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演員李現獲邀世界盃開球 央視罕見未播
2026 年 6 月 22 日
去年11月15日晚，习近平在旧金山的美国友好团体欢迎会上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随后，在 2024年1月短短一个月内，至少已经有五个美国学生团体完成了访华之旅。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弗吉尼亚州的乒乓球运动员、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本科生、爱荷华州马斯卡廷市的高中生，甚至还有犹他州的小学生。 习近平邀请美国青年访问中国，这不是第一次。2015年9月，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经到访华盛顿州塔科马市林肯高中，并邀请那里的学生到中国访问。其后，有林肯中学的100名学生访问了中国。他们到访了香港、福州、成都和北京，参观了长城、故宫，并了解了中国的文化、社会和历史。代表团搭乘海南航空最新型的波音787-9“功夫熊猫号”梦幻型客机首飞回到美国。林肯中学的校长埃尔文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教育经历，中国的奇迹使他们大开眼界。” 中共邀请这么多美国青年访问中国，其目的就是，让这些美国青年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感受和了解今日的中国，从而对中共在中国的统治产生良好的印象，并进而影响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高明的宣传并不只是编织谎言和营造假象。高明的宣传还在于只展示一部分事实，刻意掩盖另一部分事实。中共当局通过精心的安排，让美国青年只看到中共当局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只听到让他们听到的声音，这就可以造成极大的欺骗效应。 为了破解中共的这一伎俩，我们有必要让美国的青年不被中共当局的宣传所迷惑，让他们能看到被中共当局刻意掩盖遮蔽的那部分事实，从而感受和认识到真实的中国。因此我建议，我们应该给访华的美国青年编一本访华手册。 我们要给美国青年列出一些访华的必游景点和应访人物。我们可以列出100个必游景点：例如，林昭墓、夹边沟、四通桥、刘晓波故居、铁链女所在的江苏省丰县欢口镇；河南光山县吴围子村，一位叫吴晔的村民在村里立下了两块纪念碑，纪念在大饥荒年代饿死冤死的村民，仅仅在1959年这一年间，这个130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71个人；还可以顺道看看雄安新区，如此等等。我们可以列出100个应访人物：如天安门母亲、黄琦的九旬老母、彭立发的妻子和岳父、郭飞雄的姐姐、秦永敏的妻子、张展的母亲，又如高瑜、耿潇男、胡佳、许章润，还有709律师及其家属、下岗工人、拆迁户，还有法轮功、家庭教会、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等等。我们在访华手册里，简要地介绍他们的情况，再放上他们的图片，写下他们的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手机、微信、电子邮箱）。 我们把这本访华手册尽量广泛地发送给要去中国访问的美国青年，相信总会有不少人会去观访这些景点和人物。不难想见，中共当局一定会想方设法地阻止他们去观访这些景点和人物，但这种阻止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最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的“餐桌菜单论”犹如一块石头丢进水潭，虽然在会上只激起一圈涟漪，但中国却反应强烈，发表不少激越的半官方言论。其实，这并非布林肯首次发表“餐桌菜单论”，从2022年1月在北京冬奥会前夕首次使用“如果你不在餐桌上，就可能会在菜单上”（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的表达以来，至今共有三次，但前两次中方几乎没反应。缘何如此？乃因同样一句话，每次的针对目标并不同。 布林肯三次发表“餐桌菜单论”，针对目标不同 2022年1月24日，在一个论坛上，布林肯阐释中美关系就用了这句话。当时中国理解为“在和中国的竞争中，美国需要确保在餐桌上，而不能在菜单上”。2022年10月，布林肯在与美国两位前任国务卿赖斯、马蒂斯对话中谈到“中国威胁”和“中美竞争”时，再次使用“餐桌菜单论”，旨在强调美国在国际组织中保持领导力和参与度的重要性。这是内部讨论美国针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定位，中国没法就此表态，相信中国的内部讨论中以美国为敌的场景肯定不少。 这次布林肯是在慕安会上发表这番话，当然有现实政治考虑，因为欧盟法德两大领头羊从去年以来，总是向中国明送秋波。更何况，目前的国际社会对美态度正处在首鼠两端，一是盟友们纷纷在为特朗普可能当选做准备，《华尔街日报》1月29日曾发表《世界领导人为特朗普重返白宫做准备》，介绍了详情；二是因为美国盟友中有不少国家担心，如果中美间紧张局势持续，他们将被卷入一场不可逆转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单论”，并非前两次那样直接针对中国，而是为了“敲打”欧洲盟国，向所有试图避免在中美两国当中选边站的国家发出警告：如果不想成为菜单上的食物，就应该坚定地与美国结盟。 法国总理马克龙：欧洲要有战略自主权 马克龙近年对美国持半游离态度，多次发表一些颇让美国不快的言论。最出位的是2023年4月9日访华返法的飞机上接受美国Politico采访时发表“独立自主说”。该采访以《马克龙称欧洲必须顶住成为“美国追随者”的压力》（Europe must resist pressure to become ‘America’s followers,’ says Macron）为题发表，内容主要是三点：1、强调了欧洲“战略自主权”理论，成为中美之外的“第三极”，以避免欧洲国家成为“附庸”，最终“被历史抛弃”。2、欧洲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避免卷入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3、马克龙还建议欧洲减少对“美元治外法权”的依赖。报道提到，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近年来受到美国制裁的打击，欧洲有声音抱怨称，华盛顿将美元“武器化”，迫使一些欧洲公司放弃业务并切断与第三国的关系，否则其会面临严厉的二级制裁。 马克龙这番“独立自主论”，中国当然闻之欣喜，美国当然不太高兴。 德国的首鼠两端 俄乌战争之后，德国被迫中止“能源上依靠俄罗斯，市场上依靠中国”的发展道路，经历了极为痛苦的“去工业化过程”，这两年多德国领导人一直在上演两面戏剧，一方面持续不断地就企业“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发出警告，敦促企业实现业务多元化。同时不断向华府展示友好，比如2月9日德国总理朔尔茨亲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讨论俄乌冲突等议题。另一方面，对华政策的口号已经从“脱钩论”变成内容模糊的“去风险化”。就在朔尔茨2月访美前夕，路透社披露，朔尔茨将于4月15日至16日率领一个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 德国内部就德国对华政策也充满了矛盾，两年多以来，德国社会一直是两种声音并存，一方面，各种要求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的声音很高，认为脱钩不过是使德国经济萎缩5%，德国能够承受。2023年7月，德国政府批准了首个对华国家战略，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并呼吁在维持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经济关系的同时，大幅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的同时提振本国经济。另一方面，各种研究又陈述对华经济脱钩的巨大损失。2023年4月，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的研究，80%的笔记本电脑是来自中国，85%的稀土和原材料，如被欧盟列为关键原材料的钪和锑，都来自中国。例如2024年2月，德国央行在一项研究中警告说，如果与中国实行经济脱钩，德国将会发生严重的动荡。企业界大佬也多次表达不能与中国经济脱钩，比喻梅赛德斯总裁克伦纽斯（Kaellenius）曾公开称，“和中国脱钩是一种幻想，也是不可取的。” 两张餐台都有“美食”，多国希望两头通吃 俄乌战争虽然还未终结，但世界格局由单极变多极已经显化。换言之，世界上现在有两张餐桌，一张是美国做主人，另一张是中国做主人，现阶段，两张餐桌的主人也来往不断。 美国这边搭的是“民主的餐桌”。2020年民主党公布的新党纲提出，如果美国不代表“民主国家”制定规则，中国就将掌握规则制定权并主导世界发展模式与国际领导地位，因而，美国不能再单打独斗，而是要重拾“价值观外交”，与所有持有民主理念的盟友和伙伴强化合作，以占据全球经济总量50%到60%的体量形成“规则联盟”和具有“普遍韧性”（broad-based resilience）的“供应链联盟”，从而迫使中国接受符合美国与西方利益的改变。拜登入主白宫之后，这一原则贯彻到美国对华外交-经济政策当中，最明显的成绩是对中国的芯片制裁，以及在供应链重组中推出“友岸外包”取代特朗普时期的“近岸外包”。自2021年以来召开的三次G7会议，每次都强调参加国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者”。曾经比较热闹的G20会议，因其主旨是协调全球经济政策，既然餐桌的宾客已经按价值观列队，协调作用无从发挥，也就门庭冷落。 不少分析者将这种状态定义为“新冷战”，但迄今未达成共识。2021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表示，不寻求与中共的新冷战；一个多月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却忽称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引发一阵热议。2023年3月，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政策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发布报告称，美中之间已打响新一轮冷战。 但与美苏冷战不同，那时国际体系政治上是二元对立，经济上是互相隔绝，西方有自己的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前苏联阵营有经济互助会（Comecon），是一个由苏联带头建立的经济合作组织。而现在的国际局势是：政治上，世界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二元对立早模糊化；经济上，中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很多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以亚太国家为例，拜登上任后重点经营亚太战略，但除了少数几个亚太国家态度鲜明地站在美国这边，多数国家则希望不要求被迫选边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无论是在2023年6月初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还是在8月3日参加了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的讨论中，都明确表态，许多美国的盟友依然希望其和中美双方都能保持原有的广泛关系，不要被迫选边站。这是他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态度：中美两国关系，众盟国希望政治安全靠美国，经济发展靠中国，两头好处都要。 对关系不算太铁的亚太一众盟友（日本除外），美国没法假以辞色；但欧盟却是二战以来美国重要的盟友国，当真是大半个世纪风雨同舟。因此，在欧盟对华改用低调的“去风险化”策略与中国友好互动，又不断抱怨中国对欧洲的商品倾销严重打击欧洲的制造业之时，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单论”，我认为就是针对欧盟各国在中美之间的彷徨而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上周专栏指出在中共高层形成了一个习近平、李强和蔡奇的中央“三人帮”，并分析了这个“三人帮”的特征和内部关系。文章刊出后，出现了一些争议，主要争议点在于，一些人认为不存在习李蔡中央“三人帮”，因为李蔡二人皆是习的“奴才”，“奴才”怎么有资格和主子平起平坐、拉帮结派？如果哪天习不高兴了，分分钟把他们二人废了，二人根本不敢抗拒，还要三呼万岁，感谢皇恩浩荡。 习李蔡“三人帮”VS毛林江“中央政治” 但这样来看问题，太浅显。我说习李蔡中央“三人帮”，并非是在“四人帮”的意义上谈“三人帮”，而是对应文革中期的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实际是谈习李蔡三人的“中央政治”。这在文中都有说明。在我看来，习李蔡的“中央政治”和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前者是对后者的复制。在后者中，林、江和毛的私人亲密关系比李、蔡和习的私人关系更强，江不论，林在井冈山时期就是毛部下，作为毛的“亲密战友”长达几十年。虽然一个是毛夫人，一个是毛封的“副统帅”，但二人和毛的关系，也可以“奴才”和主子来比喻。江青在被捕受审时就说，她不过是毛的一条狗，毛要她咬谁就咬谁。这虽然有点撇清自身责任之嫌疑，却也是实情。她和林同毛的关系，就是如此。可这不妨碍周将毛林江三人称为“中央政治”。 换言之，习李蔡的“中央政治”（也就是我说的中央“三人帮”）与毛林江的“中央政治”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故而，李蔡为习之“奴才”并不影响三人组成“中央政治”或中央“三人帮”。在这一点上，需要破除一个陈旧和错误的观念：“奴才”没有私利，而以“主子”的利益为自身最大利益。中国历史上，太监宦官还有篡夺皇帝江山的呢。以毛林江来说，毛林最后为什么会闹到公开决裂？不就是林在九大后想做国家主席引起了毛的警觉？同样，江青借着毛夫人的身份，一方面充当毛的打手，另一方面也有私心和私利，用毛的话说，想在他死后做女皇，掌控中共最高权力。既然林、江都有私利，李、蔡岂会没有？李强难道不想要习让他做接班人？蔡奇不想在做完这届常委后再做一届（以他的年龄，下一届72岁，按照党内“七上八下”不成文规矩，他就要下，但如果表现好让习认为离不开他，也不排除继续留任做常委）或在党内取代李之地位？ 李强、蔡奇间的竞争与矛盾？ 正是这种各自的私利，在毛林江的“中央政治”或者习李蔡的中央“三人帮”中，林和江，李和蔡存在着强竞争性。林、江二人从后来披露的史实看，互相提防，尤其是江，利用毛夫人的身份，向毛打林的小报告，说林坏话，让毛对林起疑心。李、蔡二人会不会有矛盾，也互相提防？鉴于中共高层政治的封闭，目前外界尚不得知，但肯定会有。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由他们所处地位的竞争性决定的。两人都受习信任并赏识，虽然一个管经济，一个管党务，看似井水不犯河水，然而，暗中较劲，在自己负责的领域把事情做好，压过对方，得到习的嘉奖，这种想法大概会有的，因为这意味着在习那儿分量就更重，政治前景更看好，政治生命更安全。不仅如此，两人的发展理念也会不同，在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乃至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都会有分歧，这种分歧在日常治理中也许表现不明显，但是，在需要政治表态的关键时候，或者对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则有可能产生矛盾甚至酿成冲突。 习作为二人共主，职责是协调二人还有其他亲信的关系，让他们的竞争性及其所导致的矛盾处在一种可控范围和程度，而不升级为公开的冲突，影响二人的合作并最终影响到这个“三人帮”的最高利益。有人说，在他们二人间，习为更好地驾驭他们，理当去制造和强化他们的竞争关系以使他们互相牵制，而不是弥合他们的矛盾。抽象地说，李蔡一定的竞争关系有助于习更好地使用他们，可若故意要去制造和强化他们的矛盾，让他们的竞争更激烈，前提是这二人不是习的亲信，习觉得自己的控制力不强，不好驾驭他们，且没有外患和内部危机，或外患和内部危机不严重，所以要拉一个打一个。然而，现在情形不是这样，李蔡都是习倚赖的心腹，特别是这个政权内有各种危机，外有美国和西方打压，此时更需二人精诚合作，辅佐习渡过难关，岂可要他们更好表忠心，自己使用得顺手，而强化他们的竞争关系？ 我在上期专栏文谈到，习虽然在政治局和常委会上两次表扬蔡领导的书记处，但现在尚无迹象表明在二人间他偏向蔡。但也不可否认，习对蔡确实很看重，以主管党务的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第一书记身份兼任中办主任，这个安排在过去是没有的，比照19大的王沪宁和18大的刘云山，他们都只是常委兼书记处第一书记。不仅如此，在习任一把手的几个党内决策机构中，蔡也是成员。比如，中共三个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深改委员会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蔡是副主任或委员，而王和刘只在深改委员会里。可见蔡受习的器重，这大幅提升了蔡在党内决策中的权力，大概是在习的亲信圈子里除李之外才有的待遇。后者在上述三个决策机构以及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中，是排在习之后的副主任，此外，李还是去年组建的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主任。这种情况说明，习重用蔡，并非为对冲李，但在其核心圈子里，的确比习的其他亲信更得赏识。 习李蔡三人帮的利益结构 习为何独重李和蔡，让他们参与甚或一定程度上分享决策大权？是看中二人特别忠诚还是认为二人有特殊才能能够辅佐他治理好党和国家，外界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当赋予二人大权，让他们承担更大责任，时间一长，这三人间尤其此二人和习之间，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板块化的利益结构。正是在此意义上，说他们三人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李蔡也就从这种结构关系中，获得了某种节制习的能力，即便在外界看来，二人是习的“奴才”。换言之，当“奴才”和主子共处一个利益结构，且此结构已经稳定化和板块化，主子其实是不能随意处置“奴才”的，因为这势必会打破这个利益结构的平衡态，从而危及主子的权益。毛和林翻脸后，他们和江组成的“中央政治”结构也就被打破，毛的个人威信无论在党内高层还是城市市民阶层，急剧衰减，它促使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觉悟，为人们走出毛的个人崇拜进而加速文革的结束奠定了社会基础。想想，要是没有毛林的争斗导致林彪出逃，文革可能不会在毛去世后很快结束，甚至毛活的时间也更长。 从这个角度，来预测未来的中国政局，让人们对打破习李蔡的中央“三人帮”并由此带来高层政治的某种变局和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化，有一种期待。不管习政权的寿命是5年、10年或者更长，除非蔡在2027年按照“七上八下”规矩到点退下，导致中央“三人帮”自然解体，否则，三人在利益结构的稳固态形成后，不论是李蔡的政见冲突使得习要偏袒他们中的一人，还是二人或者其中一人令习不满要让其出局，只要这样的冲突出现，就会严重损害这个利益结构，它的平衡态就不能维持下去。李蔡身后各有亲信队伍，他们如被清算，二人后面的小团伙也会跟着受牵连。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三人帮”的利益结构关系，始终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只要平衡态被打破，习固然可以挑选其他亲信来接替李或蔡，重建中央“三人帮”，可经过这一折腾，习和其亲信之间的相互猜疑必然会加重，新的“中央政治”很难保持一种稳定态，未来出事的可能性也更大。 到底是哪种情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我很荣幸有机会推荐宋国诚教授《失速中国》这部大作。犹记得两年多前，我俩初识于《新闻大破解》论政节目，后来多次同台论政，每次合作愉快，让我获益良多，我们亦师亦友，令我倍感欣慰。宋教授准备充分，单刀直入，见解独到，条分缕析，用字精辟，庄谐并重。例如以“科技锁喉”一词，形容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禁制政策，复以“仙女棒火箭”一词，形容中国西部发射井盖失灵的飞弹，诸如此类，生动传神，令人印象深刻。 习近平极权统治下的红色中国，十多年来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重要政治课题。坊间相关中外文书籍汗牛充栋，但大多抱持以下观点：习近平是中共统治的“异数”，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向“以党国安全为中心”，大开中共历史“倒车”，“骑劫”中共向下沉沦。其实，这种看法似是而非。中共统治的“常数”一直都是：弱势时扮傻卖笑韬光养晦（猴气），强势时仗势欺人战狼出征（虎气），不理承诺，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没有原则，诡变成精，以征服、占领、改造、永霸全人类为其终极目标。 习近平从来没有乖离上述“常数”。以月亮为例，邓江胡是新月，毛习是满月，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月亮还是同一个。需知道习没有否定邓江胡，而是自觉邓江胡时代跟习时代的中共实力与国际形势差距太大了，于是决心以毛为师，有所作为。同样道理，汉武帝从不否定文景之治，但却以秦始皇为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表法里，劳民伤财，出征西域，尸横遍野。嬴政与刘邦是仇家不是重点，毛泽东与习仲勋是冤家当然也不会是重点。 明白到这个道理，才能理解：不是习近平开了中共历史的倒车，而是中共心甘情愿地选择了习近平，而习近平也不辱中共使命，把中共本质发挥到淋漓尽致。我在十多年前早已不寄望中共党内产生足以遏制独裁者的力量，不再刻舟求剑或痴人说梦。君不见2020年“港版国安法”及2024年“23条立法”摧毁香港自由法治人权，其实是中共极权专制本质使然，而习也只不过是刀手而已。假如今天中国仍然由邓江胡统治，我相信香港惨况也是大同小异。香港与中国融合发展、人口洗牌、文化改造、教育变质、中联办成为香港第二支管治队伍，究竟是谁开始主导的？不是习近平，是江胡。种子早已埋下，习只不过是收割者。韬光养晦者玩的是阴谋，有所作为者搞的是阳谋。分别仅此而已，识者不可不察。 基于以上观念和视野，本书内容针对习近平的极权统治，就起到细致描绘与画龙点睛的双重作用，鞭辟入里，丝丝入扣。宋教授在第一部率先揭橥“习帝养成术”，把习近平奉毛泽东为“精神之父”的心理状态，分析得细致入微。第二部谈到“五毒攻心”，第三部谈到“五大诡辩”，均结合中国与国际近年时事脉动深入分析，其中涉及中国窜改香港历史的部分，尤其引发我的深刻共鸣。第四部大字标题“中国，必须告别”，令我拍案叫绝，并以塔西陀陷阱的失信漩涡作结，令我击节赞赏。通读全书，一气呵成，令我爱不释卷。 本书第二部提及“民族智能退化”、“网络民粹主义”、“新蒙昧主义”等概念，其实值得进一步展开深入讨论，成为另一部专书。 以下简单谈谈我的一些初步想法。“中共”、“中国”、“中国人”、“中华文化的糟粕”四者相互交织，彼此牵扯难分。需知道国际社会多年来的政治论述，往往把四个概念分开处理，固有其聚焦针对中共政权的战略考量，委实无可厚非，也不需要改变。然而，只要大家坦诚面对现实，就知道四者犹如一大酱缸，体用一元，难以截然划分。从个人经历来看，我在千禧年代曾经多次往返中国多地为律师工作出差，并在北京大学就读博士班。我当时仔细观察过产、官、学等许多中国人表现，发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柏杨笔下的酱缸文化，所言非虚。纵有例外，特例不影响我对上述通例的研判。 质言之，只要我们不抱持大中华或大一统的本位主义去思考世局，很多事情可以用常识和知识来解释说明。具体来说，中华文化蕴含著许多毒素，虽有提倡“民贵君轻”的华丽口号，但却没有产生宪政、法治、人权、共和、自由、民主制度与文化的坚实观念信仰；虽有摆荡在宗族尊卑顺从（儒）、逍遥置身度外（道）、领悟缘起性空（释）之间的三角混沌，但却没有坚持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定锚观念格局。再加上“衣食足然后知荣辱”（经济决定论）、“不患寡而患不均”（平等优于自由），“行而宜之之谓义”（道德相对论）、“学而优则仕”（权力优越论），那就会造就出一个偌大的左倾思想观念温床，服从父母官，期待包青天。 及至西学东渐，民初新文化运动萌芽，多人捡拾马克思主义这种有毒的左派西学，并且奉为至宝。在不知不觉间，跟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上述左倾糟粕一拍即合。然后放任英美宗教改革以来宪政民主与古典自由主义等宝贵思想擦身而过，甚至被某些激进人士弃如敝屣，令人非常遗憾。及至中共夺权建政，共产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把中华文化糟粕充分利用，大幅扩张，形成共生关系，彼此并不矛盾，反而互相契合。 毕竟，有怎样的文化，就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制度，就有怎样的政权，然后又反馈到文化里去，形成一个不断内卷回旋的恶性循环。换言之，光看政权影响制度，制度影响人民，只是看到事实的一半；再看人民拥抱文化，人民容忍极权，才看到事实的另外一半。当加害者与被害者同质同构，两个角色牵扯难分，中国人要“出三峡”（历史学者唐德刚语），真的比登陆月球还要困难。或许，我上述观点会为大家理解本书中“民族智能的退化”、“网络民粹主义”、“新蒙昧主义”等观念，提供另一个思考维度。 我预计习近平与中共的孪生关系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暂还未见尽头。只有当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格局有真正的觉悟和转变，进而勇敢反抗中共暴政，凝聚强韧的公民社会，追求中国各省各地真正的独立自主和民主宪政，酱缸才会被逐步打破，进而拆除台湾和香港旁边的超级炸弹。我相信宋教授内心深处也期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让本书成为习近平政权的照妖镜和墓志铭。 ※作者为政治评论人。本文为《失速中国》推荐序，今周刊出版，书籍作者宋国诚现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2月21至22日，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议在巴西城市里约热内卢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罕见缺席了这次会议，中方派出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代为出席。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这样解释：“王毅外长因日程原因难以出席此次会议，委派马朝旭副部长代表中方出席。” 这一变更和说法，一度引发外界纷纷猜测：王毅是否出事了？毕竟，二十大之后的中共政治，官员突然缺席会议、旋即失踪成为新常态。先后有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从缺席到失踪，如果这样的情节也发生在王毅身上，从缺席到失踪，大概也不会让人觉得太惊奇，或许，还符合国内外很多人的期待。 但王毅的动态显示，他并非出事了，而是另有任务和意图。2月间，在先后出席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访问西班牙和法国之后，王毅于2月21日回到北京。就在二十国集团举行外交部长会议的同时，2月22日，王毅现身北京，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成立二十周年的招待会，且是会议主角。 可见，王毅有意错过二十国外长会议。在此，王毅，其实是习近平或习政权，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不在乎二十国集团，更在乎上合组织；降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的参与度，而强化中国在上合组织的参与度。 鉴于二十国集团是美国牵头建立的国际对话平台，上合组织则是中共牵头成立的另一个国际对话平台，王毅和中共的这个特别动作，显示，中共有意另起炉灶，与美国分庭抗礼。其实，早在去年9月，习近平本人就带头玩了一把：前所未有地缺席了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而由毫无话事权的总理李强代替出席。当时，遭众多国家制裁、抵制和国际法庭起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缺席此会。习近平的缺席，还有中俄配合之意。 习近平和王毅的动作，有意突显了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中美各自牵头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上海合作组织对上二十国集团或七国集团。这实际上就是新冷战的格局。这一新冷战格局，不仅在客观上成立，而且在北京的主观推动下成形。 新冷战，既可能是旧冷战的重启，也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伴随着习近平和王毅等人的不寻常动态，中共方面展示一系列危险动向，尤其针对台湾。自今年1月13日台湾大选后，中共的挑衅和危险举动，一个接一个。 1月30日，中共方面宣布，从2月1日起，取消设于台海中线西侧民航M503航线从北向南的飞行偏置，启动衔接M503航线的W122、W123由西向东飞行。中共借此再度宣称：不承认海峡中线。 2月14日，四个渔民，驾飞艇冲向台湾控制的金门海域。— 遭台湾海巡署拦截和追捕途中，飞艇翻覆，这四人落水，被救起后，其中两人因溺水不治身亡。 2月19日，中共多艘海警船尾随一艘行驶于金门、厦门之间的台湾观光船“初日号”；稍后，中共多名海警突然强行登上这艘台湾观光船进行所谓“检查”，当场惊吓台湾观光客。 2月25日，事态继续升级，北京宣称：中共海警将“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并否认金厦之间存在“禁止、限制”水域，声称从此“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接连几天，中台两方多艘武装舰船在金门海域紧张对峙。 这是中共特色的碰瓷。联想到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共大规模入侵越南前夕，就上演了一系列碰瓷闹剧。但在当时中共的党报上，却密集报道为越南袭击中国渔民、殴打中国边民、驱逐旅越华侨，频率极高，几乎每天发生、每天报道，目的是激起并激化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培植对越南的仇恨，为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造势。果然，侵越战争于当年2月17日打响，20万中国军队越过边界，深入越南境内作战，中共竟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 近期中共对台湾密集而步步升级的碰瓷动作、以及在党媒党报的颠倒宣传，酷似当年中共入侵越南前夕的调门和氛围。台湾和国际社会不得不警觉，中共可能随时对台湾发难。2024年，就有至少两个最危险的时间点：5月20日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宣誓就任之日或前后邻近日期；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之日或前后临近日期。 除了对台湾密集而不断升级的碰瓷之外，今年2月，农历新年前夕，习当局突然在国内发动大规模强制征兵，各地发布的征兵文件，要求以大学生为重点，农村“不留死角”，外出务工上学都动员征兵役，新兵年龄放宽到24岁、甚至更多。习当局此举，意图一箭三雕：大规模扩充军力，为攻台做准备；解决大学生和农村青年失业、待业、躺平问题；瓦解00后的抗争，他们曾是2022年底白纸运动、白纸革命的主力军。 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日等民主国家必协防台湾。习政权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公开叫板，以及对台湾肆无忌惮的霸凌、挑衅、碰瓷，完整诠释了习政权孤注一掷的野心和自我勾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图景：中共悍然攻台，不惜与美国决战，并以俄国为后盾。
最近台湾的选举在华语圈里闹得沸沸扬扬，美国等几个西方国家也面临着即将要选举。这就牵涉到我多年来思考和观察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将来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和模式更好。 首先是政党制度。一党专政当然最不好，不仅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一党专政很糟糕，其它一党专政也一样的糟糕，甚至长期一党独大像日本那样，也不是很完满。根据我在国外多年来的观察，真正民主的制度，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基本就是两种模式：两党制和多党制。 英语国家大多是两党制，这可能是因为英语思维更加实用主义。对于没有当选可能性的小党，大多数人没什么兴趣。所以多数的选票投向了大概接近自己意愿的政党，以求大概率获得愿望的实现。 欧洲国家正相反，以法国为例，人们更倾向坚持自己的理念，不太愿意折衷。结果必然是选票分散，形成多党政治。不要小看小党，经常是小党左右着最终的结果，甚至必需多党联合才能凑够执政所需的选票。台湾正在形成这种局面。 很多朋友会问：到底哪种模式更好呢？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没有哪种模式更好，只需要考虑哪种模式更适合自己的国家。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更接近于实用主义的英语思维模式，似乎两党制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但中国历史上的崇拜和迷信的现象，更接近俄罗斯、德国和日本文化。不但是文革期间表现出来的狂热不亚于纳粹时期的德国，就是现代的各种粉丝群的狂热程度，也是个人崇拜的土壤。很难保证不会出现纳粹德国那种选出独裁者的可能性。毛泽东如果参加公平的选举，可能也会成为希特勒二世。 中国将来民主化之后，可能会像俄罗斯当年走出共产党制度初期一样，小党林立，一下子出现几百个小党。这是共产党时期，压制舆论和思想造成的意见分散的结果。有了言论自由之后，社会舆论会逐渐集中，形成较大的政党。 届时如果还是多党林立，可能最后选民不耐烦了，意见逐渐集中形成一党独大，这就是现代的俄罗斯和过去的纳粹德国，有很快走向独裁的趋势。如果届时中国的选民比较冷静思考，希望届时能形成英美式的两党制，走向比较稳定的民主政治。 反观文革时期人们狂热形成的原因，除了五四以来推崇的理想主义狂热外，就是固执己见，难以沟通。所以形成了数量巨大的小型意见群体，并且恶意没底线地互相攻击。这造成社会的极度撕裂，有利于形成独裁政治。 但传统文化的礼制，也就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那一套，更倾向于有秩序有底线的社会沟通，更有利于形成良性的民主政治。就像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传统文化，并不妨碍民主政治的形成，反而快速和稳步地走向了民主政治。虽然中国社会传统的地方自治被共产党所破坏，但是思想文化的传统并没有连根拔掉。没有共产党的基层专政之后，恢复地方自治的传统结构并不是难事。不像俄罗斯等农奴制文化传统那样困难。 当然将来的民主之路不可能没有困难，但像日本、韩国、台湾那样稳步走向民主，还是可以预期的。各种困难和可能性都有，这在今后会和大家继续探讨。本篇只不过是抛砖引玉的不成熟意见，希望能引起有识之士们的思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上台之后即全面复辟毛泽东时代“党委一元化领导”的所作所为，其实也是在完成江泽民未竟的“事业”。习近平如今无以复加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对江泽民执政时期全盘否定邓小平和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变本加厉。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的“两个确立”脱胎于江泽民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着重介绍和分析了诸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谓“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萧规曹随和发扬光大。 30年前，即1994年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权已经“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并“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论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由此 “法定”了江泽民本人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虽然当时的邓小平和陈云都还在世。 当然，围绕“核心”二字，当年的江泽民也只是为日后的习近平提供了党法的保障和实践的基础，当年的“江核心”虽然也在兼任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同时也兼任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甚至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等，不过在他总书记的13年时间里，毕竟是“民主集中制”的招牌始终存在。当时的所谓“党的领导核心”或者说“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和个人独裁还不能划等号，不似如今的习近平，已经把他个人的“核心作用”疯狂到了地下的毛泽东如果有知都会感慨一句“后生可畏”的极致。最近的一个实例就是本文截稿当天的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仅从中共新华社通稿标题的字面看，“党中央”是谁？就是习近平自己。 前面说了，30年前江泽民在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的那份所谓“划时代文献”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但其中居然根本没有一处在此前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还数次出现的“政治体制改革”字样。按照江泽民在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解释：笼统地讲“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把它作为一句时常出现有报纸上、理论文章中的口号，很容易误导舆论。整个八十年代里，党内自由化分子、社会上和境外敌对势力，一再利用我们党自己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口号，以促进“改革”为名，与执政党进行所谓的“合法”斗争。一时间，什么“法大于党”、“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冒出来了。所以在起草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时，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议，没有在文中继续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汇，而是以“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规党法，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体内容来说明问题。 江泽民这里说的“下面的同志”，具体是指的当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泽民政治秘书，有“邓力群文胆”之称的滕文生。 如果笔者不在此专门提醒，应该会有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十四届四中全会上这份党的“划时代”的重要《决定》，应该是出自“三代帝师”王沪宁的手笔。其实不是。 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当年初，王沪宁才刚刚被提拔为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当年夏天确实也以学者代表身份被招致北戴河参与讨论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草稿，但只被征求意见和建议，他本人并非文件执笔人之一。他王沪宁是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半年之后才奉昭进京，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务委员兼政治组组长。其当时的顶头上司就是他口中的“滕文生老师”。 话说自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后，正式接替了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曾庆红当有了“大内总管”的雅号，而当时的“大内御笔”还不是王沪宁而是中共理论左王邓力群在江泽民初入中南海时即为江泽民举荐的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滕文生。从江泽民上台之初到本世纪初王沪宁因为炮制了“三个代表”而奠定自己“帝师”地位之前，江泽民手下的滕文生的角色，甚至比此前赵紫阳麾下的鲍彤的角色更为吃重。 出生于一九四零年的滕文生的学历是一九六零年以“调干生”名义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 “文革”结束是他还只是个《红旗》杂志的小编辑。 一九八一年一月，当时还被邓小平十分器重的邓力群出面组织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名义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开始招兵买马、结党营私。而被邓力群网罗进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论师兄卢之超。 邓力群当上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一直兼任该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上邓力群被迫退出权力核心，该研究室被赵紫阳撤消为止。 这个滕文生当年在人大受训时，不但接受的“理论教育”内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训练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维方式。这就决定了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即使想师法改革派，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解放”一下，让自己的理论思维跟上现代化水平，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当时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内凡对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该人为什么会像阿Q怕说“疤”字一样，一听到“政治体制改革”之类的字眼便会反感到生理上发生问题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论上“出名”，全凭当年追随邓力群、胡乔木积极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在这些左将、左棍们的眼里，当时中共开明派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的具体体现。 当年胡耀邦因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下台后，邓力群企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 声称不但要批“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还要批“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引起赵紫阳的不安和公开批驳。于是，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三大召开前夕，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干脆将邓力群的研究室撤消。自己组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由鲍彤任主任。邓力群不甘心失败，针锋相对地成立了一个“反自由化写作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干角色。 八九“六四”镇压之后，滕文生受命参加对赵紫阳、鲍彤“罪状”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热程度和拼命精神已经到了竭斯底里的地步。 至于此时的滕文生为什么被江泽民看好，局内人惊奇之余，认为无非是两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泽民上台的前提是对赵紫阳的废黜，所以必须要启用赵紫阳的敌手。越是对赵紫阳恨之入骨，与其不共戴天者，对江泽民来说越发可靠。 再者，当初邓力群的“研究室”被赵紫阳下令撤消之后，滕文生在家待业一段时间后即被邓力群成功推荐给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由原来的正局级升任了副部长级的中顾委副秘书长，从江泽民入主中南海那天起，他便利用自己中顾委员副秘书长的身份，帮助江泽民与政治老人们进行政治联络和私人交易，令江泽民更觉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泽民当年与老人党之间的许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极少数几个知情人的可能。 客观上讲，滕氏虽然思维方式极度僵化，但其文笔之流畅，一些改革派理论家也都表示信服。对江泽民习惯的“党八股”套路，滕文生简直就是信手拈来。只要江泽民交办一份文件、讲话稿之类的东西，滕文生不但脱稿神速，而且绝对保证只将江泽民的思路“锦上添花”，又绝无画蛇添足和曲解领导意图之嫌。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滕文生自我标榜其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出笼经过是：自邓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毛思想)后，连中宣部内部都出现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还编出顺口溜：“说三道四，左右为难”。“三”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四”指“四项基本原则”。意思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反左，现在又弄出个四项原则提倡反右，岂不是让搞理论和宣传工作的人无所适从?邓力群手下滕文生等人则牵强附会地将四项原则解释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精神的发展，硬是在两者之间找出了“共性”，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第一政策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阶级斗争为纲之间，分析出“内在继承性”。这一“理论建树”非常对上台之初，急于大树特树“第三代领导核心”之权威的江泽民的胃口。江泽民曾经亲自指示曾庆红、滕文生等人，：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但要继承邓小平抓经济建设的思想，更要继承毛主席的政治遗产(大意)。而正是根据江泽民的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为江泽民炮制出“讲政治”的意义所在。 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以及江泽民的政治报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创作内容，便是将十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改案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内容篡改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邓小平曾一再强调坚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线，并声称十三大内容一个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汉，便让前往迎驾的湖北省委领导人向江泽民等人传昭：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接下来，江泽民的政治地位虽一度岌岌可危，但终于反败为胜，使得十四大的人事路线以江泽民、李鹏双双保住权位和杨家兄弟的交出军权而告终。 当时，中共党内党外，海内海外均将对大陆政治局势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杨家兄弟倒台的问题上，却没有注意到江泽民等人已经将十三大修改过的党章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内容悄悄作了变动。主要执笔者便是一提政治体制改革便恨得牙根直痒的滕文生。 回顾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要的一条就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认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为了保证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实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和审判、检查机关中不再设立党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经转发一份中央组织部《关于逐步撤消国务院各部门党组的意见》，指出：撤消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有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 日后虽然赵紫阳下台后，邓小平曾经向江泽民、李鹏等人强调，十三大的路线没有错。但江泽民上台还没有两个月，便在公开发表的讲话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江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决不是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江泽民还特别针对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强调的“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句话批驳说：“党的领导作用只提政治领导不够，还应该有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接下来，国务院各部门已经被撤消的党组陆续恢复，审判和检察机关的党组更是江泽民首先要求恢复起来的。已经实行了行政首长负责职的单位，特别是实行了校长负责制的单位，一律被迫“归位”。虽然没有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党委一元化领导”，但所谓“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说白了还是开始退回到“党天下”的时代。 对江泽民此举深表拥护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党章时，不但彻底否定了十三大的相关内容，而且在1982年通过的十二大党章基础上，把设立党组的范围规定的更为细致：“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设立党组”。 1987年十三大修改后的党章中规定：“企业和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这些基层党组织应以主要精力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支持行政负责人按规定充分行使职权，并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一段在十四大党章修改案中被改写成：“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中间的“核心”两个字，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极左口号的理论翻板，使所谓“行政领导人负责制”只剩下讽刺意义。 而之所以还要保留这句空头许诺，使江泽民政体与毛泽东政体在文字上还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泽民还不敢让滕文生等人在“无产阶级复辟”问题上，走到令邓小平再次感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当然，在江泽民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和十四大党章中，邓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被正式写入。但日后分析起来，江泽民在当时仍还在世的陈云等人的支持下，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向邓小平作了让步，但交换条件显然是邓小平在政治体制“还原”(从十三大水平退回到八十年代初十二大水平)问题上作了让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春节结束了，虽然有些地方还在等待最后元宵节的欢乐，但是，在一个分外冷清的长假过后，几乎没有人对新年抱着更多希望。似乎比经济大萧条来得更早，中国社会陷入了普遍的抑郁，而且这种相同的抑郁（Depression），也在政治领域从基层向北京蔓延。 政治衰败初现 例如，千年老梗的大龄青年回乡遇到的逼婚问题，在今年春节几乎绝迹，中国家庭对城市生活的艰辛第一次形成了普遍共识；更多的中年人都在忙于照料患病的老人，他们当中有的是新冠疫苗并发症的牺牲品，有的是中国社会最短板的养老护理匮乏的受害者，无论什么原因都集中在春节假期爆发，返乡探亲变成了探病；而酒桌小聚的人们，各个阶层，很少例外，都在痛陈各级吏治的败坏，无所忌惮地发出咒骂；当假日结束，前往海南的旅游者滞留在空港和海港，重温了疫情期间在海南被迫隔离的困境，也呼应了节前在两湖高速路上陷入风雪的人们。 中国人民正在承受的这些，都是三年新冠期间“动态清零”的遗产。他们面对的2024，不仅是经济大萧条的降临，还是政治衰败的开始。而这一切，早在2022年的11月底，就由那些上海乌鲁木齐路和北京亮马桥边的年轻人喊了出来。他们大概是最早感受到深深沮丧—Depression的群体。 如果说一年之前中国人民多少还抱着复苏的憧憬，那么，目睹了整整一年的内外斗争，人民几乎一致地发现管理层的无能，如同当下的时髦话语——世界的背后原来是个草台班子，尽是一些无能之辈占据高位，浪费了一年的时间，也耗尽了人民最后一点希望和储蓄。于是，在后疫情时代的第二年之初，当人民开始以穷游和节俭的方式渡过春节假期，北京政治中心也与人民一起陷入了躺平。 这是一种政治衰败。弗朗西斯.福山在八年前出版的专著，他的《政治秩序根源》的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指出了21世纪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由民主政权所面临的政治衰败问题。其振聋发聩的程度，不仅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得到了印证，还自我实现地预言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治的衰败。或许因此之故，福山在中国再度成为红人，这本巨著出版当年（2015年）他到北京与王岐山做了一次交流。尽管当时的世界可能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次交流的历史意义，当时包括他在内、以及贝淡宁（Daniel A. Bell）之类的吹鼓手们都把中国的所谓贤能民主看作既是区别于自由民主、又是可能抵御政治衰败的另类道路。 北京躺平与思想解放 然而，几乎反讽的，当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武汉隔离仓里有人在卧读福山的这本著作之时，一场显见的政治衰败就已经随着“动态清零”开始了。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未走出动态清零的打击，而政治生活也陷入了停滞，原定去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至今仍未召开。如果考虑到早早确定3月初即将召开的“两会”，那么在剩下不足两周的时间里，党中央的全会窗口正在关闭。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政治衰败，意味着：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一方面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钩进程难以逆转，另一方面是国内经济面临大萧条、人民信心丧失，中国的领导人为了防止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的历史重演，其实只是担心“三中全会”上出现超出“绝对安全”或者“绝对忠诚”的任何一点点批评，而任何一点批评都可能意味着对过去十年路线的根本否定，这恰是中国领导人刻下难以承受之轻。 问题在于，即使无限拖延三中全会，例如拖到“两会之后”或者更可能的——以躺平姿态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照常举行“两会”，照常举行政治局会议而推迟到2024年秋天预定的“四中全会”日子召开“三中全会”，那就意味着2024年的一年里所有政治生活都将陷入虚无和停滞，堪称北京躺平。这或许是继“北京折叠”之后，中国政治生活出现的最新荒诞却是非虚构的政治景观。 事实上，过去几年，从年轻人不堪生活重压和政治抑郁后纷纷选择躺平、拒绝奋斗、减少消费后，企业家们在面对“翻烧饼”式的政策折腾也选择躺平歇业、停止投资，基层官员们则疲于应付形式主义和“自我革命”式的无休止清洗，从年初以来纷纷消极怠工、放飞自我。一方面，各个党政单位、国企和学校，眼见的人人变得木讷僵化，没有领导意志绝不敢越雷池半步，犹如没有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一般，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庞大累赘，也就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勃涅日列夫僵化体制的再现。 这正是春节过后湖南、深圳福建等地官员开始鼓吹“解放思想”的背景。此解放思想已经不是1980年代初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本来意义，只是针对干部官员们的僵化躺平所做的鼓动。毕竟，他们了解这些干部们私底下面目的丰富多彩。例如去年以来中国官场和国企最流行的便是“掼蛋”的纸牌游戏，几乎所有官员都成为了孙政才式的“掼蛋”迷，还有许多中层精英开始热衷换妻、SM等性游戏，各种游戏风潮之盛仿佛1970年代初社会觉醒的重现。 “新四人帮” 当然，在社会躺平、北京躺平的同时，还是有一小撮投机官员努力扮演着气氛组的角色。除了那些站出来号召解放思想的地方大员之外，北京躺平圈里赫然浮现出一个“新四人帮”的结构。那就是一张网传老照片透露出来的秘密。 那张大约摄于1990年代的合影，除其中核心人物外，其余四人当时皆名不见经传、出身和学历平平，其后政绩和才干也远远不够所谓“贤能”标准，但在今天皆列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之尊，一个党内暗藏、无人敢置喙的小团伙至此大白于天下。他们如同东汉末年“十常侍”的存在本身，将福山的政治衰败，虽然是非民主体制的政治衰败，演绎出来。 而在中共历史上，上一次“四人帮”的出现也是中国政治最为衰败的时期，即文革后期毛的力量下降，当他在苏联压力下被迫调整对外路线、对美缓和的同时，不得不让曾经被他打倒的革命战友重新出山收拾局面，也在此种情形下以江青为中心扶持了一个年轻的“四人帮”毛派小集团，后者只有吹鼓手之力，继续拖延着中美间的缓和进程，企图继续革命。 但今天中共政治高层“新四人帮”的出现及其意义，而非表面的所谓“三人组”，占据高位，却无对等力量集团可牵制，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几乎所有重要权力和政策，如同全斗焕政变成功后重用的“一心会”骨干。或者说，中共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一个私人团体把持，共和国也因此沦为类似普京领导下的西罗维基集团控制的私人国家。 “新四人帮”的无能和私欲膨胀，当然要为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信息孤岛负责，也须为中共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团派的悲惨命运、为外交内政的混乱无能、为经济的萧条和人民福祉的下降负责。不过，尚可庆幸的，他们好歹还是从儒家官僚集团当中产生出来的，而非克格勃与官僚主体的隔离，也不像上一代“四人帮”那般激进；虽然自身无能，却还能从经历了大规模、无限次清洗后的专业官僚中选择一些胜任的幸存专业官僚继续治理这个国家，例如最新任命的证监会主席。而后者的价值，以及类似专业官僚群体的存在本身，或许就是“三中全会”难产的根源。毕竟，他们不可能人人都是冯道。 无论如何，中共政治的衰败已经呈现，哀叹无力回天的不仅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还有北京躺平的诸多权贵。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对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先生关于习近平是江泽民路线追随者的说法无论作何理解，都不能不承认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至少一部分是江泽民当年曾经主张或者亲自实践过的。比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推出的所谓“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发扬光大。 本月20日，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刊登出《中国近代史专家冯客：习近平是江泽民路线的追随者》一文，其中有两段内容是冯客说他本人认为，“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总工程师，但江泽民才是创建者，他提出“走出去”的想法，他提到新疆是重要的战略区域，也是他要求在私营企业安插党委，也是江泽民从1989年夏天开始一直强调，和平演变是中国的巨大威胁“;” 他（习近平）是一个追随者，特别是忠实追随江泽民建立的制度。有些时候人们互相不喜欢，是因为他们很相似，像江泽民和习近平的情况。不是习近平要求党委进驻民企，是江泽民；不是习近平钳制西方文化，是江泽民；是江泽民提出’走出去’，也是江泽民时期加入世贸，习近平忠实地遵从这一切。” 关于江泽民当年如何“要求在私营企业安插党委”，以及“反和平演变”等内容，将会是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本文先介绍和分析一下为什么说如今习近平的“两个确立”，也不过是对当年江泽民和江泽民的吹鼓手们的“理论及实践”的萧规曹随和发扬光大。 记得习近平在2017年秋主持的中共十九大上正式宣布“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之后，中共官媒的学习指导文章《“两个确立”：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政治成果》中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说“两个确立”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和充分的理论依据的：“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党的重要文件中首次论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 没错，当年的江泽民正是在自己上台5年，感觉地位稳固后，就不失时机地用党的“决议”的形式“法定”了他本人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正是在这部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布了中共政权已经“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 这可是江泽民自1989年6月被邓小平推上前台之后，在中南海深宫苦苦等了五年,才终于说出口的“心里话”。 这里，用党的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已经“完成”，等于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体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等于是以党规的形式“法定”了邓、陈两位“东、西太后”的垂帘听政时代彻底结束，“法定“了江泽民已经从“儿皇帝”转为有名有实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难怪当时的邓小平子女在看到这份《决定》的“征求意见稿”时就在私下里调侃说：这分明是一份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 这就涉及到了当时党内当外都好奇的问题，当时的这份《决定》中的如此关键的内容，事先到底是经过了邓大人的恩准，还是江泽民擅自行事？ 当时的北京高干子女圈中流传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邓大人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前（1994年秋季之前）身体情况还允许听取文件和工作汇报，在杨家将倒台之后接替了江泽民与邓小平之间“联络人”角色的曾庆红通过邓办主任王瑞林向“老人家”送审《决定》草稿时，邓大人看到文中提到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日益成熟”的说法，认为，“日益成熟”就是“还没有成熟”。曾庆红回去以后便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第二种说法是，邓大人早在四中全会之前即已经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故对四中全会《决定》草稿根本没有审阅。 第三种说法是，交邓小平“过目”的《决定》草稿同日后公布出来的内容基本一样，而邓小平只是在草稿上签上“已阅”二字，没有表示赞许也没有表示反对。 无论上述说法哪种更接近内幕实情,都必须承认当年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从“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完成权力“交接”这句话一经在官方媒体发布的中央全会《决定》中原话刊出,绝对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此话面世之前,中共党史还要被算作“邓小平时代”,而从此话面世的那天开始,中共党史则正式进入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之后的第三阶段:“江泽民时代”。所以,当时的邓家子女将此说成是江泽民的“（政治）独立宣言”,确是一语中的！。 回想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的五年前（1989年11月）, 虽然当时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对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宣布了“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同时也宣布了“杨尚昆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刘华清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决定增补杨白冰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的江泽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时下实际处境，不但邓小平本人不甘心真正交权，而且还在他江泽民与邓小平之间安插了杨家兄弟。所以,当时的江泽民不但不敢声言他自己及以他自己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可以“独立思考”、“独立决策”,而且是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不惜自我贬低，自降身份,声称他这个“军委主席”只有在杨家兄弟的帮助下,才能“做好工作”。同时,他还特别安排杨尚昆站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间合影,并亲自下令各大报刊刊登此照,可谓“谦虚到了极点”。 但日后看来，江泽民刚刚接掌军委主席表面职务时的表现，完全是韩信式的“忍辱负重”。 我们知道，当习近平2017年推出所谓“两个确立”之后，当时的党内“二把手”李克强虽然没有可能表达“不同看法”，但至少没有主动出面替习近平背书。而当年的江泽民手下的“二把手”李鹏则不然，1994年9月正是他李鹏亲自出面，对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最关键”一处内容进行强调解释，把““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翻译成人话：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过渡已经顺利完成”。 这个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具体召开时间是1994年9月25日至28日，28日闭会当天即依惯例发布“会议公报”。“公报”中称：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另外，该“公报”中也简述了会议《决定》内容的概要。 但是，该全会结束后，其《决定》的全文却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华社发出通稿,次日统一见报，中间间隔了八天时间。 笔者在当年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对比了“江核心”此前主持的历次几次重要会议之文件的公开见报时间,比如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结束后隔了一天，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即全文见报；1993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也是仅隔一天，该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及江泽民在该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便同时见报。 那么，1994年9月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全文内容之所以在闭会之后又拖了八天时间才正式公诸与众，只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决定》全文在中央全会通过时，与会者对其中内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后再正式发布自然需要时间；二，《决定》内容的某一或某几个关键之处,还必须等待政治元老,特别是邓小平的首肯才敢公开发表；三，《决定》中的关键内容过于敏感，中共高层担心发表出来以后引起舆论不安或党内外的骚动，所以才推迟了一段时间。 而事实上无论是在当年十四届四中全会筹备期间的《决定》起草过程中和该会召开期间的《决定》讨论过程中，前后都有部分参与起草者和起草过程中的被征求意见者及会议上的参与讨论者委婉地表示了所谓的“保留个人意见“，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林彪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及毛泽东死后华国锋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当年林彪提出的所谓“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不过呢，无论当时党内外反映有多强烈,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核心内容在讨论过程中的阻力有多大,反正是四中全会开过一个星期后,江泽民终于力排众议,要求新华社对外播发的四中全会《决定》内容中,将曾庆红的得意之作逐字逐句全部保留。 注明一句，这里说的“党内外“三个字中的”外“，并非指中国普通老百姓或者中国之外，而是特指中共政治词典中的”党外“，即所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共每有重要“决定”的做出，都会在文件生成阶段有一个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的程式。 记得当年笔者撰写《江泽民的幕僚》一书过程中，曾有“圈内人士”告诉文笔者说：1994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等官方纸媒体全文登载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当天,聚集在曾庆红周围的一批“政治哥儿们”奔走相告,声称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其重要意义绝不亚于邓公16年前（指1978年）主持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 就在这份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全文被正式登报的三天后,中共《光明日报》便刊登出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刘泽民的“学习体会”文章,，把四中全会《决定》中强调的“民主集中制”总结成为“六个意识的强化”,其一“强化维护中央权威的意识”；其二是“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文章还肉麻地吹捧说：只有“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才能“充分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充分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依赖。……实践已经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国人民爱戴的党中央，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对党的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相比之下，日后看来，，无论是王沪宁还是李书磊，无论是蔡奇还是李鸿忠等习近平的吹鼓手们，都不是原创，其对习近平的吹捧内容全都有对当年刘泽民“大树特树江泽民的绝对权威”的抄袭之嫌。 这个刘泽民也是一个技术官僚出身,当年被提拔为山西省副省长时,就有不服气者讽刺说他“一定是沾了‘泽民’二字的光才仕途辉煌”。 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期间,刘泽民以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出席。会议结束当天,便将他这篇效忠文章送到《人民日报》。据说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当面挖苦他说:四中全会《决定》的全文我们这些编辑们都还没有看到，目前只看到的是《会议公报》的内容，可是“公报”中对《决定》内容的概述没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东西。如果我们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党的“机密”吗？ 结果,《决定》被全文公布的第三天，刘泽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 事后有消息说,曾庆红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已经在小范围内打过招呼,声称四中全会《决定》内容是中央今后考察干部的“试金石”，并授意自己的亲信分头联络一批省、部级负责人,示意他们在四中全会之后,要在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权威”问题上,带头表态。而刘泽民想必是当时被联络到的地方负责人之一。所以有《光明日报》编辑讽刺说：过去见到这种文章正好是十八年前的今天（1976年9月）,那个时候毛泽东刚死,好多省级领导都写来这种文章向江青表忠心。现在小平同志还在世，就有地方领导急着向江泽民表忠心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外事办主任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发表演讲，依循近期中共对外所展现基调，刻意摆出和平使者模样以掩饰战狼本色，却被不少舆论看穿只是演一场欺世盗名的“和战两手策略”大秀。 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MSC）于2月16日至2月18日在德国慕尼黑举行，2月17日王毅演说时收敛“战狼外交”作风，声称中国与欧洲“是伙伴而非对手”，愿在诸多国际议题上“成为稳定力量”。显然试图拉拢欧洲。 实为“笑里藏刀”的“微笑外交” 《日经亚洲》2月18日报导，王毅声称中国愿做“推动大国合作、应对热点问题、加强全球治理，以及促进全球增长”的稳定力量，并为饱受质疑的中俄关系辩护，宣称双方发展基础在“不结盟、不对抗与不针对第三方”、“堪为新型大国关系典范”。 根据《美国之音》2月19日指出，柏林《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认为，王毅强调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宣称中国始终为和平而努力，然而要注意王毅所述“主要只是漂亮的言辞”。 《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则认为，王毅“比去年更加咄咄逼人”，其所发表对世界冲突的看法“令人惊讶”。去年王毅提出俄乌战争和平倡议，迄今为止却无任何成果，几乎被世人淡忘；今年，王毅阐述中方对全球各种冲突的看法，留下很多空泛内容，有时“近乎撒谎”。 《法兰克福评论报》强调，在台湾议题上，王毅未能反驳西方民主国家的担忧，还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关于中国侵犯新疆维族人权问题，王毅也表示包括强迫劳动和压迫都是错误讯息；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王毅坚称北京努力不懈地寻找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法，但未称之为“战争”也未谴责俄罗斯。 《德国电视一台》（Das Erste）指出，中国自称是“和平力量”，但真相是“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虽然去年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宣布关于俄乌冲突的立场文件，如同“和平计画”，但是后来并无具体步骤，不了了之。反而习近平却多次重申与普京的密切关系。 在欧洲高度关注的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威胁上，中共态度显然过度轻率且引人质疑。德国暨欧洲最大研究中国之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政策与欧洲事务部主任瓦瑟莉尔（Abigael Vasselier）指出，其实慕尼黑安全会议能提供中国对欧美民主国家传递校准后重要讯息之机会，然而中方并未正视，也不尊重乌克兰议题，对于欧洲要求不得对俄罗斯提供经援与军援几乎不理，与乌克兰在会议中的对话也很肤浅，犹如虚晃一招，比方承诺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Dmytro Kuleba）不会向俄罗斯出售“致命武器”。然而北京早已被控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北京一贯否认。 近日俄国最著名异议领袖纳瓦尼（Alexey Navalny）在北极狱中猝逝，欧美为此强烈抨击俄国总统普京，中国当局沉默一日后却称此事为“俄国内政”拒绝评论。中国对俄罗斯的偏袒不言可喻。 中共“和战两手策略”统战国际 此外，中共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对美国盟友加拿大也放低姿态。由于加拿大当局加强警惕中共赤化渗透与干预政治，近年加中关系更为紧张。王毅2月17日还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对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莉（Melanie Joly）“示好”表示，中加两国“不是竞争对手，更不是敌人”。 王毅除了表示“中加经济高度互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方不是对手更不是敌人，应该是合作伙伴。”还敦促加拿大当局“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停止散布所谓‘中国干涉加内政’虚假资讯。” 然而，2023年以《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为主的加拿大媒体援引情报和机密文件报导，中国暗中干扰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的两次大选。加拿大当局也曾经指控中国试图影响前述两届大选，渥太华于2023年5月驱逐一名中国外交官，主因涉嫌恐吓一名批评北京的加拿大议员与家人，当时乔莉强调“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内政。” 此外，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于2月1日公布报告指称，中国是加拿大境内最大的外国影响力行动者，针对目标包括加拿大各个层级政府和社会领域。 这份最初撰于2021年夏天的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加拿大的头号外国影响力行动实施者，针对各个层级的政府（包括省级和市级），以及加拿大社会的多方面向，包括易受攻击的中国海外组织、民主活动人士、媒体机构、异议人士、社会菁英、民选官员和学术界。”并强调，中共刻意透过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实现中国政府利益，未来这种影响力行动只会持续增多，中共主要透过中共中央统战部进行这些活动，其方式往往不透明，暗中进行，具有迷惑性和威胁性。 相对之下，观诸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会谈，布林肯重申维护台海与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强调美国将维护自身与盟友及伙伴之利益与价值观。王毅除依惯例警告华府在台湾议题不可轻率，还说与美方会谈“坦率而富有建设性”，显得照本宣科了无新意。 经验老道的王毅，这回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仿佛脖子上挂著“微笑外交”的牌子游走会场。中共不断对台湾进行赤化统战的“和战两手策略”早已是阳谋，值得关注的是，中共更将这套伎俩运用到国际外交场域，多年来公然持续加强，民主自由国家在被王毅一再强灌迷汤之馀千万别健忘，莫忘不久前中共如何大肆以战狼外交糟蹋国际关系，以及现在仍然持续进行中的大规模赤化渗透。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