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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1 月 10 日
两天前结束的中共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包括：增补马晓伟、易会满、曹军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命胡衡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易会满为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马晓伟为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曹军为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隋青不再担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会议通过关于接受张晓明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王填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通过关于免去苟仲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追认关于撤销石磊、唐一军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本文先分析这其中的两个在任中央委员马晓伟和易会满。此二人在被“增补”为政协委员的同时还被决定任命为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不过易会满的副主任前面多了“驻会”两个字。。 出生于1959年12月的马晓伟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是被按照正省部级官员入中委的“三（63）上四（64）下”及“三留四不留”的年龄杠杠入选中央委员的。当时的他还未满63岁。 2023年3月12日，已经担任了5年时间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的马晓伟被提名连任，但是得到21张反对票和8张弃权票，有网站统计说他是这一届所有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得票率最低者。 上个月，离65岁还差7个月的马晓伟的名字不再出现在国家卫健委官网的“委领导”页，其党组书记的职务由时任副部长雷海潮接替。一时间“谣言”四起，有说他是已经被中纪委从高干医院的病床上直接带走的， 有说他是因为“新冠”而被习近平当了“替罪羊”的……。也有说他是因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但无论什么原因，急匆匆安排一个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国务院部委一把手才一年多一点时间的当届中央委员退居二线，肯定不是一种正常人事运作。其实有些墙内媒体在相关报道中也特别暗示了这种不正常。比如澎湃新闻5月6日发表的《雷海潮已任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一文中说：“查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注意到，雷海潮已任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此前，国家卫健委主任、党组书记职务由二十届中央委员、出生于1959年12月的马晓伟担任。” 而如今全国政协的新一波人事安排中既然包括了马晓伟“二线”职务的内容，也许可以证明他提前离开国务院部委的一线岗位有可能是健康出了问题。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内部受到了轻处分，比如被内部作出了“问责”处理。 中共中央2019年9月印发的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规定：“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予以问责：……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扶贫脱贫、社会保障等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问题得不到整治，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突出，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是不是挺适合马晓伟的？ 撰写此文之前，笔者刚刚核对了中国政协网的“教科卫体委员会组成人员”一栏，确认主任和副主任一共15人中，唯有马晓伟一个是在任中央委员。 该委员会的主任是比马晓伟年长3岁半的前教育部长陈宝生，退居二线前已经有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委员的政治资本。巧合的是，这个陈宝生在2018年3月被决定连任教育部长时，也是同时产生的所有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得票最低者，当时得到了47张反对票和14张弃权票。 而目前的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一共14人，政协网站上说明是“按姓氏笔画排序”，可内容中却是把新任命的马晓伟放在第13位，新任命的“驻会副主任”曹军（女）放在最后一位。 相比较而言，这新一波全国政协的人事安排中涉及的两个现任中央委员里，墙内舆论对马晓伟“退居二线”的关注不很强烈，但对易会满的“履新”安排则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甚至愤慨。 台湾中央社日前刊登的《中国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履新 网路恶评如潮》一文中说：陆股年初连续大跌，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2月被免职下台后，股民额手称庆还期待他被当局查办究责。不过易会满今天被发布新职，将出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形同安全落地，引发网路恶评如潮。迫使许多媒体关闭评论。 在微博相关新闻讨论区，网友解读“这算安全落地了吧”、“上面对易同志很满意”；还有人造今日金句：“众散户落水，易主席上岸”。 股民一面倒痛批表达不满：“战犯级别的人，居然高升， 不应该吃牢饭？”、“都这样祸害人民了，还能当父母官，巨大的讽刺”、“把股市搅烂，升官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真是无语了”。 还有股民形容，“先让一个姓易的大量上市来抢，抢完了让一个姓吴的开后门让上市公司退市跑，投资者就易吴（一无）所有了”，引发网友热烈转传。 财经网红“超短起爆点”发文说：全网都在等这易会满给投资者一个交代，看看他如何解释透过大量造假上市了那么多垃圾企业。“结果人家高升了。你说神奇不？” 对于易会满“该当何罪”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把易会满如今在全国政协系统的“履新”形容成“上岸”是否贴切暂且不论，理解成“升官”和“上面对易同志很满意”就大错特错了。 说起来，这个易会满可是中央金融系统里的唯一一个二十届中央委员（除何立峰外）。中共央行的网站2022年7月刊登的《中央金融系统选举产生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党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何立峰同志当选》一文中说，中央金融系统产生的二十大党代表共44名（包括何立峰）。代表团的团长是十九届中央委员郭树清，副团长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易纲和易会满，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潘功胜。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这44人里，除了何立峰和易会满 “当选”了二十届中央委员，日后接替了易纲央行职务的潘功胜居然连再任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机会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在前年10月的二十大闭幕之后，易纲的央行行长接班人“还是姓易”的说法无论在墙内还是墙外都大有市场。 笔者也在去年2月3日发表的《下届央行行长的几个可能性人选》中介绍和分析说：外部有好事者在有金融背景或者曾经有过财政和金融工作经历的二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里为易纲挑选了几位央行行长接班人。其中之一就是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 笔者当时的这篇文章里也还介绍了与易纲相比，这个易会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连个正经的“土学历”都没有。官方公布的简历中没有他的大学经历，只说他在职期间拿到了“研究生”学历。 不过，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才又核对了一下易会满简历的不同出处，发现易会满不满20岁那年“参加工作”之前，还是有过三年大专校园生活经历的—-虽然他当时进入的学院是当地几所中等专科学校合组改建的。 易会满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职务是从2019年1月正式开始的。此前他是以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身份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今年2月被免去证监会主席和党委书记职务时，他的59岁生日才过了两个多月。此后以在任中央委员身份在家赋闲了四个多月才被宣布“履新“，而且”履新”的职务只是全国政协下属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算是哪门子的“高升”啊？ 通常，全国政协下属的各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们大部分是从正省部级和副省部级岗位上被安排退居二线者，这部分人退居政协后的原级别和待遇都被保持不变，不会升也不会降。而他们的“俸禄“也都是由他们进入政协之前的“原单位”负担。例外的就是这些专门委员会里的“驻会副主任”。这些“驻会副主任”才是全国政协的“编制内”人员。 虽然本届全国政协下设了10个专门委员会，但并不是每个专门委员会里都有“驻会副主任”的。截止目前全国政协官网上公布的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里，笔者都没找到现存的“驻会副主任”的设置和安排。日前的这一波全国政协的人事安排事项之一是隋青不再担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一项，但同时也并没有宣布为该委员会安排一个新的驻会副主任。也就是说，从本月6日开始，这个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就不再有驻会副主任了。以后安排不安排是另外一回事情。 至于和马晓伟、易会满一同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曹军（女）同时也被任命为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是因为去年1月17日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经“经过表决刘慧不再担任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之后，这个位置就一直空缺。 为了说明如今的易会满的“履新”实属遭贬，有必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刘慧。 与马晓伟同年同月生的刘慧是回族女性干部，是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天津回族出身的她曾先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和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维基百科上介绍说（当时的）她是中共建国以来第五位担任省级行政区最高行政官员的女性。 这位刘慧担任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具体时间是2013年4月23日至2016年7月3日，接替她这一职务的也是一个回族女性，姓咸名辉。 咸辉当时也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比刘慧年长近两岁。 日后，刘慧在十九大上再未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会，咸辉则是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已被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的前提下，又在十九大上被安排连任中央委员。接下来，这个咸辉虽然在二十大上未再连任中央委员，但却在二十大召开后的次年三月被安排成了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刘慧的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职务的前任王正伟则卸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退休。 这样一对比，就不难看出比如今正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咸辉要年轻近两岁的刘慧，当年被调出宁夏到国家民委担任副主任，虽然特别被宣布为正部长级，但事实上是被暗贬。在中共政坛上谁都明白，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女干部，只要能够在自治区政府主席位置上干得顺利，日后大都会有机会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或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而刘慧被调到国家民委之后，于2022年8月24日被增补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被任命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同年9月，她又被宣布“不再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2023年1月17日，也就是全国政协换届的前两个月，刘慧又被宣布了“不再担任”她才“上任”不足半年的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的职务。此时，刘慧63岁的生日才过了一个多月，提前退休了。 关于刘慧当年为何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相比咸辉而言），内部说法不一，也不是本文要介绍的重点。本文介绍她仕途经历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一个正省部级的适龄干部被安排成全国政协下属的专门委员会的驻会副主任，绝对是一种组织上的降格处理。甚至不排除仅仅是日后再安排其提前退休的一个过渡。 更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近日强调，中国正在透过“代理人”与西方民主国家作战，打击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繁荣，却同时力图维持强劲的贸易关系，相关国家应该警惕、团结以对。 川普政府时期的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5月18日在英国伦敦指出，中国凭借经济实力，向俄罗斯、伊朗当局以及相关恐怖组织等代理人提供实质支援。博明并提醒，欧洲和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市场，事实上具备制衡中国、削弱中国打击欧美安全繁荣之能力。 被公认为川普政府亚太政策“中国通”的博明指出，近年世界局势显示民主国家吓阻威胁能力崩坏，例如阿富汗民选政府倒台、美国仓促撤军，大约6个月后就爆发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博明对此表示“我不认为这只是巧合”，并且强调欧美确实有能力让中国付出代价，让中国不再能轻易“如寄生虫般”靠着欧美市场滋养茁壮，甚至支持“代理人战争”。 《沸腾的护城河》关注台湾国防安全 博明即将访问台湾并且发表新书《沸腾的护城河》（The Boiling Moat: Urgent Steps to Defend Taiwan），对于台湾加强国防方面，认为台湾需要有全新的军队文化，台湾政府也应该培养“全民抗敌”的集体意识，并在物质、组织，以及军事知识与理念上提供支持，以“社会纵深”弥补台湾“地理纵深”的不足。 博明在《沸腾的护城河》强调，为吓阻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盟友必须在台湾海峡强化集体合作，让台湾海峡有如“沸腾的护城河”，而宽达一百多公里的台湾海峡，正是台湾的护城河；并且呼吁台湾加强军事吓阻能力，因为国家力量的展现，包括外交、经济、资讯战等等，若无高度可信的（军事）“硬实力”作为坚实基础，就无法奏效。 博明书中以“金城汤池”为喻，表达对台湾国防的高度关切。“金城汤池”意指坚固的城池，要有金属打造的城墙，以及沸水滚动的护城河。而书名Boiling Moats，典故出自《汉书蒯通传》“金城汤池”之喻——“边城之地，必将婴城固守，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 《沸腾的护城河》共同作者卡纳帕（Ivan Kanapathy）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台事务主任，长期为白宫制定美中台关系政策，也曾任美国在台协会（AIT）武官。书中传达三项要旨：第一，中共武力犯台威胁不但真实，更是迫在眉睫。而进犯台湾，主要是为了彻底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 第二，唯有备战才能止战。博明认为二战后，西方自由世界坚实军备的硬实力（hard power），是未让“冷战”升为“热战”的唯一保证。若习近平坚信中国会获胜，就会倾向发动战争。而自由世界当务之急就是要中共认清犯台必然失败，且会对中共及习近平造成灭顶之灾，如此方能确保台海和平。 第三，为有效吓阻中共，民主国家必须立刻行动。博明认为俄乌战争显示“吓阻”的代价要比战争低得多，在书中对此提供许多政策建议。 此外，《沸腾的护城河》主张台湾政府需要全新的军队文化，培养全民抗敌的集体意识，并提供物质、组织、军事知识与理念等支持，以“社会纵深”弥补台湾“地理纵深”之不足。 博明建议新上任的赖清德政府深化军事改革，例如其一，国防部门换血改造，拔擢愿意接受新观念的军人，强调“支持国防建设”是台湾社会共同使命。 其二，学习以色列建军备战观念，而非独师美国。借鉴男女皆兵等兵役制度、精实后备训练，建立强韧的民防体系。 其三，建立国土防卫部队。以社区防卫为主的国土防卫部队体系有助台湾应对持久战争，提高中共犯台成本，吓阻侵略野心。 提防中共“把击败国民党的方法拿来对付西方国家” 随著川普政府换届，博明自离开公职加入智库之后，似乎在反共志业上更有挥洒空间，也更不遗馀力。例如不久之前，日本《日经亚洲》（Nikkei Asia）在五月中旬以〈美国分析家：对台防卫战略模糊需要澄清〉为题报导，指出博明认为美国下任总统应该维持现任总统拜登对于中共犯台会进行军事介入之多次承诺；而美国前总统川普若在今年底再度当选总统，也应表明不许北京在西太平洋发动战争，包括入侵台湾。不知是否巧合，5月28日《华盛顿邮报》报导，川普在竞选活动中大呛中共，他再度当选总统后“中国要是犯台，就把北京炸了！”——这么清楚的“表明”，连中共军方都急得大骂“丧心病狂”，似乎相当奏效。 今年四月，博明与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首任主席盖拉格（Mike Gallagher）联名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撰文直言，北京正在全球进行一系列瓦解西方民主秩序之行径，美国的抗中斗争“必须要赢”，而不能只是主导竞争局势而已，警告拜登政府若优先考虑解冻与习近平关系，是陷入了熟悉的陷阱。 博明和盖拉格强调，习近平已经对美国发动冷战，华府不该否认美中冷战的存在，反而应该承认，并且坚决赢得这场战争。 4月12日，博明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纪念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45周年的研讨会，敦促美国政府尽速祭出更明确的法案以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吓阻北京犯台野心，“如果不这样做，北京会认为我们只是在吹嘘。” 早在2020年10月23日，博明任公职时曾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发表中文演说，警告西方国家，中共正运用大数据进行统战、干扰各国政治，更应特别提防中共“把当年击败国民党的方法拿来对付西方国家”。 坚定挺立在反共阵线，博明的发言以及预言，屡屡振聋发聩，并且印证属实，六月访台之行又将如何为台湾及世人敲响警钟，值得期待与关注。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三十五年过去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国的禁忌话题，很多中国年轻人也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血腥镇压，天安门事件是中国政治格局的转捩点，也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习近平上台后抛弃韬光养晦政策，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面目，但是离开看穿中共还很远。 六四改变了中国，至今阴影不散 1989年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骤逝，成为民众不满改革缓慢、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剂。几千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并很快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民主运动。6月4号，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大屠杀，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 六四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重大转折点：六四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年，中共高层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体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杀除了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人民的民主诉求。 林培瑞说：“更重要的一个后果是镇压了老百姓的（思维）变化，因为80年代学生能够出来上街抗议，写他们的文章，80年代是一种相对来说共产党最开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后不再开放，一直到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考虑是，用2,000个生命来换20年的稳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样说，但是很清楚这是他镇压六四的一个政治考虑。” 1978到1989年期间，中国民间在反思文革的历史伤痛，希望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但是六四强行把学生和市民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的和平呼声镇压下去，终止了前面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势头。 林培瑞当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北京办公室主任，他帮助中国异议人士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被中共列上黑名单。他认为镇压六四的影响不止20年，至今已经35年了，屠杀的阴影一直旋绕在中国人的头上，而且很可能还会再发生，比如镇压法轮功和香港民主运动，肆意逮捕和拘押维吾尔人等等，虽然镇压行动在规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镇压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会动真格的。 六四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23年里，中国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这个无害的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李伟东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更严厉的制裁中国，让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中国，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 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兼讲座教授的汉学家林培瑞说，当年美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要跟共产党保持一个基本关系，一起对抗苏联。二是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抱有希望，以为邓小平又要重新改革开放。 他说：“六四后邓小平主张的是韬光养晦，把中国强势的那一方面掩盖起来，让外国政府认为中国能改革，会潜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发展，我相信邓小平是故意让外国人那样看。” 林培瑞说，六四后从1989一直到1994年，美国政界曾经把经济和人权挂钩，美国国会每年都讨论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1994年以后，克林顿总统决定把人权跟经济脱钩，影响到今天。 西方至今没有看穿中国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和压制异议人士稳固权力之后，公开改变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开始在全球主动出击，让西方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意图。 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评论文章，标题时《习近平，谢谢你》。文章用嘲讽地语气说，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被视为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为西方不再对习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说，“这些希望不仅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战争变成了大规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镇压堪比苏联的古拉格。你的经济‘改革’相当于让通常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主导者。” 林培瑞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经希望中国潜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变，但是大约五六年前北京镇压维吾尔人之后，这个美梦破裂。同时，很多到中国去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发现，中国学会了西方的科技之后，自己创办公司，搞不公平竞争，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产党的一些美国商人也开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说，西方社会离开彻底看穿中共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他说：“美国政界商界里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有那种天真的想法，觉得共产党也是人，我们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举个例子，最近关于要不要禁止TikTok的问题，很多好心的美国人说，TikTok是很多美国年轻老百姓很喜欢的东西，可以用它去发挥自己的看法，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工具，等等。他们看不到TikTok的具体作用，因为ByteDance是共产党所有的，它的那些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闻标题引到亲共，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头捣乱的那种所谓新闻节目。部分人看不到这个，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彻底看穿没有？还有相当的距离。” 林培瑞警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对人类的危害甚至大于希特勒纳粹。 他说：“希特勒的集中营是杀人，烧毁尸体，没有别的能够跟他作比较，这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一个事件。但是你根据人数，多少人因为毛泽东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杀的人）多得多。大跃进大饥荒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下命令怎么种菜，等等，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饥荒，至少是3,000万，有人说4,000万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泽东干出来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数字去衡量这个问题，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坏多了。希特勒杀人是很残酷的，但是毛泽东时代，包括习近平时代，杀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残忍的。” “中国梦”只能暂时掩盖伤口，六四早晚会成为中共新的噩梦 中国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长达50天的学生抗议活动称为“政治风波”，把那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习近平上台后，宣扬中国复兴，年轻一代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六四，也对六四不感兴趣。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成功地让中国人摆脱了六四的噩梦？ 前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封从德封从德在旧金山参加六四35周年专题研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每年纪念六四，应该把（被）中共枪决的那些人高举，把他们的像要刻出来，把他们的名字念出来，这些是我们最应该纪念的人，他们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会在制度和价值层面上成为中共新的噩梦。他说，习近平想跟毛泽东一样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范围广得多。网络之前的中国老百姓是孤立的个体，所有媒体是从上往下。有了网络以后，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来源是从下往上，现在的年轻人的视野比他们的前辈广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时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说，目前中国民主进程倒退是习近平压制的结果，表明上看似平静，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DNA，因此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并不悲观。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6月4日，终年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纽约时报广场（Times Square），一则秀有“Stand Strong WITH TAIWAN”字样的广告出现在它知名的分岔路大楼看板。广告缘由，是为呼应前不久在台湾青岛东路抗议国会扩权的民众集会，而有海外侨民自行集资募款，设计出了这段30秒的台湾意象动画（24小时间隔播放）。不过，基于宣传地点（繁华的商业区）、广告属性（正面氛围），使得这支广告的目的，到头来并不在批判自己的政治对立面，更大成分，却是以“站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姿态，对台湾那些身处第一线关切国政的民众做出回响。 当天活动聚集了数百名纽约老中青三个世代台侨，其中不难撇见和前不久“BIG电影”纽约首映及“湾声乐团”纽约首演的同一面孔，更不乏名符其实“公妈应援”的祖父母级老侨。如此，这样的回响，自然也带有基于特殊处境下的“台式乡愁”，也就是“纽约青鸟”（之后还有其他国家城市、国家响应，地理名称应该会再增加）广告上架行动，终究在呈现民主、自由台湾的真实存在，今天抗议国会扩权也许是这场海外发声的触媒，但“台式乡愁”本身向来并不具政党垄断性，6月4日时报广场上那些“熟面孔”，多有十年前无党的柯文哲、后来创办时代力量的黄国昌支持者，那时他们不也一样不计回报为柯、黄出钱出力、热情款待，只是十年一觉，才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 另外，“Stand Strong WITH TAIWAN”上架的时间点在6月4日，因“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之故，难免让人别有政治联想。事实上，在这之前，中国海外民运团体（民主派）不是没有相关纪念活动（每年例行），例如华人群聚的纽约法拉盛（中国移民占多数），6月2日就有一场纪念天安门广场大屠杀集会，只是当天除了有中侨参与纪念，另也有一帮中共支持者在周边闹场，他们除了反呛高喊“共产党万岁”，因为眼见有台湾人也出现在纪念六四活动上，竟向其连番斥喝“滚回台湾”，画面颇为“肃杀”。 相较于6月4日时报广场“Stand Strong WITH TAIWAN”广告上架活动（之前台侨、学生透过网路串连，号召前往打卡），尽管它的动能始于台湾内部激烈的政治争斗，惟它的目的在鼓舞各地台湾志同道合者，而非借由外在舞台批判内部反方，气氛上也就呈现了一片欢欣祥和。不过，海外台侨之所以能对支援台湾这般“乐此不疲”，长期以来，当然也建立在两个关键基础，一是“意见表达自由”，一是“经济自由”。 前者，走过黑名单时代，台湾早没有“自己海外行为连累国内家人”的风险，但那些在法拉盛举布条声援六四的中国移民，胆敢站出来，几乎就已不指望回祖国和家人团聚。台侨是对台湾政治持续抱有期待而参与海外政治活动，但有多少盼望中国民主化的中侨，是以坐等奇迹的心情在面对中共做最后一搏。其次，这次纽约时报广场广告集资，三小时在上千人赞助下达标（约8万美金），同时代表了海外台湾人对家乡政局的高度关注，另方面也说明了出门在外，向来都是台侨对台湾政客予以财力支援（例如帮忙募款），而非台湾政党或政客为之赞助反馈。台侨的“经济自由”，很大程度便决定了他们海外政治表态的自主性，这点，更是那些经常受控于中国外交单位的“海外小（老）粉红”从未曾享受过的特权。 看待“纽约青鸟”的视角，尽管无以回避它就是一场台湾国内政治喧哗的海外延伸，却也因为“六四”这样的时间点，它再额外反衬了许多中国人尽管早已移居美国，也未必就能完全挣脱中国的囚笼。最后，借由这样的活动，其实也愈加显现所谓“台湾意识”并不全然就是政党意识，或者一定和个人血缘出身有关，而是长期作为一个被（中国）压迫的群体，终究养成了某种心灵状态，即自知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被世界重视，尤其才能得到公平竞争（国际上）的机会。纽约时报广场的看板是对所有人开放，乌克兰遭俄罗斯入侵期间，时报广场也曾出现许多支持乌克兰的意象广告，背后出资者则多仰赖美国在地富豪慷慨义助（包括UBER，还有多个非营利组织），广告商毕竟在商言商，资本带来了话语权，这也是关于“纽约青鸟”的另一段阐释说明。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5月20日，赖清德宣誓就任台湾新总统。三天后，中共启动又一波围台军演，号称“联合利剑-2024A”。由东部战区出动海空陆三军，对台湾展开以军演为名的骚扰。中共收获了什么？至少有十大看点。 陆股暴跌，台股高涨。军演一开始，5月23日，台股高涨，达21000多点；陆股暴跌，上海股市再次逼近3000点；港股也应声大跌，跌至18000多点。中国网民总结说：解放军军演，把台湾股市吓得高涨了，把陆港股市吓得暴跌了。没有吓着台湾人，倒把大陆人吓着了。亲共报人胡锡进暗示大陆股民不争气，连两天军演都顶不住。 对台湾的恐吓效果递减。中共大搞围台军演，而台湾社会，排名热搜第一的竟不是军演，而是日本文艺界的出轨绯闻。可见台湾民众对中解放军演的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达到何等程度。恐吓效果递减，让意图制造台海“兵凶战危”的中南海显得颇为尴尬。 台湾国会争斗，中共抵近军演，是里应外合吗？但效果抵消。军演前后，在台湾立法院，加起来过半数席位的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力推“国会扩权”的相关法案，场内遭到民进党议员抵抗、场外引发数以十万计民众聚集抗议。蓝白凭借过半席次，最后强行通过扩权法案。但台湾民间认为，王沪宁和中共是“国会扩权”的幕后黑手，而中共围台军演似乎要制造里应外合的阵势。但，正是这种阵势，激发台湾民众群起抗议。如果真有“里应外合”，其效果自相抵消。 中共解放军演，表面上声势浩大，却没有实弹射击，宣传报道用动画片代替，给人打嘴炮、“提虚劲”的形象。小粉红、老粉红为此大为失望、失落，纷纷在网上表达不满、窝火。两年前，因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大搞围台军演，发射了11枚导弹，竟有5枚偏离目标，打到日本经济专属区，大出洋相。这回围台军演，解放军未再发导弹，是不是因为解放军导弹仍是豆腐渣、打不准，因而力避出丑，我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周边国家眼中，中共解放军力实力必由此再次大打折扣。 暴露作战底牌，尽为美台两方所掌握。美国国防部的声明一语双关、耐人寻味：“此类演习为美军更加深入了解解放军的运作方式提供了难得机会。”“事实上，这些活动显示出解放军要成功实施他们正在演习的这类任务将是多么困难！” 围台军演再度爆出丑闻：解放军战机歼-16、轰-6遭台湾国军战机F-16V锁定瞄准，随时可用空对空导弹击落。相关视频疯传，让中共难堪。国际媒体惊呼：“（这一细节）意外展示了台湾强大的军事打击力。”中国网民感概：“原来真正军演的是台湾啊！” 而军演次日，中共4463吨位的半潜式拖船“联合启瑞”号在东海沉没，原因不明。但禁不住网民议论：没有把对方的船击沉，先把自己的大船击沉了。稍后又传出中方无人机坠毁台湾海域。机毁船沉，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激发周边国家敌对，提升国际社会警觉，催化国际共识。中共军演前后，连素来绥靖的德国都罕见表态：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乃是对整个世界挑战，德国不能置身事外，有必要派军舰行经台湾海峡，以彰显德国阻止战争的明确立场。 加剧解放军内部抵触情绪和反对意识。东部战区在前线演习，负责拱卫北京的中部战区也不能闲着，半夜吹起军号，官兵被迫起床演练，因此怨声载道。适逢河北下暴雨，中部战区传出“水淹中南海，吊打习近平“的咒语，可见军队内部存在着对习近平的不满。有可能，军心动摇，军心涣散，军心思变。 事实上，频繁军演和频繁出丑，必然打击习近平在军中的声望，削弱了他在军中的权威。加上频繁的军中大清洗，注定埋下更大不满、甚至仇恨的种子。在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旗号下，习近平的逆势操作，无形间，祸加自身。 综上十大看点，就是习近平和中共的十大“收获”，都是负收获、负效果、反作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是八九六四35周年。对现代中国来说，这个日子既是光荣的，也是黑暗的。“光荣”指的是，自中共全国建政后，乃至中国近代开埠以来，还没有一场群众的反抗运动像六四一样，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参与者如此之众，特别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天安门广场，抗议当局的学生如此之多，反抗行动如此之坚定；“黑暗”指的是，与此同时，也从来没有看到，号称“人民”政权的中共，在这一天撕下了其伪装，命令它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创，酿成了屠杀事件，赤裸裸显露出法西斯的本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35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很短，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的历史来算，已经相当长了，而如果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则更长。当年参与六四抗议的大多数学生，如今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从一个血气方刚、指点江山的青春少年，变成了肩负家庭重责、为生活而奔波的父母。对一些人来说，也许没有了当年的反抗意志，只想过平凡生活；对另一些人来说，当年改变中国的梦想仍然还在，并矢志不渝地追求。不管当时的参与者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必须面对一个冷酷事实：中共政权并未如六四之后一段时期许多人预测的那样，撑不过几年，它至今看上去，仍然牢牢控制国家，似乎没有垮台的迹象。一些人由此不看好中共会被反对它的力量打败。 尽管如此，随着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尤其是美中全面对抗的加剧，中共又到了一个危机的历史时刻。这再次给了人们反抗的信心和勇气，反对清零的白纸抗议运动就是一个代表。在很多人看来，别看当局全副武装，张牙舞爪到极点，那不过是纸老虎，没什么可怕的；或者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只要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不断加码，中国经济就好不了，经济衰败，国内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和士气就将愈加低落，包括精英阶层在内，对当局的不满只会更加强烈，任何一个当局无法把控的不测事件都会导致政权内部分裂，从而推翻中共指日可待。 前一种看法有些太悲观。中共确实藉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在统治人民、掌控政权方面，增加了很多工具，尤其在高科技监控人民这点上，已经做到炉火纯青了。但要看到，正如中共自己经常强调的，决定政权是否垮台的根本，是人心向背，是否得到人民支持。如果一个政权，已经丧失了民心，纵使物质再强大和手段工具再先进，也是挽救不了衰败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垮台是个大概率事情。 后一种看法又有些太乐观。虽然中国目前遭遇到了很多困难，当局面临着内忧外患局面，但中国是否崛起到顶，国际学界其实是有着争议的。另外，中共手中掌控的资源和工具，在维护政权，打击反对它的力量这点上，还是不能小觑。加之中国的规模和人口，以及当局在应对美国围堵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护身符，如果没有内部民意的普遍觉醒并付诸于行动，把希望寄托在外部，以为中共真的像个稻草人，一戳就倒，也有点一厢情愿。 事情或许在两者之间，既不能太悲观，也不能太乐观，在从事针对中共的反对运动中，用得着中共常说的一句话，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也就是，在战略上，有中共必被垮台的信心和信念，否则，反抗运动作为一项事业就没有意义；但在具体的反抗运动的战术和步骤上，要把中共作为一只真老虎看待，正视它目前看似还很强大的事实，也正视中国目前复杂的现实以及反对运动相对还弱小的状况，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步一步来，积小成多，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 当然，也需要看到，目前这种海内外联动局面，在六四35年来，的确是一个从事反抗中共运动的好时机，甚至称之为“天赐良机”也未尝不可。就此而言，信心上乐观一点也是有道理的。尤其对海外反对运动来说，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创出一种新的反对中共的局面。至于国内，鉴于当局铁桶一般的维稳，使得有规模的反抗几无可能，只能呈现为零散的、个体的抗争，包括一些泄愤事件，从这个角度说，目前有利时机还不能转化为现实可操作的反抗运动，所以暂时还不能寄以太大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六四可以给海外反对运动提供一个好的精神资源。 提炼六四精神用以动员大众 在过去的35年，海内外对六四的反思和检讨，基本聚焦于当时运动的领导者策略运用得当与否的问题。反思者经常在以下问题上进行争论：在强硬派愿意谈判的时候，是否应该见好就收；是否要把主要矛头对准邓小平；是否要听从学生中激进声音的主张，以及是否真的对中国国情有了解等，这些争议当然都是必要的，理性的检讨有助于下一次大的社会运动来临后，避免重蹈过去的失误。但是，在对六四本身检讨的同时，如何将六四化为激励人们抗争的勇气，化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的精神资源和符号，或许是当下海外反对运动在纪念六四，反思六四更要紧的课题。 中国社会包括党内虽然对当局的不满日渐增多，尤其对高居庙堂之上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然而，基于各种考量，特别是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考量，以及对当局残酷镇压的恐惧，敢公开反抗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这不能怪大众的利己主义，毕竟在一个专制社会，敢以身试法，挑战专制政权，舍身取义的人在过去每个时代并不很多，更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在压制异端和镇压反抗力量这点上，新时代是集过去各个专制旧时代之大成，早就将社会的维权力量和党内的异议之声扑杀掉了，并对社会进行无死角的监控，个体要去对抗一个组织化和体系化的专政怪兽，确如飞蛾扑火，代价太高。所以，无论是基于害怕还是理性的算计，一个原子化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太可能把对政权的不满和反抗的意志公开化为反抗的行动，充其量是把这种反抗局限在与政治无关的维权领域。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实。 海外反对运动理应认识到这点，但这当然不是说，在这种现实面前，就只能徒呼奈何。海外反对运动可以做的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工具，进行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动员，积蓄力量，让海内外民众尤其对当局不满的人意识到，造成中国百年危局的，正是这个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只要这个政权不回归人类的普世价值，它存在一天，就会将你我带入险境，想岁月静好，不关心政治，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从而使人民打破对当权者的幻想，为大变局的到来做好思想乃至组织的准备。 简言之，海外反对运动要做的事情，是在动员中让人民认清中共的本质和新时代的荒诞性，六四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精神资源。因为中共对六四的屠杀最无情地显示它的残暴性和反人类性。有了第一次也许就有第二次，但是在对中共特别是现政权的认识上，并非很多人都有这种认识，不少人甚至认为，正因为有了中共对学生运动的戒严和开枪，才保得中国的稳定，从而有了之后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才坐二望一，成为敢和美国叫板的全球大国。这是屠杀之“功”。此种糊涂认识弱化了人们的反抗意识，助长了中共专政。海外反对运动必须对此拨乱反正，这就需要对六四的价值和精神，用简单明了、直指人心，和富有感染性的话进行提炼，以作为动员海内外大众的口号。 在笔者看来，六四是一场热血学生真正为国家前途命运着想、反抗中共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体现了学生大无畏和可贵的对专制政权不服从、不合作的现代公民意识。中国的历史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只有做稳了奴才和做奴才不得的两种情形。做奴才而不得就造反，但造反是为赶走一个鸟皇帝自己做皇帝，因此中国的历史是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社会也就在这种循环中越来越精神萎顿。晚清和民国因为有民族的救亡存图，在西学东渐、图强变革之下，社会一度思想开化，各种主义流行，涤荡了旧时代的腐朽气息。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共一统江山后，带来了比过去更严酷的专制，直至六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它是一个思想全新的反对运动，本来是可以把中国带入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新时代，可惜被中共的屠杀扼杀了。 海外反对运动应该将六四反抗专制统治的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的精神揭橥出来，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成为在心里反抗当局的最响亮口号。这是一个播种的过程。 谨以此篇，纪念六四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将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 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两种因素 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只有一种因素起作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动物行为也是自然力量。人类历史，则是由两种力量起作用，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是改变自然力方向的行为，一个人或一些人，特别是掌握巨大权力和影响力的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16世纪欧洲的新教革命，是马丁·路德一个人发起的。缔造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是一个人想出、41人签名提出的。共产主义在19世纪的传播，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邓小平通过六四埋葬了共产主义。宫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江青嫉妒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无限风光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有一条根本的分界线，这就是理性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计算的利益决定人的行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决定行为的方向。科学包含人类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类最深的情感。 在一国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缘政治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个人怕另一个人，这也是自然力量，而国家的军力 、国家首脑人物的决策都是人为力量。 恢复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历史，如果有一个关系到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当权者竭尽全力要掩盖真相，正义就会受到压制。正义的力量是一种自然力量，对正义长年累月的压制，会使正义爆发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几百万人参加，规模巨大，历时数十天，最后都以暴力镇压收场。在现代民主国家，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最后结果一般造成政府权力的更迭或个别当权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发生，但不会发生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机枪、坦克，屠杀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这样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声讨和谴责，这是正义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一种不可改变、不可动摇、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东欧许多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苏联大帝国的解体，正是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纪全球政治气候根本性的改变，二十一世纪虽然有局部的战争和革命，但历史的大方向已经改变，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世纪。 天安门事件的三大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二是中南海宫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复历史真相也有三点：一是要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天安门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而是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规模的、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是恢复当时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个人怕另一个人，在发生冲突时，前一个人就会面临失败。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自然力量。邓小平怕毛泽东，而赵紫阳怕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在5月16日这一天，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赵紫阳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来源：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鲍彤还说：“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鲍彤是起草人，最后讲不讲，完全由赵紫阳本人的决定。（来源：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6卷第229页，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5月17日邓小平自然成了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几百万人和全中国人民谴责的目标，使天安门学生更加不离开广场。我起草5·17宣言，没有害怕和危险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在赵紫阳去世后二十年、事隔几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历史真相一 一呈现出来。恢复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还包括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当时万里、李鹏、乔石、胡启立、杨尚昆、陈希同和反对戒严的几位上将的作为。 恢复历史真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公开宣布六四是的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的大屠杀，要把发生大屠杀的法律责任一 一查清，给天安门母亲和所有六四死难者家属以关怀和赔偿。 正义的阳光将照遍中国大地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今历时 35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之所以没有恢复历史真相，与六四后邓小平在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走“半资本主义”道路，大规模引进外国生产技术，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密切相关。 1789年后，法国大革命失败的真相就摆在全法国、全世界面前，19世纪法国和西欧的政治气候发生大变，争取民主的声音变得微小，这一点与1989年后的中国有相似之处。在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中，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法国在19世纪中期，在一个新的专制环境下实现了当时经济的“现代化”，巴黎街道面貌就是在那个时代改变的。早期资本主义产生的两级分化，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叶开始抬头，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使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在西欧国家蔓延。狂妄愚蠢的路易·波拿巴，为当皇帝，把法兰西共和国改变为法兰西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才使法国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共和。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面貌，可以说，天安门学生运动，就是20世纪世界面貌变革的第一推动力。天安门事件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但没有改变中国，中国的当权者以为这样的事情，三十年不讲、不谈，一代人过去，事情就过去了。在21世纪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时代，当代人工智能开拓者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提出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观念，其中一点就是，人的价值在于历史。在涉及全中国、全人类的重大历史问题上，掩盖历史真相、让人遗忘历史，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地上没有正义，就不可能建立法治，中国要成为人权得到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文明国家，第一要做的就是恢复六四真相，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六四？”三十五年过去了。已经成了历史了。忘了吧。向前看了吧。 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有着许多答案。没有任何一个答案是充分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够。问题还留在半空中，寻求答案。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萦绕在刘晓波的心头，直到晓波去世；亡灵们也将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刺刀上闪烁的篝火，令人难忘；即使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也不会忘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那一刻，这个党撕下了所有伪装，毫不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是一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镇压；不是事故、不是事件或风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不像今天中国的一个孩子所能够想起的，一片空白。它不是别的，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正如方励之以他特有的睿智所言：那是他所知的唯一的国家武装侵略本国的例子。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自己有什么记忆。 在执行屠杀的命令之前，他们在北京的郊区被洗脑，以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们不知道他们头脑中想过什么。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想知道。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丁子霖还活着。她87岁了。她走到哪儿，便衣警察跟到哪儿。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吗？ 不是。为的是国家政权的安全。没错，一个拥有千亿元GDP和两百万军队的政权，竟然害怕一个87岁老太太的伤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气，而是她脑子里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这是我们值得记住的。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要支持其他想要记住的人。我们单独记忆，我们也共同记忆。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记住它，可以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记忆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政客提到“利益”时，总是物质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样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拥有一艘游艇重要得多。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转折点，朝着可怕的方向。我们不希望看到它把世界带进深渊。但我们不知道，只好走着瞧。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种事儿只有通过记忆，才能在脑子里存在。这种事儿难道能想像得出来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鄙！我们要对抗专制，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对抗专制的唯一方法。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他们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为什么？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出了所谓的“判断”，那为什么不让人们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便衣密布，说明这个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反腐倡廉在中国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和政策。然而，很少有人认真地问一句，共产党干部自称大公无私的“先锋队”,为什么共产党国家干部的贪腐从来都屡禁不止，而提倡共产党干部保持清廉，却比民主国家难得多呢？事实上，共产党干部的贪婪和虚伪证明，共产党政权本来就建立在自欺欺人的基础之上，而反腐倡廉则是一个共产党干部永远挂在嘴上、却难以兑现的宣传。中共推行经济改革四十五年，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三个悖论，即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现在中国政权面临的局面，已经不是经济改革能不能推进的问题了，而是中共再也跳不出官场悖论、改革悖论和打贪悖论的怪圈。 一、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 习近平经常“教导”中共的各级干部，要“不忘初心”。初心者，入党誓词也。中共的入党誓词中，有“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之语。事实上，共产党政权的制度特征显示，这些誓词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执行党的决定”和“严守党的纪律”，就是对立的。 中共党章第二条写明，“共产党员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是党纪；而中共从延安时代开始，却明确规定了各级干部的“待遇”，直到今天。“干部待遇”这种特权的分配，不都是“党的决定”吗？中共多少代的各级干部，发生过公开反对这种特权制度的故事吗，从未听闻。 其实，共产党的干部谋求私利和特权，本来就是共产党政权的特征，其党内诸人无不知晓；反对者即反对“党的决定”，“反党”也。当年在延安批评共产党干部特权制度的王实味，不就被共产党砍头了吗？ 延安时代的“干部待遇”和特权，建立在南泥湾种贩鸦片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之后，“干部待遇”和特权就建立在共产党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之上了。即使有少数干部不贪不腐，或者属于“九品”之外的“未入流”，不易贪腐，他们也从来不曾按照党章第二条的要求，反对过党规定的干部特权。这就是共产党干部的虚伪人性。 中共制度史上最大的一次鼓励贪腐政策，就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改制”，上千万国企员工下岗，而几十万共产党的经济管理干部，则受政策的鼓励和保护，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资本家。因此，称共产党干部多半是贪腐“先锋队”，并不过分。 二、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一个悖论：官场悖论 抓贪官是习近平上任以后的目标，他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巩固并扩大权力，用的是以贪腐问罪政敌的手法。为什么习近平不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对腐败只蜻蜓点水，不出重手，而是不断地整肃官场，造成官员人人自危？ 实际上，习近平抓贪官而屡抓不尽，是因为反腐倡廉在共产党国家乃是虚应故事，真正影响共产党政权寿命的，是共产党的“官场悖论”。所谓的“官场悖论”就是，官员的为官动力乃是特权和贪腐，但官员们贪腐的结果，却从整体上撼动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从历史上看，中共官员并不是从建立政权开始就人人敢贪腐的。共产党干部为政，并非民选，而是上选。他们为官图什么？表面上是权力，但并非每个官都能升迁，所以升迁并非当官的唯一动机，贪腐则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动力。 中共建立政权后，官员们的仕途经历过几个阶段。一开始，官员们都是初次管理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还需要熟悉情形，因此的确不太肆无忌惮。不过，那时照样也有贪官，还曾被枪毙过几个。 然后，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官场不断有派系整肃，因为毛泽东要建立个人独裁。所以，在这个阶段，官员基本上忙于执行上级任务，要站好队，不被上面的权力斗争牵进去。然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部分官员被罢官了，自身难保，就谈不上特权和贪腐了；但文革中在地方掌权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干部，他们的贪腐行为并不少见，只是无人揭露批判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到1988年，经济改革一直在计划经济的鸟笼里实行，大规模贪腐的机会不是很多。80年代改革初期曾出现了“官倒”，即有权势的官员勾结干部子弟，倒卖紧俏物资的计划指标，从中牟利。这是贪腐活动的“试水期”。 真正的贪腐合法化是朱镕基开启的。1997年朱镕基为了救银行，也为了加入WTO，打开了贪腐的大门。在国企私有化（即“改制”）的过程中，官员们发现，原来现在中央允许腐败了，从此就格外地胆大妄为。由于这件事属于政治禁区，所以中国现在几乎没人敢公开谈论其中的奥秘。 到了习近平上任几年后，中国的贪官们纷纷把捞来的财产转移境外，造成2015年和2016年间外汇储备减少一万亿美元，终于暴露出了“官场悖论”的后一个层面，即贪腐的共产党干部集体撼动了共产党政权的存续。 三、共产党国家两条改革路径的相反结果 西方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一直有一种非常幼稚的说法，以为共产党政权实行经济改革以后，中产阶级要民主化，然后就会发生民主化浪潮。这种想法源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一度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这种想法把非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发展，混同于共产党政权的改革，原因是对共产党政权改革过程的无知。 实际上，共产党政权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先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化，另一种是先经济自由化。那么，这两种不同的先后顺序，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吗？实际上，后一条路径根本就不会在经济自由化之后产生政治民主化。可以说，从制度转型的角度去看，两条路径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但到现在为止，西方的学者还是没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共产党政权推行改革，会有上述两条路径，那共产党官员们可能倾向于哪一种路径呢？其实，不管他们偏好哪一条路径，对大多数人来说，目的都是一样的，发财。至于什么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不同的路径，其实是看最高领导人愿不愿意放弃军权、愿不愿意放弃对政权的垄断。 要是最高领导人不与顽固的军方高层勾结，那其他的高层官员就敢推动民主化，就像苏联那样。而中国因为有个人掌握军权的邓小平，他绝对不肯放弃政权，而且他的家族因为腐败而遭到社会不满，他也不敢放弃军权，因此中国就只能单一推行经济自由化了。 无论哪一种改革路径，一开始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推动的。那中国和苏联这两种路径的实质区别在哪里，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来没解释清楚过。其实，这两条路径的简单区别在于，苏联是“先换装后发财”，中国是“先发财不换装”。所谓的“换装”，指的是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官员们的政治包装。这样的政治包装，就象穿一件面子为红色、里子为白色的夹克。 那想发财的红色背景权势人物如何穿这件“夹克”，是红色对里、白色对外，还是红色对外、白色对里？俄罗斯的原共产党官员支持政治改革时，是把夹克反穿，白里子朝外，所以由共产党官员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底投票通过了决议，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共产党，因为“换装”有利于发财。 中共坚持不“换装”，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发财，而“换装”却可能送命。所以，共产党政权的官员们之大多数选择哪条改革路径，他们的“夹克”是面子朝里，还是面子朝外，全看官员们的利益需要。而无论他们走哪一条改革路径，贪腐都是共产党官员们支持改革的最大动力。 四、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二个悖论：改革悖论 经济改革在共产党国家并非一条富强国家的康庄大道。只要共产党政权推动经济改革，就一定会产生第二个悖论，我称之为“改革悖论”。所谓的“改革悖论”就是，不改革中共活不好，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因为共产党政权推动的经济改革，必然演化为一波又一波的贪腐高潮，不打击贪腐，外汇储备会被掏空；打击了贪官，各级官员就活不好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继国企私有化之后，是大规模引进外资过程中的普遍受贿；然后就进入了围绕房地产开发而出现的全国性贪腐高潮。当时各级官员无不额手称庆，上下其手，迅速致富。这时，大规模、大范围的贪腐就渐渐对中共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什么“改革悖论”中，改革了中共照样活不好，其直接原因是，贪官发财后没有安全感，必须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会造成外汇储备枯竭；而间接原因是，一旦为了堵住贪官资产外流，而展开打击贪官的行动，就会造成官场的严重不满。毕竟中共政权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官员们在反贪运动中心惊胆战，最后就会以“躺平”来敷衍政事，上令不出中南海。 本来官员们以为，改革就是有权力的人发财的过程。没想到，习近平上台后，官场变天了。贪腐的共产党资本家肯定会抵制民主化，在这点上，习近平跟贪腐的官员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发财之后官员们转移资产的自保行为，会断送中共政权，这就使当家的习近平跟大部分官员的个人利益发生了巨大冲突。 习近平抓贪官抓不完，是因为经济改革后贪官的为官动力就是贪腐；习近平之所以必须抓贪官，是因为不抓他们，共产党政权会在经济上垮掉。这后半个原因，习近平是永远不愿意承认的。“官场悖论”和“改革悖论”这两个悖论，构成了中共的宿命，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所谓“改革是找死”，并非改革诱发中产阶层要求民主化的社会运动，而是改革之后中共的官场全面腐败，当年那个令行禁止的集权政党就衰败了。 五、反腐倡廉背后的第三个悖论：打贪悖论 习近平推进反贪运动之后，就必然陷入“打贪悖论”，即不打贪，政权不稳；而打贪之后就无法松手，否则习近平必定遭到党内的严厉清算和报复。 习近平现在是按照挽救中共政权的政治需要在抓贪腐，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当下对中共的经济困境影响比较大，他就在哪里抓人。这些人完全不冤枉，每个人都捞足了钱。那习近平抓人越多，中共的施政就变得越顺利吗？相反，抓人越多，树敌也越多；而党内树敌越多，习近平就越不敢放弃打贪，不然的话，各级贪官的大规模反弹，会把斗争矛头集中到他身上。 讲到底，习近平无法承认一个事实，抓贪官这件事，习近平和官员们之间，其实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斗。这样的内斗意味着，不抓贪官，中共政权会在经济上被自己人掏空；而不停地抓贪官，只不过会延缓中共政权经济上被掏空的过程，却无法终止贪官们继续掏空中国经济的无组织集体行动，同时逐步累积党内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 习近平不知道这一点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也很清楚，自己就象唐·吉轲德那样，在独自与风车战斗。不斗下去，中共政权就会垮；但不断地抓人、清查，其实是在和整个官场作对，终非了局。 从道理上讲，民主化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但民主化不能清算整个共产党官员和整个共产党支持者群体。大多数民主化的前共产党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无法成功，中国也不会例外。经济自由化在先的中国，起初给世界的印象是，“中国模式”成功了；实际上，“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给大规模贪腐开通了最顺畅的道路，因而一度突飞猛进而已。这样的国家，不但民主化一定会扭曲，而且经济自由化也会慢慢地走上死路。
今年是”六四”35周年。一个历史事件过这么久了之后，任何的回顾与反思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炒冷饭”，但”六四”事件不然，因为35年前发生的很多事情，对于我们正确判断今天的中国政治来说，仍然具有重要而新鲜的参考价值。赵紫阳为什么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就是一个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过去的35年中，六四问题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是以下两条：第一，赵紫阳在学潮初起的关键阶段，没有留在北京主持大局，反而按照原定行程去了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而且一去就是一周的时间，给李鹏为首的保守派提供了大好的反击的机会，和布置软性政变的时间；第二，他在5月15日会见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公开表示中共党内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邓小平。这个举动被邓小平认为是出卖行为，是要把他抛出来承担处理学潮的责任，因而与赵紫阳关系破裂并下了决心要撤换赵紫阳。 以上两条原因，当然都非常正确；但是我认为还有一条原因，是35年来的回顾与反思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那就是：赵紫阳与军队的关系。 事实上，根据2019年在台湾的印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一书，赵与军队的关系始终相当疏离，这与赵在“文革”中曾经被广东的军队系统批斗有一定的关系。按照卢跃刚的说法，“文革”中，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实行全面军管，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军管会主任，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落到了军队手里。第一次公开的批斗赵紫阳的大会，就是广州军区在警卫营操场上召开的。这时候赵名义上还是广州军区第三政委，被批斗说明军方抛弃了赵紫阳。随后，赵就被军队以“监护“的名义关押，一关就是三年。军方认为自己是好意，是想保护赵，但赵可不是这么理解的。他很记恨军队。赵当上总理之后，曾有人问：“总理，文革你最恨的是谁？”赵说：“我最恨的是警备区。”他甚至动了粗口，说“他妈的他们那些烂苹果给我吃，还要我硬吃下去，军队对我从心里有一种仇恨。”赵与军队因此结了梁子，与军队的关系一直不是那么密切，更没有在军队里培植自己的力量。 根据卢跃刚的分析：十三大上，赵紫阳有了一个特别的职务：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排序在邓小平之后，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之前。但他从不介入军队事务。邓小平的意思是，军队要让杨尚昆管，但要用赵紫阳牵制杨的权力。这是邓的盘算。但可惜的是，我认为也是赵的一大失误，就是他对军队真的没有兴趣，也没有按照邓的意思，在军队事务上多做决定。这就导致了89年的时候，他根本指挥不动军队。赵太老实了，他知道枪杆子才能出政权，但他万万料不到有一天枪杆子要对付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是赵紫阳在1989年的政变中很轻易就被打倒的第三个原因。 今天回顾赵紫阳失败的这个原因，对于我们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参考：第一，在中共的高层政治中，军队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观察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政治人物的走向，一定要研究和分析他与军队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平常的时候，或许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一旦有重大的危机发生，这个关系就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共已经掌权75年，但仍然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党是依靠军事手段夺取政权的，也是依靠军事手段维持政权的，这一点，75年来都没有改变过。 第二，中共党内的领导人，只要在重大问题上不愿意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只要主张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处理重大问题，即使爬到了类似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几乎是最高权力的位置，也会轻易被党内的保守派打倒。这说明，反民主，就是中共的政治基因，是任何领导人不能触碰的政治红线。谁都不能例外，这是体制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因此，任何对中共出现戈尔巴乔夫式样的开明派领导人的期待，都是对中共政治的不了解。在这个党的内部，是没有开明派的生存空间的。这也就导致这个党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管谁是总书记都是一样。 不幸的是，到今天，不仅中国，而且在西方，仍然有太多的人，对于以上两个经验教训，仍然没有吸取。前几年外界对于李克强的期待，那种“习下李上”就可以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期待，都是没有吸取35年前的历史教训的表现。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不断地对于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进行回顾与反思，永远不要忘记那场悲剧的原因所在。这一段记忆，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