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梨榮光聯誼會第二十二屆理監事交接典禮暨餐會圓滿舉行
2026 年 8 月 6 日
本文的话题是日经新闻最近的一篇报道引起的，但我希望读者超越那篇报道来理解拙文。 这篇由《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中泽克二撰写的报道称，习近平在今夏北戴河会议上遭到中共元老们的斥责，这是习近平不能出席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原因。作者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共元老在北京郊区的一次聚会中达成共识，认为不可任由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持续下去，否则将危及中共统治，并派曾庆红到北戴河严厉批评了习近平的施政方针。 报道一出，舆论哗然。大多分析人士认为，出现上述事态发展的可能性不高。不过，本文的关注焦点，不在于对这一报道做出某种事实判断，而在于探讨某种传播现象。 中共政治黑箱的信息苦果 稍有记性的读者，不妨回忆一下去年这个时候，当时网络舆论上最为热门的中国政治话题之一，就是所谓习下李上。散播消息者言之凿凿，说习近平将在中共二十大上失去权力，李克强会取而代之。那时的传言中也有不少是涉及中共的所谓元老们的，有消息称105岁的宋平出面强力阻击了习近平。 这些说法的可信性如何，答案早就揭晓了。当然，我无意苛求新闻记者和社交媒体传播者在报道中共高层政情的时候一定要给出事实确凿的消息。为什么难以苛求呢？原因很简单：中共政治一贯是黑箱作业，高层政治更是黑幕重重，外界难以得到确实消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后来被证明为并不确实的消息，其实是中共黑箱政治送给这个世界的信息苦果。最近，无国界记者组织举办了捍卫中国民众知情权的讨论会，就是针对这个黑箱与这类苦果的。在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中国民众和世界舆论都无法知道关于中国的一些基本信息，特别是那些执掌公共权力、决定民众命运的高层政治人物的相关信息。仅此一点，也就显示出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荒谬了。 其实，中共政治不仅具有信息封锁的特点，它还具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巨大能力。以洗脑为目的的中共宣传所散布的信息，很多都是虚假的，真相被扭曲，历史被篡改。以刚刚过去的三年新冠大疫情为例，中国究竟因为疫情死了多少人？中国的抗疫举措是怎样展开的？这些举措的社会经济后果是什么？中国政府不仅不公布相关的真实数据，反而还编造了一系列虚假数据来蒙蔽民众与世界。对于老百姓的事情它都这么干，涉及高层政治那就可想而知了。 散布虚假信息，与造谣相去不远。我对中共的政治传播的研究发现，中共本身就是一架巨大的谣言机器。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这是中共1940年代的谣言杰作之一；造谣说天安门抗议者在1989年6月3日暴动并杀害中共军队官兵，这是中共为制造六四屠杀而精心策划的阴谋。中共以谣言来对付它认定的敌人，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同理，如果中共在关于其高层政治的信息传播中也故意造谣，那恐怕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反转利用政治黑箱的信息优势？ 再次强调，我并不是说前述传播关于中共高层政治传言的人都是帮着造谣的中共喉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中共善于借口传声，这在历史上也是有很多实例的。没有中共内部的消息人士，外界连关于中共高层政治的谣言也无法得知。于是乎，中共从自己的政治黑箱中反而获得了一种信息优势：只要它露一丝信息出来，外界都如获至宝；加上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人们都无法验证这些信息是真是假，中共就可能因此获得某种舆论主导权。尤其是当传言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大体类似的情节，而且是在这类情节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明是虚假的之后依然改头换面传出，这就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了。 客观上，关于高层权力和治国路向之争、元老批评习近平、习近平要被赶下台等这类“内部消息”，对中共有至少两大好处。 第一，这有助于转移人们对关乎民众生存的重大事务的关注，特别是在灾害发生、官府爆出丑闻、社会经济政策失败等的背景下。这些年，拿个歌星、艺人做祭品来转移舆论焦点的做法屡屡发生。不过这大体只对国内舆论有效，国际舆论谁知道、谁在乎那些只会捞钱的中国歌星和艺人啊？还是高层权力斗争这个戏码抓眼球。再说，关于这类戏码的信息一旦出口转内销，那就更有价值了。中国自古以来有喜欢谈论宫帏秘事的传统，本来没有任何参与这类事情的可能的小民们那么谈上一番，似乎就有了“参与”朝廷内幕的意思，应该是很能提升幸福感滴。 第二，有助于增加人们对于中共政权的希望。不难发现，相关传言中有个一以贯之的调子，那就是总能在中共高层找到什么人物被视为解决当今中国政治困局的希望所在。这些人物的实际政治倾向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李克强、宋平、曾庆红，乃至薄熙来、刘亚洲，都能被赋予“挽救国家挽救党”的神威。说来说去，过去是“四人帮”作恶，如今是习近平混蛋，而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中共这个党。既然人们对高层某些人抱了希望，来自社会层面对目前当政者的压力也就相应减轻：不需咱们反抗，人家宋平、曾庆红已经看到了问题并在发力，“我们党“从来都是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的哈！等你知道实际结果不是李克强替代了习近平，而是习近平踢走了李克强，黄瓜菜早就凉了呢！那好吧，一年之后”消息人士“告诉你现在还有个曾克强。如此循环并回复，党的江山万万年！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周润发在韩国釜山电影节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出席记者会时，他赞叹韩国电影题材广阔，想像丰富，创作人什么也敢拍，可能因为韩国政府支持，自由度大。 另一方面，周润发讲了关于香港电影现况的大实话，直指今天是艰难时期，因为中国的审查要求繁多，剧本须经不同部门审批，诸多限制，又提及1997年后，电影人要留心政府指令，否则难以取得资金，末了也不忘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制作具有香港精神的电影。” 发哥关于审查制度的批评，尽管在Facebook洗版，但中国大陆媒体却只字不提，主流港媒亦轻轻带过（如果有提的话）。其实周润发所讲的，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极少业界人士够胆开腔而已。今日大家疯传的，说穿了，不是周润发的言论，而是他的态度。 若说周润发“敢言”，则香港演艺圈中比他敢言者，大有人在。但要是他害怕得罪什么人，那么整段关于中国审查的话，也是完全可以回避的。纵横演艺圈五十年的老江湖周润发，当然知道此言一出，必有代价，但他依然选择说了，我想，驱使他直言不讳的，并非勇气，而是明理。 有人说过，人生有三层境界：一是活着，二是得体地活著，三是明白地活著，而周润发已活出第三个境界。我不认识发哥本人，但看过一篇他谈拍照片的访问，觉得若非神思清澈的明白人，是决计讲不出那些摄影道理的。 原来对周润发来说，拍戏是工作，拍照才是生活。他不光是影帝，也是一流的摄影师。近廿年来，周润发特别喜欢用大片幅相机拍黑白照，仿佛标志着他的人生已褪尽繁华，由绚烂归于平淡。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爱好，反之亦然。钟情摄影的发哥，原来在追求一种钱买不到的“期待”与“未知”。 他喜欢用重量十足的大相机拍照，然后在暗房内无日无夜冲印，他笑着对访谈者解释： “我喜欢未知的东西。在按下快门完成拍摄后只完成了拍摄中的一部分而已，进到暗房里把照片做出来之前，你并不会知道照片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而数码相机不但可以立刻看到，还可以立刻删除掉刚刚拍摄到的影像。加上拍摄数码很难会有对影像的那种期待，按快门可能也不会太谨慎。” 周润发认为拍照的关键，不在拍摄对象的美，而在摄影者的“构图及感受功力”，世界许多美好，是要“由第三只眼去感应的”。由于他用的不是数码相机，每拍一张照片，发哥都要深思熟虑，不到最美的一刻也不按快门。 在摄影中，发哥大概学懂三件事：用心、耐心和随心。用心，才观察到事物的美好；耐心，才等待到动人的瞬间；随心，才不会强求某个冲印出来的效果，而能顺其自然，领会意外的喜悦。摄影如是，人生又何尝不然？了然于前者的周润发，当然也明白后者。 人真的不能没有嗜好。生命若一无寄托，就只能与世浮沉，终其一生，贪权逐利；就算有所寄托，若钻研不深，未臻至道，仍不免是大俗人。 发哥则不然，他明白摄影，也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快乐，那是免费、无价，且自足的。无求于人，自然就不必讨好谁，亦不怕得罪谁，说话便可以从心所欲，生活亦能逍遥自在。由此可见，人一定要有足以废寝忘餐的爱好，才能具备抛却名缰利锁的资本，从而活得独立，活得从容，活得快乐。（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西方政商精英，皆入吾彀中 澳大利亚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克莱夫·汉密尔顿在出版了研究中共渗透西方的专著《无声的入侵》之后，又与长期研究中共大外宣问题的学者马晓月合作完成了《黑手：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一书。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西方，此类著作的写作与出版却面临愈来愈大的、有形无形的压力。中共的渗透无远弗届，让多家出版社知难而退；中共更是利用西方左派标榜的“政治正确”，将此类研究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而吹捧中共的言论却畅通无阻。 这两位学者在著述和出版过程中，亲身体验到种种困境和阻碍，他们没有屈服，如圣经中的大卫一样勇敢迎战似乎力大无穷的巨人歌利亚，他们深知，中国虽然是巨人，却是泥足巨人。 《黑手》一书结合了详尽的素材与独特的洞见，揭穿中国共产党试图颠覆世界、一统天下的计划，以及中共政权对民主自由世界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一威胁超过了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及苏联东欧共产党集团。《民主期刊》评论说：“我们应该感谢两位作者的勇气，把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从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满以及不了解当中给戳醒。”两位作者指出：“当前的情势突显了我们在《黑手》中的主张——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进行斗争，乃是一场理念的斗争。这个世界已陷入意识形态的竞争。一边是坐拥庞大经济实力的一党专政体制，另一边是把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的民主国家所组成的松散联盟。” 本书指出，中国透过与西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等对象间的关系，建立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长、民意代表、非政府部门与中国的“友好”，加上政治献金、境外代理人等策略，得以渐进地影响各国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各国企业、媒体、大学、学术机构、智库、文化交流，乃至国际组织，越来越向中国卑躬屈膝。比如，欧洲议会有一个“欧中友好小组”，英国有一个“四十八家集团”，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家廉帮北京政府讲话而非捍卫加拿大的利益，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助纣为虐、替中国摆平身为瑞典公民的中国良心犯的家人，曾在美国多届政府担任要职的赵小兰拒绝承认中国对美国造成任何威胁，美国亿万富翁、前纽约市长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彭博公然宣称“习近平不是独裁者”，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中美关系处于最低潮时高调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相谈甚欢……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川普执政之前的数十年间，“几乎所有华府人士及其他重量级人士都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和‘建设性交往’的价值”。 中共对付西方的手段不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也就是金元外交。 中国的手段很简单，软硬兼施、恩威并施，听话就有糖吃，不听话就吃板子。既然中国有金山银山，西方政治、经济领域的精英纷纷趋利避害，成为中国的裙下臣。各国总统、总理的家族，大都在中国有庞大的生意，由此中国将这些人牢牢掌控在手中。中国史书中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典故。 典出五代时王定保的《唐摭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弓箭；彀中，指箭能射及的范围，比喻牢笼、圈套。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亿万富豪，争先恐后地沦为中共的囊中物，直到川普政府断然扭转对华政策。本书作者对川普有很多批评，但诚实地承认这一事实：“他是第一个挺身反制中国影响力的美国总统。” 全球媒体，都来姓党 中国对西方的渗透，媒体是一个重灾区。经济学者何清涟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对此议题展开研究，她发现，中国用重金购买外国媒体版面，甚至直接在国外设立据点乔装成“外国媒体”报道中国新闻。但其研究报告被一家著名人权机构封存八年之后，才以《红色渗透》为名在台湾出版。出版后居然被台湾的旺中集团告上法庭，而作者引用的全部是公开资料，这些资料足以证明旺中集团确实是“红媒”。 二零二三年春，台湾知名媒体人简余晏也出版了《入侵编辑台》一书，书中指出，时至今日，中国在台湾的媒体领域完全建立掌控的系统，透过这套机制推播有利中共的讯息，建立媒体的“产销生态控制”。一位广播人透露，中方是透过“台湾代理人”来电台联系，资金经中间人无违法之虞，经费充裕所以节目做得精致，甚至直接招待台湾青年去福建游乐参访。中国透过生意、补助、金钱游戏影响媒体老板，传媒生态链则从代理人到现在可直接指挥，甚至记者主动配合噤声。进一步，通过网红直播赞助资金，只要内容倾中就有声量与收入。中国利用民主社会的便利多元，以此干预新闻自由。作者举例指出，在共军单日出动九十一架次军机扰台的二零二三年四月这一天，竟有多家台湾媒体采用中国官媒《央视》的内容角度来报道此新闻。 《黑手》一书中也分析了中共在海外实施宣传战的诸多方式：比如，所谓“借船出海”，典型的例子是给西方主流报刊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巨额广告费，将其宣传品——《中国日报》出版的特刊《中国观察》——像广告那样夹在正刊中传播。所谓“买船出海”，比如通过香港商人买下美国杂志《福布斯》，然后停掉经常撰写批评中国文章的专栏；又比如马云买下香港老牌媒体《南华早报》之后，该报纸的独立性逐渐丧失，很多采编人员被迫离职。作者指出，在北京高度指挥之下，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中文媒体都受中共直接或有效控制。中共出钱出人组建“世界华文大众传媒协会”，有超过一百六十家海外中文媒体参加，这些媒体的老板和高管经常被邀请到中国享受红地毯、警车开道、五星级酒店和山珍海味等高规格接待，并接受中国使馆的补助。 最为可怕的，是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逐渐开始自我审查——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共产苏俄，都不可能对西方主流媒体指手画脚，中国却成功做到这一点。彭博社封杀记者傅才德对习近平家族财富的调查报道，与此同时，该媒体却对美国总统做出最尖锐批评。这一对比耐人寻味。 拥有更大影响力的社交媒体更是如此，脸书老板的扎克伯格试图讨好中国，在办公室摆上习近平的著作；推特老板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车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多次发表谄媚中国的讲话。在脸书、推特、油管等平台上，若谈及六四、藏独、疆独、港独、台独等议题，都可能“被黄标”，导致不易触及受众，更遑论盈利。用户无不小心翼翼，率先自我审查。只有少数知名人物在受到言论审查和管制后奋起反击，形成舆论压力，让巨无霸企业暂时退让。居住在德国的异议作家廖亦武，因在脸书上发表一张西藏僧人自焚抗议的照片，被脸书封号，遂在传统媒体撰文抗议，得到各界人士声援，脸书罕见地收回处罚。 当全球媒体姓党之时，也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成为冷酷荒凉的现实之际。现在反击，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若继续开门揖盗，就是坐以待毙。 大学与智库，分食残羹冷炙？ 大学与智库，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方向的重镇。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和智库的生命。 德国教育家洪堡指出：“高等学术机构是学术的顶峰……其全体成员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念。因此，在这一圈子中，孤独和自由便成为支配性原则。”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术自由唯一可能遇到的干扰》一文中论述了学术自由的核心精神：“这所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以追求真理为主旨……这所大学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以人类进步和人的完善发展，以自由探索真理为办学的主旨。” 然而，“人权观察”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世界上许多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学院和大学，或是有大量中国学生的高等学府，都没有准备好系统地解决极权中国对学术自由的威胁。有些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导致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受到威胁。有些中国学者详细说明中国官员如何在海外直接威胁他们，使他们不敢在课堂或其他场合批评中国政府。还有人述说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保持沉默，因为害怕发言被其他中国学生记录下来，向中国当局打小报告。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结他对课堂监控的担忧说：“这不是一个自由的空间。”与此同时，随着一些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在中国境内开分校也成为棘手问题。美国高等学府为了跻身中国教育市场而不惜自我审查，对某些历史、文化和所谓“敏感”话题避而不谈。纽约大学为了让在上海的分校顺利运作，提前终止流亡人权活动家陈光诚的访问学者计划。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学生都要上毛泽东思想等必修的政治课程——纽约大学校方对此熟视无睹。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在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渗透西方大学的手段包括通过让特务学生和学者进入西方校园、为留学生提供学费、使用外国研究发展军民融合科技、雇用顶级外国专家、利用学术外交打造软实力、以及利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对中国学生的意识形态进行监控。 《黑手》一书的两位作者，一一梳理了中国对西方大学和智库的种种渗透手段。他们发现，研究中国议题的各国学者，如未能帮助“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恐怕是各种威吓、胁迫，或直接拿不到签证，根本进不了中国。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因批评中共发动“六四”屠杀，“六四”之后三十多年都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国际学术合作上最著名争议之一便是孔子学院。这个机构表面上教授中文、推广中国文化，实际上却是宣扬中国模式和中国专制主义，它如同一处法外之地，明目张胆地实施学术审查、打压言论自由。书中还点名批评布鲁金斯研究所这个美国最大、最知名的智库，它自称不分党派，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仰赖其研究成果，实际上明显倾向左派并亲中。其中国研究的经费来自一位知名的“中国之友”、前高盛总裁约翰·桑顿。此人也是香港丝路金融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专门帮中资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由于他对中国做出的贡献，曾获颁中国政府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友谊奖”。 红顶商人沈栋在《红色赌盘》一书中也披露了他如何打入西方一流智库和大学，与西方学术界交往，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与前妻段伟红是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因与孙政才关系密切而被习近平整肃，段伟红于二零一七年被秘密逮捕后下落不明，身在海外的沈栋出书揭露部分内幕。 沈栋在书中透露，二零零三年，他被一位身兼商业伙伴、作家和政府顾问的朋友拉莫（《北京共识》的作者，著名洋五毛）介绍加入阿彭斯研究所，并利用阿彭斯研究所亨利·克朗学人的身份，认识哈佛大学教授迈可·桑德尔（红得发紫的左派学者），然后向哈佛大学捐献数百万美元，设立奖学金，资助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生。由此，他与段伟红成为第一对捐赠哈佛大学的中国商人夫妇。 温家宝家族及中共的脏钱通过此一渠道染红了哈佛大学。 十多年后，段伟红被捕，哈佛大学一直对此沉默似金。哈佛大学等常青藤名校也成为技术流失的重灾区，哈佛大学已有多名教授因向中国出卖技术而被捕并被判有罪。 海外华人是中共牵线的风筝？ 作家哈金写过一首诗：“多少年来我四处流浪，/像一只风筝，从你手上挣脱/那根灵活的线。 /无数次我的翅膀折断，/被雨水浸蚀，被风吹垮。然而，我仍然直冲浮云，/寻找一个面孔，以把我脑海中的火花/变成灿烂的诗行。/我怀着一颗沸腾的心在空中/飞翔，追逐一片壮美的迷雾。”哈金本人奋力挣脱那根线以及拉着那根线的人，飞向至高的天际，拥有了求完整的自由。 但是，大部分海外华人却安于做风筝的命运，愿意与拉着那根线的主人建立某种利益共同体关系。他们离开了中国，从未考虑过回中国定居，却将中国当做一处淘金的风水宝地，他们的乡愁是半真半假的，他们需要的是衣锦还乡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中国政府才能给予。因为中国有发财的机会，他们对中国的“忠诚”超过对移居国的忠诚。如果说海外华人是对移居国最少忠诚度的少数族裔，这种说法可能会被扣上以种族来划线的帽子，但毋庸讳言，海外华人中的亲共的乃至甘当中共走狗、间谍、辩护者的名流贤达比比皆是，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族裔。移居美国的越南裔，普遍对越共政权深恶痛绝，但移居美国的中国裔人士，却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中共政权的马前卒，甚至当年拿六四绿卡（也是血卡）留在美国定居的人也是如此。 《黑手》一书指出，全世界约有五千万到六千万华人，相当于英国的人口数。中国的统战工作原本是以中国国内非共产党组织和群体为对象，最近三十多年，其工作范畴已扩大到海外华人社群。 从事这一工作的，除了驻外使馆，还有统战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形形色色的部门和机构。这是中共体制的一个特点，并不让一个部门或机构完全掌控某一领域，而是让若干部门和机构共同参与，以此形成某种竞争机制。这样，即便一个部门或机构受挫，其他部门和机构就能迅速填补空缺，中共就像是九头蛇，砍掉一个头，很快就有另一个头长出来。 《黑手》一书中专门列出海外华人参政的一些案例，中共通过华人参政来培育其代理人，让这些代理人进入西方国家的核心部门。作者以英国为例，描述了两名在英国多财善贾、长袖善舞的亲共华人掮客或政客。其中，巾帼不让须眉的李贞驹，在北京、香港、广州和伦敦都有律师事务所，二零零六年创办“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她是中国驻伦敦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也是国侨办法律顾问，还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英国，她是英国国会跨党派中国小组的秘书，曾给工党重要议员、布莱尔政府的部长加迪纳捐过二十万英镑政治献金——后者出任“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主席，李家驹的儿子为该机构副主席，另一个儿子则在加迪纳的办公室工作。此人可谓中英两国两边通吃，风光无限：中国党媒《人民日报》高度赞扬她“带人挨家挨户鼓励华人投票”，党的喉舌很关心英国华人投票权，却从不敢直面中国人从没有投票权的事实，推动基层选举、自己出马竞选区人大代表的人权律师许志永被投进了监狱。另一方面，英国首相梅伊颁发“光点奖章”给李贞驹，肯定其对英国社会的“巨大贡献”。 另一名代表人物是一九八九年移居英国的李雪琳——在这一年移居英国，拿的是不是“六四”绿卡，暂且存疑。后来，她在英国从事房地产致富，成为全国侨联的海外委员。她的先生贝兹是保守党上议院议员，当过副部长，是英国政界亲共政客的代表人物，受到过习近平的亲口赞扬。李雪琳给每个首相都捐款，成为唐宁街十号的座上客，不仅给唐宁街十号门口贴上春联，还为室内装饰各种中国摆设，以营造英国首相也过中国新年的氛围。这对夫妇在访问中国时，曾获得中共宣传部副部长颁发的“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我很喜欢看“零零七”系列电影，对“零零七”及其服务的英国军情六处深为佩服。然而，在《黑手》提及的案例中，英国的国安和情报部门似乎全都缺席，任由中共对政治核心部门施展美人计，侵门踏户，为所欲为。 中共的邪恶在于，它非常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如贪财好色），以及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漏洞，对内残酷镇压，对外野蛮扩张。 中共的目标是将地球上所有陆地和海洋都变成其殖民地，与之相比，希特勒当年的狂想，真是小巫见大巫。 西方民主国家在保持开放社会特质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民主的防御和反击机制，乃是其当今面临的最大挑战。 事关人类文明的存亡，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皆不可等闲视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年毛夫人江青被判处死缓关进秦城之后，反革命罪犯家属李讷被安置进中央警卫局“宿舍”长达五年，期间毛泽东的第一个孙辈王效芝的穷困潦倒与同龄的邓小平的第一个孙辈眠眠的无限幸福堪称地狱与天堂之别。不过随着习近平的上台，在安排毛泽东的后代们重新过上幸福生活的同时，也还安排了邓小平的孙女婿，也就是这个眠眠（邓卓芮）的丈夫吴小晖到监狱里去体会江青的牢狱之苦。与此同时，更是剥夺了邓小平家族第四代中的老大，眠眠和吴小晖唯一的爱情结晶“吴邓卓”对吴小晖曾经拥有的万亿资产的唯一合法继承权。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回顾到了从一九八零年年末开始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当时的邓小平只关心两件事情，一件是邓朴方在加拿大的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另一件便是对江青等人的审判。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他邓小平不可能不把在这件事情上的决策与自己儿子的“文革”遭遇及残疾现状联系在一起。 话说1980年12月24日上午，“置个人生死与度外”的江青口若悬河地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其中最震动邓小平的内容是 ：“现在你们是把一个无罪的人硬要变成所谓的罪犯，这是对你们这个法律的极大讽刺。毛主席早就对我说过，要警惕刘少奇、邓小平、陆定 一、杨尚昆以及周扬、田汉、廖沫沙等反革命分子的翻案活动，他们肯定是要翻案的，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条预见，由于华国锋这个坏家伙和叛徒的出卖，你们暂时地得逞了。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人民是经过继续革命的锻炼的，你们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人民将来是不会放过的，我在这里正告你们！” 日后有中国内地公开媒体报道说：邓小平看了审判江青的电视录像后，气愤地对彭真说：你看这个白骨精多么的刁滑，到 了这个地步还是如此顽固，可见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 一九八一年元旦，邓小平亲自召见“特别法庭”的庭长江华和“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等人，提醒他们：“你们先说对待江青怎么办？这个人要是死不了，就没有要死的人了，因为谁的罪行也比不上她。她是这十名被告里面最恶劣的一个家伙，全国人民都说可杀的人……。“ 当年参与审判的法官之一王文正日后发表的公开文章中回顾说：“虽然对于罪犯的量刑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大多数人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张将江青和张春桥两名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首犯杀掉。 王文正还回顾道：（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也向法庭转告了他们的意见，这其中包括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开始也都在一些场合发表过自己的个人看法，对于“四人帮”的量刑都提出了不同意见，最集中的一点就是主张对其中的首恶必须判以死刑，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在这次审判之前，邓小平对采访他的意大利知名女记者法拉奇这样评价江青：“你看，我告诉你毛主席有很多错误，我也包括了江青这个错误。她是个很坏很坏的女人，坏到你说她再坏的事都不过分。如果你让我给她打分，就像我们喜欢干的，我会告诉你，我打不了，因为对江青，无法进行评分，她是一千乘一千倍的负数。而毛主席让她掌握权力，形成一个派系，利用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建立政治资本，拿毛主席的名声为她谋私利，即使是后来他们已经分居了，是的，分居。你不知道毛主席和他妻子江青不住在一起吗？虽然他们分居了，毛主席一次也没有干预，哪怕是阻止江青使用他的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在审判江青等人期间，邓小平率先表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当时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国民党降将屈武给他的“主杀信”，说是“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将铸成大错。……事关重大，故敢直言”。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的，政治局为此事议了两天，最终决定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缓，其实是用陈云和徐向前等人的“刀下留人”，否定了邓小平和另外几个“主杀派”的意见。 当年为采访邓小平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担任现场翻译的施燕华回忆说：法拉奇问：“（您被下放江西劳动）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笑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但事实却是邓小平在没有达到把江青直接砍头的目的，仍然复仇之心不死。终日看着自己儿子坐在轮椅上的那付样子，对毛氏夫妇的冤仇肯定还要被时时勾起。没有机会便罢，只要一有机会，他邓小平还是按捺不住他与毛氏夫人的这段私仇。于是，报复目标自然转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后代身上。 也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前后脚，邓小平成功搬倒了华国锋，中国的“第一家庭”从此正式被邓家取代。紧接着改革开放开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员迅速开始了“带头致富”的过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讷和他的独生子同时也开始了他们这一生最惨淡的时光。其生活境遇竟然比当时大多数的城市普通老百姓还要艰难。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之中只有李讷是江青所生，文革中自然受益最大。 1967年1月中，李讷曾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内容是 “揭批”时任新华社代理社长，全军文革小组成员胡痴及其他解放军报领导人。三天后林彪即签署了《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肯定李讷的这一行动“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毛泽东则立刻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 于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至解放军报才半年的李讷立即直升《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代替总编辑，相当于当时的副大军区级）。 几天后，毛泽东又把李讷调到自己身边当联络员，专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情况。。江青和陈伯达 随之也将李讷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自此，文革第一阶段的事实上的总指挥便成了毛泽东、江青夫妇加上他们两人的女儿。虽然这段历史持续时间不长，但毛泽东驾崩导致江青下狱后，李讷立刻被要求“将这段丑恶历史交待清楚 ”。 于是，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通知李讷，中办已经给她在中央警卫局安排了新的“宿舍”。 日后看来，中共政权对付党内政敌或者“腐败分子”的所谓“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就是从李讷开始的。 正应了中国人“落了架的凤凰不如鸡”那句老话。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李讷在中央警卫局的“宿舍”里一住就是五年，而她和已经离婚的第一任丈夫徐宁所生的儿子，也就是毛泽东的唯一外孙徐小宁(后随继父姓王，现名王效芝，后文中统称王效芝)，从五岁开始即被迫跟着一位“阿姨”度过了五年无父无母的凄惨生活……。 曾已何时，毛泽东和江青夫妇曾使邓小平一个完好的家庭肢离破碎，令邓家数名子女在饥寒交迫中哀嚎，令邓家最寄厚望的长公子永远丧失了正常人的大部分生理功能。而毛家的公主李讷却二十六岁便成为副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报》负责人，继而被江青当成亲生儿子的毛家子侄毛远新年纪轻轻便跃升大军区政委，后又担任“毛泽东同志联络员”……，毛夫人江青更是骄狂不可一世。 而就是在江青被宣布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同时，邓小平成功搬倒了华国锋，中国的“第一家庭”从此正式被邓家取代。紧接着，改革开放开始，“第一家庭”的全部成员迅速开始了“带头致富”的过程，原“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李讷和他的儿子“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则一直持续到江泽民上台之后才略有改观。咸鱼翻身则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 当年邓小平复出并访美归国，在机场上就迫不及待地给外孙女眠眠(邓楠和夫君张宏的独生女儿)打开礼品盒时，眠眠的同龄人，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与眠眠都是生于一九七二年)正跟着“阿姨”在北京街头寻找最便宜的“堆儿菜”(当时北京人称菜市场里卖不出去便不再过秤，几分钱一堆处理的大陆菜为“堆儿菜”)。此时的邓小平外孙女已经对国产糖果和国产玩具不屑一顾，而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则学会了看到菜市场柜台下面有被人扔掉的菜叶，赶紧捡进“阿姨”的提篮里。当菜市场售货员用怜惜的目光注视着这个还未满入学年龄的鼻涕孩子时，打死她也不敢相信这个孩子竟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和江青的亲外孙。 当迎接邓小平出访归来的专车队在长安街上呼啸而过，车里坐着的眠眠把爷爷从美国带给她的“洋娃娃”贴在车窗上向外炫耀时，居住在西单商场附近一套普通民宅里的被指定代李讷看管孩子的那个“阿姨”，却不敢让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走近这所商场的玻璃橱窗，因为那里面陈列的巧克里糖果对这孩子极不现实。 当邓小平的医护团队给整个“第一家庭”制定了严格的营养食谱，特别告诫不懂事的小孩子们“营养过剩对身体有害”的时候，一日三餐面条碗里漂浮的青菜叶就是毛泽东外孙必须接受的生活事实。 王效芝自己回忆说: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年代里，他刚刚开始记事，所以他学会的人生第一课便是“看人脸色”。“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个老出错的孩子，因为人家老瞪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随着邓、毛两人的孙辈一同步入少年时期，邓家外孙、外孙女几年间已经乘专列游遍了中国最好玩的地方，而且也已经跟随父母去过了美国的迪斯尼乐园，而毛泽东的外孙却被母亲要求入读了为饭店培养侍应生的职业高中。 一九九一年，邓家上下开始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庭大事，府上最年长的孙辈眠眠已经高中毕业，眼看陈云、王震、聂荣臻的孙子辈都已出国留洋，而且有的干脆就是在美国、加拿大等地读了洋人的私立中学，邓家人自然心动。于是便为邓家外孙女应该在哪里接受高等教育的事情争论不休。在这种事情上从来不拿主意的邓小平虽然亲自参加了这个家庭会议，但却静看子女们各执己见，脸上堆满了得意、满意和快意的微笑。而此时此刻，前“第一家庭”的落魄公主，已经恢复了自由之身的李讷也暂时忘记了经济上的穷困含泪微笑，因为她的儿子，毛泽东的外孙已经职业高中毕业，如愿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五星级合资饭店当侍者。 男孩子分配到饭店工作，第一岗位必须是大厅门外。当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身着服务生制服，在凛洌寒风中为奔驰骄车中走出的贵宾开门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些贵宾不过是邓朴方残联的康华公司的一群雇员，他们来此五星饭店是为了宴请一个正在北京做“慈善”日本汽车商。觥筹交错之间，向中国残联“赠与”N辆日本汽车的签字同时进行。，而大厅门外的王效芝则正在向一位即将去日本出差的同事央求，别忘了给他捡几本人家不要的汽车杂志回来，而后又特别叮嘱一句“千万不要买新的。” 汽车曾是王效芝的人生最爱，当年的他做梦时都在想着何年何月自己能够买得起一辆汽车。萌生这一念头的起因再简单不过，因为他从母亲恢复自由之后起便经常看到不得不搭公共汽车去看病的母亲被拥挤的人群推来搡去；他从懂事起便看到偶而有机会搭乘某位出于怜悯之情的官员的小卧车时，母亲那付诚惶诚恐的样子……。 需要向听众和读者们强调的是，如上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随着习近平的上台，无论是李讷还是毛远新都已经“重新过上了幸福生活”。更重要的是，无论本意是否是要为李讷和他的儿子在邓小平时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复仇，事实上习近平已经亲自把邓小平的孙女婿，邓卓芮的丈夫吴小晖投入大牢。 这个邓卓芮就是前文说过的那个眠眠，是邓小平家族的首位第三代。回想当年邓小平落难江西时，获准与一个叫张宏的同学结婚，并于一九七二年从陕西汉中的劳改处到江西探望父母的邓小平二女儿邓楠留在当地生下了女儿眠眠，邓卓芮的名字是邓小平亲自取的。 中国内地的许多描写邓小平江西生活的文章都形容这个眠眠“成为当时邓小平精神支柱”。恨不能形容成如果没有这个眠眠的及时出生，邓小平就不可能顽强地苦撑到被毛泽东“谅解”返回北京的那一天。网上现在也能查到“邓小平在江西怀抱孙女眠眠”的照片。 所以说，这个眠眠也就是邓卓芮对于邓家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习近平比我们外面的人一定体会得更为深刻。更何况，邓卓芮与吴小晖的独生子吴邓卓（？），也是邓家第四代中的老大，本是吴小晖曾经拥有的万亿人民币资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仅此就足以见出习近平下令把吴小晖投入大牢，并把他的万亿资产全部收归“国有”的背后政治考量是多么的阴毒。更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恒大巨额债务》、《中国恒大申请在美国破产》、《碧桂园无法偿付到期债务》、《中国地产股大跌》… 这些是近来国际媒体对中国房产市场的通报，显现出风险四散的动能。 中国楼市的困境并不是最近三个月才开始显现。 几年前，网路上曾疯传一段短视频，广东清远老业主大闹售楼厅，原因是半年之内楼价从90万跳水到不足40万，降幅超过50%。 今天，地产商已经开始鸡飞狗走，房价连连跳水，但业主抗议的声音却听不见了。 也许是业主抗议的力气都用尽了，更可能的是他们的嘴被贴上了胶带。 国际人权机构《自由之家》日前发布了2023年各国自由状态评估报告（含政治自由、公民自由、个人权利三大项），中国再次蝉联不自由国家帮主。 业主已经不能说话了。 风险讯号却越来越明显。 让我们来一起回顾昨天被忽视了的警示，分析今天的危险，并为明天的风暴做准备。 几年前的广东清远事件，无论是企业规模和波及范围，都称不上房产业的大事件。 真正为中国楼市带来第一波冲击的，是中国恒大。 这冲击不是它近几个月的资不抵债和美国破产申请，而是它在三年前的一系列操作。 来自恒大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楼市警号，是它在2020年9月发布了一则公告，要在全国范围内七折售房30天。 当时人们的买房热情仍旧如日中天、政府的任何限购令都无法使楼市降温、所有楼盘看上去都是供不应求的抢手货。 在全国住宅普遍零折扣火爆热销的大环境下，恒大无端巨幅让利的背后必定有难与人说的隐情。 对于购屋者，恒大的这个隐情必将成为购屋者今后的隐忧。 但是，当时没有人有时间有耐心去想想这个隐忧。 时隔半个月后的2020年9月24日，资金紧缺的恒大向广东政府求救。 被揭露的求救信在网路上瞬间传开。 恒大求救信的标题是：《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计画的情况报告》。 信中有关资产重组的迫切性有如下的描述： “恒大地产资本金大幅减少，如不能按时完成重组……，可能导致恒大地产现金流断裂。” 恒大求救信迫在眉睫的风险描述如下： “…若恒大地产现金流断裂引发恒大集团陷入危机，将直接影响331万人的稳定就业，… 204万业主面临工程烂尾或无法收楼的风险…” 从这封求救信的内容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恒大由于资金危机已经命悬一线，如果资产重组不能火速完成，全面烂尾已经不可避免。 自从这封求救信曝光至今天，恒大资产重组一事鲜有被媒体或恒大自己提及。 事实是，恒大的资产重组搁浅，政府无力施救，因而恒大地产全国范围内陷入烂尾也就是一个符合预期的结局。 关于这个结局，恒大已经提前数年对市场做了直白无误的透露。 但从2020年9月到2023年9月这三年之间，在如此明确的危险信号频繁闪烁的情况下，仍有无数工薪家庭透支自己未来的财富，一头扑进恒大的资金黑洞。 面对危险讯号，他们原本有机会远离危险或至少是及早脱身；但是他们都选择了对危险视而不见。 他们对中国政府的盲目信任，在这当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以烂尾楼盘数和境内外债务违约的频繁度来衡量，恒大无疑是中国楼市问题之最。 如果恒大资金断炼仅是地产开发行业的一个孤例，那些由于误判而在错误的时间、从错误的开发商手中购入错误的房产的业主们本不应过度自责。 但事实是，因资金断炼而无法正常运营，早已是中国地产开发业的常态。 恒大集团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地产开发的通用模式：透过高杠杆拿地建房、透过预售回笼资金、透过线上线下真假混杂的促销手段扩大市场份额，透过市场份额和反复抵押向银行 套取贷款，透过烂尾全身而退。 恒大是整个产业的走向示范。 另一个较重要的较早案例是，2021年2月，华夏幸福爆出消息，因现金短缺，故而无法按时偿付价值52亿元的银行贷款利息和信托贷款利息。 华夏幸福的年销售额超过千亿，是中国十大房企之一。 然而，紧接著恒大求救信之后的华夏幸福资金暴雷，也同样没有唤起购屋者的警觉。 在所有关于楼市现况的资料中，最具视觉冲击效果的，莫过于2021年8月底昆明一举爆破拆除15栋高层住宅大楼的场面。 拆除的建筑，是已停工七年的烂尾楼群。 烂尾工程从2011年拿地到2021年拆除的10年间转手五次，在建工程中的一部分早已售出。 网路上流传的音像显示，爆破现场围观者无数。 而现场和网路上的评论，多数是惊叹15栋高层楼盘同时爆破的壮观场面，很少有人思考烂尾楼爆破背后的风险涵义。 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场大规模爆破拆除楼盘的实际效应，将会影响到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普通大陆家庭：有房族将眼看著他们的房产价值缩水速度超过货币贬值； 无房者将发现，因为地产崩盘导致经济萧条，手中的存款不但永远不够支付买房的首付，就连应付日常不时之需都成问题。 其实，早在2016年初，以敢说惊人之语著称的任志强就曾经对楼市做过准确的判断。 他认为，当时的楼市库存已经达到难以消化的程度。 为了避免海量库存冲击房价，政府和开发商最后只能透过炸毁已建楼房来达到去库存稳房价的目的。 今天，任志强七年前的预言变成了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去库存的常规手段。 这从侧面证明了，目前的住房存量已经达到了无法透过正常手段维持的超高水准。 自2017年以来，房产业主权益事件越来越频繁。 这些维权者中的大部分，都是在供需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盲目入市的购屋者。 虽然包括恒大在内的大小开发商们在资金周转方面早已险象丛生，但是每一次事件都没能被业主和潜在的房产买家认真看待。 为什么如此明确无误的楼市警号会被几乎全体购屋者忽略。 是什么原因使得一般购屋者把自己推入目前的困境？ 虽然中国官方对新闻严格审查，但在网路无处不及的中国社会，及时得到来自各地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资讯，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困难。 因此，如何理解这些资讯的真正意义，就成为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 尽管中国的购屋者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房价过高难以持续，但是他们也同样认定，政府不会听任房价崩盘，自己也绝不会成为最后一棒接盘侠。 他们把自己希望房价只涨不跌的愿望，当成了现实世界的铁律，而把偶尔从资讯审查中漏网的一星半点的市场警告，看成是“狼来了”的假警报。 他们把自己一生的积蓄、甚至是自己家庭三代的积蓄，交给政府和开发商。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逻辑。 他们相信，开发商不会舍得蚀本降价卖房。 他们也相信，政府不会听任楼市崩盘而不作为。 他们更相信政府有能力救楼市。 现在，他们相信的第一条已经证明是错的。 开发商既炸楼也疯狂降价，因为开发商真正赚到的大钱不是靠卖房得来的。 他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相信的第三条也相信错了。 中国政府的钱都用在了国外的一带一路和国内的维稳上。 政府不是不想救楼市，而是实在无钱无力救市。 只有第二条他们是相信对了。 但是政府民间都没钱了，政府无论嘴上再怎么作为，都于事无补。 所有的人都曾相信，只要政府的调控手还在，押宝在楼市上的家庭财富就安全无恙。 现在，虽然政府的手还在，但楼市财富却开始蒸发了。 中国楼市正急速现出原形，就如同中国的整体经济。 一直以来被中共最得心应手地操控的房地产眼看就要倒塌了，中共却束手无策了。 中国房地产业的崩盘，戳破了中共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灌输给中国大众和国际社会的假象。 中共并非像它所宣称的那么强大，永远有能力抵抗正常的市场法则。 而中共一旦失守，它所曾经拥有的民众信心资源也将随之灰飞烟灭。 这将倾的大厦，绝不仅仅是中国的楼市和经济。 （※作者为政治、经济分析评论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被抓，在海内外引发轰动。有关许家印及恒大帝国的诸多秘闻如潮涌现。目前最吸人眼球的，可能是恒大美女歌舞团和总部神秘的“42层”。 美女歌舞团和总部神秘的“42层” 许家印组建了恒大民族歌舞团，看著是公司演出的一个团体，歌舞团都是美女，许多人质疑，没有演出的时候，她们会干什么呢？据媒体报导，这个歌舞团曾帮助许家印“公关”了很多难点。也有人说，许家印养的这个恒大歌舞团，性质与朝鲜金正恩的“欢乐组”差不多。 另有中国自媒体踢爆，许家印在恒大深圳总部大楼还有个神秘的“42层”，出入都是“小姐姐”，不是谁都可以上去。据说许夫人丁玉梅有所听闻后，曾特意去过一次42楼，然后是“黑著脸出来”的。该爆料者不便明说的是，“42层”即是远比赖昌星当年的红楼高档的多的恒大红楼。 无论是对许家印养歌舞团的质疑还是对这个“42”层的质疑，都是合理的。因为中共官员对商人开的私人会所趋之若鹜，已是公开的事实。近年落马的官员，多被通报涉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会所实际上已成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方便之地。尽管官方称一批会所已整改转型，但还有许多隐秘会所悄然奢靡，屡禁不绝。 笔者早些年在一家上市民企工作过，老板也是财大气粗，海港泊有游艇，自家楼顶有段时间还停直升机。公司虽没有许家印的歌舞团，却有一大帮漂亮的女员工兼职公关，每有官员到会所吃饭，她们就是“全陪”，这在公司是公开的秘密。老板有时也会请“外援”，比如有一次招待中科院某院士，就是从外边请了两个更懂服务的女子，将该院士搞得服服贴贴，在项目立项上大力支持。 纵情声色的中共“红楼” 出入私人会所，时常是落马官员其中一条罪名。习近平以此作为处理对他不忠的官员的借口。 这类场所往往由民企开设。一是因为国企可能被盯得紧，官员腐败需要找到安全通道；二是因为在“国进民退”的政治风向下，民企发展艰难，需要攀附权贵拿项目，所以会想各种办法讨好他们。 这种涉色私人会所，在官媒报导中，能盘点到不少，最早的当是赖昌星的厦门红楼。 1999年，案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引爆。赖昌星所建位于厦门湖里区的华光路的“红楼”，其特供官员淫乱的内幕曝光。“红楼”因而也成为这类由商人专供高官权贵淫乱的场所代名词。 中共央行前行长戴相龙的女婿、数字王国实际控际人车峰，也被曝曾在北京巨额投资装修秘密会所，并在舞蹈学院，电影学院艺术学院等高校招聘美貌女大学生，专门侍候省长部长与银行行长，以换取利益回报。 财新网曾报导，前江苏省委常委赵少麟之子赵晋在北京所开的豪华会所有多处，其中一处位于北京北京高档小区缘溪堂，其会所有如赖昌星之红楼，以色情服务，供各路显达寻欢鬼混。他们一律被录音录像作为要挟证据。 据中纪委下属官媒报导，赵晋在北京开的豪华会所，特供前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前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前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前济南市委书记王敏等人进京时居住、玩乐。而原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落马，就是因为被从录像中认出来。 涉周永康案的曹永正，2016年7月8日被判刑7年。据《新京报》报导，昔日曹永正控制的隐秘政商帝国北京年代公司的总部是北京前马厂胡同60号院。该院子前方为2号楼据称是客房，曾有多位美女服务员，接待形形色色的官员以及希望接触官员的人。因为周永康人称“百鸡王”，曹永正的这一私密场所，周可能也是常客。 财新网2016年9月20日披露，所谓中国“首善”陈光标掌控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办公所在地，是一栋名为“南京黄埔防灾减灾培训中心”的大楼。据多位江苏黄埔内部人士透露，楼内还有豪华的总统套房，供接待官员使用。 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曾多次出入白云山风景区品云观景餐厅”。香港媒体曾披露，该会所除常规享乐设施还有美女表演，多二三十岁，样貌娇艳。据指，万被捕后交代去会所事，称每周都去，最多一周四次，山珍海味不在话下，至少要两位美女作陪。 中共新华社记者周方在新浪博客揭露，有宣传部门高官当年参加一位大老板在京城某高档会所的宴会时，不仅跟著喝人奶，而且还做了“很过分的事”。港媒《苹果日报》援引新华社内部人士披露，原中共网信办主任鲁炜当年有份参加企业招待的“人奶宴”。 位于北京故宫附近、被视为中共权贵俱乐部的“茅台会”，近日被曝人去楼空。“茅台会”实际操盘人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女婿李伯潭。这里也是太子党交集地。“茅台会”背后有没有色情操作，目前不得而知。 国企也不例外，2015年3月16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廖永远被立案审查。财新网报导引述知情人士称，廖永远在北京有一个秘密据点，只有与他极其亲近的人才能去纵情声色。 中纪委曾盘点过有问题的九个知名私人会所，包括湖北十堰楼盘军茂商城七楼、广州华南碧桂园豪华别墅、珠海环球金融中心37楼、合肥宜和世家、合肥琥珀山庄逸园、广州白云山风景区品云座、珠海华发会馆、北京赵氏父子会所，以及天津山寨“水立方”会所等。 此外，江苏泰兴人赵富强在上海杨浦“小红楼”圈养性奴，传闻“小红楼”有不少高官出入，2019年案发，前年案情被翻炒。赵的发迹时间，主要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任内。后来被抓捕判刑的只有13名官员，最大的官只不过是杨浦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卢焱。但有消息指，至少韩正下边还有一大帮马仔牵涉在内。 习近平或缴获许家印持有的权贵淫乱录像 前边所提及的接待中共权贵的色情会所，许多被曝光会对来玩乐的官员偷偷录音录像，作为要挟证据。恒大许家印的美女歌舞团和总部神秘的“42层”，或许也有这样的安排。许家印不知把多少中共官员拖下了水。习近平抓了许家印，那些人都在盼著许早死… 近30年间，许家印生意做到这么大，后台确实不会是一般人物，也不会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群人。传闻许家印背靠中共高层多派权贵，包括好色的江派曾庆红、曾庆淮兄弟和贾庆林家族。当然，因为恒大在全国开发楼盘，许家印更多的可能是结交下边省部级的官员。 至于许家印能够在2021年中共党庆日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应该也是获得了时任中宣部长黄坤明，乃至主管党建和宣传的时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的青睐。 如今习近平找准机会，拿下许家印，应该也是对他身后的各路权贵的敲打。 关键是，习近平透过掌管中纪委的亲信李希，可能已经查抄了恒大总部神秘的“42层”的监像录像。一众权贵吃喝鬼混的状态，以及美女歌舞团不堪入目的特殊服务，令人咋舌。 如此，许家印作为中共的恒大党委书记，日后如果被官方通报开除党籍，扣上“搞钱色交易”、“拉拢党内腐败官员”、“政治品行极为卑劣，投机钻营”，甚至更罕见罪名，也不奇怪。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最近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办法》，凸显出中国在人口政策上的尴尬和矛盾。一方面，计划生育导致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人口危机，即便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人口已经负增长，在试图鼓励生育；另一方面，为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府的脸面，至今没有废弃计划生育和计划生育法。 《计划生育法》的历史 其实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只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出倡议。计生委和人口学界一直想制订《计划生育法》，并拟将刑法纳入计划生育，超生者除了被“牵牛扒房”，还要坐牢。 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王文致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认为计划生育应遵循“自愿”原则，反对“把刑罚手段引入计划生育工作和通过立法使强制合法化”。一些领导和法学家也认为“计划生育这么荒谬的政策，搞几年就算了，还立什么法”，于是计划生育一直是“非法”的。1984年还给计划生育开了小口子，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孩，还在全国很多地方试点二孩政策。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当初认为“计划生育搞几年就算了”的领导们退出政治舞台。而独生子女政策的“设计师”宋健晋升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对人口政策松小口很不满。 新上台的总书记江泽民对计划生育“泥菩萨”的制作过程一无所知，但非常“尊重科学”，对两院院士、科委主任宋健的建议言听计从。于是取消了绝大多数二孩试点。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将湖南省常德探索出来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推广到全国。 1991年生育率就开始低于更替水平，早该停止计划生育，但反而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的决定》，提出“对造成人口失控的要给予处罚并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当年全国人大抵制制定计划生育法的老领导相继退休，而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副主任蒋正华在1998年双双晋升为副委员长，于是组织湛中乐等法学家起草《计划生育法》。2000年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下一代人口减半，意味着早该鼓励生育了，但是荒唐的是，2001年12月29日，江泽民竟然发布第63号主席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1980年代计划生育的“泥菩萨”被江泽民烧制成“陶俑”，还真以为显灵了，然后当成神来供。在江泽民、彭佩云时期，生育率从1990年的2.3暴跌到2000年的1.22，奠定了2012年经济下行和今后长期衰退的人口学基础，导致中华文明千年一毁！今后会用放大镜来研究这段历史的每一个细节。 屠夫变接生婆 其实利益集团心知肚明，知道“计划生育”难以存续，于是一方面夸张地预测人口，一方面为自己谋后路。 比如2000年中国政府发布了陆杰华等人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预测总人口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16亿。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建议继续独生子女政策，预测总人口将达15亿峰值，到2034年才负增长。但是即便在实行二孩政策、三孩政策后，官方也承认人口在2022年已经开始负增长。 利益集团在2003年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委”改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为自己留下“人口”后路。2013年又成功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延寿5年。 2018年国家卫计委被撤销后，但仍然是由于学军（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等原计生委官员抓计划生育。现在利益集团已成功给最高层灌输了“减少生育叫计划生育，鼓励生育也叫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没有必要废止，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没有必要撤销，《计划生育法》也没有必要废除。计划生育已经不再是“泥菩萨”和“陶俑”了，而是变成会长期存在的神圣的“铜像”了！ 北京西站，2023年1月18日，一位男士推着坐在手提箱上的孩子。中国人口出生率开始缓慢下降，使中国领导人面临新的考验。 城狐社鼠 过去十多年，中国最高层忙于抓“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但并不顺利。军队经过层层清洗，但“军老虎”仍不断涌现。而人口领域的腐败，至今没有入决策层的法眼，但却影响经济的荣枯、文明的兴衰，是真正“吃人”的超级大老虎。 中纪委显然没有能力在人口领域反腐，一方面是投鼠忌器，不敢对躲在“基本国策”的“政治圣殿”里的“城狐社鼠”下手。一方面是不懂人口学，对这种集团性的职务犯罪束手无策。此领域可谓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因为人口学会是计生委的下属机构，人口学家是数据腐败的操盘手。 由于《计划生育法》这部恶法的束缚，使得人口政策只能束手束脚，荒唐地出台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结果全部破产。由于仍然是原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负责“新型计划生育”，屠夫当接生婆，生育率当然不断下降。 “城狐社鼠”倒是安全了，但是社稷却危险了。这次习近平鼓励军队生三孩，是为了“聚焦提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应该是认识到计划生育威胁国防安全了。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200万军人中，男性占96%，19-35岁占90%，20-25岁占52%。1990年中国的19-35岁男性人口是印度的1.5倍，但是2009年已经少于印度的，2050年将只是印度的40%。1990年中国的20-25岁男性人口是印度的1.6倍，但现在只是印度的一半，到2050年将只是印度的三分之一。人口减少的同时是年龄结构的老化以及经济活力和后勤保障力的下降。现在中国的中位年龄已经高达42岁，印度只有29岁；2050年中国高达57岁，而印度只有39岁，是两代人的差距。当然，计划生育对国防的影响只是人口危机的一个缩影。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的大新闻莫过于恒大许家印被中国当局收捕。此前，有些人认为许家印有后台，很硬，撑得住；还有人估计，恒大是中国房地产一号，大而不能倒，倒了的话，那2.44万亿的债务，不就没了着落？上述分析都有道理，也是许家印能够存活至今的原因。那么，压垮许家印这头超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且看本文分析。 恒大不是国企，胜似国企 有人为恒大算了一笔帐：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恒大总负债约为2.44万亿元。回望中国1949年以来的经济史，许家印绝对将以“负债第一”荣登吉尼斯大全。 根据财报的数据，恒大最近2年亏损8,000亿，每小时亏了5,000万；中国工商银行两年才赚7,000亿，而恒大一家亏的比工商银行还要多1,000亿。 如果算总负债额，相当于从夏朝开始到现在，每年负债6亿元。能够如此豪横地借债，国内媒体叹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更奇的是，就在美国华尔街与众多媒体担心恒大欠外国私募基金的那190亿美元债券可能泡汤时，恒大照样给股东们分配利润，照样以拿地为名向各地银行借贷。须知，恒大集团主要股东是许家印，持60.29%的股份；国资控制的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06%；国资控制的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投比例为4.81%。债欠得再多是公司的，分得的红利是自己的。 监管部门摘牌，许家印就直接申请破产，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许老板还是一样潇洒，酒宴如常，歌舞依旧，社会公关活动不少。银行也没亏，只是苦了买房的老百姓，多年积蓄与房贷抛入水中，听个响都听不到。这是啥模式？说是中国国企模式，却比国企更优越，国企虽然亏损算国家的，但经营者只能贪污，不能堂而皇之分红；说是西方大企业职业经理人拿巨额高薪，企业亏损毫不担责，但这些大企业没本事欠这么多债。因此，只能说恒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下的一个怪胎，不是国企，胜似国企。 这怪胎的养成，集全中国银行与相关地方政府之力。我相信，这事如果认真追，一大片乌纱将落地（国有银行也算官）。 资本玩家许家印：从国内大玩家晋级为国际大玩家 7月17日晚，爆雷三年的中国恒大，终于一次性交出了三份财报，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的3个报告期内，总负债规模分别为2.58万亿、2.47万亿、2.44万亿，如此天文数字负债，如惊雷般震撼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为了比较，有人列举了广东省的GDP数据加以对比：2022全年，恒大的员工约为10.3万人，总负债在2.44万亿；同一年，广州的GDP总量是2.88万亿元，当地的常住人口为1873.4万人。 中国有句老话，“欠债多的人成大爷”。许家印很清楚自己炼成了负债者当中的“超级大爷”。恒大欠交的房屋面积如果每套房子按照平均100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算，相当于有162万套房子，这意味着162万个家庭，大约500万至600万的人口，苦苦等待着恒大的交房。事关这么多人，涉及社会安定，因此政府要求恒大“保交楼”时，恒大爽快地答应，并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将保交楼列为恒大的核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恒大还需要银行再借2500亿元-3000亿元。钱从哪里来？许家印将主意打到了海外，借助“内保外贷”模式，从海外举债。 “内保外贷”的制度缺陷：为转移资产留了后门 这里得通俗讲解何谓“内保外贷”，其操作过程如下：某人在上海有套豪宅，想拿到美国一家银行贷款，美国银行肯定不贷，因为如果某人将来不还款，美国的银行和法院都不能跑到中国来没收这套上海豪宅。怎么办呢？如今的国际金融界早就为全球各大银行包括国际玩家们设计好了一种国际资金结算系统，叫做SWIFT，普通中国人通过美国及西方制裁俄罗斯，知晓了这个系统的王炸威力。中国银行系统据此发明了一种工具，叫做“内保外贷”。于是某人通过“内保外贷”，可以把房子抵押给上海甲银行，然后由这个上海甲银行出具一份担保函给美国的乙银行，证明某人“在我行抵押了一套价值3000万人民币的房子，我行按照七成贷款额度计算，可以放款2100万人民币，借还款均按照当时汇率”。于是某人在美国乙银行直接贷款300万美元，熟悉银行担保制的人，就知道这等于是上海甲银行替某人做了信用担保，如果某人到期没能偿还美国乙银行的本息，那上海甲银行不得不动用本行外汇，提前垫付美元给到美国乙银行，然后在国内与某人打官司，清收其房产。 看完这个例子，读者大概明白“内保外贷”为国际玩家开了一道转移资产的后门：于上海甲银行来说，某人不按期还贷，最好的结果是在国内清缴某人的豪宅，但某人已经在美国拿到美元，虽然打了7折，但事实上已经顺利完成了资产向海外转移，那30%的手续费就当资产转移付费。以许家印与银行的关系，在办内保的时候肯定是资产高估；而许家印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上海甲银行则没法清缴许家印在国内的贷款抵押物，必须承担全部担保金额损失。 现在该说说中国银行系统为什么要弄出这个“内保外贷”。应该说，中国银行系统热衷开发“内保外贷”这个资金国际转移工具，初衷是为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国门收割全世界。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越来越难做，地方政府又离不开土地财政。一些房地产开发商采用了国内银行作为担保方的形式，通过在海外发行债券来获取资金，这种方式给了中国银行当局启发，认为可以让大型房企融资渠道多元化，自家金融机构参与也得承担一定风险，如此操作，应该万无一失，可管可控。 但许家印这些年玩下来，贼胆特肥，发现恒大的债务已经无法还清，于是开始了一系列操作：离婚（被视为分割资产需要的假离婚）、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前妻”子女出国，一旦完成所有程序，国内作为担保的资产将被美国法院保护起来，国内的担保银行根本无法执行清偿。为了暗渡陈仓，在操作这一过程的同时，许家印拿出矫情镇物之功：各种社会活动出席如仪，包括举办恒大篮球赛，许家印本人满面春风地出现在赛场…… 但中国的房地产老板个个都是人精，恒大的“金蝉脱壳”在房地产界起了示范作用，碧桂园率先效尤，8月7日先是公开承认他们10亿美金的利息都还不上了。但是就在还债的前两天，碧桂园的杨老板把自己持有的碧桂园物业20%的股份价值64亿捐给了香港国强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在碧桂园股价暴跌的前一夜成立的，而基金会的创设人是杨家三妹。 不过，中共几乎从1990年代开始，就经历着本国富豪、腐败官员一轮又一轮洗劫财富然后携资本外逃的历炼，再加上“猎狐行动”的实践，如今对防范资本外逃也算有了经验。就在许家印一边准备金蝉脱壳、一边做足保交楼的表面功夫之时，“有关部门”收网了。 许家印谢幕前的杰作：为中国政府出了道选择题 海外媒体有评论曰：许家印被捕，说明习近平迫害民营资本升级——这话，实在不是平心之论，试问，这种庞氏骗局，搁在美国也只能抓，哪个国家能够容留如此祸国殃民的“民营资本”？美国出了个“为进步事业服务”的硅谷银行，拜登政府最后也只能挥泪斩马谡。 许家印这些年驰骋中国与海外资本市场，终于炼成世界“第一负翁”，他当然知道这个坑永远无法填平，也很清楚自己的结局，于是在谢幕之前给中国政府出了一道选择题（实际是战书）：要么你让我在外活着，慢慢“保交楼”，这过程我继续享受；要么你就将我抓起来，自己保交楼；但结果都一样，我已经将你玩进去，留下的2.44万亿债务窟窿，你不是全能政府吗？慢慢填吧。既然战书已下，习近平只好爽快接招，抓起来，让你健康地活着，仿照肖建华例办。肖建华的故事天下皆知：从香港四季酒店绑架回大陆，依然住在自家的豪宅，每天在专案组人员全天候全方位监护下“上班”，主要工作是遥控指挥，将原来转至海外的资产一一转回来，转回多少算多少，帮政府止损。那些财产的真正主人们——新老三代常委的家属，没见有谁胆大包天，向现任总书记要求认领这些当年交给“超级白手套”打理的巨额财富。 可以说，压垮许家印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许家印通过离婚分财产、家人逃到与中国没引渡关系的发达国家，将2.44万亿巨债这口大锅甩给中国政府这一系列“神操作”。在许家印的立场来看，反正已经山穷水尽，不免拼力一搏，大不了落个资本市场的诸多同仁的下场，例如吴小晖、陈峰、肖建华、王健林……，这些人哪个不曾在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哪个的结局都是被压在五指山下，自己最多就是如此这般下场，政府要的是钱，不是命。 从古到今，最富裕的一代中国资本大佬正在逐渐谢幕。这些“当代胡雪岩”留下的故事，将成为后世不老的传说。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失踪”，让外界对习近平二十大后一手组建的权力班子的政治稳定性产生了怀疑。如果说，前十年中共核心团队中并不都是习所信任的人，因而常常免不了有权力斗争的传言流出——尽管未必每次传言都是真，那么，二十大习完全掌控了人事，他把团派的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等赶下台，党的权力核心机构政治局以及其他的关键部门与岗位，都由他信任的人把控，在此情况下，按说他的治理团队应该很稳定。然而，刚过半年，其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先后出事，这不得不使人怀疑他的班子内部是否存在会导致某种不稳定的因素。 习是自毛以后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这点在今天不会有异议，可他是否真做到了对全局的掌控万无一失，由他的亲信组成的权力班子是否真能无条件地服从他，忠于他的领导，或者他是否能无条件地信任现在的权力班子，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并不确定，需审慎评估。 外界可从三个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 视角一，习在二十大连任总书记后，并未将其兼任的多个领导小组职务中的一个或几个让渡给他的亲信接任。同为政治强人，习和毛、邓的领导风格有很大不同，后两者更愿意务虚，抓大事而不纠缠具体的管理事务，毛把国家的管理任务交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等，邓用毛的话说，举重若轻。但习不同，他是大事小事一块抓，亲自领导亲自指挥，在这点上，更接近周的做事风格。然而，他不让渡领导小组职务的更重要原因，恐怕还是担心大权旁落，这隐含着他对亲信的不信任。 习兼任的领导小组职务有十多个，这些机构有些是在十八大、十九大后新设的，其出发点是通过这种方式，迅速掌控权力，因为党政机构的很多关键职位，还是由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共元老的嫡系把持，他们在开始时未必愿意听从习的指示。但在习成为核心，大权稳固后，他依然不愿放弃其中的一些兼职，并且把这些属于临时性质的机构改为党的常设机构，显示他不愿放弃已有的部分权力。二十大他让李强做总理，李有基本的市场经济理念，鉴于中国经济在疫情三年后的极度虚弱状况，为了恢复市场信心，他如果把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让渡李，发出的政治象征信号——表明他可能向他的亲信分出部分权力，进而中国政治在保持现状下还有一些变革的空间——能够对冲李做总理所引起的党内改开派对他人事任命的不满，从而有利提振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中国经济或许会有改善，不像现在这般。可他没这样做。原因在于，他担心一旦放弃部分经济决策大权，社会是否会把这种行为解读为他不得不让渡权力以平息党内不满；同时，亲信在拥有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决策权后，是否会忠实执行他的政策和路线，没有把握。 视角二，习为中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但是他实质上通过否定邓的改革路线而达成目标的路径并不为党政官僚体系的主体所认同，因为这样一条混合了左派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导致中西对立，恶化了中国整体的环境发展。另外，无休止的反腐也让官僚不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中国的官僚体系是改革开放的最大收益群体。这个群体的主体对改开路线的认同是真诚的，他们把中国崛起完全归功于邓的改革开放，对习通过集权和强化政治忠诚而背离改革开放持反对态度，但是不敢公开表达。习在20大建立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权力班子，不过，这些人主要负责政治决策和政治监督，在庞大的官僚队伍里，虽然位高权重，但在数量上是少数。国家具体的管理责任和行政事务由在西方被称为文官队伍的党政系统的公务员，包括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来承担。而在习的政治高压下，一方面他们不能不执行习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内心又排斥它，由此普遍消极怠工。习时代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比过去更为严重，官员的不作为是一个普遍现象。可以把党政官僚系统的这种懈政和懒政现象视作对习的政治权威和政治路线的软抵制。 由此可见，习即使能够驱使高层，但是他难有效驱动中下官员去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无论有再多的对官员的政治纪律和监督都做不到这点。他们会发展出一套规避的办法。当习无法有效指挥官僚系统，他的思想路线不能被官员诚心接受，他们只是对他虚与委蛇，他实际就无法做到有效掌控全局。 视角三，习在中共二十大虽然建立了由亲信组成的权力班子，但是不能消除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也不能保证他能完全掌控他们。秦刚、李尚福的事情以及火箭军领导层的一锅端传闻，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秦、李之事看似与权力斗争无关，但不排除有高层博弈的影响因素，对习是一大伤害，表明他识人不明。 习的地位虽然无人能挑战，但党国体制决定派系间的权力斗争从过去的显性变隐形，斗争的方式有改变，党内政敌有可能从习的亲信入手，打击他的形象。秦刚事件就预示着这种斗争方式的转向。 秦刚桃色丑闻的传出，是在他十多天未公开露面后，在这之前，外界还真相信官方说的“健康问题”，然而不日即流传秦和某女主持人有染，而且还生了一个小孩。此时放出这种事情，很可能是了解秦刚私生活的政敌做的，意在逼习处理他。因为情人之类事情在党的高级干部里是一种普遍现象，没有情人才奇怪。习其实也应该知道这点。可若无人举报，就不成为问题，但有人举报，则会变成政治问题，从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习对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有严格的政治要求，秦刚虽然是被习提拔的外长，也不得不处理。而习或秦的政敌抛出这个丑闻，就看习是否会处理他，若习保他，说明习在政治上对不同官员有两套标准，从而戳破习宣称的在权力使用上的公正性；若习不保他，则可能导致亲信不满。总之，习怎么做都是输的。 李尚福和火箭军高层等被查也说明，他挑选的人免不了腐败，因而对他而言是不可靠的。习对亲信的关键信息——无论是个人道德还是经济问题，并不完全掌握。 有关党的高级干部信息历来极少透露给外界，致使对党内是否存在政治斗争及其程度要依靠传闻去判断。但从中共历史可知，习无法消除党内高层政治斗争，斗争不仅在他和他的党内反对者之间隐形存在，而且也会在他的亲信之间展开。作为习一手提拔的干将，秦、李在当下敏感期出事，会加重习对其亲信队伍的疑虑，加强对他们的监控，观察他们是否有不忠的行为，从而有可能会制造习和他的权力班子内部的不和，导致裂痕慢慢出现。这是反习者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未来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社会紧张态势加剧，不排除在习的权力集团内部还会出现人事变动，习和他的亲信，以及亲信之间，互相猜疑会增多，关键时候有弃船想法的亲信也在增多。可以说，习未来地位的稳固取决于亲信是否对他无条件的服从与支持，以及经济是否有好转和社会情绪的稳定。其中两人——总理李强和书记处书记蔡奇的角色又尤其突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