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學考題疑在中國社媒泄露 校方確認10門課受影響
2026 年 6 月 21 日
本月24日，隨著中共政權的 「前反恐專員」劉躍進被最高檢察院宣布以「涉嫌受賄罪」逮捕, 牆內牆外媒體都對這位「副部級公安虎」給以了足夠的關注。各媒體之所以都要特彆強調這位劉躍進的「副部級」， 是因為 「專員」不是一個被人熟知的官銜，所以才要突出強調一下這個劉躍進不是一個普通「專員」，而是一個副部長級的「專員」。 眾所周知，只有副省部級以上的貪官才有資格被稱為「虎」，從正廳局往下直至副村長級的各級污吏全都被稱之為「(蒼)蠅)」—-「典」出自習近平的「打虎拍蠅」。 說起來，劉躍進退居二線前的「反恐專員」頭銜的全稱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專員」才對，因為他的這一頭銜是為代表中共國就反恐工作對外聯絡時使用的，他本人在「退居二線」之前的內部職務是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專職）副組長兼國家反恐辦主任。在劉躍進之前，這兩項職務是由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劉偉（武警少將）兼任的。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的各類「領導小組」成員的任命，都不會在任命的同時就對外宣布。所以某人被安排兼任（專任）了某個領導小組的組長（副組長）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被外界所知是常態。而劉躍進的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身份，就是在他已經實際主持了兩年多時間的這一小組的日常工作之後才因為全國反恐會議的召開被公開的。而國家反恐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一向都是由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兼任，那副組長至少也是要副部長級才是。 牆內的百度有「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詞條，內容是：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的前身是2001年成立的國家反恐怖工作協調小組。 詞條中介紹：2002年，公安部成立反恐怖局，負責研究、規劃、指導、協調、推動全國反恐怖工作，地方也相應設立機構，國家反恐協調小組辦公室也設立在公安部反恐局，承擔協調小組的日常工作。 2013年國家反恐怖協調小組升級為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組長由國務委員、公安部長擔任，下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反恐辦） 和反恐作戰計劃處等部門。協調小組側重於協調相關的反恐職能部門來進行反恐工作，調整為領導小組之後，小組的「領導統籌」職能增強，職責範圍有所提升。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由固定成員和非固定成員兩個部分組成，固定成員包括外交、公安、安全、武警、總參等專業的反恐職能和統籌部門，而像交通、民政、衛生等部門為不固定成員，起到輔助性作用，滿足國家反恐工作的整體部署和需求。反恐辦是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的（常設）辦事機構。 要說明的是百度的這一詞條大致是2018年左右編成的，日後再未及時修正。所以詞條中列出的當時的該小組的組長還是時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趙克志。副組長還是：孟揚（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陳文清（時任國家安全部部長兼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樂玉成（時任外交部副部長）、陳光軍（時任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助理兼情報局局長）、王寧（時任武警部隊司令員兼中央政法委委員）、劉躍進。 當年劉躍進以國家反恐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身份兼任其常設辦事機構反恐辦主任的那幾年裡，一直都是專職。也就是說，劉躍進退居二線之前是中共國的國家反恐工作領導小組日常工作的主持人。 要不怎麼說他是中共國的「國家反恐一哥」呢。 牆內騰訊網的一篇追蹤報道劉躍進的文章介紹了他的簡歷，說生於1959年的劉躍進，「原籍湖南寧遠，出生於廣西桂林，15歲參加工作，很早就在生產隊從事生產勞作，後來還當上了桂林大河公社的生產隊長。不過，在生產隊工作幾年之後，劉躍進搖身一變，居然成了省廣播電台的編輯。」 請注意，原籍湖南，出生於桂林，而且是15歲「參加工作」。這就說明當時的劉躍進並非是桂林當地郊縣的原本就是農村戶口的「返鄉知青」，而是「下鄉插隊」的「城市知青」。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才知道，凡是下鄉插隊之後被招工、招干返城，或者參軍、上了大學的，下鄉插隊的時間是會被計入「工齡」的。所以從下鄉插隊的那一天開始就算是「參加工作」。 對照一下習近平的簡歷，寫明是「1969年1月參加工作」。而1969年1月是他被毛澤東的基層爪牙們當成「反革命狗崽子」趕出北京的時間，被迫前往的地點是陝西延安梁家河。 也就是說，比習近平年輕6歲的劉躍進居然也是「知青」出身，趕上了「城市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後半期。 騰訊追蹤報道劉躍進的記者應該是比較年輕，對「文革」史全然不知，所以寫出「在生產隊工作幾年之後，劉躍進搖身一變，居然成了廣播電台的編輯」這樣的話。事實上當年下鄉插隊的城市知青隨時被「招干」回城當幹部也好，當教師也好，當編輯也好，都是再正常不過的——因為當年的大學畢業生少得可憐。比如當年和習近平同乘一列西去列車到陝西插隊的王歧山，就是在1971年「搖身一變」成為陝西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日後在此崗位上又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 至於劉躍進，人家當年從廣西人民廣播電台編輯崗位上通過正式高考進入西南政法學院，而且還如願進入該校當時最熱門專業，首次招生的刑偵專業，足見他在當時的同齡人里，實際文化程度是屬於姣姣者。 西南政法學院四年學習期滿後，劉躍進參加了全國統一分配。按照如上騰訊文章的介紹：大學畢業後的劉躍進從天津市公安局刑偵處的普通幹部開始爬升，歷任天津市公安局團委書記，天津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副局長，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副局長，天津市公安局刑偵處副處長，天津市公安局刑偵處正處級偵察員，天津市公安局刑偵處處長，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兼刑偵局局長。 劉躍進是2001年初從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正廳局級）調升公安部的，歷任公安部辦公廳主任，武警學院副院長和黨委副書記，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長（正局級）、公安部禁毒局局長。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黨委委員，一個月後其行政職務也升了半格，被國務院任命為公安部部長助理。 2015年01月，劉躍進被宣布以公安部部長助理身份兼任國家禁毒辦常務副主任，3個月後又被宣布兼任國家禁毒辦主任。當時的公安部網站曾刊登一則消息，說是（2015年）5月11日，國務委員、國家禁毒委員會主任、公安部部長郭聲琨出席國家禁毒委員會全體會議暨全國禁毒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並講話。國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國家禁毒委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劉躍進彙報了2014年以來的禁毒工作。 當年12月，劉躍進被國務院宣布免去了公安部部長助理職務，在公安部網站上只標示他以公安部黨委委員身份任反恐專員。次月，他便被授予副總警監警銜，自動宣布了他已經正式晉陞副部長級。 說明一下， 中共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推出警銜制以來，就一直將警銜分為五等十三級，最高一級即總警監只有一個，就是當屆的公安部部長。而所有公安部副部長包括正部長級的副部長以及其他享受副部級待遇的（比如政治部主任）都是副總警監。另外因為所有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公安廳（局）的一把手均為副省部級，所以也都是副總警監銜。簡言之，公安部的副部長是和下面省級公安廳（局）的一把手平級。也就是說，副總警監等於副省部級。 前面引述的騰訊的文章中還特彆強調了劉躍進是公安部首任，也是至今唯一一任的反恐專員。筆者讀到的其他牆內牆外媒體感興趣劉躍進的文章，不少都是照抄這一說法。其實是不對的。 截止目前，被中共政權授以「反恐專員」頭銜的至少還有一個岳修虎，此人從今年六月開始的現職是公安部黨委委員、反恐專員（副部長級），副總警監警銜。這從公安部的官網中是可以查到的。 此人出生於1973年4月，是公安部現有領導人中最年輕的一個。1997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的他，居然還在2001年至2002年，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當了近一年時間的「客座研究員」。研究什麼就不清楚了。從他大學畢業後長期的國務院發改委工作的經歷看，應該是研究經濟大類里的什麼東東吧。反正肯定不是研究「反恐」。 此人是2020年10月開始被外放雲南省擔任正廳級職務的， 2023年1月「當選」雲南省副省長，併兼任雲南省公安廳廳長及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副省長的這種工作分工，甚是奇怪。是為了證明此人 「文武雙全」？ 不過雲南副省長只當了1年5月，這個岳修虎就被調回北京，擔任現職。其實今年6月初牆內曾有好幾家媒體關注過這個岳修虎的新職。 而在劉躍進與如今的岳修虎之間的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國家反恐辦主任則是劉躍進在西南政法學院刑偵系的學弟杜航偉。此人倒是沒有被同時宣布為「反恐專員」，但至今還是上合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的中方理事。 也是和劉躍進一樣，這個杜航偉在主持國家反恐工作領導小組日常工作的同時，也還兼任著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 去年3月，61歲的杜航偉在副部級崗位上到點下車，被安排佔了一個全國人大的社會建設委員會的委員名額。 回過頭來繼續說劉躍進的那點事。 縱觀劉躍進的如上簡歷內容，前期發跡在天津，後期被重用在北京。關於他在天津給臭名昭著的時任天津公安局長武爺武長順當馬仔的那段故事，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介紹。 我們已經注意到，劉躍進進入公安部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部辦公廳的主任。雖然部辦公廳主任也是正司局級，便和其他司局的一把手相比，晉陞部長助理然後再晉陞副部長的機會肯定更大。當然，公安部所屬司局裡，也有和部辦公廳的重要性一樣，甚至可以說比部辦公廳更牛掰的一個，那就是一局（政治保衛局）。如果說公安部的黨委委員里有一個局長的話，那就是一局局長。孟建柱把持公安部時期曾擔任過一局局長的孫力軍就是當時公安部黨委委員里唯一的局長。 我們都知道，已經被判處死緩，到他們公安部自己管轄的秦城監獄裡與前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司法部部長傅正華相依為伴、抱團取暖的孫力軍當年從上海調入公安部後，首個崗位也是部辦公廳，只是因為此前在上海的級別太低，所以當時調他進京的部長孟建柱擔心在部里引發眾怒，只能讓他先委屈在副主任的位置上過度一下。而早於孫力軍調入公安部的劉躍進因為此前就已經是正司局待遇的市公安局副局長，所以進京出任公安部辦公廳主任屬於平調。 孫力軍一經進入公安部，其政治能量立刻就比他的前輩劉躍進高出了好幾個數量級。 關於孫力軍是如何在公安部發跡的故事，筆者在兩年多前已經為本專欄陸續撰寫了《孫力軍在上海時 曾自詡是”韓市長的英文秘書”》、《孫力軍案中 高級警渣知多少？》、《中共公安部官場：真正的高危職業》、《下一個被公開的「孫力軍政治團伙」成員會是誰？》、《犯了死罪的孫力軍是否還會被習近平下令留活口？》等系列文章。 截止2022年底，所謂「孫力軍政治團伙」里的7名成員已被判刑：孫力軍因受賄6.46億元，被判死緩；原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司法部長傅政華，受賄1.17億元，被判死緩；原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立科，受賄4.4億元，被判死緩；原公安部副部長、國家安全部紀委書記劉彥平受賄2.34億元被判死緩；原上海市副市長、公安局長龔道安，受賄7,343萬元，被判無期；原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鄧恢林，受賄4,267萬元，被判刑15年；原山西省副省長、公安廳長劉新雲，受賄1,333萬元，被判刑14年。 而在此之前，從公安部歷任副部長里陸續抓出的所謂「公安虎」，至少還有李紀周、鄭少東、李東生、孟宏偉及楊煥寧（正部長級）。他們中間，除了楊煥寧，其他也全都在秦城城監獄裡「安度晚年」 呢。 日後，公安部的歷任正部長里，除了高就中央政治局常委卻仍未逃脫被整肅命運的周永康，是否還會再有落馬者不好說，但曾經或正在公安部系統任職的副總警監們，肯定還會有跟在劉躍進後面陸續被整肅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杜航偉。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拭目以待就是了。更多的介紹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當今世界，哪些國家比較受歡迎？看看每天在頭頂上飛來飛去的民航飛機，就可以看出國際政治格局的親疏冷熱。最近，外國航空公司開始停飛中國航線，這件事在國際社會和中國國內都成了一個大新聞。但是，絕大多數媒體都是從民航運營成本的角度來分析。如此角度似乎有一種潛在的暗示，什麼時候民航成本降低了，飛中國航線的外國公司就會立刻恢復營運。 然而，筆者以為，民航成本只是一個表象，而中國的國際重要性明顯下降，才是各國停飛中國線的真正原因。民航公司送來多少外國旅客，是看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態度的鏡子。因此，當一個國家的國際旅客數量突然大幅度下降時，從這面鏡子當中可以看到，這個國家的國際觀瞻發生了重大變化，此變即該國的國際地位之墜落。面對過去二十多年來國際社會的「中國夢」划下「終止符」，北京的反應是，對南半球的南太平洋海域發射洲際導彈，凸顯其對外擴張的戰略威脅。 一、各國停飛中國線 8月19日中共在香港的一家對外宣傳官媒香港01發出一篇報道，提到好幾家外國民航公司停飛中國航線。 今年5月起，一連串國家宣布取消飛中國的航線。美國的達美（Delta）航空原定今年秋季恢復洛杉磯—上海的往返航線，現在宣布取消。然後，英國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民航公司相繼宣布，停飛從倫敦到中國的航班。8月8日英國航空（British Airway）宣布，從今年10月26日起到2025年11月，暫停倫敦往返北京的航線，以後是否恢復航班，屆時再議。英國航空1980年開通倫敦—北京航線，44年來一直運作，現在卻突然關停了。英國第二大航空公司「維珍大西洋航空（Virgin Atlantic）」停飛中國航線的態度更決絕，它也是從今年10月26日起停飛，但停飛無限期。 而澳洲航空（Qantas）則宣布，從7月28日起停飛悉尼-上海航線。這條航線9個月前才恢復飛行，現在則完全取消了。10月27日起，東南亞的汶萊皇家航空也將暫停每周兩次直飛北京的航班。 歐洲大陸國家雖然沒停飛去中國的航線，但班次壓縮了。今年夏季德國的漢莎航空（Lufthansa）從慕尼黑和法蘭克福飛往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班次每周35班，僅及疫情前的三分之二。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旺季，全世界的航空公司正努力恢復並擴大運力，以彌補三年疫情的損失，為什麼這些國家的民航公司突然停飛中國航線呢？它們並未壓縮運營規模，而是把飛機和駕駛員、空服人員轉移到別的航線去了。比如，澳大利亞航空公司停了中國航線，卻開闢了飛菲律賓馬尼拉的航線，也增加了飛新加坡的航班。 還有一些航空公司雖然沒停飛中國航線，但把原來使用的大飛機換成了座位數較少的小飛機。例如，阿聯酋航空飛往中國的航線全面停用座位多的空中巴士A380，改為體型小一些的波音777。 二、中國航線乘客少 香港01的報道針對各國停飛中國線這個現象，講了一句重話，「讓人嗅到了一絲反常的氣息」。那什麼是反常的氣息？該外宣媒體不敢講。其實，反常的氣息就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明顯下降了。 五年前，中國曾經是世界各國最熱門的旅行目的地之一，不僅大量商務旅客頻頻往返，而且國際遊客也絡繹不絕。這都反映出各國對中國的興趣很大，而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自然也就增加了。2019年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以後，引發了全球性健康危機，各國的民航航班象被「拉了閘」，紛紛停飛。疫情結束以後，各國的民航航班開始恢復，但幾年下來，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的航班大幅度減少，那就是中國。 今年6月全球國際航線的旅客運輸量達到535萬人，比去年6月增長了112%，只有飛中國的航線冷冷清清。今年7月美中之間的航班頻率只不過是疫情前2019年7月的24%，而航班上座率只有五年前的四分之一。用這兩個數據粗粗估算了一下，假定疫情前美中之間的航班基本滿座，那麼，現在每個月航班的載客量比疫情前減少了93.7%，只剩下五年前客流量的6.3%。那這6.3%的旅客當中，還有很多旅客是去中國探親的在美華人。今年暑假期間，連在美國的幾十萬中國留學生也很少有人回國，因為生怕拿著大學發給的I-20學生簽證申請文件（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for Nonimmigrant (F-1) Student Status），回美時會遇到申請簽證的麻煩。 全球飛中國的航線中，從美國到中國的航線最具指標性，因為中國人最想去的國家是美國，中國出口賺外匯靠美國市場，從西方撈技術還是從美國偷。什麼時候美中航線沒人坐了，那就是美中關係開始接近冰點了。中國14億人口，台灣才2,350萬人，但是，現在美國飛台灣的航班比中國多一倍。去年12月台灣－北美的客運航線每周飛143班，而中國每周只飛70班。今年4月美國的航空公司集體發函給美國交通部，要求停止在中美之間增加航班。美國的航空公司這個大逆轉說明，各國的商務旅客和遊客已經用腳投票，表明了態度：我們不再去中國。 如果說，美中關係不佳，可能導致航班減少，那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國際航班是否如常？今年7月，從中國出發的國際航班比2019年同期減少23%，而今年外國人到中國旅遊的人數只有疫情前的三成而已。 三、歐洲航司的繞飛成本和中國航司的導航干擾 各國航空公司停飛中國航班，並非其本國外交部的命令，而是航空公司自己的選擇，因為沒有足夠的旅客。不光是各國去中國的旅客減少七成，中國的出國旅客人數也大幅度下降。搭乘國際航班的中國人之所以越來越少，口袋裡沒錢，當然是一個原因；而當局嚴控護照，也使得很多屬於中產階層的學校、醫院、媒體等機構員工無法出國。為了搶奪有限的客源，中國的航空公司實行機票打折，因此中國的四大國營航空今年上半年虧損70億。即使如此，中國的民航公司也不敢停飛國際航線，因為申請航線要與對方國家的航空公司對等，一旦停飛，這條航線就可能被取消了。 俄烏戰爭似乎給中國航空公司的歐洲航班提供了一些機會。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後，各國制裁俄羅斯，而俄羅斯則對歐盟、英、美、加等36個國家關閉領空。原來從歐洲飛中國的航班從俄羅斯上空經過，現在只好繞道中東，增加了燃料、人工等成本。但是，因為中共與俄羅斯是同夥，所以，中國的航班依然可以從俄國上空抄近路。這就使西方國家航空公司的票價比中國航空公司的票價貴很多，失去了客源。 然而，最近俄烏戰爭升級到雙方無人機互相空襲之後，民航公司又遇到了新的麻煩。俄羅斯軍方使用的是國造的格洛納斯系統，抗干擾能力較強，而烏克蘭軍方的無人機使用的是民用的GPS系統，沒有抗干擾設置。於是，俄羅斯軍方就用偽造的GPS信號，干擾烏克蘭的無人機操作。這種情形在俄烏戰場屢屢發生。 而俄羅斯軍方偽造的GPS信號，會無差別地干擾到民航機的導航和安全警告系統，造成了以前從未發生過的飛航安全風險。據SkAI Data Services和瑞士的蘇黎世應用科學大學分析，今年8月每天受到影響的航班數量已超過1,100架次。由於中國飛西歐的航班會飛經俄烏戰場的上空，因此，中國民航機遭到俄羅斯軍方導航干擾的風險，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的航空公司。所幸，到目前為止，還沒發生因導航干擾而造成的飛行事故。 四、美國金流已斷供 過去幾年來，維繫美中關係的最後紐帶是美國對中國的金融投資。美國過去幾年給中國送去了兩萬億美元的金融投資。這筆錢只是延緩了中國經濟的垮塌，但卻讓美國的投資「失血」。現在，華爾街一廂情願的對中金流基本斷供了。 講到外企投資，一般人只注意到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就是建廠開店的所謂「綠地投資」。其實，更大的一塊不是「綠地投資」，而是金融投資。從最新的中國外匯管理局年報可以看到，到2022年底，中共拿到的外國金融投資累計一共是2萬億美元，其中2017年以前大約是8千萬，而這2萬億的六成是2019和2020年這兩年投資中國的。那時，中共剛要點燃中美冷戰，但華爾街並不知情。 按照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這2萬億金融投資的四成買了中國公司的債券，另外六成投到了中國的私募基金當中（private equity）。所謂的私募基金，即外國投資人與中方的初創公司簽下合資協議。西方投資者作為合股人，不管初創企業前景如何，十年內不能撤股；只有等到初創公司成功上市之後，西方投資者才能出讓股權，收回投資和利潤。中國過去幾年出現了大量的初創公司，很大程度上都是沖著這筆錢去的。 中美關係惡化以後，這些中國的初創公司到美國上市的路被堵死了，而中國的股市一直在3千點徘徊，今年一度跌到2,700點，所以中國的初創公司在國內或香港也很難上市了。於是，美國金融投資產生的中國初創公司泡沫，也隨即破滅。在外國風險投資的高峰期，2018年中國成立了51,302家初創企業；到去年底只剩下1千家，僅餘下一個零頭而已。當然了，華爾街的這些金融投資也基本上被吞掉了。 最近英國的《金融時報》說，外國投資人現在表示，中國的初創企業是「整個行業就在我們眼前消亡了」，華爾街幾乎不再抱任何希望；西方投資者現在都認為，與中國接觸的風險太大，所以他們已經開始遠離對中國的任何投資了。而熱衷於對中國做風險投資的美國著名的投資管理公司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9月18日接受彭博電視台採訪時表示，中國存在「真正的問題」，「中國的環境正在發生變化，而且越來越艱難」，這家公司的投資組合中，現在只有一小部分在中國了。 五、中國威脅終止西方「中國夢」 西方國家多年來的「中國夢」是如何終結的？始作俑者，中國也。從2020年起，中國開始公開威脅台灣和印太地區，並且霸佔了南海的公海海域，建造了多座人工島，闢為軍事基地。為此，中國頻頻威脅菲律賓，僅僅是因為菲律賓的二百海里經濟區與中共在公海上試圖控制的軍事要塞區相重疊。 中共對台灣、對南海、乃至對南太平洋海域的霸權野心，服務於同一個戰略目標，那就是，使用南海東部廣闊的國際水域，作為其戰略核潛艇艦隊的「堡壘海區」。所謂的「堡壘海區」，是指這一國際海域水深數千米，可以隱藏發射洲際導彈的戰略核潛艇艦隊。中共的洲際導彈攜帶核彈頭，可以從這個「堡壘海區」里隨時發動對美國全境的核威脅。 為了展示其戰略意圖，今年9月25日，中共從「堡壘海區」的山洞型戰略核潛艇基地（位於海南島三亞市東面的亞龍灣東岸之亞龍半島）的附近，發射了一枚洲際導彈，落到南太平洋海域，引起了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高度關注。這個威脅行動證明，中共的國際野心並非局限於東海海域，其戰略意圖涵蓋整個印太地區。 這樣的國際霸權意圖引起了周邊國家的高度警惕，各相關國家紛紛增加軍費、加強相互合作，同時引進美國的軍事援助，來加強國防。正因為中共「失道寡助」，它在國際上變得越來越孤立了。這種負面的國際關注，當然會影響到國際社會民間對中國的觀感。 外國人現在對中國的觀感改變了，那種單純的對中國的好奇和嚮往沒有了，剩下來的是對中國國際角色的疑慮和質疑。中國不斷對外擺出侵略和擴張的姿態，對內不斷強化政治高壓，這樣的一個中國，無論對國際間的商務往來計劃，還是對外國遊客的獵奇探索願望，都是一種明顯的壓制。在大部分國家的商界和民眾當中，當年對中國的美好想像已經破產。這就是國際現實，這就是中國當下面臨的國際處境，這就是中國正在變得與國際社會漸行漸遠、日益孤立的現狀。 六、北京的最新威脅姿態 美國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遏制中共擴張意圖的國家，而中共點燃了中美冷戰，就是明確表明，中共為了它的國際野心，已經公開挑戰美國，擺出了一副威脅姿態。路透社曾經這樣分析，雖然拜登政府明確表示，並不尋求與中國進行冷戰，但越來越多的分析人士和美國國會議員表示，美中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不斷升級的全球競爭，類似於一場不同但具有新風格的冷戰。 9月18日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 在國會山出席眾議院外交委員會有關印太地區大國競爭的聽證會時，有一番坦率的發言。他指出，「我認為，人們已經認識到，這是我們歷史上最重大的挑戰。坦率地說，與中國帶來的多方面挑戰相比，冷戰顯得微不足道。這不僅僅是軍事挑戰，而是全方位的。它體現在全球南方，體現在技術方面。我們需要全面加把勁兒了」。 他還提到，「戰略緊迫性顯而易見。印度-太平洋擁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世界近三分之二的經濟和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七支軍隊。美國是印太國家，該地區對我們的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該地區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尤其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挑戰——其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重塑國際秩序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印度-太平洋尋求勢力範圍，其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挑釁行為、對台灣日益增長的壓力以及在與印度的實際控制線上的軍事存在，都威脅著我們在印度-太平洋及其他地區的合作夥伴和盟友的穩定與繁榮」。 坎貝爾的發言清楚地說明，中共現在構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全方位挑戰，甚至比美蘇冷戰時期蘇聯的挑戰更大。而在坎貝爾明確表態要認真應對中共的挑戰之後七天，中共用向南太平洋海域發射洲際導彈來證明，北京的挑戰的確就是全方位的，包括威脅南半球國家。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湖南財政廳女廳長劉文傑遇害案最近幾天震動了中國社會，尤其是官場。雖然在過往，中國也發生過包括高官在內的官員遇害案，該案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兩名嫌犯和被害人一起墜樓身亡，讓此案顯得相當詭異，以致一開始就傳聞四起。 警方在案發後兩天，披露了案件的「詳細過程」。從警方通報來看，要把案件塑造成一起普通的「入室謀財搶劫致人死案」，因此強調嫌犯的賭博欠債，化妝踩點，和死者沒有交集，雙方有打鬥，嫌犯用窗帘結繩逃跑墜落等細節，然而，正是這諸多細節的不合理之處讓人對案件產生更多猜疑。 地方當局定性普通刑案 在警方通報案情前，湖南財政廳搶先發布了死者訃告。訃告說，劉文傑是一名「優秀中共黨員」，「政治堅定、對黨忠誠，踐行宗旨、一心為民，勤勉敬業、夙夜在公，恪盡職守、鞠躬盡瘁，堅持原則、公道正派，謙虛謹慎、嚴於律己」，其「逝世是湖南財政事業的重大損失」。在官方的話語體系里，這個評價對一個廳官來說相當高了，顯然，湖南地方當局要為案件定性，向社會傳達這樣一個信號：這就是一起普通的刑案，以打消外界對這位女廳長可能涉腐，或者黑吃黑的「胡亂」聯想。 一般而言，在刑事案件偵破前，死者單位是不能擅自發布訃告的，因為訃告涉及對死者生平的政治評價，在嚴格講究政治規矩的當下，對死者作什麼樣的評價不僅關乎死者的政治地位，還關乎死者家屬的實際利益，何況，死者是財政廳的一把手，什麼時候發訃告以及發什麼樣的訃告，它是不能做主的，要由上級部門也就是湖南省政府決定。從這個角度看，訃告的發布意味著警方的調查結論將很快公布。 湖南當局之所以快速以普通命案來結案引導社會輿論，原因很簡單，在嫌犯和死者都已墜樓身亡的情況下，它要保護死者的「聲譽」，不想輿論帶偏節奏，讓她染上腐敗的色彩。無論是經濟糾紛，黑吃黑，還是仇家尋仇，都會給人留下貪官、腐敗的印象。現在雙方都死了，無法從兩邊的當事人口中得知案情的真實緣由和殺人動機，即便最後偵破這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而有其他成因，但對死者都毫無意義。可對地方當局以及更廣泛的官僚體系卻不然，要想不讓官僚階層的「聲譽」在這起案件中受損，避免在民眾中出現這種看法：一個貪官讓人殺死了，當局就得保護死者的「聲譽」。換言之，當局將此案做成一起普通刑案，並非真出於保護死者「清白考慮」，不想給她和她的家人留下一個污點，而是要保護整個官僚階層的「聲譽」，儘管這種「聲譽」在民眾那兒已所剩無幾。 雖然地方當局可以利用雙方的墜亡，改變這起案件的性質，並極力掩蓋某些重要信息，但自媒體時代當局是無法做到完全的信息遮背。民間把嫌犯之一的信息挖出，他是當地一家企業的董事長，還是縣政協委員，和死者有工作交集。流傳最廣的一個版本是，嫌犯有一筆6000萬的借貸，利息900萬，死者正是擔保人。 這起案件是由死者近期沒有向嫌犯支付該給的利息而引發。這個版本是符合嫌犯身份的，能夠得到相對合理的解釋，只是一些細節不能確定，死者是被兩嫌犯捆綁放在窗戶上，不小心自己摔死還是被嫌疑推下摔死；嫌犯的死亡是在女廳長摔死後自知闖大禍決定跳樓自殺，還是死於其他什麼方式。有沒有兩個嫌犯確實如警方的調查通報說的，一個死於和女廳長的打鬥，一個死於結窗繩逃跑？當然不排除，但要很多人相信這點，警方至少要解釋前述疑點，拿出更多證據。 針對官員的「同歸於盡」反抗模式？ 我之所以詳細討論案情及警方結論的不可靠，除了官方習慣性的撒謊讓人們對它的說法天然保持懷疑——在這起案件中還明顯不合常理，是要表達下面這個看法：假如案件不像警方說的，而是由借貸糾紛引發，由於兩名嫌犯已死，此案會不會無形中給中國社會創造一種我稱之為針對官員的「同歸於盡」反抗模式？ 雖然一名嫌疑人是當地企業董事長和縣政協委員，比底層百姓的社會地位要高一點，但相對官員尤其中高級幹部而言，這個層次的人也是「民」一個，他和女廳官的經濟糾紛，亦具有某種程度的民與官相鬥的性質。 到現在為止的中國民眾對官員的反抗模式，特別是在殺官案中，不管蓄謀已久還是一時情急衝動，在殺官後通常選擇躲藏或逃亡，也有個別主動投案，選擇同歸於盡的極少。隱藏或逃亡是殺人者的自然反應，但這也表明，一個人顧惜自己的生命，在抗爭中，殺官的意志可能就不那麼堅定，這使得只要條件或環境稍有改變，或者僅僅是他心情的某種變化，很可能改變主意，不會強烈尋求去殺一個欺負他的官員。然而，倘如一個人在殺官後選擇自盡，表明這人抱有必死之決心，那麼不管條件或環境發生怎樣的變化，都不會輕易放棄去殺害官員。這就是兩者的區別。 中國社會已從中度進入到深度矛盾轉化階段，社會衝突特別是官民衝突已經顯性化。倘若中國還處於傳統的社會形態，不說現在烽煙四起，起碼有人已經揭竿而起。之所以社會表面上還維持穩定狀態，原因在於當局的強力維穩，無論是維穩的手段還是工具，都是過去沒法比的，這就使得許多的反抗火花尚未點燃即被掐滅。官方還有意把它引向民間的互斗。但憤怒之火總要發泄出來，因此看到一些人操刀持棒，向同為弱勢者的普通民眾，甚至小孩，傾注仇恨。這是人們如今看到的情形。 然而，只要社會矛盾加劇，官方所害怕的民眾針對官員的抗爭終究是壓不下的，會以某種形式展開。尤其在經濟蕭條下，一部分有產階級被拋入貧困者行列，比如中小企業主的破產，各種形式的經濟糾紛也比經濟繁榮時期來得多，這都是激化社會矛盾的不穩定因素。另外，相對底層民眾，有產者的經濟糾紛和貧困化，可能更使得他們無法適應和忍受這種狀況，從而激化與官府的矛盾，讓他們加入反抗官府的行列，並把這種反對落實到現實中某個具體的對象。 古語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間的反抗如到這種地步，無疑會是中國的官員，特別是視百姓為芻狗的官員以及當局最害怕的一種情景。在民間的抗爭中，如果抱有必死之心的人越多，對當局的反抗會越激烈，極可能引發一場轟轟烈烈、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具體到官員個人，他們當然不希望被民間的「仇家」盯上，丟了性命。但這不會改善官員的治理，只會讓他們心生恐懼，加強自我保護，這樣和民眾的距離就更遠，而且加強保護需要吸納社會更多資源，從而造成社會的進一步貧困化，官民矛盾也跟著進一步強化。 我只是在分析，湖南女廳官遇害案兩位嫌疑的同死，是否客觀上預示著一種新的「同歸於盡」反抗模式的出現，以及這種反抗模式對當局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但目前尚不能確定這一點。因為多數人對這起案件的看法，似乎並不把它當作一種民對官的反抗，畢竟它看起來更像一起經濟糾紛引發的命案，裡面似乎沒有人們一般理解的因受官府欺壓的反抗元素。 不過我認為，是否具有這一元素不是關鍵，它是否會被人效法，用「同歸於盡」的方式去反抗官府才是關鍵。從這個角度，哪怕把此案看成官場內鬥，當它以這種形式呈現，產生某種效應時，也會讓當局膽戰心驚，寢食難安，讓官場人人自危。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2021年11月2日，紐約市又創造了歷史性一刻，第二位黑人市長亞當斯誕生，他簡直就是美國夢政治版。他的成長經歷幾乎每一段都很勵志，而他也很擅長將它們轉化為個人政治資產。 例如，他是單親母親養大的六個孩子之一，小時候曾拿垃圾袋裝衣服，只因為有可能隨時會被趕出出租公寓，所以他說自己很能體會工人階級的苦；15歲時，他因故遭警察逮捕兼毆打，他說這個經驗激勵了他要從內部改革警察體制，長大後如願當上紐約市警察，並創建了防止警察暴行的組織；離開警界，亞當斯轉攻政壇，招牌口號就是打擊犯罪，先是當選參議員，再轉任布林克林區長，2021年，因世紀病毒導致紐約市犯罪率上升，遂給了警察出身的亞當斯絕佳機會進取市長一職。不少政治評論者起初對亞當斯也頗具好感，認為他溫和民主黨人的形象，或是平衡進步派和中間派的典範。 不過，這位底層階級、警察出身的黑人市長上任沒多久，原本大家寄望的紐約「新政治」氣氛就不太對，尤其施政方面，原來亞當斯也和前任一樣，非常勤於個人公關而非解決實際問題，包括遭市民訕笑的「向紐約老鼠宣戰」，以及大張旗鼓公布紐約市新款垃圾收集箱。偏偏他對日益嚴峻的非法移民安置，明顯捉襟見肘，在在讓人覺得他堂堂紐約市長只會「拿大炮打小鳥」。 於此同時，媒體開始把焦點轉向他突出的時髦打扮，以及酷愛出入俱樂部的形象反差，頻頻以「市長衣櫃」為題，解析他公開場合上變化萬千的西裝和領帶，進而發現不少還是名師設計，又或者出自特別手工訂製。然後，不免有人質疑以一位市長的薪資條件，穿著這些奢華西裝是否「恰如其分」，但他從頭到尾拒絕說明西裝價格（也無從得知他有沒有付錢），連究竟收藏多少件西裝、夾克、領帶和口袋方巾，也以隱私為由半點不鬆口。 接著，「都市傳說」甚囂塵上，說他身上一件5000美元的西裝，是由一位土耳其裁縫所製作，無巧不巧，再又同場加映，爆出亞當斯疑似非法收受外國（土耳其）競選捐款。自此，亞當斯的紐約市長之旅就成了醜聞傳言不斷的噩夢。眼前，亞當斯正面臨五項刑事犯罪指控，包括賄賂、電匯詐欺和非法索取外國競選捐款，他的另一項歷史紀錄是──第一位受到刑事指控的現任紐約市長。 根據檢方起訴書內容，亞當斯不只被控利用人頭捐贈，逃避競選經費來源限制，並從一名土耳其商人那收受了非法選舉資金和豪華旅行招待。另外，亞當斯還試圖隱瞞自己在年度登記表格中市長受贈的禮品，且要求幕僚刪除諸多和旅行、禮物有關的簡訊。 雪上加霜的是，亞當斯另因用人不當，額外搞得市府團隊雞犬不寧，繼續留在他身邊的幕僚、官員，對市長的忠誠，很多時候卻又超出了個人的政策專業知識，只是徒增麻煩。 當初風光就任的亞當斯，早在醜聞風暴之前，他就已創下紐約史上支持度最低的市長紀錄，原本大家以為要超越前市長白斯豪的荒腔走板很不容易，亞當斯卻做到了。現在，要他自請辭職的聲音高漲，連如何產生代理市長的步驟都跟著出爐，府會也共組了「能力不足委員會」（inability committee），倘若紐約州州長不願動用解職權，他們將送請紐約市議會，票決市長是否已無能力任職。 亞當斯政治風暴山雨欲來，起初他曾說自己坦蕩蕩會配合調查，然後市府官員有連帶被搜索的，有突然離職的，當案情繼續升高，亞當斯則一改態度，反控是因為個人政治立場（觀點）才遭迫害。不過，縱使政治真的很複雜，司法調查也還在進行中，但不就是光一個市長，就可接連蹦出這麼多道德上的解釋不清，每一項還都和他長期「人設」嚴重相違，即使再怎麼平庸的政客也很難辦到，才會讓美聯社在近日新聞中寫下「這些指控標誌著亞當斯的驚人墮落」。 紐約市民先是懷疑他能力有問題（自當初被發現個人競選經費種種不尋常，全以「我什麼都不知道」回應開始），再來是懷疑他誠信有問題（至少政商關係並不如自己標榜的那麼單純），而如果他真像自己所稱的那麼高標準潔身自愛，很多麻煩其實根本沒機會發生，他當然有權堅持自己清白，但民眾實已懶得再聽他多說，彷彿這個市長的命運已不關大家的事，連既有支持者都剩下不到三分之一願意支持他連任，對一個政客來說，便形同步入「社死」邊緣。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這兩天，越南政府表示，馬斯克執掌的太空業者SpaceX，將投資越南150億美元布局星鏈。這看起來和中國沒什麼關係，但是中國社交媒體卻一直熱衷於討論：中國有可能出馬斯克嗎？答案當然是很難。但很多人都會想到，中國過去曾經出現過一個非常接近馬斯克的人。他曾是中國首富，對衛星很有興趣，也投入很多資金和心血，希望用800個低軌衛星環繞地球，為中國取得太空霸權，而且還真的和俄羅斯合作研發成功過自己公司的衛星。可是，他坐牢三次，如今80歲，孑然一身。圍繞他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如果沒有坐牢，或者他晚生幾十年，真的會成為中國的馬斯克嗎？二是他到底是中國首富還是首騙。他就是牟其中。當然，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富豪們都無法成為馬斯克，而且都容易成為階下囚。 經商、入獄，罐頭換飛機，成為首富 很多人應該都聽過牟其中的故事。他的一生都很叛逆，他1940年出生於四川萬縣，經歷過瘟疫，差點病死，大饑荒差點餓死，政治運動中也差點死——文革還沒結束的1975年，35歲的他就組織了一個「馬列主義研究會」，並撰寫《中國向何處去？》等文章，提出中國的前途在於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系，結果被判死刑，但死刑未被執行，入獄四年後因為文革結束他被平反。這個時候，他還是個沒上過大學的鍋爐工人。 但平反後，他發現時代變了，覺得中國走入了他要的方向，開始經商。做過很多生意，先是拿著妻子賣掉縫紉機籌來的300塊錢，成立了江北貿易信託服務部，成了當地第一個民營企業家。他商店的貨品豐富、便宜，允許不滿意退貨，還利用銀行轉帳的時間差，在上海工廠定製時鐘回重慶賣，賺了第一桶金。沒想到1983年9月，他就被抓了，罪名就是投機倒把。但這一次，他是幸運的，只在監獄裡待了11個月。他的提前釋放，和大時代有關：1983年和1984年，胡耀邦和鄧小平先後前往深圳特區視察，要求繼續改革開放不動搖。牟其中也因此堅信，自己的時代到來了。 1987年，他發現中國政府雖然嚴控冰箱的進口，但是不控制冷凍機械，只要超過360升，就算冷凍機械，於是他找南韓訂做了1萬台361升的冰箱，以冷凍機械名義進口，賺了1500萬。1989年，海南從廣東獨立出來建經濟特區，他就前往海南省投資房地產，潘石屹、馮侖、王功權都是他那時候的小弟。 但是他最著名的案例，也是把他送上人生巔峰的案例，則是罐頭換飛機。 1989年的一天，牟其中在火車上和人爭執時，偶然得知蘇聯準備出售一批圖-154客機。此時的蘇聯已經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以及極其匱乏的物質供給，正處於崩潰前夜，恨不得把拖累國民經濟的重工業軍工品當廢鐵換錢或者物資，六七十年代生產的飛機、大炮首當其衝。而剛成立兩年多的四川航空公司，則正打算以最划算的方式引入第一批客機。 牟其中眼前一亮，他的錢肯定沒多到可以買飛機，但是蘇聯可以接受用輕工業品換飛機。於是又開始了他擅長的空手套白狼或者說乾坤大挪移：先找上百個中國廠家購買幾十車皮滯銷的罐頭等輕工業品，一發車後就拿著發貨單讓蘇聯發一架飛機過來，飛機從莫斯科嗖的一下就過來了，幾百車的產品運過去起碼要幾個月時間才能運完，所以等飛機一落地，他馬上用來抵押給銀行，貸款去買換第二架飛機需要的物資。就這樣，他為川航換來了四架圖-154客機，整整賺了1.6個億，1995年成為當時中國的富豪前四名。所有的名利光環籠罩著他，他的野心也從天空變成太空，開始搞衛星，他的野心是800顆低軌衛星環繞地球，讓中國制霸太空。 1995年11月，南德集團投資的衛星在哈薩克發射成功，兩個月後正式投入使用，眼看夢想正在向他奔赴而來。但還沒等衛星計划進行到一半，牟其中的資金鏈出了問題。 帝國倒塌，成為首騙 拉倒他的，與其說是信用狀，不如說，是他的乾坤大挪移，或者說過於誇張的金融槓桿手段，與當時的大環境相悖，而這次，時代沒站在他這邊。 開始全身心投入衛星產業的牟其中發現衛星是個非常燒錢的行業，但是此時形式變了，1995年初，海南、廣東等地迅速出現了房地產泡沫，而北方的國企改革也造成第一批下崗潮，通貨膨脹到來，中國政府採取了緊縮銀根的經濟政策，南德集團在銀行的貸款渠道被堵。於是牟其中為償還債務和繼續擴大業務，開始採取開立信用狀的方式為南德集團融資。 信用狀是當時是一種國際結算方式，就是通過具有進口權的國家單位，憑藉跟國外公司的外貿協議，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銀行拿到開證費用和保證金之後，向貿易方付款。當時的南德公司就以湖北省輕工業品進出口公司的名義，跟澳洲的奧華集團等海外公司簽訂貿易協議，然後向銀行申請開立信用狀，支付開狀費、代理費及擔保費等各種手續費，然後獲得銀行支付的貨款。但這樣的前提是，進口貨物協議得是真實的，而不是虛假貿易。通過這樣的方式，南德集團跟多個銀行使用信用證31份，獲取7500餘萬美元。可是後來，牟其中的這些進口貨物協議被認為是編造的，於是1999年1月，牟其中在北京被捕，之後被裁定犯信用證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後來改判為有期徒刑18年，2016年9月27日刑滿出獄。他的南德帝國也隨之崩塌。 中國錯失馬斯克──人們的遺憾與幻想 牟其中出獄這一天，SpaceX和特斯拉掌門人馬斯克在墨西哥舉行的第67屆國際宇航大會上高調宣布——10年內將普通人送上火星，100年內完成「火星移民」100萬的宏偉計劃，引發轟動。 也就從那時候開始，中國人就開始理所當然地尋找中國的馬斯克，很多人就提出了牟其中。當然，把他和馬斯克類比，還有個原因，就是大家總認為，若不是生錯了時代，中國是不會輸給美國人的，說到底，還是民族主義情緒的一環。可中國富豪那麼多，為什麼就是他？因為他看起來很像馬斯克。 馬斯克有很多奇思妙想。牟其中也有，比如「炸開喜馬拉雅山」，引入印度洋的暖濕氣流，把大西北變成魚米之鄉；把邊境城市滿洲里變成北方香港，打造中美俄三國的新焦點；發射800顆衛星把地球包起來；研發運轉速度為10億到100億次的電腦晶元；成立50家銀行，去華爾街融資來建設中國……就連出獄後，他的宏大想像仍在繼續。他提出「萬尾鯊魚苗計劃」，要將全世界的智慧大腦集中在一起，孵化創新項目。2023年好像鯊魚計劃已經破產，他轉向繼續做滿洲里計劃。 不可否認，其中一些當時看來很瘋狂的想法，今天真的實現了。比如他想將重慶火鍋快餐化，推向全球，海底撈實現了；他想出自31億美元給中國買航母，後來中國真的花了31億美元買烏克蘭的遼寧號；就連他最早的商店允許客戶在5天內不滿意退款，也被淘寶大規模實現。 他沒高學歷，但是他尊重知識。炸喜馬拉雅的點子聽起來也很瘋狂，但是這點子並不是拍大腿吹牛；這點子最早不是他想出來的，而是猶太人科學家提出的。他覺得不錯，還真的找了專家學者嚴謹地研究、討論、論證，包括工程爆破專家、氣象學家，物理學家。 他看起來真的很像。那麼，如果沒坐牢，牟其中真的可能成功嗎？ 人，制度，時代——到底是誰的局限性？ 不可否認牟其中個人超期思維和勇氣，但其實缺陷也有很多。他沒受過高等教育，而馬斯克的教育先天無敵。他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忽視管理體系建設。熱衷短期商業投機主義，忽視主業聚焦，未形成長期核心競爭力，而馬斯克願意把企業交給懂管理的人，而且一心一意投資未來，又把未來變成現實。 但更重要的區別是，成長於中國特定時代的牟其中，有一個中國企業家致命的思維模式：就是熱衷於中國式的宏大敘事。 牟其中的理想，不管是炸喜馬拉雅山，還是買航母，都是「國家民族式課題」，他提出這些項目的初衷不是服務於人類，也不是服務於現實，而是把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和仁臣夢想具象化，說白了就是服務於權力。就連製造衛星，也不是為了探索宇宙，而是為了幫中國獲得太空霸權。 他要建設滿洲里，並不是因為滿洲里有真正的市場發展潛力，而是以為中國高層還對蘇聯有著意識形態狂熱，以為中俄有著天然正義的經濟共同利益，這根本不符合中俄之間的複雜現實。他之所以能把飛機換回來，是因為那時候的蘇聯已經接近崩潰，而不是遍地機會。但那次成功也讓他對蘇聯解體後的經濟判斷發生了本質錯誤。中國的富豪們很多人都有著牟其中這樣的思想底色。 當然，他們也有思考生命的意義和人類的命運的時候，但是他們不會像馬斯克一樣造火箭造衛星、開發火星，去構建人類未來。也是兩回事，海航的陳峰、阿里的馬雲，一個把總部建成蓮花造型，一個搞太極和禪修，其中有多少借民族文化和傳統文化市場的利益算計且不說，他們對人類的命運也是矛盾的。試想，一個首富告訴你，他不喜歡錢，人要低慾望，996是福報，你會覺得他是在關心人類福祉？ 當然，更重要的是，對於權力來說，他們始終是個外人，有時候還是替罪羊。 牟其中不知道是否明白，民營企業家就像《投名狀》里的龐青雲一樣，草莽出生，就算建功立業，依然是權力運轉系統的外人。而在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力，民營企業家甚至還是不可控的、先天帶原罪的公有制敵人，更不能將手伸進權力壟斷的領域的。 當然，也不能否認馬斯克也藉助過所謂的「國家的力量」。他首先用火箭發射成功，來獲得NASA的信賴，進而獲得更多資金和技術支持。而牟其中，則只能用資料造假來換取銀行貨款，自掏腰包搞衛星項目，時代確實沒有給他今天這樣成熟的融資渠道和資本市場機會。 可同樣的事情，把馬斯克送上巔峰，把牟其中送進監牢。《南方周末》連續四篇文章說牟其中是首騙。十幾年後，《南方周末》也淹沒在歷史洪流里——「南周事件」把中國第一代市場化媒體送入歷史。 今天我們談論牟其中，並非因為他曾有多富，也不是因為他坐過牢。在中國，首富鋃鐺入獄的根本不只牟其中，還有2005年被中國《胡潤百富》雜誌列為中國首富，國美系的實際控制人黃光裕，2008年11月17日被捕，2010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4年；許家印，恆大集團的創始人和主席。2023年9月28日，因涉嫌違法被捕，至今還在拘留所。還有資產超過3萬億人民幣的明天系創辦人肖建華，2022年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就連馬雲，也曾消失3個月。 我們談論牟其中和這些首富們，無非是想談論，到底是什麼造成了中國和美國難以彌合的差距。那就是制度對創新的阻力，只要有這種阻力在，中國再有錢也出不來馬斯克，再有軍力也超不過美國。蘇聯的核武器曾經超過美國，後來，它解體了。 ※作者為作家，自媒體人，自由亞洲電台「亞洲很想聊」聯合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生當作人礦，死亦為標本 宋代詞人李清照在《夏日絕句》中寫道：「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如果聯繫當下中國的時事，這首詩歌可以改寫成：「生當作人礦，死亦為標本。至今思董卓，屍體點天燈。」 董卓是東漢末年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軍閥，他被呂布殺掉後，被暴屍於集市。史書記載：「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屍吏暝以為大炷，置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唐代詩人高適感嘆說：「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丁耀亢在《天史》一書中評論說：「燃臍達旦，脂膏自煎，何快也！」 董卓的屍體被當做蠟燭點燃，是他生前屠戮太多，政敵和民眾以此泄憤。今天中國卻有無數無辜平民，死後屍體被盜賣，切割成不同部分來重複使用，死者的遭遇跟董卓差不多。二零二四年八月八日，律師易勝華公開揭露盜賣屍體產業鏈案件，他說自己聽到這個案件後，頓時毛骨悚然，坦言做刑事律師這麼多年，辦過的案子形形色色，還是第一次如此震驚和憤怒，「誰知道自己領回的親人的骨灰是不是真的？」 根據披露的官方資料，在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三年間，山西奧瑞生物材料公司涉嫌在四川、廣西、山東等地非法購買遺體與殘肢作為原材料，再將這些屍骨重新加工後用來生產「骨植入性材料」產品。總共超過七十五人涉案、盜賣的屍體超過四千多具、總計非法營利三點八億人民幣。全案涉及單位包括山西奧瑞公司、四川恆普科技有限公司、山東青島大學附屬醫院肝病中心、桂林醫學院、桂林市殯儀館、平樂縣殯儀館、永福縣殯儀館等。 該案中最具黑色幽默卻又讓人慾笑又笑不出的一個事實是：幕後操控者山西奧瑞公司總經理李寶興，其專業是人體解剖與組織胚胎學，主持自主研發的「同種骨植入材料」產品獲得九項國家專利，曾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全國勞動模範」的金字招牌的背後，卻是喪心病狂利用屍體發財的黑心罪犯。 更讓人拍案驚奇的是，隨著「盜賣屍體案」不斷發酵，八月九日中國股市開盤，中國骨科材料概念股集體高開，正海生物、奧精醫療、大博醫療競價漲停，凱利泰、威高骨科、冠昊生物、康拓醫療、春立醫療等高開超百分之七。對此，有網民評論說：「為什麼不是跌停，而是漲停，這到底是什麼社會，真是人間地獄啊。」 比屍體被盜賣更可怕的是，在天網無孔不入、攝像頭超過兩億的中國，每年居然有上百萬人失蹤，其中有很多是青少年。江西少年胡鑫宇離奇死亡案，以及二零一七年武漢數十名大學生失蹤案，均草草結案，引發人們的熱議：這些案件是否跟人體器官移植有關？ 據深圳新聞網報導：七月十四日上午，深圳市人民醫院順利完成兩台肺移植手術，與肺纖維化患者老楊匹配的肺源是從廣州通過直升飛機運到深圳的，整個過程僅耗時半小時。有網友披露，老楊正是楊振寧的長子、美籍華人楊光諾。楊振寧晚年投共，果然為家人謀到了美國求之不得的福利。而肺的來源，報道語焉不詳。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器官買賣國。有知情人透露：「牙齒一顆一萬，滿口牙二十八顆二十八萬。肺約六十萬。心臟約三十萬。腎約三十五萬。骨髓約八十萬。眼角膜一隻約十萬，一雙約三十萬。以前人體器官移植，只是一條灰色產業犯罪地帶，雖然血腥惡毒，但尚不致於敢公開收買。被拐騙拐賣的人，運氣好的至少還有條命。現在合法化了，各大醫院明碼標價的大量收購。至於供體來源的合法性，只有天曉得。兒童器官很值錢，但最好的還是十二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器官最優質。年齡越大，器官越不值錢，但還是有剩餘價值，比如脂肪可以熬屍油，骨頭可以製作鈣片，醫美圈可以用作塑形材料等。在人體器官販子眼裡，一個個孩子，就是一垛垛行走的百萬大鈔。」 誰願意做中國人的孩子？誰願意做中國人的母親？ 杜甫的兩句詩歌揭穿了天寶盛世的真相：「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而今天的中國，就能「凍死骨」也要被再利用一次。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時代來臨了。如果不是特權階級，中國人死後不能保有自己的屍體，生前也不能擁有身體的自由。 日前，「中華兒慈會9958兒童緊急救助項目」河南負責人、南陽志願者聯合會副會長、南陽卧龍區自願者協會法定代表人雷克被舉報。舉報稱，雷克要求接受善款的患兒母親陪睡，陪一次給一次錢。 八月五日，有官方人士向澎湃新聞證實，雷克數月前已因涉嫌職務犯罪被相關部門帶走調查，目前案件已轉至檢察機關。對於網上舉報內容是否屬實、是道德問題還是刑事犯罪等問題，相關部門正在進一步核查中。 據網友貼出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本身有家室的雷克向患兒母親發出許多曖昧的話，如「我沒有愛錯女人」等。另一則微博截圖是受害母親的陳述：「為了孩子，失身算什麼。」有網友爆料稱，「雷克讓患病孩子媽媽陪他睡一次，給一點捐款，再睡一次，再給點捐款，直到把患病孩子拖死，把捐款吞了。」 早在二零二零年，就有網友發帖揭兒慈會藏污納垢，提到一個河南省金牌志願者，拿善款要挾患兒家長，侵犯女性，斥為「渣中之渣」。這名「金牌志願者」就是雷克——他曾榮登河南二零一七年「中國好人榜」，還被新華社客戶端二零一九年的報道中譽為「出彩河南人」。可見，中共當局頒發的榮譽多麼名不副實，勞動模範盜取他人的遺體，金牌好人姦淫孩子的母親，清末的諷刺小說家也想像不出這樣的情節來。 在中國，當孩子很不容易。孩子像花朵，祖國卻不是任由花朵綻放的大花園。多年前，新疆克拉瑪依市友誼館發生一場大火，三百二十五人死亡，其中兩百八十八人是中小學生。火災發生時，有人向學生喊：「讓領導先走。」民間盲人歌手周雲蓬寫了一首名為《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的歌：「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無獨有偶，文革期間，習近平的母親不也在批鬥大會上呼叫打倒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嗎？習近平今日的暴政，是否為昔日創傷後遺症的總爆發？ 其實，中國的父母誠然怯懦，卻也為孩子付出了難以想像的代價。近期在微信上瘋傳一組截圖：一名母親為了孩子能讀上一所好的私立幼兒園，陪睡了校長。這位妻子竟然把這件事告訴丈夫。丈夫表示：「不在這裡上了，寧可回小縣城讀書也不在這裡上了。孩子不需要母親用這樣的方式為他贏得起跑線。母親陪睡的做法是出軌、很丟人。」母親卻為自己辯解說：「為了孩子這點犧牲又算得了什麼呢？我陪校長睡完全是因為丈夫沒有能力，我也非常委屈，這不是出軌。陪睡是我們現在能負擔得起的最輕的東西，我在為整個家庭犧牲。」看到這位母親的這段話，有人感慨說：中國人的母親多麼偉大！ 一九四七年，國共內戰期間，毛澤東為十四歲被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員劉胡蘭親筆題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十年後，毛再次題字，號召中國的孩子們向劉胡蘭學習。然而，讓劉胡蘭沒有想到的是，更多的中國孩子不是被國民黨殺害，而是死於苛政猛於虎的共產黨政權之手；很多活下來成為母親的中國女子，為了孩子而淪為權貴床上的玩物。如果劉胡蘭知道新中國的真相如作家冉雲飛所說「許多中國人的一生，就是從苟活到枉死的一生」，她還願意為之而死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就社會矚目的「死刑是否違憲案」，憲法法庭於9月20日作成判決。我們先簡單看幾個結論： 憲法法庭認為刑法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的幾項犯罪，都是涉及殺人、屬於侵害生命法益最嚴重的犯罪類型，因此以剝奪行為人的生命法益作為懲罰，符合罪刑相當性原則，肯認死刑作為刑罰手段的一種，本身並未違憲。 對於犯罪情節最嚴重，並且於刑事程序之規範及實踐均符合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在這個前提與範圍內，以死刑作為刑罰的手段為合憲，這就是法律上所謂「合憲性解釋」。 所謂犯罪情節最嚴重，是最高法院近年來一致的標準，並且與國際公約的要求相符，亦即行為人「直接且故意導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此外，對於犯罪行為時或審判時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不得科處死刑，亦符合國際公約之精神。 憲法法庭並未廢死，也沒有處理個案應判決死刑與否，而是提出死刑相關的偵查及審理的程序要求，並重申於個案中應綜合考量犯罪情節是否屬於最嚴重的情形，作為原因案件及將來審理死刑相關案件時應遵循的標準。 進一步說明，本件憲法法庭審理原因案件共37件，聲請人所提出包含實體及程序上是否違憲的主張，都需經大法官審慎考量。其中所涉的四種犯罪類型包含刑法第271條第1項的普通殺人罪、第226條之1前段的強制性交殺人罪、第332條第1項的強盜殺人罪以及第348條第1項的擄人勒贖殺人罪。如前所述，在這些犯罪裡面，如果犯罪情節屬於最嚴重者，大法官仍肯認以死刑作為刑罰手段「之一」，並未宣告違憲。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過去擄人勒贖殺人罪處唯一死刑，大法官認為「以死刑作為唯一法定刑」，並沒有考量犯罪情節嚴重的程度，於這個部分是違憲的。然而這其實不是現行法，現行法的第348條第1項已經增加了無期徒刑的選項，因此被宣告違憲的其實是過去的舊法，會特別提出是因為可料想會有人以此斷章取義，說大法官宣告擄人勒贖殺人罪的死刑是違憲的，但並非如此。 至於什麼是「犯罪情節最嚴重者」，憲法法庭提到過去最高法院其實已經形成穩定見解，就是參照公政公約的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於公約的說明，排除「未直接且故意導致死亡的罪刑」，反面來說，就是只有在行為人「直接且故意導致被害人死亡時」，才有可能構成「犯罪情節最嚴重」之犯罪，並得以死刑作為其懲罰的手段。 而於與死刑相關的刑事程序上，也是本件憲法法庭裁判的一部分。對於什麼是死刑程序所應有的「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判決中指出如果犯罪嫌疑人是涉犯以上四種犯罪類型時，於偵查、警詢階段就應有律師在場並陳述意見（現行法並未強制要求）。又，現行法對於死刑，並沒有於第三審適用「律師強制辯護」及要求一定要經過「言詞辯論」，這樣的程序保障有所不足。再者，如果犯罪行為人於犯罪時或審理時，處於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的狀態，不能對之執行死刑，這與於馬政府時代已經內國法化的兩公約的要求相符。此外，憲法法庭認為，死刑的科處應該經過合議庭法官「一致決」。其他還有些程序上事項，為避免說明過於繁雜，於此就先略過不提。 大體而言，本件憲法法庭裁判有兩項主軸，即「嚴格化判處死刑要件」及「加強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但前者其實只是重申及肯認過去最高法院相關判決行之有年的作法，並未把要件變得更嚴格。憲法法庭是於此前提下，加強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並對死刑做出合憲性解釋，其實並未對當前我國死刑制度做出根本改變。於尊重立法者價值決定及合乎憲法基本權保障的前提下，憲法法庭加強了程序保障的要求，讓死刑之判決程序更加完備，並符合國家人權公約之標準及國際潮流，憲法法院恰如其分地扮演著保障人權最後一道防線的角色。 ※作者為律師。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發布了延遲退休的決定，作為一項事關絕大多數人的公共政策，沒有聽取民意——哪怕以一種假裝的形式，沒有公開的討論，在中共三中全會過後不足兩月，就由立法機關通過，事實上，它構成了一起國家的違約事件。 中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男60歲，女50和55歲——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確定的。如今70多年過去，國家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例如人口壽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從這個角度看，退休年齡確有必要延遲。但是這種必要性不等於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過程中就完全可以無視民眾，不去徵詢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或者以專家學者的意見去代替民眾意見。 所謂公共政策，要處在於「公共」二字，即它關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國家秘密或者處於戰時狀態，否則，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聽取民眾看法，並反饋於政策和法律，是現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識，此過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國的法律其實也有這方面的規定。 延遲退休決定無視公眾不滿 延遲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還不一樣，幾乎涉及每個勞動者的切實權益，所以徵詢公眾意見尤其必要。雖然延遲退休的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為中國將要面對的現實而在專家學者和政府部門有過討論，期間也不時在媒體上成為一個話題，然而，中國當局從來沒有向公眾就這個問題公開徵求意見，更沒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會進行討論，作為政策出台的基礎。也許它在小範圍徵詢過相關學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後兩者儘管也受政策影響，但他們對延遲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廣泛的群體對這一問題的意見。當局不這麼做，當然不是因為技術上做不到——網路時代，就某項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徵求受影響群體的意見，簡直小事一樁，而是它頭腦里壓根沒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實民意的。民眾對延遲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滿正說明了這點。既然該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貿然更改它的合約內容，事實上就等同於違反了國家和勞動者達成的一個70多年的勞動合約。想想看，假如是一個企業，由於某種情況的發生，老闆可以在員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項實行多年的合同，使之變得對員工不利，是不是構成了一種違約行為？ 只是這種違約，員工還可以訴諸政府的干預，或者到法院起訴企業老闆，獲得一筆賠償，或者讓企業再改過來。但如今面對國家的違約，民眾無法訴諸救濟渠道，只能接受這個後果。此乃這次要人大常委會而非中國政府作出延遲退休決定的原因，也許在當局看來，在中國的憲制構架中，人大是權力部門；另外，理論上也是民意代表機關，既然人大同意通過，也就意味著延遲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權，無須徵詢民眾意見。 如前所述，雖然現行法定退休年齡已實施了70餘年，有調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點推出，論證過程做得紮實點，甚至做個樣子徵詢民眾意見，開放輿論討論，也不是不可以的。因為這並非是個十萬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馬上做不可。現在當局不惜忤逆公眾意志也要調整退休年齡，常理來看，背後定有某種不得已理由。 養老金缺口讓當局不得不打延遲退休主意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王曉萍在向公眾解釋如此安排的原因時說了三點，一是有助於促進人力資源開發利用，二是有助於增加勞動力有效供給，三是有助於滿足勞動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樣化需要。不能說她講得不對，但顯然，她迴避了問題的癥結所在。真實的原因在於，中國人口在這些年的劇降而導致的巨大的養老金缺口，讓當局倍感這一問題拖晚一天，形勢就危險一分。 延遲退休的宏觀背景是中國的人口危機，再疊加經濟的惡化。由於錯估計生政策帶來的人口壓力和人口紅利，中國的人口反轉比當局預想的來得更早，原來預測若干年後才會出現的人口危機在當局未作充分準備下突然到來。根據民政部數據，截至去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97億人、佔比全部人口的21.1%；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7億人、佔比15.4%，已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按這一進度，到2035年左右，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佔比超30%，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再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和比重將達峰值。 發達國家到這一階段時，人均收入水平比當下中國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國在這兩方面都要落後很多，尤其是社會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體系耗費了太多的公共財政和資源，用於社保上的錢和中國的人口規模來講，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這幾年又遇上了經濟蕭條，企業和個人參保的部分也大幅減少，參保的積極性降低。這無疑給國家的社保體系構成了沉重壓力。就此而言，延遲退休是整個勞動者在為當局錯誤的人口政策買單。 中國的養老金缺口到了什麼程度？按照中國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報告，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將在2035年耗盡。未來30年，制度贍養率翻倍，養老保險支付壓力不斷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兩個繳費者來贍養一個退休人員，到了2050年，幾乎一個繳費者需要贍養一名退休者。屆時是否真的會出現如此巨大的養老金的虧空，當然可以爭議。 有一種說法認為，當局可以出售國有資產來彌補虧空。然而，問題在於，這一提議在現今社保體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過，之後也不斷被提起。雖然當局劃撥了部分國有資產用於社保，卻少得可憐，未來是否會大量劃撥，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如果經濟形勢不好，要用錢的地方太多，當局只能用國資這塊唐僧肉來救急，但至少現在還不是當局政策考量的選項。然而問題總要從現在開始解決，於是當局就在延遲退休上打注意，或許在當局看來，既然延遲退休有必要，晚動不如現在就做，故在三中全會過後，快速出台方案。 習近平常常敲打官員，群眾利益無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億，就變成了大事。可在延遲退休這件事上，習卻習慣性「忘記」了自己的警告。這反映出當局在所謂的群眾利益問題上，典型的言行不一，兩面派做法，口頭上講得好聽，可要動真格，群眾利益全然拋在腦後。這實際就是習近平時代中國當局施政的真實寫照。它也知道這樣做會引發民意反彈，所以不允許公共討論，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時官媒還可以對當局發出類似「延遲退休是對一代人的違約」的質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來後官方的「安慰」式解釋，就連這個「違約」之文在網路上也刪得乾乾淨淨。當局以為，它這一刪除，似乎大眾就不知道這是一起國家對它的人民的違約。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1990年代末期朱鎔基領銜國企改革時曾經公開放言，中國改革正在步入一個地雷陣，而他將義無反顧、抬棺前行。且不論他的激進改革在身後留下多少非議，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時龐大頑固、積重難返的舊體制是多麼難以撼動。 而今，特別是年中「二十大三中全會」結束後以「改革」名義出台的一連串「砸鍋賣鐵」政策，正在將中共推入了一個遠比地雷陣更為恐怖的「灰犀牛陣」。其中，最新的一頭灰犀牛，就是9月13日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延遲國民（職工）退休年齡的決定。 「改革」闖關的歷史重複？ 雖然修改退休年齡的法律動議，一個有關所有勞動者的根本制度，醞釀了十幾年，但是在「三中全會的決定」通過後僅寥寥數月，北京的全國人大就如此舉重若輕地快速通過這個極富爭議性的法律修訂案，不能不令中國公眾為之嘩然和愕然。 他們嘩然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損失和對未來預期的進一步幻滅。在當下中國已經進入經濟大衰退、無論青年人還是中年人的失業率都高企不下，可見的企業破產浪潮已經到來，整個勞動群體對未來都陷入極不確定的預期之中，這本來是中國內需不足、消費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國央行前行長易綱近日在上海公開警告中國陷入嚴重通縮陷阱的根源。 這也是中國歐盟商會會長彥辭(Jens Eskelund)發表的憂慮所在。他在評價歐洲商會最近出台的一個報告時說，中國消費者極不願意消費，而他們又看不出中央政府有任何重振經濟的復興計劃。而新近出台政策卻又指向了相反方向，如野村證券研究所的報告所指，在明顯的大衰退背景下，中國政府不僅沒有伸出反危機的幫助之手，反而其財稅政策正在變成一隻「掠奪之手」。 而且，相比中國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各種「砸鍋賣鐵」的掠奪，無論緊縮財政還是瘋狂罰沒，或者紀委系統總動員，對上至退休部長級官員下至各級地方官員開展黨內官員巨額財產清查，等等，都沒有什麼能夠與勞動領域的根本性政策調整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衝擊相提並論。 公眾自然不能不愕然中央政府的官僚們為砸鍋賣鐵竟然如此愚勇顢頇、一意孤行，無異於與勞動階級進行一場梭哈式的政治賭博。 畢竟，對尚存改革記憶的老輩人來說，類似重大的體制改革如此輕易地快速通過，讓人想起的先例並非朱鎔基時代「抬棺闖地雷陣」的勇氣，而是看到了堪比1988年趙紫陽主政推動的「價格闖關」的危險。趙試圖以激進的市場導向改革結束「價格雙軌制」，但引發了高通脹，也引發了194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抗議運動和公眾同情，最後導致趙紫陽的落馬和整個共產陣營的崩潰。後者算是這場真正的自由主義改革的未期然卻在更大範圍擴散的歷史成果。 然而，2024年的延遲退休改革，在醞釀十幾年後，是社保基金面臨未來幾年即將出現支出危機的背景下不顧及基本立法程序，即三讀需要，在「三中全會」結束後匆匆二讀即生效通過，整個過程沒有按照《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做提前三十天的公示和徵求意見，基本屬於利用委員長特別權力強行通過的法律修訂。與同時間在廣州秘密二審宣判黃雪琴幾乎如出一轍，雖然後者只是一樁針對煽動顛覆的司法審判，卻違反了基本的審判公開的法治原則，而延遲退休法律的修改，也冒天下之大不韙，拒絕基本、形式上、最低限度的公開審議，以最快的方式走完了全過程的法律修訂。 所以，外界可以從中窺見，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為砸鍋賣鐵到了何種焦慮程度以致於不顧基本的形式程序和形式民主。他們或許參照了同期公示徵求意見然後招致全民反對的「上網身份認證」的前車，頗有某種異乎尋常的自信，以為在過去十幾年對公民社會的清剿、對黨內派系的清洗，足以保證全過程不受干擾地實現「砸鍋賣鐵」的最高意志。 僅此而論，足見中國統治精英，從領導集團到技術官僚，都深諳其中利害，卻完全站在勞工階級的對立面，機會主義地利用反顏色革命的鎮壓成果，強行闖關、通過這條如果在法國或者其他富有勞工運動的國家都將可能引發勞工階級極大反彈、乃至舉國抗議的法律。不能不說，這是貌似必贏卻極其冒險的政治賭博，不顧潛在的巨大政治風險，後者意味著一個持久不息的革命導火索。 苦力主義和勞動憲法 因為，雖然從表面上看，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到來，推遲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歐洲相關政策改革，作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一項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國的勞動環境下，一個未經廣泛討論和審議的重大勞動政策的變更，在缺乏配套勞動和福利改革的條件下，不僅可能迅速上升為「國家違約」的政治衝突，而且從勞動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一改革也是註定失敗，可能引發中國勞動體制和社會結構的崩塌，進而造成持久的國家失敗。 簡單地講，原先成型於1970年代初的職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於當時的國民平均壽命（即61歲），在幾十年後國民延壽至平均年齡78歲後，表面上似有調整必要。但是，在過去三十年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後期國企改革結束後，傳統意義的工人階級在整體上已經不復存在，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和階級意識全然消失，中國勞動領域只有沒有階級的龐大工人和受僱傭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引入的集體談判機制流於形式，並不存在一個正常國家裡的在工人階級與僱主階級之間的政治談判安排。任何勞動制度的改革都意味著是單向度的、強加的、違背工人和受僱傭者的階級利益。 其次，工人階級消失的無聲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92年開啟的市場經濟將19世紀以來的華工-苦力主義傳統喚醒了，並且以奮鬥-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階級的勞動權利觀。中國勞動者以推遲享受、為未來回報而特別能忍受現期超時勞作的苦力主義激勵，與國家暴力和資本暴力的雙重暴力驅動和諧並進。這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 對中國廣大苦力-勞動者來說，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開始美好生活、結束苦力勞動的解放象徵。只有在雙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國，才可能真正理解這一年齡線對勞動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義。當然，今天也有許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齡勞動者苦於60/55的限制，僱傭單位對他們的超齡僱傭顯然違法，也斷絕了他們的生機。這在園林行業、建築行業也成為僱主們近年來的困擾，他們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勞動法，放寬退休年限。 這一對少數高齡體力勞動者來說像是僱傭者和被僱傭者的延退共識，毋寧反映了中國勞動者缺乏足夠社會福利和勞動權利保障的悲慘現實。對更多的勞動者來說，三年的退休延期卻形同絕望生活上追加的一記重鎚。因為，在當下和未來的中國勞動市場上，充滿了年齡歧視。在缺乏工會代言和階級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數低學歷的勞動者如同騾馬一般被按齒序分類。其中，35歲意味著第一個失業門檻，簡直就是高學歷碼農的噩夢。而越來越多總量接近兩億的「自由職業者」（其中大部分實為外賣騎手、按摩師、護工、卡車司機等新僕役階級），一個更無勞動時間保障近年來因多發生高齡勞動猝死的勞動群體，新近被美團等公司限制招收45歲以上求職者，且被限制向高齡騎手派單。 也就是說，對總體上缺乏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且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成為勞務派遣工的中國勞動者來說，他們正在成為不穩定就業者，新流民階級。對他們來說，從40到60都意味著嚴重的職場歧視和越來越少的就業機會，和越來越短的健康勞動壽命。（譬如當今中國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勞動壽命只有57歲。）如果再延期退休三年，儘管可能只是為現在已經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帳戶帶來更多一點兒在北京官僚們看起來微不足道的邊際損失，對無數困於勞動市場的邊緣化而無法被福利領域解救的失業者、靈活就業者等等整個新流民階級來說，卻可能意味著個人和家庭的災難，也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階級結構的瓦解之後發生社會結構的瓦解。 事實上，疫情結束的兩年來，中國各地激增的社會報復性殺人案件，從吉林針對美國遊客的屠殺，到蘇州平江路慘案等等，幾乎每天、每周都發生的類似慘案，行兇者的年齡越來越集中在50歲以上的中年男人群體。他們正在耗盡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再來看十幾年前中青報等媒體大聲呼籲的，退休年限是一個國家契約、不可輕易違約的評論，其中固然有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敏銳和迂腐，但若對照中國勞動市場現狀，恐怕不難發現，相比中國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無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後也是唯一神聖的勞動憲法。任何對這一勞動憲法的輕視和踐踏，都可能顛覆整個國家的階級-社會關係和政治基礎。 如此來看，可能無需再行計算1970年代十幾個勞動人口養活一個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個勞動者養活一個退休者的不可能供養模式，任何人都能從中國勞動者的苦力主義悲慘狀況發現這場延遲退休改革失敗的必然性，它將可能在未來觸發一場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決策者們一以貫之的逃避態度所決定的。他們或許深知，他們正在踏入一個灰犀牛陣，以敲鑼打鼓、砸鍋賣鐵的方式喚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們。但是，在這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度，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家尚且被隨意拿捏，誰又真正在乎那些從未進入視野的勞工大眾呢？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牆內的財新網用《63歲景俊海轉崗全國人大 曾任吉林省委書記》的標題來提醒讀者「事出反常必有妖」。 與此同時，上海解放日報社的上觀新聞網則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書記，新職明確》為標題，同樣是意在提醒讀者「此事非比尋常「。 我們都知道中共政權的全國黨代會是五年一屆，地方各級黨委在同級黨代會上換屆也是五年一次。每屆全國黨代會召開之前擬定連任和新任中央委員名單時，即有所謂「三上四下」之說，即在召開全國黨代會的當年滿63歲的省部級正職可以進入新一屆中委候選人名單，64歲就基本不被考慮了。 這就是為什麼每到新一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為省級黨代會上換屆做準備的省委書記、省長大換班過程中，就要以六十三歲為年齡界限了。在某屆全國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年，總有一批未達65歲的省委書記或者省長被安排提前退出一線領導崗位—-無論他們當時是64歲還是63歲。比如1953年出生，與習近平同庚的前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前江西省委書記強衛，以及本文下面會詳細介紹的景俊海吉林省委書記的前輩王儒林等，均是在中共十九大召開的前一年，也就是2016年年中被安排「退居二線」的。 而以如上幾位也是63歲就被退居二線的前省委書記們做例，就更能說明景俊海的63歲退居二線是「事出反常」了。因為下屆中共全國黨代會，也就是中共二十一大要在後年秋才召開。而依慣例，吉林省的十三屆黨代會應該是在明年的後半年才召開。那麼就算習近平並沒有讓景俊海在二十一大上晉陞副國級的打算 – 這意味著在二十一大召開當年就年滿65歲的景俊海沒有可能連任中央委員，但也沒有理由趕在今年6月就早早把景俊海打發到全國人大「養老」。 今年63歲或者64歲，也就是出生於1960年或者1959年，與景俊海同歲或者還比他年長一歲的在位省委書記有遼寧省委書記郝鵬，湖北省委書記王蒙徽，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等。正常情況下，這幾個人只要沒有被習近平計劃在後年的中共二十一大或者大後年3月的新一屆全國兩會上晉陞副國級，那麼就應該會在明年下半年召開的該省新一屆黨代會召開之前的一至幾個月里被陸續安排進全國人大的某個專門委員會。 另外今年6月對景俊海離任吉林省委書記的新聞發布內容也很反常。正常的運作方式是：65歲生日的當年被宣布不再擔任省委書記者，中共新華社的報道中都是不提原因—-因為沒有必要，同時也不會把該人即將擔任的全國人大某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虛職說成是「另有任用」。而宣布景俊海不再擔任吉林省委書記的中央決定中，居然加了一句「另有任用」。 而標準的慣例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只有在安排某省部級官員從在任一線崗位轉崗或者升遷至另外一個一線崗位時，才會在宣布該官員不再擔任此一線職務的同時附加「另有任用「四個字，但對被從一線崗位打發到人大或者政協，也就是退居二線的幹部，從來都不會使用」另有任用「四個字。景俊海絕對是唯一的一例。這就是為什麼上海解放日報社的上觀新聞記者故意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書記，新職明確》為標題加以諷刺。 照理，對於在63歲或者64歲就退居二線的省委書記或者省長，新華社的報道中都會在最後附加一句：「據悉，XXX(X X )同志是因為年齡原因不再擔任省委書記（省長）職務」。原因當然是避免引發「誤解」。這也反證景俊海的「不再擔任」省委書記職務，不是「因年齡原因」。 聽聞景俊海被「另有任用」的去向居然是全國人大的專門委員會，筆者在驚詫之餘，自然想起了景俊海吉林省長和省委書記職務的前輩王儒林，當年也是63歲上就被從省委書記崗位上安排退居二線的。 我們這裡先把中共歷任吉林省委書記從景俊海往前倒數5位，即：景俊海（ 2021年1月至今年6月），巴音朝魯（2014年8月至2021年1月），王儒林（2012年12月至2014年8月），孫政才（2009年11月至 -2012年11月），王珉（2006年12月至2009年11月）。 而如上開列的五任吉林省委書記中，唯有王儒林是吉林「土生土長」。祖籍河南，在吉林出生，和當今聖上習近平同庚，而且還是和習近平同年同月「下鄉插隊」。 日後的王儒林雖然沒有真正的學歷，甚至連習近平的「工農兵學員」的資歷都沒有，但卻因為其基層共青團幹部出身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就被提拔，一路升到吉林團省委書記的位置。再往後就是受益於張德江的栽培，在吉林官場一路順風。2010年1月升任吉林省長，2012年12月出任吉林省委書記。 2014年8月，王儒林「臨危受命」，在把吉林省委書記職務交給時任省長巴音朝魯的第二天，就被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陪同出席山西省委幹部會議，接替了袁純清的山西省委書記職務。澎湃新聞隨即發表《山西新任「一把手」王儒林的吉林40年 》一文。人民網也發表《新「晉官」王儒林：在吉林工作45年 反腐先看一把手》一文為他造勢。 《夜話中南海》專欄過去的相關節目中，已經介紹過2014年的那場山西政壇大地震，被中紀委和中組部定性為「塌方性腐敗」。當時的王儒林被宣布不再擔任吉林省委書記時，當然是要強調一句「另有任用」。至於當時被王儒林取代山西省委書記職務的袁純清雖然在省委幹部會議上還被劉雲山當眾嚴厲訓斥，但因為是已經被中央決定平級調動，安排到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當副組長（組長是分管農業的國務院副總理兼任），所以在對他的山西省委書記的免職決定里，也有「另有任用」四個字。 照理說，這個袁純清和王儒林一樣，也是「團派「出身，而且與當年的共青團」老總「李克強的關係比同時期擔任團省委一把手的王儒林更近一層，在當時的團中央機關和全國青聯任職時是李克強的得力助手之一。所以當中共黨內把習近平「用人不當將對黨和國家造成很嚴重後果，山西就是典型」的一段訓話傳達到縣團一級後，就是山西省的幹部們也都非常奇怪習近平為什麼會對袁純清網開一面，居然沒給他的一個降職降級處分。 當時的中央黨校教授汪玉凱曾經在公開場合點著袁純清的名字批評，說是「山西存在用人不當、用人失察，導致腐敗連連，山西的主要領導要對此負責任，對袁純清調離的用意與此有關。另外，不僅僅是省委書記，山西省紀委、組織部都有一定責任。」 王儒林「臨危受命」之後，中組部的共產黨員網也發表了《晉官難當：袁純清與王儒林的治晉交棒》一文，繼續為他造勢。文中說「晉官難當」不是新鮮提法。只不過，原來多指安全生產事故的難以監管；而最近這一概念被人們賦予了新的含義：自十八大反腐風暴以來，山西已有金道銘、杜善學、令政策、陳川平、聶春玉、白雲、任潤厚等多名高官被查，所引發的官場海嘯更是難以想像……。 該文章還透露，時任山西省長李小鵬曾對記者訴苦水，說他當山西省長的感受只有八個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2015年3月的全國兩會期間，王儒林面對央媒記者的採訪，把山西的腐敗特點，歸結為「量大面廣、集體塌方、形勢嚴峻複雜」，更稱山西官場集體塌方「不是個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幫，一動它就塌方」。 當時的王儒林還對採訪他的央媒記者訴苦說：反腐打貪官的同時還有一項同樣重要的工作是「物色合適的人選補位空缺、重建官場」。但卻苦於無人可選，無人敢用..….。 因為當年的王儒林是被習近平委以重任，寄以重託，所以一時間關於他將會在十九大上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紀委第一副書記的呼聲甚高，沒成想他在山西省委書記位置上只坐了一年零10個月，反腐工作僅僅取得了所謂「階段性成果」，習近平便沒指望他「再接再厲」，趕在山西省十次黨代會召開之前安排他退居二線了。 相對於王儒林，其吉林省委書記的繼任巴音朝魯雖然也沒有被習近平恩賜一個副國級，但畢竟是在省委書記位置上堅持到65歲零1個月才被要求讓位給時任吉林省長景俊海。屬於標準的「正點下車」。 有道是，因為巴音朝魯是鄧小平時代開始之後少有的出自「少數民族」的省委一把手，同時又因為他所屬的民族蒙古族是個「大少數民族」 ，每屆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或者全國政協副主席中都有該民族代表的份額，所以當初自巴音朝魯榮升省委一把手後，無論是在內蒙古還是在吉林，都有人看好他的副國級未來。 離開吉林省委的一個月後，巴音朝魯被宣布為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8個月後，他的蒙古族同胞，中共前「蒙古王」烏蘭夫的孫女，中共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布赫的雙胞胎女兒之一，比巴音朝魯年輕三歲的布小林也被安排進了這個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按照入「場」的時間順序排名在巴副主委之後。 關於布小林2021年年中是否真的是因為「健康原因」而被免除了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職務，提前退居二線 ，以及她的家庭與習近平家族曾經的「患難與共」，詳見筆者三年多前發表在本專欄的《誰將是中共國務院的下屆女性副總理？》和《 夜話中南海：石泰峰「超齡服役」是在等待晉陞副國級？》兩文。這裡只要補充一句，那就是布小林「健康出了問題」之後，即有一些內蒙古族的幹部，包括筆者當年的一位蒙古族大學同窗都為巴音朝魯遺憾，認為假設布小林「健康出了問題」的時間提前半年多，習近平就不會安排巴音朝魯退居二線了。 轉眼到了去年3月，在第十四屆全人大一次會議上，巴音朝魯被宣布為民族委員會的主任委員，68歲上被從二線虛職轉為二線實職，也算是習近平對他的一種肯定。與此同時，比巴音朝魯年輕3歲的布小林卻只是被繼續留在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任上。到底是因為布小林的身體情況已經不允許她出任一個有自己辦公室的二線實職，還是習近平對她的「民族情緒」不甚放心，筆者無從判斷。但巴音朝魯在68歲上還能夠被安排為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的二線實職，至少可以證明他身為一個蒙古人卻對習近平推行「民族同化」、「少數民族漢化「政策是堅決擁護的。 前面開列的五任吉林省委書記中，孫政才和王珉的下場人所共知。這裡只要提醒孫政才是在吉林省委書記任上與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一同進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的。但是孫政才比習近平整整年輕了十歲，習近平怎麼可能對他放心？ 至於孫政才當年吉林省委書記的上一任王珉是和後來的景俊海一樣，到吉林後先任省長，繼而就地升任省委書記。日後又從遼寧省委書記任上「正點下車」。當時的去向就是如今的景俊海剛剛去報到的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 說完了如今正在秦城監獄裡「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的兩個前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和王珉。回過頭來再說景俊海。 司馬南同志曾說過：「基本上所有的貪官的事兒就是兩類：涉及到個人品行方面的，一是口袋沒管住，二是腰帶管不住。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問題就更嚴重了。」 關於孫政才和王珉兩人是如何得罪了習近平， 也就是司馬南所說的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問題，筆者在本專欄過去的文章中已有介紹。至於如今的景俊海被迫提前退居二線的原因，幾乎肯定不是和孫政才及王珉一樣的政治原因，很難想像習仲勛陵墓宏偉擴建工程的主持人會因對習近平的「忠誠不絕對」而在黨內遭受「冷處理」。 而從沒管住腰帶也沒管住口袋，包括沒管住老婆、情人及子女的口袋的角度判斷，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之一就是景俊海已經被中紀委實錘的「八個有之」的性質雖然已經達到了中紀委界定「嚴重違紀違法」的標準線之上，但習近平念他為皇阿瑪修墓擴陵功不可沒而對他網開一面。於是便有我們如今已經看到的結果：不予處分，調離一線領導崗位。 但是，如果習近平的「紙」最終還是「包不住火」，景俊海到了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之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前車之鑒是：如今在秦城監獄裡打發餘生的前吉林省委書記王珉和前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等一票落馬貪官都是從省委書記崗位上「平安降落「之後還是在全國人大的某專門委員會副主委任的上被倒查倒追的。日後的景俊海在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的會場上突然被中紀委人員帶走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如果真有這一天，那麼吉林省委書記就也和我們過去節目中已經介紹過的貴州省委書記的位置一樣，堪稱中共政壇里的高危崗位了。 另外一個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就是景俊海的問題被習近平成功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後，突然鹹魚翻生，從二線重返一線，甚至是在2028年3月的新一屆兩會上被安排一任副國級職務。 這樣的先例也不是沒有。具體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介紹和分析。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