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HYPEN粉絲Mina直播中不幸離世！生前曾遭網暴
2026 年 8 月 9 日
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是一個關於國家公信力永久喪失的政治學理論，起源於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Gaius Cornelius Tacitus），意指一個國家或統治者喪失了誠信與名譽，無論如何發言或處事，人們都會給予否定的評價。換言之，塔西陀陷阱就是指國家與領導人的信任危機。 中共向來奉行「無道德尺度」的外交，以各種利益誘惑為包裝的掠奪外交。例如拉攏和支援軍事獨裁政府，協助其鎮壓國內異議人士，以債務欺壓弱小國家，逼迫其以稀缺資源與戰略要地作為償債。這種耍賴、利誘加脅迫的外交惡習，已被國際社會所揭露和看穿。實際上，長期以來北京試圖輸出「北京模式」，以及習近平不知所云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試圖以專製取代民主，以中共教條取代普世價值，如此「司馬昭之心」已經惡名昭彰、無人聽信。自2012年以來，中國「全球掠奪」的戰略野心已經充分暴露，並使中國陷入四面楚歌、八方樹敵的地步。未來，中國將面臨更加嚴厲的國際孤立－塔西陀陷阱。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虛假性 2013年9月，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時宣稱：「我們要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並推動全球治理系統的改革」，隨後，「一帶一路」開始啟動。 推動全球治理系統的改革，好大的口氣！實際上，這種以融資和貸款為手段，表面上援助各國從事基礎建設，從而掠奪與壟斷他國經濟資產的「一帶一路」，已被國際社會認定為一種征服世界的「新殖民主義」，一場國際經濟詐騙。中國因此被形容為「吊燈里的巨蟒」。 法國漢學家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說道，中國一直想摧毀美國，所以需要建立一個「新霸權」，一個足以平衡和削弱美國及其盟友權力的霸權。實際上，習近平就是以「四處撒幣」的方式，收買各國成為中國的附庸，掠奪各國的稀缺資源與戰略要地，製造無數的「債務陷阱」，試圖建立一個向中國俯首稱臣的「新絲綢帝國」。 事實勝於雄辯。無論習近平如何辯稱「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合作的平台，不以實現任何政治議程為目的」，無論習近平如何泡製糖衣，宣稱「一帶一路」必將創造合作雙贏。實際上，人們已經識破這種「習式語錄」，不僅無人相信，甚至斥之為詭辯話術。連帶地，所有中國提出的國際合作倡議，國際社會無不給予「中國陰謀」的論斷！ 對中國的負面評價 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如今已是各國民眾普遍的共識。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6月發布一項19國民眾對中國看法的民調報告。結果顯示，平均68%民眾對中國持有負面看法，79%民眾認為中國的人權問題嚴重，72%民眾對中國的軍事擴張感到憂心。在一些國家中，對中國的負評甚至維持或接近歷史新高，日、澳、瑞典、美、韓的比率均超過8成，分別為87%、86%、83%、82%與80%。 對中國形象的負評其來有自，而且越積越深，有如鐵板釘釘。2022年1月，一個被視為「中國永遠的恥辱」的徐州「鐵鏈女事件」爆發，這是成千上萬「婦女拐賣」事件中被披露的一樁。這一慘無人道的事件，不禁令世人質疑，中共治下的中國難道是一個「道德真空」的社會？良心蕩然無存，人性烏黑如墨？無論中共如何淡化、辯解、封鎖，都已無法解除世人對中共的道德控訴。 2007年由中國導演李揚拍攝的電影《盲山》，揭露了長期存在於中國社會的人口拐賣問題。這部電影除了批判中共「一胎政策」的惡性結果，還揭露政府包庇、官黑合夥的「拐賣黑洞」，被視為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的指標。另外，中國是世界上「失蹤兒童」最多的國家，截至2020年，有超過100萬的兒童或青少年，莫名的消失無蹤，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大外宣」已成「大欺騙」 過去幾年，中國的「大外宣」確實贏得不少收益，騙取了許多國家的信任。然而，近年來，中國持續以國內的意識形態邏輯，進行一種適得其反的「逆宣傳」，也就是採取與西方主流價值或公眾判斷相反的論述，對西方群眾進行「硬灌輸」，例如，中共外交部發布美國才是「新冠病毒」起源地的假消息，一場《大翻譯運動》揭穿了中共在俄烏戰爭中的虛假立場，中共駐法大使盧沙野厲言恐嚇，統一之後要對台灣人民「再教育」，這些言論等於自己破壞官方話語的可信度。又如TikTok社交平台對世界的「紅色滲透」，被美國國會議員斥之為「數位芬太尼」（digital Fentanyl），等同於「資訊毒品」；另一方面，中共限於自身八股式、僵硬化的宣傳格式，對中國自身的事物進行「反事實」的美化敘事，對國際批評中共之言論過度敏感與激進反擊，早已使西方群眾產生厭惡與排斥。 中共雖然大力推動「大外宣」，以強硬和傲慢的態度強力灌輸所謂「中國故事」；但實際上，最重要的閱聽對象還是國內長期被洗腦的群眾；這是一種「出口轉內銷」的意識形態教化策略，藉此鞏固和強化對中國人民的思想控制。這種虛假的大外宣，例如假借宣揚儒學和華語教學之名，暗中輸出共黨教條的「孔子學院」，已被西方國家視為文化侵略和「長臂洗腦」，進而揭發中共的文化面具與虛偽宣傳，大外宣逆轉成了「大欺騙」。 中國的「長臂管轄」─海外警察局 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非政府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2022年9月發布一份《110海外：中國跨國警務失控》（110 Overseas: Chinese Transnational Policing Gone Wild）的報告，揭露中國在全球至少30個國家設置超過54個「警僑事務海外服務站」，以處理護照換新服務為名義，實則是為了監管海外中國公民，追捕海外異議人士，脅迫他們返國受審。截至12月，「保護衛士」進一步揭露，已在全球發現100多個未經申報，俗稱「海外警察局」的組織。換言之，中共經常指控美國所謂「長臂管轄」、「干涉內政」，實際上，最善於此道者正是中共本身。 然而中共當局嚴詞辯解，聲稱這些設施是「行政中心」，旨在幫助中國僑民完成更新駕照等任務，並提供因為新冠疫情而中斷的其他服務。中共甚至反咬西方炒作緊張情勢，抹黑中國。實際上，所謂「僑民服務」皆可由大使館、領事館、僑社等等提供協助，無須中共警察跨海支援。換言之，中共的辯解，一樣無人聽信，被人斥之為無稽之談。因為中共長期騷擾、迫害異議份子的惡行，天下皆知，人們普遍認為中共的辯解正是對其自身惡行的確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在12月6日對中共的辯解提出反駁，指稱中國官員將手伸至海外，在世界各地騷擾、監控、威脅人民，包括逼迫在美國批評北京當局的人士閉嘴噤聲。 中國已陷入「塔西陀陷阱」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在其所著《塔西陀歷史》一書中說道：「皇帝一旦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無論做了什麼好事或壞事，都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此即「塔西陀陷阱」一語的由來。換言之，國家誠信與國家形象至關重要，一個政府和領導人一旦失信，無論對錯，都將受到懷疑與憎惡。難以想像，古羅馬的歷史錯誤與當代中國的危機，竟是如此不約而同、殊途同歸。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在白紙運動和經濟停滯的壓力下，習近平不得不採取放開的政策。於是中國各地政府和宣傳機構，都開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全面放開。這一下子疫情突然爆發，情況非常恐怖。總之就是從讓人無法忍受的清零災難，一下子跳到了同樣讓人無法忍受的疫情大爆發。中共官方酸溜溜地說這叫作什麼群體免疫，其實就是對人民不負責任，讓你們一次死個夠。 什麼叫群體免疫？這是在古代沒有預防辦法的情況下，等到大多數人都感染了瘟疫，死人死得差不多了，沒死的人也有了抗體之後，就群體免疫了。而人類發明疫苗，就是為了在不死人的情況下也能獲得免疫。在有疫苗的時代還說什麼群體免疫，要麼是無知，要麼就是殘酷無情。二者必居其一。 既然有了疫苗可以防止大流行，為什麼居然從清零走到了突然放開呢？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了，清零政策讓一眾官商結合的科技官僚們發了大財。在國產疫苗無效的情況下，不進口更有效的西方疫苗，是維持疫情賺大錢的條件。所謂的清零，就是習近平相信群眾運動的那一套，可以抵消病毒的傳播力。人定勝天嘛。那些賺了大錢的科學家們把小習忽悠得五迷三道。 在白紙運動和一些大商人的提點下，小習終於發現自己受騙了。一怒之下又不敢得罪大商人，於是就怒氣沖沖地對著老百姓發怒；你們要放開我就給你們放開，給你們點顏色看看。沒有任何提前的措施突然放開，疫情必然會爆發。這下他和那幫清零派們可以得意洋洋地指責別人了，以此證明奴役人民的清零政策無比正確。 結束清零政策就必然會導致爆發嗎？從大多數國家的情況來看並非如此。在疫苗普及、疫情逐漸下降的情況下，逐漸解除防疫措施，在防疫和人民的生活之間謹慎地保持平衡，是他們放開防疫也保護了經濟的成功經驗。人民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經濟是人民生活的重要保障，但也不是唯一重要的。自由的生存環境是人類以至於哺乳動物所追求的，但也不是唯一不可或缺。在人類生活的所有需要之間保持平衡，然後進步增長，才是正確的目標。 共產黨的專制不是正常的規律。他們的規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在讓人民勉強活著的前提下，第一必保的項目是統治集團的權力穩固。共產黨轉化為官僚資產階級政黨之後，再加了一個項目，就是要保障官僚們和資產階級能夠充分剝削老百姓。這次疫情三年，老百姓窮了，中國窮了，大資產階級卻擴大了陣營，而且更富有了。這個結果充分證明了所謂的習式防疫的真正目的。政權的性質是一小撮人的專制，結果必然和民主政治有雲泥之別。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們，憑什麼要關心你們窮人呢？ 大家會問有什麼措施可以挽回局面呢？我覺得第一就是改變小習報復泄憤的態度，認真學習別人成功的經驗。 第二就是採取緩慢放開的措施，不要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把局勢搞得越來越糟。你那個地方搞糟了，不但對老百姓是災難，對你們的官場前途也會是災難。甩鍋的時候你們就準備當替罪羊吧。 第三就是國產疫苗效果差也不被人民所信任，那就進口效果最好的外國疫苗與藥物。在獲得老百姓信任的前提下，加大防疫的效果，然後逐步放開隔離措施。 所有這一切的前提就是，立即結束野蠻的封控。讓人民像人一樣生活，而不是為了黨的目標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災難。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嚴格說來，中共政權的所謂「江澤民時代」是從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後才正式開始的。而此前的3年多時間（1989年6月至1992年10月）他江澤民與「太上皇」鄧小平之間因為還隔著一個「攝政王」楊尚昆，總書記的日子過得比他的前任趙紫陽還要委屈、窩囊。 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刊登和播出的上篇文章《中共十四大前江澤民不堪回首的「兒皇帝「經歷》中回顧了1989年6月24日，江澤民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掌聲中從自己政治局委員的座位上走到過去趙紫陽坐的地方,張嘴冒出的第一句話便是「沒有這個思想準備,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經驗,深感擔子很重,力不從心」。必要的謙虛之外,對自己當時的心理壓力之大,似乎並不想掩飾。與其說是「沒有思想準備」,還不如說是對挽救政權頹勢實在沒有多大信心。而沒有多大信心的原因之一又是「太上皇」鄧小平當時對他並沒有多少信心，故在自己與這個「兒皇帝」之間安插了一個「攝政王」楊尚昆。 說起來，戰爭時期的軍旅經歷幾乎全部是「軍隊政治工作」,建設時期也從來沒有獲授過軍銜的楊尚昆本來只是被鄧小平啟用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正式開始於1982年年9月的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當時產生的那屆中央軍委委員會人選為主席鄧小平、副主席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和楊尚昆。雖然楊的名字排在副主席的最後一名,但他卻又是常務副主席兼中央軍委秘書長。 5年之後,1987年11月召開的十三大上產生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仍然是鄧小平任主席,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任第一副主席。表面上排名在趙紫陽之後的楊尚昆仍然是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十三大開過之後,楊尚昆的胞弟楊白冰被任命為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這一來,本來就對楊尚昆主持軍委工作多有不服的軍內老將簡直就是怨氣衝天。據傳張愛萍(前國防部長)當時曾經議論說:楊尚昆既無軍功,更不懂軍隊現代化,讓他當軍委副主席就荒唐。此人主持軍委工作不能服眾。現在又把楊白冰抬出來主持軍隊政治工作,我看楊尚昆是想讓共產黨的軍隊姓楊。 自此,「楊家將」的說法開始向外流傳。鄧小平則在一次黨內高層會議上主動表示是他提出安排楊白冰主持總政工作的。鄧小平還表示:對此,尚昆同志是有顧慮的。是我鼓勵他不要怕嫌話太多,「內舉不避親」嘛。 當時,鄧小平的這番話曾被寫進中央文件並向下傳達。可見,當年中央軍委內「楊家將」的形成,並非楊尚昆本人的過錯。此其一。其二,當時以張愛萍為代表的一大批老軍頭,之所以對楊家兄弟滿肚子的不服氣,除了看不起他們兄弟二人均為「政委」出身,沒有領兵打仗的經驗,更因為這些老軍頭當時個個不服老,對鄧小平的幹部年輕化政策心有不滿。牢騷不敢發到鄧小平處,只能拿楊尚昆出氣。可見在整個鄧小平時代里,楊尚昆一直是在帶鄧小平受過。 至於「六四」鎮壓問題,其實在八九「動亂」之初,楊尚昆不但非常維護趙紫陽,而且也十分贊同趙紫陽對學潮的軟處理主張。但此後楊尚昆與趙紫陽表現的最大不同,就是楊尚昆在號准鄧小平的政治脈膊後,立刻便全力維護鄧小平的「太上皇」形象。雖然「六四」鎮壓的整個決策過程仍然有太多的待解之謎,但僅僅從已經披露出來的權威信息(比如《許家屯回憶錄》中的相關內容),或者將1989年4至6月間中共官方報道中關於楊尚昆及李鵬的言行作一對比,就應該相信當時的楊尚昆在是否採取鎮壓決策的問題上,還是相對背動的。 回顧1987年的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當時新產生出的以趙紫陽為總書記的政治局常委會包括趙紫陽本人在內一共是5人。但是在1989年六月召開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新產生的政治局常委會成了6人制，即保留下來的李鵬、喬石、姚依林加上新「當選」的江澤民、李瑞環和宋平。 之所以不是奇數制，就是因為還有一個代「太上皇」攝政的楊尚昆的存在。截止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開，楊尚昆一直都是江澤民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的當然出席者。 從江澤民上台之初的中共對外報道中的領導人排名序列上,即可明顯看出鄧小平的這一用意。趙紫陽實際上已經下台至江澤民正式登基之前的一段時間裡,只要有楊尚昆與李鵬等政治局常委共同露面的機會,楊尚昆的名字從來都是排在最前面,雖然他在黨內的職務僅僅是個政治局委員。而江澤民正式登基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央領導人的排名序列都是江澤民第一、楊尚昆第二,接下來才是李鵬等一干政治局常委。 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1989年10月1日,黨內眾元老與黨政軍在位領導人共同登上天安門城樓「舉國歡慶」的那則新華社統一報道,所有出席者的排列順序依次是:江澤民、鄧小平、楊尚昆、李鵬、陳雲……。楊尚昆的大名不但排在李鵬往下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前面,而且還排在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的前面。 曾有一位任職於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人士分析說,雖然他本人並沒有看到,但根據他自己的經驗,鑒於楊尚昆在「六四」鎮壓之後一直到十四大召開一直是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當然出席者,相信江澤民登基的那次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曾經就楊尚昆這一特殊地位有過一紙內部決議,就象十三屆一中全會就鄧小平在黨內的特殊地位有一紙不對外公開的決議一樣。 正因為如此,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閉幕當天,由新華社統一發稿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照片中,除了「調整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個人的單人照片,還特別配發一張集體合影。集體合影由七人組成,楊尚昆居中，包括江澤民在內的六個「調整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列楊尚昆兩邊,照片說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楊尚昆同志合影」。用在黨報上發表領導人集體合影的形式對外表現照片中每個人在黨內的實際地位,又是共產黨政權的一大發明創造。自此,便開始了中共黨史上楊尚昆代「太上皇」攝政的一段特殊時期。 江澤民剛剛上台時，接替還的只是趙紫陽的總書記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3個月後的1989年9月下旬，鄧小平在家中再次召見政治局常委們時,著重討論了自己退休的時間和方式問題。談到退的方式問題時,鄧小平只淡淡地說了一句:「我同楊尚昆同志談過,越簡單越好」。可見,如此最重要的問題,鄧小平當時都是先找楊尚昆商量好計策之後,才再向江澤民等政治局常委們交待的。 1989年10月,鄧小平又同楊尚昆交待說:我現在的身體情況好像還不至於馬上去向馬克思報道,但我不起帶頭作用不行。所以以後很多事情都要靠你了,你現在比過去的擔子要重多了,希望你能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帶好下面的一班人。 如此交待完畢,鄧府管家王瑞林才傳旨將等候在外院的江澤民召進會客室。當鄧小平向江澤民表示要他接任軍委主席時,江澤民當即誠惶誠恐,再三表示推辭。鄧小平說:要你干你就干,推辭的話不要再說。歉虛的話說兩句也行,但也不要多說。你不要擔心,我們這些老同志里,尚昆同志身體最好,他現在出任軍委第一副主席,是能為你把好這個關的。 由以上回顧內容可見，當時的江澤民雖然已經被鄧小平捧為「第三代領導核心」,但實際政治地位和政治權力還不及在他之前的趙紫陽。「六四」事件之前的十三屆一中全會上,雖然是用黨內「共識」的方式,討論決定重大原則問題仍由小平同志拍板,甚至把小平同志必要時可以召集政治局常委會這樣的內容寫進了內部決議,並由此決定了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時時處處都要聽命於鄧小平的政治差遣,隨時都要看著「太上皇」的眼色行事,但當時楊尚昆的權力,僅僅限制在他以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身份代鄧小平主持軍隊工作的層面，並沒有在鄧小平和趙紫陽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之間扮演他日後在鄧小平和江澤民之間的那種「攝政王」角色。 1989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鄧小平辭去軍委主席的決議後,江澤民在兼任軍委主席的就職演說中,除了把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過的，他江澤民在正式出任總書記職務的四中全會上表示過的一番謙虛再次複述一遍,再三強調「沒有思想準備」,「深感責任重大,力不從心」之外,更強調自己因為「沒有作過軍事工作」,所以「一定要努力學習軍事」。除此而外,還特別謙卑地表示：尚昆同志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劉華清擔任軍委副主席,楊白冰同志擔任軍委秘書長,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條件」。 五中全會開過10天後,江澤民的這番講話被新華社發稿,以頭版通欄形式刊登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各大官方報刊上。當時,無論是對楊尚昆不懷惡感,還是對楊家將反感已久的黨內各派,都對江澤民同意把自己的這番「謙虛」表白公之與眾,感覺十分不可理解。特別是把楊白冰也抬舉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更是令人感覺他江澤民完全是在自曝其短。自此,連中共內部人士都把鄧小平向江澤民「交權」的這一戲劇化安排,形容成「太上皇向攝政王『託孤』」。 回想六四鎮壓之前由趙紫陽擔任中共總書記期間,雖然同後來的江澤民上台之初一樣,隨時都要受到分別來自鄧小平和陳雲兩方面的左右制衡,但當時他趙紫陽十分明白自己所兼任的「軍委第一副主席」完全是空有其名,所以在鄧小平主動提醒他要過問一下軍隊工作時,他從來都是裝傻充楞。 六四鎮壓之前筆者曾到一位時任中央軍委委員的秘書家裡坐客，該秘書透露說，掛名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趙紫陽從來沒在一次軍委會議上露面。 而到了江澤民登基之後,雖說很快就以黨總書記名義兼掛了一個中央軍委主席的虛名,但因為此時的楊家兄弟在軍中的實權甚至超越了趙紫陽時期(趙紫陽時期楊白冰的職務僅僅是總政主任),連軍委副主席劉華清都時時有插不進手的感覺,更何況他一再自謙地表示「沒有作過軍事工作」的江澤民。 更不如趙紫陽的是,楊尚昆在趙紫陽擔任總書記的時期除了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和偶然因為其國家主席的頭銜進行一些純儀禮性的外事應酬,對黨、政系統的工作從來不干涉—-從當時的黨內規矩角度,他也無權干涉。而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之後,楊尚昆已經是在手握軍權的同時,還要隨時代太上皇干涉黨務、政務。總而言之,江澤民初入中南海的那兩、三年時間裡,「兒皇帝」的日子還不如當年的趙紫陽過得相對簡單、舒心。 當年海外開始所謂「鄧後中國」大討論中,也有人為了敘述上的方便,把江澤民正式登基那一天定義為「江澤民時代的開始」。事實上連江澤民本人或許都不敢如此自詡。而要把華國鋒倒台之後的中共黨史詳細劃分的話,把胡耀邦倒台之前定義為鄧小平實際主政時期;把趙紫陽出任總書記至「六四」事件這一段定義為鄧小平垂簾聽政時期;把「六四」鎮壓之後至中共十四大召開之日,定義為楊尚昆代鄧小平攝政時期……,應該說最符合實際。 綜上所述，從1989年6月下旬被正式宣布接替趙紫陽總書記職務，,他江澤民便開始了這種「太上皇」鄧小平託孤,「攝政王」楊尚昆弄權的苦日子,忍氣吞聲三年多時間,一直熬到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開,局面才徹底改觀。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人事任免事項中爆出的最大「冷門」並不是胡錦濤的入選,而是楊家兄弟的權位一夜之間便從波峰跌落至谷底。而當時的鄧小平之所以下決心犧牲楊家兄弟,當然是江澤民和李鵬告御狀的結果。而江、李御狀內容中最能夠戳到鄧小平痛處的一條,則是楊尚昆暗中對趙紫陽網開一面。 當時,對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已經越來越缺乏信心的鄧小平,最擔心的就是自己去世之後,黨內會有人在「六四」問題上對他進行政治鞭屍,所以在江、李拿出楊尚昆與趙紫陽之間「政治界線不清」的證據之後,怒不可遏。 把中共政權里當年的「倒楊」事件比喻成「狡兔死,走狗烹」,雖說從字面上對楊家兄弟有不敬之嫌,但性質上絕對是這麼回事。而曾經不被江澤民所包容的喬石、田紀雲、萬里,包括李瑞環在十四大人事換屆後的政治出路,無疑是鄧小平的「高鳥盡,良弓藏」。 自1989年6月江澤民上台之始,如果上述人等全部在反改革惡浪聲中隨波逐流,他鄧小平即使還能作出「九二南巡」舉動,其「北伐」效果也會大大打一筆折扣。「九二南巡」之後,上述人等顯然是高估了鄧小平的政治覺悟,認為大家長這次是要決心恢復「六四」鎮壓之前的黨內、國內政治生態。萬萬沒想到「倒楊」之後江澤民、李鵬二人不但保住了各自的權位,而且還進一步變被動為主動,奪走了喬石手中的政法、黨紀乃至組織大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黨校的主控權;借口兩屆副總理期滿,依「法」令田紀雲離開國務院;借口黨的統戰工作重要,給李瑞環一屆全國政協主席,換走了他手中的輿論宣傳領導權;萬里更是被逼告老還鄉。十四大之後,雖然喬石和李瑞環的政治局常委、田紀雲的政治局委員都被保留,但因為新被分配的實際職務都是「二線」性質,與江澤民、李鵬抗衡的政治本錢皆被大大削弱。 總之,仍由鄧小平親自拍板的十四大高層人事安排的結果,並不是僅僅犧牲了「楊家將」。十四大之後的常委內部分工,政法、黨紀乃至輿論宣傳都歸併到總書記一人手中,決定了江澤民在黨內的政治對立面要想繼續對他行使有效的權力制約,難度大大增加。自此，江澤民才開始成了中共政權黨和軍隊的有名有實的最高領導人。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這是文革期間寫大字報必須有的起手式，以毛語錄來點題。現在中國防疫政策，從開始的清零到最近大轉彎的鬆綁，都是毛偉大的預見，真的要了人命，可惜還沒有要到黨命。 習近平的清零政策，似乎保住確診者的命，至少中共沒有公布死亡數字，所以稱為習近平的英明政策。至於因為嚴格清零帶來的次生災害，害到其他疾病患者無法獲救而死亡，或者長期被關因憂鬱而輕生，倒是時有所聞。然而因為沒有算在防疫的死亡帳上，所以清零的成績「很大很大很大」，那些次生災害「很小很小很小」（這些也是文革期間肯定毛偉大革命路線的用詞）。因此習偉大的路線突然轉彎，讓人摸不著頭腦。一般認為，因為民眾受不了爆發白紙革命，習偉大只能讓步。然而從來沒有聽說過中共會在群眾壓力面前讓步，不是批判鬥爭就是流血殺戮，這是中共黨史證明過的。因此也有法國媒體認為前一陣習近平到印度尼西亞巴利與泰國曼谷出席國際會議時被感染，因為癥狀輕微很快痊癒，因此覺得沒有必要再大張旗鼓清零而突然政策轉彎。 原先為了宣傳清零的必要性，把武漢肺炎描述得十分可怕，對流感化也不予承認，懷疑是帝國主義的陰謀。如果不清零，中國將有幾百、幾千萬人染疫死亡，從而強迫廣大民眾接受牢獄式的封控生活，房門甚至從外面釘死，完全違背消防政策。然而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誰敢反對，就要誰的命。可是官逼民反，中共20大前有北京四通橋彭立發的造反，20大後新疆烏魯木齊小區大樓大火，出了許多人命，遂在全國各地爆發白紙運動表達民眾「盡在不言中」的抗議。這種「不在白紙中爆發，就在白紙中滅亡」的抗議形式，大概的確使習近平心虛，加上中國經濟斷崖式的下墜，大批人返貧，失業人口大增，中共藉發展經濟取得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動搖，也沒錢去收買其他國家來撐中國的霸主地位，才是迫使習近平政策轉彎的真正原因。 然而政策轉彎沒有向民眾好好解釋，也沒有逐漸適應的過渡期而突然180度大轉彎，導致又有一些原先被愚的民眾難以轉彎，照樣不敢出門，甚至不許子女上學。為此，中共媒體除了大肆宣傳「新冠無害論」，還故意縮小確診者數字。明明周圍確診人數大增，媒體卻說大減，愈發引發民眾的疑惑，到底政府在玩什麼把戲？連習近平的御用文人，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也很不以為然。結果清零時是「自己嚇自己」，現在則是「自己騙自己」。黨領導一切，就是這樣領導的：「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逐步理解。」（這是林副主席語錄，也是文革常用句。） 其實根本問題就是中共治國，都是運用政治運動的方式。例如不論是個人衛生，還是集體衛生，都應該是常態式，但是1950年代開始就叫做「愛國衛生運動」。這次防疫，清零也搞群眾運動，一刀切；一封鎖就全部被封，一解封就全部放出來，完全不顧各地的不同條件。國外解封，是施打疫苗到達一定比例的程度，而且逐步解封，哪裡是「一哄而起，一呼而散」？10條、20條相繼而出，是政治局常委與國務院高高在上制定的，是奉習近平一念之間決定的。有沒有計算解封后會有多少人染疫？有沒有足夠的藥品與醫療設施？這些都心裡沒底。新領導人只知道順習近平之意，舊領導人已經準備打包走人，卻被榨取剩餘價值，雙方怎麼可能合作討論訂好防疫政策？尤其解封這麼大事，如何應對大批沒有打過疫苗的民眾，應對只打缺乏有效防疫力的中國疫苗的情況？ 中共靠打家劫舍取得政權，靠改革開放的外資發展經濟，現在習近平以鎖國應付疫情，怎能應付？就是當年的改革開放，由於迷信黨的領導，所以出現「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局面。一放就是貪污、造假樣樣都來，一收就是一潭死水，經濟滑坡。如今還是那個德性：清零一收，把大家關死，現在一放搶葯搶醫，天下大亂。然而不會亂到中央領導人的健保，所以個個長命百歲，老百姓許多可是無辜冤死，或排長隊施打疫苗，排長隊核酸檢測，現在排長隊買葯看病，沒死也是半死。看來全球的感冒藥又要被中國搶光了，不是真不夠，而是有人囤積，再有人倒賣。很快就會有假藥出籠，而且是官商勾結，害死民眾。 現在的混亂局面如何收拾，沒人知道，連天子腳下的北京市也亂成一團，當然中南海除外。騙人騙到自己也不相信，於是以無法統計為名，每天確診人數已經不公布了。以中共監控民眾的無孔不入程度，會無法統計？只是無法掩飾自己的無能與亂象而已。緊接著是春運的到來，人口大流動與病毒大傳染成正比，習近平與天時地利人和打對台，未來情況令人擔憂。然而中共控制媒體與網路，一切都可以是「鶯歌燕舞」。 習近平與中共不會下罪己詔，「偉光正」如何罪己？所有亂象、病人、死人，當然都是外國敵對勢力的陰謀造成的。就如最近廣東在抓白紙運動的參與者，公安的問話是「給你多少錢舉白紙」？中國與印度邊界已經發生武裝衝突。利用愛國主義轉移視線是中共的老套，只是現在的年輕人不一定明白。 （全文轉自光傳媒）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不久前在他的發跡之地上海與世長辭了。出乎很多人預料的是，他竟然也效仿周恩來、鄧小平等「將自己的骨灰撒進了大海」。聽上去冠冕堂皇。這難道真的是共產黨所謂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理想歸宿嗎？如果是，那麼接下來前黨魁胡錦濤和現黨魁習近平會不會跟隨效仿？其他的中共黨政要員也應該紛紛跟隨效仿才對，畢竟他們都如周、鄧、江自稱是馬恩列斯毛的傳人，都自稱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那套無神論和無產理論，不是嗎？ 如果中共省部級的要員們拒絕效仿，絕非是他們有自知之明、覺得自己級別不夠高，而是其他不便言明的什麼東西。其實我們從探究中共高層官員們生活歷史的冰山一角就能找到一些端倪。 俗話說「頭頂三尺有神靈」，人所做的一切都無法逃出天數規則，正所謂「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而這樣的古訓或者天道規則，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家們」而言似乎毫無約束價值，他們相信「謊言重複 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他們認為，只要掌握了權力就可以戰天鬥地篡改歷史；他們認為因果循環、陰司報應是封建迷信。正因為如此，共產主義者們作起惡來無所顧忌，毫無底線。 無論是周恩來前面親自簽字命令下屬作惡害人，隨後緊接著踏著節奏來到現場痛哭流涕地說：「同志們，我來晚了！」撒起謊來臉不紅心不跳；鄧小平面對成千上萬要求懲治腐敗的年輕學子和愛國市民，他竟然命令軍隊開著坦克衝上街頭、廣場，用機槍對著人民瘋狂掃射…… 如果說周恩來的戲演得還能掩蓋事實於一時的話，那麼 八九「六四」的屠殺就無論如何也沒有矇混過關的可能性了。 江澤民踩著「六四」的鮮血上位，靠著對 八九學生的追殺得到了鄧小平的信任。江澤民在暴力「計生」上於中國農村和部分城鎮所犯的罪行罄竹難書。他動用舉國之力迫害「法輪功」信仰者，導致無數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中共當權者們的罪惡暴行無法掩蓋，世人怎麼可能忘記？！這一點他們自己也十分清楚。 不僅如此，他們還知道：紅色江山必定會倒台，他們犯下的罪責，一定會遭到人民的清算。為了避免楚王被伍子胥掘墓鞭屍的下場發生在他們身上，與其留著骨灰被後人唾罵，還不如在紅色江山未倒之時，趁早把自己挫骨揚灰以絕後恥。故此，為避免遭後人當眾清算，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遺囑身後毀屍滅跡成為不約而同的選擇。 對此，無論宣傳機器怎樣渲染美化，都無法改變這些「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終在事實上死無葬身之地的事實。我堅信：「死無葬身之地」這句在中國歷史上最嚴酷的詛咒，絕非是共產黨那些「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內心理想的歸宿和他們信仰的最高境界。看看當今紅色皇帝習近平之父習仲勛佔地四萬畝（相當於三分之一個香港島）之大的陵園，究竟哪個是他們心中真正「理想」的去處？人人心知肚明。可是為什麼至今無人能與其攀比？江澤民們除了死無葬身之地，難道還有其它選擇嗎？！ 就算習仲勛，這四萬畝土地能永遠歸他佔有嗎？ 在網路時代，即使「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甘願挫骨揚灰，中共黨魁們的照片無法銷毀，將來人民一定會把他們放在被告席上審判，他們將永遠被世人釘在恥辱柱上。不幸的是，他們最終明白時，已上黃泉路。 中共後繼者千萬要引以為戒。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2月7日，中共當局發布防疫新十條，放棄動態清零，改為與病毒共存。 這個彎子轉得太大了，也太急了。它一下子就把當局置於非常尷尬、非常狼狽的境地。 新華社趕快出來打圓場。就在12月7日這同一天，新華社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在堅持中贏得戰略主動——近三年來我國打好疫情防控攻堅戰述評。」文章說：「近三年來，病毒弱了，我們強了。以爭分奪秒的加速度，提升應對疫情大考的能力，我們等來新冠病毒的致病力下降。」 這話明顯不符合事實。新冠病毒的致病力是三年後的今天才下降的嗎？不，不是。新冠病毒的致病力早就下降了，因此，世界各國都早就不搞嚴厲封控，都早就與病毒共存了——只除了中國。 問題就在這裡：為什麼中國一直拖到今天才放棄動態清零，才開始採取與病毒共存的策略呢？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習近平。因為今年要開二十大，習近平要在二十大實現三連任。防治疫情既然是他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因此他務必要在二十大上拿出一份漂亮的防疫成績單，因此他決不允許疫情在二十大勝利閉幕前出現任何狀況。 當局在9月8日公布了一套新的防疫要求，從9月10日中秋節一直到10月31日，實施強化疫情防控5項措施，即便沒有發生疫情的地區，也要開展常態化核酸檢測。等二十大開完，習近平順利三連任。隨後當局開始改變防疫政策。從10月31日起，部分地區發布通告，乘坐火車和飛機出行等不再需要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緊接著，有關部門宣布，停止抗疫期間一直在使用的航空熔斷機制。今後將不再對搭載超過一定數量新冠陽性病例的航班採取熔斷機制，等等。接下來，當局又推出防疫二十條。只不過在這時，當局並沒有放棄動態清零的口號。當局仍然堅稱要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因為當局不想把彎子轉得太急。當局力圖做出前後一貫，只是隨著病毒毒性下降而逐漸放開的樣子。殊不料白紙行動狂飆突起，當局被迫急轉彎。當局本來想來個滑翔式軟著陸，結果是一頭栽下來，摔得鼻青臉腫很難看。 誠然，迫使當局急轉彎的因素很多，其中經濟因素也很重要，但主要是政治因素，是全國性的抗議行動。習近平發現，如果再不趕快改變，只怕抗議行動會越來越大，其政治性會越來越強，就算你強行打壓，到頭來還是要面對清零難以為繼的局面，還是非改不行。這麼一盤算，那還不如現在就改了吧。不錯，等到爆發大規模民眾抗議了才改變，已經晚了，已經很被動很難堪了，但更晚只會更被動更難堪。 有人把這次當局防疫政策急轉彎比作當年文革期間的林彪九一三事件。兩者確有相似之處。當專制者以一種前後一貫的方式強行實施他那套哪怕是十分惡劣的政策時，人們會出於敬畏交加的心理而不敢萌生異議；然而，一旦這位專制者自己遇到了前後矛盾、穿幫露餡、自打嘴巴的情況，事情就不一樣了。在這時，人們無需乎依據別的標準而仍然沿用官方自己的標準，也足以發現那套體系出了漏洞不再靈光。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的形象一落千丈。這次當局在防疫政策的急轉彎，也導致習近平不可挑戰的神話徹底破產。 對獨裁者來說，最糟糕的莫過於在民意麵前讓步，因為它會長老百姓的志氣，滅獨裁者的威風。對獨裁者來說，更糟糕的是讓了步還要挨罵。於是有人說，中共搞動態清零你們罵，中共不搞動態清零了你們也罵。你們是為反對而反對。 不對。我們並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為什麼中共搞動態清零我們要批評，不搞動態清零了我們也要批評？ 因為中共是做了不該做的，該做的又沒做。 它不應該把力量都放在嚴防死守，防止感染上，而沒有把力量放在增強國人免疫力，防治重症，減少死亡上。現在，當局放棄動態清零了，不該做的終於不再做了，但是該做的長期被耽誤，到現在也沒做好。我們為什麼不該繼續批評呢？既然造成這種寬嚴皆誤的原因是在體制上，因此我們不但要繼續批評，而且還要批評得更深入更有力量。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當局隆重追悼江澤民，規格和規模超過當年的鄧小平。有人或說，當年鄧小平追悼會有萬人出席，江澤民追悼會五千人而已。但，考慮當下北京疫情深重的因素，習派不僅組織了五千人聚集的大型追悼會，而且糾集了五萬人在通往八寶山的路上製造”追悼人潮”。後面這一出，是當年追悼鄧小平所不曾有的景觀。 超規格、超規模追悼江澤民的背景是，習近平的連任，遭到黨內外的雙重否定。黨內否定，以二十大閉幕式的重大穿幫醜聞為標記：代表政治老人的前最高領導人胡錦濤要求查對各派事先達成的中央委員會名單、竟遭習近平下令特工強行架離。黨外否定，以轟動世界的中國白紙革命為標記：抗議民眾、尤其年輕一代，不僅要求解除極端封控、結束極端清零，而且喊出時代最強音：「中國不要皇帝」、「反對終身制」、「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 由此可見，習近平強求連任，不得人心，遭到黨內和民間的普遍反對。黨內反對他連任，他卻霸王硬上弓，用盡各種手段 ，非要連任不可；民間反對他連任，他則暗中抓捕、報復，尤其針對白紙革命的抗爭者。江澤民適時的死亡，彷彿給了習近平一個機會：借悼念江澤民，妝飾自己的權力。 這一點，從習近平所致的悼詞內容及其篇幅比例分配也可以看出：表為推崇江澤民，實為宣傳習近平自己。超規格、超規模追悼江澤民，習近平釋放至少三重信息，或者說，流露出至少三重意圖： 其一，他的權力有來源，所謂黨內「合法性」。那就是，來源於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的授予。江澤民隔代指定他接班，並對他大加栽培，才有了他今天的最高領導人地位。潛台詞：儘管你們團派反對我的路線，團派之主胡錦濤反對我連任，但江澤民及江派支持我。換言之，習近平高調追悼江澤民，是要從江澤民名下尋求權力冊封。從一個死人身上尋求權力冊封，實在是習近平的無奈之舉，甚至於，絕望之舉。 其二，隆重追悼江澤民，試圖遮掩或修補二十大與政治老人的衝突和裂痕，也試圖掩飾或淡化習近平通過王小洪及其特勤局監控、軟禁政治老人的驚悚劇（包括監視監控和變相軟禁江澤民）。潛台詞：誰說我不敬老？我並非不尊重老人！看看我給予江澤民的隆重追悼和隆重禮遇，政治老人在我心中是有地位的。只要你們不反對我，我就會繼續保障你們的優厚待遇和禮遇，保障你們安享晚年。 其三，抬高江澤民，壓低鄧小平，褒江抑鄧。暗示：習近平的極左路線、重新強調「社會主義方向」，沿自江澤民。習近平藉此說穿：江澤民和李鵬原本有意恢復「社會主義正統」（1989至1992年），但卻遭到「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老人鄧小平「橫加阻止」而被迫中斷，這一中斷就是二十年，直到習近平上台（2012年），才重新續上。習近平毫不掩飾且毫無顧忌地走上極左路線，在一定程度上，有公開為江澤民復仇之意，報1992年鄧小平南巡痛批江澤民不改革、幾乎罷黜江澤民之仇。 褒江抑鄧，捧江貶鄧，習近平還有一層心思：江澤民走後，尚有兩任總書記在世，胡錦濤和習近平，前者由鄧小平隔代指定，後者由江澤民隔代指定，故而，胡錦濤繼承的是鄧路線，即改革開放路線；習近平繼承的是江路線，即回歸左傾路線。若按照習派最新定調，江澤民高於鄧小平，邏輯地，習近平就高於胡錦濤。 然而，經由超規格、超規模追悼江澤民，習近平達到他的三重意圖了嗎？答案是否定的。 其一，江澤民指定習近平隔代接班，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江澤民未必同意習近平連任，大概率地，更不可能同意他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習近平為江澤民舉辦空前隆重的葬禮，想給民間或外界製造江澤民同意他連任、同意他長期執政或終身執政的印象或錯覺。然而，江澤民身死，死無對證，誰信？ 其二，超高規格悼念江澤民，根本無法緩解與眾多政治老人的緊張關係，也無法抹去二十大留下的重大政治陰影；而人為誇大的追悼場面、極不自然的追悼氣氛，足以讓非江派的政治老人不滿、又足以讓江派政治老人哭笑不得；造成更多傷害的是：由習家軍把控的黨媒黨報，對出席追悼會的政治老人隻字不提（僅在頭天的告別遺體場面提到胡錦濤），彷彿他們是可有可無的影子人，開創了習班子集體羞辱政治老人的惡劣先例。 其三，褒江抑鄧，是習近平的主觀願望，卻無法激起任何共鳴。無論黨內還是黨外，無論國內還是國外，人盡皆知，就歷史地位而言，江澤民遠不能比肩、更遠不可能超越鄧小平。習近平捧江貶鄧，徒勞而已！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習近平所致悼詞中把從江澤民從1989年6月開始的13年「領導核心」經歷大吹特吹，但事實上直到中共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之前，身受鄧小平、陳雲以及楊尚昆兄弟三重製約的江澤民並不比此前胡耀邦當總書記時的「兒皇帝「日子好過。 比較之後，筆者發現習近平為江澤民所致的悼詞中有許多處此前陸續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及《江澤民偉大光輝的一生》兩篇長文中沒有出現過的內容，比如「江澤民同志擔任黨和軍隊主要領導職務之際，我國正面臨外有壓力、內有困難的嚴重時刻，可謂臨危受命。江澤民同志堅定表示：『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我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臨危受命「的形容到也符合當時的情境。2009年4月23日，退休的江澤民到訪中國聯合工程公司時曾信口回顧： （當年）我絕對不知道，我作為一個上海市委書記怎麼把我選到北京去了，所以鄧小平同志跟我講話，說「中央都決定啦，你來當總書記」，我說另請高明吧！ 我實在我也不是謙虛，我一個上海市委書記怎麼到北京來了呢？ 至於習近平悼詞中所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的表態雖然確有其事，但那是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標誌著他江澤民總算坐穩了屁股底下的總書記寶座之後的事情。 話說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北京城裡的血腥場面而告結束,對整個共產黨政權來講是「得大於失」還是「失大於得」，當年的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結論肯定是截然相反。但對江澤民個人來講,他毫無疑問是「六四」鎮壓的最大受益者。 在1989年的學潮鎮壓事件決策過程中,李鵬所扮演的角色這裡無需贅述。但隨著趙紫陽、胡啟立等人的下台,和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正式組成，人們才突然發現李鵬雖然在「六四」鎮壓決策的形成過程中押進了自己的全部政治賭注,並成功地藉此機會擊敗了自己的政治對手趙紫陽,但此後鄧小平及其他幕後政治元老卻沒有根據「論功行賞」的常理,讓他李鵬接替趙紫陽的職務。 而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包括一些在「六四」鎮壓和事後政治清查過程中慘遭迫害的政治異己分子,都已開始稱讚鄧小平的「明智」,人們自然而然地把對「六四」鎮壓的仇恨完全集中到李鵬一人身上。害得李鵬不得不通過自己的子女和親信之口,對外解釋他李鵬並無調兵之權。言下之意,讓他李鵬一人承擔「六四」鎮壓責任實在是天大的冤枉。 李鵬當年自認為自己也將會在打翻趙紫陽後便成功地取而代之,沒有想到在他和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日後也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歧山的岳父姚依林在付出了召至千夫所指的沉重政治代價之後,在鄧小平那裡並非得到應有的政治補償。好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前鄧小平猶豫再三還是讓他李鵬繼續保持了一屆總理職務,而姚依林乾脆就被鄧小平逼出政壇,回家當了寓公。如此不「公平」的政治現實令姚依林惡氣難咽、悲憤滿腔,終於過早離開了人世(與鄧小平和陳雲等政治元老的存世時間相比,姚依林的死期至少應該推後十五年)。 所以,當時的北京人說李鵬為「六四」鎮壓當了「冤大頭」,並不是說他在這場鎮壓的決策過程中的表現情有可原,而是諷剌他的政治低能,雖有足夠的勇氣為一場血腥鎮壓行動衝鋒陷陣,卻沒有足夠的智謀角逐領導核心的職位;更沒有足夠的膽量向鄧小平等人要求「論功行賞」。 1989年的六四鎮壓之前，當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已經深入人心,帶動起中國大陸一波又一波的全民經商大潮時,不知是誰人率先發明,把國家職工,特別是國家機關幹部毅然辭去「大鍋飯」公職到商海里弄潮稱之為「下海」。如今,對岸的台灣同胞對這種說法聽得時間長了,也已經見怪不怪。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里,許多到中國大陸的台商確實曾經對此目瞪口呆,因為在台灣早已經習慣把良家婦女因為生活所迫墜入風塵稱之為「下海」。曾有一個台商回憶說,當年他初到大陸,常常聽一些黨政官員以非常羨慕或嫉妒的口吻議論某某人已經「下海」,感覺十分奇怪。再聽到關於許多高級幹部子女,甚至鄧小平的家人都已經「下海」,終於忍不住問了一句:「不至於吧?」 這些台胞們當年更不知道的是,當時北京的政治圈子裡,居然把進入中南海決策核心也稱之為「下海」。若形容某人背景通天,就會說此人「下海如履平地」,意思是此人是隨時出入中南海的本事。沿此習慣,無論是中南海辦公廳的工作人員,還是一些私下裡以針貶台前領導人為樂的政治元老子女們,當時一提起江澤民剛剛坐上總書記寶座的那段時間,便用「下海之初,毫無信心」形容。 據「六四」事件前在上海市委接近江澤民的人士回憶: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江澤民被中央派專機接去北京後,上海市委一班人都還自作聰明地分析,一定是因為北京方面事態緊急,接江澤民去參加政治局會議而已。 「六四」槍聲剛過,上海市委在接到的一份部署對北京「平暴」必須統一宣傳口徑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上,除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林而外,還赫然落有江澤民的簽名。但當時江澤民的名字是排在上述人等之後。據此，當時的上海市委又有人自作聰明地分析:看來胡啟立和芮杏文兩人中至少有一人會因為「反對動亂不利」而「中箭落馬」。既然中央十分肯定上海市委對導報事件處理得果斷、及時,那麼江澤民無疑是因此政績而上調北京主管意識形態。此分析被轉達給江澤民夫人王冶坪女士後,目擊者用「如五雷擊頂」描述當時王冶坪的表情。 既然江夫人對丈夫進京主管意識形態都認為是「大禍臨頭」,那麼在聽到鄧小平在「『六四』屠夫」的一片叫罵聲中居然把自己的夫君拉去作趙紫陽替身的消息,第一反應恐怕不會是「夫貴妻榮」。 事實上從1989年5月底底進京被鄧小平召見,到正式登基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江澤民不但拒絕接家眷進京,自己也要求中央辦公廳暫時不要給他正式安排住房。登基後的開始幾個月里,江澤民除了外出開會、巡視,平時一天24小時都不離開中南海勤政殿的書記處辦公室。勤政殿的書記處辦公地點面積不大,除了秘書、勤雜人員的用房外,每個書記處書記都有單獨的一所套間,裡間辦公,外間會客。唯獨原來給胡耀邦用的一套辦公室面積最大、設備最全,辦公室裡面還有一個供休息用的套間。胡耀邦主政年代,因為工作忙顧不上回家時常常就便住在這裡。從1989年5月底開始,過去的胡耀邦為自己設計的這個小天地被江澤民佔領,白天在此辦公,晚上就睡在這裡。 在家眷沒有進京前,結髮妻子王冶坪最知丈夫此時的苦惱和壓力,特別要求上海市委辦公廳將剛買不久的一台聶耳牌立式鋼琴運到江澤民處,以供他在夜深人靜之時一人獨奏,排遣心頭的不知所措。何以解憂？唯有鋼琴！被當時的中南海工作人員形容成勤政殿里的「夜半琴聲「！ 「六四」鎮壓的槍聲剛剛平息,江澤民還沒有正式登基的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在家裡召見了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以及楊尚昆、萬里等人,謙虛地表示:「現在看來,我的分量太重,對國家和黨不利,有一天就會很危險。世界上好多國家把對華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死去了上面。我多年來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領導一建立,要一切負起責任,錯了也好,對了也好,功勞也好,都是你們的事。這樣你們可以放手工作,對於新的集體自我鍛煉也有好處。何況過去的那種辦法並不算很成功。」 鄧小平這裡說的「並不算很成功」的所謂「過去的那種辦法」,自然是指中共黨十三大之後黨內專門作出決議由他垂簾聽政的辦法。十三大之前,鄧小平雖然不是名義上的黨的一把手,但他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主席以及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三重身份,出席黨的最高決策會議合理合法。而且當時所有政治局成員隨時都要看他的臉色行事,只要他在某一問題上表態,無人敢不隨聲唱和,故在表面上絕對符合「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1989年6月24日，,江澤民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掌聲中從自己政治局委員的座位上走到過去趙紫陽坐的地方,張嘴冒出的第一句話便是「沒有這個思想準備,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經驗,深感擔子很重,力不從心」。必要的謙虛之外,對自己當時的心理壓力之大,似乎並不想掩飾。與其說是「沒有思想準備」,還不如說是對挽救政權頹勢實在沒有多大信心。 上台之後,江澤民自己如何看待「六四」鎮壓的慘烈結局給中共政權執政合法性帶帶來的巨大損害當然不能輕言與外人,但從他的就職演說中,把自己登基的那一時刻形容成「黨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誰會相信這純粹是在舒發「臨危受命」的光榮自豪感和歷史使命感? 「六四」鎮壓過後,整個中國萬馬齊喑,整個世界千夫所指。而在北京城裡,人們的牢騷、憤怨祗能通過黑色幽默的形式發泄。當時流行的一則政治笑話說:江澤民、楊尚昆、李鵬和李瑞環四人在北京夜查民情時誤入一家卡拉OK歌廳,面對歌廳主人的盛情相邀,四位首長在流行歌曲目錄上各點了一首「你最喜愛的歌」。楊尚昆先點一首《我想有個家》,李鵬接點一首《我不是個壞小孩》,李瑞環點了《雖然我丑,但是我很溫柔》,輪到總書記「欽點」時,一首《希望你明天還愛我》最能表達這位「兒皇帝」此時心情的酸楚。 這四首歌是當時中國大陸青年人中誰都能哼出兩句的流行名曲,給楊尚昆安上《我想有個家》,是因為此時楊尚昆已經喪偶;《我不是個壞小孩》安給李鵬,是諷剌他因為「六四」鎮壓而成為千夫所指;李瑞環木匠出身,與其他中共領導人相比才疏學淺,但當時卻顯得相對開明,故讓他說明自己「雖然我丑,但是我很溫柔」。而江澤民的「希望你明天還愛我」,更是形象地諷剌了江澤民日夜擔心自己是否會與胡耀邦和趙紫陽同樣下場。自稱從小喜好古典詩詞的江澤民到此才真正體會出何謂「高處不勝寒」。 這一切都說明江澤民初入中南海時,其心境並不僅僅是象他在1989年6月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所表白的,「沒有思想準備」,而是對挽救政權頹勢根本沒有信心。 當時,北京還有一則政治笑話說的是:某一日江澤民、李鵬、楊尚昆陪同鄧小平視察,路遇一驢擋道。鄧小平要求此三人設法將驢轟走,楊尚昆和李鵬輪番向驢子大吼:「再不走開小平同志要派戒嚴部隊了」。驢子置若罔聞。大家目光集中到江澤民身上,只見江澤民不緊不慢地走到驢子身邊附耳低語幾句,驢子抬腿就跑。 於是,鄧小平好奇地問道:「你同那驢子說什麼竟把它嚇成那個樣子?」江澤民答曰:「我只是告訴它,『如果你再不走,小平同志就要選你當下屆總書記了』。」 這則諷剌笑話雖有點刻薄,但依江澤民當時的心境,那種在鄧小平、陳雲等超級政治元老面前「不敢多說一句話,更不敢多說半句話」,在楊家兄弟面前隨時都要聽命擺布的「一國之君」,當得也實在有些窩囊。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這句話出自《左傳.僖公五年》,說的是春秋時晉國一位大夫一仆三主,面對晉獻公及公子夷吾、重耳三人的「政出多門」,深感無所適從。而從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一九九二年十月這兩年半時間內的江澤民,說起來也是「一國之君」,身居黨、軍最高權位,但事實上卻同樣處於「一仆三主」的局面,左宮元老陳雲、右宮元老鄧小平,外加當時實際掌控軍隊的「攝政王」楊尚昆及他的兄弟。 日後世人雖然都將他江澤民作為「鄧小平的接班人」看待,但,事實上在江澤民步入中南海之前的仕途經歷中,陳雲對他的影響甚至大於鄧小平。雖然江澤民在論及自己從政經歷時,特別是在強調自己接班的合法性時,從不忘記自己曾經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即已經身處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但八九「六四」以後鄧小平自己親自動手將胡耀邦、趙紫陽幫他苦心經營的黨內改革派陣營幾乎一網打盡,讓江澤民怎幺可能不心有餘悸?所以,在初入中南海的頭幾年裡,江澤民在思想和組織路線上大都依重黨內保守力量,在政治、經濟政策上對趙紫陽大力糾偏,客觀上講,也確實有他不得已的一面。這也是鄧小平在1992年十四大之前只是通過南巡講話的形式在方針政策上逼迫江澤民就範,但卻沒搞組織上換馬的原因。 在那些年裡陳雲雖然確實給了江澤民以很大的支持和鼓勵,以至於江澤民在陳雲去世之後,始終念念不望陳雲的恩德,一再回顧陳雲同志生前如何強調「首先要加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但事後回顧起來,他江澤民在陳雲面前也和在鄧小平那裡一樣， 同樣也懷有「兒皇帝不好當」的沉悶和苦衷。一直到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召開，江澤民終於坐穩了中共總書記寶座的最重要標誌有二，一是鄧小平同意把安插在江澤民身邊的「攝政王」楊尚昆和楊白冰逐出中央軍委；二是以陳云為首、薄一波為輔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被宣布解散。詳細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江澤民的死訊傳了很多年，直到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才終於應驗。只不過，江澤民死的及時：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中國白紙運動爆發的四天後死；江澤民死得其所：江澤民發跡於上海，也撒手於上海；江澤民死的解氣：死前終於聽到上海民眾高喊「習近平下台」……江澤民去世，不帶走一個西紅柿，但他造的孽則貽禍深遠。當今中國人遭受的諸多災難，其始作俑者都是江澤民！ 首先，江澤民為一己之私利將習近平推上皇位。習近平能有今天，都是江澤民的恩賜。中共內部比習近平有能力、有魅力的人可謂車載斗量，而江澤民唯獨選中了習近平這個既無能力，又無學歷，更無德行的習近平。習近平除了有一個是開國元勛的老爹之外，可以說一無是處。但這，正是江澤民心中最理想的中共接班人。江澤民長期把持中共國朝政，即便2002年將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職位讓於胡錦濤，但是，仍霸佔軍委主席一職，直到2004年將自己的心腹安插於黨政軍等重要位置後才將軍委主席一職讓於胡錦濤。只可惜，當時的軍中幾乎清一色江派人馬，胡錦濤只是一個有其名而無其實的軍委主席。胡錦濤執政十年無甚大作為，與江澤民幕後弄權、處處掣肘息息相關。江澤民貪戀權力，把胡錦濤當傀儡還嫌不過癮，還想終身把持國家政權。於是，在胡錦濤退位之前指定了看起來憨傻、貪財好色又平庸無能的習近平，無非是想像玩胡錦濤一樣玩習近平。就這樣，千古昏君才得以登上歷史舞台。中國人今天所遭受的劫難，表面上看是習近平倒行逆施的結果，但追根溯源，這一切實際上都是拜江澤民所賜！ 其次，江澤民將中共官員的腐敗推向了高潮。自從鄧小平倡導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中共官員就邁開了腐敗的步伐，然而，在鄧小平的時代，中共官員的腐敗還只局限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主要是高層權貴，程度也相對有限。一九九七年二月江澤民舉政中國後，中共官員腐敗的性質就有根本的轉變，即由小部分官員腐敗轉變為全體官員腐敗，將腐敗制度化、結構化。江澤民帶頭腐敗，用江的話說就是：悶聲大發財！這一下不打緊，全國各級官員貪腐爭先恐後，貪污數額都是天文數字。官場成了一個大糞坑，一旦踏入，想乾淨都不成。於是，民間有諺曰：滿朝文武揣綠卡，半壁江山養紅顏。由於官員的極度貪腐導致天量國有資產流失，大量企業倒閉，大批工人下崗，當時民眾哀怨曰：把生命交給了黨，老來無人養；本想靠兒女，兒女又下崗！ 再次，殘酷鎮壓法輪功學員。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令人髮指，尤其是活摘發輪功學員器官，就達到了喪盡天良的地步，中共國也因此開啟了人體器官買賣商業化的時代，至今已經行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一個極端邪惡的產業鏈，該產業鏈的元兇正是江澤民！法輪功本是一種宗教信仰，練習者以弘揚「真善忍」為己任，與世無爭、遵紀守法，然而，江澤民擔心信仰法輪功的人數過於龐大而動搖老百姓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一旦中國人民拋棄了共產主義，那中共不就喪失了愚弄中國人民的精神武器了嗎？這，恐怕就是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痛下殺手的根源所在！ 踏著六四學生鮮血走向權力巔峰的江澤民所造之孽遠不止上述種種，他死有餘辜。他一走了之，就算完事了嗎？當然不會，他犯下的反人性、反人類的罪行，即便化成灰也難逃受害者與歷史的清算！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江澤民去世，遺體從上海空運北京，全國降半旗，停止娛樂，默哀三分鐘，倍受中共領導人之榮哀，規格超過鄧小平。習近平高調為江澤民辦喪事，到也沒有值得可說之點，江死對他來說可謂是有益無害，搞得隆重顯出他對老一代領導人的尊重。讓人跌眼鏡的是，那個二十大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他架出去的胡錦濤不但出席了追悼會，而且還與新科常委拉開距離與他並肩出席，同起同坐，胡錦濤儼然回到江、胡、習三代領導領導人的地位。 中共所的政治劇本，不要說外國人看得目瞪口呆，就是中國人也看得雲里霧裡。不知習近平這一驚一咋的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習近平忽然禮遇胡錦濤，是不是習近平覺得二十大上把胡錦濤架出會場於心有愧，當然 不是，他這個人天地不敬，神鬼不怕，怎麼可能突然良心發現，其中必是大有乾坤。 二十大胡錦濤被架出去的一幕全球驚愕，見證了習近平之冷酷與兇殘，必然引起黨內高層極度恐懼，如果再不對此發聲，下一個恐怕就輪到自己了，必是冒死反彈，習也知道此舉動了眾怒，弄不好就會翻船。再說清零政策，烏魯木奇火災引發了「白紙革命」，迅速遍及十幾個城市，幾十所高校，那些曾經的老小粉紅也成了「反賊」，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呼聲，習近平已從他精心打造的神壇上跌了下來，承認白紙革命是由清零導致的。面對黨內黨外的怒火與壓力，迫使他不得不放低身段，以江澤民的喪事禮遇胡錦濤來平息眾怒。習近平在追悼會上說，「不能怕鬼，怕壓」，實際上正好說明他怕鬼，怕壓。鬼是江澤民，壓是黨外反對清零與黨內對胡錦濤被架出的憤怒。 目前中共一放面抓捕「白紙運動」的革命者，另一方面也開始放寬了「清零」政策，開始有限度的解封，再加上禮遇胡錦濤。這二件事加起來不得不說習近平已經認錯。當然這個認錯並非真的認錯，而是被逼之下的權宜之計。只是可憐了胡錦濤這個年紀還被習近平當猴耍。先是把胡當雞，殺雞驚猴，以架走胡錦濤來威嚇官員。現在又將他當猴拉出來雜耍，以顯自己的的寬厚仁慈。習雖然沒有象當年大饑荒，毛澤東被迫在「七千人大會」上認錯，但放寬清零，禮遇胡錦濤實際上是承認了錯誤。當然只要躲過這了陣子，時局穩定了，必伺機反攻倒算。 毛的文革是對「七千人大會」的反攻倒算。習近平能否等到反攻倒算的那一天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習近平這樣的獨夫民賊不會有好下場。「白紙革命」已對他作了宣判。今日「白紙革命」不過是討賊先聲，一場更大的反獨裁的民主革命正在孕育之中。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