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雙語課】如何用文言文講述《羅密歐與茱麗葉》
2026 年 6 月 21 日
本月24日，随着中共政权的 “前反恐专员”刘跃进被最高检察院宣布以“涉嫌受贿罪”逮捕, 墙内墙外媒体都对这位“副部级公安虎”给以了足够的关注。各媒体之所以都要特别强调这位刘跃进的“副部级”， 是因为 “专员”不是一个被人熟知的官衔，所以才要突出强调一下这个刘跃进不是一个普通“专员”，而是一个副部长级的“专员”。 众所周知，只有副省部级以上的贪官才有资格被称为“虎”，从正厅局往下直至副村长级的各级污吏全都被称之为“(苍)蝇)”—-“典”出自习近平的“打虎拍蝇”。 说起来，刘跃进退居二线前的“反恐专员”头衔的全称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专员”才对，因为他的这一头衔是为代表中共国就反恐工作对外联络时使用的，他本人在“退居二线”之前的内部职务是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兼国家反恐办主任。在刘跃进之前，这两项职务是由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刘伟（武警少将）兼任的。 众所周知，中共政权的各类“领导小组”成员的任命，都不会在任命的同时就对外宣布。所以某人被安排兼任（专任）了某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副组长）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被外界所知是常态。而刘跃进的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就是在他已经实际主持了两年多时间的这一小组的日常工作之后才因为全国反恐会议的召开被公开的。而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一向都是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兼任，那副组长至少也是要副部长级才是。 墙内的百度有“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词条，内容是：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的前身是2001年成立的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 词条中介绍：2002年，公安部成立反恐怖局，负责研究、规划、指导、协调、推动全国反恐怖工作，地方也相应设立机构，国家反恐协调小组办公室也设立在公安部反恐局，承担协调小组的日常工作。 2013年国家反恐怖协调小组升级为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委员、公安部长担任，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恐办） 和反恐作战计划处等部门。协调小组侧重于协调相关的反恐职能部门来进行反恐工作，调整为领导小组之后，小组的“领导统筹”职能增强，职责范围有所提升。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由固定成员和非固定成员两个部分组成，固定成员包括外交、公安、安全、武警、总参等专业的反恐职能和统筹部门，而像交通、民政、卫生等部门为不固定成员，起到辅助性作用，满足国家反恐工作的整体部署和需求。反恐办是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构。 要说明的是百度的这一词条大致是2018年左右编成的，日后再未及时修正。所以词条中列出的当时的该小组的组长还是时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副组长还是：孟扬（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文清（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乐玉成（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陈光军（时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助理兼情报局局长）、王宁（时任武警部队司令员兼中央政法委委员）、刘跃进。 当年刘跃进以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兼任其常设办事机构反恐办主任的那几年里，一直都是专职。也就是说，刘跃进退居二线之前是中共国的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主持人。 要不怎么说他是中共国的“国家反恐一哥”呢。 墙内腾讯网的一篇追踪报道刘跃进的文章介绍了他的简历，说生于1959年的刘跃进，“原籍湖南宁远，出生于广西桂林，15岁参加工作，很早就在生产队从事生产劳作，后来还当上了桂林大河公社的生产队长。不过，在生产队工作几年之后，刘跃进摇身一变，居然成了省广播电台的编辑。” 请注意，原籍湖南，出生于桂林，而且是15岁“参加工作”。这就说明当时的刘跃进并非是桂林当地郊县的原本就是农村户口的“返乡知青”，而是“下乡插队”的“城市知青”。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凡是下乡插队之后被招工、招干返城，或者参军、上了大学的，下乡插队的时间是会被计入“工龄”的。所以从下乡插队的那一天开始就算是“参加工作”。 对照一下习近平的简历，写明是“1969年1月参加工作”。而1969年1月是他被毛泽东的基层爪牙们当成“反革命狗崽子”赶出北京的时间，被迫前往的地点是陕西延安梁家河。 也就是说，比习近平年轻6岁的刘跃进居然也是“知青”出身，赶上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后半期。 腾讯追踪报道刘跃进的记者应该是比较年轻，对“文革”史全然不知，所以写出“在生产队工作几年之后，刘跃进摇身一变，居然成了广播电台的编辑”这样的话。事实上当年下乡插队的城市知青随时被“招干”回城当干部也好，当教师也好，当编辑也好，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少得可怜。比如当年和习近平同乘一列西去列车到陕西插队的王歧山，就是在1971年“摇身一变”成为陕西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日后在此岗位上又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 至于刘跃进，人家当年从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岗位上通过正式高考进入西南政法学院，而且还如愿进入该校当时最热门专业，首次招生的刑侦专业，足见他在当时的同龄人里，实际文化程度是属于姣姣者。 西南政法学院四年学习期满后，刘跃进参加了全国统一分配。按照如上腾讯文章的介绍：大学毕业后的刘跃进从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的普通干部开始爬升，历任天津市公安局团委书记，天津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副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副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正处级侦察员，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局局长。 刘跃进是2001年初从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正厅局级）调升公安部的，历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2014年10月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一个月后其行政职务也升了半格，被国务院任命为公安部部长助理。 2015年01月，刘跃进被宣布以公安部部长助理身份兼任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3个月后又被宣布兼任国家禁毒办主任。当时的公安部网站曾刊登一则消息，说是（2015年）5月11日，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出席国家禁毒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刘跃进汇报了2014年以来的禁毒工作。 当年12月，刘跃进被国务院宣布免去了公安部部长助理职务，在公安部网站上只标示他以公安部党委委员身份任反恐专员。次月，他便被授予副总警监警衔，自动宣布了他已经正式晋升副部长级。 说明一下， 中共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警衔制以来，就一直将警衔分为五等十三级，最高一级即总警监只有一个，就是当届的公安部部长。而所有公安部副部长包括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以及其他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比如政治部主任）都是副总警监。另外因为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的一把手均为副省部级，所以也都是副总警监衔。简言之，公安部的副部长是和下面省级公安厅（局）的一把手平级。也就是说，副总警监等于副省部级。 前面引述的腾讯的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了刘跃进是公安部首任，也是至今唯一一任的反恐专员。笔者读到的其他墙内墙外媒体感兴趣刘跃进的文章，不少都是照抄这一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截止目前，被中共政权授以“反恐专员”头衔的至少还有一个岳修虎，此人从今年六月开始的现职是公安部党委委员、反恐专员（副部长级），副总警监警衔。这从公安部的官网中是可以查到的。 此人出生于1973年4月，是公安部现有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个。199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他，居然还在2001年至2002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了近一年时间的“客座研究员”。研究什么就不清楚了。从他大学毕业后长期的国务院发改委工作的经历看，应该是研究经济大类里的什么东东吧。反正肯定不是研究“反恐”。 此人是2020年10月开始被外放云南省担任正厅级职务的， 2023年1月“当选”云南省副省长，并兼任云南省公安厅厅长及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的这种工作分工，甚是奇怪。是为了证明此人 “文武双全”？ 不过云南副省长只当了1年5月，这个岳修虎就被调回北京，担任现职。其实今年6月初墙内曾有好几家媒体关注过这个岳修虎的新职。 而在刘跃进与如今的岳修虎之间的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国家反恐办主任则是刘跃进在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的学弟杜航伟。此人倒是没有被同时宣布为“反恐专员”，但至今还是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的中方理事。 也是和刘跃进一样，这个杜航伟在主持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同时，也还兼任着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 去年3月，61岁的杜航伟在副部级岗位上到点下车，被安排占了一个全国人大的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委员名额。 回过头来继续说刘跃进的那点事。 纵观刘跃进的如上简历内容，前期发迹在天津，后期被重用在北京。关于他在天津给臭名昭著的时任天津公安局长武爷武长顺当马仔的那段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我们已经注意到，刘跃进进入公安部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部办公厅的主任。虽然部办公厅主任也是正司局级，便和其他司局的一把手相比，晋升部长助理然后再晋升副部长的机会肯定更大。当然，公安部所属司局里，也有和部办公厅的重要性一样，甚至可以说比部办公厅更牛掰的一个，那就是一局（政治保卫局）。如果说公安部的党委委员里有一个局长的话，那就是一局局长。孟建柱把持公安部时期曾担任过一局局长的孙力军就是当时公安部党委委员里唯一的局长。 我们都知道，已经被判处死缓，到他们公安部自己管辖的秦城监狱里与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傅正华相依为伴、抱团取暖的孙力军当年从上海调入公安部后，首个岗位也是部办公厅，只是因为此前在上海的级别太低，所以当时调他进京的部长孟建柱担心在部里引发众怒，只能让他先委屈在副主任的位置上过度一下。而早于孙力军调入公安部的刘跃进因为此前就已经是正司局待遇的市公安局副局长，所以进京出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属于平调。 孙力军一经进入公安部，其政治能量立刻就比他的前辈刘跃进高出了好几个数量级。 关于孙力军是如何在公安部发迹的故事，笔者在两年多前已经为本专栏陆续撰写了《孙力军在上海时 曾自诩是”韩市长的英文秘书”》、《孙力军案中 高级警渣知多少？》、《中共公安部官场：真正的高危职业》、《下一个被公开的“孙力军政治团伙”成员会是谁？》、《犯了死罪的孙力军是否还会被习近平下令留活口？》等系列文章。 截止2022年底，所谓“孙力军政治团伙”里的7名成员已被判刑：孙力军因受贿6.46亿元，被判死缓；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长傅政华，受贿1.17亿元，被判死缓；原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受贿4.4亿元，被判死缓；原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纪委书记刘彦平受贿2.34亿元被判死缓；原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龚道安，受贿7,343万元，被判无期；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邓恢林，受贿4,267万元，被判刑15年；原山西省副省长、公安厅长刘新云，受贿1,333万元，被判刑14年。 而在此之前，从公安部历任副部长里陆续抓出的所谓“公安虎”，至少还有李纪周、郑少东、李东生、孟宏伟及杨焕宁（正部长级）。他们中间，除了杨焕宁，其他也全都在秦城城监狱里“安度晚年” 呢。 日后，公安部的历任正部长里，除了高就中央政治局常委却仍未逃脱被整肃命运的周永康，是否还会再有落马者不好说，但曾经或正在公安部系统任职的副总警监们，肯定还会有跟在刘跃进后面陆续被整肃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杜航伟。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拭目以待就是了。更多的介绍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今世界，哪些国家比较受欢迎？看看每天在头顶上飞来飞去的民航飞机，就可以看出国际政治格局的亲疏冷热。最近，外国航空公司开始停飞中国航线，这件事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都成了一个大新闻。但是，绝大多数媒体都是从民航运营成本的角度来分析。如此角度似乎有一种潜在的暗示，什么时候民航成本降低了，飞中国航线的外国公司就会立刻恢复营运。 然而，笔者以为，民航成本只是一个表象，而中国的国际重要性明显下降，才是各国停飞中国线的真正原因。民航公司送来多少外国旅客，是看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态度的镜子。因此，当一个国家的国际旅客数量突然大幅度下降时，从这面镜子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国际观瞻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即该国的国际地位之坠落。面对过去二十多年来国际社会的“中国梦”划下“终止符”，北京的反应是，对南半球的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凸显其对外扩张的战略威胁。 一、各国停飞中国线 8月19日中共在香港的一家对外宣传官媒香港01发出一篇报道，提到好几家外国民航公司停飞中国航线。 今年5月起，一连串国家宣布取消飞中国的航线。美国的达美（Delta）航空原定今年秋季恢复洛杉矶—上海的往返航线，现在宣布取消。然后，英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民航公司相继宣布，停飞从伦敦到中国的航班。8月8日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宣布，从今年10月26日起到2025年11月，暂停伦敦往返北京的航线，以后是否恢复航班，届时再议。英国航空1980年开通伦敦—北京航线，44年来一直运作，现在却突然关停了。英国第二大航空公司“维珍大西洋航空（Virgin Atlantic）”停飞中国航线的态度更决绝，它也是从今年10月26日起停飞，但停飞无限期。 而澳洲航空（Qantas）则宣布，从7月28日起停飞悉尼-上海航线。这条航线9个月前才恢复飞行，现在则完全取消了。10月27日起，东南亚的汶莱皇家航空也将暂停每周两次直飞北京的航班。 欧洲大陆国家虽然没停飞去中国的航线，但班次压缩了。今年夏季德国的汉莎航空（Lufthansa）从慕尼黑和法兰克福飞往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班次每周35班，仅及疫情前的三分之二。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旺季，全世界的航空公司正努力恢复并扩大运力，以弥补三年疫情的损失，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航公司突然停飞中国航线呢？它们并未压缩运营规模，而是把飞机和驾驶员、空服人员转移到别的航线去了。比如，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停了中国航线，却开辟了飞菲律宾马尼拉的航线，也增加了飞新加坡的航班。 还有一些航空公司虽然没停飞中国航线，但把原来使用的大飞机换成了座位数较少的小飞机。例如，阿联酋航空飞往中国的航线全面停用座位多的空中巴士A380，改为体型小一些的波音777。 二、中国航线乘客少 香港01的报道针对各国停飞中国线这个现象，讲了一句重话，“让人嗅到了一丝反常的气息”。那什么是反常的气息？该外宣媒体不敢讲。其实，反常的气息就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下降了。 五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各国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不仅大量商务旅客频频往返，而且国际游客也络绎不绝。这都反映出各国对中国的兴趣很大，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自然也就增加了。2019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以后，引发了全球性健康危机，各国的民航航班象被“拉了闸”，纷纷停飞。疫情结束以后，各国的民航航班开始恢复，但几年下来，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航班大幅度减少，那就是中国。 今年6月全球国际航线的旅客运输量达到535万人，比去年6月增长了112%，只有飞中国的航线冷冷清清。今年7月美中之间的航班频率只不过是疫情前2019年7月的24%，而航班上座率只有五年前的四分之一。用这两个数据粗粗估算了一下，假定疫情前美中之间的航班基本满座，那么，现在每个月航班的载客量比疫情前减少了93.7%，只剩下五年前客流量的6.3%。那这6.3%的旅客当中，还有很多旅客是去中国探亲的在美华人。今年暑假期间，连在美国的几十万中国留学生也很少有人回国，因为生怕拿着大学发给的I-20学生签证申请文件（Certificate of Eligibility for Nonimmigrant (F-1) Student Status），回美时会遇到申请签证的麻烦。 全球飞中国的航线中，从美国到中国的航线最具指标性，因为中国人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中国出口赚外汇靠美国市场，从西方捞技术还是从美国偷。什么时候美中航线没人坐了，那就是美中关系开始接近冰点了。中国14亿人口，台湾才2,350万人，但是，现在美国飞台湾的航班比中国多一倍。去年12月台湾－北美的客运航线每周飞143班，而中国每周只飞70班。今年4月美国的航空公司集体发函给美国交通部，要求停止在中美之间增加航班。美国的航空公司这个大逆转说明，各国的商务旅客和游客已经用脚投票，表明了态度：我们不再去中国。 如果说，美中关系不佳，可能导致航班减少，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航班是否如常？今年7月，从中国出发的国际航班比2019年同期减少23%，而今年外国人到中国旅游的人数只有疫情前的三成而已。 三、欧洲航司的绕飞成本和中国航司的导航干扰 各国航空公司停飞中国航班，并非其本国外交部的命令，而是航空公司自己的选择，因为没有足够的旅客。不光是各国去中国的旅客减少七成，中国的出国旅客人数也大幅度下降。搭乘国际航班的中国人之所以越来越少，口袋里没钱，当然是一个原因；而当局严控护照，也使得很多属于中产阶层的学校、医院、媒体等机构员工无法出国。为了抢夺有限的客源，中国的航空公司实行机票打折，因此中国的四大国营航空今年上半年亏损70亿。即使如此，中国的民航公司也不敢停飞国际航线，因为申请航线要与对方国家的航空公司对等，一旦停飞，这条航线就可能被取消了。 俄乌战争似乎给中国航空公司的欧洲航班提供了一些机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各国制裁俄罗斯，而俄罗斯则对欧盟、英、美、加等36个国家关闭领空。原来从欧洲飞中国的航班从俄罗斯上空经过，现在只好绕道中东，增加了燃料、人工等成本。但是，因为中共与俄罗斯是同伙，所以，中国的航班依然可以从俄国上空抄近路。这就使西方国家航空公司的票价比中国航空公司的票价贵很多，失去了客源。 然而，最近俄乌战争升级到双方无人机互相空袭之后，民航公司又遇到了新的麻烦。俄罗斯军方使用的是国造的格洛纳斯系统，抗干扰能力较强，而乌克兰军方的无人机使用的是民用的GPS系统，没有抗干扰设置。于是，俄罗斯军方就用伪造的GPS信号，干扰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这种情形在俄乌战场屡屡发生。 而俄罗斯军方伪造的GPS信号，会无差别地干扰到民航机的导航和安全警告系统，造成了以前从未发生过的飞航安全风险。据SkAI Data Services和瑞士的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分析，今年8月每天受到影响的航班数量已超过1,100架次。由于中国飞西欧的航班会飞经俄乌战场的上空，因此，中国民航机遭到俄罗斯军方导航干扰的风险，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生因导航干扰而造成的飞行事故。 四、美国金流已断供 过去几年来，维系美中关系的最后纽带是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美国过去几年给中国送去了两万亿美元的金融投资。这笔钱只是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垮塌，但却让美国的投资“失血”。现在，华尔街一厢情愿的对中金流基本断供了。 讲到外企投资，一般人只注意到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就是建厂开店的所谓“绿地投资”。其实，更大的一块不是“绿地投资”，而是金融投资。从最新的中国外汇管理局年报可以看到，到2022年底，中共拿到的外国金融投资累计一共是2万亿美元，其中2017年以前大约是8千万，而这2万亿的六成是2019和2020年这两年投资中国的。那时，中共刚要点燃中美冷战，但华尔街并不知情。 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这2万亿金融投资的四成买了中国公司的债券，另外六成投到了中国的私募基金当中（private equity）。所谓的私募基金，即外国投资人与中方的初创公司签下合资协议。西方投资者作为合股人，不管初创企业前景如何，十年内不能撤股；只有等到初创公司成功上市之后，西方投资者才能出让股权，收回投资和利润。中国过去几年出现了大量的初创公司，很大程度上都是冲着这笔钱去的。 中美关系恶化以后，这些中国的初创公司到美国上市的路被堵死了，而中国的股市一直在3千点徘徊，今年一度跌到2,700点，所以中国的初创公司在国内或香港也很难上市了。于是，美国金融投资产生的中国初创公司泡沫，也随即破灭。在外国风险投资的高峰期，2018年中国成立了51,302家初创企业；到去年底只剩下1千家，仅余下一个零头而已。当然了，华尔街的这些金融投资也基本上被吞掉了。 最近英国的《金融时报》说，外国投资人现在表示，中国的初创企业是“整个行业就在我们眼前消亡了”，华尔街几乎不再抱任何希望；西方投资者现在都认为，与中国接触的风险太大，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远离对中国的任何投资了。而热衷于对中国做风险投资的美国著名的投资管理公司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9月18日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存在“真正的问题”，“中国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越来越艰难”，这家公司的投资组合中，现在只有一小部分在中国了。 五、中国威胁终止西方“中国梦” 西方国家多年来的“中国梦”是如何终结的？始作俑者，中国也。从2020年起，中国开始公开威胁台湾和印太地区，并且霸占了南海的公海海域，建造了多座人工岛，辟为军事基地。为此，中国频频威胁菲律宾，仅仅是因为菲律宾的二百海里经济区与中共在公海上试图控制的军事要塞区相重叠。 中共对台湾、对南海、乃至对南太平洋海域的霸权野心，服务于同一个战略目标，那就是，使用南海东部广阔的国际水域，作为其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所谓的“堡垒海区”，是指这一国际海域水深数千米，可以隐藏发射洲际导弹的战略核潜艇舰队。中共的洲际导弹携带核弹头，可以从这个“堡垒海区”里随时发动对美国全境的核威胁。 为了展示其战略意图，今年9月25日，中共从“堡垒海区”的山洞型战略核潜艇基地（位于海南岛三亚市东面的亚龙湾东岸之亚龙半岛）的附近，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落到南太平洋海域，引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度关注。这个威胁行动证明，中共的国际野心并非局限于东海海域，其战略意图涵盖整个印太地区。 这样的国际霸权意图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各相关国家纷纷增加军费、加强相互合作，同时引进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加强国防。正因为中共“失道寡助”，它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孤立了。这种负面的国际关注，当然会影响到国际社会民间对中国的观感。 外国人现在对中国的观感改变了，那种单纯的对中国的好奇和向往没有了，剩下来的是对中国国际角色的疑虑和质疑。中国不断对外摆出侵略和扩张的姿态，对内不断强化政治高压，这样的一个中国，无论对国际间的商务往来计划，还是对外国游客的猎奇探索愿望，都是一种明显的压制。在大部分国家的商界和民众当中，当年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已经破产。这就是国际现实，这就是中国当下面临的国际处境，这就是中国正在变得与国际社会渐行渐远、日益孤立的现状。 六、北京的最新威胁姿态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遏制中共扩张意图的国家，而中共点燃了中美冷战，就是明确表明，中共为了它的国际野心，已经公开挑战美国，摆出了一副威胁姿态。路透社曾经这样分析，虽然拜登政府明确表示，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冷战，但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和美国国会议员表示，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全球竞争，类似于一场不同但具有新风格的冷战。 9月18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 在国会山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印太地区大国竞争的听证会时，有一番坦率的发言。他指出，“我认为，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坦率地说，与中国带来的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显得微不足道。这不仅仅是军事挑战，而是全方位的。它体现在全球南方，体现在技术方面。我们需要全面加把劲儿了”。 他还提到，“战略紧迫性显而易见。印度-太平洋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世界近三分之二的经济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七支军队。美国是印太国家，该地区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该地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战——其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印度-太平洋寻求势力范围，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对台湾日益增长的压力以及在与印度的实际控制线上的军事存在，都威胁着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的稳定与繁荣”。 坎贝尔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中共现在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全方位挑战，甚至比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挑战更大。而在坎贝尔明确表态要认真应对中共的挑战之后七天，中共用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洲际导弹来证明，北京的挑战的确就是全方位的，包括威胁南半球国家。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湖南财政厅女厅长刘文杰遇害案最近几天震动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官场。虽然在过往，中国也发生过包括高官在内的官员遇害案，该案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两名嫌犯和被害人一起坠楼身亡，让此案显得相当诡异，以致一开始就传闻四起。 警方在案发后两天，披露了案件的“详细过程”。从警方通报来看，要把案件塑造成一起普通的“入室谋财抢劫致人死案”，因此强调嫌犯的赌博欠债，化妆踩点，和死者没有交集，双方有打斗，嫌犯用窗帘结绳逃跑坠落等细节，然而，正是这诸多细节的不合理之处让人对案件产生更多猜疑。 地方当局定性普通刑案 在警方通报案情前，湖南财政厅抢先发布了死者讣告。讣告说，刘文杰是一名“优秀中共党员”，“政治坚定、对党忠诚，践行宗旨、一心为民，勤勉敬业、夙夜在公，恪尽职守、鞠躬尽瘁，坚持原则、公道正派，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其“逝世是湖南财政事业的重大损失”。在官方的话语体系里，这个评价对一个厅官来说相当高了，显然，湖南地方当局要为案件定性，向社会传达这样一个信号：这就是一起普通的刑案，以打消外界对这位女厅长可能涉腐，或者黑吃黑的“胡乱”联想。 一般而言，在刑事案件侦破前，死者单位是不能擅自发布讣告的，因为讣告涉及对死者生平的政治评价，在严格讲究政治规矩的当下，对死者作什么样的评价不仅关乎死者的政治地位，还关乎死者家属的实际利益，何况，死者是财政厅的一把手，什么时候发讣告以及发什么样的讣告，它是不能做主的，要由上级部门也就是湖南省政府决定。从这个角度看，讣告的发布意味着警方的调查结论将很快公布。 湖南当局之所以快速以普通命案来结案引导社会舆论，原因很简单，在嫌犯和死者都已坠楼身亡的情况下，它要保护死者的“声誉”，不想舆论带偏节奏，让她染上腐败的色彩。无论是经济纠纷，黑吃黑，还是仇家寻仇，都会给人留下贪官、腐败的印象。现在双方都死了，无法从两边的当事人口中得知案情的真实缘由和杀人动机，即便最后侦破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而有其他成因，但对死者都毫无意义。可对地方当局以及更广泛的官僚体系却不然，要想不让官僚阶层的“声誉”在这起案件中受损，避免在民众中出现这种看法：一个贪官让人杀死了，当局就得保护死者的“声誉”。换言之，当局将此案做成一起普通刑案，并非真出于保护死者“清白考虑”，不想给她和她的家人留下一个污点，而是要保护整个官僚阶层的“声誉”，尽管这种“声誉”在民众那儿已所剩无几。 虽然地方当局可以利用双方的坠亡，改变这起案件的性质，并极力掩盖某些重要信息，但自媒体时代当局是无法做到完全的信息遮背。民间把嫌犯之一的信息挖出，他是当地一家企业的董事长，还是县政协委员，和死者有工作交集。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嫌犯有一笔6000万的借贷，利息900万，死者正是担保人。 这起案件是由死者近期没有向嫌犯支付该给的利息而引发。这个版本是符合嫌犯身份的，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解释，只是一些细节不能确定，死者是被两嫌犯捆绑放在窗户上，不小心自己摔死还是被嫌疑推下摔死；嫌犯的死亡是在女厅长摔死后自知闯大祸决定跳楼自杀，还是死于其他什么方式。有没有两个嫌犯确实如警方的调查通报说的，一个死于和女厅长的打斗，一个死于结窗绳逃跑？当然不排除，但要很多人相信这点，警方至少要解释前述疑点，拿出更多证据。 针对官员的“同归于尽”反抗模式？ 我之所以详细讨论案情及警方结论的不可靠，除了官方习惯性的撒谎让人们对它的说法天然保持怀疑——在这起案件中还明显不合常理，是要表达下面这个看法：假如案件不像警方说的，而是由借贷纠纷引发，由于两名嫌犯已死，此案会不会无形中给中国社会创造一种我称之为针对官员的“同归于尽”反抗模式？ 虽然一名嫌疑人是当地企业董事长和县政协委员，比底层百姓的社会地位要高一点，但相对官员尤其中高级干部而言，这个层次的人也是“民”一个，他和女厅官的经济纠纷，亦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与官相斗的性质。 到现在为止的中国民众对官员的反抗模式，特别是在杀官案中，不管蓄谋已久还是一时情急冲动，在杀官后通常选择躲藏或逃亡，也有个别主动投案，选择同归于尽的极少。隐藏或逃亡是杀人者的自然反应，但这也表明，一个人顾惜自己的生命，在抗争中，杀官的意志可能就不那么坚定，这使得只要条件或环境稍有改变，或者仅仅是他心情的某种变化，很可能改变主意，不会强烈寻求去杀一个欺负他的官员。然而，倘如一个人在杀官后选择自尽，表明这人抱有必死之决心，那么不管条件或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会轻易放弃去杀害官员。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中国社会已从中度进入到深度矛盾转化阶段，社会冲突特别是官民冲突已经显性化。倘若中国还处于传统的社会形态，不说现在烽烟四起，起码有人已经揭竿而起。之所以社会表面上还维持稳定状态，原因在于当局的强力维稳，无论是维稳的手段还是工具，都是过去没法比的，这就使得许多的反抗火花尚未点燃即被掐灭。官方还有意把它引向民间的互斗。但愤怒之火总要发泄出来，因此看到一些人操刀持棒，向同为弱势者的普通民众，甚至小孩，倾注仇恨。这是人们如今看到的情形。 然而，只要社会矛盾加剧，官方所害怕的民众针对官员的抗争终究是压不下的，会以某种形式展开。尤其在经济萧条下，一部分有产阶级被抛入贫困者行列，比如中小企业主的破产，各种形式的经济纠纷也比经济繁荣时期来得多，这都是激化社会矛盾的不稳定因素。另外，相对底层民众，有产者的经济纠纷和贫困化，可能更使得他们无法适应和忍受这种状况，从而激化与官府的矛盾，让他们加入反抗官府的行列，并把这种反对落实到现实中某个具体的对象。 古语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间的反抗如到这种地步，无疑会是中国的官员，特别是视百姓为刍狗的官员以及当局最害怕的一种情景。在民间的抗争中，如果抱有必死之心的人越多，对当局的反抗会越激烈，极可能引发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具体到官员个人，他们当然不希望被民间的“仇家”盯上，丢了性命。但这不会改善官员的治理，只会让他们心生恐惧，加强自我保护，这样和民众的距离就更远，而且加强保护需要吸纳社会更多资源，从而造成社会的进一步贫困化，官民矛盾也跟着进一步强化。 我只是在分析，湖南女厅官遇害案两位嫌疑的同死，是否客观上预示着一种新的“同归于尽”反抗模式的出现，以及这种反抗模式对当局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但目前尚不能确定这一点。因为多数人对这起案件的看法，似乎并不把它当作一种民对官的反抗，毕竟它看起来更像一起经济纠纷引发的命案，里面似乎没有人们一般理解的因受官府欺压的反抗元素。 不过我认为，是否具有这一元素不是关键，它是否会被人效法，用“同归于尽”的方式去反抗官府才是关键。从这个角度，哪怕把此案看成官场内斗，当它以这种形式呈现，产生某种效应时，也会让当局胆战心惊，寝食难安，让官场人人自危。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021年11月2日，纽约市又创造了历史性一刻，第二位黑人市长亚当斯诞生，他简直就是美国梦政治版。他的成长经历几乎每一段都很励志，而他也很擅长将它们转化为个人政治资产。 例如，他是单亲母亲养大的六个孩子之一，小时候曾拿垃圾袋装衣服，只因为有可能随时会被赶出出租公寓，所以他说自己很能体会工人阶级的苦；15岁时，他因故遭警察逮捕兼殴打，他说这个经验激励了他要从内部改革警察体制，长大后如愿当上纽约市警察，并创建了防止警察暴行的组织；离开警界，亚当斯转攻政坛，招牌口号就是打击犯罪，先是当选参议员，再转任布林克林区长，2021年，因世纪病毒导致纽约市犯罪率上升，遂给了警察出身的亚当斯绝佳机会进取市长一职。不少政治评论者起初对亚当斯也颇具好感，认为他温和民主党人的形象，或是平衡进步派和中间派的典范。 不过，这位底层阶级、警察出身的黑人市长上任没多久，原本大家寄望的纽约“新政治”气氛就不太对，尤其施政方面，原来亚当斯也和前任一样，非常勤于个人公关而非解决实际问题，包括遭市民讪笑的“向纽约老鼠宣战”，以及大张旗鼓公布纽约市新款垃圾收集箱。偏偏他对日益严峻的非法移民安置，明显捉襟见肘，在在让人觉得他堂堂纽约市长只会“拿大炮打小鸟”。 于此同时，媒体开始把焦点转向他突出的时髦打扮，以及酷爱出入俱乐部的形象反差，频频以“市长衣柜”为题，解析他公开场合上变化万千的西装和领带，进而发现不少还是名师设计，又或者出自特别手工订制。然后，不免有人质疑以一位市长的薪资条件，穿著这些奢华西装是否“恰如其分”，但他从头到尾拒绝说明西装价格（也无从得知他有没有付钱），连究竟收藏多少件西装、夹克、领带和口袋方巾，也以隐私为由半点不松口。 接著，“都市传说”甚嚣尘上，说他身上一件5000美元的西装，是由一位土耳其裁缝所制作，无巧不巧，再又同场加映，爆出亚当斯疑似非法收受外国（土耳其）竞选捐款。自此，亚当斯的纽约市长之旅就成了丑闻传言不断的噩梦。眼前，亚当斯正面临五项刑事犯罪指控，包括贿赂、电汇诈欺和非法索取外国竞选捐款，他的另一项历史纪录是──第一位受到刑事指控的现任纽约市长。 根据检方起诉书内容，亚当斯不只被控利用人头捐赠，逃避竞选经费来源限制，并从一名土耳其商人那收受了非法选举资金和豪华旅行招待。另外，亚当斯还试图隐瞒自己在年度登记表格中市长受赠的礼品，且要求幕僚删除诸多和旅行、礼物有关的简讯。 雪上加霜的是，亚当斯另因用人不当，额外搞得市府团队鸡犬不宁，继续留在他身边的幕僚、官员，对市长的忠诚，很多时候却又超出了个人的政策专业知识，只是徒增麻烦。 当初风光就任的亚当斯，早在丑闻风暴之前，他就已创下纽约史上支持度最低的市长纪录，原本大家以为要超越前市长白斯豪的荒腔走板很不容易，亚当斯却做到了。现在，要他自请辞职的声音高涨，连如何产生代理市长的步骤都跟著出炉，府会也共组了“能力不足委员会”（inability committee），倘若纽约州州长不愿动用解职权，他们将送请纽约市议会，票决市长是否已无能力任职。 亚当斯政治风暴山雨欲来，起初他曾说自己坦荡荡会配合调查，然后市府官员有连带被搜索的，有突然离职的，当案情继续升高，亚当斯则一改态度，反控是因为个人政治立场（观点）才遭迫害。不过，纵使政治真的很复杂，司法调查也还在进行中，但不就是光一个市长，就可接连蹦出这么多道德上的解释不清，每一项还都和他长期“人设”严重相违，即使再怎么平庸的政客也很难办到，才会让美联社在近日新闻中写下“这些指控标志著亚当斯的惊人堕落”。 纽约市民先是怀疑他能力有问题（自当初被发现个人竞选经费种种不寻常，全以“我什么都不知道”回应开始），再来是怀疑他诚信有问题（至少政商关系并不如自己标榜的那么单纯），而如果他真像自己所称的那么高标准洁身自爱，很多麻烦其实根本没机会发生，他当然有权坚持自己清白，但民众实已懒得再听他多说，仿佛这个市长的命运已不关大家的事，连既有支持者都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愿意支持他连任，对一个政客来说，便形同步入“社死”边缘。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这两天，越南政府表示，马斯克执掌的太空业者SpaceX，将投资越南150亿美元布局星链。这看起来和中国没什么关系，但是中国社交媒体却一直热衷于讨论：中国有可能出马斯克吗？答案当然是很难。但很多人都会想到，中国过去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接近马斯克的人。他曾是中国首富，对卫星很有兴趣，也投入很多资金和心血，希望用800个低轨卫星环绕地球，为中国取得太空霸权，而且还真的和俄罗斯合作研发成功过自己公司的卫星。可是，他坐牢三次，如今80岁，孑然一身。围绕他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果没有坐牢，或者他晚生几十年，真的会成为中国的马斯克吗？二是他到底是中国首富还是首骗。他就是牟其中。当然，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富豪们都无法成为马斯克，而且都容易成为阶下囚。 经商、入狱，罐头换飞机，成为首富 很多人应该都听过牟其中的故事。他的一生都很叛逆，他1940年出生于四川万县，经历过瘟疫，差点病死，大饥荒差点饿死，政治运动中也差点死——文革还没结束的1975年，35岁的他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并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提出中国的前途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结果被判死刑，但死刑未被执行，入狱四年后因为文革结束他被平反。这个时候，他还是个没上过大学的锅炉工人。 但平反后，他发现时代变了，觉得中国走入了他要的方向，开始经商。做过很多生意，先是拿著妻子卖掉缝纫机筹来的300块钱，成立了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成了当地第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商店的货品丰富、便宜，允许不满意退货，还利用银行转帐的时间差，在上海工厂定制时钟回重庆卖，赚了第一桶金。没想到1983年9月，他就被抓了，罪名就是投机倒把。但这一次，他是幸运的，只在监狱里待了11个月。他的提前释放，和大时代有关：1983年和1984年，胡耀邦和邓小平先后前往深圳特区视察，要求继续改革开放不动摇。牟其中也因此坚信，自己的时代到来了。 1987年，他发现中国政府虽然严控冰箱的进口，但是不控制冷冻机械，只要超过360升，就算冷冻机械，于是他找南韩订做了1万台361升的冰箱，以冷冻机械名义进口，赚了1500万。1989年，海南从广东独立出来建经济特区，他就前往海南省投资房地产，潘石屹、冯仑、王功权都是他那时候的小弟。 但是他最著名的案例，也是把他送上人生巅峰的案例，则是罐头换飞机。 1989年的一天，牟其中在火车上和人争执时，偶然得知苏联准备出售一批图-154客机。此时的苏联已经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以及极其匮乏的物质供给，正处于崩溃前夜，恨不得把拖累国民经济的重工业军工品当废铁换钱或者物资，六七十年代生产的飞机、大炮首当其冲。而刚成立两年多的四川航空公司，则正打算以最划算的方式引入第一批客机。 牟其中眼前一亮，他的钱肯定没多到可以买飞机，但是苏联可以接受用轻工业品换飞机。于是又开始了他擅长的空手套白狼或者说乾坤大挪移：先找上百个中国厂家购买几十车皮滞销的罐头等轻工业品，一发车后就拿著发货单让苏联发一架飞机过来，飞机从莫斯科嗖的一下就过来了，几百车的产品运过去起码要几个月时间才能运完，所以等飞机一落地，他马上用来抵押给银行，贷款去买换第二架飞机需要的物资。就这样，他为川航换来了四架图-154客机，整整赚了1.6个亿，1995年成为当时中国的富豪前四名。所有的名利光环笼罩著他，他的野心也从天空变成太空，开始搞卫星，他的野心是800颗低轨卫星环绕地球，让中国制霸太空。 1995年11月，南德集团投资的卫星在哈萨克斯坦发射成功，两个月后正式投入使用，眼看梦想正在向他奔赴而来。但还没等卫星计划进行到一半，牟其中的资金链出了问题。 帝国倒塌，成为首骗 拉倒他的，与其说是信用状，不如说，是他的乾坤大挪移，或者说过于夸张的金融杠杆手段，与当时的大环境相悖，而这次，时代没站在他这边。 开始全身心投入卫星产业的牟其中发现卫星是个非常烧钱的行业，但是此时形式变了，1995年初，海南、广东等地迅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而北方的国企改革也造成第一批下岗潮，通货膨胀到来，中国政府采取了紧缩银根的经济政策，南德集团在银行的贷款渠道被堵。于是牟其中为偿还债务和继续扩大业务，开始采取开立信用状的方式为南德集团融资。 信用状是当时是一种国际结算方式，就是通过具有进口权的国家单位，凭借跟国外公司的外贸协议，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状，银行拿到开证费用和保证金之后，向贸易方付款。当时的南德公司就以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的名义，跟澳洲的奥华集团等海外公司签订贸易协议，然后向银行申请开立信用状，支付开状费、代理费及担保费等各种手续费，然后获得银行支付的货款。但这样的前提是，进口货物协议得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贸易。通过这样的方式，南德集团跟多个银行使用信用证31份，获取7500余万美元。可是后来，牟其中的这些进口货物协议被认为是编造的，于是1999年1月，牟其中在北京被捕，之后被裁定犯信用证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后来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2016年9月27日刑满出狱。他的南德帝国也随之崩塌。 中国错失马斯克──人们的遗憾与幻想 牟其中出狱这一天，SpaceX和特斯拉掌门人马斯克在墨西哥举行的第67届国际宇航大会上高调宣布——10年内将普通人送上火星，100年内完成“火星移民”100万的宏伟计划，引发轰动。 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中国人就开始理所当然地寻找中国的马斯克，很多人就提出了牟其中。当然，把他和马斯克类比，还有个原因，就是大家总认为，若不是生错了时代，中国是不会输给美国人的，说到底，还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环。可中国富豪那么多，为什么就是他？因为他看起来很像马斯克。 马斯克有很多奇思妙想。牟其中也有，比如“炸开喜马拉雅山”，引入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把大西北变成鱼米之乡；把边境城市满洲里变成北方香港，打造中美俄三国的新焦点；发射800颗卫星把地球包起来；研发运转速度为10亿到100亿次的电脑芯片；成立50家银行，去华尔街融资来建设中国……就连出狱后，他的宏大想象仍在继续。他提出“万尾鲨鱼苗计划”，要将全世界的智慧大脑集中在一起，孵化创新项目。2023年好像鲨鱼计划已经破产，他转向继续做满洲里计划。 不可否认，其中一些当时看来很疯狂的想法，今天真的实现了。比如他想将重庆火锅快餐化，推向全球，海底捞实现了；他想出自31亿美元给中国买航母，后来中国真的花了31亿美元买乌克兰的辽宁号；就连他最早的商店允许客户在5天内不满意退款，也被淘宝大规模实现。 他没高学历，但是他尊重知识。炸喜马拉雅的点子听起来也很疯狂，但是这点子并不是拍大腿吹牛；这点子最早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犹太人科学家提出的。他觉得不错，还真的找了专家学者严谨地研究、讨论、论证，包括工程爆破专家、气象学家，物理学家。 他看起来真的很像。那么，如果没坐牢，牟其中真的可能成功吗？ 人，制度，时代——到底是谁的局限性？ 不可否认牟其中个人超期思维和勇气，但其实缺陷也有很多。他没受过高等教育，而马斯克的教育先天无敌。他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忽视管理体系建设。热衷短期商业投机主义，忽视主业聚焦，未形成长期核心竞争力，而马斯克愿意把企业交给懂管理的人，而且一心一意投资未来，又把未来变成现实。 但更重要的区别是，成长于中国特定时代的牟其中，有一个中国企业家致命的思维模式：就是热衷于中国式的宏大叙事。 牟其中的理想，不管是炸喜马拉雅山，还是买航母，都是“国家民族式课题”，他提出这些项目的初衷不是服务于人类，也不是服务于现实，而是把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仁臣梦想具象化，说白了就是服务于权力。就连制造卫星，也不是为了探索宇宙，而是为了帮中国获得太空霸权。 他要建设满洲里，并不是因为满洲里有真正的市场发展潜力，而是以为中国高层还对苏联有著意识形态狂热，以为中俄有著天然正义的经济共同利益，这根本不符合中俄之间的复杂现实。他之所以能把飞机换回来，是因为那时候的苏联已经接近崩溃，而不是遍地机会。但那次成功也让他对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判断发生了本质错误。中国的富豪们很多人都有著牟其中这样的思想底色。 当然，他们也有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的命运的时候，但是他们不会像马斯克一样造火箭造卫星、开发火星，去构建人类未来。也是两回事，海航的陈峰、阿里的马云，一个把总部建成莲花造型，一个搞太极和禅修，其中有多少借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市场的利益算计且不说，他们对人类的命运也是矛盾的。试想，一个首富告诉你，他不喜欢钱，人要低欲望，996是福报，你会觉得他是在关心人类福祉？ 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权力来说，他们始终是个外人，有时候还是替罪羊。 牟其中不知道是否明白，民营企业家就像《投名状》里的庞青云一样，草莽出生，就算建功立业，依然是权力运转系统的外人。而在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力，民营企业家甚至还是不可控的、先天带原罪的公有制敌人，更不能将手伸进权力垄断的领域的。 当然，也不能否认马斯克也借助过所谓的“国家的力量”。他首先用火箭发射成功，来获得NASA的信赖，进而获得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而牟其中，则只能用资料造假来换取银行货款，自掏腰包搞卫星项目，时代确实没有给他今天这样成熟的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机会。 可同样的事情，把马斯克送上巅峰，把牟其中送进监牢。《南方周末》连续四篇文章说牟其中是首骗。十几年后，《南方周末》也淹没在历史洪流里——“南周事件”把中国第一代市场化媒体送入历史。 今天我们谈论牟其中，并非因为他曾有多富，也不是因为他坐过牢。在中国，首富锒铛入狱的根本不只牟其中，还有2005年被中国《胡润百富》杂志列为中国首富，国美系的实际控制人黄光裕，2008年11月17日被捕，2010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许家印，恒大集团的创始人和主席。2023年9月28日，因涉嫌违法被捕，至今还在拘留所。还有资产超过3万亿人民币的明天系创办人肖建华，2022年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就连马云，也曾消失3个月。 我们谈论牟其中和这些首富们，无非是想谈论，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和美国难以弥合的差距。那就是制度对创新的阻力，只要有这种阻力在，中国再有钱也出不来马斯克，再有军力也超不过美国。苏联的核武器曾经超过美国，后来，它解体了。 ※作者为作家，自媒体人，自由亚洲电台“亚洲很想聊”联合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生当作人矿，死亦为标本 宋代词人李清照在《夏日绝句》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如果联系当下中国的时事，这首诗歌可以改写成：“生当作人矿，死亦为标本。至今思董卓，尸体点天灯。” 董卓是东汉末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军阀，他被吕布杀掉后，被暴尸于集市。史书记载：“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守尸吏暝以为大炷，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唐代诗人高适感叹说：“悬首燃脐，遗臭万代，骨肉灰烬，不其快哉！”丁耀亢在《天史》一书中评论说：“燃脐达旦，脂膏自煎，何快也！” 董卓的尸体被当做蜡烛点燃，是他生前屠戮太多，政敌和民众以此泄愤。今天中国却有无数无辜平民，死后尸体被盗卖，切割成不同部分来重复使用，死者的遭遇跟董卓差不多。二零二四年八月八日，律师易胜华公开揭露盗卖尸体产业链案件，他说自己听到这个案件后，顿时毛骨悚然，坦言做刑事律师这么多年，办过的案子形形色色，还是第一次如此震惊和愤怒，“谁知道自己领回的亲人的骨灰是不是真的？” 根据披露的官方资料，在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三年间，山西奥瑞生物材料公司涉嫌在四川、广西、山东等地非法购买遗体与残肢作为原材料，再将这些尸骨重新加工后用来生产“骨植入性材料”产品。总共超过七十五人涉案、盗卖的尸体超过四千多具、总计非法营利三点八亿人民币。全案涉及单位包括山西奥瑞公司、四川恒普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病中心、桂林医学院、桂林市殡仪馆、平乐县殡仪馆、永福县殡仪馆等。 该案中最具黑色幽默却又让人欲笑又笑不出的一个事实是：幕后操控者山西奥瑞公司总经理李宝兴，其专业是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主持自主研发的“同种骨植入材料”产品获得九项国家专利，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的金字招牌的背后，却是丧心病狂利用尸体发财的黑心罪犯。 更让人拍案惊奇的是，随着“盗卖尸体案”不断发酵，八月九日中国股市开盘，中国骨科材料概念股集体高开，正海生物、奥精医疗、大博医疗竞价涨停，凯利泰、威高骨科、冠昊生物、康拓医疗、春立医疗等高开超百分之七。对此，有网民评论说：“为什么不是跌停，而是涨停，这到底是什么社会，真是人间地狱啊。” 比尸体被盗卖更可怕的是，在天网无孔不入、摄像头超过两亿的中国，每年居然有上百万人失踪，其中有很多是青少年。江西少年胡鑫宇离奇死亡案，以及二零一七年武汉数十名大学生失踪案，均草草结案，引发人们的热议：这些案件是否跟人体器官移植有关？ 据深圳新闻网报导：七月十四日上午，深圳市人民医院顺利完成两台肺移植手术，与肺纤维化患者老杨匹配的肺源是从广州通过直升飞机运到深圳的，整个过程仅耗时半小时。有网友披露，老杨正是杨振宁的长子、美籍华人杨光诺。杨振宁晚年投共，果然为家人谋到了美国求之不得的福利。而肺的来源，报道语焉不详。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器官买卖国。有知情人透露：“牙齿一颗一万，满口牙二十八颗二十八万。肺约六十万。心脏约三十万。肾约三十五万。骨髓约八十万。眼角膜一只约十万，一双约三十万。以前人体器官移植，只是一条灰色产业犯罪地带，虽然血腥恶毒，但尚不致于敢公开收买。被拐骗拐卖的人，运气好的至少还有条命。现在合法化了，各大医院明码标价的大量收购。至于供体来源的合法性，只有天晓得。儿童器官很值钱，但最好的还是十二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器官最优质。年龄越大，器官越不值钱，但还是有剩余价值，比如脂肪可以熬尸油，骨头可以制作钙片，医美圈可以用作塑形材料等。在人体器官贩子眼里，一个个孩子，就是一垛垛行走的百万大钞。” 谁愿意做中国人的孩子？谁愿意做中国人的母亲？ 杜甫的两句诗歌揭穿了天宝盛世的真相：“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今天的中国，就能“冻死骨”也要被再利用一次。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时代来临了。如果不是特权阶级，中国人死后不能保有自己的尸体，生前也不能拥有身体的自由。 日前，“中华儿慈会9958儿童紧急救助项目”河南负责人、南阳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南阳卧龙区自愿者协会法定代表人雷克被举报。举报称，雷克要求接受善款的患儿母亲陪睡，陪一次给一次钱。 八月五日，有官方人士向澎湃新闻证实，雷克数月前已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目前案件已转至检察机关。对于网上举报内容是否属实、是道德问题还是刑事犯罪等问题，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据网友贴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本身有家室的雷克向患儿母亲发出许多暧昧的话，如“我没有爱错女人”等。另一则微博截图是受害母亲的陈述：“为了孩子，失身算什么。”有网友爆料称，“雷克让患病孩子妈妈陪他睡一次，给一点捐款，再睡一次，再给点捐款，直到把患病孩子拖死，把捐款吞了。” 早在二零二零年，就有网友发帖揭儿慈会藏污纳垢，提到一个河南省金牌志愿者，拿善款要挟患儿家长，侵犯女性，斥为“渣中之渣”。这名“金牌志愿者”就是雷克——他曾荣登河南二零一七年“中国好人榜”，还被新华社客户端二零一九年的报道中誉为“出彩河南人”。可见，中共当局颁发的荣誉多么名不副实，劳动模范盗取他人的遗体，金牌好人奸淫孩子的母亲，清末的讽刺小说家也想像不出这样的情节来。 在中国，当孩子很不容易。孩子像花朵，祖国却不是任由花朵绽放的大花园。多年前，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发生一场大火，三百二十五人死亡，其中两百八十八人是中小学生。火灾发生时，有人向学生喊：“让领导先走。”民间盲人歌手周云蓬写了一首名为《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的歌：“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无独有偶，文革期间，习近平的母亲不也在批斗大会上呼叫打倒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吗？习近平今日的暴政，是否为昔日创伤后遗症的总爆发？ 其实，中国的父母诚然怯懦，却也为孩子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近期在微信上疯传一组截图：一名母亲为了孩子能读上一所好的私立幼儿园，陪睡了校长。这位妻子竟然把这件事告诉丈夫。丈夫表示：“不在这里上了，宁可回小县城读书也不在这里上了。孩子不需要母亲用这样的方式为他赢得起跑线。母亲陪睡的做法是出轨、很丢人。”母亲却为自己辩解说：“为了孩子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我陪校长睡完全是因为丈夫没有能力，我也非常委屈，这不是出轨。陪睡是我们现在能负担得起的最轻的东西，我在为整个家庭牺牲。”看到这位母亲的这段话，有人感慨说：中国人的母亲多么伟大！ 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为十四岁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刘胡兰亲笔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十年后，毛再次题字，号召中国的孩子们向刘胡兰学习。然而，让刘胡兰没有想到的是，更多的中国孩子不是被国民党杀害，而是死于苛政猛于虎的共产党政权之手；很多活下来成为母亲的中国女子，为了孩子而沦为权贵床上的玩物。如果刘胡兰知道新中国的真相如作家冉云飞所说“许多中国人的一生，就是从苟活到枉死的一生”，她还愿意为之而死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就社会瞩目的“死刑是否违宪案”，宪法法庭于9月20日作成判决。我们先简单看几个结论： 宪法法庭认为刑法中以死刑为最重本刑的几项犯罪，都是涉及杀人、属于侵害生命法益最严重的犯罪类型，因此以剥夺行为人的生命法益作为惩罚，符合罪刑相当性原则，肯认死刑作为刑罚手段的一种，本身并未违宪。 对于犯罪情节最严重，并且于刑事程序之规范及实践均符合最严密之正当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在这个前提与范围内，以死刑作为刑罚的手段为合宪，这就是法律上所谓“合宪性解释”。 所谓犯罪情节最严重，是最高法院近年来一致的标准，并且与国际公约的要求相符，亦即行为人“直接且故意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此外，对于犯罪行为时或审判时有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者，不得科处死刑，亦符合国际公约之精神。 宪法法庭并未废死，也没有处理个案应判决死刑与否，而是提出死刑相关的侦查及审理的程序要求，并重申于个案中应综合考量犯罪情节是否属于最严重的情形，作为原因案件及将来审理死刑相关案件时应遵循的标准。 进一步说明，本件宪法法庭审理原因案件共37件，声请人所提出包含实体及程序上是否违宪的主张，都需经大法官审慎考量。其中所涉的四种犯罪类型包含刑法第271条第1项的普通杀人罪、第226条之1前段的强制性交杀人罪、第332条第1项的强盗杀人罪以及第348条第1项的掳人勒赎杀人罪。如前所述，在这些犯罪里面，如果犯罪情节属于最严重者，大法官仍肯认以死刑作为刑罚手段“之一”，并未宣告违宪。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过去掳人勒赎杀人罪处唯一死刑，大法官认为“以死刑作为唯一法定刑”，并没有考量犯罪情节严重的程度，于这个部分是违宪的。然而这其实不是现行法，现行法的第348条第1项已经增加了无期徒刑的选项，因此被宣告违宪的其实是过去的旧法，会特别提出是因为可料想会有人以此断章取义，说大法官宣告掳人勒赎杀人罪的死刑是违宪的，但并非如此。 至于什么是“犯罪情节最严重者”，宪法法庭提到过去最高法院其实已经形成稳定见解，就是参照公政公约的人权事务委员会对于公约的说明，排除“未直接且故意导致死亡的罪刑”，反面来说，就是只有在行为人“直接且故意导致被害人死亡时”，才有可能构成“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犯罪，并得以死刑作为其惩罚的手段。 而于与死刑相关的刑事程序上，也是本件宪法法庭裁判的一部分。对于什么是死刑程序所应有的“最严密之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判决中指出如果犯罪嫌疑人是涉犯以上四种犯罪类型时，于侦查、警询阶段就应有律师在场并陈述意见（现行法并未强制要求）。又，现行法对于死刑，并没有于第三审适用“律师强制辩护”及要求一定要经过“言词辩论”，这样的程序保障有所不足。再者，如果犯罪行为人于犯罪时或审理时，处于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的状态，不能对之执行死刑，这与于马政府时代已经内国法化的两公约的要求相符。此外，宪法法庭认为，死刑的科处应该经过合议庭法官“一致决”。其他还有些程序上事项，为避免说明过于繁杂，于此就先略过不提。 大体而言，本件宪法法庭裁判有两项主轴，即“严格化判处死刑要件”及“加强正当法律程序保障”。但前者其实只是重申及肯认过去最高法院相关判决行之有年的作法，并未把要件变得更严格。宪法法庭是于此前提下，加强正当法律程序保障，并对死刑做出合宪性解释，其实并未对当前我国死刑制度做出根本改变。于尊重立法者价值决定及合乎宪法基本权保障的前提下，宪法法庭加强了程序保障的要求，让死刑之判决程序更加完备，并符合国家人权公约之标准及国际潮流，宪法法院恰如其分地扮演著保障人权最后一道防线的角色。 ※作者为律师。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发布了延迟退休的决定，作为一项事关绝大多数人的公共政策，没有听取民意——哪怕以一种假装的形式，没有公开的讨论，在中共三中全会过后不足两月，就由立法机关通过，事实上，它构成了一起国家的违约事件。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0和55岁——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确定的。如今70多年过去，国家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人口寿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从这个角度看，退休年龄确有必要延迟。但是这种必要性不等于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就完全可以无视民众，不去征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或者以专家学者的意见去代替民众意见。 所谓公共政策，要处在于“公共”二字，即它关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处于战时状态，否则，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中，听取民众看法，并反馈于政策和法律，是现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识，此过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国的法律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规定。 延迟退休决定无视公众不满 延迟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还不一样，几乎涉及每个劳动者的切实权益，所以征询公众意见尤其必要。虽然延迟退休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为中国将要面对的现实而在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有过讨论，期间也不时在媒体上成为一个话题，然而，中国当局从来没有向公众就这个问题公开征求意见，更没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会进行讨论，作为政策出台的基础。也许它在小范围征询过相关学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后两者尽管也受政策影响，但他们对延迟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广泛的群体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当局不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技术上做不到——网络时代，就某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受影响群体的意见，简直小事一桩，而是它头脑里压根没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实民意的。民众对延迟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满正说明了这点。既然该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贸然更改它的合约内容，事实上就等同于违反了国家和劳动者达成的一个70多年的劳动合约。想想看，假如是一个企业，由于某种情况的发生，老板可以在员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项实行多年的合同，使之变得对员工不利，是不是构成了一种违约行为？ 只是这种违约，员工还可以诉诸政府的干预，或者到法院起诉企业老板，获得一笔赔偿，或者让企业再改过来。但如今面对国家的违约，民众无法诉诸救济渠道，只能接受这个后果。此乃这次要人大常委会而非中国政府作出延迟退休决定的原因，也许在当局看来，在中国的宪制构架中，人大是权力部门；另外，理论上也是民意代表机关，既然人大同意通过，也就意味着延迟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权，无须征询民众意见。 如前所述，虽然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已实施了70余年，有调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点推出，论证过程做得扎实点，甚至做个样子征询民众意见，开放舆论讨论，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这并非是个十万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马上做不可。现在当局不惜忤逆公众意志也要调整退休年龄，常理来看，背后定有某种不得已理由。 养老金缺口让当局不得不打延迟退休主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向公众解释如此安排的原因时说了三点，一是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二是有助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三是有助于满足劳动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样化需要。不能说她讲得不对，但显然，她回避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真实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口在这些年的剧降而导致的巨大的养老金缺口，让当局倍感这一问题拖晚一天，形势就危险一分。 延迟退休的宏观背景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再叠加经济的恶化。由于错估计生政策带来的人口压力和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反转比当局预想的来得更早，原来预测若干年后才会出现的人口危机在当局未作充分准备下突然到来。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去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占比全部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按这一进度，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再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峰值。 发达国家到这一阶段时，人均收入水平比当下中国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要落后很多，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体系耗费了太多的公共财政和资源，用于社保上的钱和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讲，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这几年又遇上了经济萧条，企业和个人参保的部分也大幅减少，参保的积极性降低。这无疑给国家的社保体系构成了沉重压力。就此而言，延迟退休是整个劳动者在为当局错误的人口政策买单。 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到了什么程度？按照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在2035年耗尽。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养老保险支付压力不断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两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到了2050年，几乎一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名退休者。届时是否真的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养老金的亏空，当然可以争议。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局可以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亏空。然而，问题在于，这一提议在现今社保体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过，之后也不断被提起。虽然当局划拨了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保，却少得可怜，未来是否会大量划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经济形势不好，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当局只能用国资这块唐僧肉来救急，但至少现在还不是当局政策考量的选项。然而问题总要从现在开始解决，于是当局就在延迟退休上打注意，或许在当局看来，既然延迟退休有必要，晚动不如现在就做，故在三中全会过后，快速出台方案。 习近平常常敲打官员，群众利益无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亿，就变成了大事。可在延迟退休这件事上，习却习惯性“忘记”了自己的警告。这反映出当局在所谓的群众利益问题上，典型的言行不一，两面派做法，口头上讲得好听，可要动真格，群众利益全然抛在脑后。这实际就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当局施政的真实写照。它也知道这样做会引发民意反弹，所以不允许公共讨论，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时官媒还可以对当局发出类似“延迟退休是对一代人的违约”的质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来后官方的“安慰”式解释，就连这个“违约”之文在网络上也删得干干净净。当局以为，它这一删除，似乎大众就不知道这是一起国家对它的人民的违约。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领衔国企改革时曾经公开放言，中国改革正在步入一个地雷阵，而他将义无反顾、抬棺前行。且不论他的激进改革在身后留下多少非议，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时庞大顽固、积重难返的旧体制是多么难以撼动。 而今，特别是年中“二十大三中全会”结束后以“改革”名义出台的一连串“砸锅卖铁”政策，正在将中共推入了一个远比地雷阵更为恐怖的“灰犀牛阵”。其中，最新的一头灰犀牛，就是9月13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延迟国民（职工）退休年龄的决定。 “改革”闯关的历史重复？ 虽然修改退休年龄的法律动议，一个有关所有劳动者的根本制度，酝酿了十几年，但是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通过后仅寥寥数月，北京的全国人大就如此举重若轻地快速通过这个极富争议性的法律修订案，不能不令中国公众为之哗然和愕然。 他们哗然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损失和对未来预期的进一步幻灭。在当下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大衰退、无论青年人还是中年人的失业率都高企不下，可见的企业破产浪潮已经到来，整个劳动群体对未来都陷入极不确定的预期之中，这本来是中国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央行前行长易纲近日在上海公开警告中国陷入严重通缩陷阱的根源。 这也是中国欧盟商会会长彦辞(Jens Eskelund)发表的忧虑所在。他在评价欧洲商会最近出台的一个报告时说，中国消费者极不愿意消费，而他们又看不出中央政府有任何重振经济的复兴计划。而新近出台政策却又指向了相反方向，如野村证券研究所的报告所指，在明显的大衰退背景下，中国政府不仅没有伸出反危机的帮助之手，反而其财税政策正在变成一只“掠夺之手”。 而且，相比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各种“砸锅卖铁”的掠夺，无论紧缩财政还是疯狂罚没，或者纪委系统总动员，对上至退休部长级官员下至各级地方官员开展党内官员巨额财产清查，等等，都没有什么能够与劳动领域的根本性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冲击相提并论。 公众自然不能不愕然中央政府的官僚们为砸锅卖铁竟然如此愚勇颟顸、一意孤行，无异于与劳动阶级进行一场梭哈式的政治赌博。 毕竟，对尚存改革记忆的老辈人来说，类似重大的体制改革如此轻易地快速通过，让人想起的先例并非朱镕基时代“抬棺闯地雷阵”的勇气，而是看到了堪比1988年赵紫阳主政推动的“价格闯关”的危险。赵试图以激进的市场导向改革结束“价格双轨制”，但引发了高通胀，也引发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抗议运动和公众同情，最后导致赵紫阳的落马和整个共产阵营的崩溃。后者算是这场真正的自由主义改革的未期然却在更大范围扩散的历史成果。 然而，2024年的延迟退休改革，在酝酿十几年后，是社保基金面临未来几年即将出现支出危机的背景下不顾及基本立法程序，即三读需要，在“三中全会”结束后匆匆二读即生效通过，整个过程没有按照《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做提前三十天的公示和征求意见，基本属于利用委员长特别权力强行通过的法律修订。与同时间在广州秘密二审宣判黄雪琴几乎如出一辙，虽然后者只是一桩针对煽动颠覆的司法审判，却违反了基本的审判公开的法治原则，而延迟退休法律的修改，也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基本、形式上、最低限度的公开审议，以最快的方式走完了全过程的法律修订。 所以，外界可以从中窥见，中国统治集团内部为砸锅卖铁到了何种焦虑程度以致于不顾基本的形式程序和形式民主。他们或许参照了同期公示征求意见然后招致全民反对的“上网身份认证”的前车，颇有某种异乎寻常的自信，以为在过去十几年对公民社会的清剿、对党内派系的清洗，足以保证全过程不受干扰地实现“砸锅卖铁”的最高意志。 仅此而论，足见中国统治精英，从领导集团到技术官僚，都深谙其中利害，却完全站在劳工阶级的对立面，机会主义地利用反颜色革命的镇压成果，强行闯关、通过这条如果在法国或者其他富有劳工运动的国家都将可能引发劳工阶级极大反弹、乃至举国抗议的法律。不能不说，这是貌似必赢却极其冒险的政治赌博，不顾潜在的巨大政治风险，后者意味着一个持久不息的革命导火索。 苦力主义和劳动宪法 因为，虽然从表面上看，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推迟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欧洲相关政策改革，作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一项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国的劳动环境下，一个未经广泛讨论和审议的重大劳动政策的变更，在缺乏配套劳动和福利改革的条件下，不仅可能迅速上升为“国家违约”的政治冲突，而且从劳动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也是注定失败，可能引发中国劳动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崩塌，进而造成持久的国家失败。 简单地讲，原先成型于1970年代初的职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于当时的国民平均寿命（即61岁），在几十年后国民延寿至平均年龄78岁后，表面上似有调整必要。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结束后，传统意义的工人阶级在整体上已经不复存在，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和阶级意识全然消失，中国劳动领域只有没有阶级的庞大工人和受雇佣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引入的集体谈判机制流于形式，并不存在一个正常国家里的在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之间的政治谈判安排。任何劳动制度的改革都意味着是单向度的、强加的、违背工人和受雇佣者的阶级利益。 其次，工人阶级消失的无声无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92年开启的市场经济将19世纪以来的华工-苦力主义传统唤醒了，并且以奋斗-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权利观。中国劳动者以推迟享受、为未来回报而特别能忍受现期超时劳作的苦力主义激励，与国家暴力和资本暴力的双重暴力驱动和谐并进。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 对中国广大苦力-劳动者来说，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开始美好生活、结束苦力劳动的解放象征。只有在双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国，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年龄线对劳动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义。当然，今天也有许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龄劳动者苦于60/55的限制，雇佣单位对他们的超龄雇佣显然违法，也断绝了他们的生机。这在园林行业、建筑行业也成为雇主们近年来的困扰，他们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劳动法，放宽退休年限。 这一对少数高龄体力劳动者来说像是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延退共识，毋宁反映了中国劳动者缺乏足够社会福利和劳动权利保障的悲惨现实。对更多的劳动者来说，三年的退休延期却形同绝望生活上追加的一记重锤。因为，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劳动市场上，充满了年龄歧视。在缺乏工会代言和阶级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数低学历的劳动者如同骡马一般被按齿序分类。其中，35岁意味着第一个失业门槛，简直就是高学历码农的噩梦。而越来越多总量接近两亿的“自由职业者”（其中大部分实为外卖骑手、按摩师、护工、卡车司机等新仆役阶级），一个更无劳动时间保障近年来因多发生高龄劳动猝死的劳动群体，新近被美团等公司限制招收45岁以上求职者，且被限制向高龄骑手派单。 也就是说，对总体上缺乏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且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劳务派遣工的中国劳动者来说，他们正在成为不稳定就业者，新流民阶级。对他们来说，从40到60都意味着严重的职场歧视和越来越少的就业机会，和越来越短的健康劳动寿命。（譬如当今中国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劳动寿命只有57岁。）如果再延期退休三年，尽管可能只是为现在已经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帐户带来更多一点儿在北京官僚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边际损失，对无数困于劳动市场的边缘化而无法被福利领域解救的失业者、灵活就业者等等整个新流民阶级来说，却可能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灾难，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阶级结构的瓦解之后发生社会结构的瓦解。 事实上，疫情结束的两年来，中国各地激增的社会报复性杀人案件，从吉林针对美国游客的屠杀，到苏州平江路惨案等等，几乎每天、每周都发生的类似惨案，行凶者的年龄越来越集中在50岁以上的中年男人群体。他们正在耗尽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再来看十几年前中青报等媒体大声呼吁的，退休年限是一个国家契约、不可轻易违约的评论，其中固然有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敏锐和迂腐，但若对照中国劳动市场现状，恐怕不难发现，相比中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无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后也是唯一神圣的劳动宪法。任何对这一劳动宪法的轻视和践踏，都可能颠覆整个国家的阶级-社会关系和政治基础。 如此来看，可能无需再行计算1970年代十几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个劳动者养活一个退休者的不可能供养模式，任何人都能从中国劳动者的苦力主义悲惨状况发现这场延迟退休改革失败的必然性，它将可能在未来触发一场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决策者们一以贯之的逃避态度所决定的。他们或许深知，他们正在踏入一个灰犀牛阵，以敲锣打鼓、砸锅卖铁的方式唤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们。但是，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度，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家尚且被随意拿捏，谁又真正在乎那些从未进入视野的劳工大众呢？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墙内的财新网用《63岁景俊海转岗全国人大 曾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标题来提醒读者“事出反常必有妖”。 与此同时，上海解放日报社的上观新闻网则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书记，新职明确》为标题，同样是意在提醒读者“此事非比寻常“。 我们都知道中共政权的全国党代会是五年一届，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党代会上换届也是五年一次。每届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拟定连任和新任中央委员名单时，即有所谓“三上四下”之说，即在召开全国党代会的当年满63岁的省部级正职可以进入新一届中委候选人名单，64岁就基本不被考虑了。 这就是为什么每到新一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为省级党代会上换届做准备的省委书记、省长大换班过程中，就要以六十三岁为年龄界限了。在某届全国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年，总有一批未达65岁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被安排提前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无论他们当时是64岁还是63岁。比如1953年出生，与习近平同庚的前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前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以及本文下面会详细介绍的景俊海吉林省委书记的前辈王儒林等，均是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一年，也就是2016年年中被安排“退居二线”的。 而以如上几位也是63岁就被退居二线的前省委书记们做例，就更能说明景俊海的63岁退居二线是“事出反常”了。因为下届中共全国党代会，也就是中共二十一大要在后年秋才召开。而依惯例，吉林省的十三届党代会应该是在明年的后半年才召开。那么就算习近平并没有让景俊海在二十一大上晋升副国级的打算 – 这意味着在二十一大召开当年就年满65岁的景俊海没有可能连任中央委员，但也没有理由赶在今年6月就早早把景俊海打发到全国人大“养老”。 今年63岁或者64岁，也就是出生于1960年或者1959年，与景俊海同岁或者还比他年长一岁的在位省委书记有辽宁省委书记郝鹏，湖北省委书记王蒙徽，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等。正常情况下，这几个人只要没有被习近平计划在后年的中共二十一大或者大后年3月的新一届全国两会上晋升副国级，那么就应该会在明年下半年召开的该省新一届党代会召开之前的一至几个月里被陆续安排进全国人大的某个专门委员会。 另外今年6月对景俊海离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新闻发布内容也很反常。正常的运作方式是：65岁生日的当年被宣布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者，中共新华社的报道中都是不提原因—-因为没有必要，同时也不会把该人即将担任的全国人大某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虚职说成是“另有任用”。而宣布景俊海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的中央决定中，居然加了一句“另有任用”。 而标准的惯例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只有在安排某省部级官员从在任一线岗位转岗或者升迁至另外一个一线岗位时，才会在宣布该官员不再担任此一线职务的同时附加“另有任用“四个字，但对被从一线岗位打发到人大或者政协，也就是退居二线的干部，从来都不会使用”另有任用“四个字。景俊海绝对是唯一的一例。这就是为什么上海解放日报社的上观新闻记者故意以《另有任用的省委原书记，新职明确》为标题加以讽刺。 照理，对于在63岁或者64岁就退居二线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新华社的报道中都会在最后附加一句：“据悉，XXX(X X )同志是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职务”。原因当然是避免引发“误解”。这也反证景俊海的“不再担任”省委书记职务，不是“因年龄原因”。 听闻景俊海被“另有任用”的去向居然是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笔者在惊诧之余，自然想起了景俊海吉林省长和省委书记职务的前辈王儒林，当年也是63岁上就被从省委书记岗位上安排退居二线的。 我们这里先把中共历任吉林省委书记从景俊海往前倒数5位，即：景俊海（ 2021年1月至今年6月），巴音朝鲁（2014年8月至2021年1月），王儒林（2012年12月至2014年8月），孙政才（2009年11月至 -2012年11月），王珉（2006年12月至2009年11月）。 而如上开列的五任吉林省委书记中，唯有王儒林是吉林“土生土长”。祖籍河南，在吉林出生，和当今圣上习近平同庚，而且还是和习近平同年同月“下乡插队”。 日后的王儒林虽然没有真正的学历，甚至连习近平的“工农兵学员”的资历都没有，但却因为其基层共青团干部出身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被提拔，一路升到吉林团省委书记的位置。再往后就是受益于张德江的栽培，在吉林官场一路顺风。2010年1月升任吉林省长，2012年12月出任吉林省委书记。 2014年8月，王儒林“临危受命”，在把吉林省委书记职务交给时任省长巴音朝鲁的第二天，就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陪同出席山西省委干部会议，接替了袁纯清的山西省委书记职务。澎湃新闻随即发表《山西新任“一把手”王儒林的吉林40年 》一文。人民网也发表《新“晋官”王儒林：在吉林工作45年 反腐先看一把手》一文为他造势。 《夜话中南海》专栏过去的相关节目中，已经介绍过2014年的那场山西政坛大地震，被中纪委和中组部定性为“塌方性腐败”。当时的王儒林被宣布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时，当然是要强调一句“另有任用”。至于当时被王儒林取代山西省委书记职务的袁纯清虽然在省委干部会议上还被刘云山当众严厉训斥，但因为是已经被中央决定平级调动，安排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当副组长（组长是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任），所以在对他的山西省委书记的免职决定里，也有“另有任用”四个字。 照理说，这个袁纯清和王儒林一样，也是“团派“出身，而且与当年的共青团”老总“李克强的关系比同时期担任团省委一把手的王儒林更近一层，在当时的团中央机关和全国青联任职时是李克强的得力助手之一。所以当中共党内把习近平“用人不当将对党和国家造成很严重后果，山西就是典型”的一段训话传达到县团一级后，就是山西省的干部们也都非常奇怪习近平为什么会对袁纯清网开一面，居然没给他的一个降职降级处分。 当时的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曾经在公开场合点着袁纯清的名字批评，说是“山西存在用人不当、用人失察，导致腐败连连，山西的主要领导要对此负责任，对袁纯清调离的用意与此有关。另外，不仅仅是省委书记，山西省纪委、组织部都有一定责任。” 王儒林“临危受命”之后，中组部的共产党员网也发表了《晋官难当：袁纯清与王儒林的治晋交棒》一文，继续为他造势。文中说“晋官难当”不是新鲜提法。只不过，原来多指安全生产事故的难以监管；而最近这一概念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含义：自十八大反腐风暴以来，山西已有金道铭、杜善学、令政策、陈川平、聂春玉、白云、任润厚等多名高官被查，所引发的官场海啸更是难以想象……。 该文章还透露，时任山西省长李小鹏曾对记者诉苦水，说他当山西省长的感受只有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王儒林面对央媒记者的采访，把山西的腐败特点，归结为“量大面广、集体塌方、形势严峻复杂”，更称山西官场集体塌方“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它就塌方”。 当时的王儒林还对采访他的央媒记者诉苦说：反腐打贪官的同时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工作是“物色合适的人选补位空缺、重建官场”。但却苦于无人可选，无人敢用..….。 因为当年的王儒林是被习近平委以重任，寄以重托，所以一时间关于他将会在十九大上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的呼声甚高，没成想他在山西省委书记位置上只坐了一年零10个月，反腐工作仅仅取得了所谓“阶段性成果”，习近平便没指望他“再接再厉”，赶在山西省十次党代会召开之前安排他退居二线了。 相对于王儒林，其吉林省委书记的继任巴音朝鲁虽然也没有被习近平恩赐一个副国级，但毕竟是在省委书记位置上坚持到65岁零1个月才被要求让位给时任吉林省长景俊海。属于标准的“正点下车”。 有道是，因为巴音朝鲁是邓小平时代开始之后少有的出自“少数民族”的省委一把手，同时又因为他所属的民族蒙古族是个“大少数民族” ，每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都有该民族代表的份额，所以当初自巴音朝鲁荣升省委一把手后，无论是在内蒙古还是在吉林，都有人看好他的副国级未来。 离开吉林省委的一个月后，巴音朝鲁被宣布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个月后，他的蒙古族同胞，中共前“蒙古王”乌兰夫的孙女，中共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的双胞胎女儿之一，比巴音朝鲁年轻三岁的布小林也被安排进了这个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按照入“场”的时间顺序排名在巴副主委之后。 关于布小林2021年年中是否真的是因为“健康原因”而被免除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职务，提前退居二线 ，以及她的家庭与习近平家族曾经的“患难与共”，详见笔者三年多前发表在本专栏的《谁将是中共国务院的下届女性副总理？》和《 夜话中南海：石泰峰“超龄服役”是在等待晋升副国级？》两文。这里只要补充一句，那就是布小林“健康出了问题”之后，即有一些内蒙古族的干部，包括笔者当年的一位蒙古族大学同窗都为巴音朝鲁遗憾，认为假设布小林“健康出了问题”的时间提前半年多，习近平就不会安排巴音朝鲁退居二线了。 转眼到了去年3月，在第十四届全人大一次会议上，巴音朝鲁被宣布为民族委员会的主任委员，68岁上被从二线虚职转为二线实职，也算是习近平对他的一种肯定。与此同时，比巴音朝鲁年轻3岁的布小林却只是被继续留在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任上。到底是因为布小林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她出任一个有自己办公室的二线实职，还是习近平对她的“民族情绪”不甚放心，笔者无从判断。但巴音朝鲁在68岁上还能够被安排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二线实职，至少可以证明他身为一个蒙古人却对习近平推行“民族同化”、“少数民族汉化“政策是坚决拥护的。 前面开列的五任吉林省委书记中，孙政才和王珉的下场人所共知。这里只要提醒孙政才是在吉林省委书记任上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一同进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但是孙政才比习近平整整年轻了十岁，习近平怎么可能对他放心？ 至于孙政才当年吉林省委书记的上一任王珉是和后来的景俊海一样，到吉林后先任省长，继而就地升任省委书记。日后又从辽宁省委书记任上“正点下车”。当时的去向就是如今的景俊海刚刚去报到的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说完了如今正在秦城监狱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两个前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和王珉。回过头来再说景俊海。 司马南同志曾说过：“基本上所有的贪官的事儿就是两类：涉及到个人品行方面的，一是口袋没管住，二是腰带管不住。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关于孙政才和王珉两人是如何得罪了习近平， 也就是司马南所说的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笔者在本专栏过去的文章中已有介绍。至于如今的景俊海被迫提前退居二线的原因，几乎肯定不是和孙政才及王珉一样的政治原因，很难想像习仲勋陵墓宏伟扩建工程的主持人会因对习近平的“忠诚不绝对”而在党内遭受“冷处理”。 而从没管住腰带也没管住口袋，包括没管住老婆、情人及子女的口袋的角度判断，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之一就是景俊海已经被中纪委实锤的“八个有之”的性质虽然已经达到了中纪委界定“严重违纪违法”的标准线之上，但习近平念他为皇阿玛修墓扩陵功不可没而对他网开一面。于是便有我们如今已经看到的结果：不予处分，调离一线领导岗位。 但是，如果习近平的“纸”最终还是“包不住火”，景俊海到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之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前车之鉴是：如今在秦城监狱里打发余生的前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和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等一票落马贪官都是从省委书记岗位上“平安降落“之后还是在全国人大的某专门委员会副主委任的上被倒查倒追的。日后的景俊海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会场上突然被中纪委人员带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如果真有这一天，那么吉林省委书记就也和我们过去节目中已经介绍过的贵州省委书记的位置一样，堪称中共政坛里的高危岗位了。 另外一个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就是景俊海的问题被习近平成功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后，突然咸鱼翻生，从二线重返一线，甚至是在2028年3月的新一届两会上被安排一任副国级职务。 这样的先例也不是没有。具体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和分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