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潜水教练涉猎杀海龟烹煮 印尼机场拦截禁离境
2026 年 9 月 15 日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于日前以低于平均寿命之年过世，他与汪洋和李源潮等同世代团派菁英，虽然他个人在政治的“七上八下”成功的安全下庄，却挽回不了万里在2015年过世之后，整个团派以及安徽帮也走进历史。李克强属于胡锦涛一系的团派，他能受到胡锦涛赏识有著安徽和团派的双重因素，同时还隔代承接著部份元老的遗绪。然而，随著主客观的权力结构演变，以及近十年中国公务员系统的改变，人才的选用与流动系统更有利由中央管理，地域性或阶级性的派系已难有作为。 胡锦涛世代的仕途受到邓小平的大力提拔有关，另一位则是认同“改革开放”并且关心民生，有著万大爷尊称的正国级元老万里。在文革结束之后，万里复出于安徽担任第一书记，对于清末以来便相对贫苦的江淮地，区有著不同于左的路线，对于农村问题和农业经济自有看法。他将长子万伯翱送往黄泛区历练之外，自己也抓起安徽的粮食问题，推动包产到户，团派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与“要米粮，找紫阳”并称。 万里在安徽期间在农村问题之外，还带起了汪洋有著安徽历练工作的团派，并且也对安徽出身的胡锦涛深为肯定，直到胡锦涛入西藏仍受到万里的指点，因此在2015年万里的葬礼上可见到胡锦涛真挚的身影。万里对胡耀邦的同情也反映在“六四”，当时只有习仲勋对处理意见与其他人相左，由于当时万里外访美国和加拿大，回程时被迫停留上海表态，中国政局的未来可能有所不同。最后万里以己为谋，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习仲勋则以是在深圳兰园引退，将希望放在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一世代。 在安徽帮的发展过程，以及元老的提携和团派的背景，因而形成“团派-安徽”的坚实系统，胡锦涛也很自然的启用汪洋、李源潮和李克强作为这一世代的核心。1982年间，李克强在胡锦涛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关系很好，以“锦涛”、“克强”相称。“团派-安徽”的系统也串连起军方系统，万里的儿子万伯翱曾经实际管理中国作家协会，同时与少林将军许世友之子许援朝维持世交，许也曾担任安徽军区司令。 企业界方面，基于徽商传统情谊与身分建构，安徽人脉网路自清末的胡雪岩以来便自成一格，同时也让“团派-安徽”能与面向海外且富庶的浙江连成一气，直到胡锦涛执政时期成为另一股商业力量，在当时的上海帮之外自有天地。然而，有别于上海帮得到交通大学系统的技术官僚支持，“团派-安徽”则较为保守，而且缺乏外交与学术领域的光鲜外表，因此较倾向于自我保护，这也使得系统性贪腐容易发生，而且更容易被主政者视为小团体。 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团派的历练相当于企业储备经理人，并不是董事会接班人，这样的小团体若是越为坚实，自然威胁了政治权力，更何况中共的天下并不是他们的父辈打下，在万里过世之后，若只依靠“团派”自身的力量，在斗争的层次也低了干部子弟一个层级。随著中国公务员系统梯队的来源扩大，也从下而上的排挤团派的空间，对于能在高考脱颖而出，并且层层过关进入政府系统的公务员而言，他们也不愿乐见中层干部被特定团体垄断，由上而下的推倒团派系统自然能让他们受益，同时反映在近几年党建工作上的参与和积极程度。 今日仍平安的“团派-安徽”系统不是左迁，就是退居全国政协的位置。被视为“小胡”的胡春华从中央政治局委员，被降级为中央委员是最为显著的案例；曾任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是李克强的心腹，现任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样也不具备任何实权；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黑龙江省长，以及自然资源部部长的陆昊，则调任组织规模更小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国家质检总局副主任秦宜智被贬谪至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更是直接从侍郎降为郎中。安徽出身，前广州军区司令尤太忠之子，陆军副司令员尤海涛，则转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另一方面，随著李尚福的去职，军中已无其他级干部子弟位列上将，即使他的李绍珠与习仲勋同样参与“抗美援朝”的工作，两代世交也无从挽救。而今只有由陆军转人民武警上将王春宁是干部子弟身分，他是前南京军区政委王永明之子，曾多次防范大内的危难，因此有功在身。在“团派-安徽”和干部子弟土崩瓦解之计，中共内部已无有能力集结的潜在政治菁英群体，随著公务员梯队的升迁之路大开，党政人员的选拔也更具多样性，陈吉宁这样留洋而无背景者也能被任用。 展望下个五年任期，随著中共各个派系的脉络瓦解，新一代多元多地域的成员形成“众星拱月”之局，更有利于持续巩固执政的“习核心”，恐怕才是李克强去世最大的影响。 （※作者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因广大消费者（人口）和日益增长的购买力，过去几十年曾让美国企业将它视为“摇钱树”，无论是“美国的机会在中国”，还是“本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溢美之词都和美国企业确实在当地赚进大把钞票有关。但随著投资经验累积，过去一、二十年，他们也亲身遭遇了不少“中国风险”，且每每适应了一项中国既有游戏规则，就会再遇到新生出的挑战。去年美国上海商会主席史坦因曾在富比世美中商业论坛上说：“我们确实看到（美企）普遍的共识是，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已变得愈来愈困难…”他这句话还成了当期富比世相关新闻的主标题。 关于美企赴中投资的风险评估汗牛充栋，根据警示的内容，美企的挑战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一开始，他们关切的是如何突破“市场准入”和“消费者偏好”。“消费者偏好”尚且单纯，主要是指当中国社会发生相当大程度的阶级转变，消费环境必然比过去更多元，因此美式商品初期在摸索中国消费者偏好上，难免有一段磨合期。至于“市场准入”，则是除了消费者购买习惯外，一来，中国市场环境起初和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是处于脱节状态，另加上当地政府对外企独有的监管体系，亦让许多美国企业难以踏出第一步。 而后，纵然诸多美企已逐一克服了前期难关，一旦踏足中国市场，却发现棘手问题还在后头。一者是中国极权社会下的“官僚主义”，尤其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许可证取得上，经常有超越美式经验的繁琐流程。另外就是和“官僚主义”一体两面的“政府挑战”，也曾经一度让美企赴中投资很头痛，即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不透明、腐败和“党领导人中饱私囊”，便让很多美企心有戚戚。 关于后者，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十馀年，多有关于赴中投资的期刊、报告，不少会借由一定的篇幅，特别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等级结构，包括分析中国官方决定政策、运作以及官员任命的细节。例如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对地方经济资源拥有实质和自由裁量权，加以，当地方官员个人晋升和当地经济绩效（税收）直接挂钩时，美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自然要懂得满足这位关键官员“未来晋升的经济表现”，不只这样，就算这位官员因美企成就的经济表现高升他处，美企还得立刻投入和他继任者的关系经营，因为在中国官场文化，一些前任官员的允诺若未得到继任者认可，哪怕是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也可能因为“厚此（前任）薄彼（继任）”面临被终止的危机。 诸如此类，常决定了在中美企（包括外企）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成功或失败。但近年风险面向又更复杂，且不仅是关于“智慧财产权”保障、和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加剧，或当地劳工工资上涨，企业成本增加等等，更多的却是来自政治面的影响。尤其在习近平上任后，美国企业界普遍感受到的压力，已大幅倾向来自“北京不稳定和惩罚性的监管行为”。 疫情期间，中国以政府高压管制手段控制企业，无不让美企叹为观止，当时早有许多西方公司直言自己已把在中国的业务视为一种长期赌注，且很清楚回报会因为新增的风险而减弱。这当然是美国政府之后出面将美企技术和投资引导到其他市场的行动主因。 不容否认，尽管如此，直到今天，美国报上仍不乏像是美国汽车业特斯拉、福特，或大型制药厂莫德纳等企业继续进军中国的新闻，但伴随而来，就像美国知名投资顾问公司（Dentons Global Advisors-ASG）资深顾问（Myron Brilliant）前不久在媒体上强调的：“我们不会忽视（中国）市场，但在当前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必须更睁大眼睛。” 近日，美国各媒体无不报导了鸿海集团富士康突然遭中国查税的消息，虽多数没有明说，但也都点到了背后或是出于“政治动机”，也就是对郭台铭“执意参选台湾总统的警告”。这一赴中投资政治风险堪称台湾企业所独有，却又直接吻合美企对“北京不稳定和惩罚性监管行为”的警觉，“富士康被查税”之举，虽然不在过去美企赴中投资风险教材之内，但显然对美企也会带来相当重要的启示。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披露，郭台铭所属的富士康旗下多家公司近期遭中国有关部门展开税务稽查与用地调查，文章还指出，台资企业在中国分享发展红利时，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郭台铭被共产党查税了，这件事要大要小，恐将随著台湾总统大选出现不同变化；只是，共产党真是厚诬了郭台铭，被共产党查税的郭台铭真的很冤枉。 冤枉之一是郭台铭所提出的政见主张。郭台铭的具体政见不多，但最明确的当属两岸政策，这见诸于他在今年8月提出的〈金门和平倡议〉。倡议里提出8项追求和平的具体步骤，其中包括常设一个“两岸和平协商办公室”，以及到各大学甚至国外普设“和平讲座”，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两岸和平协商”。把推动两岸和平协商（议）写到自己的政见里，这是侯友宜、柯文哲做不到的事，也是退休后化身统派代言人的马英九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对共产党而言，这政见是推动两岸和平融合了不起的大事，为什么还要查他的税？ 还有，郭台铭评价台湾政治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民主不能当饭吃”，意思是什么民主、人权都没什么用，让人民的吃饱喝足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主张，与中共这些年来不断推出新的“惠台政策”，到处划设“特定区”吸引台资台人，推动两岸融合，说要让台湾人过上好日子，可谓若合符节。其对民主的见解，也与共产党剖析西方民主之弊，倡言中国实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拥有“全过程人民民主”，更是遥相呼应。共产党有如此“知音”，为什么还要查他税？ 郭台铭被查税，或许与他的政见无关，而是与他硬要出来参选，让非绿泛蓝阵营一分为三有关。但这就牵涉到郭台铭的冤枉之二： 首先，台湾已经选过7次总统，扣掉民进党还不成气候的1996年首次总统大选，民进党在6次总统大选里的最低得票率是2000年陈水扁的39.3％。24年过去了，民进党现在不但是执政党，还有更坚持台湾主体性的年轻选民不断崛起，这代表泛绿参选的赖清德此次选举至少从4成起跳。换言之，任一蓝白总统参选人得票率必须被压在2成以下，另一人才有一丝丝获胜的机会。共产党不去质疑柯文哲自创民众党出来搅局，不去责怪国民党提名侯友宜这样一个望之不似人君的总统参选人，却怪郭台铭出来参选可能让非绿总统参选人选不上，这还有公道吗？ 其次，台湾的立委选举是单一选区，郭台铭投入总统大选，不但对立委选举没有影响，只要操作得当，还可能进一步绷紧选情，冲高非绿候选人的选票与政党票，如果因此成为非绿政党国会过半的最后珐码，郭台铭参选总统反而是大功一件。 共产党对郭台铭下重手，其实是自己对台湾选举的误判。一如过去半年来蓝白阵营对于执政党没有任何攻击火力，却不断地上演蓝白合不合的烂戏，其实是自知总统胜率不高，想把败选责任推给蓝白不合；中共对台系统如今开铡郭台铭，的确不无为对台工作再次失利打预防针之用。过去10多年来，中共接收台湾政情的讯息单一，既不了解民进党为何能从绝境中反弹，也不淸楚国民党如何失去民心，更捉不住年轻人的脾胃，判读台湾的政情走向屡屡失误，此次用查税来阻止郭台铭参选又是一例。 侯友宜平常与郭台铭称兄道弟，柯文哲更曾与郭台铭组成准政治联盟。但是当共产党用查税手段对付他们的昔日盟友时，侯柯俩人不是闷声不吭，就是言不及义，显然对共产党如此明目张胆地干预台湾选举也甘之如饴；事情发生已经两天了，竟只有赖清德跳出来声援郭台铭。台湾人真应该看清楚，如果连主张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嘲讽台湾民主不能当饭吃的郭台铭都能被共产党这样对待，未来要怎么样才能不触怒中共？还要交出什么才能保障自己的“和平”？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在中国，禁书不算什么新闻，但这本书被下架却闹成大新闻，原因看书名就知道，此书早在2016年就已经出版了，原名是《崇祯往事──明帝国的最后图景》，作者是明史专家陈梧桐，他已于今年五月去世，出版商大概为了促销，将其改名再版，《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因此问世，于是就闯了大祸了！ 以崇祯影射习近平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从财政、党争、军事、用人等角度，带领读者看懂崇祯皇帝如何昏招迭出，走上亡国之路。”不管原作者是否有意藉古讽今，影射习近平，但出版商肯定有意引导读者这样联想，书商只在书腰上加了一句宣传词：“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卖点全在此一页书，却一下子与现实有了连结，针对性实在太明显了，习近平如果不给点颜色，岂不是被十四亿子民瞧扁了？ 拿习近平和崇祯做比较，对后者也未必公平，严格上来说，崇祯并不是最糟糕的亡国之君，他的继位出于偶然，自始并未被当皇储培养，十八岁登基之后，拿下大太监魏忠贤，且有心励精图治，只可惜他志大才疏，而且运气实在太坏了，他一登上皇位，拿到的就是一手烂牌，大明江山己日薄崦嵫，因逢小冰河期连年饥荒，李自成丶张献忠相继造反，东北女真崛起更野心勃勃，崇祯不懂军事，却偏偏喜欢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给了闯匪坐大的机会，一发不可收拾。论起志大才疏和刚愎自用，崇祯只想中兴大明，而习近平却想领导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仅此就够令人毛骨悚然了。 崇祯另一特质是高度集权，沽名钓誉，明朝已有完备的文官制度，今日之“内阁”一词即出自明朝，首辅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崇祯却凡事亲力亲为，搞得群臣集体躺平，说好听是勤政，其实是大权独揽专断朝纲。习近平所面对的世界，较崇祯复杂万端，他不但党政军三位一体一把抓，还身兼十几个领导小组，一人之下都是跑腿的龙套，满朝皆为家奴，有功则揽，有过都是诸臣误我，出了漏子就杀人卸责，不必由什么史学家来评比，任谁都看得出来这两人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这哥俩还有一个共通点，性格上刻薄寡恩，又喜欢沽名钓誉，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九个首辅，杀了两个阁揆，十一个总督，十二个巡抚，办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占了明朝两百七十七年的三分之一。习近平反腐打贪，号称法办子百万干部，政敌非死即投狱，即使定于一尊了，常委、部长们仍然不得安生，秦刚、李尚福就是写照。 崇祯的很多缺点，习近平都有，但他的优点，习近平却一个都没有。崇祯自奉检朴，也有纳谏的雅量，六次下诏罪己。而习近平掌权十一年，大搞面子工程弄得一地鸡毛，败光了江丶胡两朝积攒的家底，却死不认错路走到黑。当中东战云密布时，他选择站在文明的对立面，揪了一伙邪恶轴心，大肆吹嘘一带路海市蜃楼。崇祯苦撑十七年就亡国，比他更平庸邪恶的习近平，又还能折腾几年？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仅从习仲勋事实上是因为毛泽东钦令才被整肃了十六年之久之后却又和夫人齐心时时处处为毛泽东开脱甚至还向毛泽东表达深切怀念甚至是感激之情的表现看，无论是习仲勋和齐心夫妇还是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对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那份情感之奇葩，实在难以为常人所能理解。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活该吴小晖娶了邓卓芮就敢怠慢邓家贵》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标题中所说的邓家贵是习近平最为敬重的大姐齐桥桥的第二任丈夫兼齐桥桥以及习仲勋和齐心的第一个第三代，习近平最疼爱的外甥女，齐桥桥与第一任丈夫所生女儿张燕南的商业合伙人。 有人说习近平“定于一尊”之后，在这个世界上他就只敬重两个人了。一个是他尚还在世的生母齐心，另一个就是习氏家族大姐大齐桥桥。这都是因为在当年的习家，除了齐桥桥辈分上的大姐大地位，更因为她是在习仲勋复出之后， 唯一一个被“组织上”安排在习仲勋身边充当秘书角色的一位，日后在习仲勋被邓小平中止职务，到南方休养之后又辞去武警高阶警官职务，随父到深圳和珠海定居，对习家贡献最大，所以在习家的地位最高，习近平对她从来都是敬让三分。她与前夫的所生女儿张燕南也因此倍受习近平的疼爱。 坊间有传闻说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他自己的女儿习明泽跟随到杭州读书。期间张燕南只身到到杭州探望舅舅，习明泽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又来和我争宠来了!” 按照一位齐桥桥“闺蜜”的说法，齐桥桥倍受习近尊敬且惠及她当年在内蒙古生下的女儿张燕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因，就是当年在内蒙古“插场”的齐桥桥，虽然个人倍遭磨难，但仍然对自己家中大姐的责任念念不望，每月区区几块钱的收入到手后先想到的就是寄给在陕西插队的大弟习近平一部分。当时的习近平倍受感动。 一说起当年所遭受的磨难，正常人都会把施难的罪责追加到毛泽东身上。但无论是齐桥桥和习近平姐弟，以及当时的习仲勋和齐心夫妇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齐桥桥对当年离京赴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时的最深印象就是母亲齐心特别给她带上了一尊一尺多高的塑料制的毛主席整身塑像。 对那个疯狂的年代有记忆的人都知道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怀揣《毛主席语录》是每个中国（大陆）人的强制性标配。但出门在外怀抱一尊毛泽东塑像的情景还是比较少见，更不是强制要求。 由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当年的齐心和齐桥桥对“伟大领袖”的愚忠有多深。 读者和听众们应该都记得，自2007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被立为党国“王储”之后，海内外舆论一度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惨遭毛泽东迫害“而寄希望于他会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开明领导人”。不过当时的毛左势力已经看得十分明白。 早在习近平登基之前的2011年3月，即已经迫不及待地以接班人身份到韶山向毛铜像致敬并参拜毛舍。这次以“王储“的身份专程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参拜，已经是他习近平人生中的第四次了。第一次是他在“文革”初始”红卫兵大串联“运动中以”毛主席的红卫兵“的身份，据称是和日后成为”棋圣“的聂卫平同往。第二次是他在”文革“中入党继而成为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之后。据称同往者之一就是当时的清华工农兵学员宿舍的舍友，日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的陈希。第三次发生在1997年。而这第四次是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班人身份，当然更是思绪万千，喝退下人后独自在青年毛泽东曾经睡过数年的竹床上端坐良久，洒泪离开时留下了一句为全体毛左们打了一针鸡血的名言：“（红军到陕北时）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我们一家对毛主席充满感激！” 习近平当时如此之言的“史实”依据是习仲勋怀念毛泽东时所说的原话：……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当时的毛左网站之一乌有之乡闻风而动，当即发表了《没有毛主席 哪有今天的我》的称颂文章，说是习近平上韶山表明党中央坚持捍卫毛泽东主席的地位，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人决不重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自我否定历史、“挖祖坟”进而自我毁灭的覆辙。 文章还说：巧合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掀起“非毛化”思潮，有人提出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时，正是习近平的父亲，因“《刘志丹》小说案”被毛泽东打倒，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之久的习仲勋带头上韶山捍卫毛泽东。 这篇毛左文章中援引2003年第十二期《中华魂》刊登的文章《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韶山感言寄语》内容：“面对非难和倒行逆施，党和人民给予有力回击”。198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上韶山后写道：“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而当时的中共官媒《湖南日报》等则这样描述：此刻的毛泽东广场上，花如潮，人如海。毛泽东同志铜像巍峨耸立。习近平献花毕走向广场挥手向广场上的群众致意时，整个韶山响起的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女声演唱。毛泽东铜像前迎来了习近平副主席的鲜花，韶山民众幸福地笑了，这笑声同样会感染更多的人，因为从习副主席的行动中，人们得到了“毛主席最亲”的新理解与新诠释。 有一位在湖南省委工作过的人士曾经告诉笔者，当年为迎接习近平响彻毛泽东广场《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首文革红歌，是韶山方面事先派人到北京请彭丽媛亲自演唱并录制的。 这令笔者也想起坊间所谓习近平与彭丽媛的“罗曼史”。说的是两人经“中间人”撮合安排第一次见面时，习近平首句话就是“你都唱过什么歌呀？”。于是彭丽媛清唱了两首最打动习近平的歌，一首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第二首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的那句“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恰恰就是指的习近平所说的“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的那段历史。于是当彭丽媛卯足了嗓音唱完最后一句“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后，习近平立刻就与她“知心的话儿飞出了心窝窝”。 笔者也知道这很有可能只是调侃，不过当年的毛左乌有之乡网站确实刊登过一篇标题为《彭丽媛一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震惊了考官》的吹捧文章，最初发表于习近平登基的两年之后。内容中说“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就是凭一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考入艺校的……。彭丽媛说当时最流行的就是这首歌，‘戏匣子’里每天播放的都是这个曲子。” 当年《炎黄春秋》被迫停刊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曾撰文指出：“习近平上任之初，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主要根据就一条：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嘛。可是《炎黄春秋》的遭遇告诉我们，偏偏是习近平这个当儿子的，最不买习仲勋的账。习近平上任以来，不但没有纠正他的前任们打压言论的错误，反而倒进一步强化了对言论的打压。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习近平不像习仲勋。” 不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习仲勋无论是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期还是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期，其言论多有开明之处，但若单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方面，习仲勋生前不但从来没有半点“出格”，而且始终都是自觉自愿地极力维护毛泽东。 习近平登基的当年，有好事者特别撰文《习仲勋三次视察湖南》发表在（湘2012年第3期上）。其中一段描述是毛主席逝世时他习仲勋下放在河南，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很想连夜赶回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可是不能。于是就到山上采了野花扎成一个小花圈，用白纸写上 “您培养的共产党员习仲勋”几个字，鞠躬致意。 习仲勋当年因为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而惨遭迫害十数年，被允许从河南流放地回京次日，见到前往探望的胡耀邦之后，向“组织上”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尽快到毛主席纪念堂拜祭。 1978年12月20日，正在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复出工作后的第一篇文章：《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文中无限深情地回忆说“毛主席对下级干部，总是那样关怀爱护，态度谦和，十分亲切。我每次见到毛主席，总要约束自己少说，但接触到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话也就多了；谈完后，我又总是埋怨自己说多了，有些话说错了。可是，毛主席从未责怪过。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既是我们的伟大导师，又是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 被调回北京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习仲勋又在当时党内党外批毛、否毛、清算毛的强烈呼声中逆风而行，亲登韶山示范“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深厚感情”。 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与姐姐齐桥桥共同参与审定了《习仲勋革命生涯》一书，其中收录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岁月》、《冷静清醒的领导者》、《习仲勋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日子里》、《习仲勋关心党史研究》等六十余篇文章中，吹捧毛泽东的内容有很多，对于他本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则全部归咎到“文革”前的康生，和“文革”期间的康生以及江青、林彪反党集团身上。 于此同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也是利用一切机会，替毛泽东洗脱以替高岗翻案的罪名整肃习仲勋的罪责。 按照齐心本人的回忆，习仲勋对毛泽东的一片忠心从他齐心当年在延安第一次拜访习仲勋时就深深感觉到了。当时习仲勋所住窑洞里就张挂着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的陕西富平老乡，《习仲勋的革命生涯》的主编之一曹振中多次采访 了齐心之后写下的《深情怀念习仲勋同志——几件往事的追忆》中记述说：大姐说，16年审查期间，他对毛主席始终没有任何怨言，对党的事业坚信不疑。 按照齐心的说法：1962年秋，在习仲勋身陷逆境时，是毛泽东保护了习仲勋。在毛泽东关照下，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1963年有人意图是置习仲勋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第二次保护了习仲勋。1975年，毛第三次关怀习仲勋。此时习仲勋虽然被关押十几年，但是对毛泽东却没有任何的怨言……。 齐心在她的回忆录中特别强调当年的毛泽东只是在大会上随口念了康生递过去的条子，，条子上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 但全部事实是，当时毛泽东“随口”念了这张纸条后，立刻就借题发挥，继续说道：“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这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中的一部分，这在中共公开的党史资料上都是有案可查的。那句著名的“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就是由此生发的。 另外，毛还在这次讲话中说道：“请邓小平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于是邓小平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习、张、黄、周，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这里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布的五个被剥夺参加会议的人是：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习仲勋在内的五个人都已经不在会场上。这说明审查习仲勋的决定是在康生在会场上给毛泽东递条子之前就已经做出了。 当时的毛泽东接着说道：“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一九五九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彭反党活动一高饶反党分子成员习仲勋。“ 而正是毛泽东的这番讲话，直接将习仲勋定性为“反党分子“，并在会议上决定成立两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才令康生有了“上方宝剑”，从此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开始狠整习仲勋。 所以，齐心的所谓毛主席在1962年保护了习仲勋的说法，纯属自欺欺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观察以巴战争，会发现它与俄乌战争一样，除了战区的军事战之外，还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政治战与舆论战；引发的分裂则比俄乌战争更甚。目前，以色列-美国联盟在军事上完全占压倒优势，但舆论战成势均力敌之态，西方只在主流媒体上占优势，社交媒体上则是穆斯林一方占优势。政治战上，美国比俄乌战争时明显被动很多，至今未提要召开联合国大会，动议谴责哈玛斯-巴勒斯坦。10月16日，联合国召开安理会，俄罗斯呼吁在加沙实行人道主义停火未能通过，但反对停战决议国家只有美英法日四国，支持的有俄中、阿联酋、加蓬、衣索比亚五国，其馀的国家弃权。这对美国明显不利。 西方支持以色列，后院火星四溅 哈玛斯所行之事仍然与过去没有区别，非常残暴；西方国家也未改变对哈马斯是恐怖组织的定性；以色列的靠山仍然是美国，布林肯以美国国务卿身份表态毫无保留支持以色列之时，还特别声明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放在以前，哈玛斯向以色列首先挑衅，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多数会保持沉默，两不相帮；西方国家也不会有人胆敢上街游行抗议，公然表达对哈玛斯的支持。但这次以有个与以往最大的不同特点：不仅阿拉伯国家一边倒地表态支持哈马斯并谴责以色列，欧洲各国更出现少数民众兴起反犹太主义行动，或在网路上散布支援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哈玛斯”的言论，英美各国的大学还发生了支持哈玛斯的签名抗议活动，英国、法国不得不宣布，凡参加支持哈玛斯活动的外国学生，将取消签证，遣返回国。 在欧洲，每天都有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布鲁塞尔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比、法、意及欧盟领导人纷纷谴责该袭击事件。 民主党基本盘在以巴冲突中势同水火 最戏剧化的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发生的事情：民主党总统拜登、防长奥斯丁与国务卿布林肯都坚定地表示支持以色列，但他们的基本盘却不与他们保持一致：BLM、青年学生（包括高中生）、美国的穆斯林都有人支持哈玛斯。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等常春藤大学，均出现了支持哈玛斯的抗议活动。 且看巴以战火如何灼烧美国教育界。 哈佛最先出现支持哈玛斯的签名活动。10月10日，由34个哈佛学生组织组成的联盟表示，以色列该为此事件负全责。声明强调以色列政权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压迫，呼吁哈佛大学社区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打击。声明的最后写道：为了学生的安全，所有最初签署组织的名字在此时被隐藏。 这所大学所发生的一切，在美国教育界很有代表性。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学生10月13日举行了支持哈玛斯的示威，参加者高呼 “一个解决方案” 以解决巴以冲突。在赞扬哈玛斯时，一名与会者声称，这个恐怖组织是在“为他们的人民而战，为他们的国家而战”。这次集会用印有哈玛斯滑翔伞的传单进行宣传。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学生们举行了反以色列集会，参加者们高呼 “起义，起义” （intifada, intifada），这是阿拉伯示威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唤起了对过去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起义的记忆。 以上仅仅只是美国大学中支持哈马斯抗议活动的数例。就在笔者截稿之时，各大学的支持哈玛斯活动还在此起彼伏地发生。 这种分裂也发生在高中。新泽西的Cherry Hill East高中，在高中学生当中，也响应了哈玛斯全球愤怒日的号召，因以巴冲突发生严重分裂。 以上情景与中国文革初期一样，全国大中学生（包括部分五年级以上的小学生）都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大辩论。 民主党的最紧密基本盘BLM也出来表态。Black Lives Chicago于10月11日在X上发表了如下图片： 推特截图 降落伞上挂著巴勒斯坦国旗，下面写著“我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引发了愤怒。BLM 全球网路基金会明确表示，它与芝加哥分支或BLM的草根组织没有关系。金主发怒，BLM 芝加哥不得不表示反悔，删去该帖。 以上情形，与美国民主党这些年急剧左转、基本盘各派政治态度（特别是在以巴的立场上）相互冲突有关。盖洛普自今年3月以来就以巴冲突对美国人进行一项追踪调查，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逾半 ，达54%；支持巴勒斯坦人则只有31%，只有 15% 的人没有偏好。但美国民主党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率为 49%，远高于美国平均水准；对以色列的支持率仅为 38%，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准。另外两个资料更人令人寻味：70%以上犹太人支持民主党，共和党的人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反而高达78%。就在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要求白宫降低对以色列的支持度之时，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科顿敦促国土安全部驱逐支持哈玛斯的外国人。 美国犹太商界大佬纷纷对哈玛斯支持者合上支票本 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非常大，早在2004年，小布什任总总统期间，曾经签署《全球反犹太主义审查法》（Global Anti-Semitism Review Act），这部法律对何谓“反犹太主义”有非常详细的条款，对犹太人呵护备至，如同后来对黑人的呵护一样。 但犹太人不是黑人，不需要特别保护，在美国政界、工商界、金融界、媒体界崭露头角的犹太人比比皆是，创办的企业多赫赫有名，例如高盛、花旗银行、戴尔、摩根大通、雅诗莱黛、英特尔、谷歌、脸书、哈根达斯、时代华纳、梦工厂、美国广播公司、迪士尼集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Viacom、CNN、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星巴克、唐恩都乐、甲骨文、喀尔文·克莱文、玩具反斗城、孩之宝、达索军工、罗斯柴尔德银行、汇丰银行、推特、埃克森美孚石油、BP石油、海湾石油、葛兰素史克、辉瑞制造、强生、拉菲、杜邦、美高梅、孟山都、雪佛龙、微软（比尔盖茨母亲是犹太人）等等。许多中国知名科技企业都有犹太人的入股。 犹太富商一直是美国各大学慷慨的捐助者。大学发生的哈马斯支持抗议活动终于引发美国商界大佬们的强烈反弹。毕业于哈佛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和其他几位商界领袖要求哈佛大学公布学生姓名。阿克曼在社交平台表示：“在发表支持恐怖分子行动的声明时，一个人不应该躲在盾牌后面。”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十几位企业高管支持比尔·阿克曼拒绝雇用哈佛学生团体成员的呼吁，其中包括沙拉连锁店 Sweetgreen 的首席执行官乔纳森·纽曼 （Jonathan Newman）等，一致表示不会聘用这些哈玛斯支持者。 可能的“黑名单”给学生们极大压力。据哈佛校报Harvard Crimson报导，在反对声日益高涨之后，截至10月11日下午，最初34个签署该声明的学生组织中，至少已有8个撤回了在声明上的签名。哈佛大学校长Claudine Gay和包括 15 名院长在内的高级领导层10月12日发表声明称，他们“对哈马斯本周末针对以色列公民的袭击造成的死亡和破坏感到心碎” 。但声明避免直接提及这封学生信或对此的反应。 哈佛校方的态度让其重要捐助者亿万富翁、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创始人列斯利·韦克斯纳（Leslie Wexner）的不满，他在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中正式切断了与哈佛大学的所有联系和财务支持，这封信的开头称哈佛大学为“哈玛斯哈佛”（Hamas Harward），直言“哈佛大学领导层未能针对以色列无辜平民被野蛮谋杀采取明确、明确的立场，这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恶心。” 哈佛大学是美国政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培养了八位前总统和九位现任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四位大法官，因为在以巴冲突中支持了哈玛斯，立刻被捐款人抛弃；其他的学校也难免遭受这种待遇，前美国驻华大使、曾任犹他州州长的洪博培（Jon Huntsman ）抗议宾州大学在以色列遭受哈马斯攻击后表现的沉默，说近年来宾大已变得面目全非，他的家族基金会将对宾大“合上支票本”。洪博培一这家三代都是宾大毕业，给宾大的最大一笔捐款是1998年向宾大沃顿商学院捐助的四千万美元。 Leberial立场的网刊The Free Press发表《捐助者的反抗能拯救美国大学吗？》 https://thefp.com/p/can-the-donor-revolt-save-american-universities… 一文，列举了美国大学出现支持哈马斯的抗议之后，商界大佬们用合上支票本、停止聘用、开列聘用黑名单等方式表达愤怒的多个事例之后，提出是Woke毒害了美国大学。这个反思回避了Liberial自身的责任，如果不是Liberial的代表人物乔姆斯基、罗琳等类人物在美欧社会的持续推进，美国大学不会被极左Woke（觉醒主义）占领。极左从2020年开始抛弃了这些Liberial，不代表Liberial就与大学的极左化脱离了干系。 目前，以巴冲突正在发酵，10月16日，加沙人员密集的阿赫利浸信会医院（Al-Ahli Hospital）遭到袭击，被夷为平地，人员几乎全部丧生，这在巴勒斯坦和中东引起巨大波澜。这类新的人道事件如果再度发生，世界分裂还会继续扩大。美国拜登政府不仅要面对世界分裂，还得面对本党分裂，处置不当，还会失去不少犹太金主的金钱支持。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当年的安邦集团总裁吴小晖在陈小鲁为他成功牵线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之后，因为又攀上了更高的“高枝”邓家格格邓卓芮而冷落了习家姐夫邓家贵。这可能是习近平下决心收拾他吴小晖的重要因素。 本专栏上周一和周五刊发和播出的《习近平让毛泽东后代经济上翻身，政治上扬眉吐气》、《邓小平的最恨就是习近平的最爱》两篇文章中，主要介绍了因为截然相反的对待毛泽东和针锋相对的对待文革的实际态度，决定了对李讷和毛远新之类在文革中犯有罪行的毛家后代，邓小平的恨有多深，习近平的爱就有多切。习近平对毛泽东后人的深情厚意及无微不至的关爱甚至还惠及到了毛泽东生前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身上。 习近平亲自指令让李讷事实上享受到了副国级退休待遇，也让毛远新享受了副部长级医疗待遇之后，居然又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芮的夫婿抓进监狱……，一爱一憎，分明无比！ 如上文章内容刊登后，有自称目前“在国外暂避风头”的知情者联络笔者讨论说，抓吴小晖一事的客观作用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习近平替毛家后代出了口恶气，但替毛家后代出气并非习近平下令重处吴小晖的初衷， 习近平真正恨的是当年被陈小鲁引荐给他这个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之后，目光短浅的吴小晖居然还嫌他习近平的大腿不够粗，转而投奔了邓家……。 我们本专栏十月九日刊登的《习近平已替毛泽东后代成功向邓家复仇》一文的最后，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这个邓卓芮就是前文说过的那个眠眠，是邓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 有好奇的读者和听众不妨在“谷歌”里键入“邓小平，眠眠”五个字，跳出的首条就是“邓小平抱着眠眠—-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点开之后即可读到“图为在江西艰难的日子里，邓楠生了个女儿叫眠眠，外公邓小平抱着眠眠，脸上露出难得的快慰”等说明字样。 除了这张照片，更能体现邓小平生前充分享受天伦之乐，并为全中国人所熟知的一张邓小平与眠眠的照片，就是那张“抓住小辫子” 。邓小平网上纪念馆的照片说明是：“一天，外孙女眠眠自己扎了许多小辫子，邓小平一把攥住，说：‘抓住小辫子！’熟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正是以不怕抓辫子（即不理睬‘四人帮’的攻击诬蔑）的精神同江青一伙作坚决斗争的。” 另外，中共官方在邓小平去世之后陆续发行的一些宣传片中，眠眠的“戏份”都是比邓家第二代成员们的“戏份”还重，足见这个眠眠，也就是邓卓芮在邓小平家庭中的地位之特殊。 至于这个邓卓芮为什么会嫁给一个已经是三婚的吴小晖，而日后习近平为什么单单要对吴小晖下狠手，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 这里需要解释一句，按照邓小平三女儿邓榕曾经的对外解释，邓小平在世时，即为其第三代立下起名的规矩，那就是无论是邓小平儿子还是邓小平女儿所生的孩子，一律姓邓，而且都必须是把邓小平妻子卓琳的姓氏放在名字里。这就是为什么邓楠所生的眠眠大名为邓卓芮，邓质方所生的小弟大名为邓卓棣……。 另外，邓小平生前，所有第三代都要称呼他爷爷，没有“内”、“外”之分。 读过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应该会熟悉如下一段故事内容：邓小平家同陈毅家是挨着的，打开邓家的后窗，就是陈家的小前院。于是，邓榕便和与自己同岁的陈毅小女儿珊珊（陈珊珊）成为了好朋友。两人第一天进小学的时候，彼此紧紧地拉着手的情景，多年后邓榕依然记忆犹新…… 这个陈珊珊有三个哥哥，其中名气最大的并不是曾经官到正部级的大哥陈昊苏，而是已经去世的三哥陈小鲁。 网上曾有报道说：当年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陈小鲁丧事期间，王岐山夫妇和习近平弟弟习远平都送了送花圈。前传媒人宋阳标透露，习近平当天向陈珊珊的夫婿，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说：“小鲁是我多年朋友，听闻小鲁去世，深表关注，希望处理好后事！家属节哀！” 长年在外交系统工作，在丈夫担任港澳办主任期间基本上是赋闲在家，平日里走动最多的仍然是邓家的陈珊珊，而且居然还为邓家第三代当了一次“媒婆”。 陈小鲁于2018年二月去世后，笔者非常崇敬的最知名的海外中文写手，三年前不幸去世的闫润涛先生即发表了《陈小鲁是气死的不是吓死的》一文，文章的首段内容是：“陈小鲁死的当天网上传言说是第一野战军副政委的儿子抓了第二野战军政委的外孙女婿吓死了第三野战军司令的儿子。事实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这里说的第一副战军副政委是习仲勋，第二野战军政委是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司令则是陈毅。 不过事实上当年与邓小平担任一野政委、陈毅担任三野司令（兼政委）的同时，习仲勋的职务应该是一野政委兼西北军区政委，而不是副政委。 那么，一野政委的儿子习近平为什么要抓二野政委的外孙女婿吴小晖？而三野司令员的儿子陈小鲁到底是因为吴小晖的被抓吓死的还是气死的呢？ 首先，陈小鲁生前曾被审查并遭受边控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2019年就在陈小鲁去世一周年忌日的当天，他的生前挚友，中共前农业部长何康之子何迪将此前撰写的怀念文章《启蒙·知交·楷模——我与小鲁的挚友生涯》放到网上。文中虽是极力为陈小鲁撇清与吴小晖的关系，但该文中至少是公开对外证实了陈小鲁因为吴小晖受审查是千真万确的。 该回忆文章《最后的日子》一节中这样写道：“2017年12月30日晚，我邀请了涯子、东明、万峰等一众好友为从上海返京的小鲁接风，并预庆元旦、新年。安邦保险集团自2014年被《财经》、《财新》、《南方周末》等媒体质疑和爆光后，小鲁成了被‘首富’的焦点人物。2017年6月，董事长吴小晖被拘捕；8月小鲁被边控，12月小鲁应召由海南赴上海，配合公安部门对吴小晖案的取证调查……。” 前面说的关于习近平对王光亚称陈小鲁是他“多年朋友”的说法，笔者无从证伪，但仅从习、陈两家并无交往之记载，以及习近平与陈小鲁之间七岁的年龄差距，以及当年从未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等方面判断，“多年朋友”的关系实在有些牵强。 而仅从逻辑角度判断，陈小鲁2017年12月“应召由海南赴上海，配合公安部门对吴小晖案的取证调查”，即使不是习近平亲自指示，习近平最起码也应该是知情的。更何况在“应召”去上海的前四个月，陈小鲁即已经被“边控”了。 什么叫“边控”？百度百科的权威解释是“边控即边境控制，它是为防止涉案的外国人或者中国公民因其借出境之机逃避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给境内的国家、集体或个人财产等带来重大损失，而通过法定程序在国边境口岸对之采取限制出境的一种保全措施。” 也就是说，2017年年中，邓小平的长外女婿吴小晖被拘捕之后，陈小鲁即被没收了护照，断绝了他以合法手段离开中国的可能。 按照何迪回忆文章中的说法：对于案情及是否要退赔，没成为小鲁的思想负担，反倒是办案的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令他非常不爽……。2017年12月28日，侦查大队通知陈小鲁可以回京，但不是审查结束……。 也就是说，直到2018年初突然去世，陈小鲁仍然还是待“罪“之身，对其采取的“边控”也好，“候审”也好，都是随着他的去世才不了了之的。 何迪的回忆文章中说：“小鲁突然病逝，许多人把他的去世与去年底在上海的取证调查联系在一起，认为心肌大面梗死与外来压力有关。我不愿作此想。” 而润涛先生生前文章中所说的陈小鲁是被气死的，似乎有点道理。这和吴小晖被抓之后，邓卓芮即患上严重忧郁症的说法相一致。 润涛先生的文章中说：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晖被逮捕后，中共会如何对待陈小鲁？根据网上文章披露，按照中共官方的商业公开资料，陈小鲁自己开的公司加起来占有吴小晖的安邦总股份的51%。就是说，在商言商，按照商业规则，安邦的实际掌门人是陈小鲁，因为他不仅仅是最大股东，而且他本人也是理事，等于后台前台他都占位。安邦有资产超过万亿，那么，陈小鲁的个人资产应该是数千亿规模，可能超过了姚依林家族在海航的资产。 陈小鲁自己给自己在媒体上挖了个埋自己的坑：他说他在吴小晖的安邦里不拿钱，只是站台。等于当活雷锋。这对习近平来说就可顺水推舟了。把吴小晖抓捕后政府接管安邦集团，派人去安邦。陈小鲁你自己承认安邦里没有你的钱，那就一笔勾销，安邦的资产全部被政府部门接管。陈小鲁还有什么话说？……估计他最生气的是：股权没了，他想要回当理事的每年上千万的工钱估计也没得到……。最后一下子归零了，追悔莫及。 何迪的回忆文章中透露90年代作为温州市的小干部，吴小晖曾跟随时任市长、新四军刘英之子刘锡荣探望粟裕老伯，得以认识小鲁。后来，吴小晖下海，以代理上海汽车营销起家。大约在1998年吴小晖邀请小鲁作他公司的顾问。90年代末，为了解决加快高速公路建设与资金不足的矛盾，上海市、浙江省政府率先推出以BOT方式吸引民营企业投资。其中，浙江推出了杭宁高速浙江段的招标。吴小晖做汽车营销生意，与公路建设有天然的联系，他想去竞标，无奈名气不够，于是抬出了小鲁。先后组建了上海标准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标基公司)、浙江标准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及杭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请小鲁挂名董事长……. 从此之后吴小晖与陈小鲁的生意越滚越大的过程从略，只需要特别强调陈小鲁曾经向当时的浙江省领导引荐吴小晖，而这个省领导应该就是从2002年开始担任浙江省省长、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何迪的回忆文章中还说：“2004年，吴与卓芮结婚，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去问小鲁，他竟然全然不知。去问后得以确认，他警告吴不要再胡来，娶了个格格，要好自为之。他还说，小晖另攀了高枝，自己可以解脱了……。” 这里所说的吴小晖与邓卓芮的婚事陈小鲁“全然不知“也许是事实，原因是吴小晖通过陈小鲁结识了陈珊珊后，是陈珊珊为吴小晖牵线敲开了邓家大门。 陈小鲁之所以说“另攀了高枝”，意思既是指他自己这一“枝”对吴小晖来说已经不够高，而且他为吴小晖引荐的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这一“枝”也满足不了吴小晖的胃口。 按照前文提到的那位自称目前“在国外暂避风头”的知情者的分析，当初的吴小晖在被陈小鲁引荐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之后，在北京等地开有房地产公司的习家姐夫邓家贵欲与吴小晖的众多产业之一浙江国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强强合作”，没成想人家吴小晖根本没拿正眼瞟一下邓家贵，因为人家看上的是邓卓芮。 应该说，不但是当年的吴小晖，就是当年的陈小鲁应该也没有预料到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习近平日后居然会成为胡锦涛的总书记接班人。 习近平上台之后，照理说吴小晖应该对自己当年的有眼不识泰山，没有答应邓家贵的合作邀约而追悔莫及。谁成想利令智昏的他居然还敢继续以先皇孙驸马自居，无法无天，毫无收敛。结果，报应终于来了！ 吴小晖被判决之后，其母林美香连续28次申请探视均遭拒绝。一怒之下，此女开推特账号，爆当局借接管安邦之名乘机侵吞299间民企……。给外界以吴小晖家族已经“人财两空”的印象。但事实上如果从吴小晖和邓卓芮的爱情结晶“吴邓卓”的当然继承权角度看，这位“吴邓卓”才真称得上是人财两失，父亲被习近平下狱的同时，父亲辛辛苦苦聚敛的安邦两万亿人民币资产被充公，意味着“吴邓卓”所能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多只剩两万亿的零头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请读者和听众们参照阅读本专栏2018年6月27日 的文《万亿被充公，邓家第四代人财两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郭台铭两度“试图”参选总统，之所以说他试图，因为第一次没有成真，而这一次虽已展开连署，但在正式登记之前，仍然存在变数。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执念，我不这样看。 有道是，有钱就是可以任性，而郭台铭有钱的程度，大概可以让他天天都任性一次，一个年过七十的豪野人，就算每四年都任性一次，应该也不算过分。 从经济运行的规律可以得知，当一个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时，对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不利。郭台铭无论是首富或排名第几，差别并不大，他仅凭鸿海的持股，去年就有9 3亿元入袋，即使每天花一千万元，这笔钱也足足够他花三年，花不完的这些钱如果存在银行，每年大概也就是两三亿元利息，对他来说简直是可有可无。而有钱人的财富如果不流动，社会就会陷于停滞，肯定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一个人再怎么有钱，一天也就是三顿饭，即使都是山珍海味琼浆玉液，也吃不了多少，钱一旦大量进了富豪荷包，能促使它流动的，大概只剩买古堡飞机炒豪宅一途，但这些大都与市井小民无关。为了能让富人的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于社会，课征富人税是个好办法，但政府通常不敢得罪他们，也因此，鼓励富人选总统，不失为一个另类的好办法。 根据有经验的人士估计，制作一份连署书的直接成本，从设站租金、工作人员连工带料，约需要两百元，但考虑到组织动员，宣传广告及大型造势等，行家估计每份的成本可能要拉高到两千元新台币，郭董的目标喊到一百万份，仅这笔预算就高达二十亿元，这张门票还真的不太亲民，大概也只有如郭董这一级的少数人玩得起。 就笔者近月来的观察，上述成本估计恐怕还是保守的，以双北市而言，连署站通常都设在蛋黄区店面，月租十万起跳是常态，而郭董砸在广告宣传上的手笔也令人咋舌，电视网路不说，公车广告看板几乎全面撒网，而穿流在各大街小巷的LED宣传车，据笔者所知，小型车的日租行情是一万，含司机则需外加三千，月租就逼近四十万元，中型车价码则不详。郭董在全台出了几部宣传车无从得知，但这笔开销，绝对会是令其它候选人知难而退的数字。 按照这个规格，郭董如果跑完整个选程，估计花个五十亿元应该不算夸张，但对他而言，不过如九牛一毛罢了。这些钱和买古堡飞机美钻很不一样，它是货真价实的流入民间生活，从茶水阿姨到抬轿大咖都能享受到实惠。再从经济学上的乘数效果来推算，这笔钱流动三手之后，就可以发挥带动一百五十亿元的GDP规模，谁敢说郭董参选只有他一个人在爽？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民主真是个好东西，不仅可以体现人生而平等，不但人手一票，票票等值，而且还可以贡献GDP，活络国民经济。也因此，我们应该鼓励所有富人都来独立参选，林百里、曹兴诚甚至张忠谋等，下回可以相约一起来，说不定可以发展出一门“选举经济学”呢。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极权中国，没有百年投资，也没有快乐投资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私募圈突然传出一则噩耗——深圳善祥基金官网发布消息：善祥基金董事长关善祥已逝世，请投资者尽快登录“善祥基金”微信公众号，公司基金产品将进入清算流程。该消息语焉不详，年仅三十八岁的关善祥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去世的？惹人猜测。随后，网上有消息说，关善祥是前一天在家中自杀的，是自刎而死。这种死法让人骇然。死亡原因估计与他操持的投资巨额亏损有关。 中国金融分析师“超级财经”曾在推特上质疑关善祥的投资能力。贴文指出，关善祥重仓地产和保险股票，尤其是恒大和融创的股票，造成血亏百分之六十四，贴文讽刺说“能把地产和保险的大雷都踩了，关善祥也不是一般人。” 关善祥是一名高调的职业投资者，深圳灏四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善祥基金董事长。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股市，通过股票投资，二十八岁就实现财务自由，号称“中国巴菲特”，据称创造过从三十万本金到上亿的十年数百倍收益。他拥有百分之百股权的灏四方资产，致力于为投资者实现家族资产战略转型升级，布局资本市场股票投资。旗下所有基金均设置至少三年以上的投资锁定期，宁愿减少管理规模也不接受短期资金，倡导长期的价值投资。 中国的商人稍有点钱，就喜欢往文人乃至哲学家方向靠。关善祥出版过《传世投资》一书，书中提出“价值投资”的理念，主张投资即是人生修行：“人生是一场巨大好玩的游戏，假如我们的人生过得痛苦，必然是我们的活法与心法出现了问题。投资对于我来说也是一场好玩的游戏。……我认为百年投资是我要进行的一件人生艺术品，一年又一年，极具耐心地将这件艺术品去完成，我极之享受其中，而非因为赚钱，更非因为消费享受金钱，我从来只过著非常简单节约的生活，我的快乐源于投资本身的精神世界，而非金钱。” 据《证券时报》报道，关善祥有三个小孩，长期吃素，对空气品质要求很高。如果在美国，他还真能跟那些喜欢禅修、瑜伽、老子、印度教等东方哲学及环保理念的硅谷或华尔街巨头们谈笑风生、称兄道弟。然而，在中国，这些“正能量”都无法拯救他脱离危机，等待他是一望无际的深渊，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百年投资、快乐投资，当然都是好理念，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本行不通。中国没有百年企业，哪来百年投资？中国人含辛茹苦积攒的资产都如韭菜般被镰刀斧头割去，哪里有快乐投资？关善祥成不了巴菲特，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仿效西方建立股票市场，但并无真正的股票市场得以成立的三大要件：私有产权、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中国的股票市场是特权阶层的游戏，不是关善祥这样的平民子弟“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舞台。即便是黄光裕、肖建华、许家印这样曾富可敌国、呼风唤雨的白手套，最终下场也如《红楼梦》所写“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二零二一年，在股市纵横驰骋十数年的关善祥触礁搁浅。他在一封发表在雪球网的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责怪自己的愚蠢，反思自己的策略，真心希望我能承受所有的担忧、焦虑和损害。”最后，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疫情这一“天灾”和官方强力干预经济这一“人祸”。天灾人祸都是个人无能为力的，如项羽在败亡中的叹息“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也如崇祯皇帝在上吊殉国前的自我辩解“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虎口夺食，岂能不被老虎吞噬？ 佛经中说，一鲸落，万物生。但在中国，事实却相反，如同鲸鱼般的恒大倒下，无数像关善祥这样寄生于恒大的小鱼小虾只有死路一条。 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者更是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前一直谎话连篇的关善祥在总结投资失败的原因时，直指政府朝令夕改、胡作非为：“目前投资底层逻辑已经转变，房地产行业风险的集中释放，各种政策叠加发力，民营房企确实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回款不畅，就会造成资金断裂的危机。……这种置之于死地式的调控，实在让人无法想像，匪夷所思！一个涉及十几万亿关乎全国人民利益的大行业，政策说变就变，说改就改，没有任何过渡期，简单粗暴一刀切。人治的行政手段远远大于法治手段。……之前也有教育培训行业，一夜之间就封停。新东方、好未来等教育培训行业股票股价一时之间跌去百分之九十。完全没有给予过渡、调整的空间。今年以来这种现象特别明显，还有众多一夜之间就被封杀的股票。这造成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市场对民营企业失去信心。” 关善祥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标志著一个新时代来临了：“这一两年的各项政策，深深感觉到今后是一个‘国进民退’的时代。……民营企业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一叶轻舟，说翻就翻。过去我们投资还刻意投资民企避开国企，因为民企往往代表了更高的效率。但今后，还必须强调拥有‘优秀背景股东’政策的方向。……政府政策的导向是以国企央企为主导，收购民营企业。在煤炭、钢铁、稀有金属、传媒、教育、金融理财等领域都是以国企为主导。现在房地产行业也面临向这个方向发展。政策支援国企维护市场稳定，实质是对市场优质项目进行低成本的收割。”他用了“收割”这个词，一语道出真相。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和他的公司岂能全身而退？ 中共建政后，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诗：“一切都是共有的，除了牙刷。”这句诗在毛时代广为传颂，实际上，那时的中国农村，大部分农民连牙刷都没有。历史学者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中写道：“在统制经济情况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家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行政权力支配。……统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基础，是官僚特权的肥沃土壤。极权政治又是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条件。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官僚们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意愿，随意支配国家财富。”最终，这套制度让中国陷入一穷二白、国民经济崩溃、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 邓小平时代，当局实行改革开放，让渡部分经济自由，让中共政权绝处逢生，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习近平掌权之后，觉得极权体制千疮百孔，更嫌权力不够集中，在政治上要回到毛时代那样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在经济上也要回到统制模式，民营企业的好时光结束了。 习近平的书单上没有经济学大师米塞斯的经典著作《全能政府》，他不知道自己所走的是死路一条。他的经济政策逼死了关善祥，自己的下场未必比关氏好多少。米塞斯在《全能政府》一书中指出：“所有文明，迄今都是以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如果历史能教导们什么，那肯定是：私有财产权和文明，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反之：“自古以来，政府一向热衷于干预市场机能的运作。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从来未曾达到所要追求的目的。……执掌强制与胁迫机构的人，本质上，都会高估这种机构成事的功力，并且都会努力争取更多权力，要让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服从这种机构的直接命令。”在纳粹德国和苏俄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之际，米塞斯预言说，这两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必然败亡：“德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完全控制生产手段。政府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政府给每个人分配一份消费财产供个人消费。如果不这样，这两种体系将不应该称为社会主义体系。”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当然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本专栏上篇文章《习近平让毛泽东后代经济上翻身，政治上扬眉吐气》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当年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及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悲惨境遇都已经因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否定和对文革的重新肯定而苦尽甘来。习近平亲自指令让李讷事实上享受到了副国级退休待遇的同时，也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芮的夫婿抓进监狱……，一爱一憎，分明无比！ 而邓小平的憎与习近平的爱之强烈对比，更是表现在对虽然不是毛泽东和江青所生，但却被江青视如己出的毛远新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上 。 熟悉中共文革史的读者和听众们应该都知道毛泽东在整个文革十年过程中在政治上最为依重的三个自己的家庭成员分别是江青、李讷和毛远新。李讷是文革初期的毛泽东“联络员”，而毛远新则是文革后期的毛泽东“联络员”一直到毛泽东归西。 比李讷年轻不到一岁的毛远新因为小时候就被接到中南海成为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直接喊江青妈妈，与李讷情同手足，文革中一起一步登天，文革后一样被“隔离审查”。只是毛远新被“隔离审查”的时间长达整整十年。一九八六年前李讷都已经在杨尚昆的一再通融下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但毛远新却被邓小平下令判了十七年。 根据中共官方党史文章介绍说：197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更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对由他自己下令复出工作，基本上已经取代了周恩来的邓小平日渐不满，于是安排了毛远新担任他本人与邓小平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们的联络员。 从那以后，毛远新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举凡邓小平、华国锋，以及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员在内者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均由毛远新代为传达，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 当时毛远新口袋里经常性地装着一个精制笔记本，这是一个装着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只要他拿出笔记本传达什么，任何人都得遵照执行。邓小平当然也不能例外。在毛泽东逝世前的八个月当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第一项内容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邓小平等 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听。在讨论时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办理。如此权势遮天，难怪毛远新曾对亲信骄横地说：“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 相关史料记载，此时正是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开始进行“全面整顿”时期，当江青等人向毛泽东表示了对邓小平所作所为之担忧之后，毛泽东追问毛远新社会上是否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毛远新在毛泽东耳边吹枕边风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从那以后毛泽东便开始越来越后悔对邓小平的重新启用。接下来，批评邓小平、要求邓小平检讨的几次会议都是毛远新主持的，毛泽东一次比一次严厉的从“批评帮助”到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最高指示”也都是毛远新传达的。而正是在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令毛泽东感觉到了毛远新的“政治成熟”。 中共官方文章还介绍说：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对复出后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的打击。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笔者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江青等人被审判之后，毛远新被审判之前即已经听熟知内情的人士说过，老邓不会轻饶了毛远新，这家伙当了主席的联络员之后，老邓几次让他安排与毛泽东见面都被拒绝。直到二次下台邓小平都未能再单独见到毛泽东一次。 日后笔者所知道的更为准确的时间线是，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后，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他再没有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而这次会议是邓小平一生中倒数第二次面见毛泽东。最后一次是毛泽东于1975年12月2日会见了到访的美国福特总统，邓小平被允许陪同。但这两次都不是邓小平单独见到毛泽东。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开始毛远新被“隔离审查”了整整十年之后邓小平还是坚决不同意对他“免予刑事处分”。 当时的大背景是，在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缓，王洪文、姚文远及手下众多政治打手也均已经被完成审判的好几年之后，毛远新的具体罪行仍然不能被专案组坐实，邓小平因此等得不再耐烦，亲自指示对毛远新的司法处理不能一拖再拖，一定要从重从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接旨之后立刻给隶属总政领导的解放军军事法院下达“政治任务”，要求限期完成对毛远新案的处理。于是，毛远新于一九八六年被军事法庭以数罪并罚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刑期从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抓捕的时间算起。比较搞笑的是，当时的毛远新虽然是被军事法院出面判刑的，但军队方面却没人提醒要同时对毛远新宣布施以开除军籍的处理，以至毛远新刑满出狱之后仍然还有理有据地给总政治部写信，要求军队方面出面对他按“转业干部”的相关政策处理。此乃后话。 日后有内部传出的消息说，关于如何对毛远新定罪处理的讨论过程中，当时的最高法院内部有意见认为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已经完成了任务，当时在特别法庭的工作过程中没有把毛远新也列入被审判者之一，日后当然不能专门再为毛远新单独成立一个“特别法庭”。而如果把毛远新当成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来审判，就不应该由最高院出面。听取了最高法院方面对此感觉“棘手”的情况汇报之后，邓小平才指示由军事法院出面“问题就简易化了”。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曾经介绍过：“被宣布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关进秦城监狱后，毛远新即患了严重的疾病，因为拖延治疗而一条腿落下残疾。如此一来，邓小平才没有否定毛远新的生母，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朱旦华为自己儿子的求情信，默许了监狱方面为毛远新安排了保外就医，至此他已经失去自由整整十三年了。” 而后，有中国内地毛左部分否定了笔者的如上说法，说是毛远新进入秦城监狱服刑之后，“不愿意服从邓小平命令写关于毛主席的材料，邓小平就恶化服刑环境，入狱之后的伙食待遇、医疗待遇等都比江青和王洪文等人相差好几个档次, 以至于在狱中因为严重关节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落下终生腿部残疾。” 更劲爆的说法还有：“有人还揭发，他（毛远新）的腿其实是被邓小平派来的人打断的。” 毛左的文章还透露说： 一九八九年春天安门发生学潮的同时，一向对毛家后代都持较为同情态度的杨尚昆未经请示邓小平，说服赵紫阳和胡启立、乔石三人签字同意，安排给确实病得比较严重的毛远新以“保外就医”的待遇，从那以后毛远新就再没有回过秦城监狱。 无论如上毛左文章中的爆料与事实是否相符，笔者当年也早就透露了毛远新被邓小平施以“重手”之后，即使中共内部人士也都相信邓小平的长子在毛泽东和江青发动的“文革”中落下终身严重残疾，所以邓小平才把这股子怨气发在了毛泽东和江青均视如己出的毛远新身上。 事实上虽然邓小平也确实在对待江青和毛泽东所生的女儿李讷讨要毛泽东稿费的过程中的绝情一度令杨尚昆都私下里感慨“明摆着是个人报复”，但他邓小平对毛远新的憎恶甚至是痛恨，更多、更直接的还是出自政治层面，或者说是“出以公心”。从当年邓小平与华国锋的一段对话中，就足以看出邓小平对毛远新恨得简直就是无以复加。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习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后，与彭丽媛设宴款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时，特别不忘安排毛泽东生前的“秘书”，当年差一点就和江青一起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玉凤作陪。也等于是给毛泽东去世之后与李讷一样接受了很长时间政治审查的张玉凤彻底恢复了政治名誉。 而据这个张玉凤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政治交待中回忆：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毛泽东在一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时，提出自己身后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依序是：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在落实了确有这份名单之后，邓小平在自己最后一次与华国锋当面谈话对他进行严厉指责之后还是未忘感慨一句“你说到底还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及时粉碎了‘四人帮’的反党篡权阴谋，你我现在的位置都会坐在毛远新的屁股底下”。 十年前笔者曾在本专栏发表过《邓小平的阶下囚，习近平的座上宾》一文，五年多前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大哥是毛远新最好的朋友”》一文，两年多前还在本专栏发表了《习近平自幼就无比敬仰和羡慕毛远新大哥》。如上三篇文章中，第二篇的文章标题用引号强调了这是中国内地最知名毛左之一，红二代苏铁山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会场上讲出的原话。 在中国大陆，上了点岁数的人只要还对当年的“恶攻罪”心有余悸，就不会不知道曾经被中共政权大力宣传其英勇事迹的张志新烈士曾经的悲惨遭遇，而曾经亲自下令对已经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张志新立即执行死刑并在押赴刑场之前对其先行施以割喉酷刑的毛泽东侄子，当时最高职务为“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则因此而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日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句老话也曾经在毛远新身上得到应验，他在秦城监狱里曾经的日子过得比如今的薄熙来、王立军以及薄谷开来等要苦得多得多。 但是，仍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习近平上台开始把邓小平否定的东西重新加以肯定，把文革十年浩劫改为十年探索之后，“毛”姓又在中国大陆上重新“尊贵”起来， 毛远新先是由湖南省委接驾到韶山祭祖，而后是周游北京等地对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的“民间自发纪念活动”的筹备表示“坚决支持”。毛氏后代甚至还故作神秘地对外放风，说是2007年习近平接替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但指示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要切实做好对革命烈士亲属毛远新及其一家的“政策落实”工作，提高待遇，而且还秘密接见过毛远新，当面鼓励他“忘掉历史的不愉快记忆”，“继续与党同心同德。 两年多前，笔者还在本专栏发表过《习近平自幼就无比敬仰和羡慕毛远新大哥》一文，文中主要内容在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多次被中国内地的毛左文章引用。 却原来，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已被政治整肃之后的习近平就更不用说，即使在这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当时的幼年习近平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没有见过江青和李讷等毛泽东亲属，毛泽东身边的人他唯只见过只有从中共建政之初即被毛泽东和江青收养的毛远新。 当时被恩准到北京和习仲勋及齐心夫妇一起生活的习仲勋前妻所生儿子习富平有幸于1954年秋和毛远新双双从北京育英学校毕业后被保送进了北京101中学成为同班同学。习富平日后还成了毛远新的入团介绍人。 从那天以后直到习富平和毛远新分别进入了中国科技大学和哈军工，毛远新是习家的常客，习富平也成了习家近距离面见毛主席次数最多的一个。而当时尚还年幼的习近平，对常来自己家和自己的同父异母长兄一起温习功课写作业的远新大哥简直就是满怀敬仰。羡慕极了这个远新大哥哥“每天都能和毛主席说话”。 这段经历当然也是习近平位高权重之后善待毛远新的因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和他习近平厚待李讷，甚至“爱屋及乌”至张玉凤身上一样，那就是凡是邓小平否定的，他习近平就要肯定，凡是邓小平憎恶的，他习近平一样要厚爱！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