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雙語課】如何用文言文講述《羅密歐與茱麗葉》
2026 年 6 月 21 日
前任美国国务卿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莱斯日前在谈及台海问题时表示，比起军事占领，中国还有其他许多选项可以对付台湾，例如他们只需改变台湾政治，促使台湾出现一个亲中政府，再慢慢侵蚀台湾的独立性。其实，莱斯说的不太对，共产党未必须要一个亲中的政府，它只需要一个亲中的国会，就可以搞到台湾大乱，内讧不止，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政治能动性。 在台湾，“亲中”的背面其实是“抹红”，所以要指控特定的政治团体或政客“亲中”，当然应该要有若干清晰的定义。诸如：这个人或团体是不是“昨是今非”或“昨非今是”只为了迎合共产党的价值观？它是不是“仇绿”更甚于“抗红”，时时刻刻展现“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政治倾向？以及，它是不是常常超出政治反对的界线，宁为玉碎，也不惜摧毁台湾过去几十年来不分朝野所建立的民主宪政价值？从这些标准出发，要说现在这个国会其实是一个“亲中的国会”，已经庶乎近矣，其证据如下： 第一、在美国、澳洲、荷兰的政府与国会相继表态“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不涉台湾主权”的立场后，同样一个动议却无法在中华民国台湾自己的国会通过。民主盟邦努力为台湾（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发声，但台湾自己的国会却置若罔闻，显得事不干己，唯一的理由就是怕中国共产党不高兴。这种把中共的喜怒凌驾于自己国格之上的作法，两蒋地下有知，恐怕也会跳起来痛骂这些不肖子孙。 第二、从昔日的“坚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到“坚持一中各表”，再到只说“一个中国”；从昔日坚持“两岸互不隶属”，到如今指控“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新两国论”，现在的国民党不断地透过挪移自己的两岸立场去迎合中共的态度。赖清德的国庆文告其实只是在覆诵昔日反共国民党的既定立场，却遭诛心式地攻讦他说的中华民国是“不同的概念”，是“两岸动荡的根源”，这种挟外援以内斗的手法，更加深台湾内部政治的矛盾。 第三、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台湾内部政治混乱，其终极目的在于瓦解台湾人对民主的信念，不再相信民主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这正是此时此刻立法院多数正在做的事。从今年二月新国会产生以来，它拒绝排审总统府与行政院依法提名的NCC与考试委员人选（不是否决），以鸡毛蒜皮的理由（26亿的原住民禁伐补偿金）不让3兆的国家总预算付委审查，更搁置新一批的大法官人事同意权审查；不仅如此，现在还著手修改《宪法诉讼法》，打算将宪法法庭释宪的可决人数提高到史上新高，将导致司法院这宪政机关无法运作彻底停摆。 立法院多数的作法看似要对宪法法庭屡屡做出不利于它的判决，进行政治报复，但实则在制造台湾内部的政治混乱。一方面，立法院自以为再无司法院节制，可用“一院号令四院”，造成立法院独大的事实；但另一方面，行政院同样可以再无违宪审查为由，指控立法院违宪侵权，拒绝公布或执行立法院的三读立法案与预算案。当《宪法》的权力分立遭到破坏，台湾政治随即进入一个互相仇视混乱崩溃的末日景象，而这正是共产党最想看到的局面。 民主不总是往前走，民主也会衰退；民主得以不断深化的关键在于所有共同体成员对于民主的无条件信仰，这信仰不只存在于自己中意的政党或候选人胜利时，即使当自己支持的政党与候选人落败时，也始终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台湾的问题在于一个不忠诚的反对党并无意遵守这样的宪政秩序，不惜拆解民主、玉石俱焚。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莱斯说的并不是警世预言，而是台湾所面对的迫切危机。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这两年来中国经济衰退，青年失业率上升到18.8%，店铺大批倒闭，包括上海南京西路地标梅龙镇广场歇业，住房销售额下跌2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经济治理方针是固本培元。我这个经济学家没听说过固本培元治理法，直觉是江湖郎中的玄术，李强在达沃斯论坛上说是对经济慢慢调理不下猛药。 可这个药方没用。第三季度报表出来GDP增长率进一步下滑至4.6%，眼看年增长率5%的目标要落空，9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会议。从会议公报和接下来一系列央行部委大动作可以看出，最高层放弃了原来的固本培元方针转而求助于给经济下猛药，用大强度的货币财政刺激经济，提振股市和房市。 9月24日央行宣布针对股市采取两项大动作。一项叫“专项再贷款”，拨款3000亿元给上市公司回购和增持股票。还有一项叫“互换便利”，拨款5000亿元，让证券公司用股票抵押换取国债，取得流动性。行长潘公胜说看情况以后还可3000亿5000亿地重复加码。这些名称和手段外行听起来比较玄，但说白了就是央行货币灌水给上市公司和股东。 “专项再贷款“是央行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给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应作的回报是回购和增持股票。这钱转了个圈，央行的3000亿元贷款换成了上市公司的股票，而且还是这些公司自己持有，等于央行送钱给他们。“互换便利”的做法有点绕弯，但实质一样。央行把手中的国债去换证券公司手中的缺乏流动性的股票（即市场不欢迎的那些上市公司股票和证券），然后证券公司用国债债券在金融市场上抵押换取资金，从而获得流动性再来投资股市。最后央行的国债换成了高风险的公司股票，这本是银行业的大忌。央行和一些国内经济学家辩护说这个措施不增加基础货币因此不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个说法经济学上是错的，它把基础货币和以M1为基础的货币供应量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一旦这批国债在金融市场上被抵押，市场上沉淀货币的相应数量就会被释放而加入流通，M1增加。也就是，虽然基础货币数量没变，但货币乘数增加，流通中货币供应量M1也就增加了。这5000亿元也就这样被投入到股市里。 货币灌水真能提振股市拉高股指吗？我们知道，决定整个股市的最终因素是经济基本面，决定某个上市公司股值的最终因素是该公司的盈利和盈利前景，其它不管什么因素只是暂时的。货币灌水不会拉高长期股值，最多就是短期涨跌。2015年股市危机，中国央行和政府投放了2万亿元还是没托住最后只能放弃，就是一例。 果然，这次央行的股市灌水造成的是又一场大起大落的股疯。央行24日发布会后，股民跟着纷纷加仓，一周内上证A股上涨30%，从2700到3500，成交额10万亿元。国庆假期数百万新股民开户，大部分为90后。假期结束后10月8日他们涌入市场，A股冲到近3700点。这时机构开始套现离场，不久A股就一泻千里，两天内跌了12% 到3200点，之后A股一直在3200左右徘徊。从流量和单子数据可以看到，国庆前机构净流入资金推高股市，国庆后机构减持套现流出资金，而大量散户就在这时流入资金被套牢。对这些新股民散户来说，央行灌水制造了个“多头陷阱”。央行信息推高股市后，机构知道这些上市公司业绩不值这些钱，于是在3500点左右套现离场，而小散户缺乏信息和经验，投入资金被套牢或割肉。腾讯网报道的株洲龙女士就是典型一例。她被股市疯狂吸引，国庆假期中开了户，10月8日用5万元买了只股票后马上就跌，迷迷糊糊被套牢。 散户们还在翘足企首第二波好解套。遗憾的是，除非央行再撒钱，不会有第二波。因为这些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就是这些，高点在3500，证券机构都懂。如果央行再撒钱，造成第二波涨跌。机构不到高点再套现离场，最后股市还是跌回原地。上市公司和股东搞到这些钱，一半去填亏损的窟窿，一半进了股东腰包。 央行的撒钱，会不会刺激实体经济？答案是不会，或者非常有限。因为中国整个经济基本面不好，企业业绩不好，上市公司和股东知道现在没有投资前景，拿到这笔横财就存进自己账户不投入实体经济。这就是经济学上的流动性陷阱。我们凭什么推断现在会是流动性陷阱？因为中国流通领域本来就不缺钱，这两年来银行是有钱没处贷。衡量存款数量的指标M2/GDP中国的比例是2.2，比美国1.0高一倍还多。银行有钱不贷款给那些上市公司，是因为银行有内部信息知道这些公司不赚钱，贷款不还的风险大。而真正缺钱又有盈利潜力的多是民营中小企业，可他们不是上市公司因此享受不到这次央行的资金灌水。所以这波对股市的撒钱是病急乱下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央行印钞票，财政部印债券，最终谁来买单？印钞票会稀释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的购买力，这些多印的钞票最后是全民买单。财政部债券最后则由国人的后代来买单。因此，对股市用货币灌水，实质上仅仅是一场财富转移，把民众和后代的钱转给那些不盈利的上市公司和股东，而对实体经济并无好处。 提振中国股市的出路在于改善经济基本面，改善企业的盈利，提振国内外投资者对企业财报和股市监管的信心和信任。这就需要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提高透明度依靠法治去除人治。党企分离，企业由企业家而不是党来领导；党政分离，经济数据发布不再要党领导修改批准；证券监管机构独立，向股民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否则提升中国股市就是不能实现的幻想。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10月中旬之后，美国大选局势已经明朗。从明局来看，贺锦丽一方由于两次接受媒体采访严重失分，选情出现崩塌式下滑；川普一方的选情越来越好，而且与2016、2020两届完全不同，除了选民支持之外，各界名人公开力挺，包括不少民主党人、矽谷名人、华尔街大佬均表态支持川普，川普一方胜选是大概率事件。但是，民主党也不想认栽，因为2020年大选的暗牌一张也没废掉，那就是民主党主政的州有15个规定选民投票无须验证身份，决定大选最后赢家的七大战场州在ID验证上有六州持此政策。 90%左倾的民调下调对贺锦丽选情的高估 美国媒体与民调公司基本左倾，因此对贺锦丽爱护有加。贺锦丽说话空洞无物，离开提词器就答所非问，一直不愿意接受媒体面对面的采访，10月7日她接受了友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比尔·惠特克 (Bill Whitaker) ，直播中多处答所非问，CBS出于造神的需要，重新播出时做了大量剪辑美化，引发舆论指责，受众甚至觉得有被愚弄之感。但民调还在努力支撑贺锦丽的选情，但也不得不略微下调，调至领先川普1-2个点。10月上旬发布的三项新的民意调查（NBC新闻民调、ABC新闻/益普索民调、Real Clear Polling）显示，贺锦丽或与川普并列，或是保持微弱领先。 但这种勉力维持的微弱领先优势，在10月15日贺锦丽接受Fox采访之后也无法继续，就连始终不渝力挺民主党的RealClearPolling也不得不下调选情资料，下图是10月18日关于七大战场州的双方支持率： 网页截图 Fox的采访成了贺锦丽的滑铁卢 有了CBS的护航式采访，贺锦丽团队有了底气，想去据说中间选民愿意看的Fox一展才仳。但10月15日这次采访成了她的滑铁卢。 采访她的是Fox新闻首席政治主播布雷特·拜尔（Bret Baier），政治立场亲民主党，否则贺锦丽团队也不会接受采访。以下是几个重要的片段，照录以供读者自行判断。 1、关于贺锦丽任副总统期间履职： Bret：你入驻白宫已经3.5年，你要翻过哪一页？ Kamala：从川普分裂我们国家说辞的上个10年翻页，…… Bret：但是超过79%的美国人说国家走错了路，这是在你和拜登执政3.5年之后走错了路，然后你说要翻页，…… 贺锦丽：“但是川普一直在竞选这个总统” Bret：“但你一直在这个职位上。” 贺锦丽：“come on，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Bret：“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2、关于民主党反对投票验证ID： Bret：为何不支援大选投票提供个人ID？ 贺锦丽：是为了方便美国农村地区的选民，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条件去复印他们的身份证。 （这里得说明一下，美国农村选民是最支持“选民提供身份证”的人群，为了投票他们甚至可以不远百里驱车前往，何谈没有条件复印身份证？ ） 3、关于拜登的身体状态 Brett：“你告诉许多采访者，乔·拜登状态很好，他让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注意到拜登总统的智力似乎下降的？” 贺锦丽：“乔·拜登——我从椭圆形办公室到战情室都关注著他，他有判断力和经验，能够代表美国人民做出非常重要的决定。” Brett追问：“三年半以来，你每周至少与拜登见面一次， 你没有任何顾虑吗？” 贺锦丽：“我认为美国人民对唐纳德·川普心存担忧，这就是为什么最了解他的人，包括我们国家安全界的领导人都站出来发声，甚至在椭圆形办公室为他工作过的人、在战情室与他共事过的人都说他不适合当总统，很危险，永远不应该再当美国总统，包括他的前副总统，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选择另一位竞选搭档。所以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Brett继续追问：“没有人提出担忧吗？” 贺锦丽回答：“乔·拜登不在选票上，而唐纳德·川普在。” 4、关于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Brett问贺锦丽有多少非法移民入侵美国，贺锦丽拒绝回答；布雷特问“你的政府迅速翻转了川普的边境政策，你后悔吗？”贺锦丽拒绝回答。 布雷特在访谈结束后说，在他采访Kamala时，她的4个竞选助理向他挥手示意停止访谈，以至于他不得不在26分钟时就提前结束了对贺锦丽的访谈。 左派对Fox采访的反应 这场采访之后，左派也很清楚知道贺锦丽这尊速成的泥塑金身油漆剥落殆尽。《国会山报》10月17日上午发表一篇“贺锦丽在Fox采访的灾难表现”，作者贝克特·亚当斯（Becket Adams） 是国家新闻中心的项目主管，他认为，从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这次采访都是一场灾难。在文章中他从三方面指出一个所有左媒都不肯指出的问题：贺锦丽是民主党上层Choice而非党团代表Vote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参与了这场“内变”。、 1、亚当斯特别提到Bret关于拜登身体状态的提问，认为“这是唯一需要问的问题，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未知领域，没人教她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Brett问她在向公众隐瞒拜登总统精神健康状况下降的长达数年的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她显得如此完全措手不及。” 2、亚当斯进而指出，“Bret怎么会是这个行业中唯一一个愿意询问民主党候选人她在这一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人呢？这一阴谋最终导致现任总统被逐出自己的连任竞选活动，为她自己不太可能的继任铺平了道路“，“媒体至今没有就这个问题向她施压，这已经不仅仅是缺乏好奇心或马虎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职。” 3、美国总统中途退出竞选，而他的副总统（她在 2020 年竞选总统时甚至没有进入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获得提名，这对我们的媒体来说还不够“史无前例”吗？如果副总统参与白宫阴谋的行为符合“公共利益”的标准，那就没有什么不能符合了。 CNN 也不再讲同一阵线的情面，在几台节目里都批评贺锦丽在Fox的采访中表现糟糕，“她无法解释为什么拜登和贺锦丽推翻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改变了一切，然后大批人涌入”。 英国《每日电讯报》于10月17日发表罗杰·金博尔 (Roger Kimball)的文章，认为贺锦丽已出现“兵败如山倒”的预兆，并断言“川普将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还隐含地讽刺了2020 年，拜登在少数几个摇摆州仅以 44,000 张选票的差距赢得了总统大选。这次没有中国病毒来说明他们。“他们知道这一切，因此他们感到恐慌”。 Fox采访前一天，赌盘综合市场（Polymarket）显示川普赢得选举的机会为57%，而贺锦丽的机会为41%。采访之后的10月16日上午，这组资料变成了川普62.1%，贺锦丽37.8%。短短一夜之间，两人的差距从16%扩大至24.3%。 极度沮丧之下，贺锦丽甚至没去参加第 79 届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纪念基金会晚宴。按照传统，每逢大选年，纽约枢机主教举办晚宴，将两位总统候选人聚集在一起，度过一个被描述为“无党派”和“自嘲式”的愉快夜晚，同时为纽约天主教慈善机构筹集数百万美元。贺锦丽缺席只以视频虚拟参加本身就成了大新闻。 川普的MAGA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川普这是第三度竞选，2016年因为民主党一方认定希拉蕊稳赢，《纽约时报》在大选当天称希拉蕊有92%的机会大赢，因此是按常规选举没做太多的操盘工作，这才让沉默的川普支持者用选票将川普送进了白宫。吸取这一教训，被誉为“民主党选举战略总设计师（The Architect）”的迈克尔·波德霍泽（Mike Podhorzer）于2019年牵头，动员了左派的全部力量，从组织、资金、法案到人力都做了充分准备，成立了“民主保卫联盟”（democratic Defense Coalition），前所未有地操控全美选举，“赢”得2020美国大选。 2024的川普竞选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拜登-贺锦丽执政让许多人看到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都转而支持川普。他目前竞选班底的重要成员，例如副总统万斯、罗伯特·甘迺迪（甘迺迪总统的侄儿）、图尔西·加巴德( Tulsi Gabbard) 都曾是他的反对者。马斯克更是被他不屈不挠为实现美国优先的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感动，从斥资数百亿收购推特开始就在为2024大选做准备。在2016年一边倒支持希拉蕊与民主党的好莱坞，如今更是有妮可·基曼（Nicole Kidman）等著名影星纷纷表态支持川普，有个《川普名人代言：支持前总统的名人完整名单》每天在更新，如今已达逾百人。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不少娱乐界、体育界等各界名人都在力挺川普。 以上这些，都是明局。 暗牌：对美国大选至关重要的地方选举管理 贺锦丽选情不妙，但民主党对这次选举仍然务在必得，底气何在？秘诀就在美国的地方选举管理有隙可乘。我查阅了几个美国选举网站，终于将美国地方选举管理的沟沟坎坎理清楚，写了一篇《对美国大选至关重要的地方选举管理》（《联合早报》，10/17/2024），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1、美国没有负责选举的全国性机构；2、根据美国各州选民身份识别法，截至2024 年 4 月，已有 35 个州要求选民在选举日出示身份证明才能投票，其馀 15 个州（民主党州）等在“无需出示任何身份证件”之列。 3、计票过程是否透明，取决于当地选举中心计票时聘请的监督员是否尽职公正。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市官员的文章就做在投票站工作人员的安排上。今年8月初，底特律选举委员会任命了 2,337 名民主党监察员，310 名共和党监察员。据共和党调查，其中至少有 100 人被证实是冒充共和党人的民主党人。4、事后法律追诉不能改变选举结果。 因此，美国的总统大选结果，相当程度上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选举官员的良心帐。 美国大选的明局与暗牌如上所述，共和党今年还得将精力放在防止2020年“拜登曲线”的再现。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经济学者，分别是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以及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官方公布的获奖原因，是表彰他们长年研究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他们的研究显示，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至于那些法治薄弱且制度性剥削民众的社会，尽管经济增长能昙花一现，却往往无法持续下去。得奖者之一的艾塞默鲁说，他的研究显示了民主的重要性，但现在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却陷入低潮，令他担心不已。 想了解他们的理论，最好是阅读艾塞默鲁与罗宾逊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他们考察多国历史，仔细爬梳分析，尝试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国家之间贫富悬殊。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学者众说纷纭，“制度论”一开始并非那么显而易见。 例如十八世纪末，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提出“气候论”，认为热带地区的人比较穷，是因为他们懒惰且缺乏好奇心，既不努力工作，也没能力创新。孟德斯鸠还推测，懒人通常也会受到专制者统治，这表明气候不仅可以解释贫穷，还可以解释与之相关的一些政治现象，如独裁。 然而艾塞默鲁与罗宾逊则认为，相比起气候、地理和文化等因素，政治和经济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富是贫的关键。制度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有利于繁荣昌盛的“广纳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一是导向贫穷衰败的“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所谓“广纳型制度”，指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多元分配，不会集中于少数人手上，法律和秩序得以确立之馀，市场也有一套公平机制，保障私有产权不受侵害，广泛群众也有机会共享经济成果，由是诱发每个人专注于自由生产、投资与创新的经济活动。 在这种广纳制度下，人人皆各展所长，市场趋向开放多元，也激发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即不停创新，取代过时的事物——国家便可走上繁荣富裕之路了。 与之相反的“榨取型制度”，指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皆被少数人垄断，私人产权难获保障，民间不愿储蓄，也没动力生产、投资及创新，导致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艾塞默鲁与罗宾逊断言，榨取型制度是不会持久的，原因有二。第一，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innovation)，而创新与“创造性破坏”是分不开的，但创造性破坏同时也会动摇既有的政权，掌权者害怕这种变化，必会扼杀任何创新，所以在这种制度下萌芽的任何增长，最终都会化为泡影。 第二，主导榨取型制度的少数人能够获得庞大利益（代价当然是牺牲社会大多数民众），所以政治权力会被各方觊觎，大家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导致政治长期动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经济制度自然也被波及，无法确保恒久健全的发展。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想到那个近廿年一直趾高气扬、吹嘘经济增长的国家了。毫无疑问，中国政治走的是“榨取型”路线，那为什么又会发生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呢？两位作者在书中也作了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功增长，是因为它的经济制度有一根本变化，从榨取制转向显著更包容的广纳制，但高度威权、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令这个广纳制变得更困难，而非更容易。（its successful growth experience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s due to a radical shift away from 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toward significantly more 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which was made more difficult, not easier, by the presence of highly authoritarian, 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国家为什会失败》问世的一年，习近平刚刚上台，两位诺奖得主已神机妙算指出，中国依赖引进外国技术和出口低端产品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中国的增长也可能会结束（Nevertheless, Chinese growth is also likely to come to an end）”。中国经济前景在两位作者眼中，简言之，就是“一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 他们估计，中共及中国经济精英将在未来几十年牢牢抓住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和他们的理论表明，“具有创造性破坏和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而中国耀目的增长率亦将慢慢化为乌有（ growth w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rue innovation will not arrive, and the spectacular growth rates in China will slowly evaporate）。” 如今十二年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果然像艾塞默鲁与罗宾逊预言般，逐渐“清零”，他们的理论再次得到印证，这个诺贝尔奖当之无愧。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跟你说：“民主可以当饭吃吗？”你不妨这样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可以’，而且他们精准地预言了，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使风光一时，最后还是要吃草。”（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中国9月底宣布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后，股市短暂反弹。这令一些中国人产生了经济复苏的乐观情绪。然而，仅仅两周的疯狂买盘和随后的一天大规模抛售之后，股市的反弹似乎就后劲不足了。按理说这并不令人意外：疫情之后到现在， 中国的实体经济, 从各项数据上看都并没有真正的好转; 经济衰退导致的公司业绩下滑更是普遍存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股市能够如此飙升，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根本就是不正常的事情。再加上中共利用股市收割散户的做法早已不是第一次，许多国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然而还是有很多散户对股市的持续上扬，甚至对中国的经济面看好依然满怀期待。这样的现象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心理状态。我们或许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形容。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的就是受害者明知对方是施暴者，却始终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对于中国的股民来说，很多人其实应当对2015年的股灾记忆犹新。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应对房地产业的低迷，鼓励股市投资。在政府和官媒的助推下，投资者大量涌入股市，甚至不惜借贷进行投资。中国股市从2014年的2000点左右，暴涨至2015年6月的5166点。然而，仅两个月后，这一涨幅便几乎全部抹去，沪深300指数在8月跌至2850点。许多投资者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甚至赔上了他们的全部积蓄。最近几周发生的事情，几乎跟2015年的股灾一模一样，暴力托市导致的，是散户股民财产的“血流成河”。但中国股民仍然不吸取教训，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表现，它显示出中国人对政府的政策还是抱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和期待。 中国投资者对于中共政府的依赖，不仅体现在股市上，还体现在其他经济决策中。很多人总是相信政府不会任由股市和房市一泻千里，一定会有办法重新拉抬股市和房市。明知风险重重，却依然抱有希望，幻想着政策的转向或经济的奇迹性复苏能够带来巨大收益。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想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某种心理上的无奈的表现。面对无可避免的现实，很多人选择了跟随政府的决策，甚至为其辩护，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的选择。正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受害者那样，人们明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可靠的施政者，却仍然抱有希望，幻想着某种奇迹的发生。或许我们可以理解的是，对很多人来说，清醒只能产生绝望，而绝望只能让现实变得更加艰难。 正是从这样的心理状态出发，面对不稳定的市场和短期刺激政策，很多人选择了跟随和期望，而非冷静分析和理性判断。这种心理上的依赖和自欺欺人，使得他们一次次成为市场波动的牺牲品。这一次股市的起伏，一定也会导致一大批散户成为被收割的“韭菜”。 历史一再证明，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救世主，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对于中国的投资者们来说，最好的觉醒方式不是依赖政府的短期政策，而是通过自我教育和经验积累，逐渐提高市场认知，避免成为下一轮股市波动中的“韭菜”。希望这次股市暴起暴落的教训能够唤醒更多的人，让他们摆脱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困扰，真正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两天，香港、台湾两地文学界发生了一场小风波，一般读者也许没留意，但其中某个现象倒值得谈谈。事缘台湾文学杂志《文讯》推介了一群台、港作家，包括两名“九O后”香港人梁莉姿和沐羽，本来是一桩美事，但有句话用词失当，结果惹怒香港不少创作人。整段话是这样写的： “谈到梁莉姿和沐羽，评审不禁感叹，九O后这批来自香港的创作者，他们过去受雨伞运动的影响，大量学生移动到台湾求学，他们梦想著在台湾生活可以得到救赎，事实却不然，许多人的憧憬被日常削弱，最后幻灭。来到台湾的学子们失望了，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驯化了，名单中这些香港作家非常珍贵，他们在混乱中执笔面对困境，即便梁莉姿的书在香港被视作禁书，她和其他创作者依旧努力在历史中留下身影。” 惹起争议的自然是“留在香港的青年被驯化了”这一句。首先，“驯化”通常不是形容人的，那是指野生动物被人长期饲养后，丧失原来的习性，完全任人摆布。至于适用于人而意思较正面的词语，是“醇化”（粤音跟“驯化”一样，但国语不同音），表示“（接受）淳厚教化”。当然，“醇化”两字虽适用于人，却未必适用于今日香港。 第二，撇除“驯化”两字隐含的动物隐喻，也许作者的意思不外乎是：今日留在香港的青年都变得很易管教，对政权唯命是从，不再有反抗的意志了。若作者真的这样想，“驯化”两字就不仅仅是引喻失义，更反映作者对香港现况的了解太片面和刻板了。 然而面对这类偏颇的批评，留在香港而没被“驯化”的人又可以怎样申辩呢？水至清则无鱼，作诗写文的人决不可能为了反驳，就“画公仔画出肠”，将藏在文字的内心曲折和盘托出，正如许多拍电影的港人，也无法一清二楚解画，告诉其他地区的观众片子有何弦外之音。因为在今天香港，你不知道这些辩解会带来什么法律责任，也不知道某些PK会否跳出来谴责你。 这场文学界的小风波，不禁令我想起近日西门町小粉红抢“光时”旗事件的一段小插曲。根据身在现场的桑普撰文所说，当时原来有一对中老年夫妻站在港人后方，男人疑似是台湾人，右手拿着长伞，大喊：“我看不起你们香港人！不敢在香港闹，跑到台湾来闹！” 当年台湾仍在白色恐怖时代，很多禁书也要在香港出版，相信当时香港人也不会说：“我看不起你们台湾人！不敢在台湾印书，跑到香港来印！” 闹出这场文学界风波后，《文讯》已承认用词不当，也为此表示歉意了，希望他们日后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香港作家的用心吧。当然，每个国家或地方都有自身特别关注的事，我不奢望台、港的人可以完全理解彼此，只愿两地能多些谅解就好。（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今年10月1日，中共建政75周年，当局视为大庆。党媒先后分两批刊出76个国家政要的祝贺。其中，大多数为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甚少。最显眼的是，首次缺席美国政府或政要的祝贺，这与往年大不同。 往年，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通常在9月底、即中共国庆日前夕向中国政府或领导人发出祝贺之词。比如拜登政府，布林肯国务卿在2021、2022、2023连续三年向北京表达了祝贺之意，而今年却戛然而止。拜登总统也突然陷入沉默。 但中共国庆节过后，却又发生了两桩怪事。 怪事之一：10月2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新闻声明，词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国庆日之际，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表示祝贺。” 意即，表达对中国人民的祝贺、而非对中国政府。故意选在10月1日之后，涵义大有奥妙。美方大概也了解到：中共的所谓国庆节，在很多中国民众眼里却是国殇日。 怪事之二：10月5日，中共国庆节四天之后，中共党媒新华社忽然刊登出这么一段文字： “外交部发言人5日就美国总统拜登向习近平主席致国庆贺电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媒体报道，许多国家、政党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请问美国总统拜登是否有向中方致贺？发言人说，近日，美国总统拜登致电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拜登总统在贺电中表示，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5周年之际，我谨代表美国人民向您和中国人民表达祝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在这出显然是由北京自我设计的官方发言人和官方记者之间自我问答的演出中，中方释放这样的信息：拜登向习近平发出了国庆贺电。但诡异的是：美国方面、包括白宫网站，没有任何讯息显示拜登曾发出这样的贺电。中共竟敢公然造假？还是私底下与美方沟通，达成某种默契？我们不得而知。 习当局为何如此在意美国的贺电或贺词？北京很清楚，美国已经把共产中国定义为最大威胁和最大敌人。美国政府从总统到国务卿首次没有对中共表达国庆祝贺，更等于正式宣示了这一立场。其实，就习近平本人来说，并非在意美国政府对中国态度如何、甚至也不在意美国政府对中共态度如何，他更在意美国政府对他本人的态度如何。 问题正在于此。历届中共领导人当权，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很在意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的加持。能否获邀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历来是他们与美方讨价还价的重要项目；如果不能获邀国事访问，退而求其次，讨要工作访问的名目；再不济，就求得个庄园会谈，其实就是降低规格的非正式会谈。 美国政府是否接待中共领导人，在中共党内看来，就隐约代表着美国政府是否承认这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做状反美、反西方，却脱不了江泽民、胡锦涛的心病。而今年七月，中共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关习近平权力遭削弱、尤其军权旁落的传闻在海内外传得沸沸扬扬。当此之际，习近平更急需美国的加持，借以挽救他在党内、军内大幅下滑的权力和权威。 但此时，美国政府恰恰要做出相反的选择。依据美国情报的灵敏和精准程度，美方大抵已经掌握中南海内部的微妙变局。派遣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出访北京、指名要求会见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探虚实，乃是美方的动作之一。中共国庆之日，美国政要首次默不表达祝贺之意，乃是动作之二：避免为习派所利用，避免为习近平权力背书。 此时此刻，如果非要问：在中共党内持久而不时恶化的权力斗争中，美方究竟加持哪一派？答案：美国可能加持或含蓄加持的，绝非习近平或习派，而是相对理性的反习派。围绕美国政要的贺电之谜，印证的，正是三中全会后习近平的权势衰落。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