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新片《抓特务》上映 阵容豪华 但票房低迷
2026 年 6 月 22 日
习近平上任后，2015年进行的军事改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次重大转型，由三个陆海空军种改为六种军种，增加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把原本隶属参谋总部的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提高直属中央军事委员会，习近平自己兼任军委联指总指挥。 原本支援三军（陆海空）的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变成“支援”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参谋总部，跟海陆空甚至火箭军成为平行单位。战略支援部队由几个不同单位汇整而成，希望成为一支现代化的新军作战力量，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整合后新军与传统陆海空并未产生1+1大于2，反而各部队隶属不同，职能不同，机构虚胖，级别提高之后不利于指挥系统，造成1+1小于2的效果。 习近平的军改背景涉及到高层军事指挥官大规模清洗，主要是因为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发现军中存在严重的贪腐问题，特别是在徐才厚、郭伯雄等高级军官身上。2015年底，习近平决定推动军事改革，取消了原有的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这意味著原军区司令的职位被废除。陆军的18个集团军被调整为13个，大量中级军官也遭到清洗。 在组织结构上，军委四总部被拆分为15个部门，新成立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分别承担不同的战略任务。战略支援部队的成立特别值得关注，它集中了以前由各军种独立执行的战场网路、通讯和侦防等职能，其成立目的是为了强化解放军在资讯战和战场支援能力上的整合和效能。 战略支援部队在2015年成立，配合习近平军改所诞生的新部队。其主要成立目的在于，习近平军改将解放军由守势型防御军事力量，正式改革为具攻势意图的扩张军事力量，解放军在三军改革以及火箭军成立之后，军事能力将著眼于对外战争与境外作战能力的提升。境外作战能力除了第一线作战能力的提升之外，并确保战场指挥、通讯、战管等战地环境维持，以及军事补给的后援与战备的确实，此为解放军所匮乏。因此成立战略支援部队，作为解放军扩张能力的基础。 战略支援部队其成立功能在于，建设战场网路、通讯、侦防等功能，成立该部队以前，此项综合性战争基础多由各军种自行组成与建立，缺乏跨军种沟通与战力整合能力。解放军要成功跨越军种作战能力整合，需要统一战场通讯指挥链与战场讯息交换，因此成立战略支援部队，立意良好，但横向沟通不良，近期也有指挥官巨干生的消失后来复出，如今也因番号消失自然再一次消失，解放军负责人工智慧被誉为“天才科学家”的冯旸赫，在北京发生严重车祸死亡等事件，在制度与人事的传闻不断，如今突然再一次被军改。 2024年突然发布改革，包括将原有的六军种简化为四军种：陆军、海军、空军和火箭军。此外，战略支援部队被三家分晋，降编且被拆分三个部队，旨在强化其作战和支援能力的指挥系统。战略支援部队调整为讯息支援部队，并调整航天与网路空间部队等。此次针对战略支援部队等改革，可视过去八年来习近平军改的实验失败，等于2024习近平否定2015习近平的军改。 战略支援部队在历经约9年的时间中，以大幅度整合，解放军在指通讯等战场空间的环境维持与运作，解放军当前以战区作为作战单位，以能整合战区内三军协同作战能力，无需再设立一级部队做为指挥系统，代表解放军当前无需战略支持而需讯息支持，同时也是解放军首次将网路空间相关军事力量实体化与部队化，航天通讯则与太空通讯与发展有关。 简而言之，2015年军改就是习近平将各军种的司令拔权、并且降低各军种本位主义，同时降低陆军在解放军的影响力，拔擢海空军。将解放军改革为联合作战能力的部队，指挥链由中央军委指挥各战区司令，直接对战区内部队下达作战任务，如今习近平以实际行动承认军改的失败，算是恢复传统军种与战区的指挥权。 文章来源：上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期间，特别在上海东方明珠外滩前拍摄一段IG影片，内容称：“我到中国，是为了在对美国人民最重要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包括抑制芬太尼贩运。”短短一句话，却让我们见识到中国反制美国手段上的“毒”。 这句话关键当然在“芬太尼”（fentanyl）。首先，芬太尼是一种合成类鸦片的药物，其对美国影响重大，在于自1999年起，已有超过100万美国人因过度吸食芬太尼死亡（包括混入假处方笺、海洛因和古柯碱），它可谓美国有史以来最致命、最严重的毒品流行根源。 其次，布林肯为什么要特别宣布这一“进展”。重点就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即是美国芬太尼非法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模式包括：无良的中国中间商透过邮政和其他快递服务将芬太尼寄往美国的经销商（当然是非法），又或者是将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运往墨西哥，并在那里合成芬太尼，然后再走私到美国。 数天前，BBC甚而采访到一名中国教师，她因为发现在网上代销国内一家化工企业的产品“更有赚头”，从而“爱上这份工作”，还为此勤练英文。BBC且引述国际执法机构估计，在中国，可能有成千上万在线销售员正在为当地非法制药（如芬太尼）和化工企业工作。 BBC此一题为《芬太尼及类似产品：“中国造”合成类毒品泛滥为何难以遏制？》调查采访，是为4月16日，美国众议院跨党派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调查报告后续。这份报告指称中国以直接补贴“海外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生产销售”，加剧了美国的鸦片类药物危机，并引述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数据，显示部分与芬太尼相关的化学品退税额，最高可达13％；直到今年4月，中国政府仍在补贴贩毒集团所使用的两种芬太尼前体物质（NPP和ANPP）。 此外，在众议院公布调查报告之前（3月），参议院新兴威胁和支出监督小组委员会亦曾举办“加强国际合作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听证会，并请来布鲁金斯学会非法经济（包括毒品贸易）专家布朗作证。当时布朗除了警告美国正面临芬太尼毁灭性的危机外，更强调基于中国和墨西哥是“关键参与者”，因此若想控制供应（芬太尼），就必须和这两个国家合作，偏偏不幸地，要和这两个国家建立禁毒合作却深具挑战。 其中就中国部分，布朗口中所谓的“深具挑战”，即自2022年8月到2023年11月这段期间，中国完全中止了和美方的禁毒合作，原因正在于“北京将‘国际执法援助’（禁毒），当成了工具（外交）”。布朗没有明说这是什么意思，但我们只要回溯中国外交部2022年8月5日，针对裴洛西访问台湾时所宣布的“反制措施”，便可知道究竟怎么一回事。 芬太尼可谓美国有史以来最致命、最严重的毒品流行根源。（美联社） 当时中国外交部宣布了八大反制措施（对美），除了取消双边军事会谈、中止遣返非法移民（当然都是在美中国非法移民）和中止气候变迁谈判外，其中一项就是“暂停中美禁毒合作”。这一禁毒合作，对美国来说便兹事体大，说是中国基于其地缘政治战略，而对美国进行了某种型态的“鸦片战”也不为过。 因而，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会面，重启“中美禁毒（芬太尼）合作”当然就成了重要事项。在取得习近平初步承诺后，这回布林肯访问中国，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中方履行诺言。而显然是有实际进展，布林肯才会特别拍摄IG宣布“成果”。倘若对芬太尼如何影响美国国人健康有一定的认识，应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议员拉格尔（Mike Gallagher）日前会说，“中国补贴芬太尼（相关物质），就是在告诉美国，中国共产党希望更多芬太尼进入美国……并希望借由芬太尼的大流行，去扩大美国的混乱和破坏”，以及，这也解释了布林肯在这支影片中，何以仿佛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2022年裴洛西访台，尽管美国政坛、学界和舆论未必都支持，但不可否认，“中方反应”实则也帮助美国各界对今日中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包括中国手段之“毒”，竟可拿“暂停禁毒合作”作为外交反制，一来，这不只有失文明，二者，如此中国不也自证了自己就是美国芬太尼危机的源头，否则，他为什么认定“美国会怕”，而将这一条也列入正式外交反制措施，到今天，再以“解禁”不让布林肯抱憾而归？ 文章来源：上报
中共二十大过去一年半，习家军全面上位并实现权力再分配。这个政治团伙绝非是铁板一块，习近平没有了明面上的政敌，但中南海隐隐透著某种不祥之感。 伴随著中国国内经济危机和国际上地缘政治的恶化，压力山大之下，习本人也随时会身体出状况。习的一帮亲信，各怀鬼胎，早就各有盘算。 李强“扮猪吃老虎” 在服从习近平领导方面争当模范的是中共二号人物李强。习大秘出身的李强，靠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在上海执行残酷封城，而在政治上闯关获习奖赏当上总理。上任后李强在首次国务院会议就宣布，要坚定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然后修改国务院工作规则，摆出当好奴才的架势。 在今年3月的中共“两会”上，无论是李强的总理记者会被取消，还是《国务院组织法》修订增加听命习中央的条款，都让李强的总理地位变得更低。 李强看似弱势，但他未必没野心。在我看来，他只是俗语所说的“扮猪吃老虎”，暂时隐忍。因为习没有安排接班人，假若习现在死去，按理李强是第一顺位顶上。 李强在中共二十大当上常委后，就被曝派人日夜守卫浙江温州老家的祖坟，这在中国传统中是保官运之举。李强似有早就等待习近平“驾崩”，然后马上可登顶之意。 蔡奇所做的一切表面上是为了对习表忠，但一旦习无法视事，蔡奇会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资料照片／美联社） 蔡奇打造“见蔡如见习” 现在中南海习身边的头号红人是蔡奇。他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兼任被称之为“中南海大内总管”的中办主任。由于负责习近平的安保和保健、生活起居，蔡奇成了最接近习的高官。去年4月，蔡奇又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蔡奇还有其它头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中央宣传思想小组组长，中央学习“习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最近又兼中央党建工作小组组长，宣布自4月起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做到“入脑入心”。 在我看来，蔡奇所做的一切表面上是为了对习表忠，但一旦习无法视事，蔡奇会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如今牵头持续在全党搞“入脑入心”的政治运动，就是妄想达到党员“见蔡如见习”的局面。 蔡奇因掌控中央警卫局，握有枪杆子，被认为更有条件在习死时趁乱战胜别的习家军而夺权。最近先后传出新疆书记马兴瑞和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取代蔡奇任中办主任的消息，虽然消息都落空，但代表蔡奇不得人心，因而有人故意放风要夺他的实权。 丁薛祥杀气腾腾，可谓深得习的“敢于斗争”真传。（维基百科） 丁薛祥盼习留“遗诏”指定接班 七常委中最年轻的丁薛祥（1962年出生），早在2019年就露骨解读“两个维护”（意思是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权威）的对象，只是习近平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刚当上政治局常委，他又在党媒放话“在斗争中巩固和增强团结”，杀气腾腾，可谓深得习的“敢于斗争”真传。 丁薛祥由于长期担任秘书、办公室主任，从未主政一方，也没有经济治理经验，他当辅助总理的常务副总理，其实属于“赶鸭子上架”。故此，上任以来，他只是在科技、教育、体育以及港澳事务上露面较多，凡与经济有关的事务基本靠边，比如他就没有兼任过去由常务副总理兼任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 但据传丁薛祥也有心机，因为相对年轻，并且是习多年的贴身大秘，他盼习“驾崩”前，能留下遗言让他接班，就像当年毛泽东临终前指定华国锋接班一样。 李希掌中纪委后，前所未有的在中纪委系统搞运动式抓“内鬼”。（维基百科） 李希建“超级锦衣卫” 在维护习的权力集中统一这方面，习可能更信任处于常委末位，一直忠心耿耿配合打虎的李希。 李希是甘肃两当人，他曾大力帮自己老家把习仲勋起家之地开发成为红色景点。在担任延安市委书记期间，李希又将习近平早年当知青的梁家河，打造成为现今官员趋之若鹜的朝拜地。故深得习的信任。 李希掌中纪委后，前所未有的在中纪委系统搞运动式抓“内鬼”，抓的当然是他的前任王岐山和赵乐际的人，号称当代“超级锦衣卫”的中纪委队伍，经过整肃，已变成“李家军”。 去年5月25日，中纪委网站发表署名“钟纪言”的文章《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强调“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最重要的是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钟纪言”代表中纪委。 现在还能够有能力不坚持集中统一的，当然只有现在掌实权的习家军，而不是几被灭尽的非习派系。这篇文章明显是李希在扯起习旗恐吓习家军各派，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 习近平用人有个特点就是只敢用“熟人”，王小洪也是靠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关系建立公安队伍。（合成画面／美联社、撷自中国政府网） 王小洪恐是中国版普里戈辛 中共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在福建时就是习的警卫，所以虽然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也是副国级，同时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委员。此人拥有枪杆子，非同小可。 2023年6月24日，俄罗斯华格纳头子普里戈辛突然对普丁发动兵变未遂。当时我写过文章，认为中国版的普里戈辛，王小洪够条件。 王小洪藉清洗反习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势力，将全国31个省份省级公安厅厅长全部换了一遍，个别地方如河北，在8个月内已换了三任公安厅厅长。他统管全国超过两百万的警察，手下的公安部特勤局还负责副国级高官的保护，实际上是监控他们。 习近平用人有个特点就是只敢用“熟人”，王小洪也是靠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关系建立公安队伍。这支队伍心中就只知有王，不知有习。实际上并非“习家军”，而是“王家军”，恐怕未来在中南海也要搅起风波。 何立峰在福建时就是习的铁杆。他担任副总理后，权力可能比以前的刘鹤更大。（资料照片／美联社） 何立峰被指“实掌国务院” 中共分管经济的现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何立峰，他是蔡奇为首的福建帮成员，但他在下边又有个“厦大帮”。 何立峰手下的中央金融办常务副主任、中央金融工委常务副书记王江，是厦门大学校友。 中共现职高官中还有不少人是何立峰的厦门大学校友。如上海市长龚正、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国台办副主任潘贤掌、海南省委副书记沈丹阳，等等。 何立峰在福建时就是习的铁杆。他担任副总理后，权力可能比以前的刘鹤更大。李强虽是新设的中央金融委主任，但有实权的办公室主任和控制党务的中央金融工委书记是何立峰。 《经济学人》认为，现在国务院真正的掌权者是何立峰。 4月16日，何立峰主管的中央金融办发文大谈中央对金融“集中统一领导”，称“最关键”是维护习核心。他扯习的旗号，借整肃金融界扩大权势，清理异己，而金融界过去潜藏红色权贵家族的势力。 作为国安头子，陈一新靠手下马仔，以窃听等不法手段，掌握著中共高层各大佬的不为人知的把柄。（维基百科） 陈一新“横著走” 习家军中还有一个目前在官场“横著走”的人，就是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 陈一新是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时网罗的亲信，2018年3月，习将没有政法工作经验的陈一新安插成为政法委秘书长。2020年7月起，当局在政法系统展开号称“延安整风”的运动，由陈一新操盘。因助习整肃政敌有功，2022年10月30日，陈一新出任国安部部长。 自陈一新掌国安部，这个过去隐秘的中共强力部门越来越显高调，介入外交、金融，又搞全民抓间谍，直接威胁外企。中共国安部最近更张扬自己有“特权”，称国安人员在紧急情况下享有包括不用购票、可优先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工具。而且任何故意阻碍国安工作的组织和个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警告或者行政拘留、罚款。国安部这样强调，有威慑其它部门的意味，但其自我扩权动作会四面树敌，加剧中共内斗。 作为国安头子，陈一新靠手下马仔，以窃听等不法手段，掌握著中共高层各大佬的不为人知的把柄。这种做法在周永康时期就大行其道，现在也被用在习家军内斗中。 过去习近平刚上台，台上台下的政敌都有明显标签，什么江派、团派、反习太子党，翻查历史都有印记。包括已故前总理李克强和退休领导人汪洋，他们无论在任时怎样表面上对习示忠，习都不会真信他们，所以在中共二十在离任一刻，习、李、汪维持多年的团结关系不堪一击，习与李克强握手只有一秒，并且不正眼看李，习与汪洋也是不欢而散。 那些明著来的政敌派系，对习来讲是明枪易挡。目前中南海满眼习家军，他们各自争宠，又各怀鬼胎，成为中南海的内斗暗桩，习强求“集中统一”，恐是勉强不来的。现在中南海看似风平浪静，也无人敢妄议，但假团结也只能维持习在生的这段时间。 由于习好饮茅台又不反思乱政，中共很快将进入习氏统治末期，中共政权分崩离析的结局即将浮现。 文章来源：上报
范一飞从一小小的建设银行下属的分行再下属的支行里的小职员进京高就后，一路提携他的第一个老板是王歧山，第二个就是周小川……。日后范一飞在郭树清手下被提升为建行副行长（正厅局级），继而又在这个位置上再次得益于郭树清的大力推荐，调升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银行董事长，终于官至副部级。 而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周小川趁其本人在整个中国金融界里的最当红时段里，再次对范一飞委以重任。 周小川本人在经历了建行行长及接下来的好几个重要金融界职位之后，被任命为央行行长的具体时间是2002年12月底，退位时间是2018年3月，是中共建政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央行行长。期间一直是党委书记和行长“一肩挑”。而范一飞则是在周小川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央行行长之后，于2015年1月被中组部宣布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次月即被国务院任命为副行长。 在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过去的文章里，涉及范一飞的是去年7月3日的《二十大落选中委的潘功胜咸鱼翻身》一文，文中介绍5年前（2018年）的3月26日，央行内部召开干部大会，正式宣布由易纲担任央行行长、党委副书记，郭树清担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此段时间的副行长除了有郭树清外，其余三人分别为陈雨露、潘功胜和范一飞。不过，1966年11月出生的陈雨露于2022年8月被宣布离开央行后，1964年出生的范一飞就是当时的央行中“最年轻的行领导”了。当时的副行长之一，在范一飞被宣布“接受调查”的7个多月之后才先接任行党委书记，继而接替行长职务的潘功胜还年长他范一飞一岁。 也就是说，周小川把这个范一飞再次笼络到自己身边任副手后的三年出头，在央行行长换成了易纲的同时，郭树清也再次成了他范一飞的顶头上司之一。 2022年11月5日，自由亚洲网站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中国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涉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的消息。中纪委办案人员从央行带走范一飞的次日，郭树清就赶紧主持召开央行党委会议，带头表态坚决拥护、划清界限！ 而当时的中国境内媒体则更突出报道这位范一飞是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之后落马的“首虎”。 一般来说，副部级以上的贪官才配得上被称之为“虎”。2013年，据说是时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亲自捉刀为习近平起草的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内容中，首次出现了“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说法。从此，习惯上就把副省部级以上贪官蔑称为“老虎“，够不上级别的贪官则统称为”苍蝇“。 当然，从组织级别上比，范一飞只是“老虎“中的最低级别，在他上面还有正省部级、副国级和正国级。而且，从已经在法庭上被认定的范一飞的受贿金额3.86亿余元，也还比不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贪污、受贿总犯罪金额的四分之一。但是，这位范一飞也自有他自己的过人之处，那就是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已经专门强调过的，持续犯罪时间长达29年。 既然范一飞除了央行副行长这一岗位的特殊，也是因为其“党的二十大之后的‘首虎’“而曾被中共官媒特别强调，那么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中将会开列出一串中共二十大之后陆续被判处死缓，或者死缓附加终身监禁的金融界贪官们的案例，以看看今年8月才满60岁的范一飞余生中是否还有活着走出监狱的可能。而本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则先比较范一飞这位王歧山的前“财务总管”与已经先后被判死缓的两个王歧山的前“大秘”的下场是否会有所不同。 自前年10月闭幕的中共二十大以来已经陆续接受了死缓判决的一票金融大鳄中，离现在时间最近的是中国招商银行原行长田惠宇于2月5日被湖南省常德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因受贿等一串罪名，被判处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范一飞的受贿时段是1993年至2022年，长达29年。而自愧弗如的田惠宇持续受贿时间只有25年。常德市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指控田惠宇：1997年至2022年，利用担任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行长等职务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贷款审批、业务承揽、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1亿余元。 除了这个有具体数额的受贿罪，田惠宇的其他犯罪内容还包括了他在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行长期间，为徇个人私利，违反规定，滥用职权，干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附属机构正常经营决策活动，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上述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情节特别严重；身为证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该证券，或者泄露相关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等等。 笔者注意到，出生于1965年12月的田惠宇虽然比范一飞年轻一岁多，但从官宣简历上看，田惠宇在建设银行北京总行里的资格却要比范一飞“老”了好几年。其官宣简历中说他田惠宇从1987年开始到1998年7月的时段里，一直都在建设银行任职，先后担任过总行的副处长、处长和上海浦东分行的副行长，再到回任北京总行的办公室副主任。 不过，1987年的田惠宇才22岁。大学毕业一经参加工作就是副处长？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了“1993年6月王歧山即已经从建设银行副行长（正厅局级）位置上被调升为央行副行长（副部级）。但王歧山从1994年2月重回建设银行任一把手后，范一飞就开始被重用……”。而王歧山的建设银行行长职务被周小川接替的时间是1998年2月。 从简历上的具体时间看，当年的田惠宇是在其主子王歧山离开建设银行的几个月后也离开了该行。但他犯受贿罪的开始时间是1997年，此时他还在建行服务于他当时的主子王歧山。 中共人民网曾于王歧山官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的次年2013年的5月9日转载了《新京报》的文章《马蔚华将卸任招行行长 建行北京分行行长田惠宇接任》。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田惠宇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MPA学位，曾在王岐山执掌建行时期担任王的秘书。2011年11月中美金融高层圆桌会上，中金公司总经理张岚岚称，时任建行行长的王岐山成立中金公司时，其秘书田惠宇即参与筹备。” 很显然，当年中共人民网特意转发这篇文章，目的就是要暗示田惠宇的被重用，是因为他昔日的主子王歧山如今的权势已经是如日中天！ 这个田惠宇的落马时间是中共二十大召开的当年4月22日。事后有中国内地的相关报道暗示，直接导致田惠宇被调查的导火索是2021年12月下旬，圣诞平安夜那天，时年56岁的招商银行厦门分行行长赵启柱在该行大厦突然坠亡。虽然时任招商银行老总田惠宇紧急安排回应媒体称，“赵启柱行长因深受抑郁症困扰，于24日上午不幸离世，我行表示沉痛哀悼。”但结果只能是越描越黑。 当时，曾经担任过中共前纪委书记秘书的王友群在他《这一幕 王岐山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一文中写道：王岐山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时（2012-2017），是习近平反腐打虎的主要操盘手。五年内，王岐山助习近平拿下440名副省部级以上高官，及其他中管干部。（期间）王岐山的“狠”令许多高官胆寒。当年，中共官场有一个说法：“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意思是说，一些高官宁可去死，包括跳楼、跳水、上吊、服毒，也不愿落在王岐山手上。但是，可能连王岐山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后，担任中共国家副主席期间，他曾经的两个秘书——田惠宇、董宏，竟然都被“认定”为严重腐败分子，被革职查办，投入深牢大狱。 王友群先生在此文中特别强调这两个王歧山的（前）秘书都不是王歧山本人“挥泪斩马谡”，而是王歧山中纪委书记的继任赵乐际（2017.10-2022.10）查办的。田惠宇2022年4月落马；董宏2020年10月2日被抓。 王友群先生认为：赵乐际为什么查王岐山的两个秘书？一是习近平要他查的；二是他自己也想查。 如此说来，身为王歧山的（前）财务总管的范一飞的被查，事实上也是赵乐际主导。虽然赵乐际已经于前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把中纪委书记转让给了李希，但赶在中共二十大落幕不足半月即被官宣落马的范一飞，虽说是中共媒体笔下的“党的二十大之后落马的‘首虎’”，但被官宣落马之前肯定已经被当时还是由赵乐际主导的中纪委不公开调查过一段时间了。 那么，在本专栏上篇文章和本文前半部分介绍的王歧山当年在执掌建设银行期间，其手下的“财务总管”是范一飞，“大秘”是田惠宇，而董宏担任王歧山的秘书又是在什么时段呢？ 董宏被官宣落马之前的2014年4月2日，中共驻香港媒体《大公报》曾刊登一个叫马浩亮的记者的文章《解码中央巡视组：王岐山前“大秘”董宏担纲十二组》。文中说“在本轮中央巡视中，13位巡视组组长中包括11名正部级高官和2名副部级官员。其中……第十二组组长董宏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曾长期担任王岐山的‘大秘’。在王岐山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国务院体改办主任、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期间，董宏一路跟随担任过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国务院体改办产业司司长、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他与现任中央巡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黎晓宏（曾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如今都再次隶属王岐山麾下，在反腐领域承担重责。” 如上中共自己的媒体“解码”董宏凭什么能够以副部级身份与一票前省委书记并列为13个中央巡视组的组长之一的文章刊出6年半之后，董宏被宣布接受调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客户端2020年10月2日发布的消息内容是：“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董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日后中共权威媒体发布的相关报道中又说他董宏是“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不过，中共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的细节中也透露这个董宏事实上是在被王歧山调到中纪委参与“巡视”工作之后直到落马之前，担任过不同巡视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而官方报道尽量回避他董宏曾经有的中央巡视组正组长的经历， 无疑是要把这个“内鬼”对中纪委的“恶劣影响”尽量减轻。 2022年1月28日，新华社以《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一审被判死缓》为题的报道内容中强调了“董宏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同时还强调了受贿时间长达21年，敛财金额高达4.6亿的董宏，“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是）鉴于董宏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全部罪行，具有自首情节，且其能够认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全部追缴到案，具有多个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和董宏一样，两年之后的2024年2月5日，田惠宇被判处的死缓之上，也没有被附加终身监禁。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所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构成自首，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犯罪所得已全部追缴到案，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现如今，范一飞的犯罪金额虽然比董宏略低，但一是受贿时间比董宏长了8年，二是不清楚是否具备最有“从宽”说服力的“自首情节”，所以，除了几乎可以肯定范一飞也会被判处死缓，笔者也还相信只要他范一飞不能如董宏和田惠宇一样被法庭认定有“自首情节”，在死缓基础上还会被附加终身监禁是大概率的事情。 死缓之上的所谓“终身监禁”，即所谓“把牢底坐穿”，其实是习近平专为自己的党内贪官们制定的家“法”。详细的介绍和解释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进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杀人家族闪亮登场，瞬间就销声匿迹 解放军火箭军是中国陆、海、空三军之外的第四军种，原称第二炮兵部队，习近平在二零一五年的军改中将其改为火箭军。火箭军负责解放军的常规、战略飞弹等装备，包含陆基核威慑力量，声称对美国最具挑战和威慑实力，也是武统台湾时发动第一波饱和攻击的先锋。 然而，该军种竟是解放军中腐败最严重的军种。火箭军被撤职、被整肃的将领，除了曾领导火箭军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失踪多时，还包括两任火箭军司令周亚宁上将、李玉超上将，副司令张振中中将、李传广中将和刘光斌中将，以及火箭军装备部部长吕宏少将。已退役三年的前副司令吴国华亦传病逝，讣告在其去世后二十一天才发出，又悄然撤下，可见其死得蹊跷。受火箭军案牵连落马的军工企业负责人还有：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航天科工集团副总经理王长青等人。 习近平整肃火箭军，或许是因为他从美军将领的公开言论中知道火箭军不堪一击的真相：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上将曾警告，中方如发动战争，美军可在二十四小时内给解放军带来毁灭性打击，美军可攻击解放军逾一千个目标，让中方看到什么是“人间炼狱”，因为美方掌握中共火箭军的所有部署配置状况。习近平以为火箭军砥兵砺伍、鼓角齐鸣，殊不知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遂恶向胆边生，对其“一锅端”。 深受重创的火箭军一蹶不振。如何重振声威呢？在新媒体时代，僵化如标本的《解放军报》等传统官媒早已无人阅读。火箭军宣传部门想到利用社交媒体发布短片的方式，为自己洗白，在民众中重建声誉。他们特别挑选美女士兵在小红书、bilibili等社交媒体出镜，从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位年轻貌美的模范女战士，满心欣喜拿起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向军方记者展示：这是其父一九八九年作为戒严部队，入城镇压北京学运而获的“首都卫士纪念章”。她滔滔不绝地说：“我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这枚首都卫士纪念章，是他在天安门执勤时获得的，小时候就喜欢戴自己身上。”她以此宣扬，她是”女承父业”，上演了当代“花木兰”的大戏。 没有想到，这段宣传影片弄巧成拙。看到这段影片，民众的八九六四记忆再次被触动和唤醒。 网友们纷纷表示，“拿着罪恶勋章的罪恶家庭，残害同胞还炫耀，这就是解放军”、“原来六四后不但唱歌庆祝，还颁发了勋章”、“什么首都卫士？我看根本是屠夫纪念章”、“得多坏才能以此为荣？”、“刽子手的女儿，双手沾满无辜的人血还沾沾自喜，可恶！”这位女兵及火箭军的宣传人员，缺乏起码的政治敏感度，哪壶不开提哪壶，想要向习近平效忠，却将习近平放在炭火上烤。面对民间的质疑和谴责，军方这才知道马屁拍到马腿上，赶紧将影片下架，却已来不及了，很多海外网站早已转发。 六四屠杀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民众对屠杀平民的军人非常反感。二十七军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极大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在地方受到单位同事指责，子女上学受到同学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粮店拒绝卖粮。军党委致信河北省委、省政府，请求他们秉告乡亲父老：“二十七军这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并说二十七军是替三十八军背黑锅。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中央军委，谁知军委态度模糊，称“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一九九○年初，总政治部拟在“平暴”一周年广泛宣传军队的功勋，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予以否定。 总政主任杨白冰质问为何，李说是邓的意见。曾被授予“首都卫士”的军人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业绩”，担心到地方工作受歧视，更不愿子孙后代背历史黑锅。 “首都卫士勋章”不是保命符，而是催命符 三十五年后，“首都卫士勋章”居然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重新亮相，又再度消失。解放军屠戮妇孺的光荣事迹，不会永远被掩埋在历史的黑幕之中。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党媒《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长篇报道《邓小平为首都戒严部队题词，军委和总政决定为官兵颁发“首都卫士纪念章”，同时颁发纪念册并编辑出版<共和国卫士>一书》。报道中写道：“总政治部负责同志指出，邓小平主席的题词和军委的决定，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军委对戒严部队广大官兵的深切关怀和厚爱，是对戒严部队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历史功勋的高度评价和奖赏，也寄托着对全军部队的殷切期望，将极大地鼓舞和激励全军将士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崇高荣誉，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我军的全面建设，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报道详细描述说：“首都卫士纪念章”为铜质镀金，分为主章和略章。主章上面的横牌上镌刻着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首都卫士”字样，主章中心由五星和天安门图案组成，象征着共和国和首都北京，四周环绕的桂树叶象征着胜利，下沿的飘带和冲锋枪图案上刻着的“1989.6.”字样，象征首都戒严部队为制止动乱、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进行坚决斗争的最难忘的一段日子、以及为此作出的重大贡献。略章由五星、天安门和陆、海、空三军的红、黑、蓝彩带组成。 “首都卫士纪念册”为精装二十五开本。封面印有邓小平题词，册中收入了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摘录：“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分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 然而，邓小平与历代暴君一样，都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随着当局对天安门事件的定义由“反革命暴乱”变为“风波”，“首都卫士”也个个销声匿迹。杀人的士兵，很多是贫苦农家子弟出身，杀人之后的勋章，并没有让他们摆脱“低端人口”身份。不久前，微信上疯传一则鸣冤的信息：“我叫王秀娟，是伊春市乌翠区景盛小区居民，我实名举报伊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柳金涛支队长的违法行为，他包庇、纵容其直属一大队总队长何鹏等九名交警、辅警，在查车过程中，对驾驶摩托车的我丈夫刘丰春疯狂追赶、围追堵截，导致我丈夫驾车失控摔倒昏迷。这些交警没有及时叫救护车抢救，延误抢救时间长达半小时。最后我丈夫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不查明真相，不对责任交警、辅警给予处理，不追究刑事、行政责任，不对死者家属抚恤、赔偿，任违法交警逍遥法外。现请求领导依法追究伊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柳金涛支队长的领导责任及其下属干警的法律责任，给我们合理赔偿，给我们一家人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这则文字下，还贴出刘丰春的士兵证、平息暴乱纪念章、首都卫士纪念章及纪念册等。 那位火箭军英姿飒爽的“花木兰”，如果事先看过这则信息，就不会以为“首都卫士”是多么辉煌的荣誉，它甚至连保命符都算不上，社会主义的铁拳对“最可爱的人”照样毫不手软。这一次，“花木兰”表演过头，不但升官无望，恐怕将永远被打入冷宫，再也无法翻身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北京时间的本月18日刚刚被新华社、人民网、央视及中国新闻网等几大中共央媒纷纷抢在第一时间共同关注的“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范一飞一审被控受贿3.86亿余元”的新闻，在海外中文媒体也受到了同等的关注。有自媒体播主称这个范一飞是“王歧山（曾经的）财务总管”，非常准确。 不过受中国内地财新网相关新闻的导语“从检方起诉看，范一飞的受贿行为，几乎贯穿1993年到2022年近30年间的每一个履职岗位”的启发，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的本篇文章和下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就先扒一扒范一飞从1993年至2022年在“每一个履职岗位”上先后受到过包括王歧山在内的哪些老板们的提拔重用。 按照湖北省黄冈市检察院起诉书的指控内容：“1993年至2022年，被告人范一飞利用担任原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计财部经理、总经理助理、资金计划部副主任，中国建设银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财务会计部总经理、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上海银行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贷款融资、业务承揽、工作调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 能够在网上查到的详细一点的范一飞的早期简历是百度百科的，其中说他“1982年7月，在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常州市中心支行参加工作……。” 如此说来，1964年8月出生的范一飞不满18岁就“参加工作”了。那么他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毕业”的学历是什么时候取得的？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人大就已经设有函授部，五十年代末期改名为函授学院，到1994年2月这个函授学院又更名为“成人高等教育学院”。所以范一飞的人大学历可能就是“函授”性质的。接受的是所谓“成人高等教育”。 如果真是“函授”的话，那他范一飞大学（本科？）学历的含金量还不如当今总理李强的。人家李强毕竟是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农业机械系，虽然被取笑为“花了四年时间学开拖拉机”，但当时毕竟也是通过参加高考才被录取的全日制大学生。正经也拿了学士学位的。 百度百科的范一飞简历中还说他是“1994年2月，任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计划财务部经理……”。不过对照湖北省黄冈市检察院起诉书的指控内容，范一飞从地方调升总行的时间应该是1993年（或者更早）。当时的范一飞进入总行的第一个职务应该是该行信托投资公司计财部的经理。次年即升任该（建设银行下属的）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兼计划账务部经理。 而当时的范一飞之所以能够从建设银行下属的江苏分行再下属的常州支行跃升进北京总行，是不是王歧山一手提拔？很难考证，因为1993年6月王歧山即已经从建设银行副行长（正厅局级）位置上被调升为央行副行长（副部级）。但王歧山从1994年2月重回建设银行任一把手后，范一飞就开始被重用，当年9月先被升任为王歧山手下的建设银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不出两年又被提升为建设银行的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如今所谓”王歧山（曾经的）财务总管(大管家)”的说法由此而来。 接下来，王歧山已经于1997年12月被宣布出任广东省委常委，但在建设银行当时的继任行长周小川被任命（1988年2月）的前一个月，范一飞又被任命为该行的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这里说明一点，中国建设银行是它现在的全名，1996年3月之前它的全名是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正是在王歧山主管该行的年代里，该行被中央决定不属于“人民”了。 1998年2月接替王歧山建设银行行长的周小川此前的职务也是央行副行长，他执掌 建设银行的时间整整两年，从1998年2月到2000年2月。就是在周小川调离建设银行的当月，范一飞被升任该行行长助理。 接下来，接管建设银行被范一飞“助理”的行长是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王雪冰。此人起家于中国银行系统，比1948年出生的王歧山年轻4岁，但在当年的央级金融系统里的晋升速度一度比王歧山要快。他1988年6月至1993年7月间担任了5年时间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回国后，先是任光大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几个月后返回中国银行，升任中国银行行长、党组副书记、副董事长，进而又是中国银行行长、党组书记（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一肩挑”。2000年2月至2002年1月任建设银行行长、党委书记期间，还兼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 在王雪冰手下担任行长助理职务一年后，范一飞即于2001年3月赴位于纽约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于次年10月毕业，获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这次赴美镀金的过程无疑是得到了王雪冰的大力帮助。 王雪冰落马之后，还有中共的大外宣媒体对他大叹“可惜”，说他“很早就来到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在华尔街赚得了人气和财技（此处“财技”二字是原文照录）。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副总裁汪潮涌评价说，王是他见过的中国最专业的银行家。汇丰的一位高层人士的评价更高：他非常专业、非常聪明、一直强调效率和盈利性，能在中国和国外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用英语发表颇有见地的讲话。王雪冰曾著《欧元实务》一书，熟知他的人都说，王雪冰对欧元的研究颇有造诣……”。 既然如此，当年早已经在纽约“打出一片天”的王雪冰应该是可以为自己建行手下的得力助理范一飞的赴美“深造”搭得上关系、说得上话的。 然而就在范一飞于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期间，被他范一飞感恩又无限崇拜，更是在金融官场被普遍认为前途无量的王雪冰突然被官宣落马，起因是王雪冰当年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其中的一起“吃里扒外、内外勾结的诈骗大案”首先被美国政府机构完成调查后正准备对外公开披露的前几天，中共当局即于2002年1月11日抢先透露了王雪冰正在被调查并免去他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职务的消息，4天后即正式宣布了免去他建设银行行长职务的消息。同时宣布继任人为时任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张恩照。 自由亚洲网站2002年2月11日刊登了《王雪冰事件并不简单》一文，说是“在这一起金融诈骗大案中，关系，后门，腐败，所有这些中国特色，都应有尽有。腐败，居然腐败到了法制严明、社会清廉的美国！ 于是，首先是美国货币管理署，调查了中行纽约分行的违法行为，并对其做出罚款1000万美元的处罚，据了解，这是美国货币管理署有史以来所做出的最大最严重的一次处罚；中国银行的上属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也假装跟进，对中国银行也处以1000万美元的罚款。 中行纽约分行则假装向纽约地区法院递交诉讼状……，玩弄美国法律。” 2002年10月，范一飞手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文凭回到北京，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王雪冰已经被开除公职。次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七中全会宣布了撤销其中央候补委员职务和开除党籍的处分。 当年风光无限时的王雪冰有句“名言”：我42岁时就当了行长，你们呢？不知道他的这句话是否也对自己在建设银行的助理范一飞当面讲过。或许当年的范一飞正是被王雪冰这句话所“激励”，这才下决心出国拿学历为自己的仕途“镀金“。 王雪冰的被判刑时间是2003年12月10日，起诉书中虽然说他是“收受巨额贿赂“，但也只判了区区12年。如今早已是自由人，据报出狱后一直邀约不断，担任过中信国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咨询委员会主席等不需要中组部任命的职务。 范一飞的简历中说他于“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挂职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而这种到基层“挂职锻炼”的安排，等于是给自己的仕途再次“镀金”。 二次“镀金”圆满收官，回到建设银行的范一飞官复原职，开始“助理”接替王雪冰行长职务的张恩照。张恩照担任建设银行行长的起始时间是2002年1月至2004年9月。而他不再担任行长职务改任董事长的前一个月，范一飞的行长助理头衔之上已经被加了一个党委委员。这就意味着离晋升副行长只差临门一脚了。 范一飞进入建设银行党委的次月，该行改制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从此即开始有了公司董事会的存在，时任行长张恩照专任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一个叫常振明的从时任中信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位置上调升为建设银行行长、副董事长。 2005年3月16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表声明称：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张恩照提出的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和董事长职务的请求。同时，董事会决定由现任行长常振明代行董事长职权。声明中还不忘对张恩照多年来对建行的改革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当时的中国建设银行方面对张恩照辞职的解释是“个人原因”，但事实上他本人当时已经因为涉嫌严重经济问题正接受调查。只是暂时还没有被中纪委“双规”而已。 却原来，此前的张恩照即已经于2004年12月9日遭到来自美国的起诉，起因是在一起牵涉到中国建设银行信贷管理软件系统进口项目的合同纠纷案中，美国的一家金融IT服务供应商及旗下子公司成为主要被告，张恩照则被列为第三被告。原告控告该金融IT服务供应商合同违约，并向张恩照行贿100万美元以上，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的相关法律。 接下来，张恩照请辞的“个人原因”陆续被抖露出更多内容，其中之一就是时任星美传媒有限公司及重庆长丰通信公司董事长覃辉通过张恩照家人行贿80.95万余元，并获得张恩照帮助其向原建行北京分行申请6亿元贷款、解除未到期贷款抵押担保等。当时的覃辉也被侦查机关采取措施。 这位覃辉如今在美国华人圈中知名度甚高，上月18日，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发布消息称，中国籍亿万富豪覃辉（又名Qin Hui、Hui Quin、Muk Lam Li、Karl）认罪，承认“非法政治献金、移民欺诈和制作虚假身份证明文件”的罪名。 相关报道说： 此案定于下月14日宣判，上述罪名将为覃辉带来最高27年的监禁。不过，检察官表示，根据与覃辉达成的认罪协议，刑期将下调为不超过6个月。覃辉已同意服刑后放弃美国绿卡身份，并将被驱逐出境。而他的律师亨利·马祖雷克 (Henry Mazurek) 表示，自己的委托人对案件终于得到解决感到“很高兴”，并期待着在美国以外的地方重建商业生涯。 而这位覃辉当年是北京著名的“天上人间”的老板，不知道当时的建设银行老总张恩照与他交往期间是否也接受天上人间的“特殊服务”。不过，最终张恩照被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依据，也就是被最终查证落实的犯罪金额，不过是“多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400余万元”（应该是并没有包括前面说的那笔美方指控的“100万美元以上”）.而且这些所谓的“非法所得”肯定都会被“悉数收缴”。 难怪当时的建行内部人员无论此前对张恩照有无恩怨，都纷纷替他感叹“忒不值!” 到此为止，范一飞当年的政治恩公们已经进去两个了。 张恩照请辞后的常振明代理只是暂时， 同时也并没能被升格为党委书记。 2005年3月25日，郭树清被宣布出任建行董事长、党委书记，常振明继续当他的行长。 郭树清到任不足三个月，范一飞就被提升为副行长。不过待遇仍然只是范一飞在8个月前被宣布为行长助理、党委委员时即已经被“明确”的正司局级。 郭树清离开建设银行系统的时间是2011年10月，在此之前的2010年3月，范一飞即已经被推荐再升职，被中组部任命为三大正部级国企之一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终于官至副部级。新老板是曾经担任过中国财长的楼继伟。 2011年11月，范一飞又被安排兼任了上海银行董事长。 从那以后，前面陆续介绍了的范一飞的众多前老板中至少有一个再次为他被重用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当年的央行行长、党委书记周小川。 周小川担任央行行长的具体时间是2002年12月28日至2018年3月19日，期间一直是党委书记和行长“一肩挑”。而范一飞则是在周小川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行长，在整个中国金融系统影响力如日中天的前提下，于2015年1月被中组部宣布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次月即被国务院任命为副行长。 后续的内容，将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4月14日星期天的纽约市因两件事很不平静，一是应以色列要求各国谴责伊朗，联合国安理会（总部在纽约）紧急在假日召开会议；其二（更受纽约客关注）是中央公园第五大道周边架起了围栏，因为15日（周一）上午，川普将“返乡”面对曼哈顿法庭刑事审理。有不少观察家认为，川普走上这一步，可能会在选举日之前重塑政治格局。 “曼哈顿审判”起于2023年3月，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Alvin L. Bragg）指控川普涉及伪造文书及色情明星封口费丑闻等34项重罪。15日开庭，开了美国史上前总统接受刑事审判先例，也是年底大选前的唯一一次。若说拜登选举三大考验是移民、加萨和经济，川普的变数就在这举国关注的审判，它或比追溯川普主义是什么，或继续质问川普是不是法西斯，又更直接左右了川普的选情。 这一天且被形容成是“前总统返乡受审日”，所谓“返乡”，指的当然就是川普重回了自己的发迹地──纽约。光是曼哈顿，现在仍有10馀栋摩天大楼和川普有关，包括川普国际酒店大厦、川普大楼、川普公园大道、川普世界大厦和川普广场（现已改名）等等，还有位在布朗克区的川普高尔夫球场…川普宛如“纽约梦”的实践者，1987年他出版个人第一本书《交易的艺术》（Trump: The Art of the Deal），还曾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第一名达13周。不容否认，当时就算是纽约客，恐怕也有为数不少川粉。 直到他由商转政，尤其2016年对上希拉里，挟著狂人作风和口无遮拦（尤其在性别和种族意识上）颠覆美国政坛，其“反动”程度却吓坏了诸多标榜“自由、进步”的纽约客。也就是自那一刻起，“川普式纽约梦”也遭到批评根本金玉其外。例如，尽管很多建筑以“川普”为名，但川普实际只占有其中的一部分，且绝大多数要不闲置，就是售价多低于竞争对手，甚至有的还“以少报多”，不只夸大了自己的公寓面积，还对名下房产漫天开价。卸任前夕，纽约检察长便曾对他提起民事诉讼，指控他夸大个人财产价值以获得优惠贷款。总之，不断有人出面想戳破这位房产大亨的泡泡。 此外，川普担任总统期间，照理说那些以他为名的大楼应该“与有荣焉”，偏偏就在他任内，相继有住户（股东）发起投票要将“川普”从大楼名称中去掉。2019年，川普国际酒店大厦的大股东一度也打算这么做，理由是它拖累了房产价值，后经川普儿子出面协调，酒店大厦虽仍保留“TRUMP”，但字体明显变小，并和另一排字“ONE CENTRAL PARK WEST”共用招牌。“川普房产”相继“剔除川普”，另一个原因，也和它们经常被当成反川普抗议活动据点有关。 非常吊诡的，川普无疑是“纽约梦”代表，纽约市却成了反川普的大本营，无论2016年对上希拉蕊、2020年对上拜登，川普的“纽约市”选票都大输对手超过50到60个百分点，若进一步聚焦川普长期居住的曼哈顿，2016年希拉里和他的选票比例甚至达到9:1。川普任内，好几条纽约地铁地下道，更几乎成了反川涂鸦的创意空间。 或许这背后确实存有2011年“华尔街占领运动”的馀温（抗议财富集中在收入最高的1%人），使得纽约中产阶级对这位“房产大亨”有著直观的反感，但要演变成如此压倒性的胜败关系，“有钱”自当不是首要罪恶（另有反川富豪则是受不了川普老爱吹嘘自己的商业头脑）。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包括他极度自恋、喜欢人阿谀奉承，但若回到那些以川普为名的大楼，我们另外可见，和那些也会把自己名字刻写在建筑物上的人相较，“川普”二字从来只出现在极其个人化的住宅、饭店或商办，纽约市竟没有一间医院、学术机构或美术馆是以“川普”为名，似乎反映了纽约让川普名利双收，他却不具半点公民意识和利他主义。这要叫纽约客喜欢他什么？ 还记得2016年竞选总统，川普声势很旺，旺到竟然可以在公开竞选活动上狂言：“我可以站在第五大道中央向某人开枪，我也不会失去任何选民，好吗？”今天，为了这位前总统“返乡受审”，第五大道不只架起层层围栏，还有警察全副武装，以防有人伤害他，情境两相对照，不令人唏嘘？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民主和任何社会体系一样，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流行了一个多世纪，它的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理论。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并为此仔细研究了自古以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并对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分析。 这些分析和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矛盾：或者你找出一个不要市场经济的替代品，而且可以即符合人性又能够正常运营；或者你对这个有缺陷的体制修正补充，使其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共产主义运动就在这儿分裂了。 列宁、斯大林等人接过了理想，走上了废除私有财产按计划生产和分配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必要条件就是压制个人愿望和自由，分配极不公平，并且降低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在牺牲了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情况下，得到的却是低效率。这和古代的封建农奴制属于同一个类型。 由于压制人权的需要，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剧。由于低效率的生产，人们逐渐陷入贫困。外部的对比和内部的压力，迫使这个制度宣布它是一种失败的实验。所有实行列宁主义制度的国家，都面临着彻底的改变。这是过去一百年实验的最终结果。 另一些接受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的政党，实行的是对市场经济体系的修正和补充。他们既接受民主的政治体制并融入其中，又对不令人满意的市场制度进行修正和补充，使它更适合人类的生存。毕竟人类上万年来淘汰和筛选出来的经济体制，有其难以替代的特点，不是靠个人的头脑就可以想出一个合理的替代品。 这种修正主义的方法，百年来依靠集体谈判，社会福利等等手段弥补了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人性的部分，发挥了它符合人性并且有较高生产效率的特点，在制度竞赛的一百年里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在欧美发达国家里成功地发展了一百多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人类社会在理论和实践上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缺乏人性的，没有民主的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一个是在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下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一个是不断制造灾难的农奴制；一个是人民生活自由富裕的现代化制度。中国需要哪一种制度？对深受几十年苦难的中国人来说，只能选择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民主的市场经济制度。 对市场经济的不合人性的部分修修补补，由谁来主导呢？列宁主义者说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主导。不由自己主导的制度和自己的社会贡献不挂钩，人们也就没有了努力贡献的动力。而民主制度则是由人们自己选择的政府来主导，配合市场经济。你的收入和你的贡献挂钩，你也就有了努力贡献的动力。 所以修修补补的市场经济，不能由一帮号称什么阶级的政党来主导，那他们会首先照顾自己和自己政党的利益。必须由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党，按照选民的利益来选择如何修修补补。所以保障人民利益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是以民选的民主政治体制来保障。这就是一百年来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 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集团，是负责管理国家全面生活的上层。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儿就已经从理论上失败了。民主的修修补补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将来可以选择的最好的社会制度。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众所周知，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争端已持续多年。早在2012年4月，中菲就曾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对峙长达数月。但最近一年来，冲突似乎有不断升级的迹象。仅去年下半年，中国海警就多次使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船只。近期更是愈演愈烈，3月5日，菲律宾补给船在南海有争议的仁爱礁海域向搁浅军舰提供补给，遭到中国海警船使用水炮攻击驱赶，造成菲方船只受损，四名船员受伤。3月23日，中国海警再次在该海域用水炮攻击菲律宾民用补给船，造成船只损坏，三名船员受伤。这显然不是单一事件，而有刻意部署的痕迹。 事发之后，美国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谴责中方的危险行径，并重申美菲1950年代签署的联防条约中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强调这一条约涵盖南海的任何区域。这一动作，显示美方已经决意介入中菲之间的领土争端，坚定支持菲律宾的主权诉求。这是为了应对中国方面在南海有争议海域展开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的最新表态。 从去年11月以来，美国与菲律宾已在南海举行了三次联合军演。并且，4月7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在南海举行了四国联合海上演习，值得注意的是，四国的联合军演，这是历史上的首次，显示美方加紧了海上作战的准备。同时，四国防长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联合军演“加强了区域和国际合作，展示了我们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一集体承诺”，这也是历史上首次，措辞也非常强硬和明确。两个“历史上首次”，隐隐透露出美国对于南海局势的担忧。 这种担忧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就在同一天，中国军方表示，南部战区也在该海域组织了联合海空战巡，对抗美日澳菲四国军演的意味浓厚。双方在同一天举行战备演练，这反映了南海争端已从海警部队这样的警力对峙提升到了准军事对抗的程度，这样的升级，当然值得外界高度关注。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4月7日的四国联合军演，是进一步政治动向的前奏。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华盛顿举行了历史上首次美日菲三边峰会。拜登在峰会开场致辞中表示，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等太平洋盟友的防务承诺“坚如磐石”，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飞机、船只或武装部队的任何攻击都将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会后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也对东中国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对此，中方想必也不会示弱。不难预测，南海的局势将会进一步升温。 其实，菲律宾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传统上并不愿意与中国发生冲突，而是更愿意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寻找平衡。前任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刻意淡化与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以此换取中国的投资。但据《纽约时报》援引的数据显示，杜特尔特在任期间，中国只兑现了240亿美元投资承诺的3%。2022年小马科斯当选总统之后，重新加强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重提维护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所以，是中国在南海动作增加，才迫使菲律宾大幅转向美国。而中国这样的做法，符合习近平部署“国际大变局”的战略意图。南海局势升温，并不令人意外。 因此，虽然国际舆论都在谈台海冲突前景，但我认为南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台海战争一旦开打就会变成登陆战，人员和后勤成本极高。而南海战争只涉及海上作战，成本较小，一样能达成煽动民族主义的目的，塑造习近平政治强人的形象。因此，南海有可能比台湾更早成为中美爆发军事冲突的地点。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记得去年年底和今年初中共官媒高调对外宣布撤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燕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长青、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一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王小军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后，因为也已经被失踪好几个月的中共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和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瑛仍然没有消息，所以外界一直十分关注，而且尤其关注袁洁，因为他是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对他的党内最终处理，和对秦刚、李尚福等人的最终处理一样，都要等到三中全会的召开见分晓。 结果呢，就和对秦刚及李尚福等人的处理过程一样，如今对袁洁也是先免去其行政职务再说。 据“中国航天科工自己的”微信公号消息，该集团总部于4月12日被要求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会议，由中组部负责人宣布调升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锡明任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消息中只字未提袁洁。 另据澎湃新闻报道，就在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到航天科工宣布任命令的同一天，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也奉命举行领导班子会议，由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宣布任命张玉金为该集团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免去其中国商飞副总经理、党委常委职务。消息中也是只字示提陈国瑛。 众所周知，正常情况下的官员任命，特别是一把手的官员任命，都应该是在任命新人的同时免职旧人，或者是提前先免旧人。仅以这个袁洁当年的上任为例。当时是这个航天科工的上级国资委官方微信公众号抢发的消息，说是2020年6月18日上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袁洁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免去高红卫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职务。 那么，如今袁洁和陈国瑛各自的职位已经换人，而对袁洁和陈国瑛不但没有说明去处，更没有说明他们两人到底是被免职还是被撤职。委实不正常！ 当初被袁洁取代的高红卫生于1956年9月，交棒袁洁时已经64岁，比60岁副省部级的正常退休年龄已经超过了4岁。而接棒高红卫的袁洁比高红卫年轻9岁，此前的职务是航天科技集团的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请注意，航天科工集团和航天科技集团是中共政权航天系统的两个不同单位，同为副部级央企。因为在中国内地的普通人对这两个集团的区别大都分不清楚，甚至混为一谈。所以有好事者特别为它们之间的区别编了这么一个精辟的段子：科技是把人送上蓝天，科工是把人送上西天；科技的对象是自己人，科工的目标是敌人；科技干的是光明正大显威扬名的活，科工干的是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活；科技中的成功人士能在报纸上看到，科工的优秀代表只能将来在历史书上找；科技的成功对外说叫宣传，科工的成功对外说叫泄密；科技是为了和平事业往天上飞，科工是为了战争事业往天上扔；科技向上面要钱打着和平的旗号，科工要钱打着战争的旗号；科技飞向蓝蓝的太空，科工飞向敌人的舰船；科技是英雄，科工是凶手……。 段子有点长了，如上仅仅是节选。而且段子终归是段子，事实上航天科技也做各型战略和战术导弹，而航天科工也做卫星等各类航天产品。中国内地的一位叫“航天狗”的发烧友对此介绍的内容最为详实。如有读者听众对此有点好奇，不妨上网搜索这条“航天狗”的长文，涨知识！ 现在继续说袁洁。此人1986年毕业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飞行器系统工程专业，从航天科工和航天科技的前身航天工业部下属研究员的设计员干起， 2008年就熬成了航天科技集团的党组成员、副总经理，10年后升任总经理、党组副书记。而当时被他接替总经理和党组副书记职务吴燕生则就地升任该集团一把手。 吴燕生比袁洁年长两岁，在航天系统的仕途上也一直领先于袁洁，直到袁洁接棒航天科工老总，两人开始“并驾齐驱”，一直到去年晚些时间一起被“失踪”。 不过呢，即使是在担任吴燕生副手的时候，袁洁在中共媒体上的被关注程度就远高于吴燕生。比如2018年6月下旬被“长安街知事”首发的一篇报道文章，以《大国重器总指挥再获提拔，被评遇事不惊，忙中不乱》为题，说是“国之重器再传捷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发射新技术试验双星。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抓总研制，长安街知事App发现，该集团（2018年6月27日）上午召开领导班子扩大会议，会上宣布：袁洁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此前他担任集团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 原任总经理职务的吴燕生已于今年5月履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把个袁洁从他的当过空军，进过飞机制造厂的父亲开始夸起，把这个“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本事吹得天花乱坠， 其中特别强调的“对质量的重视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令笔者不由得联想起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口中的“虚假战斗力”。 显然，在一大票航天科技领导人中，中共高层对袁洁也是另眼想看。相对吴燕生只被安排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袁洁则在升任航天科工老总的两年多后被安排进入了二十大主席团，不过在接下来的“两委选举”过程中，只“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笔者去年的12月15日在本专栏发表了《二十大上落选中委的那批人》，文中介绍了自实行党内差额选举之后，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人事筹备小组都会费尽心机地安排一批“陪选人”，这些“陪选人”大都是从副省部级的重型国企主要负责人中产生，其中就包括二十大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袁洁。而他们中的相对年轻者，就有可能被安排进入当届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央建议名单，从而成为为当届中央委员差额选举的“陪选”人。当选不当选，就看他们的运气了。比如现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就是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以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职务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本来，当时的中共高层也只是让张庆伟“陪选”的，没成想那届党代表中有好几个地方代表团都在私下里“策反”，在“分代表团酝酿”过程中集体不投中央指定为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某个时任本省副职领导人的赞成票，其中最典型的受害人就是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因为和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时任江苏省省长季允石同时被安排进入中委预选建议名单而在本省代表团中大量跑票，相信在其他地方省的代表团里也有跑票，结果就楞是在中委分组预选过程被“差额”掉，所幸进入候补中委名单后顺利当选，得票数也还勉强说得过去。 除了当时已经被内定为江苏省委书记接班人的李源潮，十六届中委预选过程中因在本省代表团大量跑票而落选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至少还有当时的内定河南省长候选人李成玉。 接下来的故事是李源潮在十六大刚刚开完，刚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之后的第三天即被中组部的时任常务副部长张柏林在江苏省委干部大会上“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升任江苏省委书记，接替已经“当选”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回良玉。按照中共官方当时的公开报道，张柏林在江苏省委干部大会上狠夸了一通李源潮后，特别强调了一句“中央认为，李源潮同志任江苏省委书记是合适的”，意思是你们服得也得服，不服也得服。 至于李成玉则是在十六大开过的一个多月后被宣布由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升任省长。 那么，在十六届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有“受害者”自然就有“受益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当时自己也不敢想虽然被安排进了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但居然会真得当选的张庆伟。而二十多年前的十六大党代表们之所以对他另眼相看，是因为他是当时已经成功发射的“神五”、“神六”的实际负责的副总指挥，“大长了民族志气，大灭了美国和西方航天发达国家的威风”。 说起来这个张庆伟已经是从十六大至前年二十大的连续五届中央委员了，但他在2007年连任十七届中央委员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安排了一个新职务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直到十八大召开的才一年才被升为河北省的副省长、代省长……。 当然，前年的二十大时，开始连任第五届中央委员的张庆伟就已经被内定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但是，相比在航天系统都比他张庆伟晋升得晚，但却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荣升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袁家军和马兴瑞，就证明他张庆伟的晋升副国级不过是对一个五连任中央委员的“元老”人物的政治安慰而已。 不过呢，当年张庆伟的如同中了彩票一样的政治幸运在习近平时代就很难发生了，道理就在于习近平时代的全国党代会代表们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时，一般不敢与中央意图对着干，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唐一军在二十大上的落选中委了。用一位知情人的话说，二十大上浙江代表团和辽宁代表团上上下下都对唐一军义愤填膺，而两个代表团的团长也故意不对代表们做说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届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的那部分当时还是地方在任副职者大都当选，自然也就轮不到本来就是被安排陪选的包括袁洁在内的央企老总中的几个“年富力强”的陪选人。 前面已经介绍完了袁洁是从航天科技到航天科工两企业窜来窜去的，而别看前面介绍的陈国瑛是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岗位上“失踪”的，他本人其实是和袁洁一样的航天专家出身，而且在2022年2月调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之前，先是从2018年5月开始在高卫东手下担任航天科工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继而又在袁洁手下担任该集团的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等于在同一单位里被升了半格。 除了这个陈国瑛，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位置上被于去年12月底宣布撤消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刘石泉，更是航天系统的老资格而且还是“特等功臣”，因为“中国寻航导弹之父”的称号而连任过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届中央候补委员。 此人2013年初就已经被任命航天科工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2019年2月就地升任该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22年5月才转换跑道，调升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 总之，已经被撤消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四个人加上在很可能会在未来三中全会上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的袁洁以及袁国瑛六人，全都是“火箭军窝案”的同案犯。另外一批同案犯则已经在上个月被以罢免或被“辞去”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形式对外证实，他们分别是：2022年之前任火箭军副司令员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副参谋长张振中、火箭军装备部前部长吕宏、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火箭军前前司令员周亚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前副部长张育林、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前副部长饶文敏、火箭军前副司令员李传广……，再加上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前火箭军司令员）和当年分管卫星发射基地的装备部长出身的李尚福。再往前追的话，至少还应包括2022年二十大前先当选党代表又被取消的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员兼航天系统部中将司令员，曾担任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的尚宏中将。 当然，整个火箭军窝案的涉案人肯定远不止这些，特别是航天科工和航天科技下属部门的司局级以下贪官以及火箭军、总装备部内少将及少将以下的中级将军中截止目前已经失踪了多少，外界很难知晓。比如前面说到的王小军，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区区一个研究院院长，被秘密关押个几年都很难被外界知晓，除非其至爱亲朋斗胆主动对外曝光。 不过，无论是火箭军还是总装备部，无论是航天科技还是航天科工，其中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失踪的高级将领们和副部级老总们如今的“下落”都已经明了。这也许说明对整个“火箭军窝案”的调查已经进入尾声，接下来就是要等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对他们中的够级别者进行的党内处理结果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