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奥德赛》北京首映 主持人屈膝采访掀争议
2026 年 8 月 6 日
3月5日，美国前总统、试图再次参选美国总统的川普，在美国总统初选中的“超级星期二”赢得绝大多数州共和党选民的支持。加上此前已决出的8个州初选结果，川普已在近半数州份取胜。而川普的主要对手、共和党新星女政治家尼基·黑莉支持率远逊于他，仅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佛蒙特州取胜，难以撼动全域。川普另一有力竞争者、佛罗里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则早已弃选，转而支持川普。 3月6日，黑莉宣布退选。至此，川普已在共和党初选中锁定胜局，将再次代表共和党出战今年年底美国总统选举，又一次与拜登对决。而根据包括CNN、NBC等多家民调，川普支持率还多次明显领先拜登，颇有可能击败拜登，再度成功问鼎总统宝座。 那么，为何川普能如此强势的回归？川普为何在共和党选民中获压倒性多数支持？拜登支持率为何低于这位在2020年大选中的“手下败将”？若川普再度当选，对美国和世界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川普是当今世界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个性独特的前总统。在2016年大选前，鲜少有人认为他能当选总统。但2016年12月，川普爆冷击败希拉里，成功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无论川普担任总统期间，还是当选之前及2021年卸任后，其大量争议言行饱受批判。从造谣民主党的奥巴马和希拉里“贪腐、叛国”，到声称可以用消毒水治疗新冠，以及任命极右保守人士担任高官、与西方盟友闹翻、退出多个国际机构，以及煽动支持者攻击美国国会造成“1.6骚乱”，都遭到了建制派精英、知识份子、主流媒体的强烈批评。 但同时，川普也得到了美国保守派基督徒、白人种族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极端自由主义者、经济自由放任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等群体的强力支持。无论川普个人品行如何、有怎样的“出位”发言，这些群体都坚定不移的支持川普，甚至因其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而对他格外青睐。因为川普的主张和政策，非常能够满足这些整体属于右翼保守人士的诉求。 美国既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度，但又是保守势力最根深蒂固的国家之一。无论拓荒垦殖的开国史，还是高度竞争的发展过程，以及白人主导的权力结构、宗教信仰在美国立国和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都促成了美国浓厚的保守氛围。 20世纪以来，保守的美国经历过几轮进步主义和多元化思潮的冲击，如1930年代罗斯福政治、1960年代民权运动和嬉皮运动。但基于宗教保守主义和白人种族保守主义的保守派仍然根深蒂固，多次反扑，如1980年代里根政权的辉煌就是例子。 2008-2016年，以奥巴马和希拉里为代表的又一轮进步主义政治浪潮席卷美国。这让保守派强烈不满。而如麦凯恩、罗姆尼等“传统绅士”形象的建制保守派，无力战胜奥巴马和希拉里等进步主义者。于是，说话无忌、个性独特、反建制的川普就被保守派推到台前，依靠不循常规、不择手段的方式，赢得了2016年大选的胜利。 如今又过了8年，虽然美国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但美国保守派的基本盘及其诉求并没有变化。因此，川普的支持率一直较为稳定。无论其说什么做什么，都有大约40%的美国成年公民鼎力支持。这是川普可能再度胜选的基础。 而共和党的两个政治新星，尼基·黑莉和罗恩·德桑蒂斯，虽然也有亮眼的政治履历，但都缺乏川普随心所欲的个性与争议性的个人魅力，也更不如川普在全美全球可谓童稚皆知的名气。而他们的政治主张要么和川普重合，要么同时让中间派和极端派选民不满，自然无法撼动川普。 而川普真正的对手、现任总统拜登，则正在面临更大的危机。拜登执政四年，无论内政外交，成绩其实可圈可点。内部经济稳定、失业率下降，对外恢复了被川普破坏的盟友关系，还有力援助了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整体立场和政策上，拜登也力图以中道平和方式，重建包容和非极端化的美国政治。 但去年10月的巴以冲突、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攻击，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军援、对以色列在加沙造成人道灾难的纵容，让拜登失去了大量阿拉伯裔人士、美国穆斯林、左翼反战人士的支持。虽然与川普及共和党比较，拜登和民主党是相对不那么力挺以色列、较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但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暧昧态度，仍然激怒了支援巴勒斯坦的那部分美国人。他们宁可弃权不投票，也不愿意支持拜登，甚至要故意投票给川普以“惩罚”拜登和民主党。 而这就给了川普战胜拜登的机会。川普及共和党是坚定支持以色列的，本就支持川普的选民，不会发生分裂。这也是近期多个民调均显示川普支援率明显超过拜登的主要原因。据纽约时报民调，97%曾投票给川普的选民仍然支持他，且不会转投给拜登。而曾投票给拜登的人，只有83%还将投票给拜登，还有10%声称将转投川普。 如果巴以局势保持现在的状态，拜登政府也没有特别积极的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平民的攻击，还继续军援以色列，那拜登笃定将失去许多穆斯林及左翼人士的选票，川普也很可能将在今年底的大选中胜出。 另外，拜登年事已高，且健康状况令人忧虑，也对拜登和民主党的选情产生负面影响。川普虽然同样年事已高，但比拜登小4岁，且身体健康状况好于拜登。这又增大了川普的胜算。 在笔者看来，如果川普再度当选，对于美国和世界将是不利的。川普及共和党保守派掌权后，必然强力推行宗教保守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议程，将进一步撕裂已高度分化的美国社会，让美国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 而在外交上，川普倾向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孤立主义政策，也将让世界更趋丛林化，民族民粹分子和极端教派主义者也将更为得势。西方世界内部也将更为分裂。川普拒绝支持乌克兰，也将让俄乌战争中饱受创伤的乌克兰遭受更多损害。 不过，川普是否能战胜拜登，如今并无定数，还要看未来数月的情况变化。川普个人弊案缠身，包括鼓励暴动案、性侵案、滥用职权案都尚未了结，个别州份还取消了其竞选公职的资格（虽已被最高法院推翻，川普恢复了被竞选总统的权利）。如果未来川普被定罪入狱，是否还能正常竞选、即便当选是否可以履职？虽然就目前情况看，定罪概率较低，但可能性仍然存在。 另外，根据最近的联邦众议院补选结果，民主党取得出人意料的大胜。这或许意味著美国中间选民向民主党的强烈倾斜。如果在大选时仍延续这一趋势，中间派选民投票给拜登，那就能抵消极左人士和部分少数族裔弃选对拜登得票的冲击。另外，右翼分子中的反俄亲乌人士，也可能因川普的亲俄立场放弃对其支持，甚至转向对俄强硬、积极援助乌克兰的拜登。这样，拜登因巴以议题损失的支持率又能找回，川普未必能战胜拜登。 总之，今年美国总统大位花落谁家，尚未可知。不过，川普的强势回归、在美国部分民众中长期得到坚定支持，这本身就值得各界人士认真研究、反思，探析民粹、反智、极端主义的根源并寻找解决之道。而社会精英更应了解基层的真实社会和民情，关怀普罗大众，而非脱离实际、疏远人民，在象牙塔里的“自由派泡泡”中迷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极端和反智分子趁机蛊惑大众、骑劫民意、搅乱社会。这不仅是对美国精英的忠告，也是敲给世界各国建制派的警钟。 反过来，美国民众也应明白，民粹和极端主义只能换来一时之快，而不是长久的福音。对右翼民众，要明白美国强盛发达的根本在于开放包容、崇尚科学与创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非封闭自守、反智愚昧。而对左翼和少数族裔，也不应因一时之气和个别政策放弃对中间温和派的支持，这只会导致更加不利于弱势群体、不利于巴勒斯坦人的势力上台。美国进步派和少数族裔，不要忘了2016年大选中弃选以“教训希拉蕊”，却导致川普上台的惨痛前车之鉴。激进和“揽抄”策略不可取，只有“袋住先”（先接受了再说）和涓滴渐变，才能逐步争取到目标的实现。 美国总统大选，不仅决定美国的走向，也极大的影响世界。但愿美国政治能够逐渐摆脱极端化和零和博弈，走上良性的发展路径，再度成为世界政治的标竿和灯塔，并让美国在促进国际和平与民主过程中继续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 ※作者为旅欧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中国两会3月11日结束。本次两会的一个意外，无疑是总理记者会的取消，对此，外界有着太多的评论和猜测，其“风头”盖过了两会其他的内容和议题。相比之下，国务院组织法的修订没有引起外界应有注意。也许人们认为这只是一项法律的修改，但其实这两者有着内在关联，因为如果通过新修订国务院组织法来强化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法律地位，那总理记者会就不会被取消，反之，则可以从总理记者会的取消，推导此次修法是要弱化国务院的现有地位。事实也是如此。 中国的国务院和中共的党中央，同在中南海，前者在北院，后者在南院。所以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关系，向来被看作北院和南院的关系。两院人员有很大交叉，北院的领导干部，基本都是南院成员，也许一些人在南院还有办公室，但是北南两院的职能，区分是明显的，即便在这几年党政合一的情况下，通过这种职能的区分，北院也获得了不同于南院的某种或许不仅仅是名义上的“独立性”。 政务院不是国务院 不妨简单回顾国务院历史，能够更好理解这种关系。国务院是随着中共1949年10月宣告建立全国政权后成立的，当时称作政务院，1954年才改称国务院。这两个名称虽是一字之差，但却意味着两者的权力、地位和职能并不一致。如今的国务院，被宪法定为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最高行政机关，也即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而政务院的法律地位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换言之，政务院本身不是中央政府，它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组成机构，同它平级的还有1952年组建的国家计委，分割了它的经济管理权限，政务院也并无管理军事的职权，不设国防部。 再从人事看，时任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政务院总理是周，国家计委主席是高岗，周虽然在党内排名第三，高于高岗，可高岗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在行政系统排名要高于周。政务院的这种地位和组织结构的设置，使得其职权位阶和规模要低于后来的国务院，也导致总理在对外事务上不能作为国家的行政首脑代表中央政府，实际上和台湾五权宪法之下的行政院有点类同，或者类似总统制下的政府，但中国不是总统制国家，而是中共的一党专政，这很不利政务院作为国家政务执行机构开展工作，所以调整势所必然。 40年不修法，国务院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1954年国务院的组建，从宪法和法律上确立了此后几十年中国政府的基本架构。尽管在文革头几年，国务院的权力和管理受到那时混乱的国家形势的极大冲击，但在文革结束尤其1982年现行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颁布后，国务院的定位和权力结构得到规范，它的地位和职权比起议会制国家的政府要少，但高于像韩国和法国这种总统制国家的政府，也高于台湾的行政院。作为中共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原则，国务院进一步获得了相对党中央的某种独立存在的价值，并得到宪法和法律一定程度的保障。尤其在某些时期，如果国务院有一位外界公认的强势总理，这种独立性还会得以强化。 不过，1982年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在这期间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多法律都修订了多次，就连宪法都修改了5次，可国务院组织法在本次两会前都未修订，这在中国确实可称得上罕见，说明国务院作为中央政府的内部组织结构，在这个变动不定的大转型时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务院组织法就没有修改的必要或者修法就一定是坏事，关键在如何修法。我们看到，在这40年里，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前后进行了几轮，职能也有所调整。所以，对外界来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本次两会修改该法而不是前两年李克强在任时就把它修了，如果修法有利于加强国务院的权力，李克强大概不会不力主修订它。 从程序上说，作为一部规范国务院的法律，应该是国务院先提出修法动议，然后中央研究，再报全国人大。这部法律没在李克强在任后期提出，合理的解释是，李可能不同意修改，因为他知道在当下的政治状况下这个修法对国务院一定是不利的。而对南院的中央来说，该法的修订与否，并不影响南院凌驾于北院这个事实，如果在李不愿修法时强逼他修法，会破坏两院假装的和睦状态，有可能让两院的紧张关系公示天下，所以既然不是马上非修不可，北院不想修就姑且让它一把，反正李过不多久就要到点下台。 修法让党政完全合一同体 但是在李强正式接任总理后，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事就不能再拖了。因为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都写明习思想的指导地位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在一部规范中央政府的法律中，没载明这两点，表明南院的权威性还没有全面覆盖北院，这怎么可以！从法律角度说，没写入这两点，国务院理论上可以不那么积极地遵守宪法有关南院领导人的法律地位要求。宪法虽是母法，有最高的法律效应，节制其他法律，可其他法律在实施过程对如何落实宪法要求，还是有个态度和程度上的差异，未必要严丝合缝地遵守宪法规定，只要不违宪就行，但假如国务院组织法明确写上它们，北院就得不折不扣地遵守执行。 所以，不管是李强得到南院的授意还是为表彻底臣服南院之心，他就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国务院工作规则，把国务院变成一个政治机关，强调它的政治属性，对国务院的定位是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李强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一点，包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事实上，国务院工作规则已在2018年修改过一次，但这次修改显然没有满足南院的要求，因此，2023年的再修改，在总则中删除了从马列到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一直到科学发展观的这个长表述，只留下以习思想为指导，并增加“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句。此外，总则也专门增加一段：“国务院工作人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并在工作原则一章，增加“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健全和落实请示报告制度，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一款。 国务院工作规则的修改虽然充分反映了南院的要求，可它毕竟只是国务院的内部规章，法律位阶不高，接下来当然就需要在法律层面明确这个新的政治定位，所以去年9月，当局启动了国务院组织法的修改程序。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面对3000多名人大代表就此所作的修改说明毫不遮掩地道出了南院对修法的“心声”，即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首要政治要求，就是明确国务院坚持中共领导，明确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思想作为国务院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并将坚持以习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重要内容载入国务院组织法。 中南海的北院和南院虽然处在同一权力体系下，但过去常常有着微妙的芥蒂，这次国务院组织法的修改，将北院某种名义或形式上的“独立性”也抹去，让它完全沦为南院的执行机构，表面看似还是一个中央政府，但实质上回归中共建政初期的政务院，标志着党政完全合一同体。历史可谓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3月初，行之有年的全球软实力峰会于伦敦举行，主办方Brand Finance依例公布当年度（2024年）全球500强品牌，以及“国家品牌价值”（整体软实力）排名。在今年度报告中，中国软实力指数仍不容小觑，这有赖中国多家银行挤进全球25大价值企业和强劲企业，让它在软实力指数前20名国家中排到了第三（美国第一、英国第二）。 Brand Finance的报告堪称目前针对全球5000多个品牌最全面的评估分析。报告中，自然对大力投资人工智慧的NVIDIA赞誉有佳，认为它不仅是全球成长最快的品牌，更在AI晶片市场中展现了创新与市场适应间的成功平衡。另外，美国苹果Apple再次借由市场高度成长，夺回全球最有价值品牌头衔，至于另一“美国之光”特斯拉，品牌价值却跌了12%，被挤出500强品牌的前十名（掉到18），主要原因，正因为遭遇中国电动车比亚迪的挑战。 当中国比亚迪超越了美国的特斯拉，更多有实力雄厚的企业，促使其全球软实能名列前茅，相当程度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全球影响力。但在本次Brand Finance的报告中，却也明白指出中国在诸多崛起成就上，最迫切需要加强的，就是它在国际上不成比例的“低好感度”。中国在Brand Finance各式报告的其中一项“国家品牌认知”，其所表现出的国家声誉和治理文化，竟让它的全球好感度排名敬陪末座，在193个国家中排到了122位，这是非常少见“国家软实力如此亮眼但国家形象如此低落”的特殊现象。 Brand Finance国家好感度排名依据，主要来自“友好”和“有趣”两大指标评分，以中国在这项排名投射出的潜在讯号，即这个国家的“声誉”恐怕很有问题。若拿企业品牌对照，或说特斯拉品牌价值虽然仍是比亚迪的五倍，但特斯拉的排名下滑，就Brand Finance研究显示，原因和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个人近来益发争议的言行间接有关，且确实已对特斯拉品牌造成了额外的声誉风险。同样的道理，“中国”此一“国家品牌”不良的声誉，对中国企业（软实力），当然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并形成另一发展阻碍。 而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外交政策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CSRI）政策总监古德曼针对“中国国家品牌价值”下降，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对外国人（包括外资）持续敌视，更包括过去一路以来“持续对台湾发出好战言论”所致（这几乎已为国际所公认事实）。古德曼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更提到了如果中国真正想要在世界上提升软实力地位，那么，它就应该停止对台湾的敌对态度。无独有偶，Brand Finance执行长海格也不讳言：“如果台湾问题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或会迅速改善。” 另外，受邀出席这场全球软实力峰会的前英国首相梅杰，他则在会中提到：“十年前，我们认为‘（国家）硬实力’正在减弱，当下生活的世界将更重视‘软实力’，但现在这却已非大家的共识。”因为，“当我们看到乌克兰、中东危机，以及‘台湾每天都受到威胁’，情况就不再是如此了。” 至于“台湾每天都受到威胁”，是受到谁威胁，答案再清楚不过。梅杰在“软实力峰会”上一段对“国家硬实力卷土重来”如此感慨发言，等于明白说出过去大家对“各国转趋追求软实力而能带来和平”的想望，已因中国的崛起而落空。 再者，Brand Finance品牌定位总监雅戈津斯基也认为，由于中国在“友好”和“有趣”等人民价值观属性上得分“异常的低”，其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提升国家的好感度。而从古德曼到梅杰（当然不只他们），很清楚地，中过这方面分数“异常的低”，和它近年来不断升高对台湾的压胁迫息息相关，到今天，这已不只是台湾人自身的感受，全世界早都看在眼里。讽刺的是，在Brand Finance统计分析的全球193个国家中（全为联合国会员），台湾并不被列入评析，甚而连“台积电”都不在它世界500大企业品牌之中，但台湾的影响性，却又被公开视之为“中国国家品牌不成比例低好感度”的关键之一（台积电当然另有重要影响），这应该也是中国在国际上极尽所能封锁、打压台湾时，所自创出的一道矛盾命题。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基本法》廿三条立法的条文会破坏香港和中国经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会进一步恶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廿三条立法刊宪的时间，不单比之前放风的13日为早，而且立法会连周末、周日都召开法案委员会会议，如果不是出自习近平的圣旨，恐怕不大可能要求一众亲共议员牺牲周末、周日应酬玩乐的时间，留在立法会审议法案。 廿三条的立法草案条文，完全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及两份国际人权公约，相信这不用去讨论，连随便取消特区护照这类条文都写出来，充满中国共产党一类极权国家政府的法律特色，西方完全不会接受这类法案，甚至会危害到特区护照的免签待遇，毕竟没几个正常国家会接受一个随时会被发出国任意取消的护照持有人，在未有签证的情况下进入自己的国家。但大家要问的一个问题，已经并非《基本法》廿三条的条文有多令人发指，而是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下一步可以做出有几离谱的事。美国总统拜登在国情谘文中，指美国寻求与中国进行竞争，而非冲突，但如果中国要与美国冲突，美国任何时候都会赢，他这句话可非空穴来风，而是对习近平的行事作风作出评估后，对国民作出的忠告。 习近平破坏中国经济，相信这是公认的事实，甚至因经济不好而官迫民反，亦十分之正常，南京有公安局怀疑被民众袭击后发生火灾，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讯号。而习近平不作出任何让步，继续他原有政策的话，经济肯定会烂下去，甚至可能因经济严重恶化导致社会崩溃，现时大批中国民众试图经墨西哥偷渡美国，已经反映有一定数目的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有人会选择留低，亦有人选择采取更激烈行动，正如袭击南京公安局一类的事件，而共产党内部亦可能有人反他，这不是因为追求民主自由，而是习近平这样管下去会影响他们的财富和利益。习近平当然知道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他现在所有政策，更加不会为了经济服务，因为擅于经济政策的官员，都不会站在他这一边，他只会向更集权，更极端，甚至明知赢面不大都不惜对台海、对南海开战，因为开战对他集中权力有利，他只考虑到他的权位，中国的前途，甚至中国人的国际声誉，他一点都不会在乎。 对《基本法》廿三条令外资大量流失，西方对香港采取强硬制裁，习近平也不在乎，急急通过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大举逮捕现时《国安法》都无法处理那些反对他的人，甚至中共内部一些温和派都不打算放过，因为对他的权力有威胁。如果中国之后不理国际社会反对，在台海、南海挑起事端，甚至触发武力冲突，都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当国家进入战争状态，那是最有利于习近平运用各类紧急权力去集权，以往邓小平、江泽民甚至胡锦涛年代都适用，以利益为本的讲道理方式，并不适用于习近平，因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追求发财，而非权力集中，一人独占国家，但习近平的想法，却与历史上那些独夫暴君相差不远，国家有利的事，不见得对他个人有利。 因此，留在香港的人，《基本法》廿三条只不过是苦难的开始，而非苦难的结束，大家想一想上海人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间的命运，香港随时比上海的命运更糟，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作出最后抉择的时刻。这未计有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以往中共领导人都知道自己无力统一台湾，亦知道武力攻台的结果只会是惨输，但走到绝路的习近平，很有可能会拿全中国国运去为自己赌一铺。你想不想沦为他的筹码？那是你个人必须作出的抉择。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今年全国人大例会的笑料之一就是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对李尚福目前尚存的代表资格的否定。不过，李尚福的代表资格被正式宣布终止也是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 本周一（3月4日），中共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在人大记者会完工急着退场时回答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李尚福是否会来参加两会的追问：“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 回答了这两句话后，这位娄发言人就快步离场了。 难得的是，作为不是中共直接出资创办的大外宣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驻京记者不但敢于抢在娄勤俭快步退场之前“哪壶不开提哪壶”，专挑“敏感问题”发难，而且还在娄勤俭的回答内容引发外部新闻界强烈质疑之后，坚持把对此事件的报道内容，包括视频真相依然挂在网上。要知道，这家新加坡《联合早报》“是少有的不用翻墙就可以看的（境外）中文媒体”，而它的记者这次与娄发言人的这两句问答中国境内所有媒体都是被严禁转载的。 笔者注意到，新加坡《联合早报》驻京记者抢在北京时间本月4日下午发稿后，该报网站即于当天晚些时间及时刊登此稿并配发视频，随即被全世界无数媒体转发，也都特别强调如下一段：“去年8月底，他（李尚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两个月后被免去国家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和防长职务。上月底，李尚福的名字也在国防部官网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中被移除。不过，官方至今没有宣布李尚福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的消息，也没有公告他请辞人大代表。截至星期一晚间，李尚福的名字仍在全国人大官网的代表名单中，隶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 从本月5日开始，转载并借题发挥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的外界中文媒体数不胜数，有些自媒体业者还非常认真的把网上即时搜索到的，包括李尚福名字在内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截图张贴出来，或为证明中共人大发言人“公然说谎“，或为说明中共当局把自己的法律程序“视同厕纸”。但是，被笔者关注到的自媒体业者们在网上搜索到的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都是出处过时，即使是中共权威的官方网站之一“人民网”截止今日刊登的这份名单，不但秦刚的大名仍在天津团里，去年12月29日被全国人大常委公告因为其原选举单位已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故其代表资格终止的张振中、张育林、饶文敏、鞠新春、丁来杭、吕宏、李玉超、李传广、周亚宁等9人的大名也都还在。 显然，这是因为该人民网的编辑失职，没有把网上信息及时更新。 不过，至少有中共全国人大网做到了“与时俱进“，将“代表信息”及时进行了更新。其中注明了包括李尚福在内的代表名单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代表是271名。比“原始”名单整整少了10名，即如上9 名再加上今年2月27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新宣布因被原选举单位罢免而终止代表资格的中部战区副司令员李志忠中将。 也就是说，这份最权威也是最“与时俱进”的十四届全国人大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代表名单里，仍然还有李尚福同志存在。 截止本文截稿，笔者最后一次上网查找。依旧如此！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有好事者想要上全国人大网证明笔者所言不虚的话，首先是不要进入全国人大网上输入“李尚福”三个字，这样你只会是做无用功，它只会告诉你很抱歉，未能找到与‘李尚福’相关的内容 “。解难的办法是在谷歌查找“全国人大网 代表信息”，成功进入后再进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即可看到笔者如上所述之结果。 除了最新的代表名单证明娄勤俭所言不实外，更打脸娄勤俭的是中共当局最新官宣，由赵委员长亲口宣布的(截止目前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实有代表”的数字2956人毫无疑问是包括李尚福在内的。 上月2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包括秦刚等人被终止代表资格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四届〕第三号》的最后两句话是：“截至目前，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956人。特此公告。”。 自此至今，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未有过新一次的代表资格被“终结”的议程，当然也再无代表数字变动的可能。 接下来，本月四日上午，赵乐际主持召开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议”。赵乐际在会上宣布：“十四届全国人大现有代表2956人。截至3月3日，已经向大会秘书处报到的代表2897人。4日的预备会议，出席2853人，缺席103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无疑，这“缺席”的103人里，就包括了李尚福在内。 那么，本文前面所引娄勤俭被《联合早报》就李尚福是否出席会议问出了破绽的具体时间是北京时间本月4日下午，也就是赵乐际刚刚宣布了“现有代表”人数是2956人之后，身为人大常委会成员之一的娄勤俭本人不应该不知道此时的全国人大“现有代表”的数字2956名还是包括了李尚福在内的。 分析至此，笔者的判断是，首先一个可能是娄勤俭在被记者追问李尚福时脑袋一时短路，马上想到了另外一位前国务委员秦刚“已经不是代表”，于是脱口而出了 “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 本文撰写到此，笔者再次回看《联合早报》的那段现场视频，娄勤俭在脱口而出“他不能参加，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这句即时回答时，特别加重了“已经”二字，，似乎在回怼发难记者：“这还用问？” 其次一个可能就是娄勤俭自认为李尚福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因他当时已经被内定为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才被安排“当选“的。那么既然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都已经被免，军委委员身份也已经被剥夺，因此失去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是理所当然，所以根本就没有在意李尚福正式失去人大代表资格的”法律“程序还没有走完。 而这“其次一个可能“的前提就是娄勤俭也是成员之一的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根据上面的指示通知了李尚福所在的“选举单位”（军委总部或者说解放军驻京机关的选举委员会）对李尚福的代表资格进行处理后上报，但这个程序至今尚未完成。 前文提到的“张振中、张育林、饶文敏、鞠新春、丁来杭、吕宏、李玉超、李传广、周亚宁“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宣布”代表资格终止“的公告时间是去年12月29日。这里提醒注意，这份名单当然不是按照姓氏笔划排序，当然也不应该是按职位高低或者罪行轻重排座次，而说是按他们各自所在的原选举单位罢免他们的时间先后为序，也不尽然。其中被罢免时间最早的张振中被联合参谋部召开军人代表大会表决罢免的具体时间是2023年7月7日，如上名单中的最后一人周亚宁与按姓氏笔划排在他之前的吕宏、李玉超和李传广一共四人都是被火箭军的军人代表大会罢免的，但火箭军分别为罢免他们4人召开过两次军人代表大会，第一次是去年9月26日，一次性罢免了吕宏、李玉超和周亚宁；第二次是去年12月5日，大会只为罢免李传广一人而开。 如上的具体时间内容，笔者最早是在中共全国人大网上看到的，当时还张挂在该网上的标题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会议文件，如今再进入该网已经调取不出来的。好在我们自由亚洲网站上月6日的报道文章《9名军方将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配发了”全国人大官网截图“，截图说明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第一号公报显示，2023年12月29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九名军方将领，全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笔者举出的如上例证和笔者此前的两篇文章《秦刚案最终揭晓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辞职并非”主动” 秦刚被重罚还是轻处尚无定论》中所做的据实、据理分析，应该已经可以证明中共当局的人大系统的“全过程民主“虽然无比虚伪，但虚伪就虚伪在它是有自己的一套章法的。 时事评论人士郑旭光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记者访时表示，李尚福既然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为何名字出现在与会人大代表名单中，实在让人感到疑惑：“因为每件事都要习近平定夺，把李尚福的事（取消人大代表资格）忘啦或者压在案头？我搞不清楚。这种程序性错误，按理说不应该发生。” 笔者同意这种分析，错误可能是出现在“程序”上了。 分析到此，也许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截止目前的最后一次十四届人大常委会议召开之后的某一天，李尚福所在的选举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已经完成了对他罢免的程序，只等下次人大常委会的召开再对外公布。因此也就导致了娄勤俭一时忘记了民主过程还没有走完。 总之，既然前面所具体介绍的9名将领，以及秦刚和一批地方上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者都是被经过了一番“自下而上”的法律流程，那么外界关于“李尚福无缘两会（是因为）人大代表资格被秘密罢免”的分析笔者不能认同。唯一能够解释得通的就是急中出错、忙中有误，以至乱了章法。 我们知道，与李尚福一样此前已经被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解除了国务委员职务和国务院部长职务的秦刚是被赶在今年的人大（全体）会议开幕之前被紧急“终止”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 上月27日，新华社受权发表的人大常委会公告内容之一就是“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秦刚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秦刚……的代表资格终止“。 笔者据此上网查阅了天津人大网站，它倒是及时全文转载了如上包括秦刚内容在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四届〕第三号》，但却完全找不到秦刚到底是在什么时间，被天津人大本届常委会的哪一次会议“决定接受“辞职的。 笔者不相信秦刚被全国人大常委宣布终止代表资格之前天津市人大根本就没有讨论过是否接受秦刚“辞职”的要求，程序一定要有，过场一定要走。与12年前王立军被处理过程的每一步都被官方媒体及时公开对外报道所不同的是，如今秦刚被所在选举单位的人大常委会接受“辞职”的当时，与如上前所列出的先后在不同时间被其所在选举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表决罢免的9名高将领一样，被处理结果都是要等到“上级单位”也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把最后一道程序走完之后再统一对外公布。 本专栏本月1日刊登的《辞职并非”主动” 秦刚被重罚还是轻处尚无定论》一文中引述了 中国人大网日前发布的《人大代表的辞职、监督和罢免》一文中的介绍，……为便于操作，法律从实际出发，对代表辞职程序作了比较灵活的规定。相比较而言，由于罢免代表毕竟是最严厉的监督手段，无论罢免直接选举的代表，还是罢免间接选举的代表，法律规定了相对严格的程序。 另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规定，解放军选出的人大代表可以向原选区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接受辞职，须经军人代表大会或者军人大会全体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但是）因执行任务等原因无法召开军人代表大会的，团级以上单位的选举委员会可以接受各该级选出的代表辞职。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局日前已经安排了李尚福“主动”提出辞去人大代表的话，他所在的选举单位是可以直接由所谓的选举委员会直接“接受”的，分分钟即可完成的过场。而罢免的话，则一定要等到该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的召开，走一个半数以上同意的过场。如此说来，中共当局在处理李尚福人大代表资格一事恰恰不是在“秘密行事”，而可能是因为完成罢免的程序需要时间。所以结论是：李尚福很快就会被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的形式正式宣布终结其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而终结的理由是被罢免的可能性应该是较大于被辞职的可能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国召开“两会”，海外中文媒体关注的热点是取消了总理在会议闭幕时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几乎都集中在房地产业的崩盘，认为中国政府没能为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找到出路。其实，所谓“出路”就在习近平提出并被海外中文媒体略带讥嘲谈到的“新质生产力”。此时此刻，美欧认为本国市场正在经历第二波“中国冲击”，并因地缘政治高度复杂化的原因，都将中国商品冲击提高到国家安全层次上来认识并加以防范。 新质生产力是对绿色科技产业的外延扩张 世界上从无不破的房地产泡沫。从20世纪中叶以来，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危机发生过200多起，包括日本与美国在内的所有房地产泡沫都破裂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当然也不会是个例外。胡温时期努力支撑没破的房地产，习近平又撑了十年，由于他有了第三任期甚至可能第四任期，房地产泡沫的“击鼓传花”游戏玩不下去了，因此，在争论与地方财政告急声中，他选择了支持李克强任内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这是一个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定下方向的宏观指导计划。 2019年中美贸易战后，中国政府被迫放弃《中国制造2025》，但很快成立了规模为210亿美元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对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电力装备这三个领域、曾被《中国制造2025》计划列为重点的10个尖端行业进行投资。2023年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和复杂机械等产业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就是这类投资的成果。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2023年，中国出口机电产品13.92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58.6%。 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 不过，这“新三样”对国际市场带来的冲击之大，引起欧美国家高度警惕，为了保护本国的同类产业，正在谋求高筑贸易壁垒。 西方高度重视中国的绿色科技崛起 今年2月，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Stiftung）发表一份题为《绿色科技德国制造》（Green Tech made in Germany）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通过统计相关专利数量，比较了美国、欧盟、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过去20年间绿色科技的发展。报告指出，过去20年中，中国已崛起为一个在绿色科技领域领先的国家，这体现在所获得的高质量专利数量上。过去5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世界级”（获得引用多、颁发国家的数量多）专利从11000项增加到了37000项。与之相比，德国2022年的世界级专利数为近10000项。 该报告指出，自2017年以来，在几乎所有被调查的10个绿色技术领域中，中国的技术水平都有了明显提升。这10个领域包括新能源、能源存储、氢燃料经济、节能机械、高效生产、环保材料和回收利用等。近年来，中国政府将电动汽车、电池技术和新能源这“新三样”定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它们将取代房地产建筑业在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此外，智慧工厂、高铁技术、电池回收等领域也是政府支持的发展重点，未来有可能进军并试图占领国际市场。 欧盟正在考虑设置国家安全壁垒 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31%，商品出口占全球的14%。中国被纳入新质生产力的类别是电动汽车、计算机芯片和复杂机械领域，这些产业价值更高，对技术领先具有更加核心的意义。美欧政府对中国产品设置安全壁垒，主要是针对这类产品。 欧盟于去年推行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目前已有11个欧洲国家加入了抵制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和中兴网络设备的行列，拒绝在5G电信网络采用这两家中国公司的产品。目前欧盟正开展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调查，考虑是否应该对其征收关税或实施其他进口限制，包括执行欧盟的碳调整机制。 针对比亚迪和华为计划分别在匈牙利和法国开设工厂，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今年1月18日发表了一份报告，揭示了华为和比亚迪与中共政府的联系，指出比亚迪和中国军工生产也有一定的关系，强调这两家公司被允许在欧洲设厂将引起道德和安全问题。 美国的“小院高墙”正在扩宽增高 如果说欧盟目前对比亚迪、华为设置国家安全壁垒还在准备之中，美国针对中国的“小院高墙”正在扩宽增高。 发展电动汽车是拜登政府推行产业政策以求在与中国竞争中获胜的重大举措。 2022年美国国会通过《通胀削减法案》，专门拨出3690亿美元用于发展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该法案为美国企业提供每辆电动汽车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同时规定享受补贴的车辆中不能包含中国生产的电池组件或关键矿物。此外，中国汽车进入美国除了需要缴纳2.5%的常规进口关税外，还需额外缴纳特朗普对华加征的25%的关税。 中国在2023年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比亚迪在2023年第四季度首次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电动车企。针对这波强大的新销势，拜登于3月初命令美国商务部针对海外产汽车软件开启一项调查，公告中明言：“中国的政策可能会让他们的汽车涌入我们的市场。我不会让这种事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调查的理由是“来自中国的联网车辆可能收集有关美国公民和基础设施的敏感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传回中国，……可以远程访问这些车辆或致其失灵。” 拜登政府于2022年和2023年两次发布打压中国半导体行业的行政令，都宣称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利用美国的技术开发可用来对付美国的尖端武器。拜登政府最近还宣布，为了保障美国港口的网络安全，将拨款200亿美元在本土生产起重机，用其代替中国制造的起重机。3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引入《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威胁法》和《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这两项法案要求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应用程序TikTok尽快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并禁止相关数据代理商向外国对手或外国对手控制的实体出售美国敏感数据。 第二波“中国冲击”被视同商战 在《“中国冲击”将再次席卷世界》（WSJ，3月4日）一文中，作者比较了本世纪初美国面临的第一波中国商品冲击与目前第二次中国冲击的不同。第一波冲击形成之时，正逢中国打开大门欢迎西方，对美国的冲击主要是生活消费品（鞋帽服装玩具家具箱包等），这些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在1999年至2011年间导致美国200多万人失业，但提高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降低了美国的通胀。与本世纪初不同的是，西方世界现在将中国视为主要的经济对手和地缘政治对手，这一轮中国冲击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产业安全，因此美国欧洲日本正将此视为一次新型商战。 中国为适应欧美绿色经济的需要，打造了一个产品主要对外的绿能科技行业。但可能低估了西方国家保护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决心。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是在为中国经济找出路，但这条出路的通道正开始变得日益狭窄。华为与比亚迪目前遭遇欧美抵制，预示着中国制造在这两大市场的命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歧视”事件频发。先是日本，两位餐馆老板先后挂牌，拒绝接待中国客人。再是伦敦，网红钢琴家与华裔青年的冲突。就在前几天，新加坡航展拒绝中国人登机。我的同胞在类似场合中都是一致的战斗姿态，一致的激愤面孔，一致的指控——“种族歧视”。（伦敦钢琴事件后，那位叫Meng ying 的女主角在事后反击时，说法是“民族歧视”）。 这些同胞让时空穿越，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童年的我蒙昧而不无敬畏地观望满街叱咤的红卫兵。 对于这种“腰里掖张牌，谁到跟谁来”的同胞，我近年也亲眼见证过。这张随时打出的王牌，当然就叫“种族歧视”。十年前，我的同胞们阔起来了，在全世界的热门景点“到此一游”。2014年的初秋，我在法兰克福皇帝大教堂有幸与他们相遇。那天是礼拜日，城中各天主堂都在皇帝大教堂汇聚。我们到达时，正值各教堂神职人员身着大礼服，打着该堂旗号，排队入场之时。皇帝大教堂的神父站立台前，颇有检阅之势。气氛之庄严凝重，感染了我们这些旅游散客，个个肃立在教堂最后一排座位后面，默然瞩目，似乎此时一句不够庄重的话都会造次这个群体。人们落座后，皇帝大教堂的神父开始布道，嗓音低徊而富有磁力，让我立刻想到神的代言人就应该是这副嗓音。 突然间，门外鹊起一阵喧哗。一个中国旅行团到达了，他们的大嗓门先于他们真身进入了这个肃穆的空间。接着，一个松散的人群进了教堂的前门，赶大集一样大声议论、谈笑，导游需用更大嗓门来确保他词句能抵达他们耳鼓。教堂门房是个六十多岁男子，也是一身黑色礼袍，企图将旅行团员们挡在门口，同时请求他们静默，或者等弥撒结束后再尽情观光。这队人马的音量非但不减，反而分贝爆炸：“种族歧视！”一旦纷争被提拔到了“种族”高度，旅行团便一应百合：“种族歧视！德国人种族歧视是有历史渊源的！…..”对于这样的同胞，我是真不愿相认，但同时又觉得自己有限制家丑外扬之责，便赶过去小声劝阻：何必非要选择这个时间观光呢？回答是，他们必须赶时间，一天的景点排列得滴水不漏。那一边，仍然在跟老门房抗议“种族歧视”，我的北京朋友来脾气了，说：“你们可以必选择去不歧视你们的地方呀！”这下旅游团冲我们来了：“纳粹走狗！”我们只能尽快撤退，不愿继续与这样的同胞共存同一空间，也生怕由此生发自我嫌恶：毕竟自己有着与他们相同的语言、肤色，与他们相似的样貌。 说到歧视，我想到三十年前。对于从美国中西部搬到旧金山的我，逛唐人街是一大乐事。旧金山唐人街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始建于淘金年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爆发了驱赶迫害华人的骚乱，暴民们打砸掳掠，唐人街多处房屋被烧毁。那时白人对华人的称呼是“邪教徒”，并从体征和相貌上“科学”分析华人的劣等程度，认为华裔比非裔更低劣。二战中，中国与美国结为盟国，作家赛珍珠向罗斯福夫人几次提议，才取消了“排华法案”。这样沉痛的历史，让我想到，一个迁徙万里的民族，要怎样自尊自强才能变寄居者为主人公。旧金山唐人街保留着淘金时代建筑风貌，游旧金山的各国旅游团志在必逛。后来衍生出的两个新唐人街，始于第二、第三代华裔迁徙者，街道不再凸显异国风情，因此也就不那么游人如织，反倒是华裔居民的采买餐会重地。我那时的家，离第二唐人街Clement St. 步行距离十五分钟，我每天下午完成写作，便漫步那里，买些晚餐所需的食材。街上的台湾饭店、江浙菜餐厅，粤菜馆、川菜馆、客家菜馆，沿Clement 那条不长的街道比邻排开，相辅相生。舌尖上的乡愁，在此地大可缓解。 沿街也开着小型中国超市，时鲜蔬果都摆成露天排挡，一条街色香味俱全。 一天，我在一个小超市排队交款时，发现有人付的不是卡或现金，而是一种票证。一问，得知那是“Food Coupon” ，政府为特困户们发放的食品代金券。我走出超市，发现前面走着的正是那位五十多岁的男性特困户，拎着几分钟前还可做水族观赏的鱼类，钻入了一辆违规停泊街边的奔驰轿车。后来发现，这种开豪车吃纳税人白食的同胞，唐人街上多得是，并且，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胞。听到这种介绍，我脸上一热，就像听人讲自己家人的坏话。旧金山流浪者特多，因为此地四季温差不大，睡大街比较舒服，全国流浪者便云集到了这座美丽的海湾城市。但我很少在流浪汉里看到我的同胞，想来同胞们比其他族裔的流浪汉要来得聪明，好歹找个落脚处，反正有政府管吃，他们尽可以从五花八门的灰色收入里抠出银两，年积月攒， 终于在唐人街上做起大奔、宝马的主人。 我后来还听说，这类吃白食的中国同胞还以此开发出生意；将教堂救济特困人等的饼干、水果、起司拿到街边和地铁口摆地摊贩卖。地摊主多半是大妈和太婆，她们入教会的动机很单纯，就为了能定时领取白食。偶然有人揭发她们摊上货品的来源，指出她们缺损公德，抢了真正饥饿者的食粮，太婆大妈们便立刻成了老红卫兵，语言动作具有极强的攻击性，若对方坚持揭露真相，予以反攻，太婆大妈腰里掖的那张“种族歧视”老牌，就会作为王炸打出。假如我此刻看到这样的败类代表自己种族，我十有八九会以冲刺速度逃开。首先，她们被“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之文化所化，所异化，我无力把他们按人类普世价值“化“回来，其次，对于其他族裔公民，我无力说清我与她们同宗同族而不同类。说到歧视，这类大妈太婆，以及那个“靠山吃山，靠政府吃政府“的奔驰车主们，不管他们属于哪个种族，都应当受到地球村全民歧视。 大妈太婆和奔驰车主们渐渐加固了其他种族人对我同胞们的恶劣印象。有次我的一个女友去一家奢侈品店购物，店里正在减价，折扣大得吓人，因而招引了大群平日不敢问鼎此店的人们。我的女友刚从货杆上拿下一件衣裙，她身边一个八十来岁的白人奶奶脱口而出：“Go back to your China!” 女友反应神速，脱口回道：”Go back to your grave!”白人奶奶带有严重种族成见，歧视是明显的，但她为什么刹那间就判断出我女友应该滚回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韩国或日本？白种人对东亚人的相貌，大多会犯脸盲，并且我那位女友，穿着的考究不输给来美国“买买买”的日本人。那么老奶奶只能是从行为上直觉到我的女友来自中国大陆，也就是说，她感到这个东方女人的动作带有冲撞性，乃至攻击性。我小时看红卫兵们在街头草台子上跳舞，边跳边吼着如同口号的歌词。他们都是假军装，宽皮带，撸着袖子，动作非拳头即巴掌，台词是“滚他妈的蛋！”“我们粗胳膊粗腿大嗓门，今天上来了，就不下去了！”这类歌舞者，叫小将，小闯将，正是他们，要对我们民族损毁扭曲的审美观负责。他们老了，养出了伦敦那位大吼“Don’t touch her!”的闯将二代，把这种美丑颠倒的种族形象蔓延到世界各地。 最近几年，这类”小将”、“老小将”多起来了，他们像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样在世界各地大串联，吃着寄居国的白食，在远离祖国的各地“爱国”，在地球村各个角落巡视监察，以揪出“种族歧视”分子，与之战斗。难怪在我遥远的祖国国土上，流言弱弱地随风而走：文革又来了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两会登场，看似平淡无奇，但第一天就爆出震撼新闻：取消总理记者会。这是由人大发言人在人大开幕前宣布的。消息一出，海内外震动。保持了三十多年的两会闭幕后重头戏—总理记者会就这么轻率地取消了！戛然而止。 海内外纷纷猜测取消的原因。归纳起来，有这么几条：其一，汲取前总理李克强记者会的“教训”，他讲出真话诸如“六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人民币以下”，当场戳破习近平“全面脱贫”、“全面小康”的神话。习近平害怕李强又讲出什么真话。其二，即便李强不会像李克强那样讲出令习近平难堪的真话，但可能讲错话、说漏嘴，暴露中国社会经济真实情况。其三，反正总理职位已遭虚化、李强已经被架空，他说什么都不重要，记者会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取消也罢。 取消总理记者会，意在进一步削弱总理的权力和权威。故上述三条都不是要害。最要害的一条：习近平容不下人，只准他一人出风头，不准其他任何人出风头；只准他一人霸版霸屏，不准其他任何人置于镁光灯的聚焦下。习近平心胸之狭隘、气量之狭小、自信之不足，大抵如此。习近平心思，不仅要彻底架空李强，连一个虚名都不让他捞着。 其实，取消总理记者会，既可以说在意料之外，也可以说在意料之中。对一些人来说，这是意料之外：习近平真敢这么干？把总理职位虚化到底、把李强架空到底、连每年一度唯一的记者会也敢取消？对很多人来说，却并不诧异：习近平大权独揽，从一党专政，倒退到一人独裁，而他权欲熏心，仍不知餍足，得寸进尺；加之疑神疑鬼，毫无安全感，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哪怕自己的亲信、心腹，他都处处设防、处处矮化。一步接一步地，他要独揽所有的权力和光环，哪怕有些权力和光环也就那么一丁点。 如今的习近平，不只是权力傲慢，更是权力任性。无限期推迟三中全会，任意缩短两会会期，悍然取消总理记者会，都是他权力任性的表现。而这些，只是进行式，还并非完成式。更多的奥步随时可能出台，令人拍案而不惊奇。 取消总理记者会，习近平自以为得计，又赢了一把。殊不知，福兮祸所伏。此举，将直接酿成至少三大后果： 其一，进一步败坏中国形象。各国媒体报道此事，都是负面评价，认定中国更加不透明、更加封闭，相当于关闭领导人与媒体交流的最后渠道，关闭改革开放的最后一个窗口。华尔街投资家甚至直接呼吁：不要再到中国投资。 其二，进一步败坏习近平自己的形象。习近平上台，以倒退、倒行逆施、专制、独裁著称，每一次大动作，都加重了这一负面形象。诸如2018年狡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2022年强行架离前总书记胡锦涛、二十大把团派排挤出局以及前总理李克强不明身亡等，都败坏了习近平作为大国领袖的形象。这一回，悍然取消总理记者会，必然进一步败坏习近平自身的形象。 其三，进一步结仇，尤其在党内结仇。作为习近平亲信、心腹的李强，固然不会流露不满，但在服从的表面下，失望、不满、甚至怨恨极可能深埋心间。而党内上下，目睹这一骤变，惊异难以言状，路见不平，虽敢怒而不敢言，但极可能埋下不满、反感、甚至仇恨的种子，为日后中共政局变迁留下深远伏笔。 身为驻美大使的谢峰，以政协委员身份出席两会，当被记者问到这一变化时，他猛地一愣，一脸愕然，冲口而出的话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口气中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从中可见习近平的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和恣意妄为达到何等程度！以他惯有的认知障碍，他对人性底线的反应毫无知觉，对由此埋下的祸事也毫无感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一个奇怪的代表团——“台湾省代表团”，共有13位人大代表。 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和其他所有地区的人大代表都不一样。其他地区的人大代表，例如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四川省的人大代表，除了个别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好歹总是来自北京、来自四川；尽管中国的选举根本算不上选举，但是在形式上，北京的代表、四川的代表，好歹总是由北京的选民、四川的选民选出来的。那么这13位台湾的人大代表呢？他们是哪里的人？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据“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团”自我介绍，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大多数是在大陆出生的台湾籍人士。这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是台湾人，只不过是台湾籍的人。他们的身份都不是台湾的居民。有的人只是早先曾经居住在台湾，有的只是其父辈、祖辈居住在台湾；也就是说，这13位台湾人大代表，只不过其籍贯是台湾而已。 那么，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又是怎么选出来的呢？根据中国人大网的解释，这13名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台湾省籍同胞组成的协商选举会议选举产生”。这就是说，这13位台湾的人大代表根本不是由台湾地区的选民选出来的，也不是台湾当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委派指定的，而是由一些生活在大陆的台湾省籍的人选出来的。 这就是说，所谓全国人大的“台湾省人大代表”，既不是台湾地区的居民，也不是由台湾地区的选民选出来的，而是由大陆地区的选民选出某些大陆地区的居民。这怎么能叫台湾的人大代表呢？纯粹是冒牌货嘛。 中共当局并不傻。它何尝不知道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是冒牌货。但是它有不得不这么做的苦衷。因为中共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你没有台湾的代表，你凭什么说你代表台湾呢？你凭什么说你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呢？既然在现阶段，中共无法让台湾地区的人民选出台湾的居民当中国的全国人大的台湾代表，它就只好让大陆地区的选民选出某些大陆地区的居民冒充台湾代表了。 这使我联想起文革期间的一件事。我们知道，文革爆发，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几乎都被“炮轰、火烧”，然后，各地又陆陆续续建立起名叫“革命委员会”的新生红色政权取而代之。1968年秋天，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大陆二十九个省市的革委会建立工作全部完成，人民日报立即发表社论“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电部特地发行1枚“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面值8分。邮票图案中有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地图上除台湾省外全部绘成大红色，上面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金字。不知哪位细心人一眼发现有严重问题，立即写信给中央，说台湾还没有“解放”，台湾还没有成立革委会，因此万万不能说“全国山河一片红”，因为那等于说台湾不属于中国。那张中国地图，除台湾省外全部绘成大红色，给人感觉是中国不包括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国。中央一看，恍然大悟，马上密令将刚刚上市的纪念邮票全部收回并立即毁版。已经卖出去的当然收不回来了。据说，在“新中国”发行的邮票中，就数这套“全国山河一片红”最紧俏最昂贵，因为它一上市就绝了版。但中共一直没有公开对“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说法予以更正(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啊)，因为它不愿意让一般民众也意识到这中间的问题。 中共当局治下的中国，天天在上演荒诞剧。《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和全国人大的“台湾省代表团”，就是两个典型的案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的中国“两会”，一个原本注定没有悬念的会议，却在3月4日周一上午就爆出了一个大新闻，按惯例会后将进行的总理与媒体的见面会被取消，而且可能永久性取消。 也就是说，从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每年“两会”所标志的中国政治生活“正常化”以来、从1988年时任李鹏总理开始、在1990年代日益活跃的总理记者会这样一个传统，到今年被废止了，北京的政治生活正在自我放弃。 镀金时代 中国“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安排，作为一个持续三十余年的政治惯例，始于1988年，那一年迎来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小高潮，一方面尝试“价格闯关”、破除“双轨制”，另一方面受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影响。“两会”结束时安排总理与国内外媒体的见面便是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产物。 当然，如此微小的“公开性”改革举措并不能满足知识分子领导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期望，也不能帮助改革派领袖赵紫阳克服党内保守势力的杯葛，最终导致1989年爆发大规模的学生民主抗议运动，这或许是总理记者会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公开性形式所不能承受之重吧。 不过，在19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前十年，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两会”的总理记者会就成为两会惯例，作为每年“两会”中最具新闻性和互动性的议程，也因此成为中国改开时代政治生活的重要一幕。 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里，从李鹏到朱镕基再到温家宝的几位总理，先后利用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众的施政讲话，既展现了这些中共二号人物对经济和总体局势的领导能力，又体现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民主的渐进发展，对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对争取国内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理解都发挥了历史性的促进作用。这是很难否认的一段镀金时代。 政治黑洞 然而，在习李共治的十年，“两会”记者会几乎成为李克强的十年总理任期里几乎唯一的公开舞台，尽管无力根本改变大局，例如“动态清零”政策的极端激进，很大程度上也牵制了中国政治的恶化，尤其在他参加的上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总理记者会上主动提出中国存在六亿低收入人口，并一再表达了对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信心。 无疑的，这些政治声明是公众和国际社会能够听到的、北京政界内部传达出来的对中共领导人十年路线的最严厉批评和否定。或许正因此注定了李克强卸任后的命运，也决定了这一带着1980年代“公开性”色彩的邓小平时代有限政治体制改革遗产的清零。 因为，尽管每年一度的总理记者会越来越被刻意安排、越来越徒具形式，提问者和问题都被事先关照，北京政界似乎越来越难以克服对国际媒体的恐惧，对记者会这种基本的公开政治交流形式越来越抗拒。这种抗拒和恐惧的心理主导了过去十年北京的政治和外交气氛的变化，包括2024年“两会”召开前后的莫名紧张，甚至比三年“动态清零”时期的“严防死守”的自我隔离还要变本加厉。北京政治正在进入一个黑洞，远比黑箱政治还要封闭，其间充满了暴力。 政治绝望 一方面，北京当局虽然改善了针对外国人的入境政策，也口头欢迎外资和旅游，但是继续视国际媒体如洪水猛兽，将2011年后对国际NGO的敌意集中在国际媒体和记者身上。不仅常驻中国的国际媒体日常采访陷入困境，如同战地记者一般的危险，例如上周在成都的荷兰记者在大街上被直接殴打。另一方面，中国的暴力机关正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禁止任何中国国民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进行外交接触、甚至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点儿不同声音，如同“动态清零”的常态化。非经官方安排的民间国际交流事实上已经冻结，这是中国的内部脱钩。 结果，中国的新闻与自由状况恶化到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也是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在如同“封城”一般强力的封控措施下，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国际媒体、国际社交媒体的联系被粗暴地切断、追查，举行“两会”的北京城陷入了了无新闻的死寂气氛。各地知识分子和北京市民仿佛置身“西线无战事”一般的无力和抑郁。连私营公司、国际资本也惊觉这个黑洞政治下的经济和政策陷入了混沌，他们已经很难从越来越有限的公开统计数据做出判断，政治风险骤然升高。 然而，这些措施固然保障“两会”期间绝无杂音、保证中国领导人的绝对权威，却也通过放弃总理记者会这样的小动作制造了今年两会的一个大新闻，远远超过人们预期的某些代表和委员的失踪丑闻。因为，对已经目睹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经历了惊喜和怀疑之后的国际社会来说，在2024年春天即将到来的一个关键时刻发生如此重大变故，却又被明显随意的取消，让人看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到来：一个深陷虚无主义的政权正在自我放弃，哪怕是最后一点儿的改革开放遗产，都已经弃如敝履。 因为，这种在中国近乎唯一一个公开政治舞台上拒绝与媒体见面的决定，不啻为中国高层已经放弃了说服国际社会、挽回信心。这是一种对经济困境和政策困境、和国际困境的绝望，一种政治绝望，不仅弥散在中国的社会精英群体中，也扩散到政治精英内部，发生在高层内部。 对前者来说，绝望感的来源是他们看不到未来可能出现中国纳瓦尔尼的希望；而对后者来说，是伴随着恐惧，特别是对真相的恐惧、对超出想象加速到来的经济解体和国际孤立的恐惧。如果再考虑到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十一年里一次也没有接受过西方世界媒体的单独访问，或者“二十大”后面对“白纸革命”的爆发而隐避，就不难理解这种从上而下对人民、对真相、对西方、对国际媒体的恐惧是如何严重，一种集体自闭正在形成。 如此，才有倡导从“四个自信”到“东升西降”再到“唱响光明”的对冲宣传。如此，方能理解过去十一年来中国在几乎所有领域的闭关锁国化，也能理解政治精英们一方面普遍陷入“北京躺平”而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又必须有所行动，也就是以所谓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名义“解放思想”，取消所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和开放；他们或许意识到“前后三十年一致”的难以自洽，只能逐渐抹去后三十年，如同抹去“动态清零”的印痕一般。 只能说，面对空前压力，他们似乎终于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却计无所出。不难想象，接下来一周的“两会”或许再无其他新闻，“两会”本身就将在这种死寂中被自我放弃，遑论难产的“三中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