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中共跨國鎮壓真相獲獎紀錄片《堅不可摧》昆士蘭首映各界熱烈迴響
2026 年 9 月 14 日
中国“两会”落幕，期间，习近平在2023年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被列为下年度十大工作任务之首，总理李强则针对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粮食产量、人均收入等等提出多项愿景，一切看似欣欣向荣；但外媒报导，除了“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引人遐想，几乎也都直指了中国就业严峻、人口萎缩等核心问题，对中国经济能否找到出路，不无疑问。此外，经济指标的分析是一回事，另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偷渡，恐怕也正某种程度反映了中国内部光景。 犹记得去年9月，美方边境巡逻队在美墨边境逮捕偷渡客时，发现其中来自中国者，竟多达4000人，是前一年同期的10倍以上，也是历来偷渡者国籍比例上升最多的一群，如此暴增的数字很难不引人注意。回溯统计，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CBP）资料显示，光是2023年一年，中国偷渡客就超过3万人，是过去10年年均（1500人）的20倍，这个数字（无论总量和倍数成长）对任何国家来说，绝对都不寻常。（中国籍偷渡客已成为偷渡美国第四大族群） 不过，就当美国舆论为中国偷渡客激增议论纷纷，同一时间，中国官媒虽也有所报导，却仅仅聚焦“美墨边境非法入境日渐失控”，尤其著眼它让美国联邦主义和移民安全等国家问题出现严重矛盾，更让美国南部边境州陷入空前困境。从头到尾一副事不关己，完全避而不谈中国人对这一波波非法移民的“贡献”。 此外，中国偷渡（美国）不只人数陡升，“模式”也相当惊人，在多个美媒追踪下，发现不少中国偷渡客先是透过抖音等社群媒体，获悉“偷渡美国教战手册”，又尽管内容（包括指引路线）近乎荒诞，他们却一个个证明了现实上并非不可能。例如大量中国偷渡客，被教导可先飞往特定免签证国家（如厄瓜多），然后雇用当地响导，由他带领大家徒步、涉水穿越丛林，进入美墨边境，情节根本是在拍电影，他们则必须支付约莫60万台币，才有机会通过层层关卡，只是不保证不会被美方巡逻队逮获。 于是，这又出现一个诡异的画面。一方，习近平为即将跨入2024年发表新年谈话，信誓旦旦“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实现经济行稳致远。”同一时间，则有成千上万中国偷渡客正以“拓荒者”姿态，不为中国梦，而是甘于狼狈地前往追寻美国梦。被逮后，他们的出发地遍布中国，家庭条件背景不一，但唯一共同点就是“我在中国要活不下去了。” 然后，去年9月中国偷渡客新闻高峰过去，到了今年1月、2月，情况却也没有半点改变，中国人继续前仆后继，要不成功达阵，要不登上电视新闻。约莫一年前，经常扮演共产党传声筒的中国媒体人胡锡进还曾高调辩称那些偷渡客“不代表现代中国人”，今天，看著一批又一批头戴鸭舌帽，背上背著帐篷，手里拄著拐杖，一身徒步打扮的中国偷渡客陆续出现在新闻报导中（包括标榜非西方角度的半岛电台也跟进），胡锡进显然无法再多说什么。连国际移民组织驻巴拿马代表团团长洛普雷特都公开表示：“这是几年前没有的新元素（指大量中国偷渡客）。”（许多中国偷渡客在巴拿马准备偷渡时就被拦下）。 而中国偷渡客之所以受到注意，却又不光是出于人数的增加，让他们更显“独特”的是，不像其他国籍，例如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和海地等，若非和美国之间有“地缘”关系，就是国家长期动荡、贫困，人民讨生活不易，此时此刻的中国在习近平口中，不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那些中国人何以会有如此紧迫感想要离开自己祖国，甚至还用了较之其他国家人民更高难度、更危险、付出代价更高的方式远走他乡？ 胡锡进曾经这么分析，他说：“移民总体上都是从经济发达水准低的地区向高的地区流动，欠发达国家的生计愈困难，一些人向发达国家偷渡的动机就会愈强烈。”如果他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他认不认为大家眼睛所看到的一切，正是他这句话的实践。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话说2015年1月2日那天，时任中共外交部（排名第一的）部长助理兼该部的礼宾司司长张昆生被该部新闻发言人和官方权威媒体同时证实“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人民日报客户端就特别发表评论，突出强调“张昆生不但是今年开年以来被查处的最高级别官员，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个落马的高级外交官员。” 与此同时，中国境内的各大网络媒体竞相开始“深扒”张昆生的过往和家庭。最有看点的当然是他的妻子肖杰比他有名，不但是曾经的世界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而且当时已经是”中国第一位国家女子羽毛球队出身的羽毛球运动副教授”。 就在2015年1月2日的当天，网易网体育栏目刊登《肖杰曾教李肇星打球 与央视合办羽球教学视频》一文，文章的导语是：“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中曾经谈到，自己一直喜欢打羽毛球， “我水平很差，但我的教练水平很高。”李肇星的教练正是肖杰，他说在美工作期间，肖杰曾教他打过羽毛球。” 文章正文的第一段是：“外交部落马官员妻子曾是羽球选手，屡获世界冠军！这位羽球选手是谁？没错，她就是肖杰……。” 《环球人物》是人民日报社的下发刊物，该杂志曾刊登的《“星爷”的幸福生活》引用了李肇星的自我吹嘘内容：“我们联袂打混双，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俱乐部屡战屡胜，出尽风头。” 李肇星回忆的是在他担任中共驻美大使期间的往事，当时的肖杰是随着担任驻美大使馆一秘的张昆生到的美国，随后凭已经在首都体育学院完成的体育教育学本科学历，进入美国马里兰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 李肇星出任中共驻美大使的具体时间是1998年3月，此前的职务是外交部分管美大司的副部长，而当时的张昆生则是美大司的一秘。 随李肇星上任驻美使馆一秘差不多3年时间，张昆生又跟着把驻美国大使职务交给了杨洁篪的李肇星一起回国。回国后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部党委书记职务的李肇星立刻给张昆生提了一级，任美大司的副司局级参赞。 2003年3月17日，李肇星被宣布接任外交部部长职务，张昆生立刻被安排改任外交部办公厅参赞，实际是就是继续充当李肇星的“一秘”。 2007年4月，已经67岁的李肇星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而李肇星离开外交部之前主导的部内重要人事安排之一就是把张昆生再晋升一级，担任礼宾司司长。为张昆生成为部长接班人培养对象打好了基础。 至于这个张昆生当时为何如此被李肇星器重，则要从张昆生的“传奇经历”说起。 1958年8月出生的张昆生是校址一直都在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现名四川外国语大学）的1985届毕业生。说起来是1981年才以23岁的“高龄”成为大学本科一年级新生。何以至此？ 却原来，此人早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初，即以云南省富民县沙朗村“插队知青”的身份参加高考，并被录取进农学院，“但因病未能如愿进入高校殿堂。只好在沙朗村继续放牛”。 日后成为“共和国没有王笏的侍臣”之后，他对云南家乡昆明某报采访他的记者深情回忆说：“放牛是寂寞枯燥的，但这种环境又正是我刻意追求的，我母亲曾送我一台简易的茶花牌收音机与放牛的生活全程相伴。我就以牛背为课桌，天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 1979年，张昆生的家乡云南省昆明市在本省知青中进行招工考试，张昆生的的成绩名列全市第一，获取了进入昆明市公安局一处（政保处）的通行证…..。 张昆生还回忆说：“在乡下自学的英语派上了用场———到省旅游局接待处接待外宾。但一接触实际我才发现自学的那点英语太差了，特别是口语方面。除了再上学深造，没有别的选择。1981年，我报考了外语，上线的考生中，我列居第63名。按成绩可录到北京二外，我选择了川外，理由是为家里节省一些费用。” 张昆生在这里提及的昆明市公安局一处与省旅游局接待处是什么关系?下篇文章中会有分析和介绍。这里继续张昆生本人的回忆内容： “川外的生活富有挑战性，许多附中（应该指“川外”自己的附属中学）学生外语基础好，开初我在班上名列末位，后来拼命赶超别人，一二年级均是三好生，到了四年级一跃而为全年级的尖子。这时外交部到川外招一名工作人员，我的学习成绩面临最严厉的检验，结果口试、笔试、面试均顺利通过，于是我的生命历程出现了重大转变。1985年8月13日，我离别昆明走向陌生的北京，当时因没有能力坐卧铺，最后选择了钻到硬座下躺了56个小时上北京的最经济的“卧铺”。我从此开始了职业外交生涯。” 请注意，张昆生这里想要重点表达的是，当时外交部在他毕业的“川外”只招收一人。厉害吧？且慢，还有更厉害的呢。 2015年1月2日当天, 随着中共公开对外宣布张昆生“被查”的消息，包括新华网在内的各大媒体纷纷转引或者全文转载了一篇首发于13年前的旧文《张昆生：一个昆明人的外交生涯》一文，文章一开头就吹嘘说：张昆生的成长之路，从昆明近郊富民县沙朗村逶迤延伸向川外、北大、哈佛、牛津以至中国驻美总领馆。自1995年以来，中、美两巨头间的交往、争锋、对峙与合作等等诸般风云际会中，总有这位云南赤子为这影响国际局势的两个大国间的重要外交活动默默奉献着睿智与忠诚。出色的工作业绩，曾使他荣膺中央国家机关全国劳模桂冠……。听他作报告，你会感慨满腹经纶、儒雅倜傥的外交官，却原来其文韬武略，也决不输于政治大家、军事专才，这让人联想起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在笑谈间捭阖风云、折冲尊俎的国家的侍臣、策士和谋将们。掌声、倾听和热烈的提问，表现了当代青年对成功的顶礼膜拜。共和国正是有许许多多像张昆生这样忠勇智慧的外交“侍臣”，才有今天不断提高的国际声誉，他们是国家的功臣。 按照张昆生在这篇文章里被引述的自我介绍，他进入外交部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居然是“外交信使”，他说“我在信使队，在全球通讯尚无法与当今相匹比的十多年前，这个机构的工作尤显重要，是外交部一个机要部门，国家领导和有关部门要了解世界局势，都需要参考信使队的调研资讯。外交信使，频繁地往返于各个国家间，他们需要精通外语，有丰富的外交知识，敏锐的洞察力，较强的分析国际局势和问题的能力，为了做到这些，国家需要作大投入，我们三个人的信使队，培养的费用高达53万美元。不了解真情的人，一定认为这项工作是何等令人羡慕和有趣，而这其中的甘苦和危险性，只有亲历的人才能体验。长年浪迹天涯，与亲人长年分离且不说，还有一定的危险。在我到信使队之前，已先后有6位队员殉职。我在信使队5年，访问和调研了121个国家和地区，这数字没有一丝虚夸。” 继而，这个张昆生在外交部工作年满5年后，即考入北大，攻读硕士研究生。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张昆生当时是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与习近平的“不脱产”有本质的区别。 张昆生说，3年学习结束获得硕士学位后，他在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导师薛谋洪亲自送他到哈佛继续深造。“得到导师如此垂爱的学生，也许不多。以后是到UC伯克利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学习，最终以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结束了我的学习生涯。” 张昆生本人的这段回忆内容似乎是故意要模糊自己到底是取得的哪家学校的博士学位。其实，他本人应该是取得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几所学校的经历都是短期游学。 不过呢，在美国几所学校游学期间，他张昆生被时任中共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特别关照。待张昆生最后完成在英国牛津的个把月短期访问后，已经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分管美大司的副部长的李肇星立刻召唤张昆生“回部”，从被任命为美大司副处级二秘开始，就一直侍奉在李肇星身边，先后长达12年时间。 从中共外交部网站上至今还能够查找到的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张昆生”的简历中看，他1998年-2001年的职务是“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一秘”。但他本人对记者把自己这段时间的职务说成是“驻美大使特别助理”。当记者问他“17年的外交生涯，哪一段时间最让你难忘”时，他回答“驻美任大使特别助理期间”。 他对记者吹嘘道：驻美任大使特别助理期间。1997年是我外交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年。这年江主席首次访美，我参与了27篇演讲稿的起草工作。江主席访美的路线行程，也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在江总书记所到过的三个地方，美国方面均为他鸣放了21响礼炮，享受了最高的礼宾规格，这样的礼仪是少见的……。 张昆生还回顾说：第二年（1998）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我也参与了整个行程的接待工作……。在中国驻美外交官们有理有节的巧妙斡旋下，使得克林顿向全世界承诺了他的“三不主张”（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参加任何以主权国家为成员国的任何国际组织），实现了预期的目的，这可说是中美关系的一项重大进展，双方只要遵守一个中国、三个联合公报、“三不”，中美关系就会健康发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上内容出自首发于2002年的旧文《张昆生：一个昆明人的外交生涯》，文中记者所说的“17年的外交生涯”，显然是把他张昆生“脱产”在校读博的5年时间也算在“外交生涯”之内了。 另外，张昆生随李肇星赴美任职是1998年的事情，而1997年江泽民访美时，他张昆生还不是“驻美大使特别助理”。当然，作为美大司一秘，参与江泽民访美的演讲稿起草也好，设计行程也好，绝对是份内的工作。所以他应该是把自己担任美大司一秘和驻美使馆一秘两段时间内参与过的对中国主要领导人访问美国的服务工作混到一起回忆了。 他对驻美期间的回忆内容还有：—-1999年4月上中旬，朱总理访问美国，我作为联络官，在那8天8夜里，朱总理的一举一动牵引着世界的视线，我回想起来仍是难以忘怀。 —-1999年，我驻南大使馆遭遇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轰炸，中国驻美国使馆为解决炸馆事件向美方进行了无数次的艰苦交涉，我们从多方面与美方展开了外交斗争，迫使美国五次向中方道歉、在牺牲的中国烈士遗骸运回国时美国降半旗致哀并向伤亡者和驻南使馆做出赔偿。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在北京签署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但还需要美国国会通过对华PNTR（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协议才能起作用，于是我们这些驻美外交官们又紧张地开展双边活动，推动了这个问题一步步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从如上公开发表的对记者的回忆内容看，这个张昆生真的是挺不谦虚的。一个外交部美大司一秘和驻美使馆一秘，把自己担任这两个职务期间的中美关系的每一个重大、超重大事件的安排、处理过程和取得的“成果”都贴在自己脸上，不但没提及真正主持安排设计江泽民那次访美的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和1998年3月开始接任了外长职务的唐家璇，就连这段时间里自己是如何在自己顶头上司李肇星领导下工作也都忽略过去。如此高调地利用媒体吹嘘自己，怎么可能不在外交系统内招致同僚们的诟病？ 张昆生被宣布“正在接受调查”之后，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习近平反腐运动中，张昆生是第一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过去大家公认中国政坛最后一块净土的外交部门也落入贪腐的旋涡。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为此接受美国之音卫视新闻专访时说，过去外界总认为，外交系统是比较干净，是“没有腿”的部门，因为在国内没有下行单位，所以利益输送和利益关系比起其他部门来说较为简单，腐败问题比较少，发生张昆生事件确实令人惊讶。 至于这个张昆生当年的落马，除了被公开对外宣布的“权色交易”等腐败罪行，是否也有当时外界所推论和猜疑的“政治原因”？留待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回忆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新数据显示，中国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上升，显示去年12月份青年失业率略低于15%，与欧盟相近：均为14.9%。不过，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与中国近几年经济结构转型直接相关，属于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所谓“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技术进步或行业衰退而造成的失业，通常较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v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持久，因为失业者需要再职业教育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而摩擦性失业涉及人们在工作之间转换，与经济周期无关，是人们经常遇到的失业。经济学家一般不太关注摩擦性失业，但特别担忧结构性失业，可惜的是，注意到中国青年失业率高的分析者，多半忽视了这是结构性失业。 房地产业萧条导致数十个上下游产业萎缩 近三年以来，中国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剧烈的产业结构变动，从世纪之交就成为中国经济龙头产业的房地产业，因市场过度饱和而难以为继。在继续投入资金（主要是银行贷款）维持泡沫与让泡沫慢慢瘪下去另觅经济发展之途二者之间，习近平咬牙选择了后者。 但兹事体大，房地产业一直被中国当局及经济界视为大而不能倒的产业，是从房地产开发投资拉动就业这点来考虑。Wind PDB 产业聚焦曾在2023年1月发表过一篇《透过Wind产业链看房地产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和就业》，其中列了一个表，显示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中（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建筑业的就业拉动能力最大。建筑业每增加一亿元总产出，可拉动各行业就业总计635人，其中直接拉动就业262人。金融业的就业拉动能力第二，金融业每增加一亿元总产出，可拉动各行业就业总计511人，其中直接拉动就业270人。房地产业本身就业拉动能力并不大，房地产业每增加一亿元总产出，可拉动各行业就业总计351人，其中直接拉动就业212人。按此计算，2020年仅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三个行业，房地产开发投资带动就业就超过1.15亿人，对民生影响巨大。 上述研究还没有考虑其他几十个房地产开发上下游产业。择其大要述之，房地产开发上游主要包括土地（七通一平就涉及数个行业）、金融行业；建筑工程（包含各种建筑材料的生产与供应）；房地产开发相关服务；房地产开发下游主要包括房地产经营、房地产销售、房地产辅助服务、装修产业（涉及多种装修材料的生产与供给）等，与此同时还有交通运输产业，每个行业都有不少从业人员。 与房地产业相关的两大产业 房地产、建筑业与金融业在中国是共存共荣的关系，房地产衰落，自然会影响到这两大产业。但细读之下，除了房地产业衰落的影响之外，还有这两大行业因技术进步对人力资本有更新要求的因素。 以银行业为例，2016年之前，银行业曾是白领向往的金饭碗行业，但2016年开始，先是遭遇智能化取代人力，仅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四大行就裁员约2.5万人；以后每年都有银行业裁员消息传出，成了常态。2023年9月30日，中国国内第一财经根据Wind数据统计，称降薪、裁员成为2023年上半年上市银行财报透露出的两个关键词。42家上市银行的员工总数虽然突破了250万人大关，但同比增幅仅为1%。中工建农这四大银行还在裁员，其中，工商银行一年之内少了9000余人。据该报道透露的数据，从专业构成来看，招商银行招聘得最多的依旧是零售金融业务的员工，净增5378人（上一报告期增9460人），此外，运营操作及管理净增加2172人，而综合管理类人员则净减少近千人——熟悉银行业务的就知道，这些银行招聘的是能为银行增加业务的一线员工，以及专业门槛较高的技术型员工，“综合管理类人员”是属于万金油式的管理人员，这类人失业之后再就业相当困难。 中国建筑行业正处于技术转型时期 建筑行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中国判断支柱产业的标准是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根据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8年以来，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保持在6.85%以上，2022年甚至接近7%，增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2.5个百分点，支柱产业的地位依然稳固。建筑行业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至大：第一，它的发展带动着建材、冶金、化工、轻工、机械、石油、煤水电气、装饰装修、智能科技、家电等几十个行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中国的GDP增长和就业状况。第二，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体力劳动者，对教育水平要求较低，一直是中国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行业。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 至2020年，每年从事建筑业的新产业工人人数在5000 万人以上，占比20%左右。 但是，情况正在起变化。最近几年，中国建筑行业出现一个现象：企业增多，但从业人员反而减少。截至2022年底，全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143,621个，同比增长11.55%；从业人数5,184.02万人，同比下降0.31%；截至2023年6月底，全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139740个，同比增长7.9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8712个，同比增加926个；与此同时，建筑业从业人数4016.41 万人，同比减少3.79%。简言之，企业变多了，更多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与此同时从业人员反倒减少了——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减少是按千万计数。国内的分析是认为企业养不起那么多人，国企增多则被认为是建筑行业的“国进民退”。 但事情远比这两类分析复杂。只有极少数分析指出是因为技术和管理的发展，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从中国现在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加快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共有四条主线，分别是：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打造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建筑机器人研发和应用；推广绿色建造方式。上述这四点，注定中国的建筑业从设计到劳动类型与人力配置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中，将形成数量巨多的结构性失业者，因为列入十三五计划的“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和十四五计划的“加快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主要依靠三大技术支撑：装配式、产业互联网平台、建筑机器人，这意味着中国建筑行业的劳动力类型需求将发生改变，包工头一般也无力投入建筑业新技术改造，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体力劳动者将逐步减少。 也许有人要问：中国每年那么多大学生毕业，为什么就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这里牵涉到一国的大学教育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需要是否脱节、职业培训与再就业技能培训是否适应就业市场的问题，我将另文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三月，中共举行人大、政协两会，呈现一系列变化：会期缩短、闭幕式缩短并草草结束；代表和委员默不作声或照稿宣读，一字不敢自主；全程充满对习近平的违心颂扬和尴尬掌声。会议整体气氛沉闷而做作，看上去越来越近似北朝鲜模式。 最大的看点在李强身上。习近平不仅取消了总理记者会、终结了总理与中外记者交流的最后平台，还通过修改《国务院组织法》，彻底虚化国务院、彻底架空总理角色。这一切“骚操作”，究竟让习近平得到了什么？除了进一步挣得天下骂名，还进一步促进了官员躺平。 两会后立即发生的燕郊大爆炸，就是一个及时的证明。大爆炸惊天动地，震动京师，也震动海内外，但纵观中共上下，官员尽都躺平。习近平和李强不仅没去现场视察，就连表达关切的指示或批示都破例不发。作为主管紧急事务的副总理张国清，不到事发地河北省、而是绕到毗邻的河南省转了一圈，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甚至，就连河北省的所谓父母官 — 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未见出动。 看来，有关天灾人祸等灾难的应对，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演绎。第一阶段，从毛周到胡温时代，遇重大天灾人祸，领导人赶赴灾难现场视察或慰问；至少总理前往，多代总书记也曾前往。第二阶段，习近平上台后，他本人不再现身灾难现场，总理李克强依旧前往，但有时呈现受阻而推迟前往的情况，如2021年河南大水。若李克强受阻不能前往，则剩下习李分别下达指示或批示。第三阶段，中共二十大之后，不仅身为总书记的习近平不会现身灾难现场，名为总理的李强也不再现身灾难现场；发展到2024年燕郊大爆炸，总书记和总理不仅谢绝现身灾难现场，就连指示或批示都懒得再发了。 看上去，就连这两人都躺平了。习近平的躺平，因为大权在握、党内再无派系制衡、政治老人无从监督，乐得自我放松休息、逍遥自在；李强的躺平，一则无奈，不敢发挥，生恐落下 “出风头”、“树立自己”的嫌疑；二则顺势躺平，反正，国务院已经被掏空、自己已经被架空，无所作为才是他的上上之策。身处暗流汹涌的朝廷，伴君如伴虎；刀光剑影，人身安全第一。 有趣的是，就在两会刚结束，党媒《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去年的一次讲话，声称：“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舍去前后党文化的语言包装，这段话的重点恰恰就在于，习近平总结官场现状：官员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官场暮气沉沉、无所作为、一潭死水。等于变相承认，在他的统治下，官员尽都躺平。 或许，习近平囿于认知障碍，他无法明了，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又或许，习近平明明知道，却绝不会自我反省，假装以责备的口气“教导“一众官员。官员尽都躺平，究竟是习近平心下所要的结果？还是出于他“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天真幻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官员齐齐躺平，都是习近平应得的果报。 试想，何谓“全面从严治党”？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网球冠军彭帅，闹出惊天国际丑闻，他被治了吗？今年两会上，一名女记者冲向主席台，疑是要找发改委主任郑栅洁算账，造成轰动，习近平会治这名习家军人物吗？其实，党内谁都清楚，所谓“全面从严治党”，就是选择性抓人，搞政治报复，一切以是否站队习近平为标准。 何谓“定规矩”？习近平本人遵守规矩了吗？诸如，习亲自制订的“中央八项规定”之五：“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又如中共党章明文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些，习近平都做到了吗？还是变本加厉地带头违犯？不正己，何以正人？ 官场死气沉沉，官员集体躺平，上至总理李强、下至村镇基层干部，尽在躺平之列，这是习时代的必然，也是习时代的特征，尤其在二十大之后，更成为习时代的官场气候。很显然，面对这一官场新常态，习近平本人也束手无策。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他是始作俑者。况且，最具讽刺的是，他自己也躺平了，以他自我设定的方式。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三月，中国议题发烧。先是稍早发生的金厦渔船事件波涛未平，接著年度政治大戏人大政协两会登场；三一八太阳花十周年则标志著两岸关系重要的分水岭：隔天，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了争议二十年的“二十三条立法”──立法会于十九日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而进入三月下旬，许多人并没忘记，一位台湾女婿、杰出的出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满州人富察延贺，在中国因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遭到“刑事强制措施”满一年，至今中国没有公布他的现况处境。 三月这些重要事件串联起来，正映射出这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走向独裁过程中，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转向。 经过二○一二年传闻中惊险的“新四人帮政变”后，二○一四年是上任两年的习近平开始全盘掌握权力。就在三一八学运爆发的前三天，三月十五日中共宣布，习近平兼任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那时候习近平拥有九个“小组长”头衔，借由一个个小组（包括对台政策领导小组）全盘掌握权力。 也就在这时，台湾、香港都起了反中抗争，三月台湾年轻人高举太阳花拒绝服贸，九月香港市民撑起黄雨伞要求真普选。当时台湾年轻人发表《坚持，直到岛屿天光》的声明称： 让台湾公民社会，成为两岸互动之‘强而有力的行动者’，提升了我们的战略视野，将台湾社会的声音，传递给中国社会，也让世界听见台湾。经此一役，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台湾公民力量的崛起，对台湾的“收买策略”也将受到牵制。 中南海是否听到台湾年轻人的声音？事后证明，随著权力的巩固，心怀“民族伟大复兴”美梦的习近平并不承认“台湾公民社会是两岸互动之‘强而有力的行动者’”；就像中国在面临“占中”普选倡议时，它的回应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否定2016年香港立法会普选的可能，同时国务院发布第一份《香港问题白皮书》，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自信满满的习近平要求对“统一”的进程掌握主动、必须“操之在我”，他拒绝承认港、港反抗青年与公民社会具有任何自主性。 习近平对台湾操控两手策略，软的一手是利诱台湾年轻人，三一八之后加强吸引台青赴中创业就业，到二○一八年初更大放送三十一项惠台政策，提供赴中台湾人国民待遇，企图透过融合政策来促统。 对香港也是一样，透过“大湾区”计画把香港吸纳进中国珠三角，弱化香港经济自主性。从一个强烈的对比似乎可以证明习近平对港策略是成功的：十年前深圳民众涌入香港购物、抢光奶粉，被香港本土派斥为蝗虫驱赶；如今香港人则是成群到深圳大卖场采购、渡周末，甚至平常奶茶都叫深圳外卖员送到港铁延线车站面交。港中融合在一杯杯奶茶里。 而硬的一手是不断限缩、否定香港与台湾的自主性，从引发全港抗争的《送中条例》、之后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港区国安法》，到最新完成的“二十一条立法”，都是在否定“两制”、独尊“一国”。 中国对于台湾的经济统战未获太大成功，因为中美贸易战火点燃，经济脱钩、全球供应链重组，加速台湾整合进入“非红供应链”。最新一个例子是美国众议院通过对TikTok禁令后，台湾也跟进，一样把抖音视为外敌对势力实质控制的“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 近四年来台湾民众对习近平“硬的一手”点滴在心头，不断增加对台军演的强度与频率，反复借由机舰越界破坏海峡中线默契，到这次金厦渔船事件中国海警船侵入台湾画定的金、马禁限制水域。其目的就在否定台湾是个具有领土管辖权的主权国家。 中国近年来对港、台的作为突显了习近平的的霸权心态──统一的议程“操之在我”、由他设定，港、台只能在他设定的议题上有限度地协商，台湾空间还大一点，香港根本已没讨价本钱。 最横霸的是中国法律的长臂管辖特性──中国的《国安法》、《反分裂法》、《港版国安法》，不只规范你在中国境内的行为，连在海外主张港独、台独，都算是触法，它就可以办你。所以台湾社运人士李明哲透过网路串连中国民运工作者、传布民主人权理念而被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名判刑五年。李明哲出狱后受访说： 我判决书中没有任何一项我实际在中国社会做了什么事情，全部都是我在网路上的言论，我虽然微信、QQ是中国的社交软体，但是我是在台湾发表这些的言论，那你中国把所有世界上使用QQ跟微信人都当作中国人来管理，我觉得第一个是笑话，然后那你把网路的言论，甚至把网路聊天群当作一个正式组织，说我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说我们意图颠覆中国政府，我觉得是第二个笑话。 台湾籍的李明哲被中国判有罪，至于中国籍的富察延贺能逃过劫数吗？至今，除了国台办宣布他因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活动被中国“刑事强制措施”之外，中国完全未对外透露相关案情，也无正式起诉、审判的消息，外界不能确知他踩到中国哪一条红线。 刑事强制措施是指中国警察、检方或法院可以对嫌疑人或被告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依中国《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依程度高低可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 住 居”、“拘 留”、“ 逮 捕 ”五种。而拘传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取保候审的期限总和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的限制人身自由为六个月、拘留的期限一般为十四天，最长可达三十七天。这五种强制措施除逮捕须由检方批准，其馀都是警方可以决定和执行的。 到底富察延贺现在处于哪一种强制措施下？中国没有也无义务对外说明。而根据《办理刑案程序规定》计算，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七个月，不过有但书：“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5日内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这条让检方得以不断增长嫌疑人羁押时间。 中国法律的长臂管辖可以用“台独顽固份子”对台湾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两度发布制裁令；也可以用李明哲在中国大陆之外的言行定他的罪。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谈论富察的案例时说，这是个涉嫌煽动违反国家安全事件，和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尊重台湾的社会制度，台湾同胞也应该尊重大陆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中国的长臂管辖根本就不尊重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法律。 除了港台人士可能误踩中国国安红线，愈来愈多在中国其他国籍人士也触法。二○一八年“华为公主”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后，中国报复性地以间谍罪名抓两个加拿大人康明凯（ 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 Michael Spavor），并指控他们是间谍。二○二○年，澳洲公民成蕾被控“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被关三年后才释放回澳洲。 去年底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获选为金石堂年度出版风云人物，受奖时他提到同行、也是2019年获奖者富察延贺：“富察的遭遇对我来说，其实造一个很大的压力跟创伤，因为他坐实了我的恐惧，这个恐惧是真的。”允晨也出了不少可能在中国眼中被定性为“煽动颠覆”的书。 不只富察延贺、不只廖志峰会恐惧，也不只在中国经商、采访的外国人担心自己误踩红线，连做中国研究的外国学者都对赴中国做田野感到不安。 荷兰莱顿大学的中研究学者彭轲（Frank Pieke）中文流利，过去三十多年来，过上千次中文访谈。不过近年来他不进中国也不讲中文，他担心一旦中欧关系恶化，自己会成为待罪羔羊，他告诉《端传媒》： “只要他们还在随便把人们放进监狱，我就不想再去。” 回顾过去十年，习近平愈来愈集权，中国的国家机器也愈让人恐惧。过去许多人自信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条不归路，就像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散播出去收不回。但这种信心愈见动摇──十年来习近平帝国的铁幕又降下，囚禁了富察、也吓走外国人。 ※作者为资深新闻工作者、专栏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两会”数天前散场，有关外交部长换人的传闻落空。被认为是新外交部长热门人选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下简称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在“两会”前外事活动频频，但自3月7日起突然消失于公众视野（他并非现届全国人大代表）。而70岁的王毅还在以外交部长身份全世界跑，近日访问纽西兰和澳洲。 这两人的反差，背后有何内情？或许是刘建超早前太过张扬，习担心他是另一个秦刚，还得让老家臣王毅继续陪跑；但更有可能是涉及外交派系内斗，比如某派人马向最高层爆了刘建超的黑料，让习不得不反复掂量。 在秦刚之前突然从外长职位上跌落马之后，中共外交内斗动向引人关注。在外界看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委办公室（简称外办）主任、再兼外长的王毅颇为得势，但其实他可能是不得已的，他身边有一个沉默大佬，可能对他不利。 中共外交人事面临大洗牌 外交部长暂时没换成，但中共外交其它人事近期频频异动。 3月14日的官方消息显示，年初离任中联部副部长的郭业洲，已任中央外办副主任。 郭业洲生于1966年2月，江苏淮安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后供职于中联部，担任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后任驻保加利亚大使、中联部副部长。 3月14日，中共国务院任命陈晓东为外交部副部长。 陈晓东是安徽庐江人，生于1965年12月，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198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此前是驻南非特命全权大使。 此前，2月份，原外交部助理农融，已调任港澳办副主任。 近期，中共驻外大使可能有一轮洗牌。驻欧盟大使傅聪在上任不到18个月后，传将赴驻纽约任驻联合国特使；孙卫东于2022年10月卸任驻印大使并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后，北京仍未任命驻印度高级外交官，近期中印边境紧张，驻印大使急需到位“救火”；前驻新加坡大使孙海燕去年夏天晋升为中联部副部长，她的继任者也可能近期公布。 以校划线的外交派系之争 中共外事外交系统的核心工作部门，主要是分属党政两条线的三大系统，中央外办、外交部和中联部。中央外办要比外交部地位更高。中联部负责所谓党际外交，不过现在这种规矩已打破，比如中联部部长刘建超早前代理了许多外交部的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外交人事关系复杂，帮派林立，基本上以毕业院校划界，各派勾心斗角。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派、北语（北京语言大学）派、上外（上海外国语大学）派、外交学院派、国关（国际关系学院）派、北大（北京大学）派、复旦（复旦大学）派等。 王毅就是北二外派的帮主，新任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也是北二外派，是王毅的马仔；前外交部长秦刚本来是国关派的大佬；中联部部长刘建超是北外派的帮主，中央外办副主任邓洪波是北外派，新任中央外办副主任郭业洲也是北外派；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毕业于北京大学；外交部副部长邓励是外交学院毕业。 那些非科班出身的，如果不是原来有靠山，就需要靠抱外交系统里有实力的红二代、红三代的大腿升官。2020年1月，中纪委巡视组曾点名外交部存在“选人用人视野不宽”问题，就是指向外交部的这些派系问题。 早前各方爆料皆指王毅和秦刚是死对头，王毅的北二外派集体举报秦刚的婚外情，闹得满城风雨，导致习近平不得不挥泪斩秦刚。但秦刚的国关派人马，相信也会收集王毅的问题。而刘建超暂时未能接任外交部长，可能也是因为王毅的阻挠。 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是习近平亲戚？ 本文开头提到王毅身边还有沉默大佬，说的是在外交部网站上列出的最高官员——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他也是外交部机关党校校长。 1961年出生的陕西吴起人齐玉，是在2019年1月28日当上外交部党委书记的，至今已超过六年。 中共外交部的党委书记，历来是由熟悉外交的专业干部出任。而齐玉是政法学院哲学专业，曾在陕西、北京、青海、吉林等地任职，历任党刊主编、组织部长，党委书记、党建研究所长，不仅毫无外交经验，其任职地域也全在北方，从未跨越黄河。 齐玉空降中共外交部早就被视为奇怪的人事安排，引起关注的是他与习近平家族的秘密关系。 有知情人披露，齐玉曾是习近平的同父异母兄弟习正宁同事。齐玉1983年7月进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任调研员。而1984年，习正宁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处长。 习正宁1986年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87年，先后担任海南省司法厅厅长、海南省政法委书记等职，1998年因心脏病突然去世。 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是河北人，而在西安，有齐心的堂弟齐捷。文革中，西安六中毕业的齐捷受习家被整牵连，没有上大学，在草摊子农埸务农，习近平往返陕北北京时，曾借住堂舅齐捷家。 因为齐玉和习母齐心同姓，齐心家族又在陕西有一支，故此有人猜想，齐玉应该是习近平的亲戚。 表面上，中共外交部党委书记在部内是仅次于部长的第二号人物，但在习近平上台后，外交部更加党化，强调对党的忠诚，其实是对习的忠诚。说习近平派了一位亲戚来监视外交部，收集里面乱糟糟的问题线索，这是可能的。如此说来，齐玉才是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王毅也必须忌惮他。 王毅被“夹击” 齐玉或背后插一刀 中共外事外交系统在早些年被查办的高官不多，只有2015年1月落马的外交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但自从秦刚出事，外交系统的种种问题就被聚焦。 去年11月，中纪委发文点名外交外事系统有政治风险、廉政风险、管理风险。文章提及的问题，包括落实习近平的指示不到位，有泄密及被渗透被策反的风险，以外谋私，干部失管失控，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文章又指“少数领导干部不敢、不愿、不善抓管理”，“上级监督虚化”，“主动发现问题能力不足”等等。 这篇文章矛头直指外事外交事务的大领导王毅，作者却是中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外办纪检监察组组长张际文。 按中共向相关单位派驻纪检组的规矩，纪检组是接受上级纪检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但以接受上级纪检领导为主。故此，张际文的真正大领导是习近平心腹、中纪委书记李希，然后张也是王毅的下属。故此，张际文这样大胆公开曝光王毅的问题，很罕见。 如果说张际文是习安排在中央外办的钉子，齐玉就是习安排在外交部的钉子。齐玉的低调、沉默，可能更可怕。 老迈的王毅已连续十年全世界跑，可谓卖力，能够做到这点确实也不容易，但应是有苦衷的。因为他并非习的嫡系，全凭甘当奴才、出位表忠诚，配合习的“狼外交”政策，换得习的欢心。但伴君如伴虎，王毅的受宠不是永恒的。 王毅得罪了习偏爱的秦刚的国关派，身边又有两个“监军”，在往后的日子里，如果他在外交内斗中玩得过火，可能晚节不保。特别是齐玉，说不准在关键时间背后插王毅一刀。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传统文化很讲究平等。不认字的老太太都能和你争论为什么不平等。他们接受的是戏曲和民间艺术的教化。现在很多人崇拜西方的平等观，殊不知西方现代法学的鼻祖孟德斯鸠，正是用中国古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和实践，摧毁了欧洲封建等级制的法律体系。 当中国共产党从西方引进了共产主义之后，平等就消失不见了，假装忘记了。中共还引进了苏维埃农奴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降低为最下等的农村户口。他们不但不享受任何福利，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 就算进城打工，也是最受剥削的农民工，和城市工人职员们明显不是一个阶级。这种下等阶级受歧视的人口，占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也就是绝大多数，是货真价实的农奴制贱民。 城里人对这些没感觉吗？没感觉。当人们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时候，他们会很享受这种不平等。当文革时他们被下放到农村的时候，他们感到委屈和受苦了。可是那进城打工还被歧视和剥削的农民工们，他们是什么感觉呢？对他们来说，平等只存在于古代的戏曲之中。 可是对统治者们来说，把人民分而治之是一种手段。挑拨阶级和民族之间的歧视和斗争，有利于转移人们怨恨的对象，减轻各级土皇帝们承受的社会压力。并且用一部分人来压制另一部分人，也是维稳措施的基础。 当资本家的财产获得退赔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似乎承认了财产权。可是农民的土地财产呢？仅仅是承包，财产权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手里。但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观念仍然很强，没有被中共的邪教所消灭。于是出外打工的农民宁可将土地荒废了，也不能无偿交给别人耕种，否则可能会失去他们仅有的财产。 这种土地政策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荒废土地导致粮食减产，无法合理合法兼并土地，阻止了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的推广，粮食产量上不去。虽然有很多的农业科技进步，仍然无法养活人民。靠习近平的今天退耕还林，明天退林还耕的拉抽屉式的瞎指挥，解决了问题吗？ 不要说全球农业的经验，就是中国自己自古以来的经验，土地私有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只有用心负责的农民拥有了这块土地，土地的耕种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在领主的遥控下集体耕作也有效，封建制也就不会被取代了。 所以农民的私有土地权利，不仅仅是个财产问题。对全社会来说是农业效率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的不二法门。特别是现代化大农业与合作农业，权属不清造成的混乱，是各种低效率和不稳定纠纷的原因。 所以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人权确实是个基本问题。不仅仅是言论等等自由的问题，财产也是关系到社会生存的大问题。财产权要得到保障，必须依靠法律和执法公平。而法律和执法机构，要依靠政治的支持。靠皇帝把国家当作自己的财产，是一种经常不可靠的保障。只有依靠人民选择的自己的政府，才有动力为了选民的利益保障法治的公平和公正。 特别是在共产党的无法无天维持了七十多年的局面下，恢复法制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只能依靠推倒重来，建立由人民选择的民主政治，才能改变专制体制无法无天的惯性，给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结果。否则每天成千上万人上访，也改变不了无法无天专制的本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总爱出些个奇葩警句，这可能是当党支部书记喊口号喊出的毛病。前些日子的奇葩警句是“全过程民主”。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成体系的规矩，和过程有什么关系呢？不全的过程又和您老有什么关系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不仅人类社会，就是群居的动物也有一定的规矩。没有规矩就无法维护群体的秩序等等，就会被自然界淘汰。老猴子惩罚调皮捣蛋的小猴子，不是为了好玩儿，而是群体生存的需要。人类从原始社会以来，群体越来越大，规矩也就越来越复杂。同样需要用强制力来维持，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和法律。 两三个世纪以来流行的一套理想，就是公仆和服务论。可是没有一个实践中的国家是服务行业，也没有一个掌权者是什么公仆。这一套理想往往是被政治野心家们用来忽悠人民的甜言蜜语，用来掩盖他们背后的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 既然国家和法律是用来强制维护秩序的机构，那它维护的是什么呢？像老猴子一样，是维护集体生存的保障和个体生存的权利。这里存在两个标准。你危害了集体生存的保障就要受到惩罚。你危害了个体生存的权利就失去了合法性，应该被推翻。所以，秩序和人权是两个最主要的基本原则，没有必须服从某个势力的四项基本原则。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就是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前提下，维护了良好的秩序。 而民主制度的设计，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保障人权，包括人们的财产权。以此来衡量那个维护秩序的政府是否合法。而且每隔几年合法地推翻一次，使人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以此制约政府走在正确合法的道路上。 而历史上和今天存在的暴政之所以被认定为暴政，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以集体安全的名义压制和减少人权保障，甚至剥夺人民的财产。本来是为了维护人民权利和安全的政府，用其一原则取消了另一个原则，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国家的权力取消了人民的权利。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暴政，都是在这个借口下产生的。人民已经对此产生了麻木。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从西方引进了极端专制的共产主义体制。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权的保障一扫而光，实行苏俄式的农奴制，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基本人权。所以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或者革命，首先一条的原则，就是建立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包括对财产权的保障。 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不是渔猎采集时代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是个人的财产。人权的各种自由选项，都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之上。所以保障个人自由必须包括保障个人财产权。中国共产党剥夺人们的自由，也是从剥夺人们的财产权开始的。虽然他们的共产主义实验失败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了，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剥夺人民的财产权，拒绝保障包括农民土地权利在内的个人财产。这是他们维护专制统治的最后挣扎。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极端专制政体的现实，中国将来改革或者革命创造的民主体制，必须是从特别注重个人权利和财产开始。纠正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和人民造成的创伤，树立人权保障的观念和习惯，并把这个人权观落实在法律实践中。这就是最适合现代中国的民主。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两会没什么话题，最后除了习近平当众训斥赵乐际之外，只剩下新质生产力这个新词。据报导，这是习近平去年九月就提出来的，但没话找话，只好拿出来再炒一炒。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百度百科强作解人，越说越糊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一般说法，生产力有旧的生产力有新的生产力，有落后生产力有先进生产力，一般指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生产规模等等的总和。 习近平的发明，将新生产力强行多塞了一个“质”字，以显示与别人不同，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质”一般又有两个含义，一是性质，二是质量，如果是指性质，“新”本身已体现了性质，多一个“质”字属画蛇添足；如果是指“质量”，“新”本身就包含高质量，也是多此一举。因此“新质”这个词不伦不类，说了等于没说，还不如只用“新”来得简单直接。 如果新生产力“性质”不新，“质量”不高，那还称得上新生产力吗？不如就当它是旧生产力好了。 发明一个新词，要有现实依据，要有应用上的需要，要逻辑严密，经得起推敲，习近平以为多加一个“质”字，便能体现他的思想高人一等。其实多一个“质”字完全多馀，既没有增加新的内涵，听起来又别扭，在语义上又模糊，属于阿茂整饼的拙劣表演。 生产力是宏观的概念，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相呼应。农业社会有小农生产力，工业社会有机器生产力，相对于马拉车，内燃机是新生产力，相对于内燃机，发电机是新生产力。从发电机再往后，先后出现了原子能、晶体管、集成电路、电脑、网络、人工智能（慧）等等，都是新生产力，再往后又会出现什么新生产力，只有跟著现实走。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东西，问习近平，只怕他也说不清楚。新生产力不是平白无故生长起来的，也不是人为的栽培就会有的，新生产力要在旧的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在原有的物质基础上才诞生出来的，不是习近平想要有就可以有的。 世界文明历史上，历次发生的生产力大跃进，都不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都是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突飞猛进起来的。那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历史积累和政治体制都有直接关系。以中国如此封闭落后的社会，如此专制压迫的文明，要出现新生产力的机会，根本是微乎其微的事。习近平想摆脱眼前的困境，想得头昏了，才会有“新质生产力”的大想头。 据说中国的大数据监控属世界先进水平，但大数据监控是生产力吗？它能创造什么财富？最近美国与日荷等国联手，连晶片的低阶生产技术与设备都对中国实施制裁，未来中国连中低阶水平的晶片生产力都未必保得住，你还想要“新质生产力”，那不是异想天开？ 中共十年前就“大炼”晶片，国家投入万亿资金全部打水漂，现在又要搞新质生产力，国家还有没有万亿资金拿来打水漂呢？政府口袋已经空了，再拿万亿出来玩，只是更快玩死自己，而新生产力更不是靠钱堆砌起来的，没有钱只有口号，那更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最近王毅公开提出有名的“四问美国”，其中最后两问是：“美国如果只让自己保持繁荣，不允许别国正当发展，国际公理何在？美国如果执意垄断价值链的高端，只让中国停留在低端，公平竞争何在？”王毅有如深宫怨妇那样委屈难平，证明中共口袋里并没有什么“新质生产力”锦囊妙计，否则何不直接与美国割席，专注发展自己的新质生产力，有朝一日反过来碾压美国，岂不痛快？ 按理，一年一度的两会，应该为今年的国家经济谋篇布局，应该提出可行的发展方略，可惜两会上习近平的中央完全一筹莫展，如何救房地产，如何扩展外贸，如何振就业，如何救地方债，一概交白卷。反而提出了“唔等使”（无益处）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官员唔明（不懂），百姓唔明，习近平本人也唔明。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但不能显示习近平的英明，反而暴露他内心之空虚浅薄，因为提不出对症下药的方针政策，所以挖空心思，生安白造，玩弄词汇，愚弄人心，其结果不但不能救中共，反而令国内外有识之士与黎民百姓，看穿他的无能。 中国经济正在自由落体，中共政权正摇摇欲坠，对中共来说，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筹划一些具体有用的措施，排除经济上各种政治干扰，给民间个体经济更多利便，营造宽松活泼的社会氛围，正如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给全社会松绑，让经济软著陆。可惜习近平反其道而行之，越是经济烂下去，越是政治上收紧，眼下文革回魂，政治气氛肃杀，内外关系几近爆煲，在这种大环境下，他还指望天降“新质生产力”，此人是活在太虚幻境中吗？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意味著习近平很有创意，很有先见之明，只意味著他“冇计”（无计可施）了。一个无能的独裁者，指挥一个失能的政府，面对一个失控的危局，坐困愁城，胡思乱想，越想越离地，越想越滑稽，终于落下这个狗屁不通的千古笑柄。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2024年的北京两会终于结束了。虽然如许多人的预期，这次两会无新闻，就像西线无战事一般死寂，但是会前会后都爆出了大新闻，暗示着北京政局在两会前后的风向。 头一桩是“人大”在开会前一天宣布取消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后一桩则发生在“两会”结束后，河北燕郊一起疑似地铁施工引发的天然气管道大爆炸。不过，在“两会”结束后，这些插曲似的爆炸都改变不了北京政局已经陷入的长久死寂。 “两会”的鸵鸟政策 这种正在成为新常态的政治“死寂”，在当下中国有多种面相，各界都抱着从未有过的恐慌关注着。在经济界，进入三月，人们已经不再争论是通缩还是通涨，地产价格全面崩塌，人民消费紧缩，投资萎缩，各种信心指数都在负面区间。经济通缩反映的社会各阶层的新共识，就是对前景的悲观和对当下体制的不满，人民在高压下以各种无声方式做出了“不”的选择。 在政策制定领域，“两会”同样展现了中国政治精英的集体躺平。不仅一周会期内，几乎没有代表、委员因应时局提出针对性的、有力度的改革建议，也未通过热议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而且作为经济总管的总理在取消会后记者会后，甚至还取消了会后将在钓鱼台宾馆进行的年度国际企业家会面。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危机时刻选择了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这一切发展都像极了1980年代初期的苏联和东欧，人民只能麻醉于酒精，年轻人则寻求一点点摇滚乐和牛仔裤的快乐，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中湮没在僵化体 制中。那时的苏东人民并不知道轰然倒塌的最后时刻究竟什么时候到来。而当下中国则不然，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经历过“前后三十年”阶级斗争和改革开放的人们，都能意识到中国政治的转变，既是根本的，又是难以持续的。这是北京鸵鸟政策的根源，也是结果。 体制“韧性”转僵硬 首先，最大、最根本的变化，来自中国体制韧性的消失。换言之，从中共“二十大”到今年“两会”、或者未来不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外界更关心的，多集中在中共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路线的终结、或者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的终结，但是，从2012年以来过去十二年中共政治体制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一个曾经被誉为“韧性”体制(resilient system)的消亡。这远比改开终结或者已经开始的经济大萧条更能说明中共体制目前的鸵鸟政策，也更能昭示中共在不远未来的结局。 所谓体制韧性，是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通黎安友教授在2008年北京奥运前提出的概念，算是较早地指出了中共向民主转型道路上难以去除的巨大障碍，即中共的存在本身，尤其在江、胡时期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能力，不仅能够适应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善于调整自己、巩固政权，渡过同期颜色革命的冲击。 也部分基于此，美国政界在随后逐渐放弃了对中国的幻觉，一个从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能追溯到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时代对中国有别于苏联的粉色幻觉。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后期逐渐形成对华强硬共识至今，并且准备不惜任何手段与这个具有强大体制韧性的中共政权进行长期竞争，即一场不宣布的新冷战。 然而，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却是这个体制无所作为，唯一做的就是在讲不搞西方式现代化的同时要搞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严重生产过剩、面临总危机爆发的时刻继续强调制造业和空洞的“新质生产力”，后者在与全球化脱钩、被欧美怀疑的情形下几乎只有“自嗨”的价值，而不具任何国家竞争力的意义。 只要任何熟悉纳粹时代的人都能明白，这些话语和纳粹上台前后“不要共产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只要德国特色”的虚无主义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有区别，那么只能说在诸多“既要又要还要”的最高指示下，中共领导人在追求富国强兵的同时似乎完全放弃了纳粹时代追求全面就业、增进社会福利的起码社会目标。 一人党的危险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阶层人民才从未像今天那么清醒。他们很容易就看清，这个体制曾经具有的灵活和务实也就是体制韧性的核心，经过十余年的党内清洗和社会清洗已经当然无存。 以至于，在今年“两会”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政治舞台，五千余名政治精英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形同政治僵尸，与中共历史上关键复苏时代所呈现的生动活泼、批评与自我批评、解放思想等善于自我纠错的传统和机制都彻底决裂。这才是决定中共未来政治命运的关键。 更关键的，这也意味着中共不再是一个集一个庞大精英群体智慧和能力的政党，而是如同芯片竞争中处于的下风，或者苏联1980年代的僵化，不仅国家，而且整个政党都愈来愈紧密地与其领袖个人相连，而不再由列宁主义政党的集体智慧或者哪怕党内残酷斗争结果所产生的政党路线来决定。中共正在加 速变成一个个人党，也就是普京模式的个人党和私人国家。党内政治精英和九千万党员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附属。 然后，中共未来的气数也就越来越紧密地与领袖个人的意志、健康、智力、和判断相绑定。如此一来，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权力转型和巩固后，对中共来说，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能够做出的选项也越来越少。而它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却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民主世界，就像经过两年俄乌战争后的欧洲，譬如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政治宣言所显示的无所畏惧。 只能说，在中国一片死寂的政治气氛中，在“两会”的中共政治精英们的集体鸵鸟症候中，中国的未来全系个人，而世界形势已经逆转。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