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人间炼狱（二）
2026 年 9 月 14 日
普京在连任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尽管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却无比充实，收获巨大。中俄两国随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分外冗长的文本前所未有地点明了反美和反北约的立场。相比去年的莫斯科联合声明，这是最为显著的变化，标志着一个反美轴心同盟的正式确立，也是俄外交的巨大胜利。 从2001年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以来，经过二十多年两条路线的竞争，2024年5月16日中俄联合声明意味着俄罗斯成功地将中国拉到了反民主的新轴心一边。而且，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这一新同盟关系可能大大改变全球的战略格局。 新轴心同盟 对此，国际社会早有预判，也早有心理准备。且不说从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以来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就逐渐趋向统一，形成了今天强硬的对华政策。在普京踏上北京土地那一刻，欧洲的Arte电视台开始播放一个90分钟长的政治纪录片“中俄伊的轴心同盟”，向欧洲公众详细梳理了过去十几年这个新轴心的形成过程。 “5·16”的中俄峰会印证了这一结论，宛如1940年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历史再现。那是德国在与意大利签署“钢铁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随后入侵波兰的一年后，针对美国极有可能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对三国扩张行动的潜在干涉，被认为是三国的共同反美宣言。毕竟，这一条约从未被三国引用过，实际效力等同立场声明，也因此唤醒了民主世界对法西斯轴心的警惕。 今天在北京发生的情形与之高度相似。北京有着对两国联合声明或者公报秉持选择性较真和选择性遗忘的机会主义历史，更以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立场自居，而对刚刚拒绝在援助俄罗斯问题上让步的中国来说，这份强调“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新声明是对过去十余年中俄特殊关系的最新论述。 与一年前在莫斯科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相比，这份声明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点明了反对美国和北约，表明中国外交立场的清晰化。这是中俄轴心同盟的基础，当然更代表俄罗斯争取中国终于勇敢、大声地说出了他们共同敌人，也与一向公开反美的伊朗站到了一边，后者恍如当时不在场的苏联。一个新的公开的反美轴心形成了。 而且，仅就让在俄乌战争爆发800多天里始终遮遮掩掩、暗通款曲、扮演中立的中国终于明确站队这一点来说，这无疑是俄罗斯首脑外交的一大胜利，对于巩固再次连任后普京的统治地位和稳定战场局势都有着极大帮助。 新冷战 虽然历史仿佛回到了84年前的柏林时刻，世界局势或许暂时还不会那么快地发生剧变，譬如人们所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危险。 因为，从这份中俄联合声明里，人们可以发现：中俄的反美主义是以双方的所谓安全利益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为中心展开，这是79年前雅尔塔会议上的三个战胜国对双方“势力范围”的现实主义承认，也是冷战的发端。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些冷战的死灰以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破坏主权现状的形态出现，还处处冠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虚伪、并将维护联合国秩序的美国。和北约当作公敌，不能不说冷战复活了。 而且，这份联合声明直接列出美国的“安全威胁”，特别是美国的全球反导体系、延伸威慑、中导部署、“斩首”能力和印太地区的AUKUS计划等等，如同一份等待与美国谈判的清单。这固然是美国和民主世界遏制一场潜在大战的能力体现，或者说反映了过去十年来美国针对中、俄的战略觉醒和战场建设，至少在列出威胁事项的意义上，与冷战时期双方不断展开最为关切的威胁项目谈判并无区别。换言之，只要讲出来，谈起来，和平维持就有希望。这就是冷战的逻辑。 更重要的，中国在承诺与俄罗斯进行全面的、体系化的安全、技术、经济和文化合作之外，这份联合声明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关于图们江出海口的共识声明。表面上，这是促进中国东北经济复兴和开放，但是如果考虑到国际社会最新怀疑的中国进军日本海的战略意图，尤其是日、美最近侦测到中国可能将日本海作为未来对美核潜艇的战备值班海域，作为面临AUKUS威胁的南中国海的替补，那么就不难想象，未来的美中对抗爆发还需要一段时间。只要对抗双方都在无限期地准备之中，那么世界就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新冷战状态了。 第二战场？ 然而，如同1975年美苏缓和、越战结束后世界各地反而频繁发生局部热战、甚至爆发伊朗革命，新轴心同盟形成之后虽然不至于立即爆发世界大战，但是新冷战不等于和平，中俄在全球发动的宣传战、认知战、赛博战（cyber war）早已进行多年，深刻地改变着世界范围的民主版图。 在乌克兰战场以外，也爆发着各种冲突，例如以巴冲突。尤其在中国周边，在中印漫长的边境线上，双方大军压阵，配合着一线士兵以棍棒和石头进行的原始人冲突。在南中国海东侧，中国和菲律宾的海巡船、武装渔船之间的冲突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在他们身后不远处，中国海军常年驻守着一支中型舰队，美国和澳洲、日本、和欧洲的北约国家则频频在附近举行联合军演。海上冲突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升级成一场局部海战。 毕竟，相对中俄联合声明最为强调的国家主权和统一（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并不算大问题，尚处在可防可控可谈的阶段，却不能排除因为新轴心同盟的形成和俄乌战场局势的变化诱发成“第二战场”的危险，中俄都可能有意借此转移世界焦点、减轻俄方压力、分散美军备战、增加谈判筹码。 更危险的，一旦中国在南中国海针对弱小的菲律宾取得一场小规模冒险的胜利，那么就可能更为大胆和投机地在台湾海峡采取大规模军事冒险，如同德国进占莱茵兰没有招致法国反对之后，一次冒险投机逐渐演变成一系列的冒险，即进占苏台德、合并奥地利，并且在成功蒙骗张伯伦后进攻波兰，直到正式向英法宣战。 这就是新轴心同盟也就是普京最新访华后印太地区、也是世界和平面临的最为迫近的危险。可能无关乎新的世界大战，却已经从反美轴心的角度坐实了新冷战的巩固和其中所包含的危险。 在这个意义上，即使那些对“二十届三中全会”可能进行深度改革仍然抱有期望的资本和公民，都无法不对中国如此“加速”地被拉入普京的外交陷阱而感到莫名惊诧，也无法不为美中关系加速的对抗化趋势感到担忧。这种危险的加速，冷战后的和平一天天的接近终结，正在被新冷战的不确定所取代。 而吊诡的，这种不确定和不安全感恰恰也是中俄或者中俄伊共同担心和防范的。他们正在联手加速和放大所有这一切，并且带给所有人。这或许就是中俄命运共同体，然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所在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普联合声明有新意 对美西方敌意满满》中力图向读者和听众们澄清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所谓中俄“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的提法，并不是在如今这份最新版的习近平和普京“联合声明”中才“失踪”的。去年3月习近平专程飞赴莫斯科为深陷侵乌战争困境的普京壮胆打气时签订的那份“联合声明”中，“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的提法就已经被废弃使用了。 先从两年多前，即2022年2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与到访的普京共同签订的那份《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说起。其中一段的原文是：“……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加强战略协作不针对第三国，也不受第三国和国际形势变幻影响”。 该“声明”发表的当天，时任中共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乐玉成“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会谈成果”时表示：“中俄关系这列快车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 而次日的外交部网站报道乐副部长这份被采访内容的报道文章使用的标题是《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不断攀登新高》。虽然这标题里的“上不封顶，不断攀登新高”两句并不是乐玉成这次被采访内容的原话，但“上不封顶”和乐玉成原话所说的“没有终点站”一样，都是形象表达、精准诠释了习近平和普京“联合声明”中的本意： “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 众所周知，当时的乐玉成是中共外交部唯一的一位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外交部长王毅当然是十九届中央委员，但当时的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却连个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足见当时的乐玉成毫无疑问是正在被培养和考验的外交部长接班人选。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赶在二十大筹备的重要关头，２０２２年5月下旬，未待中共正式对外公布，乐玉成被逐出外交部的消息即被香港媒体率先炒出。当时，包括笔者本人都认为他成了“习近平一系列外交挫败的第一只替罪羊”。 日后非常关注这则重要人事变动的外媒之一英国金融时报也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乐玉成遭调职是因其被认为对北京未能准确获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情报负责。 那段时间里，炒作乐玉成“遭贬”事件的各类媒体们纷纷脑洞大开，帮着习近平，更是帮着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把中共“无底线”亲俄政策在全世界被千夫所指的责任，全都归结到乐玉成头上。其中完全背离事实真相的指责内容，就是把所谓中俄关系“不封顶”，“无禁区”的发明人硬说成是乐玉成。岂不知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才是所谓中俄关系“不封顶“、”无禁区”提法的创作者。“专利权”毫无疑问是属于王毅。 新华社2021年1月2日的一篇报道《王毅：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中说：近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采访，谈及中俄关系。 报道中引述的王毅的原话是：“2021年对中俄关系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两国都将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 一个月后， 又有墙内官网刊登《中俄战略协作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俄回应：永无止境，包罗万象》一文。文中介绍说：“2021年2月4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按照约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电话交流。此前对于中俄战略协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个很是生动的比喻，叫做‘永无止境、包罗万象’……，就像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对此回应的那样，中俄战略协作是全方位、全天候的，没有禁区，没有上限。” 从那以后，就陆续见到墙内网贴里有人用“三没有”（也就是本文后面所说的“三无原则”）概括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定义的中俄关系“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 而笔者查到的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乐玉成第一次复读“三没有”，比王毅“三没有”表述的首次出台，整整晚了11个月。 中共外交部网站2021年12月3日刊登的报道文章《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中俄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互信没有上限》中这样写道：“2021年12月2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同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举行视频磋商时表示，……坚决抵制外部势力干涉两国内政和在两国之间‘打楔子’，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内涵进一步丰富。乐玉成指出，中俄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互信没有上限。” 乐玉成这次向普京的副外长重申王毅的“三没有”后整整两个月，习近平就和到访北京的普京于2022年2月4日签订了本文开头介绍的那份“（2022年）联合声明”，把王毅的“三没有”精简为“两没有”，即“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与此同时，也还在这“两没有”之后，加上了“一不”，即“不针对第三国”。 时光又过了一年，习近平去年3月在莫斯科和普京签订的“（2023）联合声明”中，又把中俄关系说成“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 总结一下就是把一年前即2022年的“一不”，扩增为2023年的“三不”。同时，“两无”之说再也不见。 而今年则是在重申去年的“三不“的同时，把“不针对第三国”改了一个字，表述为“不针对第三方”。以笔者之见，这一并未引起外界关注的小小改动，似在扩大“不针对”的外延，相对于“不针对第三国”，“不针对第三方”的措辞，既可以被解释为不针对美国、英国……等具体某个国家，也可以被理解为不针对某个“国际集团”，比如七国集团，再比如北约、欧盟……。 回顾和总结到此，读者和听众们是否应该对乐玉成说一句“真是错怪你，委屈你了”？ 今年3月，笔者在本专栏曾发表《却原来秦刚和乐玉成犯的是同样性质的“错误”》，文中回顾了2022年中乐玉成被逐出中共外交部的时间，正值当时中共政权“二十届‘两委’人选考察过程的紧锣密鼓阶段。而笔者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后，更准确地说是在秦刚已经“当选”为二十届中央委员，并在2022年底被宣布接替了王毅外交部长职务之后才得到的消息是：乐玉成事实上是在“二十届‘两委’人选考察过程”中，未能在 “中央和国家机关考察组”那里过关。是当时在全党范围内被一关又一关的考察过程筛选和甄别出局的总计２０余人之一，具体原因就是在被“考察”的过程中被“谈话人”举报了“生活作风”问题。 当然，当时笔者在这篇文章里也只是引述了自称是“局内人”的报料，不能证伪也无从证实。不过本文中对王毅才是把（中俄关系）拔高到“三没有”境界的始作俑者的介绍，可全部都是据理、据实，完全是客观论证而不是抒发己见。 试想，就在乐玉成被逐出外交部并在他的新单位里被通知不被安排“当选”二十大代表之后，王毅却能在二十大上以69岁高龄再升一级，成功接班杨洁篪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办主任职务的事实，应该可以说明习近平对当初把中俄关系拔高到“三没有”境界并无怪罪，甚至不排除当初的王毅首次对外宣布的中俄关系“三没有”，原本就是对习近平指示的复读。 就和习近平与普京的“（2022）联合声明”中使用的“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的提法，是由时任外长王毅事先就以接受记者采访和与时任俄国外长通话的形式对外高调宣布过了的操作程序一样，去年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签订的“（2023）联合声明”中的所谓“三不”原则，也是在普京到访北京之前的2023年1月初，先由刚刚接任中共外长职务才几天时间的秦刚借俄国外长向他祝贺荣升之机表达出来的。 2023年1月9日的中共外交部网站刊登报道文章说：“外交部长秦刚应约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秦刚表示，……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我们愿同俄方携手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将中俄关系推向前进。” 中共外交部当天的这篇报道文章内容除了如上所引，其后还有两小段。但整个篇幅与该网站此前报道两国外长互动的文章长短相比较，只能用言简意赅形容。 当时的新华社、人民网等一级党媒报道这一事件的标题都是中规中矩，仅仅是以《秦刚与俄罗斯外长通电话》为标题。但墙内其他各类网站则在报道文章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想象。比如《秦刚与拉夫罗夫通话，提出“三不”原则，意味深长 》的文章标题就较能吸引读者眼球。 最有看点的还是毛左大将张宏良当时的文章《如何看待秦刚的“三不原则”与王毅的“三无原则”》。该文发表于秦刚通过电话向俄国外长宣称“三不”的7天之后，习近平到莫斯科与普京签订的“（2023）联合声明”中首次出现“三不”内容的两个多月之前。 张宏良在他的文章中说：刚刚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秦刚在首次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宣布了中俄关系的“三不原则”取代了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的中俄关系的“三无原则”（即我们前文介绍的 “三没有”）。 张宏良回顾说：从历史方面来看，秦刚提出的中俄关系三不原则，并非是中国刚刚提出的中俄之间新的外交原则，而是回归以往旧的原则。中俄关系的三不原则，是在此前中美关系“蜜月时期”（现在看来是单方面的蜜月），中国向美方解释的中俄关系发展原则，这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告诉了美国中俄关系的上限是不会结盟，下限是不会对抗，双方合作不会损害第三方利益，也就是不会损害美国利益。可见当时中国的三不原则，主要是说给美国听的，当然同时也希望俄罗斯能够理解中国在中俄合作问题上不会损害美国利益的底线，避免中俄双方合作中发生误会和不愉快。 后来中美贸易战爆发，美国宣布了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并且在台海、南海和东海问题上一再向中国表示强硬，损害和危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根本利益，中美关系进入了国家之间的单方面恶化时期和民间的双向恶化时期。在这个背景下又爆发了2022年的俄乌军事冲突，并且美国和北约一再把中俄两国列为共同制裁对象和宣布为是最大敌人，特别是美国支持台湾对中国造成的损害绝不亚于它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造成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前外交部长王毅代表中国宣布了中俄关系新的三无原则，即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取代了原先的三不原则。这个三无原则主要是说给俄罗斯听的，同时也在告诉美国和北约，中俄之间的合作什么都不分，什么都可以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哥们儿是一家”。 而秦刚上任后首次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中重申的三不原则——大家注意是具有阶段性转折意义的首次通话，显然是在宣布中国对于中俄关系要从目前三无原则退回到此前三不原则的时代。 众所周知，这位张宏良既然是毛左大将，必然就是反美极先锋。他去年发表如上文章的目的是在抒发当时他对习近平伙同秦刚以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为由把中国外交政策向“疏俄亲美”方向调整的担忧。 与去年万分担忧的心情截然相反，今年的中俄“联合声明”出台的次日，张宏良即按捺不住万分的激动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震撼世界的巨大飞跃》，文章开篇就狂赞“ 这次中俄联合声明与此前历次中俄联合声明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质变和飞跃，双方在对方所希望的问题上，全都摆脱了以往缩手缩脚的姿态，像两个兄弟一样毫无保留地拥抱在一起，俄罗斯在台湾等问题上对中国不再有丝毫保留，中国在反美问题上对俄罗斯也不再有丝毫保留，双方宣告目前中俄关系已经超越了冷战时期任何一种联盟”。 那么，在今年的习普“联合声明”中表面看似是重申了所谓“三不”原则的前提下，反美大将、亲俄首孝张宏良的分析是否在理？将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的介绍和分析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很多中国人不买国债，也不懂国债，但是5月13日，中国财政部公布2024计划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却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一些资深投资人深感震惊，这分明是一次来势汹汹，却悄无声息的人民币改革：因为，这次发行特别国债的目的，不仅仅是割韭菜，而是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 首先，什么叫国债？国债就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向普通人或者机构发行的公共债券，就是向公众借款，到期兑付。一个国家也可以向另一个国家买国债，比如中国一直持有美元国债。但是中国这次和以往有显著的不同，真相令人震惊。 中国近30年来一共才发了四次特别国债，每一次，都有重大的国内和国际背景。1998年那次，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1999年的背景是特大洪水与经济危机馀波冲击；2000年的背景是要为申奥做基础建设准备，但是国内需求不足，城投融资与商业银行信贷能力较弱；然后，就是2020年的抗疫特别国债，也是一万亿，可惜没有用，疫情升级，封城抗疫，民生凋蔽。2023年还有一次，不过这次是是并入一般国债计划。 时隔20年，再次连续发债，而这次的情势却比20年前更严峻。于是这次特别国债也别具一格：发布频次远超过去，发布力度也远超过去，还款时期也非常长：分为20年、30年、50年三个品种。其中，20年期有7只，30年期有12只，50年期有3只，都是按半年付息，全是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本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有几个巨大的特点，与一般储蓄国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是记帐式国债，可以转让，名副其实的“债留子孙”，而且不仅个人可以买，机构也可以买。就是拥有无可比拟的流通性——也可以理解为大韭菜小韭菜一起割。但是，一般储蓄国债可以提前兑取，记帐式国债不可以，几十年后才可以。也就是说，政府要几十年后才需要还钱，为什么要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要减轻财政压力吗？不。 首先，因为中美经济脱钩、产业链脱钩已经数年了，外汇储备大减，人民币美元办法再以美元为放水印钞的锚定物，就需要新的锚定物。其实过去也是买美国国债，如今变成是自己的人民币国债。 其次，是房地产危机，这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因为土地财政崩溃，房地产经济模式衰落，大家看到的，就是房价腰斩，大学生失业、民工失业、白领失业、公务员降薪……唯有水电气高铁等各种民生服务全面涨价。但真正影响到根基的，其实是房地产经济这个放水印钞的依托物，或者说过去的人民币实际锚定物。 过去几年，中国央行一直都在放水印钞，降准降息，试图促进流动性，可是因为疫情后，民生凋蔽，民众不敢消费，储蓄反而越来越多，经济一度陷入通缩，促进流动性的政策完全失败。 4月，新增社融接近负2000亿，2005年来首次反向增长。2024年2月底，中国广义货币（M2）馀额达到299.56兆人民币（约台币1327兆，以下同），这意味著3月底M2即将突破300兆人民币，超过美国及欧元区1月底M2总和。但中国M2持续增长，现实中感觉不到通膨，反而呈现通缩现象。因为大众只存钱不花钱，导致货币仍然在空转。于是，中国政府决定，就不把水放给银行了，而是开始发行特别国债，让机构和民众来买，相当于直接放水给大众，把钱收回来。 但是这种超长期国债，普通人能买吗？理论上能买，但是，最低20年的期限，最长50年，利率还不高，这对于普通人的投资需求根本不现实。所以普通人不会买，一定还是金融机构来买。所以，这次发行国债之前，财政部还给各大银行开了个动员会。银行当然愿意买，这样可以对冲一下国内太高的存款比例。据说，因为存款太多，最近，很多银行都取消了大额存单的业务，不想支付利息做赔本生意。 所以，如今央行发行国债，对民间来说是放水，但是对银行来说是抽水——至少可以帮银行消化这些存款。那么，政府拿著这些存款用来干嘛呢？其实能选择的不多，依然是开发房地产，大搞基础建设，补贴新能源汽车！又走回老路，开启新一轮饮鸩止渴。 但是，问题来了，中国的房地产早都供过于求了，地方债务杠杆已经拉到极限了，房地产已经从增量时代到了存量时代。最近，西安、杭州、成都等二线城市，最近全面取消限购，买房送户口，户口不值钱了，限购成历史了。当然，中国政府不是没有试过寻找替代的经济增长极，比如新能源三板斧：电动车、电池、光伏，现在因为美国的制裁，欧洲的警惕，中国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可以说刚刚出生没多久就被掐得奄奄一息。可是，如果再来一轮房地产投资，很明显，老百姓的钱只会越来越贬值，最终陷入恶性通货膨胀。 所以这说明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货币核心政策的转向：房地产不再是事实上的人民币锚定物。再加上，中美经济脱钩，最近又被美国加关税，中美贸易额一定会进一步下降，美元外汇一定会越来越少，锚定自己，是不得已的选择。自己发的钱以自己的国债为锚定物，这当然不是首创，美国就是这样的。可是，那是因为他们用的就是美元啊。 另外还可以看到，最近普丁又访华了，不知道习近平该哭还是笑。自从俄罗斯被西方制裁后，中国开始不断的经济援助，电动车出口俄罗斯的量也大增五倍，虽然能帮中国消耗一些过剩的产能，可是最终只能换来些卢布，据统计，俄中两国间超90%的结算以卢布和人民币进行，卢布只能花在俄罗斯，这样一来两国国家经济捆绑更紧了。（或许能试试把卢布和国债卖给俄粉们？） 但是，用自己印的钱买自己打的白条，后果是什么？ 近的就是物价全面上涨，普通人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中期，就是那些过去靠土地经济的小城市，比如以房地产为目的的什么旅游城、大学城、文旅地产、网红城市，因为没有核心产业，今后只会沦为大型钢筋水泥废墟，而且背负高额负债，直接会被打回过去的原形。远的，或许就是苏联崩溃的前夜。 ※作者为作家，自媒体人，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联合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外长王毅在给习近平欧洲三国访问的“总结”中，讴歌习近平的继往开来，黄金航道共同体等一大堆定位之后，却将“亮点”给予了彭丽媛，彭丽媛又在境外火了起来，风头似乎盖过了习近平新任秘书孔绍逊。 王毅的总结文章11日发表在中共外交部网站，文中王毅说，“夫人外交是此次访问的亮点”，彭丽媛的“魅力外交”，积极作用于“提升中国软实力”。显然这帽子可够高的。 实际上，在捧习舆论中，中共为习近平个人崇拜加砖，塑造伟人夫人的故事一直不紧不慢，环球网早在2015年9月24日就有谄媚习近平夫人的吹捧言论，称“彭丽媛外交风采引人瞩目端庄典雅气质出众”，大裤衩央视2016年6月22日，肉麻吹捧彭丽媛随习近平出访三国“造型素雅端庄”，几乎要修改了这些词的本意。但总算没有提到“夫人外交”字眼，而“夫人外交”的语境可左可右，可褒可贬。 不要奇怪，在微博搜索就毫无结果，不知是否新浪有意识扫除了“夫人外交”这句话的亮点。 本来也是，彭丽媛在紧随习近平访问中，十分忙活，除了追随习近平出镜与三国首脑见面，很自然的在“习近平偏向自己的雨伞”下躲雨，剩下的时间是在马克龙夫人陪同下“参观法国奥赛博物馆”；“在巴黎应邀参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夫人塔玛拉陪同下参观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夫人雷沃伊陪同下，参观位于布达佩斯的匈中双语学校”等等。 其实，八十年代初期彭丽媛在中国歌坛“鹊起”，拥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上了台，无论掌声是否响起，都能做到“心中万人”而“目中无人”，彭丽媛在无数的歌会晚会历练下，打造的微笑早就熟能生巧了。、 不过彭丽媛困于习近平的独裁樊笼之下，恐怕更多的是孤独，习近平是否担忧妻子私下收受重金或在人事安排中有耳边风，枕头语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人认为彭丽媛“被严管”，而彭丽媛人格另一面是很内敛的。 说白了，彭丽媛在把握尺寸方面，还是颇有成效。也因此，中共媒体对其褒奖，都是离不开“三突出原则”，是给习近平锦上添花所用。也所以，彭丽媛“担任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的消息，乃至考察或国内任何单独活动，党的媒体都保持“缄默”居多，彭丽媛所谓的单独都是习近平在某国某地出现，彭丽媛的按照程序被动而已。 其实，彭丽媛单独到基层的活动屈指可数，习近平上台12年，习近平好像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彭丽媛露脸。而彭丽媛除了挂名的“大使”类别的社会职务，的确没有拿得出手的有实权的要职在身。党媒每次介绍也都只能定语彭丽媛为习近平夫人，虽然这是符合国际惯例。但习近平要启用彭丽媛，绝对不会是这般操作。 所以，当彭丽媛传闻四起的时候，王毅的“颂赞”，背后是给外交部贴金，给习近平个人崇拜加码，在拍马中阿谀奉承的同时，捞点实惠。 王毅该明白，彭丽媛角色不会变，她对习近平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吹捧彭丽媛无伤大雅，再说深一点，王毅是将中共外交手段的寡廉鲜耻拿出来应用到文章中而已。将中共软实力与彭丽媛挂钩，这才是王毅的“创意”，以一人之力，塑泱泱大国风范，用一颦一笑修饰中共的暴力与谎言，不能不说其欺骗力达到了“芬太尼”的级别。 不过，落到底，王毅要证明的是自己能干，远超什么秦刚之流。 也所以，关于彭丽媛夫人外交的“卓绝成就”，并未在高墙之内掀起大波，甚至没有带出涟漪，这对喜欢凑热闹的粉红来说，都是一个意外——微博搜索无结果。 所以，关于彭丽媛“出山辅佐习近平”这回事，可能性还是“戏说”成分最大。说句笑话，彭丽媛的面相决定了其并非奸诈狡黠之人，且对于玩弄权术，颇具心计而言，更是相去甚远——确切的定义应该是：一个深受中共毒害的善良的生灵。 我们转头看也是随习近平访问的孔绍逊。在百度百科上，此人简历说潦草都不过分，时间线的粗线条仅仅显示其人在令计画任中办主任期间调入中办。2022年4月4日中共国务院关于19届亚运会的一个通知中显示，孔绍逊的职位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但似乎没有明确为正部级，虽然这一职位的级别为正部级。孔绍逊先于丁薛祥调入中办，两人之前有工作上的交集。 有一点是肯定的，孔绍逊是在丁薛祥的点头下或者推荐中才能出任中办副主任，所以孔绍逊的“习近平派”标签是该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孔绍逊要能够在秘书局任局长，没有党文化的几把刷子是万万不可的。 所以，孔绍逊作为中共言论的幕后写手，文件起草者，还有一项外界不是很了解的工作，就是给领导撰写讲话稿。 在中办任主任的蔡奇，除了按照中共黑帮条款，不离党化用词用语以及套话，就只能臆造“入脑入心入魂”的惊悚语句，想著整人的点子，虽然曾经在微博写点不入眼的文字，但除了“刺刀见红”，就没有能够出彩的词藻入心。习近平恐怕也不一定看得上蔡奇的“文采”。 所以，习近平要的讲话稿，可能才是孔绍逊要做的事情。不然，何以有习近平低头念稿的镜头？ 出访的跟班中，王毅带著助理华春莹，也是做宣传的策划外交礼仪的“收纳”之类的杂务，蔡奇带著孔绍逊，做的该是实质的，蔡奇要负责安保，也忙不过来。 说来说去，仅凭孔绍逊在20大架离胡锦涛，浓重的表现了自己，习近平就要重用，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一个宁夏人，毫无背景，要深得习近平信赖并非易事。说他只不过是蔡奇的狗腿子而已，也是面相的泄露。 中共是不会轻易让某人出风头的，在习近平斑驳陆离的“光污染”下，所有的官员，都不外乎是闲杂人等，央视的摄影师在严格的训练下，拍摄的每一个镜头停留时间，都有黑帮规定，绝对不会给人遐想，而孔绍逊在习近平访问中，名字在“等陪同人员”中，更不要说孔绍逊在微博中只出现在十四届中共人大副秘书长名单，中国人没有几个人知道孔绍逊。 另外，中共办公厅的“保密”原则，那就是所有人员不得私自写文章发视频，害怕言多必失，无意间泄露党见不得人的秘密，很多这样官员就是在黑暗中为黑帮卖力，直到最后失去生命，而冒头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如自杀的田家英（曾任中办副主任兼秘书局前身秘书室主任）。 还有，中共许多领导人都有公开的秘书，而习近平只留下了对秘书的一句话“好自为之”（党媒曾有文章说，习近平曾多次教训秘书），就只有目前在副总理职位上的丁薛祥，此前墙外舆论都认为他是习近平秘书，是习近平的“幕僚长”。 从这一点说，孔绍逊算是习近平秘书的首次现身，是不是下一个田家英谁也不敢说。 ※本文转载自《看中国》。
习近平和普京昨天在北京签署了中俄两国《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之后，外界评论并不十分热烈，原因可能是此份“声明”中还是沿用了去年3月习近平亲临莫斯科给普京送温暖时签订的那份中俄两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对两国关系的“不结盟”定位。 在中国墙内的官网中一向“标新立异”的财新网在全文转载昨天的这份“联合声明”时，也特别以《中俄联合声明：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模式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标题，似在提醒墙内外读者：我们的习总书记还是有“底线”的。 笔者同时注意到法广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国学者聚焦中俄联合声明不再提友好无上限》，说是“中俄联合声明不再提友好无止境，中国学者认为是俄乌战争影响”。 文章引述了上海学者沈丁立的话：中国的表述转变，是对俄乌战争影响的理性评估。 按照这位沈丁立学者对法广记者的说法：俄罗斯武力攻击乌克兰，掠夺对方国土，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时，被13国谴责。在联合国特别会议投票时，被141国谴责。中国两次都投弃权票。 法广的文章还说：“沈丁立表示，中国很明显不愿意被世界看作，它和俄罗斯的合作是针对乌克兰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前述联合声明表述的转变，是中国在评估了俄乌战争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利益之影响之后，所做出的理性行为。” 如上报道沈丁立分析内容的文章已经被多家媒体转载，可见有一定的被“认同度”。 不过需要纠正的是，首先：前年的2月4日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签署的中俄两国《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中，就已经有了“不针对第三国”的表述。原话是：“双方倡导并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加强战略协作不针对第三国，也不受第三国和国际形势变幻影响。” 其次，如上这段话里的“没有止境“和”没有禁区“的表述也并非是现在才”失踪“的，在去年3月习近平亲赴莫斯科给普京送温暖期间双方签署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类似表述已经被弃用。同时也把”不针对第三国”的相关表述扩展如下：“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 而今年的新说法与去年的旧版本大同小异，即：“当前的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 仔细分析一下，在这个所谓“两国关系定位”问题上再度表态时，今年所做的细微修改还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把“不针对第三国”，改成了“不针对第三方”。 “第三国”是特指“某国”，而”第三方”当然是涵盖范围更广。 笔者在通读昨天的习、普“联合声明”并将其与去年和前年的那两份作了对比之后，对如上引述的墙内学者所谓“理性行为”的说法不能苟同。而更不能苟同的是美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的说法：中俄联合声明并没有新意！ 就在这份习近平和普京的最新“联合声明“出笼的前一天，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了《普京新任期首访中国 中俄元首峰会成全球地缘政治转折点》一文，文中引述关注中俄关系的中国学者苏宁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评论内容：事实上将终身执政的普京，在其连任后第一次出访就到北京，显示中俄两国的特殊关系已经到达新阶段。她说：“俄中两国业已形成特殊伙伴关系，既是反民主的反共和的威权主义轴心同盟，也是在俄乌战争中的战略同盟。特别对普京来说，连任后寻求战争形态转型，试图从特别军事行动的无奈持续向一场总体的持久战转型，这需要俄中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和协调，甚至可能包括战争范围的扩大，也就是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俄中元首峰会对世界和平将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而随后出笼的习、普“联合声明”内容真的是准确地呼应了苏宁的评论。先看如下这段自我“高度评价”：“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格局，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凸显出稳定、坚韧的特质，正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请不要将这段内容单纯地解释为习近平和普京两人之间的互慰，如此宣示的最直接目的就是要让“试图破坏中俄关系”的美国及西方世界听明白：“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非权宜之计，不受一时一事影响，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双方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反对任何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干涉两国内部事务，限制两国经济、技术、国际空间的企图。” 事实上，昨天的这份习普“联合声明”，可谓“新意”—-也就是对美国西方世界的敌意满满。除了如上的表述是“史无前例”，昨天的习、普“联合声明”更凸显的一个“新意”就是篇幅上的“前所未有”。 前年普京在北京与习近平签署的那一份“联合声明”只有7600字左右，去年的是9300字左右，而今年的居然长达12800字左右。不说前年，就只比去年，篇幅加长了这么多怎么可能没有“新意“呢？总不能把这在去年的基础上多加进去的三千多字都硬看成是“车轱辘话反复说”吧？ 而就是在去年基础上多出的文字内容，首先就是《联合早报》一篇报道文章的标题所说：《中俄联合声明大篇幅批美 强调将加强协调配合应对》。 该文内容是：俄总统普京是次访华首日就与习近平签署了深化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大篇幅批判美国，并提到两国将加强协调配合，应对美国对中俄的“双遏制”政策。声明13次提及美国，批判其在南太平洋、亚太、欧洲的军事部署与集团对抗，并指责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导弹“极端破坏地区稳定、对中俄构成直接安全威胁”。 声明更强调，中俄将加强协调配合，“应对美国对中俄非建设性、敌对的所谓‘双遏制’政策”。 该报道文章引述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宏仁的分析，说是中俄这次在联合声明中对美国的批判程度，较2023年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时更加激烈。所以，在这次普京访华后，中俄与欧美间的对立情势会更加严峻。 总之，两国都以公开“声明”的形式宣布铁了心要联合抗美反欧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对习、普最新“联合声明”的表态，大意是中国不能既希望与欧洲和其他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同时又继续加剧长期以来对欧洲安全造成的最大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鱼与熊掌兼得”。 把美国政府发言人的“既要又要”，翻译成“鱼和熊掌兼得”，很是传神。而习近平通过这份与普京的最新“联合声明”所要回敬美国和西方的，恰恰就是：北极熊普京的“熊掌”我不但要大吃特吃，而且还要长期吃，永远吃。至于美国的西方的“鱼”，我习近平的态度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你美国不上钩拉倒，“上钩”的“愿者”总会存在，比如不久前到北京磕头的德国，再比如刚刚满足了习近平夫妇强烈虚荣心的法国……。 还记得上月下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在一系列问题上向中国官员施压”未遂后，被媒体报道说：当被问及中国领导人是否同意限制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时，这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没有表示已经取得进展，但他指出，俄罗斯国防工业包括机床、无人机零部件、半导体和其他对助长克里姆林宫乌克兰战争至关重要的产品，来自中国。 布林肯在中国罕见明确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 而我们前面引述的习近平和普京联合声明“反对任何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干涉两国内部事务，限制两国经济、技术、国际空间的企图”，就是对布林肯的最强有力回击。 请看习、普最新“联合声明”中的如下一段比过去历次“声明”的同类内容都复杂得多、具体得多、丰富得多的“合作”项目列举：“提升工业和创新领域合作水平，共同发展先进产业，加强技术和生产合作，包括民用航空制造业、造船业、汽车制造业、设备制造业、电子工业、冶金业、铁矿开采业、化工业和森林工业。为双方实施优先领域前景项目创造良好条件，扩大工业产品贸易往来并提高其在双边贸易中占比，助推两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包括人工智能、通信、软件、物联网、开源、网络和数据安全、电子游戏、无线电频率协调、职业教育和专业科学研究。巩固双方航天领域长期伙伴关系，实施符合中俄共同利益的国家航天计划大项目，推动包括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在内的月球及深空探测领域合作，加强北斗和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合作……”。 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可能把习近平和普京的从前年到昨天的三份“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详细引述之后再作对比，只能在自己对比了之后在这里负责任地说一句，昨天新出台的“联合声明”中完全可以用“包罗万象”形容之的两国科技、经贸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内容，几乎每项都是对俄国在乌克兰打“持久战”的最有力支持。正如布林肯所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国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攻击。但是，美国又能拿中国怎么样呢？ 昨天，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前主席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接受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粤语组的采访时指出：北京不顾华盛顿的一再警告，坚持向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援助，外界认为中国能够在俄乌危机中发挥调停作用的想法十分天真，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不值得信任。他说：“中国向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武器，加剧了乌克兰的混乱，不顾华盛顿的一再警告。尽管拜登总统在普京对乌发动战争方面划出了红线，但中国仍在继续帮助普京。因此，对中国可能以某种方式成为和平缔造者或稳定力量的想法，我认为充其量是天真的。” 习近平政权是否愿意在俄乌之间斡旋，以及如何斡旋，何时斡旋，都只是要从中共政权当今和今后一段时间的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丝毫不会受到中俄（苏）之间黑暗历史的影响。其次，今年的习近平和去年访问莫斯科时的习近平相比，似乎已经不再急于扮演俄乌战争“调停人”的角色了。出发点和普京的计划类似，就是双方都希望战争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令普京手握更多、更大的“谈判“筹码。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美国、欧盟都在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2022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31%，制造业出口占全球的20%。那么中国的制造业是否能“永葆青春”？产能过剩能持续多久？ 日本制造业的兴衰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的案例。二战后，日本制造业快速崛起，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50年的2.8%提高到1986年的15.7%，很大程度依赖美国的产业转移和市场。日美安保体制让日本没有军费支出负担而可以专注发展民用产品，1950年代朝鲜战争、1960年代越南战争带来的特别需求，政治互信使得美国的产业大量转移到日本。以汽车为例，日本战后经济凋敝，本国市场不足以发展出汽车产业，但丰田等企业借助美国市场（先是生产军用卡车，后大量向美出口）而发展成为了世界顶尖汽车制造商。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变成了最大的逆差国，主要逆差给了日本。比如1978-1984年，日本从美国获取的顺差占美国总逆差的49%。廉价的日本产品冲击了美国的制造业。日美贸易摩擦从纺织、钢铁这些传统产业，升级到家电、半导体、通信设备、汽车等技术及知识密集型产业。 1985年的广场协议并没有导致日本经济衰退，此后日本依然经历了7年的“平成景气”。但是广场协议却将日本产品挤出美国市场，导致日本制造业衰落。日本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1986年的22.4%降至2022年的4.6%，同期日本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从15.7%降至3.6%。 中国制造业崛起依赖美国市场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模式与日本类似，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比日本更大，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年轻消费群体，使得中国“额外过剩”了上亿劳动力，导致经济和就业高度依赖出口。比如，1978-1984年日本从美进口是向美出口的51%，而2001-2018年中国只有 23%。 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国际社会占60-70%），也导致了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低人权优势”，但是也使得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1980年代日本占52%，美国占62%）。比如，正常工资应为60-70元，而中国只给44元，让企业更具竞争力，政府有财力提供产业补贴，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创新，国际资本也因为高回报率而愿意投资中国。如果工资60-70元，那么生产和消费平衡；但是44元的工资却导致只有38元的消费力，人为造成“产能过剩”，只好大量出口。 中国商品占美国市场份额从1985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8.2%，同期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0.65%上升到4.7%。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商品长驱直入美国市场，占美国市场份额提升到2017年的21.6%，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上升到2021年的20.5%。 美中贸易战 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的时代，消费者的发言权、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日本在1960年代就意识到“顾客就是上帝”。美中贸易比当年的美日贸易更加不平衡，加上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比日本大，因此，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远比当年日本要大。而中国在意识形态又与美国不同，因此需要格外珍惜美中关系，才能留住美国市场这一最大的顾客。 但是中国决策层却在林毅夫、李稻葵、张维为、金灿荣等人的忽悠下，真以为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两三倍，要取代美国主导国际新秩序。这就引发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导致美中贸易战在2018年全面爆发，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3年的13.9%、2024年一季度的12.9%。 2024年2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外交关系协会与奥巴马总统任内的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Michael Froman）举行对话。 美中贸易战最大的受益者是墨西哥和东盟（尤其是越南），其次是印度。墨、越、印的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2018年的13.6%、1.9%、2.1%提高到2024年一季度的15.9%、3.9%、2.8%。预计美国不会扶持越南的制造业，而会增加从墨西哥的进口，因为美越贸易极不平衡，过去十年越南从美进口只是向美出口的13%，而墨西哥是74%。 有人说，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出口的不到20%，不足为虑。但是美国的市场是不可替代的，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只有美国可以允许贸易逆差，成为其他国家的顺差池，日本、台湾、韩国、越南的制造业崛起都是依赖这个顺差池。比如2018年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出口的19%，但是却占中国总顺差的92%。2009-2018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20%，但是中国从美国获取的顺差却占美国的总逆差的45%，每年给中国提供了数千万的就业。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市场，就没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经济的腾飞。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4月访问哈佛大学时说，“优质产能不仅不过剩，还能带动更多有效需求。”但是光有需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购买力。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需要贸易平衡，即便欧盟也如此。如果中国长期向这些国家大量出口，而这些国家未能大致等量出口（到中国或其他国家），会陷这些国家入债务危机、甚至政治危机，最后导致对华关系恶化。 以前凭借来自美国的巨额顺差，中国可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购买石油等原材料，对法国等国的贸易维持相对平衡，对德国等国甚至存在逆差。因此，法、德等国对华比较友好。但是现在来自美国的顺差减少，中国不得不减少从欧盟的进口，对法国的顺差在扩大，对德国从逆差转为顺差，如果此趋势继续，那么欧盟对华关系也将恶化。 何去何从？ 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暂时还不大，因为一些企业借道第三国出口美国。但是长此以往，中国的产业链会像当年日本那样从低端向高端不断向境外转移，从而导致本国制造业衰退。 日本制造业的衰退，还因为人口因素。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30%提高到现在的62%，大学生不愿意从事制造业。从业工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91年的35%降至现在的23%，并且年龄在老化。 支撑中国制造业的其实是农民工，但是农民工的数量已达顶峰，平均年龄从2008年的34岁提高到2023年的43岁，同期50岁以上者占比从11%提高到31%。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与日本相当，还在攀升，意味着制造业从业人员将快速减少，很多产业将后继乏人。中国制造业的衰落可能不会像日本那么快，因为中国拥有更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更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系统，但衰退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 2023年中国的总顺差中仍然有41%来自美国，美国的总逆差中的26%给了中国。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美中关系，中国商品占美国市场份额将继续下降，如果低于8%，对中国的经济、制造业、就业以及国际地缘政治都将是灾难性的。 美中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两国和世界利益考虑，经贸纽带不应该继续削弱。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向美出口占美国总进口的10%以上，从美进口也占美国总出口的10%以上（2023年只占7.3%）；从美进口不应低于向美出口的50%（已经从2018年的22%提高到2023年的35%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应该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60-70%的正常水平，一方面可以靠内需消化产能而避免因产业链转移导致制造业过快衰落，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中国从资源输出国进口石油等资源，对这些国家存在逆差，中国应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减少从这些国家进口非资源产品，从而腾出市场份额给美国相关产品。这样才能让美中两国建立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国际秩序。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母亲节当天，CNN一则报导说出了拜登面对加萨战争的困境，内容提到，自5 月初，拜登因反对纳坦雅胡轰炸拉法（靠近埃及边境城镇，现有大批巴勒斯坦难民），于是宣布暂停向以色列供给3500枚飞弹，以色列却继续布署进攻，拜登随后再发出最后通牒，强调以色列若一意孤行，美国将直接关闭对以色列部分重要武器的输送。以色列显然也没有理会。这项“武器禁运最后通牒”，回过头再又受到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批评，几乎无论怎么做，拜登都是错。 站在共和党立场，他们认为拜登导致了美国和以色列出现史上关系最糟的一刻，另一方面，民主党也有26名众议员联署致函拜登，认为暂停运送武器给以色列，等同于向哈玛斯等中东恐怖份子发出错误讯息，以为美国总统现在倾向了“亲哈玛斯”一方。拜登今天对以色列的最后警告，也被回推认定，原来自二月中开始，他声称和纳坦雅胡有过多轮通话，其实是无用的，同样的，他也无法遏制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别说击败恐怖主义。 到今天，以哈战争凸显的依旧是既有僵局，即，如果纳坦雅胡为了“和平”，在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做出任何让步，他在国内的右翼联盟就会崩溃。另一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如果在巴勒斯坦人民所认为“不可剥夺的权利”稍有妥协，他也会立刻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大派别法塔赫（包括哈玛斯）视为叛徒。以上两方的让步，都可能让以巴现任领导者垮台，而垮台在专制极权国家，经常意谓“下场很惨”。 时间再拉回拜登上任初期，不少自由派媒体都说拜登是民主、跨大西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实践者，拜登可望藉经验丰富的外交团队，体现这些精神，并以一种清醒、理性和现代化的角度，让美国得以更公平的方式去负起跨国责任。结果，拜登在处理中东问题上，连认可他的民主党选民都不到五成，自2022年8月阿富汗撤兵以来，拜登的外交政策支持度便持续低档徘徊在五成以下。 如果说，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023年哈玛斯突袭以色列，已被视为拜登外交上的败笔，那么，这是否就对照出了川普时期的成功，其实也未必。 川普在2016年上任之初，曾声称要为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和平立下“最终协议”（ultimate deal），当时甚至还有“川普可能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风声。也就是在他著手中东事务时，再让所谓的“川普主义”格外受到关注，不少人认为那的确代表了一种简洁、不感情用事和展现对抗性的特有外交作风。 但事实上，川普终究只是把他过去商场交易手段，移植作为国与国的外交谈判，且因为他对美国整体经济和安全利益长期局限在狭隘的概念下，再使其外交政策充满了交易性质。其中最为人诟病，不就是2019年一名中央情报员举报，指称川普曾强烈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暗示，希望他协助调查拜登的贪腐，以及提供被指由乌克兰掌握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伺服器，两者将决定他是否履行国会授权，对乌克兰的4亿美元援助案。这一举报，一度让川普面临滥权和妨碍国会两项弹劾，惟藉著共和党参议院多数，两项弹劾案才未通过。 再看川普当年所称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最终协议。他斡旋的方式，即是透过女婿库许纳，以“美国总统（川普）最信任的人”角色居间传话，这也是川普任内最常被提及的──施政（尤其对外政策）经常充满高度人治色彩。川普任内，身边不乏集结优秀的外交人才，只是，他们所花最大力气，正是一次又一次试图将川普的“无政府主义”拉回外交常轨（川普和官员间的紧张关系也是由此而来）。至于当年所谓“最终协议”如何，以哈战争已做出最好说明，也就是何来“最终”协议？ 就拜登而言，他的外交信条，或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川普来说，则仿若“交易艺术”的国际进阶版。但不管是哪一套，事实证明，从俄罗斯的普丁，到巴勒斯坦的哈玛斯，甚而到以色列的纳坦雅胡，专制（独裁）者的行事，往往超脱了民主美国的思维逻辑。拜登让美以联盟数十年来首次出现了裂痕，而川普又难道真的阻止了普丁的野心，或者真的化解了以哈的血海深仇。2019年川普站上南北韩共同警备区板门店，成为首位踏进北韩领土的现任美国总统，他为此自行宣布北韩不再构成核武威胁，到了2023年，金正恩又再次警告，“平壤若‘受到核武挑衅’，将毫不犹豫地发动核攻击。”拜登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面对独裁国家，证明效果不佳，至于川普，他在独裁者身上所使用的“最终”、“不再”，到头来也是形容词大过实际上的意义。 2019年，具生物学博士学位的纽约作家海考克 （Dean Haycock）写下了一本《谋杀心灵》（Murderous Minds），专门讨论独裁暴君如何形成。他提到就性格上，独裁者首先必须有发展残酷人格特质的潜能，例如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偏执狂和非凡的野心，但不是每个这样的人都能长成暴君，还得有后天环境推波助澜，一个人才会升起对整个国家的绝对控制欲，这一特定事件所触发的危险性格，尤其在一个人的童年时期取得发展和强化，最普遍来说，关键就在成长于“国家政治制度高度不稳定的时期”。海考克的论述，并以史达林、希特勒、毛泽东和海珊为佐证。 前不久，川普的老朋友，福斯新闻主持人汉尼帝公开为川普拉票，说他保证川普若再次当选总统，决不会滥用权力寻求政治报复，有人以为这是汉尼帝背书川普不会变成“独裁者”，结果川普的回答是：“不会，除了第一天（当选）。”虽然看起来川普的反应很猖狂，但这不也说明了，川普真的不懂什么是独裁者，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独裁者会“只想当一天”，且“滥用权力寻求政治报复”距离独裁者的统治、征服、折磨和屠杀等特征，不也还差很大一段距离。 如今，拜登、川普面对独裁者，不可否认各有盲点，甚且，恐怕正因为成长时期完全不同的经验，才使之难以真正“进入独裁者的脑袋”去作出判断、理解和预测对方的行动，他们对真正独裁者的黑暗性格，难免也都存在美式的乐观，不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是“交易艺术”都是，只是，就心理学分析，这也算“非战之罪”吧。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总统大选7月就要掀开帷幕，但是在对中国的态度上，这种外溢效应已经体现，两党候选人都对中国强硬。拜登政府本周将宣布对中国的电动车及零部件，征收100%的关税，比川普早先宣称的当选后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还要高，显然，拜登这么做是不想让共和党人认为自己对中国软弱。 博明：美中竞争必须胜利，而不是被管控 与此同时，鉴于川普在美国摇摆州的民调领先拜登，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在准备两边下注，驻华盛顿的外交官员设法接触川普的竞选团队或者有可能进入川普内阁的前官员，希望和川普拉上关系。川普可能再次当选总统也成为今年以来观察家们讨论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热门话题。上周六，在一档谈话节目中，我和一位朋友围绕著博明最近发表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就川普当选后的对华政策展开辩论。 博明曾是川普政府的国安副顾问，被认为是川普对华政策的设计者，也是超级鹰派。前不久，博明与另一个对华大鹰派、将要卸任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加拉格尔在《外交事务》发表了题为《非赢不可：美中竞争必须胜利，而不是被管控》的“檄文”，旗帜鲜明反对拜登“管理美中竞争”的政策，该文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讨论。在我和这位朋友的辩论中，分歧主要在两个方面：（1）如果川普对中国全部输美产品加征60%的关税，谁最终受损最大；（2）贸易战的冲击是否会让美中关系全面恶化，以致不排除发生战争的可能。 朋友的观点概括起来是，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美国受到的影响比中国更严重，最终的胜出者是中国而非美国，他提出的主要论据有：其一，川普的征税是对美国进口商而不是对中国企业，世界上没有国家像中国这样能提供几乎所有的产品，美国进口商最后会发现，即使加征六成关税，也不得不进口中国产品，代价则由美国消费者承担；其二，上次贸易战证明，中美贸易总量不但没有减少，还在增加；其三，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到美国内陆地区，工厂大量倒闭，城市一片萧条，美国要重建工业基础，至少需要10年；其四，美国在以哈冲突中因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而使自己的道德形象严重受损，对国际的感召力和号召力下降，从而损害了美国和中国对抗的国力。 我的朋友来美30馀年，对美国有很深的观察，他自己也说跟共和党包括川普的竞选团队一些人有交情，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他本人是在美国做实业，以他所在的行业为例，对中国商品没有替代者。所以他认为，最后受损一定是美国比中国重。他也认为，鉴于美国民众要承担加征关税的代价，他们会反对川普和中国打贸易战，四年后用选票把川普选下去，因此这次贸易战难打得起来。博明虽然在文章中表达了鹰派立场，但没有提出具体措施，而川普也不喜欢打仗，即使博明入阁，川普不会听他的建议，美中两国不会爆发战争。 美国制造业撑得起美中关系恶化的苦果？ 朋友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我知道很多人对美中贸易战和美中对抗的看法同他一样。不过，我的看法和他不同，虽然中国全部产品的可替代性差，还可以通过第三国来规避高关税，但这是需要时间的，在这期间，承受关税代价的尽管是美国消费者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然而，中国卖到美国的商品保守估算也要在目前的数额上折半，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这对中国社会乃至政局造成怎样的影响，不难想像。美国最多是换一个新政府，而中国有可能政权更迭，对哪个损害大，不言而喻。另外，也不能简单以上次贸易战美国没有达到效果来推算这次也一样。上次加征的关税是两至三成，但这次高达六成，对中国企业造成的后果肯定不同。 至于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问题，中国官方的评估比很多人都要清醒，按照官方说法，美国制造业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在中高端制造业上，目前还是领先于中国，只是在中低端方面被淘汰了，所以不能笼统地讲中国的制造业就一定比美国强。需要重视的不只是美中新的关税对抗，此事还会产生极强的外溢效应，中国势必会反制，由此造成的各种影响和后果不是川普能够控制的。川普也许确实只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如果他的团队要的是打败中国，在恶意螺旋的效应下，认为川普不会改变想法，两国不可能爆发战争，是否有些一厢情愿？ 固然，川普被大家认为是个交易型政客，不想打仗。然而要看到，中美关系的全面变坏，正是在川普当政后期发生的。新冠疫情爆发后，川普因应对疫情不力眼看会输掉大选，于是加码打压中国，两国差点发生军事冲突，幸被当时的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挡住。焉知今天川普的想法还和4年前一样，他不会接受博明等人的主张，或者他本人就认为在美中竞争中，必须打败中国？ 在我看来，下届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最大不同，如果按博明的意见，是美国愿意承受围堵中国的代价，拜登则想在打压中国的同时，代价最小。既然如此，川普就不太可能在国内其他利益集团的反对下，不兑现竞选诺言，加征关税，这个贸易战会开打的。而只要川普真的对中国全部商品加征六成关税，中美关系就一定会再次全面走坏，战争的可能性是不排除的。 无论川普或拜登都只会更强硬 上周六的节目还有另外嘉宾参与，一个嘉宾听了我和朋友的辩论，说川普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只想要中国的财，但架不住博明等鹰派要中国的命，而中国也会从要命的角度去解读和对待川普的对华政策。所以，问题不在于川普对中国有什么看法，而在于，他上台后，博明等对华超级鹰派是否会入阁。目前美媒列举了蓬皮奥、博明、叶望辉、科尔比、斯金纳等几大鹰派是川普第二任期治理团队的热门入选。如果川普要延揽这些人入阁，本身就发出了一个对华示强的信号，何况天天被这些人包围，想法岂然不会改变？ 我和朋友的辩论不在谁对谁错，而是为听众和读者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不同思路。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是川普上台还是拜登连任，由于他们都没有再连任压力，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上，都会比他们的第一任期更强硬，中美关系未来只会更恶化。但对中国政府来说，川普毕竟可预测性差，所以如果要在两个“坏蛋”里选一个，还是希望拜登当选。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自从中国房地产经济跌落神坛，房价狂降之后，土地财政时代也一去不复返，而与萎靡的经济和失控的跌价相反的，却是基本民生方面的涨价，而且继水电气涨价后，5月2日，中国高铁也宣布涨价了。 其实这不是中国高铁第一次涨价，这次涨价的路线主要是武广高铁、沪杭客专、沪昆客专、杭甬客专4条高铁，一二等座涨幅达20%左右，商务座最高涨幅甚至接近40%，单程票价接近人民币2000元，比机票还贵，乘坐时间却比飞机长。但是，这四条路线覆盖的，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地区和主要劳务输出的中部地区。三种等级的座位覆盖了最基层的建筑行业、制造业工人，以及中高级白领，如今全部被割韭菜。高铁涨价不同于水电气的涨价，因为作为持续了十几年的中国模式的缩影，从过去的低成本和规模优势，演变成今天钜额债务危机和一系列连锁反应，其实释放出很多危险的信号。 基建狂魔模式从神话变成诅咒 过去十几年，高铁一直被誉为中国最闪亮的国家名片，全国里程从9300公里飙升到4.5万公里，市市通高铁的省越来越多，甚至还有地方提出“县县通高铁”，中国自称为基建狂魔，在很长时间里，都和高铁大跃进的形象相关。但是，因为中国高铁建设主要靠债务融资，与迅猛增长的高铁里程一样疾驰的，是巨额债务。2023年，中国国铁集团（原铁道部）实现营业收入12454亿元，净利润33亿，这已经是业绩最好的一年了。可是，从2005年到2023年，国铁总债务却从4768亿元猛增到6.13万亿，翻了13倍，每年利息支出都有2000多亿元，33亿的盈利连利息的零头都不够。如今，国铁仍处于本息偿付高峰期。 这样高额债务怎么来的呢？ 2019年，《瞭望》周刊就写过高铁大跃进的风险。 首先，极大地推高了地方债务风险。中国铁路建设资金，绝大部分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筹集，权益性资金占35%，债务性资金占65%。各地“争路”的“大招”之一，就是提高出资比例，有的推高到八成左右，大头靠银行贷款，有些地方银行贷款占75%。 其次，引发产能过剩。铁路全产业链都不同程度背负著债务负担，为了减轻债务，企业之间就竞相压价，为了压低成本只能扩大规模，最终造成各个环节产能过剩。 其三，铺摊子式多元经营。有的铁企为了减轻债务，开始大包大揽跨行业经营，利用“铁老大”的垄断地位，“既当甲方、又当乙方”，背靠高铁项目，自己拿地做房地产开发，再次推高债务。 但是比这些风险更严重的，是除了处于本息偿付高峰期，中国高铁建设还在建设高峰期。简单来说，就是旧债未还，又添新债，饮鸩止渴，根本停不下来。 在疫情前，很多机构其实已经看到了高铁的债务风险，所以，部分高铁项目被叫停。可是，疫情后这两年，为了恢覆经济，拉动内需，那些原本被叫停的高铁路线再次重启建设：比如济枣高铁、济济高铁、石雄城际铁路……整个2023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45亿元，同比增长7.5%，这个增长里，又起码7成是债务，继续重复以上的风险。 此外，还有一个更严峻的考验——高铁“大基建”还未结束，债越来越高，但是，由于产品年限到了，又同步迎来“大维修”时期。因为中国高铁的设计和建设成本低，所以老化得快，从2022年开始，中国高铁就进入了大规模维修周期。而且还是高级维修，返厂维修。发达国家铁路后市场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普遍在 20%以上，而中国铁路运营维保支出一般占总投资的 2%-3%，两者之间存在10倍的差距。这就意味著，要维持中国铁路长期稳定运营，就需要有周期性的大投入。现在就到了这个周期性拐点，还是三大周期叠加：本息偿付高峰期、高铁建设提速期、大规模维修周期……不割韭菜，找哪里拿钱？ 高铁带动地产经济的中国模式破灭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修高铁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为了卖票赚钱，而是中国模式的城市化战略，主要目的是：带动沿线地区的经济活动，带动沿线地区的房地产增值，带动高端相关产业的研发、制造和就业岗位，高铁技术外销助力一带一路。 其实在2018年，中国智库安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就研究过，中国高铁站被严重“房地产化“，整个高铁交通系统建设受到了“土地经济”理念和地方政绩观的干扰，“高铁+地产”模式潜藏的风险在逐渐暴露。 2013-2017年，全国铁路新增铁路营业里程2.94万公里，其中高铁1.57万公里，是历史上铁路投资最集中、强度最大的时期。而其中风险之一，就是高铁站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结合的“高铁+城市”模式，2017年，中国已经建成的高铁站数量达到516座，一个城市有多个高铁站的现象并不少见。绝大多数城市都拉开了架式，在离旧城很远的地方规划了高铁站点，以便腾出足够的空间来发展房地产，就连铁路局公司自己也进军房地产了。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有高铁的地方就有人气，有人气就有住宅和商业需求。 可是很多地方政府却刻意忽略了一个事实：高铁车站最基本的功能是疏散客人，很多高铁站都是交通枢纽，乘客一到站就立马坐地铁、公车走了，根本不会在车站周边停留。可是在地方城市规划中，高铁的交通客流的集散的概念被明显淡化；而高铁车站对拉动当地地价、房价的作用，被夸大和强化。结果就是，造成大量闲置的商场、商铺、酒店、住宅，不少的城市还因为高铁新城的架子拉得过大，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最终，高铁的修建，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如今规模经济停滞，这种巨型的债务只会继续膨胀。 党的忠诚队伍将越来越小 国铁集团过去几十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超大型国企，被称为铁老大，甚至有专属自己的警察系统和法院，高铁相关企业几乎就是等同于事业编制的铁饭碗，然而高铁涨价不仅不会惠及体制内这帮铁路人，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水电气和高铁都是寄生于地方财政的公共服务，当房价下跌，土地财政崩盘，地方财政也就首当其冲受其拖累，只能减少公共服务，或者把成本转嫁给大众，而与之伴随的，当然就是体制内人员的极限缩编。 众所周知，现在中国年轻人因为工作难找，很多毕业生削尖脑袋考公务员，就是为了一个稳定铁饭碗。但是随著各地的公共财政吃紧，财政只会用在刀刃上，公务员未来必然会缩编。铁饭碗不保，体制内受益者越来越少，最终听话的人当然就会越来越少，为了考公考编而做个顺民的年轻人也会越来越少。 另外，六十年代初婴儿潮出生的一代，这一两年集体进入退休期，上千万人退休，会让本来就钜额亏空的养老金缺口更大，结果就是：要么，减少福利，引发民怨；要么，疯狂印钞，引发通货膨胀，也是引来民怨。 无论哪种结果，都只会导致，听话的人越来越少，党的忠诚队伍也将越来越小。 中国模式海外扩张的崩溃 高铁技术外销作为习近平一带一路宏大计画的支持之一，过去真的带来过规模效应。2016年，媒体称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爆发元年，中国高铁的版图已经扩展到了亚、欧、非、美等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在其中推波助澜的力量，除了中国本身的扩张主义，中国高铁也的确利用自己的低成本优势（劳动力成本和规模效益以及产能过剩），高额的贷款和输出中国模式，占领了很多国家的高铁项目，成为中国一带一路野心的最佳体现。 但是，在跟各国合作中，也一直有各种问题。因为各国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形势变化，以及中美贸易战后对中国的围堵，一带一路很多项目都遭到延宕。直到2023年，中国修建的第一条海外高铁——印尼的雅万高铁才全线通车。 雅万高铁项目也是中国高铁高风险模式在海外扩张的缩影。起初，印尼政府的预算高达51.35亿美元，是当时中国海外铁路修建的最大单，当然并不足以支付所有成本，于是中方提供项目总投资中75%的贷款，期限40年，可缓期10年，利息为以美元计算每年2%。贷款模式提供灵活的人民币与美元混合贷款方式。这样的诱惑，印尼政府想不入坑很难。但是，这十几年，因为印尼的政局变动，政党轮替，还有中国高铁自己的问题，项目多次修改、延宕。2023年通车，已经是运气很好的了。而其他几十个国家的高铁，可能已经骑虎难下。 这些国家在中国经济成长期乘坐一带一路的东风，合作高铁项目，或许起初看是门划算的生意。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经济效益也只是小事，为了政治影响力和战略布局，可以不计成本拉这些国家入局，可是现在，由于中国经济衰落，高铁是否能完工都已经不重要，关键是中国高铁债务在产业内不停传递，最终会外役到一带一路的高铁项目，把这些基础薄弱的国家拉到债务崩坏的链条中，进退两难。在未来，又注定掀起一场动荡的困局。 ※作者为作家，自媒体人，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联合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一篇报道引人关注。据报导，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共购买了27吨黄金，使其储备达到2262吨的历史新高。这是自2022年10月以来，中国连续第17个月增加黄金储备，创下自2000年以来最长的1次贵金属购买期。目前，中国已经建立总价值约17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还显示，自2022年10月以来，中国已将黄金占其总金融储备的比例，从3.2%增加到4.6%，目前拥有世界第6大黄金库存。中国这一波购买大幅推高了黄金价格，2022年底以来，全球黄金价格上涨近50%，一度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达到2400美元以上。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大量抛售美债，从2021年到现在，已经减持了超过4000亿美元的美债，目前持有的美债金额不到8000亿美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增加黄金储备和减持美债外，中国也大量买入原油。中国海关宣称，中国已经是最大的资源进口国，去年创纪录地每天购买1130万桶石油，比2022年增长10%。另有数据显示，在中国经济没有太大增速的情况下，中国能源进口同比增长10%，矿产进口同比增长5%，这看起来有点奇怪。我们知道，大量囤积战略物资，往往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中国到底要干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可能。 第一，也许是经济方面的考量。有专家分析，中国官方正在准备人民币的一次性大幅贬值，以拉升经济。中国可以故意透过人民币贬值，使本国商品的价格更便宜、更具竞争力，进而提升出口，刺激经济。提前累积黄金和石油等资源，可以保障金融安全并提升议价能力，有助于稳定经济，并应对贬值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例如进口成本增加和通货膨胀。但这样做恐激怒贸易伙伴，导致美中贸易战恶化，进而产生严重后果，对全球经济贸易安全造成严重冲击。 第二，也许是政治考量。中国官方有可能是在为潜在的战争做准备。回顾过去的半年时间，2月份，两岸在金门水域频繁爆发冲突。3月，中国与菲律宾渔船在南海也发生多次摩擦。另外，据路透社报导，5月4日，澳大利亚海军在黄海一带执行任务时，中国歼-10战斗机朝澳大利亚的MH60R海鹰直升机上方和前方几百米处投掷照明弹。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虽然澳大利亚的军机躲闪成功，没有人员伤亡，但事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令人“无法接受”。2023年，美国国防部也公布多个照片与视频，显示中国军机在南海与东海的危险行为激增，两年来高达180起，数量超过了之前10年的总和。如果算上美国的盟友与伙伴，类似事件接近300起。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增加，不排除日后在台海或南海挑起战端，而准备工作显然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由于中国目睹了俄罗斯因2022年入侵乌克兰而遭受的经济打击，因此提前开始防范风险，努力储备战略物资，为可能与西方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经济准备，以免在战争爆发后经济遭到制裁，造成严重后果，也是情理中事。 不管怎么说，中方要么就是在被动地为所谓的“惊涛骇浪”做准备，要么就是在进行主动的战略布局，这一切动作，应当都是为了应付美国等西方国家日后对中国可能实施的经济制裁，保障能源生命线，粮食生命线和工业发展的资源供给。问题是：到底为什么中国会认为西方有可能对其发动经济制裁？中国在计划什么，才会有这样的预期？这些准备与习近平天天挂在嘴上的“大变局”是否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