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奧德賽》北京首映 主持人屈膝採訪掀爭議
2026 年 8 月 6 日
3月5日，美國前總統、試圖再次參選美國總統的川普，在美國總統初選中的「超級星期二」贏得絕大多數州共和黨選民的支持。加上此前已決出的8個州初選結果，川普已在近半數州份取勝。而川普的主要對手、共和黨新星女政治家尼基·黑莉支持率遠遜於他，僅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和佛蒙特州取勝，難以撼動全域。川普另一有力競爭者、佛羅里達州長羅恩·德桑蒂斯則早已棄選，轉而支持川普。 3月6日，黑莉宣布退選。至此，川普已在共和黨初選中鎖定勝局，將再次代表共和黨出戰今年年底美國總統選舉，又一次與拜登對決。而根據包括CNN、NBC等多家民調，川普支持率還多次明顯領先拜登，頗有可能擊敗拜登，再度成功問鼎總統寶座。 那麼，為何川普能如此強勢的回歸？川普為何在共和黨選民中獲壓倒性多數支持？拜登支持率為何低於這位在2020年大選中的「手下敗將」？若川普再度當選，對美國和世界又會有怎樣的影響？ 川普是當今世界最具爭議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美國歷史上最為個性獨特的前總統。在2016年大選前，鮮少有人認為他能當選總統。但2016年12月，川普爆冷擊敗希拉里，成功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 無論川普擔任總統期間，還是當選之前及2021年卸任後，其大量爭議言行飽受批判。從造謠民主黨的奧巴馬和希拉里「貪腐、叛國」，到聲稱可以用消毒水治療新冠，以及任命極右保守人士擔任高官、與西方盟友鬧翻、退出多個國際機構，以及煽動支持者攻擊美國國會造成「1.6騷亂」，都遭到了建制派精英、知識份子、主流媒體的強烈批評。 但同時，川普也得到了美國保守派基督徒、白人種族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者、極端自由主義者、經濟自由放任主義者、右翼民粹主義者等群體的強力支持。無論川普個人品行如何、有怎樣的「出位」發言，這些群體都堅定不移的支持川普，甚至因其一些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而對他格外青睞。因為川普的主張和政策，非常能夠滿足這些整體屬於右翼保守人士的訴求。 美國既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度，但又是保守勢力最根深蒂固的國家之一。無論拓荒墾殖的開國史，還是高度競爭的發展過程，以及白人主導的權力結構、宗教信仰在美國立國和維繫社會秩序中的作用，都促成了美國濃厚的保守氛圍。 20世紀以來，保守的美國經歷過幾輪進步主義和多元化思潮的衝擊，如1930年代羅斯福政治、1960年代民權運動和嬉皮運動。但基於宗教保守主義和白人種族保守主義的保守派仍然根深蒂固，多次反撲，如1980年代里根政權的輝煌就是例子。 2008-2016年，以奧巴馬和希拉里為代表的又一輪進步主義政治浪潮席捲美國。這讓保守派強烈不滿。而如麥凱恩、羅姆尼等「傳統紳士」形象的建制保守派，無力戰勝奧巴馬和希拉里等進步主義者。於是，說話無忌、個性獨特、反建制的川普就被保守派推到台前，依靠不循常規、不擇手段的方式，贏得了2016年大選的勝利。 如今又過了8年，雖然美國和國際局勢風雲變幻，但美國保守派的基本盤及其訴求並沒有變化。因此，川普的支持率一直較為穩定。無論其說什麼做什麼，都有大約40%的美國成年公民鼎力支持。這是川普可能再度勝選的基礎。 而共和黨的兩個政治新星，尼基·黑莉和羅恩·德桑蒂斯，雖然也有亮眼的政治履歷，但都缺乏川普隨心所欲的個性與爭議性的個人魅力，也更不如川普在全美全球可謂童稚皆知的名氣。而他們的政治主張要麼和川普重合，要麼同時讓中間派和極端派選民不滿，自然無法撼動川普。 而川普真正的對手、現任總統拜登，則正在面臨更大的危機。拜登執政四年，無論內政外交，成績其實可圈可點。內部經濟穩定、失業率下降，對外恢復了被川普破壞的盟友關係，還有力援助了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侵略。整體立場和政策上，拜登也力圖以中道平和方式，重建包容和非極端化的美國政治。 但去年10月的巴以衝突、以色列對加沙發動攻擊，拜登政府對以色列的軍援、對以色列在加沙造成人道災難的縱容，讓拜登失去了大量阿拉伯裔人士、美國穆斯林、左翼反戰人士的支持。雖然與川普及共和黨比較，拜登和民主黨是相對不那麼力挺以色列、較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但拜登政府對以色列的曖昧態度，仍然激怒了支援巴勒斯坦的那部分美國人。他們寧可棄權不投票，也不願意支持拜登，甚至要故意投票給川普以「懲罰」拜登和民主黨。 而這就給了川普戰勝拜登的機會。川普及共和黨是堅定支持以色列的，本就支持川普的選民，不會發生分裂。這也是近期多個民調均顯示川普支援率明顯超過拜登的主要原因。據紐約時報民調，97%曾投票給川普的選民仍然支持他，且不會轉投給拜登。而曾投票給拜登的人，只有83%還將投票給拜登，還有10%聲稱將轉投川普。 如果巴以局勢保持現在的狀態，拜登政府也沒有特別積極的阻止以色列對加沙平民的攻擊，還繼續軍援以色列，那拜登篤定將失去許多穆斯林及左翼人士的選票，川普也很可能將在今年底的大選中勝出。 另外，拜登年事已高，且健康狀況令人憂慮，也對拜登和民主黨的選情產生負面影響。川普雖然同樣年事已高，但比拜登小4歲，且身體健康狀況好於拜登。這又增大了川普的勝算。 在筆者看來，如果川普再度當選，對於美國和世界將是不利的。川普及共和黨保守派掌權後，必然強力推行宗教保守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議程，將進一步撕裂已高度分化的美國社會，讓美國國內矛盾進一步激化。 而在外交上，川普傾向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實用主義、孤立主義政策，也將讓世界更趨叢林化，民族民粹分子和極端教派主義者也將更為得勢。西方世界內部也將更為分裂。川普拒絕支持烏克蘭，也將讓俄烏戰爭中飽受創傷的烏克蘭遭受更多損害。 不過，川普是否能戰勝拜登，如今並無定數，還要看未來數月的情況變化。川普個人弊案纏身，包括鼓勵暴動案、性侵案、濫用職權案都尚未了結，個別州份還取消了其競選公職的資格（雖已被最高法院推翻，川普恢復了被競選總統的權利）。如果未來川普被定罪入獄，是否還能正常競選、即便當選是否可以履職？雖然就目前情況看，定罪概率較低，但可能性仍然存在。 另外，根據最近的聯邦眾議院補選結果，民主黨取得出人意料的大勝。這或許意味著美國中間選民向民主黨的強烈傾斜。如果在大選時仍延續這一趨勢，中間派選民投票給拜登，那就能抵消極左人士和部分少數族裔棄選對拜登得票的衝擊。另外，右翼分子中的反俄親烏人士，也可能因川普的親俄立場放棄對其支持，甚至轉向對俄強硬、積極援助烏克蘭的拜登。這樣，拜登因巴以議題損失的支持率又能找回，川普未必能戰勝拜登。 總之，今年美國總統大位花落誰家，尚未可知。不過，川普的強勢回歸、在美國部分民眾中長期得到堅定支持，這本身就值得各界人士認真研究、反思，探析民粹、反智、極端主義的根源並尋找解決之道。而社會精英更應了解基層的真實社會和民情，關懷普羅大眾，而非脫離實際、疏遠人民，在象牙塔里的「自由派泡泡」中迷醉。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極端和反智分子趁機蠱惑大眾、騎劫民意、攪亂社會。這不僅是對美國精英的忠告，也是敲給世界各國建制派的警鐘。 反過來，美國民眾也應明白，民粹和極端主義只能換來一時之快，而不是長久的福音。對右翼民眾，要明白美國強盛發達的根本在於開放包容、崇尚科學與創造、積极參与國際事務，而非封閉自守、反智愚昧。而對左翼和少數族裔，也不應因一時之氣和個別政策放棄對中間溫和派的支持，這隻會導致更加不利於弱勢群體、不利於巴勒斯坦人的勢力上台。美國進步派和少數族裔，不要忘了2016年大選中棄選以「教訓希拉蕊」，卻導致川普上台的慘痛前車之鑒。激進和「攬抄」策略不可取，只有「袋住先」（先接受了再說）和涓滴漸變，才能逐步爭取到目標的實現。 美國總統大選，不僅決定美國的走向，也極大的影響世界。但願美國政治能夠逐漸擺脫極端化和零和博弈，走上良性的發展路徑，再度成為世界政治的標竿和燈塔，並讓美國在促進國際和平與民主過程中繼續起到積極有益的作用。 ※作者為旅歐作家。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中國兩會3月11日結束。本次兩會的一個意外，無疑是總理記者會的取消，對此，外界有著太多的評論和猜測，其「風頭」蓋過了兩會其他的內容和議題。相比之下，國務院組織法的修訂沒有引起外界應有注意。也許人們認為這只是一項法律的修改，但其實這兩者有著內在關聯，因為如果通過新修訂國務院組織法來強化國務院作為最高行政機構的法律地位，那總理記者會就不會被取消，反之，則可以從總理記者會的取消，推導此次修法是要弱化國務院的現有地位。事實也是如此。 中國的國務院和中共的黨中央，同在中南海，前者在北院，後者在南院。所以國務院和黨中央的關係，向來被看作北院和南院的關係。兩院人員有很大交叉，北院的領導幹部，基本都是南院成員，也許一些人在南院還有辦公室，但是北南兩院的職能，區分是明顯的，即便在這幾年黨政合一的情況下，通過這種職能的區分，北院也獲得了不同於南院的某種或許不僅僅是名義上的「獨立性」。 政務院不是國務院 不妨簡單回顧國務院歷史，能夠更好理解這種關係。國務院是隨著中共1949年10月宣告建立全國政權後成立的，當時稱作政務院，1954年才改稱國務院。這兩個名稱雖是一字之差，但卻意味著兩者的權力、地位和職能並不一致。如今的國務院，被憲法定為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最高行政機關，也即全國人大的執行機關，而政務院的法律地位是中央政府領導下的「國家政務的最高執行機關」；換言之，政務院本身不是中央政府，它只是中央政府的一個組成機構，同它平級的還有1952年組建的國家計委，分割了它的經濟管理許可權，政務院也並無管理軍事的職權，不設國防部。 再從人事看，時任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政務院總理是周，國家計委主席是高崗，周雖然在黨內排名第三，高於高崗，可高崗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在行政系統排名要高於周。政務院的這種地位和組織結構的設置，使得其職權位階和規模要低於後來的國務院，也導致總理在對外事務上不能作為國家的行政首腦代表中央政府，實際上和台灣五權憲法之下的行政院有點類同，或者類似總統制下的政府，但中國不是總統制國家，而是中共的一黨專政，這很不利政務院作為國家政務執行機構開展工作，所以調整勢所必然。 40年不修法，國務院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立性」 1954年國務院的組建，從憲法和法律上確立了此後幾十年中國政府的基本架構。儘管在文革頭幾年，國務院的權力和管理受到那時混亂的國家形勢的極大衝擊，但在文革結束尤其1982年現行憲法和國務院組織法頒布後，國務院的定位和權力結構得到規範，它的地位和職權比起議會制國家的政府要少，但高於像韓國和法國這種總統制國家的政府，也高於台灣的行政院。作為中共領導下的中央政府，由於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黨政分開原則，國務院進一步獲得了相對黨中央的某種獨立存在的價值，並得到憲法和法律一定程度的保障。尤其在某些時期，如果國務院有一位外界公認的強勢總理，這種獨立性還會得以強化。 不過，1982年到現在，40多年過去了，中國社會在這期間經歷了非常大的變化，很多法律都修訂了多次，就連憲法都修改了5次，可國務院組織法在本次兩會前都未修訂，這在中國確實可稱得上罕見，說明國務院作為中央政府的內部組織結構，在這個變動不定的大轉型時期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務院組織法就沒有修改的必要或者修法就一定是壞事，關鍵在如何修法。我們看到，在這40年里，中國政府的機構改革前後進行了幾輪，職能也有所調整。所以，對外界來說，有一個疑問，為什麼是本次兩會修改該法而不是前兩年李克強在任時就把它修了，如果修法有利於加強國務院的權力，李克強大概不會不力主修訂它。 從程序上說，作為一部規範國務院的法律，應該是國務院先提出修法動議，然後中央研究，再報全國人大。這部法律沒在李克強在任後期提出，合理的解釋是，李可能不同意修改，因為他知道在當下的政治狀況下這個修法對國務院一定是不利的。而對南院的中央來說，該法的修訂與否，並不影響南院凌駕於北院這個事實，如果在李不願修法時強逼他修法，會破壞兩院假裝的和睦狀態，有可能讓兩院的緊張關係公示天下，所以既然不是馬上非修不可，北院不想修就姑且讓它一把，反正李過不多久就要到點下台。 修法讓黨政完全合一同體 但是在李強正式接任總理後，修改國務院組織法的事就不能再拖了。因為憲法和其他重要法律都寫明習思想的指導地位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原則，在一部規範中央政府的法律中，沒載明這兩點，表明南院的權威性還沒有全面覆蓋北院，這怎麼可以！從法律角度說，沒寫入這兩點，國務院理論上可以不那麼積極地遵守憲法有關南院領導人的法律地位要求。憲法雖是母法，有最高的法律效應，節制其他法律，可其他法律在實施過程對如何落實憲法要求，還是有個態度和程度上的差異，未必要嚴絲合縫地遵守憲法規定，只要不違憲就行，但假如國務院組織法明確寫上它們，北院就得不折不扣地遵守執行。 所以，不管是李強得到南院的授意還是為表徹底臣服南院之心，他就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國務院工作規則，把國務院變成一個政治機關，強調它的政治屬性，對國務院的定位是當好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執行者、行動派、實幹家。李強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這一點，包括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事實上，國務院工作規則已在2018年修改過一次，但這次修改顯然沒有滿足南院的要求，因此，2023年的再修改，在總則中刪除了從馬列到毛思想、鄧理論、三個代表一直到科學發展觀的這個長表述，只留下以習思想為指導，並增加「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一句。此外，總則也專門增加一段：「國務院工作人員要旗幟鮮明講政治，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政府工作全過程各領域」，並在工作原則一章，增加「完善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落實機制，健全和落實請示報告制度，重大決策、重大事項、重要情況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一款。 國務院工作規則的修改雖然充分反映了南院的要求，可它畢竟只是國務院的內部規章，法律位階不高，接下來當然就需要在法律層面明確這個新的政治定位，所以去年9月，當局啟動了國務院組織法的修改程序。人大副委員長李鴻忠面對3000多名人大代表就此所作的修改說明毫不遮掩地道出了南院對修法的「心聲」，即修改國務院組織法的首要政治要求，就是明確國務院堅持中共領導，明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思想作為國務院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並將堅持以習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等重要內容載入國務院組織法。 中南海的北院和南院雖然處在同一權力體系下，但過去常常有著微妙的芥蒂，這次國務院組織法的修改，將北院某種名義或形式上的「獨立性」也抹去，讓它完全淪為南院的執行機構，表面看似還是一個中央政府，但實質上回歸中共建政初期的政務院，標誌著黨政完全合一同體。歷史可謂轉了一個圈，又回到原點。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3月初，行之有年的全球軟實力峰會於倫敦舉行，主辦方Brand Finance依例公布當年度（2024年）全球500強品牌，以及「國家品牌價值」（整體軟實力）排名。在今年度報告中，中國軟實力指數仍不容小覷，這有賴中國多家銀行擠進全球25大價值企業和強勁企業，讓它在軟實力指數前20名國家中排到了第三（美國第一、英國第二）。 Brand Finance的報告堪稱目前針對全球5000多個品牌最全面的評估分析。報告中，自然對大力投資人工智慧的NVIDIA讚譽有佳，認為它不僅是全球成長最快的品牌，更在AI晶片市場中展現了創新與市場適應間的成功平衡。另外，美國蘋果Apple再次藉由市場高度成長，奪回全球最有價值品牌頭銜，至於另一「美國之光」特斯拉，品牌價值卻跌了12%，被擠出500強品牌的前十名（掉到18），主要原因，正因為遭遇中國電動車比亞迪的挑戰。 當中國比亞迪超越了美國的特斯拉，更多有實力雄厚的企業，促使其全球軟實能名列前茅，相當程度反映了這個國家的全球影響力。但在本次Brand Finance的報告中，卻也明白指出中國在諸多崛起成就上，最迫切需要加強的，就是它在國際上不成比例的「低好感度」。中國在Brand Finance各式報告的其中一項「國家品牌認知」，其所表現出的國家聲譽和治理文化，竟讓它的全球好感度排名敬陪末座，在193個國家中排到了122位，這是非常少見「國家軟實力如此亮眼但國家形象如此低落」的特殊現象。 Brand Finance國家好感度排名依據，主要來自「友好」和「有趣」兩大指標評分，以中國在這項排名投射出的潛在訊號，即這個國家的「聲譽」恐怕很有問題。若拿企業品牌對照，或說特斯拉品牌價值雖然仍是比亞迪的五倍，但特斯拉的排名下滑，就Brand Finance研究顯示，原因和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個人近來益發爭議的言行間接有關，且確實已對特斯拉品牌造成了額外的聲譽風險。同樣的道理，「中國」此一「國家品牌」不良的聲譽，對中國企業（軟實力），當然也可能產生負面影響，並形成另一發展阻礙。 而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外交政策智庫「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所」（CSRI）政策總監古德曼針對「中國國家品牌價值」下降，認為除了中國政府對外國人（包括外資）持續敵視，更包括過去一路以來「持續對台灣發出好戰言論」所致（這幾乎已為國際所公認事實）。古德曼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更提到了如果中國真正想要在世界上提升軟實力地位，那麼，它就應該停止對台灣的敵對態度。無獨有偶，Brand Finance執行長海格也不諱言：「如果台灣問題能以和平方式解決，人們對中國的看法或會迅速改善。」 另外，受邀出席這場全球軟實力峰會的前英國首相梅傑，他則在會中提到：「十年前，我們認為『（國家）硬實力』正在減弱，當下生活的世界將更重視『軟實力』，但現在這卻已非大家的共識。」因為，「當我們看到烏克蘭、中東危機，以及『台灣每天都受到威脅』，情況就不再是如此了。」 至於「台灣每天都受到威脅」，是受到誰威脅，答案再清楚不過。梅傑在「軟實力峰會」上一段對「國家硬實力捲土重來」如此感慨發言，等於明白說出過去大家對「各國轉趨追求軟實力而能帶來和平」的想望，已因中國的崛起而落空。 再者，Brand Finance品牌定位總監雅戈津斯基也認為，由於中國在「友好」和「有趣」等人民價值觀屬性上得分「異常的低」，其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提升國家的好感度。而從古德曼到梅傑（當然不只他們），很清楚地，中過這方面分數「異常的低」，和它近年來不斷升高對台灣的壓脅迫息息相關，到今天，這已不只是台灣人自身的感受，全世界早都看在眼裡。諷刺的是，在Brand Finance統計分析的全球193個國家中（全為聯合國會員），台灣並不被列入評析，甚而連「台積電」都不在它世界500大企業品牌之中，但台灣的影響性，卻又被公開視之為「中國國家品牌不成比例低好感度」的關鍵之一（台積電當然另有重要影響），這應該也是中國在國際上極盡所能封鎖、打壓台灣時，所自創出的一道矛盾命題。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條文會破壞香港和中國經濟，中國與西方的關係會進一步惡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廿三條立法刊憲的時間，不單比之前放風的13日為早，而且立法會連周末、周日都召開法案委員會會議，如果不是出自習近平的聖旨，恐怕不大可能要求一眾親共議員犧牲周末、周日應酬玩樂的時間，留在立法會審議法案。 廿三條的立法草案條文，完全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兩份國際人權公約，相信這不用去討論，連隨便取消特區護照這類條文都寫出來，充滿中國共產黨一類極權國家政府的法律特色，西方完全不會接受這類法案，甚至會危害到特區護照的免簽待遇，畢竟沒幾個正常國家會接受一個隨時會被發出國任意取消的護照持有人，在未有簽證的情況下進入自己的國家。但大家要問的一個問題，已經並非《基本法》廿三條的條文有多令人髮指，而是習近平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他下一步可以做出有幾離譜的事。美國總統拜登在國情諮文中，指美國尋求與中國進行競爭，而非衝突，但如果中國要與美國衝突，美國任何時候都會贏，他這句話可非空穴來風，而是對習近平的行事作風作出評估後，對國民作出的忠告。 習近平破壞中國經濟，相信這是公認的事實，甚至因經濟不好而官迫民反，亦十分之正常，南京有公安局懷疑被民眾襲擊後發生火災，已經是一個明顯的訊號。而習近平不作出任何讓步，繼續他原有政策的話，經濟肯定會爛下去，甚至可能因經濟嚴重惡化導致社會崩潰，現時大批中國民眾試圖經墨西哥偷渡美國，已經反映有一定數目的人無法忍受這種生活。有人會選擇留低，亦有人選擇採取更激烈行動，正如襲擊南京公安局一類的事件，而共產黨內部亦可能有人反他，這不是因為追求民主自由，而是習近平這樣管下去會影響他們的財富和利益。習近平當然知道出現這種情況，因此，他現在所有政策，更加不會為了經濟服務，因為擅於經濟政策的官員，都不會站在他這一邊，他只會向更集權，更極端，甚至明知贏面不大都不惜對台海、對南海開戰，因為開戰對他集中權力有利，他只考慮到他的權位，中國的前途，甚至中國人的國際聲譽，他一點都不會在乎。 對《基本法》廿三條令外資大量流失，西方對香港採取強硬制裁，習近平也不在乎，急急通過法案的目的，是為了大舉逮捕現時《國安法》都無法處理那些反對他的人，甚至中共內部一些溫和派都不打算放過，因為對他的權力有威脅。如果中國之後不理國際社會反對，在台海、南海挑起事端，甚至觸發武力衝突，都不會令人感到奇怪，因為當國家進入戰爭狀態，那是最有利於習近平運用各類緊急權力去集權，以往鄧小平、江澤民甚至胡錦濤年代都適用，以利益為本的講道理方式，並不適用於習近平，因為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是追求發財，而非權力集中，一人獨佔國家，但習近平的想法，卻與歷史上那些獨夫暴君相差不遠，國家有利的事，不見得對他個人有利。 因此，留在香港的人，《基本法》廿三條只不過是苦難的開始，而非苦難的結束，大家想一想上海人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間的命運，香港隨時比上海的命運更糟，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作出最後抉擇的時刻。這未計有可能爆發的台海戰爭，以往中共領導人都知道自己無力統一台灣，亦知道武力攻台的結果只會是慘輸，但走到絕路的習近平，很有可能會拿全中國國運去為自己賭一鋪。你想不想淪為他的籌碼？那是你個人必須作出的抉擇。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今年全國人大例會的笑料之一就是大會發言人婁勤儉對李尚福目前尚存的代表資格的否定。不過，李尚福的代表資格被正式宣布終止也是很快就會發生的事情。 本周一（3月4日），中共全國人大發言人婁勤儉在人大記者會完工急著退場時回答了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李尚福是否會來參加兩會的追問：「他不能參加，因為他已經不是代表。」 回答了這兩句話後，這位婁發言人就快步離場了。 難得的是，作為不是中共直接出資創辦的大外宣的新加坡《聯合早報》的駐京記者不但敢於搶在婁勤儉快步退場之前「哪壺不開提哪壺」，專挑「敏感問題」發難，而且還在婁勤儉的回答內容引發外部新聞界強烈質疑之後，堅持把對此事件的報道內容，包括視頻真相依然掛在網上。要知道，這家新加坡《聯合早報》「是少有的不用翻牆就可以看的（境外）中文媒體」，而它的記者這次與婁發言人的這兩句問答中國境內所有媒體都是被嚴禁轉載的。 筆者注意到，新加坡《聯合早報》駐京記者搶在北京時間本月4日下午發稿後，該報網站即於當天晚些時間及時刊登此稿並配發視頻，隨即被全世界無數媒體轉發，也都特彆強調如下一段：「去年8月底，他（李尚福）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兩個月後被免去國家中央軍委委員、國務委員和防長職務。上月底，李尚福的名字也在國防部官網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名單中被移除。不過，官方至今沒有宣布李尚福被罷免人大代表職務的消息，也沒有公告他請辭人大代表。截至星期一晚間，李尚福的名字仍在全國人大官網的代表名單中，隸屬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 從本月5日開始，轉載並借題發揮新加坡《聯合早報》消息的外界中文媒體數不勝數，有些自媒體業者還非常認真的把網上即時搜索到的，包括李尚福名字在內的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截圖張貼出來，或為證明中共人大發言人「公然說謊「，或為說明中共當局把自己的法律程序「視同廁紙」。但是，被筆者關注到的自媒體業者們在網上搜索到的中共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都是出處過時，即使是中共權威的官方網站之一「人民網」截止今日刊登的這份名單，不但秦剛的大名仍在天津團里，去年12月29日被全國人大常委公告因為其原選舉單位已經罷免其全國人大代表職務，故其代表資格終止的張振中、張育林、饒文敏、鞠新春、丁來杭、呂宏、李玉超、李傳廣、周亞寧等9人的大名也都還在。 顯然，這是因為該人民網的編輯失職，沒有把網上信息及時更新。 不過，至少有中共全國人大網做到了「與時俱進「，將「代表信息」及時進行了更新。其中註明了包括李尚福在內的代表名單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代表是271名。比「原始」名單整整少了10名，即如上9 名再加上今年2月27日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最新宣布因被原選舉單位罷免而終止代表資格的中部戰區副司令員李志忠中將。 也就是說，這份最權威也是最「與時俱進」的十四屆全國人大解放軍和武警部隊的代表名單里，仍然還有李尚福同志存在。 截止本文截稿，筆者最後一次上網查找。依舊如此！ 不過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有好事者想要上全國人大網證明筆者所言不虛的話，首先是不要進入全國人大網上輸入「李尚福」三個字，這樣你只會是做無用功，它只會告訴你很抱歉，未能找到與『李尚福』相關的內容 「。解難的辦法是在谷歌查找「全國人大網 代表信息」，成功進入後再進入「解放軍和武警部隊」 ，即可看到筆者如上所述之結果。 除了最新的代表名單證明婁勤儉所言不實外，更打臉婁勤儉的是中共當局最新官宣，由趙委員長親口宣布的(截止目前的)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實有代表」的數字2956人毫無疑問是包括李尚福在內的。 上月29日新華社受權發布的包括秦剛等人被終止代表資格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告〔十四屆〕第三號》的最後兩句話是：「截至目前，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有代表2956人。特此公告。」。 自此至今，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未有過新一次的代表資格被「終結」的議程，當然也再無代表數字變動的可能。 接下來，本月四日上午，趙樂際主持召開了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預備會議」。趙樂際在會上宣布：「十四屆全國人大現有代表2956人。截至3月3日，已經向大會秘書處報到的代表2897人。4日的預備會議，出席2853人，缺席103人，出席人數符合法定人數。」 無疑，這「缺席」的103人里，就包括了李尚福在內。 那麼，本文前面所引婁勤儉被《聯合早報》就李尚福是否出席會議問出了破綻的具體時間是北京時間本月4日下午，也就是趙樂際剛剛宣布了「現有代表」人數是2956人之後，身為人大常委會成員之一的婁勤儉本人不應該不知道此時的全國人大「現有代表」的數字2956名還是包括了李尚福在內的。 分析至此，筆者的判斷是，首先一個可能是婁勤儉在被記者追問李尚福時腦袋一時短路，馬上想到了另外一位前國務委員秦剛「已經不是代表」，於是脫口而出了 「他不能參加，因為他已經不是代表」。 本文撰寫到此，筆者再次回看《聯合早報》的那段現場視頻，婁勤儉在脫口而出「他不能參加，因為他已經不是代表」這句即時回答時，特別加重了「已經」二字，，似乎在回懟發難記者：「這還用問？」 其次一個可能就是婁勤儉自認為李尚福的全國人大代表是因他當時已經被內定為國務委員和國防部長才被安排「當選「的。那麼既然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職務都已經被免，軍委委員身份也已經被剝奪，因此失去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是理所當然，所以根本就沒有在意李尚福正式失去人大代表資格的」法律「程序還沒有走完。 而這「其次一個可能「的前提就是婁勤儉也是成員之一的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根據上面的指示通知了李尚福所在的「選舉單位」（軍委總部或者說解放軍駐京機關的選舉委員會）對李尚福的代表資格進行處理後上報，但這個程序至今尚未完成。 前文提到的「張振中、張育林、饒文敏、鞠新春、丁來杭、呂宏、李玉超、李傳廣、周亞寧「被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告宣布」代表資格終止「的公告時間是去年12月29日。這裡提醒注意，這份名單當然不是按照姓氏筆劃排序，當然也不應該是按職位高低或者罪行輕重排座次，而說是按他們各自所在的原選舉單位罷免他們的時間先後為序，也不盡然。其中被罷免時間最早的張振中被聯合參謀部召開軍人代表大會表決罷免的具體時間是2023年7月7日，如上名單中的最後一人周亞寧與按姓氏筆劃排在他之前的呂宏、李玉超和李傳廣一共四人都是被火箭軍的軍人代表大會罷免的，但火箭軍分別為罷免他們4人召開過兩次軍人代表大會，第一次是去年9月26日，一次性罷免了呂宏、李玉超和周亞寧；第二次是去年12月5日，大會只為罷免李傳廣一人而開。 如上的具體時間內容，筆者最早是在中共全國人大網上看到的，當時還張掛在該網上的標題為《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的會議文件，如今再進入該網已經調取不出來的。好在我們自由亞洲網站上月6日的報道文章《9名軍方將領「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配發了」全國人大官網截圖「，截圖說明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2024第一號公報顯示，2023年12月29日，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上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的九名軍方將領，全部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筆者舉出的如上例證和筆者此前的兩篇文章《秦剛案最終揭曉也許還需要很長時間》、《辭職並非”主動” 秦剛被重罰還是輕處尚無定論》中所做的據實、據理分析，應該已經可以證明中共當局的人大系統的「全過程民主「雖然無比虛偽，但虛偽就虛偽在它是有自己的一套章法的。 時事評論人士鄭旭光日前在接受自由亞洲記者訪時表示，李尚福既然被取消人大代表資格，為何名字出現在與會人大代表名單中，實在讓人感到疑惑：「因為每件事都要習近平定奪，把李尚福的事（取消人大代表資格）忘啦或者壓在案頭？我搞不清楚。這種程序性錯誤，按理說不應該發生。」 筆者同意這種分析，錯誤可能是出現在「程序」上了。 分析到此，也許還存在這樣一種可能，那就是在截止目前的最後一次十四屆人大常委會議召開之後的某一天，李尚福所在的選舉單位的軍人代表大會已經完成了對他罷免的程序，只等下次人大常委會的召開再對外公布。因此也就導致了婁勤儉一時忘記了民主過程還沒有走完。 總之，既然前面所具體介紹的9名將領，以及秦剛和一批地方上被終止人大代表資格者都是被經過了一番「自下而上」的法律流程，那麼外界關於「李尚福無緣兩會（是因為）人大代表資格被秘密罷免」的分析筆者不能認同。唯一能夠解釋得通的就是急中出錯、忙中有誤，以至亂了章法。 我們知道，與李尚福一樣此前已經被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解除了國務委員職務和國務院部長職務的秦剛是被趕在今年的人大（全體）會議開幕之前被緊急「終止」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 上月27日，新華社受權發表的人大常委會公告內容之一就是「天津市人大常委會決定接受秦剛辭去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的有關規定，……秦剛……的代表資格終止「。 筆者據此上網查閱了天津人大網站，它倒是及時全文轉載了如上包括秦剛內容在內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告〔十四屆〕第三號》，但卻完全找不到秦剛到底是在什麼時間，被天津人大本屆常委會的哪一次會議「決定接受「辭職的。 筆者不相信秦剛被全國人大常委宣布終止代表資格之前天津市人大根本就沒有討論過是否接受秦剛「辭職」的要求，程序一定要有，過場一定要走。與12年前王立軍被處理過程的每一步都被官方媒體及時公開對外報道所不同的是，如今秦剛被所在選舉單位的人大常委會接受「辭職」的當時，與如上前所列出的先後在不同時間被其所在選舉單位的軍人代表大會表決罷免的9名高將領一樣，被處理結果都是要等到「上級單位」也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把最後一道程序走完之後再統一對外公布。 本專欄本月1日刊登的《辭職並非”主動” 秦剛被重罰還是輕處尚無定論》一文中引述了 中國人大網日前發布的《人大代表的辭職、監督和罷免》一文中的介紹，……為便於操作，法律從實際出發，對代表辭職程序作了比較靈活的規定。相比較而言，由於罷免代表畢竟是最嚴厲的監督手段，無論罷免直接選舉的代表，還是罷免間接選舉的代表，法律規定了相對嚴格的程序。 另據《中國人民解放軍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規定，解放軍選出的人大代表可以向原選區的選舉委員會或者軍人委員會書面提出辭職。接受辭職，須經軍人代表大會或者軍人大會全體人員的過半數通過……。（但是）因執行任務等原因無法召開軍人代表大會的，團級以上單位的選舉委員會可以接受各該級選出的代表辭職。 也就是說，如果中共局日前已經安排了李尚福「主動」提出辭去人大代表的話，他所在的選舉單位是可以直接由所謂的選舉委員會直接「接受」的，分分鐘即可完成的過場。而罷免的話，則一定要等到該單位的軍人代表大會的召開，走一個半數以上同意的過場。如此說來，中共當局在處理李尚福人大代表資格一事恰恰不是在「秘密行事」，而可能是因為完成罷免的程序需要時間。所以結論是：李尚福很快就會被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告的形式正式宣布終結其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而終結的理由是被罷免的可能性應該是較大於被辭職的可能性。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中國召開「兩會」，海外中文媒體關注的熱點是取消了總理在會議閉幕時的中外記者招待會。對於經濟問題的關注幾乎都集中在房地產業的崩盤，認為中國政府沒能為陷入困境的中國經濟找到出路。其實，所謂「出路」就在習近平提出並被海外中文媒體略帶譏嘲談到的「新質生產力」。此時此刻，美歐認為本國市場正在經歷第二波「中國衝擊」，並因地緣政治高度複雜化的原因，都將中國商品衝擊提高到國家安全層次上來認識並加以防範。 新質生產力是對綠色科技產業的外延擴張 世界上從無不破的房地產泡沫。從20世紀中葉以來，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房地產危機發生過200多起，包括日本與美國在內的所有房地產泡沫都破裂了，中國的房地產泡沫當然也不會是個例外。胡溫時期努力支撐沒破的房地產，習近平又撐了十年，由於他有了第三任期甚至可能第四任期，房地產泡沫的「擊鼓傳花」遊戲玩不下去了，因此，在爭論與地方財政告急聲中，他選擇了支持李克強任內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這是一個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定下方向的宏觀指導計劃。 2019年中美貿易戰後，中國政府被迫放棄《中國製造2025》，但很快成立了規模為210億美元的「國家製造業轉型升級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對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和電力裝備這三個領域、曾被《中國製造2025》計劃列為重點的10個尖端行業進行投資。2023年中國出口的電動汽車、計算機晶元和複雜機械等產業附加值更高的產品，就是這類投資的成果。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數據，2023年，中國出口機電產品13.92萬億元，占出口總值的58.6%。 其中，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等「新三樣」產品合計出口1.06萬億元，首次突破萬億大關。 不過，這「新三樣」對國際市場帶來的衝擊之大，引起歐美國家高度警惕，為了保護本國的同類產業，正在謀求高築貿易壁壘。 西方高度重視中國的綠色科技崛起 今年2月，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Stiftung）發表一份題為《綠色科技德國製造》（Green Tech made in Germany）的調查報告，該報告通過統計相關專利數量，比較了美國、歐盟、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過去20年間綠色科技的發展。報告指出，過去20年中，中國已崛起為一個在綠色科技領域領先的國家，這體現在所獲得的高質量專利數量上。過去5年，中國在這一領域的「世界級」（獲得引用多、頒發國家的數量多）專利從11000項增加到了37000項。與之相比，德國2022年的世界級專利數為近10000項。 該報告指出，自2017年以來，在幾乎所有被調查的10個綠色技術領域中，中國的技術水平都有了明顯提升。這10個領域包括新能源、能源存儲、氫燃料經濟、節能機械、高效生產、環保材料和回收利用等。近年來，中國政府將電動汽車、電池技術和新能源這「新三樣」定為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它們將取代房地產建築業在經濟中的突出地位。此外，智慧工廠、高鐵技術、電池回收等領域也是政府支持的發展重點，未來有可能進軍並試圖佔領國際市場。 歐盟正在考慮設置國家安全壁壘 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的製造業產值佔全球的31%，商品出口佔全球的14%。中國被納入新質生產力的類別是電動汽車、計算機晶元和複雜機械領域，這些產業價值更高，對技術領先具有更加核心的意義。美歐政府對中國產品設置安全壁壘，主要是針對這類產品。 歐盟於去年推行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目前已有11個歐洲國家加入了抵制中國科技公司華為和中興網路設備的行列，拒絕在5G電信網路採用這兩家中國公司的產品。目前歐盟正開展對中國電動汽車補貼的調查，考慮是否應該對其徵收關稅或實施其他進口限制，包括執行歐盟的碳調整機制。 針對比亞迪和華為計劃分別在匈牙利和法國開設工廠，總部位於英國的人權組織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今年1月18日發表了一份報告，揭示了華為和比亞迪與中共政府的聯繫，指出比亞迪和中國軍工生產也有一定的關係，強調這兩家公司被允許在歐洲設廠將引起道德和安全問題。 美國的「小院高牆」正在擴寬增高 如果說歐盟目前對比亞迪、華為設置國家安全壁壘還在準備之中，美國針對中國的「小院高牆」正在擴寬增高。 發展電動汽車是拜登政府推行產業政策以求在與中國競爭中獲勝的重大舉措。 2022年美國國會通過《通脹削減法案》，專門撥出3690億美元用於發展清潔能源和電動汽車產業。該法案為美國企業提供每輛電動汽車最高7500美元的稅收抵免，同時規定享受補貼的車輛中不能包含中國生產的電池組件或關鍵礦物。此外，中國汽車進入美國除了需要繳納2.5%的常規進口關稅外，還需額外繳納特朗普對華加征的25%的關稅。 中國在2023年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出口國，比亞迪在2023年第四季度首次超越特斯拉，成為全球銷量最大的電動車企。針對這波強大的新銷勢，拜登於3月初命令美國商務部針對海外產汽車軟體開啟一項調查，公告中明言：「中國的政策可能會讓他們的汽車湧入我們的市場。我不會讓這種事在我的眼皮底下發生」，調查的理由是「來自中國的聯網車輛可能收集有關美國公民和基礎設施的敏感數據，並將這些數據傳回中國，……可以遠程訪問這些車輛或致其失靈。」 拜登政府於2022年和2023年兩次發布打壓中國半導體行業的行政令，都宣稱其目的是為了防止中國利用美國的技術開發可用來對付美國的尖端武器。拜登政府最近還宣布，為了保障美國港口的網路安全，將撥款200億美元在本土生產起重機，用其代替中國製造的起重機。3月5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引入《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對手控制的應用軟體威脅法》和《保護美國人數據免受外國對手侵害法》，這兩項法案要求涉嫌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中國應用程序TikTok儘快與其母公司位元組跳動剝離，並禁止相關數據代理商向外國對手或外國對手控制的實體出售美國敏感數據。 第二波「中國衝擊」被視同商戰 在《「中國衝擊」將再次席捲世界》（WSJ，3月4日）一文中，作者比較了本世紀初美國面臨的第一波中國商品衝擊與目前第二次中國衝擊的不同。第一波衝擊形成之時，正逢中國打開大門歡迎西方，對美國的衝擊主要是生活消費品（鞋帽服裝玩具傢具箱包等），這些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在1999年至2011年間導致美國200多萬人失業，但提高了美國人的消費能力，降低了美國的通脹。與本世紀初不同的是，西方世界現在將中國視為主要的經濟對手和地緣政治對手，這一輪中國衝擊直接關係到美國的產業安全，因此美國歐洲日本正將此視為一次新型商戰。 中國為適應歐美綠色經濟的需要，打造了一個產品主要對外的綠能科技行業。但可能低估了西方國家保護本國產業競爭力的決心。習近平的新質生產力是在為中國經濟找出路，但這條出路的通道正開始變得日益狹窄。華為與比亞迪目前遭遇歐美抵制，預示著中國製造在這兩大市場的命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歧視」事件頻發。先是日本，兩位餐館老闆先後掛牌，拒絕接待中國客人。再是倫敦，網紅鋼琴家與華裔青年的衝突。就在前幾天，新加坡航展拒絕中國人登機。我的同胞在類似場合中都是一致的戰鬥姿態，一致的激憤面孔，一致的指控——「種族歧視」。（倫敦鋼琴事件後，那位叫Meng ying 的女主角在事後反擊時，說法是「民族歧視」）。 這些同胞讓時空穿越，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童年的我蒙昧而不無敬畏地觀望滿街叱吒的紅衛兵。 對於這種「腰裡掖張牌，誰到跟誰來」的同胞，我近年也親眼見證過。這張隨時打出的王牌，當然就叫「種族歧視」。十年前，我的同胞們闊起來了，在全世界的熱門景點「到此一游」。2014年的初秋，我在法蘭克福皇帝大教堂有幸與他們相遇。那天是禮拜日，城中各天主堂都在皇帝大教堂匯聚。我們到達時，正值各教堂神職人員身著大禮服，打著該堂旗號，排隊入場之時。皇帝大教堂的神父站立台前，頗有檢閱之勢。氣氛之莊嚴凝重，感染了我們這些旅遊散客，個個肅立在教堂最後一排座位後面，默然矚目，似乎此時一句不夠莊重的話都會造次這個群體。人們落座後，皇帝大教堂的神父開始佈道，嗓音低徊而富有磁力，讓我立刻想到神的代言人就應該是這副嗓音。 突然間，門外鵲起一陣喧嘩。一個中國旅行團到達了，他們的大嗓門先於他們真身進入了這個肅穆的空間。接著，一個鬆散的人群進了教堂的前門，趕大集一樣大聲議論、談笑，導遊需用更大嗓門來確保他詞句能抵達他們耳鼓。教堂門房是個六十多歲男子，也是一身黑色禮袍，企圖將旅行團員們擋在門口，同時請求他們靜默，或者等彌撒結束後再盡情觀光。這隊人馬的音量非但不減，反而分貝爆炸：「種族歧視！」一旦紛爭被提拔到了「種族」高度，旅行團便一應百合：「種族歧視！德國人種族歧視是有歷史淵源的！…..」對於這樣的同胞，我是真不願相認，但同時又覺得自己有限制家醜外揚之責，便趕過去小聲勸阻：何必非要選擇這個時間觀光呢？回答是，他們必須趕時間，一天的景點排列得滴水不漏。那一邊，仍然在跟老門房抗議「種族歧視」，我的北京朋友來脾氣了，說：「你們可以必選擇去不歧視你們的地方呀！」這下旅遊團沖我們來了：「納粹走狗！」我們只能儘快撤退，不願繼續與這樣的同胞共存同一空間，也生怕由此生髮自我嫌惡：畢竟自己有著與他們相同的語言、膚色，與他們相似的樣貌。 說到歧視，我想到三十年前。對於從美國中西部搬到舊金山的我，逛唐人街是一大樂事。舊金山唐人街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始建於淘金年代。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爆發了驅趕迫害華人的騷亂，暴民們打砸擄掠，唐人街多處房屋被燒毀。那時白人對華人的稱呼是「邪教徒」，並從體征和相貌上「科學」分析華人的劣等程度，認為華裔比非裔更低劣。二戰中，中國與美國結為盟國，作家賽珍珠向羅斯福夫人幾次提議，才取消了「排華法案」。這樣沉痛的歷史，讓我想到，一個遷徙萬里的民族，要怎樣自尊自強才能變寄居者為主人公。舊金山唐人街保留著淘金時代建築風貌，游舊金山的各國旅遊團志在必逛。後來衍生出的兩個新唐人街，始於第二、第三代華裔遷徙者，街道不再凸顯異國風情，因此也就不那麼遊人如織，反倒是華裔居民的採買餐會重地。我那時的家，離第二唐人街Clement St. 步行距離十五分鐘，我每天下午完成寫作，便漫步那裡，買些晚餐所需的食材。街上的台灣飯店、江浙菜餐廳，粵菜館、川菜館、客家菜館，沿Clement 那條不長的街道比鄰排開，相輔相生。舌尖上的鄉愁，在此地大可緩解。 沿街也開著小型中國超市，時鮮蔬果都擺成露天排擋，一條街色香味俱全。 一天，我在一個小超市排隊交款時，發現有人付的不是卡或現金，而是一種票證。一問，得知那是「Food Coupon」 ，政府為特困戶們發放的食品代金券。我走出超市，發現前面走著的正是那位五十多歲的男性特困戶，拎著幾分鐘前還可做水族觀賞的魚類，鑽入了一輛違規停泊街邊的賓士轎車。後來發現，這種開豪車吃納稅人白食的同胞，唐人街上多得是，並且，絕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同胞。聽到這種介紹，我臉上一熱，就像聽人講自己家人的壞話。舊金山流浪者特多，因為此地四季溫差不大，睡大街比較舒服，全國流浪者便雲集到了這座美麗的海灣城市。但我很少在流浪漢里看到我的同胞，想來同胞們比其他族裔的流浪漢要來得聰明，好歹找個落腳處，反正有政府管吃，他們盡可以從五花八門的灰色收入里摳出銀兩，年積月攢， 終於在唐人街上做起大奔、寶馬的主人。 我後來還聽說，這類吃白食的中國同胞還以此開發出生意；將教堂救濟特困人等的餅乾、水果、起司拿到街邊和地鐵口擺地攤販賣。地攤主多半是大媽和太婆，她們入教會的動機很單純，就為了能定時領取白食。偶然有人揭發她們攤上貨品的來源，指出她們缺損公德，搶了真正飢餓者的食糧，太婆大媽們便立刻成了老紅衛兵，語言動作具有極強的攻擊性，若對方堅持揭露真相，予以反攻，太婆大媽腰裡掖的那張「種族歧視」老牌，就會作為王炸打出。假如我此刻看到這樣的敗類代表自己種族，我十有八九會以衝刺速度逃開。首先，她們被「天下者我們的天下」之文化所化，所異化，我無力把他們按人類普世價值「化「回來，其次，對於其他族裔公民，我無力說清我與她們同宗同族而不同類。說到歧視，這類大媽太婆，以及那個「靠山吃山，靠政府吃政府「的賓士車主們，不管他們屬於哪個種族，都應當受到地球村全民歧視。 大媽太婆和賓士車主們漸漸加固了其他種族人對我同胞們的惡劣印象。有次我的一個女友去一家奢侈品店購物，店裡正在減價，折扣大得嚇人，因而招引了大群平日不敢問鼎此店的人們。我的女友剛從貨桿上拿下一件衣裙，她身邊一個八十來歲的白人奶奶脫口而出：「Go back to your China!」 女友反應神速，脫口回道：」Go back to your grave!」白人奶奶帶有嚴重種族成見，歧視是明顯的，但她為什麼剎那間就判斷出我女友應該滾回的是中國，而不是台灣、韓國或日本？白種人對東亞人的相貌，大多會犯臉盲，並且我那位女友，穿著的考究不輸給來美國「買買買」的日本人。那麼老奶奶只能是從行為上直覺到我的女友來自中國大陸，也就是說，她感到這個東方女人的動作帶有衝撞性，乃至攻擊性。我小時看紅衛兵們在街頭草檯子上跳舞，邊跳邊吼著如同口號的歌詞。他們都是假軍裝，寬皮帶，擼著袖子，動作非拳頭即巴掌，台詞是「滾他媽的蛋！」「我們粗胳膊粗腿大嗓門，今天上來了，就不下去了！」這類歌舞者，叫小將，小闖將，正是他們，要對我們民族損毀扭曲的審美觀負責。他們老了，養出了倫敦那位大吼「Don』t touch her!」的闖將二代，把這種美醜顛倒的種族形象蔓延到世界各地。 最近幾年，這類」小將」、「老小將」多起來了，他們像上世紀六十年代那樣在世界各地大串聯，吃著寄居國的白食，在遠離祖國的各地「愛國」，在地球村各個角落巡視監察，以揪出「種族歧視」分子，與之戰鬥。難怪在我遙遠的祖國國土上，流言弱弱地隨風而走：文革又來了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兩會登場，看似平淡無奇，但第一天就爆出震撼新聞：取消總理記者會。這是由人大發言人在人大開幕前宣布的。消息一出，海內外震動。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兩會閉幕後重頭戲—總理記者會就這麼輕率地取消了！戛然而止。 海內外紛紛猜測取消的原因。歸納起來，有這麼幾條：其一，汲取前總理李克強記者會的「教訓」，他講出真話諸如「六億人月收入在千元人民幣以下」，當場戳破習近平「全面脫貧」、「全面小康」的神話。習近平害怕李強又講出什麼真話。其二，即便李強不會像李克強那樣講出令習近平難堪的真話，但可能講錯話、說漏嘴，暴露中國社會經濟真實情況。其三，反正總理職位已遭虛化、李強已經被架空，他說什麼都不重要，記者會已經變得無足輕重，取消也罷。 取消總理記者會，意在進一步削弱總理的權力和權威。故上述三條都不是要害。最要害的一條：習近平容不下人，只准他一人出風頭，不準其他任何人出風頭；只准他一人霸版霸屏，不準其他任何人置於鎂光燈的聚焦下。習近平心胸之狹隘、氣量之狹小、自信之不足，大抵如此。習近平心思，不僅要徹底架空李強，連一個虛名都不讓他撈著。 其實，取消總理記者會，既可以說在意料之外，也可以說在意料之中。對一些人來說，這是意料之外：習近平真敢這麼干？把總理職位虛化到底、把李強架空到底、連每年一度唯一的記者會也敢取消？對很多人來說，卻並不詫異：習近平大權獨攬，從一黨專政，倒退到一人獨裁，而他權欲熏心，仍不知饜足，得寸進尺；加之疑神疑鬼，毫無安全感，對任何人都不信任，哪怕自己的親信、心腹，他都處處設防、處處矮化。一步接一步地，他要獨攬所有的權力和光環，哪怕有些權力和光環也就那麼一丁點。 如今的習近平，不只是權力傲慢，更是權力任性。無限期推遲三中全會，任意縮短兩會會期，悍然取消總理記者會，都是他權力任性的表現。而這些，只是進行式，還並非完成式。更多的奧步隨時可能出台，令人拍案而不驚奇。 取消總理記者會，習近平自以為得計，又贏了一把。殊不知，福兮禍所伏。此舉，將直接釀成至少三大後果： 其一，進一步敗壞中國形象。各國媒體報道此事，都是負面評價，認定中國更加不透明、更加封閉，相當於關閉領導人與媒體交流的最後渠道，關閉改革開放的最後一個窗口。華爾街投資家甚至直接呼籲：不要再到中國投資。 其二，進一步敗壞習近平自己的形象。習近平上台，以倒退、倒行逆施、專制、獨裁著稱，每一次大動作，都加重了這一負面形象。諸如2018年狡詐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2022年強行架離前總書記胡錦濤、二十大把團派排擠出局以及前總理李克強不明身亡等，都敗壞了習近平作為大國領袖的形象。這一回，悍然取消總理記者會，必然進一步敗壞習近平自身的形象。 其三，進一步結仇，尤其在黨內結仇。作為習近平親信、心腹的李強，固然不會流露不滿，但在服從的表面下，失望、不滿、甚至怨恨極可能深埋心間。而黨內上下，目睹這一驟變，驚異難以言狀，路見不平，雖敢怒而不敢言，但極可能埋下不滿、反感、甚至仇恨的種子，為日後中共政局變遷留下深遠伏筆。 身為駐美大使的謝峰，以政協委員身份出席兩會，當被記者問到這一變化時，他猛地一愣，一臉愕然，衝口而出的話是：「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口氣中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從中可見習近平的獨斷專行、隨心所欲和恣意妄為達到何等程度！以他慣有的認知障礙，他對人性底線的反應毫無知覺，對由此埋下的禍事也毫無感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中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有一個奇怪的代表團——「台灣省代表團」，共有13位人大代表。 這13位「台灣省人大代表」和其他所有地區的人大代表都不一樣。其他地區的人大代表，例如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四川省的人大代表，除了個別在北京的中央機關工作的人，好歹總是來自北京、來自四川；儘管中國的選舉根本算不上選舉，但是在形式上，北京的代表、四川的代表，好歹總是由北京的選民、四川的選民選出來的。那麼這13位台灣的人大代表呢？他們是哪裡的人？他們是怎麼選出來的呢？ 據「全國人大台灣省代表團」自我介紹，這13位台灣省人大代表大多數是在大陸出生的台灣籍人士。這就是說，他們根本就不是台灣人，只不過是台灣籍的人。他們的身份都不是台灣的居民。有的人只是早先曾經居住在台灣，有的只是其父輩、祖輩居住在台灣；也就是說，這13位台灣人大代表，只不過其籍貫是台灣而已。 那麼，這13位台灣省人大代表又是怎麼選出來的呢？根據中國人大網的解釋，這13名代表「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國家機關、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台灣省籍同胞組成的協商選舉會議選舉產生」。這就是說，這13位台灣的人大代表根本不是由台灣地區的選民選出來的，也不是台灣當局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委派指定的，而是由一些生活在大陸的台灣省籍的人選出來的。 這就是說，所謂全國人大的「台灣省人大代表」，既不是台灣地區的居民，也不是由台灣地區的選民選出來的，而是由大陸地區的選民選出某些大陸地區的居民。這怎麼能叫台灣的人大代表呢？純粹是冒牌貨嘛。 中共當局並不傻。它何嘗不知道這13位「台灣省人大代表」是冒牌貨。但是它有不得不這麼做的苦衷。因為中共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你沒有台灣的代表，你憑什麼說你代表台灣呢？你憑什麼說你是代表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呢？既然在現階段，中共無法讓台灣地區的人民選出台灣的居民當中國的全國人大的台灣代表，它就只好讓大陸地區的選民選出某些大陸地區的居民冒充台灣代表了。 這使我聯想起文革期間的一件事。我們知道，文革爆發，各地黨政領導機關幾乎都被「炮轟、火燒」，然後，各地又陸陸續續建立起名叫「革命委員會」的新生紅色政權取而代之。1968年秋天，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大陸二十九個省市的革委會建立工作全部完成，人民日報立即發表社論「全國山河一片紅」，郵電部特地發行1枚「全國山河一片紅」郵票。面值8分。郵票圖案中有一幅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地圖上除台灣省外全部繪成大紅色，上面印有「全國山河一片紅」金字。不知哪位細心人一眼發現有嚴重問題，立即寫信給中央，說台灣還沒有「解放」，台灣還沒有成立革委會，因此萬萬不能說「全國山河一片紅」，因為那等於說台灣不屬於中國。那張中國地圖，除台灣省外全部繪成大紅色，給人感覺是中國不包括台灣，台灣不屬於中國。中央一看，恍然大悟，馬上密令將剛剛上市的紀念郵票全部收回並立即毀版。已經賣出去的當然收不回來了。據說，在「新中國」發行的郵票中，就數這套「全國山河一片紅」最緊俏最昂貴，因為它一上市就絕了版。但中共一直沒有公開對「全國山河一片紅」的說法予以更正(這可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啊)，因為它不願意讓一般民眾也意識到這中間的問題。 中共當局治下的中國，天天在上演荒誕劇。《全國山河一片紅》郵票和全國人大的「台灣省代表團」，就是兩個典型的案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4的中國「兩會」，一個原本註定沒有懸念的會議，卻在3月4日周一上午就爆出了一個大新聞，按慣例會後將進行的總理與媒體的見面會被取消，而且可能永久性取消。 也就是說，從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每年「兩會」所標誌的中國政治生活「正常化」以來、從1988年時任李鵬總理開始、在1990年代日益活躍的總理記者會這樣一個傳統，到今年被廢止了，北京的政治生活正在自我放棄。 鍍金時代 中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安排，作為一個持續三十餘年的政治慣例，始於1988年，那一年迎來了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小高潮，一方面嘗試「價格闖關」、破除「雙軌制」，另一方面受蘇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改革的影響。「兩會」結束時安排總理與國內外媒體的見面便是這樣一個背景下的產物。 當然，如此微小的「公開性」改革舉措並不能滿足知識分子領導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期望，也不能幫助改革派領袖趙紫陽克服黨內保守勢力的杯葛，最終導致1989年爆發大規模的學生民主抗議運動，這或許是總理記者會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公開性形式所不能承受之重吧。 不過，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紀的前十年，特別是從1993年開始，「兩會」的總理記者會就成為兩會慣例，作為每年「兩會」中最具新聞性和互動性的議程，也因此成為中國改開時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一幕。 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里，從李鵬到朱鎔基再到溫家寶的幾位總理，先後利用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眾的施政講話，既展現了這些中共二號人物對經濟和總體局勢的領導能力，又體現了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民主的漸進發展，對市場經濟改革和開放、對爭取國內人民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理解都發揮了歷史性的促進作用。這是很難否認的一段鍍金時代。 政治黑洞 然而，在習李共治的十年，「兩會」記者會幾乎成為李克強的十年總理任期里幾乎唯一的公開舞台，儘管無力根本改變大局，例如「動態清零」政策的極端激進，很大程度上也牽制了中國政治的惡化，尤其在他參加的上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的總理記者會上主動提出中國存在六億低收入人口，並一再表達了對堅持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信心。 無疑的，這些政治聲明是公眾和國際社會能夠聽到的、北京政界內部傳達出來的對中共領導人十年路線的最嚴厲批評和否定。或許正因此註定了李克強卸任後的命運，也決定了這一帶著1980年代「公開性」色彩的鄧小平時代有限政治體制改革遺產的清零。 因為，儘管每年一度的總理記者會越來越被刻意安排、越來越徒具形式，提問者和問題都被事先關照，北京政界似乎越來越難以克服對國際媒體的恐懼，對記者會這種基本的公開政治交流形式越來越抗拒。這種抗拒和恐懼的心理主導了過去十年北京的政治和外交氣氛的變化，包括2024年「兩會」召開前後的莫名緊張，甚至比三年「動態清零」時期的「嚴防死守」的自我隔離還要變本加厲。北京政治正在進入一個黑洞，遠比黑箱政治還要封閉，其間充滿了暴力。 政治絕望 一方面，北京當局雖然改善了針對外國人的入境政策，也口頭歡迎外資和旅遊，但是繼續視國際媒體如洪水猛獸，將2011年後對國際NGO的敵意集中在國際媒體和記者身上。不僅常駐中國的國際媒體日常採訪陷入困境，如同戰地記者一般的危險，例如上周在成都的荷蘭記者在大街上被直接毆打。另一方面，中國的暴力機關正以前所未有的嚴厲程度禁止任何中國國民接受外國媒體採訪、進行外交接觸、甚至在海外社交媒體上發表一點兒不同聲音，如同「動態清零」的常態化。非經官方安排的民間國際交流事實上已經凍結，這是中國的內部脫鉤。 結果，中國的新聞與自由狀況惡化到1992年以來的最低點，也是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在如同「封城」一般強力的封控措施下，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與國際媒體、國際社交媒體的聯繫被粗暴地切斷、追查，舉行「兩會」的北京城陷入了了無新聞的死寂氣氛。各地知識分子和北京市民彷彿置身「西線無戰事」一般的無力和抑鬱。連私營公司、國際資本也驚覺這個黑洞政治下的經濟和政策陷入了混沌，他們已經很難從越來越有限的公開統計數據做出判斷，政治風險驟然升高。 然而，這些措施固然保障「兩會」期間絕無雜音、保證中國領導人的絕對權威，卻也通過放棄總理記者會這樣的小動作製造了今年兩會的一個大新聞，遠遠超過人們預期的某些代表和委員的失蹤醜聞。因為，對已經目睹中國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歷程、經歷了驚喜和懷疑之後的國際社會來說，在2024年春天即將到來的一個關鍵時刻發生如此重大變故，卻又被明顯隨意的取消，讓人看到了一個歷史轉折點的到來：一個深陷虛無主義的政權正在自我放棄，哪怕是最後一點兒的改革開放遺產，都已經棄如敝履。 因為，這種在中國近乎唯一一個公開政治舞台上拒絕與媒體見面的決定，不啻為中國高層已經放棄了說服國際社會、挽回信心。這是一種對經濟困境和政策困境、和國際困境的絕望，一種政治絕望，不僅彌散在中國的社會精英群體中，也擴散到政治精英內部，發生在高層內部。 對前者來說，絕望感的來源是他們看不到未來可能出現中國納瓦爾尼的希望；而對後者來說，是伴隨著恐懼，特別是對真相的恐懼、對超出想像加速到來的經濟解體和國際孤立的恐懼。如果再考慮到中國領導人在過去十一年裡一次也沒有接受過西方世界媒體的單獨訪問，或者「二十大」後面對「白紙革命」的爆發而隱避，就不難理解這種從上而下對人民、對真相、對西方、對國際媒體的恐懼是如何嚴重，一種集體自閉正在形成。 如此，才有倡導從「四個自信」到「東升西降」再到「唱響光明」的對沖宣傳。如此，方能理解過去十一年來中國在幾乎所有領域的閉關鎖國化，也能理解政治精英們一方面普遍陷入「北京躺平」而無所作為，另一方面又必須有所行動，也就是以所謂中國特色現代化的名義「解放思想」，取消所有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和開放；他們或許意識到「前後三十年一致」的難以自洽，只能逐漸抹去後三十年，如同抹去「動態清零」的印痕一般。 只能說，面對空前壓力，他們似乎終於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卻計無所出。不難想像，接下來一周的「兩會」或許再無其他新聞，「兩會」本身就將在這種死寂中被自我放棄，遑論難產的「三中全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