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怀德：夕阳虹桥话知音
2026 年 10 月 6 日
今年三月离任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去世，这个消息震惊了每个人。很多人也许想过中国某位前领导人的去世，但这个人决不会是李克强，因为他只68岁，而且身体看起来不错，之前从来没有传出他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以现在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不说一个前国家领导人，就是普通民众，68岁也不意味着老之将至。 李克强的突然离世，让我想起中国诗人臧克家的《有的人》这首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从中国网络和社交媒体看，人们对李的去世，一片惋惜和沉痛，惋惜和沉痛他在不该去世的时候去世，他做总理时的郁郁不得志。鉴于中国的舆论审查制度，很多人不能把话说得很明，可能够看出某种不可言状的悲悯在内。也有些人把他的突然去世和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相比，后者也是病逝于心肌梗塞，暗示这里存在某种阴谋，而不是一种意外。 李克强政绩并非处处成功 中国人看重盖棺论定，尤其是政治人物。官方讣告称李克强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这个评价对当代政治人物来说，应该是相当高的。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当然要从政治角度，也即从事功和政治伦理两个方面看他带来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和价值。从事功而言，尽管官方的讣告列举了李的很多政绩，然而，他十年总理，似乎没给中国留下可称道的“遗产”。他的招牌式语言“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及其背后的政策，似乎催生的是互联网泡沫和P2P之类东西。要仔细盘桓他的政绩，确实很难找出哪件带有鲜明的李克强色彩。某些被认为是他所主导的政策，如城镇化，实践证明，思路有问题，并不成功。 然而，做总理十年未有值得称道的政绩，固然某些方面说明李的局限，但根本上这不是他的错，要说他的错，错就错在他和习近平搭班子。有习这个说一不二的主，他注定无所作为。李不像朱镕基，性格强势，也不像温家宝，遇到了一个弱势的胡锦涛。这两个总理在他们的总书记领导下，有一个很大的政策发挥空间。可是他遇到的习近平，是一个要独占权力的人，党政军的事情，不但要全管全抓而且要按他的一套去做，总理的权力被大大地限缩，国务院沦为政策执行部门。 其实，李刚上台就任总理时，也曾意气风发，想大干一番，那时习立足未稳，也给了他这个空间，所以在头两年里，流行着一个“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这反映社会对李的期待，认为有着市场理念的李，将能很好地把邓小平开创，但在胡锦涛时期已经事实停滞的改革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按照他的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减少审批，尊重市场，创新驱动的一套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十年下来，中国或许建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不是现在的伪市场。可惜，在原本属于总理的经济大权，也被习剥夺了。尤其在习成为核心的第二任期，在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的政治紧箍咒下，他虽心有不甘，但无法走出习的阴影，最后只能一事无成，这无疑是李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李克强心挂民生，骤逝令各界惋惜 好在中国对政治人物的评价，除了事功，还有道德和伦理，这后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前者更显重要。中国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帝王，像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和扫灭匈奴的汉武帝，事功在历代帝王中都是数一数二的，然而由于存在道德瑕疵，残暴，不善待百姓，滥杀群臣，后代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实际都不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儒家传统强调政治人物的德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责任伦理，负有重要责任的官员尤其帝王如果有才无德，不能做百官的楷模，教化百姓，是在道德上有亏损的，不是合格的领导人。 在中共的干部队伍里，李克强是相对清正廉洁的，之所以说相对，是官场和民间并没有传出他和他的家族有什么腐败丑闻，能够做到这点，在腐败酱缸文化的中共，已经非常了不起。另外，李也看来脱不了他本质上的“书生气”，他不是一个耍阴谋诡计的政客，也不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的得意猖獗之徒，从和他结识与交往的人的讲述来看，对他的为人和从政，都有不错评价。客观地说，李的为官之路是比较顺畅的，学生时代就是党培养的对象，以后一路绿灯，由团中央到地方再到中央决策层，直至总理，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般来说，做官顺畅的人容易生骄娇二字，但李没有，确实难能可贵。当然，对政治人物而言，政治伦理最重要的是对百姓的态度，他在卸任前的第二次记者会上，公开承认，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仅这句话，就说明他是个心挂民生的总理。 这样一位前总理的去世，而且是以这种人们意料不到的方式去世，自然会让人哀痛和惋惜，觉得不公。人们在心里会问，为什么老天不讲眼，死的是李克强而不是他们讨厌的政治人物？因此，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他的突然去世不仅仅是意外，里面还有某种“邪恶”和阴谋的成分。如果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因为在习治下的中共，人们看到太多肮脏的东西，好人是很难在这个政治体中混下去的。从这个角度看，李在游泳时突发心脏病，容易让人想到，这是郁闷和憋屈所致，既对国家前途，也对他所属的团派命运，或许还有对民生的艰难，忧虑成疾，生出意外。 悼念李是对另一个人的谴责 对中国社会来说，李克强的去世，会让精英阶层尤其中共那些失意的改革派官员和团派官员，感觉兔死狐悲。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反对习近平的精英阶层寄以希望，把他作为接替习的人选，幻想着哪天他不忍了，同习掀桌子，直到去年在中共二十大团派全出局，他们才基本死了这个心，也觉得中共政权彻底没救了。李如果是在开明专制下，他对改革和市场的坚守，对百姓的同情，会让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总理，但在习时代，注定是不可能施展抱负的。习不会容纳一个和他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的人做副手，没有把李半途赶下就已经不错，不可能支持李按他的想法去治理中国。而李性格中的柔弱，特别是中共这种整齐划一，强调服从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他不敢或不愿去挑战最高权力。他能够做的，就是在临近退时，发几句呐喊——“改革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人在做、天在看”，在外人看来，这有某种壮志未酬的悲怆意涵在内，显示一种不甘心的姿态，但也仅此而已。 这当然也是李的局限。人都有局限，很难有政治人物超越他的时代和所属利益集团，指望李做胡耀邦或赵紫阳都不现实。胡赵经历过战争，也经历过文革，对中共体制的荒谬有深刻的反思，所以能够走出这个体制，甚至和它某种程度决裂。李虽然也经历过六四，但他在这场运动中毕竟没有选择背叛党，而是要在党的体制里改造党，他走的是这条补墙工的道路，所以，归根结底，他是党的人，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原本想做一只啄木鸟或者补墙工，但习近平不给他这个机会，习认为他的补墙方式只会使党更软弱而不是更强大，因此，他只能对习曲折表达不满，而不敢公开和习抗争，更不敢和党分手，他没有这个魄力，人们也不应指望他有这个魄力。自六四之后，在党的高级干部里，从来没有人公开叛党，哪怕他们对习非常不屑，对党的黑暗非常了解。 故不必苛求他。相对而言，身居高位，能在中共这股浊水中成为一个清流，已经不易，不能要求太高。他的不幸离世举世震惊乃至悲痛，人们用他是一个“好人”、人民的“好总理”，来表达怀念和尊重之情，已经映照出了人心。谁心上装有百姓，谁只是嘴上说说，人民是很清楚的。对他的哀痛其实也看作是对另一个人的谴责。还用臧克家的那首诗来结束吧：“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半年多之前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李克强在年仅68岁的时候猝然去世，舆论震惊。编辑希望我写写这个话题，碍难推辞，只是心中五味杂陈，不知从何说起。 一代人的悲哀 不能说没有酸楚和悲哀。四十五年前，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我和李克强同时进入了北京大学，他在法律系，我在中文系。那个时代的校园很活跃，我们入学之后不久就相互认识了，关系虽不密切，但也时有过从。去年夏天搬家到加州，整理旧物时，我还发现大学时代日记里记有几笔和他的交往。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同学。 大学毕业之后，我们来往不多。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我参加中共十三大筹备过程中的政治改革政策设计，某天到团中央座谈如何改革群团组织，刘延东、刘奇葆出面接待，与他们同为团中央书记的李克强专门过来与我寒暄了一番。不过，那时我已经从北大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些对他的不满，起因在于：1986年冬天有一场全国性学潮，李克强专程到北大坐镇，严令要控制住校园，决不能让北大学生上街。为了所谓政治前途，看来李克强已经放弃原有的独立思考能力了。 八九去国，随后我与血腥镇压了学生和民众的中共彻底决裂，再次见到李克强就是任教香港的时候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了。那时他已经贵为河南省长，陪同江泽民视察的时候，完全没有了当年校园里的意气风发，而是一副陪小心的官僚相，说不上奴颜婢膝，却也看得出慎微逢迎。现在回头来看，他的人生悲剧，那时已经渐入戏骨。 当然，不仅仅是李克强这样做。多少当年的青春志士，后来都走上了这样的人生道路：为了当官，为了发财，为了权势，为了名利，不断地扭曲自己，直到扭曲成党国所需要、所信任、所赏识、至少是所不排斥的人材。以这样的价值观来看，李克强还被视为七七级一代人中最为成功的，毕竟坐上了总理宝座。曾经最有希望、也最有历练而可能推动中国走出毛共黑暗的一代人，如果以李克强为标杆，那真正是一代人的悲哀。 共产党制度是毁灭良知的 公平地说，即使是身为中共高官的李克强也还应该良知未泯。舆论还记得他关于中国有六亿人口每月收入仅一千元人民币的实话，网民这当口也在重复他那句“人在做天在看”的无奈之言。我记忆犹新的是，他在总理任上曾经回忆起毛时代农民出外乞讨还需要党组织开介绍信的事情，以此说明中国不能倒退到毛时代。李克强在安徽长大，并曾经在凤阳插队，毛时代那里的农民每年冬天都要出外讨饭，一年的收成不足以填饱一年间的肚皮。那个时代，我在家乡鲁南地区生活，冬天里常能见到这些操着皖中或苏北口音挨家挨户叩门乞讨的人们。这是我们亲身见证的历史，而李克强没有忘记它，这就是良知还在了。 然而，这正是李克强人生悲剧的又一体现。他应该知道，良知是与共产党体制难以相容的。也许，他有想过，有一天当自己当上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时，他可以改变这种体制，使之与良知相容？确实，他一度非常接近登上最高权力的位置，但决赛中输给了习近平。问题是，习近平是靠什么赢得那个位置呢？有人说是善于装孙子，有人说是身为红二代，更关键的是江泽民曾庆红为了阻击胡锦涛选择的接班人李克强而选择了习近平。很明显，这一过程如何展开，本身就是中共制度所决定的。为什么江泽民曾庆红就比胡锦涛更有力量来决定是李还是习？还不是因为他们掌控军队，掌控政法，也掌控党机器。一个掌控暴力机器就能掌控一切的制度，怎么可能与良知相容？怎么可能容许你去改变这种体制？ 既然不相容，还要去适应，这就难免出现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剧。也许那里有两个李克强：一个李克强不断扭曲自己以在中共体制内沿着权力等级步步攀升，一个李克强还保留了一些常识、良知和对于民众的同情心。殊不知，后者在共产党权力场上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当习近平和李克强在2012-13年开始了十年共事的时候，李克强黑不过习近平，坏不过习近平，因此也就必定被习近平欺侮。重复一句：这不是习近平的本事，而是共产党制度所决定的。所谓制度，就是游戏规则。按这套游戏规则玩，越黑越坏就越是能赢。 活得憋屈，死得窝囊——也是斯大林逻辑的一种表现 李克强的从政生涯固然是一场悲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他已经以不到官定退休年龄而提前退出领导层之后的短短七个月后，他的人生会这样突然地落下帷幕，为悲剧再加一层！68岁，对当今的人们来说仍在盛年；中共高官保健条件那么好，更是个个高寿如龟。李克强的死，其中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手脚呢？人们可以这样质疑，但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对此，我只能说：被谋害死也好，因为多年心情压抑、感觉窝囊而引发病情去世也好，政治人物的生活乃至生死都必定是有某些政治因素在内的。从斯大林时代怪案连连，到毛泽东当年整王明，再到周恩来不能及时开刀治癌，活得憋屈并死得窝囊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多了去了，也都是“斯大林逻辑”的一种表现！ 可是，在共产党制度下，谁又不是活得憋屈、死得窝囊呢！想一想“铁链女”，那活得岂止是憋屈？想一想新冠疫情中的千万逝者，那死得岂止是窝囊！或者说，前几个月还志得意满的秦刚，现在难道就活得不憋屈吗？若干年后的习近平，谁又敢说他会死得不窝囊呢？因此说，尽管李克强的人生悲剧已经嘎然谢幕，但“李克强悲剧”远未落幕。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023年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吊诡的一年，三月由李强担任总理的新内阁上任，不到七月个时间，已经有四位重要部长被免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科技部长王志刚被免职、财政部长刘昆被免职。更不幸的事，同样三月才卸任总理的李克强因心脏病突发死亡。 生老病死原本是人类最常态的过程，但放在中国，尤其是官场而言，更充满神秘与想像空间。李克强成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自然死亡”中年纪最轻者之一。 成为中国党与国家领导人之后，由“中央保健委员会”来负责党与国家领导人们的身体健康，这个委员会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来管理，现在是蔡奇负责领导。 根据网上资料，2023年中国中央保健委员会预算是164亿8千万元，用于不到一千人的中央领导干部（含退休党与国家领导人）平均每一位医疗费用高达164万。从第一任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的回忆录“抢救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一书中，讲述抢救十世班禅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都是心肌更塞的幕后故事。 1989年1月9日，十世班禅搭专机到西藏主持开光大典，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送行，习跟班禅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班禅回：“开光大典是他的最大心愿，就是死也瞑目。”习仲勋：“佛祖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并送一只德国牧羊犬给班禅。1月28日上午8点50分北京保健局长王敏清就接电话说班禅凌晨四点发生心肌梗塞，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抢救组组长，吩咐要组织最好的班子、带上最好的抢救医疗器具、以最快速度赴西藏抢救。抢救组到达拉萨已经是下午5点20分，再转小飞机到达日喀则是下午6点20分，距离病发已经超过14小时。抢救小组用尽一切可能奏效方法，心脏有微弱的蠕动，但班禅始终没有恢复呼吸，8点16分放弃抢救。 死后也很多传言，51岁十世班禅在新宫不明不白的突然圆寂，绘声绘影，甚至有政治暗杀传言不断。 回忆录也提到抢救胡耀邦，1989年4月8日，场景是在怀仁堂开政治局会议，胡耀邦突然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要离开会场，赵紫阳问：“是不是心脏病，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除了通知保健局以外，现在问谁带了保健盒？恰好江泽民带了，给了胡耀邦硝酸甘油片，加上现场处理之后就送医院，检查证实是心脏病，因为抢救及时，病情恢复平稳，不存在立即性的危险，但4月15日就传出不幸逝世的噩耗。后续人民因为对当时经济改革所造成的乱象不满，借由纪念胡耀邦，引发天安门事件。 官方公布资讯：李克强在上海休息突发心脏病送医，经全力抢救无效。以李克强的身份，中共中央会配给生活秘书，有保健、有政治、有负责生活等秘书，加上上海医疗与中共中央抢救组的预算与装备，可以抢在第一时间处理类似如胡耀邦。因此李克强的骤逝，在现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就会更多传说。 虽然中共党与国家领导人身体健康是最高机密，但外界知道是李克强宿疾是在肝而不是心，况八月底李克强参观甘肃莫高窟，气色相当好，笑容满面，向民众挥手致意，更深受现场民众欢呼拥戴。与中共长期以来对退休的党与国家领导人的潜规则不符，退休之后，不能公开活动、禁止写回忆录，因为中共领导人下台之后，被认为不仅退出政治舞台，也应该同时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只有老大、没有大佬的存在。 李克强任期最后，在经济政策上与习近平明显不同调，更诚实公布六亿人每月收入不足一千人民币，全国竟有六亿栋房屋等发言，加上李克强任内最后一天说：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似乎不是在做政治生命的句点。如今生命已经划下句点，所有的疑惑只能留给中国人自己寻找答案。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被指在上海“休息”期间，26日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27日凌晨在上海离世，享年68岁。海外网上一片质疑，纷指与中共内斗有关，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是习近平暗杀了李克强。 笔者认为，习近平不至于要暗杀李克强，但他试图以抓到的把柄威胁李克强，以彻底清除李克强退位后的影响力，或准备将中国经济下行的责任甩给李克强，这是有可能的。 官方指李克强在上海“休息”，实际上是不是有中纪委的工作组和李克强谈话？如同中共元帅陈毅之子、安邦集团关系人陈小鲁，2018年2月也传出因急性心肌梗死，在海南离世。由于有安邦被当局接管，董事长吴小晖被带走在先，网民对陈小鲁之猝死同样众说纷纭。 如果有被谈话这种可能，李克强因为气愤而突发心脏病，就不奇怪了。 盘点发现，多个细节显示，李克强生前确实在被“剪裙边”（逼迫），亲信旧部纷纷落马或失势。甚至在习近平的大秘李强上任总理后，两人疑似联手对李克强施压。 李克强六年前被“剪裙边” 一直剪到卸任后 李克强最早被剪裙边的对象是大秘杨晶，事情发生在2017底。官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的杨晶，2017年10月落选新一届中央委员，2018年2月24日受到留党查看一年、行政撤职的处理，降为正部长级。 据港媒报导，原先当局对杨晶的方案是他会被降级和撤职，并将由北京返回其仕途起点的内蒙古。李克强对杨晶受罚结果事先并不知情，得知后曾为此“大发雷霆”。最后杨晶不用回内蒙，保留至正部级的退休待遇，也是李克强争取的。 杨晶为共青团出身，于1993年担任共青团内蒙古区委书记时，与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关系密切。李克强身为总理，在任时连多年旧部也被拿掉，可见非常弱势。 2021年10月25日，中共国务院任免一批工作人员。卸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石刚是李克强的大秘、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也是李克强的安徽老乡。他追随李克强10年，没有官拜正部，也没有挂上国务院副秘书长，也是因为李克强过于弱势。 卸任两年多的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今年8月28日落马。李克强被指是孙志刚的靠山之一。 孙志刚2006年调到安徽出任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后，和籍贯安徽、生于安徽的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熟络。李克强升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时，2008年至2013年曾主管医疗体制改革，孙志刚2010年获调进京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李克强当上总理后，孙志刚续任医改委主任，并由副部级升至正部级。 这里并非强调李克强有什么贪腐或保护伞问题。其实中共官场，谁没有点问题？所谓的反腐或问责，只剩下内斗的功能。 此外，今年9月13日公布国务院任免一批副部级官员，遭免职的四人中，三人有职务安排，只有李克强时期的“高级智囊”向东，遭免后没有被安排职务，也引人联想。 习近平和李强联手向李克强施压 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的亲信大面积上位，团派被“团灭”。时任总理李克强、政协主席汪洋卸任常委，副总理胡春华未能进入政治局，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则在二十大闭幕式期间被架出会场。李克强和汪洋在今年3月正式退休，胡春华获安排了一个政协副主席的职务。 李克强卸任总理后，情况堪忧的迹象已经开始进一步浮现。 在今年3月的中共两会召开期间，习近平曾公开对李克强进行敲打。 中共新华社3月6日报导了习近平与民建工商联界政协委员开会时的讲话。习近平说，“我们的一些政策，搞好了是改革的成功，搞不好就可能是腐败的痛点。”他举例中共的“放管服”改革：“放了以后，管跟上没有？服到位了没有？光放不管不行，跟著就要爆雷。” 李克强任内一直力推的招牌“改革”是“放管服”，即所谓“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推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变。这是中共十八大后，由李克强于2015年提出和力推的行政体制改革概念。 在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中要推动服务型政府，当然不可能做到。李克强根本推不动，而问题的根子，除了体制，看来还因为习近平人为的掣肘。 在这一点上，习的大秘李强也配合习。李强在今年3月13日首次总理记者会上，没提简政放权，反而强调：凡事要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 3月17日，李强主持的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向习中央交出国务院决策权，明确新增“坚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李强还下令在新规则中删除了李克强的心头大事“放管服”。李克强版的规则中有：“第十七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服务方式，提高行政效率，优化营商环境，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李强的新规则中，完全没提“放管服”。 3月29日，李强在海南调研建设自由贸易港。除了力捧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李强还说“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开”，等等。 自李强任总理后，中共官媒文章鲜见出现“放管服”的字眼。 李克强还有更麻烦的事。就在李强就任总理后，中共国务院马上进行新一轮统计打假。一些地方公开的信息显示，统计打假要倒查2022全年，甚至更早到2017年10月起，就是到李克强的第二任期内。 经济数据造假是中共体制一贯的问题，李克强非常清楚。2010年，维基揭秘披露的消息称，李克强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有一次与美国大使共进晚餐。他说，中国当时的GDP数字是“人为制造”的，因此不可靠。 故此，经济数据造假也不只是李克强总理任期内的问题。这次李强“倒查”，一方面是要显示和过去旧账切割，另一方面就有点暗算已下台的李克强的意味了。 事实上，去年5月30日，中共统计局已经进行一次统计打假行动“动员部署”。刚上任两个月的统计局长康义当时强调，打假是直接按习近平“指示批示”而为，他并没有提及李克强的指示。也许，习去年就要打李克强的假，是为打击李克强做准备。 李克强离世 中共改良无望 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会议5日开幕当天，李克强发表任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只花了约1个小时，他与汪洋“裸退”，被视为象征中共“改革开放时代”的彻底结束。 有视频（影片）显示，会议散场时，习近平和合作十年的李克强握手，但只有一两秒时间，完了习转身就走。过程中习似乎并未目视李克强。 李克强任内被视为改革派，一些对中共抱幻想的人时而热传“习下李上”，希望让李克强上台来改变中共乱局。即便李克强退位，这种幻想仍未完全消散。 也许习近平有带垮中共的天意安排，李克强突然去世，终结了改良派的想像。然而，这次李克强猝死事件，由于疑点重重，而官方显然刻意淡化，却可能同时带来政治震荡效应，埋下习近平的危机。 中共二十大后，官场继续内斗不止，越反越腐，躺平流行，淫风入骨，显现末世景象，政权气数将尽。 套用中纪委官员习骅疑以晚清影射当代的一句话：“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李克强突然去世，六十八岁在中共官场，也不能算长寿。一百零七岁的宋平，还能出席二十大，目睹习近平当众架走胡锦涛的经典场面，李克强之死，未免令人为他惋惜。 一般来说，除非长期疏忽或有隐疾，否则心脏病不会突然发作，李克强不可能未经最高级别的身体检查，也不可能得不到全天候的照看，他的死始终有一些疑点，不过，这也只能交给历史了。 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李克强给人的印象还不算太差，至少他看上去比较正常。首先，他的家族没有贪腐的传闻，他太太在大学教书，女儿曾在美国读书，不知是仍在外国生活，还是回到大陆，但至少没有像一般官二代红二代那样，在官场商场捞得风生水起。 其次，李克强为人低调，也不热衷歌功颂德，很少讲一些令人肉麻的大话，恬不知耻地生造一些口号献媚取宠，在官场多年，也少见有下属官员刻意奉承他。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从这一点看，他似乎为人还算正直。 再次，作为总理，他心里还有百姓。当习近平努力为自己的“伟大”乔妆打扮时，他反而时不时拨一点冷水。六亿人每月收入一千元，在任职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全世界公开，显见得他对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很“上心”。新冠肺炎肆虐时百姓生活困苦，他又力主地摊经济为民间解忧。 再次，他虽然没有雄才伟略，但却是做实事的人。大局逐日崩坏，那是中共体制决定的，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尽量扶危补漏，维持政府的运转。一个官员是为个人利益，还是为人民福祉，老百姓还是看得出来的。 最后，李克强的离世，宣告中共官场内团派的正式寂没，自此团派将不可能再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存在，剩下胡春华夹起尾巴做人，只等平安落地，退休养老而已。中共官场只剩一个习派，那对中共绝不是好事，反而是政权崩坏的先兆。 团派都是学生干部中培养出来的，他们一般都比较正派，因为从年轻时就要“争取表现”，不敢行差踏错，都很听话，很努力做事。他们学历都不错，千挑万选之下，也都有一定工作能力，因此在稍微正常一点的官场内，团派都比较有升迁机会。但当碰上习近平这样志大才疏的个人野心家，团派的“斯文”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落了下风。 自习近平上调中央，李克强即表现出处处忍让，低调行事，大局为重，循规蹈纪，少说话多做事，其原因便是避其锋芒，不与习近平争一日之长短。习近平缺乏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但搞权争与排斥异己却有独门秘笈。以李克强在最高层多年经营的基础，要争也不是没有争的机会，只是他生性较懦弱，个人野心没有那么大，所以不断收缩自己的地盘，到最后，便将整个官场都让给习近平。 二十大之前，曾有评论认为李克强可能再坐一会，去当人大委员长，以七上八下之规矩，他在可否之间，但李克强还是退了，中共官宣对党内高层领导的“高风亮节”曾给予好评。李克强与汪洋自动退出，胡春华退居边缘等退休，这都是团派高举降旗的姿态，也是团派对中共未来预期悲观，集体甩摊子的表现。 群魔乱舞的未世，没有正派人的立足之地，与其恋栈而自讨没趣，与其抱著一块朽木在怒海中沉浮，不如远离官场，享受退休待遇，冷眼袖手，旁观世变更实惠。 李克强去世后，已有民众自发到他故居献花，民间对他的怀念，也体现中国百姓对当道的褒贬。当习近平不顾民间疾苦，还在做他“中国解决方案”的大梦，还在夙夜匪懈地搞斗争，而那个以“人在做天在看”为初衷的总理，却撒手人间了。 中国人借领导人离世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已有传统。周恩来去世，搞出第一个天安门事件，胡耀邦去世，搞出另一个惊世的天安门事件，李克强与周恩来胡耀邦不可同日而语，但今日之中国与当年之中国，也不可同日而语。事态将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 历史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起作用，中国人对中共统治的恶感，正在等待一个精神出口。一个苍生在念的高官，面对崩坏的末世有志难伸，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共同的命运，李克强之死便像一种无言的昭示，事态发展可大可小。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于日前以低于平均寿命之年过世，他与汪洋和李源潮等同世代团派菁英，虽然他个人在政治的“七上八下”成功的安全下庄，却挽回不了万里在2015年过世之后，整个团派以及安徽帮也走进历史。李克强属于胡锦涛一系的团派，他能受到胡锦涛赏识有著安徽和团派的双重因素，同时还隔代承接著部份元老的遗绪。然而，随著主客观的权力结构演变，以及近十年中国公务员系统的改变，人才的选用与流动系统更有利由中央管理，地域性或阶级性的派系已难有作为。 胡锦涛世代的仕途受到邓小平的大力提拔有关，另一位则是认同“改革开放”并且关心民生，有著万大爷尊称的正国级元老万里。在文革结束之后，万里复出于安徽担任第一书记，对于清末以来便相对贫苦的江淮地，区有著不同于左的路线，对于农村问题和农业经济自有看法。他将长子万伯翱送往黄泛区历练之外，自己也抓起安徽的粮食问题，推动包产到户，团派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与“要米粮，找紫阳”并称。 万里在安徽期间在农村问题之外，还带起了汪洋有著安徽历练工作的团派，并且也对安徽出身的胡锦涛深为肯定，直到胡锦涛入西藏仍受到万里的指点，因此在2015年万里的葬礼上可见到胡锦涛真挚的身影。万里对胡耀邦的同情也反映在“六四”，当时只有习仲勋对处理意见与其他人相左，由于当时万里外访美国和加拿大，回程时被迫停留上海表态，中国政局的未来可能有所不同。最后万里以己为谋，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习仲勋则以是在深圳兰园引退，将希望放在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一世代。 在安徽帮的发展过程，以及元老的提携和团派的背景，因而形成“团派-安徽”的坚实系统，胡锦涛也很自然的启用汪洋、李源潮和李克强作为这一世代的核心。1982年间，李克强在胡锦涛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关系很好，以“锦涛”、“克强”相称。“团派-安徽”的系统也串连起军方系统，万里的儿子万伯翱曾经实际管理中国作家协会，同时与少林将军许世友之子许援朝维持世交，许也曾担任安徽军区司令。 企业界方面，基于徽商传统情谊与身分建构，安徽人脉网路自清末的胡雪岩以来便自成一格，同时也让“团派-安徽”能与面向海外且富庶的浙江连成一气，直到胡锦涛执政时期成为另一股商业力量，在当时的上海帮之外自有天地。然而，有别于上海帮得到交通大学系统的技术官僚支持，“团派-安徽”则较为保守，而且缺乏外交与学术领域的光鲜外表，因此较倾向于自我保护，这也使得系统性贪腐容易发生，而且更容易被主政者视为小团体。 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团派的历练相当于企业储备经理人，并不是董事会接班人，这样的小团体若是越为坚实，自然威胁了政治权力，更何况中共的天下并不是他们的父辈打下，在万里过世之后，若只依靠“团派”自身的力量，在斗争的层次也低了干部子弟一个层级。随著中国公务员系统梯队的来源扩大，也从下而上的排挤团派的空间，对于能在高考脱颖而出，并且层层过关进入政府系统的公务员而言，他们也不愿乐见中层干部被特定团体垄断，由上而下的推倒团派系统自然能让他们受益，同时反映在近几年党建工作上的参与和积极程度。 今日仍平安的“团派-安徽”系统不是左迁，就是退居全国政协的位置。被视为“小胡”的胡春华从中央政治局委员，被降级为中央委员是最为显著的案例；曾任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是李克强的心腹，现任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样也不具备任何实权；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黑龙江省长，以及自然资源部部长的陆昊，则调任组织规模更小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国家质检总局副主任秦宜智被贬谪至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更是直接从侍郎降为郎中。安徽出身，前广州军区司令尤太忠之子，陆军副司令员尤海涛，则转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另一方面，随著李尚福的去职，军中已无其他级干部子弟位列上将，即使他的李绍珠与习仲勋同样参与“抗美援朝”的工作，两代世交也无从挽救。而今只有由陆军转人民武警上将王春宁是干部子弟身分，他是前南京军区政委王永明之子，曾多次防范大内的危难，因此有功在身。在“团派-安徽”和干部子弟土崩瓦解之计，中共内部已无有能力集结的潜在政治菁英群体，随著公务员梯队的升迁之路大开，党政人员的选拔也更具多样性，陈吉宁这样留洋而无背景者也能被任用。 展望下个五年任期，随著中共各个派系的脉络瓦解，新一代多元多地域的成员形成“众星拱月”之局，更有利于持续巩固执政的“习核心”，恐怕才是李克强去世最大的影响。 （※作者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因广大消费者（人口）和日益增长的购买力，过去几十年曾让美国企业将它视为“摇钱树”，无论是“美国的机会在中国”，还是“本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溢美之词都和美国企业确实在当地赚进大把钞票有关。但随著投资经验累积，过去一、二十年，他们也亲身遭遇了不少“中国风险”，且每每适应了一项中国既有游戏规则，就会再遇到新生出的挑战。去年美国上海商会主席史坦因曾在富比世美中商业论坛上说：“我们确实看到（美企）普遍的共识是，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已变得愈来愈困难…”他这句话还成了当期富比世相关新闻的主标题。 关于美企赴中投资的风险评估汗牛充栋，根据警示的内容，美企的挑战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一开始，他们关切的是如何突破“市场准入”和“消费者偏好”。“消费者偏好”尚且单纯，主要是指当中国社会发生相当大程度的阶级转变，消费环境必然比过去更多元，因此美式商品初期在摸索中国消费者偏好上，难免有一段磨合期。至于“市场准入”，则是除了消费者购买习惯外，一来，中国市场环境起初和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是处于脱节状态，另加上当地政府对外企独有的监管体系，亦让许多美国企业难以踏出第一步。 而后，纵然诸多美企已逐一克服了前期难关，一旦踏足中国市场，却发现棘手问题还在后头。一者是中国极权社会下的“官僚主义”，尤其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许可证取得上，经常有超越美式经验的繁琐流程。另外就是和“官僚主义”一体两面的“政府挑战”，也曾经一度让美企赴中投资很头痛，即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不透明、腐败和“党领导人中饱私囊”，便让很多美企心有戚戚。 关于后者，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十馀年，多有关于赴中投资的期刊、报告，不少会借由一定的篇幅，特别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等级结构，包括分析中国官方决定政策、运作以及官员任命的细节。例如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对地方经济资源拥有实质和自由裁量权，加以，当地方官员个人晋升和当地经济绩效（税收）直接挂钩时，美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自然要懂得满足这位关键官员“未来晋升的经济表现”，不只这样，就算这位官员因美企成就的经济表现高升他处，美企还得立刻投入和他继任者的关系经营，因为在中国官场文化，一些前任官员的允诺若未得到继任者认可，哪怕是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也可能因为“厚此（前任）薄彼（继任）”面临被终止的危机。 诸如此类，常决定了在中美企（包括外企）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成功或失败。但近年风险面向又更复杂，且不仅是关于“智慧财产权”保障、和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加剧，或当地劳工工资上涨，企业成本增加等等，更多的却是来自政治面的影响。尤其在习近平上任后，美国企业界普遍感受到的压力，已大幅倾向来自“北京不稳定和惩罚性的监管行为”。 疫情期间，中国以政府高压管制手段控制企业，无不让美企叹为观止，当时早有许多西方公司直言自己已把在中国的业务视为一种长期赌注，且很清楚回报会因为新增的风险而减弱。这当然是美国政府之后出面将美企技术和投资引导到其他市场的行动主因。 不容否认，尽管如此，直到今天，美国报上仍不乏像是美国汽车业特斯拉、福特，或大型制药厂莫德纳等企业继续进军中国的新闻，但伴随而来，就像美国知名投资顾问公司（Dentons Global Advisors-ASG）资深顾问（Myron Brilliant）前不久在媒体上强调的：“我们不会忽视（中国）市场，但在当前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必须更睁大眼睛。” 近日，美国各媒体无不报导了鸿海集团富士康突然遭中国查税的消息，虽多数没有明说，但也都点到了背后或是出于“政治动机”，也就是对郭台铭“执意参选台湾总统的警告”。这一赴中投资政治风险堪称台湾企业所独有，却又直接吻合美企对“北京不稳定和惩罚性监管行为”的警觉，“富士康被查税”之举，虽然不在过去美企赴中投资风险教材之内，但显然对美企也会带来相当重要的启示。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披露，郭台铭所属的富士康旗下多家公司近期遭中国有关部门展开税务稽查与用地调查，文章还指出，台资企业在中国分享发展红利时，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郭台铭被共产党查税了，这件事要大要小，恐将随著台湾总统大选出现不同变化；只是，共产党真是厚诬了郭台铭，被共产党查税的郭台铭真的很冤枉。 冤枉之一是郭台铭所提出的政见主张。郭台铭的具体政见不多，但最明确的当属两岸政策，这见诸于他在今年8月提出的〈金门和平倡议〉。倡议里提出8项追求和平的具体步骤，其中包括常设一个“两岸和平协商办公室”，以及到各大学甚至国外普设“和平讲座”，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两岸和平协商”。把推动两岸和平协商（议）写到自己的政见里，这是侯友宜、柯文哲做不到的事，也是退休后化身统派代言人的马英九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对共产党而言，这政见是推动两岸和平融合了不起的大事，为什么还要查他的税？ 还有，郭台铭评价台湾政治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民主不能当饭吃”，意思是什么民主、人权都没什么用，让人民的吃饱喝足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主张，与中共这些年来不断推出新的“惠台政策”，到处划设“特定区”吸引台资台人，推动两岸融合，说要让台湾人过上好日子，可谓若合符节。其对民主的见解，也与共产党剖析西方民主之弊，倡言中国实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拥有“全过程人民民主”，更是遥相呼应。共产党有如此“知音”，为什么还要查他税？ 郭台铭被查税，或许与他的政见无关，而是与他硬要出来参选，让非绿泛蓝阵营一分为三有关。但这就牵涉到郭台铭的冤枉之二： 首先，台湾已经选过7次总统，扣掉民进党还不成气候的1996年首次总统大选，民进党在6次总统大选里的最低得票率是2000年陈水扁的39.3％。24年过去了，民进党现在不但是执政党，还有更坚持台湾主体性的年轻选民不断崛起，这代表泛绿参选的赖清德此次选举至少从4成起跳。换言之，任一蓝白总统参选人得票率必须被压在2成以下，另一人才有一丝丝获胜的机会。共产党不去质疑柯文哲自创民众党出来搅局，不去责怪国民党提名侯友宜这样一个望之不似人君的总统参选人，却怪郭台铭出来参选可能让非绿总统参选人选不上，这还有公道吗？ 其次，台湾的立委选举是单一选区，郭台铭投入总统大选，不但对立委选举没有影响，只要操作得当，还可能进一步绷紧选情，冲高非绿候选人的选票与政党票，如果因此成为非绿政党国会过半的最后珐码，郭台铭参选总统反而是大功一件。 共产党对郭台铭下重手，其实是自己对台湾选举的误判。一如过去半年来蓝白阵营对于执政党没有任何攻击火力，却不断地上演蓝白合不合的烂戏，其实是自知总统胜率不高，想把败选责任推给蓝白不合；中共对台系统如今开铡郭台铭，的确不无为对台工作再次失利打预防针之用。过去10多年来，中共接收台湾政情的讯息单一，既不了解民进党为何能从绝境中反弹，也不淸楚国民党如何失去民心，更捉不住年轻人的脾胃，判读台湾的政情走向屡屡失误，此次用查税来阻止郭台铭参选又是一例。 侯友宜平常与郭台铭称兄道弟，柯文哲更曾与郭台铭组成准政治联盟。但是当共产党用查税手段对付他们的昔日盟友时，侯柯俩人不是闷声不吭，就是言不及义，显然对共产党如此明目张胆地干预台湾选举也甘之如饴；事情发生已经两天了，竟只有赖清德跳出来声援郭台铭。台湾人真应该看清楚，如果连主张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嘲讽台湾民主不能当饭吃的郭台铭都能被共产党这样对待，未来要怎么样才能不触怒中共？还要交出什么才能保障自己的“和平”？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在中国，禁书不算什么新闻，但这本书被下架却闹成大新闻，原因看书名就知道，此书早在2016年就已经出版了，原名是《崇祯往事──明帝国的最后图景》，作者是明史专家陈梧桐，他已于今年五月去世，出版商大概为了促销，将其改名再版，《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因此问世，于是就闯了大祸了！ 以崇祯影射习近平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从财政、党争、军事、用人等角度，带领读者看懂崇祯皇帝如何昏招迭出，走上亡国之路。”不管原作者是否有意藉古讽今，影射习近平，但出版商肯定有意引导读者这样联想，书商只在书腰上加了一句宣传词：“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卖点全在此一页书，却一下子与现实有了连结，针对性实在太明显了，习近平如果不给点颜色，岂不是被十四亿子民瞧扁了？ 拿习近平和崇祯做比较，对后者也未必公平，严格上来说，崇祯并不是最糟糕的亡国之君，他的继位出于偶然，自始并未被当皇储培养，十八岁登基之后，拿下大太监魏忠贤，且有心励精图治，只可惜他志大才疏，而且运气实在太坏了，他一登上皇位，拿到的就是一手烂牌，大明江山己日薄崦嵫，因逢小冰河期连年饥荒，李自成丶张献忠相继造反，东北女真崛起更野心勃勃，崇祯不懂军事，却偏偏喜欢亲自部署、亲自指挥，这给了闯匪坐大的机会，一发不可收拾。论起志大才疏和刚愎自用，崇祯只想中兴大明，而习近平却想领导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仅此就够令人毛骨悚然了。 崇祯另一特质是高度集权，沽名钓誉，明朝已有完备的文官制度，今日之“内阁”一词即出自明朝，首辅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崇祯却凡事亲力亲为，搞得群臣集体躺平，说好听是勤政，其实是大权独揽专断朝纲。习近平所面对的世界，较崇祯复杂万端，他不但党政军三位一体一把抓，还身兼十几个领导小组，一人之下都是跑腿的龙套，满朝皆为家奴，有功则揽，有过都是诸臣误我，出了漏子就杀人卸责，不必由什么史学家来评比，任谁都看得出来这两人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这哥俩还有一个共通点，性格上刻薄寡恩，又喜欢沽名钓誉，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九个首辅，杀了两个阁揆，十一个总督，十二个巡抚，办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占了明朝两百七十七年的三分之一。习近平反腐打贪，号称法办子百万干部，政敌非死即投狱，即使定于一尊了，常委、部长们仍然不得安生，秦刚、李尚福就是写照。 崇祯的很多缺点，习近平都有，但他的优点，习近平却一个都没有。崇祯自奉检朴，也有纳谏的雅量，六次下诏罪己。而习近平掌权十一年，大搞面子工程弄得一地鸡毛，败光了江丶胡两朝积攒的家底，却死不认错路走到黑。当中东战云密布时，他选择站在文明的对立面，揪了一伙邪恶轴心，大肆吹嘘一带路海市蜃楼。崇祯苦撑十七年就亡国，比他更平庸邪恶的习近平，又还能折腾几年？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