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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1 月 10 日
兩天前結束的中共全國政協十四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決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包括：增補馬曉偉、易會滿、曹軍為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任命胡衡廬為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易會滿為經濟委員會駐會副主任，馬曉偉為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曹軍為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隋青不再擔任民族和宗教委員會駐會副主任。會議通過關於接受張曉明同志辭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的決定，關於接受王填辭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的決定。會議通過關於免去苟仲文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職務，撤銷其委員資格的決定；追認關於撤銷石磊、唐一軍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資格的決定。 本文先分析這其中的兩個在任中央委員馬曉偉和易會滿。此二人在被「增補」為政協委員的同時還被決定任命為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不過易會滿的副主任前面多了「駐會」兩個字。。 出生於1959年12月的馬曉偉在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是被按照正省部級官員入中委的「三（63）上四（64）下」及「三留四不留」的年齡杠杠入選中央委員的。當時的他還未滿63歲。 2023年3月12日，已經擔任了5年時間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職務的馬曉偉被提名連任，但是得到21張反對票和8張棄權票，有網站統計說他是這一屆所有國務院組成人員中得票率最低者。 上個月，離65歲還差7個月的馬曉偉的名字不再出現在國家衛健委官網的「委領導」頁，其黨組書記的職務由時任副部長雷海潮接替。一時間「謠言」四起，有說他是已經被中紀委從高幹醫院的病床上直接帶走的， 有說他是因為「新冠」而被習近平當了「替罪羊」的……。也有說他是因病不能堅持正常工作的。但無論什麼原因，急匆匆安排一個在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連任國務院部委一把手才一年多一點時間的當屆中央委員退居二線，肯定不是一種正常人事運作。其實有些牆內媒體在相關報道中也特別暗示了這種不正常。比如澎湃新聞5月6日發表的《雷海潮已任國家衛健委黨組書記》一文中說：「查詢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注意到，雷海潮已任國家衛健委黨組書記。……此前，國家衛健委主任、黨組書記職務由二十屆中央委員、出生於1959年12月的馬曉偉擔任。」 而如今全國政協的新一波人事安排中既然包括了馬曉偉「二線」職務的內容，也許可以證明他提前離開國務院部委的一線崗位有可能是健康出了問題。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內部受到了輕處分，比如被內部作出了「問責」處理。 中共中央2019年9月印發的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規定：「黨組織、黨的領導幹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應當予以問責：……在教育醫療、生態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扶貧脫貧、社會保障等涉及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上不作為、亂作為、慢作為、假作為，損害和侵佔群眾利益問題得不到整治，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問題突出，群眾身邊腐敗和作風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是不是挺適合馬曉偉的？ 撰寫此文之前，筆者剛剛核對了中國政協網的「教科衛體委員會組成人員」一欄，確認主任和副主任一共15人中，唯有馬曉偉一個是在任中央委員。 該委員會的主任是比馬曉偉年長3歲半的前教育部長陳寶生，退居二線前已經有了一屆中央候補委員和兩屆中央委員的政治資本。巧合的是，這個陳寶生在2018年3月被決定連任教育部長時，也是同時產生的所有國務院組成人員中得票最低者，當時得到了47張反對票和14張棄權票。 而目前的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一共14人，政協網站上說明是「按姓氏筆畫排序」，可內容中卻是把新任命的馬曉偉放在第13位，新任命的「駐會副主任」曹軍（女）放在最後一位。 相比較而言，這新一波全國政協的人事安排中涉及的兩個現任中央委員里，牆內輿論對馬曉偉「退居二線」的關注不很強烈，但對易會滿的「履新」安排則引起了普遍的不滿甚至憤慨。 台灣中央社日前刊登的《中國前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履新 網路惡評如潮》一文中說：陸股年初連續大跌，時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2月被免職下台後，股民額手稱慶還期待他被當局查辦究責。不過易會滿今天被發布新職，將出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形同安全落地，引髮網路惡評如潮。迫使許多媒體關閉評論。 在微博相關新聞討論區，網友解讀「這算安全落地了吧」、「上面對易同志很滿意」；還有人造今日金句：「眾散戶落水，易主席上岸」。 股民一面倒痛批表達不滿：「戰犯級別的人，居然高升， 不應該吃牢飯？」、「都這樣禍害人民了，還能當父母官，巨大的諷刺」、「把股市攪爛，陞官了，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真是無語了」。 還有股民形容，「先讓一個姓易的大量上市來搶，搶完了讓一個姓吳的開後門讓上市公司退市跑，投資者就易吳（一無）所有了」，引髮網友熱烈轉傳。 財經網紅「超短起爆點」發文說：全網都在等這易會滿給投資者一個交代，看看他如何解釋透過大量造假上市了那麼多垃圾企業。「結果人家高升了。你說神奇不？」 對於易會滿「該當何罪」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但把易會滿如今在全國政協系統的「履新」形容成「上岸」是否貼切暫且不論，理解成「陞官」和「上面對易同志很滿意」就大錯特錯了。 說起來，這個易會滿可是中央金融系統里的唯一一個二十屆中央委員（除何立峰外）。中共央行的網站2022年7月刊登的《中央金融系統選舉產生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黨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選人何立峰同志當選》一文中說，中央金融系統產生的二十大黨代表共44名（包括何立峰）。代表團的團長是十九屆中央委員郭樹清，副團長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易綱和易會滿，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潘功勝。 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這44人里，除了何立峰和易會滿 「當選」了二十屆中央委員，日後接替了易綱央行職務的潘功勝居然連再任一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機會都沒有。這也是為什麼在前年10月的二十大閉幕之後，易綱的央行行長接班人「還是姓易」的說法無論在牆內還是牆外都大有市場。 筆者也在去年2月3日發表的《下屆央行行長的幾個可能性人選》中介紹和分析說：外部有好事者在有金融背景或者曾經有過財政和金融工作經歷的二十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里為易綱挑選了幾位央行行長接班人。其中之一就是現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 筆者當時的這篇文章里也還介紹了與易綱相比，這個易會滿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連個正經的「土學歷」都沒有。官方公布的簡歷中沒有他的大學經歷，只說他在職期間拿到了「研究生」學歷。 不過，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筆者才又核對了一下易會滿簡歷的不同出處，發現易會滿不滿20歲那年「參加工作」之前，還是有過三年大專校園生活經歷的—-雖然他當時進入的學院是當地幾所中等專科學校合組改建的。 易會滿的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主席職務是從2019年1月正式開始的。此前他是以中國工商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副部長級）身份被安排為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今年2月被免去證監會主席和黨委書記職務時，他的59歲生日才過了兩個多月。此後以在任中央委員身份在家賦閑了四個多月才被宣布「履新「，而且」履新」的職務只是全國政協下屬的一個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算是哪門子的「高升」啊？ 通常，全國政協下屬的各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們大部分是從正省部級和副省部級崗位上被安排退居二線者，這部分人退居政協後的原級別和待遇都被保持不變，不會升也不會降。而他們的「俸祿「也都是由他們進入政協之前的「原單位」負擔。例外的就是這些專門委員會裡的「駐會副主任」。這些「駐會副主任」才是全國政協的「編製內」人員。 雖然本屆全國政協下設了10個專門委員會，但並不是每個專門委員會裡都有「駐會副主任」的。截止目前全國政協官網上公布的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農業和農村委員會、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里，筆者都沒找到現存的「駐會副主任」的設置和安排。日前的這一波全國政協的人事安排事項之一是隋青不再擔任民族和宗教委員會駐會副主任一項，但同時也並沒有宣布為該委員會安排一個新的駐會副主任。也就是說，從本月6日開始，這個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就不再有駐會副主任了。以後安排不安排是另外一回事情。 至於和馬曉偉、易會滿一同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曹軍（女）同時也被任命為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是因為去年1月17日召開的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已經「經過表決劉慧不再擔任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之後，這個位置就一直空缺。 為了說明如今的易會滿的「履新」實屬遭貶，有必要特別介紹一下這個劉慧。 與馬曉偉同年同月生的劉慧是回族女性幹部，是中共第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天津回族出身的她曾先後擔任過寧夏回族自治區副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和國家民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正部長級）。維基百科上介紹說（當時的）她是中共建國以來第五位擔任省級行政區最高行政官員的女性。 這位劉慧擔任寧夏自治區政府主席的具體時間是2013年4月23日至2016年7月3日，接替她這一職務的也是一個回族女性，姓咸名輝。 咸輝當時也是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比劉慧年長近兩歲。 日後，劉慧在十九大上再未被安排進入中央委員會，咸輝則是在十九大召開之前已被由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增補為中央委員的前提下，又在十九大上被安排連任中央委員。接下來，這個咸輝雖然在二十大上未再連任中央委員，但卻在二十大召開後的次年三月被安排成了十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同時，劉慧的寧夏自治區政府主席職務的前任王正偉則卸去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退休。 這樣一對比，就不難看出比如今正在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咸輝要年輕近兩歲的劉慧，當年被調出寧夏到國家民委擔任副主任，雖然特別被宣布為正部長級，但事實上是被暗貶。在中共政壇上誰都明白，少數民族的黨員幹部，特別是女幹部，只要能夠在自治區政府主席位置上幹得順利，日後大都會有機會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或者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而劉慧被調到國家民委之後，於2022年8月24日被增補為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同時被任命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同年9月，她又被宣布「不再擔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職務」。 2023年1月17日，也就是全國政協換屆的前兩個月，劉慧又被宣布了「不再擔任」她才「上任」不足半年的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的職務。此時，劉慧63歲的生日才過了一個多月，提前退休了。 關於劉慧當年為何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相比咸輝而言），內部說法不一，也不是本文要介紹的重點。本文介紹她仕途經歷的目的就是要說明，一個正省部級的適齡幹部被安排成全國政協下屬的專門委員會的駐會副主任，絕對是一種組織上的降格處理。甚至不排除僅僅是日後再安排其提前退休的一個過渡。 更進一步的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前副國安顧問博明近日強調，中國正在透過「代理人」與西方民主國家作戰，打擊民主國家的安全與繁榮，卻同時力圖維持強勁的貿易關係，相關國家應該警惕、團結以對。 川普政府時期的白宮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5月18日在英國倫敦指出，中國憑藉經濟實力，向俄羅斯、伊朗當局以及相關恐怖組織等代理人提供實質支援。博明並提醒，歐洲和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兩個市場，事實上具備制衡中國、削弱中國打擊歐美安全繁榮之能力。 被公認為川普政府亞太政策「中國通」的博明指出，近年世界局勢顯示民主國家嚇阻威脅能力崩壞，例如阿富汗民選政府倒台、美國倉促撤軍，大約6個月後就爆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博明對此表示「我不認為這只是巧合」，並且強調歐美確實有能力讓中國付出代價，讓中國不再能輕易「如寄生蟲般」靠著歐美市場滋養茁壯，甚至支持「代理人戰爭」。 《沸騰的護城河》關注台灣國防安全 博明即將訪問台灣並且發表新書《沸騰的護城河》（The Boiling Moat: Urgent Steps to Defend Taiwan），對於台灣加強國防方面，認為台灣需要有全新的軍隊文化，台灣政府也應該培養「全民抗敵」的集體意識，並在物質、組織，以及軍事知識與理念上提供支持，以「社會縱深」彌補台灣「地理縱深」的不足。 博明在《沸騰的護城河》強調，為嚇阻中國，台灣以及美國盟友必須在台灣海峽強化集體合作，讓台灣海峽有如「沸騰的護城河」，而寬達一百多公里的台灣海峽，正是台灣的護城河；並且呼籲台灣加強軍事嚇阻能力，因為國家力量的展現，包括外交、經濟、資訊戰等等，若無高度可信的（軍事）「硬實力」作為堅實基礎，就無法奏效。 博明書中以「金城湯池」為喻，表達對台灣國防的高度關切。「金城湯池」意指堅固的城池，要有金屬打造的城牆，以及沸水滾動的護城河。而書名Boiling Moats，典故出自《漢書蒯通傳》「金城湯池」之喻——「邊城之地，必將嬰城固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沸騰的護城河》共同作者卡納帕（Ivan Kanapathy）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台事務主任，長期為白宮制定美中台關係政策，也曾任美國在台協會（AIT）武官。書中傳達三項要旨：第一，中共武力犯台威脅不但真實，更是迫在眉睫。而進犯台灣，主要是為了徹底改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 第二，唯有備戰才能止戰。博明認為二戰後，西方自由世界堅實軍備的硬實力（hard power），是未讓「冷戰」升為「熱戰」的唯一保證。若習近平堅信中國會獲勝，就會傾向發動戰爭。而自由世界當務之急就是要中共認清犯台必然失敗，且會對中共及習近平造成滅頂之災，如此方能確保台海和平。 第三，為有效嚇阻中共，民主國家必須立刻行動。博明認為俄烏戰爭顯示「嚇阻」的代價要比戰爭低得多，在書中對此提供許多政策建議。 此外，《沸騰的護城河》主張台灣政府需要全新的軍隊文化，培養全民抗敵的集體意識，並提供物質、組織、軍事知識與理念等支持，以「社會縱深」彌補台灣「地理縱深」之不足。 博明建議新上任的賴清德政府深化軍事改革，例如其一，國防部門換血改造，拔擢願意接受新觀念的軍人，強調「支持國防建設」是台灣社會共同使命。 其二，學習以色列建軍備戰觀念，而非獨師美國。借鑒男女皆兵等兵役制度、精實後備訓練，建立強韌的民防體系。 其三，建立國土防衛部隊。以社區防衛為主的國土防衛部隊體系有助台灣應對持久戰爭，提高中共犯台成本，嚇阻侵略野心。 提防中共「把擊敗國民黨的方法拿來對付西方國家」 隨著川普政府換屆，博明自離開公職加入智庫之後，似乎在反共志業上更有揮灑空間，也更不遺餘力。例如不久之前，日本《日經亞洲》（Nikkei Asia）在五月中旬以〈美國分析家：對台防衛戰略模糊需要澄清〉為題報導，指出博明認為美國下任總統應該維持現任總統拜登對於中共犯台會進行軍事介入之多次承諾；而美國前總統川普若在今年底再度當選總統，也應表明不許北京在西太平洋發動戰爭，包括入侵台灣。不知是否巧合，5月28日《華盛頓郵報》報導，川普在競選活動中大嗆中共，他再度當選總統後「中國要是犯台，就把北京炸了！」——這麼清楚的「表明」，連中共軍方都急得大罵「喪心病狂」，似乎相當奏效。 今年四月，博明與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首任主席蓋拉格（Mike Gallagher）聯名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撰文直言，北京正在全球進行一系列瓦解西方民主秩序之行徑，美國的抗中鬥爭「必須要贏」，而不能只是主導競爭局勢而已，警告拜登政府若優先考慮解凍與習近平關係，是陷入了熟悉的陷阱。 博明和蓋拉格強調，習近平已經對美國發動冷戰，華府不該否認美中冷戰的存在，反而應該承認，並且堅決贏得這場戰爭。 4月12日，博明在美國智庫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紀念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45周年的研討會，敦促美國政府儘速祭出更明確的法案以加強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嚇阻北京犯台野心，「如果不這樣做，北京會認為我們只是在吹噓。」 早在2020年10月23日，博明任公職時曾在英國智庫「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發表中文演說，警告西方國家，中共正運用大數據進行統戰、干擾各國政治，更應特別提防中共「把當年擊敗國民黨的方法拿來對付西方國家」。 堅定挺立在反共陣線，博明的發言以及預言，屢屢振聾發聵，並且印證屬實，六月訪台之行又將如何為台灣及世人敲響警鐘，值得期待與關注。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曾任網路與投資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與國際覺醒》。台大政治系畢業、美國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全文轉自上報）
三十五年過去了，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國的禁忌話題，很多中國年輕人也不知道曾經發生過這樣的血腥鎮壓，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政治格局的轉捩點，也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氣候。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說，習近平上台後拋棄韜光養晦政策，西方國家逐漸認識到中共的真實面目，但是離開看穿中共還很遠。 六四改變了中國，至今陰影不散 1989年4月15號，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驟逝，成為民眾不滿改革緩慢、腐敗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劑。幾千名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並很快演變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國性民主運動。6月4號，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下令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大屠殺，鎮壓了這場民主運動。 六四被視為中國改革的重大轉折點：六四前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十年，中共高層存在三種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具有民主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陳云為代表的固守專制體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既想改革經濟體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殺除了對中國高層政治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打擊了人民的民主訴求。 林培瑞說：「更重要的一個後果是鎮壓了老百姓的（思維）變化，因為80年代學生能夠出來上街抗議，寫他們的文章，80年代是一種相對來說共產黨最開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後不再開放，一直到現在。有人說鄧小平的考慮是，用2,000個生命來換20年的穩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樣說，但是很清楚這是他鎮壓六四的一個政治考慮。」 1978到1989年期間，中國民間在反思文革的歷史傷痛，希望推動政治和經濟的現代化。但是六四強行把學生和市民要求推進政治改革和反腐敗的和平呼聲鎮壓下去，終止了前面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勢頭。 林培瑞當年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北京辦公室主任，他幫助中國異議人士方勵之夫婦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被中共列上黑名單。他認為鎮壓六四的影響不止20年，至今已經35年了，屠殺的陰影一直旋繞在中國人的頭上，而且很可能還會再發生，比如鎮壓法輪功和香港民主運動，肆意逮捕和拘押維吾爾人等等，雖然鎮壓行動在規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鎮壓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會動真格的。 六四改變了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後江澤民和胡錦濤主政的23年里，中國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這個無害的新興市場國家。但是，中國問題專家李偉東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指出，西方對中國六四後發展趨勢的一系列誤判，使中國替代蘇聯和之後的俄羅斯，成為自由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對手。因為西方國家沒有更嚴厲的制裁中國，讓中國在此後多年都確信：西方需要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合作和中國的巨大市場，不管中國國內人權問題有多糟糕，西方都不會太為難中國，因為六四屠殺他們都容忍了。 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兼講座教授的漢學家林培瑞說，當年美國和西方國家主要有兩種考慮，一是要跟共產黨保持一個基本關係，一起對抗蘇聯。二是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對中國的經濟抱有希望，以為鄧小平又要重新改革開放。 他說：「六四後鄧小平主張的是韜光養晦，把中國強勢的那一方面掩蓋起來，讓外國政府認為中國能改革，會潛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發展，我相信鄧小平是故意讓外國人那樣看。」 林培瑞說，六四後從1989一直到1994年，美國政界曾經把經濟和人權掛鉤，美國國會每年都討論是否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但是1994年以後，柯林頓總統決定把人權跟經濟脫鉤，影響到今天。 西方至今沒有看穿中國 習近平上台後，通過反腐和壓制異議人士穩固權力之後，公開改變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開始在全球主動出擊，讓西方逐漸認識到中共的真實意圖。 紐約時報刊登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評論文章，標題時《習近平，謝謝你》。文章用嘲諷地語氣說，習近平連任第三個任期被視為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歷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為西方不再對習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說，「這些希望不僅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戰爭變成了大規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鎮壓堪比蘇聯的古拉格。你的經濟『改革』相當於讓通常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重新成為主導者。」 林培瑞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說，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經希望中國潛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變，但是大約五六年前北京鎮壓維吾爾人之後，這個美夢破裂。同時，很多到中國去做生意的外國商人發現，中國學會了西方的科技之後，自己創辦公司，搞不公平競爭，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產黨的一些美國商人也開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說，西方社會離開徹底看穿中共還是有相當的距離。 他說：「美國政界商界裡頭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還是有那種天真的想法，覺得共產黨也是人，我們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舉個例子，最近關於要不要禁止TikTok的問題，很多好心的美國人說，TikTok是很多美國年輕老百姓很喜歡的東西，可以用它去發揮自己的看法，這是言論自由的一個工具，等等。他們看不到TikTok的具體作用，因為ByteDance是共產黨所有的，它的那些演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聞標題引到親共，而且在西方世界裡頭搗亂的那種所謂新聞節目。部分人看不到這個，這是很糟糕的事情……徹底看穿沒有？還有相當的距離。」 林培瑞警示，在某種程度上，共產黨對人類的危害甚至大於希特勒納粹。 他說：「希特勒的集中營是殺人，燒毀屍體，沒有別的能夠跟他作比較，這是壞到不能再壞的一個事件。但是你根據人數，多少人因為毛澤東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殺的人）多得多。大躍進大饑荒的原因是因為毛澤東的政策，毛澤東下命令怎麼種菜，等等，引發了世界上最大的饑荒，至少是3,000萬，有人說4,000萬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澤東干出來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數字去衡量這個問題，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壞多了。希特勒殺人是很殘酷的，但是毛澤東時代，包括習近平時代，殺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殘忍的。」 「中國夢」只能暫時掩蓋傷口，六四早晚會成為中共新的噩夢 中國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鎮壓以及在此之前長達50天的學生抗議活動稱為「政治風波」，把那場後來幾乎由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定性為「極少數人」「煽動的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習近平上台後，宣揚中國復興，年輕一代很多人沒有聽說過六四，也對六四不感興趣。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否成功地讓中國人擺脫了六四的噩夢？ 前六四學生領袖、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理事封從德封從德在舊金山參加六四35周年專題研討會後對美國之音說：「我們每年紀念六四，應該把（被）中共槍決的那些人高舉，把他們的像要刻出來，把他們的名字念出來，這些是我們最應該紀念的人，他們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會在制度和價值層面上成為中共新的噩夢。他說，習近平想跟毛澤東一樣控制人民的意識形態，但是現在的年輕人的知識範圍廣得多。網路之前的中國老百姓是孤立的個體，所有媒體是從上往下。有了網路以後，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來源是從下往上，現在的年輕人的視野比他們的前輩廣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時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說，目前中國民主進程倒退是習近平壓制的結果，表明上看似平靜，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的DNA，因此他對中國的民主前景並不悲觀。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6月4日，終年人聲鼎沸、車水馬龍的紐約時報廣場（Times Square），一則秀有「Stand Strong WITH TAIWAN」字樣的廣告出現在它知名的分岔路大樓看板。廣告緣由，是為呼應前不久在台灣青島東路抗議國會擴權的民眾集會，而有海外僑民自行集資募款，設計出了這段30秒的台灣意象動畫（24小時間隔播放）。不過，基於宣傳地點（繁華的商業區）、廣告屬性（正面氛圍），使得這支廣告的目的，到頭來並不在批判自己的政治對立面，更大成分，卻是以「站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姿態，對台灣那些身處第一線關切國政的民眾做出迴響。 當天活動聚集了數百名紐約老中青三個世代台僑，其中不難撇見和前不久「BIG電影」紐約首映及「灣聲樂團」紐約首演的同一面孔，更不乏名符其實「公媽應援」的祖父母級老僑。如此，這樣的迴響，自然也帶有基於特殊處境下的「台式鄉愁」，也就是「紐約青鳥」（之後還有其他國家城市、國家響應，地理名稱應該會再增加）廣告上架行動，終究在呈現民主、自由台灣的真實存在，今天抗議國會擴權也許是這場海外發聲的觸媒，但「台式鄉愁」本身向來並不具政黨壟斷性，6月4日時報廣場上那些「熟面孔」，多有十年前無黨的柯文哲、後來創辦時代力量的黃國昌支持者，那時他們不也一樣不計回報為柯、黃出錢出力、熱情款待，只是十年一覺，才發現道不同不相為謀罷了。 另外，「Stand Strong WITH TAIWAN」上架的時間點在6月4日，因「六四天安門事件」35周年之故，難免讓人別有政治聯想。事實上，在這之前，中國海外民運團體（民主派）不是沒有相關紀念活動（每年例行），例如華人群聚的紐約法拉盛（中國移民占多數），6月2日就有一場紀念天安門廣場大屠殺集會，只是當天除了有中僑參與紀念，另也有一幫中共支持者在周邊鬧場，他們除了反嗆高喊「共產黨萬歲」，因為眼見有台灣人也出現在紀念六四活動上，竟向其連番斥喝「滾回台灣」，畫面頗為「肅殺」。 相較於6月4日時報廣場「Stand Strong WITH TAIWAN」廣告上架活動（之前台僑、學生透過網路串連，號召前往打卡），儘管它的動能始於台灣內部激烈的政治爭鬥，惟它的目的在鼓舞各地台灣志同道合者，而非藉由外在舞台批判內部反方，氣氛上也就呈現了一片歡欣祥和。不過，海外台僑之所以能對支援台灣這般「樂此不疲」，長期以來，當然也建立在兩個關鍵基礎，一是「意見表達自由」，一是「經濟自由」。 前者，走過黑名單時代，台灣早沒有「自己海外行為連累國內家人」的風險，但那些在法拉盛舉布條聲援六四的中國移民，膽敢站出來，幾乎就已不指望回祖國和家人團聚。台僑是對台灣政治持續抱有期待而參與海外政治活動，但有多少盼望中國民主化的中僑，是以坐等奇蹟的心情在面對中共做最後一搏。其次，這次紐約時報廣場廣告集資，三小時在上千人贊助下達標（約8萬美金），同時代表了海外台灣人對家鄉政局的高度關注，另方面也說明了出門在外，向來都是台僑對台灣政客予以財力支援（例如幫忙募款），而非台灣政黨或政客為之贊助反饋。台僑的「經濟自由」，很大程度便決定了他們海外政治表態的自主性，這點，更是那些經常受控於中國外交單位的「海外小（老）粉紅」從未曾享受過的特權。 看待「紐約青鳥」的視角，儘管無以迴避它就是一場台灣國內政治喧嘩的海外延伸，卻也因為「六四」這樣的時間點，它再額外反襯了許多中國人儘管早已移居美國，也未必就能完全掙脫中國的囚籠。最後，藉由這樣的活動，其實也愈加顯現所謂「台灣意識」並不全然就是政黨意識，或者一定和個人血緣出身有關，而是長期作為一個被（中國）壓迫的群體，終究養成了某種心靈狀態，即自知必須加倍努力才能被世界重視，尤其才能得到公平競爭（國際上）的機會。紐約時報廣場的看板是對所有人開放，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期間，時報廣場也曾出現許多支持烏克蘭的意象廣告，背後出資者則多仰賴美國在地富豪慷慨義助（包括UBER，還有多個非營利組織），廣告商畢竟在商言商，資本帶來了話語權，這也是關於「紐約青鳥」的另一段闡釋說明。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5月20日，賴清德宣誓就任台灣新總統。三天後，中共啟動又一波圍台軍演，號稱「聯合利劍-2024A」。由東部戰區出動海空陸三軍，對台灣展開以軍演為名的騷擾。中共收穫了什麼？至少有十大看點。 陸股暴跌，台股高漲。軍演一開始，5月23日，台股高漲，達21000多點；陸股暴跌，上海股市再次逼近3000點；港股也應聲大跌，跌至18000多點。中國網民總結說：解放軍軍演，把台灣股市嚇得高漲了，把陸港股市嚇得暴跌了。沒有嚇著台灣人，倒把大陸人嚇著了。親共報人胡錫進暗示大陸股民不爭氣，連兩天軍演都頂不住。 對台灣的恐嚇效果遞減。中共大搞圍台軍演，而台灣社會，排名熱搜第一的竟不是軍演，而是日本文藝界的出軌緋聞。可見台灣民眾對中解放軍演的司空見慣、不以為然達到何等程度。恐嚇效果遞減，讓意圖製造台海「兵凶戰危」的中南海顯得頗為尷尬。 台灣國會爭鬥，中共抵近軍演，是裡應外合嗎？但效果抵消。軍演前後，在台灣立法院，加起來過半數席位的國民黨和民眾黨聯手力推「國會擴權」的相關法案，場內遭到民進黨議員抵抗、場外引發數以十萬計民眾聚集抗議。藍白憑藉過半席次，最後強行通過擴權法案。但台灣民間認為，王滬寧和中共是「國會擴權」的幕後黑手，而中共圍台軍演似乎要製造裡應外合的陣勢。但，正是這種陣勢，激發台灣民眾群起抗議。如果真有「裡應外合」，其效果自相抵消。 中共解放軍演，表面上聲勢浩大，卻沒有實彈射擊，宣傳報道用動畫片代替，給人打嘴炮、「提虛勁」的形象。小粉紅、老粉紅為此大為失望、失落，紛紛在網上表達不滿、窩火。兩年前，因美國眾議長佩洛西訪台，中共大搞圍台軍演，發射了11枚導彈，竟有5枚偏離目標，打到日本經濟專屬區，大出洋相。這回圍台軍演，解放軍未再發導彈，是不是因為解放軍導彈仍是豆腐渣、打不準，因而力避出醜，我認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在周邊國家眼中，中共解放軍力實力必由此再次大打折扣。 暴露作戰底牌，盡為美台兩方所掌握。美國國防部的聲明一語雙關、耐人尋味：「此類演習為美軍更加深入了解解放軍的運作方式提供了難得機會。」「事實上，這些活動顯示出解放軍要成功實施他們正在演習的這類任務將是多麼困難！」 圍台軍演再度爆出醜聞：解放軍戰機殲-16、轟-6遭台灣國軍戰機F-16V鎖定瞄準，隨時可用空對空導彈擊落。相關視頻瘋傳，讓中共難堪。國際媒體驚呼：「（這一細節）意外展示了台灣強大的軍事打擊力。」中國網民感概：「原來真正軍演的是台灣啊！」 而軍演次日，中共4463噸位的半潛式拖船「聯合啟瑞」號在東海沉沒，原因不明。但禁不住網民議論：沒有把對方的船擊沉，先把自己的大船擊沉了。稍後又傳出中方無人機墜毀台灣海域。機毀船沉，可謂「賠了夫人又折兵」。 激發周邊國家敵對，提升國際社會警覺，催化國際共識。中共軍演前後，連素來綏靖的德國都罕見表態：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乃是對整個世界挑戰，德國不能置身事外，有必要派軍艦行經台灣海峽，以彰顯德國阻止戰爭的明確立場。 加劇解放軍內部抵觸情緒和反對意識。東部戰區在前線演習，負責拱衛北京的中部戰區也不能閑著，半夜吹起軍號，官兵被迫起床演練，因此怨聲載道。適逢河北下暴雨，中部戰區傳出「水淹中南海，吊打習近平「的咒語，可見軍隊內部存在著對習近平的不滿。有可能，軍心動搖，軍心渙散，軍心思變。 事實上，頻繁軍演和頻繁出醜，必然打擊習近平在軍中的聲望，削弱了他在軍中的權威。加上頻繁的軍中大清洗，註定埋下更大不滿、甚至仇恨的種子。在軍委主席負責制的旗號下，習近平的逆勢操作，無形間，禍加自身。 綜上十大看點，就是習近平和中共的十大「收穫」，都是負收穫、負效果、反作用。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是八九六四35周年。對現代中國來說，這個日子既是光榮的，也是黑暗的。「光榮」指的是，自中共全國建政後，乃至中國近代開埠以來，還沒有一場群眾的反抗運動像六四一樣，涉及範圍如此之廣，參與者如此之眾，特別在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天安門廣場，抗議當局的學生如此之多，反抗行動如此之堅定；「黑暗」指的是，與此同時，也從來沒有看到，號稱「人民」政權的中共，在這一天撕下了其偽裝，命令它的軍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開創，釀成了屠殺事件，赤裸裸顯露出法西斯的本質，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35年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很短，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75年的歷史來算，已經相當長了，而如果放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則更長。當年參與六四抗議的大多數學生，如今都已過了知天命之年，從一個血氣方剛、指點江山的青春少年，變成了肩負家庭重責、為生活而奔波的父母。對一些人來說，也許沒有了當年的反抗意志，只想過平凡生活；對另一些人來說，當年改變中國的夢想仍然還在，並矢志不渝地追求。不管當時的參與者心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必須面對一個冷酷事實：中共政權並未如六四之後一段時期許多人預測的那樣，撐不過幾年，它至今看上去，仍然牢牢控制國家，似乎沒有垮台的跡象。一些人由此不看好中共會被反對它的力量打敗。 儘管如此，隨著中國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內部矛盾越來越尖銳，尤其是美中全面對抗的加劇，中共又到了一個危機的歷史時刻。這再次給了人們反抗的信心和勇氣，反對清零的白紙抗議運動就是一個代表。在很多人看來，別看當局全副武裝，張牙舞爪到極點，那不過是紙老虎，沒什麼可怕的；或者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只要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不斷加碼，中國經濟就好不了，經濟衰敗，國內民眾對未來的信心和士氣就將愈加低落，包括精英階層在內，對當局的不滿只會更加強烈，任何一個當局無法把控的不測事件都會導致政權內部分裂，從而推翻中共指日可待。 前一種看法有些太悲觀。中共確實藉著中國實力的增強，在統治人民、掌控政權方面，增加了很多工具，尤其在高科技監控人民這點上，已經做到爐火純青了。但要看到，正如中共自己經常強調的，決定政權是否垮台的根本，是人心向背，是否得到人民支持。如果一個政權，已經喪失了民心，縱使物質再強大和手段工具再先進，也是挽救不了衰敗的命運。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垮台是個大概率事情。 後一種看法又有些太樂觀。雖然中國目前遭遇到了很多困難，當局面臨著內憂外患局面，但中國是否崛起到頂，國際學界其實是有著爭議的。另外，中共手中掌控的資源和工具，在維護政權，打擊反對它的力量這點上，還是不能小覷。加之中國的規模和人口，以及當局在應對美國圍堵所激起的民族主義護身符，如果沒有內部民意的普遍覺醒並付諸於行動，把希望寄托在外部，以為中共真的像個稻草人，一戳就倒，也有點一廂情願。 事情或許在兩者之間，既不能太悲觀，也不能太樂觀，在從事針對中共的反對運動中，用得著中共常說的一句話，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也就是，在戰略上，有中共必被垮台的信心和信念，否則，反抗運動作為一項事業就沒有意義；但在具體的反抗運動的戰術和步驟上，要把中共作為一隻真老虎看待，正視它目前看似還很強大的事實，也正視中國目前複雜的現實以及反對運動相對還弱小的狀況，不能急於求成，要一步一步來，積小成多，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 當然，也需要看到，目前這種海內外聯動局面，在六四35年來，的確是一個從事反抗中共運動的好時機，甚至稱之為「天賜良機」也未嘗不可。就此而言，信心上樂觀一點也是有道理的。尤其對海外反對運動來說，必須抓住這個有利時機，開創出一種新的反對中共的局面。至於國內，鑒於當局鐵桶一般的維穩，使得有規模的反抗幾無可能，只能呈現為零散的、個體的抗爭，包括一些泄憤事件，從這個角度說，目前有利時機還不能轉化為現實可操作的反抗運動，所以暫時還不能寄以太大希望。 在這個過程中，六四可以給海外反對運動提供一個好的精神資源。 提煉六四精神用以動員大眾 在過去的35年，海內外對六四的反思和檢討，基本聚焦於當時運動的領導者策略運用得當與否的問題。反思者經常在以下問題上進行爭論：在強硬派願意談判的時候，是否應該見好就收；是否要把主要矛頭對準鄧小平；是否要聽從學生中激進聲音的主張，以及是否真的對中國國情有了解等，這些爭議當然都是必要的，理性的檢討有助於下一次大的社會運動來臨後，避免重蹈過去的失誤。但是，在對六四本身檢討的同時，如何將六四化為激勵人們抗爭的勇氣，化為反對中共的群眾運動的精神資源和符號，或許是當下海外反對運動在紀念六四，反思六四更要緊的課題。 中國社會包括黨內雖然對當局的不滿日漸增多，尤其對高居廟堂之上的最高領導人幾乎完全失去了信心，然而，基於各種考量，特別是人身和財產安全的考量，以及對當局殘酷鎮壓的恐懼，敢公開反抗的人還是少之又少，這不能怪大眾的利己主義，畢竟在一個專制社會，敢以身試法，挑戰專制政權，捨身取義的人在過去每個時代並不很多，更何況在今天所謂的新時代。在壓制異端和鎮壓反抗力量這點上，新時代是集過去各個專制舊時代之大成，早就將社會的維權力量和黨內的異議之聲撲殺掉了，並對社會進行無死角的監控，個體要去對抗一個組織化和體系化的專政怪獸，確如飛蛾撲火，代價太高。所以，無論是基於害怕還是理性的算計，一個原子化社會的絕大多數人，是不太可能把對政權的不滿和反抗的意志公開化為反抗的行動，充其量是把這種反抗局限在與政治無關的維權領域。這就是中國目前的現實。 海外反對運動理應認識到這點，但這當然不是說，在這種現實面前，就只能徒呼奈何。海外反對運動可以做的是，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和工具，進行廣泛而持久的社會動員，積蓄力量，讓海內外民眾尤其對當局不滿的人意識到，造成中國百年危局的，正是這個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的政權，只要這個政權不回歸人類的普世價值，它存在一天，就會將你我帶入險境，想歲月靜好，不關心政治，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從而使人民打破對當權者的幻想，為大變局的到來做好思想乃至組織的準備。 簡言之，海外反對運動要做的事情，是在動員中讓人民認清中共的本質和新時代的荒誕性，六四在這方面是個很好的精神資源。因為中共對六四的屠殺最無情地顯示它的殘暴性和反人類性。有了第一次也許就有第二次，但是在對中共特別是現政權的認識上，並非很多人都有這種認識，不少人甚至認為，正因為有了中共對學生運動的戒嚴和開槍，才保得中國的穩定，從而有了之後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才坐二望一，成為敢和美國叫板的全球大國。這是屠殺之「功」。此種糊塗認識弱化了人們的反抗意識，助長了中共專政。海外反對運動必須對此撥亂反正，這就需要對六四的價值和精神，用簡單明了、直指人心，和富有感染性的話進行提煉，以作為動員海內外大眾的口號。 在筆者看來，六四是一場熱血學生真正為國家前途命運著想、反抗中共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體現了學生大無畏和可貴的對專制政權不服從、不合作的現代公民意識。中國的歷史如魯迅先生所說，是只有做穩了奴才和做奴才不得的兩種情形。做奴才而不得就造反，但造反是為趕走一個鳥皇帝自己做皇帝，因此中國的歷史是周而復始不斷循環，社會也就在這種循環中越來越精神萎頓。晚清和民國因為有民族的救亡存圖，在西學東漸、圖強變革之下，社會一度思想開化，各種主義流行，滌盪了舊時代的腐朽氣息。然而好景不長，在中共一統江山後，帶來了比過去更嚴酷的專制，直至六四學生運動的爆發。它是一個思想全新的反對運動，本來是可以把中國帶入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新時代，可惜被中共的屠殺扼殺了。 海外反對運動應該將六四反抗專制統治的公民不服從和不合作的精神揭櫫出來，讓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成為在心裡反抗當局的最響亮口號。這是一個播種的過程。 謹以此篇，紀念六四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在當代中國，發生過兩次天安門事件。恢復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真相，第一次已經引起中國歷史的大變革。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現在的中國，將面臨第二次大變革，這是超過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這將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恢復歷史真相的直接結果。 歷史發展有一種不可抗拒性，用人為辦法抵擋一種大趨勢，這種趨勢將更強烈。 決定人類歷史走向的兩種因素 在人類產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種變化只有一種因素起作用，這就是自然的力量。動物行為也是自然力量。人類歷史，則是由兩種力量起作用，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行為，是改變自然力方向的行為，一個人或一些人，特別是掌握巨大權力和影響力的個人，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改變人類歷史的走向。16世紀歐洲的新教革命，是馬丁·路德一個人發起的。締造美國的《五月花號公約》是一個人想出、41人簽名提出的。共產主義在19世紀的傳播，出自馬克思、恩格斯兩人，鄧小平通過六四埋葬了共產主義。宮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會改變歷史的方向。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江青嫉妒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的無限風光密切相關。 人類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之間有一條根本的分界線，這就是理性可以發現自然規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計算的利益決定人的行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決定行為的方向。科學包含人類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類最深的情感。 在一國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緣政治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個人怕另一個人，這也是自然力量，而國家的軍力 、國家首腦人物的決策都是人為力量。 恢復歷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個國家歷史，如果有一個關係到全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當權者竭盡全力要掩蓋真相，正義就會受到壓制。正義的力量是一種自然力量，對正義長年累月的壓制，會使正義爆發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幾百萬人參加，規模巨大，歷時數十天，最後都以暴力鎮壓收場。在現代民主國家，出現這樣大規模的和平抗議運動，最後結果一般造成政府權力的更迭或個別當權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發生，但不會發生動用大規模的軍隊、機槍、坦克，屠殺數以千計的學生和市民這樣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殺的慘烈場面，通過電視傳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數國家政府的聲討和譴責，這是正義的力量，這一力量，是一種不可改變、不可動搖、不可抗拒的力量，導致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東歐許多國家共產黨政權的垮台、蘇聯大帝國的解體，正是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紀全球政治氣候根本性的改變，二十一世紀雖然有局部的戰爭和革命，但歷史的大方向已經改變，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慧的世紀。 天安門事件的三大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有三大組成部分，一是天安門學生運動，二是中南海宮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復歷史真相也有三點：一是要否定《人民日報》4·26社論，天安門學生運動不是動亂，而是幾百萬人參加的、空前規模的、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第二是恢復當時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個人怕另一個人，在發生衝突時，前一個人就會面臨失敗。這是一種無法改變的自然力量。鄧小平怕毛澤東，而趙紫陽怕鄧小平。趙紫陽是一個好總理，在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在5月16日前，曾經做了大量工作，趙紫陽提出「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反對鄧小平在北京戒嚴，都是正確的。但在5月16日這一天，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記憶，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懼怕，使趙紫陽放棄了自己應負的責任，他本來可以召開政治局會議、召開中央委員會臨時全會，可以作出其他選擇，但他與戈爾巴喬夫談話，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公開表示，學生不能撤離廣場，是因為最高決定者是鄧小平，而鄧小平不改變學生運動是動亂的說法。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談話，鮑彤多次打電話，要中央電台反覆廣播，這是向全中國人民反覆宣布的一件大事。趙紫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自己「本來」可以不向戈爾巴喬夫這樣說。趙紫陽因這一談話，被鄧小平趕下了台並遭受了長達15年的軟禁。在軟禁期間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一書中，用一章篇幅談及「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趙紫陽說：鄧小平「對我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六四後他在接見李政道教授時說過，趙在學生動亂時把他拋了出來，實際上是講我把鄧拋了出來，社會上也有這種看法。我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談了有關鄧在我國我黨的地位。這番話完全是要維護鄧，結果引起大誤會，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來源：張萬舒《六四事件全景實錄》，第67-68頁，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紫陽同志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關於小平同志的一段話是我在起草時主動加上去的。」鮑彤還說：「紫陽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講稿時沒有講這個意思。」鮑彤是起草人，最後講不講，完全由趙紫陽本人的決定。（來源：陳小雅《八九民運史》第6卷第229頁，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5月17日鄧小平自然成了參與天安門運動的幾百萬人和全中國人民譴責的目標，使天安門學生更加不離開廣場。我起草5·17宣言，沒有害怕和危險的感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在趙紫陽去世後二十年、事隔幾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歷史真相一 一呈現出來。恢復中南海宮廷政治的真相，還包括要讓人們清楚地了解當時萬里、李鵬、喬石、胡啟立、楊尚昆、陳希同和反對戒嚴的幾位上將的作為。 恢復歷史真相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正義的陽光照遍中國大地，公開宣布六四是的一場對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的大屠殺，要把發生大屠殺的法律責任一 一查清，給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六四死難者家屬以關懷和賠償。 正義的陽光將照遍中國大地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至今歷時 35年，在這麼長的時間內之所以沒有恢復歷史真相，與六四後鄧小平在加強政治控制的同時，走「半資本主義」道路，大規模引進外國生產技術，中國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密切相關。 1789年後，法國大革命失敗的真相就擺在全法國、全世界面前，19世紀法國和西歐的政治氣候發生大變，爭取民主的聲音變得微小，這一點與1989年後的中國有相似之處。在 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的幾十年中，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下，法國在19世紀中期，在一個新的專制環境下實現了當時經濟的「現代化」，巴黎街道面貌就是在那個時代改變的。早期資本主義產生的兩級分化，使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在19世紀中葉開始抬頭，法國大革命的失敗，也使保守主義、浪漫主義在西歐國家蔓延。狂妄愚蠢的路易·波拿巴，為當皇帝，把法蘭西共和國改變為法蘭西帝國，1870年普法戰爭失敗，才使法國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共和。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改變了20世紀的世界面貌，可以說，天安門學生運動，就是20世紀世界面貌變革的第一推動力。天安門事件改變了全世界的政治，但沒有改變中國，中國的當權者以為這樣的事情，三十年不講、不談，一代人過去，事情就過去了。在21世紀信息革命和人工智慧時代，當代人工智慧開拓者沃爾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提出了「人工智慧」的三大核心觀念，其中一點就是，人的價值在於歷史。在涉及全中國、全人類的重大歷史問題上，掩蓋歷史真相、讓人遺忘歷史，是不可能的。中國大地上沒有正義，就不可能建立法治，中國要成為人權得到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文明國家，第一要做的就是恢復六四真相，讓正義的陽光照遍中國大地。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最近有人問，「為什麼你們一定要記住六四？」三十五年過去了。已經成了歷史了。忘了吧。向前看了吧。 一個簡單的問題，卻有著許多答案。沒有任何一個答案是充分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夠。問題還留在半空中，尋求答案。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時候蔣捷連才17歲。今天，他仍然是17歲。他永遠17歲。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兒。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些逝去的亡靈，始終縈繞在劉曉波的心頭，直到曉波去世；亡靈們也將一直縈繞在我們心頭。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們不可能記住大多數他們的名字，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從來也不知道。但我們記住了他們作為人的舉動，我們也記住了自己始終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刺刀上閃爍的篝火，令人難忘；即使沒有親眼看見過的人，也不會忘記。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它讓我們看清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在那一刻，這個黨撕下了所有偽裝，毫不隱藏。沒有任何書籍、電影或者博物館，能夠讓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是最壞的中國，但也是最好的中國。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它是一場大屠殺——不僅是一場鎮壓；不是事故、不是事件或風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亂，不是一個模糊的記憶；不像今天中國的一個孩子所能夠想起的，一片空白。它不是別的，是一場大屠殺。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正如方勵之以他特有的睿智所言：那是他所知的唯一的國家武裝侵略本國的例子。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我們想知道那些殺人的士兵們，自己有什麼記憶。 在執行屠殺的命令之前，他們在北京的郊區被洗腦，以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們不知道他們頭腦中想過什麼。但是我們記得我們想知道。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丁子霖還活著。她87歲了。她走到哪兒，便衣警察跟到哪兒。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嗎？ 不是。為的是國家政權的安全。沒錯，一個擁有千億元GDP和兩百萬軍隊的政權，竟然害怕一個87歲老太太的傷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氣，而是她腦子裡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這是我們值得記住的。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要支持其他想要記住的人。我們單獨記憶，我們也共同記憶。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記住它，可以使我們成為更好的人，記憶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政客提到「利益」時，總是物質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樣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擁有一艘遊艇重要得多。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六四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歷史轉折點，朝著可怕的方向。我們不希望看到它把世界帶進深淵。但我們不知道，只好走著瞧。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種事兒只有通過記憶，才能在腦子裡存在。這種事兒難道能想像得出來嗎？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們記住。我們記住，對他們是莫大的安慰。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另外有些人非常願意看到我們遺忘。遺忘有利於他們維持政權。多麼卑鄙！我們要對抗專制，哪怕記住屠殺是我們對抗專制的唯一方法。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記憶能提醒我們中國政府撒謊的方式。他們說中國人民早就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暴亂做出了正確的判斷」。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們進入天安門廣場。 為什麼？假如中國老百姓真的做出了所謂的「判斷」，那為什麼不讓人們進入廣場去譴責反革命分子？便衣密布，說明這個政權不相信自己的謊言。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人腦受到巨大衝擊之後，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開始恢復。哪怕我們下決心從明天開始遺忘，也肯定忘不了。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反腐倡廉在中國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口號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認真地問一句，共產黨幹部自稱大公無私的「先鋒隊」,為什麼共產黨國家幹部的貪腐從來都屢禁不止，而提倡共產黨幹部保持清廉，卻比民主國家難得多呢？事實上，共產黨幹部的貪婪和虛偽證明，共產黨政權本來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礎之上，而反腐倡廉則是一個共產黨幹部永遠掛在嘴上、卻難以兌現的宣傳。中共推行經濟改革四十五年，最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個悖論，即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現在中國政權面臨的局面，已經不是經濟改革能不能推進的問題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場悖論、改革悖論和打貪悖論的怪圈。 一、共產黨幹部多半是貪腐「先鋒隊」 習近平經常「教導」中共的各級幹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黨誓詞也。中共的入黨誓詞中，有「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之語。事實上，共產黨政權的制度特徵顯示，這些誓詞的內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執行黨的決定」和「嚴守黨的紀律」，就是對立的。 中共黨章第二條寫明，「共產黨員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這是黨紀；而中共從延安時代開始，卻明確規定了各級幹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幹部待遇」這種特權的分配，不都是「黨的決定」嗎？中共多少代的各級幹部，發生過公開反對這種特權制度的故事嗎，從未聽聞。 其實，共產黨的幹部謀求私利和特權，本來就是共產黨政權的特徵，其黨內諸人無不知曉；反對者即反對「黨的決定」，「反黨」也。當年在延安批評共產黨幹部特權制度的王實味，不就被共產黨砍頭了嗎？ 延安時代的「幹部待遇」和特權，建立在南泥灣種販鴉片的經濟基礎之上；改革開放之後，「幹部待遇」和特權就建立在共產黨資本主義這種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數幹部不貪不腐，或者屬於「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貪腐，他們也從來不曾按照黨章第二條的要求，反對過黨規定的幹部特權。這就是共產黨幹部的虛偽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勵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後期開始的國企「改制」，上千萬國企員工下崗，而幾十萬共產黨的經濟管理幹部，則受政策的鼓勵和保護，搖身一變成了共產黨資本家。因此，稱共產黨幹部多半是貪腐「先鋒隊」，並不過分。 二、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一個悖論：官場悖論 抓貪官是習近平上任以後的目標，他在高層權力鬥爭中鞏固並擴大權力，用的是以貪腐問罪政敵的手法。為什麼習近平不像江澤民、胡錦濤那樣，對腐敗只蜻蜓點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斷地整肅官場，造成官員人人自危？ 實際上，習近平抓貪官而屢抓不盡，是因為反腐倡廉在共產黨國家乃是虛應故事，真正影響共產黨政權壽命的，是共產黨的「官場悖論」。所謂的「官場悖論」就是，官員的為官動力乃是特權和貪腐，但官員們貪腐的結果，卻從整體上撼動共產黨政權的存續。 從歷史上看，中共官員並不是從建立政權開始就人人敢貪腐的。共產黨幹部為政，並非民選，而是上選。他們為官圖什麼？表面上是權力，但並非每個官都能升遷，所以升遷並非當官的唯一動機，貪腐則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動力。 中共建立政權後，官員們的仕途經歷過幾個階段。一開始，官員們都是初次管理一個地區或一個部門，還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確不太肆無忌憚。不過，那時照樣也有貪官，還曾被槍斃過幾個。 然後，整個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運動持續不斷，官場不斷有派系整肅，因為毛澤東要建立個人獨裁。所以，在這個階段，官員基本上忙於執行上級任務，要站好隊，不被上面的權力鬥爭牽進去。然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員被罷官了，自身難保，就談不上特權和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權的軍隊幹部和造反派幹部，他們的貪腐行為並不少見，只是無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開放以後，從1978年到1988年，經濟改革一直在計劃經濟的鳥籠里實行，大規模貪腐的機會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現了「官倒」，即有權勢的官員勾結幹部子弟，倒賣緊俏物資的計劃指標，從中牟利。這是貪腐活動的「試水期」。 真正的貪腐合法化是朱鎔基開啟的。1997年朱鎔基為了救銀行，也為了加入WTO，打開了貪腐的大門。在國企私有化（即「改制」）的過程中，官員們發現，原來現在中央允許腐敗了，從此就格外地膽大妄為。由於這件事屬於政治禁區，所以中國現在幾乎沒人敢公開談論其中的奧秘。 到了習近平上任幾年後，中國的貪官們紛紛把撈來的財產轉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間外匯儲備減少一萬億美元，終於暴露出了「官場悖論」的後一個層面，即貪腐的共產黨幹部集體撼動了共產黨政權的存續。 三、共產黨國家兩條改革路徑的相反結果 西方學術界和非政府組織一直有一種非常幼稚的說法，以為共產黨政權實行經濟改革以後，中產階級要民主化，然後就會發生民主化浪潮。這種想法源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界一度流行的現代化理論。這種想法把非共產黨政權的政治發展，混同於共產黨政權的改革，原因是對共產黨政權改革過程的無知。 實際上，共產黨政權的改革有兩種，一種是先民主化後經濟自由化，另一種是先經濟自由化。那麼，這兩種不同的先後順序，會導致相同的結果嗎？實際上，後一條路徑根本就不會在經濟自由化之後產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說，從制度轉型的角度去看，兩條路徑的結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現在為止，西方的學者還是沒搞清楚其中的奧秘。 共產黨政權推行改革，會有上述兩條路徑，那共產黨官員們可能傾向於哪一種路徑呢？其實，不管他們偏好哪一條路徑，對大多數人來說，目的都是一樣的，發財。至於什麼情況下他們會選擇不同的路徑，其實是看最高領導人願不願意放棄軍權、願不願意放棄對政權的壟斷。 要是最高領導人不與頑固的軍方高層勾結，那其他的高層官員就敢推動民主化，就像蘇聯那樣。而中國因為有個人掌握軍權的鄧小平，他絕對不肯放棄政權，而且他的家族因為腐敗而遭到社會不滿，他也不敢放棄軍權，因此中國就只能單一推行經濟自由化了。 無論哪一種改革路徑，一開始都是共產黨官員們推動的。那中國和蘇聯這兩種路徑的實質區別在哪裡，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從來沒解釋清楚過。其實，這兩條路徑的簡單區別在於，蘇聯是「先換裝後發財」，中國是「先發財不換裝」。所謂的「換裝」，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產黨官員們的政治包裝。這樣的政治包裝，就象穿一件面子為紅色、里子為白色的夾克。 那想發財的紅色背景權勢人物如何穿這件「夾克」，是紅色對里、白色對外，還是紅色對外、白色對里？俄羅斯的原共產黨官員支持政治改革時，是把夾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產黨官員組成的蘇聯最高蘇維埃1991年底投票通過了決議，宣布蘇聯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他們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共產黨，因為「換裝」有利於發財。 中共堅持不「換裝」，是因為這樣有利於發財，而「換裝」卻可能送命。所以，共產黨政權的官員們之大多數選擇哪條改革路徑，他們的「夾克」是面子朝里，還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員們的利益需要。而無論他們走哪一條改革路徑，貪腐都是共產黨官員們支持改革的最大動力。 四、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二個悖論：改革悖論 經濟改革在共產黨國家並非一條富強國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產黨政權推動經濟改革，就一定會產生第二個悖論，我稱之為「改革悖論」。所謂的「改革悖論」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樣活不好。因為共產黨政權推動的經濟改革，必然演化為一波又一波的貪腐高潮，不打擊貪腐，外匯儲備會被掏空；打擊了貪官，各級官員就活不好了。 中國的經濟改革，繼國企私有化之後，是大規模引進外資過程中的普遍受賄；然後就進入了圍繞房地產開發而出現的全國性貪腐高潮。當時各級官員無不額手稱慶，上下其手，迅速致富。這時，大規模、大範圍的貪腐就漸漸對中共政權構成了巨大的衝擊。 為什麼「改革悖論」中，改革了中共照樣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貪官發財後沒有安全感，必須把資產轉移到國外，會造成外匯儲備枯竭；而間接原因是，一旦為了堵住貪官資產外流，而展開打擊貪官的行動，就會造成官場的嚴重不滿。畢竟中共政權是由各級官員組成的，官員們在反貪運動中心驚膽戰，最後就會以「躺平」來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來官員們以為，改革就是有權力的人發財的過程。沒想到，習近平上台後，官場變天了。貪腐的共產黨資本家肯定會抵制民主化，在這點上，習近平跟貪腐的官員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發財之後官員們轉移資產的自保行為，會斷送中共政權，這就使當家的習近平跟大部分官員的個人利益發生了巨大衝突。 習近平抓貪官抓不完，是因為經濟改革後貪官的為官動力就是貪腐；習近平之所以必須抓貪官，是因為不抓他們，共產黨政權會在經濟上垮掉。這後半個原因，習近平是永遠不願意承認的。「官場悖論」和「改革悖論」這兩個悖論，構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謂「改革是找死」，並非改革誘發中產階層要求民主化的社會運動，而是改革之後中共的官場全面腐敗，當年那個令行禁止的集權政黨就衰敗了。 五、反腐倡廉背後的第三個悖論：打貪悖論 習近平推進反貪運動之後，就必然陷入「打貪悖論」，即不打貪，政權不穩；而打貪之後就無法鬆手，否則習近平必定遭到黨內的嚴厲清算和報復。 習近平現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權的政治需要在抓貪腐，哪個部門、哪個環節當下對中共的經濟困境影響比較大，他就在哪裡抓人。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個人都撈足了錢。那習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變得越順利嗎？相反，抓人越多，樹敵也越多；而黨內樹敵越多，習近平就越不敢放棄打貪，不然的話，各級貪官的大規模反彈，會把鬥爭矛頭集中到他身上。 講到底，習近平無法承認一個事實，抓貪官這件事，習近平和官員們之間，其實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內鬥。這樣的內鬥意味著，不抓貪官，中共政權會在經濟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貪官，只不過會延緩中共政權經濟上被掏空的過程，卻無法終止貪官們繼續掏空中國經濟的無組織集體行動，同時逐步累積黨內對習近平的嚴重不滿。 習近平不知道這一點嗎？他當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軻德那樣，在獨自與風車戰鬥。不鬥下去，中共政權就會垮；但不斷地抓人、清查，其實是在和整個官場作對，終非了局。 從道理上講，民主化可以改變這種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個共產黨官員和整個共產黨支持者群體。大多數民主化的前共產黨國家，在這一點上都無法成功，中國也不會例外。經濟自由化在先的中國，起初給世界的印象是，「中國模式」成功了；實際上，「中國模式」只不過是給大規模貪腐開通了最順暢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飛猛進而已。這樣的國家，不但民主化一定會扭曲，而且經濟自由化也會慢慢地走上死路。
今年是”六四”35周年。一個歷史事件過這麼久了之後，任何的回顧與反思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炒冷飯”，但”六四”事件不然，因為35年前發生的很多事情，對於我們正確判斷今天的中國政治來說，仍然具有重要而新鮮的參考價值。趙紫陽為什麼會在權力鬥爭中失敗，就是一個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對這個問題。過去的35年中，六四問題的研究者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是以下兩條：第一，趙紫陽在學潮初起的關鍵階段，沒有留在北京主持大局，反而按照原定行程去了朝鮮進行國事訪問，而且一去就是一周的時間，給李鵬為首的保守派提供了大好的反擊的機會，和布置軟性政變的時間；第二，他在5月15日會見來訪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時候，公開表示中共黨內的實際上的最高決策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鄧小平。這個舉動被鄧小平認為是出賣行為，是要把他拋出來承擔處理學潮的責任，因而與趙紫陽關係破裂並下了決心要撤換趙紫陽。 以上兩條原因，當然都非常正確；但是我認為還有一條原因，是35年來的回顧與反思中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的，那就是：趙紫陽與軍隊的關係。 事實上，根據2019年在台灣的印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的《趙紫陽傳：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一書，趙與軍隊的關係始終相當疏離，這與趙在「文革」中曾經被廣東的軍隊系統批鬥有一定的關係。按照盧躍剛的說法，「文革」中，廣州軍區正式宣布對廣東實行全面軍管，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擔任軍管會主任，當時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趙紫陽落到了軍隊手裡。第一次公開的批鬥趙紫陽的大會，就是廣州軍區在警衛營操場上召開的。這時候趙名義上還是廣州軍區第三政委，被批鬥說明軍方拋棄了趙紫陽。隨後，趙就被軍隊以「監護「的名義關押，一關就是三年。軍方認為自己是好意，是想保護趙，但趙可不是這麼理解的。他很記恨軍隊。趙當上總理之後，曾有人問：「總理，文革你最恨的是誰？」趙說：「我最恨的是警備區。」他甚至動了粗口，說「他媽的他們那些爛蘋果給我吃，還要我硬吃下去，軍隊對我從心裡有一種仇恨。」趙與軍隊因此結了梁子，與軍隊的關係一直不是那麼密切，更沒有在軍隊里培植自己的力量。 根據盧躍剛的分析：十三大上，趙紫陽有了一個特別的職務：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排序在鄧小平之後，常務副主席楊尚昆之前。但他從不介入軍隊事務。鄧小平的意思是，軍隊要讓楊尚昆管，但要用趙紫陽牽制楊的權力。這是鄧的盤算。但可惜的是，我認為也是趙的一大失誤，就是他對軍隊真的沒有興趣，也沒有按照鄧的意思，在軍隊事務上多做決定。這就導致了89年的時候，他根本指揮不動軍隊。趙太老實了，他知道槍杆子才能出政權，但他萬萬料不到有一天槍杆子要對付他這個軍委第一副主席。這是趙紫陽在1989年的政變中很輕易就被打倒的第三個原因。 今天回顧趙紫陽失敗的這個原因，對於我們分析當下的中國政治，提供了兩個重要的參考：第一，在中共的高層政治中，軍隊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誰掌握了軍隊，誰就在黨內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因此我們觀察包括習近平在內的政治人物的走向，一定要研究和分析他與軍隊的關係。這些關係，在平常的時候，或許起不到什麼作用，但一旦有重大的危機發生，這個關係就會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中共已經掌權75年，但仍然沒有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這個黨是依靠軍事手段奪取政權的，也是依靠軍事手段維持政權的，這一點，75年來都沒有改變過。 第二，中共黨內的領導人，只要在重大問題上不願意採取暴力手段來解決問題，只要主張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處理重大問題，即使爬到了類似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幾乎是最高權力的位置，也會輕易被黨內的保守派打倒。這說明，反民主，就是中共的政治基因，是任何領導人不能觸碰的政治紅線。誰都不能例外，這是體制問題，不是個人問題。因此，任何對中共出現戈爾巴喬夫式樣的開明派領導人的期待，都是對中共政治的不了解。在這個黨的內部，是沒有開明派的生存空間的。這也就導致這個黨主動進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不管誰是總書記都是一樣。 不幸的是，到今天，不僅中國，而且在西方，仍然有太多的人，對於以上兩個經驗教訓，仍然沒有吸取。前幾年外界對於李克強的期待，那種「習下李上」就可以給中國帶來希望的期待，都是沒有吸取35年前的歷史教訓的表現。這，也就是我們今天仍然要不斷地對於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進行回顧與反思，永遠不要忘記那場悲劇的原因所在。這一段記憶，不是為了歷史，而是為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