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萊塢《三個傻瓜》續集籌備中 原班「三傻」有望回歸
2026 年 9 月 13 日
「迴音室」這個詞在歐美興起的時候，似乎是形容社交媒體多，形容人們長期接收單方立場資訊，最後與現實脫節。但是網路早已是現實的一部份了，始終是人在用工具。人性本來就會因為意識形態而自然建起「迴音室」，網路只是這個行為的伸延，並不是人們發明了社交網路演演算法（會不斷推送你有興趣或同意的消息）才有的事。 美國大選的震撼結果，川普和共和黨取得近代極高的民意授權。親民主黨的傳媒、社會菁英、名人在事前幾乎沒人能料到「全面翻轉」的結局。全球自由派彷彿也在選後也陷入某種失語至今。這種震驚當然值得深思，可以令外界評估一下「建制」與一般人的脫節有多嚴重。 一些民主黨支持者的失望和不可置信，是因為他們以為川普支持者是社會中的少數，以為會投得下川普的選民都是低教育、沒有國際視野的種族主義者，亦即是「壞人」。當你覺得那些人是壞人的時候，自然就不需要說服，只需要批判。於是反而不斷孤立了自己。 所以等而下之，不少失望美國網民早前在tiktok上發瘋的時候，也將敗選矛頭指向黑人和拉丁裔，極端的還會呼籲他人去舉報拉丁裔人的「非法移民親戚」。 因為結果發現不少「有色人種」也投了川普。這實在是令自由派難以接受，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之一可能是認為，有色人種、移民和弱勢，是必然受到「移民友好」的民主黨吸引。這「想當然爾」一旦破功，我們才會看到現實。 在很多地方也是，新移民反而是反移民的。移民城市也會反移民。因為移民千辛萬苦花錢花時間去心機去賭，來到一個新國家，自然不會樂見其他人是不經過「正常程序」就能落戶。那種「相對剝奪感」對新移民也是最有效果。 相反尋常的美國人有更多東西，在社會已經立足更久，未必會對非法移民問題有那種思考，甚至是因為日常生活過於安逸，會將複雜的非法移民問題採取非黑即白的道德簡化，變成「是否支持難民可以家庭團聚」的煽情是非題。 結果是大多數人投給川普，他們有很多人不是傳統的MEGA支持者，但他們只是需要一個人，甚至可以是一個絞刑吏，去收拾現在混亂不堪的美國。 自由派菁英對於川普的「壞形象」過於自信，但這些敘事其實是由自由派生產，再由自由派傳播，民調又是他們做的，就是一個人形蜈蚣式的資訊房。麥克風一天到晚都在你手中，你自然就忘了台下的也是活人，他們可能有異見，但你聽不到。 全面翻轉的選舉結果告訴世人，民主黨也長期有自己的迴音室，而這個迴音室才是導致川普如此大勝的推手。民主黨高層認為次要的問題，其實才是美國人最在乎的議程。 長期來說，一定會有很多人向執政當局反映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但是自由派近年很流行將一些自己不喜歡的現象視為「假新聞」，例如非法移民影響治安，警察不管犯罪等，也有很多人是視而不見，認為是「極右陰謀論」一句帶過，討論完結，社交傳媒刪文封帳處理。 所以「始終不理會邊境問題」的印象也成為他們的死因之一。你可以看到在自由派圈子中，像極右、法西斯、種族主義者之類大名詞就像咒語一樣很有用，似乎只要將一些人一些事打為極右，就可以將那些東西「非人化」、「魔王化」，但他們太隨意了，事實上也是不斷終止自己陣營理解異物的可能，令自己越來越不靈活，越來越無法及時修正自己的政策和思想，最終將自己隔絕於一般人之外，自己建立起迴音室。 有些人也不明白，學院那一套價值觀不應用在全世界。如果套用他們的想法，那麼美國現在大部份人也是法西斯份子，但他們只是跟自由派菁英有著不一樣的生活，不一樣的政治關注。 掌握了傳媒和話語權的菁英擅長創造新詞，創造概念，例如他們部份會將這種「人民求變」的樸素現象形容為「民粹」，有著道德譴責色彩。在太平盛世，我們會比較害怕失去面子，因為得罪了這套意識形態和語言遊戲，被當成黑五類，你就不要指望能擠身於菁英社會。 然而當世界已經爛到人們失去擠身其中的，你的階級禮儀就不能再對他們生效，自由派的意識形態就對下層一般人失去最後的統制力。 選舉結果中，年輕人竟然有那麼多人不投進步派，年輕人本來應該不會那麼世故，要有理想主義才是，但他們堅定求變。那可能是進步派執政的現實，實在太爛了，幾年老盡了美利堅青年的心。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全文轉自上報
「迴音室」這個詞在歐美興起的時候，似乎是形容社交媒體多，形容人們長期接收單方立場資訊，最後與現實脫節。但是網路早已是現實的一部份了，始終是人在用工具。人性本來就會因為意識形態而自然建起「迴音室」，網路只是這個行為的伸延，並不是人們發明了社交網路演演算法（會不斷推送你有興趣或同意的消息）才有的事。 美國大選的震撼結果，川普和共和黨取得近代極高的民意授權。親民主黨的傳媒、社會菁英、名人在事前幾乎沒人能料到「全面翻轉」的結局。全球自由派彷彿也在選後也陷入某種失語至今。這種震驚當然值得深思，可以令外界評估一下「建制」與一般人的脫節有多嚴重。 一些民主黨支持者的失望和不可置信，是因為他們以為川普支持者是社會中的少數，以為會投得下川普的選民都是低教育、沒有國際視野的種族主義者，亦即是「壞人」。當你覺得那些人是壞人的時候，自然就不需要說服，只需要批判。於是反而不斷孤立了自己。 所以等而下之，不少失望美國網民早前在tiktok上發瘋的時候，也將敗選矛頭指向黑人和拉丁裔，極端的還會呼籲他人去舉報拉丁裔人的「非法移民親戚」。 因為結果發現不少「有色人種」也投了川普。這實在是令自由派難以接受，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之一可能是認為，有色人種、移民和弱勢，是必然受到「移民友好」的民主黨吸引。這「想當然爾」一旦破功，我們才會看到現實。 在很多地方也是，新移民反而是反移民的。移民城市也會反移民。因為移民千辛萬苦花錢花時間去心機去賭，來到一個新國家，自然不會樂見其他人是不經過「正常程序」就能落戶。那種「相對剝奪感」對新移民也是最有效果。 相反尋常的美國人有更多東西，在社會已經立足更久，未必會對非法移民問題有那種思考，甚至是因為日常生活過於安逸，會將複雜的非法移民問題採取非黑即白的道德簡化，變成「是否支持難民可以家庭團聚」的煽情是非題。 結果是大多數人投給川普，他們有很多人不是傳統的MEGA支持者，但他們只是需要一個人，甚至可以是一個絞刑吏，去收拾現在混亂不堪的美國。 自由派菁英對於川普的「壞形象」過於自信，但這些敘事其實是由自由派生產，再由自由派傳播，民調又是他們做的，就是一個人形蜈蚣式的資訊房。麥克風一天到晚都在你手中，你自然就忘了台下的也是活人，他們可能有異見，但你聽不到。 全面翻轉的選舉結果告訴世人，民主黨也長期有自己的迴音室，而這個迴音室才是導致川普如此大勝的推手。民主黨高層認為次要的問題，其實才是美國人最在乎的議程。 長期來說，一定會有很多人向執政當局反映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但是自由派近年很流行將一些自己不喜歡的現象視為「假新聞」，例如非法移民影響治安，警察不管犯罪等，也有很多人是視而不見，認為是「極右陰謀論」一句帶過，討論完結，社交傳媒刪文封帳處理。 所以「始終不理會邊境問題」的印象也成為他們的死因之一。你可以看到在自由派圈子中，像極右、法西斯、種族主義者之類大名詞就像咒語一樣很有用，似乎只要將一些人一些事打為極右，就可以將那些東西「非人化」、「魔王化」，但他們太隨意了，事實上也是不斷終止自己陣營理解異物的可能，令自己越來越不靈活，越來越無法及時修正自己的政策和思想，最終將自己隔絕於一般人之外，自己建立起迴音室。 有些人也不明白，學院那一套價值觀不應用在全世界。如果套用他們的想法，那麼美國現在大部份人也是法西斯份子，但他們只是跟自由派菁英有著不一樣的生活，不一樣的政治關注。 掌握了傳媒和話語權的菁英擅長創造新詞，創造概念，例如他們部份會將這種「人民求變」的樸素現象形容為「民粹」，有著道德譴責色彩。在太平盛世，我們會比較害怕失去面子，因為得罪了這套意識形態和語言遊戲，被當成黑五類，你就不要指望能擠身於菁英社會。 然而當世界已經爛到人們失去擠身其中的，你的階級禮儀就不能再對他們生效，自由派的意識形態就對下層一般人失去最後的統制力。 選舉結果中，年輕人竟然有那麼多人不投進步派，年輕人本來應該不會那麼世故，要有理想主義才是，但他們堅定求變。那可能是進步派執政的現實，實在太爛了，幾年老盡了美利堅青年的心。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全文轉自上報
「迴音室」這個詞在歐美興起的時候，似乎是形容社交媒體多，形容人們長期接收單方立場資訊，最後與現實脫節。但是網路早已是現實的一部份了，始終是人在用工具。人性本來就會因為意識形態而自然建起「迴音室」，網路只是這個行為的伸延，並不是人們發明了社交網路演演算法（會不斷推送你有興趣或同意的消息）才有的事。 美國大選的震撼結果，川普和共和黨取得近代極高的民意授權。親民主黨的傳媒、社會菁英、名人在事前幾乎沒人能料到「全面翻轉」的結局。全球自由派彷彿也在選後也陷入某種失語至今。這種震驚當然值得深思，可以令外界評估一下「建制」與一般人的脫節有多嚴重。 一些民主黨支持者的失望和不可置信，是因為他們以為川普支持者是社會中的少數，以為會投得下川普的選民都是低教育、沒有國際視野的種族主義者，亦即是「壞人」。當你覺得那些人是壞人的時候，自然就不需要說服，只需要批判。於是反而不斷孤立了自己。 所以等而下之，不少失望美國網民早前在tiktok上發瘋的時候，也將敗選矛頭指向黑人和拉丁裔，極端的還會呼籲他人去舉報拉丁裔人的「非法移民親戚」。 因為結果發現不少「有色人種」也投了川普。這實在是令自由派難以接受，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之一可能是認為，有色人種、移民和弱勢，是必然受到「移民友好」的民主黨吸引。這「想當然爾」一旦破功，我們才會看到現實。 在很多地方也是，新移民反而是反移民的。移民城市也會反移民。因為移民千辛萬苦花錢花時間去心機去賭，來到一個新國家，自然不會樂見其他人是不經過「正常程序」就能落戶。那種「相對剝奪感」對新移民也是最有效果。 相反尋常的美國人有更多東西，在社會已經立足更久，未必會對非法移民問題有那種思考，甚至是因為日常生活過於安逸，會將複雜的非法移民問題採取非黑即白的道德簡化，變成「是否支持難民可以家庭團聚」的煽情是非題。 結果是大多數人投給川普，他們有很多人不是傳統的MEGA支持者，但他們只是需要一個人，甚至可以是一個絞刑吏，去收拾現在混亂不堪的美國。 自由派菁英對於川普的「壞形象」過於自信，但這些敘事其實是由自由派生產，再由自由派傳播，民調又是他們做的，就是一個人形蜈蚣式的資訊房。麥克風一天到晚都在你手中，你自然就忘了台下的也是活人，他們可能有異見，但你聽不到。 全面翻轉的選舉結果告訴世人，民主黨也長期有自己的迴音室，而這個迴音室才是導致川普如此大勝的推手。民主黨高層認為次要的問題，其實才是美國人最在乎的議程。 長期來說，一定會有很多人向執政當局反映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但是自由派近年很流行將一些自己不喜歡的現象視為「假新聞」，例如非法移民影響治安，警察不管犯罪等，也有很多人是視而不見，認為是「極右陰謀論」一句帶過，討論完結，社交傳媒刪文封帳處理。 所以「始終不理會邊境問題」的印象也成為他們的死因之一。你可以看到在自由派圈子中，像極右、法西斯、種族主義者之類大名詞就像咒語一樣很有用，似乎只要將一些人一些事打為極右，就可以將那些東西「非人化」、「魔王化」，但他們太隨意了，事實上也是不斷終止自己陣營理解異物的可能，令自己越來越不靈活，越來越無法及時修正自己的政策和思想，最終將自己隔絕於一般人之外，自己建立起迴音室。 有些人也不明白，學院那一套價值觀不應用在全世界。如果套用他們的想法，那麼美國現在大部份人也是法西斯份子，但他們只是跟自由派菁英有著不一樣的生活，不一樣的政治關注。 掌握了傳媒和話語權的菁英擅長創造新詞，創造概念，例如他們部份會將這種「人民求變」的樸素現象形容為「民粹」，有著道德譴責色彩。在太平盛世，我們會比較害怕失去面子，因為得罪了這套意識形態和語言遊戲，被當成黑五類，你就不要指望能擠身於菁英社會。 然而當世界已經爛到人們失去擠身其中的，你的階級禮儀就不能再對他們生效，自由派的意識形態就對下層一般人失去最後的統制力。 選舉結果中，年輕人竟然有那麼多人不投進步派，年輕人本來應該不會那麼世故，要有理想主義才是，但他們堅定求變。那可能是進步派執政的現實，實在太爛了，幾年老盡了美利堅青年的心。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全文轉自上報
上月31日，自由亞洲刊登和播出了《甘陝官場夫妻雙雙落馬 揭露地方稅務系統腐敗隱患》一文， 大致內容是甘肅省女副省長趙金雲於10月25日被通報落馬，成為自去年以來第60位因職務犯罪被查的中管幹部。她的丈夫陝西省稅務局局長包東紅的信息也從本單位的官網上消失了。開始撰寫本文時，筆者到陝西省稅務局官網上核實，發現該網上的「領導簡介」欄里一把手的位置被該局黨組副書記王宏偉占居。 一位曾與包東紅有過交集的退休人士宋先生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 「她（趙金雲）是怎麼進入政府我也不清楚，她是民主黨派的（九三學社），民主黨派應該是清水衙門，她還能弄那麼多（錢）……」 事實上，首先民主黨派自身就早已不是「清水衙門」，民主黨派專職領導人里也出現了「職務犯罪」現象。其次，像甘肅的趙金雲副省長這樣的民主黨派成員在走上「領導崗位」之後，因以權易錢、以權易色、以色易權而被各級紀委以同級監察委名義先「留置「，後「移交司法」者已經是越來越多。 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於今年1月5日刊登的《黨外身份不是黨外幹部的「擋箭牌」》中說：「近年來，在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公布的查處通報中，出現多起黨外幹部涉嫌違紀違法行為…….」 之後，這篇文章已經成為中共各級統戰部門教育黨外幹部的必讀文章。 所謂「黨外幹部」的同義詞是「非中共黨員幹部」。按照中共統戰部門文件的權威說法：黨外代表人士是指「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作出較大貢獻、有一定社會影響的非中共人士，包括民主黨派、無黨派、少數民族、宗教界、非公有制經濟、港澳台海外等領域的代表人士」。其中的主要部分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的黨外人士，在人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門、政協、司法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擔任縣處級（或相當於縣處級）以上職務的黨外幹部和民主黨派各級組織領導班子成員，工商聯各級組織領導班子成員中的黨外人士，（以及）在有關社會團體擔任一定職務並發揮較大作用的黨外人士。 那麼，上述人中的一部分，即「在人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門、政協、司法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擔任縣處級（或相當於縣處級）以上職務的黨外幹部」有多少呢？ 在習近平登基的前一年，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陳喜慶在中央外宣辦的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截止到去年（2010年）年底，全國擔任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非中共人士有3.2萬人。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國務院的部委辦局領導班子當中，非中共的領導幹部19名，省級人大、政府、政協領導班子當中的非中共幹部有207名，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配備了非中共的副省長（副主席、副市長）。國務院組成部門還有兩名非中共人士擔任正部長（指當時的萬剛以全國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身份兼任政府的科技部長，陳竺以農工黨中央副主席、主席身份任衛生部部長），省級政府工作部門有33名非中共人士擔任了政府部門的正職。省級高等法院、人民團體、科研院所、國有企業當中還有654名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擔任領導職務。 而習近平上台之後，很快主持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用中共官媒的說法就是「首次以黨內法規的形式，規定了黨外幹部配備的『剛性』要求」。 接下來，在2018年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又再次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著眼近期需求和長遠戰略需要，培養選拔一定數量規模的優秀年輕幹部，其中女幹部、少數民族幹部、黨外幹部都要有一定數量。」 所以，如今擔任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黨外幹部」的數量肯定是遠遠超過了3.2萬了。而林子大了，自然就是什麼鳥都有。 一篇出自「民主黨派成員」之手的文章《當前我國黨外幹部群體反腐形勢分析》中寫道：「……在社會輿論眼裡，中國共產黨黨員也幾乎成了政府腐敗的唯一來源。這種長期的錯誤理念導致我國反腐敗工作進行的不全面、不充分，也與黨外幹部群體反腐形勢相背離……。黨外幹部群體很明顯，同樣也是我國公權力執行主體之一，理所當然也可能是腐敗的源頭。黨外幹部不能因其特殊性，就成為反腐敗鬥爭中的『死角』。所以，加強黨外幹部群體反腐工作力度勢在必行。全國縣處級以上幹部中的黨外幹部佔比約為4.6％。雖然佔比較少，但絕對數量上也不算小數目。對於如此之多的黨外幹部，在我國前期反腐敗工作中卻扮演著邊緣化的角色。在日常的反腐敗工作開展中，黨外幹部往往被排除在外，或者被束之高閣，視為名義上監督力度的一環，而非受監督的主體。「 另外一篇論述「黨外幹部不能享有」治外法權「的文章如此警告所有黨外幹部：法律沒有「死角」，反腐敗也沒有「盲區」，黨外不是「紀外」，也不是「法外」，更不能成為「例外」。 該文章中介紹的案例之一是山西省臨汾市前副市長苗元禮。此人被指控「用掌管的煤炭生產、安全審批權、管理權、監督權大肆進行權錢交易、權色交易」。落馬之後此公多次「反省「說自己一直以來都相信（與黨員幹部相比）黨外幹部享有即使違法亂紀也不會被「怎麼樣」的特權。他說：「我不是黨員幹部，是黨外幹部……。不是黨員，可以不受黨紀約束；有了事，組織上也許會寬容些」。 而這位苗副市當年被查的「導火索」，竟是當時臨汾市的另外一名副市長在看到省委組織部下達的擬提拔苗元禮為省政府機關正廳級幹部的公示之後，鼓動一群曾身受苗元禮之害的煤老闆聯名遞了狀子向中紀委揭發。 這裡解釋一下，按照中共組織規定，黨外幹部在縣以上各級政府、政協、人大以檢察院和法院等權力機關只能擔任副職，不過，在各級政府下屬的部委、廳局，黨外幹部也可以擔任正職。而苗元禮當年被擬任的職務就是山西省煤炭廳廳長。當然，凡是用黨外幹部擔任行政一把手的部委、廳局裡，同時還要設一個黨組書記監督他（她）。據說中共當局有內部通知，各級公安、國安機構里，都不能安排黨外幹部擔任領導職務—無論正副。 苗元禮當時對山西省紀委的「反省」材料被曝光後，人民日報也適時刊登出《黨外幹部培養選拔：反腐敗「黨外」也不「例外」》一文，說是隨著黨外幹部培養選拔邁上新台階，苗元禮、鄒德祥等案發，對於黨外幹部的監督管理問題，也進入了公眾的視野。苗元禮等無黨派領導幹部的違法案件暴露出在黨外領導幹部選拔、任用、教育、管理和監督方面存在著薄弱環節。……對非中共黨員領導幹部的監督，成為反腐倡廉建設的新課題。 不過呢，正是在苗元禮案發之後，「黨外幹部群體中的職務犯罪案件不減反增」。針對黨外幹部比黨內幹部的「越反越腐」是有過之而不無及的現象，中央統戰部特別下達了「研究課題「，研究成果之一《當前我國黨外幹部群體反腐形勢分析》一文分析說：：……黨外幹部因其具有國家幹部和黨外代表人士雙重身份，也存在一些不同於黨員幹部的獨特性影響因素。 文章作者坦承「在我國政治生活中，黨外幹部群體是長期被排斥在核心位置外的。在機關中，黨外幹部往往只能充當次要或者邊緣崗位，即使是當上領導，所承擔的也多是重要性相對較弱的職能」。如此現實情況「造成部分黨外幹部心態失衡，認為自己是『被統戰』的幹部，是執政黨的『花瓶』…… 『有位』但很難』有威』(故不可能)『有為』。……久而久之，就會產生』局外人』心理。縱觀『落馬』的黨外幹部可以發現，『不是黨員，可以不受黨紀約束』這種錯誤的意識使他們長期放棄了接受來自組織、來自群眾的監督，逐漸養成了『天馬行空』、妄自尊大的思維和行為習慣。「 文章作者還找了一條理由：「（相對中共黨員幹部，黨外幹部）社會關係複雜，抵禦腐敗風險能力構築滯後。在我國，黨外幹部尤其是民主黨派幹部，由於所處的政黨、群體社會層次更為『上層』，所面臨的腐敗誘因也更多。如民主建國會主要由經濟界人士組成的，會內企業家數量居多。會內組織活動中，該會幹部多與企業家接觸固然有助於了解企業發展情況，但也存在權錢交易的風險加劇。」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領導科學學科創始人」李拓則認為：中紀委處理民主黨派官員先例較少，是因掌握實際權力的多數都是中共黨員。但是，十八大後加強反腐，也包括對民主黨派的反腐，「這意味著進入新常態，不要以為其他黨派的就沒有人管「。 說這番話時的李拓正在就廣州市政協前副主席潘勝燊「出賣國家利益」案接受境外記者採訪。對於「雖然潘是民建成員，但官方報道其調查經中共廣東省委批准，並由中共廣東省紀委發布」的問題，李拓回答說：從措辭上判斷，由中共紀委「雙規「(在規定時間和規定地點接受調查)了他。民建中央設有監督委員會，負責檢查該會紀律執行和監督成員履行職責。而中共的黨章並未提及對其他黨派成員的違紀處理。官方消息所指潘的「違紀」應是違反了民建的黨紀，他們的黨紀也是堅持廉潔奉公的。中共紀委處理民主黨派的公務人員，法理基礎來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十六字方針」。 李拓的意思似乎是由共產黨的紀委代民建中央的紀監機構執紀是天經地義。而這位「中國領導科學」的學科帶頭人說這番話時肯定也沒有想到，正是因為以中共（黨內）紀委的名義「雙規」並查處非中共人士—-無論是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黨外幹部還是宗教界人士、（不在黨的）私營企業主等，確有名不正言不順之嫌，所以才在十八大，也就是習近平登基之後，時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很快主導成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監察委。雖然同時也明文規定監察委和同級黨的紀委是所謂「合署辦公」，也就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但對真正的非中共人士進行查處時，只打監察委的名號。 這裡之所以強調「真正」二字，是因為中共黨外幹部中，有一部分是具有中共黨員和民主黨派領導成員雙重政治身份的。比如前年落馬的時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於魯明的官方簡歷清楚寫明他是1986年12月加入農工黨，1992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日後因為黨的統戰工作的需要擔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之前，曾先後擔任過大興縣精神病醫院院長、黨組書記和縣衛生局副局長、黨委副書記。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通報中也明言於魯明因「嚴重違反（共產）黨的紀律，構成嚴重職務違法並涉嫌受賄犯罪」，開除他中共黨籍的依據是《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 前面說到的《學習時報》刊登的《黨外身份不是黨外幹部的「擋箭牌」》一文，也還特別以於魯明為典型案例，說於魯明曾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等職，是黨重點培養選拔起來的高級幹部，但其背棄黨派初心，丟掉共產黨員標準，把擁有的黨外身份當作可以「例外」的「擋箭牌」……。」 聽眾朋友們好， 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今天播講的文章內容至此結束，更多的關於中共政權如何在黨外幹部中大抓腐敗犯罪分子的內容，本專欄的下篇文章會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二十大後，習近平眾多親信掌控了關鍵職位。但他們並非鐵板一塊，並且權勢消長在這兩年間也頗為明顯。其中手握「刀把子」的四大權臣，蔡奇、李希、王小洪、陳一新，憑著「殺器」成為朝中當紅之人，但也不免招風犯忌。 頭號刀把子蔡奇從盯緊元老到監控全社會 蔡奇作為分管意識形態和宣傳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自兼任中央辦公廳之後，權勢更顯外露。他不但時時伴習出行，還控制中央警衛局，將一眾正國級大佬，包括已退位的前常委，全部盯緊。 習近平最警惕的是正國級高官栽培自己的親信，現在每個高官都有把柄在習手上。比如最近受審的中國工商銀行前副行長張紅力，早年幫外國投行招聘太子黨以獲得市場准入，涉及劉雲山、汪洋、栗戰書等家族。而中紀委通報中就罕有提到張紅力「徇私錄用調整幹部」。之前被抓的權貴白手套肖建華、許家印也一樣，相信已供出不少權貴家族的黑料。 習除了給這些黨內大佬下達不得「妄議中央」禁令，還得提防他們相互走動串聯，特別是和軍方將領有勾連。所以蔡奇掌管的中南海保鏢，與其說是政治老人的警衛，不如說是監控者。 蔡奇還替習實際掌控著中共國安委。 2022年末習近平的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最明顯的是，報告全文多達91次提到「安全」二字，相對之下胡錦濤卸任時的十八大報告，僅36次提及安全。而習最憂心的個人安全或稱習政權的安全重擔，首先交給了蔡奇。 2023年5月末召開的第二十屆中共國安委第一次會議，相較於前兩屆國安委都是設置兩名副主席，分別由總理和人大委員長擔任，本屆增設第三名副主席，由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擔任。按例，蔡奇作為中央辦公主任，還會兼國安委辦公室主任，現在的國安委辦常務副主任是劉紅星，他聽命於蔡奇。 事實上，以國安委的核心人物角色，蔡奇可以號令所有機關企業，甚至協調軍方。 再者，中央社會工作會議今年11月5日至6日在北京舉行，也是蔡奇出席並講話。 2023年新組建的中央社會工作部，在全國各地層層有機構，負責控制訪民，還負責中共所謂的黨建及基層政權建設，控制各地行業協會商會、混合所有制企業、非公企業和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並涉及志願者群體。這個組織近期在全國招募社區工作者（這是網格員的升級版）。各地的外送員、快遞員也被納入特務工作行列。 這個新部門被旅美學者吳國光稱為「極權補丁」。在中國經濟停滯、失業率上升、民怨四起之時，這個新的維穩部門由曾經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掌控，意味著中共對社會鎮壓力度的強化。 不過，由於蔡奇太過強勢，威脅到總理李強，比如從李強手上奪走了全國秘書管理大權等。有關蔡李不和之說早已不脛而走，這可能埋下蔡奇日後的禍患。 「新東廠」首席李希強力打貪製造「躺平」 「東廠」是中國明朝時期由宦官執掌的特權監察者，中紀委被稱為權力無邊的「新東廠」。在習近平上台後的前兩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趙樂際，都沒有達到李希和習近平的親密程度。 屬於「陝甘寧邊區派」的李希，早年在甘肅大力幫老家把習仲勛起家之地開發成為紅色景點。李希擔任延安市委書記期間，又將習近平早年當知青的梁家河，打造成為官員趨之若鶩的朝拜地。這可能是他得到習的信任的原因之一。 李希在中共二十大上任中紀委書記後，前所未有地在全國紀檢系統搞「清理門戶」，前任趙樂際的親信舊部紛紛被拿下。而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多名大秘舊部，如董宏、范一飛、田惠宇均已被判重刑。 李希上任以來打下的省部級老虎，總數已超過王岐山任內的同期，甚至是趙樂際同期的兩倍有多。 一個明顯的跡象就是，無論李源潮、王岐山、趙樂際、孟建柱等前中共高層，甚至習家軍的栗戰書，都被李希採取了「剪羽毛」的方式，把他們身邊的羽毛徹底剪除。因為習要讓這些政治老人成為孤家寡人，不能在未來構成任何威脅。 習打貪官的性質近年有些變化，過去第一任期，他是要清除不同派系的政敵，如周永康；第二任還是，只是清理的級別低些，像孫力軍這類江曾派系的孟建柱的黨羽；而第三任期，習除了清理不忠之臣，就是更明確的搞打貪經濟，收錢充實國庫以備戰。故此，李希的打貪被賦予了戰略意圖。 在專制體制之下，中紀委書記會令官員又怕又恨，但最後官員變得人人都不想多做事，因為多做多錯。在李希上任後，中共官場的躺平更為嚴重。特別是男女官員不思政務，樂於淫亂，不時爆出更多醜聞。整體上的官場怠政擴展，也為習政權最後的沒落埋下伏筆。 王小洪「私家軍」借力社會動亂警權大增 中共公安部黨委書記、部長王小洪本身也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 靠負責習近平當年在福州的安全警衛起步，跟定習的王小洪，自2016年進入公安部，逐步掌握公安部實權。藉清洗反習的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勢力，他將全國31個省份省級公安廳廳長全部換了一遍，親信遍布全國公安系統。 其中，剛擔任中共新疆公安廳長半年的潘曦，近日升任新疆副主席。潘曦是福建省福州人，是王小洪的同鄉和舊部。 筆者之前在《上報》有文章提到，這支靠任人唯親、人身依附關係建立的公安隊伍，只知有王小洪，不知有習，實際上並非「習家軍」，而是「王家軍」，恐怕未來在中南海也要攪起風波。 王小洪作為官場福建幫成員，有習近平撐腰，又掌控規模龐大的社會維穩力量，還包括能監控副國級領導人的公安部特勤局，所以作派比較張揚，並不把浙江幫的總理李強放在眼內。 一個明顯的情形就是，近期中共地方公安跨境對企業家進行趨利性執法，被稱為「遠洋捕撈」，引發巨大爭議。 因為經濟不好，當局號稱要保護民企，所以今年10月8日，中共總理李強和發改委主任鄭柵潔都公開強調要制止公安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等問題。但從來未見過公安部就此表態，或對各地公安有所提醒。這除了因為北京中央覺得要靠著公安去維持政權的安全，所以不敢過分打壓地方政府和地方公檢法之外，也有習家軍互不賣帳、王小洪不將李強放眼內的原因。 還有一個使公安地位上升和權力擴張的情況，就是最近中國多地發生所謂報復社會的惡性襲擊案件，造成重大傷亡。習近平要求「舉一反三，加強風險源頭防控，及時化解矛盾糾紛，嚴防發生極端案件」等。隨後各地甚至開始排查所謂「四無」「五失」等各種失意和被懷疑「有危險」的人群。 今年11月18日，王小洪在遼寧放話，要嚴密重點部位防控和社會面巡控。19日，網上傳出廣州一位白髮老人持刀與幾名警察對峙中，被連開三槍擊倒，據說被當場擊斃。海外網民多同情老人，質疑現在警察開槍許可權擴大了。 有網民說，「現在警察居然佩槍了，聽說以前是不給配的，怕他們造反……」「看來公安內部已經明確了，以後被槍殺的會越來越多。」 筆者認為，本來民眾報復社會的罪行的源頭，就是中共自己的專制暴政，當局製造了一個高壓鍋式的社會環境，讓民怨無法排解，導致無差別襲擊的本土型恐怖主義行為的出現。習近平當然不會做檢討，當局反而要借防止惡性事件的發生，強化對人民的控制，故此王小洪掌控的公安，在政權中的地位就變得更重要，包括公安的用槍、開槍權會擴大。 中國百姓中歷來流傳「過去土匪在深山，今日土匪在公安」。現在公安更加暴力化，也會成為民眾反共的第一攻擊目標。 陳一新掌國安跨界搶權惹是非 陳一新已65歲，本來已到正部級退休年齡。但據說他還有野心，希望像張又俠、王毅或者夏寶龍、宋濤這些超齡高官一樣繼續陪跑。 陳一新曾是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的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擔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期間大搞政法系整風，當時實際上架空了政法委書記郭聲琨。 2022年10月陳一新掌管國安部之後，該部在去年中首次開通微信公眾號，隨後頻頻公開就中共經濟、外交政策甚至文化的涉安全議題表態。 中共去年實施修訂後的《反間諜法》，國安部掀起了一波「抓間諜」的群眾運動，發動對外企的突擊搜查和調查。國安部又擴大對西方的駭客攻擊，甚至在美國大選侵入了川普(Trump)和哈里斯(Harris)競選團隊以及美國政府高級官員的手機。這與外界對於中共的侵略性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就在今年11月21日，中共國安部借「拜習會」話題對中美關係發表評論文章說，將「堅決反制外部遏制打壓」等等。 在毛澤東時代，康生主管情報系統權力太大，成為引發動亂的原因之一。現在陳一新在習家軍中地位相對不高，但卻是最高調的一個。這背後應該是與習近平對於政權安全問題的異常擔憂有關，因陳一新善於表現，不時邀功請賞，習也樂於用他。 陳一新跨界到經濟、外交、文化各領域，包括原來公安部的地盤。同時，中共的國安警察動輒舉著習近平所謂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牌子，要求各部門配合工作，或私下對官員搞監聽跟蹤，已經在中共官場中引起不少非議。這種不滿相信也包括來自他的上司陳文清，甚至包括蔡奇，因為陳一新在國安方面直達習近平，經常繞過了蔡奇。 前國安部長、現任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其實不是習嫡系，他相對低調，但在內鬥中不一定是弱者。事實上，習的幾大「刀把子」，論殺傷力也抵不上一把「槍杆子」，如果傳聞的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日後可能發動兵變，這些「刀把子」的野心和未來計畫也會化為烏有。而無論本來是「刀把子」還是「槍杆子」，中共政權中的誰，只有能夠良心發現，倒戈為人民而戰，才能夠有未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的黎智英這幾天出庭自辯，儘管身體面容應已乾癟不少，但看他的供詞，黎生並沒有喪失鬥志和靈魂。他仍是昔日的他。 黎生之子黎崇恩近日亦馬不停蹄接受外媒訪問，向世界披露父親幾年來在囚苦況，並尋求各界聲援，如申包胥之哭秦庭。我看到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一個訪問，黎崇恩如是說：「我父親在過去四年一直被單獨囚禁，他77歲，健康已差了不少。單獨監禁的目標其實是告訴你：沒有人關心你，捍衛自由是毫無意義的，這就是你的餘生。它旨在摧毀你的身體，同時也摧毀你的心靈和精神。（…） 「我有時想像，他獨自在這個小小混凝土房間，看不見自然光，日復日在那裡，晝夜不辨，想一想就心碎了。有時你會認為他是個硬漢，但你不知道這樣子過四年會對一個人有什麼影響。現在看到他依然是他自己，我鬆了一口氣。他沒輸掉這場仗，他沒有失去精神。」 據早前的報導，黎智英每天被囚23小時以上，只能做運動50分鐘，見到自然光的時間非常有限。四年的單獨囚禁、不見天日，想一想已苦不堪言，對身心損害之大更難以估計。然而在11月17日，香港特區政府居然發聲明「澄清」，單獨囚禁是根據黎智英意願由懲教署安排！這個講法簡直是天方夜譚。 對於有自由的人來說，孤單也足以令他心情低落，在獄中就更是一種能把人逼到崩潰邊緣的懲罰。無數的研究指出，單獨囚禁會影響生理及心理健康。先談談心理健康：被關在一個小黑屋，長期沒人說話、沒人看你，只聽見自己的呼吸聲，頭腦能保持清醒嗎？ 首先是焦慮和抑鬱：每個漫長的夜晚都像無底深淵，令在囚者懷疑人生，甚至懷疑自己還算不算人。隨之而來的是幻覺、妄想和極度的偏執。關得越久，思路也越混亂，記不住東西，無法專註。心靈一旦受傷，出獄後也未必能痊癒。研究顯示，獨囚的人獲釋後往往有更高自殺風險。 別以為只有心理受損，身體也照樣頂不住。獨自囚禁就像一場慢性毒害，失眠、暈眩、高血壓、心臟病、胃痛、肌肉酸痛、消瘦等毛病都接踵而來。長年累月不運動、不見光，整個人就會慢慢凋謝。說白了，單獨囚禁是一種無形無聲的暴力，可以把一個人的心理和身體都摧殘得支離破碎，是極不人道的折磨。 受這樣的折磨，到底是黎智英本人的意願，抑或有人企圖藉此擊垮他的精神和身體，請自己判斷。再窄的牢房，也應該留一扇能看到光的窗，請問現在有嗎？特區政府要澄清的話，不如先澄清這一點吧。（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上期專欄我提出了一個命題，川普2.0對中國是不是一個「噩夢」，取決於北京的應對方式。但在討論這個問題前，先簡要論述川普的人事任命，因為從他的內閣團隊特別是國安和財經官員的提名，可以一窺他的對華政策。 川普新政府的人選已經公布過半了。對中國來說，重點關注的是國務卿、國安顧問、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貿易代表等國安和財經官員。如果川普加碼制裁和遏制中國，主要會在這兩個領域。川普已提名魯比奧(Marco Rubio)出任國務卿，沃爾茨(Michel Waltz)出任國安顧問，此二人都是有名的對華鷹派，尤其魯比奧，在參院推動支持台灣和反對北京對香港、新疆人權的打壓的立法，被中國輿論封為「反華急先鋒」，並被北京制裁。川普當然清楚這個事實，可仍然提名他做國務卿，擺明是要對北京示強。可以預期，川普對和中國加強外交聯繫，特別是保持兩國高層外交管道溝通的暢通，或許並不在意。 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貿易代表這三個重要的財經職位特朗普尚未公布提名，但普遍認為，此前在其第一任期擔任貿易代表的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將回鍋再挑貿易代表重擔。美中貿易戰就是由他一手策劃並主導的，如果川普對中國徵收高關稅的競選主張要落實，沒有比萊特希澤更合適的人選了。 在川普的新政府人選中，馬斯克(Elon Musk)看起來是唯一對中國友好的成員。這位世界首富在中國有著巨大利益，而從目前透露出的情形看，川普對他很倚重，這讓許多人對馬斯克的角色充滿好奇，認為在清一色的對華鷹派中，他也許能夠就川普的對華態度，起到某種平衡性。但是，馬斯克這張牌到底在接下來的美中對抗中可為中國起到什麼樣的緩衝作用，現在還不好評估。 在美中關係上，台灣以及經貿和技術議題是中國最看重的兩個，前者被北京視作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划了多個紅線，後者則關乎中國的經濟成長和技術進步。不過，兩國雖常為台灣起衝突，眼下北京最大的擔憂，卻是明年一月川普上任後可能對中國祭出的關稅和技術制裁。如何應對這新一波更猛烈的貿易戰，是中南海最迫在眉睫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官媒對即將到來的關稅戰表現出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然而，鑒於美中貿易的高度不對等，中國沒有和美國同等規模的市場，以及工具箱里足夠多的反制工具，北京對川普的關稅制裁事實上是相當緊張的。結合官方學者的分析和建議，我認為，北京很可能採取不對稱的方式和手段來應對美國的關稅戰，它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直接報復：川普第一任期的兩國貿易戰，北京開始是對等力度的反制，也就是美國對中國多少商品加征關稅，中國也對美國多少商品加征關稅，但在美國擴大對中國出口商品徵收關稅的數額後，北京發現自己無法同等力度報復，於是改為同等比例，也就是美國加征關稅的商品數量佔中國對美出口總數的比例多少，比如 40%，中國就回應對等比例的美國商品數額。儘管北京也試圖在關稅上強烈反制美國，可要和美國打貿易戰，終究是吃虧的，於是北京也採取另一種辦法，即對美國特別需要的產品，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原材料進行出口管制，官方學者將此稱為「打蛇打七寸」，企圖遏制美國的製造業特別是科技產業。 假如這次貿易戰川普真的對所有中國輸美產品徵收60%的關稅，由於美國出口到中國的產品只有1500億美元，不到中國出口美國產品的1/3，同等比例的反制將無法進行，北京不得不對所有美國賣給中國的產品，首先是農產品，也加征60%的關稅，或者直接就不採購，以打擊共和黨的農民票倉。北京還會針對美國的科技製造業，列出一份原材料出口管制清單，鎵和鍺已經是這個清單中的成員了，大概率還會將稀土等也列入。而對配合美國政府制裁中國的美企，北京會用不可靠實體清單予以制裁，以達威嚇效果。此外，拋售美債，影響美國金融市場，也可能是北京的選項之一。 開拓第三方市場：前面說了，就貿易戰而言，中國肯定是打不過美國的。若再加上科技的制裁和圍堵，川普第二波關稅戰和科技戰會對中國造成巨大的殺傷力。當然美國為此可能也要付出通脹的代價。要減少關稅戰和科技戰的衝擊，北京在正面迎戰的同時，也會分散風險，積極去開拓第三方市場，如和中國最大貿易夥伴東盟發展更緊密的經貿聯繫，並在全球南方，特別是中東、俄羅斯、非洲和拉美等，加強一帶一路建設，加大區域經濟合作的力度。北京也很可能將人民幣對美元適度貶值。上次貿易戰，北京的應對措施之一是對人民幣大幅貶值，雖然人民幣再貶值的空間有限，而且進一步的貶值不利人民幣的國際化，但在嚴峻的貿易形勢面前，北京為促進出口還是會讓人民幣貶值的。 美中的貿易戰和科技戰，歐盟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會是北京極力爭取的對象。但是這些國家可能會受到美國的壓力，要它們減少對中國產品的依賴，因此，中國要對它們出口更多的產品有難度，何況歐盟也在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關稅。北京現在採取的對策，就是對歐盟等西方國家單邊開放，吸引它們的企業到中國來投資，單邊開放也包括美企在內。而針對川普對中國的科技封鎖，北京可能會採用新舉國體制去推進技術的研發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 經濟刺激和結構改革：美中貿易戰暴露出中國發展模式長久以來的一個缺陷，就是經濟嚴重依賴投資和出口，而非消費。由於這幾年經濟蕭條，投資也在下降，出口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如果中國市場的規模不足以容納自身的產能，遲早美國是要和中國打貿易戰的。目前美國是中國第三大出口市場，也是最大的單一國家市場。如果中國完全損失美國這個出口市場，無論北京怎麼開拓第三方市場，都不能彌補，這就逼得北京在提振內需上下功夫，將經濟的發展動能真正轉向消費。這對中國是個痛苦的轉型，但也是不得不進行的轉型，否則中國經濟就要承受美中完全脫鉤的後果。從此角度講，短中期會對中國造成巨大震蕩，但長期對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可稱為短空長多。應對短空，北京採取的辦法還有大規模刺激，現已出台了10萬億針對地方政府的化債方案，明年大概率會推出一攬子的財政刺激政策，規模可能也不少於10萬億。與此同時，在危機驅動下，對過去議而不決的經濟改革，特別是結構性制度改革，包括分配環節的改革，也可能會推進。 最後殺手鐧：台灣：前面分析的北京這些可能的應對方式和辦法，特別是結構改革的效果，不會很快顯現。但如果北京挺過了初期的震蕩，後期經濟刺激和結構改革的效應又能跟上，這對中國是最好的結果。然而，若經濟刺激的力度不大，或者沒有推進結構改革，又或刺激和改革的效果都不理想，面對川普關稅戰很可能造成兩國貿易清零的事實，北京這個時候也許會破罐子破摔，用武統台灣來反制美國。這是北京在應對外部極端情況下最後一個備選的殺手鐧，在北京看來，如果武統台灣的後果也不過是和美國在貿易和技術上的完全脫鉤，但如果將台灣納入大陸，中國將擺脫被動處境，在美中對抗中有可能贏得戰略主動，為什麼不去做呢？據不具名人士透露，有官方學者在閉門會上就建議北京，必須向川普傳遞一個非常明確的信息，不要強迫中國在經濟增長和國家統一之間做出選擇。如果美國在經濟上對中國傷害太大，或者美國鷹派對中國逼得太緊，中國將尋求國家統一。 我把北京這套應對川普關稅戰的打法，稱為「不對稱的混合戰術」，不對稱意味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混合戰就是採取不單單關稅報復的手段，也是多種方式和手段的並用。北京此套戰術，綜合效果如何，現在沒法預估，但外界有必要了解北京很可能會這麼做。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隨著川普就任47屆美國總統，其「強力抗中」的態勢已經清晰明朗。中國將面臨史上最大規模的川普海嘯。中國唯一的選擇就是終止中美對抗，採取戰略收縮，以躲避川普風暴的來臨。 一，什麼叫「川普海嘯」？ 1，戰勝中國 川普海嘯是指對中國的「災難性打擊」；這不是一次性的「海浪拍岸」而已，而是一波接一波的巨浪襲擊。換言之，川普的對中政策不只是關稅貿易戰，它還包括半導體、人工智慧、電動車、量子計算等關鍵技術領域，對中共進行「我贏你輸」的末日戰爭，特別是全面杜絕對中國的技術投資，關閉中國工業發展的動力引擎，與中國進行「經濟斷鉤」，對中國進行「戰力輾壓」。換言之，川普海嘯不只是防止中國彎道超車，而是把中國「逼出跑道」。所有這些戰略都是為了製造一種「中國衰敗」，一如當年瓦解蘇聯一樣，實現對中國的「政權滅絕」。 2，行刑式槍決 川普的對中戰略不同於拜登政府的老牛拖車，其中的差別在於，拜登的政策是「管理競爭、避免衝突」，川普則是「無畏衝突、贏得勝利」；這意謂川普不再採取「戰略博弈」，而是「戰略絕殺」，也就是根本不再使中國成為美國的競爭者，而是戰敗者。換言之，川普的對中戰略是一種「行刑式槍決」(execution)，讓中國從此倒地不起，不給中國任何喘息或逃脫的空間。 我把川普時期的對中戰略稱為「新暖戰」，不再是慢條斯理、歹戲拖棚的「新冷戰」。既不是拜登政府對中國「慢而不死、鎖不斷氣」的半綏靖主義，也不是半生不死的新冷戰。 這場戰爭的勝負，取決於中國的應對。 二，當前中國的現況是：三大危機 1，經濟增長疲軟 包括房地產崩潰、銀行債台高築、地方政府陷入債務危機、物價持續下跌等等，這一切都是「停滯性經濟衰敗」的重大指標。 2，政治合法性流失 中國現在已經陷入一種「內部塔西陀陷阱」，除了一些「腦殘粉紅」之外，多數的中國人已經不再相信共產黨，只是處於無力抵抗、消極抵制的無奈狀態。換言之，中國政府已經無法贏得多數中國人民的政治認同。 3，社會控制失敗 最近一連川發生珠海廣場撞人、無錫校園刺殺事件，證明中國人的民怨已經到了「炸鍋」的地步。不只是自己躺平，也叫別人躺平。這證明中共的兩個失敗：洗腦失敗，也就是「不再聽黨的，也不再跟黨走」。這些無差別攻擊事件，雖然目前只是一種「孤狼式攻擊」事件，但是在無處申冤、積怨深重的氣氛下，許多人會採取「向社會討公道」的極端行動，一定會產生兩種效應：社會同感的「蝴蝶效應」，以及社會反抗的「共伴效應」。 川普正是利用中共這種「衰弱期」，打蛇打七寸。而這也是美國戰勝中國最後一次的歷史機遇。 三，中共釋出「戰略詐欺」的訊息 第一個訊息是，中國駐美大使謝鋒11月15日在「2024香港中美論壇」致辭時表示：「中美雙方要加強對話溝通，確立對話而非對抗、雙贏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調」。謝鋒強調：「中方對話的大門始終敞開，歡迎兩國人民多來往、多交流，願同美國做夥伴、做朋友，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雙方要妥善管控分歧，不能重複大國衝突的舊歷史」。 實際上，謝鋒所謂的「交往基調」已經不存在。川普任命盧比奧(Marco Rubio)為國務卿，以及美國國會「抗中鷹派」頭號人物麥克．華茲(Michael Waltz)為國安顧問，證明川普已經關閉中美對話的大門。未來的情況應該是：中國與美國相向而行，不是美國與中國相向而行。但是面對這種現實，謝鋒為什麼還要這麼說呢？因為「無話可說」，只好運用忽悠、矇騙、誘拐的詐騙策略，來迷惑美國、軟化美國。 第二個訊息是，習近平在秘魯的APEC會議與拜登會面時指出：「希望中美兩個作出明智選擇，繼續探尋兩個大國正確相處之道」，暗批美國在兩國關係上一直走在「不明智的錯誤道路」上。換言之，對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習近平還是採取強硬的態度。除此之外，中國政府在會議通報上引述習近平的說法：「『新冷戰』打不得也打不贏，對華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會得逞」。中國外交部還指控：「美國在許多問題上，對中國「抹黑、污衊、甩鍋推責」。 但是，注意喲，習近平還說：中方願意與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合作！這就是習近平的黑白臉、陰陽海策略。這種「假朋友、真對抗」的詐騙手法，川普若是相信，那他就不是川普！美國已經被騙了40幾年，現在不會再上當！ 既然認為美國在「遏制中國」、「打新冷戰」；既然認為美國在抹黑、污衊中國，那中方要如何與川普合作？我這裡倒想問問習近平，究竟是你的「主權肥大症」和「領土擴張狂」比較重要？還是與美國改善關係比較重要？究竟是中國不明智？還是美國不明智？如果中國繼續軍機擾台、繼續欺負菲律賓、繼續武裝支援俄羅斯，繼續做所有你否認的事，請問美中之間怎麼合作？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習近平為何又要「明知不可能而為之」呢？理由有三： 1，習近平希望川普能夠繼承「拜登路線」，也就是「保持對話、拓展合作、管控分歧、避免衝突」等等，因為，只要中美不衝突，中國就有喘息和趁機坐大的機會。 2，習近平先把好話說在前頭，來個先禮後兵。如果川普不合作而中國採取報復，那就休怪中國不客氣了！ 3，習近平認為中國還有籌碼可以反制美國。無論是採取關稅繞道、貿易報復、匯率貶值或拋售美元等等。這是中共一群「御用國師」給習近平的建議，於是習近平認為中國比美國還要強大。 習近平已經沒有選擇 首先，拜登路線已經終結，不可能在川普時期再度出現。即使這次是最後一次拜習會，但連「臨去秋波」都沒有，因為水波不興！所以，習近平的期望已經落空。 其次，川普要看的是中國的「後兵」而不是「先禮」。川普早就知道，中共一定會報復，如果美國也反報復，那也不要怪美國不客氣了！ 最後，習近平沒有什麼籌碼反制美國，除了「奧步」以外。面對川普海嘯，中國只有一個選擇，叫做「戰略收縮」！包括停止軍機擾台和圍台軍演，停止霸凌欺負菲律賓，停止武裝支援俄羅斯。若非如此，結果將是「美中對抗無上限」。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全文轉自上報
過去一周，中國國內先後發生的兩件事正在提醒人們，在獨裁統治下的中國，雖然一直以所謂「善治」的治理績效作為合法性基礎，但是其社會和政治的敗壞來得更快、更糟糕，潛藏的社會動蕩帶來的代價更大、更直接。 11月8日周末引爆中國社交媒體的鄭州大學生夜騎開封，以及11日晚在珠海發生的汽車撞人致35人死亡的事件。前者發生在中原，是數萬名在校大學生的集體行動，後者發生在中國南方沿海，屬於一起「獨狼式」的社會報復性質的刑事案件，兩者貌似毫不相干，分別跨越青年和老人兩個群體，卻神奇地幾乎同時發生，暴露出整個中國社會的一種普遍氣氛。 蔓延中的社會絕望 那就是，一個幽靈正漂浮在中國上空，不是十九世紀歐洲上空的共產主義幽靈，也不是中共幹部的集體躺平，而是民間社會的絕望氣息。特別對數千萬在校大學生和同等規模的剛畢業年輕人、對另外數千萬臨界退休尤其是50-65歲的中年男人群體來說，或許還有更多其他人群，都面臨著幾乎相同的艱難處境：找不到出路。 這種暫時看起來算是特定群體的社會絕望感，頗像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氣氛。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登出了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題目是「人生的道路為什麼越走越窄？」。這封信是一位青年工人和一位大學生合寫的，代表著當時這兩個群體在文革後的迷茫，剛剛啟動的改革並不足以給他們提供人生的信心和願景。 此信一出，果然天下大嘩，在堅持馬列主義教條的教師爺們的訓斥雜音外，便是中國廣大青年的共鳴聲，然後掀起了一場屬於青年們自己有關生活、人生、社會的大討論，區別於中共意識形態幹部們醉心的所謂真理大討論，一代年輕人藉此漸漸蘇醒、康復，從文革創傷中走了出來。 然而今天，在新冠三年之後，在短暫的「白紙革命」之後，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情緒，是一種壓抑已久的不滿、憤懣和迷茫、絕望的混合與共情，盤踞在許多人的心裡，如同一條潛龍在四處遊盪卻找不到出口。 在兩年前發生富士康工廠暴動而點燃「白紙革命」的鄭州，這個有著類似富士康模式密集型大學的城市，大學生數量超過一百萬，其中規模最大的鄭州大學更是遠離市區，校內生活枯燥，學生們似乎也從這種枯燥無味、充滿管制的大學生活中窺見到了未來的命運，一個或許直通富士康工廠或者快遞騎手的未來，才有從最初四個女生夜騎到開封吃包子然後引發連續兩個周末的萬人騎行。 這些因循守舊害怕違規幾乎憋壞的青年學生們，一直找不到或者不敢逾矩地嘗試更多事情，彷彿聽到時間齒輪的倒轉，最終發現騎上一輛共享單車夜行50公里到開封，雖然是他們能夠做到的最大限度也是最安全的冒險，卻能收穫學生生活中最大的快樂，從老鼠跑輪一般疲憊的集體夜行中努力感受「在路上」的浪漫，減緩他們對未來的焦慮，猶如20世紀初德國青年人的「候鳥運動」所帶來的短暫快樂。歷史上，這些一個世紀前的「候鳥」們，大部分後來都轉向愛國主義狂熱而死於一戰戰場，倖存者則加入了戰後極右翼的「自由軍團」，為納粹興起做了貢獻。 而對更多分散的中年人尤其是50-65歲的中年男人來說，在中國當下所謂「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動蕩時刻則有太多的可能在一夜間被主流社會體制甩出成為棄男，等於對一個人的人生的否定，很容易陷入找不到出路的絕望境地。或許，他們也是那些鄭州大學生們現實可見的未來歸宿，而另一個歸宿的鏡像則是2023年總數高達26萬的自殺人群。 這種情形下，中國人一直以來的懦弱也不容易變成挑戰體制的勇氣，結果只能以自殺了結，或者尋求僅存的男性氣概，其極端就是將社會報復作為一種同歸於盡的集體自殺。因為當他們發現被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拋棄和否定後，整個社會便被看作自身悲劇的共謀，他們最終選擇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方式將那些更弱小的人群如兒童、婦女、和無防備的陌生人當作陪葬品。如此才能解釋二十一世紀初以來到今天中國越演越烈的社會報復性、無差別屠殺，雖然這些屠殺工具通常很簡單，不是刀就是汽車，或者是用於自焚的汽油。 明知故問的社會根源 奇怪的是，在珠海撞車殺人案後的很短時間內，中國領導人罕見地在24小時內發出指示，要求追查社會根源。不到一周，從鄭州到珠海，從鄭州開封警方從護送轉而禁止夜騎到中國領導人對撞人報復案做出有史以來最快反應，顯示了這可能是兩個月前深圳發生刺殺日本兒童案第一次震動北京高層、然後被迫修改對日外交政策後的第二次震動，意味著北京可能被迫面對社會問題，檢討和修改相關政策。 不過，中國領導人的如此追問，恰如他數月前在山東日照與企業家座談追問「中國的獨角獸企業怎麼這麼少」，簡直就是一個頗具反身性意義的笑話。這是明知故問，更是推卸責任，再次試圖以所謂」將矛盾化解在基層「的楓橋模式掩蓋根本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問題。 對這些惡性罪案後面的民生疾苦，高居廟堂之上的中國統治者和手機後面的普通民眾，向來不以為意，更樂意掩蓋真相，如同珠海體育中心現場阻擾BBC記者播報的「便衣」。他們以為中國有著世界上最為發達的網格化管理體制加上大數據系統就能防患於未然，以為他們可能繼續「動態清零」或者「楓橋模式」手段將類似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 一方面，中國的維穩體制將人分為三六九等，有一個龐大的維穩分類體系和對應名單。過去這一名單主體主要是訪民、民主異議人士、特定宗教和少數民族群體、在冊精神病患和吸毒人員、復轉軍人和」兩勞釋放人員「等，而今這一名單急劇擴張，並從所謂「五失人員」延伸到「八失人員」、「三低三少」人員，即投資失敗、工作失業、生活失意、情感失意、關係失和、心態失衡、精神失常、年少失管和經濟收入低、權利地位低、社會聲望低、人際交往少、流動機會少、疏導渠道少的人，也就是社會邊緣化和底層人群，均納入維穩體系的監控之中。 另一方面，在被懲治者、被矯正者與特定宗教、民族、職業群體之外，維穩分類和名單的擴展，其主體其實是中國社會體制製造的各種受害者，無論是貧困和底層人群，還是金融「暴雷」受害者、或者向司法體系求助的受害人，幾乎無一例外地最終進入到行政系統——「老大哥」的監管，其中邏輯就是：作為社會矛盾的受害人本身就是社會不穩定因素。而一個個體一旦在弱肉強食的社會競爭中淪為受害者，就意味著被體制打入另冊。無疑，這對所有社會矛盾的受害人來說不啻為更嚴重的第二次傷害，也讓他們陷入社會孤立。 更關鍵的，在傷害與二次傷害的同時，在中國社會矛盾加劇、經濟危機惡化的同時，在所謂維穩分類名單急劇擴張的同時，這些絕非偶然個案的連續增加，都說明了中國的國家危機有多麼嚴重——國家機器已經不能也不願意提供最低限度的正義。理論上，國家的性質和基本功能就是正義供給。但是，今天中國社會尤其是華北、東北、西北的整個北方與中原，相關研究表明，幾乎「家家都有冤屈」，刑事審判二審被改判無罪的比例近乎零，行政審判幾乎沒有例外地都以行政主體勝訴為結果，連民事裁判都越來越難被接受、被認可，裁判權威越來越低，整個司法體制基本上無法滿足中國社會的正義需求。 所以，如果今天回首十幾年前一個以「良治」為借口取消公民社會、取消媒體監督、取消黨內製衡、取消司法獨立、取消民主化選擇等等而一味強調「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十分成熟……堅決不改」，那麼，中國頻發的所謂極端案件的社會根源就再清楚不過了。 換句話說，中國執政黨過去十幾年鼓吹「黨在法上」造成法治倒退的惡果正在顯現，中共所信奉的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教條在實際運行中正在發生極大的背離，這種背離正在瓦解以此為基礎的國家體系，還將付出極其沉痛的社會代價。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1965年5月，毛澤東在井岡山曾言「幹部子弟是一場大災難」，至今將近半個世紀過去，出自於毛澤東女兒李敏的回憶仍不時驗證。自中共建政以來，部份幹部子弟如同古今中外取得政權的勛貴一般，極力保持自身的優越性與關係網路，有些人受限於教育與心性的限制，貪念與腐敗也隨之而生，藉由政治影響力獲取財富，最後身敗名裂或是身陷囹圄。 若要白話的理解所謂的中共「紅二代」以及更核心的「太子黨」，就好比一間企業的的原始股東與董事會成員，政權是由他們的父執輩所創建，而其中的黨與國家領導人自然就是持有股份較多的董事，其子弟所受到的恩庇或是能涉足的利益範圍更廣，並且能自成體系。例如，出身廣東省梅縣的葉劍英，有著指揮廣東戰役的功績，在廣東當地把持大量利益而被稱為「廣東王」。其子葉選寧雖然名義上只是少將軍銜，實際上能影響解放軍總政治部，並且被「紅二代」視為精神領袖，更統有1980年代幹部子弟的海外情報網路系統，即使在江澤民時期也無法動搖其地位。 因此，所謂的「紅二代」或是「太子黨」並不是一個尊崇民主自由的公民社會所應當跟風甚至欽羨的群體，尤其是正從黨國體制走出的社會，更不應以封建心態將其視為特殊階級。這種反現代思維的風氣在部份媒體的加工之下，實則是對台灣民主化的嘲諷，威權的神話與符號崇拜仍然是難以祛除的魅影，更何況薄熙來夫婦的不法罪行放在哪個社會都是不堪的醜聞。 薄熙來在重慶表面上「唱紅打黑」，實則是收取巨賄，其妻谷開來謀殺英商海伍德（Neil Heywood），心中沒有法治與人性，何況是民主與自由。家族所積累的財富則有著遼寧與重慶百姓的血淚，承襲其血腥財富者在台灣成家，而且還是在所謂的「民主聖地」，陳定南先生等人若有靈，不知如何看待台灣人對於威權神話的想像。 從政治或權謀的角度來看，薄家的政治符號早已失去正當性與號召力，薄一波雖然是「黨與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並且位列「八大元老」，但是在中國海外民主人士的眼中不過就是「六四」的劊子手，難以藉由其符號引起自由與民主的共鳴。「紅二代」中同樣因大案聞名的還有副總姬鵬飛之子姬勝德，他曾任職解放軍參謀本部情報部副部長，曾涉及20世紀末最大腐敗的賴昌星案，也曾經推動取得烏克蘭退役的瓦良格號，也就是現在的遼寧號。 從政治認同和意識形態來看，薄瓜瓜與大多數的海外幹部子弟家族相同，不可能認同「一個中國」以外的價值。他們的紅色血脈或許慢慢有著自由主義的成分，但是民族主義的結構仍舊延續，很難期待他們能有台灣認同，他們這一代人心中的中國也很未必是「自由中國」，處事方式也大多是「與人斗，其樂無窮」，溫良恭儉讓的台灣民情難以與之博弈。 薄熙來自幼在「紅二代」群體鶴立雞群，有著身高與外貌的優勢，但也由於其傲氣凌人，在同輩的人緣並不佳。他自幼生長於大院之內，以及部隊的學校，實際上也不理解真實的工農兵生活，參與紅衛兵的鬥爭心更讓旁人感到不安。中越戰爭期間，他也未如其他幹部子弟參戰，相同出身的旅美知名學者還曾親自上陣負傷，無論文名還是武功的實績都在薄熙來之上。薄氏夫妻的大案與惡名，很難將正面地的影響力難投射到後人身上，或是在中共內部和海外成為神話或是傳說，甚至對重慶和西南地區的一般人民而言，薄熙來主政期間急遽走高的房市，以及貧富差距拉大，才是讓他們苦不堪言的災難。 薄熙來身涉大案，但是北京並未將事態擴及其家人，寬容之處與文化大革命時期有著顯著不同。薄熙來本人的監獄生活也算養生，衣食無缺且無勞動，還能有閑暇以書法自娛，這也使得他的遭遇難以被敘述成悲劇人物。薄熙來的另一個兒子李望知，也就是薄瓜瓜的同父異母之兄在中國仍舊平安無事，2023-2024年期間，還曾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在「紅三代」之中還算正面好學。 薄熙來出事期間，薄瓜瓜兄弟都能平安無事，其他親朋好友也平安無事，甚至能到海外出行，也都是北京高層網開一面。至今即使北京對他或多或少有監控，但是薄瓜瓜未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也未與外國相關單位合作，這些舉動確保他能長期在海外過著相對滋潤的日子，如今能前來台灣也不足為奇，為回報北京網開一面，他們也難以為台灣相關單位所用，最多聊點家族瑣事和茶餘飯後，仍會避免描述具體事迹。 其他有相似身分的幹部子弟在台者也不少，他們也儘可能低調度日，或為營商或是專註於充實文化生活，盡量不讓自己陷入複雜的事物之中。反過來看，遭受人身自由限制或是消息不明者的關聯人士，才是真正有價值的爭取對象，但是似乎並未受到正面看待，反而去成就不可能有為者的形勢。 1980年代至今從中國離開的幹部子弟或是太子黨家族如今大多無意於權，有意於仕途者也早已回國向北京宣誓表態。如同1949年後離開台灣的大家族遠赴海外後的模式，重視培養子弟，或者把玩文物和坐享歷史的敘事權，對於政治核心已無太多想法。若要藉由他們的餘熱扶持成類似於南北朝後梁的政權，他們恐怕也唯恐避之不及，他們的生活因為北京的授意才能得以有範圍活動，不可能反向成為密使，危害到自身現有的寬裕。 將過度的想像投射在意識形態、政治認同甚至立場作風都有問題的政治神話，恐怕只會帶給我們不必要的災難。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