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男女在墨尔本吃霸王餐“名声大噪” 店主忧经营安全
2026 年 9 月 13 日
“回音室”这个词在欧美兴起的时候，似乎是形容社交媒体多，形容人们长期接收单方立场资讯，最后与现实脱节。但是网络早已是现实的一部份了，始终是人在用工具。人性本来就会因为意识形态而自然建起“回音室”，网络只是这个行为的伸延，并不是人们发明了社交网络演算法（会不断推送你有兴趣或同意的消息）才有的事。 美国大选的震撼结果，川普和共和党取得近代极高的民意授权。亲民主党的传媒、社会菁英、名人在事前几乎没人能料到“全面翻转”的结局。全球自由派仿佛也在选后也陷入某种失语至今。这种震惊当然值得深思，可以令外界评估一下“建制”与一般人的脱节有多严重。 一些民主党支持者的失望和不可置信，是因为他们以为川普支持者是社会中的少数，以为会投得下川普的选民都是低教育、没有国际视野的种族主义者，亦即是“坏人”。当你觉得那些人是坏人的时候，自然就不需要说服，只需要批判。于是反而不断孤立了自己。 所以等而下之，不少失望美国网民早前在tiktok上发疯的时候，也将败选矛头指向黑人和拉丁裔，极端的还会呼吁他人去举报拉丁裔人的“非法移民亲戚”。 因为结果发现不少“有色人种”也投了川普。这实在是令自由派难以接受，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一可能是认为，有色人种、移民和弱势，是必然受到“移民友好”的民主党吸引。这“想当然尔”一旦破功，我们才会看到现实。 在很多地方也是，新移民反而是反移民的。移民城市也会反移民。因为移民千辛万苦花钱花时间去心机去赌，来到一个新国家，自然不会乐见其他人是不经过“正常程序”就能落户。那种“相对剥夺感”对新移民也是最有效果。 相反寻常的美国人有更多东西，在社会已经立足更久，未必会对非法移民问题有那种思考，甚至是因为日常生活过于安逸，会将复杂的非法移民问题采取非黑即白的道德简化，变成“是否支持难民可以家庭团聚”的煽情是非题。 结果是大多数人投给川普，他们有很多人不是传统的MEGA支持者，但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人，甚至可以是一个绞刑吏，去收拾现在混乱不堪的美国。 自由派菁英对于川普的“坏形象”过于自信，但这些叙事其实是由自由派生产，再由自由派传播，民调又是他们做的，就是一个人形蜈蚣式的资讯房。麦克风一天到晚都在你手中，你自然就忘了台下的也是活人，他们可能有异见，但你听不到。 全面翻转的选举结果告诉世人，民主党也长期有自己的回音室，而这个回音室才是导致川普如此大胜的推手。民主党高层认为次要的问题，其实才是美国人最在乎的议程。 长期来说，一定会有很多人向执政当局反映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自由派近年很流行将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现象视为“假新闻”，例如非法移民影响治安，警察不管犯罪等，也有很多人是视而不见，认为是“极右阴谋论”一句带过，讨论完结，社交传媒删文封帐处理。 所以“始终不理会边境问题”的印象也成为他们的死因之一。你可以看到在自由派圈子中，像极右、法西斯、种族主义者之类大名词就像咒语一样很有用，似乎只要将一些人一些事打为极右，就可以将那些东西“非人化”、“魔王化”，但他们太随意了，事实上也是不断终止自己阵营理解异物的可能，令自己越来越不灵活，越来越无法及时修正自己的政策和思想，最终将自己隔绝于一般人之外，自己建立起回音室。 有些人也不明白，学院那一套价值观不应用在全世界。如果套用他们的想法，那么美国现在大部份人也是法西斯份子，但他们只是跟自由派菁英有著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政治关注。 掌握了传媒和话语权的菁英擅长创造新词，创造概念，例如他们部份会将这种“人民求变”的朴素现象形容为“民粹”，有著道德谴责色彩。在太平盛世，我们会比较害怕失去面子，因为得罪了这套意识形态和语言游戏，被当成黑五类，你就不要指望能挤身于菁英社会。 然而当世界已经烂到人们失去挤身其中的，你的阶级礼仪就不能再对他们生效，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就对下层一般人失去最后的统制力。 选举结果中，年轻人竟然有那么多人不投进步派，年轻人本来应该不会那么世故，要有理想主义才是，但他们坚定求变。那可能是进步派执政的现实，实在太烂了，几年老尽了美利坚青年的心。 ※作者为香港评论者／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回音室”这个词在欧美兴起的时候，似乎是形容社交媒体多，形容人们长期接收单方立场资讯，最后与现实脱节。但是网络早已是现实的一部份了，始终是人在用工具。人性本来就会因为意识形态而自然建起“回音室”，网络只是这个行为的伸延，并不是人们发明了社交网络演算法（会不断推送你有兴趣或同意的消息）才有的事。 美国大选的震撼结果，川普和共和党取得近代极高的民意授权。亲民主党的传媒、社会菁英、名人在事前几乎没人能料到“全面翻转”的结局。全球自由派仿佛也在选后也陷入某种失语至今。这种震惊当然值得深思，可以令外界评估一下“建制”与一般人的脱节有多严重。 一些民主党支持者的失望和不可置信，是因为他们以为川普支持者是社会中的少数，以为会投得下川普的选民都是低教育、没有国际视野的种族主义者，亦即是“坏人”。当你觉得那些人是坏人的时候，自然就不需要说服，只需要批判。于是反而不断孤立了自己。 所以等而下之，不少失望美国网民早前在tiktok上发疯的时候，也将败选矛头指向黑人和拉丁裔，极端的还会呼吁他人去举报拉丁裔人的“非法移民亲戚”。 因为结果发现不少“有色人种”也投了川普。这实在是令自由派难以接受，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一可能是认为，有色人种、移民和弱势，是必然受到“移民友好”的民主党吸引。这“想当然尔”一旦破功，我们才会看到现实。 在很多地方也是，新移民反而是反移民的。移民城市也会反移民。因为移民千辛万苦花钱花时间去心机去赌，来到一个新国家，自然不会乐见其他人是不经过“正常程序”就能落户。那种“相对剥夺感”对新移民也是最有效果。 相反寻常的美国人有更多东西，在社会已经立足更久，未必会对非法移民问题有那种思考，甚至是因为日常生活过于安逸，会将复杂的非法移民问题采取非黑即白的道德简化，变成“是否支持难民可以家庭团聚”的煽情是非题。 结果是大多数人投给川普，他们有很多人不是传统的MEGA支持者，但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人，甚至可以是一个绞刑吏，去收拾现在混乱不堪的美国。 自由派菁英对于川普的“坏形象”过于自信，但这些叙事其实是由自由派生产，再由自由派传播，民调又是他们做的，就是一个人形蜈蚣式的资讯房。麦克风一天到晚都在你手中，你自然就忘了台下的也是活人，他们可能有异见，但你听不到。 全面翻转的选举结果告诉世人，民主党也长期有自己的回音室，而这个回音室才是导致川普如此大胜的推手。民主党高层认为次要的问题，其实才是美国人最在乎的议程。 长期来说，一定会有很多人向执政当局反映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自由派近年很流行将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现象视为“假新闻”，例如非法移民影响治安，警察不管犯罪等，也有很多人是视而不见，认为是“极右阴谋论”一句带过，讨论完结，社交传媒删文封帐处理。 所以“始终不理会边境问题”的印象也成为他们的死因之一。你可以看到在自由派圈子中，像极右、法西斯、种族主义者之类大名词就像咒语一样很有用，似乎只要将一些人一些事打为极右，就可以将那些东西“非人化”、“魔王化”，但他们太随意了，事实上也是不断终止自己阵营理解异物的可能，令自己越来越不灵活，越来越无法及时修正自己的政策和思想，最终将自己隔绝于一般人之外，自己建立起回音室。 有些人也不明白，学院那一套价值观不应用在全世界。如果套用他们的想法，那么美国现在大部份人也是法西斯份子，但他们只是跟自由派菁英有著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政治关注。 掌握了传媒和话语权的菁英擅长创造新词，创造概念，例如他们部份会将这种“人民求变”的朴素现象形容为“民粹”，有著道德谴责色彩。在太平盛世，我们会比较害怕失去面子，因为得罪了这套意识形态和语言游戏，被当成黑五类，你就不要指望能挤身于菁英社会。 然而当世界已经烂到人们失去挤身其中的，你的阶级礼仪就不能再对他们生效，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就对下层一般人失去最后的统制力。 选举结果中，年轻人竟然有那么多人不投进步派，年轻人本来应该不会那么世故，要有理想主义才是，但他们坚定求变。那可能是进步派执政的现实，实在太烂了，几年老尽了美利坚青年的心。 ※作者为香港评论者／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回音室”这个词在欧美兴起的时候，似乎是形容社交媒体多，形容人们长期接收单方立场资讯，最后与现实脱节。但是网络早已是现实的一部份了，始终是人在用工具。人性本来就会因为意识形态而自然建起“回音室”，网络只是这个行为的伸延，并不是人们发明了社交网络演算法（会不断推送你有兴趣或同意的消息）才有的事。 美国大选的震撼结果，川普和共和党取得近代极高的民意授权。亲民主党的传媒、社会菁英、名人在事前几乎没人能料到“全面翻转”的结局。全球自由派仿佛也在选后也陷入某种失语至今。这种震惊当然值得深思，可以令外界评估一下“建制”与一般人的脱节有多严重。 一些民主党支持者的失望和不可置信，是因为他们以为川普支持者是社会中的少数，以为会投得下川普的选民都是低教育、没有国际视野的种族主义者，亦即是“坏人”。当你觉得那些人是坏人的时候，自然就不需要说服，只需要批判。于是反而不断孤立了自己。 所以等而下之，不少失望美国网民早前在tiktok上发疯的时候，也将败选矛头指向黑人和拉丁裔，极端的还会呼吁他人去举报拉丁裔人的“非法移民亲戚”。 因为结果发现不少“有色人种”也投了川普。这实在是令自由派难以接受，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一可能是认为，有色人种、移民和弱势，是必然受到“移民友好”的民主党吸引。这“想当然尔”一旦破功，我们才会看到现实。 在很多地方也是，新移民反而是反移民的。移民城市也会反移民。因为移民千辛万苦花钱花时间去心机去赌，来到一个新国家，自然不会乐见其他人是不经过“正常程序”就能落户。那种“相对剥夺感”对新移民也是最有效果。 相反寻常的美国人有更多东西，在社会已经立足更久，未必会对非法移民问题有那种思考，甚至是因为日常生活过于安逸，会将复杂的非法移民问题采取非黑即白的道德简化，变成“是否支持难民可以家庭团聚”的煽情是非题。 结果是大多数人投给川普，他们有很多人不是传统的MEGA支持者，但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人，甚至可以是一个绞刑吏，去收拾现在混乱不堪的美国。 自由派菁英对于川普的“坏形象”过于自信，但这些叙事其实是由自由派生产，再由自由派传播，民调又是他们做的，就是一个人形蜈蚣式的资讯房。麦克风一天到晚都在你手中，你自然就忘了台下的也是活人，他们可能有异见，但你听不到。 全面翻转的选举结果告诉世人，民主党也长期有自己的回音室，而这个回音室才是导致川普如此大胜的推手。民主党高层认为次要的问题，其实才是美国人最在乎的议程。 长期来说，一定会有很多人向执政当局反映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自由派近年很流行将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现象视为“假新闻”，例如非法移民影响治安，警察不管犯罪等，也有很多人是视而不见，认为是“极右阴谋论”一句带过，讨论完结，社交传媒删文封帐处理。 所以“始终不理会边境问题”的印象也成为他们的死因之一。你可以看到在自由派圈子中，像极右、法西斯、种族主义者之类大名词就像咒语一样很有用，似乎只要将一些人一些事打为极右，就可以将那些东西“非人化”、“魔王化”，但他们太随意了，事实上也是不断终止自己阵营理解异物的可能，令自己越来越不灵活，越来越无法及时修正自己的政策和思想，最终将自己隔绝于一般人之外，自己建立起回音室。 有些人也不明白，学院那一套价值观不应用在全世界。如果套用他们的想法，那么美国现在大部份人也是法西斯份子，但他们只是跟自由派菁英有著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政治关注。 掌握了传媒和话语权的菁英擅长创造新词，创造概念，例如他们部份会将这种“人民求变”的朴素现象形容为“民粹”，有著道德谴责色彩。在太平盛世，我们会比较害怕失去面子，因为得罪了这套意识形态和语言游戏，被当成黑五类，你就不要指望能挤身于菁英社会。 然而当世界已经烂到人们失去挤身其中的，你的阶级礼仪就不能再对他们生效，自由派的意识形态就对下层一般人失去最后的统制力。 选举结果中，年轻人竟然有那么多人不投进步派，年轻人本来应该不会那么世故，要有理想主义才是，但他们坚定求变。那可能是进步派执政的现实，实在太烂了，几年老尽了美利坚青年的心。 ※作者为香港评论者／作家。全文转自上报
上月31日，自由亚洲刊登和播出了《甘陕官场夫妻双双落马 揭露地方税务系统腐败隐患》一文， 大致内容是甘肃省女副省长赵金云于10月25日被通报落马，成为自去年以来第60位因职务犯罪被查的中管干部。她的丈夫陕西省税务局局长包东红的信息也从本单位的官网上消失了。开始撰写本文时，笔者到陕西省税务局官网上核实，发现该网上的“领导简介”栏里一把手的位置被该局党组副书记王宏伟占居。 一位曾与包东红有过交集的退休人士宋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她（赵金云）是怎么进入政府我也不清楚，她是民主党派的（九三学社），民主党派应该是清水衙门，她还能弄那么多（钱）……” 事实上，首先民主党派自身就早已不是“清水衙门”，民主党派专职领导人里也出现了“职务犯罪”现象。其次，像甘肃的赵金云副省长这样的民主党派成员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因以权易钱、以权易色、以色易权而被各级纪委以同级监察委名义先“留置“，后“移交司法”者已经是越来越多。 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于今年1月5日刊登的《党外身份不是党外干部的“挡箭牌”》中说：“近年来，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公布的查处通报中，出现多起党外干部涉嫌违纪违法行为…….” 之后，这篇文章已经成为中共各级统战部门教育党外干部的必读文章。 所谓“党外干部”的同义词是“非中共党员干部”。按照中共统战部门文件的权威说法：党外代表人士是指“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作出较大贡献、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非中共人士，包括民主党派、无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非公有制经济、港澳台海外等领域的代表人士”。其中的主要部分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党外人士，在人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政协、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县处级（或相当于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党外干部和民主党派各级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工商联各级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党外人士，（以及）在有关社会团体担任一定职务并发挥较大作用的党外人士。 那么，上述人中的一部分，即“在人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政协、司法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县处级（或相当于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党外干部”有多少呢？ 在习近平登基的前一年，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在中央外宣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止到去年（2010年）年底，全国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非中共人士有3.2万人。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国务院的部委办局领导班子当中，非中共的领导干部19名，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当中的非中共干部有207名，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配备了非中共的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国务院组成部门还有两名非中共人士担任正部长（指当时的万刚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身份兼任政府的科技部长，陈竺以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主席身份任卫生部部长），省级政府工作部门有33名非中共人士担任了政府部门的正职。省级高等法院、人民团体、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当中还有654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很快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用中共官媒的说法就是“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规定了党外干部配备的‘刚性’要求”。 接下来，在2018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再次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着眼近期需求和长远战略需要，培养选拔一定数量规模的优秀年轻干部，其中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党外干部都要有一定数量。” 所以，如今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的数量肯定是远远超过了3.2万了。而林子大了，自然就是什么鸟都有。 一篇出自“民主党派成员”之手的文章《当前我国党外干部群体反腐形势分析》中写道：“……在社会舆论眼里，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几乎成了政府腐败的唯一来源。这种长期的错误理念导致我国反腐败工作进行的不全面、不充分，也与党外干部群体反腐形势相背离……。党外干部群体很明显，同样也是我国公权力执行主体之一，理所当然也可能是腐败的源头。党外干部不能因其特殊性，就成为反腐败斗争中的‘死角’。所以，加强党外干部群体反腐工作力度势在必行。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的党外干部占比约为4.6％。虽然占比较少，但绝对数量上也不算小数目。对于如此之多的党外干部，在我国前期反腐败工作中却扮演着边缘化的角色。在日常的反腐败工作开展中，党外干部往往被排除在外，或者被束之高阁，视为名义上监督力度的一环，而非受监督的主体。“ 另外一篇论述“党外干部不能享有”治外法权“的文章如此警告所有党外干部：法律没有“死角”，反腐败也没有“盲区”，党外不是“纪外”，也不是“法外”，更不能成为“例外”。 该文章中介绍的案例之一是山西省临汾市前副市长苗元礼。此人被指控“用掌管的煤炭生产、安全审批权、管理权、监督权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落马之后此公多次“反省“说自己一直以来都相信（与党员干部相比）党外干部享有即使违法乱纪也不会被“怎么样”的特权。他说：“我不是党员干部，是党外干部……。不是党员，可以不受党纪约束；有了事，组织上也许会宽容些”。 而这位苗副市当年被查的“导火索”，竟是当时临汾市的另外一名副市长在看到省委组织部下达的拟提拔苗元礼为省政府机关正厅级干部的公示之后，鼓动一群曾身受苗元礼之害的煤老板联名递了状子向中纪委揭发。 这里解释一下，按照中共组织规定，党外干部在县以上各级政府、政协、人大以检察院和法院等权力机关只能担任副职，不过，在各级政府下属的部委、厅局，党外干部也可以担任正职。而苗元礼当年被拟任的职务就是山西省煤炭厅厅长。当然，凡是用党外干部担任行政一把手的部委、厅局里，同时还要设一个党组书记监督他（她）。据说中共当局有内部通知，各级公安、国安机构里，都不能安排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无论正副。 苗元礼当时对山西省纪委的“反省”材料被曝光后，人民日报也适时刊登出《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反腐败“党外”也不“例外”》一文，说是随着党外干部培养选拔迈上新台阶，苗元礼、邹德祥等案发，对于党外干部的监督管理问题，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苗元礼等无党派领导干部的违法案件暴露出在党外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教育、管理和监督方面存在着薄弱环节。……对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成为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课题。 不过呢，正是在苗元礼案发之后，“党外干部群体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不减反增”。针对党外干部比党内干部的“越反越腐”是有过之而不无及的现象，中央统战部特别下达了“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之一《当前我国党外干部群体反腐形势分析》一文分析说：：……党外干部因其具有国家干部和党外代表人士双重身份，也存在一些不同于党员干部的独特性影响因素。 文章作者坦承“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外干部群体是长期被排斥在核心位置外的。在机关中，党外干部往往只能充当次要或者边缘岗位，即使是当上领导，所承担的也多是重要性相对较弱的职能”。如此现实情况“造成部分党外干部心态失衡，认为自己是‘被统战’的干部，是执政党的‘花瓶’…… ‘有位’但很难’有威’(故不可能)‘有为’。……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局外人’心理。纵观‘落马’的党外干部可以发现，‘不是党员，可以不受党纪约束’这种错误的意识使他们长期放弃了接受来自组织、来自群众的监督，逐渐养成了‘天马行空’、妄自尊大的思维和行为习惯。“ 文章作者还找了一条理由：“（相对中共党员干部，党外干部）社会关系复杂，抵御腐败风险能力构筑滞后。在我国，党外干部尤其是民主党派干部，由于所处的政党、群体社会层次更为‘上层’，所面临的腐败诱因也更多。如民主建国会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会内企业家数量居多。会内组织活动中，该会干部多与企业家接触固然有助于了解企业发展情况，但也存在权钱交易的风险加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领导科学学科创始人”李拓则认为：中纪委处理民主党派官员先例较少，是因掌握实际权力的多数都是中共党员。但是，十八大后加强反腐，也包括对民主党派的反腐，“这意味着进入新常态，不要以为其他党派的就没有人管“。 说这番话时的李拓正在就广州市政协前副主席潘胜燊“出卖国家利益”案接受境外记者采访。对于“虽然潘是民建成员，但官方报道其调查经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并由中共广东省纪委发布”的问题，李拓回答说：从措辞上判断，由中共纪委“双规“(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接受调查)了他。民建中央设有监督委员会，负责检查该会纪律执行和监督成员履行职责。而中共的党章并未提及对其他党派成员的违纪处理。官方消息所指潘的“违纪”应是违反了民建的党纪，他们的党纪也是坚持廉洁奉公的。中共纪委处理民主党派的公务人员，法理基础来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十六字方针”。 李拓的意思似乎是由共产党的纪委代民建中央的纪监机构执纪是天经地义。而这位“中国领导科学”的学科带头人说这番话时肯定也没有想到，正是因为以中共（党内）纪委的名义“双规”并查处非中共人士—-无论是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还是宗教界人士、（不在党的）私营企业主等，确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所以才在十八大，也就是习近平登基之后，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很快主导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监察委。虽然同时也明文规定监察委和同级党的纪委是所谓“合署办公”，也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但对真正的非中共人士进行查处时，只打监察委的名号。 这里之所以强调“真正”二字，是因为中共党外干部中，有一部分是具有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双重政治身份的。比如前年落马的时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于鲁明的官方简历清楚写明他是1986年12月加入农工党，199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后因为党的统战工作的需要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之前，曾先后担任过大兴县精神病医院院长、党组书记和县卫生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中也明言于鲁明因“严重违反（共产）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开除他中共党籍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前面说到的《学习时报》刊登的《党外身份不是党外干部的“挡箭牌”》一文，也还特别以于鲁明为典型案例，说于鲁明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等职，是党重点培养选拔起来的高级干部，但其背弃党派初心，丢掉共产党员标准，把拥有的党外身份当作可以“例外”的“挡箭牌”……。”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夜话中南海专栏今天播讲的文章内容至此结束，更多的关于中共政权如何在党外干部中大抓腐败犯罪分子的内容，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会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众多亲信掌控了关键职位。但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并且权势消长在这两年间也颇为明显。其中手握“刀把子”的四大权臣，蔡奇、李希、王小洪、陈一新，凭著“杀器”成为朝中当红之人，但也不免招风犯忌。 头号刀把子蔡奇从盯紧元老到监控全社会 蔡奇作为分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自兼任中央办公厅之后，权势更显外露。他不但时时伴习出行，还控制中央警卫局，将一众正国级大佬，包括已退位的前常委，全部盯紧。 习近平最警惕的是正国级高官栽培自己的亲信，现在每个高官都有把柄在习手上。比如最近受审的中国工商银行前副行长张红力，早年帮外国投行招聘太子党以获得市场准入，涉及刘云山、汪洋、栗战书等家族。而中纪委通报中就罕有提到张红力“徇私录用调整干部”。之前被抓的权贵白手套肖建华、许家印也一样，相信已供出不少权贵家族的黑料。 习除了给这些党内大佬下达不得“妄议中央”禁令，还得提防他们相互走动串联，特别是和军方将领有勾连。所以蔡奇掌管的中南海保镖，与其说是政治老人的警卫，不如说是监控者。 蔡奇还替习实际掌控著中共国安委。 2022年末习近平的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最明显的是，报告全文多达91次提到“安全”二字，相对之下胡锦涛卸任时的十八大报告，仅36次提及安全。而习最忧心的个人安全或称习政权的安全重担，首先交给了蔡奇。 2023年5月末召开的第二十届中共国安委第一次会议，相较于前两届国安委都是设置两名副主席，分别由总理和人大委员长担任，本届增设第三名副主席，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担任。按例，蔡奇作为中央办公主任，还会兼国安委办公室主任，现在的国安委办常务副主任是刘红星，他听命于蔡奇。 事实上，以国安委的核心人物角色，蔡奇可以号令所有机关企业，甚至协调军方。 再者，中央社会工作会议今年11月5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也是蔡奇出席并讲话。 2023年新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在全国各地层层有机构，负责控制访民，还负责中共所谓的党建及基层政权建设，控制各地行业协会商会、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并涉及志愿者群体。这个组织近期在全国招募社区工作者（这是网格员的升级版）。各地的外送员、快递员也被纳入特务工作行列。 这个新部门被旅美学者吴国光称为“极权补丁”。在中国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民怨四起之时，这个新的维稳部门由曾经在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蔡奇掌控，意味著中共对社会镇压力度的强化。 不过，由于蔡奇太过强势，威胁到总理李强，比如从李强手上夺走了全国秘书管理大权等。有关蔡李不和之说早已不胫而走，这可能埋下蔡奇日后的祸患。 “新东厂”首席李希强力打贪制造“躺平” “东厂”是中国明朝时期由宦官执掌的特权监察者，中纪委被称为权力无边的“新东厂”。在习近平上台后的前两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赵乐际，都没有达到李希和习近平的亲密程度。 属于“陕甘宁边区派”的李希，早年在甘肃大力帮老家把习仲勋起家之地开发成为红色景点。李希担任延安市委书记期间，又将习近平早年当知青的梁家河，打造成为官员趋之若鹜的朝拜地。这可能是他得到习的信任的原因之一。 李希在中共二十大上任中纪委书记后，前所未有地在全国纪检系统搞“清理门户”，前任赵乐际的亲信旧部纷纷被拿下。而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多名大秘旧部，如董宏、范一飞、田惠宇均已被判重刑。 李希上任以来打下的省部级老虎，总数已超过王岐山任内的同期，甚至是赵乐际同期的两倍有多。 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无论李源潮、王岐山、赵乐际、孟建柱等前中共高层，甚至习家军的栗战书，都被李希采取了“剪羽毛”的方式，把他们身边的羽毛彻底剪除。因为习要让这些政治老人成为孤家寡人，不能在未来构成任何威胁。 习打贪官的性质近年有些变化，过去第一任期，他是要清除不同派系的政敌，如周永康；第二任还是，只是清理的级别低些，像孙力军这类江曾派系的孟建柱的党羽；而第三任期，习除了清理不忠之臣，就是更明确的搞打贪经济，收钱充实国库以备战。故此，李希的打贪被赋予了战略意图。 在专制体制之下，中纪委书记会令官员又怕又恨，但最后官员变得人人都不想多做事，因为多做多错。在李希上任后，中共官场的躺平更为严重。特别是男女官员不思政务，乐于淫乱，不时爆出更多丑闻。整体上的官场怠政扩展，也为习政权最后的没落埋下伏笔。 王小洪“私家军”借力社会动乱警权大增 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王小洪本身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 靠负责习近平当年在福州的安全警卫起步，跟定习的王小洪，自2016年进入公安部，逐步掌握公安部实权。藉清洗反习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势力，他将全国31个省份省级公安厅厅长全部换了一遍，亲信遍布全国公安系统。 其中，刚担任中共新疆公安厅长半年的潘曦，近日升任新疆副主席。潘曦是福建省福州人，是王小洪的同乡和旧部。 笔者之前在《上报》有文章提到，这支靠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关系建立的公安队伍，只知有王小洪，不知有习，实际上并非“习家军”，而是“王家军”，恐怕未来在中南海也要搅起风波。 王小洪作为官场福建帮成员，有习近平撑腰，又掌控规模庞大的社会维稳力量，还包括能监控副国级领导人的公安部特勤局，所以作派比较张扬，并不把浙江帮的总理李强放在眼内。 一个明显的情形就是，近期中共地方公安跨境对企业家进行趋利性执法，被称为“远洋捕捞”，引发巨大争议。 因为经济不好，当局号称要保护民企，所以今年10月8日，中共总理李强和发改委主任郑栅洁都公开强调要制止公安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但从来未见过公安部就此表态，或对各地公安有所提醒。这除了因为北京中央觉得要靠著公安去维持政权的安全，所以不敢过分打压地方政府和地方公检法之外，也有习家军互不卖帐、王小洪不将李强放眼内的原因。 还有一个使公安地位上升和权力扩张的情况，就是最近中国多地发生所谓报复社会的恶性袭击案件，造成重大伤亡。习近平要求“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等。随后各地甚至开始排查所谓“四无”“五失”等各种失意和被怀疑“有危险”的人群。 今年11月18日，王小洪在辽宁放话，要严密重点部位防控和社会面巡控。19日，网上传出广州一位白发老人持刀与几名警察对峙中，被连开三枪击倒，据说被当场击毙。海外网民多同情老人，质疑现在警察开枪许可权扩大了。 有网民说，“现在警察居然佩枪了，听说以前是不给配的，怕他们造反……”“看来公安内部已经明确了，以后被枪杀的会越来越多。” 笔者认为，本来民众报复社会的罪行的源头，就是中共自己的专制暴政，当局制造了一个高压锅式的社会环境，让民怨无法排解，导致无差别袭击的本土型恐怖主义行为的出现。习近平当然不会做检讨，当局反而要借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强化对人民的控制，故此王小洪掌控的公安，在政权中的地位就变得更重要，包括公安的用枪、开枪权会扩大。 中国百姓中历来流传“过去土匪在深山，今日土匪在公安”。现在公安更加暴力化，也会成为民众反共的第一攻击目标。 陈一新掌国安跨界抢权惹是非 陈一新已65岁，本来已到正部级退休年龄。但据说他还有野心，希望像张又侠、王毅或者夏宝龙、宋涛这些超龄高官一样继续陪跑。 陈一新曾是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他担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期间大搞政法系整风，当时实际上架空了政法委书记郭声琨。 2022年10月陈一新掌管国安部之后，该部在去年中首次开通微信公众号，随后频频公开就中共经济、外交政策甚至文化的涉安全议题表态。 中共去年实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国安部掀起了一波“抓间谍”的群众运动，发动对外企的突击搜查和调查。国安部又扩大对西方的骇客攻击，甚至在美国大选侵入了川普(Trump)和哈里斯(Harris)竞选团队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手机。这与外界对于中共的侵略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就在今年11月21日，中共国安部借“拜习会”话题对中美关系发表评论文章说，将“坚决反制外部遏制打压”等等。 在毛泽东时代，康生主管情报系统权力太大，成为引发动乱的原因之一。现在陈一新在习家军中地位相对不高，但却是最高调的一个。这背后应该是与习近平对于政权安全问题的异常担忧有关，因陈一新善于表现，不时邀功请赏，习也乐于用他。 陈一新跨界到经济、外交、文化各领域，包括原来公安部的地盘。同时，中共的国安警察动辄举著习近平所谓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牌子，要求各部门配合工作，或私下对官员搞监听跟踪，已经在中共官场中引起不少非议。这种不满相信也包括来自他的上司陈文清，甚至包括蔡奇，因为陈一新在国安方面直达习近平，经常绕过了蔡奇。 前国安部长、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其实不是习嫡系，他相对低调，但在内斗中不一定是弱者。事实上，习的几大“刀把子”，论杀伤力也抵不上一把“枪杆子”，如果传闻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日后可能发动兵变，这些“刀把子”的野心和未来计画也会化为乌有。而无论本来是“刀把子”还是“枪杆子”，中共政权中的谁，只有能够良心发现，倒戈为人民而战，才能够有未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黎智英这几天出庭自辩，尽管身体面容应已干瘪不少，但看他的供词，黎生并没有丧失斗志和灵魂。他仍是昔日的他。 黎生之子黎崇恩近日亦马不停蹄接受外媒访问，向世界披露父亲几年来在囚苦况，并寻求各界声援，如申包胥之哭秦庭。我看到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一个访问，黎崇恩如是说：“我父亲在过去四年一直被单独囚禁，他77岁，健康已差了不少。单独监禁的目标其实是告诉你：没有人关心你，捍卫自由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你的馀生。它旨在摧毁你的身体，同时也摧毁你的心灵和精神。（…） “我有时想像，他独自在这个小小混凝土房间，看不见自然光，日复日在那里，昼夜不辨，想一想就心碎了。有时你会认为他是个硬汉，但你不知道这样子过四年会对一个人有什么影响。现在看到他依然是他自己，我松了一口气。他没输掉这场仗，他没有失去精神。” 据早前的报导，黎智英每天被囚23小时以上，只能做运动50分钟，见到自然光的时间非常有限。四年的单独囚禁、不见天日，想一想已苦不堪言，对身心损害之大更难以估计。然而在11月17日，香港特区政府居然发声明“澄清”，单独囚禁是根据黎智英意愿由惩教署安排！这个讲法简直是天方夜谭。 对于有自由的人来说，孤单也足以令他心情低落，在狱中就更是一种能把人逼到崩溃边缘的惩罚。无数的研究指出，单独囚禁会影响生理及心理健康。先谈谈心理健康：被关在一个小黑屋，长期没人说话、没人看你，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头脑能保持清醒吗？ 首先是焦虑和抑郁：每个漫长的夜晚都像无底深渊，令在囚者怀疑人生，甚至怀疑自己还算不算人。随之而来的是幻觉、妄想和极度的偏执。关得越久，思路也越混乱，记不住东西，无法专注。心灵一旦受伤，出狱后也未必能痊愈。研究显示，独囚的人获释后往往有更高自杀风险。 别以为只有心理受损，身体也照样顶不住。独自囚禁就像一场慢性毒害，失眠、晕眩、高血压、心脏病、胃痛、肌肉酸痛、消瘦等毛病都接踵而来。长年累月不运动、不见光，整个人就会慢慢凋谢。说白了，单独囚禁是一种无形无声的暴力，可以把一个人的心理和身体都摧残得支离破碎，是极不人道的折磨。 受这样的折磨，到底是黎智英本人的意愿，抑或有人企图借此击垮他的精神和身体，请自己判断。再窄的牢房，也应该留一扇能看到光的窗，请问现在有吗？特区政府要澄清的话，不如先澄清这一点吧。（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上期专栏我提出了一个命题，川普2.0对中国是不是一个“噩梦”，取决于北京的应对方式。但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先简要论述川普的人事任命，因为从他的内阁团队特别是国安和财经官员的提名，可以一窥他的对华政策。 川普新政府的人选已经公布过半了。对中国来说，重点关注的是国务卿、国安顾问、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等国安和财经官员。如果川普加码制裁和遏制中国，主要会在这两个领域。川普已提名鲁比奥(Marco Rubio)出任国务卿，沃尔茨(Michel Waltz)出任国安顾问，此二人都是有名的对华鹰派，尤其鲁比奥，在参院推动支持台湾和反对北京对香港、新疆人权的打压的立法，被中国舆论封为“反华急先锋”，并被北京制裁。川普当然清楚这个事实，可仍然提名他做国务卿，摆明是要对北京示强。可以预期，川普对和中国加强外交联系，特别是保持两国高层外交管道沟通的畅通，或许并不在意。 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贸易代表这三个重要的财经职位特朗普尚未公布提名，但普遍认为，此前在其第一任期担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将回锅再挑贸易代表重担。美中贸易战就是由他一手策划并主导的，如果川普对中国征收高关税的竞选主张要落实，没有比莱特希泽更合适的人选了。 在川普的新政府人选中，马斯克(Elon Musk)看起来是唯一对中国友好的成员。这位世界首富在中国有着巨大利益，而从目前透露出的情形看，川普对他很倚重，这让许多人对马斯克的角色充满好奇，认为在清一色的对华鹰派中，他也许能够就川普的对华态度，起到某种平衡性。但是，马斯克这张牌到底在接下来的美中对抗中可为中国起到什么样的缓冲作用，现在还不好评估。 在美中关系上，台湾以及经贸和技术议题是中国最看重的两个，前者被北京视作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划了多个红线，后者则关乎中国的经济成长和技术进步。不过，两国虽常为台湾起冲突，眼下北京最大的担忧，却是明年一月川普上任后可能对中国祭出的关税和技术制裁。如何应对这新一波更猛烈的贸易战，是中南海最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官媒对即将到来的关税战表现出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然而，鉴于美中贸易的高度不对等，中国没有和美国同等规模的市场，以及工具箱里足够多的反制工具，北京对川普的关税制裁事实上是相当紧张的。结合官方学者的分析和建议，我认为，北京很可能采取不对称的方式和手段来应对美国的关税战，它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直接报复：川普第一任期的两国贸易战，北京开始是对等力度的反制，也就是美国对中国多少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也对美国多少商品加征关税，但在美国扩大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数额后，北京发现自己无法同等力度报复，于是改为同等比例，也就是美国加征关税的商品数量占中国对美出口总数的比例多少，比如 40%，中国就回应对等比例的美国商品数额。尽管北京也试图在关税上强烈反制美国，可要和美国打贸易战，终究是吃亏的，于是北京也采取另一种办法，即对美国特别需要的产品，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原材料进行出口管制，官方学者将此称为“打蛇打七寸”，企图遏制美国的制造业特别是科技产业。 假如这次贸易战川普真的对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征收60%的关税，由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只有1500亿美元，不到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的1/3，同等比例的反制将无法进行，北京不得不对所有美国卖给中国的产品，首先是农产品，也加征60%的关税，或者直接就不采购，以打击共和党的农民票仓。北京还会针对美国的科技制造业，列出一份原材料出口管制清单，镓和锗已经是这个清单中的成员了，大概率还会将稀土等也列入。而对配合美国政府制裁中国的美企，北京会用不可靠实体清单予以制裁，以达威吓效果。此外，抛售美债，影响美国金融市场，也可能是北京的选项之一。 开拓第三方市场：前面说了，就贸易战而言，中国肯定是打不过美国的。若再加上科技的制裁和围堵，川普第二波关税战和科技战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杀伤力。当然美国为此可能也要付出通胀的代价。要减少关税战和科技战的冲击，北京在正面迎战的同时，也会分散风险，积极去开拓第三方市场，如和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东盟发展更紧密的经贸联系，并在全球南方，特别是中东、俄罗斯、非洲和拉美等，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区域经济合作的力度。北京也很可能将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上次贸易战，北京的应对措施之一是对人民币大幅贬值，虽然人民币再贬值的空间有限，而且进一步的贬值不利人民币的国际化，但在严峻的贸易形势面前，北京为促进出口还是会让人民币贬值的。 美中的贸易战和科技战，欧盟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会是北京极力争取的对象。但是这些国家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压力，要它们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因此，中国要对它们出口更多的产品有难度，何况欧盟也在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北京现在采取的对策，就是对欧盟等西方国家单边开放，吸引它们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单边开放也包括美企在内。而针对川普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北京可能会采用新举国体制去推进技术的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经济刺激和结构改革：美中贸易战暴露出中国发展模式长久以来的一个缺陷，就是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而非消费。由于这几年经济萧条，投资也在下降，出口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中国市场的规模不足以容纳自身的产能，迟早美国是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也是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如果中国完全损失美国这个出口市场，无论北京怎么开拓第三方市场，都不能弥补，这就逼得北京在提振内需上下功夫，将经济的发展动能真正转向消费。这对中国是个痛苦的转型，但也是不得不进行的转型，否则中国经济就要承受美中完全脱钩的后果。从此角度讲，短中期会对中国造成巨大震荡，但长期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可称为短空长多。应对短空，北京采取的办法还有大规模刺激，现已出台了10万亿针对地方政府的化债方案，明年大概率会推出一揽子的财政刺激政策，规模可能也不少于10万亿。与此同时，在危机驱动下，对过去议而不决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结构性制度改革，包括分配环节的改革，也可能会推进。 最后杀手锏：台湾：前面分析的北京这些可能的应对方式和办法，特别是结构改革的效果，不会很快显现。但如果北京挺过了初期的震荡，后期经济刺激和结构改革的效应又能跟上，这对中国是最好的结果。然而，若经济刺激的力度不大，或者没有推进结构改革，又或刺激和改革的效果都不理想，面对川普关税战很可能造成两国贸易清零的事实，北京这个时候也许会破罐子破摔，用武统台湾来反制美国。这是北京在应对外部极端情况下最后一个备选的杀手锏，在北京看来，如果武统台湾的后果也不过是和美国在贸易和技术上的完全脱钩，但如果将台湾纳入大陆，中国将摆脱被动处境，在美中对抗中有可能赢得战略主动，为什么不去做呢？据不具名人士透露，有官方学者在闭门会上就建议北京，必须向川普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不要强迫中国在经济增长和国家统一之间做出选择。如果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伤害太大，或者美国鹰派对中国逼得太紧，中国将寻求国家统一。 我把北京这套应对川普关税战的打法，称为“不对称的混合战术”，不对称意味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混合战就是采取不单单关税报复的手段，也是多种方式和手段的并用。北京此套战术，综合效果如何，现在没法预估，但外界有必要了解北京很可能会这么做。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随著川普就任47届美国总统，其“强力抗中”的态势已经清晰明朗。中国将面临史上最大规模的川普海啸。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终止中美对抗，采取战略收缩，以躲避川普风暴的来临。 一，什么叫“川普海啸”？ 1，战胜中国 川普海啸是指对中国的“灾难性打击”；这不是一次性的“海浪拍岸”而已，而是一波接一波的巨浪袭击。换言之，川普的对中政策不只是关税贸易战，它还包括半导体、人工智慧、电动车、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对中共进行“我赢你输”的末日战争，特别是全面杜绝对中国的技术投资，关闭中国工业发展的动力引擎，与中国进行“经济断钩”，对中国进行“战力辗压”。换言之，川普海啸不只是防止中国弯道超车，而是把中国“逼出跑道”。所有这些战略都是为了制造一种“中国衰败”，一如当年瓦解苏联一样，实现对中国的“政权灭绝”。 2，行刑式枪决 川普的对中战略不同于拜登政府的老牛拖车，其中的差别在于，拜登的政策是“管理竞争、避免冲突”，川普则是“无畏冲突、赢得胜利”；这意谓川普不再采取“战略博弈”，而是“战略绝杀”，也就是根本不再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竞争者，而是战败者。换言之，川普的对中战略是一种“行刑式枪决”(execution)，让中国从此倒地不起，不给中国任何喘息或逃脱的空间。 我把川普时期的对中战略称为“新暖战”，不再是慢条斯理、歹戏拖棚的“新冷战”。既不是拜登政府对中国“慢而不死、锁不断气”的半绥靖主义，也不是半生不死的新冷战。 这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 二，当前中国的现况是：三大危机 1，经济增长疲软 包括房地产崩溃、银行债台高筑、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物价持续下跌等等，这一切都是“停滞性经济衰败”的重大指标。 2，政治合法性流失 中国现在已经陷入一种“内部塔西陀陷阱”，除了一些“脑残粉红”之外，多数的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党，只是处于无力抵抗、消极抵制的无奈状态。换言之，中国政府已经无法赢得多数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 3，社会控制失败 最近一连川发生珠海广场撞人、无锡校园刺杀事件，证明中国人的民怨已经到了“炸锅”的地步。不只是自己躺平，也叫别人躺平。这证明中共的两个失败：洗脑失败，也就是“不再听党的，也不再跟党走”。这些无差别攻击事件，虽然目前只是一种“孤狼式攻击”事件，但是在无处申冤、积怨深重的气氛下，许多人会采取“向社会讨公道”的极端行动，一定会产生两种效应：社会同感的“蝴蝶效应”，以及社会反抗的“共伴效应”。 川普正是利用中共这种“衰弱期”，打蛇打七寸。而这也是美国战胜中国最后一次的历史机遇。 三，中共释出“战略诈欺”的讯息 第一个讯息是，中国驻美大使谢锋11月15日在“2024香港中美论坛”致辞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加强对话沟通，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谢锋强调：“中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两国人民多来往、多交流，愿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双方要妥善管控分歧，不能重复大国冲突的旧历史”。 实际上，谢锋所谓的“交往基调”已经不存在。川普任命卢比奥(Marco Rubio)为国务卿，以及美国国会“抗中鹰派”头号人物麦克．华兹(Michael Waltz)为国安顾问，证明川普已经关闭中美对话的大门。未来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与美国相向而行，不是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但是面对这种现实，谢锋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因为“无话可说”，只好运用忽悠、蒙骗、诱拐的诈骗策略，来迷惑美国、软化美国。 第二个讯息是，习近平在秘鲁的APEC会议与拜登会面时指出：“希望中美两个作出明智选择，继续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暗批美国在两国关系上一直走在“不明智的错误道路”上。换言之，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习近平还是采取强硬的态度。除此之外，中国政府在会议通报上引述习近平的说法：“‘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中国外交部还指控：“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对中国“抹黑、污蔑、甩锅推责”。 但是，注意哟，习近平还说：中方愿意与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合作！这就是习近平的黑白脸、阴阳海策略。这种“假朋友、真对抗”的诈骗手法，川普若是相信，那他就不是川普！美国已经被骗了40几年，现在不会再上当！ 既然认为美国在“遏制中国”、“打新冷战”；既然认为美国在抹黑、污蔑中国，那中方要如何与川普合作？我这里倒想问问习近平，究竟是你的“主权肥大症”和“领土扩张狂”比较重要？还是与美国改善关系比较重要？究竟是中国不明智？还是美国不明智？如果中国继续军机扰台、继续欺负菲律宾、继续武装支援俄罗斯，继续做所有你否认的事，请问美中之间怎么合作？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习近平为何又要“明知不可能而为之”呢？理由有三： 1，习近平希望川普能够继承“拜登路线”，也就是“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避免冲突”等等，因为，只要中美不冲突，中国就有喘息和趁机坐大的机会。 2，习近平先把好话说在前头，来个先礼后兵。如果川普不合作而中国采取报复，那就休怪中国不客气了！ 3，习近平认为中国还有筹码可以反制美国。无论是采取关税绕道、贸易报复、汇率贬值或抛售美元等等。这是中共一群“御用国师”给习近平的建议，于是习近平认为中国比美国还要强大。 习近平已经没有选择 首先，拜登路线已经终结，不可能在川普时期再度出现。即使这次是最后一次拜习会，但连“临去秋波”都没有，因为水波不兴！所以，习近平的期望已经落空。 其次，川普要看的是中国的“后兵”而不是“先礼”。川普早就知道，中共一定会报复，如果美国也反报复，那也不要怪美国不客气了！ 最后，习近平没有什么筹码反制美国，除了“奥步”以外。面对川普海啸，中国只有一个选择，叫做“战略收缩”！包括停止军机扰台和围台军演，停止霸凌欺负菲律宾，停止武装支援俄罗斯。若非如此，结果将是“美中对抗无上限”。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全文转自上报
过去一周，中国国内先后发生的两件事正在提醒人们，在独裁统治下的中国，虽然一直以所谓“善治”的治理绩效作为合法性基础，但是其社会和政治的败坏来得更快、更糟糕，潜藏的社会动荡带来的代价更大、更直接。 11月8日周末引爆中国社交媒体的郑州大学生夜骑开封，以及11日晚在珠海发生的汽车撞人致35人死亡的事件。前者发生在中原，是数万名在校大学生的集体行动，后者发生在中国南方沿海，属于一起“独狼式”的社会报复性质的刑事案件，两者貌似毫不相干，分别跨越青年和老人两个群体，却神奇地几乎同时发生，暴露出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气氛。 蔓延中的社会绝望 那就是，一个幽灵正漂浮在中国上空，不是十九世纪欧洲上空的共产主义幽灵，也不是中共干部的集体躺平，而是民间社会的绝望气息。特别对数千万在校大学生和同等规模的刚毕业年轻人、对另外数千万临界退休尤其是50-65岁的中年男人群体来说，或许还有更多其他人群，都面临着几乎相同的艰难处境：找不到出路。 这种暂时看起来算是特定群体的社会绝望感，颇像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气氛。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登出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题目是“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封信是一位青年工人和一位大学生合写的，代表着当时这两个群体在文革后的迷茫，刚刚启动的改革并不足以给他们提供人生的信心和愿景。 此信一出，果然天下大哗，在坚持马列主义教条的教师爷们的训斥杂音外，便是中国广大青年的共鸣声，然后掀起了一场属于青年们自己有关生活、人生、社会的大讨论，区别于中共意识形态干部们醉心的所谓真理大讨论，一代年轻人借此渐渐苏醒、康复，从文革创伤中走了出来。 然而今天，在新冠三年之后，在短暂的“白纸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是一种压抑已久的不满、愤懑和迷茫、绝望的混合与共情，盘踞在许多人的心里，如同一条潜龙在四处游荡却找不到出口。 在两年前发生富士康工厂暴动而点燃“白纸革命”的郑州，这个有着类似富士康模式密集型大学的城市，大学生数量超过一百万，其中规模最大的郑州大学更是远离市区，校内生活枯燥，学生们似乎也从这种枯燥无味、充满管制的大学生活中窥见到了未来的命运，一个或许直通富士康工厂或者快递骑手的未来，才有从最初四个女生夜骑到开封吃包子然后引发连续两个周末的万人骑行。 这些因循守旧害怕违规几乎憋坏的青年学生们，一直找不到或者不敢逾矩地尝试更多事情，仿佛听到时间齿轮的倒转，最终发现骑上一辆共享单车夜行50公里到开封，虽然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也是最安全的冒险，却能收获学生生活中最大的快乐，从老鼠跑轮一般疲惫的集体夜行中努力感受“在路上”的浪漫，减缓他们对未来的焦虑，犹如20世纪初德国青年人的“候鸟运动”所带来的短暂快乐。历史上，这些一个世纪前的“候鸟”们，大部分后来都转向爱国主义狂热而死于一战战场，幸存者则加入了战后极右翼的“自由军团”，为纳粹兴起做了贡献。 而对更多分散的中年人尤其是50-65岁的中年男人来说，在中国当下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时刻则有太多的可能在一夜间被主流社会体制甩出成为弃男，等于对一个人的人生的否定，很容易陷入找不到出路的绝望境地。或许，他们也是那些郑州大学生们现实可见的未来归宿，而另一个归宿的镜像则是2023年总数高达26万的自杀人群。 这种情形下，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懦弱也不容易变成挑战体制的勇气，结果只能以自杀了结，或者寻求仅存的男性气概，其极端就是将社会报复作为一种同归于尽的集体自杀。因为当他们发现被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抛弃和否定后，整个社会便被看作自身悲剧的共谋，他们最终选择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将那些更弱小的人群如儿童、妇女、和无防备的陌生人当作陪葬品。如此才能解释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到今天中国越演越烈的社会报复性、无差别屠杀，虽然这些屠杀工具通常很简单，不是刀就是汽车，或者是用于自焚的汽油。 明知故问的社会根源 奇怪的是，在珠海撞车杀人案后的很短时间内，中国领导人罕见地在24小时内发出指示，要求追查社会根源。不到一周，从郑州到珠海，从郑州开封警方从护送转而禁止夜骑到中国领导人对撞人报复案做出有史以来最快反应，显示了这可能是两个月前深圳发生刺杀日本儿童案第一次震动北京高层、然后被迫修改对日外交政策后的第二次震动，意味着北京可能被迫面对社会问题，检讨和修改相关政策。 不过，中国领导人的如此追问，恰如他数月前在山东日照与企业家座谈追问“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怎么这么少”，简直就是一个颇具反身性意义的笑话。这是明知故问，更是推卸责任，再次试图以所谓”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枫桥模式掩盖根本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问题。 对这些恶性罪案后面的民生疾苦，高居庙堂之上的中国统治者和手机后面的普通民众，向来不以为意，更乐意掩盖真相，如同珠海体育中心现场阻扰BBC记者播报的“便衣”。他们以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网格化管理体制加上大数据系统就能防患于未然，以为他们可能继续“动态清零”或者“枫桥模式”手段将类似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一方面，中国的维稳体制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有一个庞大的维稳分类体系和对应名单。过去这一名单主体主要是访民、民主异议人士、特定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在册精神病患和吸毒人员、复转军人和”两劳释放人员“等，而今这一名单急剧扩张，并从所谓“五失人员”延伸到“八失人员”、“三低三少”人员，即投资失败、工作失业、生活失意、情感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年少失管和经济收入低、权利地位低、社会声望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疏导渠道少的人，也就是社会边缘化和底层人群，均纳入维稳体系的监控之中。 另一方面，在被惩治者、被矫正者与特定宗教、民族、职业群体之外，维稳分类和名单的扩展，其主体其实是中国社会体制制造的各种受害者，无论是贫困和底层人群，还是金融“暴雷”受害者、或者向司法体系求助的受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最终进入到行政系统——“老大哥”的监管，其中逻辑就是：作为社会矛盾的受害人本身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一个个体一旦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中沦为受害者，就意味着被体制打入另册。无疑，这对所有社会矛盾的受害人来说不啻为更严重的第二次伤害，也让他们陷入社会孤立。 更关键的，在伤害与二次伤害的同时，在中国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危机恶化的同时，在所谓维稳分类名单急剧扩张的同时，这些绝非偶然个案的连续增加，都说明了中国的国家危机有多么严重——国家机器已经不能也不愿意提供最低限度的正义。理论上，国家的性质和基本功能就是正义供给。但是，今天中国社会尤其是华北、东北、西北的整个北方与中原，相关研究表明，几乎“家家都有冤屈”，刑事审判二审被改判无罪的比例近乎零，行政审判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以行政主体胜诉为结果，连民事裁判都越来越难被接受、被认可，裁判权威越来越低，整个司法体制基本上无法满足中国社会的正义需求。 所以，如果今天回首十几年前一个以“良治”为借口取消公民社会、取消媒体监督、取消党内制衡、取消司法独立、取消民主化选择等等而一味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十分成熟……坚决不改”，那么，中国频发的所谓极端案件的社会根源就再清楚不过了。 换句话说，中国执政党过去十几年鼓吹“党在法上”造成法治倒退的恶果正在显现，中共所信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教条在实际运行中正在发生极大的背离，这种背离正在瓦解以此为基础的国家体系，还将付出极其沉痛的社会代价。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曾言“干部子弟是一场大灾难”，至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出自于毛泽东女儿李敏的回忆仍不时验证。自中共建政以来，部份干部子弟如同古今中外取得政权的勋贵一般，极力保持自身的优越性与关系网路，有些人受限于教育与心性的限制，贪念与腐败也随之而生，借由政治影响力获取财富，最后身败名裂或是身陷囹圄。 若要白话的理解所谓的中共“红二代”以及更核心的“太子党”，就好比一间企业的的原始股东与董事会成员，政权是由他们的父执辈所创建，而其中的党与国家领导人自然就是持有股份较多的董事，其子弟所受到的恩庇或是能涉足的利益范围更广，并且能自成体系。例如，出身广东省梅县的叶剑英，有著指挥广东战役的功绩，在广东当地把持大量利益而被称为“广东王”。其子叶选宁虽然名义上只是少将军衔，实际上能影响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且被“红二代”视为精神领袖，更统有1980年代干部子弟的海外情报网路系统，即使在江泽民时期也无法动摇其地位。 因此，所谓的“红二代”或是“太子党”并不是一个尊崇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所应当跟风甚至钦羡的群体，尤其是正从党国体制走出的社会，更不应以封建心态将其视为特殊阶级。这种反现代思维的风气在部份媒体的加工之下，实则是对台湾民主化的嘲讽，威权的神话与符号崇拜仍然是难以祛除的魅影，更何况薄熙来夫妇的不法罪行放在哪个社会都是不堪的丑闻。 薄熙来在重庆表面上“唱红打黑”，实则是收取巨贿，其妻谷开来谋杀英商海伍德（Neil Heywood），心中没有法治与人性，何况是民主与自由。家族所积累的财富则有著辽宁与重庆百姓的血泪，承袭其血腥财富者在台湾成家，而且还是在所谓的“民主圣地”，陈定南先生等人若有灵，不知如何看待台湾人对于威权神话的想像。 从政治或权谋的角度来看，薄家的政治符号早已失去正当性与号召力，薄一波虽然是“党与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且位列“八大元老”，但是在中国海外民主人士的眼中不过就是“六四”的刽子手，难以借由其符号引起自由与民主的共鸣。“红二代”中同样因大案闻名的还有副总姬鹏飞之子姬胜德，他曾任职解放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副部长，曾涉及20世纪末最大腐败的赖昌星案，也曾经推动取得乌克兰退役的瓦良格号，也就是现在的辽宁号。 从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来看，薄瓜瓜与大多数的海外干部子弟家族相同，不可能认同“一个中国”以外的价值。他们的红色血脉或许慢慢有著自由主义的成分，但是民族主义的结构仍旧延续，很难期待他们能有台湾认同，他们这一代人心中的中国也很未必是“自由中国”，处事方式也大多是“与人斗，其乐无穷”，温良恭俭让的台湾民情难以与之博弈。 薄熙来自幼在“红二代”群体鹤立鸡群，有著身高与外貌的优势，但也由于其傲气凌人，在同辈的人缘并不佳。他自幼生长于大院之内，以及部队的学校，实际上也不理解真实的工农兵生活，参与红卫兵的斗争心更让旁人感到不安。中越战争期间，他也未如其他干部子弟参战，相同出身的旅美知名学者还曾亲自上阵负伤，无论文名还是武功的实绩都在薄熙来之上。薄氏夫妻的大案与恶名，很难将正面地的影响力难投射到后人身上，或是在中共内部和海外成为神话或是传说，甚至对重庆和西南地区的一般人民而言，薄熙来主政期间急遽走高的房市，以及贫富差距拉大，才是让他们苦不堪言的灾难。 薄熙来身涉大案，但是北京并未将事态扩及其家人，宽容之处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著显著不同。薄熙来本人的监狱生活也算养生，衣食无缺且无劳动，还能有闲暇以书法自娱，这也使得他的遭遇难以被叙述成悲剧人物。薄熙来的另一个儿子李望知，也就是薄瓜瓜的同父异母之兄在中国仍旧平安无事，2023-2024年期间，还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红三代”之中还算正面好学。 薄熙来出事期间，薄瓜瓜兄弟都能平安无事，其他亲朋好友也平安无事，甚至能到海外出行，也都是北京高层网开一面。至今即使北京对他或多或少有监控，但是薄瓜瓜未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也未与外国相关单位合作，这些举动确保他能长期在海外过著相对滋润的日子，如今能前来台湾也不足为奇，为回报北京网开一面，他们也难以为台湾相关单位所用，最多聊点家族琐事和茶馀饭后，仍会避免描述具体事迹。 其他有相似身分的干部子弟在台者也不少，他们也尽可能低调度日，或为营商或是专注于充实文化生活，尽量不让自己陷入复杂的事物之中。反过来看，遭受人身自由限制或是消息不明者的关联人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争取对象，但是似乎并未受到正面看待，反而去成就不可能有为者的形势。 1980年代至今从中国离开的干部子弟或是太子党家族如今大多无意于权，有意于仕途者也早已回国向北京宣誓表态。如同1949年后离开台湾的大家族远赴海外后的模式，重视培养子弟，或者把玩文物和坐享历史的叙事权，对于政治核心已无太多想法。若要借由他们的馀热扶持成类似于南北朝后梁的政权，他们恐怕也唯恐避之不及，他们的生活因为北京的授意才能得以有范围活动，不可能反向成为密使，危害到自身现有的宽裕。 将过度的想像投射在意识形态、政治认同甚至立场作风都有问题的政治神话，恐怕只会带给我们不必要的灾难。 ※作者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东协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协会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