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士蘭大學：AI或有助保護瀕危鳥類
2026 年 6 月 22 日
去年11月15日晚，習近平在舊金山的美國友好團體歡迎會上宣布：「為擴大中美兩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來5年願邀請5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隨後，在 2024年1月短短一個月內，至少已經有五個美國學生團體完成了訪華之旅。其中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弗吉尼亞州的乒乓球運動員、加州大學長灘分校的本科生、愛荷華州馬斯卡廷市的高中生，甚至還有猶他州的小學生。 習近平邀請美國青年訪問中國，這不是第一次。2015年9月，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曾經到訪華盛頓州塔科馬市林肯高中，並邀請那裡的學生到中國訪問。其後，有林肯中學的100名學生訪問了中國。他們到訪了香港、福州、成都和北京，參觀了長城、故宮，並了解了中國的文化、社會和歷史。代表團搭乘海南航空最新型的波音787-9「功夫熊貓號」夢幻型客機首飛回到美國。林肯中學的校長埃爾文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最好的教育經歷，中國的奇蹟使他們大開眼界。」 中共邀請這麼多美國青年訪問中國，其目的就是，讓這些美國青年通過他們的親身經歷，感受和了解今日的中國，從而對中共在中國的統治產生良好的印象，並進而影響美國和中國的關係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政策。 高明的宣傳並不只是編織謊言和營造假象。高明的宣傳還在於只展示一部分事實，刻意掩蓋另一部分事實。中共當局通過精心的安排，讓美國青年只看到中共當局讓他們看到的東西，只聽到讓他們聽到的聲音，這就可以造成極大的欺騙效應。 為了破解中共的這一伎倆，我們有必要讓美國的青年不被中共當局的宣傳所迷惑，讓他們能看到被中共當局刻意掩蓋遮蔽的那部分事實，從而感受和認識到真實的中國。因此我建議，我們應該給訪華的美國青年編一本訪華手冊。 我們要給美國青年列出一些訪華的必游景點和應訪人物。我們可以列出100個必游景點：例如，林昭墓、夾邊溝、四通橋、劉曉波故居、鐵鏈女所在的江蘇省豐縣歡口鎮；河南光山縣吳圍子村，一位叫吳曄的村民在村裡立下了兩塊紀念碑，紀念在大饑荒年代餓死冤死的村民，僅僅在1959年這一年間，這個13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1個人；還可以順道看看雄安新區，如此等等。我們可以列出100個應訪人物：如天安門母親、黃琦的九旬老母、彭立發的妻子和岳父、郭飛雄的姐姐、秦永敏的妻子、張展的母親，又如高瑜、耿瀟男、胡佳、許章潤，還有709律師及其家屬、下崗工人、拆遷戶，還有法輪功、家庭教會、藏人、蒙古人、維吾爾人，等等。我們在訪華手冊里，簡要地介紹他們的情況，再放上他們的圖片，寫下他們的姓名、地址和聯繫方式（手機、微信、電子郵箱）。 我們把這本訪華手冊盡量廣泛地發送給要去中國訪問的美國青年，相信總會有不少人會去觀訪這些景點和人物。不難想見，中共當局一定會想方設法地阻止他們去觀訪這些景點和人物，但這種阻止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
最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的「餐桌菜單論」猶如一塊石頭丟進水潭，雖然在會上只激起一圈漣漪，但中國卻反應強烈，發表不少激越的半官方言論。其實，這並非布林肯首次發表「餐桌菜單論」，從2022年1月在北京冬奧會前夕首次使用「如果你不在餐桌上，就可能會在菜單上」（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的表達以來，至今共有三次，但前兩次中方几乎沒反應。緣何如此？乃因同樣一句話，每次的針對目標並不同。 布林肯三次發表「餐桌菜單論」，針對目標不同 2022年1月24日，在一個論壇上，布林肯闡釋中美關係就用了這句話。當時中國理解為「在和中國的競爭中，美國需要確保在餐桌上，而不能在菜單上」。2022年10月，布林肯在與美國兩位前任國務卿賴斯、馬蒂斯對話中談到「中國威脅」和「中美競爭」時，再次使用「餐桌菜單論」，旨在強調美國在國際組織中保持領導力和參與度的重要性。這是內部討論美國針對中國的外交戰略定位，中國沒法就此表態，相信中國的內部討論中以美國為敵的場景肯定不少。 這次布林肯是在慕安會上發表這番話，當然有現實政治考慮，因為歐盟法德兩大領頭羊從去年以來，總是向中國明送秋波。更何況，目前的國際社會對美態度正處在首鼠兩端，一是盟友們紛紛在為特朗普可能當選做準備，《華爾街日報》1月29日曾發表《世界領導人為特朗普重返白宮做準備》，介紹了詳情；二是因為美國盟友中有不少國家擔心，如果中美間緊張局勢持續，他們將被捲入一場不可逆轉的局面。在這一背景下，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單論」，並非前兩次那樣直接針對中國，而是為了「敲打」歐洲盟國，向所有試圖避免在中美兩國當中選邊站的國家發出警告：如果不想成為菜單上的食物，就應該堅定地與美國結盟。 法國總理馬克龍：歐洲要有戰略自主權 馬克龍近年對美國持半遊離態度，多次發表一些頗讓美國不快的言論。最出位的是2023年4月9日訪華返法的飛機上接受美國Politico採訪時發表「獨立自主說」。該採訪以《馬克龍稱歐洲必須頂住成為「美國追隨者」的壓力》（Europe must resist pressure to become 『America』s followers,』 says Macron）為題發表，內容主要是三點：1、強調了歐洲「戰略自主權」理論，成為中美之外的「第三極」，以避免歐洲國家成為「附庸」，最終「被歷史拋棄」。2、歐洲必須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並避免捲入美中在台灣問題上的對抗。3、馬克龍還建議歐洲減少對「美元治外法權」的依賴。報道提到，俄羅斯、中國、伊朗等國近年來受到美國制裁的打擊，歐洲有聲音抱怨稱，華盛頓將美元「武器化」，迫使一些歐洲公司放棄業務並切斷與第三國的關係，否則其會面臨嚴厲的二級制裁。 馬克龍這番「獨立自主論」，中國當然聞之欣喜，美國當然不太高興。 德國的首鼠兩端 俄烏戰爭之後，德國被迫中止「能源上依靠俄羅斯，市場上依靠中國」的發展道路，經歷了極為痛苦的「去工業化過程」，這兩年多德國領導人一直在上演兩面戲劇，一方面持續不斷地就企業「過度依賴中國的風險」發出警告，敦促企業實現業務多元化。同時不斷向華府展示友好，比如2月9日德國總理朔爾茨親往華盛頓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討論俄烏衝突等議題。另一方面，對華政策的口號已經從「脫鉤論」變成內容模糊的「去風險化」。就在朔爾茨2月訪美前夕，路透社披露，朔爾茨將於4月15日至16日率領一個商業代表團訪問中國。 德國內部就德國對華政策也充滿了矛盾，兩年多以來，德國社會一直是兩種聲音並存，一方面，各種要求擺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的聲音很高，認為脫鉤不過是使德國經濟萎縮5%，德國能夠承受。2023年7月，德國政府批准了首個對華國家戰略，將中國定義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並呼籲在維持價值數千億美元的經濟關係的同時，大幅減少對中國商品的依賴的同時提振本國經濟。另一方面，各種研究又陳述對華經濟脫鉤的巨大損失。2023年4月，根據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的研究，80%的筆記本電腦是來自中國，85%的稀土和原材料，如被歐盟列為關鍵原材料的鈧和銻，都來自中國。例如2024年2月，德國央行在一項研究中警告說，如果與中國實行經濟脫鉤，德國將會發生嚴重的動蕩。企業界大佬也多次表達不能與中國經濟脫鉤，比喻梅賽德斯總裁克倫紐斯（Kaellenius）曾公開稱，「和中國脫鉤是一種幻想，也是不可取的。」 兩張餐台都有「美食」，多國希望兩頭通吃 俄烏戰爭雖然還未終結，但世界格局由單極變多極已經顯化。換言之，世界上現在有兩張餐桌，一張是美國做主人，另一張是中國做主人，現階段，兩張餐桌的主人也來往不斷。 美國這邊搭的是「民主的餐桌」。2020年民主黨公布的新黨綱提出，如果美國不代表「民主國家」制定規則，中國就將掌握規則制定權並主導世界發展模式與國際領導地位，因而，美國不能再單打獨鬥，而是要重拾「價值觀外交」，與所有持有民主理念的盟友和夥伴強化合作，以佔據全球經濟總量50%到60%的體量形成「規則聯盟」和具有「普遍韌性」（broad-based resilience）的「供應鏈聯盟」，從而迫使中國接受符合美國與西方利益的改變。拜登入主白宮之後，這一原則貫徹到美國對華外交-經濟政策當中，最明顯的成績是對中國的晶元制裁，以及在供應鏈重組中推出「友岸外包」取代特朗普時期的「近岸外包」。自2021年以來召開的三次G7會議，每次都強調參加國是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志同道合者」。曾經比較熱鬧的G20會議，因其主旨是協調全球經濟政策，既然餐桌的賓客已經按價值觀列隊，協調作用無從發揮，也就門庭冷落。 不少分析者將這種狀態定義為「新冷戰」，但迄今未達成共識。2021年9月，美國總統拜登在聯合國大會上公開表示，不尋求與中共的新冷戰；一個多月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卻忽稱中美關係已經進入「斯普特尼克時刻（Sputnik moment）」，引發一陣熱議。2023年3月，華盛頓頗具影響力的政策研究機構傳統基金會發布報告稱，美中之間已打響新一輪冷戰。 但與美蘇冷戰不同，那時國際體系政治上是二元對立，經濟上是互相隔絕，西方有自己的關貿總協定（WTO的前身），前蘇聯陣營有經濟互助會（Comecon），是一個由蘇聯帶頭建立的經濟合作組織。而現在的國際局勢是：政治上，世界各國在意識形態上的二元對立早模糊化；經濟上，中國是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很多國家並不希望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以亞太國家為例，拜登上任後重點經營亞太戰略，但除了少數幾個亞太國家態度鮮明地站在美國這邊，多數國家則希望不要求被迫選邊站。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無論是在2023年6月初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還是在8月3日參加了美國阿斯彭安全論壇（Aspen Security Forum）的討論中，都明確表態，許多美國的盟友依然希望其和中美雙方都能保持原有的廣泛關係，不要被迫選邊站。這是他多年來一以貫之的態度：中美兩國關係，眾盟國希望政治安全靠美國，經濟發展靠中國，兩頭好處都要。 對關係不算太鐵的亞太一眾盟友（日本除外），美國沒法假以辭色；但歐盟卻是二戰以來美國重要的盟友國，當真是大半個世紀風雨同舟。因此，在歐盟對華改用低調的「去風險化」策略與中國友好互動，又不斷抱怨中國對歐洲的商品傾銷嚴重打擊歐洲的製造業之時，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單論」，我認為就是針對歐盟各國在中美之間的彷徨而發。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我上周專欄指出在中共高層形成了一個習近平、李強和蔡奇的中央「三人幫」，並分析了這個「三人幫」的特徵和內部關係。文章刊出後，出現了一些爭議，主要爭議點在於，一些人認為不存在習李蔡中央「三人幫」，因為李蔡二人皆是習的「奴才」，「奴才」怎麼有資格和主子平起平坐、拉幫結派？如果哪天習不高興了，分分鐘把他們二人廢了，二人根本不敢抗拒，還要三呼萬歲，感謝皇恩浩蕩。 習李蔡「三人幫」VS毛林江「中央政治」 但這樣來看問題，太淺顯。我說習李蔡中央「三人幫」，並非是在「四人幫」的意義上談「三人幫」，而是對應文革中期的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實際是談習李蔡三人的「中央政治」。這在文中都有說明。在我看來，習李蔡的「中央政治」和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前者是對後者的複製。在後者中，林、江和毛的私人親密關係比李、蔡和習的私人關係更強，江不論，林在井岡山時期就是毛部下，作為毛的「親密戰友」長達幾十年。雖然一個是毛夫人，一個是毛封的「副統帥」，但二人和毛的關係，也可以「奴才」和主子來比喻。江青在被捕受審時就說，她不過是毛的一條狗，毛要她咬誰就咬誰。這雖然有點撇清自身責任之嫌疑，卻也是實情。她和林同毛的關係，就是如此。可這不妨礙周將毛林江三人稱為「中央政治」。 換言之，習李蔡的「中央政治」（也就是我說的中央「三人幫」）與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在性質上是一樣的，故而，李蔡為習之「奴才」並不影響三人組成「中央政治」或中央「三人幫」。在這一點上，需要破除一個陳舊和錯誤的觀念：「奴才」沒有私利，而以「主子」的利益為自身最大利益。中國歷史上，太監宦官還有篡奪皇帝江山的呢。以毛林江來說，毛林最後為什麼會鬧到公開決裂？不就是林在九大後想做國家主席引起了毛的警覺？同樣，江青借著毛夫人的身份，一方面充當毛的打手，另一方面也有私心和私利，用毛的話說，想在他死後做女皇，掌控中共最高權力。既然林、江都有私利，李、蔡豈會沒有？李強難道不想要習讓他做接班人？蔡奇不想在做完這屆常委後再做一屆（以他的年齡，下一屆72歲，按照黨內「七上八下」不成文規矩，他就要下，但如果表現好讓習認為離不開他，也不排除繼續留任做常委）或在黨內取代李之地位？ 李強、蔡奇間的競爭與矛盾？ 正是這種各自的私利，在毛林江的「中央政治」或者習李蔡的中央「三人幫」中，林和江，李和蔡存在著強競爭性。林、江二人從後來披露的史實看，互相提防，尤其是江，利用毛夫人的身份，向毛打林的小報告，說林壞話，讓毛對林起疑心。李、蔡二人會不會有矛盾，也互相提防？鑒於中共高層政治的封閉，目前外界尚不得知，但肯定會有。原因在於，他們之間的矛盾，是由他們所處地位的競爭性決定的。兩人都受習信任並賞識，雖然一個管經濟，一個管黨務，看似井水不犯河水，然而，暗中較勁，在自己負責的領域把事情做好，壓過對方，得到習的嘉獎，這種想法大概會有的，因為這意味著在習那兒分量就更重，政治前景更看好，政治生命更安全。不僅如此，兩人的發展理念也會不同，在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具體政策，乃至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上，都會有分歧，這種分歧在日常治理中也許表現不明顯，但是，在需要政治表態的關鍵時候，或者對關鍵問題的處理上，則有可能產生矛盾甚至釀成衝突。 習作為二人共主，職責是協調二人還有其他親信的關係，讓他們的競爭性及其所導致的矛盾處在一種可控範圍和程度，而不升級為公開的衝突，影響二人的合作並最終影響到這個「三人幫」的最高利益。有人說，在他們二人間，習為更好地駕馭他們，理當去製造和強化他們的競爭關係以使他們互相牽制，而不是彌合他們的矛盾。抽象地說，李蔡一定的競爭關係有助於習更好地使用他們，可若故意要去製造和強化他們的矛盾，讓他們的競爭更激烈，前提是這二人不是習的親信，習覺得自己的控制力不強，不好駕馭他們，且沒有外患和內部危機，或外患和內部危機不嚴重，所以要拉一個打一個。然而，現在情形不是這樣，李蔡都是習倚賴的心腹，特別是這個政權內有各種危機，外有美國和西方打壓，此時更需二人精誠合作，輔佐習渡過難關，豈可要他們更好表忠心，自己使用得順手，而強化他們的競爭關係？ 我在上期專欄文談到，習雖然在政治局和常委會上兩次表揚蔡領導的書記處，但現在尚無跡象表明在二人間他偏向蔡。但也不可否認，習對蔡確實很看重，以主管黨務的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第一書記身份兼任中辦主任，這個安排在過去是沒有的，比照19大的王滬寧和18大的劉雲山，他們都只是常委兼書記處第一書記。不僅如此，在習任一把手的幾個黨內決策機構中，蔡也是成員。比如，中共三個最重要的決策機構——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深改委員會和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蔡是副主任或委員，而王和劉只在深改委員會裡。可見蔡受習的器重，這大幅提升了蔡在黨內決策中的權力，大概是在習的親信圈子裡除李之外才有的待遇。後者在上述三個決策機構以及中央外事工作委員中，是排在習之後的副主任，此外，李還是去年組建的中央金融委員會的主任。這種情況說明，習重用蔡，並非為對沖李，但在其核心圈子裡，的確比習的其他親信更得賞識。 習李蔡三人幫的利益結構 習為何獨重李和蔡，讓他們參與甚或一定程度上分享決策大權？是看中二人特別忠誠還是認為二人有特殊才能能夠輔佐他治理好黨和國家，外界不得而知。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當賦予二人大權，讓他們承擔更大責任，時間一長，這三人間尤其此二人和習之間，會形成一種穩定的、板塊化的利益結構。正是在此意義上，說他們三人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李蔡也就從這種結構關係中，獲得了某種節制習的能力，即便在外界看來，二人是習的「奴才」。換言之，當「奴才」和主子共處一個利益結構，且此結構已經穩定化和板塊化，主子其實是不能隨意處置「奴才」的，因為這勢必會打破這個利益結構的平衡態，從而危及主子的權益。毛和林翻臉後，他們和江組成的「中央政治」結構也就被打破，毛的個人威信無論在黨內高層還是城市市民階層，急劇衰減，它促使當時中國社會的思想覺悟，為人們走出毛的個人崇拜進而加速文革的結束奠定了社會基礎。想想，要是沒有毛林的爭鬥導致林彪出逃，文革可能不會在毛去世後很快結束，甚至毛活的時間也更長。 從這個角度，來預測未來的中國政局，讓人們對打破習李蔡的中央「三人幫」並由此帶來高層政治的某種變局和中國社會的某種變化，有一種期待。不管習政權的壽命是5年、10年或者更長，除非蔡在2027年按照「七上八下」規矩到點退下，導致中央「三人幫」自然解體，否則，三人在利益結構的穩固態形成後，不論是李蔡的政見衝突使得習要偏袒他們中的一人，還是二人或者其中一人令習不滿要讓其出局，只要這樣的衝突出現，就會嚴重損害這個利益結構，它的平衡態就不能維持下去。李蔡身後各有親信隊伍，他們如被清算，二人後面的小團伙也會跟著受牽連。這是一個連鎖反應。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就是這個「三人幫」的利益結構關係，始終比較穩定，沒有出現大的問題。但是，只要平衡態被打破，習固然可以挑選其他親信來接替李或蔡，重建中央「三人幫」，可經過這一折騰，習和其親信之間的相互猜疑必然會加重，新的「中央政治」很難保持一種穩定態，未來出事的可能性也更大。 到底是哪種情形，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我很榮幸有機會推薦宋國誠教授《失速中國》這部大作。猶記得兩年多前，我倆初識於《新聞大破解》論政節目，後來多次同台論政，每次合作愉快，讓我獲益良多，我們亦師亦友，令我倍感欣慰。宋教授準備充分，單刀直入，見解獨到，條分縷析，用字精闢，庄諧並重。例如以「科技鎖喉」一詞，形容美國對中國的科技禁制政策，復以「仙女棒火箭」一詞，形容中國西部發射井蓋失靈的飛彈，諸如此類，生動傳神，令人印象深刻。 習近平極權統治下的紅色中國，十多年來一直都是大家關注的重要政治課題。坊間相關中外文書籍汗牛充棟，但大多抱持以下觀點：習近平是中共統治的「異數」，從「以經濟發展為中心」轉向「以黨國安全為中心」，大開中共歷史「倒車」，「騎劫」中共向下沉淪。其實，這種看法似是而非。中共統治的「常數」一直都是：弱勢時扮傻賣笑韜光養晦（猴氣），強勢時仗勢欺人戰狼出征（虎氣），不理承諾，不擇手段，沒有底線，沒有原則，詭變成精，以征服、佔領、改造、永霸全人類為其終極目標。 習近平從來沒有乖離上述「常數」。以月亮為例，鄧江胡是新月，毛習是滿月，初一十五不一樣，但月亮還是同一個。需知道習沒有否定鄧江胡，而是自覺鄧江胡時代跟習時代的中共實力與國際形勢差距太大了，於是決心以毛為師，有所作為。同樣道理，漢武帝從不否定文景之治，但卻以秦始皇為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表法里，勞民傷財，出征西域，屍橫遍野。嬴政與劉邦是仇家不是重點，毛澤東與習仲勛是冤家當然也不會是重點。 明白到這個道理，才能理解：不是習近平開了中共歷史的倒車，而是中共心甘情願地選擇了習近平，而習近平也不辱中共使命，把中共本質發揮到淋漓盡致。我在十多年前早已不寄望中共黨內產生足以遏制獨裁者的力量，不再刻舟求劍或痴人說夢。君不見2020年「港版國安法」及2024年「23條立法」摧毀香港自由法治人權，其實是中共極權專制本質使然，而習也只不過是刀手而已。假如今天中國仍然由鄧江胡統治，我相信香港慘況也是大同小異。香港與中國融合發展、人口洗牌、文化改造、教育變質、中聯辦成為香港第二支管治隊伍，究竟是誰開始主導的？不是習近平，是江胡。種子早已埋下，習只不過是收割者。韜光養晦者玩的是陰謀，有所作為者搞的是陽謀。分別僅此而已，識者不可不察。 基於以上觀念和視野，本書內容針對習近平的極權統治，就起到細緻描繪與畫龍點睛的雙重作用，鞭辟入裡，絲絲入扣。宋教授在第一部率先揭櫫「習帝養成術」，把習近平奉毛澤東為「精神之父」的心理狀態，分析得細緻入微。第二部談到「五毒攻心」，第三部談到「五大詭辯」，均結合中國與國際近年時事脈動深入分析，其中涉及中國竄改香港歷史的部分，尤其引發我的深刻共鳴。第四部大字標題「中國，必須告別」，令我拍案叫絕，並以塔西陀陷阱的失信漩渦作結，令我擊節讚賞。通讀全書，一氣呵成，令我愛不釋卷。 本書第二部提及「民族智能退化」、「網路民粹主義」、「新蒙昧主義」等概念，其實值得進一步展開深入討論，成為另一部專書。 以下簡單談談我的一些初步想法。「中共」、「中國」、「中國人」、「中華文化的糟粕」四者相互交織，彼此牽扯難分。需知道國際社會多年來的政治論述，往往把四個概念分開處理，固有其聚焦針對中共政權的戰略考量，委實無可厚非，也不需要改變。然而，只要大家坦誠面對現實，就知道四者猶如一大醬缸，體用一元，難以截然劃分。從個人經歷來看，我在千禧年代曾經多次往返中國多地為律師工作出差，並在北京大學就讀博士班。我當時仔細觀察過產、官、學等許多中國人表現，發現魯迅筆下的孔乙己、柏楊筆下的醬缸文化，所言非虛。縱有例外，特例不影響我對上述通例的研判。 質言之，只要我們不抱持大中華或大一統的本位主義去思考世局，很多事情可以用常識和知識來解釋說明。具體來說，中華文化蘊含著許多毒素，雖有提倡「民貴君輕」的華麗口號，但卻沒有產生憲政、法治、人權、共和、自由、民主制度與文化的堅實觀念信仰；雖有擺盪在宗族尊卑順從（儒）、逍遙置身度外（道）、領悟緣起性空（釋）之間的三角混沌，但卻沒有堅持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的定錨觀念格局。再加上「衣食足然後知榮辱」（經濟決定論）、「不患寡而患不均」（平等優於自由），「行而宜之之謂義」（道德相對論）、「學而優則仕」（權力優越論），那就會造就出一個偌大的左傾思想觀念溫床，服從父母官，期待包青天。 及至西學東漸，民初新文化運動萌芽，多人撿拾馬克思主義這種有毒的左派西學，並且奉為至寶。在不知不覺間，跟中華傳統文化當中的上述左傾糟粕一拍即合。然後放任英美宗教改革以來憲政民主與古典自由主義等寶貴思想擦身而過，甚至被某些激進人士棄如敝屣，令人非常遺憾。及至中共奪權建政，共產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是把中華文化糟粕充分利用，大幅擴張，形成共生關係，彼此並不矛盾，反而互相契合。 畢竟，有怎樣的文化，就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制度，就有怎樣的政權，然後又反饋到文化里去，形成一個不斷內卷迴旋的惡性循環。換言之，光看政權影響制度，制度影響人民，只是看到事實的一半；再看人民擁抱文化，人民容忍極權，才看到事實的另外一半。當加害者與被害者同質同構，兩個角色牽扯難分，中國人要「出三峽」（歷史學者唐德剛語），真的比登陸月球還要困難。或許，我上述觀點會為大家理解本書中「民族智能的退化」、「網路民粹主義」、「新蒙昧主義」等觀念，提供另一個思考維度。 我預計習近平與中共的孿生關係將會持續一段時間，暫還未見盡頭。只有當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格局有真正的覺悟和轉變，進而勇敢反抗中共暴政，凝聚強韌的公民社會，追求中國各省各地真正的獨立自主和民主憲政，醬缸才會被逐步打破，進而拆除台灣和香港旁邊的超級炸彈。我相信宋教授內心深處也期望這一天早日到來，讓本書成為習近平政權的照妖鏡和墓志銘。 ※作者為政治評論人。本文為《失速中國》推薦序，今周刊出版，書籍作者宋國誠現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2月21至22日，二十國集團（G20）外長會議在巴西城市裡約熱內盧舉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罕見缺席了這次會議，中方派出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代為出席。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這樣解釋：「王毅外長因日程原因難以出席此次會議，委派馬朝旭副部長代表中方出席。」 這一變更和說法，一度引發外界紛紛猜測：王毅是否出事了？畢竟，二十大之後的中共政治，官員突然缺席會議、旋即失蹤成為新常態。先後有外交部長秦剛和國防部長李尚福從缺席到失蹤，如果這樣的情節也發生在王毅身上，從缺席到失蹤，大概也不會讓人覺得太驚奇，或許，還符合國內外很多人的期待。 但王毅的動態顯示，他並非出事了，而是另有任務和意圖。2月間，在先後出席慕尼黑國際安全會議、訪問西班牙和法國之後，王毅於2月21日回到北京。就在二十國集團舉行外交部長會議的同時，2月22日，王毅現身北京，出席在那裡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成立二十周年的招待會，且是會議主角。 可見，王毅有意錯過二十國外長會議。在此，王毅，其實是習近平或習政權，向外界發出一個信號：不在乎二十國集團，更在乎上合組織；降低中國在二十國集團的參與度，而強化中國在上合組織的參與度。 鑒於二十國集團是美國牽頭建立的國際對話平台，上合組織則是中共牽頭成立的另一個國際對話平台，王毅和中共的這個特別動作，顯示，中共有意另起爐灶，與美國分庭抗禮。其實，早在去年9月，習近平本人就帶頭玩了一把：前所未有地缺席了在印度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首腦峰會，而由毫無話事權的總理李強代替出席。當時，遭眾多國家制裁、抵制和國際法庭起訴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也缺席此會。習近平的缺席，還有中俄配合之意。 習近平和王毅的動作，有意突顯了當今國際地緣政治的現實：中美各自牽頭形成東西方兩大陣營：上海合作組織對上二十國集團或七國集團。這實際上就是新冷戰的格局。這一新冷戰格局，不僅在客觀上成立，而且在北京的主觀推動下成形。 新冷戰，既可能是舊冷戰的重啟，也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奏。伴隨著習近平和王毅等人的不尋常動態，中共方面展示一系列危險動向，尤其針對台灣。自今年1月13日台灣大選後，中共的挑釁和危險舉動，一個接一個。 1月30日，中共方面宣布，從2月1日起，取消設於台海中線西側民航M503航線從北向南的飛行偏置，啟動銜接M503航線的W122、W123由西向東飛行。中共藉此再度宣稱：不承認海峽中線。 2月14日，四個漁民，駕飛艇沖向台灣控制的金門海域。— 遭台灣海巡署攔截和追捕途中，飛艇翻覆，這四人落水，被救起後，其中兩人因溺水不治身亡。 2月19日，中共多艘海警船尾隨一艘行駛於金門、廈門之間的台灣觀光船「初日號」；稍後，中共多名海警突然強行登上這艘台灣觀光船進行所謂「檢查」，當場驚嚇台灣觀光客。 2月25日，事態繼續升級，北京宣稱：中共海警將「在金門附近海域開展執法巡查」，並否認金廈之間存在「禁止、限制」水域，聲稱從此「常態化執法巡查行動」。接連幾天，中台兩方多艘武裝艦船在金門海域緊張對峙。 這是中共特色的碰瓷。聯想到1979年的中越戰爭，中共大規模入侵越南前夕，就上演了一系列碰瓷鬧劇。但在當時中共的黨報上，卻密集報道為越南襲擊中國漁民、毆打中國邊民、驅逐旅越華僑，頻率極高，幾乎每天發生、每天報道，目的是激起並激化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培植對越南的仇恨，為即將發動的侵略戰爭造勢。果然，侵越戰爭於當年2月17日打響，20萬中國軍隊越過邊界，深入越南境內作戰，中共竟稱之為「對越自衛反擊戰」。 近期中共對台灣密集而步步升級的碰瓷動作、以及在黨媒黨報的顛倒宣傳，酷似當年中共入侵越南前夕的調門和氛圍。台灣和國際社會不得不警覺，中共可能隨時對台灣發難。2024年，就有至少兩個最危險的時間點：5月20日台灣新總統賴清德宣誓就任之日或前後鄰近日期；11月5日美國總統大選之日或前後臨近日期。 除了對台灣密集而不斷升級的碰瓷之外，今年2月，農曆新年前夕，習當局突然在國內發動大規模強制徵兵，各地發布的徵兵文件，要求以大學生為重點，農村「不留死角」，外出務工上學都動員徵兵役，新兵年齡放寬到24歲、甚至更多。習當局此舉，意圖一箭三雕：大規模擴充軍力，為攻台做準備；解決大學生和農村青年失業、待業、躺平問題；瓦解00後的抗爭，他們曾是2022年底白紙運動、白紙革命的主力軍。 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日等民主國家必協防台灣。習政權對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公開叫板，以及對台灣肆無忌憚的霸凌、挑釁、碰瓷，完整詮釋了習政權孤注一擲的野心和自我勾畫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圖景：中共悍然攻台，不惜與美國決戰，並以俄國為後盾。
最近台灣的選舉在華語圈裡鬧得沸沸揚揚，美國等幾個西方國家也面臨著即將要選舉。這就牽涉到我多年來思考和觀察的一個問題，當然也是很多朋友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將來需要什麼樣的民主制度和模式更好。 首先是政黨制度。一黨專政當然最不好，不僅毛澤東和習近平的一黨專政很糟糕，其它一黨專政也一樣的糟糕，甚至長期一黨獨大像日本那樣，也不是很完滿。根據我在國外多年來的觀察，真正民主的制度，不管是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制，基本就是兩種模式：兩黨制和多黨制。 英語國家大多是兩黨制，這可能是因為英語思維更加實用主義。對於沒有當選可能性的小黨，大多數人沒什麼興趣。所以多數的選票投向了大概接近自己意願的政黨，以求大概率獲得願望的實現。 歐洲國家正相反，以法國為例，人們更傾向堅持自己的理念，不太願意折衷。結果必然是選票分散，形成多黨政治。不要小看小黨，經常是小黨左右著最終的結果，甚至必需多黨聯合才能湊夠執政所需的選票。台灣正在形成這種局面。 很多朋友會問：到底哪種模式更好呢？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沒有哪種模式更好，只需要考慮哪種模式更適合自己的國家。我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更接近於實用主義的英語思維模式，似乎兩黨制更適合中國的國情。 但中國歷史上的崇拜和迷信的現象，更接近俄羅斯、德國和日本文化。不但是文革期間表現出來的狂熱不亞於納粹時期的德國，就是現代的各種粉絲群的狂熱程度，也是個人崇拜的土壤。很難保證不會出現納粹德國那種選出獨裁者的可能性。毛澤東如果參加公平的選舉，可能也會成為希特勒二世。 中國將來民主化之後，可能會像俄羅斯當年走出共產黨制度初期一樣，小黨林立，一下子出現幾百個小黨。這是共產黨時期，壓制輿論和思想造成的意見分散的結果。有了言論自由之後，社會輿論會逐漸集中，形成較大的政黨。 屆時如果還是多黨林立，可能最後選民不耐煩了，意見逐漸集中形成一黨獨大，這就是現代的俄羅斯和過去的納粹德國，有很快走向獨裁的趨勢。如果屆時中國的選民比較冷靜思考，希望屆時能形成英美式的兩黨制，走向比較穩定的民主政治。 反觀文革時期人們狂熱形成的原因，除了五四以來推崇的理想主義狂熱外，就是固執己見，難以溝通。所以形成了數量巨大的小型意見群體，並且惡意沒底線地互相攻擊。這造成社會的極度撕裂，有利於形成獨裁政治。 但傳統文化的禮制，也就是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那一套，更傾向於有秩序有底線的社會溝通，更有利於形成良性的民主政治。就像日本、韓國和台灣的傳統文化，並不妨礙民主政治的形成，反而快速和穩步地走向了民主政治。雖然中國社會傳統的地方自治被共產黨所破壞，但是思想文化的傳統並沒有連根拔掉。沒有共產黨的基層專政之後，恢復地方自治的傳統結構並不是難事。不像俄羅斯等農奴制文化傳統那樣困難。 當然將來的民主之路不可能沒有困難，但像日本、韓國、台灣那樣穩步走向民主，還是可以預期的。各種困難和可能性都有，這在今後會和大家繼續探討。本篇只不過是拋磚引玉的不成熟意見，希望能引起有識之士們的思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上台之後即全面復辟毛澤東時代「黨委一元化領導」的所作所為，其實也是在完成江澤民未竟的「事業」。習近平如今無以復加的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對江澤民執政時期全盤否定鄧小平和趙紫陽政治體制改革理論和實踐的變本加厲。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習近平的「兩個確立」脫胎於江澤民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著重介紹和分析了諸如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謂「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蕭規曹隨和發揚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權已經「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並「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論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由此 「法定」了江澤民本人的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雖然當時的鄧小平和陳雲都還在世。 當然，圍繞「核心」二字，當年的江澤民也只是為日後的習近平提供了黨法的保障和實踐的基礎，當年的「江核心」雖然也在兼任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同時也兼任著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甚至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不過在他總書記的13年時間裡，畢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終存在。當時的所謂「黨的領導核心」或者說「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和個人獨裁還不能劃等號，不似如今的習近平，已經把他個人的「核心作用」瘋狂到了地下的毛澤東如果有知都會感慨一句「後生可畏」的極致。最近的一個實例就是本文截稿當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黨組成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向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述職」。 僅從中共新華社通稿標題的字面看，「黨中央」是誰？就是習近平自己。 前面說了，30年前江澤民在十四屆四中全會上主持通過的那份所謂「劃時代文獻」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沒有一處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報告中還數次出現的「政治體制改革」字樣。按照江澤民在這個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夜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解釋：籠統地講「政治體制改革」，並且把它作為一句時常出現有報紙上、理論文章中的口號，很容易誤導輿論。整個八十年代里，黨內自由化分子、社會上和境外敵對勢力，一再利用我們黨自己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口號，以促進「改革」為名，與執政党進行所謂的「合法」鬥爭。一時間，什麼「法大於黨」、「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等等烏七八糟的東西都冒出來了。所以在起草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時，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議，沒有在文中繼續沿用「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辭彙，而是以「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完善黨規黨法，實現黨內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體內容來說明問題。 江澤民這裡說的「下面的同志」，具體是指的當時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澤民政治秘書，有「鄧力群文膽」之稱的滕文生。 如果筆者不在此專門提醒，應該會有不少人會想當然地認為十四屆四中全會上這份黨的「劃時代」的重要《決定》，應該是出自「三代帝師」王滬寧的手筆。其實不是。 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當年初，王滬寧才剛剛被提拔為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當年夏天確實也以學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參與討論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草稿，但只被徵求意見和建議，他本人並非文件執筆人之一。他王滬寧是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半年之後才奉昭進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務委員兼政治組組長。其當時的頂頭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師」。 話說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後，正式接替了溫家寶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的曾慶紅當有了「大內總管」的雅號，而當時的「大內御筆」還不是王滬寧而是中共理論左王鄧力群在江澤民初入中南海時即為江澤民舉薦的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秘書長滕文生。從江澤民上台之初到本世紀初王滬寧因為炮製了「三個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師」地位之前，江澤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趙紫陽麾下的鮑彤的角色更為吃重。 出生於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學歷是一九六零年以「調干生」名義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學習。 「文革」結束是他還只是個《紅旗》雜誌的小編輯。 一九八一年一月，當時還被鄧小平十分器重的鄧力群出面組織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並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名義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開始招兵買馬、結黨營私。而被鄧力群網羅進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論師兄盧之超。 鄧力群當上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一直兼任該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鄧力群被迫退出權力核心，該研究室被趙紫陽撤消為止。 這個滕文生當年在人大受訓時，不但接受的「理論教育」內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訓練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維方式。這就決定了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即使想師法改革派，將自己的思想觀念「解放」一下，讓自己的理論思維跟上現代化水平，都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當時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內凡對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該人為什麼會像阿Q怕說「疤」字一樣，一聽到「政治體制改革」之類的字眼便會反感到生理上發生問題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論上「出名」，全憑當年追隨鄧力群、胡喬木積極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在這些左將、左棍們的眼裡，當時中共開明派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黨內的具體體現。 當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台後，鄧力群企圖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到經濟領域， 聲稱不但要批「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還要批「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引起趙紫陽的不安和公開批駁。於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開前夕，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乾脆將鄧力群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組建了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由鮑彤任主任。鄧力群不甘心失敗，針鋒相對地成立了一個「反自由化寫作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幹角色。 八九「六四」鎮壓之後，滕文生受命參加對趙紫陽、鮑彤「罪狀」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熱程度和拚命精神已經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 至於此時的滕文生為什麼被江澤民看好，局內人驚奇之餘，認為無非是兩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澤民上台的前提是對趙紫陽的廢黜，所以必須要啟用趙紫陽的敵手。越是對趙紫陽恨之入骨，與其不共戴天者，對江澤民來說越發可靠。 再者，當初鄧力群的「研究室」被趙紫陽下令撤消之後，滕文生在家待業一段時間後即被鄧力群成功推薦給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來的正局級升任了副部長級的中顧委副秘書長，從江澤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顧委員副秘書長的身份，幫助江澤民與政治老人們進行政治聯絡和私人交易，令江澤民更覺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澤民當年與老人黨之間的許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極少數幾個知情人的可能。 客觀上講，滕氏雖然思維方式極度僵化，但其文筆之流暢，一些改革派理論家也都表示信服。對江澤民習慣的「黨八股」套路，滕文生簡直就是信手拈來。只要江澤民交辦一份文件、講話稿之類的東西，滕文生不但脫稿神速，而且絕對保證只將江澤民的思路「錦上添花」，又絕無畫蛇添足和曲解領導意圖之嫌。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標榜其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哪些方面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其出籠經過是：自鄧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毛思想)後，連中宣部內部都出現了很大的爭議，有人還編出順口溜：「說三道四，左右為難」。「三」指「（十一屆）三中全會」，「四」指「四項基本原則」。意思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反左，現在又弄出個四項原則提倡反右，豈不是讓搞理論和宣傳工作的人無所適從?鄧力群手下滕文生等人則牽強附會地將四項原則解釋成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精神的發展，硬是在兩者之間找出了「共性」，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第一政策與毛澤東的閉關鎖國、階級鬥爭為綱之間，分析出「內在繼承性」。這一「理論建樹」非常對上台之初，急於大樹特樹「第三代領導核心」之權威的江澤民的胃口。江澤民曾經親自指示曾慶紅、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領導集體不但要繼承鄧小平抓經濟建設的思想，更要繼承毛主席的政治遺產(大意)。而正是根據江澤民的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為江澤民炮製出「講政治」的意義所在。 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以及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創作內容，便是將十三大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內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曾一再強調堅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線，並聲稱十三大內容一個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漢，便讓前往迎駕的湖北省委領導人向江澤民等人傳昭：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台! 接下來，江澤民的政治地位雖一度岌岌可危，但終於反敗為勝，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線以江澤民、李鵬雙雙保住權位和楊家兄弟的交出軍權而告終。 當時，中共黨內黨外，海內海外均將對大陸政治局勢的關注焦點集中在楊家兄弟倒台的問題上，卻沒有注意到江澤民等人已經將十三大修改過的黨章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的內容悄悄作了變動。主要執筆者便是一提政治體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癢的滕文生。 回顧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首要的一條就是實行黨政職能分開。認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為了保證行政首長負責制的實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和審判、檢查機關中不再設立黨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經轉發一份中央組織部《關於逐步撤消國務院各部門黨組的意見》，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門現有的黨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有利於政府工作的統一和效能。 日後雖然趙紫陽下台後，鄧小平曾經向江澤民、李鵬等人強調，十三大的路線沒有錯。但江澤民上台還沒有兩個月，便在公開發表的講話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江說：「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決不是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江澤民還特別針對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強調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句話批駁說：「黨的領導作用只提政治領導不夠，還應該有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接下來，國務院各部門已經被撤消的黨組陸續恢復，審判和檢察機關的黨組更是江澤民首先要求恢復起來的。已經實行了行政首長負責職的單位，特別是實行了校長負責制的單位，一律被迫「歸位」。雖然沒有重提毛澤東時代的「黨委一元化領導」，但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說白了還是開始退回到「黨天下」的時代。 對江澤民此舉深表擁護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黨章時，不但徹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關內容，而且在1982年通過的十二大黨章基礎上，把設立黨組的範圍規定的更為細緻：「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和文化組織和其他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可以設立黨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後的黨章中規定：「企業和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單位的貫徹執行實行保證監督。這些基層黨組織應以主要精力加強黨的建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支持行政負責人按規定充分行使職權，並對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這一段在十四大黨章修改案中被改寫成：「全民所有制企業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圍繞企業生產經營開展工作」;「實行行政領導人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這中間的「核心」兩個字，其實就是毛澤東時代「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極左口號的理論翻板，使所謂「行政領導人負責制」只剩下諷刺意義。 而之所以還要保留這句空頭許諾，使江澤民政體與毛澤東政體在文字上還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澤民還不敢讓滕文生等人在「無產階級復辟」問題上，走到令鄧小平再次感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當然，在江澤民的十四大政治報告和十四大黨章中，鄧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被正式寫入。但日後分析起來，江澤民在當時仍還在世的陳雲等人的支持下，就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向鄧小平作了讓步，但交換條件顯然是鄧小平在政治體制「還原」(從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問題上作了讓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的春節結束了，雖然有些地方還在等待最後元宵節的歡樂，但是，在一個分外冷清的長假過後，幾乎沒有人對新年抱著更多希望。似乎比經濟大蕭條來得更早，中國社會陷入了普遍的抑鬱，而且這種相同的抑鬱（Depression），也在政治領域從基層向北京蔓延。 政治衰敗初現 例如，千年老梗的大齡青年回鄉遇到的逼婚問題，在今年春節幾乎絕跡，中國家庭對城市生活的艱辛第一次形成了普遍共識；更多的中年人都在忙於照料患病的老人，他們當中有的是新冠疫苗併發症的犧牲品，有的是中國社會最短板的養老護理匱乏的受害者，無論什麼原因都集中在春節假期爆發，返鄉探親變成了探病；而酒桌小聚的人們，各個階層，很少例外，都在痛陳各級吏治的敗壞，無所忌憚地發出咒罵；當假日結束，前往海南的旅遊者滯留在空港和海港，重溫了疫情期間在海南被迫隔離的困境，也呼應了節前在兩湖高速路上陷入風雪的人們。 中國人民正在承受的這些，都是三年新冠期間「動態清零」的遺產。他們面對的2024，不僅是經濟大蕭條的降臨，還是政治衰敗的開始。而這一切，早在2022年的11月底，就由那些上海烏魯木齊路和北京亮馬橋邊的年輕人喊了出來。他們大概是最早感受到深深沮喪—Depression的群體。 如果說一年之前中國人民多少還抱著復甦的憧憬，那麼，目睹了整整一年的內外鬥爭，人民幾乎一致地發現管理層的無能，如同當下的時髦話語——世界的背後原來是個草台班子，儘是一些無能之輩佔據高位，浪費了一年的時間，也耗盡了人民最後一點希望和儲蓄。於是，在後疫情時代的第二年之初，當人民開始以窮游和節儉的方式渡過春節假期，北京政治中心也與人民一起陷入了躺平。 這是一種政治衰敗。弗朗西斯.福山在八年前出版的專著，他的《政治秩序根源》的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指出了21世紀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自由民主政權所面臨的政治衰敗問題。其振聾發聵的程度，不僅在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得到了印證，還自我實現地預言了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政治的衰敗。或許因此之故，福山在中國再度成為紅人，這本巨著出版當年（2015年）他到北京與王岐山做了一次交流。儘管當時的世界可能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次交流的歷史意義，當時包括他在內、以及貝淡寧（Daniel A. Bell）之類的吹鼓手們都把中國的所謂賢能民主看作既是區別於自由民主、又是可能抵禦政治衰敗的另類道路。 北京躺平與思想解放 然而，幾乎反諷的，當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的武漢隔離倉里有人在卧讀福山的這本著作之時，一場顯見的政治衰敗就已經隨著「動態清零」開始了。以至於直到今天，中國人民仍未走出動態清零的打擊，而政治生活也陷入了停滯，原定去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至今仍未召開。如果考慮到早早確定3月初即將召開的「兩會」，那麼在剩下不足兩周的時間裡，黨中央的全會窗口正在關閉。 這是再明顯不過的政治衰敗，意味著：面對前所未有的內外交困，一方面是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脫鉤進程難以逆轉，另一方面是國內經濟面臨大蕭條、人民信心喪失，中國的領導人為了防止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會」的歷史重演，其實只是擔心「三中全會」上出現超出「絕對安全」或者「絕對忠誠」的任何一點點批評，而任何一點批評都可能意味著對過去十年路線的根本否定，這恰是中國領導人刻下難以承受之輕。 問題在於，即使無限拖延三中全會，例如拖到「兩會之後」或者更可能的——以躺平姿態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繼續照常舉行「兩會」，照常舉行政治局會議而推遲到2024年秋天預定的「四中全會」日子召開「三中全會」，那就意味著2024年的一年裡所有政治生活都將陷入虛無和停滯，堪稱北京躺平。這或許是繼「北京摺疊」之後，中國政治生活出現的最新荒誕卻是非虛構的政治景觀。 事實上，過去幾年，從年輕人不堪生活重壓和政治抑鬱後紛紛選擇躺平、拒絕奮鬥、減少消費後，企業家們在面對「翻燒餅」式的政策折騰也選擇躺平歇業、停止投資，基層官員們則疲於應付形式主義和「自我革命」式的無休止清洗，從年初以來紛紛消極怠工、放飛自我。一方面，各個黨政單位、國企和學校，眼見的人人變得木訥僵化，沒有領導意志絕不敢越雷池半步，猶如沒有穿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一般，已經成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龐大累贅，也就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蘇聯勃涅日列夫僵化體制的再現。 這正是春節過後湖南、深圳福建等地官員開始鼓吹「解放思想」的背景。此解放思想已經不是1980年代初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本來意義，只是針對幹部官員們的僵化躺平所做的鼓動。畢竟，他們了解這些幹部們私底下面目的豐富多彩。例如去年以來中國官場和國企最流行的便是「摜蛋」的紙牌遊戲，幾乎所有官員都成為了孫政才式的「摜蛋」迷，還有許多中層精英開始熱衷換妻、SM等性遊戲，各種遊戲風潮之盛彷彿1970年代初社會覺醒的重現。 「新四人幫」 當然，在社會躺平、北京躺平的同時，還是有一小撮投機官員努力扮演著氣氛組的角色。除了那些站出來號召解放思想的地方大員之外，北京躺平圈裡赫然浮現出一個「新四人幫」的結構。那就是一張網傳老照片透露出來的秘密。 那張大約攝於1990年代的合影，除其中核心人物外，其餘四人當時皆名不見經傳、出身和學歷平平，其後政績和才幹也遠遠不夠所謂「賢能」標準，但在今天皆列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之尊，一個黨內暗藏、無人敢置喙的小團伙至此大白於天下。他們如同東漢末年「十常侍」的存在本身，將福山的政治衰敗，雖然是非民主體制的政治衰敗，演繹出來。 而在中共歷史上，上一次「四人幫」的出現也是中國政治最為衰敗的時期，即文革後期毛的力量下降，當他在蘇聯壓力下被迫調整對外路線、對美緩和的同時，不得不讓曾經被他打倒的革命戰友重新出山收拾局面，也在此種情形下以江青為中心扶持了一個年輕的「四人幫」毛派小集團，後者只有吹鼓手之力，繼續拖延著中美間的緩和進程，企圖繼續革命。 但今天中共政治高層「新四人幫」的出現及其意義，而非表面的所謂「三人組」，佔據高位，卻無對等力量集團可牽制，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掌握幾乎所有重要權力和政策，如同全斗煥政變成功後重用的「一心會」骨幹。或者說，中共很大程度上已經被一個私人團體把持，共和國也因此淪為類似普京領導下的西羅維基集團控制的私人國家。 「新四人幫」的無能和私慾膨脹，當然要為中國領導人所面臨的信息孤島負責，也須為中共黨內其他派系尤其是團派的悲慘命運、為外交內政的混亂無能、為經濟的蕭條和人民福祉的下降負責。不過，尚可慶幸的，他們好歹還是從儒家官僚集團當中產生出來的，而非克格勃與官僚主體的隔離，也不像上一代「四人幫」那般激進；雖然自身無能，卻還能從經歷了大規模、無限次清洗後的專業官僚中選擇一些勝任的倖存專業官僚繼續治理這個國家，例如最新任命的證監會主席。而後者的價值，以及類似專業官僚群體的存在本身，或許就是「三中全會」難產的根源。畢竟，他們不可能人人都是馮道。 無論如何，中共政治的衰敗已經呈現，哀嘆無力回天的不僅是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還有北京躺平的諸多權貴。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對中國近代史專家馮客先生關於習近平是江澤民路線追隨者的說法無論作何理解，都不能不承認習近平上台之後的種種倒行逆施，至少一部分是江澤民當年曾經主張或者親自實踐過的。比如習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謂「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發揚光大。 本月20日，自由亞洲電台網站刊登出《中國近代史專家馮客：習近平是江澤民路線的追隨者》一文，其中有兩段內容是馮客說他本人認為，「在毛澤東之後，鄧小平是偉大的改革開放總工程師，但江澤民才是創建者，他提出「走出去」的想法，他提到新疆是重要的戰略區域，也是他要求在私營企業安插黨委，也是江澤民從1989年夏天開始一直強調，和平演變是中國的巨大威脅「;」 他（習近平）是一個追隨者，特別是忠實追隨江澤民建立的制度。有些時候人們互相不喜歡，是因為他們很相似，像江澤民和習近平的情況。不是習近平要求黨委進駐民企，是江澤民；不是習近平鉗制西方文化，是江澤民；是江澤民提出』走出去』，也是江澤民時期加入世貿，習近平忠實地遵從這一切。」 關於江澤民當年如何「要求在私營企業安插黨委」，以及「反和平演變」等內容，將會是本專欄下篇文章的內容。本文先介紹和分析一下為什麼說如今習近平的「兩個確立」，也不過是對當年江澤民和江澤民的吹鼓手們的「理論及實踐」的蕭規曹隨和發揚光大。 記得習近平在2017年秋主持的中共十九大上正式宣布「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之後，中共官媒的學習指導文章《「兩個確立」：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重要政治成果》中是這樣解釋為什麼說「兩個確立」具有充分的實踐依據和充分的理論依據的：「1994年9月，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在黨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論述建立黨的領導核心的極端重要性：『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 沒錯，當年的江澤民正是在自己上台5年，感覺地位穩固後，就不失時機地用黨的「決議」的形式「法定」了他本人的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正是在這部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向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權已經「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 這可是江澤民自1989年6月被鄧小平推上前台之後，在中南海深宮苦苦等了五年,才終於說出口的「心裡話」。 這裡，用黨的中央全會《決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已經「完成」，等於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體已經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自主」；等於是以黨規的形式「法定」了鄧、陳兩位「東、西太后」的垂簾聽政時代徹底結束，「法定「了江澤民已經從「兒皇帝」轉為有名有實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 。難怪當時的鄧小平子女在看到這份《決定》的「徵求意見稿」時就在私下裡調侃說：這分明是一份江澤民的「(政治)獨立宣言」。 這就涉及到了當時黨內當外都好奇的問題，當時的這份《決定》中的如此關鍵的內容，事先到底是經過了鄧大人的恩准，還是江澤民擅自行事？ 當時的北京高幹子女圈中流傳有三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鄧大人在十四屆四中全會前（1994年秋季之前）身體情況還允許聽取文件和工作彙報，在楊家將倒台之後接替了江澤民與鄧小平之間「聯絡人」角色的曾慶紅通過鄧辦主任王瑞林向「老人家」送審《決定》草稿時，鄧大人看到文中提到關於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日益成熟」的說法，認為，「日益成熟」就是「還沒有成熟」。曾慶紅回去以後便改成現在這個樣子。 第二種說法是，鄧大人早在四中全會之前即已經處於半睡半醒狀態，故對四中全會《決定》草稿根本沒有審閱。 第三種說法是，交鄧小平「過目」的《決定》草稿同日後公布出來的內容基本一樣，而鄧小平只是在草稿上籤上「已閱」二字，沒有表示讚許也沒有表示反對。 無論上述說法哪種更接近內幕實情,都必須承認當年所謂「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從「第二代領導集體」手中完成權力「交接」這句話一經在官方媒體發布的中央全會《決定》中原話刊出,絕對是有著劃時代意義的。此話面世之前,中共黨史還要被算作「鄧小平時代」,而從此話面世的那天開始,中共黨史則正式進入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之後的第三階段:「江澤民時代」。所以,當時的鄧家子女將此說成是江澤民的「（政治）獨立宣言」,確是一語中的！。 回想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的五年前（1989年11月）, 雖然當時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對外宣布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宣布了「全會在充分醞釀的基礎上，決定江澤民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但同時也宣布了「楊尚昆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劉華清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楊白冰同志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秘書長；決定增補楊白冰同志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當時的江澤民心裡非常清楚自己的時下實際處境，不但鄧小平本人不甘心真正交權，而且還在他江澤民與鄧小平之間安插了楊家兄弟。所以,當時的江澤民不但不敢聲言他自己及以他自己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可以「獨立思考」、「獨立決策」,而且是在公開發表的講話中,不惜自我貶低，自降身份,聲稱他這個「軍委主席」只有在楊家兄弟的幫助下,才能「做好工作」。同時,他還特別安排楊尚昆站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間合影,並親自下令各大報刊刊登此照,可謂「謙虛到了極點」。 但日後看來，江澤民剛剛接掌軍委主席表面職務時的表現，完全是韓信式的「忍辱負重」。 我們知道，當習近平2017年推出所謂「兩個確立」之後，當時的黨內「二把手」李克強雖然沒有可能表達「不同看法」，但至少沒有主動出面替習近平背書。而當年的江澤民手下的「二把手」李鵬則不然，1994年9月正是他李鵬親自出面，對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中的「最關鍵」一處內容進行強調解釋，把「「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翻譯成人話：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過渡已經順利完成」。 這個十四屆四中全會的具體召開時間是1994年9月25日至28日，28日閉會當天即依慣例發布「會議公報」。「公報」中稱：全會集中討論了黨的建設問題，並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另外，該「公報」中也簡述了會議《決定》內容的概要。 但是，該全會結束後，其《決定》的全文卻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華社發出通稿,次日統一見報，中間間隔了八天時間。 筆者在當年發表的相關文章中對比了「江核心」此前主持的歷次幾次重要會議之文件的公開見報時間,比如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結束後隔了一天，江澤民的「政治報告」即全文見報；1993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也是僅隔一天，該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及江澤民在該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便同時見報。 那麼，1994年9月召開的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全文內容之所以在閉會之後又拖了八天時間才正式公諸與眾，只有以下幾種可能：一，《決定》全文在中央全會通過時，與會者對其中內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後再正式發布自然需要時間；二，《決定》內容的某一或某幾個關鍵之處,還必須等待政治元老,特別是鄧小平的首肯才敢公開發表；三，《決定》中的關鍵內容過於敏感，中共高層擔心發表出來以後引起輿論不安或黨內外的騷動，所以才推遲了一段時間。 而事實上無論是在當年十四屆四中全會籌備期間的《決定》起草過程中和該會召開期間的《決定》討論過程中，前後都有部分參與起草者和起草過程中的被徵求意見者及會議上的參與討論者委婉地表示了所謂的「保留個人意見「，認為這樣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林彪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及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當年林彪提出的所謂「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 不過呢，無論當時黨內外反映有多強烈,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核心內容在討論過程中的阻力有多大,反正是四中全會開過一個星期後,江澤民終於力排眾議,要求新華社對外播發的四中全會《決定》內容中,將曾慶紅的得意之作逐字逐句全部保留。 註明一句，這裡說的「黨內外「三個字中的」外「，並非指中國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國之外，而是特指中共政治詞典中的」黨外「，即所謂「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共每有重要「決定」的做出，都會在文件生成階段有一個向「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徵求意見的程式。 記得當年筆者撰寫《江澤民的幕僚》一書過程中，曾有「圈內人士」告訴文筆者說：1994年10月7日《人民日報》等官方紙媒體全文登載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的當天,聚集在曾慶紅周圍的一批「政治哥兒們」奔走相告,聲稱這是共產黨歷史上的又一份「劃時代的文獻」,其重要意義絕不亞於鄧公16年前（指1978年）主持制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 就在這份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全文被正式登報的三天後,中共《光明日報》便刊登出時任山西省副省長劉澤民的「學習體會」文章,，把四中全會《決定》中強調的「民主集中制」總結成為「六個意識的強化」,其一「強化維護中央權威的意識」；其二是「強化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領導的意識」……。文章還肉麻地吹捧說：只有「強化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領導的意識」，才能「充分發揮黨中央集中統一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充分肯定傑出人物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領袖人物對於政黨的作用……。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來……，贏得了全黨全國人民的依賴。……實踐已經證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全黨全國人民愛戴的黨中央，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是對黨的利益、人民利益的愛護……。維護黨中央的權威，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相比之下，日後看來，，無論是王滬寧還是李書磊，無論是蔡奇還是李鴻忠等習近平的吹鼓手們，都不是原創，其對習近平的吹捧內容全都有對當年劉澤民「大樹特樹江澤民的絕對權威」的抄襲之嫌。 這個劉澤民也是一個技術官僚出身,當年被提拔為山西省副省長時,就有不服氣者諷刺說他「一定是沾了『澤民』二字的光才仕途輝煌」。 1994年9月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期間,劉澤民以中央候補委員資格出席。會議結束當天,便將他這篇效忠文章送到《人民日報》。據說有《人民日報》理論部的編輯當面挖苦他說:四中全會《決定》的全文我們這些編輯們都還沒有看到，目前只看到的是《會議公報》的內容，可是「公報」中對《決定》內容的概述沒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東西。如果我們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黨的「機密」嗎？ 結果,《決定》被全文公布的第三天，劉澤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報》頭版。 事後有消息說,曾慶紅在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即已經在小範圍內打過招呼,聲稱四中全會《決定》內容是中央今後考察幹部的「試金石」，並授意自己的親信分頭聯絡一批省、部級負責人,示意他們在四中全會之後,要在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央權威」問題上,帶頭表態。而劉澤民想必是當時被聯絡到的地方負責人之一。所以有《光明日報》編輯諷刺說：過去見到這種文章正好是十八年前的今天（1976年9月）,那個時候毛澤東剛死,好多省級領導都寫來這種文章向江青表忠心。現在小平同志還在世，就有地方領導急著向江澤民表忠心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外事辦主任暨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日前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並發表演講，依循近期中共對外所展現基調，刻意擺出和平使者模樣以掩飾戰狼本色，卻被不少輿論看穿只是演一場欺世盜名的「和戰兩手策略」大秀。 第6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MSC）於2月16日至2月18日在德國慕尼黑舉行，2月17日王毅演說時收斂「戰狼外交」作風，聲稱中國與歐洲「是夥伴而非對手」，願在諸多國際議題上「成為穩定力量」。顯然試圖拉攏歐洲。 實為「笑裡藏刀」的「微笑外交」 《日經亞洲》2月18日報導，王毅聲稱中國願做「推動大國合作、應對熱點問題、加強全球治理，以及促進全球增長」的穩定力量，並為飽受質疑的中俄關係辯護，宣稱雙方發展基礎在「不結盟、不對抗與不針對第三方」、「堪為新型大國關係典範」。 根據《美國之音》2月19日指出，柏林《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認為，王毅強調中國是負責任的國家，宣稱中國始終為和平而努力，然而要注意王毅所述「主要只是漂亮的言辭」。 《法蘭克福評論報》（Frankfurter Rundschau）則認為，王毅「比去年更加咄咄逼人」，其所發表對世界衝突的看法「令人驚訝」。去年王毅提出俄烏戰爭和平倡議，迄今為止卻無任何成果，幾乎被世人淡忘；今年，王毅闡述中方對全球各種衝突的看法，留下很多空泛內容，有時「近乎撒謊」。 《法蘭克福評論報》強調，在台灣議題上，王毅未能反駁西方民主國家的擔憂，還堅持「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關於中國侵犯新疆維族人權問題，王毅也表示包括強迫勞動和壓迫都是錯誤訊息；在俄烏戰爭問題上，王毅堅稱北京努力不懈地尋找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方法，但未稱之為「戰爭」也未譴責俄羅斯。 《德國電視一台》（Das Erste）指出，中國自稱是「和平力量」，但真相是「中國與俄羅斯關係密切」。雖然去年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宣布關於俄烏衝突的立場文件，如同「和平計畫」，但是後來並無具體步驟，不了了之。反而習近平卻多次重申與普京的密切關係。 在歐洲高度關注的烏克蘭危機與俄羅斯威脅上，中共態度顯然過度輕率且引人質疑。德國暨歐洲最大研究中國之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政策與歐洲事務部主任瓦瑟莉爾（Abigael Vasselier）指出，其實慕尼黑安全會議能提供中國對歐美民主國家傳遞校準後重要訊息之機會，然而中方並未正視，也不尊重烏克蘭議題，對於歐洲要求不得對俄羅斯提供經援與軍援幾乎不理，與烏克蘭在會議中的對話也很膚淺，猶如虛晃一招，比方承諾烏克蘭外長德米特里・庫列巴（Dmytro Kuleba）不會向俄羅斯出售「致命武器」。然而北京早已被控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武器，北京一貫否認。 近日俄國最著名異議領袖納瓦尼（Alexey Navalny）在北極獄中猝逝，歐美為此強烈抨擊俄國總統普京，中國當局沉默一日後卻稱此事為「俄國內政」拒絕評論。中國對俄羅斯的偏袒不言可喻。 中共「和戰兩手策略」統戰國際 此外，中共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對美國盟友加拿大也放低姿態。由於加拿大當局加強警惕中共赤化滲透與干預政治，近年加中關係更為緊張。王毅2月17日還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對加拿大外交部長梅蘭妮・喬莉（Melanie Joly）「示好」表示，中加兩國「不是競爭對手，更不是敵人」。 王毅除了表示「中加經濟高度互補，沒有根本利害衝突，雙方不是對手更不是敵人，應該是合作夥伴。」還敦促加拿大當局「停止炒作『中國威脅論』，停止散布所謂『中國干涉加內政』虛假資訊。」 然而，2023年以《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為主的加拿大媒體援引情報和機密文件報導，中國暗中干擾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的兩次大選。加拿大當局也曾經指控中國試圖影響前述兩屆大選，渥太華於2023年5月驅逐一名中國外交官，主因涉嫌恐嚇一名批評北京的加拿大議員與家人，當時喬莉強調「我已經明確表示：我們不會容忍外國以任何形式干涉我們內政。」 此外，加拿大安全情報局於2月1日公布報告指稱，中國是加拿大境內最大的外國影響力行動者，針對目標包括加拿大各個層級政府和社會領域。 這份最初撰於2021年夏天的報告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加拿大的頭號外國影響力行動實施者，針對各個層級的政府（包括省級和市級），以及加拿大社會的多方面向，包括易受攻擊的中國海外組織、民主活動人士、媒體機構、異議人士、社會菁英、民選官員和學術界。」並強調，中共刻意透過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實現中國政府利益，未來這種影響力行動只會持續增多，中共主要透過中共中央統戰部進行這些活動，其方式往往不透明，暗中進行，具有迷惑性和威脅性。 相對之下，觀諸王毅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會談，布林肯重申維護台海與南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強調美國將維護自身與盟友及夥伴之利益與價值觀。王毅除依慣例警告華府在台灣議題不可輕率，還說與美方會談「坦率而富有建設性」，顯得照本宣科了無新意。 經驗老道的王毅，這回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彷彿脖子上掛著「微笑外交」的牌子遊走會場。中共不斷對台灣進行赤化統戰的「和戰兩手策略」早已是陽謀，值得關注的是，中共更將這套伎倆運用到國際外交場域，多年來公然持續加強，民主自由國家在被王毅一再強灌迷湯之餘千萬別健忘，莫忘不久前中共如何大肆以戰狼外交糟蹋國際關係，以及現在仍然持續進行中的大規模赤化滲透。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曾任網路與投資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與國際覺醒》。台大政治系畢業、美國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