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祭奠文革六十周年
2026 年 6 月 26 日
中國改革命開放以來的五位中共總書記，除了健在的胡錦濤與現任習近平之外，三位已經作古。但江澤民與胡趙不同，正式被中共算做第三代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二位只能委屈地附驥於鄧小平時代（第二代中共領導人）之下，趙的家族至今還處於受打壓狀態。因此，江澤民在朝有習近平任主任的治喪委員會，在野有無數只聽過江時代傳說的年輕一代懷念稱頌，也算是生榮死哀了。 這樣一個江時代有什麼特點呢？我認為用三個詞足以概括：腐敗、開放、相對寬鬆。 腐敗讓中國陷入「現代化的陷阱」 我在國內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改革舊體制過程中的種種腐敗。江澤民時代的腐敗，我其實已經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盡述，書的章節標題足以概括江澤民時代的腐敗與活力——20 世紀90 年代開始的「圈地運動」、國有企業改革與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中國當代尋租活動產生的根源、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中國當代經濟倫理的劇變、貧富差距的形成和擴大、人口.就業與犯罪、社會控制的多元化和地方惡勢力的興起、黑色經濟與黑社會組織的勃興——哪個領域只要放開，腐敗與活力立刻隨之而來。 這一以權力市場化為特點的改革，我在2001年出國後寫的《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中做了以下概括： 中共政權的特質是三個壟斷：政治壟斷、經濟壟斷、輿論壟斷（毛時代是壟斷真理）。 毛澤東時代是計劃經濟，有計劃無市場，官員手中權力無法變現，只能多吃多佔，享受級別規定的特權。 鄧小平改革之後，開始市場化，官員的權力可以通過各種代理人（家屬、子女與利益關係人）在市場變現。 從中共革命開始，毛的革命是用暴力化私為公，黨成為全國唯一的資源壟斷者與大地主；鄧是用改革之名化公為私，權力及權力關係人利益均沾——如果要將習近平自2015年來打擊私企的措施計入內，那就是再用權力緩慢地化私為公（範圍局限於企業）。 中國人對腐敗容忍開始於江時期 江澤民去世的消息傳來，網上一片聲地為他發「好人卡」，許多人全然忘記江末期輿論急切巴望結束腐敗的江時期、迎來胡溫新政的迫切感，當然更不記得那時對新老太子黨利用父輩權力發大財有多痛恨。更讓公眾痛恨的是醫院、教師、司法界這些公共服務行業開始腐敗，紅包文化泛濫。 那個時代經濟學界持「腐敗有利論」，最有名的名言是：「腐敗是改革的潤滑油」，「腐敗出一個新體制」。《現代化的陷阱》甫出，引發中國經濟學界一片反對聲，個別人如天則所的張曙光，還組織人討伐——數年之後，到了胡錦濤時代，總算有人開始省悟到腐敗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起了侵蝕根基的作用，比如原來用「冰棍論」主張瓜分國有資產的人也開始反腐敗。冰棍論是什麼主張呢？就是說國企資產就象一根冰棍，你不去吃它，就會融化，因此不如在融化之前抓緊瓜分。 在胡錦濤時期，幾代常委家族利用「九龍治水」的權力分管形成的「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發韌於江澤民時期，江公子江綿恆應該算是新太子黨中的開路者，曾慶紅兒子曾偉因山東魯能案東窗事發，只得長居澳大利亞。魯能一案之始末，胡舒立主辦《財經》時一篇名文《誰的魯能?》（2007年01月08日）曾披露：山東第一大企業，同時也是全國電力系統最大職工持股企業魯能集團悄然改制，700億國有資產的歸屬成謎——此案成為那個時代利用權力強搶惡要的教科書式經典案例。 這個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體制，中國國內自然不會有媒體披露，但英國《金融時報》有段時期密集披露，China: To the money born（被譯為《生而為錢的中共太子黨》，March 29 2010）；《追問「紅色血統」》（2010年12月15日）；《新生代太子黨》（2010年4月15日）；《中國私募業的「紅色貴族」》 （2010年4月15日） ，用標題一搜即可查閱。 朱鎔基國企改革為胡溫「黃金十年」奠定了基礎 江時代的改革，每一件每一樁都對後來影響甚大。 比如國有企業改革，先後任常務副總理與總理的朱鎔基採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將有關國計民生的幾大行業（能源、電信、糧食、交通等）資產重組，採用傾斜政策讓它們形成壟斷並成長為中國的經濟寡頭；放開那些與國計民生無直接關係的行業，讓它們在市場中沉浮以決生死——這一點為胡溫十年的政府財政稅收與國有經濟奠定了基礎，也為習近平時代留下了家底。 江時代開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導致的圈地運動，在胡溫十年發展成地方的「土地財政」，房地產成為龍頭產業，帶動了上下游幾十個產業，成就了中國的經濟繁榮。 對私有經濟的開放——江在「六四」後曾說過要「讓萬元戶傾家蕩產」，但在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立刻轉變態度，成就了中國第二、三代富翁（也是中國歷史上數量最大的一個富人群體），其中部分從事房地產的最後在胡溫時期進入資產家行列（肖建華的明天系、白手套是典型）；胡時代甚囂塵上的「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現象，其實始於江時代普遍化的體制內尋租。 江時代開創了資本家可以入黨的先例，用「三個代表」理論-新階層論，為中國富豪進入人大政協開闢了制度性通道，胡溫時期的「兩會」，基本上是政治、經濟、知識界、文藝界精英的高光聚會。這個宣稱自身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在完成了階層基礎替換之後，總算從革命黨變身為執政黨。如果說《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是分析江時代的各種改革，那麼2017年出版的《中國：潰而不崩》則是分析胡溫時代的「深化改革」如何讓中國成為一個社會深度潰敗，但政府刻意養成的超強鎮壓能力卻讓這個政權能夠維持下去。 《現代化的陷阱》出版之時，中國社會對腐敗的容忍度遠沒有今天這樣高，不少人看這本書時，對中共解決問題還存有希望：如今問題終於找出來了，黨中央總要解決了吧？抱有這種希望的人當然會失望，因為正如我後來在《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所有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一切源於一黨專制的「三個壟斷」，這種一黨專制的三個壟斷只要不打破，這種腐敗無法通過體制內反腐敗清除，這個道理，好比再好的外科醫生不能給自己動手術一樣。同體監督必須讓位給異體監督。 胡是江時代的延續，但有個較大的區別：江時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場一方傾斜，通過政府放權讓利，給權力鬆綁，權力場中人利用批地、批條子賺錢，因此，人們紛紛下海經商利用官場關係賺錢。到了胡溫末期，除了土地等壟斷性資源之外，市場的制度利差小多了，國有企業等經濟寡頭的優勢日漸顯現，不少缺乏經營能力的人又希望回到體制內，不少國企高管也紛紛回歸政府部委。 對一個人，可以用好人、壞人來歸類。但對一國領導人的評價，遠遠比這種幼兒園稚童的評價歸類複雜。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政府引發激烈爭議的新冠「清零」政策，終於逼出了一頭「鬥牛」，因新疆烏魯木齊疫情封控導致的火災死亡事件持續在網上發酵，因疫情封控產生的「共情」，終於在11月26日引爆了上海反封控的抗議活動，並蔓延到廣州成都等大城市，在少數幾個城市裡抗議逐漸演變成更廣泛的政治訴求，有人高呼「習近平下台」「我們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口號。因為有許多抗議者舉著一張空白A4紙，因此這場抗議被稱為「白紙革命」。 儘管因為當局超強維穩，這場抗議倏起倏落，效果卻有。三天過後，「安民告示」出來了：11月29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2022年11月29日新聞發布會文字實錄》，國家疾控局監督一司司長程有全提到：「原則上高風險區一般以單元、樓棟為單位劃定，不得隨意擴大。在疫情傳播風險不明確或存在廣泛社區傳播的情況下，可適度擴大高風險區劃定範圍，但要及時通過核酸篩查和疫情研判，快封快解。不得……造成大面積「誤傷」「，「居民自采核酸是一種新的探索，但應注意規範性、有效性和安全性。」估計正式文字通知在草擬中。 網易於11月29日發表了《張珊珊事件最新，背後終極大佬浮出水面》一文，其中提到：張核子的核酸檢測到哪裡，哪裡疫情就上升，如果把下雨的權利交給賣傘的人，天就永遠不會晴。同樣，當核酸檢測成為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那疫情何時休呢？「——核酸檢測過度擴大嚴重擾民，已經備好替罪羊一隻。 反封控集會發生之時，距離WEF創始人、大重置的主要推手克勞德·施瓦布(Klaus Schwab)盛讚中國模式是值得許多國家學習不到一周。施瓦布這番讚揚，是他於11月20日接受CGTN的田薇採訪之時發表的。在這次訪談節目中，克勞斯·施瓦布稱中國是「許多國家的榜樣」，宣布「世界將發生系統性轉變」。 中國人少有熱愛中國模式者 了解「中國模式」並不複雜，三個要點：政府管控經濟與資源；對民眾實施嚴苛的社會管制，健康碼比疫苗證還進一步，是動態管控；人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政府對言論高度審查，針對政府及其領導人的批評會導致嚴重的懲罰。 按常理，一國政治社會制度的好壞，本國人民最有發言權。中國人民雖然沒有發言權，但除了官方宣傳及官方學者之外，只要對中國模式特點有所了解的人，多持批評態度。因為熱愛自由、反對人身控制，是20世紀共產主義1.0版實施以來的各種社會運動的特點，深受社會主義之害的中國人多年來苦求民主自由而不可得。 中國自從2019年12月在武漢開始爆發covid-19疫情，至今長達三年。由於中國是個專制社會，封控疫情能夠採取西方國家不能採取的種種嚴重限制人身自由的不人道措施，在病毒流行初期確實取得防疫成效，維持了低死亡率（如果統計數據為真）。但在病毒不斷變異的情況下，世界各國為了平息民怨，只好明智地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政策，一邊放開，一邊防疫。只有中國蠻橫地採取清零政策，一人有病，封控整幢居民樓；進而封鎖小區。這種長達三年，持續進行的防疫，早已嚴重地干擾了民眾的生活，讓人們疲累不堪。而且中國實行的健康碼制度，遠較西方比如的疫苗證嚴厲，比如美國現在實施的疫苗證，只限於一些特定場所，比如醫院以及有規定的公共場所，大多數地方比如商場並不需要疫苗證。中國的健康碼顏色經常會變，嚴格限制了人們的出行自由。疫情三年之後的今天，各階層民眾都面臨著巨大的不安感，經濟壓力、精神壓力逼近臨界點，越來越多的人失業、斷供，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難以為繼，在看不到回歸常態希望的情況下，積累的情緒遲早爆發。無論本輪反封控抗議背後是否有境外勢力操縱，疫情三年積壓的情緒有如乾柴，烏魯木齊火災只是濺到乾柴堆上的火星。 抗議者要求防控社區自治 這次反封控行動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社區居民對防控自治的要求。推友@Iris_theGoddess認為，社區封控權，中國政府將其下放給政府的基層組織居委會，而不少居委會採取反人道的措施，小區封控都是用鐵柵欄、鐵皮等直接鎖死，給居民家門用鐵鏈鎖死。北京儘管「文明」一點，用叫做所謂門磁的電子鎖，一開門就會報警。 蔡慎坤@cskun1989於11月27日發表推文說：「一夜間北京上百個小區，包括回龍觀、天通苑、望京3個亞洲最大小區，居民自發組織維權，幾乎方式一致，直接報警，在警察「旁觀」下與居委會對峙交涉，最終拆除鐵皮解除封控，因為北京市並沒有下發封控通知，所有北京小區封控都是居委會所為，居委會並沒有執法權，限制市民出行從法律意義上屬於非法拘禁！「 我發了一條推文，希望北京市的居民談談當地情況，如果蔡慎坤推文所述在北京成為普遍事實，北京市民這種有理有節的抗爭就算有了結果。推下得到的回復甚多，大都證實，北京逾百個小區反封控的要求達到目標。 新疆烏魯木齊之所以發生火災死亡事件，就因居民被鎖住而無法逃生。北京居民小區反封控達成的目標，在目前這種不人道的強制封控與完全放開之間，找到了一條政府與民眾都可以接受的防控路徑：各小區自主決定如何防控。 防疫實行社區自治是出路 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後，出了個《優化疫情防控工作的二十條》措施，印發了核酸檢測實施辦法、風險區劃定及管控方案等四個技術性文件，外界普遍認為是放鬆防控管制。但結果卻並非如當局所想，既出現在實施過程中層層加碼的現象，也有反對放鬆管制的。BBC曾發布一篇《中國疫情：「二十條」實施10天感染激增，分析指民眾態度不一社會存在撕裂》（2022年11月23日）分析了這種矛盾狀態。推友@VictoriaTC發推稱，看到一個早期的民意調查，只有兩個問題，一是自己得病是希望在家療治還是集中隔離，答案全是選擇在家治療；二是鄰居感染covid-19，是希望留在家裡還是集中隔離，答案全是選擇集中隔離。但經過方艙的可怕體驗，人們意識到沒有人能保證自己不受病毒感染，例如望京東湖灣等小區發出自保倡議，對於抗爭中獲得居家隔離，而不是隨意拉去方艙隔離這一權利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將疫情管控交給社區居民自治，一個社區住戶均是利益相關人，住戶根據本社區情況協商討論，應該會找到比較中道、大家願意接受的方式。這次北京逾百個小區反封控達成的結果，我認為就是一種成功。 目前，當局已經採取措施消解這種集會，未來幾天會發生什麼，值得繼續關注。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波及十來個城市、幾十個高校的反封控集會，確切地證明了一點：中國人痛恨中國模式的超強社會控制，各國人民如果了解這一點，絕對不會同意本國政府師法中國模式，施瓦布的發言只是他個人的臆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烏魯木齊的氣候，已經是冬天了。在居民樓里發生了一場大火，燒死了好幾十人，包括婦女兒童。由於習近平的馬仔堅持清零不動搖，消防隊的救火車無法進入現場，所以火勢加大，造成了小災變大災。這個消息就像一把火，衝破了全國人民忍耐的底線，導致各地民眾的強烈抗議，打出了反對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口號。 這麼大的國家發生個火災是尋常事，為什麼這次這麼不尋常呢？因為天下苦習近平者多時，猶如兩千多年前天下苦秦者多時一樣。這是憤怒的氣氛積累，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到了快要爆發的極限。於是星星之火就爆發成了冬天裡的一把火。烏魯木齊的一把火，就像是點燃火藥桶的導火索。 除了國內的維穩媒體之外，港台媒體也有人出面維穩，說什麼在習主席的現代化監控鎮壓之下，火藥桶沒有爆炸的可能。這就像多年前的中國公知們說：熱兵器時代造反不可能成功一樣。這是在幫助共產黨撲滅憤怒的火焰。按照這幫人的說法，現代化監控之下，怎麼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民，在大城市的街道上聚眾示威呢？怎麼還敢大喊打倒習近平呢？ 這說明監控不是萬能的，科學也要有人來控制。你得罪的是全體人民，科學和現代化都幫不了你的忙。人不是蟲子。就是蟲子，你刺激他一下，他也會有反應。人類傾向於自由和人權保障，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何況中國人自由了兩千多年，你想讓中國人像蘇聯人那樣，回到封建農奴制時代，反抗就必然是分分鐘的事。 當人們唱著國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就是被激怒到了極限的信號。小習為什麼要把人民給激怒，為什麼要官逼民反呢？我猜測這不是他的初心。他的初心是像毛主席那樣控制人民，予取予求當領袖。怎樣能夠控制人民？最近國內外學界最流行的就是厚黑學，或者馬基雅維利的那一套統治術。小習顯然比較信服這一套。 記得納粹空軍元帥戈林，在審判席上回答法官的疑惑。法官問：你們怎麼能讓德國人民都受騙呢？戈林笑著說：很簡單，你給人民製造一個恐懼，他們就會乖乖地跟在你的後邊了。原來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玩的都是人家納粹玩剩下的垃圾。毛澤東製造的恐懼，是階級鬥爭變天帳，人民害怕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稀里糊塗跟著偉大領袖迫害自己了。 小習文革受迫害很崇拜老毛的那一套，可惜找不到合適的現代化介面。武漢肺炎的爆發給了習主席心有靈犀一點通。這個危害全世界的病毒，不就是製造恐怖氣氛的最好借口嗎？以此為借口不斷發展，就是控制人民的清零政策了。讓人民自覺自愿地聽從指揮，自願犧牲個人自由和人權，這個境界不就可以比肩希特勒和毛澤東了嗎？ 可是樹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何況中國人民有造反的傳統。怎麼辦？希特勒有衝鋒隊，毛澤東有紅衛兵，咱們的習總書記發明了法外執法的白衛兵。冒充防疫人員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無法無天，民間戲稱其為「大白」。其水平遠遠超越了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造反派，無禮之上再加無恥。真是希特勒、毛澤東的好學生，金正恩的好大哥。 為習主席洗滌的文人說：不是沒造反嗎？不是鎮壓下去了？說明中國式的現代化很科學，很有效嘛。習主席的天下牢不可破。當年趙高也是這樣忽悠秦二世的。這兩千多年來沒什麼長進。誰知道呢？陳勝、吳廣不是什麼大人物，大澤鄉的造反也不是可以預測的。但暴政必亡是個歷史的規律。
烏魯木奇清零燒死封鎖在家的人，造成十人死亡的慘劇，此一事件點燃了飽受清零之苦民眾的怒火，忍無可忍之下終於發出了被壓迫的吼聲。這一怒吼四下並發烽火神州大地：從上海到武漢，從南京到重慶繼而全國多所城市，又從清華到北大繼而多達50多個大學。他們唱著國際歌，呼出不要獨裁，要民主，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 這一場因清零爆發的抗爭，因清零喊出的政治口號，是自八九民主運動以來規模最大，訴求最高的運動。自今年4 月上海封城以來，全國多個城市相續封城，封城其間造成多少人間慘劇，孩子無法就醫，婦女無法生產，老人餓死家中，跳樓的跳樓，上吊的上吊，更有出門被打，忍無可忍之下拔刀砍人種種慘劇，分分秒秒地發生。但政府仍然堅持清零，堅持不讓人活下去，民眾到了不抗爭是死，抗爭也是死。開始之時人們選擇了以死抗爭，現在則是向死而生。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這個轉變是二十大前夕的四通橋英雄，四通橋上的呼聲響徹中國大地。 如果說二十大前民眾對習政權，對清零政策還抱有希望的話，那麼二十大後徹底絕望了。烏魯木奇的大火燒氣醒了麻木沉睡的人們。許多小粉紅，老粉紅終於認識到中國災難的原因，不是海外敵對勢力，不是美國，不是日本更不是台灣，而是中共的制度，中共權貴利益集團，是習近平這個倒行逆施的黨魁，他們幾乎一夜之間成了反賊，成了街頭抗議的英雄。他們與大白斗，與警察斗，他們拆卸封鎖的鐵欄，欄杆成了他們手中的武器。他們唱著「國際歌」，街頭演講有人喊出操你媽的清零，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口號。 他們的口號已經超過了「六四」，因為他們對共產黨已經絕望望，他們不來就算，要來就玩真的，他們豁出去了。他們知道這是一場生死之戰，如果失敗了他們將坐牢，香港的反送中就放在他們的面前，遠的有六四天安門，而事實上政府調兵遣將，鎮壓抓捕已經開始了。這場反抗給他們集結的時間不會太多，如果一天，二天，三天全國沒有起來，沒有集結到足以與軍警抗衡的人數，那麼又是一個香港，又是一個天安門。 人們已經覺醒，反抗，起義是中國人的最後選擇，沒有中間道路，也沒有退路，不是做主人就是做奴隸，不是生存就是死亡。南京傳媒學院打出的標語是： 如果你不願意走在前面，請跟著隊伍。 如果你願跟著隊伍，請你在路邊圍觀。 如果 你不願 在路邊圍觀，請你在網上吶喊。 如果你這些都做不到，請你閉上眼睛，坐下來，享受我們為你爭取的權利。 但請你不要裝作視而不見，更灑冷嘲熱諷。 因為爭取來的陽光 ，既屬於我，也屬於你。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舉起一張白紙，就是一場革命！這不是虛誇或幻想，而是幾天來正在中國發生的社會抗議浪潮的一個醒目標誌。自2022年11月25日起，從烏魯木齊到上海，從武漢到北京，大面積的民眾抗議在中國全國多地出現。在短短的兩三天里，抗議已經席捲全國至少三分之一的省份。許多青年人手舉一張白紙，站到公共場所，這就展示了不屈的抗議姿態！因此，有輿論稱這場抗議為「白紙革命」。 抗議剛剛開始，事態仍在發展中，時刻都會出現新情況。但是，「白紙革命」的歷史意義已經無可懷疑。因為這是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三十多年來中國第一次出現這樣廣泛的民眾抗議，也因為在抗議中已經有民眾喊出了「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這樣震撼人心的口號，還因為抗議直接針對三年來中國當局不惜一切代價而殘暴推行到十四億中國居民每一個人的頭上的所謂防疫措施。海內海外，華文外文，全世界的輿論都在關心這場抗議，也在揪心地擔憂中共當局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對民眾實行血腥鎮壓。這裡，我想對這次「白紙革命」提出三點初步觀察，以此參加到對於中國事態的關心之中。 第一，我看到，這次「白紙革命」是中國民眾爭取最低限度人身權利的抗爭。 我們知道，這次抗議活動的直接起因，是11月24日烏魯木齊吉祥苑小區不幸發生火災，但居民樓卻被當局的新冠疫情清零封控舉措鎖死了逃生通道，致使至少 10位居民在火災中喪生。三年來，中共當局在「防疫」的名目下，肆意踐踏中國民眾的基本權利，幾乎剝奪了所有公民的最低限度的人身自由——這些權利和自由，甚至連「基本人權」都算不上，而是人之作為生物體的那些最低限度的生存自由，比如為一天三餐買菜買糧的自由，比如生了病去醫院就診的自由，比如隨時打開自己的大門到街上走一走的自由。在正常的人類社會中，哪怕是在一般的政治專制主義的統治下，這些擔心甚至很難用「自由」或「權利」來概括，因為鮮有公共權力會禁止所有居民的這類活動——除非對於監獄裡的罪犯。三年來，中國正是成了這樣一個大監獄，所有居民都成了罪犯。烏魯木齊一把火，終於點燃了民眾對這種人人普遍過監獄生活的怒火！ 三年來全世界都有過防疫的經歷，為什麼單單中國要實行「大監獄」防疫舉措？這背後，自然是中共專制體制的特定邏輯在運作，是中共最高專制者習近平的「親自決策、親自指揮」在作用。民眾的怒火指向習與共，也就毫不奇怪了。事實上，抗議「大監獄」防疫體系與舉措，與抗議中共及習近平專制，二者絕不是相互對立的。不需要為了抗議專制而貶低對「大監獄」的抗議——正是後者在激發民眾的大面積抗議；只要是爭取權利，那就是反專制。同樣，也不必為了擔心授予當局以鎮壓的口實而只抗議防疫不抗議專制——中共的歷史記錄表明，即使你跪著給它磕頭，只要它覺著你不順眼，照樣砍你的頭。 第二，我感覺，「白紙革命」之所以迅速在全國蔓延，最大的原因在於民眾相互之間的共情。 成千上萬的抗議者，對事情的認識角度、深度肯定有不同，他們的生活感受、個人性格等也肯定有不同，因此在抗議活動中口號有別，這是完全正常的。誰也不需要指責誰，誰也不需要貶低誰。相反，我感到，他們之中有一種強烈的共情，或曰同情心和同理心：不僅是相互之間有這種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且對全國的民眾都抱持了這種同情心和同理心。「我不僅在貴州的大巴上，我還在饅頭掉地上撿起來繼續吃的西藏方艙，在封了九個月只剩幾萬人的廣西東興，在蔬菜腐爛入戶消殺幹部免職又復用的上海，在孕婦坐在椅子上流產的西安醫院門口，在幾天沒吃飯外出買菜結果被刑拘的警車上……」 抗議活動中，這樣的語句隨處可見。 人們清清楚楚地意識到，大家相互之間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昨天落在烏魯木齊吉祥苑小區居民頭上的悲劇，今天或明天就可能在成都、在上海、在廣州、在中國的所有地方重複、再重複！不需要組織，也不需要動員；當人們有了這種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時候，中國人就自覺地站到了街頭相互呼應、相互支持，從烏魯木齊到上海的萬里之遙不是距離！ 第三，我認為，「白紙革命」到目前為止的最大意義在於中國民眾打破了恐懼心理，勇敢地站了出來。 參加抗議的人們，不是不知道自己所要面臨的危險，但是他/她們還是站了出來。是的，勇敢不是沒有恐懼，勇敢在於能夠克服恐懼。那些正當青春年華的女大學生和她們的男同學們，她們/他們的人生未來還很長，但是這沒有成為她們/他們的「軟肋」，反而也許鼓舞了她們/他們參加抗議：你不去抗議，你不去改變現實，你的長長的未來只能是長長的黑暗！看哪，年老的人在流淚，年輕的人在唱歌；淚水是溫暖但軟弱的，歌聲是勇敢而自由的！ 現實地說，不能期望「白紙革命」風暴般摧古拉朽地就完成了革命的使命。但是，「白紙革命」的這種勇敢卻一定會改寫中國的未來。有人不是在說「更無一個是男兒」嗎？因此他似乎就可以予取予奪、為所欲為，就可以踐踏眾生、殘民以逞。現在，初起的「白紙革命」已經宣告：中華大地有千千萬萬個勇敢的女兒和男兒，做事、掌權要問他們答應不答應！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中國最近的疫情全面反彈，每天的感染人數接近4萬，地方政府的處理又回到常態核酸檢測加封控狀態，前不久出台的清零二十條基本淪為一紙空文。但是民眾對政府的防疫態度發生了微妙變化，不滿加劇，耐心耗盡，在廣州封控區出現了多次沖卡，鄭州富士康園區發生員工集體抗議，烏魯木齊的民眾走向政府表達不滿，上海的抗議人群甚至在街頭公開喊出習近平下台，現在抗議已經蔓延到北京、武漢、南京、成都、重慶等校園。 上周六，我在推特上發了一則推文，大意是官方對疫情處理的反反覆復，進進退退，百姓情緒已忍耐到極點，感覺這樣下去一場民變在發酵。推文引發了很大關注。我知道人們的興奮點在民變。在大量的留言中，多數人認為民變不會發生，所舉理由可以歸結為五方面，（1）支持清零的基本盤還在，（2）人們對封控已經麻木，（3）中國人是斯德哥爾莫綜合症患者，習慣了被奴役，（4）現在還沒到最壞時候，（5）百姓沒有槍炮，造不了反。還有人舉毛時期三年大饑荒死了幾千萬人，民眾也沒起來反抗。這些說法都有道理，還可舉出更多的理由來證明這一點，例如，政權對大眾的監控已到一個綿密無死角的地步，然而，由此斷言民變不會在今天發生，恐怕早了點。 首先要糾正對民變的一種錯誤理解，以為像傳統社會席捲全國的農民大起義之類造反行動，才算得上民變，這樣的民變在如今這個時代，如果不說絕跡，概率也非常、非常低。我說的民變指的是一個政權民心盡失，大眾由不滿而絕望，產生反抗的動力，並已經出現一定規模的抗議風潮。在這個意義上，也可把它理解成廣泛的社會抗議運動。至於它是否發展成全國性的抗議風潮，出現有組織、綱領和代表性人物，不是關鍵，但是必須有影響，對政權產生衝擊。 按照這個界定，民變要出現有三個條件：一是社會對政權的普遍不滿已經形成，且這種不滿到了忍無可忍之程度；二是社會出現了成群的抗議浪潮，或者單次抗議的人群達到相當規模；三是政權對民眾的不滿喪失了感知能力，對事件的處理和民眾的反抗不知如何應對，一味採取強壓乃至暴力手段。 清零之下，民變是否會發生，取決這三個條件的滿足程度。第一個條件已經具備。習的清零搞得天怒人怨，對此無須去做統計學意義上的調查，即使那些支持清零的人，也不會喜歡現在這種非正常的狀態。有誰願意天天生活在核酸檢測和隨時有可能被封控的狀態？即使生命能夠得到保護，但人的基本自由被剝奪，而且面臨失業或者已經失業，生活失去來源的困境。不僅如此，清零之下，人人都是下一個受害者，因為病毒是不講政治的，不會因一個人擁有特權、財富和聲望就不會光顧他。現在這種習氏防疫，不但民眾無法容忍，體制中的官員，尤其處於一線的地方官員和防疫人員，也疲於奔命，面臨極強的精神壓力，早已不耐煩，只是不敢發作。可見，當一項政策或做法，既得罪民眾也得罪官員，幾乎令所有人都成為受害者時，已經具備發生民變的客觀基礎和必要性。 有人會說，大眾的不滿主要針對清零，很多人未必會把它上升到對政權邪惡性質的認識角度。多數人沒有這種自覺性可能會削弱反抗的力度，然而，在大規模的社會抗議發生後，這一點並不重要，因為從發生學來看，社會抗議是受從眾心理驅使的。再說，清零政策本身反映了習近平專制政權的極端荒謬性，是其反人性的集中暴露。人們不會只記著清零，而會由清零中的種種限制人性的做法聯想到過去十年這個政權的所作所為。本來，習政權在許多人那裡已經喪失了它的合法性，人們對它的信任降到了冰點。經過三年疫情的折騰，它讓社會更多的人看清了其反人性的本性，對它的厭惡有增無減，希望它倒台恐怕是多數人的心理。 民變的第三條也已經滿足。習政權對社會的躁動和不安情緒完全失去了感知和回應能力。儘管從個人看，當局有許多官員早知這個政權病得不輕，民眾對它有非常深的怨恨情緒，但由個人組成的組織和政權，喪失了此種敏感性，對大眾的不滿變得非常遲鈍，更別說有效回應了。原因在於，中共領導體制的極化，權力高度壟斷在習一人手裡，必然會使得以往存在於體制中的唯權是瞻現象也跟著極化，信息傳遞被阻滯，從而導致普遍的坐等上令的現象出現，組織系統中處理事故的機制早已失靈。每個官僚都不想擔責，也擔不了責，他們能做的就是把責任往上和往外推，讓別人去承擔。當官僚集團中大多數官員都按此原則行事，普遍的不作為和無人負責的局面就會形成。故一旦某個事情發生，政權只能用行政命令去解決，這又會進一步強化體制弊端，導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強，為下一次事故埋下禍根。 習試圖讓官員聽聞民意，貼近民情，疏解民冤，然而，體制的這種極化現象恰恰阻斷了和民眾的聯繫，官員們根本不關心百姓是怎麼想的，這就是為什麼民眾對當局的不滿早已公開化、顯性化，哪怕一個最遲鈍的人也能感覺到，可體制卻無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無所作為。這種情況當然不是今天才出現，習之前的中共政權也存在，但習政權走向了極端。過去十年，當局只知用高壓來對付不同意見和反對力量。特別是對疫情的處理，從來不是按科學原則進行，而是根據習的意志。習鍾愛動態清零，地方也就把民眾像小白鼠一樣關起來，一封了之，簡單粗暴，層層加碼，民眾的情緒在官吏眼裡，根本不值一提。如此施政，當把政權的活力抽干，民變也就悄然來臨。 現在民變第二條尚不成熟。雖然在一些大城市出現了抗議，但主要在校園，而且規模都不大，程度也不激烈。不過，既然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特別是上海的抗議直指習近平，具有一定政治性，如果封控繼續進行，讓民眾看不到解封盡頭，接下來很可能抗議會連片出現，並且帶有更明確的政治指向，甚至出現有指標性的抗議事件和人物。不妨假設，目前的清零再延長半年或者一年，中國民眾會做出怎樣的選擇？以下情形大概率會出現：一方面，民眾的耐心完完全全、徹徹底底耗盡；另一方面，經濟因封控而繼續惡化，失業大面積出現，當局的財政尤其地方財政出現枯竭在，導致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那麼，由憤怒驅動的反抗會像泉水般湧出，民眾會踴躍加入反抗的行列。特別是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世衛組織明年初宣布世界大流行結束而中國繼續處於封控，當局還能以什麼理由說服民眾堅持清零？群眾抗議勢必會風起雲湧。 事實上，就民心而言，巨變早已發生。清零進一步加速了這個過程。現在到處是乾柴烈火，民變只差一個引擎。烏魯木齊火災死人事件是否構成引擎，有待觀察。但有一點非常清楚，清零的時間拖得越久，民變出現的概率越大。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選舉大敗，蔡英文依慣例辭去黨主席，果然開始有人認為，這意味著蔡英文已經進入「跛腳任期」。這種說法想當然耳，但不僅忽略了蔡英文身為總統的憲法職權與她的任期相始終，恐怕也沒意識到，即使在地方選舉大敗的此刻，蔡英文還是大於民進黨，是民進黨需要蔡英文，遠大於蔡英文需要民進黨。炒作蔡英文身為總統兼黨主席的敗選責任，說她從今以後開始「跛腳」，純粹是個拿來鬥爭泄憤的假議題。 敗選了，民進黨內檢討聲音不斷，有人說當初沒收初選是個錯誤決策，有人說派系「圈地」隔絕了外界的聲音，也有人說側翼粉專用力太過。其實，這些都是問題，但也可以不是問題。例如，民進黨這次唯一初選的屏東雖然勝選，但得票率是有史以來最差，原因之一是初選裂痕太深，黨內根本不團結，初不初選根本不是關鍵。而派系「圈地」劃地盤一直是民進黨的傳統，怎麼以前沒事，現在都出錯。至於同樣的「側翼粉專」，三年前才努力地拱蔡英文上位，現在卻都變成罪魁禍首？ 民進黨在重大選務上一向是集體領導，敗選不會是單一派系或一個人的責任，而是集體的責任。民進黨現在的當務之急不是找戰犯，而是要想想自己該如何回應選民在這場選舉里要告訴民進黨的事。至於該怎麼做？四年前那場大敗後的過程可為殷鑒。 首先是黨，蔡英文在四年前辭去黨主席之後，黨內深知不能再陷派系惡鬥，於是跨派系的青壯派立委連夜商議，共推謝系「大師兄」卓榮泰出任黨主席。面對大選的黨，業務單純，必須忠誠地執行跨派系的決議並守住黨機器，所以過渡黨主席輩份不用太高，但必須獲各派系，特別是可能的總統參選人的信任。民進黨人此刻要想的是，黨內有誰具備這樣的條件？特別是能夠公平地執行總統初選選務，又不會受到參與初選者的質疑。 其次是政，當時在蘇貞昌接任賴清德出任閣揆之後，嚴密地管控行政院重大政策，盡量產出讓多數民眾有感的政績，舉凡太過「進步」卻又容易引起民怨的政策，諸如「限塑」、「加速淘汰老舊機車」等政策全部留中不發，與民生高度相關的物價水電同樣也受到嚴密的監視。蘇貞昌作風強勢，不少派系大老與縣市長對他不滿；不過。蘇貞昌執行力超強，連一向跟他不對盤的蔡英文都沒話說，所以他成為過去近30年來任期最久的行政院長。 前天傳出民進黨敗選的訊息後，蘇貞昌隨即向蔡英文請辭並獲得慰留；由於是在立院會期中，這個慰留並不令人意外。蔡英文此刻要想的是，她是否打算讓蘇貞昌的閣揆任期與她的總統任期相始終？民進黨需不需要「換手氣」，讓一個新的閣揆陪他做完這最後一年半的任期？ 最後是府，也就是身為候選人的蔡英文本人。在2018年敗選後，蔡英文積極尋求改變，不僅全盤接受幕僚的建議，努力接近社群媒體與重量級網紅，也定期召開「迴廊談話」，主動與外界溝通。在朝野關係上，她同樣主動出擊，聯繫拜會新當選的六都首長，在那場台北北門郵政大樓的「蔡柯會」里，當時成為敗選之的的蔡英文滿臉堆笑，希望能全力拉攏柯文哲，而柯文哲卻老大不甩用斜眼瞧著她，如此包羞忍辱的一幕，代表的是蔡英文堅持求勝的意志，迄今猶令人印象深刻。 如今，蔡英文已經不再是候選人，這個要向選民積極表達誠意、謙卑與改變的主要責任自然已不全在蔡英文身上，那還有誰可以擔？是執政團隊？或是目前最可能代表民進党參選下屆總統的賴清德？執政團隊里的每個人，尤其是賴清德，是否充分意識到改變的迫切與責任？ 面對選戰，府院黨是一體的，它們各自有不同的階段性責任與義務，這其中，任何的小私小怨都微不足道。 不少民進黨人將這次選舉結果視為「鐘擺效應」，認為是選民在中央與地方選舉分裂投票的結果，14個月後的總統立委大選自然就會「擺回去」。不過，2019年有韓國瑜執意參選事件，有香港反送中事件，這樣的歷史如何能在2023年重演？更何況，在野黨會進化，選民一樣也會進化；若吝於向選民表達謙卑與改變，只想反覆軀動「抗中保台」的令箭，終將有坐吃山空的一天。 （全文轉自上報）
中共20大後，習近平的兩大主軸是外交出擊與防疫降溫。目的都是為了挽救經濟，因為經濟關係到中共統治能否維穩，能不能以大撒幣來稱霸全球。然而狗改不了吃屎，中共本性不改，習近平紅衛兵作風不變，一切將是枉然。 外交出擊改以溫和面目欺騙了一些西方國家，但也露了一些馬腳，假以時日，騙局會被拆穿。然而防疫的病毒不是可以被欺騙的人，它照著自然規律行進，讓習近平焦頭爛額。習近平以為「黨領導一切」，武漢病毒也像武漢人一樣可以乖乖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結果卻是相反，因為習近平自始至終貫徹錯誤政策，當然也錯過了糾偏的時機。 習近平的錯誤政策是以為中國人可以生活在真空中而得以清零。這就是因為他的小學程度，不懂何為「真空」，人怎麼可能生活在真空中；就如不可能做出「永動機」一樣。別人為他代寫的博士論文補不了這個漏洞，周圍的馬屁大小王也沒給他補課中學的數理化常識的結果。 西方醫學研究顯示，這次武漢肺炎，要靠接種疫苗與人的自身抵抗力（尤其染疫後獲得的某種程度的免疫力）相結合，達到總人口的一定比例，才能阻止病毒的大擴散，並且使病毒逐漸變種而流感化。然而習近平的狹隘民族主義，也就是義和團的思維，堅決抵制西方疫苗（其實中共高幹應該全部打了BNT疫苗才幹出國），又用清零政策強行阻止病毒的自然擴散，結果造成大部分中國人缺少應該在與病毒鬥爭中出現的抗體。這種鎖國思維來自毛澤東，毛在晚年有所改過，鄧小平更進一步推行改革開放路線，然而始終認為必須由天縱英明的黨來領導改革，而非「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結果改革開放「一放就亂，一收就死」，形成惡性循環，結果釀成六四屠殺基本終結改革開放，後來扭曲為只是經濟而沒有政治的改革開放。在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脫節的情況下，也勢必產生習近平這個文革餘孽將兩者統一起來，不是進步的統一，而是倒退的統一。 正是這種思維，習近平要將清零降溫，在20大後拋出「優化防疫20條」，由政治局常委下令，已經跛腳的國務院推行。雖然在具體政策中有降溫措施，例如不許下面基層「層層加碼」以減少民怨，然而文件的基本精神仍然是肯定習近平發明的清零政策，而且聲色俱厲的要維護它。這樣不同幹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各取所需」。例如石家莊放寬，廣東則是加碼。這樣不但無助「糾偏」，反而形成各行其是的全國亂象。例如石家莊11月14日就解封取消全面管控，中小學生恢復實體上課；有些地區玩文字遊戲推出「動態管理」仍舊老一套；廣東則是出現年輕女郎因為忘了戴口罩出門買東西被反綁當街跪地，鄭州的台資富士康則因為招工條例被修改再加上確診與不確診者混住一室引發騷亂，結果向要離開的員工每人派送一萬元將兩萬肇事者打發走了才平息騷亂。清零與降溫難以左右逢源，如何圓滿解決，考驗這位孤家寡人的能力。 照理石家莊的做法是順應世界潮流值得肯定，然而因為原先的清零政策把後期的病毒還描述得那樣可怕，所以許多沒有翻牆的市民因為不了解世情反而無法接受解封，不敢將子女送到學校上課。而且因為大多數民眾缺乏免疫力，導致解封后確診者大增，例如石家莊大增數倍，趕緊又恢復「靜默管理」。然而抗爭力量也日益增大，網路推出「十問」，包括世界盃都可以脫口罩比賽觀賽，為何中國還要管控？但這些問題立即在網路被刪除，表明當局無力回答民眾的疑問。重慶市則有反對封控的「超人哥」出現，在街上高喊「這個世界只有一種病，它叫不自由和窮，我們現在全佔了，不自由毋寧死」。民眾高呼支持，並且幫他逃脫警察的追捕。然而以中共對民眾的嚴密監控，超人哥將與彭立發一樣，難逃牢獄之災。然而，這證明，民眾自發的反對封控的運動，將逐漸發展成為自覺的政治運動，將自由民主成為他們爭取的目標。 在這同時，還出現烏魯木齊的悲劇。過往因為過分的封控導致次生的死亡事件多是單一的個人事件，包括其他疾病因失救而死，或忍受不了而長期封控而自殺等等，但是烏魯木齊一棟大樓失火，因為封控影響居民逃離與消防隊救火，導致雙位數的死亡災難。 烏魯木齊的火是不是習近平稱帝第一把火，而且這把火還會燒到自身，還得觀察日後發展。至少目前習近平還是大權在握，悲劇造成的零星抗爭還形成不了燎原大火。對這些亂象與悲劇，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時代黨中央似乎也在躺平而無計可施。習近平出席APEC後回北京是否染疫不得而知。因為與他有多次緊密接觸，甚至就脫口罩坐在他旁邊的香港特首李家超一回香港就確診，不過病情不重。習近平即使染疫也有外國最高級醫療用品保護，不必擔心，他卻可以以隔離為名躺平。 不過在習近平焦頭爛額的時候，台灣反民進黨勢力在九合一地方選舉給習近平注入興奮劑，證明中共銳實力滲透的成功，得以再度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鬥爭。然而清零導致的數億民眾缺乏抗體，這個黑洞如何跨越不能解決，還談什麼復興？ （全文轉自光傳媒）
2019年8月13日，在中國極端民族主義黃色小報《環球時報》當編輯的付國豪，沒有記者證，卻身穿記者反光衣，跑到香港國際機場，近距離拍攝反送中運動的示威者。這不是記者的所作所為，而是特務行徑。他被示威者包圍並抓獲，人們發現他證件上的名字叫付國豪，信用卡卻叫付豪，一人竟有兩個名字，極似國安人員，馬上令群情洶湧，將其捆綁起來示眾。其間，付國豪展露出詭異的微笑，還用普通話高喊：「我支持香港員警，你們可以打我了！」一副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 付國豪的熱度，來得快去得也快 此一事件正好被北京當局拿來當做將香港抗爭者妖魔化的證據，中國官媒立即加以鋪天蓋地的報道。付國豪回北京時，胡錫進等《環球時報》高層親自接機和獻花，《人民日報》亦發表名為《付國豪，真漢子！》的評論文章。付國豪一夜之間名滿天下，無數民間戰狼給他寫信、郵寄禮物，他儼然被視為「國家英雄」。《環球時報》給他十萬元重獎，胡錫進鼓勵他在北京買房娶妻，似乎要將其培養成「叼飛盤黨」的第二代掌門人。 2021年1月初，付國豪機場遇襲事件中的3名施襲者，被裁定暴動、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非法禁錮罪罪成，分別被判入獄4年3個月至5年半不等。 然而，付國豪的熱度，來得快，去得也快。一年多之後，付國豪透露，他的經濟收入偏低，無法在北京立足，只好黯然回到天津。但既然此前曾與香港「結緣」，他產生了到香港工作的意願，多次寄求職信到「成名」之地香港求職——香港已被中國再殖民，適合他的工作單位多如牛毛，如國安處、中聯辦、新華社香港分社、大公報、文匯報等，無一不可讓其大展拳腳。然而，天不遂人願，據付國豪父親付成學在2021年7月發布的「告兒書」中所說，付國豪到香港工作的理想卻因為「西方勢力滲透香港」而石沉大海：「你（付國豪）雖多方向香港媒體單位寄簡歷求職，然，均未回復。這不是你的問題，西方勢力滲透香港幾十年，媒體毒滲尤甚，毒媒黃媒曾倡狂鼓燥，記協等港獨組織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深恐之後他們將會孤注一擲，以身施暴，此刻的香港人非常需要正義的聲音，香港人民的聲音！」 看來，付國豪這樣的小粉紅，就像衛生紙，或耗盡能量成為廢物的電池，用過後就被主人扔掉，沒有再度回收利用的機會。於是，付國豪患上嚴重的抑鬱症。2022年11月18日，其父付成學在今日頭條平台發文說，兒子在2021年10月25日已經死了，年僅30歲，兒子是因病去世，那個病是抑鬱症。但以常理推測，抑鬱症通常不會致命，因抑鬱症而死，多半是想不開。 付成學特別解釋了為何事隔一年多後才公布兒子的死訊，稱其「不能做出哪怕點滴，不利於國家利益和形象的，一點點細微的污損」。他說，在2021年年底，「兩年多的時間裡，中華大地，疫情肆虐，各級政府疲憊之極，百姓心呈焦慮」。加上「台灣當局以虎謀皮，圖謀不軌，台獨企圖暴露無遺」，而且「《國家安全法》雖出台，但香港黑惡勢力仍然倡狂」。所以，付國豪去世的消息若不選擇一個適當的環境和空間公開，很有可能成為境外居心叵測勢力的投毒素材。他又指，「西方仇華勢力，虎視眈眈，小動作不斷」、「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也是原因之一。 付成學吃兒子的人血饅頭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子也必有其父。付成學的這段解釋，畫虎不成反類犬，將人們對其「英年早逝」的兒子的最後一點同情都消耗殆盡。他將兒子的死亡高度政治化，將兒子塑造成當代屈原或陳天華，不是因為個人的不得志而死，而是因為心憂國事的「第二種忠誠」，所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台獨、「香港黑惡勢力」和「西方仇華勢力」乃是害死他兒子的三大元兇，好像是這三大元兇害得他兒子在北京買不起房和娶不到媳婦，而他兒子本人全然無辜，黨國更是對此一點責任都沒有。 付成學的這種表述，顯然是吃兒子的人血饅頭。魯迅小說中的吃革命先烈人血饅頭的，是旁觀死刑的路人。而在今天的中國，連父親也欣欣然地吃兒子的人血饅頭了，比易子而食也相差無幾了。他無非是以此向官府討要撫恤和恩典。他竭力放大其子的影響力和死亡的價值。其實，他心知肚明，他的兒子是一個如螻蟻一般的小人物，其死亡絲毫不會影響中國的政局，更不會影響國際局勢。但是，他將兒子的死亡與「家事，國事，天下事」勾連起來，他的兒子頓時變得如同毛澤東為劉胡蘭所寫的題詞那樣「生的光榮，死的偉大」。可惜中國沒有忠烈祠，否則記過這一番陳述，付國豪一定可以進忠烈祠了。若非付成學這一番精彩的「過度闡釋」，此事也不會引起我寫一篇評論的興趣。我讀到這段文字時，突然意識到，其父的闡釋方式比其子的死亡方式更具「重新闡釋」的價值。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傑利·透納假借古羅馬奴隸主傅可斯之名出版了《如何豢養一隻奴隸》一書，他在書中指出，奴隸這個詞原本的意思是指一個人的奴性特質，真正的奴隸是那些行為舉止缺乏道德感的人，無論他們是奴隸還是自由人。一個人的道德地位，是靈魂素質的反射，社會地位無關這個問題——有的自由人具有奴性，有的奴隸具有高尚的氣質。唯有那種自甘為奴的人，才無藥可救。從付成學的這篇文字中可看出，他就是透納所說的「自甘為奴」的人之一。他不為兒子的死亡向薄情的當局討說法（連敢於打官司的村姑「秋菊」都不如）、討公道，反倒擔心兒子死亡的消息會成為敵對勢力的「炮彈」，甚至會給習近平的加冕典禮抹黑，所以將兒子的死訊封鎖整整一年，簡直有「相忍為國」的古風。 透納在回答「如何使奴隸鞠躬盡瘁」這個問題時，有一番獨到建議：除了鞭子之外，需要給予奴隸足夠的食物，需要慷慨地稱讚奴隸，尤其是那些顯然雄心勃勃的人，他們很可能為了得到更多讚賞而努力。若從該理論出發，付國豪患抑鬱症和死亡的原因，是黨國（奴隸主）沒有給他更多的食物（以及車子和房子等物質獎勵），沒有給他足夠的肯定和稱讚。在此意義上，黨國有負於付國豪。不過，或許在黨國眼中，付國豪父子只是肆意壓榨和使用的奴隸，遠未達到奴才的位份。付成學、付國豪父子的悲劇在於，身為奴隸，命比紙薄，卻心比天高，想成為奴才而不得，結果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父子看似勇敢實則懦弱 付成學、付國豪父子，看似勇敢，實則懦弱。無論是付國豪在香港機場的高呼口號，還是付成學在黨國和公眾面前的苦情戲，都是精心算計的買賣。法國思想家波埃西在《論自願為奴》一書中寫道：「在暴政的統治下，人們必然變得怯懦、軟弱。」這對父子可以成為今日中國人的精神分析的典型案例。魯迅說過，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今日亦如是：中國少有四通橋挺身抗暴的勇士，而多的是付氏父子這樣自願為奴的懦夫和走狗。波埃西如此分析此類人物的精神狀態：「多麼令人難以置信，人民在受到一個騙子的蠱惑而淪為奴隸，他們立即陷入墮落狀態，竟然完全忘記了他們的所有權利，幾乎無法再從麻木中喚醒他們，讓他們去重新奪回他們的權利；看著他們如此屈從，又是如此心甘情願，幾乎可以說他們不僅喪失了自由，而且還喪失了對他們奴役狀態的意識，沉淪於麻木和令人遲鈍的奴隸狀態。可以說，在開始的時候，人們的確是出於不得已，被迫屈從，但以後就慢慢習慣了；至於後來出生的人，他們從來就沒有經歷過自由，甚至也不知道自由是怎麼回事，他們毫無遺憾地服從，自覺自愿地服從，而他們的父輩則是出於被迫才服從。所以，在枷鎖下出生的人，他們在奴役狀態下長大，受到的也是奴役教育，他們看不到以前發生的事情，他們滿足於生來就是如此的生活；他們除了生來就擁有的，他們不會想到其他的權利，也不會想到其他的財富，他們甚至把自己的出身狀態視為他們的自然狀態。」 接近暴君，必然遠離自由。付國豪沒有資格接近習近平這樣的大暴君，只能接近胡錫進這樣的小衙門的小暴君。但大暴君靠無數小暴君完成其鐵桶般的統治。付國豪的悲劇在於，他沒有足夠強大的心理素質，未能能成為胡錫進的接班人。如果他死前讀過《論自願為奴》，一定可以活下去，因為這本書就是他們這類人的一份心理分析報告：「他們不僅要完成暴君規定的任務，還要猜想他的需要，而且預見到他想要得到什麼，並市場去滿足他的種種慾望，絕不僅僅要對暴君唯命是從，還要設法討好他，為此他們要放棄自我，勞心傷神，盡心竭力做好暴君交代的事情，因為他們只以他的快樂為快樂，他們犧牲自己的愛好去迎合他的愛好，由此扭曲了自己的秉性，離開了他們的天性。自己一無所有，他們的安寧、他們的自由、他們的身體，甚至他們的生命，一切都在他人手中，還有比這更悲慘的的生活嗎？但他們還是自甘為奴，以便積累財富：但他們什麼也不能獲得，因為他們甚至不能說他們屬於自己。……有太多這樣的人，他們通過各種卑鄙手段贏得君主的信任，無非是讚美君主的邪惡愛好，或者是利用君主的天真，但他們最後還是被同樣的君主碾得粉身碎骨；君主可以輕而易舉地提拔他們，他也可以隨時隨地毀掉他們。」如果他讀了這樣的文字，就能「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好好活下去了。 付國豪死掉了，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他的死亡不會驚醒其他奴隸的黃粱美夢。他的後來者還會絡繹不絕。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有了2018年九合一選舉慘敗的經驗，這次民進黨再敗對民進黨人的衝擊，感覺似乎不若4年前來得大。事實上，選前的民調科學數據就是輸，只是蔡英文的施政滿意度一直維持得不錯，對手也沒有如4年前韓國瑜那般明星級的候選人帶領，操盤者一直想「沖沖看」，希望蔡英文的支持度能夠移轉給黨籍提名人，但很顯然，一切事與願違。 表面上來看，藍綠得票數與得票率比起四年前近100萬票，將近10％（39%比49%），這次的差距有略微縮小，但是在新北市與台中市，在投票率普遍下降情況下，票數差距卻更大。其中，新北上次輸29萬票，這次輸了45萬票，台中上次輸20萬票，這次輸了28萬票。但如果再進一步分析，侯友宜與盧秀燕的票數比起四年前都沒有任何增長，甚至還稍稍下滑，關鍵是民進黨的票數滑落更多。這意思是，民進黨的支持者不見了，不僅遠遠少於2020年總統大選，在條件相近的情況下（面對同一個候選人），甚至還不如2018年慘敗時的狀況。 敗選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一向靠議題打選戰的民進黨竟然從頭到尾都沒有議題。民進黨原本打算以陳時中台北市為領頭羊，將這場選舉定義為過去兩年防疫成績的信任投票；不過，國民黨早有備而來，先以兇猛的炮火困住陳時中，使其不見任何外溢效應，影響所及，也錯過了檢驗侯友宜與盧秀燕這國民黨兩大諸侯的機會。 不同於總統大選里的政黨取向投票方式，地方選舉里的候選人條件更為重要。當候選人輪來輪去就是幾張老面孔，政黨又無法以鮮明的議題設定領導這場選舉，就失去號召中間與年輕選民投票的機會。投票結果顯示，陳時中在台北市的年輕選票完全被黃珊珊分掉，也沒得到中間選民的青睞；連高知名度都陳時中都無法脫困，更遑論在新北、台中苦戰的林佳龍與蔡其昌。 第二、在這次選舉里，民進黨在台北安排英系支持的陳時中，新北由正國會的老大林佳龍挂帥，台中則由新潮流的蔡其昌出征，表面上巧妙地平衡了了民進黨內的三大派系，但這種以派系平衡為思考的選舉布局，很顯然忽略了選民的需要。年輕人也要問：當43歲的蔣萬安已經挂帥角逐首都市長，民進黨的年輕人在哪裡？ 尤其在派系完全主導個別候選人的選戰布局後，不同的思維與戰術布局就無法進入到候選人團隊。選民看不到昔日民進黨破釜沈舟一定要贏的決心，卻看到這種老大僵固的心態幾乎與坐地分贓無異；若說中央大選因為有「抗中保台」的光環罩著民進黨，讓選民難以不支持它，如今不趁這地方選舉好好懲罰民進黨，更待何時？ 第三、中央一黨獨大的優勢，使得民進黨的公職與支持者持續「內卷化」而不自知。表現在選舉上，就是支持者過於樂觀，例如集體出征高嘉瑜與王世堅這兩位「說話不中聽」的公職，甚至要求黨中央開除倆人黨籍；結果，王世堅竟成為台北市中山大同區第一高票當選的市議員，還因此擠下表現極為優異的梁文傑。 這種「內卷化」的現象也表現在高虹安的議題上。事實上，當高虹安的新聞連篇累牘地出現在媒體之時，已有不少人擔心這不但「打高」了高紅安，也擠壓其他該被討論監督的議題（諸如盧秀燕的「空氣」支票，侯友宜的恩恩案以及蔣萬安父親章孝嚴的中國關係）。但這種綠營名嘴與支持者的內卷現象，其實又與民進黨無力設定議題互為因果，到最後整個黨失去正常的選戰節奏，只能亂槍打鳥；被名嘴與鍵盤俠推著走，這應該是民進黨有史以來打選戰的第一次。 民進黨敗選的原因有很多，最不需要的是去檢討選民，說什麼選民「挺貪污」、「不在意政績」、「這是對選民的智力測驗」，那些話只會繼續惹怒你要爭取的選民。「人民的選擇永遠是對的，如果你認為人民的選擇可能出錯，就請你再看一次人民的選擇。」4年前，《上報》社評曾經這樣提醒民進黨；4年後，民進黨再度遭逢慘敗，這段話對他們依然貼切。 （全文轉自上報）
