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莱坞《三个傻瓜》续集筹备中 原班“三傻”有望回归
2026 年 9 月 13 日
美国2024大选日即将到来，贯串这轮选举的主线明显是共和党一方坚持选举规则与民主党一方反规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民主党掌控的15个州完全不验投票者ID，还有几个民主党州则将验证ID变成验证驾照，因为民主党政府早就下令让非法移民在全国范围内获颁发驾照。二是仿2020舞弊经验，违反选举日当天公布结果的惯例，目前有四大摇摆州宣布要延迟5-15天。现在，美国现在没人说得清这场选举将以什么形式落幕。以下是近日选情分析。 一、真实选情明显不利于民主党 据NBC的综合民调显示，今年自认为是共和党的选民较民主党选民高出2个百分点，比例为42%对40%。这表明共和党在党派认同方面取得了持续领先优势，这是3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情况，展现了前总统川普获得了11月大选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优势。历史资料显示，2020年民主党选民领先6个百分点，2016年领先7个百分点，2012年领先9个百分点。尽管左媒坚持认为中间选民更喜欢哈里斯，并无证据支持。 民调机构多亲民主党，习惯性拉高民主党的领先优势。尽管目前声称是持平或者川普略领先一两个百分点，但实际情况肯定比这些公开民调展示的要糟糕。相比民调本身，我更愿意观看发布民调的大媒体如何“调整”民调。10月23日《华尔街日报》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川普的支持率领先哈里斯两个百分点，两人的支持率分别为47%和45%。此外，《华尔街日报》自7月份以来三次询问选民对哈里斯担任副总统工作的评价，这一次选民给出的评价最低，42%的人认可她的表现，而54%的人不认可。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调整”了自己的民调。该杂志一直认定拜登将胜出而且是大胜，今年8月以来在哈里斯替代拜登之后还特别建立了一个预测模型，认为哈里斯气势如虹领先川普，但10月24日该杂志发布最新预测，川普有望在下月大选获得276张选举人票（现调整为277张），美国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则将获得262张（现为261张）。川普胜选预估机率上调为54%（现为55%），前一周还只有48%。 曾在2020年独家披露民主党准备好“七十八天政变”的极左媒体Axios在10月25日发文称，众议院民主党人对 11 月 5 日的焦虑加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副总统哈里斯好”。新民主党联盟（New Democrat Coalition）主席安妮·库斯特 (Annie Kuster) 表示，她“正在查看资料，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十几场竞选几乎打成平手”，“我认为你甚至不能指望民调结果准确。好吧，误差范围很广”。还有一位众议员称看了内部民调，不乐观。 二、原铁杆支持者公开弃民主党持中立 网上一直流传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这位铁杆民主党金主表态支持哈里斯，不仅外界相信，其家人对外也如此声称。但最近巴菲特对外发言提醒小心冒名顶替者，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10月下旬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声明，警告有关巴菲特支持政治候选人的“欺诈性说法”。巴菲特在《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电话采访中表示，人工智慧的兴起让他担心，在总统竞选的最后几天，他的形象或声音可能会被模仿，误导观众认为他支持了某位候选人。 以上消息还不算最大的打击，最大的打击来自《华盛顿邮报》发行人于10月25日宣布该报将不会为今年的总统竞选背书，也不会为今后的总统竞选背书。并称这是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的意思。 自1976 年《华盛顿邮报》支持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以来的36年，该报一直背书民主党。此决定一出，该报总编Robert Kagan立即宣布辞职。曾在奥巴马总统手下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直接开骂：“作为华盛顿本地人和《华盛顿邮报》的终身订阅者，我感到恶心。你们失去了我们。” 加州《洛杉矶时报》于10月22日宣布今年不为任何总统候选人背书，这一决定是报社老板黄松雄 (Patrick Soon-Shiong)本人做出的。洛杉矶编辑委员会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1972 年一直为总统候选人提供支持，中间停了一段， 2008 年恢复支持奥巴马。从那时起，他们就只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三、支持川普者陆续表态 10月22日，天主教美国大主教维加诺（Archbishop Viganò）发表公开信，毫不含糊地向美国天主教徒发出呼吁：“在这次选举中，你们必须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国家治理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你们需要在民主与独裁、自由与奴役之间做出选择。投票支持唐纳德-川普意味著坚决与反天主教、反基督教和反人类的社会愿景保持距离。 这意味著阻止那些想要创造一个比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宣布的还要糟糕的地狱般的乌托邦的人。……从道义上讲，弃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宣布自己中立就意味著与敌人结盟。” 美国百年老报New York Post一直坚持保守派立场，10月25日正式背书川普，其声明里充满了浩然正气：“选民在这次选举中肩负著重大责任——这是这个伟大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这一选择将产生数十年的影响，决定美国人未来将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的哪一条。我们必须做出以下选择： *安全的边境和合理的移民制度。 *更安全的城市和对法律和秩序的支持。 *一个繁荣、低税收、低监管的经济，为所有人服务——由支援而不是惩罚工业和家庭的能源政策推动。 *（川普）那些常识性政策恢复了父母在选择学校、变性手术和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运动等方面为孩子做出最佳选择的权利。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备受尊重——我们的敌人畏惧美国，我们的盟友信任美国。” 四、舞弊与反舞弊的法律战 鉴于各地非公民投票与各种不真实的选民投票，以及密西根州、乔治亚州、宾州、亚历桑那州等明确宣布延迟计票（时间为5天-15天），引起不少法律诉讼。近日，俄亥俄州检察长宣布起诉6名非公民非法投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司法观察等其他监督组织在密西西比州提起诉讼，要求停止计算选举日后收到的邮寄选票。10月25日，第5巡回法院裁定，必须在选举日之前收到选票，任何允许在选举日后接收和计票的州法律都违反了联邦法律。 共和党一方认为，美国是案例法，这是全国联邦法院之一的裁决，因此会影响各地的选举。但民主党一方并不准备放弃这种舞弊行为。据CNN 报导，“第五巡回法院的裁决仅对其管辖的三个南部州具有约束力，目前，该法官小组并未下令在当前选举中阻止密西西比州实施该政策，而是将此案发回进行进一步审理。” 估计多起选举舞弊官司可能最后会到最高法院。 五、制造心理压力的政治威慑战 10月23日，罗伯特·肯尼迪在X上发文称：拜登/哈里斯刚刚通过了国防部指令5240.01，授权五角大楼，历史上首次，可以使用致命武力杀死在美国领土上抗议政府政策的美国人。 此言让美国人非常震惊，群情汹汹，很多人指责民主党为赢得选举不惜多方破坏选举规则，对抗议窃选者还要动用军队武力镇压。次日，Scripps News和益普索（Ipsos）联合发布一项调查称，62%认为，选后可能（或非常可能）衍生相关选举的暴力或骚乱（其实最近一些民主党州又重演2020的武力威胁川普支持者的恶性事件，例如10月26日，宾州蒙哥马利郡共和党委员会总部在受到暴力和亵渎性炸弹威胁后被迫疏散并关闭。但他们仍相信并愿意接受选举结果。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51%的受访者支持动用美军来预防选后骚乱。不少人认为，这是为响应前天拜登政府给国防部授权镇压反对者的舆论准备。 在舆论压力之下，国防部不得不通过媒体予以澄清。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苏·高夫（Sue Gough）对《新闻周刊》表示：“（该指令）中提到的国防部使用武力的政策并不是新的，也没有授权国防部对美国公民或美国境内的人员使用致命武力”，该档主要概述如何与地方和联邦当局共用军事情报。 这条消息的流传，实际反映了美国政治的高度紧张：一是对拜登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毕竟2021年J.6事件揭示的真相让美国人愤怒不安，2024大选期间发生的多次暗杀川普未遂阴影还未散去；二是美国人当中蔓延的大选焦虑非常严重。 就在本文完稿的10月27日，川普在曼哈顿麦迪森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举行造势集会，吸引了数万名支持者，很多人是前一天晚上排队购票进场。10月25日川普接受美国第一播客乔·罗根体验长达三小时的采访也非常成功。只要坚持一人一票、验证选民ID、大选日当天公布结果这些基本规则，川普胜出已经毫无疑问。 作为一位将美国视为第二故乡的中国流亡知识份子，我只能祈愿在这场事关美国国运、世界未来命运的2024大选中，捍卫民主规则的一方能够战胜反民主规则的一方，美国人民能够在规则的制约下选出他们自己想要的总统。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美国大选的结果是贺锦丽团队胜出并且顺利主政。10月4日的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报告，表达了国际上大多数智库的观感：人们对她团队的外交政策走向没有什么明确的判别。在成为副总统之前，贺锦丽毫无对外事务的从政经历。成为副总统之后，她一直都是在拜登政策的大伞之下，是一个谜样的人物。在竞选期间，她也没有表达过任何特别的外交政策意向。时至10月8日在接受ABC电视台The View节目采访中，她甚至回答不出她在任何一项政策上，将会与拜登有何不同？所以，比较保险的预测是，在贺锦丽主政的前期，该团队大体上会延续拜登当局的对外政策。唯一令观察家们瞩目的是，贺锦丽的副手沃尔兹有过长年涉足与中国交流的实务。在竞选副总统之前任职众议员和州长的年间，沃尔兹曾经在人权问题上有言论和行为的鲜明表示。在那些对中国政府而言最敏感的几大争议事端上，沃尔兹至少在两个事端（1989年学潮和西藏事务）上留下了突出的纪录。 民主党出兵护台立场不变 前几个星期，美国极右派把沃尔兹描绘成“毛泽东主义分子”，因为他对中国那么有兴趣，带领学生团队访问中国各地许多次。但此类贴标签被美国评论界包括一些公正的共和党积极分子，斥责为胡说，目的是煽动选民反对贺锦丽和沃尔兹。偏向于民主党阵营的一位资深中国事务研究者预言，贺锦丽当局在对华政策上将会非常倚重沃尔兹；在广义的人权问题领域里，将比拜登当局更加强硬。 贺锦丽当局应对中国的挑战，还有其他几个重要领域，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台湾问题。比较而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拜登任职期间的表态，是1981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之中最明确和强硬的。里根在竞选期间，曾经扬言他若执掌白宫，将重建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这个表态一出来，立刻引发北京最强烈的反弹。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国内听报告，邓小平亲自发话，如果列根总统迈出这一步，北京不惜立刻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1981年1月初列根当选后，马上降低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刺激声调，表示将遵守美中建交时的正式协定，只保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 我们都观察到，最近三年多来，拜登数次在答记者问时都断言，若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他一定动用美国军事力量维护台湾的安全。虽然总统本人每次这么表示之后，美国政府官员都立刻出来说明，华盛顿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变化，还是维持“战略模糊”立场。但是，绝大多数观察家都不相信，拜登那么说纯属口误。身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在这样的头等敏感问题上几次明确表态，透露出来拜登早已经有所准备。如果贺锦丽当局延续拜登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中美关系在未来四年里将不会平缓，因为2025年1月至2029年1月，台湾岛内会有重要的政治演化，围绕着台湾岛的整个东北亚区域的战略态势会有显要的变动。不过我观察，贺锦丽当局不至于在台湾问题上比拜登当局走得更远，会适当降低口头上对武力保护台湾的声调。 美国版刘邦手下多良将 在另一个重大的事务气候变化领域里，贺锦丽当局有望与中国多一些谅解与合作。她来自加州，是全美国在气候变化上民意最进步、资源投入最多、法规上走得最快的地区。即便是在美中关系那么不好的时期，加州州长纽瑟姆也在2023年10月下旬访问了中国大陆（并且来到香港），重点是在气候变化领域里的双边合作。贺锦丽当局在这个大事上与纽瑟姆应该是同路的，与中国的合作对两国和全世界都是善举，而且能够开拓新商机和新技术。 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是：美国大选的胜出方是川普团队。如果说贺锦丽在对外政策上是一位谜样的人物，川普就是大半透明的，尽管他说话很不靠谱。仅看他本人的表现，他对人权事务并不热中。 川普自称是孤立主义者，对台湾问题也不很在乎，至少新闻报道显示，他认为台湾太小，在地图上就那么一小点，与中国大陆相比微不足道。若是为这样一个小岛与庞大的中国发生严重对抗，对美国而言，既不明智，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所以，如果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在对北京最敏感的两大问题上，他本人不愿意主动采取对抗的姿态。 而且，川普多次表态，他认为身为美国总统，他理应与强大的外国政府首脑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这样在处理麻烦纠纷时，容易说上话，找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的渠道。这种私下沟通的方式，远胜过被媒体高度关注、公众议论纷纷的官方外交场合。川普并不讳言，他对中国的权力架构非常欣赏乃至羡慕。这一切均显示，川普第二次当上总统后，他本人并不打算全面对抗中国。 然而问题在于，川普并非朝鲜模式的绝对独裁者，尽管他也很赞赏金正恩的强势。川普必须组建他的行政团队，身边至少将有20位左右的资深阁员和顾问，他们在重要政策问题上有法定的权力作出决策，或者提供方案给总统作出决策。在特朗普上一任内，国务卿、国防部长、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长等几个人，都推动了重要的对华政策和法案，其中有些要素与川普的本意并不全然一致。特别是《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第一次正式地把中国列为美国的头号对手，深刻影响了自那以后历年的NSS。 美国资深的政界和军界退休高官相信，川普常常被那些对中国不抱交易幻想的阁员和顾问们左右。我们不能预言，在川普第二任期，他身边不会聚集类似的对华强硬分子。我在2018年以后的内地研讨会上，把川普比作汉高祖刘邦：刘邦身上的痞子气虽然被某些人看不上眼，但他却重用了韩信、张良和萧何等绝非平庸之辈。川普上一任期间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是他的津津乐道之举。他扬言在他的第二任内，将对中国商品施加60%的关税；他的副手万斯也许会建议更高的关税，以便引导制造业在美国本土的重新兴旺，挽救美国劳工阶层。美国有学者估计，即使是60%的关税，也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至少降低2%。 更加令人关注的是，美国议会里的强硬共和党人正在推动法案，干脆取消2001年给予中国的永久最惠贸易国待遇。他们反复论证，这种待遇二十多年来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操控防不胜防。最有效的反制法，是回到2001年之前的美中贸易关系，拒绝把中国放在与英国同类的贸易伙伴范畴里。若此，美国政府随时有权对中国商品施加高达100%的进口关税。 我们都知道，1972年开启的美中关系进展，迄今最关键的是两大项，台湾问题和最惠贸易国待遇。若是这两大项都被动摇乃至破损，中美关系的正面果实就所剩不多了。 毛拒西方左派爱右派 许多中国内地观察者把这次美国大选视为在两堆烂苹果之间作选择，对双方都看不上眼。不过若是被迫在这两者之间作挑选，我宁可看到川普团队击败贺锦丽团队再次入主白宫。为什么？我的想法深受毛泽东当年对两党评价的影响。1972年2月18日，毛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说：“讲老实话，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我是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毛并不是开玩笑，此前他已经作过这样公开的表示，中国官方《毛泽东年谱》里均有详细记载。毛作为一个最激进的左派中国革命家，不喜欢西方的左派，而喜欢西方强硬的右派，这里面有深刻的政治辩证法。 我更愿意看到川普当选，当然不是出于毛式激进主义革命的考量，而是出于对既有的国际秩序的负面观察，和对新秩序的展望。在这个非常易于引起情绪化反弹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作系统的剖析。毋庸讳言，香港本身近年来也深深困扰于这个既有的国际秩序之中。 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 全文转自香港信报
国际局势最新的发展，是朝鲜金正恩派出一万多“精锐”部队进入俄国，与此同时，又对韩国摆出临战姿态。这一形势骤变引起观察家的高度重视。 一个侸仃小国穷得叮当响，却打算以手上的核弹作支点撬动地球，他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因为不将人民的生命财产放在眼里，他可称为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出兵一万一千人，对俄乌战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成不了什么事，象征意义大大超过实际意义。朝鲜出兵参战助俄，光是这一个消息，就让美国北约坐不住了。 俄国打到今日，死伤高达六十万，比起这个数字，一万一千人只是一个零头。朝鲜兵没有实战经验，究竟只是去作作样子就撤回来，还是志在填补俄军留下来的后方空虚，还是派到俄乌边境去呐喊助威，还是直接进入乌克兰与乌军决生死，种种可能性都有，还要继续观察，但我认为，金正恩这个动作，其实是与普丁串通好的，志在逼习近平出兵。 习近平对普京作了致命的误判，最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习厚颜将中共未能统一台湾，归咎于普京的入侵乌克兰这一仗打得太差。这是找下台阶的说法，但也证明，习近平访俄时说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让我们一起来推动它”那句话，显然有点所托非人。 习近平最初的如意算盘，当然是鼓励普京去打，反正死的是俄国人，用的是俄国钱，必要时中共扶他一把，俄国人已经要感恩戴德了。不论俄国打赢打输，中共都坐山观虎斗。俄国输了，从此要靠中共打救，成了中共的附庸，俄国赢了，中共分享战果，与俄国联手对抗西方。 所以习近平仅守住不出兵的底线，只是暗中给予物资援助，还要绕过西方监督，不想给自己招惹麻烦。习近平为何忌惮西方的报复？因为中国经济严重依靠西方的巿场，科技又仰赖西方的提拔，中国在粮食和能源等关键战略物资方面，也需要各国的供应。 一旦中共参战，不必说战场上的输赢，美国只要封锁马六甲海峡，中国需要的石油和粮食就断了来路。中共虽然可以回头去找俄国，但因此也将被普京绑架，到时候，不是中共拿捏普京，而是反过来，要看普京的脸色做人了。 中共对普京夸下海口，说是中俄合作无上限，意思是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实际上普丁最需要的是习近平直接出兵参战。中共参战，世界大战就打起来，西方人惜命，害怕核弹，俄中朝三国领袖都是战争狂人，手握核弹，百姓的生命财产不在眼里（老毛曾狂言最好美国打原子弹，中国死一半人口），打赢最好，打输“罢就”（就罢了）。 俄乌战打到今天，普丁就是等习近平出兵，奈何习近平三年来出声唔落力（光说不练），普丁又拿他没办法，于是普京和金正恩私下串通，以金正恩的慷慨出兵，反衬习近平有贼心无贼胆。 为什么金正恩出兵对习近平有政治压力？因为“中俄合作无上限”是你自己说的，到俄国需要合作时你却假装看不见，连朝鲜一个穷酸小国都舍命陪君子了，你还在说什么大话？你不出兵就是孬种，就是说话不算话，就不能共生死。 习近平正处在空前的内忧外困之中，经济一落千丈，社会危机四伏，党内反对派蠢蠢欲动，西方国家虎视眈眈，正当“周身唔掂”之际，经不起一场战争的折腾。更不必说，派兵这一步一旦走出去，就永远也收不回来，中共与西方绝交，后果相当严重，因此，这个决心不容易下，风险相当高，高到习近平承受不起。 直接与俄朝捆绑，摆明车马与西方打一场世界大战，赢面很小，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早已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规模和战法了。俄乌战和以哈战，根本不是大兵团作战，集团式冲锋攻城略地，而是无人机、导弹和斩首行动，单兵装备不是一支AK47，而是全身电子设备。 俄乌战争中，连大炮和坦克都不中用，朝鲜出兵一万一千，又如何改变战场局势？中共参战，只是战争规模扩大，打到最后，邪恶轴心仍不是西方对手。战争打的是国力，是高科技，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感，这些都是中俄朝没有的。习近平不敢打，至少他还“知死”。 中共建政以来与苏俄从未真正好过，上世纪老毛与苏交恶，转而投靠美国，此后中俄两国就一直打打停停。到习近平手上，突然与美国交恶，感觉孤立无援四顾茫然，这才回头去找普丁。俄国正当处境不妙，两下各取所需，习近平这才拍胸口认普丁为生死交，结果到真正决生死时，习近平又公然“缷䏝”。现在麻烦就是，打又怕打输，不打又怕失信，讲到底都系金正恩衰，一日到黑为习近平制造麻烦，正所谓养极都“养唔熟”（极易变心的人）。 现在就看习近平如何回应了。做一个大国领袖，面临多如牛毛的内外困境，没有一刻安宁，压力之沉重非凡人可以想像，做这样的“一尊”，实在没什么好让人羡慕的。（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为什么选在安徽小镇上召开”全(火箭)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已经分析了习近平日前率领军中第一副手张又侠和全体火箭军高级将领跑到地处安徽一小镇的中共军史上的第一支导弹旅去寻根溯源，应该就是以视察基层部队为名，行召开“全（火箭）军政治工作会议”之实，意在对前一阶段查处火箭军腐败窝案的“成绩“总结，同时也是对在该军种开展进一步清查和深挖腐败蛀虫甚至还有变节分子运动的工作动员 而习近平这次到火箭军部队露面之前，最后一个由官方证实已被查处的火箭军高级将领就是被中共官媒吹捧为“大国铸‘剑’人”的火箭军研究院总工程师，全军优秀共产党员肖龙旭少将。 有报道说：外国军事专家对肖龙旭的遭撤职作出多种猜测。纽约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莫里斯（ Lyle Morris ）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火箭军内部可能出现重大事件，这些问题可能与腐败导致导弹和核武器战备能力下降有关，也可能涉及情报泄露。 涉及情报泄露？墙内的爱国贼贼首司马南也是这么推测的。新华社报道了肖龙旭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后，司马南抢在第一时间编发一集视频，说是哪个部门都有腐败，但军工口的腐败那个是要了命的。说到这儿，司马南还特别以爱国电影《甲午海战》内容为例，说是大清海军的炮弹里装的都是沙子……。所以干军工吃军工的人，绝不可以姑息。 司马南还说他希望肖龙旭犯的是“口袋问题”“或者是“腰带问题”，“最不愿意看到就是我们部队的一些重要的专家，关键岗位上的关键人物，因为被人家洗脑而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指什么？司马南似乎是羞于启齿。不就是投敌变节（失节？），出卖情报嘛。不过被中共政权视为“叛徒”者，“叛变”的原因无一不是基于“口袋”的贪和“腰带”的欲。 但是，只要上网去浏览一下墙内各大媒体近20年来对肖龙旭的大量歌功颂德内容， 就不可能不感到奇怪：如此一个“清心寡欲”、“不食人间烟火”的肖龙旭，和中共军中腐败分子之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太大。 新华网19年前的一篇报道《导弹专家肖龙旭荣获“当代发明家”称号》就称赞肖龙旭从事科研工作20年来，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9项，国家专利11项，完成国防科研课题40余项，被评为“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强调一下，如上说是19年前的事情。 另据《科技日报》几年前的报道：肖龙旭作为著名的导弹专家，他没少出现在媒体上。他勇于担当，作战运用求极限，被誉为“中军帐”里的首席专家。正是这位看似不修边幅的军人却在31岁时就统领一支规模庞大的“科研集团军”，多次立功受奖。（截止2020年5月），肖龙旭指导的20多名博士和硕士中，不少已成长为学科带头人。他注重把参与科研任务作为培养人才的最好机会，仅在某项任务攻关中，就培养技术骨干26名，其中全军科技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4名，火箭军导弹专家5名，8人被聘为硕士、博士生导师。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笔者通过“搜狗”，成功搜出了肖龙旭老家山东寿光地方网站上14年前的一篇报道文章《寿光男儿中国导弹专家肖龙旭：为共和国磨砺剑锋》，文章中写道：作为国家国防空间技术的领军人物，肖龙旭先后受到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文章中描述说：他（肖龙旭）放松工作压力的方式很特别，爱琢磨民用发明，几十项民用专利，他总是无偿送给别人，一分钱也不收。 ……一旦沉迷科研，肖龙旭常常两脚误穿两只黑白不同颜色的袜子，更有甚者，他两脚上会穿着不同式样的皮鞋，因此被战友称为“二炮陈景润”……. 所以说，除非中共各级各类官媒上所有夸赞肖龙旭始终为中共火箭军“迈向世界之顚”几十年如一日地“废寝忘食”的事迹完全都是编造，不然，实在是没有办法想像他肖龙旭居然还有时间去贪污受贿，还有精力去纸醉金迷。 笔者粗略计算了一下，如果肖龙旭所有的民用专利都被他用来合法盈利（提成）的话，即使把合法所得的百分之九十都上缴部队，他本人也早就成了亿万富翁了。 那么，如果肖龙旭本人确实是既无“口袋“之需，更无”腰带“之欲，就不排除被亲属和子女的违法犯罪行为“坏了一世英名”的可能了。 读者和听众们应该都还记得去年因为秦刚的“出事”和火箭军腐败窝案败露的时间相距太近，所以就有了秦刚“涉火箭军案”的传闻。“细节”之一就是秦刚“在驻美大使任内未能阻止李玉超之子泄密”。 后来，因为中共二十届三全会公报里还是亲切地把秦刚称为“同志”，所以无论是秦刚涉火箭军案的传闻还是秦刚已死的谣言就都不攻自破了。 不过呢，虽然中共三中全会公报还了秦刚的“清白”之身，去年所谓“火箭军情报泄密是火箭军司令员的儿子干的，他在美国留学、做生意，并把火箭军的导弹分布图卖给了美国”的说法，并未能被证伪。 我们本专栏《肖龙旭 中共火箭军的第N个落马人》一文刊登和播出后，有读过的朋友问笔者是否看过《由火箭军泄密想到了一条传言》？说是发表在毛左网站乌有之乡上的。 笔者自认为一直都对乌有之乡等墙内毛左媒体保持关注，但此前还真没有读到过这篇文章。 该文作者署名“时代尖兵”。文章开头一段是：2022年10月，美国公布了高达255页有关中国火箭军的情报资料；2023年2月，美国五角大楼泄露的资料显示，美军已全面掌握中国火箭军有关装备、驻地、领导等机密信息，火箭军存在严重的泄密问题，由此拉开了调查序幕，并逐渐牵出一批领导。……有人说火箭军高官落马源于高干子女泄密。由于事关高层、无法求证，只能姑且听之，但让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条传言。 大概在2012年前后，我在新浪网上看到美国哈佛大学为中国大规模、多批次培训厅以上领导干部的新闻，深感震惊，因为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像中国这样公开委托敌国院校培训高级领导干部，此举有利于美国对华渗透并和平演变中国，很可能引发重大的政治安全问题。 文章作者说他与人聊天谈及此事时，有个朋友听后笑着说：“这不算什么，二炮在美国的大学有两个子女班”，并讲了一些细节。听后更觉震惊，因为二炮是我国军事安全的支柱力量，地位极端重要，让这么多干部子女赴美留学并集中办班，肯定会引起美国情报部门的注意，很可能引发重大安全事故。可当时除了感慨外毫无办法，因为即便传言属实，我们谁都无法改变。 文章作者接着说：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从如今有关火箭军泄密的传言看，“二炮在美国大学有两个子女班”的说法也许属实，否则不可能出现如此严重的泄密事件。由此可见，许多领导干部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意识非常淡薄，诸如送二炮（火箭军）高干子女赴美留学且集体办班、让美国高校为中国培训高级领导干部之类的事早该禁止，至少应缩减规模，但长期无人问津、听之任之，很可能已埋下重大安全隐患，因此，在中美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估计还会出现高层泄密、错误决策、重量级汉奸官员落马等令国人极度震惊的事件……。 先不说乌有之乡如上内容的可信度有多高，令笔者强烈好奇的是，如此一篇内容超级敏感的揭疮文章，居然至今都还没有被404。 毛左网站上这篇文章的发布时间是今年2月27日。大外宣《联合早报》与其“里应外合”，同日刊登出了《中国修订保密法 分析：可能应对火箭军腐败泄密案》一文。文章中说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中国科技发展带来机遇，但也引来境外势力千方百计打探中国的科技创新、先进武器等秘密。新法也因此加强对涉及科技发展、掌握国家科技政策官员的管制，通过填补法律漏洞，进一步降低泄密及国家安全风险，避免中国在一些科技领域失去竞争优势。 接着，该文章又引述“一名不愿具名的北京学者”受访时的“研判”，说是“中国官方去年下半年开始推动修订保密法，可能是为了应对火箭军高层将领的腐败和泄密案。作为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火箭军的武器布局、科技含量等信息都属于高度机密，一旦外泄，可能让中国威慑力量出现更大破口。” 请注意这“破口”前面的形容词“更大”。 在这个“不愿具名的北京学者”的“研判”内容之后，该文章又继续引述唐任伍的“分析”，给人感觉这个所谓“不愿具名的北京学者”其实还是唐任伍。 笔者怀疑这个面对《联合时报》记者“欲言又止“的唐姓学者与乌有之乡的文章作者“时代尖兵”之间应该有着某种联系。原本就是同一个人？ 乌有之乡的“时代尖兵“作者日后还在他的一篇标题为《聊聊原国防部长魏凤和》的文章中评论说：（因为）美军已全面掌握中国火箭军有关装备、驻地、领导等机密信息。可见，火箭军高层存在严重的失泄密问题，由此迫使高层下决心深挖贪官硕鼠……。魏凤和、周亚宁、李玉超等火箭军三任司令员连续落马，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比较罕见。虽然火箭军前两任政委未有确切消息，但很可能受到牵连，因为火箭军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被查，主管人事工作、身为火箭军党委书记的政委肯定难辞其咎，起码要负“用人失察”之责。从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军队的拉胯表现看，腐败和泄密是损害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反腐重塑火箭军是中央应对即将到来的重大军事冲突的必然选择。 如上“时代尖兵”文章中所说的美国哈佛大学为中共政权培训高级官员一事，当然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当年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一度曾有中共“第二党校”的“美誉”。不了解此段历史的读者和听众，请参阅本专栏8年前的文章《习近平最反感李源潮最热心的“哈佛共干训练营”》。 至于“二炮在美国的大学有两个子女班”的说法，即使是有踪迹可巡，也肯定不会是直接、公开以二炮（火箭军）的名义与美国某大学或某科研机构“合作”。笔者倾向于相信是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二炮部队首长们曾经把自己的子女们“成建制”地塞进了某个或者某几个墙内军工类大学及（表面上是）非军方的科研机构与美国某所或者某几所大学的“合作项目”里滥竽充数。甚至也不排除就是要把派到美国刺探科技甚至军事情报的“重任”安排给自己的子女们的可能。其结果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被美国情报部门将计就计……。 总之，如果说美国已经掌握的中共火箭军机密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是中共自己人“泄露”过去的，那么火箭军（二炮）的首长们，无论是魏凤和、周亚宁，还是李玉超、肖龙旭等本人直接泄密的可能应该是小于他们的亲属特别是他们的曾经到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求学”的子女们或主动、或被迫泄密的可能。 具体分析到肖龙旭，假如他被查处的原因仅仅是受亲属、子女的连累，本人确实没有泄密和腐败行为，那么应该还能保住党籍和军籍。因为据中共《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轻则会遭致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重者也不过是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银行是绝大多数中国家庭存放财产的最后“安全港”。2019年之前，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已经造成了银行业普遍的压力；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的中国经济衰退，再度重压银行系统，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已经陷入了危险境地。由于很少有人了解银行系统的运营状况，本文为读者们剖析一下，中国的银行业危机因何而来。简言之，这场即将到来的银行业危机，是各级政府共同造成的；而金融危机则预示着中国不久的将来会“暴雨欲来风满楼”。 一、银行界起风潮：裁员降薪、高管求辞 最近中国的上市公司陆续公布上半年财务报告，有媒体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银行出大问题了。《中国基金报》9月3日率先报道，《北京商报》9月4日也跟进报道说，中国所有银行总共255万员工中，有42家上市银行的员工数量半年内减少4万人，其中国有的六大银行减员超2万人，其他中型银行裁员2万人；同时，银行业今年上半年薪酬比去年上半年平均下降5,321元，平均每个月降薪887元。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三点。第一，银行当中的上市银行，都是规模大、服务范围广的金融行业佼佼者。当这些佼佼者开始裁员降薪时，规模小的地方银行的情形可能就更糟了。 第二，银行往往是上半年发上一年的年终奖，银行员工今年上半年的薪酬包括了年终奖。而结果是，正常薪资加上年终奖，银行员工今年人均比去年同期少了五千多元，这显然是银行经营艰难的征兆。 第三，这条消息中提到的国有的六大银行，都是中国金融界的巨无霸，业务覆盖全国，其中的“领头羊”中国工商银行乃资产规模排名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型银行。这六大国有银行的放贷规模占中国银行业的六七成，它们尚且要裁员2万人，说明这些巨无霸银行同样与中小型银行一样，经营不佳。 代表着中国金融业危机征兆的另一个信号是，最近一个月内，有超过1,100位上市公司的高管已经辞职，其中不乏董事长、副董事长或总经理级别的高管，其中一半是金融业高管，有的银行居然多位高管同时提出辞职。中国的银行都是政府设立的，分别由各级政府控股，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总经理都由他们的上级政府任命。银行高管想辞职，必须向主管的政府部门递交辞呈，已经得到批准的其实只占一小部分，而多数想辞职的银行高管却未能获准。因为中共高层考虑到，大量银行业高管辞职，会引起社会恐慌，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 现在银行业大量高管害怕继续留任会面临银行倒闭，他们可能因此而被追责坐牢，所以纷纷想在自己的银行破产前开溜。那存款客户怎么办？他们是不是把自己的存款转移到“巨无霸”银行去，相信那些银行“大到不会倒”，如此便能保住自己金融资产的安全呢？银行一向被视为“金饭碗”，如今高管纷纷求辞，员工降薪被裁，说明中国的银行业确实出现了危险的警号。 二、银行是如何生存的？ 最近两年来，由于中国的经济持续衰退，很多中小企业倒闭，业主把经营资金从日常运营中抽了出来，大笔存入了银行。银行收存了大量存款之后，是不是就安然无忧了呢？其实，银行并非这些存款的主人，它们只是受存款人的委托，来运营这些资金。所以，对银行来说，存户的存款其实是银行的负债，是银行欠存户的。而且，银行收取了存户的存款，就得付存款利息，对银行来说，存款利息其实是银行的成本开支，存款越多，成本越大。 银行经营的收益，来自发放贷款所获得的贷款利息。每家银行都必须尽量为存户的钱找到可靠的贷款客户，按期收取贷款利息，这样才能支付存款客户的存款利息。银行的日常运营还需要开支人事和办公成本，当银行的利息收入扣除了银行的利息支出之后，剩余的差额才能让银行有钱来维持日常的人事和办公开支。 这个差额就是金融界通常所说的净息差（net interest margin），其计算公式是：（银行的全部利息收入 – 银行的全部利息支出）/全部的生息资产。如果一家银行的净息差数额超过银行的人事和办公成本，银行就有盈利；反之，如果净息差数额小于银行的人事和办公成本，银行就属于亏损状态。今年上半年中国的银行界普遍降薪，就是因为大小银行全面亏损，才不得不降薪裁员。 经济繁荣时，市面上资金短缺，银行的贷款利率会比较高，这时银行的净息差会相对高一些；然而，经济萧条时，绝大部分的贷款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难以承受贷款的高利息，中央银行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就会不断降息，帮助企业降低利息成本。这样的金融政策正好打痛银行，银行的利息收入会因为央行降息而不断缩减。 按照国际银行业的通常规律，银行系统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净息差警戒线是1.8%，只要净息差低于警戒线，银行就会开始亏损。以中国的国有银行为例，2022年1季度净息差首次跌破2%之后，一路直线下落；到2023年第4季度，国有银行的净息差已跌破1.5%，进入了危险区间。今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的净息差只剩1.43%了，下半年的数字还未出来，但肯定会更低。 银行入不敷出，亏损严重，就会吞噬居民存款来求活。为什么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型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状况也如此狼狈？因为，它还有另一个难以启齿的造成制度性亏损的原因，那就是，它是国有银行，其资金要服从中央政府的支配，而中央政府长期用中国工商银行的居民存款，去补贴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集团，让中国工商银行坏账高企，不堪赔累。 三、中国的银行皆官办 中国的银行业有两个特点，一是超大型银行占大头，二是中国的银行皆官办。这种政府垄断金融业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注定会葬送银行业。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把所有的私营银行都充公合并成官营银行了。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只有四家国有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一些半官方背景的股份制银行，这些银行的诞生，并非民间行为，其组建和资金来源仍然有官方背景。 再后来，各级地方政府设立了许多地方银行。这些地方银行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商业银行，另一类是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虽然数量很大，有几千家，但都属于局限于乡村范围的小区域银行。 现在，真正在中国的银行业里占据重要地位的是6家大型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和125家城市商业银行。这12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占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去年是16%；而国有的六大银行占银行业资产规模的六到七成。支撑中国经济的，主要就是这几家超大型银行。 这些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商业银行，都是上市公司。但是，它们并非独立运营的商业银行。虽然它们通过上市，吸收了民间投资，有了非政府股东，但政府持股或国有金融机构持股的比例依然很高。 比如，中国工商银行的股东结构是，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合计持股占七成。中央汇金公司是中国政府操作外汇储备的投资公司，它是中国工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中国工商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是中国财政部；第三大股东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它对各家公有银行都有资本投入。 由此可见，中国并没有真正的独立经营的商业银行，几乎所有银行，不管大小，都是官方设立的，官股占重要部分；每家银行的高管都由官方任命，为官方服务，政府要用钱，银行必须给，而如果政府不还钱，银行却没资格动问。每家银行归谁管，要看银行的大小。超大型银行都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城市商业银行则由本地市政府控制。政府控制银行，会最后要了银行业的命。 四、“工商行”= 政府的ATM 官办银行如何为各级政府服务，下面以资产规模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商行”）与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之中国铁路集团（以下简称“国铁”）为例，加以说明。 “工商行”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则用这家银行来支撑大批的全国垄断型超大企业，比如中国铁路集团、中国石油、中国石油化工，还有各大军工集团等等。“工商行”一直奉命给这些垄断性集团巨额贷款，动辄数千亿，或者是奉命购买这些集团发行的债券，累以兆计。 中国是全球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的国家，虽然中国政府修建高铁网的目的不单纯是经济必要性，此外还有军事等考量，但对“国铁”的融资银行“工商行”来讲，“国铁”的无利运营和巨额债务，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国铁”今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显示，营业总收入近6千亿元，净利润却只有千分之三，几乎近于零。去年底中国的高铁营业里程是4.5万公里，但盈利的里程只有2,300公里，占全部里程的6%。如此业绩的“国铁”集团，是如何不断得到融资来扩张高铁网络的？中共养活赔钱的“国铁”之办法，就是让国有银行充当政府的ATM，所以，“国铁”可以不断从银行拿钱来“无利”运营，而全无还债之虞。 每次“国铁”有一笔债务到期，国家发改委就发一个公文，规定由“工商行”等银行认购“国铁”的又一笔新债券，其中部分资金用来替换旧债，另一部分资金用于“国铁”的日常运营和建设。就这样，“工商行”奉命用买新债、顶旧债的方式，一直帮助“国铁”不断扩张，同时维持着“国铁”的无利运营。 “国铁”2022年的债券余额是1.8万亿，长期借款是2.75万亿。这4.6万亿的银行债务，“国铁”既没能力还，也不想还。而“工商行”2023年的贷款余额26万亿当中，“国铁”一家的长期借款余额，就占“工商行”全部贷款余额的10.6%；“国铁”的债券余额更是占“工商行”承购债券余额的36.1%。 “国铁”欠“工商行”的贷款和债券合计已达到4.6万亿，而“国铁”基本是零利润，完全不可能偿还银行贷款或债券，所以，“国铁”只能持续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这4.6万亿的银行债务，就相当于“国铁”对“工商行”的“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之巨额坏账，也意味着同等数额的居民存款，其实已经化为乌有。 从金融的角度看，“工商行”因为承担着“国铁”债务的不断攀升，银根就不断受到挤压。“工商行”同时还负担着象“国铁”一样的上百家国有垄断性大企业集团的同类巨额债务，再加上一万多亿失败的晶片开放项目投资，这样的银行能不出问题吗？中国的银行业出问题，是早晚的事，不出问题才奇怪呢。 五、“一手好牌打稀烂”，还是“一手烂牌装好牌”？ 中国人最近经常有人讲，习近平是“一手好牌打稀烂”，所以造成了今天的这种危险局面。其实，中共并非“一手好牌打稀烂”，而是“一手烂牌装好牌”。所谓的“一手烂牌装好牌”就是，中共的官办银行制度和政府不断巨额挪用银行资金的做法，明明是“摆烂”之举动，中共却假装是“一手好牌”。 当大型银行长期“输血”大型垄断型工业企业，城市商业银行则持续“输血”当地政府，这样的制度型政府行为已成积年恶习时，这些垄断型的企业集团或地方政府，都是债多不愁之“老赖”，它们永远都用新债顶旧债。政府担保的一笔债券到期了，它就下一纸公文，再发一笔新债，原来欠一千亿，现在公文写两千亿，让政府自己控制的银行认购。债滚债，理还乱，银行存户的钱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到政府手里，用掉不还了。 越是大银行，由政府造成的资产坏账就越大越多。现在这些坏账都挂在账面上，银行根本没能力用资产减值准备金去对冲，因为，坏账多达上百万亿。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刚发表的《中国股市的最后一波起飞？》一文中指出，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其中，单是地方政府设立的本地城建融资平台公司未偿还的银行债务就达到65万亿，地方政府对银行欠下的政府债券还有几十万亿，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 既然这些坏账已经达到上百万亿的规模了，而银行的资产减值准备金仅及坏账的百分之一而已，所以，银行实际上已经再也不可能消化如此巨额的坏账了，它们只能一面耗尽储户存款，一面维持着政府债务不致于立即崩盘。有关中国的庞大国家债务数额，很多国外研究者只是拿这个数额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作对比，但这样的对比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中国独有的事实，即中国政府的巨额债务已经转移给了全国的银行系统，造成了潜在的金融危机。 中国的大中小银行之坏账高筑，意味着各家银行可以使用的对民间中小企业的贷款资源在不断枯竭，因此，中共通过银行来拉动经济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而经济越差，银行的坏账就加速堆叠，银行撑不下去时，那一定是储户倒霉。所谓的储户倒霉，就是居民保命用的最后之金融资产化为乌有，只剩下存折上的一个虚拟数字。 中共模式的“政府办银行、银行充当政府的ATM”，必然会造成一种双重效果。银行可以让政府的房地产开发或盲目的高铁扩建如虎添翼；但同时也会促成房地产和高铁的过度开发，进而把银行拖进深渊。从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失败之处了。 改革之前，中国的银行也是官办的，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一靠财政拨款，二靠财政性存款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存款。这种金融架构当时在中国被称为“大财政、小银行”模式。如今，中国的金融架构已经形式上改成了“小财政、大银行”模式。然而，财力有限的各级政府，却能把银行里的居民存款，当作自己可以任意挥霍的资金来用。这种“官吃银行”或“官府吞噬银行存款”的社会主义制度运营模式，正在迅速掏空银行里的居民存款，进而掏空支撑政权的最后支柱—银行系统。 正所谓，如今莫谈改革好，且看银行几多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九月下旬中国政府决定让央行投放贷款来拉动股市，一批年青的股民冲进了股市，上证指数一度暴涨数日。一个月过去了，上证指数从3,490的短期最高点，现在躺平在3,300点左右，已然失去了活力。这番官方发动的股市拉抬计划究竟有什么目的，大量持股的基金和企业如何因应，股民又面临何等局面，未来中国的股市乃至经济将面临什么样的前景，本文试做分析。 一、中国股市为何暴冲？ 在自由经济国家，股市大体上是经济动向的晴雨表。数年来，中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股市却在一个月前突然开始起跳。为何如此？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善了，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好，中国股市这次才会起跳。这种“股市特色”证明，中国的股市并非正常的企业经营状况基本面的反映，而是被政府操纵着上下震荡。 代表中国股市的上证指数2007年以前一直不到两千点，2007年短暂跳到五千点，以后就一路下行；从2015年开始，一直徘徊在三千点上下，十年之后，今年8月跌到了两千七百点以下。由于外资纷纷撤出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金融投资，股市一蹶不振。 于是，今年9月中旬中共高层下令，一定要拉抬股市，重新把外资吸进来。中国政府选在今年10月1日的国庆长假之前，开始了人为拉抬股市的大动作。其设想是，把股市拉起来以后，在国庆长假期间证券业停止交易，股市指数可以形成一个“长红”十天的假象。 其具体做法是，让中央银行对上市公司和金融界提供资金，一下子投入八千亿人民币，让基金、债券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都来炒股票，还让上市公司回购股票来托市。结果，从9月24日开始，上证指数从两千七百点跳到了三千三百点。这种操作，全世界只有中国政府才会如此选择。 中国的上市公司现在都处在财务困境当中，既有经营亏损，又有债务到期，它们当然想把股价拉高，趁机出货，捞一笔现金。虽然证券监管部门不许上市公司大笔抛售持股，但上市公司把自己的股票卖给已经拿到中央银行融资的私募基金公司，再让私募基金公司去操作抛售，这样表面上就不算违规了。 10月4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举办了研讨会，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中国市场研究主管洛根·怀特（Logan Wright）认为，这次中共的刺激措施主要的目的是改变股市的市场预期，而不是改变经济走向，核心在于，是想通过政策信号来吸引外资。 二、“击鼓传花”没下家 国外的金融投资机构近一年来已基本上不碰中国了，但中共玩的这一招托市，还是会骗到一些外资。9月3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尔街的大投行之一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有个投资顾问说，“过去48小时内，我关于中国的Zoom通话比2024年全年还多。”许多投资者纷纷跟他开Zoom会议，讨论的话题是，到底这是个机会，还是个陷阱。认为可能是机会的人，其实并不懂中国经济，而是抱着一种Fear of Missing out (FOMO，害怕错过）的心理。 但讲风凉话的外资公司也很多。比如，10月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加州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国研究主管Nick Borst表示，现在进场买中国股票的风险在于，当前引导中国市场的是希望而不是事实。这句话的意思是，大家投机的不过是一个中国经济可能复苏的幻觉，而中国经济的事实恰好相反。 旅美经济学家Davy Huang则认为，中国单纯的股市大涨，其实是一个人造牛市，它跟经济没一点关系；股市本应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但中国股市大涨，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这些大户趁机把资金从股市上掏走后，根本没把这些钱用到实体经济里。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日本的著名投行野村（Nomura）证券发出警告说，中国股市这次过往16年来最大的一次反弹，可能会转为崩盘。这种结果的“概率”，可能比更乐观的情况要高得多。 看来，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吃足苦头的外资，虽然有一点试探性操作，却并未大举入场，现在外资在中国股市和债市的占比仅3%到4%。中共指望拉抬股市引诱外资进场的企图，似乎基本上落空了。没有大量外资争购股票，中国股市就只能靠散户来维持这一轮股价“起飞”了。 当大批年青的股民冲进股市之后，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等大户就趁机抛售所持股票，让散户接盘。一开始的几天里，上证指数的确起飞了。但是，中国股市上散户的小额资金并不足以支撑股价的持续上涨。随后，在抢进的散户陆续接盘之时，股价便开始回跌，把新进散户套牢了。这就是最近几天上证指数平平不动的原因，因为被套牢的散户把潜在入场者的预期撕碎了。而没有连续不断的入场资金，股市上的“击鼓传花”游戏就找不到下家了。 三、中国股市暗语：“武则天守寡” 中国人当中，有一些人进场买股票；同时，也有很多讲风凉话的。在中国，经济学家或股评人要是在这波“政策市”当中唱衰股市行情，会被当局惩处。9月30日有人匿名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股市疯狂背后的社会心态》，此文马上就被中共的互联网管控机构封杀。 既然中国人不能公开批评当局的股市新政策，有人便用隐喻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前几天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当下股市的暗语，用的是中国唐朝时候的典故，还是句歇后语，即“武则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 唐朝的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任皇帝，他的皇后姓武，原系唐高宗李治之父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唐太宗去世后长子李治继位，封父皇的妃子武氏为自己的皇后。唐高宗病弱，无力治理政事，皇后武氏总揽大权，后临朝称制，改名为曌（日月临空之意），自立为武周皇帝，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正史承认的女皇。她死前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故史上称其为武则天。 用“武则天守寡—-失去李治（理智）”这一句歇后语，来比喻今天中国的股市，就是提醒大家，股市凶险，现在入市要小心。那篇被封杀《股市疯狂背后的社会心态》提到，那些无知的股民在狂欢，证明了中国人还是那样，“好了伤疤忘了痛，似乎什么教训都没吸取”。这篇文章还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狂欢，是因为所有人都吃不准，这样的利好能持续多久……既然如此，那就趁现在赶紧行动，能套现的套现，能捞的捞一笔，谁不抓住这个机会，才是傻瓜。” 其实，中共直接拿钱把股市拉起来以后，很多老股民和上市公司的想法一样，都想把原来被套牢的股票趁机抛掉。这样的股市“热潮”能持续多久，是可想而知的。 四、各级政府越来越穷 中共当局之所以用央行的贷款来拉抬股市，乃是因为各级财政囊空如洗，连“吃饭钱”都不够了，哪来多余的资金去拉动经济。 最近中共当局正在警告地方政府，要“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财政部在向全国人大作相关的专门报告时，披露了去年未被发现的8起隐性债务，数额达到几百亿元，涉及到湖北、广西、陕西、江西等地方政府。这些案子如出一辙，地方财政没钱了，逼当地的国有企业出钱开发土地和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是逼当地的银行替地方政府还债。 中国的各级政府已经欠下多少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去年地方政府设立的融资公司未偿还的债务达到65兆，加上地方政府直接欠下的债券，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共相当于中国GDP的85%。如果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余额大体相当于中国GDP的数额。 一个国家的各级政府之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可以衡量总的政府债务水平，这个指标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60%。而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超过100%了。地方政府还制造了很多隐藏起来的债务，到底有多大，中央政府也没办法完全掌握。 现在中共的各级地方财政都入不敷出，严重依赖中央财政补贴，而中央财政也没钱帮地方政府还债，何况债务规模大到跟GDP的规模一样大。这样的债务规模之含义是，全体中国人一整年不领一分钱薪水，也不领一分钱养老金，才能把各级政府的巨额债务偿还。实际上，中共现在已经到了债重如山，永难还债的地步了。 面对这种局面，中共除了让各级政府机构裁撤冗员，最近还对大型国有企业的主管级人员开刀了。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政策，大型国企的主管人员每年实行末尾淘汰制，不管经济如何萧条，这些企业的各级主管干部一律人人打分，排名最后10%的卷铺盖走人。中共这么做，就是因为国有企业也债务成山，只能裁掉主管干部来省钱。 五、银行成为最后的支柱 中共政权现在之所以还没破产，它混日子的秘诀是吃民众的存款，因为银行都是各级政府办的，政府从银行里拿钱，就跟从ATM机里取钱一样随便。中国有六大全国性国有大银行，还有一百多家地方政府办的城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全都被各级政府掏空了。 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虽然无法指使中央政府掌控的全国性大银行，但地方政府有各自的地方银行可以随时掏空，因为这些地方上的城市商业银行本来就是当地政府所创办，各家城市商业银行的高管也由本地政府任免。 政府从银行拿钱，是永远不还的，也没钱还，中共的各级政府多年来就是靠掏空银行的居民存款活下来的。在中国，既然财政危机可以转嫁给银行，财政危机就不能算是最后的危机。中国真正的最后危机，其实是银行濒临系统破产。由于银行系统是中共最后的融资依靠，则各级政府和大型国企拖欠各家银行的巨额债务，早晚会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当局能够用来刺激股市的资金越来越短拙；何况，这次的股市刺激政策看来只产生了不到十天的拉抬作用，中国股市就微澜不动了。很可能，将来的经济史家会如此记录：2024年，中国股市经历了短暂的最后一波起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马斯克（Elon Musk）这位全球首富总是知道怎么吸引世人目光，最近更成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关键角色。他不仅是特斯拉（Tesla）和SpaceX的创办人，也是X平台（前Twitter）的拥有者，积极利用其财富与影响力推动“反监管”（anti-regulation）与“反觉醒”（anti-woke）的政治诉求，在全球各地与政府监管机关展开对抗，而且近年来立场有向极右派靠拢的倾向。 卯足全力为川普助选催票的马斯克，最近陷入了疑似公然买票的争议。他上周六（10月19日）公开表示，他今年初出钱成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 PAC），将在总统选举前每天向签署请愿书的选民提供独得100万美元的随机抽奖机会。这份请愿书要求签署者承诺支持“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和“第二修正案”（拥枪），但附带以小字注明：有资格获得奖金的签署者必须是关键州已登记选民。此一举动引起法律专家质疑，认为这可能违反美国选举法律。马斯克有钱可以任性，但这行为既是财大气粗地秀下限，也是押宝川普后的慌不择路。 马斯克与川普的政治联盟 马斯克的反监管诉求与川普的政治理念高度契合，两人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形成强大的政治联盟。根据《卫报》报导，马斯克在过去三个月内向支持川普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America PAC）捐赠7500万美元，成为川普竞选活动的最大金主。不仅如此，马斯克还积极参与竞选催票活动，扮演著川普的非正式政策顾问角色 。 川普曾说他当选将任命马斯克为“成本削减部长”，专门负责削减联邦政府中的冗馀机构。马斯克长期以来倡导减少监管，批评政府机构过度干预企业营运，并提出设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的构想。川普和马斯克之间的政治联盟，意味著两人对于“去管制”（deregulation）的共同追求，也放大了超级富豪马斯克的政治影响力。 反监管：全球监管对抗的焦点 马斯克的企业涉及电动车、无人驾驶技术、火箭发射、卫星通信和人工智慧等，这些领域往往是各国政府严格监管或高度关切所在。马斯克的反监管、去管制愿景不仅局限于美国，近年来他与多国政府的监管机关发生激烈对抗。在印度，马斯克因卫星频宽分配问题与该国政府对峙。在巴西，马斯克旗下的星链（Starlink）因未能遵守法院命令而被重罚，以及在X平台被禁后马斯克最终让步愿意遵守当地法令。 欧盟的数位服务法挑战 在欧洲，X平台因未能遵守欧盟《数位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而面临法律挑战。该法要求大型科技公司必须负责管理其平台上的非法内容、仇恨言论和假新闻，并确保用户能够举报有害讯息。然而，自马斯克收购X以来，平台上有害内容的数量显著增加，欧盟的监管机关决定对X进行巨额罚款 。 具体来说，X平台未能有效控制其平台上的虚假讯息和仇恨言论，且未遵守《数位服务法》的要求进行改善。为了有效约束X平台，欧盟可能采取不同以往的罚款计算方式，不仅考虑针对X平台全球营收课以6%罚款进行罚款，也可能将马斯克整个企业集团的总营收纳入计算。若然，罚款额度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对X平台与马斯克个人会是一大打击。 马斯克的数位平台是把双刃剑 马斯克收购X平台后，迅速将其转变为攫夺政治与商业利益的工具。此一社交平台不仅拥有超过2亿活跃用户，还成为马斯克扩大个人影响力的数位武器。根据《卫报》报导，马斯克利用X平台提升其个人推文的可见度，指示工程师调整平台演算法，确保更多用户能看到他自己的推文。 这种“一痞天下无难事，不要脸天下无敌”的优势，让马斯克得以直接干预政治，尤其是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在这场选举中，马斯克不仅以钜资捐款支持川普，还利用X平台作为宣传工具，发布大量支持川普、攻击民主党候选人的内容。他的X平台封锁某位记者的帐号，只因该记者揭露副总统候选人万斯（JD Vance）的负面材料。此一“双标”的作为，与马斯克自封的“绝对言论自由者”立场形成强烈反差，显示了他对数位平台的掌控如何影响公共话语权 。 他还透过他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将资金投入实地拉票工作。并向保守派组织“建设美国未来”（Building America’s Future）捐款。根据《卫报》报导，后者不只为重金悬赏号召民众提供选举舞弊证据，还将资金投放广告在密西根州的阿拉伯和穆斯林选民较集中地区，诬指民主党总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其丈夫艾姆霍夫（Doug Emhoff）是“美国的亲以色列权力夫妇”。同时，该组织又在宾州针对犹太选民投放广告，批评贺锦丽立场太亲巴勒斯坦。 财富与权力集中：马斯克的野望 此刻，马斯克已移师到宾州办公，以工程师和创业家的拼劲全力助选催票，因为他认定宾州攸关川普能否胜选。在X平台上，他对民主党推动的进步政策和审查制度发出严厉警告，并且毫无根据地声称，民主党正试图让美国充满非法的“无证移民”，因为这些非法移民可让民主党永久执政。他甚至警告，2024年的选举可能是美国“最后一次自由选举”。 甫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近日撰文指出，当财富与社会地位紧密联系时，亿万富翁拥有的不仅是财力，更是一种超级的“说服力”。这种“财富即地位”的现象，让像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得以在许多不属于其专业领域的议题上掌握话语权。马斯克不仅在科技和商业上拥有影响力，还透过他的数位平台干预公共政策，并对美国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施加影响力。 极右派转向与全球政治操作 马斯克在政治立场上的转变尤其明显，他逐渐与多国的极右派政客结成联盟，成为全球极右派势力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义大利的梅洛尼（Giorgia Meloni）、以色列的纳塔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以及阿根廷的米莱（Javier Milei），都与马斯克保持著密切连结关系。这些连结不仅体现马斯克的全球商业布局，也与其反监管、去管制的政治理念相符。 马斯克的政治立场转变或许与其个人情感有关。身为12个孩子父亲的他曾表示，由于他有一个跨性别子女接受医疗处理后与他疏远，加深了他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敌意。因此，他在X平台上多次发表排斥跨性别、反移民的激进言论，而这又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极右派圈子中的地位。 法律挑战与去管制愿景的未来 尽管在全球拥有庞大财力与影响力，但他的反监管、去管制倡议也面临著来自监管机关的挑战。在美国，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屡遭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调查，SpaceX因违反发射安全协议而被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暂停发射活动，以及Neuralink因涉及动物实验伦理问题而遭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评 。 马斯克在反监管、去管制运动显示他对监管机关的强烈反感，并试图透过与极右派政治人物的联盟来削弱监管力道。然而，这种倡议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特别是在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如果监管机关无法有效对抗马斯克的去管制运动，可能会对全球的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构成威胁。 对马斯克来说，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只是他扩展全球影响力的一部分。无论川普是否当选，马斯克都将持续推动其反监管、去管制的全球倡议。未来，全球各国的监管机关需要更加灵活与协作，以因应马斯克这类政治极右派亿万富豪的挑战。 ※作者为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前任美国国务卿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莱斯日前在谈及台海问题时表示，比起军事占领，中国还有其他许多选项可以对付台湾，例如他们只需改变台湾政治，促使台湾出现一个亲中政府，再慢慢侵蚀台湾的独立性。其实，莱斯说的不太对，共产党未必须要一个亲中的政府，它只需要一个亲中的国会，就可以搞到台湾大乱，内讧不止，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政治能动性。 在台湾，“亲中”的背面其实是“抹红”，所以要指控特定的政治团体或政客“亲中”，当然应该要有若干清晰的定义。诸如：这个人或团体是不是“昨是今非”或“昨非今是”只为了迎合共产党的价值观？它是不是“仇绿”更甚于“抗红”，时时刻刻展现“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政治倾向？以及，它是不是常常超出政治反对的界线，宁为玉碎，也不惜摧毁台湾过去几十年来不分朝野所建立的民主宪政价值？从这些标准出发，要说现在这个国会其实是一个“亲中的国会”，已经庶乎近矣，其证据如下： 第一、在美国、澳洲、荷兰的政府与国会相继表态“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不涉台湾主权”的立场后，同样一个动议却无法在中华民国台湾自己的国会通过。民主盟邦努力为台湾（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发声，但台湾自己的国会却置若罔闻，显得事不干己，唯一的理由就是怕中国共产党不高兴。这种把中共的喜怒凌驾于自己国格之上的作法，两蒋地下有知，恐怕也会跳起来痛骂这些不肖子孙。 第二、从昔日的“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到“坚持一中各表”，再到只说“一个中国”；从昔日坚持“两岸互不隶属”，到如今指控“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新两国论”，现在的国民党不断地透过挪移自己的两岸立场去迎合中共的态度。赖清德的国庆文告其实只是在覆诵昔日反共国民党的既定立场，却遭诛心式地攻讦他说的中华民国是“不同的概念”，是“两岸动荡的根源”，这种挟外援以内斗的手法，更加深台湾内部政治的矛盾。 第三、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台湾内部政治混乱，其终极目的在于瓦解台湾人对民主的信念，不再相信民主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正是此时此刻立法院多数正在做的事。从今年二月新国会产生以来，它拒绝排审总统府与行政院依法提名的NCC与考试委员人选（不是否决），以鸡毛蒜皮的理由（26亿的原住民禁伐补偿金）不让3兆的国家总预算付委审查，更搁置新一批的大法官人事同意权审查；不仅如此，现在还著手修改《宪法诉讼法》，打算将宪法法庭释宪的可决人数提高到史上新高，将导致司法院这宪政机关无法运作彻底停摆。 立法院多数的作法看似要对宪法法庭屡屡做出不利于它的判决，进行政治报复，但实则在制造台湾内部的政治混乱。一方面，立法院自以为再无司法院节制，可用“一院号令四院”，造成立法院独大的事实；但另一方面，行政院同样可以再无违宪审查为由，指控立法院违宪侵权，拒绝公布或执行立法院的三读立法案与预算案。当《宪法》的权力分立遭到破坏，台湾政治随即进入一个互相仇视混乱崩溃的末日景象，而这正是共产党最想看到的局面。 民主不总是往前走，民主也会衰退；民主得以不断深化的关键在于所有共同体成员对于民主的无条件信仰，这信仰不只存在于自己中意的政党或候选人胜利时，即使当自己支持的政党与候选人落败时，也始终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台湾的问题在于一个不忠诚的反对党并无意遵守这样的宪政秩序，不惜拆解民主、玉石俱焚。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莱斯说的并不是警世预言，而是台湾所面对的迫切危机。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这两年来中国经济衰退，青年失业率上升到18.8%，店铺大批倒闭，包括上海南京西路地标梅龙镇广场歇业，住房销售额下跌2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经济治理方针是固本培元。我这个经济学家没听说过固本培元治理法，直觉是江湖郎中的玄术，李强在达沃斯论坛上说是对经济慢慢调理不下猛药。 可这个药方没用。第三季度报表出来GDP增长率进一步下滑至4.6%，眼看年增长率5%的目标要落空，9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会议。从会议公报和接下来一系列央行部委大动作可以看出，最高层放弃了原来的固本培元方针转而求助于给经济下猛药，用大强度的货币财政刺激经济，提振股市和房市。 9月24日央行宣布针对股市采取两项大动作。一项叫“专项再贷款”，拨款3000亿元给上市公司回购和增持股票。还有一项叫“互换便利”，拨款5000亿元，让证券公司用股票抵押换取国债，取得流动性。行长潘公胜说看情况以后还可3000亿5000亿地重复加码。这些名称和手段外行听起来比较玄，但说白了就是央行货币灌水给上市公司和股东。 “专项再贷款“是央行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给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应作的回报是回购和增持股票。这钱转了个圈，央行的3000亿元贷款换成了上市公司的股票，而且还是这些公司自己持有，等于央行送钱给他们。“互换便利”的做法有点绕弯，但实质一样。央行把手中的国债去换证券公司手中的缺乏流动性的股票（即市场不欢迎的那些上市公司股票和证券），然后证券公司用国债债券在金融市场上抵押换取资金，从而获得流动性再来投资股市。最后央行的国债换成了高风险的公司股票，这本是银行业的大忌。央行和一些国内经济学家辩护说这个措施不增加基础货币因此不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个说法经济学上是错的，它把基础货币和以M1为基础的货币供应量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一旦这批国债在金融市场上被抵押，市场上沉淀货币的相应数量就会被释放而加入流通，M1增加。也就是，虽然基础货币数量没变，但货币乘数增加，流通中货币供应量M1也就增加了。这5000亿元也就这样被投入到股市里。 货币灌水真能提振股市拉高股指吗？我们知道，决定整个股市的最终因素是经济基本面，决定某个上市公司股值的最终因素是该公司的盈利和盈利前景，其它不管什么因素只是暂时的。货币灌水不会拉高长期股值，最多就是短期涨跌。2015年股市危机，中国央行和政府投放了2万亿元还是没托住最后只能放弃，就是一例。 果然，这次央行的股市灌水造成的是又一场大起大落的股疯。央行24日发布会后，股民跟着纷纷加仓，一周内上证A股上涨30%，从2700到3500，成交额10万亿元。国庆假期数百万新股民开户，大部分为90后。假期结束后10月8日他们涌入市场，A股冲到近3700点。这时机构开始套现离场，不久A股就一泻千里，两天内跌了12% 到3200点，之后A股一直在3200左右徘徊。从流量和单子数据可以看到，国庆前机构净流入资金推高股市，国庆后机构减持套现流出资金，而大量散户就在这时流入资金被套牢。对这些新股民散户来说，央行灌水制造了个“多头陷阱”。央行信息推高股市后，机构知道这些上市公司业绩不值这些钱，于是在3500点左右套现离场，而小散户缺乏信息和经验，投入资金被套牢或割肉。腾讯网报道的株洲龙女士就是典型一例。她被股市疯狂吸引，国庆假期中开了户，10月8日用5万元买了只股票后马上就跌，迷迷糊糊被套牢。 散户们还在翘足企首第二波好解套。遗憾的是，除非央行再撒钱，不会有第二波。因为这些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就是这些，高点在3500，证券机构都懂。如果央行再撒钱，造成第二波涨跌。机构不到高点再套现离场，最后股市还是跌回原地。上市公司和股东搞到这些钱，一半去填亏损的窟窿，一半进了股东腰包。 央行的撒钱，会不会刺激实体经济？答案是不会，或者非常有限。因为中国整个经济基本面不好，企业业绩不好，上市公司和股东知道现在没有投资前景，拿到这笔横财就存进自己账户不投入实体经济。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流动性陷阱。我们凭什么推断现在会是流动性陷阱？因为中国流通领域本来就不缺钱，这两年来银行是有钱没处贷。衡量存款数量的指标M2/GDP中国的比例是2.2，比美国1.0高一倍还多。银行有钱不贷款给那些上市公司，是因为银行有内部信息知道这些公司不赚钱，贷款不还的风险大。而真正缺钱又有盈利潜力的多是民营中小企业，可他们不是上市公司因此享受不到这次央行的资金灌水。所以这波对股市的撒钱是病急乱下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央行印钞票，财政部印债券，最终谁来买单？印钞票会稀释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的购买力，这些多印的钞票最后是全民买单。财政部债券最后则由国人的后代来买单。因此，对股市用货币灌水，实质上仅仅是一场财富转移，把民众和后代的钱转给那些不盈利的上市公司和股东，而对实体经济并无好处。 提振中国股市的出路在于改善经济基本面，改善企业的盈利，提振国内外投资者对企业财报和股市监管的信心和信任。这就需要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提高透明度依靠法治去除人治。党企分离，企业由企业家而不是党来领导；党政分离，经济数据发布不再要党领导修改批准；证券监管机构独立，向股民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否则提升中国股市就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