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男子泰國翻車曝藏地下軍火庫 被判刑46年
2026 年 8 月 5 日
正值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攜夫人彭麗媛訪問法國，遭遇抗議之際，海外網路瘋傳指向彭麗媛任軍委兼職的照片。 彭麗媛「任軍委兼職」的照片流傳說明什麼？ 5月5日起在社交媒體流傳的這張照片中，彭麗媛身著軍裝，佩戴少將軍銜，彭麗媛為共軍文職二級軍銜，正軍職。照片下方的說明文字為：「中央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專職委員彭麗媛來校調研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 公開資料顯示，中央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成立於2016年，被稱為「全面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確保精準科學選人用人的重要舉措，是適應領導指揮體制改革，提升選人用人公信度、權威性的新探索。」 彭麗媛是中共軍隊歌唱家，曾任總政歌舞團團長、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習近平搞軍改後，軍藝併入國防大學，她2017年卸任院長。彭現在主要職務是中國文聯副主席。 彭麗媛擁有新軍職的照片突然出現，真偽難辨。筆者在大陸網上幾經挖掘相關資訊也無法找到佐證。倒是在海外看到作者「今濤拍暗」的一篇評論介紹，認為彭麗媛右手邊穿迷彩服做介紹的軍官，疑似是中共工程院院士、中科協副主任、海軍少將馬偉明，馬偉明被稱為中共「電磁彈射之父」。但無法判斷彭到訪的軍校是哪一家。 這張真假未知、來源不明的照片流出，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這張照片最初是香港《星島日報》發布的，這家媒體是典型的中共大外宣，不時有些來自中共黨內的獨家爆料，背後有中共權斗放風的影子。 比如中共前全國政協主席汪洋2023年3月退休後，5月就有一段據說是汪洋退休後與坐在輪椅上的母親聊天的影片，在《星島日報》釋出。影片中，汪洋母親說：「走吧，天都黑了」。汪洋說：「天黑了走啥？天黑了吃飯！這是北京，不是宿縣也不是合肥。」這些對話一語相關，汪洋退休生活影片被釋出，似有特殊政治意味。 汪洋影片並未顯示拍攝時間，網上同期在其它地方還找不到相關版本。《星島日報》在報導中，說是影片是網傳的，並稱，從兩人的對話估計，剛剛在3月退休的汪洋可能將長居安徽家鄉的母親接到北京照顧。 汪洋的影片和彭麗媛的照片傳出的共同點是時間敏感，當時汪洋所屬的團派被整肅，而現在彭麗媛的照片流出，則是近期風傳彭麗媛入政治局、甚至可能成為習接班人之後。 中共對於媒體審查嚴格，過去港媒是中共黨內各派爭相放風之地。但習近平近年正式接管香港，這些媒體或「改姓習」，或遭關閉。在港版國安法實施及23條立法後，香港新聞自由倒退，親北京港媒更加不能隨便報導內地官場內幕，何況涉及彭麗媛？所以，無論是汪洋的影片，還是彭麗媛的照片，必然是有習當局授意。至於背後具體是誰指使，就不得而知。 彭麗媛到底有沒有軍職新任命，從官方信息中是查不到的。因為中共軍方的人事調整近兩年早就已經不做正式發布。 上個月下旬，習近平視察陸軍軍醫大學，原來的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鍾紹軍沒有現身，換了退役軍人事務部副部長方永祥中將陪同，傳方永祥已接替鍾紹軍擔任軍委辦公廳主任，而鍾紹軍已調任國防大學政委，準備升上將。對這些可能是事實的異動，官方並沒有任何說明，也是透過《星島日報》、和通社這類中共的大外宣報導。這些情況，反而讓彭麗媛獲得新軍職，有幾分可信。 彭麗媛入局甚至接班習的可能性如何？ 近幾年，彭麗媛公開亮相的次數逐漸增多，最近一次引起議論，是今年3月24日，中共央視報導彭麗媛現身湖南長沙「調研」，有副部級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國家疾控局局長王賀勝和湖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張迎春陪同。由此引發外界指彭是「江青第二」，將正式從政，甚至要入政治局，準備接班習近平的種種猜測。 今年4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會議，宣布推遲許久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預定於7月召開。一些論者此前稱，三中全會遲遲不開，就是因為彭要入局，引發內部爭吵，習需要時間擺平。 當然，也有人對於彭麗媛入局、接班習，持完全否定態度，認為彭只是習的「政治花瓶」而已。 事實上，中國政治變局的種種可能，都是存在的。許多人已發現，習近平對於封建帝制有一種特別的情結。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後修憲，保證可以連任國家主席，就已被認為是復辟帝制。他接見時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坐「龍椅」，用一隻紋龍的黃色「龍杯」，被網友稱為有「純正的大清味兒」。 中共二十大上，習讓手下在會場架走前黨魁胡錦濤，一統官場，大權穩固，堪稱「習帝」。 既然有皇帝夢，也有稱帝之實，習要保習朝永續，自然會考慮接班人。 三年疫情，習近平主導的動態清零政策引發天怒人怨，近兩年經濟停滯，習政治上也遇挫，表現在他一手組建的人事大盤塌方。國內國外危機同步加深之後，習要保證自己退位不被清算，或任內死亡也不被清算，他可能已秘密找接班人，且必須是自己真正認為可靠者。 有人說習可能會像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計畫傳位給女兒一樣，也打算傳位給女兒習明澤。但神秘的習明澤，據說與習關係並不融洽，且從未進入官場歷練，不太可能接得了班。反而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權的情況，母后臨朝的例子也有不少，彭麗媛在習之後掌權並非沒有可能。 彭麗媛如果日後掌權，主要危險來自習家軍。這可能是習自己現在也憂心的事情。 習家軍並非是鐵板一塊，特別是分別掌握「刀把子」的幾人比較兇悍，如握有特勤局監控高官的王小洪，最近風頭正勁、放話「除內奸」的國安部長陳一新。習在生時他們各自爭寵，各懷鬼胎，假如習突然暴斃，他們會紛起搶權。 中共總理李強表面老實，但可能想著習死後，他可以按第一順位頂上。「大內總管」蔡奇掌控中央警衛局，更有條件在習死時趁亂奪權。習的多年大秘丁薛祥，表面上忠心耿耿，據說希望提前得到習的「遺詔」日後掌權。掌中紀委「錦衣衛」的李希，握有滿朝文武的把柄，可能也有特殊的心機。 中共歷來信奉「槍杆子里出政權」，遇上習家軍搶權，彭麗媛只能靠軍隊保衛。彭麗媛作為有少將軍階的歌唱家，在軍中較得人心、粉絲不少，這種人脈還是有利的。這次港媒釋出彭視察軍校的照片，似乎要暗示，彭在軍中梯隊建設中早有埋伏少壯派人馬，對習家軍各派有警示之意。 當然，在習近平之後，彭麗媛可能也沒機會接班了，按目前中國政局往下走，習掌權越來越專制，亂政頻出，麻煩越來越多，中共這艘破船也經不起折騰。可以想像，習一死，中共爆發內亂就不可避免，習等於將中共政權一起帶走。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5月5日至10日，習近平啟程訪問歐洲三國，分別是法國、匈牙利與塞爾維亞。顯然，習近平選擇了三個「看得順眼」的國家，進行一種與歐盟和北約相區別的「隔離外交」。習近平的目的可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一則分化歐盟，一則利誘親中。換言之，這次選擇性的出訪，具有特殊的選擇性目的。 法國／利用馬克宏的「花蝴蝶外交」，以法制歐 選擇法國為出訪第一站，目標不是法國，而是歐盟。習近平看準了法國總統馬克宏的風派性格，看準了法國既想在歐盟內部獨風騷，又想與美國保持戰略距離，更想在中國市場兩手圖利；正是這種「馬式風格」，符合了習近平聲東擊西的分化策略。 就在習近平啟程之前，馬克宏在5月2日接受《經濟學人》訪問中指出，歐洲必須捍衛其在與中國經濟關係中的「戰略利益」。何謂「戰略利益」？馬克宏沒有明說，但可以確定的是，歐洲的戰略利益未必等同於法國的經濟利益。儘管馬克宏指責中國不尊重國際貿易規則，美國也不再試圖制定這些規則，使得歐洲沒有準備好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但是，馬克宏的表態看似堅定，實則搖擺於歐盟利益與法國利益之間。 馬克宏的中國政策可以稱之為「花蝴蝶外交」，一隻翅膀是法國自身的獨特利益，另一支翅膀則是歐盟的安全需求；換言之，既要強化歐洲的戰略安全，又要圖謀法國的經濟利益。這隻蝴蝶「兩翼齊飛」的結果，就是斜飛歪行、搖擺不定。果然，如其在訪問中露出了本意：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重大全球問題上與中國接觸，並討論基於互惠的經濟關係；換言之，既要在接觸中批評中國，又要從接觸中獲取經濟利益。這種搖擺性，正是習近平有縫可鑽的缺口，正中習近平「以法制歐」的離間策略。 習近平對待法國的政策只有一個：分化。一方面，既分化法國與歐盟的關係，特別是中國在分食市場大餅上獨厚於德國，法德之間因而存在中國市場優惠上的「嫉妒性矛盾」，藉此通過分化德法關係而破壞歐盟的內聚力；另一方面，習近平也期待在歐盟對中國電動車發動「反補貼調查」的進程中，法國能夠以高盧雄雞的姿態「獨樹一幟」，提出對調查行動「有待商榷的另類意見」；再一方面，今年適值中法建交60周年，當年法國總統戴高樂也是獨樹一幟，積極擁抱中國。習近平對所謂「戴高樂主義」情有獨鍾，當然希望重啟戴高樂雄風，一則再次鼓動法國對美國的「戰略主動性」，二則施惠法國「單邊特權利益」，藉以分化歐盟的團結。 歐洲政要的「中國幻想」 為了迎接習近平來訪，馬克宏邀請了習近平前往馬克宏的「第二故鄉」－比利牛斯山地區。馬克宏也許幻想，美麗的風景可以化解這位中國獨裁者的野心，親密的友誼外交可以改變習近平挑戰世界秩序的意圖。實際上，馬克宏不也曾經邀請普丁到法國總統度假勝地「布雷岡松堡」(Fort de Brégançon)做客嗎？普丁可曾因為馬克宏的盛情款待而軟化對烏克蘭的攻擊？習近平又怎可能因為一趟「家鄉之旅」而轉向支持當前的國際體系？實際上，馬克宏的幻想正是歐洲許多政客「中國幻想」的範例，他們至今依然輕忽，這種幻想正是獨裁者遇洞灌水、見縫插針的施展良機。實際上，習近平是有備而來，中國早已備妥對歐盟的「反制裁」方案，展現其無所畏懼的姿態。果不然，針對法國支持中國電動車反補貼調查，中國已經提早出招，對法國的白蘭地發起了反傾銷調查。 匈牙利／中國鋰電池的殖民地 習近平訪歐第二站是匈牙利，一個北約集團的搗蛋鬼，歐盟集體行動的豬隊友，如今則是中國電動汽車的殖民地。在總理維克多．歐爾班(Viktor Orbán)的執政之下，匈牙利傾全國之力，亟欲搭上中國電動車產業的高速列車，急於藉中國的投資設廠而搶佔世界市場的鋒頭。 匈牙利是東歐著名的美麗國度，布達佩斯更是東歐的優雅古城。然而，在中國的電動車與鋰電池大舉入侵之下，匈牙利不僅工廠林立、田園荒蕪，而且早已成為僅次於中國的鋰電池回收場。歐爾班政府正在消滅匈牙利原本寧靜幽美的村莊，轉變成為中國「鋰污染」的傾倒聖地。中國電動汽車大廠「比亞迪」(BYD)、電池大廠「寧德時代」以及其他生產電池配件的大小工廠，在匈牙利到處可見，閃耀著中國殖民主義的榮光。習近平這次來訪，當然是鼓勵有加、摸頭稱好，一則利用匈牙利的親中案例，遂行對歐盟的利誘外交，一則與歐盟的反補貼調查互別苗頭，再則以「洗產地」的方式，規避歐盟對中國電動車來勢洶洶的貿易制裁。 當匈牙利熱情擁抱中國投資之際，卻嚴重忽略了中國對匈牙利的污染移轉，包括金屬污染和水源污染，以及排擠匈牙利上萬名本地工人的工作機會。對匈牙利人民來說，中匈聯手的綠色產業「並不綠色」，因為「鋰礦開採」是一種「環境侵入性」的繁瑣技術，會破壞景觀、污染地下水。然而，匈牙利人民的「抗鋰」運動受到了政府的壓制，而歐爾班這一歐洲異類，卻只求飲鴆止渴，不惜出賣國土討好中國。 塞爾維亞／重掀歷史傷口，動員反美仇恨 習近平訪歐第三站，來到被習近平稱為「鐵杆兄弟」的塞爾維亞。在時機上，今年恰逢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25周年，習近平來此一則表示「紀念國恥」，一則宣揚中塞合作(中國協助興建「匈塞高速鐵路」)堪稱「一帶一路」旗艦作品，再則為陷入爛尾的一帶一路，抹脂擦粉、起死回生。 然而，習近平訪問塞爾維亞另有目的，無非就是重新掀開歷史傷口，擴大當年(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美國誤炸中共駐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大使館的「歷史仇恨」，來醜化美國，分化北約。實際上，習近平最擅於動員民族主義歷史仇恨，以仇恨積累中共以雪恥、圖強、排外、反帝為名的極權統治。 習近平兩面通吃？兩頭落空？ 習近平出訪歐洲三國，並非著重中歐關係的全面改善，而是選擇性的外交圖謀，除了再次表達中國「親俄反美」的戰略姿態，更是兩手揮舞「分化」與「利誘」的大旗，意圖衝破歐洲對中國的戰略圍堵與經濟制裁兩大浪潮。這是習近平棉里藏針、恩威並施的突圍外交。但實際上，中國不可能一方面支持俄羅斯，一方面試圖改善歐中關係。這種兩面通吃的狐狸外交，只會得到兩頭落空的結局。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全文轉自上報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中國的年度訪問終於結束。人們只要認真觀察他從上海到北京三天的全程交流，就不難感受各種詭異氣氛，也能透過最後中國官方的所謂「五點共識」發現中國面臨的外交困境。那就是紅線的碰撞，美中之間圍繞中俄經濟關係和其他紅線展開了面對面的交鋒，彷彿一場大戰將臨前的緊張。 最後通牒？ 類似的情形曾經出現在1941年。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軸心同盟成立，軸心國都意識到英美是他們試圖建立所謂新秩序的障礙。到1941年6月德國突然入侵內心依附軸心國的蘇聯，促成了英美同盟，其歷史性標誌是1941年八月中的美英首腦會談和隨後公布的《大西洋憲章》。這一形式上有關戰後秩序規劃的政治聲明，標誌著世界兩大陣營的形成，他們的對抗焦點即是對世界秩序的不同展望，也啟動了全球反法西斯動員，儘管那時美國還未正式對任何國家宣戰。 正是這一戲劇性的形勢發展，即美國領導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和太平洋地區反日同盟的建立，例如亞洲的ABCD同盟、以及美英首腦峰會後美英政府給予日本的聯合聲明，告誡日本「美國將採取各種手段」報復日本的進一步軍事行動，迎來了日美談判的關鍵時刻，也就是以美國時任國務卿赫爾的對日「赫爾照會」為中心的最後外交斡旋。 這份明知日本不可能接受的外交照會，一方面旨在為美國在歐洲戰場優先的戰略下努力通過談判拖延時間，另方面也是迫使日本在要麼回到現有國際秩序框架內的合作、要麼陷入國際孤立的兩難間做出選擇。其結果，日本在戰與和、南進與北伐的戰略困境中被迫更換首相，也在日益加劇的絕望中做好了戰爭準備。 今天的美中關係、印太地區同盟形成和歐洲俄烏戰爭的背景發展，特別是美國國會新近批准了總額950億美元對烏克蘭、台灣、以色列的援助法案，以及耶倫在上月訪問中發出的警告，都將布林肯國務卿的此次訪華賦予了特殊又熟悉的外交使命，如同赫爾照會的最後通牒，要求中國停止支持俄羅斯戰爭體系的經濟輸血。 在結束會談後的北京公開外交聲明中，布林肯說，「如果中國不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會的」(If China does not address the problem, we will)，顯示美國在迫使中國做出二選一的戰略選擇的同時，美國將主動發動一場可能包含廣泛制裁措施的經濟戰爭，反擊中國在援助俄羅斯和發展新質生產力輸出過剩產能兩個領域的經濟戰。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未來的歷史書將布林肯此行視為美國對中國外交的最後通牒並不過分。 國家焦慮 有趣的是，早在布林肯4月底踏上中國土地前夕，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他將帶來美國的最後通牒。這恐怕是過去幾十年美中外交互動中僅見的，似乎中國人民和知識分子終於集體清醒過來，彷彿聞到了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氣息，陷入到一種國家焦慮中。 例如，北大俄羅斯問題專家馮玉軍在4月11日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撰文，指俄羅斯在這場戰爭中面臨必敗的結局，中國需要調整對俄、對美、對歐政策，呼應早前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要求中國嚴守中立避免中俄結盟的主張。在中國當下嚴密控制內部思想討論的情形下，這種公開的政策建議轉向無疑極具價值，至少顯示中國的安全系統（也就是馮玉軍等人的背景）已經意識到耶倫-布林肯的警告是認真、重大的。 畢竟，俄烏戰場形勢即將發生重大轉變，一直陶醉在持久戰幻想里的中國決策者也不得不面對可見的戰後秩序重組，中國將不得不為自己在過去兩年多偽中立、實策應的中俄特殊夥伴關係付出慘重代價。事實上，在布林肯訪華前，G7外長峰會、美國國會領袖和北約秘書長相繼對中俄緊密關係發出了迄今為止最嚴重的警告，至少在戰略認知層面粉碎了中國試圖在中美歐和中俄歐兩個三角關係上玩弄機會主義的迷思。 以至於，布林肯訪華三天面對的是連串微小但頗具象徵意味的變化跡象：首停上海站，布林肯不僅與美國商團見面，還對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談了美中外交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儼然將陳視為李強總理的隨時接班人；在與王毅外長的會見中，以親俄派聞名的王毅面對布林肯幾近語無倫次；類似言辭失當、身形緊張同樣發生在中國最高領導人接見布林肯的時刻。 面對布林肯的強硬立場，中國領導人卻避實就虛、大談美中友好，頗有「太極外交」風度，卻暴露了他們的慌亂動搖和進退失據，只剩下「美中友好」的言辭盾牌作為保住面子的話術。就在布林肯於北京大使館召開記者會、繼續闡述其強硬立場的同時，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迅速拋出布林肯訪華的所謂「五點共識」，費盡心思用一些枝節性共識渲染美中關係的穩定，掩飾這場外交戰的失利。 這與此前美中外交各說各話的情形大相徑庭，也自我解構了此前被中國外交部誇耀的所謂主場外交優勢。譬如，中國外交部門拒絕派出高階官員迎候布林肯到滬，僅以地方外事官員接機，全程都無紅地毯、閱兵安排等。甚至，中國官方還安排了一條大型先進驅逐艦以慶祝海軍節的名義停泊在布林肯下榻的和平飯店一側的黃浦江邊，作武裝示威狀，全然不顧黃浦江水文複雜多變不適合大型艦隻進出，與布林肯結束訪華官方議程後造訪798藝術區選購黑膠唱片的輕鬆形成鮮明對照。 紅線碰撞 如此詭異氣氛和反差，毋寧是1941年太平洋地緣政治格局的歷史投射：針對中國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意圖的美澳日菲同盟已經形成，AUKUS聯盟擴大到日本。而中國不僅面臨北方聯盟和南進戰略的雙重失敗，其最後一根稻草——中歐之間的經貿合作和戰略牽制，還因中俄經濟合作關係和「新質生產力」戰略而面臨雙重破裂的危險。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面對布林肯的最後通牒，似乎除了強調所謂中國紅線不能碰之外並無應對之法。因為，布林肯此番訪華給予王毅以及中國管理層的最大衝擊，恰在於他口頭照會的結束中俄經濟關係的警告，是更為具體的美國外交紅線，意味著可操作、可評估、可協商的外交威懾，全然不同於王毅部長口中念叨、手中揮舞的紅寶書一般的紅線。 在歷史層面，中國的所謂外交紅線，與戰前日本軍部和外交所堅持的國體論高度相似，也就是日本天皇權威的不可質疑、不可動搖。對中國來說，所謂紅線也分核心與次級，其核心就是中國自己強調的政治安全，即政權穩定，然後派生出次級紅線，如台灣統一、南海主權等等。然而，在中國的外交語言里，所有紅線均不可討論，視為政治禁忌一般，拒絕了外交協商和解決。 更糟糕的，在這種僵硬自閉的紅線論調下，中國領導人似乎意識不到紅線的交換可能，拒絕與他國進行根本利益的交換，也就是紅線的交換，只是一味以紅線的名義擴張、蠻幹。只有如此狂熱，才有與美國紅線衝撞時刻的國家焦慮，不亞於舊日本帝國在1941年底的絕望感。 恰恰是因為這種畫地為牢、守土有責的紅線論，自我製造了過去十餘年的新疆問題、香港問題和南海問題，自我否定了「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也否定了現有國際秩序，朝向追求所謂新秩序的超級威權主義道路狂奔，造就民主世界和亞太地區對中國的高度警惕和結盟應對。 當然，美中此時此刻的紅線碰撞，並不會立即引發第二次太平洋戰爭，爆發一場經濟戰爭的現實危險反倒更高一些。因為，雖然雙方都需要為將來的新太平洋戰爭爆發做好準備、需要利用經濟談判來爭取時間，但是中國對紅線的僵硬堅持和不可談判限制了諸多經濟議題的談判空間。例如，中國是否願意接受談判中俄經濟關係問題並且妥協，這是既關乎中國聯盟戰略調整也關乎中國領導人面子的「要命」問題，進而關乎中國領導人地位穩固與否的政治安全問題。 如此一來，布林肯的最後通牒、抑或美中間的紅線碰撞所衝擊的，終究還是類乎舊日本帝國開戰前的國體問題。那也是中國此刻的國家焦慮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小布希總統發動的反恐戰爭，被中共的智囊們稱為十年機遇期。其實不只十年，而是最近幾年美國才從阿富汗撤軍，並把共產中國列為最大的威脅。這對於把武統台灣作為戰略重心的習近平來說，十分不利。有沒有可能再製造一個十年機遇期呢？這是策略師們苦苦思考的問題。 普京想解決烏克蘭的問題，苦於力量不夠。於是小習看到了機會，給了普京需要的支持。可惜俄烏戰爭沒有像預想的那樣逼迫美國進場，達不到轉移注意力和戰爭資源的目的。沒有像阿富汗那樣的效果，也就沒有新的機遇期。 於是伊朗支持的哈馬斯挑起了和以色列的戰爭，中東的亂局出現了新的轉機。如果能夠擴大威脅到中東的石油輸出，應該能夠轉移美國的注意力和資源。可惜伊朗和哈馬斯也不夠給力，可能擴大的戰火被迅速撲滅。 企圖策動黎巴嫩和敘利亞加入戰團的伊朗將軍被團滅，伊朗的報復被美國和周邊的阿拉伯盟友聯合擊敗，知道不是對手後伊朗體面地撤出。他們希望複製越戰時代成功的反戰運動，幫助越南共產黨消滅越南共和國的成功範例。可是時過境遷，美國政府和人民不再容易忽悠了。眼看中東亂局將要平息了，習總不甘心。 於是小習落下一枚重量級棋子，撮合巴勒斯坦政府和哈馬斯的團結，希望哈馬斯能起死回生，甚至將戰火擴大到其它周邊國家。試想，巴勒斯坦政府和哈馬斯團結，怎麼會有利於地區的和平呢？只能是將哈馬斯擴大到整個巴勒斯坦。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 如果這一枚重量級棋子成功了，中東的亂局就做活了。美國的阿拉伯聯盟就可能破局。美國為了石油和以色列將不得不投入更多的關注和資源。放鬆對東亞共產中國的關注和壓力，就像反恐戰爭時期的十年機遇期一樣，給習近平一個新的、他需要的十年機遇期。 上一個機遇期，江澤民和胡錦濤發展了中國的經濟。習近平需要機遇期幹什麼呢？繼續發展經濟嗎？這不是他需要的，加大鎮壓內部和武統台灣，才是他計划上最重要的目標。 美國不可能在三個戰場同時投入力量，習近平武統台灣的阻力就沒有了。拿下台灣的效果，就是確立了在亞洲的霸權和內部的權威。從日本到東南亞將會臣服在中共的腳下。從亞洲到美國的海上航線也將被中共控制。 成功武統台灣，將會像鄧小平打越南一樣，迅速增強習近平的內部權威。習近平正苦於內部官場和民間反對的情緒不斷高漲，統治地位岌岌可危。權威增強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進一步清洗官場，解除政變的危機。這也是當年鄧小平的成功秘訣。 同時進行的第二步，就是擴大對民間不滿勢力的打擊。從鎮壓異議份子擴大到所謂中性傳播思想文化的知識界。從影視界到考古學，所有的知識文化活動都必須圍繞著黨的敘述。這是習近平執政以來一直在做，但一直不太成功的理想。 習近平一直很遺憾他沒有達到毛太祖那樣的一統天下。嚴厲整肅官場，消滅和壓制一切不聽話的官員，重新設置官場結構，只能在加強了權威之後才能下手。整肅文化知識界，甚至下放和消滅一批頑固不化的知識精英，抬高一批馬屁文人地位，以便大力開展造神運動，這是大家已經看到的作法。 這一切都有待於習近平成功得到第二個機遇期，有待於伊朗和哈馬斯的成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發動自1948年以阿戰爭之後，首次對以色列領土的入侵，舉世嘩然，有至少40多個國家將此次突襲定性為恐怖攻擊。數月後，它竟延燒成為美國多所大學針對以色列的示威活動，尤其當紐約警察衝進哥倫比亞大學逮捕抗議學生的一幕，再令其「帳篷抗議」，迅速幅散到全美各地校園。一起遠在中東，造成上萬人死亡的戰火，就這樣瞬間轉化為美國內政的另一股不安和危機。 哥大「帳篷抗議」者，主要批判以色列藉圍剿哈瑪斯為名對加薩人武力強勢回擊，他們據此要求校方必須「拒絕所有和以色列政府有業務往來的武器製造商及科技公司捐贈」，顯然有仿照他們學長姐在1980年呼籲校方切斷來自南非資金的味道，當年他們學長姐抗議的則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 不過，這次哥大在全美帶起的「親巴勒斯坦」抗議風潮，成因卻又比過去哥大「反戰傳統」複雜許多（1968年爭取校園民權和反越戰、80年代反種族隔離、反伊拉克戰爭），以至或許還需要藉由另一角度，去補上它的面貌。 一名哥大學生告訴本報，早在去年哈瑪斯突襲以色列新聞出現，校園內就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聲援以色列，一是同情巴勒斯人坦的命運，當時課堂上，有些教授要不刻意迴避談論這「敏感話題」，要不就直率發表意見，無論教授言論是親以色列或親巴勒斯坦，持不同意見學生皆會無所顧忌與其針鋒相對，學生和學生之間，也經常呈現兩派立場你來我往。「帳篷抗議」出現前，哥大校園內（尤其親巴勒斯坦學生）的抗議活動便零星不斷，氣氛雖稱不上緊張，尖銳性又確實存在。 這也讓我們察覺到一個特別跡象，哥大內「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幾個月下來，在「音量」和「行動」上，很清楚是壓過了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何以致之？首先，我們可從「帳篷抗議」發動者背景去尋找線索。 到今天為止，哥大「帳篷抗議」雖然得到不少其他大學聲援，但它在校園內，最初骨幹乃是來自哥大「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的學生，這其實並不讓人意外。 巴納德學院和哥大校園隔著上西的百老匯街對望，自1900年起隸屬於哥大（保有獨立的董事會與財政機構，學位由哥大授予），在創院超過百年歷史中，它最引以為豪就是20世紀初爭取婦女參政權，他們的學姐（當時為女子私立學校）還曾在保守民風的時代，到白宮前舉布條抗議。哥大的「自由風氣」也受巴納德學院影響不小（包括2016年巴納德學院接納了第一名跨性別教職員）。巴納德學院將自己的校史稱之為「無畏的歷史」，它的官網學院自介，且叫做「大膽的巴納德」（Boldly Barnard），並自詡為選舉權、和平、性別平等、社會正義、氣候變遷而奮鬥。由這樣一個歷史背景的學院，帶頭主導哥大「帳篷抗議」，或是「恰如其分」。 只是，過去美國大學校園並非沒有「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它從來不是一項政治或學術禁忌，尤其對哥大來說更是如此，它會被右派媒體形容為「極端自由主義大學」（ultra-liberal），亦是其來有自。但何以「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會成為今日哥大校園內代表「強硬道德立場」的一方？期間甚而出現反猶太語言，進而加劇了它所帶出的衝突性。 就在哥大帳篷抗議引發全美大學「風潮」的一刻，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曾意有所指在X上寫下：「破壞西方文明的觀念即『弱者是（對的）』（weak makes right）」。他雖然沒有明確指涉那些大學校園內同情巴勒斯坦（甚至合理化哈瑪斯行為）者，但時機上的巧合，用意實為路人皆知。 馬斯克的「弱者是」，對「同情巴勒斯坦」聲音當然帶有貶抑意思，不過，要以「弱者是」去詮釋這幾年的美國社會，似乎也不是全無道理。這樣的氛圍，是否也強化了哥大校園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更高昂（支持巴勒斯坦、以色列兩方，聲量有很顯著的強、弱對照），這種連結恐怕還是有的。 那麼，「連結」從何而來？最近一次，全美另有類似「帳篷抗議」延燒的例子，其實並不久遠。三年多前，美國不才發生了全美「大串連」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2020年5月25日，佛洛伊德（黑人）被員警（白人）在執法過程中鎖喉致死，刺激了美國黑人人權組織發起「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的「BLM」抗議，一時間全美各地抗爭不斷，手段激烈，遠勝過今天大學生的「帳篷抗議」。29日，有哥大抗議學生「佔領」了學校的「漢彌爾頓大樓」而登上全球新聞版面，當初「BLM」期間，多少外國人看到新聞上全美各地的打燒砸搶，也一度以為美國要完蛋了。 不過，當時也有分析提到，2020年「BLM」導火線縱然是白人警察惡待黑人，之所以引燃全美「戰火」，背後可謂美國又一次黑白種族衝突的大爆發，之所以會因佛洛伊德而爆發，就又不能不提到那段時間，正是世紀大病毒襲卷美國的一刻。「佛洛伊德案」政治上容有反川普者「借題發揮」，現實上，那也是美國人因為病毒侵擾，人人生活為之大亂的特殊時節，加上諸多隔離措施造成的人際疏離、關係破壞，至少有整整兩年左右時間，美國人幾乎是壟罩在不安的陰霾下過活，百業傾倒再令無數人感到絕望。 「BLM」和當時社會情境最大的衝突，就在於當整個社會還呈現人我高度隔離狀態時，這場運動則反向突破封鎖，尤其合理化了「群聚活動」。「BLM」的一面是爭取正義，另一面，又有多少人為聲援其爭取正義，進而走出門上街頭，間接抒發了COVID-19造成的強烈生命壓迫感。這種心理因素，且不只發生在成年人之間，也早有醫學報告發現，COVID-19下的青年焦慮，更勝以往。 我們或可稍微回溯推估，那些在2019年前後從高中畢業進入大學者，他們的大學生涯會是如何：突然之間，滿心期待的大學校園生活，急轉直下成了生硬無趣的「線上教學」；以為即將走上廣泛交友的新世界，因為隔離措施，一個人的大學社交活動反而比過去更加封閉…要說混亂的COVID-19大流行時期，直接澆熄了數屆大學生的大學夢，其實並不為過。前前後後，有一代的美國年輕人正是身處在持續的劇變中（政治和生活環境）。 而今，當我們關注著由哥大而來的抗議活動，在當地報章雜誌上，我們不難看到另有專家直言，「從民權時代到越戰，從南非種族隔離示威活動，儘管大學校園一直是抗議活動的溫床，但如今學生卻承受著許多額外的壓力，包括經歷疫情帶來的孤立和恐懼，加以社群媒體對每個人日常的影響，促使他們更進一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這個世界的錯誤」。 在這種心理機制下，馬斯克所說的「弱者是」現象，應該也可視為一種對任何「現有強者」的心理反彈，這種反彈通常也是不可控的。所以，當初的「BLM」就演變成數十個城市同時發生嚴重暴動，費城甚至還為此出動了國民警衛隊。今天美國學生因為加薩問題發起抗議，自然也有出於「弱者是」的基礎，而非就加薩本身歷史恩怨的透析和反思。 任何抗爭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不少確實是受到管理者鎮壓所刺激，「BLM」時，有之，這次帳篷抗議，亦然。另一方面，恐怕是抗爭者早就設定了必然會走上這一步，因為「弱者是」的一體兩面，就是倘若弱者能藉由抗爭、衝突而獲致（翻轉成）強者形象，某種程度便也會被視為「身居逆勢者的成功」。雖然無論BLM還是哥大抗議，都有消息指稱背後不乏極端人士藉機煽動，不過，「自我煽動」恐怕已先一步存在這些參與者內心，以至於一個個為此更加「易燃」而已。 從一方面來說，哥大抗議學生裡頭，不可否認有部分人仍希冀提高抗爭手段，以儘可能達到抗議的訴求（要哥大校方拒絕鉅額捐贈者、指究責以色列而淡化哈瑪斯等等，是否合理已在其次），但當我們走訪其校，我們卻又發現，抗議群體本身的擴散性，除了激起他校同理念者起而效尤，並沒有在同校其他同儕間出現堆疊反應，也就是說，當下的確存在兩種不同的情境，即抗議者一邊愈往激情（烈）方向行進，哥大另一邊的學生就對其愈保持抽離（疏離）。哥大多數學生容或理解抗議者的行事，不過，就如同COVID-19所激化的反抗行為，後COVID-19時代，一種傾向「平復（各方面）」的渴望也同等的強烈，例如，即將而來的畢業季，哥大還辦不辦得了畢業典禮（典禮場地現在被帳篷佔去部分），有些學生倒是很坦白他們更關切的是這件事，畢竟，即將在六月畢業的大學生，很可能之前已因為COVID-19錯過了高中畢業典禮。 至於「畢業典禮」重要，還是「聲援巴勒斯坦」有意義，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命題，因為這等於是「省略以下5000字」式的無意義對比，而我們或可這樣問，當你因為COVID-19錯過了高中畢業典禮，因為線上授課讓大學生活黯淡無光，而今即將畢業，畢業典禮活動場地一隅正集結要求校方「制裁」以色列的團體（帳篷），以至一場人生中同時代表完結和開始的典禮可能停辦…你會作何感受？我們只需重溫此地短短過去幾年的經歷和挑戰，不難發現美國這一代大學生的校園生活高峰，竟是大比例處在時局最混亂的時刻，他們的得失，就要比我們想像的更深澳難解得多，包括抗議者的「反抗心理」亦復如是。 就我所知，哥大有不少老師為了避開紛擾，遂將授課改為線上進行，學生之間，也可自己選擇到校上課（校園抗爭衝突最高峰，曾一度全改居家上課），或是居家線上聽講。這種看似對新時代教學系統和師生互動的快速應變，不又正是因為那個COVID-19才創造出的變異模式（也是學習效果飽受質疑的一種模式）。美國政治治絲益棼，不過，哥大校園裡里外外，包括紐約客，到今天其實都還嗅得到一股「後COVID-19」的味道。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習近平開啟他的第三任期後，反腐的步伐並沒有比之前有所減慢，在過去兩年，從高級幹部的落馬數量看，呈遞增態勢。近期被查的中管幹部就有好幾位。所以如此，是由習政權的內在本質決定的。習要維護他的絕對權威和官員對他個人的絕對忠誠，必須通過反腐清洗那些對他懷有二心的官員出局，為此，他可以把反腐的矛頭指向自己的個別親信，以向社會表明，所有官員在腐敗面前，一視同仁，以堵塞反對派對他選擇性反腐的指責。但習後期的反腐，也始終把握一條底線，即避免指向政治局成員，不論在任或退休。 習加大反腐力度也包括對解放軍。國防部長李尚福的解職，大概率和火箭軍的腐敗案有著直接關聯。李既是習親信，同時又屬軍隊，因此他的落馬對習的反腐有某種指標意義。火箭軍高層領導的腐敗窩案也涉及航太系統，是中共20大後解放軍發生的最大一起腐敗案。習整肅火箭軍，可能不單純只出於在軍隊推進反腐，也著眼於通過反腐提升解放軍的戰鬥力，習未來要統一台灣，或者在南海和美軍決戰，就不得不鍛煉解放軍的作戰能力，而一支腐敗的軍隊是不可能有戰鬥力的。 為達這個目的，解放軍也在今年前不久迎來又一次改革，內容包括成立解放軍信息支援部隊，撤銷戰略支援部隊。有海外評論稱，這是繼2015年下半年習啟動軍隊大改革後，解放軍又一重大體制改革。 2015年底，解放軍進行了中共建政以來規模最大的國防和軍隊改革，打破長期實行的總部體制、大軍區體制、大陸軍體制，構建起軍委管總、軍種主建、戰區主戰的新格局。習的軍改分三步走，到2027年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第一步包括調整軍委總部體制、實行軍委多部門制、組建陸軍領導機構、健全軍兵種領導管理體制、重新調整劃設戰區、組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等措施。戰略支援部隊就是在那次改革中成立的，同時成立的還有火箭軍等。到2018年初，第一步的改革目標任務基本完成。習幾乎重構了這支軍隊的領導指揮體制、現代軍事力量體系、軍事政策制度以及軍事學說，致使解放軍的組織形態和架構同毛時期幾乎截然不同，讓它看上去更像一支標準化、現代化的軍隊。 這次新的軍改，據一些媒體介紹，主要是撤銷戰略支援部隊番號，將此前隸屬戰略支援部隊的單位，拆分為資訊支援部隊、軍事航天部隊、網路空間部隊，總體形成由軍委直接領導的「4+4」新型軍兵種格局。「4+4」格局，前一個「4」指的是陸、海、空、火箭軍四大軍種，後一個「4」指的是資訊支援部隊、軍事航天部隊、網路空間部隊、聯勤保障部隊四大兵種。按照中國軍隊的級別劃分，四大軍種是正戰區級，四大兵種為副戰區級。此前，由軍委直接指揮的軍兵種只有六個，即陸、海、空、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和聯勤保障部隊。改革後，將科技含量最高的戰略支援部隊拆分成三個獨立兵種，以增強全軍資訊共用、太空進出和利用以及網路攻防的能力，用時下時髦的說法，是要顯示解放軍將更加註重新質戰鬥力的培育。 習參加了資訊支援部隊的成立，並發布了訓詞，國防部發言人也對這支部隊的功能作了介紹，可以看出這支新成立的部隊主要負責為各個作戰部隊提供情報、通信、指揮、控制等方面的支援，以提高作戰效能和戰鬥力。軍事航天部隊則主要承擔戰略偵察、技術驗證等職能，包括戰時快速補充發射衛星，天基監視平台，臨近空間戰略偵搜平台和反導系統前期觀測等。網路空間部隊的主要任務是及時發現和清除病毒入侵，也包括開展情報收集、軍事欺騙、輿論戰和心理戰等。 有論者將陸、海、空、火箭軍四大軍種比喻成解放軍的拳頭，軍事航天部隊成為解放軍的眼睛和耳朵，網路空間部隊負責網路安全，資訊支援部隊則是解放軍的神經網路，把各軍兵種的硬體軟體串聯起來融會貫通，保障各個體系各個終端快速、準確地分析利用各路情報，為軍委和各戰區制定戰略、戰術方案提供支援。 資訊支援部隊也承擔各類情報的收集、分析和傳輸，通過各種技術手段，如無人機、衛星偵察、網路偵查等，收集敵方資訊，包括人員、裝備、部署、戰術等，為各作戰部隊提供準確、及時的情報支援。同時，資訊支援部隊也負責保障軍隊的通信和指揮控制，包括建立和維護通信網路，確保作戰部隊之間的資訊傳遞通暢，保障作戰部隊能夠按照計畫和指令開展行動。 顯然，像前一次軍改一樣，習發起的這個二次軍改也是在學習借鑒美軍的做法，至於成效多大，只能在未來的台海或南海作戰中才能得到檢驗，但確實能夠提高解放軍對周邊國家，特別是有領土爭議國家的威嚇能力，包括對美軍的拒止。另外，也要明白，不管習如何重構解放軍的作戰體系，有兩點不但不會改，反要加強。這兩點是，黨（以習為總代）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政委和政工制度。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政治學家吳國光教授最近提出了一個「破局」的新概念，高度概括了中共國當下面臨的最後關頭。 順吳教授的思路，我們可以理一下中共這幾十年來走的路。胡錦濤時代，開始了國進民退，那時政治經濟都找不到出路，陷入悶局；習近平上台後倒行逆施，有破壞無建設，開始了長時間的困局；經過美中貿易戰、三年封控無序放開、香港反送中，又陷入不可解的亂局；習近平不知悔改，內外交困，政治經濟社會難題疊加，互相激化，政府陷入失能的危局；危局無解，長期惡化，最終走向吳教授提出的破局。 時至今日，全世界都看到中共面臨的破局了，不但中國大陸的知識精英和底層百姓，還有選擇躺平的年輕人，失業回鄉的農民工，都在等一個破局的出現。台灣人、香港人、海外中國人，在大陸之外圍觀中共處境，也無不在期待一個破局；各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關心世界大局的各國人民，也都在等中共何時走向破局。 沒有人相信中共可以從當下的危局中走出來，包括習近平自己在內，都不相信他有能力解決當下的危局，因此他一天到晚說大話以逃避現實，什麼新質生產力，什麼大食物觀，只有口號沒有對策，官員無所適從，民眾離心離德。今日習近平的心態，只是挨一日算一日，準備應對最惡劣的日子，至於生死存亡，也只好問天了。 里里外外都在等破局，破局就一定會來臨，破局是必然，問題只是時間和形式。關於時間，要看中國民眾與各民主國家有多少作為，中共有多少能耐，關於形式，吳國光教授提到兵變與民變，提到李自成。 破局之始，有從中共內部發生，也有從外部發生兩種可能性，從中共內部發生，有宮廷政變與軍隊嘩變兩種方式。今日中國，像華國鋒主導活捉四人幫那種事變不可能發生，因為華當時是雙料主席，有軍隊與警衛部隊支持，嚴格說起來不是宮廷政變，只是清君側。今日習近平一手遮天，有蔡奇與軍頭護駕，不太可能發生宮廷政變。 軍隊嘩變是有可能的，一旦中央財政枯竭，軍餉發不出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時軍隊的自主性便會升高，一旦上下矛盾激化，軍隊失控嘩變就有可能，但那最終也是時間問題。 民變隨時都會發生，早前苗族村落與武警惡鬥，武警打輸被俘，關在村中大屋，後來雙方談判，村民聚集大路兩旁咒罵，目送武警垂頭喪氣撤出，那已經是一種低層次的民變。中共基層幹警作惡，踐踏百姓，民間怒火積聚，一點就燃，只要財政敗壞到一定程度，維穩經費拖欠，沒有人再替中共打生打死，那時民間有人登高一呼，應者雲集，民變就會發生。 少數民變不可怕，可怕的是民變遍地發生，蔚為風氣，亂民集結搶劫公共財產，購置武器，衝擊政府機關，基層百姓趁機發泄多年積累的怨氣，那時黨政機關一衝即潰。 但是，中國未來是不是會出現李自成式的民間英雄，揮軍北伐，逐鹿中原，與官方決一死戰而改朝換代，這卻很難說。農耕時代靠的是人力，人多必勝，現代戰爭靠的是武器，一支民間隊伍要與官方軍隊決生死，佔便宜的機會不高。除非兵變與民變同時發生，中央政府完全失能，如果是那樣，解決問題的也不是李自成了。 破局是不是會以一種開天闢地破舊立新的形式發生？我認為機會也不大，有人提出中國會因為經濟危機而導致和平轉型，那更是幻想。最大的可能是，中共因財政破產而失去對各級政府的控制，地方政府要生存，只好以各自可行的辦法，與民間社會達成地方性的和解。和解的方式各有不同，各省只能依本身既有的條件去運作，那時偌大中國分裂成幾十個相互獨立的政治實體，各自為政，那便是破局的開始。 這種全面解體的形勢，一定要經歷幾十年的長時間混亂，各省之間有衝突也有合作，不同省份之間有制度競爭，好的制度會得到長足進步，壞的制度會很快崩潰。長時間磨合的結果，是人民的選擇會向好的制度傾斜，到那時，全國性的和解、談判，取得共識，那才是國家重建的新歷史契機。 不破不立，沒有經歷一個破局，不可能產生一個新局。破局是先推翻共產黨的統治，中共倒台後，人民自謀生路，雖然將經歷一段痛不欲生的艱難時期，但不如此，無以新生。 里里外外都在等，等一個破局出現，中共在為自己掘墓，人民在為中共造墳。歷史的走向有其不可違逆的規律，但歷史走向一定以大多數人的意志為依歸。（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最近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要在今年七月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消息一出，反應頗快的法廣隨即發表《中共三中全會為何千呼萬喚始出來》一文，說是”至少可以預計的是，確定三中全會召開的日期，中共黨內在重大人事問題上形成共識。秦剛和李尚福的處理將提上桌面，他們將以某種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 不過呢，如果七月份的三中全會上篤定會宣布對秦剛和李尚福的黨內處理決定話，那也要看處理的方式是輕還是重。如果是重到開除黨籍的程度，那麼無論是否會在此前提下還要附加一句移交司法，依照以往對在位的副國級領導人進行黨紀重處的慣例，習近平當局也許會趕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即先行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處理決定。 先以江澤民時代發生的故事為例。 眾所周知，江澤民時代的第九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委員長是李鵬）成克傑是中共執政史上唯一一個被判處死刑而且還「立即執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此人被處理的流程始自1999年7月某日「中央紀委主要領導聽取成克傑案初查情況彙報並明確指示：要把成克傑的問題一一查清」，中間經過了先暫時不對外公開的「中共中央正式決定，由中央紀委對成克傑涉嫌受賄等問題進行審查」（1999年8月）、「中央紀委向中央建議：給予成克傑開除黨籍處分；建議依法罷免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將成克傑一案移送司法機關」（2000年1月11日），接下來就是處理流程公開化：先以全國人大九屆三次會議新聞發布會透露的形式對外宣布了成克傑不能出席大會的原因：「涉嫌違法違紀」，正在配合組織調查。繼而就是以中央紀委舉行新聞發布會的形式對外宣布成某已經被中紀委決定並經中共中央批准開除黨籍……。 再往後就是成某人被地方和全國兩級人大系統除名及被司法系統偵查、起訴……， 直到2000年9月14日9點53分被執行注射死刑。 寫到這裡，筆者不由得回想起過去文章中曾經引用過的當時的”監斬官”之一、成克傑案公訴人方工的回憶內容：”9點47分，成克傑被帶到行刑室門口。他還是西裝革履，頭髮梳得很妥帖。成克傑的表情似乎很平靜，他望了一眼行刑室，沒有說話，回過身來，向執行死刑的法警、醫生和監督執行死刑的人員一一握手。當他走到方工面前時，停頓了一下，注視著方工的眼睛點點頭……」 如果你讀過《紅岩》小說的話，才更能體會出成克傑才是真正表現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視死如歸」的大無畏革命氣概！ 題外話到此為止。這裡請讀者和聽眾注意，江澤民時代對成克傑的整個處理過程都沒有上到中央全會的檯面上。其原因是當時的成克傑雖然是在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其黨內的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已經是「過去時」，所以不同於此後習近平當政期間對當屆中央委員令計劃的處理流程。 2015年10月29日發布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稱：「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令計劃……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令計劃、周本順、楊棟樑、朱明國、王敏、陳川平、仇和、楊衛澤、潘逸陽、余遠輝開除黨籍的處分。」 這其中，只有令計劃一人是副國級。 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前，習近平當局對令計劃的每一步都對外公開宣布的紀律處理流程是：2014年12月22日，中紀委對外發布通告稱，令計劃因涉嫌嚴重違紀，正在接受中央的組織調查。幾天後即宣布免去他的中央統戰部長職務。 2015年1月20日，第十二屆全國政協第二十四次主席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免去令計劃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職務、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資格的決定……。 2015年7月20日，新華社發文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令計劃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令計劃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以下再舉幾個對當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律處分流程為例。先說陳希同。此人是1995年4月下旬被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在北京市幹部大會上公開宣布「引咎辭去」北京市委書記職務的 。當年7月4日又公開宣布了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委對陳希同的問題進行審查。 當年9月下旬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紀委《關於陳希同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 。 1997年8月29日，新華社發文：中紀委決定並報中央批准，開除陳希同黨籍。鑒於陳希同的有些問題已觸犯刑律，檢察機關對其依法立案偵查。 十幾天之後即發布了的十四屆七中全會公報中有如下一句：「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陳希同問題的審查報告」。 和江澤民時代處分陳希同相似，胡錦濤時代對時任十六屆中央局政治委員陳良宇的黨紀處理流程， 也是從一開始就是對外公開宣布的。 2006年9月24日，胡錦濤政權對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中央紀委《關於陳良宇同志有關問題初核情況的報告》，決定免去陳良宇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停止其擔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央紀委對陳良宇涉嫌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偵察 。 2007年7月24日陳良宇的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被罷免。兩天後，胡錦濤政權又對外公開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中央紀委《關於陳良宇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陳良宇開除黨籍處分，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決定給予陳良宇開除公職處分；對陳良宇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 2007年10月9日至12日舉行的十六屆七中全會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陳良宇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給予陳良宇開除黨籍的處分」 。 也是發生在胡錦濤時代，對時任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黨紀處理的流程如下： 2012年3月15日，新華社奉命發布重大新聞：「重慶市委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內容是另外一名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德江到重慶接替了（事實上已經被扣押在北京的）薄熙來。 20多天後，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決定對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消息，稱「停止」薄熙來正在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到此為止，當時的胡錦濤政權還是對薄熙來以「同志」相稱的。 同年9月28日，官方媒體統一對外發布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同年11月4日趕在十七屆七中全會公報發布前的幾個小時，新華網搶先發布一則快訊：」十七屆七中全會審議通過中紀委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關於劉志軍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今年分別作出的給予薄熙來、劉志軍開除黨籍的處分。」 追憶到此，需要提醒的就是無論是陳希同、陳良宇，還是薄熙來和此前只是（普通）中央委員的國務院部長，日後被判處死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鐵之父」劉志軍，對他們的開除黨籍處分都是在某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某個時間已經由中央政治局作出並對外宣布了，某屆某中全會只是對此處分進行了「確認」而已。 下面再看習近平對當時的在位政治局委員孫政才的黨內處理流程。2017年7月15日，新華社發布新聞稿《重慶、貴州兩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職務調整》。內容是孫政才同志不再（以十八屆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重慶市委書記，由時任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接替。 9天後，新華社又發布消息稱：「鑒於孫政才同志涉嫌嚴重違紀，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審查。」 到此為止，孫政才仍然還是習近平的「同志」。 2017年9月29日，新華社發文宣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央紀委《關於孫政才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決定給予孫政才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將孫政才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給予其開除黨籍的處分，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 半個月後，十八屆七中全會召開，會議閉幕當天發布的公報稱：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孫政才……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王建平、田修思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孫政才、黃興國、孫懷山、吳愛英、蘇樹林、王三運、項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雲峰、楊崇勇、莫建成開除黨籍處分，給予李立國、楊煥寧留黨察看二年處分，給予張喜武撤銷黨內職務處分。」 這裡附帶說一句，當朝「宰相「李強就是在這十八大的最後一次中央全會，也就是十九大召開的前夜，才以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資格被」遞補「為（正式的）中央委員的。然後就在10月25日」當選「為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了。 去年1月17日，中共對外公開發布了《中國共產黨處分違紀黨員批准許可權和程序規定》，目的是「按照與黨紀處分批准許可權、幹部人事管理許可權基本對應的原則，完善監察機關給予政務處分的批准許可權和程序，確保執紀執法貫通銜接」。其中的第十八條內容是：「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應到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可以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先行作出的給予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的處理決定予以追認」; 「……追認須待對前三款所涉人員作出黨紀處分決定後，在下一次相應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委全體會議或者地方黨委、紀委全體會議上進行。」 去年在第一次讀到上文之後，筆者即發現此處的所謂「追認」就是本文前面引述的某中全會公報內容中所說的某中全會對此前政治局會議作出的開除某人黨籍決定的「確認」。 那麼，如今具體分析到對秦剛和李尚福的黨內處理流程，雖然他們的黨內職務只是在任中央委員，而不是政治局委員，但畢竟也和當年的薄熙來、陳良宇、孫政才等同為副國級領導人。另外再類比黨內身份也只是（普通）中央委員的令計劃，那麼如果眼下的習近平當局已經內定了對秦、李二人或者他們中的某一個處以開除黨籍處分的話，是否也會趕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先行對外宣布政治局會議上對他（們）作出的開除黨籍的決定呢？此其一。 其二，比照當年對陳希同和陳良宇的處理流程，如果是對秦剛和李尚福或者他們中的某一人的調查取證確實還沒有完結，導致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仍然不能對他（們）的最終處理作出決定的話，那麼三中全會上或許會只宣布「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紀委《關於秦剛（李尚福）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其中央委員職務」 。或者只宣布「全會審議了中央紀委（中央軍委）《關於秦剛（李尚福）同志有關問題初核情況的報告》，決定免去秦剛（李尚福）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央紀委（中央軍委）對秦剛（李尚福）涉嫌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 在此前提下，之後的一種可能就是再無下文。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在明年的四中全會召開之前的某一時刻宣布中紀委（中央軍委）報請中央政治局審議的對他或他們的開除黨籍、移交司法的決定，待四中全會「追認」。 當然，七月份的三中全會上對秦剛和李尚福或者他們中間的某一人直接作出最輕黨紀處分的決定也不是沒有，那就是在會議公報中簡單宣布一句「……給予XX（XXX）同志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或者再附加一句行政和軍內的降職、降級處分。如此而已！ 至於秦剛和李尚福兩人未來誰遭受的處分可能會更重，則是我們下篇文章的內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年董宏只是被判死緩但未因其受賄金額巨大而被附加終身監禁的報道一出，輿論嘩然。因為官方事先已經公開報道了董宏的受賄金額高達4.63億餘元，幾乎是傅政華受賄金額1.17億餘元的4倍。 2022年7月28日，前中共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司法部長傅政華被長春市檢察院起訴指控。說他本人直接或通過其親屬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1.17億餘元。 同年9月22日，長春市中級法院公開宣判：傅政華……論罪應當判處死刑。鑒於傅政華歸案後有重大立功表現，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根據傅政華犯罪的事實、情節和對國家、社會造成的嚴重危害，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也就是說，傅政華不但犯罪金額只及董宏的四分之一多一點，而且也和董宏一樣「有重大立功表現」。相比較之下，不能不為傅政華抱屈。難怪當時各類關於董宏求助王岐山」拉兄弟一把」的故事在京城金融圈兒里瘋傳，其中之一就是描述董宏在聽到趙樂際已經下令對他明察暗訪的消息後，緊急向老領導王岐山求助。王岐山的回答是：事已至此，我也救不了你了。如果你搶在中紀委動手之前趕緊自首的話，我可以保你不會把牢底坐穿。 曾經在中國大陸接受過「革命英雄主義」荼毒的人應該都知道這個「把牢底坐穿」典出何處。百度百科的介紹是：《把牢底坐穿》是革命烈士何敬平於1948年夏，在國民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營寫下的。詩作的最後兩句是： 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們願—— 願把這牢底坐穿！ 西北大學歷史系的1976屆「普通班」畢業生王岐山對自己曾經的部下引用此「典」，意思就是可以保證他董宏如被判死緩的話也不附加終身監禁，就還有出頭之日。 前年的6月初，筆者為本專欄接連撰寫了《終身監禁，一級大法官沈德詠為自己編織的法網》、《被判終身監禁的黨內巨貪都期盼習近平對沈德詠說”請君入甕”》等系列文章，文中介紹了在沈德詠總共18年的最高法院副院長和常務副院長的任職期間，他為中共刑法建設完成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就是把 「終身監禁」引入中共刑法。具體內容是：對貪污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的犯罪分子，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該條款已於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所謂死緩，全稱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是當年毛澤東本人的發明，被他本人特別稱道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特有的刑罰」。至於當年的毛澤東是因何原因發明創造出這一「刑名」，是本專欄下篇文章的內容之一。這裡先分析和介紹在沒有附加終身監禁的前提下，獲判死緩的貪官們只需要服刑多長時間即可恢復自由之身。 讀過一篇中國內地律師的貼文，說是被判死緩者最短十五年能出獄。理由是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並且有重大立功表現的，二年期滿以後，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由死緩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之後還可以減刑，但減刑後執行的刑期不得少於原刑罰的二分之一，不包括死緩的二年。 精確一點，25年的一半是12年半，再加獲判死緩後兩年所謂「緩期執行」考驗期，總共是14年半。 不過，筆者核查到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規定》中的第十二條規定：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經過一次或者幾次減刑後，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得少於15年，死刑緩期執行期間不包括在內……。如此說來，被判處死緩之後的最短服刑期應該是17年。 在附加終身監禁條款出台之前，對被判死緩的貪官們來說，假釋也許是比減刑更能爭取早日出獄的捷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如果有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執行刑期的限制。 如此說來，被判死緩但卻如董宏那樣未被附加終身監禁者，只要入監兩年之後能夠被改判25年，那麼仍然有可能會在執行原刑期（25年）的一半時候被允許假釋，總服刑期還是14年半。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特殊情況」只要獲批，實際服刑時間就更短了。 至於「保外就醫」，又是比「假釋」更捷的捷徑。 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曾刊登《曾為周北方「轉監」湖北，周永康是否會咬俞正聲？》一文，文中介紹了當年曾經和鄧小平次公子鄧質方「一筆難寫兩個『方』」，但卻被江澤民欽令判了「死緩」的周北方被打入死牢的時間是1996年，2014年即已經被正式辦理了「刑滿釋放」手續，但他實際出獄的時間早在2003年初，滿打滿算在監獄裡住了不滿7年。據說當時的湖北政法委在請示了周永康之後為周北方辦理「保外就醫」手續時，由「專家」出具的疾病鑒定書上寫明的就是「躁狂憂鬱症」，典型的「發病癥狀」就是在牢房裡天天跳著腳咒罵管教幹部。 當時一家中國境內媒體刊登過一篇題為《「越獄新通道」——一位獲刑官員的保外就醫路線圖》的報道，說是近年來，多名因職務犯罪和經濟犯罪獲刑的高官被保外就醫。「有檢察官指出，獲刑官員一般都是職務犯罪和經濟犯罪，沒直接受害者，也就沒人盯著不放。這些人判刑後是否取保就醫，不會有太多人關注。」；「獲刑官員保外就醫較為常見……。只要這些人出來後低調些，一般不會有人去管」。 但是，天生張狂的周北方「保外就醫」後卻依然高調。2007年2月，《北京晚報》以及湖北的《楚天都市報》等都刊登了「曾判死緩的原首鋼助理總經理周北方保外就醫被騙巨款」的報道文章，說是北京某家「研究院」的法定代表人范平平，與妹妹范麗麗、弟弟范森森等5人涉嫌冒充高幹子弟，詐騙3800萬元及保時捷等名車，並誣告陷害他人，導致警方出動100多人次，周北方被錯誤立案並刑事拘留。 庭審中，范平平堅稱她並未詐騙，而是被周北方綁架的……。她說她早在1990年就認識了周北方，還請周北方給她批過鋼材條子。前幾年她在一次飯局中突然見到了周北方，並得知對方被保外就醫。此後她和周北方合作做生意，結果被周北方帶領十多名黑社會人員綁架。 文章中還特彆強調：「范平平所說的周北方，原系北京首鋼總公司高管，1996年底周北方因犯受賄罪和行賄罪被判死緩。 」 周北方保外就醫後的如此張狂，肯定會引起高層的注意。說不定後來習近平指示要讓罪行嚴重的黨內貪官們「把牢底坐穿」的時候，就舉了周北方早早出獄的例子。 前面說的夜話中南海專欄上關於沈德詠的系列文章刊出後，曾有一位知內情者提醒說「別替沈德詠攬功「，終身監禁條款的出台不過是沈德詠和當時政法委那班人的奉旨行事。 於是，功夫不負有心人，筆者果真在網上查到了《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設終身監禁一項確實是習近平欽旨的證據。死緩附加終身監禁還真是習近平「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法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7年5月18日，時任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和國際刑法協會副主席趙秉志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做過一場演講《終身監禁典型案件暨法理爭議問題分析》。他說：「今天講的這個題目是一個關於終身監禁問題。《刑法修正案（九）》增設這個制度，應該說是一個比較新的制度，實際上這個制度本身在出台之前，正式上立法審議只有一次，最後一次上去，2015年8月份最後上去，應該說在程序上它還有不完備的地方，因為我們立法法規定重要法律案都要經過三次審議方可通過。但是，《刑法修正案（九）》增設這項制度，有人說別看僅僅是對兩種犯罪，實際上它對我們刑法整個基本原則都有所衝擊，對我們整個刑法制度也有所影響，應該說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但是，它的討論是不夠的。」 趙秉志還說：「（終身監禁）出台的背景，應該說也是我們一些政法機關的領導人，可能直到中央主要領導人對於腐敗犯罪，認為我們的懲罰力度是不夠的，因為這些年嚴格控制、限制死刑的適用，尤其死刑立即執行在職務犯罪里基本不適用了，實際上不適用了，在這樣情況下，認為這個制度能夠起到控制死刑情況下能夠加重對於嚴重腐敗犯罪的懲治，中央主要領導曾經批示，講現在我們貪官有些貪污的數額特別巨大，罪行那麼嚴重，怎麼能夠過不了多少年就出來了，西方有一種制度，把牢底坐穿，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些中央政法領導人提出這種建議，最後一稿上來，然後通過了。但實際上立法機關在出台之前，並不是僅僅這一次討論，只不過這一次進入立法議程了。」 根據習近平2015年的第三十號「主席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已由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於2015年8月29日通過，並要求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請特別留意趙秉志的這兩句：「我們立法法規定重要法律案都要經過三次審議方可通過」，「（但是終身監禁的增設）正式上立法審議只有一次」。 而當時這些「立法者「們在這件事情上為什麼會倉促到竟然無視立法法「三次審議方可通過「的條款呢？就是因為中央主要領導下達批示了。 「應該說在程序上它還有不完備的地方「。趙秉志也只敢把話說到這兒。 而筆者在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之所以說死緩附加終身監禁—-即所謂「把牢底坐穿」，其實是習近平專為自己的黨內貪官們制定的「家法」，是因為這個終身監禁只適用於「貪污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的犯罪分子」，其他各類重大刑事犯罪者，都不能被套用。 趙秉志在提到包括終身監禁條款的《刑法修正案（九）》被施行後的案例時回顧說：「白恩培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2016年）10月9號公布的，白恩培是受賄摺合人民幣2.46億多元，同時他還有巨額財產不明，明顯用合法收入不能說明來源，按照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決。（受賄罪）判死刑附帶終身監禁，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判十年，十年是什麼意思？就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最高刑罰，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沒有公布他的數額，為什麼沒有公布數額？我到最高法院……，我就問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到底多少？他們不肯講，說不能講。我說為什麼不能講？說沒有寫上去，寫上去以後太刺激國民的感受了。一個正部級省委書記，來源不明的財產這麼多，我說到底多少？他說差不多10倍，20億以上。」 觸目驚心吧？ 趙秉志的這場演講中還舉出了前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魏鵬遠是2016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接受判決的。趙秉志說：「河北保定一個副檢察長我們開會時候告訴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現金，確實點壞了點鈔機，後來在這個案子上還發明了，以後不能再這樣點了，以後上秤稱，每一張百元大鈔0.6克，把包紮的適當除去，差不了很遠，基本這樣。」 如此說來，中共當局在魏鵬遠案之後陸續處理過的，諸如賴小民那樣的巨額經濟犯罪案，專案組查沒的巨量現金應該都是用磅秤計量的。 進一步的介紹和分析內容，留給本專欄的下篇文章。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