習近平對毛澤東後人的深情厚意及無微不至的關愛甚至還惠及到了毛澤東生前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身上。 習近平親自指令讓李訥事實上享受到了副國級退休待遇，也讓毛遠新享受了副部長級醫療待遇之後，居然又把鄧小平生前最疼愛的長外孫女鄧卓芮的夫婿抓進監獄……，一愛一憎，分明無比！ 如上文章內容刊登後，有自稱目前「在國外暫避風頭」的知情者聯絡筆者討論說，抓吳小暉一事的客觀作用也許可以被看作是習近平替毛家後代出了口惡氣，但替毛家後代出氣並非習近平下令重處吳小暉的初衷， 習近平真正恨的是當年被陳小魯引薦給他這個時任浙江省委書記之後，目光短淺的吳小暉居然還嫌他習近平的大腿不夠粗，轉而投奔了鄧家……。 我們本專欄十月九日刊登的《習近平已替毛澤東後代成功向鄧家復仇》一文的最後，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這個鄧卓芮就是前文說過的那個眠眠，是鄧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 有好奇的讀者和聽眾不妨在「谷歌」里鍵入「鄧小平，眠眠」五個字，跳出的首條就是「鄧小平抱著眠眠—-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人民網」。點開之後即可讀到「圖為在江西艱難的日子裡，鄧楠生了個女兒叫眠眠，外公鄧小平抱著眠眠，臉上露出難得的快慰」等說明字樣。 除了這張照片，更能體現鄧小平生前充分享受天倫之樂，並為全中國人所熟知的一張鄧小平與眠眠的照片，就是那張「抓住小辮子」 。鄧小平網上紀念館的照片說明是：「一天，外孫女眠眠自己扎了許多小辮子，鄧小平一把攥住，說：『抓住小辮子！』熟悉『文化大革命』歷史的人都知道，鄧小平正是以不怕抓辮子（即不理睬『四人幫』的攻擊誣衊）的精神同江青一夥作堅決鬥爭的。」 另外，中共官方在鄧小平去世之後陸續發行的一些宣傳片中，眠眠的「戲份」都是比鄧家第二代成員們的「戲份」還重，足見這個眠眠，也就是鄧卓芮在鄧小平家庭中的地位之特殊。 至於這個鄧卓芮為什麼會嫁給一個已經是三婚的吳小暉，而日後習近平為什麼單單要對吳小暉下狠手，則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故事。 這裡需要解釋一句，按照鄧小平三女兒鄧榕曾經的對外解釋，鄧小平在世時，即為其第三代立下起名的規矩，那就是無論是鄧小平兒子還是鄧小平女兒所生的孩子，一律姓鄧，而且都必須是把鄧小平妻子卓琳的姓氏放在名字里。這就是為什麼鄧楠所生的眠眠大名為鄧卓芮，鄧質方所生的小弟大名為鄧卓棣……。 另外，鄧小平生前，所有第三代都要稱呼他爺爺，沒有「內」、「外」之分。 讀過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的，應該會熟悉如下一段故事內容：鄧小平家同陳毅家是挨著的，打開鄧家的後窗，就是陳家的小前院。於是，鄧榕便和與自己同歲的陳毅小女兒珊珊（陳珊珊）成為了好朋友。兩人第一天進小學的時候，彼此緊緊地拉著手的情景，多年後鄧榕依然記憶猶新…… 這個陳珊珊有三個哥哥，其中名氣最大的並不是曾經官到正部級的大哥陳昊蘇，而是已經去世的三哥陳小魯。 網上曾有報道說：當年在海南省三亞市舉辦陳小魯喪事期間，王岐山夫婦和習近平弟弟習遠平都送了送花圈。前傳媒人宋陽標透露，習近平當天向陳珊珊的夫婿，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小魯是我多年朋友，聽聞小魯去世，深表關注，希望處理好後事！家屬節哀！」 長年在外交系統工作，在丈夫擔任港澳辦主任期間基本上是賦閑在家，平日里走動最多的仍然是鄧家的陳珊珊，而且居然還為鄧家第三代當了一次「媒婆」。 陳小魯於2018年二月去世後，筆者非常崇敬的最知名的海外中文寫手，三年前不幸去世的閆潤濤先生即發表了《陳小魯是氣死的不是嚇死的》一文，文章的首段內容是：「陳小魯死的當天網上傳言說是第一野戰軍副政委的兒子抓了第二野戰軍政委的外孫女婿嚇死了第三野戰軍司令的兒子。事實應該不是這樣子的。」 這裡說的第一副戰軍副政委是習仲勛，第二野戰軍政委是鄧小平，第三野戰軍司令則是陳毅。 不過事實上當年與鄧小平擔任一野政委、陳毅擔任三野司令（兼政委）的同時，習仲勛的職務應該是一野政委兼西北軍區政委，而不是副政委。 那麼，一野政委的兒子習近平為什麼要抓二野政委的外孫女婿吳小暉？而三野司令員的兒子陳小魯到底是因為吳小暉的被抓嚇死的還是氣死的呢？ 首先，陳小魯生前曾被審查並遭受邊控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2019年就在陳小魯去世一周年忌日的當天，他的生前摯友，中共前農業部長何康之子何迪將此前撰寫的懷念文章《啟蒙·知交·楷模——我與小魯的摯友生涯》放到網上。文中雖是極力為陳小魯撇清與吳小暉的關係，但該文中至少是公開對外證實了陳小魯因為吳小暉受審查是千真萬確的。 該回憶文章《最後的日子》一節中這樣寫道：「2017年12月30日晚，我邀請了涯子、東明、萬峰等一眾好友為從上海返京的小魯接風，並預慶元旦、新年。安邦保險集團自2014年被《財經》、《財新》、《南方周末》等媒體質疑和爆光後，小魯成了被『首富』的焦點人物。2017年6月，董事長吳小暉被拘捕；8月小魯被邊控，12月小魯應召由海南赴上海，配合公安部門對吳小暉案的取證調查……。」 前面說的關於習近平對王光亞稱陳小魯是他「多年朋友」的說法，筆者無從證偽，但僅從習、陳兩家並無交往之記載，以及習近平與陳小魯之間七歲的年齡差距，以及當年從未就讀於同一所學校等方面判斷，「多年朋友」的關係實在有些牽強。 而僅從邏輯角度判斷，陳小魯2017年12月「應召由海南赴上海，配合公安部門對吳小暉案的取證調查」，即使不是習近平親自指示，習近平最起碼也應該是知情的。更何況在「應召」去上海的前四個月，陳小魯即已經被「邊控」了。 什麼叫「邊控」？百度百科的權威解釋是「邊控即邊境控制，它是為防止涉案的外國人或者中國公民因其借出境之機逃避司法機關追究法律責任，給境內的國家、集體或個人財產等帶來重大損失，而通過法定程序在國邊境口岸對之採取限制出境的一種保全措施。」 也就是說，2017年年中，鄧小平的長外女婿吳小暉被拘捕之後，陳小魯即被沒收了護照，斷絕了他以合法手段離開中國的可能。 按照何迪回憶文章中的說法：對於案情及是否要退賠，沒成為小魯的思想負擔，反倒是辦案的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態度，令他非常不爽……。2017年12月28日，偵查大隊通知陳小魯可以回京，但不是審查結束……。 也就是說，直到2018年初突然去世，陳小魯仍然還是待「罪「之身，對其採取的「邊控」也好，「候審」也好，都是隨著他的去世才不了了之的。 何迪的回憶文章中說：「小魯突然病逝，許多人把他的去世與去年底在上海的取證調查聯繫在一起，認為心肌大面梗死與外來壓力有關。我不願作此想。」 而潤濤先生生前文章中所說的陳小魯是被氣死的，似乎有點道理。這和吳小暉被抓之後，鄧卓芮即患上嚴重憂鬱症的說法相一致。 潤濤先生的文章中說：鄧小平外孫女婿吳小暉被逮捕後，中共會如何對待陳小魯？根據網上文章披露，按照中共官方的商業公開資料，陳小魯自己開的公司加起來佔有吳小暉的安邦總股份的51%。就是說，在商言商，按照商業規則，安邦的實際掌門人是陳小魯，因為他不僅僅是最大股東，而且他本人也是理事，等於後台前台他都佔位。安邦有資產超過萬億，那麼，陳小魯的個人資產應該是數千億規模，可能超過了姚依林家族在海航的資產。 陳小魯自己給自己在媒體上挖了個埋自己的坑：他說他在吳小暉的安邦里不拿錢，只是站台。等於當活雷鋒。這對習近平來說就可順水推舟了。把吳小暉抓捕後政府接管安邦集團，派人去安邦。陳小魯你自己承認安邦里沒有你的錢，那就一筆勾銷，安邦的資產全部被政府部門接管。陳小魯還有什麼話說？……估計他最生氣的是：股權沒了，他想要回當理事的每年上千萬的工錢估計也沒得到……。最後一下子歸零了，追悔莫及。 何迪的回憶文章中透露90年代作為溫州市的小幹部，吳小暉曾跟隨時任市長、新四軍劉英之子劉錫榮探望粟裕老伯，得以認識小魯。後來，吳小暉下海，以代理上海汽車營銷起家。大約在1998年吳小暉邀請小魯作他公司的顧問。90年代末，為了解決加快高速公路建設與資金不足的矛盾，上海市、浙江省政府率先推出以BOT方式吸引民營企業投資。其中，浙江推出了杭寧高速浙江段的招標。吳小暉做汽車營銷生意，與公路建設有天然的聯繫，他想去競標，無奈名氣不夠，於是抬出了小魯。先後組建了上海標準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簡稱標基公司)、浙江標準基礎設施投資公司及杭寧高速公路投資有限公司，請小魯掛名董事長……. 從此之後吳小暉與陳小魯的生意越滾越大的過程從略，只需要特彆強調陳小魯曾經向當時的浙江省領導引薦吳小暉，而這個省領導應該就是從2002年開始擔任浙江省省長、省委書記的習近平。 何迪的回憶文章中還說：「2004年，吳與卓芮結婚，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去問小魯，他竟然全然不知。去問後得以確認，他警告吳不要再胡來，娶了個格格，要好自為之。他還說，小暉另攀了高枝，自己可以解脫了……。」 這裡所說的吳小暉與鄧卓芮的婚事陳小魯「全然不知「也許是事實，原因是吳小暉通過陳小魯結識了陳珊珊後，是陳珊珊為吳小暉牽線敲開了鄧家大門。 陳小魯之所以說「另攀了高枝」，意思既是指他自己這一「枝」對吳小暉來說已經不夠高，而且他為吳小暉引薦的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這一「枝」也滿足不了吳小暉的胃口。 按照前文提到的那位自稱目前「在國外暫避風頭」的知情者的分析，當初的吳小暉在被陳小魯引薦給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之後，在北京等地開有房地產公司的習家姐夫鄧家貴欲與吳小暉的眾多產業之一浙江國恆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開展「強強合作」，沒成想人家吳小暉根本沒拿正眼瞟一下鄧家貴，因為人家看上的是鄧卓芮。 應該說，不但是當年的吳小暉，就是當年的陳小魯應該也沒有預料到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的習近平日後居然會成為胡錦濤的總書記接班人。 習近平上台之後，照理說吳小暉應該對自己當年的有眼不識泰山，沒有答應鄧家貴的合作邀約而追悔莫及。誰成想利令智昏的他居然還敢繼續以先皇孫駙馬自居，無法無天，毫無收斂。結果，報應終於來了！ 吳小暉被判決之後，其母林美香連續28次申請探視均遭拒絕。一怒之下，此女開推特賬號，爆當局借接管安邦之名乘機侵吞299間民企……。給外界以吳小暉家族已經「人財兩空」的印象。但事實上如果從吳小暉和鄧卓芮的愛情結晶「吳鄧卓」的當然繼承權角度看，這位「吳鄧卓」才真稱得上是人財兩失，父親被習近平下獄的同時，父親辛辛苦苦聚斂的安邦兩萬億人民幣資產被充公，意味著「吳鄧卓」所能從父親那裡繼承的最多只剩兩萬億的零頭了。詳細的介紹和分析，請讀者和聽眾們參照閱讀本專欄2018年6月27日 的文《萬億被充公，鄧家第四代人財兩失！》。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郭台銘兩度「試圖」參選總統，之所以說他試圖，因為第一次沒有成真，而這一次雖已展開連署，但在正式登記之前，仍然存在變數。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執念，我不這樣看。 有道是，有錢就是可以任性，而郭台銘有錢的程度，大概可以讓他天天都任性一次，一個年過七十的豪野人，就算每四年都任性一次，應該也不算過分。 從經濟運行的規律可以得知，當一個社會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時，對經濟活動的健康發展不利。郭台銘無論是首富或排名第幾，差別並不大，他僅憑鴻海的持股，去年就有9 3億元入袋，即使每天花一千萬元，這筆錢也足足夠他花三年，花不完的這些錢如果存在銀行，每年大概也就是兩三億元利息，對他來說簡直是可有可無。而有錢人的財富如果不流動，社會就會陷於停滯，肯定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一個人再怎麼有錢，一天也就是三頓飯，即使都是山珍海味瓊漿玉液，也吃不了多少，錢一旦大量進了富豪荷包，能促使它流動的，大概只剩買古堡飛機炒豪宅一途，但這些大都與市井小民無關。為了能讓富人的財富取之於社會用於社會，課徵富人稅是個好辦法，但政府通常不敢得罪他們，也因此，鼓勵富人選總統，不失為一個另類的好辦法。 根據有經驗的人士估計，製作一份連署書的直接成本，從設站租金、工作人員連工帶料，約需要兩百元，但考慮到組織動員，宣傳廣告及大型造勢等，行家估計每份的成本可能要拉高到兩千元新台幣，郭董的目標喊到一百萬份，僅這筆預算就高達二十億元，這張門票還真的不太親民，大概也只有如郭董這一級的少數人玩得起。 就筆者近月來的觀察，上述成本估計恐怕還是保守的，以雙北市而言，連署站通常都設在蛋黃區店面，月租十萬起跳是常態，而郭董砸在廣告宣傳上的手筆也令人咋舌，電視網路不說，公車廣告看板幾乎全面撒網，而穿流在各大街小巷的LED宣傳車，據筆者所知，小型車的日租行情是一萬，含司機則需外加三千，月租就逼近四十萬元，中型車價碼則不詳。郭董在全台出了幾部宣傳車無從得知，但這筆開銷，絕對會是令其它候選人知難而退的數字。 按照這個規格，郭董如果跑完整個選程，估計花個五十億元應該不算誇張，但對他而言，不過如九牛一毛罷了。這些錢和買古堡飛機美鑽很不一樣，它是貨真價實的流入民間生活，從茶水阿姨到抬轎大咖都能享受到實惠。再從經濟學上的乘數效果來推算，這筆錢流動三手之後，就可以發揮帶動一百五十億元的GDP規模，誰敢說郭董參選只有他一個人在爽？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民主真是個好東西，不僅可以體現人生而平等，不但人手一票，票票等值，而且還可以貢獻GDP，活絡國民經濟。也因此，我們應該鼓勵所有富人都來獨立參選，林百里、曹興誠甚至張忠謀等，下回可以相約一起來，說不定可以發展出一門「選舉經濟學」呢。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極權中國，沒有百年投資，也沒有快樂投資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私募圈突然傳出一則噩耗——深圳善祥基金官網發布消息：善祥基金董事長關善祥已逝世，請投資者儘快登錄「善祥基金」微信公眾號，公司基金產品將進入清算流程。該消息語焉不詳，年僅三十八歲的關善祥於何時、何地、又是如何去世的？惹人猜測。隨後，網上有消息說，關善祥是前一天在家中自殺的，是自刎而死。這種死法讓人駭然。死亡原因估計與他操持的投資巨額虧損有關。 中國金融分析師「超級財經」曾在推特上質疑關善祥的投資能力。貼文指出，關善祥重倉地產和保險股票，尤其是恆大和融創的股票，造成血虧百分之六十四，貼文諷刺說「能把地產和保險的大雷都踩了，關善祥也不是一般人。」 關善祥是一名高調的職業投資者，深圳灝四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及善祥基金董事長。他從小就跟隨父親出入股市，通過股票投資，二十八歲就實現財務自由，號稱「中國巴菲特」，據稱創造過從三十萬本金到上億的十年數百倍收益。他擁有百分之百股權的灝四方資產，致力於為投資者實現家族資產戰略轉型升級，布局資本市場股票投資。旗下所有基金均設置至少三年以上的投資鎖定期，寧願減少管理規模也不接受短期資金，倡導長期的價值投資。 中國的商人稍有點錢，就喜歡往文人乃至哲學家方向靠。關善祥出版過《傳世投資》一書，書中提出「價值投資」的理念，主張投資即是人生修行：「人生是一場巨大好玩的遊戲，假如我們的人生過得痛苦，必然是我們的活法與心法出現了問題。投資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場好玩的遊戲。……我認為百年投資是我要進行的一件人生藝術品，一年又一年，極具耐心地將這件藝術品去完成，我極之享受其中，而非因為賺錢，更非因為消費享受金錢，我從來只過著非常簡單節約的生活，我的快樂源於投資本身的精神世界，而非金錢。」 據《證券時報》報道，關善祥有三個小孩，長期吃素，對空氣品質要求很高。如果在美國，他還真能跟那些喜歡禪修、瑜伽、老子、印度教等東方哲學及環保理念的矽谷或華爾街巨頭們談笑風生、稱兄道弟。然而，在中國，這些「正能量」都無法拯救他脫離危機，等待他是一望無際的深淵，是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 百年投資、快樂投資，當然都是好理念，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根本行不通。中國沒有百年企業，哪來百年投資？中國人含辛茹苦積攢的資產都如韭菜般被鐮刀斧頭割去，哪裡有快樂投資？關善祥成不了巴菲特，因為中國不是美國。中國仿效西方建立股票市場，但並無真正的股票市場得以成立的三大要件：私有產權、法治、言論和新聞自由。中國的股票市場是特權階層的遊戲，不是關善祥這樣的平民子弟「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的舞台。即便是黃光裕、肖建華、許家印這樣曾富可敵國、呼風喚雨的白手套，最終下場也如《紅樓夢》所寫「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二零二一年，在股市縱橫馳騁十數年的關善祥觸礁擱淺。他在一封發表在雪球網的給投資者的公開信中寫道：「我在數不清的日日夜夜裡，責怪自己的愚蠢，反思自己的策略，真心希望我能承受所有的擔憂、焦慮和損害。」最後，他將自己的失敗歸結為疫情這一「天災」和官方強力干預經濟這一「人禍」。天災人禍都是個人無能為力的，如項羽在敗亡中的嘆息「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也如崇禎皇帝在上吊殉國前的自我辯解「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虎口奪食，豈能不被老虎吞噬？ 佛經中說，一鯨落，萬物生。但在中國，事實卻相反，如同鯨魚般的恆大倒下，無數像關善祥這樣寄生於恆大的小魚小蝦只有死路一條。 大概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或者更是因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前一直謊話連篇的關善祥在總結投資失敗的原因時，直指政府朝令夕改、胡作非為：「目前投資底層邏輯已經轉變，房地產行業風險的集中釋放，各種政策疊加發力，民營房企確實遭遇到毀滅性的打擊，回款不暢，就會造成資金斷裂的危機。……這種置之於死地式的調控，實在讓人無法想像，匪夷所思！一個涉及十幾萬億關乎全國人民利益的大行業，政策說變就變，說改就改，沒有任何過渡期，簡單粗暴一刀切。人治的行政手段遠遠大於法治手段。……之前也有教育培訓行業，一夜之間就封停。新東方、好未來等教育培訓行業股票股價一時之間跌去百分之九十。完全沒有給予過渡、調整的空間。今年以來這種現象特別明顯，還有眾多一夜之間就被封殺的股票。這造成的連鎖反應，導致整個市場對民營企業失去信心。」 關善祥意識到，自己的失敗標誌著一個新時代來臨了：「這一兩年的各項政策，深深感覺到今後是一個『國進民退』的時代。……民營企業在這個時代當中如一葉輕舟，說翻就翻。過去我們投資還刻意投資民企避開國企，因為民企往往代表了更高的效率。但今後，還必須強調擁有『優秀背景股東』政策的方向。……政府政策的導向是以國企央企為主導，收購民營企業。在煤炭、鋼鐵、稀有金屬、傳媒、教育、金融理財等領域都是以國企為主導。現在房地產行業也面臨向這個方向發展。政策支援國企維護市場穩定，實質是對市場優質項目進行低成本的收割。」他用了「收割」這個詞，一語道出真相。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和他的公司豈能全身而退？ 中共建政後，國家壟斷一切經濟資源，嚴密控制一切經濟生活。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詩：「一切都是共有的，除了牙刷。」這句詩在毛時代廣為傳頌，實際上，那時的中國農村，大部分農民連牙刷都沒有。歷史學者楊繼繩在《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一書中寫道：「在統制經濟情況下，全部國家經濟機構是一架大機器，是一架使幾億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機器。在這家機器里，控制中樞（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勞動成果，由行政權力支配。……統制經濟是極權政治的基礎，是官僚特權的肥沃土壤。極權政治又是實施統制經濟的必要條件。由於政治和經濟高度集中，國家所有制實際是官僚所有制。官僚們可以不顧老百姓的意願，隨意支配國家財富。」最終，這套制度讓中國陷入一窮二白、國民經濟崩潰、大饑荒餓死數千萬人的悲劇。 鄧小平時代，當局實行改革開放，讓渡部分經濟自由，讓中共政權絕處逢生，也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習近平掌權之後，覺得極權體制千瘡百孔，更嫌權力不夠集中，在政治上要回到毛時代那樣中央對地方如臂使指，在經濟上也要回到統制模式，民營企業的好時光結束了。 習近平的書單上沒有經濟學大師米塞斯的經典著作《全能政府》，他不知道自己所走的是死路一條。他的經濟政策逼死了關善祥，自己的下場未必比關氏好多少。米塞斯在《全能政府》一書中指出：「所有文明，迄今都是以生產手段私有製為基礎。……如果歷史能教導們什麼，那肯定是：私有財產權和文明，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反之：「自古以來，政府一向熱衷於干預市場機能的運作。它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從來未曾達到所要追求的目的。……執掌強制與脅迫機構的人，本質上，都會高估這種機構成事的功力，並且都會努力爭取更多權力，要讓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服從這種機構的直接命令。」在納粹德國和蘇俄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之際，米塞斯預言說，這兩個反資本主義的政權必然敗亡：「德國和俄國的社會主義體系的共同特點是：政府完全控制生產手段。政府決定生產什麼，以及如何生產。政府給每個人分配一份消費財產供個人消費。如果不這樣，這兩種體系將不應該稱為社會主義體系。」今天的習近平政權當然逃脫不了這個歷史規律。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本專欄上篇文章《習近平讓毛澤東後代經濟上翻身，政治上揚眉吐氣》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了當年毛澤東與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及毛澤東的外孫王效芝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的悲慘境遇都已經因為習近平對鄧小平的否定和對文革的重新肯定而苦盡甘來。習近平親自指令讓李訥事實上享受到了副國級退休待遇的同時，也把鄧小平生前最疼愛的長外孫女鄧卓芮的夫婿抓進監獄……，一愛一憎，分明無比！ 而鄧小平的憎與習近平的愛之強烈對比，更是表現在對雖然不是毛澤東和江青所生，但卻被江青視如己出的毛遠新的截然不同的態度上 。 熟悉中共文革史的讀者和聽眾們應該都知道毛澤東在整個文革十年過程中在政治上最為依重的三個自己的家庭成員分別是江青、李訥和毛遠新。李訥是文革初期的毛澤東「聯絡員」，而毛遠新則是文革後期的毛澤東「聯絡員」一直到毛澤東歸西。 比李訥年輕不到一歲的毛遠新因為小時候就被接到中南海成為毛澤東家庭中的一員，直接喊江青媽媽，與李訥情同手足，文革中一起一步登天，文革後一樣被「隔離審查」。只是毛遠新被「隔離審查」的時間長達整整十年。一九八六年前李訥都已經在楊尚昆的一再通融下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毛遠新卻被鄧小平下令判了十七年。 根據中共官方黨史文章介紹說：1975年春節過後，毛澤東感覺自己的身體狀況越來越惡化，更因為此時的他已經對由他自己下令復出工作，基本上已經取代了周恩來的鄧小平日漸不滿，於是安排了毛遠新擔任他本人與鄧小平及其他政治局委員們的聯絡員。 從那以後，毛遠新成了發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這更為顯赫的是，舉凡鄧小平、華國鋒，以及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員在內者需要反映到毛澤東那兒的事情，均由毛遠新代為傳達，他在毛的面前怎樣彙報，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毛澤東的決策。 當時毛遠新口袋裡經常性地裝著一個精製筆記本，這是一個裝著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寶葫蘆」，只要他拿出筆記本傳達什麼，任何人都得遵照執行。鄧小平當然也不能例外。在毛澤東逝世前的八個月當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會議，第一項內容就是由毛遠新傳達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鄧小平等 所有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聽。在討論時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辦理。如此權勢遮天，難怪毛遠新曾對親信驕橫地說：「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幾段話，就夠他們學習一個月的。」 相關史料記載，此時正是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開始進行「全面整頓」時期，當江青等人向毛澤東表示了對鄧小平所作所為之擔憂之後，毛澤東追問毛遠新社會上是否在談論「文化大革命」，毛遠新在毛澤東耳邊吹枕邊風說：「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從那以後毛澤東便開始越來越後悔對鄧小平的重新啟用。接下來，批評鄧小平、要求鄧小平檢討的幾次會議都是毛遠新主持的，毛澤東一次比一次嚴厲的從「批評幫助」到徹底否定鄧小平的「最高指示」也都是毛遠新傳達的。而正是在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進行堅決鬥爭的過程中令毛澤東感覺到了毛遠新的「政治成熟」。 中共官方文章還介紹說：江青及其「四人幫」利用毛遠新特殊的地位，對復出後領導全面整頓的鄧小平進行一再的打擊。毛遠新在毛澤東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實的彙報，使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毛澤東最忌諱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遠新恰恰在這一問題上向鄧小平捅軟刀子。「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毛遠新在向毛澤東遞交的書面報告中寫到：「去年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反總理，他帶頭散布了大量謠言，去年一直未認真追查和闢謠。近幾年鄧小平名聲不好，就抬起總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壓活人……」 筆者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江青等人被審判之後，毛遠新被審判之前即已經聽熟知內情的人士說過，老鄧不會輕饒了毛遠新，這傢伙當了主席的聯絡員之後，老鄧幾次讓他安排與毛澤東見面都被拒絕。直到二次下台鄧小平都未能再單獨見到毛澤東一次。 日後筆者所知道的更為準確的時間線是，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澤東在他的住所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是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後，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他再沒有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 而這次會議是鄧小平一生中倒數第二次面見毛澤東。最後一次是毛澤東於1975年12月2日會見了到訪的美國福特總統，鄧小平被允許陪同。但這兩次都不是鄧小平單獨見到毛澤東。 這就是為什麼從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開始毛遠新被「隔離審查」了整整十年之後鄧小平還是堅決不同意對他「免予刑事處分」。 當時的大背景是，在江青和張春橋被判處死緩，王洪文、姚文遠及手下眾多政治打手也均已經被完成審判的好幾年之後，毛遠新的具體罪行仍然不能被專案組坐實，鄧小平因此等得不再耐煩，親自指示對毛遠新的司法處理不能一拖再拖，一定要從重從快。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接旨之後立刻給隸屬總政領導的解放軍軍事法院下達「政治任務」，要求限期完成對毛遠新案的處理。於是，毛遠新於一九八六年被軍事法庭以數罪併罰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刑期從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抓捕的時間算起。比較搞笑的是，當時的毛遠新雖然是被軍事法院出面判刑的，但軍隊方面卻沒人提醒要同時對毛遠新宣布施以開除軍籍的處理，以至毛遠新刑滿出獄之後仍然還有理有據地給總政治部寫信，要求軍隊方面出面對他按「轉業幹部」的相關政策處理。此乃後話。 日後有內部傳出的消息說，關於如何對毛遠新定罪處理的討論過程中，當時的最高法院內部有意見認為審判「四人幫」的特別法庭已經完成了任務，當時在特別法庭的工作過程中沒有把毛遠新也列入被審判者之一，日後當然不能專門再為毛遠新單獨成立一個「特別法庭」。而如果把毛遠新當成一個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來審判，就不應該由最高院出面。聽取了最高法院方面對此感覺「棘手」的情況彙報之後，鄧小平才指示由軍事法院出面「問題就簡易化了」。 筆者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曾經介紹過：「被宣布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關進秦城監獄後，毛遠新即患了嚴重的疾病，因為拖延治療而一條腿落下殘疾。如此一來，鄧小平才沒有否定毛遠新的生母，時任江西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朱旦華為自己兒子的求情信，默許了監獄方面為毛遠新安排了保外就醫，至此他已經失去自由整整十三年了。」 而後，有中國內地毛左部分否定了筆者的如上說法，說是毛遠新進入秦城監獄服刑之後，「不願意服從鄧小平命令寫關於毛主席的材料，鄧小平就惡化服刑環境，入獄之後的伙食待遇、醫療待遇等都比江青和王洪文等人相差好幾個檔次, 以至於在獄中因為嚴重關節炎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落下終生腿部殘疾。」 更勁爆的說法還有：「有人還揭發，他（毛遠新）的腿其實是被鄧小平派來的人打斷的。」 毛左的文章還透露說： 一九八九年春天安門發生學潮的同時，一向對毛家後代都持較為同情態度的楊尚昆未經請示鄧小平，說服趙紫陽和胡啟立、喬石三人簽字同意，安排給確實病得比較嚴重的毛遠新以「保外就醫」的待遇，從那以後毛遠新就再沒有回過秦城監獄。 無論如上毛左文章中的爆料與事實是否相符，筆者當年也早就透露了毛遠新被鄧小平施以「重手」之後，即使中共內部人士也都相信鄧小平的長子在毛澤東和江青發動的「文革」中落下終身嚴重殘疾，所以鄧小平才把這股子怨氣發在了毛澤東和江青均視如己出的毛遠新身上。 事實上雖然鄧小平也確實在對待江青和毛澤東所生的女兒李訥討要毛澤東稿費的過程中的絕情一度令楊尚昆都私下裡感慨「明擺著是個人報復」，但他鄧小平對毛遠新的憎惡甚至是痛恨，更多、更直接的還是出自政治層面，或者說是「出以公心」。從當年鄧小平與華國鋒的一段對話中，就足以看出鄧小平對毛遠新恨得簡直就是無以復加。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介紹了習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後，與彭麗媛設宴款待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時，特別不忘安排毛澤東生前的「秘書」，當年差一點就和江青一起當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玉鳳作陪。也等於是給毛澤東去世之後與李訥一樣接受了很長時間政治審查的張玉鳳徹底恢復了政治名譽。 而據這個張玉鳳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政治交待中回憶：鄧小平二次下台之後，毛澤東在一次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時，提出自己身後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依序是：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在落實了確有這份名單之後，鄧小平在自己最後一次與華國鋒當面談話對他進行嚴厲指責之後還是未忘感慨一句「你說到底還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及時粉碎了『四人幫』的反黨篡權陰謀，你我現在的位置都會坐在毛遠新的屁股底下」。 十年前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過《鄧小平的階下囚，習近平的座上賓》一文，五年多前在本專欄發表了《「習近平大哥是毛遠新最好的朋友」》一文，兩年多前還在本專欄發表了《習近平自幼就無比敬仰和羨慕毛遠新大哥》。如上三篇文章中，第二篇的文章標題用引號強調了這是中國內地最知名毛左之一，紅二代蘇鐵山在紀念毛澤東誕辰會場上講出的原話。 在中國大陸，上了點歲數的人只要還對當年的「惡攻罪」心有餘悸，就不會不知道曾經被中共政權大力宣傳其英勇事迹的張志新烈士曾經的悲慘遭遇，而曾經親自下令對已經在獄中飽受折磨的張志新立即執行死刑並在押赴刑場之前對其先行施以割喉酷刑的毛澤東侄子，當時最高職務為「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則因此而成為千夫所指、眾矢之的。日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那句老話也曾經在毛遠新身上得到應驗，他在秦城監獄裡曾經的日子過得比如今的薄熙來、王立軍以及薄谷開來等要苦得多得多。 但是，仍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等到習近平上台開始把鄧小平否定的東西重新加以肯定，把文革十年浩劫改為十年探索之後，「毛」姓又在中國大陸上重新「尊貴」起來， 毛遠新先是由湖南省委接駕到韶山祭祖，而後是周遊北京等地對毛澤東120周年誕辰的「民間自發紀念活動」的籌備表示「堅決支持」。毛氏後代甚至還故作神秘地對外放風，說是2007年習近平接替上海市委書記後不但指示上海市委老幹部局要切實做好對革命烈士親屬毛遠新及其一家的「政策落實」工作，提高待遇，而且還秘密接見過毛遠新，當面鼓勵他「忘掉歷史的不愉快記憶」，「繼續與黨同心同德。 兩年多前，筆者還在本專欄發表過《習近平自幼就無比敬仰和羨慕毛遠新大哥》一文，文中主要內容在發表後的一段時間裡曾經多次被中國內地的毛左文章引用。 卻原來，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父親已被政治整肅之後的習近平就更不用說，即使在這之前的幾年時間裡，當時的幼年習近平也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沒有見過江青和李訥等毛澤東親屬，毛澤東身邊的人他唯只見過只有從中共建政之初即被毛澤東和江青收養的毛遠新。 當時被恩准到北京和習仲勛及齊心夫婦一起生活的習仲勛前妻所生兒子習富平有幸於1954年秋和毛遠新雙雙從北京育英學校畢業後被保送進了北京101中學成為同班同學。習富平日後還成了毛遠新的入團介紹人。 從那天以後直到習富平和毛遠新分別進入了中國科技大學和哈軍工，毛遠新是習家的常客，習富平也成了習家近距離面見毛主席次數最多的一個。而當時尚還年幼的習近平，對常來自己家和自己的同父異母長兄一起溫習功課寫作業的遠新大哥簡直就是滿懷敬仰。羨慕極了這個遠新大哥哥「每天都能和毛主席說話」。 這段經歷當然也是習近平位高權重之後善待毛遠新的因素之一，但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和他習近平厚待李訥，甚至「愛屋及烏」至張玉鳳身上一樣，那就是凡是鄧小平否定的，他習近平就要肯定，凡是鄧小平憎惡的，他習近平一樣要厚愛！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